哲学方法与新闻创新

哲学方法与新闻创新（精选6篇）

哲学方法与新闻创新 篇1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多元化时代, 新闻创新已经成了新闻界的最强音, 作为新闻创新可谓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它既包括形式创新、内容创新, 也包括方式和方法的创新, 可是笔者认为在新闻创新的途径和方法上唯一离不开的就是哲学方法, 可以说哲学方法在新闻创新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一、哲学方法、文化价值和新闻创新

默顿曾写过一本名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著作, 他在里面曾这样表述:在某一特定时期, 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会对科学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清教主义是在17世纪的英格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 默顿因此认为其是和当时科学领域的精神气质相符合的。

而当今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无疑就是科学主义了, 因为不管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在试图寻求科学方法来解决, 当然也包括我们所谈的新闻创新, 比如, 目前新闻界最常用的创新方法有综合分析法、反弹琵琶法、寻找错位法、头脑风暴法、定点突破法等, 我们也会把这些方法下定义, 这也就是科学方法。

在目前的文化包装中, 科学方法一直备受青睐, 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将其放在所有方法的第一位, 有的时候, 我们也几乎会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可是相反, 曾经与科学方法同台演出的哲学方法却逐步地远离的我们的视线, 因为哲学方法所推崇的那种清心寡欲和淡定模糊距离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很遥远。可是, 人们在忘记哲学方法的同时, 又在无形之中还在运用它, 在我们用科学方法无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时, 会不自觉地运用到哲学方法, 或者是把哲学方法错误地认为是科学方法而已。

二、哲学方法与新闻创新的概念和重要意义

通常我们将顿悟法或直觉法称为哲学方法, 其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严格来说不算是有意的习得之法和逻辑推理方法。哲学是“对事物思维着的考察”, 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法。哲学方法是一种思维方法, 可透过事物表面现象和偶然现象, 以达到对事物本质和必然性的把握, 从而得到澄明之识。其主要有超验性、辩证性和批判性三个特点。

冯友兰很推崇哲学方法, 根据“无用之大用”和“内圣外王”得出哲学的特征和功能, 在哲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实际是逻辑分析的方法, 不同于对经验做积极释义的科学的方法, 形而上学正的方法是对经验做逻辑的释义。“负的方法”即不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 而只说它不是什么。“烘云托月”是冯友兰对负的方法做出的形象解释, 具体表述为:“画家画月只是在纸上烘云, 于所烘云中留一圆底或半圆底空白, 其空白即是月”, 也就是说画家在画月亮的时候, 只是画云彩, 并且在云彩中间, 留出一片空白, 这样人们一看, 就知道画家是在画月亮了。

三、哲学方法促进新闻创新

在研究新闻创新的过程中, 前辈们也总结出了不少好的方法, 这些方法具体可感操作性强, 我们姑且把这些方法叫做是科学方法, 可是在新闻创新的道路上, 我们不可忽视哲学方法对它的促进作用, 这也是我们新闻创作者在实际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所运用着的方法, 比如“悟性”和“灵感”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哲学方法。

“悟性”一般表示对事物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是任何行业都需要的能力。它是Verstand的意译, 是一个德国的古典哲学术语。新闻采编工作如同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 时时处处需要创新, 所以我们日常的采编工作要更注重悟性。悟性其实就是灵感, 很多时候会以“顿悟”的形式出现。悟性是灵感产生的基础, 可反映人的智力水平。灵感是悟性的特殊表现形式。

凡是在创造性思维领域中有所成者, 大都对灵感倍加青睐, 比如科研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创作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指出:“所谓灵感就是一种顿悟。”当然, 哲学方法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在新闻创新的实践中去发现和利用它们, 我们也相信这些哲学方法不但会促进新闻创新, 而且还有可能突破新闻创新的一些瓶颈, 使新闻创新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和大科学时代, 我们更多的是从科学方法入手寻求新闻创新的途径和方法。本文试着从文化的角度寻求哲学方法的合理地位, 并详细论证哲学方法不仅能促进新闻创新, 而且还有可能让新闻创新走出自身瓶颈, 或者是另辟蹊径。

关键词：哲学方法,新闻创新,促进

参考文献

[1][美]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朱光安.论新闻创新[J].理论与实践, 2000, (2)

[3]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4]冯友兰.贞元六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5]周石.悟·灵感·新闻创新[J].新闻三昧, 2001, (1)

哲学方法与新闻创新 篇2

一、哲学视角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一）哲学视角能够使新闻报道具有更深化的主题。

在进行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地针对事件的表面现象，还应该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复杂变化的社会现象，由表及里，从事物的外部联系发现事物的核心内容，发掘出事物的本质，进而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好的哲学视角能够使新闻报道更加具有高度和针对性。

应该牢固地树立唯物主义思想，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提高政治理论水平，进而更加明确党的政策方针以及各级政府的决策和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正确地了解人们的思想，找到突破口，使新闻报道更加具有高度，更加具有针对性。

（三）哲学视角能够丰富新闻报道的内涵。

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观点深入到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只有正确地利用这一原理，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的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克服各种矛盾，增强新闻报道的内涵。

二、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哲学视角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不仅应该对事实进行正确地判断，而且应该对事实的价值进行判断。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会面临价值的是与非的正确判断，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就应该选择恰当哲学视角把握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

（一）作为职业要求，新闻一定要真实。

针对这一点，在新闻报道中只存在对事实的取舍问题，而不应存在事实的真假问题。报道虚假新闻是绝对不允许的，尽管这些虚假的新闻信息可能能够达到某些目的。所以，在哲学的视角中，目的的正当性并无法成为手段的正当性的依据。

（二）并不是所有的事实呈现在新闻报道中都是有利的。

这里有三层含义，首先，新闻媒体在报道真实的事件时必须能够区别哪些是有深度的`报道。社会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有报道的价值。依据这个思路，新闻报道的概念应该在“新近发生”的前提下再增加“重要”这一关键因素。其哲学解读如下：作为公共信息“过滤器”，大众传媒应该将那些有新闻报道价值的事件选择出来并进行报道。其次，作为人们监测自身生活环境的公共机构，新闻媒介应及时告知人们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尤其是有关键影响的事件，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必须既能充分反映媒体的监督作用，又有利于公众履行其作为公民的社会职责。比如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都有必要得到充分报道。而实际情况却不尽然，一些媒体似乎忽视了这些关键问题，却对明星的八卦或者社会的负面新闻更加关注。另外，新闻的真实和科学的真实并不一样，新闻传播者对新闻事实真实性的判断，是一个基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合一的复合判断，科学真实中则不包含价值判断。

三、提高新闻报道策划深度的哲学视角

（一）哲学视角是提高新闻报道策划深度的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本质的联系以及必然的趋势。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人的意志的影响。只有通过对大量的事物进行分析，才能使认识从感性升华到理性，最终能够掌握事物的规律。

为了能够提高新闻报道策划的深度，必须能够正确地预见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且能够准确地把握时机。因此，必须使新闻报道人员能够具有一定的新闻洞察力和政治敏感性，能够深入地了解新闻报道的规律和市场运作的规则，对新闻工作者以及受众心理活动进行全面地了解。独到的哲学视角是能够准确地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的前提，成功的新闻报道策划的深度通常是和客观规律紧密联系的。

新闻报道的策划并不适用于所有新闻报道，通常以下几类新闻报道需要进行新闻报道策划工作：

（1）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新闻事件和非事件性新闻。比如，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等。

（2）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而且不能预见的突发事件。比如，日本核的泄漏、利比亚危机等；

（3）重点问题和重要组织活动，新闻媒体需要持续跟踪报道。比如，“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

新闻报道策划应该尽量选取独特的哲学视角，以提高新闻报道的深度。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从哲学的角度积极发掘出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客体。

