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共12篇）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1

1781年诞生于英国的政府采购是市场经济国家管理政府公共支出的一种基本手段。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及相应的法规规章制度确定了“管采分离”的体制——政府采购由监督管理和执行操作两部分组成。前者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的授权,各级财政部门成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负责部门;后者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落实。选择政府采购执行操作实施的组织管理形式是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建设所涉及基本的问题。有必要就这一基本问题把政府采购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紧密融合,综合考虑诸多方面的要素进行研究,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政府采购模式。

1 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政府采购模式依照采购权集中程度的不同可分为集中式、分散式和半集中半分散式三种[1],相对应政府采购执行的组织管理模式有政府主导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和混合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即依托政府及部门设置的采购中心为政府采购执行操作机构的主体,以集中采购的组织形式来执行政府采购计划。市场化运作模式,指政府采购的执行操作部分不设置采购中心,完全由社会中介来承担,在财政部门的监管下,由采购人直接与采购代理机构签订委托协议,由其来执行采购计划。各需求部门单位向财政部门申请采购预算,获得审批后需求部门按照规定自行实施采购。混合型政府采购模式就是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两种模式进行整合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采购模式。混合型政府采购模式不是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简单平衡,而是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目录来划分政府集中采购项目、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和分散采购项目,对于政府集中采购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必须委托采购中心实施采购的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财政拨款到各个部门和单位,然后由各个自行采购自己所需要的类似市场化的分散采购模式,在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初始阶段,采购中心完成的政府采购量占绝对优势,2002年全国政府集中采购规模占总采购的72.8%;2003年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分散采购分别占总采购规模的61.8%,17.0%,21.2%;2004年该比例分别为59.5%,21.4%,19%[2],实践中政府主导模式占主要地位。而国际上混合采购制是近年来比较多国家采用的模式,大方向上趋向集中以减轻重复浪费,而对于政府部门的那些小规模消费品实行分散采购,体现其灵活性。

2 各种采购模式的效果评价和实践案例分析

2.1 政府主导模式

2.1.1 政府主导模式的优点

一是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产生规模效应。据测算政府公共部门的消费约占社会总消费支出的1/4,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将零星分散转化为批量集中,有利于充分发挥规模效益。也能减少人工成本、降低运作费用、管理费用及其价格;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市场失灵,抑制不正当竞争;集采机构是一种政府执行体制,在实践中与采购人应该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法定代理关系。由众多供应商开展激烈竞争,具有资格的供应商打破限制,不分所有者性质、地区,按平等原则展开竞争,有利于抑制不正当竞争,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 三是有助于政府机关的廉政建设,降低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成本。只有通过公开透明的采购程序、严格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和约束制衡机制,才能有效地规范采购行为,抑制采购人的权力寻租现象。

2.1.2 政府主导模式的弊端

首先,采购中心组织设置先天不足。“管采分离”之后,集采机构分离出财政部门后往往失去独立性,有的挂靠同级政府的机关事务管理机构, 有的进驻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还有的被综合性的招投标大市场 “收留”[3]。目前集中采购机构的现状难以实现通过集中招标,减少采购次数,降低采购成本,集中采购事务,方便监督,降低监督成本等政策目标。

其次,采购中心的营运机制不健全。一是采购中心的经费预算无保障。目前相关法律未对采购中心的经费保障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也无统一标准可参照执行,经费无保障则难以真正保证采购中心的非营利性。二是采购中心的业务操作上缺乏统一的规范,大多数采购中心机构级别不高、专职工作人员较少,而且专业技术人才尤其缺乏。三是隶属关系各式各样,单位性质五花八门。尤其,县级采购中心多将集中采购业务转委托给社会中介机构代理,采购中心仅充当“二传手”角色,从而造成采购成本(采购中心的人员和运转经费;中介机构的代理服务费)的双重增加。

最后,监管关系很难真正理顺。财政部门与采购中心及采购人同属政府机构,作为委托人的采购人不可能与采购中心签订有实质约束力的委托协议来激励和制约采购中心的行为,而作为政府采购业务的监管部门,财政部门也只能通过规章制度来进行监督检查或绩效评估考核,来诱导采购中心最大限度地满足集中采购的效用。

2.1.3 典型案例

宁德市从2000年开始执行政府采购制度,除了市本级建立集中采购机构外,所辖两区、八县(市)共设立了7个采购中心。由于宁德市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购买力支出小、零星采购项目多,摸索出适应宁德市、县两级政府采购运作的政府主导模式。2004年宁德市以宁德市政府采购招标中心为中心,县级采购中心为基础,搭建市、县两级共有的区域采购平台。这种政府主导模式表现为区域联动:①不设政府采购中心的县(市)、区,其集中采购目录内或所有的政府采购项目全权委托宁德市政府采购招标中心进行招标;②已设立政府采购中心但实际运作困难的县(市)、区涉及采购金额大,项目技术含量要求高的,委托宁德市政府采购招标中心运作,涉及采购金额小的通用类项目由当地采购中心负责执行;③直接利用市本级招标货物结果进行跟标采购,或利用市本级招标采购结果再与当地供应商协商签订供货合同。这种模式有利于整合零星采购项目,提高政府采购项目集中度和公开招标的比例;实现资源共享,打破区域垄断。但是也同时存在采购计划审批、验收结算等监管方面的整合问题,以及供应商服务点分散、售后服务响应时间不能保证等服务不到位的问题。

2.2 市场化运作模式

2.2.1 市场化运作模式的优点

一是市场化运作模式下采购单位依据自主需要确定采购对象,比较机动灵活,特别在特殊情况下采购效率非常高。社会中介作为专业机构,能够保证了采购活动及相关文件的合法性,维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满足采购人的合理要求,同时提高了营运效率。二是市场化运作模式可以促进竞争,有利于政府采购市场及社会中介向社会化、专业化转变。在竞争性的政府采购业务代理市场上,社会中介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社会中介有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不同的专业领域积极努力,精耕细作,积累实践经验,储备专业人才,只有更专业更诚信,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三是市场化运作模式有利于真正落实“管采分离”。采购人委托社会中介来进行采购,以协议的形式来激励代理人的行为最大限度地满足采购人自身的效用。财政部门则集中精力指导、培训社会中介的政府采购业务,监督整个政府采购活动是否规范运作。财政部门对社会中介的违规处理措施相对比较有效,可以有力约束社会中介严格依法执业。比如记载不良行为记录,暂停乃至取销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资格。

2.2.2 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弊端

首先,存在不规范执业现象。个别社会中介背离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过分迎合采购人意愿,如暗中为采购人规避公开招标等违法、违规行为出谋划策;还有的社会中介无原则的迁就采购人的不正当要求,不能站在中间立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其次,承接业务方面存在负面影响。按照国家规定,招标代理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可以在国家标准上下浮动20%,[4]但政府采购代理服务收费普遍存在打折现象,明显低于浮动下限。甚至个别社会中介为承揽业务,以“零收费”方式抢占政府采购代理市场;更有甚者,向采购人行贿,承诺回扣乃至共谋骗取财政资金等等。最后,目前政府采购代理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人员没有经过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招投标业务程序的系统培训和正规学习,尚不具备从事政府采购代理工作的综合素质;部分人员为赶进度、节省时间,忽视各类采购文件的差异性,在编制采购文件时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

2.2.3 典型案例

厦门市政府采购就是典型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厦门市本级至今没有设立集中采购机构,主要由四、五家采购代理机构承担其政府采购项目的实施。厦门市从2000年开始在全市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并且不断摸索寻求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的最佳结合点,按照坚持适度集中、坚持保障特殊、坚持规范分散的三项原则,逐年调整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不断建立健全综合集中采纳、部门集中采购、分散采购三者有机结合、协调统一的采购模式。这种市场化运作模式,总体上表现为缩小综合集中采购范围,逐步扩大部门集中采购范围,逐步将分散采购纳入规范化轨道。政府采购的具体采购事务由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办理,财政部门则专司监管职责,不再被纷繁无绪的采购事务所累。这样更有利于集中精力来整章建制,规范采购代理市场,防范采购腐败。

2.3 混合型采购模式

2.3.1 混合型采购模式的评价

混合采购制是在政府主导模式和市场化模式的综合改进,是对两种模式的扬长避短。由政府采购中心负责部分常规商品、大型工程和服务的采购,其他部分如特殊商品和小额采购由使用单位自行委托中介采购的组织管理形式[5]。一方面,价格低、风险小的采购由需求单位自主委托社会中介购买以求采购的灵活性和高效率;另一方面对于价格高、风险大的采购行为由政府采购中心中采购技能娴熟、专业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执行,由政府从宏观层次上进行计划和调控,把握政府采购的整体效益,进而实现政府采购的战略目标。采购中心抑或社会中介,从政府采购法的角度讲,他们都是采购代理机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都是代理人。采购中心是属于政府机构的非营利事业单位,业务上由财政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是属于政府内部控制范畴。而社会中介是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个体,财政部门对其实施的监管属于外部控制。混合采购制能综合政府主导模式和市场化模式的优点,既有大批量成规模的采购,也允许一定范围的自主购买,兼顾了不同级次政府组织集中采购的不同需要和政府采购品目的客观差异,在操作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2.3.2 典型案例

四川省政府在《集中采购目录》中将集中采购目录分成“通用项目”和“专用项目”两大类,同时确定分散采购范畴。目录适用于四川省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省级预算单位),列举了23项品目为通用项目,28项品目为专用项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2012-2013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川办函(2011)226号 )规定:“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通用项目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属本部门、本系统有特殊要求的专用项目实行部门集中采购,由部门组织集中采购,也可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或具有政府采购资质的社会代理机构在委托的范围内代理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属本单位有特殊要求的项目,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自行采购。

3 政府采购模式的选择

3.1 政府采购模式选择的参考标准

按照《政府采购法》中关于政府采购执行操作环节的相关规定设置集中采购机构不是强制性规范,而是可选择的;同时,县级行政区是否设置纵观整部法律均无提及,没有固定的标准模式[6]。实践中采取何种模式来设置执行操作机构,建议从以下角度来衡量:一是本级行政区划(政府采购规模)的级次;二是本地区社会中介市场的发育程度。此外,不同的政府分权程度、政权组织方式、政府机构职能的分工均会影响政府采购模式的执行效果。因此,如何建立符合各地情况的执行操作体制,如何选择政府采购模式要结合地区实际,如基层采购实际、采购实体的资源、文化以及管理需求、监管效率等等来分析。

3.2 实施混合式采购模式的思路和缘由

综合考虑各种模式自身的特性及优缺点结合我国现实情况,现阶段采用混合采购制的模式更妥当。实行分散采购制与集中采购制相结合,在省级及以上层次设置采购中心来承接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由社会中介机构来受托执行集中采购目录外的项目;省级以下可以不设采购中心,实行市场化运作模式,由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政府采购项目的执行操作职责。

混合采购模式是《政府采购法》确立的改革目标,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具备了推行混合采购制的基本条件。实行混合采购制有利于全方位监控财政资金的分配和消费从而使政府采购更加“阳光透明 ”;也有利于充分提升政府采购质量 ,最大程度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混合采购制能够节约财政资金,据估算混合采购对采购主体采取实施集中采购部分可以节省约15%的支出,从而避免财政浪费,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混合采购制作为政府转移支付工具之一,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作为国内市场最大的采购商,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消耗性采购支出每年上万亿,2011年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达1.1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11%[7],政府完全可以凭借对采购的调整来实现对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调控。

3.3 混合式采购模式的实施要点

除少量涉及安全利益和国防等因素的采购外,混合式采购模式要求无论什么级别的采购达到一定额度的采购均进行集中招标,在集中采购的过程中渗透入分散采购环节。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以下方面:一是加强对分散采购项目的控制。进行分散采购项目的预算管理。细化预算的科目,将每一笔采购都尽可能地细化,以便于更好地进行采购预算的定量分析。二是构建双主体、多层次的采购结构。把采购主体分为民用机构和军事机构两条线。军事部门采购根据其特点另行进行设计采购执行模式。对于民用采购,省级及以上层次设置采购中心来承接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由社会中介机构来受托执行集中采购目录外的项目;省级以下的常规采购委托上级机关统一采购,其他的部分由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政府采购项目的执行操作职责。三是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程序操作,强化分散采购的监督和管理,如实行采购与验收付款“两条线 ”分离 ,强调货比三家,并落实细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四是要重视相关的配套改革。混合采购模式的实施,采购商品、工程和服务多种多样,牵涉到诸多行业和部门。因此也要求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招投标制度、财务预决算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等。

摘要：对政府主导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和混合模式三种政府采购执行组织管理模式的实践效果比较和案例分析表明现段阶采用混合采购制更适宜。混合式采购模式在推行过程中,要加强对分散采购项目的控制,严格采购程序加强监督工作,科学确定分散采购范围。

关键词：政府采购,执行模式,比较分析,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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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杂志.政府采购为了谁[EB/OL].(2006—02—15)[2013—02—15].http://finance.sina.com.cn/xiaofei/con-sume/20060215/11272344299.shtml.

