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模式

社会工作的模式（精选12篇）

社会工作的模式 篇1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各个国家发展模式多样化,是由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方式、历史文化、地理资源、人口因素等各种条件决定的。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模式的自发探索过程。

一、社会发展模式的界定

社会发展模式有两种界定方法,一是从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道路、经验和特征来界定;二是从国家或地区的制度、体制的内涵和特征来界定。这两种含义内在地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内容,相互联系又相互交叉。

首先,从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道路和特征来界定,比如“莱茵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种界定主要从生产力角度强调该种类型发展的途径、手段和过程。由于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某一社会发展模式,生产力水平决定着人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进而决定着人们的实践能力。当社会结构由某种社会发展模式向另一种发展模式转型时,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确定通过何种方式、途径、手段来实现这个过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具体生产力,在质与量、时间与空间、外在形式与内涵等方面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实际上也是社会发展模式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制度、体制的特征和内涵来界定。这实际上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体现该种社会发展模式的性质以及特征,无论是“莱茵模式”还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都是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我们也经常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都是以资本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最终会通过所有制以及社会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力的方式、手段确定下来之后,其最终目标指向必然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社会发展模式最终要表现为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制度、政策、体制等社会规则所构成的有机体系。

二、社会发展模式的功能

(一)社会发展模式是联系社会发展规律与现实生活的中介和桥梁

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它不等同于真理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区别开来。社会发展规律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趋势,但是抽象的理论不能等同于具体的操作模式。处理现实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仅仅依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去设计、建构出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从社会发展模式与实践运动的作用机制来看,社会发展模式是联系社会发展规律与现实生活的中介和桥梁,社会发展模式发挥着体现社会发展规律、引导社会运动、改造社会结构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二)社会发展模式是巩固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保证

社会发展模式要通过完备的制度体系表现出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除了要看其是否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是否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还要看其做出怎样的模式选择和建构,提供什么样的制度保证。社会发展模式通过建立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规范体系,发挥着协调社会行为、调适人际关系、清除运行障碍、巩固发展成果的作用。实践证明,关于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制度因素是根本保证。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社会发展模式发挥着保障和巩固国家建设成果的作用。

(三)社会发展模式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必要环节

如前文所述,社会发展模式是联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现实的中介和桥梁,而社会发展模式本身又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状况三个要素,这就使得社会发展模式成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实践结果与预设理论不一致时,并不能直接得出理论是错误的结论。首先,需要反思社会发展模式是否合理,还需倒推主体的价值需求是否得当、实际的情境条件是否匹配,才能最终得出理论正确与否的结论,不能省略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环节而将实践结果直接指向理论命题。

事实上,由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我们不能以某种模式为标准去判定其他模式,也不能由于多种模式的存在而否定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模式本身需要人们不断去探索和实验,社会发展模式运行的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然而即使是失败,也并不能因此直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只是意味着社会发展模式面临新的选择、创新和发展的问题。

三、社会发展模式研究对中国模式研究的理论启迪

(一)区分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模式要求我们充分重视社会发展模式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首先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建设实践相结合,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及多样化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模式的逻辑,自觉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不能因为某种具体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或过失而轻易否定社会主义,同时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二)社会发展模式构建的价值目标要求我们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是人的全面解放,“以人为本”也成为中国模式的价值准则。“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充分肯定了人在社会、发展上的主体地位。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做到遵循自然、社会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的统一。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

在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可以说,这个价值目标统摄着整个社会发展模式的建构过程,实现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中国模式的目的。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发展是为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归根结底,能够让人民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公平、正义、自由和幸福,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中国模式的最终目标。

(三)社会发展模式构建的情景条件要求我们从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

任何针对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发展模式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都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主体的价值需求、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国所面临的基本国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困,实现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目标。这些特征与要求体现了我们建设中国模式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与压力。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样的一个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模式的结构性特征,也制约着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因此,无论是中国模式的形成还是未来的发展完善,都要求我们一切从国情出发。

(四)社会发展模式的生成变动性要求我们持续推进改革开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过程的精辟阐述,社会发展模式也会根据社会实践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演化,社会发展模式的这种生成变动性要求我们大胆试验,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从而进一步引领实践推向前进。事实上,中国正是通过渐进式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基本矛盾以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贯通。我国的改革与“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激进改革不同,激进改革的前提是政治多元化,结果是爆发式的政治变革,导致原有政治机构和秩序完全被破坏;而我国渐进改革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要完全放弃现有政治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可能完善现有的结构和体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社会承受力,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本着先易后难、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到政治的路径,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增量改革逐步转向和谐发展的原则逐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实践证明,从某一区域、某一层面的改革开放入手到总体性、全方位的系统化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避免了改革开放引起的剧烈震荡与社会冲突,成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改革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国改革的基本特征是持续渐进,不断纠错,逐渐通过积累来实现改革目标。梳理中国模式的形成,就是一个实践探索———理论创新———确立目标模式———制度(体制)改革推进的过程。

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提倡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2013年3月,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习近平主席接受国内外记者联合采访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向前发展。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摘要：文明多样性与多种社会发展模式共存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存在形式和客观状态。中国模式是对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模式”的丰富。研究社会发展模式,对于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深化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发展规律,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

[1]张雷声,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周感华.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现有制度体系思考[J].理论与当代,2013,(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工作的模式 篇2

(一)通用过程模式的理论依据

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模式是一种用来协助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的基本程序和方法;是对助人行动之基本程序和方法的概括。通用过程模式的理论依据

多元因素决定论

主要观点：社会问题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通常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介入方法：助人活动要从个人、家庭、社区、社会政策等多重层面进行。生理-心理-社会视角

主要观点：强调从个人与社会两方面来理解服务对象和他们的问题

介入方法：首先辨识和评估服务对象有关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情况，然后了解他们的社会

状况和处境对服务对象问题的影响 环境中的人视角

主要观点：

社会处境论：认识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

个人原因论：个体有认知能力，可自主选择生活 介入方法：

一方面，倡导社会政策的变革

另一方面，帮助服务对象改变认知，提升社会功能

系统理论

主要观点：系统指社会各成员之间的交流，如夫妻、家庭、邻居、医患关系、小组、机

构、照顾系统等。系统各组成部分相互交错和影响，环境是工作者介入和改变的场域。

介入方法：强调人与环境交叉互动、相互影响;强调社会系统特别是家庭系统在塑造和

影响人的行为及生活状态中的重要作用;注重运用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网络资源。优势视角

主要观点：评估问题和需要时将优点包括进来，发掘和运用服务对象的优点和自身资源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介入方法：个人、小组、家庭和社区都有优点;贫穷、歧视、疾病和困难都可成为挑战和机遇;人的成长和转变的能力巨大;社会工作者只有通过与服务对象的协作才能更好为其服务;每一种环境都充满资源。

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的理论内核，是当个人面对逆境时能够理性的做出建设性、正向的选择和处理方法。抗逆力是个人的一种资源和资产，能够引领个人在身处恶劣环境下懂得如何处理不利的条件，从而产生正面的结果。同时抗逆力也是一个过程，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并且不断增强。抗逆力高的人能够以健康的态度去面对逆境。

在面对逆境过程中，抗逆力能使人的心理健康回复至逆境发生前的状况，甚至展示出更理想的心理状态；而在克服逆境后能够拥有更高的抗逆能力。

通用过程模式的理论框架 1.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微观系统:这个系统是指个人系统,包括影响个人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等子系统.中观系统:这个系统是指对个人有影响的小群体,包括家庭,工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这一系统是指比家庭更大的群体和系统.影响个人的四个重要的宏观系统是组织,机构,社区和社会文化.依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工作将其实务焦点放在如下方面:

(1)促进人们的成长和发展;(2)增强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3)消除环境中阻碍人们成长和发展的因素;(4)增加社会资源,促进环境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2.社会功能发挥

着眼点放在个人社会角色方面的表现,个人是否有效地发挥了其社会功能上.威胁个人发挥角色功能的外在因素,个人与社会中他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工作实务关注的核心问题.社会工作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分析服务对象的各种社会关系,帮助服务对象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资源,来消除干扰个人社会功能发挥的因素,使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联系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顺畅.3.内外影响力范式

内外影响力范式的假设:人自身及环境中的各种力量促成了他用某种方式行事,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其特定的行为.4.生命周期理论(成长过程中的问题,需要)

(1)含义:人的发展都要经过几个普通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是逐步攀升,成长的.(2)对社会工作实务的意义:

系统地,全面地思考个人或者群体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找出影响个人或群体的内外因素,进而给予帮助,消除影响人们成长和发展的那些个人和社会因素.5.社会工作实务通用过程模式中的基本要素：

①完成生命任务的条件与资源②人与资源系统的互动③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1）完成生命任务的条件与资源

人们完成生命任务的资源系统有下列两类：

①非正式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主要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同事、亲戚等。提供物质与精神的帮助，同时还能提供具体的服务和资源。非正式资源系统还常常帮助个人获取和使用正式的社会资源。

②正式的资源系统。分为两类，一种是群团组织，包括工作单位、各种专业团体、群众组织及各种协会等。这些组织致力于提升人们的福利和权利，通过直接提供资源帮助其成员与各种社会系统打交道。另一种是社会性资源，它是为适应社会公共生活与活动建立起来的、满足人们短期或特别需要的机构，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支持系统。

在考查一种社会情境时，社会工作者首先关注的是人们所面对的生命任务，以及能促使人们完成生命任务的资源与条件，这些资源帮助人们实现价值、愿望并减轻痛苦与压力。这是社会工作实务通用过程模式中最重要的要素。

（2）人与资源系统的互动

社会工作认为，问题产生的根源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个人，而在于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一般来说，人与资源系统的互动关系有三种类型：人在资源系统中的互动，人与资源系统的互动和资源系统之间的互动。这三种互动已超出了简单的“人和资源系统”这样的二分法观点，而是关注到互动各系统之间联结的性质以及人与他们的各种资源系统之间的关系。

（3）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

个人问题不但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相关，而且与社会公共问题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社会公共问题是以个人问题为基础的。因此，社会工作不仅要为有需要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服务和资源，而且要研究个人问题对形成社会问题的影响。将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社会问题对个人的影响反映和演绎出来是社会工作的责任。

(二)通用过程模式的特点 1.强调助人是一个过程;2.运用综合方法;3.工作过程阶段化;4.工作任务阶段化;5.整合的价值观.(三)运用通用过程模式应考虑的因素 1.助人过程各阶段的先后次序是有弹性的;2.工作过程可能是螺旋式的(有升有降);3.模式本身只可作为实务过程的参考.(四)通用过程模式的四个基本系统对社会工作实务的作用

通用过程模式中的四个基本系统:

改变媒介系统

服务对象系统

目标系统

行动系统

1.改变媒介系统:由社会工作者与系统中的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社会工作者是担当主要责任的“改变媒介”。

2.服务对象系统:是社会工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可以是个人,家庭,团体,组织或社区.带有不同的问题和不同层次的需求.求助的服务对象的类型:

新型社会互助模式的探索 篇3

关键词：新型社会互助模式；服务交换平台；服务银行；服务币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当前人际间的交往似乎不再那么密切。在社会转型的时期，人际关系渐渐冷漠，邻里之间也生疏起来。甚至时常出现同住在一栋楼房几年，却不知道隔壁邻居是谁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身边的这些“陌生人”正是最可能为你带来帮助的人。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提到，你得让别人适当地帮你做些小事，这会让别人有存在感，让人心里觉得温暖。这些小事可能是顺便帮取快递、看家等。而正是在帮助做这些小事之后，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让原本陌生的双方变成亲密的朋友。在社会转型加速和价值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这种社会间的互助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人际和谐，社会幸福感的提升。

二、社会互助现状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互助是指在政府鼓励和支持下，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自愿组织和参加的扶弱济困活动。目前我国已开展了较多社会互助实践。刘锐（2009）在社区实践提出了“时间银行”储爱心的观点；志愿者将自己参加社区公益服务的时间储存在“时间银行”，当自己需要帮忙时便可以从中提取“被服务时间”以得到相应帮助。在“时间银行”存储服务时间的有居住在社区的学生、失业人员，老年人。此项活动引起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日常志愿者活动中。另一种形式的“时间银行”实践集中于社区养老互助，此模式已在上海、杭州、广州等一线城市小范围实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难发现，尽管以上模式只在针对范围内取得了较好效果，并没有在全社会展开；其次，服务主体仅为志愿者，但志愿者人数有限使得服务延续性还有待提高。近年来，社会互助的涵义得以延伸，在出行旅游方面出现了互助形式——网络互助旅游，即利用网络互相帮助去旅游。2009年，刘仁疆创建中国首个“沙发客网——专业互助旅游平台”，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这也是网络互助旅游首次在国内的实践。本文在以上社会互助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型服务交换平台，旨在为全社会所有移动终端使用者打造一个以服务换服务的平台，让原有人际交往变得更加亲密，亲密的“陌生人”之间打破冰局，变得熟悉。

三、服务交换平台

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互助不同，新型社会互助模式的内涵不再是帮助弱势群体的一种形式，而是实现全社会所有群体的友善互助。即通过虚拟的服务交换平台实现全社会的互帮互助。服务交换平台是服务交换双方通过线上交流，以服务银行为媒介，借助服务币进行价值衡量，最终促进服务供需双方完成服务互换的平台。本文提出的服务交换平台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受众人群广。基于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服务交换平台面对的是广大智能终端使用者，服务的供需双方借助平台达成协议，使得服务的范围和使用主体扩大。第二，拥有自成体系的媒介。服务银行与服务币构成了整个服务交换的媒介，通过这两个媒介服务供需双方完成价值与服务的转换。

服务银行——线上服务价值管理机构，具有储存、兑换服务价值的职能。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人际间的交流越来越便捷，基于服务业的飞速发展，服务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活动也需要将它兑换成能够流通的一般等价物，作为一种商品相互交换。

服务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的一般等价物，是一种法定的虚拟货币，但不等同于法定货币。它以服务银行为媒介，由提供服务交换平台的移动运营商发布，在人们服务交换的过程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服务换服务是指用户之间以服务银行为媒介，通过服务银行中的虚拟货币服务币，提供或获取服务的过程。其流程为：服务需求者先对服务需求与其他条件进行描述，将其投入服务池中进行排队，当满足条件的服务提供者提出申请后，将进入服务发起人的提供者队列中，按照优先等级向服务发起者进行推送。随后双方相互洽谈服务细节、服务价值等，最终完成服务交换的过程。我们所说的服务一般是指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从中受益的活动。而在服务交换的过程中，服务提供者不一定能够当即获得报酬，而是将服务的价值通过服务币的形式储存在服务银行中，以适时等价地换取其他服务。

四、安全风险防范

服务互助平台能正常运营须建立在服务交易双方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为避免投机分子利用其来进行不法活动。本服务交换平台将尝试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做到及时有效的规避风险。

实名认证建设：平台使用者必须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应用账号，并经过身份信息认证后，才可以使用本平台提供的特殊服务和功能。同时，将引进第三方认证系统，与政府展开合作。所有本平台注册者都将进行实名认证，即将自己的基本身份信息、常用即时通讯软件账号信息等在平台上进行核实确认。在发布任务的同时，任务查看者将能够查看其个人的认证情况，以确定是否接受或给予服务任务。

用户信用档案建设：根据服务交换的特点，我们推出“双向评价”与评价指标，并将每次的评价加权求和，再根据服务的其他指标综合，最终显示在每个用户的头像旁最显眼处，即为本用户的信用档案，让周边的每个用户都能够及时查看到，进行合理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来确定服务与被服务的对象。

五、结语

服务交换平台正是基于“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理念而打造的新型服务互助平台。当你有能力和时间帮助别人的时候伸出援手，并将服务储存在服务银行中，等到将来需要帮助时提取等值服务以获得帮助。一方面，服务者在服务过程中获得了帮助他人时所带来的满足感；另一方面，服务接受者在被帮助时心里能够感受到温暖，以至于也会在其他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给以帮助。这样，服务在人群之间相互传递，形成了服务循环圈，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也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生机与活力。（作者单位：湖南省衡阳市南华大学）

参考文献：

[1]陈静， 江海霞. “互助”与“自助”：老年社会工作视角下“互助养老”模式探析[J].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4）：36-43.

社会工作的模式 篇4

我国自20 世纪7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 大批的农民工选择进城务工, 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受户籍、城乡二元体制、生活成本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选择在进城务工的同时把子女留在老家生活, 这也造就了庞大的新一代弱势群体———留守儿童。学界一致认为,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务工, 留在农村交给代养人看管的群体。根据中国妇联调查资料显示, 截至2008 年, 居住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在全部留守儿童中占80% ,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高达5800 万人。[1]作为新一代弱势群体, 留守儿童是未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繁荣稳定、社会的和谐进步。

二、农村留守儿童出现的问题

( 一) 健康问题

营养上, 母亲外出务工对处于婴幼儿阶段留守儿童的母乳喂养普遍较少, 饮食结构单一; 同时, 多数留守儿童由祖辈等代养人照管, 他们知识水平和精力有限, 在留守儿童的照管上缺乏科学的方法, 致使留守儿童在营养上问题层出不穷, 如体格发育不良、贫血等; 还有一部分留守儿童出现更甚的健康危险行为, 如酗酒、自杀, 这直接导致留守儿童在健康状态上比非留守儿童差很多。

( 二) 心理问题

留守儿童在人格塑造的重要时期缺乏父母的陪伴与关爱, 极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腐蚀和影响, 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在生活、学习以及人际交往中主要表现为性格胆小怯懦、自卑、抑郁、情绪不稳定等。人是社会化的产物, 而家庭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父母在留守儿童心理发展、性格塑造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代养人与留守儿童在心理及沟通上面存在代沟, 同时他们在留守儿童的照管上缺乏科学的管理常识, 不是照管粗暴就是过于溺爱, 而且大多都停留在物质层面上, 心理层面上的需求与发展更是少之又少, 这都极易导致留守儿童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 三) 教育问题

教育上, 父母因为不在身边所以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监督匮乏, 有心无力, 同时为了弥补对孩子缺失的亲情, 对留守儿童在教育上持宽容放任的态度; 同时, 作为代养人, 很多祖辈老人知识水平有限, 他们没有能力去对留守儿童的学习进行有力的监督, 使孩子在教育学习上面处于无人看管、放任自流状态。久而久之, 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学习, 造就了了不良行为习惯的发生。

( 四) 安全问题

近些年来, 留守儿童被伤害的案件层出不穷, 这与家庭、学校、社会密不可分,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而对孩子缺乏适当的安全教育和监管, 作为代养人的祖辈也因为自身能力有限不能对留守儿童的安全进行有效的监督; 学校作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除了教授基本的科学知识外, 也应该承担起对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的义务; 一些游戏厅、网吧等娱乐场所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这都加剧了留守儿童安全隐患的发生, 一些不良人士非法散播暴力、色情、凶杀等信息, 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伤害更是极大。

三、社会工作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介入分析

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和分析, 结合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学习, 本文拟从个案工作法、小组工作法、社区工作法这三大基础社会工作方法入手分析社会工作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上的介入模式。

( 一) 个案工作法

个案工作法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服务对象, 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 为其提供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 帮助案主解决问题、提升福利水平。因为留守儿童的留守类型不一, 因此他们的问题和需求也各不一样, 作为社会工作者, 要有针对性的开展个案, 如帮助留守儿童矫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宣泄压抑的情绪、塑造健全的人格等。同时, 在做家庭个案的时候, 针对父母或代养人不正确的教育模式要予以批评指引, 要让他们知道, 留守儿童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 精神上的慰藉同样重要, 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对留守儿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二) 小组工作法

小组工作法是以小组或团体为服务对象, 通过小组活动的开展提供社会服务, 目的是帮助小组成员解决问题、改善关系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工作方法。通过开展小组活动, 增加留守儿童与他人的沟通与交流, 打开孤僻、抑郁的内心世界, 培养留守儿童的合作与团队意识, 从而扩宽留守儿童的情感支持网络。同时, 可以根据留守儿童的兴趣爱好等开展一些兴趣小组, 培养留守儿童的学习实践能力, 也可以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开展一些亲子互动活动, 利用电子通讯设备等, 增强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与交流。

( 三) 社区工作法

社区工作法是以社区或社区居民为工作对象, 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指导和帮助下, 联合社区内部资源, 寻求并解决社区问题, 改善社区关系, 促进社区和谐, 增进社区进步的工作手法。社会工作者应与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相联合, 充分调动和利用各种资源, 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社区工作者可以成立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以留守儿童为服务对象, 增进同辈人群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也可以促进外界对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认识, 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搭建一个很好地帮扶网络和人际交流平台。

摘要：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潮的出现, 农村衍生出大批留守儿童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新一代弱势群体, 留守儿童能否安全健康的成长与发展, 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繁荣进步。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自助的专业化活动, 它的精神理念和介入方法能有效的解决和改善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对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起很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

参考文献

社会工作的模式 篇5

示

竺效 杨飞

2012-12-19 14:45:08 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08年10期

【英文标题】Research on Legislative Model of Social Work Abroad and Its Enlightenment

【作者简介】竺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杨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 100088）