（2）从哲学的视角来采写能够满足大众获取知识需要的新闻报道。仅仅传播给大众却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新闻报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新闻策划应以哲学视角作为切入方式之一，根据大众的需求提高报道的思想深度，尽可能地满足大众需要。

（3）新闻报道策划必须能够和媒体所具备的条件相适应。虽然新闻报道策划应该具有前瞻性，但是不应该只凭主观进行决策。新闻报道策划必须从哲学视角遵循客观规律，对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进行合理选择，做出最佳的决策。

（二）唯物辩证法是新闻报道策划的有力工具。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所有事物是相互联系，并且不断发展的。每个事物都是各自独立的系统，任何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事物的功能是在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得以体现的。同样，新闻报道策划也是一样，如果不能保持系统的思维，就不能成功地进行新闻报道策划。

新闻报道策划是一个系统的工作。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可知，分析问题应该从事物的全局来进行。一定要顾全大局，以下的几种关系必须在新闻报道策划中认真处理：整体和局部之间的联系；眼前和长远利益的联系；灵活性和原则性的联系。新闻报道策划过程中，策划活动的效果和策划人员的组成、技术和后勤保障状况以及新闻媒介内部管理状况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从哲学视角进行新闻报道策划，能够扩大新闻报道题材的范围，能够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可以突出新闻报道特点、能够树立媒体的形象，提高竞争力。在新闻报道策划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找出差距，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能够使新闻媒体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新闻报道的深度。

四、新闻报道文化的哲学视角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思想，将该规律应用于新闻报道的传播实践中，如果仔细思考，就能够发现大量矛盾的背反情况。比如：大众需要的广泛性和新闻报道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新闻报道工作人员观念的局限性以及倾向性存在着较大的矛盾，新闻报道的整体信息量和大众接受量存在着较大的矛盾，新闻报道传播者按照事实提取出来的论点和事物自身之间的差别形成的矛盾。但也正是以上这些矛盾不仅具有统一性同时也存在着对抗性，进而能够促进新闻文化的发展，提高新闻报道的深度。

从新闻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探讨，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哲学视角来分析各类新闻事件。

（一）经济分析法：在经济层面上对新闻报道中的政治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这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是最关键的手段之一。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着决定作用。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都能够反映经济问题。

（二）理论联系实际，不但指哲学理论对新闻报道的实践具有非常关键的指导作用，同时还包含了在实际新闻报道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理论，并使新闻报道的深度进一步提高。正确的哲学视角能够使新闻报道工作极大地降低盲目性，提高其层次。

（三）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恰当的决策，很多事物从表面上分析通常比较类似，然而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就能觉察到其中蕴涵着独特的个性。新闻不仅能够反映实际情况，同时也能够对实际事件进行分析，有着舆论引导作用。应该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手段，对于纷纭复杂的新闻事件，深入地分析新闻事件，了解其中实质，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新闻事件的客观事实。

（四）相关性分析，其主要思想就是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仅仅被单纯的表面现象蒙蔽；应该更加透彻地对待不同的新闻事件，并且能够在其中发现差别及其相互联系的内容。对于每位新闻报道工作人员，把握正确哲学视角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新闻报道工作者必须认真地学习哲学理论，正确地应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对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事实进行客观、准确、深刻的报道，才可以掌握怎样采写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新闻文化具备更加深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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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法与新闻创新 篇3

关键词：行动者；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纯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073-04

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场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行动者，各自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进行交流、竞争的实践空间，它是科学场域的次场域。场域是一个力量关系的场所，作为社会场域中的次级场域的科学场域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为保存或改变这种力量关系的较量的场所。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是依靠各自拥有的科学资本进行交往的，科学资本分为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纯科学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建立在同行认识和承认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社会制度和科学体制的产物，与行动者本人的科研能力没有必然联系。科学资本除了能够产生知识效果之外，还可以部分地通过这些效果获得特权，比如：规定科学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和游戏的合法性等。科学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显然，爱因斯坦的资本不是金融性的。科学资本家是在科学场域里拥有话语权的资本家，与经济场域的那些资本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一样，其间有权力的关系，有资本和权力集中的现象(甚至是垄断)，也有为了争夺生产资料(职位、职称、声誉、待遇等)和再生产资料(任命权、任职权等)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场域具有科学场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两种资本的关系：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

处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所拥有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以政府权力为基础而形成的，政府权力是一种国家认可的制度化的权力，这种权力与科研机构、行政部门的领导层和学术评审委员会所占据的优势位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权力与作用于科学场域的生产资料以及再生产资料的权力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纯科学资本是行动者依靠独立于制度化的个人声望而形成的权力，这种个人声望完全建立在同行认可的基础之上，这种认可并不具体化，也没有制度化，尤其是那些通过互相尊重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这两种科学资本有着不同的积累法则，纯科学资本主要通过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以及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积累起来；而制度化科学资本，主要通过政府权力和与之相应的体制策略来实现。纯科学资本的得到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社会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需要知识的长期积累，并且提出的观点能够指导社会实践。两种科学资本在实践中是互相冲突的，比如在教授、研究员、博导、院士等位置的遴选和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的评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制度化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倾向于组织一些程序，完全按照行政管理的那种运作逻辑进行，而纯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则更倾向于依据申报者的个人声望，按照同行专家匿名评审的逻辑进行。

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理论上难以共存，实践上却相依为命，二者往往存在着反比例关系。一方面，纯科学资本所有人拥有的科学声望越大，其政治声望反而很小；另一方面，制度化科学资本所有人的政治声望令人如雷贯耳，其科学声望却微乎其微，科学管理人员尤其如此。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这里也许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任何机构，特别足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社会，缺少了管理机关便无法存在。知识分子进入管理机关对我们有好处，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我又想，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正常运行，而不是思考和批判。这两种责任是相互矛盾的。我知道，我也亲眼目睹，当艺术界的人由批判转入管理机构或展览会的组织工作时，他们发生了多么大的、无法避免的变化。”在现实的科学场域中，为了避免两种权力的彻底决裂，造成纯科学资本家陷入最无权力的境地，人们往往采取折中的妥协方法，即两种科学资本为了创造最大的效益，常常共存于同一个研究室，这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葛兰西曾说过：“何谓‘科学本身，这一问题必须提出来。科学改变了人们，使他们和以往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不正是‘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吗?”在葛兰西看来，由于科学家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被赋予了科学的权威，因此，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已经卷入到为夺取符号资本而进行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必然涉及到其他从事符号资本生产的科学家的权力范同。因为，在科学场域里，行动者都是在谋求提出有关社会世界的新观点并希望使之普及化、合法化。这样以来，科学场域就不可避免地同时遵守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一是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所希望的政治场域的逻辑，在其中，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主要是决定于提出这种观点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力的函数；另一是纯科学资本家所追求的科学场域的逻辑，在其最理想的状态，只承认真理的力量。科学场域所遵守的政治场域的逻辑，使得科学活动难以获得完全的自治，而受制于时势；由此，就会造成逻辑上不一致的命题，即与经验观察相矛盾的命题(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科学资本存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能够在科学场域中长期存在。