[3]杨灿明,白志远.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45-46.

[4]朱少平,张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与政府采购项目运作实务全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36.

[5]林兵.完善我国政府采购管理体制[J].商场现代化,2011(12):33-35.

[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7]钟欣.中国政府的采购规模[EB/OL].(2012-11-04).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21104/7250614.shtml.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2

内容摘要：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作的稳定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建立一个科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顺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三种模式及其特点

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国民因病,残,老,失业所导致的生活困难进行授助的制度体系.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着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社会的“减震器”和“安全阀”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三种模式分别是投保资助模式,储蓄保险模式和福利国家模式

（一）“投保资助”型社会保障模式是为劳动者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并辅之以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措施,以此来构建满足社会 成员需求的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征社会保障的立法作为实施依据;社会保险为强制性,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社会保障对象主要是劳动者及其家属,覆盖面比较大;保险项目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建立政府,个人和单位责任共担机制,实现风险保障的互助共济;实行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相协调的机制.特征:内容丰富,项目繁多,但保障程度不高;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层次的保障管理体系;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强调自助.（二）“储蓄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是通过国家立法，强制所有雇主、雇员依法按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纳公积金加上一定的利息，一并计入个人帐户，专户存储，所享受的待遇在其帐户以内支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已发展为住房医疗在内的制度。特点是：退休金单一，缴费率较高，参保者已无力办理其他保险；参保人自己缴费供养自己制度，使社会保险互助互济性不见了；低薪收入者由于缴费额少，老年生活保障不一定可靠。通货膨胀率提高及社会保障积累部分已用于廉租住房、医疗支出．人们晚年生活保障有一定风险；由于承担较高的雇投保费率，削弱了本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三）“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是在混合经济制度模式下,由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等政策以消除失业,贫困和不平等.实 行混合经济;实行充分就业;推行收入分配均 等化;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特点: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确立福利普遍性和保障全面性原则.以国家为责任主体, ,为全体国民实行全方位社会保障制度,保障项目齐全,高标准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模式的经济效应进行比较的方法;以及社会保障模式实施效果比较与分析。

（一）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模式的经济效应的比较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社会保障水平增长比较;二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较;三是失业率比较;四是生活质量比较

（二）社会保障模式实施效果与分析:第一，在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上，采用福利国家模式的国家高于采用投保资助模式和储蓄保险模式的国家。第二，在人均GNP 增长上，采用福利国家模式的国家低于采用投保资助模式和储蓄保险模式的国家。第三，在失业率上，采用福利国家模式的国家高于采用投保资助模式和储蓄保险模式的国家。

三、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情况与总体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一）各国社区保障制度改革的情况

英国：1补助金着重发给最需要的人2最大限度地减少依赖性 3尽可能简化,易于解释和被人们理解,接受 4体制须适应服务对象,社会保障体制要适应社会习惯,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体制 5减少舞弊和滥用6鼓励树立个人责任感

德国：2003年至2005年，德国用就业促进来代替“失业保险法”促进失业人员就业。就业促进法主要是对寻找工作的人员进行救助。2005年改革，将待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两者

融为一体，由联邦政府劳工局和地方政府管理社会救济的人员来共同管理。

瑞典：一是削减和控制社会福利支出，紧缩社会保障支出是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政策措施。从80年代末开始，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健康保险方面、养老金方面、失业方面，推行社会保障支出紧缩政策。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责任。三是社会福利制度中引入竞争机制

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大规模调整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放在削减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在改革家庭福利保障上，通过限制领取联邦福利金的福利改革议案。

日本：改革内容：一,2000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养老金制度改革相关法案，将按月工资收取养老保险费改为按年收入收取；设立青年学生保险费补交制度；延长收取养老金保险费的年龄；提高领取保险金年龄；增加政府对养老金的负担。二,根据修改后的健康保险法规定明确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根据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结构性变化采取灵活性对策，构筑经济财政平衡、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险制度，坚持国民皆保险；二，在尊重保险人的自立性与自主性的基础上，力求医疗保险制度给付的平等与负担的公平，实现医疗保险制度的一元化管理；三，加强保险人、医疗机构、地方公共团体之间的合作，对社区居民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医疗服务。

（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1增收节支，提高效率;2促进就业，支持培训;3增强社会保障的激励作用;4社会保障体系私营化，充分调动民间力量。

（三）综合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情况与总体趋势，制定符合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综合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建立我国多元社会保障制度.根据我国目前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状况,多种所有制的不同特点,应建立不同层次标准的,以公积金储蓄为主体,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为辅的多元社会保障制度.借鉴新加坡公积金储蓄的成功经验,建立我国社会保障的个人负责制,社会保障建立在储蓄的基础上,使得个人利益能充分体现出来.这种个人负责制的公积金制度将会避免福利“大锅饭”的发生,同时又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的功能,解决居民的养老,就业,就医等问题.在我国目前经济不发达,社会保障条件尚有限的条件下,社会保障的个人负责制尤为重要.并且学习新加坡公积金购买组屋和资本积累的经验,发挥保障资金的住宅建设和国家建设功能.我国住房建设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公积金储蓄,可以筹措到大笔资金,加快住宅建设,扩大房源,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学习各国扩大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作法,为我国社会保障提供足够的资金.我们应发挥各种积极性,扩大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共同分担保障资金,并逐步形成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为主,国家为补充的资金结构.借鉴各国社会保障立法,促进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化.我们应将社会保障纳入法制轨道,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总之,应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尽快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参考文献：1.和春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M].北京：天津出版社,2001

2.丁开杰.社会保障体制改革.[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章桂琳，彭润金.七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4.曾宪影.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启示[M].江苏社会科学，2006(6)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3

【Key words】the acculturation model the socio-educational model learning environment

1. Introduction

Acculturation is defined by Brown （1980：129） a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dapted to a new culture”. Schumann （1978：34） also states that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just one aspect of acculturation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a learner acculturates to the target language group will control the degree to which he acquires the second language. The socio-education model is proposed by Gardner in 1985，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in the area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While Gardner identified a number off actors which are involved when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it was earlier work by Gardner and Lambert， to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model.

2.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and the Socio-educational Model

2. 1. Similarities.① learning environment.These two model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elements in the input or the content of language contact of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compared to the emphasis on the linguistic elements. No matter the language input in the regular classroom environment in the Social-education model or from natural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it have to go through the learner mental processing， that is， it can absorb and export though the learner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role. And Krashen （1985： 2） thought that if input is understood， and there is enough of it， then the necessary grammar is automatically provided. ② Affective factors of learners.Besides the outsid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two models both stress the individual features of the learner， for example， the affective factors， mainly formed or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se two models are both regarded the affective factor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key factor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 instance，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contains emotional variables： shocking language， culture shock， motivation and ego permeability； the Model of Socio-educational contains motivation and situational anxiety.

2.2. Differences.① Natural and class learning environment.These two models are discussing the different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discussed the natural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n help improve spoken fluency of language and social relevance， and the learning goal is to obtain information. Learners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motivations， attitudes， and other emotional factors are more obvious on the impact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intelligence and language ability have a little impact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 instance， Ellis （1985： 252） states that accultur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learner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So， we could learn that the language is mainly acquired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The Socio-educational Model used to explain the classroom environment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in the formal classroom environment， the learners are mainly acquiring language knowledge， learning language for us， stressing the accuracy of language； and the learners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ability of language have a greater influence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 instance， professor Yang and professor Zhang （2007： 91） summered that Gardner thought that in the Socio- educational Model， classroom teaching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t affected by the four elements， which is the learners intelligence， language learning skills， motivation and scenes of anxiety. But it is pity that the learners in a classroom setting often fail to develop much functional language ability （Ellis， 1994：228）.②Degree and focus of the individual affective factors.Although the two models stres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n to the individual affective factors， but the degree and focus are different. These two models are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t aspects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believes that the culture plays the decisive role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Accultur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etween the learner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Ellis 1985： 252）. The Socio- educational Model holds that the learners attitudes and faiths towards the target language play the decisive role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So， the learning result is determined by the learners attitudes and faiths to the target language in some degree.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and the Socio-educational Model， learned more theories about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paper has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and Socio-educational Model in terms of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t tends t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study.

References：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4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工程师类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高等工程创业教育提供的工程人才不仅在数量上较为缺乏, 且部分工科大学毕业生难以满足企业的要求, 导致严重的供需矛盾, 形成目前广泛存在的就业难与招聘难并存现象。对毕业生而言, 目前的高等工程创业教育无法产生较高的工程师教育收益率。李峰亮等研究了不同因素对工程师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其结果表明:工程师的成长主要影响因素为第一线的工程经验, 而非学校的理论教育, 工作经验对于工程师收入的影响远超出教育的影响[1]。

培养个工程师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工程科学知识的学习, 二是工程实践的训练, 三是工程经历。我国目前高等工程创业教育以第一阶段为主, 而后两个阶段通常在学生毕业进入企业后才完成。因此, 工程师成才的特殊性, 与高等工程创业教育学校采用的传统理论教学模式产生矛盾。一方面, 良好的科学和工程理论教育基础是获得工程经验的前提;另一方面, 实践培养的缺失, 使学生的理论知识难以有效转换成实际工程技术和职业素质, 无法满足用人单位要求, 影响学生就业甚至严重阻碍其职业发展。如何在高等教育体系内设置合适的工程实践教育模式, 从而增加学生人力和社会资本、提高其就业质量和教育收益率, 正日益成为工程类学校和教育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将从不同工程师实践培养模式与学生就业质量、教育收益率的相关性角度出发, 研究高校实践教育对工科类学生就业和发展的影响, 为实现工程师培养与高等工程创业教育共赢提供新视角。

二、三种工程实践教育模式及典型毕业生调查

1.三种工程实践教育模式

随着工程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 笔者所在学校的环境类工程专业历经两次较大的教学培养计划方案修改, 形成三种典型的工程实践教育模式, 其代表年份分别为1996年、2004年、2008年。在三种模式中, 随着年份后移, 工程实践技能培养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其实践形式演变途径依次为:模式一, 1月企业实习+3月毕业设计;模式二, 2月企业实习+3月毕业设计;模式三, 1年企业定岗实习+2月工程实践。1996年和2004年的实践培养方案以教师指导的模拟设计为主, 现场教学的定岗工作为辅;到了2008年, 基本做到了校企联合的实践教学, 工程设计类课程直接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而公司支付设计费用。模式三的具体做法是:学生三年级作为四年级学生的助手进入课题组, 开始准备设计, 到四年级再正式进入具体研究设计阶段。一般每组3人, 设置一个校内导师和一个企业工程师, 要求学生能按时、按量完成设计任务和汇报成果, 导师和企业工程师视其完成情况联合给出成绩。对于成绩优异的毕业生, 企业承诺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在模式三中, 学校与企业合作、学生与企业合作, 实现三方共赢。