【内容提要】 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必将是我国进行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混合法系许多国家地区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工作立法对明晰社会工作者的公众形象、规范从业社会工作者的行为、提高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维护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立法可以大致归纳为集中、分散和附属三种模式。我国应将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制定一部《社会工作法》作为该领域立法的标志性目标。以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的急切需求程度和我国法治建设多年已形成的立法规律为策略抉择的大前提，综合考虑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水平、社会工作实践水平、社会法部门的立法发达程度，建议我国采用分阶段立法、逐步建立以《社会工作法》统领相关配套法规、规章的社会工作法律体系。现阶段应先采用创制性授权立法的方式制定一部“低度具体”的《社会工作者法》。

【关 键 词】社会工作/立法/模式

一、我国社会工作立法需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十七大报告又为我们指明：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未来，也关系到百姓民生和社会稳定。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增加，青少年犯罪、吸毒、失业、自杀、离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不是单靠政府就可以解决的。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社会工作是伴随着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西方的社会工作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处所说时“社会工作”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些在本职工作外所做的不计报酬的一般性的社会服务活动，它专指专业性社会工作，是由英文Social Work翻译而来，在一些国家这类事业还被称为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或社会福利服务(Social Welfare Service)。其一般性学理定义可以表述为：“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①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近20年的发展，但由于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使得本来为数就不多的社工专业毕业生多数未能从事社会工作，而目前民政系统社工实际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没有社工专业教育背景。

我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设一支能肩负社会建设重任的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并确保其进入正确、科学的发展轨道，科学、前瞻的社会工作立法必不可少。社会工作领域立法体系的建立必将有助于明晰社会工作者的公众形象，规范从业社会工作者的行为，监督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维护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权益，从而引领我国的社会工作逐步向专业化、职业化迈进。

纵观两大法系社会工作立法先进国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1945年制定了《社会工作注册法》，至1993年几乎所有州都建立了社会工作法律制度。英国于1962年制定了《卫生访问专员和社会工作员训练法》。如同美国，加拿大没有全国统一的社工立法，其最早的地方立法是1966年曼尼托巴省的《注册社会工作者机构社团法》。德国的社会工作立法大约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有16个州分别定有专门立法，但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日本于1987年颁布了《社会福祉士与护理福祉士法》，其后又制定了《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施行规则》等10余部配套法规。奥地利社会工作法是其2006年制定的《社会法典》之一部分。

反观中国，社会工作立法尚属空白，对社会工作者的规范刚刚起步。2006年7月1日，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标准正式公布，社会工作开始走上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同月，原国家人事部和民政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2008年6月底举行了全国首次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中国首批社会工作者将在今年8月底正式诞生。

民政部与国家发改委曾于2006年11月联合出台了《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其中，“完善民政法律法规体系”部分明确要求制定“社会工作者条例”，将社会工作者立法列为“十一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②《注册社会工作师条例》早已列入“民政部2007立法工作计划”。③目前，民政部等部门正在积极推动将《社会工作者条例》列入国务院立法规划。④

上述条例名称措辞的变化反复反映了立法理论尚存在争议，一些基本思路有待明确和统一。可以说，社会工作领域的立法工作已落后于社会工作的实践需求，但越是任务紧迫就越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决策。要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工作领域的立法，我们首先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现今世界各大法系、各地区法治和社会福利先进国家的相关立法，并从比较中借鉴、吸收境外国家（地区）关于社会工作立法的先进经验，以求能为我国社会工作领域的立法模式、立法步骤、当前措施等方面的战略决策提供启发。

二、各国或地区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的归纳

立法模式，又称立法体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立法所采取的方法、结构、体例及形态，一般是统指法律以何种形态作为表现。就不同的部门法而言，国内学者一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对立法模式进行了分类。如民事立法中就曾经出现过集中立法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的争论。⑤国际私法学者认为各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主要模式有分散立法模式、专篇专章模式和单行立法模式三种。⑥本文所称社会工作立法模式则是指一国或地区在社会工作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所采用的立法方法、结构、体例及形态的总称，以社会工作领域较完整的法律制度内容以何种形态作为表现为最直观的判断依据。

（一）集中立法模式

集中立法模式，也可称综合立法模式或统一立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立法机关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社会工作法，较完整地规定关于社会工作的各项制度。

集中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集中在一部法律中规定社会工作各项制度；第二，立法内容相对比较全面，一般包括了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等核心术语的立法定义、社会工作从业许可制度、社会工作的服务规则、社会工作者的权利义务、被服务对象的权利义务、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与继续教育、社会工作者协会及其权利义务、社会工作机构及其权利义务、社会工作者管理机构及其监管职责职权、当事人权利救济、执业纪律和法律责任等内容；第三，法律名称一般为“社会工作职业法”或“社会工作法”。

采用集中立法模式的代表如英美法系加拿大的艾伯塔省《社会工作职业法》、加拿大安大略省《社会工作及社会服务工作法》和混合法系马耳他⑦《社会工作职业法》等。根据是否采用划分章节或部分的立法体例以及法律条款的详略程度又可区分为两种风格。

加拿大艾伯塔省《社会工作职业法》对社会工作制度进行了综合性、专门性的立法，内容比较全面，结构比较完整，条文规定较为具体翔实。而且采取了分章立法体例，每条一般均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进行规范，各条、各款、各项之间层层细化。

该法总计65条，除第1条为定义条款，对“社会工作”、“注册社会工作者”、“协会”、“理事会”、“纪律委员会”、“执业审查委员会”、“大学协调委员会”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立法界定外，其余64条被分列于10章中。各章依次为：第1章“专用名称”，共2条，包括专用名称和禁令等内容；第2章“艾伯塔社会工作者协会”，共3条，包括协会、理事会和理事会的组成等内容；第3章“注册”，共8条，包括登记册、注册主任、注册主任的职责、强制注册、豁免规则、强制注册的适用范围、注册主任的裁决及复审、大学协调委员会的职权、注册申请、注册和执照等内容；第4章“中止和吊销”，共7条，包括中止和吊销、申请撤销、吊销、注册主任职责、提交给部长的通告、虚假注册和资格欺诈等内容；第5章“执行审查委员会”，共3条，包括执行审查委员会、执行审查委员会的职权和调查或者审查的职责等内容；第6章“纪律”，共32条，包括（相关）定义、纪律委员会、执业不合格或者失职罪、投诉、初步调查、初步调查报告、纪律委员会分工、通告、投诉人申诉至纪律委员会、暂缓待决、受调查人的权利、听证会、进一步调查、向纪律委员会呈交的证据、证人、证人的出席和文件的提交、缺席或作证无效、受调查人缺席情况下的听证会、纪律委员会的裁决、纪律委员会的判决、诉讼费用与罚款的缴纳、书面决议、决议传达与听证记录、记录的检查、复审、申诉、向理事会提起申诉、申诉的通告与听证、委员会处理申诉的权力、向法院提起申诉、申诉的记录材料和法院处理申诉的权力等内容；第7章“通则”，共4条，包括判决、指示或者决议的承认、文件提交、由注册主任颁发的执照和免除责任等内容；第8章“规则与规章”，共2条，包括规则和规章等内容；第9章“处罚”，仅1条，规定了处罚；第10章“过渡、废止与开始”，共2条，包括延续注册和官员续任等内容。

而马耳他《社会工作职业法》虽然没有采取分章节的立法体例，但对社会工作立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全面而又原则的规定，结构较完整，每条均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并辅之以言简意赅的“条名”，使得各条款间紧紧相扣，构成逻辑的承接。该法共计19条，依次规定了法律名称缩写、解释、社会工作者从业证书、社会工作职业委员会、委员会的功能、证书的申请、委员会的（证书授予）决定、不授予证书的情形、纪律、申诉权、恢复原职、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合伙、适用于社会工作者合伙的条款、适用于合伙的条文、违法行为、行政罚款、（授权部长行政）立法和过渡性措施。

（二）分散立法模式

分散立法模式，又可称为单项立法模式，是指在多部法律中分别规定社会工作各方面制度的立法模式。

分别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存在规定不同内容的多部法律，有些甚至具有并行的法律效力；第二，每部法律的内容均不够全面，一般一部法律只涉及社会工作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制度，如集中在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社会工作者的考试、注册、证书、基本任务、职责及工作守则、职务津贴等方面，只有把多部法律的内容综合起来，才能够形成关于社会工作的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第三，法律文件的名称一般有“社会工作者法”、“社会工作者注册法”、“社会工作证照法、“社会工作者行业规范”、“社会工作者行政规则”、“社会工作者许可规则”、“社会工作者职务津贴规定”等。

从理论上分析，采用分散立法模式的终极状态将是各部调整对象、效力层级不同的社会工作立法叠加在一起规范社会工作的基本问题。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境外采用分散立法的尚未有一个法域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探究其原因可能是阶段性的立法往往仅完成了就最关键问题的法律调整，未能全面规范社会工作诸问题。

采用分散立法模式的如英美法系的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社会工作者法》、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社会工作者法》、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社会工作考官委员会法规》、菲律宾《公共社会工作者法》、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工作注册条例》、印度尼西亚《关于社会工作者基本任务、职责及工作守则的规定》和《关于社会工作者职务津贴的规定》；大陆法系的奥地利《社会工作人员法》、日本《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比利时瓦隆地区《社会工作者行业规法》；混合法系的南非⑧《社会服务职业法》等。

在这种立法模式中，除仅就社会工作中某一单项性的事项进行专门立法外，有为数不少的国家采取了围绕着社会工作主体——社会工作者展开相对集中的立法，内容比较全面，几乎可以涵盖社会工作者的从业资格取得、从业准入、从业行为规范、从业场所、权利义务、社会工作者行业协会、法律救济、法律责任等。典型代表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社会工作者法》、奥地利《社会工作人员法》、日本《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南非《社会服务职业法》等。这种立法方式为较多国家采纳，且立法的等级较高。这一现象揭示着社会工作立法的共性和趋势，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社会工作者法》共计51条，被划分为序言、理事会、规章、禁令、总则等五个部分，每条均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进行规范。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工作者的许可制度（如许可要求、登记、许可的必要条件、许可的救济程序）、社会工作者协会制度（如协会的目标、协会的成员、协会的财产、协会的会议、理事会）、协会的规章（如制定规章的程序、规章的目的、规章的备案）、职业纪律和法律责任制度（如职业行为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调查、纪律听证、纪律委员会的处罚权力、职业不当行为、开除和复职）、免责规定、立法机关对协会规章的审查等。

奥地利《社会工作人员法》共7章43条，各章未设章名；日本《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共5章，依次为总则、社会福祉士、护理福祉士、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的义务、罚则，另设有附则，共54条（不含附则）；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师法》共7章，依次为总则、资格取得、执业、社会工作师事务所、公会、罚则、附则，共57条。