二、两种资本对立的表现：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度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的科学场域中，很少有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存在，科学家的活动完全是自主的，甚至，可以和艺术、游戏相媲美。“权力成其为权力，知识成其为知识的本质而言，权力与知识原则上都不受对方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资本家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代替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统治策略的转换，肉体上的强制与压迫渐渐让位于象征性暴力的更温和、更隐蔽的统治策略的时候，科学场域的自主度就会受到威胁。“象征性暴力的一个效果，就是将统治和顺从的关系改换成情感关系，将权力改换成神秘的‘克里斯玛(charisme，韦伯语，意为屏障)，或者改换成能够在情感上引起神秘魅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早期的统治活动动辄与警察和监狱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警察与监狱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学校和科研机构。在封建社会里，教会这种制度就是负责将以对武器、土地和财富的控制为基础的地主的权势，转换成神授的权力，教会的权威被用来为新兴尚武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明证，并进一步巩固这一统治基础。在当今社会里，为社会再生产提供正当性明证的这项工作已由学校和科研机构接管。作为知识和符号的生产者——社会科学家无意中取代了中世纪教会中的教士和神父的位置，成为生产和维持既定社会秩序的特殊工具。针对制度化科学资本对哲学社会科学场

域的渗透，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听之认之，他们通过集体的努力和反抗，不断揭露出影响科学场域运作的社会因素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制度化科学资本对纯科学资本约束；通过增强科学场域相对于外部力量和权势的集体自主性，科学家的个体自主性的条件，以及科学场域中理性沟通的社会机制在不断地形成。在当今的科学场域中，社会科学家从政治经济权力中分离出来了一部分权力，获得了一些自主性，这一成果是启蒙运动以来，层出不穷的纯科学资本家同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斗争的结晶。

在当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制度化科学资本挤压纯科学资本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社会科学家正在从公共论辩中被挤出去，位居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威胁着科学家经过长期斗争获得的自主性。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越缺乏自主度，其竞争就越不完善，行动者也就越容易在科学斗争中引入非科学的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获得的独立程度越有限，越不完全，世俗权力就越能够借助外部权力介入这一特殊的场域，这种介入是通过对学术头衔、职位、津贴、荣誉等的控制，使学术委员会成员中的制度化科学资本能够维持一定数量而实现的。相反，科学场域越独立，其竞争就越纯粹和完善，科学工作就越能排除社会力量的干扰，使科学活动中的检查、评比、审核等工作变得规范化。如果外在的力量和约束少的话，建立在理性和争论基础上的纯科学的竞争就会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科学活动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科学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为求得自我生存而对经济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取决于科学场域抵御外侵、自我保护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学科开展正常的科学活动所需要的经济资本的数量不同，从这个方面来看，数学家比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需要经济资本多的学科的科学家拥有相对多的独立性。社会科学虽然需要经济资本少，但由于大部分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因此，社会科学场域更缺乏自主性。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针对社会学这一研究社会的科学变成实用社会学，并成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工具时，曾主张“科学必须发掘隐秘”。然而，“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能得到必不可少的研究经费(社会学是很费钱的……)，同时又能保证独立性而不蜕化。由于社会学家对自主性的必要性没有清楚的感受与思索，由于他们缺乏集体思考，社会学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实用科学，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科学之外的目的”。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受到形形色色外力的威胁。当今社会最可怕的外力要算是新闻界，而新闻界也受制于其他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

科学在古代是被作为人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活动来看待的，它既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实用。但是，伴随着商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活动作为自由活动的性质被遮蔽了，它沦落为科学家的生存工具和谋生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是，这只是科学在商业社会的表象，科学活动的自主性质只是被遏制了，并没有被消除，科学在当今社会实际兼有工具性(目的性)和自主性的双重特征。而恰恰是这种被遮蔽的自主性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科学的自主性要求科学家不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事业、作为生命来看待和追求，也正是有了对纯科学资本充满敬意的科学家的存在，才使科学场域在今天仍然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缺乏自主性，会导致一些科研人员时常转变成科学活动管理人员，从全职的科研人员转变为或多或少地参与到科学研究当中的兼职研究人员。正如法国的科学场域经过1968年5月危机的集体反思后得出的格言：“忙忙碌碌的研究员随处可见，而能够出成果的研究员却凤毛麟角。”这种现象非常符合日丹诺夫规律，即科学生产者在科学场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也就是说，缺乏纯科学资本的研究人员更需要制度化的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增加和外界的干预的结果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被制约。

三、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转化：知识权力化

由于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的转化，使现代科学技术同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及其理性力量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进行无穷转化的结果。为了使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极少数技术特权阶层所垄断的专利，在其生产和运用过程中，总是穿着神秘化的外衣。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过程同文化的神秘化过程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运作过程中之所以采用神秘化手段和程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社会行动者产生“误识”和“合谋”。“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misrecognized)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arbitrary)，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rec-ognized)，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今天，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已经达到使其彻底异化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统治力量的宰制手段，成为社会大众崇拜的对象和受到新奴役的强有力的工具。更可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宰制社会行动者时，社会成员在其受到奴役时，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反而觉得当代科学技术是社会大众的“救世主”。正如伽达默尔所说：“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由于支配阶级看到科学技术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把它作为社会再生产运行的工具，所以，科学技术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社会领域也成为统治力量。

知识权力化的直接结果是，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支配力量，并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社会统治和宰制的主要手段，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显著下降。当代社会不折不扣地成为了科学技术专制的社会；而少数掌握和控制科学技术的“精英”分子，简直成了横行于一切场域的科学技术贵族。科技在当代社会的泛滥及其在社会场域的肆虐，已经使当代社会实现了全面的技术化，不但在经济场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场域也实现了技术化。科技贯穿一切，管理一切，宰制一切。科技本来就是理性的一种表现，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同理性的关系转化成双重性

和吊诡性，现代科学技术往往既是理性的，又是反理性的；现代科技的社会效果往往既是肯定的和积极的，又是否定的和消极的。现代科技的这种双重性格主要决定于产生它的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基于某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优最聪明者(哈佛的格言)得胜……在统治者国际的世界主义观念的后面。有一种才能哲学：最有才能的人主宰，有工作。这意味着，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就没有才能。这里有胜者和败者，有贵族，我称之为国家贵族，即那些拥有中世纪意义上所有特征的贵族。他们是靠教育，据他们自己说是靠才智获得权威。他们说这种才智是先天的禀赋，而我们皆知，事实上它是社会所赋予的，才智的不平等乃是社会的不平等。才智论意识形态极适于解释一种类似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对立：一边是有才能、占有很少高薪职位的全权国民。他们可以挑选雇主(而其他人最幸运的情况是被雇主选中)，可以在国际劳务市场上获得很高的收入”。布迪厄1996年10月在雅典希腊劳工全会上的这段讲话，揭示了才智论的虚伪性以及知识权力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知识权力化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才智论。才智论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学术上的成功主要是归功于遗传轮盘，它是在或多或少的随机基础上分配智力与能力的。才智论在社会分层中，尤其在证明当前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体系合法化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传统的支配阶级不同，现代发达社会的精英不再根据出身来证明他们对特权的要求是正当的，而是号称自己有科学资本。在当今追求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中，权力需要有能力背景来支持，才智论使得那些在教育上成功的人，标榜自己有能力、有专长、博学多才，从而理所当然地在科学场域中，甚至在其他社会场域中占据关键的有利位置，并因此有资格获得非同一般的物质报酬。相反，教育不成功的社会行动者则被贴上无知和无能的标签，这些社会经历和体验则有助于证明他们应当被排除在特权之外，而且让他们觉得自己从事体力劳动和处于从属的社会地位也是应当的。

哲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创新方法 篇4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学科, 管理科学在深化发展的过程中, 越来越面对着哲学的反思, 特别是有关学科方法的总结和反思的问题。本文将首先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特点进行分析, 这一分析将为具体的管理科学学科方法的发展, 特别是为实践创新方法的发展, 提供指引。

1.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论特点

近年来, 哲学社会科学开始在科学体系发展的历程中重新崛起[3]。相对于自然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特点, 使得两大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很大差异。在观念和方法上, 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从长期的对自然科学的简单效仿转向逐步独立。