2.研究对象

笔者选定所在学校的环境类专业在N市工作的3届毕业生 (2000年、2005年、2010年) , 对应当年的 (1996年、2004年、2008年) 的教学计划改革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3.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对毕业生就业当年的专业知识、职业素质和人际关系进行调查, 量化并分析其作为人力资源的社会资本;对毕业生从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工作环境、工作地点、所在单位性质、地区分布、薪酬福利满意度等进行就业情况询问调查, 利用明瑟方程计算其教育收益率[2]。共发放120份调查问卷, 其中几份由于填写内容不全而无效, 因此, 有效问卷共有112份。

对即将毕业的工程类大学生来说, 可以被称为社会资本的资源并不多, 因为大学生以理论学习为主, 获取职业素质等人力和社会资本的途径和效用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考虑多种复合因素, 在设计问卷时, 将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归为专业技能、社会关系和职业素质等的总和, 并细化成若干指标, 对每个指标均赋值, 以实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量化[3]。在对社会资本进行量化时, 考虑到赋值的合理性以及调查结果, 我们将以下内容作为社会资本量化的标准, 主要包括专业技能或特长、计算机能力、英语水平、社会关系、学历、家庭背景、人际交往能力、表达以及沟通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团队意识、组织以及策划能力、相关工作经验。将其分为差、一般、良好三个等级, 分别赋值2分、6分、10分, 总的满分为130分[4]。

明瑟方程:

InY=InY0+rS+B1EX+B2 (EX) 2+u

Y代表劳动者的年收入;

Y0代表劳动者接受教育前的收入;

S代表受教育年限;

EX代表劳动者的工作年限;

r代表在不考虑教育直接成本时, 劳动者个体多接受一年的教育导致收入增加的变化率, 又称明瑟收益率。r值越高, 教育导致的收益率越高。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不同工程教育模式下毕业生的社会资本调查

根据前文对社会资本的量化说明, 对社会资本的各项进行赋值后, 得出统计结果, 我们发现模式一均值为81.2分, 模式二为86.5分, 模式三为99.6分。与模式一和模式二相比, 在模式三下, 毕业生的社会资本总分数明显增加。在三大类社会资本中, 职业素质类指标的分数均有上升, 社会关系指标值增加较少, 专业理论基本稳定。对不同模式下毕业生社会资本总值的统计进行方差分析, 发现:三种模式间在p=0.05水平下均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 模式三可显著提高工程类毕业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团队意识、组织和策划能力和相关工作经验等职业素质, 从而增加毕业生的人力资本。

2.不同实践课程安排对工程师的收益率的影响

假设就业当年平均工资为接受教育前的收入, 计算不同模式下明瑟方程的各个系数值。比较不同模式S值的系数估计值及明瑟收益率, 发现模式三的r值较高 (表2) 。结果表明尽管毕业生有相同的教育年限, 但模式三的教育收益率达到10.5%, 明显高于模式一的5.2%和模式二的6.1%, 这可能与模式三培养下学生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有关。

***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

3.后继教育对工程师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工程硕士、博士研究生等, 对于已经发展很好或对自身前景看好的有锦上添花的作用, 其他无。

4.不同模式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

(1) 主观评价就业质量的描述性分析。

首先, 毕业生流向的地区主要是省会城市, 如广西南宁, 表明三种模式下毕业生均有较强的自信心和就业期望, 从而选择省内经济发达地区, 以获得更大的职业发展前景。就业单位主要集中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知名国企, 其中有60%的毕业生选择本行业国内影响力较高的企事业单位, 40%的人选择省内或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事业单位。其次, 从毕业生进入的单位与当地的单位横向比较情况而言, 他们所进入的单位在当地来说还是相对处于优势, 无论是从单位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 还是薪酬水平、福利水平都属中上水平。模式一和模式二毕业生对于自己所在单位、薪酬和工作岗位的满意度均处于比较满意与满意之间;与之相比, 模式三毕业生对于自己所在单位满意度最好, 均处于满意和非常满意, 对薪酬和工作岗位的满意度均为非常满意。在就业质量的评定中, 个人的主观满意度是非常重要的, 将满意度细化到每一个分指标后, 可以看出模式一和模式二毕业生的主观就业质量评价为中等。与之相比, 模式三的毕业生在总体的主观评价就业质量时处于中上水平。

(2) 客观评价就业质量的描述性分析。

模式一的毕业生工作单位性质多为事业单位, 月收入为当年就业省人均月收入的1.5倍;模式二的毕业生工作单位性质多为企业单位, 月收入为当年就业省人均月收入的1.6倍;模式三的毕业生工作单位性质多为企业单位, 月收入为当年就业省人均月收入的1.9倍。与其他模式相比, 模式三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提高了1600元, 与当年人均月收入之比提高了40%, 表明其就业质量较高。

综合主观就业评价和客观就业质量分析, 模式三培养下毕业生的满意度和就业质量总体较好。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1) 不同模式下, 工程类学生毕业时的社会资本总值分别为81.2分、86.5分和99.6分。与模式一和模式二相比, 模式三可增加学生的职业素质, 从而提高其社会资本。

(2) 在不同模式下, 工程类学生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5.2%、6.1%和10.5%。与其他模式相比, 模式三的教育收益率最高, 这可能与模式三大幅增加学生的社会资本相关。

(3) 考察不同模式下毕业生就业质量, 模式一和模式二均为中等评价, 而模式三的就业质量为中等偏上水平。虽然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 出现就业问题尚属正常现象, 但所调查学校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总体上令人满意。特别是模式三培养下毕业生, 无论从客观就业质量, 还是就业质量心理认可程度, 都得到相似的结论。

2.建议

多年来, 由于专门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人员与专门从事工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和教学管理者之间缺乏较为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导致教学理论研究与教育改革实践相脱离的局面。目前所做的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工程教育这一领域比较特殊, 从研究队伍上看, 必须是一支多学科的研究队伍;多学科角度、跨学科合作显然是今后工程教育研究中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李锋亮, 李曼丽.对工程师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基于“卓越工程师计划”调查数据的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0, (5) :37-43.

[2]岳昌君.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 2004, 2 (3) :1-19.

[3]高耀, 刘志民, 方鹏.人力资本、家庭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政策绩效[J].高等教育研究, 2010, 31 (8) :56-63.

卷烟配送分拣模式比较 篇5

卷烟销售配送中心是按订单从事卷烟商品配单（集货、流通加工、拣选、配货）并组织对用户送货，实现供应和销售服务的现代流通设施。配送的意义在于在经济合理的区域范围内，根据用户要求，对卷烟商品进行拣选、加工、包装、组配等作业，按时送达指定地点，实现信息流、商流与物流的有机统一，以便卷烟生产企业及时掌控市场信息，同时促进烟草流通体制的变革。

现行卷烟分拣模式

分拣作业是指根据访销得到的卷烟零售户的订单需求数据，把订单中列出的卷烟从保管处（立库、平库）取出来，按订单拣货、配单，集中、分类放置。分拣、配货及送货是配送中心的主要职能，而送货是在配送中心之外进行，所以分拣货物就成了配送中心的核心工序，也是配送中心最耗费人力和时间的作业，它的效率直接影响着配送中心的作业效率和经济效益，也直接影响着配送中心的服务水平。据分析研究，在配送中心的成本分布中，送货占39%，拣货占40%，装车占7%，入库占7%，信息处理占2%，退货处理占1%，其他占4%。目前，国内卷烟销售配送中心的分拣模式主要有三种：

手工拣选模式

手工拣选是基于零售户订单需求，用手工进行拣选、配货的一种卷烟分拣方式，也是卷烟销售配送中心采用的最初级的拣选配货形式。这种模式至今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仍有应用。手工拣选可分为拣选式（摘果式）分拣和分货式（播种式）分拣两种。在实际卷烟配送过程中，两种方式需综合应用。常用手工拣选模式涉及的相关设备有托盘、托盘货架、叉车、托盘车、笼车、流利式货架、输送机、手推车和分拣箱等。

电子标签辅助拣选模式

为了实现烟条分拣的有序管理，一种电子标签辅助拣选设施得到应用，习惯上也有人将其称为电子货架。

电子货架的典型结构是一种计算机辅助的无纸化拣货系统，其原理是在每一个被拣货位上安装数字显示器，利用计算机控制系统将订单信息传输到显示器上，拣货人员根据数字显示器所显示的数字拣货，拣完货后按确认按钮即完成拣货工作。一般说来，电子标签辅助拣选系统包括电子标签显示货架、控制系统、订单信息处理计算机系统、订单输送系统和装箱平台等，有的还配置了订单烟条自动记数系统和自动喷码系统等。

订单区分直接影响订单配货的准确性，也是电子标签有效运用的难题。为了更好地处理这一难题，订单分隔器的方式出现了并在实践中被普遍使用。在实际运用中，分拣烟条被直接拣到输送带上，订单分隔器将用户订单烟条逐个分开。同时，订单分隔器也是一种配送订单的输送载体。另一种方式是将整个电子标签分拣辅助装置合理分成若干个分拣区域，由电控系统控制信息，每个分拣区域只控制一个订单，有一条可供多人同时进行分拣作业的分拣线，如果一个区域出问题，则全线停止分拣。

电子标签辅助拣选装置不是半自动分拣线，因为它没有半自动分拣功能。目前，国内卷烟配送的电子标签辅助拣选装置一条线用人（含装箱人员）12～14人，平均分拣量为每小时6000条左右。有的厂商提出要达到每小时8000条的指标要求，实际运转过程中若用超过14人进行分拣，该目标能够得以实现，但是拣选人员若连续分拣作业超过3小时，容易因疲惫而出错。

半自动拣选模式

半自动拣选模式是指利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与自动化设备配合，非关键工序使用作业人员，将订单需求的烟条拣选出来的拣选方式。

这种模式的设备涉及分拣机（塔式烟条自动分拣机、立式烟条分拣机、卧式烟条分拣机、通道式烟条分拣机和叠式烟条分拣机）、中心带输送机、分流输送机、缓存输送机和装箱台等设备，这些设备组成一条半自动的分拣线，需要作业人员5至7人。该模式的分拣能力与分拣机的单通道能力有关，系统能力消除组单损耗能力后，为单通道能力的60%～85%。图1是目前常用的立式烟条自动分拣机，这种分拣机包括放置烟条的货架、烟条自动拨头及其下端的自动输送设备等。其单通道分拣能力为每小时12000～15000条，系统能力达8000～12000条/小时。

昆船物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供图。

卧式烟条自动分拣机的结构与立式烟条自动分拣机相似，也包括放置烟条的货架、烟条自动拨头及其自动输送设备等装置，所不同的是立式烟条自动分拣机的“弹仓”垂直向上，而卧式烟条自动分拣机最高只能摆放5条烟，“弹仓”向平面方向延伸。其单通道分拣能力也为12000～15000条/小时，系统能力超过8000条/小时。

图2是通道式烟条自动分拣机，包括缓存烟条的通道、烟条自动拨头以及其下端的自动输送设备等装置。通道式烟条自动分拣机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件烟补货，可以一次自动拨单条烟，也可以一次拨5条卷烟，其分拣效率高，缓存烟条的通道能够缓存6件卷烟。通道式烟条自动分拣机的单通道分拣能力最大约为每小时15000条，其系统分拣能力超过每小时9000条。

昆船物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供图。

另外一种超高速的烟条分拣设备为叠式烟条自动分拣机，其理论设计单通道能力为每小时36000条，与之相配套的有输送设备、分流设备、电控系统及控制算法等设备。叠式烟条自动分拣机的技术难度大，目前正在研发过程中。

自动化分拣模式

自动化分拣模式是为了满足超大规模的配送分拣要求，将订单数据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由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自动找出其分拣特性（如A、B、C分类），针对这些特性，将订单拆分，分别采用不同的烟条分拣设备进行高速高效处理，再进行合单、并单的一种卷烟分拣方式。这“一拆一合”，从理论上是可以达到加快分拣速度的目的，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分拣系统复杂化，造价提高，可靠性降低，系统维护难度加大，后续运行成本增大。随着日本东京烟草物流中心的停止运行以及国内一些厂商的探索失败，这种模式的推广难度不断加大。