南非《社会服务职业法》共计30条，采用了分章的立法体例，除第1条对“社会工作者”、“社会辅助工作者”、“学生社会工作者”，等主要概念进行释义外，其余29条被编排如下：第一章“南非服务职业委员会”，共13条，包括社会服务职业委员会的设立、委员会的宗旨、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委员会的组成、职务的辞退和补缺、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会、注册主任的任命、委员会的资金、财政和审计和职业理事会（设立、权力和宗旨）等内容；第二章“社会工作者、学生社会工作者、社会辅助工作者和其他从事经职业理事会确认之职业的人员的登记注册”，共6条，包括未注册人员不得从事由职业理事会确认的职业、违反和惩罚、社会工作者的注册、社会辅助工作者的注册、登记薄的保存、注册人除名、确认和恢复等内容；第三章“委员会的惩戒权力”，共2条，包括委员会对可疑的非职业的或不合适的行为的调查和委员会的处罚权力等内容；第四章“总则”，共7条，包括基于本法之请求而产生的法律援助、对被拒绝、惩罚或者吊销其注册的裁决不服提出申诉、责任的限定、规章、条例、废除《国家福利法》（1965年）中涉及社会工作者的条款和简称等内容。

（三）附属立法模式

附属立法模式是指在其他法律中附带地规定社会工作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制度的立法模式。这里所指的其他法律如社会福利法等并非专门规定社会工作制度的法律，但社会工作法律规则在这些法律中只是附带地被规定在一些章节之中，并非该立法的重点。

附属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第一，规定社会工作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制度的法律本身并不是关于社会工作的专门性法律；第二，内容一般不够全面，只涉及了社会工作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问题；第三，法律名称一般为“社会服务法”、“社会福利法”、“社会照顾法”等。

采用附属立法模式的如大陆法系的韩国《社会福利事业法》和北欧法系的瑞典《社会服务法》等。

韩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是社会福利领域的中央基本法律，共5章58条，另设有附则条款。韩国没有专门为社会工作者立法，有关社会工作者的法律规定被包含在《社会福利事业法》之中，在该法第一章“总则”中专门设有第11条“社会福利士资格证的交付等”、第11条之2“社会福利士的结束事由”、第12条“（社会福利士资格证的）国家考试”、第13条“社会福利士的录用及教育等”、第14条“社会福利专门公务员”⑨等条款规定。

瑞典《社会服务法》是社会服务基本法，共16章，每章单独编条文序号，条文总数超过120条，主要规定了社会服务的领域、社会福利委员会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职责、政府在社会服务中的角色定位、社会援助的申请条件、私人服务的有关规定等。该法规定了社会工作者可发挥作用的领域，如未成年人照顾、老人照顾、残疾人照顾、生活救助、吸毒酗酒者的辅导、家庭辅导，对确定社会工作者在各领域中的具体作为以及政府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在管理社会服务中的具体职责具有意义，但其关于社会工作者的规定很少，仅仅在第7条“私人服务条款”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三、我国社会工作立法应采的立法模式

（一）应以集中立法模式的《社会工作法》为最终目标

通过对境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混合法系、北欧法系有关国家社会工作立法模式的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将制定一部属于集中立法模式的《社会工作法》作为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的最终目标，并且要使得社会工作立法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的社会法属于中义社会法，包括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关系的法律规范。⑩而社会工作的立法所应调整的社会关系应主要归类为社会福利关系，是对社会保障关系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关系在一定领域和程度上的综合，所以社会工作法应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社会法部门。进而，我们可以明确社会工作立法应以社会法基本法理为基础，应与社会法部门内其他法律协调配合。

内容综合全面、采用章节体例、逻辑安排严密的社会工作集中立法可以极大地避免分散立法或附属立法可能造成时“权宜之计、内容不全；多头立法、相互冲突；重复立法、浪费资源”等缺点，从而起到有效规范和引领我国的社会工作，为社会建设保驾护航的作用。

（二）应分阶段逐步实现社会工作立法的目标

以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的急切需求程度(11)和我国法治建设多年来已形成的立法规律为设计立法步骤的大环境，综合考虑我国现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水平、(12)社会工作实践水平、社会法部门的立法发达程度，受制于国内社会工作立法的理论储备匮乏等因素，笔者建议我国的社会工作立法采取分阶段逐步实现的战略，这既能尽快就一些社会工作急需、立法难度不大的问题先出台立法，同时在其出台后起到试点的作用，以求为制定较全面完整的社会工作立法提供理论研究、策略抉择、制度设计的必要时间，以提高立法的成功率。这一立法步骤大致可分为：

第一步，在十一五期间研究制定一部“低度具体”（即相对较为原则性）的《社会工作者条例》。

第二步，为《社会工作者条例》制定若干部配套性的下位法，通过3-5年时间的立法细化，形成围绕社会工作者这一社会工作实践主体展开的由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的较为系统的法律政策群。这些规章大致包括：《社会工作者从业资格考试管理办法》、《社会工作者从业证书申领管理办法》、《社会工作者从业证书定期检核与续证办法》、《专门性社会工作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公共机构社会工作者从业促进办法》、《民间机构社会工作人员财政补助办法》、《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和培训管理办法》、《社会工作者协会管理办法》、《港澳台地区社会工作者从业资格认证办法》等。

第三步，在社会工作立法理论和立法政策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社会工作者条例》法群的实践经验，在实际规模和内容已经达到“高度具体”（即内容相对较为具体可操作）的《社会工作者条例》法群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社会工作法》，并争取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该步骤的立法工作，初步形成《社会工作法》统领的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组成的法律体系，鼓励和引导制定配套性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

（三）《社会工作者条例》应采“低度具体”的统一立法形式

通过前文就立法模式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围绕社会工作者这一主体进行内容相对完整、形式相对统一的立法是分别立法模式中较为显眼的一种普遍做法，无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或是混合法系均有范例。对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的奥地利、日本等境外社会工作主体立法的框架、内容的分析，应该对我们选择《社会工作者条例》的立法形态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通过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工作主体统一立法存在两种技术方案。

其一为类似日本《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师法》所采取的低度具体立法技术方案。即围绕社会工作主体进行综合性、专门性的立法，结构比较严密，立法涵盖的内容要点相对比较全面，但法律制度一般仅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其具体实施则需要制定多部配套性下位法。

其二为类似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社会工作者法》所采取的高度具体立法技术方案。即对社会工作者制度进行综合性、专门性的立法，内容比较全面具体，结构比较完整。

笔者建议，作为社会工作立法第一步的《社会工作者条例》采用低度具体的立法技术方案，在目前实践急需规范和引导社会工作从业主体的情势下，这即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立法宜粗不宜细”、行政法规需要由配套性的规章细化的立法传统使然，也是我国目前专业社会工作实践经验和社会工作立法理论储备双重不足所使然。

（四）《社会工作者条例》采用行政法规形式符合现行实践条件

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经验告诉我们：国务院的立法具有先行性。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未来制定相关法律积累经验、准备条件。在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有些事项究竟应当由行政法规调整还是应当由法律调整，往往既难分清也不是非分清不可，在这些事项方面行政法规往往成为法律的先导或前身，通过行政法规的先行问世可以为以后就这些事项制定法律奠定基础、进行实践检验。在制定法律前先制定行政法规，也未尝不是有益措施。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制定行政性法律文件，既可以代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解决一些权宜问题或特定问题，也可以为此后授权者就解决这些问题制定法律积累经验、准备条件。

因此，面对国内专业社会工作的实践尚无太多经验可以总结，关于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成果尚储备不充分，特别是社会工作立法方面的理论研究仅“悄然拉开帷幕”，而社会工作者立法已经成为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体建设（即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等现状，本文建议我国先采用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社会工作者立法，即先由国务院制定一部《社会工作者条例》，这一行政法规在性质上属于创制性的授权立法。

待该条例生效适用一定时间后，可以根据执行情况，总结经验，再行制定社会工作专门性法律，将“社会工作者”列为其中专章，此为上策和社会工作立法的最终目标。当然根据将来立法条件的成熟度，也可将《社会工作法》的立法计划适当推迟，在此之前先制定一部《社会工作者法》，此为中策和社会工作立法的过渡性标志。下策则是社会工作立法始终停留在国务院行政法规或更低法律效力层次上，裹足不前，这将不利于我国社会工作的推动，有碍于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当然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参见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1、12页。

当今社会家庭教育的模式 篇6

当今中国式的家教有80%左右是这种“圈”式家教。即把自己的孩子，从咿呀学语开始就圈在家长的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到了节假日，家长们又将自己的孩子转交给辅导老师，生怕一疏忽孩子就学坏了。所以造就了“90后”的孩子们大部分都弱不禁风，感情相当脆弱。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教育模式的产生呢？笔者经过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通过家庭教育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对比、分析，认为约有如下原因：

一、中国当前的教育政策限制了孩子的多方位发展，造就了“圈”式家教的形成

当前，“以分取人”的教育模式，真实地呈现在每一位家长的面前。如果你的孩子想考上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分数是决定其是否能步入这所学校就读深造的唯一标准，无论你的孩子在其他方面多么优秀。所以，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家长想让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就得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以“看”为主，孩子们的自主探究为辅的家教模式。家长扮演着指导者、家长的双重角色。可怜天下父母心！

二、学校教育的影响，也促进了“圈”式家教的形成

为使学生通过初中三年的学习能顺利地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教师扮演着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角色。就数学教师而言，通过他们精心设计每一节课的内容，精心选择每一类题型的问题，精心处理每个知识点之间的衔接，精心规划每一类题型的解法。学生的思维无法得以拓宽，个性无法得以张扬，致使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也导致学生无法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可叹啊！

三、家庭的特殊组合适宜这种“圈”式家教的形成

现在的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甚至出现了丁克家庭。孩子的减少，成年人的增多，致使大爱充满了整个小屋。长辈们害怕自己的宝贝孙子（女）吃苦受累，父母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受到一丁点委屈，往往孩子的一切事都要包办，以至于孩子们是在有遮阳伞的天空下生活的，他们哪能经得住风雨的洗礼呢？小小的挫折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天塌下来了。

四、社会环境的复杂加快了“圈”式家教的形成

科技发达的今天，各种电子产品的问世，使得处于迷茫时期的、精神压力沉重的青少年们，极易深陷网络，沉迷其中。那种虚拟的、逼真的、刺激的网络游戏，满足了他们个性张扬的心态，弥补了他们由于重压带来的心里空虚。所以家长及学校会联合起来挽救那些品质优秀的学生，进而加快了这种“圈”式家教的形成。