1.1复杂性思想、方法引入到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区别突出体现在“历史性”、“具体性”和“复杂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使其不能或不宜用基于还原论的证实、证伪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一开始就应是关于复杂性的科学。复杂性研究的引入, 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凸现, 并开始使学科方法具有自身的学科特点。

1.2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社会系统的发展趋势、进化法则

相比较自然科学回答客观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具体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回到人类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的基本问题。因此, 对于人文社会现象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 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和思路, 而应更关注社会系统的发展趋势、进化法则。

1.3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表现为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不断的迭代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客体统一性, 使研究对象和认识它的主体很难绝对分离, 人的思辨思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不断交织的过程。钱学森就指出[4],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人文社会系统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 的研究方法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就其实质而言, 是将专家群体 (各种有关的专家) 、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学, 是半经验半理论的, 表现为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不断的迭代。

1.4哲学社会科学方法是问题驱动式的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 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宗旨的持续变化, 问题驱动式的方法逐渐成为推进学科发展的主要方法。所谓问题驱动型的, 即首先明确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再从已有的工具或者创造新的工具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自然科学则由于各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稳定性, 学科理论的突破和发展主要是工具驱动的, 即应用某种理论工具去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2.问题驱动式的TRIZ (发明问题解决理论) 方法引入管理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总体特点的分析有利于各哲学社会学科方法的发展。而在一些工程技术发明领域, 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驱动式的发明创新理论方法, 有关工程科学专家有意无意地将产品设计系统理解为一种涉及人的复杂系统。TRIZ理论是一个典型代表, 一些管理学者将其引入管理领域的尝试, 为管理科学方法和学科体系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机遇。

2.1 TRIZ简介

TRIZ是发明问题的解决理论, 其研究始于1946年, 原苏联的大学、研究所和企业所组成的数百人的研究组织分析研究了世界近250万件发明专利, 形成了TRIZ理论体系。其主要目的通过分析人类已有技术创新成果——高水平发明专利, 总结出技术系统发展进化的客观规律, 并形成指导人们进行发明创新的系统化的方法学体系。

现代TRIZ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技术系统核心技术的发展都是遵循着客观的规律发展演变的, 即具有客观的进化规律和模式。其次, 各种技术难题、冲突和矛盾的不断解决是推动这种进化过程的动力。再就是技术系统发展的理想状态是用尽量少的资源实现尽量多的功能。

TRIZ方法的实质是一种启发式的方法学, 并不针对用户的每一个具体问题。TRIZ方法开始于问题的深入分析和高度的抽象概括, 通过标准模式来将具体问题概括为一般性的问题并提供通用解。然后将通用解与具体问题相对照, 转化为具体问题的解, 并在实际设计中加以实现, 最终获得具体问题的实际解。TRIZ所提供的一系列不含技术专业术语的标准分析模式, 如工程参数、矛盾矩阵、物-场分析、76个标准解、ARIZ等, 其实质是人类发明创造的知识库, 也是针对一般性问题的知识搜索机制, 基础是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概括。

2.2 TRIZ的特点:强有力的问题求解方法

TRIZ方法的特点是契合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特征的, 积极地引入有利于新的学科方法的形成。

2.2.1 TRIZ强调技术进化模式

自然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从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定律作为最普遍适用的定律, 却过于宏观, 不易操作。TRIZ中的技术进化模式或定律及技术进化路线正是这些客观规律的一种总结, 并在TRIZ体系中其他的工具中得到体现。这样, TRIZ既体现了一般的技术哲学, 又成为实用的设计、发明工具。其总结的一般进化法则是其体系的基础。当然, TRIZ引入哲学社会科学应注意人文社会系统进化法则的总结。

2.2.2 TRIZ是面向人的解决创新问题的方法

TRIZ的过程是一个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不断的迭代过程。问题领域的选取主要是非理性思维为主;问题的深入分析, 包括功能分析、确定理想解、可用资源、确定冲突区域, 即将具体问题程式化、标准化, 则主要是利用有关工具的理性思维过程;而在选定若干个发明原理后, 原理解的选择以及原理解转化为具体问题的解, 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

TRIZ是基于隐性、经验知识的, 所以是基于人的, TRIZ的应用情况与设计人员的经验和成熟过程联系在一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利用TRIZ解决管理问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各级管理人员的经验。

2.2.3 TRIZ是基于知识的、问题驱动型的创新方法

TRIZ认为, 有关创新的原理、知识是被反复使用的。TRIZ提供了一系列标准化的分析模式, 将状况模糊的原始发明问题转化为简单的问题模型, 并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这可以有效控制设计人员的惯性思维因素, 更广泛地使用公司外、行业外、学科外的知识解决发明问题。TRIZ还认为, 创新问题解的方向并不是盲目的, TRIZ既是一个创新发明知识库, 还是一个对知识的“目标一方法”逆向搜索机制。

2.3 TRIZ适于作为解决面向管理问题的实践创新方法平台

TRIZ方法的实践性有利于克服传统管理创新实践中所面临的“管理理论丛林”的窘境, 突破依赖于还原论的工具驱动的创新方法模式。

“管理理论丛林”是基于管理理论体系的还原论假设, 通过证实、证伪的方法, 试图探索有关管理问题的一般性的定律。在创新实践方法上, 以工具驱动为主, 试图以若干种管理工具解决所有或多数管理问题, 或者引入其他学科的流行工具解决面临的管理问题。

而管理系统、管理体系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社会系统, 新的问题随着时空间的变化不断涌现, 并呈现为复杂性的特点, 管理理论的概括抽象必然是针对具体对象、结合特定环境的抽象, 理论的普适性是有限的。所以, 基于还原分析的深入理论研究, 必然使得“管理理论丛林”呈现出越来越“繁衍、茂盛”的趋势, 以适应这一持续的涌现。这样, 工具驱动的创新方法必然会为问题驱动的方法所取代, 为组织管理和管理实践者提供一条在这不断“繁茂”的“管理理论丛林”探寻捷径的方法, 而TRIZ的引入为这一方法提供了工具平台。

3.结语:管理科学结构的发展展望

基于复杂性思想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 并不仅仅是对传统还原分析方法的批判, 更是对其的超越和包容, 表现为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科学研究与科学行动相结合、知识积累与问题求解相结合。这样, 在管理科学领域, TRIZ方法体系与传统管理理论相结合是一个可能的、理想的路径, 并将改变管理科学的结构。可能的方向是, 对管理实践的分析总结和理论抽象仍然是必须的, 并成为必须的理论知识积累;另一方面, 以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为基础, 建立以TRIZ为基础的管理创新工具体系, 使之成为有关管理创新规律的知识库, 并成为针对具体创新实践的知识搜索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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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学森.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城市发展研究, 2005, (12) 5:1-8.