自动化分拣模式的未来出路在于新技术研究的成熟化（特别是先进控制技术的成功研发），以及卷烟流通大市场、大配送、大流通时代的到来，即烟草跨区域配送机制的建立以及区域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

卷烟分拣模式的成本比较

烟草物流配送中心的分拣成本由折旧成本、运行能源成本、人工成本、维修维护成本、耗材成本、管理成本、场地占用成本和出错风险成本构成，不同卷烟分拣模式的各项成本有所不同（见下表）。

上表中的折旧成本与分拣过程中所用设备的多少有关。人工分拣时，除了需要一些如叉车、平板车这样的设备之外，不需要设备，而其他两种模式都会用到其他设备，所以，相比较而言，手工分拣模式的分拣设备折旧成本和维修维护成本可以在计算中假定为零。电子标签辅助拣选和半自动分拣两种模式的设备折旧成本情况为：参考目前市场情况，假定一条电子标签线的市场价为50万元，一条由立式烟条分拣机组成的88品种的半自动分拣线的市场价为150万元，计算各自的折旧年限可得，这两种模式的折旧成本都在每条线10万元左右。电子标签辅助分拣模式的机械维修维护的难度与半自动分拣线机械维修维护的难度相当。电子标签辅助分拣模式的故障日常维护可能要换电子显示器，而半自动分拣模式的日常维护则是要换电机，电机成本高于电子显示器的成本，但由于半自动分拣线采用的是工业产品质量标准，维修维护量比较小，所以，就维修维护成本而言，两者基本相当。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分拣成本的最大影响因素是人工成本。分拣线用人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人工成本的高低。以湖南省湘潭市烟草公司为例，每年的卷烟配送量为10万箱，全地区有8500个零售户，服务辖区人口280万人，现有的手工分拣模式用人14人；用电子标签辅助分拣设备需要两条分拣线，需用24～28人；用一条由立式烟条分拣机组成的半自动分拣线需用6～7人。半自动分拣线、手工分拣和电子标签三种分拣模式的人工成本的比例为1∶2∶4。同时，用人数量的多少还会影响管理成本的高低，三种分拣模式的管理成本的比例基本与人工成本的比例相似。此外，还有一个成本是场地占用成本，手工分拣基本是将卷烟直接从仓库取出放到配送缓存区，可以假定其场地占用成本为零，电子标签辅助分拣的场地占用成本比半自动分拣线的场地占用成本大。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6

[关键词]iOS；Android；封闭模式；开放模式

[作者简介]陈思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过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8月11日，由百度发布的2014年第二季度《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数据显示，从整体智能手机情况来看，今年二季度智能手机使用普及率进一步提高，达到30%以上，也就是说10个中国人当中有3个人使用智能手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其操作系统也五花八门，如Android、iOS、Symbian、Windows Phone和BlackBerry OS。但这其中火拼最猛的当属苹果的iOS系统和谷歌的Android系统，两者用户总量占了智能机90%以上的市场。

一、封闭的iOS与开放的Android

iOS是由苹果公司开发的移动操作系统。苹果公司最早于2007年1月9日的Macworld大会上公布这个系统，最初是设计给iPhone使用的，后来陆续套用到iPod touch、iPad以及Apple TV等产品上。iOS与苹果的Mac OSX操作系统一样，也是以Darwin为基础的，因此同样属于类Unix的商业操作系统。

2008年3月，苹果公司对外发布了针对 iPhone的应用开发包（SDK），7月苹果App Store横空出世。“三位一体”终端业务、高质量的精品路线以及严格的审核准入机制塑造出苹果App Store的封闭特性，平台的垄断性确保了开发平台的一致性和用户体验的一致性。App Store不仅成功地推动了苹果公司的战略转型，同时也促进了全球手机软件业发展，建立了“硬件+软件”的完美结合。

Android是一个基于Linux的自由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主要使用于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Android操作系统最初由Andy Rubin开发，主要支持手机。2005年8月由Google收购注资。2007年11月，Google与84家硬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及电信营运商组建开放手机联盟共同研发改良了Android系统。

Google Play（原名Android Market）是一个由Google为Android设备开发的在线应用程序商店，会预载在允许使用Google Play的手机上，可以让用户去浏览、下载及购买在Google Play上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相对苹果iOS系统而言，Android是一个较为自由开放、易操作的手机作业系统，所以它吸引了不少手机生产商把Google Play注入其生产的手机中，以方便用户下载应用程序。2012年3月7日，Android Market服务与Google Music、Google 图书、Google Play Movie集成，并将其更名为Google Play。此举是谷歌为提升自身在电子内容销售市场上的形象，以及更好地与苹果和亚马逊展开竞争而推出的最新措施。

二、封闭模式与开放模式的主导基因比较

1.封闭模式：“软硬”通吃，严格审查

封闭模式往往兼具渠道唯一性、认证唯一性、运行唯一性的特点，在这样的封闭性基础上，生产商能够掌控平台上的绝大部分资源，不仅能对产品质量进行统一监管，也能保证开发平台的一致性和用户体验的统一性。

众所周知，封闭性是苹果公司的显著特点之一，而iPhone则是手机封闭模式中的典型代表。封闭的苹果卖的是手机硬件+品牌，因而苹果公司不但控制了内容本身，还对所有第三方应用享有绝对严格的审批权。而这种绝对审批权本身也渗透着苹果公司的封闭式特性。有数据显示，App Store 每周收到超过 2.6 万次的iPhone 和iPad 应用上架申请，全年约为 130 万次，而其中约30%的应用申请因没有符合苹果公司提出的相应规则被拒绝。

App Store同苹果公司的其他产品一样，也具有鲜明而独特的“Apple 基因”。“三位一体”的终端业务一体化是苹果App Store成功的基础。在整个产业链中，由于iPhone终端使用的是自己独有的封闭式操作系统，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内容的实现平台非苹果操作系统不可，导致iPhone与App Store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与严格的排外性。同时，从App Store 中下载的应用软件也只能在iPhone上运行，用户不可随意安装第三方软件，只能运行苹果允许的软件。

可见，这种封闭式模式能为移动应用商店的运营者带来绝对主导权。这种主导权一方面体现在对产品准入机制的把控上，即能够保证应用商品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封闭模式的特殊性，应用商店平台能够使很多应用绕过运营商的高门槛，直接加载到手机上面，这样就降低了第三方软件制造商的门槛和成本，并为其提供直接面向最终用户的销售机会，带动第三方软件的发展。

2.开放模式：打破“软硬”捆绑，拥抱第三方

开放模式与封闭模式明显不同，这一模式在开放性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它打破系统与手机硬件绑定的禁锢，对第三方应用开发商也没有严格的审查准入机制。

相较于苹果的封闭模式，谷歌则是开放式模式的典范。正如Android移动平台负责人埃里克·朱所说：“Android Marke（Google Play）是一个开放的内容分发系统，它可以帮助使用Android 操作系统的手机终端用户寻找、购买、下载和安装各种各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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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提供的Andriod系统是免费的，而且Google并不控制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系统可以与不同的手机硬件设备结合。所有移动设备制造商都可以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和修改，比如HTC、三星、联想等移动设备制造商都使用Android系统。此外，因为Android的系统结构可以由开发公司自由地更改，所以各个公司为了突显其手机的独特性，往往会在Google Play内注入自家公司制作的应用程序下载页。另一些公司会在自己的手机上加入其他的操作系统（即双系统），例如三星电子开发的Android手机，可同时运用Google Play和Samsung Apps。

Google发布的Android开发工具包，是一个开放手机平台，偏向于以软件开发者和用户的利益为主，软件开发人员可以利用这款工具包开发在Android平台上运行的各类应用软件，它允许作为第三方软件的开发与供应商能够以商人身份添加程序。Google还将面向开发人员增加程序下载分析等工具，使得程序员们还可以为不同的设备上载不同版本的软件，这将吸引更多的软件商、运营商和手机商参与研发推广，共同做大。

终端用户（包括消费者、移动设备制造商等）和软件开发商是平台厂商的两类不同用户，终端用户为了更好地使用应用软件的功能才会安装Andriod系统软件平台，而Andriod系统软件平台又是应用软件能够发挥其功能的前提条件。

三、封闭模式与开放模式的应用效果比较

1.封闭与开放，少而精与大而泛

可以说，在“封闭”与“开放”的较量中，前者是少而精，后者则大而泛。在封闭的环境里，平台运营商自封为王，封闭平台的自主独特性与垄断性可以有效地屏蔽市场竞争，不允许在该平台销售的其他软件冲击平台运营商自有软件的利益，这是封闭式平台一个重要的利益出发点。此外，它还可以确保从自己生态系统里的任何一款软件中获得分成。

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封闭式平台把关且锁定销售管道的做法可以确保应用的质量，其独特的封闭特性更有利于提升用户黏度。而开放式平台虽然提高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度，但却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黏度。据一个不完整统计显示，使用Android系统的手机终端有将近250种之多（不包括各种平板电脑），这和使用iOS只有iPhone这一脉简直是天壤之别。

相比而言，开放式平台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免费的优势能带来巨大的用户群，并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内容，既包括来自各大媒体公司的内容，也有来自业余开发者的程序，从而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开放的做法还能让开发者不用担心平台运营商因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驳回申请。Google Play这种不同于苹果的合作模式为开发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各大平台开始对开发者竞相争夺。据美国和欧洲市场调查咨询公司 Open Fisrt 曾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应用开发商非常看重高效、透明、灵活的应用评估流程。开发者对封闭式App Store的审核评估流程过于冗长，并且缺乏透明度产生抱怨，而对Google Play开放式平台应用评估流程表现较为满意。

不过，稳定性也是困扰开放式平台发展的一大短板，比如缺少有效的审核机制，导致任何软件、游戏都可以上传，成为病毒滋生的温床。开源的做法让很多厂商能自行对应用进行修改，版本的升级可能会造成在不同平台上移植应用的成本居高不下等，这些都让用户在使用平台应用时，难以感受到封闭式平台的稳定。如此看来，充分竞争的开放市场也容易造就一种混乱的兴盛。

2.市场情况：封闭模式不再一枝独秀

在移动终端的应用商店中，苹果领跑市场占有率，而谷歌则在下载量榜单上一路高歌。随着付费下载的逐渐衰退，应用内广告（in-app advertising，简称iAd）成为两大类型平台增加收入的另一主力军。

根据百度2014年第二季度《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数据显示，在智能手机用户群当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Android和iPhone用户的规模差距被进一步拉大，Android手机份额达到79%（相当于10个单位的中国人中，有2.4个Android用户），iPhone份额仅为13%，Android用户已是iPhone用户的6倍。Android用户不断增多得益于其手机价格低廉，以及使用体验的不断提升，其均价已经从三年前的2700元降至1200元附近，iPhone虽然也推出了低价版本，但均价为3400元，价格仍高于95%的Android手机。见图1。

图1 Android和iPhone用户的规模占比

从下载量来看，截至2014年6月底，第二季度Android应用下载量超过iOS平台。具体来说，Android平台的应用下载次数环比上个季度增长60%，下载总数超过1.5亿次；而iOS平台应用下载次数相比上个季度增长45%，达到1亿次。见图2。

图2 Apple App Store 与 Google Play的下载量比较

但在应用收入方面，依然是iOS平台第一。尽管Android平台第二季度新增超过5000万次下载，iOS平台的营收超过1亿美元，而Android平台只有6000万美金。对于iOS平台，这个成绩相比第一季度增长了45%，而Android在营收方面的表现是保持连续增长，第二季度环比增加30%收入。见图3。

图3 Apple App Store 与 Google Play的收入比较

封闭式架构的一大特点在于能够在过硬技术的支撑下，通过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方案设计牢牢绑定用户，让用户享受一站式服务。而这种优势需借助平台所依托的硬件才能得以体现，同时，优质的硬件匹配也促进了平台良好的用户体验。所以，在Apple App Store抢占市场份额的过程中，除自身优势外，iPhone等硬件产品也功不可没。