五、家长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更加快了“圈”式家教的形成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唯一宝贝，能达到十全十美，人前显贵。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的宝贝接受多方面的教育，按照家长的意识，从小就开始学习琴棋书画、参加体育锻炼等，无所不涉猎。搞得孩子们晕头转向，孩子的童年就在家长的精心安排下“充实”地度过。进入学校的大门后，家长又开始帮孩子们寻找辅导老师，从此孩子们又踏上了题海战术的世界。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双职工家庭，这种教育表现得更为突出。

“圈”式家教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今家庭教育的缩影。有其利也有其弊端。但就其社会环境及家庭环境来说，利大于弊。笔者既受益于这种家教又对这种家教感到忧心。特此把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想法，公之于众。望各界同仁共同探讨，以求共识。

教材编辑工作模式的思考 篇7

远程教育教材指用于向远程学习者提供学习支持、传授知识、技能和思想的核心教学材料。现代远程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教师与学生物理位置相对分 离,由于这种分离,传统教育通过面对面言语进行的交流受到阻隔,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各种媒体传递教学内容、实现人际交流。在此过程中远程教育教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策文模式”的引入是远程教育教材设计开发过程发展的必然

电大远程教育教材的编辑制作系统中,质量一直被作为热点问题受到广泛地关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管理部门、教学部门、出版制作部门都在不遗余力地抓教材质量,使电大远程教育教材编制的质量保证体系逐渐形成。但目前的质量保证体系中尚有不完善之处。没有用辩证的思想、以系统的观点看待 教材编辑工作,将教材编辑工作简单地定位在技术层面便是问题之一。

教材的质量保证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纵向上,有赖于从课程设置到编写制作发行各环节的发展;从横向上,又依托于各环节的管理、技术支持以及相互关系的发展;从外部来看,远程教育教材的质量保证又是远程教育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发展必须纳入到远程教育大发展的体系,渗透到各级各类远程教育工作之中。

从教材编辑制作的要求看。由于教材的特殊性,使得教材编辑的工作与传统教材编辑有所不同。编辑的工作不仅是一个点,而且应是始终跟随着教材发展的一条线。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到后来的重版修订始终应该有编辑的参与。因此,引入“策文模式”对提高教材质量、克服目前教材编制过程中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从出版业的发展看,“策文模式”是应对激烈竞争与瞬息万变的教材市场之良方。

对“策文模式”三种不同的认识

在出版社引入“策文模式”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以下用辩证的思想和方法为指导,对三种不同观点进行分析。

1.策划是前期,文字加工是后期

远程教育教学是师生分离、个别化为主的学习,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必然比传统课堂教学更强调让学习者了解学习任务和学习目标,以免引起学习者的混乱。其次,还要让学习者了解课程的结构,从而使教师和学生能够确定完成学习任务所需的时间。再次,远程教育教材通常是多种媒体教材的组合,各媒体间的呼应关系与使用方式是通过文字教材传递给学习者的。最后,由于教育是一种高度目的性的传播行为,其教学过程的反馈机制显得特别重要。远程文字教材的制作如果没有建立反馈机制,可以说犹如没有反馈的传播,使教学传播在实质上大打折扣。因此,收集教材出版发行后的反应,对远程教育教材而言更显重要。以上种种都使得远程文字教材加工编辑不能用传统文字教材的编辑方法去处理稿件。如 果只将注意力放到来稿教学内容的技术加工上,不关心远程学习者的特殊要求,是无法满足远程教育教材的要求的。“策文模式”中,如果策划编辑只负责前期组稿,而文字加工编辑只负责到稿后的文字加工和技术处理,则是将一个整体割裂开来,这种做法不符合系统理论。无法满足远程教育教材的全部要求。事实上,“策文模式”正是针对将远程教育教材编制过程条块分割而造成的弊端而引入的。策划编辑应从全局的角度自始至终跟踪教材的发展。在课 程设置初期与作者一起讨论教材整体框架结构的设计,明确体例格式的要求。一方面,对日后编辑加工量的减少,稿件质量的提高有事半功倍之效;另一方面,由于出版市场的变化太快,作者需要听取策划编辑根据图书市场的变化和需求而提出的建议。在教材出版发行后, 收集反馈意见,历来是策划编辑能为教材的改进提供设计参考意见的前提条件。只有策划编辑的“全线”关注配以文字加工编辑对书稿内容的文字和技术上的精心加 工,才能使教材制作进入良性循环。

总之,以系统的观点来看待远程教育教材编辑的工作,视策划为“线”,文字加工为“点"将点线有效结合,才能使远程教育教材的编制质量有根本的提高。

2.文字加工编辑是策划编辑的助手

策划编辑负责对教材出版方案的整体策划与设计,而文字加工编辑负责书稿内容的审读与技术加工。文字加工阶段实质上是策划的继续、策划的实现。两者不存在主从关系、更没有上下级关 系,而是分工协作关系。共同的目标是出版符合教育教学要求的教材。因此, 在工作中两者都应坚持如下原则。

(1)政治性原则

在教材的编制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宪法、路线、方针、政策与法规,执行国家标准,维护创作者的权利,避免政治性错误的出现。

(2)媒体性原则

远程教育教材的多媒体化,要求教材编制人员对媒体选择和使用原则上有一致性和协调性,以减少制作过程的浪费,使教材的内容能够最佳形式展示。

(3)系统性原则

教育教材编制是个复杂的系统, 是精神生产与物质媒体相结合的复合结构。人、财、物、时间、信息等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控制与转化的过程中,维系着系统整体的动态平衡。一旦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间的关系发生冲突,就可能导致系统失衡。因此,工作中要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

(4)整体性原则

教育教材的编制涉及的部门和环节很多,必须以整体利益为主导,服从整体的目标要求。只有分工明确、良好合作,才能保证整体的质量目标。

(5)反馈性原则

在编辑实践中每个环节时刻都离不开反馈信息对局部的或对整体目标的自我调整,以纠正偏离总体与具体目标的差距。各环节之间必须有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以保证反馈的及时性。

3.策划编辑管理型、文字编辑技术型

目前,在我国教育图书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经营是经济实体最基本的活动,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职能。策划编辑的工作应以经营为中心开展, 包括市场开发、广告宣传、扩大发行渠道等。应尽快实现从单纯的信息知识型向信息知识产业型的转变,不能仅停留在一般图书出版流程的管理上,要强化信息知识的商品观念、市场竞争观念、经济效益观念。掌握经营战略思想与方法,使教材的出版在信息产业与知识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文字编辑技术型是原有的教材出版流程对编辑加工工作的限制而造成的弊端。在“策文模式”下文字加工编辑应冲破束缚,向教学设计方向发展。要研究远程教育教材编制的规律、掌握编辑业务技能、关注学科与技术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稿件进行创造性的审读加工。

结论

门诊药房工作模式的探讨 篇8

1 工作流程

近年来,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门诊病人数量增多,要求门诊药房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服务,另一方面由于就诊人群生活水平、文化层次、用药安全意识等日益增高,要求药学工作者提供更加专业化、人性化的服务。基于上述原因,传统的门诊药房工作模式已不能适应发展现状,因此药学部参照国内一流药房的先进管理经验,经过反复论证和实践,在新门诊药房启用后对工作流程进行了很多改进,使医院门诊药房的社会服务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1.1 处方扫描

该步骤由专用软件与军卫1号门诊药房信息系统对接实现。专职人员负责处方条码扫描,并告知患者持处方在座位处等候,起到了传统的处方接收与人员疏导的作用,保证了人多不乱、秩序井然。

1.2 打印调配

处方扫描后,系统自动分配到各调配窗口并自动打印凭条。打印内容根据需求设定了序号、药品名称、规格、数量、货位、生产商、使用提示等。后台调配药师根据该凭条进行调配。

1.3 优化拣选路径

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在药品摆放时充分考虑同类药品摆放在一起、使用频次高的药品摆放在最方便拿取的位置,液体制剂摆放在货架下方。在军卫1号门诊药房信息系统中维护货位,在凭条打印软件中设置按货位打印。调配药师按凭条中的货位顺序即可按最直接的路径调配。调配后再按先后顺序摆放在发药窗口。

1.4 开放式发药柜台

前台发药药师拿到调配好的药品后扫描凭条,叫号系统同时启动语音呼叫和LED显示屏显示患者姓名。发药药师按照“四查十对”的要求审核处方,对患者面对面地交代每种药品的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内容,并粘贴药品标签。标签内容包括用法用量、活菌制剂应与抗生素间隔使用、部分药品应低温冷藏保存等。

2 药物咨询服务

为了适应药学服务更加专业化、人性化的要求,门诊药房设立了药物咨询台,由专职临床药师面对面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们成立了药物咨询小组,由6名临床药师组成,轮岗参加药物咨询工作。对咨询药师进行了选拔和专业培训,并制作了各种药物咨询登记表,详细地记录患者咨询的问题和药师解答和处理的情况,定时对咨询的问题和药师处理情况进行归纳、分析、总结,以促进我院的药物咨询工作不断地改进和提高。6名药师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历练,并走进社区组织了题为“关注血压健康,药师与您同行”的大型用药咨询活动,得到了社区百姓的高度认可。

3 绩效考评

工作模式的改变对药师自身也提出新的要求,为了使广大药师更加积极、主动地工作和学习,药学部实行了绩效考评制度,每月对门诊药房的药师进行绩效考评,并打破了平均主义的薪酬分配模式,使药师工作质量在薪酬上有所反应,从而更好地调动广大药师工作的积极性,同时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具体做法如下。

3.1 竞争上岗

根据专业考试、技能考核、民主测评结果,门诊药房优选了6名药师作为发药岗药师,其余药师作为调配岗药师。

3.2 考评细则

为提高工作积极性,以调配或发放处方数量作为工作量的指标,另有业务能力、服务质量、遵守纪律、团结协作、服务形象等指标以及组长、科主任评分,工作量指标的评分占考评成绩的20%。

3.3 由岗位和考评结果决定的奖金分配方案

科室平均奖金的50%作为基准奖金,另外50%作为浮动奖金,药师的奖金由基准奖金和浮动奖金组成,浮动奖金根据绩效考评结果进行分配。发药岗和调配岗的浮动奖金又分别设两个档次,即浮动奖金可分为发药岗高档、发药岗低档、调配岗高档、调配岗低档四个档次,比例分别为7:6:4:3。

4 工作模式改进后的优势

4.1 减少了差错事故

由药师按记忆拣选改为按打印凭条上的货位拣选,降低了药品因名称相似或包装相似造成的差错;调配、发药彻底分开的模式提高了发药审核的力度;绩效考评机制提高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改进后差错大幅度降低,经发药岗核对后,调配差错均能得到及时纠正,保证了患者用药安全。

4.2 提高了药师的工作效率

传统模式下,从药师收方、审方到调配、核对、发放全过程患者都要在窗口等候。新模式下,患者到达柜台前,处方已经调配完毕,变“人等药”为“药等人”。节省了患者的就诊时间[1]。

4.3 利于药师发挥专业职能

传统模式下,药师做着药品领入、搬运、摆放等简单而繁重的工作,专业知识发挥较少[2]。新模式下,药师走向前台直接为患者提供专业服务。在工作实践中历练团队,大幅度提高了处方审核能力、用药指导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

参考文献

[1]陈维中,袁欣,万日义.我院门诊药房新型调剂模式的实践与思考[J].药房管理,2005,16(18):1384-1385.