哲学方法与新闻创新 篇5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 《哲学与人生》课程 创新教学

教学是一个师生平等对话、双向交流的过程，所以教师应实施开放式教学，构建开放式的课堂体系，整合教学内容，创设积极轻松、活泼高效的教学环境，为学生创造自主探究的实践空间，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究心理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参与精神和创新能力。

哲学是一门能说明世界本质、提示一般规律、教人聪明、给人智慧的学问。但是，哲学集抽象性、深奥性、逻辑性和辨证性于一体，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果教师“填鸭式”的讲授哲学原理，则会因晦涩难懂而导致课堂教学枯燥无味。那么，如何增加哲学课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就成为每位教师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所讲的生动，就是让学生在身临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的感受中，加深印象，引发思维，从而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

探究式教学要求教师认真选择教学方法，深入挖掘知识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合理优化教学过程，精心创设情境，营造民主轻松的教学氛围，正确有效地引导学生参与教学，力求使教学效果达到完美境界。笔者结合《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实践，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让学生明白哲学课的重要性，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

在讲《绪论》时，学生的心态最好，大部分学生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进取心，认为自己能学得更好。再加上对教师和教材的新鲜感，学生很容易接受教师的观点。此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机会，鼓励学生结合生活实例，讲讲学习哲学的重要性，让学生感受到哲学知识的有用性和实用性。如笔者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先生收了两个学生。一天傍晚，先生给每个学生一枚铜钱，说：‘你们去买样东西，把这间黑暗的房间装满。于是，一位学生买了许多干草，堆在屋中。先生看后，摇摇头。另一位学生买来一支蜡烛，点燃后，原本黑暗的屋子一片光明。先生笑了：‘这是装满屋子的最好方法。这个故事不仅告诉我们，黑暗与光明本是两个对立的不同事物，却又是相互统一的，更告诉我们，生活需要智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我们，有时总感觉“浮云遮望眼，云深不知处”。此时，我们就需要一盏照亮前进方向的理性与智慧的明灯。而哲学正是这样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科。只要使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勤奋学习，每一位学生都能学好哲学。”

二、营造民主氛围，优化师生关系，寓教于乐

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对学生来讲，最好的教师就是在教学活动中忘记自己是教师，而把学生视为自己朋友的那种教师。”教师要用自己已形成的人格魅力去影响、感召学生，要将爱心倾注在学生身上，将善意的微笑撒进学生的心田，将热切的希望、真诚的鼓励带进课堂，走到学生中间，走进学生心间，让每一位学生都感受到自己是被重视的、被关注的。同时，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和主体地位，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尽力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从而营造民主、宽松、愉快的探究氛围，寓教于乐，促进学生主动发展。

如在教学《辩证法中的联系》时，班内有位学生正好在讲话。笔者趁机抓住这个现场生成的教学资源：“同学甲不仅上课讲话、迟到，还经常旷课。他不但不接受教师和同学的批评，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人生选择既然是自由的，那么，我愿意来上课就来，不愿意来上课就不来。我愿意什么时候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来。上课想讲话就讲话。否则，那就不是自己了，要求我按时来上课，上课不许讲话，就是限制了我的选择自由。同学们，你们觉得他的想法对不对？”学生们踊跃回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你的行为会影响其他同学听讲和教师上课，所以上课时我们要遵守纪律。”在学生们的讨论中，在愉悦的、民主的氛围中，自然过渡到教学内容上，师生之间真情融融，教学过程其乐无穷。

三、整合教学内容，精心设计问题，合作探究

哲学课不仅要突出重点，质疑解疑，释难点拨，还要使抽象的科学理论变得更加形象、具体、有趣。这就要求在讲解、分析原理的同时，教师要针对教学内容，精心设计问题，注重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探究欲望和思辨、创新能力。

为了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教师要努力缩短抽象的原理与学生理解能力之间的“鸿沟”，教材要贴近学生的实际情况，使学生真正感到理论不是枯燥无味、晦涩难懂的，而是具体生动、触手可及的。为此，教师应根据教材特点和知识的内在逻辑，从学生自身出发，从学生熟悉的社会生活出发，选取学生关注的话题，来设计问题，启迪、引导学生围绕问题深入探讨教学内容，进行实践探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教学中，教师应围绕教学目标，合理选用多种手段，多角度、多形式地设计问题。问题设计要科学，避免含糊其辞；要兼顾不同程度的学生，问题难易程度要适当；答案不求唯一，问题要有开放性；要能激发学生的兴趣，通过思索讨论，合作探究，主动获得新知。

1.灵活运用趣味小故事

运用生活小故事，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帮助学生理解哲学原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教师可以运用“阿凡提染布的故事”告诉学生：“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颜色”和“星期”都是矛盾的共性，存在于矛盾的个性之中，即存在于具体的红、蓝、绿、黄、紫、黑、橙等色彩和星期一至星期天这一共性中。

2.用漫画设置问题，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漫画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往往是对某种错误的思想或行为进行辛辣而又不失幽默的讽刺和批判，从而给人以启迪和教育。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用漫画设置问题，引导学生探究，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如在教学“把握事物因果联系的方法论意义，正确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才能提高人们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时，笔者运用了“老鼠偷油”的漫画，结合教材设计问题，成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利用成语故事

利用成语故事，可以把枯燥的问题趣味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复杂的问题简明化、深刻的问题通俗化，从而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掌握知识，增强能力，提高觉悟。如“画蛇添足”是指人们应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不能主观、任意地加以歪曲；“刻舟求剑”是指否认物质的绝对运动，不知道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守株待兔”是指错把偶然当必然，误把现象当本质；“胸有成竹”是指通过积累感性材料和感性认识，并对其进行抽象思维，就能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4.联系现实生活，运用真实事例

实际生活中的许多真实例子非常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能很好地把所学的哲学原理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鲜活的现实材料，有利于把时代精神带进哲学课堂，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生活，关注时代发展。如为了加深学生对适度原则的理解，笔者从令人瞩目的“神舟五号”谈起，从令人艳羡的杨利伟谈起，然后引导学生结合学过的原理，互谈感受，交流心得。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个个情绪激昂、跃跃欲试。通过热烈的探讨，学生认识到：“正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训练，即量的积累，航天科技的工作者和宇航员才敢于挑战自我，勇于抓住祖国和人们赋予的时机，从而有力地推动祖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发展，实现自身的飞跃。”同时，学生也纷纷表示：“要脚踏实地地学习，不能浅尝辄止，好高骛远，要奋力拼搏去实现心中的理想。”又如在教学“事物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时，笔者以“自古英雄多磨砺，从来纨绔少伟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为主题，设计了“如何看待自身成长中的困难和挫折”这一问题，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探究。

教师只有通过精心设计问题，积极开展合作探究，才能使抽象的原理形象化、透彻化，才能使沉寂的课堂趣味化、生动化，才能使学生的探究深入化、创新多样化。

四、激发创新意识，创设参与情境，教学相长

优化的教学过程，必然是学生参与的过程。学生只有参与教学活动，才能主动、愉快地学习新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发展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自觉性和自主性。

当学生有了参与教学的意识和欲望时，教师应适时地为学生创设参与情境，提供参与的机会，为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根据教材特点，深入挖掘每节课的知识内涵，同时兼顾每位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个性特征，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平等参与探究的机会，培养学生主动参悟的能力。通过创设情境，启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鼓励学生敢于参与、勇于参与和勤于参与，激活学生的创新思维，扩大学生的思维空间和创造空间，使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敢于探索、大胆争论，并给予学生科学、正确、及时的评价，使学生得到教师的肯定，获得成功的体验。这样就能有效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创新精神，使整个课堂处于轻松愉快，却又紧张有序的氛围中。

如在教学“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时，笔者创设了“掩耳盗铃”的寓言故事情境，让基础差的学生进行现场模拟表演，让基础好的学生探究其中的哲学原理，以及给人的启迪。在教学“人的主观能动性”时，笔者让每位学生写三句赞美自己的话，提升自信，挖掘自我潜能，然后让学生随机抽取，并念出这些赞美之词，真正实现了个个参与，气氛活跃；人人思维，纵横驰骋，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实践证明，教育的意义就是为了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通过创设情境，寓教于乐，使学生的创新思维在课堂上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充分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探究心理、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这样的教学尝试，真正实现了陶行知先生说的“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理想境界。

哲学方法与新闻创新 篇6

[关键词] 九鬼周造；翻译；范畴；概念；翻译策略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 B31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007（2014）03002806

[收稿日期] 2014-05-03

[作者简介] 韩秋韵，女，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哈尔滨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东方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北京100875）