相较于封闭式平台的“圈地”策略，开放式平台则有利于打破高水平技术垄断，发挥外界资源能力，进而达到促进创新的作用。开放结构的兼容性更好，支持更为广泛，不论是对过去系统的兼容还是未来的扩展都不会受到制约。平台的性价比更高，解决方案更加自由，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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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想象为何Google Play的下载量不输 Apple App Store了。当然，大量的免费应用也是Google Play下载量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移动分析公司App Annie和IDC的一份最新报告称，付费下载已在衰退，免费应用大势所趋。从苹果iOS 近两年不断上升的免费应用比例中，我们也能嗅出其中的变化。2011 年iOS的免费应用比例为 80%，2012 年为 84%，2013年则涨到 90%。如今，App Store 的用户下载付费与免费的比例已从最初的1：15 下降到1：40。随着用户付费意愿的降低，应用内广告逐渐受到平台运营商的青睐。如苹果公司的iAd广告平台能为广告商提供分众化的广告推广，以确保广告商能够将广告提供给其目标受众；相较于苹果的iAd广告平台，开放的Google的Ad Mob广告模式服务范围涵盖全球各大洲的移动网络和应用程序，能为广告商提供包括移动网页、移动应用程序在内的多种展示界面的广告。

3.竞争战略：综合定位，顺应时局

关于封闭式平台与开放式平台的争鸣已久，究竟哪个更好，目前尚无定论。笔者认为，采用封闭结构还是开放结构不是绝对的，选择哪种平台结构需要经过综合分析。

在竞争初期，封闭式结构更有利于发挥平台的垄断性优势，而开放式结构则便于扩大市场规模。如果平台运营商在市场处于垄断环境，并希望在利润方面占据优势，那么封闭式结构是首选。像苹果App Store，由于在自己专属的领域开创了历史先河，平台的可替代性极低，因而提高了用户需求量，呈现出超强垄断性。基于自己的强劲实力和用户规模，这些平台运营商在进入市场时就选择了封闭式结构。而竞争初期，开放式平台结构是平台潜在进入者加入市场釆取的一种竞争方式，策略目标应是尽量提高与封闭平台的功能相似度。产品免费、服务收费的商业模式虽然短时期难以撼动垄断性平台的霸主地位，但可以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更高的用户规模，以便分到几勺羹。回顾Apple App Store的领军地位与Google Play的不断壮大，两者的成功都说明对平台结构的选择需要综合分析与理性判断。

随着竞争的白热化，面对开放式平台的来势汹汹，封闭式平台运营商似乎也备感压力。他们开始抛出了“开放”因子，这是否意味着封闭式平台正在向开放结构过渡？笔者认为，面对互联网开放合作的要求，封闭式平台的开放性策略转变实质是一种伪开放。

对封闭式平台而言，运营商需要通过创新发展保持平台在基本特性方面的优势和差异化水平，以此降低平台的可替代性，提高产品的最大需求量。iPhone智能手机的不断更新升级正是苹果公司维持平台优势的重要举措，既能稳固用户忠诚度，也能从硬件上获取收入。但随着硬件厂商的增多，兼容性更好的开放式平台会对封闭式平台的用户规模造成分流，如果双方的用户规模不再相差甚远，前者将对后者造成巨大冲击，毕竟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更倾向于自由、便捷与免费。

与封闭的手机平台运营商相似，其他傲慢的互联网封闭大佬们也开始谨慎探风，但这种做法表面上顺应互联网的开放趋势，实则并没有改变自身的封闭特性。已拥有7.21亿活跃账户的封闭式即时聊天工具腾讯QQ实行“Q+”开放策略，正是提高最大需求量的表现。不过，以开放为名的“Q+”从本质来说仍是一个封闭的平台，只不过是在封闭结构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程度的改良，使平台较之过去增加了一些开放性，但这仅仅是对第三方开发者有限度的开放。在“Q+”开放平台上，腾讯并不打算开放即时通讯软件、农场等核心应用。这种伪开放不过是顺应了互联网合作共赢的要求，借第三方开发者之力获取更多利益。软件开发商的产品如果与腾讯的利益相抵触，就会有随时下架的危险。所以，腾讯打造的开放具有蒙蔽性，并没有改变其封闭的性质。

四、结论

垄断的手机封闭模式能确保开发平台的一致性，更好地维护平台自身利益。高质量的应用产品可以保证良好的用户体验度，独特的封闭特性则有利于提升用户黏度。然而，尽管封闭模式在市场份额上有较大优势，但随着免费应用下载的方兴未艾，开放模式在下载量榜单上已经一路唱红。因此，综合质量、规模、盈利等各方情况来看，封闭模式与开放模式各有千秋。

一个准备入市的平台企业需要综合评估自身的发展阶段、战略目标以及资源和优势，对于已经选择了某一结构的平台而言，在不同的竞争环境下也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单就封闭模式的特性来说，应努力降低平台的可替代性，提高最大需求量。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对平台进行一系列的创新发展，保持在基本特性方面的优势和差异化水平。面对开放共赢、合作发展的互联网，以及开放模式带来的冲击，封闭模式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以谋求更长远的发展。但这种妥协具有欺骗性，封闭模式不可能全真开放，就算开放也只能是封闭式的开放，当触及自身利益时，其封闭的特性便会展露无遗。

[1]张耀文.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移动应用商店盈利模式研究[M]. 北京邮电大学博士论文，2012.

[2]曹岩.封闭与开放：网络信息产品平台竞争策略研究[M].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2.

[3]李煜.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软件平台运营机制研究[M]. 北京邮电大学博士论文，2013.

[4]周琳.苹果App Store商业模式的SWOT分析及启示[J]. 现代管理科学，2013（4）.

[5]张利斌.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苹果App Store模式研究[J].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12（4）.

[6]项有建.Q+：封闭式的开放平台[J]. 软件工程师，2011（9）.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7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传统电商,社会化电商,意见领袖,推荐模式,特征比较

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和“web2.0”各种应用的深入, 促进了社会化媒体和网上购物的迅猛发展:以淘宝网、京东商城为代表的传统电子商务的发展日渐平稳, 竞争日益激烈;各种社会化媒体 (social media) , 如社区、论坛、微博、贴吧、社交网站等, 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社会化媒体的工具功效, 从生活娱乐领域逐渐渗透到消费领域;社会化电子商务 (social commerce) 作为电子商务一种新的衍生模式, 借助社会化媒体, 通过社交互动、用户自生内容等手段, 辅助商品的购买和销售, 如蘑菇街、美丽说等, 近年来也成为一大热门。

社会化媒体、传统电子商务、社会化电子商务三类平台, 都为消费者提供了分享和讨论机会和渠道, 并自发形成了一些网络意见领袖, 成为网络口碑的重要来源和传播渠道。意见领袖通过网络, 发布自己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感受, 分享自己的经验, 并向大众推荐产品。凭借其对产品的熟识度和专业性, 以及其在网络中展示的个人魅力, 意见领袖成为许多消费者了解相关产品知识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影响消费者产生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然而, 不同平台和商业模式下, 意见领袖推荐产品的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

概念界定

1.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 是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 经常为他人提供某些方面客观信息并加以主观评判的人。

本文所研究的网络意见领袖, 特指那些通过网络等媒介, 发布产品和服务的分享和体验, 并得到大众认可, 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他人态度和行为的人, 又称“网红”、“达人”等。

2.社会化媒体

社会化媒体, 是一种包括视频、文本、音频、图像等多样化形式, 能给与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其本质是传播媒介, 利用它, 人们能够彼此分享信息、意见和观点。论坛、社区、博客、微博、播客、社交网络等是社会化媒体常见类型。

3.传统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会化电子商务平台

(1) 电子商务, 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电子工具进行的商务贸易活动。

(2) 传统电子商务平台, 是指以产生直接交易为主要目的电商平台, 如淘宝、当当、卓越等。

(3) 社会化电子商务, 是借助社会化媒体辅助销售的一种新型电子商务, 它包括多种类型。本文所研究的社会化电商平台, 是指以美丽说、蘑菇街为代表的购物分享平台。

三类平台意见领袖推荐模式

社会化媒体、传统电子商务、社会化电子商务三类平台, 都自发形成了一些网络意见领袖, 然而, 这些意见领袖对产品的推荐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

1.社会化媒体意见领袖的推荐模式

论坛、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中的意见领袖, 来源于各产品领域有一定专长和知名度的“达人”、“专家”, 或论坛的版主等, 其推荐产品的领域较为广泛, 其中以科技、电子产品领域最为常见。

社会化媒体意见领袖的推荐模式如图1所示。

社会化媒体意见领袖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较多的追随者和较大的影响力, 因此, 他们在社会化媒体上推荐某种产品时,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他人对该产品的看法。

2.传统电子商务意见领袖的推荐模式

以淘宝和京东商城为代表的传统电子商务网站, 近年来也一直在尝试走社会化之路, 除了在已有的电商网站, 如爱淘宝、京东社区上构建社会化平台之外, 还在消费者购物时, 以各种方式向消费者进行产品推荐。

传统电商平台意见领袖, 主要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名人, 或者各个领域的专家等, 由于他们购买过某种产品, 故而被商家作为范例, 用于吸引消费者点击, 进入产品销售页面。其推荐领域为电商在线销售产品所覆盖的领域。传统电商意见领袖的推荐模式如图2所示。

3.社会化电子商务意见领袖的推荐模式

蘑菇街、美丽说等社会化电子商务, 将社会化媒体的分享推荐功能与电子商务购物功能有机结合, 更有利于产品的销售。社会化电商意见领袖是被平台认证为“达人”的网络红人、设计师、搭配师、时尚编辑等从事时尚职业者。目前, 其主要推荐领域为服装、美容、护肤等时尚领域, 推荐模式如图3所示。

社会化电子商务平台的意见领袖, 主要是通过主动分享购物经验和搭配心得与消费者进行互动交流, 并附购买链接, 以此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三类平台意见领袖推荐模式特征比较

1.意见领袖推荐产品的态度与动机

(1) 传统电商平台意见领袖与社会化媒体、社会化电商平台意见领袖比较:前者多是被商家用于吸引消费者的目的, 态度较为被动, 推荐的动机是商家用于促进产品销售;而后两者, 则是主动地分享知识或经验, 态度更为积极主动, 因此, 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较大。

(2) 社会化媒体意见领袖与社会化电商平台意见领袖比较:前者是以交流和分享知识与经验、增加追随者、提高关注度为目的, 主动发表自己对某产品的观点和看法;后者则是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促进产品的销售为目的, 主动分享购物经验和搭配心得, 如全方位展示商品、商品在各状态下被使用或被穿着状况。

2.意见领袖推荐产品的形式与内容

由于平台性质和推荐模式的差异, 各平台意见领袖推荐产品的形式与内容各有不同。

(1) 传统电商平台意见领袖推荐产品, 主要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 描述的内容是该产品受意见领袖的青睐程度, 如“某某知名意见领袖或者一定比例的意见领袖选择购买某商品”, 与他人之间不存在互动交流, 属于单向的推荐方式。

(2) 社会化媒体意见领袖推荐产品, 是以图文结合为主要形式, 发表的多是自己对某产品的观点和看法, 并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 属于交互式的推荐方式。

(3) 社会化电商平台意见领袖的推荐形式, 是以图片为主、少量文字为辅, 发布的内容最丰富, 主要包括产品信息 (如产品相关具体细节描述、图片展示和店铺链接) 、产品购买或使用的心得等, 并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 亦属于交互式推荐方式。对消费者而言, 该推荐形式和内容有助于他们更方便地了解和购买产品。

3.意见领袖推荐产品的路径与影响力

(1) 传统电商平台意见领袖主要是通过吸引消费者点击、进入所售商品界面, 影响消费者信息搜索行为。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意见领袖主要影响的是消费者的信息搜索路径, 对产品本身并未涉及太多, 说服力较为缺乏。又由于意见领袖的态度较为被动, 真实度和可信度有待考证。所以, 对消费者的影响力一般。

(2) 社会化媒体意见领袖推荐产品, 主要是以图文结合的形式, 发布自己对产品的观点和看法, 并与消费者进行互动交流, 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这一过程直接涉及产品, 并影响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 对产品的推广有着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搜集阶段, 并未具体涉及商品的购买环节, 因此, 对消费者购买的影响就较为局限。

(3) 社会化电商平台意见领袖是通过主动分享购物经验和搭配心得, 与消费者进行互动交流, 并附购买链接, 以此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促进产品销售。其推荐信息的全面性, 很好地弥补了社会化媒体意见领袖推荐产品中存在的局限性。由于社会化电商平台意见领袖主动参与产品的搜索、购买和使用环节的经验分享, 所以, 对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和购买都有着更大的影响力。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社会化媒体、传统电子商务、社会化电子商务三类不同平台意见领袖的主体差异、推荐产品的态度和动机、形式、内容和路径的差异, 造成了他们在产品推荐影响力上的差别依次为:社会化电子商务意见领袖推荐对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化媒体意见领袖;传统电子商务平台意见领袖影响力最弱。

2.建议

(1) 传统电商商家们简单地利用名人效应吸引消费者, 以达到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 但这种营销方式存在形式内容欠丰富、缺乏与消费者互动等不足。因此, 该平台意见领袖推荐产品的方式, 对消费者缺乏吸引力和有效性。未来商家可通过与意见领袖合作推出产品等方式, 吸引意见领袖积极参与到产品的推广中, 充分利用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 实现共赢。

(2) 目前, 社会化媒体意见领袖更多的是影响了消费者对某产品的看法和观点, 在以后的营销工作中, 可加强与电商平台的合作, 让意见领袖在产品销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较成功的社会化电商平台意见领袖推荐产品, 目前主要集中在时尚产品领域, 如何将该模式推衍到对其他产品的推荐, 拓宽盈利空间, 是社会化电商平台进一步发展需着力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瑜.网络意见领袖对女性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2014.