社会工作的模式 篇9

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 某些高校或者医疗机构虽然成立了应急志愿队伍, 但是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例如资金不足、社会整体的应急意识薄弱、专业急救人员数量不多等等。这些问题阻碍了我们应急队伍的发展与建设, 使得虽然成立了应急志愿者队伍, 但却不能在危机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3]

就华西临床医学院“杏林风”青年志愿者队下属的应急志愿者队来说, 应急志愿者接受的心肺复苏术、伤口包扎、伤员转运等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在非灾害时期没有用武之地, 造成了志愿服务资源极大的浪费。而且志愿者在接受培训后长期得不到练习, 技能也逐渐生疏。无法保证在面对重大灾害时能够紧急反映、及时应对。

社会工作行业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社工需求缺口大、人才流失严重。目前我们各行各业的社工仅有20万, 按照国家规划, 缺口达180万。其中, 我国总共培养出的专业社工不过10万人, 且就是这些仅有的专业社工人才中, 只有10%从事着对口专业的工作, 90%已经改从他业。全国已有200多所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 每年都有上万名社工专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 但由于学生对专业的认可度低, 真正从事社工工作的毕业生不到总数的5%。其次, 社工人才培养缺乏规范的专业培训机制。我们国内大学的社工专业人才培养, 缺乏符合我国国情的专业教材, 大多照搬西方社工理论;缺乏实践课程, 学生实践课时和实习岗位严重短缺;专业师资匮乏等。[4]这些问题导致了我国无法真正的发挥社工的社会作用。

而志愿者已经在广大群众中所熟知, 社会认同度和群众参与度热情都非常高, 各行业应急志愿者又具备各行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以加强社工和志愿者两者的良性互动, 努力形成“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志愿者协助社工服务”的互动局面, 是很有必要且非常可行。[5]

基于此, 我们提出了将社会工作与应急志愿服务结合起来的服务模式, 利用应急志愿者的专业技能与知识, 借鉴社工服务的模式和理念, 为更多的群众服务, 从我学院应急志愿者的专业来看, 就是让更多的人树立起急救意识, 掌握急救技能。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 我们学院的青年志愿者队伍进行了实践。首先, 我们从我们医学院中选拔出优秀的志愿者, 并对他们进行了科学、规范的急救培训, 并且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 我们主动联系了成都市的地铁站, 与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保证我们的志愿者定期到地铁站为其站务人员进行讲授和培训。

我们与成都七中进行了协作。我们与七中的老师商量后, 利用七中开设的课外兴趣小组, 为七中的同学开设第二课堂, 每周讲授不同的知识, 对他们进行基础的培训, 让他们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和救助技能,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和紧急状况下的应变能力。在课程中, 同学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并且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练习当中。

这些活动的成功说明, 在应急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的探索中, 我们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这种长期合作、定点定期的服务模式, 借鉴了社工的工作模式, 两者结合, 实现了资源的整合与充分利用, 最大的发挥了两者的社会作用, 实现了社会服务的最大化。与此同时, 增强了普通市民特别是窗口行业者、高危职业者应急备灾意识, 普及急救技能, 提高了基层卫生服务质量, 加强了基础医疗服务建设。

我们相信, 今后应急志愿服务将会开展到更多的地方, 为更多的人群服务。我们也希望, 这样的工作模式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继续完善, 做到充分发挥应急志愿者和社会工作的优势。他们的强强联合, 不断探索, 是推进社会工作、志愿者工作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 两者的良性互动和有效整合, 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和载体。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1445010.htm

[2]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 (第二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勾晓瑞.专业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研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J], 2011, 26 (2) :60~64

[4]许婷.香港社工发展经验对国内的思考与启示.企业导报[J], 2012, 10:15~16

社会工作的模式 篇10

一、社会工作模式概述

对于社会工作模式而言, 学者对其的解释不尽相同, 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工作模式与社会实务理论属于同一概念, 两者能够交互使用;有些学者认为该模式主要是以社会工作理论为依据, 利用结构化与组织化的形式来描述一系列案例;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其主要是从经验中提炼出的工作方式, 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与固定性。总体而言, 社会工作模式是指在社会工作实务开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工作方法。

一般而言, 社会工作模式是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理论的中介桥梁, 其具有鲜明性和导向性, 需要面向实践, 能够对实务中的相关技巧与原则加以指出, 简洁直观描述出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此外, 社会工作模式对实务指导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与普遍性, 能够要求工作人员结合不同境遇和特征的服务对象来恰当选择模式, 保证服务的科学性, 同时能够复制同种类型的助人服务模式来达到预期的效果[2]。虽然在实际服务过程中的服务对象问题不尽相同, 但是应用社会工作模式能够减少表面差异, 强化社会工作服务效果, 保证服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二、社会工作模式下高职贫困生助学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学生资助理念也不断发展更新, 高职贫困生助学制度在当前的高职教育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能够避免国家教育财政投入不足情况的发生, 确保贫困生能够顺利接受高等教育与完成学业。一般高职院校开展贫困生助学工作, 其意义可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考虑, 一方面是对学生学习条件加以改善, 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贫困生资助制度的实施, 能够对贫困生的学习与生活状况加以改善, 保证竞争的公平性, 使贫困生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心理。同时该制度作为一行激励的手段, 能让贫困生更为努力的学习, 强化学生的进取心与责任感, 让其通过优异的成绩来报效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高职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是提高教育的公平, 保障社会稳定。当前我国经济虽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但是经济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还较为落后, 人民生活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 难以有效实现教育的平等[3]。而建立与实施贫困生助学制度, 能够有效缓解经济困难压力, 保障部分贫困生积极接受高等教育, 有利于实现教育的公平, 保障社会的稳定。一般情况下, 如果难以保证教育的公平性, 将会导致贫困者子女无法接受教育, 而富裕者子女接受更为高等的教育, 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高职贫困生助学工作开展现状分析

目前, 我国高职院校在开展贫困生助学工作时,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影响助学工作的开展效果。首先在认定体系方面。高职院校在实际工作中, 难以有效界定经济困难学生及其困难的程度, 认定方法具有笼统性, 仅仅只能从宏观角度来加以认定, 导致操作性不强。同时在贫困生认定工作中, 高职院校主要是以学生提供的家庭贫困证明来加以认定, 而部分基层组织开具的证明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与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致使一部分经济真正困难的学生无法得到所需的助学金。

其次在社会资助资源方面。高职院校在对社会资源加以整合的过程中, 其整合能力较弱, 并且部分社会企业仅仅只与本科院校加以合作, 导致高职院校的资助资源相对贫乏。此外, 高职院校在开展贫困生助学工作时, 多是以上级文件与政策的执行为主, 影响助学工作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特别是贫困生中的突发致困情况无法给予及时的支持与帮助, 难以保证资助的长效和持续。

三是勤工助学方面。勤工助学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 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合法报酬, 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当前就业的压力不断增大, 学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 各用人单位在实际招聘过程中, 为了促进自身招聘成本的减少, 往往会降低待遇与工资, 这些都使得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而社会也无法提供大量适合学生勤工助学的岗位[4]。此外, 高职院校各种助理、协管员等岗位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大部分贫困生处于排队上岗的状态。

四、社会工作模式下高职贫困生助学工作开展的有效途径

(一) 强化高职院校的作用

第一, 合理确定资助对象。高职院校在贫困生助学工作中, 需要对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性加以重视, 合理确定资助对象, 通过校、系和班的层层审核来确定资助的对象, 生活不节俭、受到处分与弄虚作假的贫困生应取消其资助资格[7]。同时高职院校应对贫困生档案加以全面动态的建立, 详细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和实际生活消费情况, 投入足够的物力与人力来建立助学帮助中心, 对贫困生确认成本加以完善, 保证贫困生资助认定的全面性、合理性与准确性。第二, 科学开展资助育人工作。高职院校在开展资助育人工作时, 可对其启动专项基金加以科学设立, 多为贫困生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同时高职院校可将“助学”、“育人”和“工作”进行有机结合, 开展多元化的助学活动, 如职业技能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培养、特色勤工助学岗位等, 实现资助工作的创新。此外, 高职院校可从学生的专业特征出发, 利用学生的智能与知识, 将专业实习、教师科研工作、社会实践活动、课余科技活动与资助育人工作相结合, 强化资助育人工作的层次, 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社会意识与自立能力。第三, 寻求更多社会资源, 增加贫困生受助的机会。作为校方, 相关部门除了要贯彻落实好国家的资助政策外, 还可以寻求与企业和民间组织合作的机会, 通过设立企业或民间奖助学金、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形式, 进一步为贫困生开拓更多受助领域。

(二) 促进高职辅导员职能向专业社工延伸

作为负责基层资助工作的辅导员, 其职能应不断向专业社工方向延伸。第一, 辅导员责任心的树立。我们辅导员作为与学生直接交流的一线工作者, 是与学生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环, 对学生的情况也最为熟悉, 当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他们往往会寻求辅导员的帮助。因此树立辅导员的责任心, 积极主动的关心学生, 关注贫困生的生活, 自觉自发的给予他们关心和精神上的鼓励, 才能帮他们客服消极情绪, 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第二, 提高辅导员心理分析能力。辅导员若要做好对贫困生的心理辅导, 就需要加强自身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积累, 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只有这样, 才能从贫困生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入手, 才能针对性的开展心理辅导, 解决贫困生的一系列心理问题。第三, 沟通和协调能力的锻炼。在高职院校的工作中, 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是辅导员的重点工作之一, 辅导员要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就需要与学生交流沟通, 而作为学生与学校管理部门沟通的桥梁, 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学生与学校管理工作发生矛盾, 是辅导员进行学生管理工作的必备能力。第四, 善于整合利用各类相关政策资源。除了国家的助学政策外, 各地区各高校也会建立有自身特色的助学政策或提供相关资源, 作为辅导员, 一定要第一时间了解相关政策资源, 并及时普及给贫困生, 引导贫困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资助方式。