一、关于哲学、美学概念与范畴翻译的策略与方法哲学、美学的基本构成是术语、概念和范畴。从事哲学、美学著作的翻译，最为重要的是对概念和范畴的界定及把握。辜正坤教授说：“为了学术研究本身的精密性和准确性，我们的首要的工作就是对所有的学术术语（尤其是经过翻译而来的术语）进行甄别、校正，否则，根本就谈不到在学术和理论建设上有什么贡献。”[1]（52）就目前的翻译学界而言，如果在翻译的环节上出现了问题，甄别、校正的工作就无从谈起了。

日语中大部分的名词概念是用汉字或汉字加日文字母（假名）标记的，这就构成了一个词组，在翻译时往往不能摆脱这一构词方式的影响。例如，翻译日本传统文论概念与审美范畴之“物哀”（物の哀）时，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就译成了“感物兴叹”（李芒）、“感物”或“物感”（李树果）、“人世的哀愁”（谢六逸）、“愍物宗情”（赵乐珄）等。实际上，以上几种译述都不属于真正的“翻译”，而是对范畴概念的“解释”。据《现代汉语大辞典》的释义，所谓“解释”，除了“分析说明”外，还包含“消除、消释”之意。由此可见，任何对哲学、美学范畴概念的“解释”，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泯源语文化系统中的特有蕴涵，从而损害其原意。实际上，在做这样的解释性翻译之后，“概念”便不再是“概念”，就成为一种描述、陈述或判断，还会损害“范畴”与“概念”所具有的抽象与概括义。

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出现了日语对汉语的“反哺”现象，一时间，从日本引进了大量反映现代知识与观念的词语，如“经济”、“哲学”、“美学”、“抽象”、“具体”等。正是因为直接移植了这些日文词汇，国人才得以便捷地了解西学，并由此得以进行中国现代哲学的构建。这种直接“迻译”并不是另起炉灶、另作解释性翻译的方法，时至今日仍有借鉴价值。尤其是涉及日本哲学、美学著作的翻译时，一些概念和范畴的名词，也应顺应表意文字可以“望文生义”的特点，直接“迻译”日语中使用“当用汉字”所标记的那个概念。如我们可直接将“物の哀”（mononoaware）译成“物哀”，将“幽玄”（yuugen）译成“幽玄”，将“好色”（kousyoku）或“色好み”（irogonomi）译为“好色”等，最为可靠。这些概念大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文论等影响，经由日本人改进和提炼，形成了可以自成体系的、独具日本特色的审美概念范畴，这样“迻译”过来的词语，可以体现汉字及汉字概念的微言大义的特点。

为了说明以上问题，下文主要以九鬼周造《“いき”の构造》的几个汉译本，即杨光翻译的《“粹”的构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和王向远翻译的《“意气”的构造》（吉林出版集团2012年9月版）为中心试做比较分析，同时也会涉及台湾学者黄锦荣等人翻译的《“粹”的构造》（连经出版社，2009年6月版）及徐金凤写作的《九鬼周造的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一书所附译文《“粹”的结构》。通过对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来说明概念和范畴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及其对于整个译本的成败起着怎样关键的作用。

二、关于“いき”的翻译

《“いき”の构造》的核心概念和最高范畴是“いき”。如何翻译这个概念，不仅表现了译者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关系到对九鬼周造《“いき”の构造》的概念系统和整体思想的理解与传达，因而也是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事实上，上述的几种译本对“いき”这个概念的翻译各有不同，其中缘由也颇值得探析。

黄锦荣等人的合译本（下文简称“黄译”）、上海版杨光的译本（下文简称“杨译”）及徐金凤作为《九鬼周造的哲学思想研究》一书附录的译文（下文简称“徐译”），都将“いき”译为“粹”；而王向远的译本（下文简称“王译”）则将“いき”译为“意气”。同一个书名、同一个概念却有两种不同的译法，这是为什么呢？“いき”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粹”和“意气”又有什么区别？到底是应该译成“粹”，还是应该译成“意气”？要解答上述疑问，必须先从日文“いき”的词源入手，从词源学及比较语义学的角度来加以探究。

日本权威百科词典《广辞苑》（岩波书店第4版）对“意気”和“粋”的释义如下：

意気（いき）：

①きだて。心ばえ。きまえ。心もち。気象。

②気力。気合。気概。いきごみ。

③意気地のあること。心意気。→いき（粋）

（いき）：（「意気」から転じた语）

①気持や身なりのさっぱりとあかぬけしていて、しかも色粋をもっていること。

②人情の表裏に通じ、特に遊里·遊兴に関して精通していること。また、遊里·遊兴のこと。→「すい」

另外，“気”也可音读（即模仿汉语的发音）为“すい”（sui），其在《广辞苑》中的释义如下：

粋（すい）：

①まじりけのないこと。

②すぐれた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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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人情に通じ、ものわかりのよいこと。特に、花柳界または芸人社会な

どの事情に通じて、挙止行动、自らその道にかなうこと。また、その人。いき。

以下我们对《广辞苑》中的释义加以分析。

关于“意気”，一共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的解释用了五个词语，分别是：きだて（性情、性格）；心ばえ（体性、性情、意向、趣味、情趣）；きまえ（大方、慷慨、不吝啬）；心もち（心情、心境、感觉）；気象（气象、秉性、性情、劲头儿、精神）。

第二层含义包括四个词，即気力（魄力、毅力；气力、元气、精力）；気合（精神贯注；心情、情绪、性情；呼吸、气息）；気概（气概、气魄）；いきごみ（干劲）。

由以上两层含义可以看出：“意气”的“意”，即“意向”，首先是指一种慷慨大方的性格，一种性情的洒脱，一股蓬勃的气象和精气神；而“意气”的“气”，即一种气力、气概，也指一种全神贯注于某事的干劲，更是一种气象，正如九鬼周造所说，是“‘气象’的精粹”，同时还包涵“通晓世态人情”、“了解异性的特殊社会”及“纯粹无垢”[2]（37）之意。

第三层释义，是说“意气”在“意気地”（傲气、自矜）和“心意気”（性情、气魄、矜持）这一层面上，使用了一个箭头，指向“粹”，即在这层含义上，“意气”的意义等同于“粹”。

再来探讨何为“粹”。

由上述《广辞苑》的释义可知，当“粋”训读作“いき”（iki）时，它是由“意気”（iki）这个词汇延伸、转换而来的，也就是说，“いき”的词根是“意气”，是母概念，“粹”是从属于“意气”的子概念。而且，“粹”无论是训读作“iki”还是音读作“sui”，都是特指精通青楼中事，并在青楼楚馆忘却他事，只追求纯粹的情爱（“色気”iroke）的那种洒脱与“纯粹”，即“粹”，是江户时代市民文学与市井平民的青楼文化用语。江户时代“色道”理论家藤本箕山在《色道大镜》的《拔粹品》中对“粹”做了这样的界定：

真正的“粹”，就是在色道中历经无数，含而不露，克己自律，不与人争，被四人仰慕，兼有智、仁、勇三德，知义理而敬人，深思熟虑，行之安顺。[3]（13）

由此可见，“粹”不仅有字面上的“纯粹”、“拔粹”之意，而且指在特定的“色道”畛域中的一种修炼和修养。换言之，“粹”这一概念只限定于青楼文化中。

综上，我们可以厘清“意気”（iki）和“粋”（iki或sui）在词源学和语义学上的关系。

1.从《广辞苑》“意気”（iki）的第三层释义和“粋”（iki）的第二层含义中可判断出：在特殊的游里（妓院）文化中，指通晓世态人情，具备“意気地”（傲气、矜持）等修养和品格时，“意気”和“粋”几乎同义，可以互用。

2.“意気”和“粋”都可表达一种在心境上的“纯粹”和“超然”之感，但“粋”多数被限定于特殊的异性交往圈中，而“意気”则可以普遍到一般的审美意识之中，是一种“气魄”、“气概”、“气象的精粹”。