[2]连环.网络意见领袖的营销价值及实现[J].电子商务, 2009 (7) :35-37.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8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高校后勤资源配置制度强制性变迁, 实现这一制度变迁需要分阶段、渐进式地推进。根据高校后勤资源获取、整合、利用方式和途径的不同, 以及后勤资源投入、管理主体的不同和阶段的不同,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后勤管理的成功做法与经验, 将“基于自有资源的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基于集约资源的政府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以及“基于社会资源的市场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作为高校后勤社会化发展进程中三种不同制度环境和资源条件下具有代表性的后勤社会化改革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以期为高校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理论将组织置于一个开放系统中进行研究, 认为组织变革路径和价值取向受到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制度环境的本质属性要求组织的行为、结构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得到相关利益者的认可, 即具有合法性, 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组织变革的失败。合法性是针对某个由信念、信仰、准则和概念等要素建构而成的系统提出的关于某一群体的行为是合理的、正当的或适当的总的观念和假设 (Such man, 1995) 。组织合法性体现了制度环境与组织的各个层面包括组织间、组织内部各个层面以及组织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合法性机制诱使组织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 将社会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文化认知及价值观内化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 从而影响组织行动 (周雪光, 2003) , 并强调通过影响资源分配和利益产生激励, 鼓励人们去采纳那些社会上认可的做法 (湛正群等, 2006) 。因此, 研究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必须考察组织内外部制度环境的作用, 并且建立针对不同层面活动者认可的协调组合机制。

制度变迁理论运用合法性机制研究组织变革的动因和机制。组织变革源于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的变化, 组织合法性即组织被制度环境所接受是组织趋同的动因。宏观层面的研究表明, 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组织之间的趋同现象。即为了得到制度环境认同, 各个组织都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和做法。二是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学习, 这些模仿行为减轻了组织的动荡, 因为它扎根在制度环境里, 得到了合法性, 不容易受环境的冲击 (Scott, 2001) 。

微观层面的研究进一步证明, 国家制度和专业组织是驱使组织趋同的动力, 有三个机制导致了组织形式趋同:一是强迫性机制 (coercive) , 即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 不然就会受到惩罚。二是模仿机制 (mimetic) , 即各个组织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组织面临不确定性的环境, 通过模仿那些成功组织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诱导了模仿行为, 包括竞争性模仿和制度性模仿。三是规范机制 (normative) , 专业化程度高的组织通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DiMaggio& Powell, 1983) 。

制度变迁理论重视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在解释组织趋同问题上的融合。认为, 在组织变革过程中, 在不同的阶段出现了机制的转化, 多数情况下, 采纳某种制度安排的前期受理性选择机制影响 (有效率即边际收益为正) , 后期由合法性机制所支配 (Tolbert&Zucker, 1983) 。同时, 作为制度环境的参与者, 组织对制度环境的变化也能动的产生着影响, 组织领域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变革存在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选择过程。

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组织变革过程的作用机理, 为我们研究高校后勤管理模式变革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二、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改革模式比较分析

制度环境的改变使单一供给主体与单一供给渠道造成的高校后勤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如政府财力有限难以统包统揽,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意引致的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愿景, 等等, 迫使政府主导并推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以提高高校后勤制度供给的效用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外部动因;高校后勤制度需求的改变, 如, 经费投入不足、行政化运行机制的低效率造成的后勤瓶颈, 以及高校管理者对办学效益不断增长的预期, 等等, 诱致高校管理者创新后勤制度的强烈愿望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内部动因。内外部动因的共同作用, 使经济市场化、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高校后勤资源配置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

经验研究表明, 对高校而言, 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驱动力源于自身的后勤保障能力, 改革的意愿和力度与其后勤保障能力负相关 (见图1, RBTˉ表示资源基础差, 保障能力弱;RBT﹢表示资源基础好, 保障能力强) , 若自身资源基础较好, 后勤保障能力较强, 一般选择自办后勤取向。反之, 一般选择后勤社会化取向。

事实上, 无论自身资源条件如何, 高校管理者都面临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后勤社会化改革模式问题。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外部制度环境、内部组织结构、改革模式的运行机制等方面入手, 对“基于自有资源主体的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基于集约资源的政府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和“基于社会资源的市场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见表1) 。

基于自有资源主体的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是高校基于自身良好的资源基础面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构建的一种后勤管理模式。导致这一变化的动力是中央政府的后勤管理模式社会化改革政策和高校自身对日益快速增长的后勤保障需求。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与传统的行政化自办后勤管理模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的标志主要是后勤服务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学校不再统包统揽后勤事务, 而是理性选择有效率的市场化的机制统筹规划资源协调组合机制, 朝着社会认可的方向发展。同时, 后勤组织结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 企业化的制度安排成为最有效率的选择。

基于集约资源的政府主导型后勤管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变化的制度环境中的一种过渡模式。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在后勤资源的协调组合上主要限于学校内部, 对后勤资源基础薄弱的高校来讲, 并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制约学校发展的“后勤瓶颈”, 但是, 多数高校不具备一步到位实现社会资源市场主导型后勤管理模式的制度环境, 而且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于是, 以政府为主导, 通过政府的相关立法和政策, 将后勤管理模式变革置于开放的系统中, 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内外部制度环境匹配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政府主导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高校后勤服务协会, 以协会形式集约资源, 组织后勤服务产品的生产、管理和供给, 在提高后勤实体的竞争优势和生存发展能力的同时, 逐步实现后勤管理模式社会化改革的最终目标。

基于社会资源的市场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是高校后勤管理模式社会化改革的目标模式, 与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导向一致, 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趋势一致, 既能受到社会包括组织内成员的广泛认同, 又能最大限度的协调组合有效资源转化为后勤保障能力, 适应高校后勤保障的需要, 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因此, 将后勤存量资产货币化, 以股权为纽带, 使后勤服务实体逐步融入社会第三产业, 最终实现社会资源市场主导型后勤管理模式是不同类型高校的共同趋向。但正如本文前面分析过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或约束, 基于社会资源的市场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的实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和过程, 不会是在短期内可以一僦而就的。

三、结论

上述改革模式都是社会化意义的改革模式, 即市场机制、企业化手段运行的新的后勤资源配置制度模式, 只不过社会化程度不一。同时, 三种模式都明显的体现出在社会化的同一大趋势下的阶段性特征, 表现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不断演进的过程, 因此, 可以将这三种模式分别作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过程中一定阶段的标志性模式来看待, 以其为标志可以使各高校比较清晰地辨别自身社会化改革的进程和下一步的改革目标。

每种改革模式的实施都会受到高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本校校情等方面的制约和限制, 只有那些具备了相应条件的部分地区及其高校才宜于将相应的改革模式作为一种可行的改革选择, 高校管理者应根据自身的制度环境和资源条件, 权变地选择符合校情的改革模式。

摘要：本文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发展过程角度提出了社会化起始阶段、过渡阶段、成熟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三种改革模式,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 对每种模式实施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 论述了权变地渐进地选择后勤社会化改革模式决策的一般原则。

关键词：高校后勤,改革模式,比较研究,制度变迁理论

参考文献

[1]Dimaggio&Powell.1983.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pr83, Vol.48Issue2, p147-160.

[2]Scott W R.2001.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Thou-sands Oak, CA:Sage.

[3]Suchman, 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J], Jul95, Vol.20Issue3, p57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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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湛正群, 李非.组织制度理论:研究的问题、观点与进展[J].现代管理科学, 2006, (4) :14-16.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9

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养老保障问题。和城市相比,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老年抚养比升高, 其所面临的养老保障形势异常严峻, 老龄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城市, 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顾问詹金斯 (Jenkins, Michel) 曾指出, “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非工薪职员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在此之前农村的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其他非正规行业的劳动者不能得到社会保障的有效保护事例有很多,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不仅带来了农村老年抚养比的升高, 还削弱了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传统地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社会保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扩大其覆盖对象, 乃至惠及乡村居民。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看, 其中70个国家和地区包含农村, 其保障对象为全部农村人口或农民。

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进程

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从工业延伸到农业, 从城市延展到乡村, 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差。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的基础条件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广泛应用, 大工业生产方式一方面将劳动力与资本剥离产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再分配创造了物质条件。现代生产方式首先在城市产生并得到充分发展, 这也是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在城市产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 正是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当局为安抚劳工情绪以稳固统治地位的需要才促使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 而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发展成熟所带来的公民社会保障权益观念深入人心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 社会保障制度才开始在农村建立。

1.1 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很大的时间差

德国1883年就颁布了《疾病保险法》, 然而直到1957年才建立针对农场主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其间相隔68年;日本1941年开办厚生年金, 到1977年建立覆盖全民的国民年金制度, 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比城市晚了30年。表1统计了部分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时间和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国家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时间差。毋庸置疑,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各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程的重要因素。然而,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表1可以看出, 不同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最高者如加拿大为21842美元, 最低者如斯里兰卡为369美元;丹麦、芬兰和波兰均是在1977年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而三国的人均GDP分别为10985美元 (1978年数据) 、7132美元 (1978年数据) 和1822美元。因此, 从各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进程看, 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性而非唯一因素, 各国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以美国为例,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崇尚自由、勤劳和自我创造精神, 反映在社会保障领域, 就是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主张给付与收入挂钩。尽管在20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然而直到1935年才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二战以后, 美国更是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20世纪90年代初人均GDP已达到20000美元, 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然而直到此时美国才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注:①表示1960年数据;②表示1978年数据。资料来源:吕学静主编:《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77页。

1.2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农业部门的发展都面临困境

表2统计了部分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农业部门产值占GDP的份额和劳动力结构份额。大部分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农业部门产值对GDP的贡献已经相当低, 一般位于10%以下, 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这一特征非常明显, 如日本和美国,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 农业部门产值占GDP的份额分别为6.0%和2.0%。同时, 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占整个国家的份额也很低, 丹麦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 然而在1997年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 丹麦农业部门劳动力结构份额已下降到8.2%。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经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后, 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 农业生产部门开始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增产增收难度加大等困境。然而, 农业生产部门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 因此, 必需通过调整政策以维持和保护农业生产能力, 其中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尽量消除农村和城市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成为了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农业部门面临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项目之一。

注:①表示1960年数据;②表示1976年数据;③表示1978年数据;④表示1992年数据。资料来源:杨翠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 第68页。