(三) 加强贫困生独立人格的培养

如果说, 社会的物质资助和辅导员的心理资助是外因的话, 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就是内因。特别是对贫困生经济帮扶力度日益加大的今天, 对贫困生自立自强独立人格的培养这一内因, 也应该受到更多关注。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 在社会对贫困生经济帮扶日益完善的今天, 部分贫困家庭学生出现了理所当然接受经济资助的认识, 甚至逐渐形成了等、靠、要的懒汉思想, 在遇到困难时, 也无法激发出克难求进的精神, 这是对社会对贫困生个人都是相当不利的。因此, 大力培养贫困生自立自强的独立人格是高校辅导员的重要职责。高职院校辅导员应当适时引导贫困生的独立个性, 并通过交流, 组织贫困生团体活动等措施, 加强辅导员与贫困生, 贫困生与贫困生之间的交流学习, 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并通过辅导员的鼓励和贫困生们的互相鼓励, 激发他们的独立自助意识, 帮助他们树立自信, 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 基于社会工作模式的高职贫困生助学工作, 其在实际开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贫困生认定体系不完善、社会资助资源匮乏、助学资金不足以及勤工助学岗位缺乏等, 不利于助学工作的顺利实施。在这种情况下, 强化高职院校的作用, 从而保证助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教育的公平, 实现高等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而作为一个辅导员, 不仅要从经济方面考虑, 更应该从社会工作层面加深对贫困生的关怀与帮助, 引导他们建立健康独立的人格。

摘要：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高职院校扩招的数量和规模也不断增加, 有效促进高职院校的快速发展。贫困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其助学工作是高职院校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助学体系建立的合理性与资助工作的顺利开展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对于社会工作模式下的高职贫困生助学工作而言, 要想保证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助学体系, 对政府相关的助学贷款政策加以不断完善, 积极改进助学金等各项制度, 强化贫困生的自立意识, 有效实现教育的公平, 促进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就对社会工作模式下的高职贫困生助学工作开展的相关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社会工作模式,高职院校,贫困生,助学工作,开展

参考文献

[1]李克英.专职辅导员视角下的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问题及对策研究[J].改革与开放, 2014, 02:53+55.

[2]方长春, 曹晓琳, 王双维.高校贫困生社会支持工作模式信息模糊综合评价[J].情报科学, 2014, 07:99-102+133.

[3]冯研.高职院校贫困生救助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J].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 02:42-45.

[4]姚株灿.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构建和模式创新[J].船舶职业教育, 2014, 04:46-49.

[5]姜峰.学校社会工作在贫困大学生支持系统中的运用[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3:96-98.

[6]武洪彦.当前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缺陷及原因探析[J].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01:14-17.

社会工作的模式 篇11

[关键词]群众工作;社区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3-0057-03

作为连续十五年荣膺上海市文明小区称号，拥有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十一项荣誉的优秀基层单位，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长期以来紧跟中央的群众工作战略部署，将群众路线、群众工作的核心理论和虹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将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纳入群众工作的视野，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虹储工作法”，堪称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和社会管理相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群众工作视野下的社区社会管理思维创新

社会管理思维决定了社会管理的落脚点，界定了社会管理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也深刻影响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评价。以往，受传统体制内思维影响，某些居民区推行社会管理的行政色彩较浓，只重视“上级要我干什么”而忽视了“群众要我干什么”，在执行中也生搬硬套上级指示，不懂得顺应社区的实际灵活变通，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社会管理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关心，甚至导致“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发生，这既严重制约了社会管理工作开展，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针对这一系列突出问题，虹储居民区准确把脉党的群众工作的总体思路，结合社区实际推出两项整改措施，大力推动社会管理思维创新：

（一）积极推行换位思考，发挥问题意识和群众导向。虹储居民区通过深入走访和调研，充分掌握社区社情民意的动态变化，以社区群众迫切需求为导向，发挥党总支和居委会“发动、引领、推动”的作用，认真思考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解决之道，相继完成了“虹谐亭”、“稚谐园”、“健身苑”等一批“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民心实事工程，让老式小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二）在社区事务中发扬协商民主精神，不搞“一刀切”。在关于社区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中，虹储居民区一改由居委会干部拍板的传统思路，充分发挥听证会、议事会、协调会的作用，问计于民、求同于民。例如，由于在虹储小区绿地到底是否改建成车位的问题上分歧严重，“有车族”和“护绿派”的矛盾愈演愈烈。虹储居民区干部并没有简单地判定谁对谁错，而是召集双方代表召开民主听证会各抒己见，经协商、沟通和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了“绿地改建车位，绿化挪移上墙”的妥协，化解了矛盾。

通过社会管理思维创新，虹储居民区明确了社区社会管理就是要实现、维护和发展社区群众的切身利益，就是要集中精力解决社区群众的“急、难、盼、愁”问题，就是要学习一切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集结一切资源和力量为社区群众服务的新理念，这也为下一步社区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群众工作视野下的社区社会管理制度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我国社区社会管理思维也在经历变革，思维变革呼唤着制度创新，因为如无法甩掉旧的思想包袱，那么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无法在社区土壤上顺利成长。虹储居民区意识到：传统的以“管、控、防”为主流的社会管理制度已不完全适用于新时期居民区社会管理实践，必须基于“服务、奉献、协调”的社会管理新思维调整社会管理制度，才能适应新时期广大居民群众的需求。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虹储居民区将加强社会管理的“五力”（主导力、有效力、组织力、协调力、整合力）建设作为总体纲领，探索出了“班子建设法”、“民主自治法”、“文化共育法”、“制度规范法”、“实事凝聚法”这五项“接地气”的具体制度，将社区社会管理从人治提升到了法治的高度，以期为虹储居民区三千多居民提供更高水准的服务。

（一）“班子建设法”。就是在社区管理班子建设过程中灌输“尊重、支持、自律、务实、创新”等社会“正能量”，以实现“班子示范好、队伍建设好、工作机制好、群众反映好、工作业绩好”的“五好”社区社会管理班子建设目标，打造一支敢于拼搏、无私奉献的社会管理队伍。

（二）“民主自治法”。就是将党的领导、群众团队、沟通协调和多方协同等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在“尊重群众意愿、汲取群众智慧、维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基层群众民主自治试验，着力打造一个人人互助、户户交心的“熟人社区”，为社会管理营造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文化共育法”。就是以健康文化凝聚人，以先进文化鼓舞人，积极开展“邻居节”、“楼组图书架”、“温馨园、邻里情”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娱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正确的舆论环境，构建文化型社区，以此全面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四）“制度规范法”。就是因地制宜地建立健全虹储居民区社会管理制度，努力使居民区的信息公示、干部考核、学习培训、组团走访等各项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以展现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新形象。

（五）“实事凝聚法”。就是将社区群众工作的要领归纳为有情必知、有求必应、有难必帮，把实事办在群众开口之前，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之中，把难事解在群众燃眉之时，通过听群众最想说的话、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干群众最要办的事来凝聚民心、增添力量。

借助在社区社会管理制度上的摸索，虹储居民区提升了社区社会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铺平了社区群众更加深入地参与社区管理事务的道路，为新时期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社区社会管理实践相衔接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三、群众工作视野下的社区社会管理主体创新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核心思想。一切依靠群众，就“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居委会事实上是街道行政职能在社区的延伸产物，居委会干部出于完成上级任务的考虑往往既扮演“导演”又扮演“演员”，这不仅挤占了普通社区居民的“主角戏份”，也不利于调动他们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同时，新形势下居委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按照以往的“大包大揽”的社会管理模式来事必躬亲，人力、物力、财力均十分有限的居委会势必会不堪重负。因此，虹储居民区认识到，新形势下居委会有必要进一步“简政放权”，真正发挥广大居民的社区社会管理主体作用，实现“群众的事情群众办”。但是，广大居民众口难调、步调不一，简单地将社会管理事务全盘抛给群众自己处理是不现实的，居民区党总支和居委会还应当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引导广大居民有序参与社区社会管理实践。

（一）虹储居民区社区社会管理主体创新的过程。虹储居民区党总支和居委会干部走访调研后认为，在虹储居民区试点居民自治的社会管理主体创新有两大成熟条件：一是邻里熟人关系可以有效降低沟通成本，避免潜在的误会和纠纷;二是请出社区能人可以更便捷和有针对性地解决社区群众的实际困难，既可消除群众对社区社会管理不透明的顾虑，也可激发他们建设文明和谐小区的积极性。于是，以居民自治为抓手，虹储居民区开始摸索“1+2+5”的居民区社会管理模式，“1”是居民区党总支，体现党对群众自治的组织引领;“2”是居委会、小区管委会，体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5”意味着“五组”——“楼组工作指导组”、“宣传工作指导组”、“创安工作指导组”、“服务工作指导组”、“文体工作指导组”为代表的群众自治团队，是居民自治的中坚力量。借助“1+2+5”模式，虹储居民区大力倡导“为民做主”与“让民做主”相结合，让广大居民亲身参与到社区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来。

（二）虹储居民区社区社会管理主体创新的优势。“1+2+5”社会管理模式的优势之一：让广大社区居民真切感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如，“楼组工作指导组”推出“五星楼组”、“十佳楼组”评选让居民体验到了作为“虹储人”的光荣感和幸福感，“宣传工作指导组”编纂的双月刊《虹储知音》为居民开辟了一块抒发心声、表达诉求的园地，充当了群众监督社区社会管理的媒体平台。优势之二是可以借助群众自治组织填补传统社会管理手段的空白，在其未能企及或效果不佳的领域发挥补充作用。例如，“服务工作指导组”下辖的“虹储志愿者小分队”勇敢地将私人联系方式公之于众，使得社区居民修电脑、找家教、求缝补等需求都能在家门口解决。“文体工作指导组”下属的时装队积极吸纳病友入队，既为社区储备了文艺人才，又为病友提供了术后心理关怀！

通过社区社会管理主体创新，虹储居民区广大群众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对社区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对社区大家庭的认同感显著增强，社区管理的触角也延伸到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创建美丽、文明、和谐的虹储小区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四、群众工作视野下的社区社会管理资源创新

社区是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管理环节，但社区在我国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毕竟处于“毛细血管”的地位，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十分薄弱。因此，要应对社区社会管理事务日益扩张的紧迫情况，必须想方设法组织一切有利于社区社会管理的社会资源，致力于实现资源整合，使得优势互补的资源之间产生“1+1>2”的集聚效应。

（一）挖掘社区社会管理资源，盘活现有存量。虹储居民区按照“党建引领、居民自治、扩大共治”的总体方针，围绕“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四项基本办法，一方面笃信“办法就在群众中”，鼓励党员干部积极向群众拜师学艺，在群众中挖掘有利于社区社会管理的资源;另一方面积极联络社区各驻在单位参与社区共建，并努力化解参与社区共建单位对“社区共建就是要钱要物”的误解，千方百计为社区管理团结力量、凝聚人心，进而为社区群众谋福祉创造有利条件。