3.“粋”训读为“iki”时，是由词根“意気”（iki）转义而来；“粋”在特指游里文化时，也音读为“sui”。

总之，“いき”的词根是汉字词“意气”，而“粹”只是在青楼文化与“色道”层面上的表示其延伸义时的标记。“意气”是哲学美学概念，“粹”是江户时代特定条件下的“色道”用语，或当时市井中流行的、与男女之情相关的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的名词。“意气”可以包含“粹”，“粹”则不能包含“意气”。正因为如此，九鬼周造没有将书名写作《“粹”的构造》，而是写作《“いき”の构造》。在这里，日本读者完全可以根据具体语境，将假名“いき”理解为 “意气”，同时也可以在特殊语境下，理解为“粹”。但是，假如书名写为《“粹”的构造》，则完全不能包含“‘意气’的构造”所要表示的意义；而将《“いき”の构造》译为《“意气”的构造》，既可以表示“意气”这个美学概念的涵义，同时也可以传达“意气”这个概念之延伸的“粹”的意义。因此，虽说从学科概念上或作为一般词语来看，将“いき”译为“粹”也无可厚非，但从哲学、美学的概念来看，则应译为其词根“意气”。

“いき”的不同标记及其复杂的多重含义，导致我国一些学者和译者在翻译表述上的混乱。如上述黄译本将书名《“いき”の构造》译为《“粹”的构造》，由于缺乏或无视“いき”的词根“意气”，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当遇到“いき”译为“粹”不通时，便出现随意乱译的现象，例如有时将“いき”译为“骨气”（第53页）。随后出版的杨译本也将《“いき”の构造》译成《“粹”的构造》，又在正文中将“意气”译为“骨气”或“傲气”（第128页），殊不知只能用“骨气”、“傲气”来翻译“意气”（いき）之延伸概念的“意气地”，是“意气”的从属概念，因而将“いき”译为“骨气”或“傲气”，完全混淆了概念的层级，属于错译。徐译文中，有时将“いき”译为“粹”，有时又将其译为“意气”[4]（233，254）。

除此之外，也有人将“意气”（いき）译作其它解释性概念，如直接译成了“美”如1993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学者安田武、多田道太郎编《日本古典美学》的中文译本时，将九鬼周造《“いき”の構造》译为《美的构造》。，这样虽可以使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到这是一个美学概念，但同时也抹杀了“意气”作为日本民族独特审美观念的特质性。

就为何“いき”要译成“意气”，而非“粹”、“美”、“傲气”等其它概念这一问题，王向远在其《日本意气》的代译序中用三万余字作了详尽的阐释和辨析。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对“いき”进行阐发，认为作为一个形容词，“いき”在相关色道的文献和作品中有“意气之姿”、“意气之声”、“意气之色”等种种不同用法，作者可根据不同语境和侧重点对“いき”做出不同的阐释。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把它标记为汉字“意气”，而是置换成其它更能具体表意的当用汉字。关于“粹”与“意气”两者的区别，王向远从九鬼周造提出的“意气”是“意识现象的客观化”这一点，阐发出九鬼对“意气”的定义与黑格尔对“美”的定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九鬼认为，“粹”只是一种尚未获得客观化显现的“意识现象”，仅仅是一种“美的可能”，而非美的现实。而得到了“意识现象客观化”的“意气”，才能擢升为一种日本特有的美学概念或审美范畴。最后，王向远总结道：“‘粹’是一种内在意识，而‘意气’则是内在意识的外在显现”；“‘粹’往往是指内容，‘意气’则是内容与形式的综合与统一，也就是说，‘意气’大于‘粹’，‘意气’可以包含‘粹’，而‘粹’则不能包含‘意气’。”“意气”是核心概念，“粹”是从属于“意气”的次范畴概念。况且，“粹”在游廓文化中，当表示有“意気地”（傲气、自矜）时，也可训读为“iki”，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粹”还是音读为“sui”，且“粹”难以涵盖“意气”的全面涵义。因此，他提出，不论于“音”还是于“义”，《“いき”の构造》都应该译成《“意气”的构造》，而非《“粹”的构造》或《美的构造》等等。[3]（21～23） 倘若分不清主次，厘不清一级和次级概念，就难免会削足适履、本末倒置，导致出现诸如杨译本中“‘粹’是媚态的‘粹’”（第111页）这样含混不清、难以“自圆其说”的译文王译本正文第13页将之译为：“‘意气’就是媚态的‘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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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いき”的若干二级概念及相关概念的翻译有的译者由于在翻译之前未曾厘清“いき”及其次级范畴的逻辑层次，从最高概念 “意气”的不准确翻译乃至错译开始，导致其二级概念的翻译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混乱或错误。

1.关于“意気地”（いきじ）的翻译。

日本权威辞典《国语大辞典》（小学馆）对“意気地”的释义为：

自分自身や他に对する面目から、自分の意志や意見をどこまでも通そうとする精神。いくじ。いじ。

再查阅《广辞苑》中的“意気地”释义：

事を贯彻しようとする気力。他にはりあって、自分の思うことを立て通そうとする気象。いじ。いくじ。いきはり。

从《国语大辞典》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意気地”（ikiji）是一种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自己的意志或意见的精神，有“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的意味，由此而生出一股天然的倔强和志气，是因不甘于随波逐流而形成的傲气和矜持；《广辞苑》中也将“意気地”解释为一种与他人抗争、坚守己见的魄力和“气象”。值得注意的是，《广辞苑》用“意気地”的近义词“いきはり”加以辅助解释，而“いきはり”的当用汉字为“意気张り”或“意気张”，顾名思义就是伸张“意气”，故被译成了“意气冲天”（见王译本第10页脚注⑤）。也就是说，在词汇的一般使用上，“意気地”和“意気张”基本同义。

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了“意気地”的基本涵义后，我们再来看看几种译本对“意気地”的翻译处理。黄译本译作“骨气”，添加解释为“逞强的骨气”（如第31页）；杨译本中基本将“意気地”译为“傲气”（如第105页）或“气概”（如第117页）；徐金凤译为“自尊”（如第69页）。王译本中根据侧重点不同，有时按字面直译为“意气地”（如第10页），有时在“意气地”后佐以注解，如“矜持”（第11页），或在阐述“意気地”的内涵时打上括号，注上“傲气”（如代译序第30页）。诚然，以上几位译者只是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即黄译、杨译和徐译偏向于意译，王译侧重于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在这个层面上，几种译本的翻译都是基本正确的。但是，除王译本之外的几种译本，总体上混淆了“意气”（いき）及其次级概念的层级，导致不少地方发生了“意気地”的连带错译。例如，杨译在第128页竟将核心概念“意气”也译成“傲气”，但九鬼在此却特意使用了当用汉字“意气”来标记，而非假名“いき”。即便如此，译者仍我行我素，强行译为与原概念意思相去甚远的“傲气”，这显然是不可容忍的术语错译。“意气”固然包含“傲气”或“矜持”的意味，但这些只是“意气”的一个表征，此外它还包括“媚态”（bitai）和“谛め”（akirame）。而“傲气”只是核心概念“意气”下属的一个二级概念，可用来阐释“意气地”，但它完全不能涵盖“意气”的内涵构造，当然也不能等同于“意气”。结果，因这一错译，便严重破坏了九鬼周造“意气”理论体系的缜密逻辑性。

2.关于“谛め”（あきらめ）的翻译。

“谛め”（あきらめ）是下一段动词“谛める”的名词化形式，而“谛める”是由“明らむ”（あきらむ）的第二层涵义转化而来。《广辞苑》对“明らむ”的释义如下：

①心を明るくたのしくする。

②明らかに見究める。事情などをはっきりさせる。

由此可见，“明らむ”有使人心情愉悦、明确地洞悉事情的意味。其中，“见究める”（mikiwameru）亦写作“见极める”，即“见”到“极限”，也就是洞穿、看透之意。当“明らむ”逐渐演变成“谛める”后，它就成为佛教用语，意为把握真实、断绝贪恋，后引申为断念、死心和放弃，因而名词化了的“谛め”自然也保留着饱尝世间冷暖后的超然物外的心境。王向远认为，“谛め”的词干“谛”字与佛教的“四谛”，即苦、集、灭、道有关，“佛教的‘谛’有真理之意，‘谛め’就是观察真理、掌握真理，达到根绝一切‘业’与‘惑’，获得解脱的最高境界”，因此“借用佛教的‘谛观’一词来翻译‘谛め’最为传神”[3]（26）。

关于“谛め”的翻译，目前出现了三种不同译法。其中，黄译为“死心”（如第34页）；杨、徐译为“达观”（如第107页、第72页）；游力在相关文章中理解为“断念”[6]；王译本第11页译为“谛观”。倘若站在一般的词汇学角度来审视这几种译法，似乎都有道理。“谛め”本身固然表示断念、死心之意，但仔细研读九鬼对“谛め”的阐释就可以看出，“意气”中的“谛め”是基于对自我命运理解上的、脱离执著的“不关心”日文原文“无关心”（むかんしん），指对事物漠不关心，在九鬼周造阐释的“谛め”的含义中，可理解为一种不执著、超然的态度。。这种“不关心”是饱尝世间苦难，历经薄情的浮世洗练之后的、纯洁无垢的心态，是摆脱现实中一味地执著之后的了无牵挂的潇洒、恬淡之心。而这般淡泊的心境，是需要历经真心数次被无情地背叛、品尝过情感的酸甜苦辣、失去了对异性原有的淳朴的信赖后，方可历练出来。[3]（25～26）由此可见，九鬼所谓的“谛め”，并非黄译的“死心”，而是饱经浮世薄情且看破红尘后的淡泊和不执念，是断了念头乃至其后的安之若素、泰然处之，这便需要一颗“脱俗”且“超然”的心，而绝非是“万念俱灰”的“死心”。所以说，“死心”应属于错译。除此之外，杨、徐均译作“达观”，王向远认为译作“达观”本质上虽无大错，但意义表达上还不到位，还太一般化，没有译出九鬼周造赋予这个词的美学意蕴。因此，他将“谛め”译为“谛观”，从词源学角度阐释了“谛め”和“谛观”在某种层面上完全同义，并指出：“‘谛观’是失望（不是绝望，不是死心）后的看得开、想得开的超越心境，也就是一种审美的静观。”[3]（27）笔者认为，“谛观”不仅在字面上沿袭了“谛め”中的汉字“谛”，也在文化内涵和审美意境上恰切地传递了九鬼周造所倡导的佛教的非现实性。黄译在“死心”后接着翻译为“是立足于对命运的卓见，经脱离执著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但所谓“漠不关心”并非“死心”之意，而是一种磨砺后的超脱和豁达。显然，黄译的“死心”与后文解释的“漠不关心”，两者的表述形成了前后矛盾。况且，“死心”作为一个日常性词语，难以作为美学乃至哲学上的抽象概念使用；而“达观”虽同为佛教词汇，但又似乎缺失了美学意义上的“审美静观”之意，故于形于义，“谛观”都能从各个侧面充分体现“意气”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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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野暮”（やぼ）的翻译。

在探讨基于异性交往的特殊性公众圈中的价值判断时，九鬼引入了一组对立性的概念“意気”和“野暮”（やぼ）。在杨和徐译本中，将“野暮”译成“俗气”，而黄和王译本中将之译为“土气”，但究竟“土”、“俗”之间存在着哪些微妙的差异，我们还是从词汇的本身入手加以辨析。《广辞苑》对“野暮”有如下注解：

世情に通ぜず人情の机微をわきまえないこと。风雅な心のないこと。特に、游里の事情に通じないこと。また、その人。不粋。无骨。无风流。

由此可见，所谓“野暮”（yabo），即不通晓世间人情，毫无风雅之心；尤指不谙游里之事，“不粹”、“不风流”等。也就是说，“野暮”是“意气”的反义词“不意气”，即因没有经过异性交往的特殊公共圈（游里）的熏陶和磨砺，而不能具备上述“意气”的三种外观和内在的涵养。“意气”在某一层面上体现出的是一种“高雅”，那么与其对应的词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俚俗”、“粗俗”或“俗气”。但“野暮”作为美学概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俗”。《汉语大词典》对“俗气”的解释是：“指粗俗或庸俗的情趣、格调”；而“土气”有不雅致、不时髦之意，一般用来形容乡下人，如老舍《四世同堂》八二：“拿毛巾当作手绢，带出点乡下人的土气。”再从“野暮”这个日语词汇的词源来分析，它是由“野夫”（やぶ）音变而来，是指在田野间耕作，不谙城市事态风情的“田夫野人”（乡巴佬），后逐渐引申为“土气”和“不高雅”之意。在此之所以用“土气”而非“俗气”或“粗俗”，是因为据九鬼在阐释“野暮”时所援引的文学作品，例如为永春水的《春告鸟》中对“野暮”的理解，大都是指没经历过妓院熏陶而不解世间风情的乡村野夫的形象。这些“不意气”的“乡巴佬”身上体现的“青涩”，都是“意气”的“城市派头”们所摒弃或厌恶的，这是两个对立的价值判断。而“俗气”往往是“土气”的，但“土气”并非完全表现为“俗气”。“俗气”一般是具有“低俗趣味”的，比如过于华丽的服饰或浓妆，或在行为举止上的矫揉造作；但“土气”通常包含“淳朴”之味，体现出不高雅的“市井气”或是不解风情的“乡下味”。因此，“土气”一词与九鬼周造所阐述的“野暮”包蕴同一意味，而“俗气”或“粗俗”却无法全面地体现出乡下佬的淳朴气息，也就不能全面地涵盖其美学层面上的意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黄译本虽把“野暮”译成了“土气”，但将“下品”与“高尚”（上品）相对，译为“低俗”，从而混淆了两个二级概念。

除上述“意气”（iki）的二级概念的翻译上出现纰漏外，在翻译“いき”的相关概念时，个别译本也同样出现了误译现象。

比如“味”，日语读作“あじ”，这里的“味”，不仅是味蕾上可以感知的味道或滋味，也体现着一种品味和趣味，在“意气”的语义构造中，是一系列由“甘味”到“意气”，最终到达“涩味”的动态过程。然而，不知为什么，杨译本将此处的“味”译为“讳莫如深”（第130页），颇使人难以理解。

由以上分析可见，对哲学与美学著作的翻译而言，范畴与概念是否能够准确翻译，是译本成败的关键环节。此前西方哲学美学的汉译有诸多成功的先例，但在日本哲学美学的翻译中，由于范畴概念涉及汉字与假名两种标记方法，应作何处理，体现了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在对日文重要范畴概念的翻译中，应尽可能尊重原文的汉字概念，尽可能找到假名文字的辞源与词根，而不是随意地做解释性、发挥性的翻译。这应该是汉译日语范畴概念的正确有效的途径与方法。

参考文献：

[1]辜正坤：《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2][日]九鬼周造：《“いき”の构造》，岩波书店，2003年。

[3]王向远译：《日本“意气”论——“色道”美学、身体审美与“通”、“粹”、“意气”诸概念》，《日本意气》，2012年。

[4]徐金凤：《九鬼周造的哲学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游力：《粹与偶然性：九鬼周造对话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8期。

[责任编辑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