（二）整合社区社会管理资源，发挥集聚效应。虹储居民区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挖掘社会管理资源是不够的，只有将其整合好才能发挥战斗力，为此他们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促成资源整合：一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和展开交流互访，坚持演练社区社会管理“战斗力”。一方面演练与共建单位的“协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让共建单位切身感受社区群众的真实需求。这样一来，一旦社区群众有需求，共建单位就能第一时间和居民区联手提供服务，实现“小事不出家门，大事不出社区”的社区共建目标。二是坚持“区域统筹、集约共享”理念，不断优化区域内各类存量资源。虹储居民区将社会管理的视线投向整个长宁区，推动居民区社会管理工作由封闭到开放、由分割到统筹的良性发展。例如，虹储居民区从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区绿化管理署借调精兵强将，与居委会干部、社区居民联合开展社区共建生活会，现场请来了从业经验丰富的绿化专家为社区居民宣讲科学养花知识，还向养花爱好者们赠送了盆栽，共同为小区绿化事业添砖加瓦。三是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为纽带，充分调动社区各驻在单位参与社区共建积极性。这样做的目的是寻找社区社会管理目标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职责、奋斗愿景的共同点，准确把脉社区社会管理资源的行业特征，并最大限度地将其整合到社区共建中来。例如，基于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共同愿景，区人民法院长期坚持和居民区干部一同走访慰问小区困难家庭，一方面为其送上慰问品，另一方面也能及时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得益于对社区潜在管理资源的不断挖掘、匹配、整合，虹储居民区在不明显增加行政开支的前提下极大地丰富了开展社区社会管理的手段，逐步形成了“社区事务共管、社区难题共解、社区稳定共促、社区服务共享、社区文明共建”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虹储居民区通过自身不断探索和实践，以社会管理的思维、制度、主体和资源为创新切入点，有力地回答了党的群众工作的宏观战略部署和社区微观层面的社会管理实践如何衔接的问题，真正做到了“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虽然虹储居民区只是长宁区上百个基层居委会中的一员，但其二十余年的扎实群众工作经验和近年来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丰硕成果证明：只有将我们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社区社会管理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社区社会管理才能顺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只有在社区社会管理中坚持贯彻群众路线，社区社会管理才能让社区群众称心如意、衷心拥护。虹储居民区将群众工作与社区社会管理相结合的创新经验经受住了时间和群众的检验，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和较高的推广价值，值得社区工作者和社会管理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党校政治学教师

学生管理工作模式的思考 篇12

平时能结合时事政治、国家大事和学校重大事件对学生进行宣传和教育, 提高学生思想认识, 利用班课和班会, 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 做好正确的思想引导。同时发挥资源优势, 充分利用微信、QQ、电子邮件等途径与同学进行交流和沟通, 从而开展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根据大一新生的特点及学习要求, 学生会的主要工作紧紧围绕“三抓一丰富”开展, 即“抓学风、抓文明、抓安全和丰富学生课外生活”。

1 细化措施抓学风

严抓上课及晚自习考勤和纪律管理;认真做好新生学业规划, 树立学习第一的观念;健全班级班委会机制, 以班委会小组为单位, 相互监督, 促进学生加强自我管理;加强与任课教师的沟通和交流, 及时了解学生上课情况。

2 加强引导抓文明

重视学生的“文明教育”和“文化教育”, 以宣传校园“五大文明”为契机, 培养学生健康、文明的良好习惯。

3 强化意识抓安全

通过安全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 对学生进行安全常识宣传, 积极开展主题活动, 丰富学生课外生活。建立健全班级组织及年级分会, 按照“有益于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有益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原则, 引导学生开展精品化、多样化的主题活动, 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1]。

二加强班级学风, 班风, 舍风建设

1 加强班干部的教育和管理

企业讲究的是质量和经济效益, 而我们学校讲究的是培养学生的质量, 学生质量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长远发展。优良的学风、班风、舍风是培养高素质学生无形的重要因素。一个优良学风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需要通过长期的培养慢慢形成。在每年的上半学期中, 召开学生会、班级干部培训会议, 在学习上提出明确要求;在班级管理、团日活动方面进行探讨;在工作方式、方法方面进行交流。通过干部培训, 增强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和团结协作能力。

2 以学风建设为重心, 狠抓常规管理

坚持以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常规学生管理工作。在平时的工作中, 能够深入学生宿舍, 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检查不文明行为和违纪违规行为并及时制止。坚持做好寝室和晚自习的常规检查, 不迟到不早退。安排值周组每天认真记录学生出勤情况, 包括迟到、早退等晚自习违纪情况, 宿舍是同学们学习、休息的重要场所。生活部和治保部通过对学生宿舍的常规检查、不定期抽查, 努力把宿舍营造成一个健康、舒适、卫生和安全的场所。

三注重学生会内部建设

1 健全学生会规章制度, 完善管理体制

学生会是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扮演着学校与学生交流的重要角色。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 对于推动学生会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至关重要[2]。任何组织的长远发展都需要一个健全的组织机制, 都需要一套井然有序的规章制度, 都需要一个明确具体的目标规划。要充分发挥学生会组织在学校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使学生会的各项工作得以落实。必须建立、健全学生会组织的各项规章制度, 完善学生会管理制度, 才能更好地保证学生会工作顺利开展。

2 加大对学生会工作的支持力度, 保障学生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加大对学生会的工作支持力度主要有两个主渠道:一是政策支持;二是资金支持。学生会工作的开展, 是在学院领导下进行的, 发挥学生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学院的主管领导、系领导、班导师在政策方面的支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只要是学生会开展的活动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倡导良好的校风、学风, 我们就要大力支持。其次, 作为学生会的领导和辅导员老师, 全方面的指导、帮助学生会开展工作, 为学生会做好与各部门的协调工作, 提供了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 从而减少了学生会工作阻力和障碍, 提高了学生会工作效率, 调动了学生会成员的积极性。

四学生管理工作进一步发展方略

针对以往学生管理工作的一些弊病, 学生管理工作应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工作方针, 因此在自身建设上狠下功夫, 各部门设置合理化、组织管理制度化、财务经费透明化等[3]。

1 整合形成宣传体系

长期以来, 宣传疲软一直是学生会工作的一大顽疾, 而且宣传职能分工紊乱, 不够合理, 这直接造成了学生会工作与广大同学之间的脱节, 以至于同学们对学生会工作不了解, 不支持, 为改善这一现状, 应加强宣传部建设, 充分利用宣传部与信息部的有机结合。

2 积极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工作

自从大学教育从“精英式”走向大众化以来, 为了应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帮助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 成为各院校学生管理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从新生刚入学开始, 就应针对学生特点迅速开展形式多样的专业思想教育和就业指导课, 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 树立远大理想, 制定职业规划, 明确职业生涯每一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实现所有目标的具体措施。学生有一份良好职业生涯规划, 他就有了正确的奋斗目标, 可以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3 帮助学生走出就业过程中的心理误区

调查显示, 大学生择业首先考虑的主要方面是经济收入 (54.6%) , 其次是出国深造 (28%) 。可以看出, 他们在就业时是把物质利益放在首位, 而不是考虑专业或个人发展。这种就业心态显然功利性色彩严重, 其结果只能让他们失去更好的发展机会。学生管理工作者要以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作为学生的朋友, 学生人际交往的指导者, 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咨询者, 与学生保持零距离接触, 注重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 树立平等互助的形象, 帮助他们走出心理误区, 从侧面帮助学生管理工作有效开展。

4学生会实行制度化管理

(1) 严格履行制度

系学生会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要严格遵守和履行各项规章制度。即:坚持值周制度, 每天安排一名副部级以上值班人员, 保证晚自习高效运转;坚持学生会管理、考核制度, 每名学生会成员都要以“以身作则、博识其身、创新服务、奋发有新”的系训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 支持学生会内部各部协作制度, 各部既有分工, 更有协作。这样才会提高学生会的工作效率, 使学生会这个集体更加团结务实。

(2) 严格管理

①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笔笔入帐, 从预算、复核到结帐, 形成一套有条不紊的财务管理方法, 做到有据可循, 对财务的有效管理, 能保证各项活动的开展。

②文档管理

为实现学生会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院、系活动的特点, 对文件进行精心整理, 更为细致的分类, 为后届学生会留下详实的工作资料, 以供下届学生会借鉴和参考。

5 提高学生工作的积极性

开设学生干部培训课程, 目的在于用课程去渲染自己学生会的文化, 规范学生会成员自身的行为和修养, 以及使学生会建设更规范化, 努力改进教育方法, 既要集中讲授, 又要注意个别辅导。

明确大学生干部的职责, 倡导服务敬业精神, 应将职责观念、责任意识、服务理念、敬业精神的教育始终贯穿于大学生干部的选拔、任用、培养的各个环节, 大学生干部作为学生基层组织的组织者、工作者和领导者, 要明确肩上担负着服务于高校建设、管理, 服务同学学习、生活的重任。

帮助学生培养积极的心态, 进行有效的自我激励。首先, 当新生入学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 往往会特别注重自身强烈的全新感受, 这能够使新生产生一种按新环境要求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的倾向, 学生工作者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充分利用学生们内心的变化, 帮助他们摆脱以往不良的习惯, 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重新确立新的目标。其次, 要引导他们对自身学习形成正确的认识, 如果取得了一些成果, 即使成果很小, 也应及时的给予认可, 并帮助他们总结成功的经验, 并鼓励学生制定下一个前进的目标, 从而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 这样才能更好的激励其进步。

正确处理好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关系。首先, 在物质激励的过程中要兼顾组织目标和学生个体目标, 在合理设计物质激励的选拔资格和评选办法的基础上, 有效利用综合奖学金、优秀寝室、先进班集体、文体比赛优秀奖、国家奖学金等奖项, 对学生形成一种直观的物质奖励, 同时在物质激励的同时, 要引导学生合理使用奖励资金, 消除“金钱至上”的不良思想, 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其次, 在精神激励过程中要多方面多角度入手, 通过情感激励、成就激励、参与激励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引导。

参考文献

[1]汪春霞.浅谈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应用柔性管理的策略[J].艺术科技, 2013 (11) :368+370+349.

[2]焦文渊.高职院校基层院系学生工作模块化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06) :5-7+12.

[3]周艳, 赵宏宾.信息化管理在辅导员工作中的应用研究[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13 (06) :66-67.

[4]方明.我国高校院系学生工作管理模式研究[D].南昌大学, 2012.

[5]金绍荣“.情理”兼“治理”范式的大学生管理伦理研究[D].西南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