尽管各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时间各不相同,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以及农村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都呈现出了先城市后农村的特点且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选择不同的发展时机, 这一客观发展规律和经验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

各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与其本国的保障传统以及在城市率先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世界范围来看,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国家主要采取五种制度模式, 即“保险型”、“福利型”、“储蓄型”、“国家型”和“救助型”。五种制度模式各有其特点。

2.1 “保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保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特点:强调个人责任和选择性, 个人和家庭在个人养老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政府是最后的责任主体;主张给付与收入挂钩, 个人应该承担一定的缴费责任;认为社会保障的目的在于通过保障使保障对象获得参与竞争的机会, 而不是让其“不劳而获”, 在保障之下丧失勤奋工作和继续创造的动力;在制度设计中突出体现社会保障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注重效率, 正如曾任德国总理的艾哈德所说的, “社会政策绝不能损害国民经济的生产率, 即使间接的有所损害也绝不能跟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则背道而驰”。反映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 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保障项目比较有限, 保障水平不高, 鼓励参保者在政府强制性养老保障计划基础上选择其他的养老保障计划作为补充; (2) 经费来源上坚持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合理分担, 既体现政府的责任, 又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3) 待遇给付上与参保缴费状况挂钩, 获得保险待遇给付的资格门槛较高, 参保者所获得的养老保险待遇差别较大, 取决于所交保险费和劳动年限的长短; (4) 国家只对确实无力改变现状的贫穷阶层提供“无私”的援助。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保险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然而与德国和美国不同的是, 日本建立了有统有分的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包括“基础养老金”制度、“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和“农民养老金基金”制度, 其中“基础养老金” (也称国民养老金) 覆盖全民, 为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而德国1957年颁布《农村老年救济法》所建立起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却是一项独立的制度, 也不存在对农民实行多层次保障的概念。实行“保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国家在筹资模式上大多采用现收现付制与基金积累制相结合。

2.2 “福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福利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特点:强调公民权平等, 贯彻普遍性原则, 口号是“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设施体系化”;国家起绝对的主导作用, 个人不承担缴费责任, 保障项目的开支全部来源于国家税收, 坚持普惠制, 以消除贫困为目标;认为任何福利保障计划设计的出发点是平等地向居民分配福利, 推崇公平而不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实行“福利型”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国家主要有最先建立福利国家的英国和后来居上并有“福利国家橱窗”之称的瑞典等北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这些国家在面向农村的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上也基本遵循了自己的养老保障传统。具体表现在: (1) 实行现收现付制筹资模式, 所有经费开支来源于国家税收, 个人不承担缴费责任; (2) 政府在保障政策的实施和管理上起绝对的主导作用并承担完全的责任; (3) 保障标准统一, 保障水平较高, 基本上能保证养老金领取者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 (4) 直接将城市的养老保障项目推广并覆盖到农村,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3 “储蓄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储蓄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特点:明确个人自我保障的责任, 认为个人在自我养老保障中是第一责任人;推崇效率至上, 坚持社会养老保障不应成为国家的负担;养老待遇给付与个人缴费关联度很高, 政府负责规则的制定、政策的实施和制度监管并解决无力进行储蓄积累的贫困阶层的养老保障问题。“储蓄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新加坡和智利两个国家获得充分的发展, 但二者不同的是前者实行中央公积金制 (Central Provident Fund, 简称CPF) , 后者实行完全基金积累制, 随后一些南亚和南美洲国家纷纷效仿, 如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储蓄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筹资模式上实行基金积累制, 国家不承担直接的缴费责任但对贫困者进行缴费补贴, 同时国家对基金承担最低收益率担保的兜底责任;国家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对基金投资运营的介入程度, 但都承担了基金运营的监管责任。

2.4 “国家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国家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主要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 如前苏联, 该制度模式在国民经济公有制和土地改革改革背景下建立, 由国家统包统揽, 资金来源于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和集体经济投入, 个人不承担直接的缴费责任;保障范围广, 差别小, 但保障水平有限;待遇给付一般以各集体单位人员满足规定的劳动年限为资格条件;这种“大国家保障”思想所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般与城镇的制度结合在一起, 制度架构一致, 但待遇有所差别。

2.5 “救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救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一些经济落后地区比较常见, 如哥斯达尼加、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巴西等。严格来讲, 其并不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而更像是一项最低保障金制度或者贫困救济制度, 只不过其保障对象是该国满足相关资格条件的农村老人。“救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主要是反贫困, 缓解农村老年人的贫困问题;囿于国家的经济能力有限, 该模式尽管覆盖面较广, 但保障水平非常低, 仅能满足农村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该制度模式实行现收现付制筹资机制, 由于贫困群体收入低, 缴费能力有限, 保障项目的资金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法定的转移资金和国家财政收入;而且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容易发生经济波动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农村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 从而导致不得不调整待遇给付标准和领取资格, 制度易受政策波动影响, 稳定性较差。

表3对这五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筹资机制、经费来源、个人缴费责任和制度建立的独立性方面进行了比较。

五种制度模式都是根据各国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保障传统所做出的选择。制度本身是中性的, 没有好坏优劣之分, 只不过是有没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以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的社会保障改革“私有化”的浪潮, 各国都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 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由单一支柱向多支柱转变, 私营部门不断介入社会保障资金的投资运营。总而言之, 对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需要“因地制宜”, 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选择合理的范围合适的规模, 同时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不断改革和完善。

3 结语及启示

从国际上看, 农民养老保险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一的问题, 而是涉及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涉及农业产业政策的一个综合性问题。一些国家把农民养老保险政策与农业政策搭配的做法, 值得我们借鉴。目前, 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阶段, 农村人口的比重还比较大, 农业生产碎片化、农业产出低等问题还很突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 消除制约农民城市化的各种体制与政策障碍, 推进土地资源的适度集中和集体规模经营, 而这些又与多方面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息息相关。如今当务之急就必须彻底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抓紧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 进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换城镇社保的探索, 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从各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实践来看, 没有公共财政的大量投入, 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并正常运行的。在我国长达50余年的经济建设中, 农业和农民通过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理应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具体的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等来反哺农业和农民, 以促进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经济在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协调发展。

通过国际比较, 我们得到的另一点启示就是, 一国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 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决定,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因循。我国目前还处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初期, 建立什么样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问题还没有最终形成一个统一性的观念。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新农保试点和推进工作以指导实践, 以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未来建设与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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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苗丽静, 孙茜.社会保障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财经问题研究, 2004, (4) :74.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10

自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首次提出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以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近年来,全球资源环境问题凸显,重大的企业社会责任事故频发,企业竞争必须对社会负责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竞争须对社会负责不仅要求企业具备业务竞争力,同时还要求企业具备社会责任竞争能力(society responsible competence)。由于组织学习是增强上述能力的最重要方式,因而相关的组织学习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Cramer(2005)认为企业可通过组织学习增强社会责任竞争能力,并认为以增强社会责任能力为导向的组织学习须在个人、群体、组织三个层面进行,而且强调双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的重要作用[1];Nijhof(2005)以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竞争能力为目的构建了“征询诉求(consultation)—整合(integration)—合法化(justification)—评估(evaluation)”的组织学习过程模型[2];Gond,J.P(2006)探讨了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组织学习工具在促进组织社会责任竞争能力形成中的作用[3];Zadek(2006)认为,企业可以从负责任的社会、产业环境中通过社会性学习(societal learning)获得社会责任竞争能力[4]。国内学者王端旭(2009)认为组织学习有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内生机制的形成,并认为双环学习可以发挥推进机制的作用[5]。

上述有关组织学习的研究基本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竞争能力为导向,其内容已涉及组织学习主体、组织学习过程、组织学习工具、社会责任环境对社会责任能力导向的组织学习的积极作用等方面。但同时,笔者也关注到,企业社会责任竞争能力不能脱离业务运作而孤立地存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业务间具有不同的结合模式;而且在不同的竞争模式下,企业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可通过组织学习实现向具有优势的竞争模式转型,以主动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可持续性。而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本文拟做出探讨。

二、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竞争模式及其转型的必要性分析

(一)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竞争模式简介

与传统竞争单纯追求业务表现不同,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同时追求业务领域和社会责任领域两个维度的表现。根据上述两个维度表现的不同组合,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通常表现出如下三种模式:(1)在履行底线社会责任的同时提升业务竞争力,与竞争者进行业务竞争。目前,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竞争就属该类模式。(2)在保持业务竞争力的前提下与竞争者进行社会责任层面的竞争,而且业务竞争与社会责任竞争彼此分开,相互关联不大。目前,我国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履行慈善公益责任而很少考虑慈善行为与企业业务行为间的关联,就属于该种模式。(3)企业通过开发具有社会责任内涵的业务产品或通过构建融社会责任形象与业务形象于一体的企业品牌形象协同地提升业务层面与社会责任层面的竞争力,与竞争者在上述两个层面同时展开竞争。目前,极少数企业采纳该种社会责任竞争模式,然而该种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Michael E.Porter和Mark R.Kramer(2006)[6]的研究为该模式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认为,企业根据其价值链的社会作用(value chain social impacts)致力于相关社会问题解决的同时可协同地增加商品和服务创新,提高顾客价值,并可与利益相关者结成更好的关系,从而提高竞争力;此外,企业可通过分析影响竞争的社会环境因素(social dimensions of competitive context),从一般性的社会问题(generic social issues)中筛选出对企业竞争力具有较大驱动功能的社会问题,并通过努力谋求解决上述问题,达到从业务领域和社会责任领域协同地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从而增强竞争优势。

(二)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竞争模式的特点比较

上述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竞争模式各具特点,现从竞争优势来源领域、社会责任表现、业务表现、社会责任风险、业务竞争性风险、适用行业、竞争力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分析如下:

1. 与采用模式(2)、模式(3)相比较,企业采用竞争模式(1)强调业务层面的竞争,因此其竞争优势来源于业务领域,业务表现倾向较好,业务竞争性风险相对较低;此外,企业采用模式(1)在社会责任层面只履行底线责任,其社会责任表现一般,而且被动维持底线责任容易触犯社会责任底线,因而来自社会责任方面的风险高。由于企业在该模式下专注于业务竞争,因此与采用模式(2)、模式(3)相比,其满足传统消费的能力较强,但由于社会责任表现一般,其满足责任消费的能力与采用模式(2)、模式(3)相比较则偏低,因此该模式比较适合于责任消费不敏感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意识都在提高,责任消费规模将越来越大,社会责任不敏感的行业也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受社会责任风险的影响,因此从总体看,企业以该模式竞争,其竞争力的可持续性不高。

2. 与采用模式(1)、模式(3)相比较,企业采用竞争模式(2)强调在保持业务层面的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与竞争对手展开社会责任层面的竞争,因此其竞争优势可来源于业务领域和社会责任领域两方面,但由于企业在该模式下将资源分散在业务领域和社会责任领域,因此除非企业实力特别雄厚,否则从总体看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只能一般,业务表现也只能一般。因此,与采用模式(1)、模式(3)相比较,企业不论在哪个层面的竞争优势均不明显,其面临的社会责任风险和业务竞争性风险都较高。而且,模式(2)强调在业务领域和社会责任领域两方面与竞争对手竞争,因此其竞争所需总投入高,加之其满足传统消费的能力和责任消费的能力均一般,面临的业务层面和社会责任层面的风险均较高。因此,与采用模式(1)、模式(2)相比较,企业在该模式下其竞争力的可持续性较低。

3. 与采用模式(1)、模式(2)相比较,企业采用竞争模式(3)强调业务维度和社会责任维度的协同竞争,因此企业竞争优势可同时来源于社会责任领域和业务领域,如果协同效应显著,其社会责任表现和业务表现均会较好,社会责任风险和业务竞争性风险也趋于较低。更重要的是,模式(3)强调社会责任维度和业务维度的协同,因此其竞争所需总投入一般,却能同时满足传统消费和责任消费,这与责任竞争背景下的责任消费趋势相适应。因此,与采用模式(1)、模式(2)相比较,企业在竞争模式(3)下其竞争力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竞争模式特点比较见表1:

(三)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根据前文分析,在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竞争模式中,企业采用竞争模式(1)具有较强的业务竞争能力,但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风险,其竞争力的可持续性总体不高;企业采用竞争模式(2)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风险和业务竞争性风险,其竞争力的可持续性较低;而企业采用竞争模式(3)具有较低的社会责任风险和业务竞争性风险,竞争力的可持续性较高。因此,对同一企业,采用竞争模式(3)明显优于模式(1)和模式(2),采用竞争模式(1)和模式(2)的企业具有向采用竞争模式(3)转型的必要。

三、通过组织学习促进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

前文分析表明,对同一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存在由模式(1)、模式(2)向模式(3)转型的必要,怎样“转型”就成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企业的竞争模式是企业行为在竞争中的具体表现,而企业行为是企业心智模式的表象化,归根到底取决于企业的组织知识。由于组织学习是组织更新知识,重塑心智模式的根本途径,因此对上述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分析企业在竞争模式(1)、模式(2)下与在模式(3)下组织知识方面的差异,明确组织学习方向和内容,然后再探讨相应的组织学习机理与具体操作。

(一)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竞争模式体现的组织知识差异

根据前文对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种竞争模式的特点进行分析整理,笔者认为,企业在三种模式下组织知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责任战略价值预设、竞争优势来源预设以及掌握社会责任知识主体三个方面,见表2。

1. 关于社会责任战略价值方面的知识差异。

企业在模式(1)下,仅履行底线社会责任,企业认为社会责任的战略价值在于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竞争只具有约束性作用,而不具有竞争性作用;在模式(2)下,企业在业务维度和社会责任维度两个方面与竞争者竞争,企业认为社会责任对战略的价值既具有约束性作用又具有竞争性作用;而在模式(3)下,企业不仅认为社会责任具有约束性和竞争性,而且还认为社会责任与业务间具有可协同性。

2. 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方面的知识差异。

企业在模式(1)下,仅在业务层面与竞争者竞争,企业认为竞争优势仅能来源于业务能力;而在模式(2)下,企业既在业务层面又在社会责任层面与竞争者竞争,企业认为竞争优势可来源于业务能力和社会责任能力两方面;在模式(3)下,企业在业务领域和社会责任领域协同地与竞争者竞争,企业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业务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和业务与社会责任的协同能力。

3. 掌握社会责任竞争知识的主体方面的差异。

企业在模式(1)下,仅履行底线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未能与企业业务融合,企业社会责任由专门的社会责任事务部门负责,企业实际上只有负责社会责任事务的专门部门掌握社会责任相关知识;在模式(2)下,企业虽然也在社会责任层面与竞争者竞争,但其社会责任也未能与企业业务融合,社会责任也是由专门的社会责任事务部门负责,企业中也只有负责社会责任事务的专门部门掌握社会责任相关知识;而在模式(3)下,企业重在追求业务和社会责任的协同,而协同机会的发掘和协同方案的贯彻需要组织内个体间、群体间充分交流、真诚合作,因此在模式(3)下,企业业务和社会责任实际处于融合状态,企业组织内个体、群体、组织三个层面都各自同时在进行业务活动和社会责任活动,因此掌握社会责任竞争知识的主体为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面。

(二)组织学习促进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的机理分析

组织学习是组织学习主体在学习目标的指引下利用学习工具作用于知识客体以获取知识、分享知识、储存知识的过程,因此对于组织学习促进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的机理主要体现在相应的组织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主体、学习工具、学习方式等方面。

1. 组织学习促进企业由模式(1)向模式(3)转型的机理。

根据前文对企业在三种模式下组织知识差异的分析,我们认为,企业要实现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由模式(1)向模式(3)转型的关键是企业必须在个体、群体、组织三个层面改变关于社会责任战略价值的非竞争性预设,并树立业务和社会责任间具有可协同性的理念,学习、掌握模式(3)下有关社会责任竞争性知识以及有关社会责任和业务协同竞争的相关知识。基于此,企业首先必须打破其在个人、群体、组织三个层面对社会责任战略价值、竞争优势来源上的原有预设。在此过程中,企业战略层的社会责任竞争意识和态度更新极其关键,这需要双环学习。根据Argyris(1992)的观点,双环学习是指对组织目标、政策与规范预设提出根本性质疑的情况下发生的组织学习方式,企业要真正做到双环学习,需要克服“组织防卫”。所谓的“组织防卫”是指阻碍组织学习的固化于组织体内的心智模式系统[7]。为了克服固化于组织的心智模式系统,更好地获得企业社会责任知识,企业上、下各层必须密切关注竞争环境动态,并加强与各利益相关者间的交流,而利用并开发社会责任学习工具如战略层“头脑风暴”(1)[8]、社会责任报告[9]、利益相关者交流茶会等是使企业树立责任竞争意识以及实现与利益相关者充分交流的良好途径。由于组织学习效果的衡量最终要以组织成员行为方式的改变和组织心智模式的更新为标准,因此企业要注重对上述学习所获知识在组织内的交流共享与运用,并使新知识内嵌至组织规则、组织文化中[10]。其次,企业要在个体、群体、组织三层面树立协同竞争理念、掌握协同竞争技巧,而这一点与下文论及的模式(2)向模式(3)转型的组织学习机理相同。

2. 组织学习促进企业由模式(2)向模式(3)转型的机理。

与企业由模式(1)向模式(3)转型相比,企业负社会责任的竞争要实现由模式(2)向模式(3)优化发展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模式(2)与模式(3)间的差异仅在于企业的成员个体、群体、组织三个层面关于社会责任竞争与业务竞争间是否具有协同性的预设。尽管如此,企业负社会责任的竞争由模式(2)向模式(3)转型也需要双环学习以克服业务和社会责任间不具有协同性的“组织预设”,同时还需要使用有利于在企业个体、群体、组织三个层面建立协同竞争理念的学习工具,如战略层“头脑风暴”、有组织的学习性会议、协同知识交流平台,等等。同企业由模式(1)向模式(3)转型一样,组织学习效果最终也须以组织成员是否形成协同竞争的行为方式和组织是否形成协同竞争的心智模式为检测标准,因此也须注重协同竞争知识在组织内的交流共享与运用,并使其在组织规则、组织文化中有相应的体现(模式转型的机理如表3)。

四、促进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的组织学习过程模型

前文分析表明,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要求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充分沟通,[11]并在组织个体、群体、组织三个层面树立、贯彻社会责任与业务协同竞争的理念,这需要通过组织的具体学习运作才能实现,因此构建科学的组织学习过程模型就很有必要。

基于前文的分析和社会责任与业务协同竞争的特点,我们拟制出如下组织学习过程模型(见图1)以促进企业实现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第一,企业战略层“头脑风暴”。由于企业负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是企业战略竞争层面的内容,因此相应的组织学习应始于组织战略层。具体地说,企业负社会责任的竞争由模式(1)向模式(3)转型,企业战略层须树立社会责任竞争性理念和业务与责任协同竞争理念;而模式(2)向模式(3)转型,企业战略层重在树立业务与责任协同竞争理念。第二,企业代表与利益相关者深度磋商与磋商结果的整合。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根植于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与诉求,因此以负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为指向的组织学习要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身上汲取营养,并从与利益相关者的关联中寻求协同机会。企业可通过企业代表与其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度磋谈,并就磋谈结果与企业自身的需要进行整合,以形成社会责任与业务协同竞争的初步方案。第三,社会责任与业务协同竞争初步方案反馈与选优。正常情况下,企业都有较多的社会责任与业务协同竞争的初步方案,而初步方案的取舍最终要建立在合理平衡企业自身和其利益相关者需要的基础上,因此企业还要就各具体的备选方案向其利益相关者反馈,以便能从各备选方案中挑选出最优的具体模式。第四,选定的具体模式在组织内共享。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具体竞争模式选定后,需要通过组织学习在组织中共享,共享的过程也是社会责任与业务协同竞争理念在组织中实际贯彻、强化的过程。第五,组织惯例更新。上述学习过程的效果要以组织成员行为方式的转变为评定标准,因此企业可在组织规则和组织文化方面做相应的调整以积极引导组织成员产生新的行为方式,并达到使组织惯例更新和组织竞争模式转型的目的。

五、结语

企业竞争对社会负责是时代的要求,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竞争的前提。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具有不同的模式,而只有在企业业务与社会责任间具有协同效应的模式下,其竞争力才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其他模式下的企业可通过组织学习实现向该模式转型。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模式转型是一个需要个体、群体、组织三个层面共同参与以及与利益相关者密切沟通合作的过程,这对组织学习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且应该看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需要是与时俱进的,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竞争的具体模式也须做相应的变化,这要求企业进行持续性学习和成为学习型组织。

摘要：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具有三种模式,社会责任与业务协同竞争的模式具有其特有的优势,诸多企业具有向该模式转型的必要。该模式的优势源于以该模式经营的企业的知识特点,其他企业可通过组织学习实现向该模式的转型。

谷歌、百度创新模式比较 篇11

能够为众多互联网行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谷歌和百度代表着世界互联网搜索技术的最高水准，但二者有着不同的创新之路和发展轨迹。谷歌以创新制胜，处处求新求变，其品牌深入人心，保持着持久旺盛的创新活力。而百度稳扎稳打，时刻以准确洞察用户需求为产品和战略创新的前提，不断成长并稳坐全球中文搜索企业的第一把交椅。比较世界上两大互联网搜索巨头创新模式的差异，并归纳、提炼其共同特征，对加强中国互联网行业创新模式建设、提升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谷歌与百度创新模式之差异

1.创新文化不同：“自由开放”与“简单，可依赖”。谷歌的创新文化是创新的根本源泉，核心是“自由开放”。谷歌给员工提供了种类丰富的免费餐饮，随处可见各种体育器材和休闲设施。自由开放的氛围激发了谷歌员工无限的创造力和创新热情。谷歌能够保持创新活力，同样得益于对基层员工的重视，通过各种方式调动他们的创新积极性，在公司内部营造创新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开展“Google Cafes”的项目，以鼓励员工在团队内部或团队之间展开互动；员工可以直接向任何层级的公司领导发邮件，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技术创新的问题和想法。谷歌充分利用内部交流平台，鼓励工程师们将自己的创新点子与大家分享，再由其他人对这些点子做出评价与建议，将这些可自由发挥的点子落实为具体产品的时间缩短了20%。

百度提出用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其核心理念是“简单，可依赖”。“简单”的意思是上下层关系的平等，而这种平等是从百度创业之初就开始践行的。百度副总裁朱光说：“平等的企业文化必须从一开始就培养，7人创业时平等很容易，但是如果员工变多以后再重新提出平等，就非常困难。”百度认为员工需要有一种使命感：公司给予宽松环境，那么就要给公司交付很好的东西。所有拘泥于形式的东西，都应简化到极致，只要员工遵从自己意愿去创新就好。百度的领导更像是辅导员，把决策权下放，给予员工充分的平等和尊重，并且允许员工犯错误。因为没有错误就没有创新。因此，领导给的压力很小，更多的压力来自新人，因为他们进步很快，让你不得不加快脚步。

2.创新策略：“完美梦想”与“中文之美”。谷歌信奉“完美梦想”，永不满足，力求最佳。正是由于谷歌不断向更高、更好的目标挑战，才有了今天不断焕发出新鲜活力的谷歌，并不断通过精益求精的创新产品带给人们满足和惊喜。谷歌追求的“最佳”是在搜索领域，目标是开创出世界第一、最先进、最伟大、最完美的搜索技术。谷歌维持着全球十多个互联网域，为了服务好美国境外用户，还提供翻译功能，支持35种语言的搜索结果。谷歌总是能够给使用者带来超越预期的服务，总是能够比用户自己更先一步看到未来人们的搜索需求。技术领先是获得全面认可的最佳途径，谷歌在各项互联网大奖评比中斩获丰富，几乎囊括了IT业的各项技术大奖。全球用户每天有过亿次的访问量，使用者满意度高达97%。

百度有太多理由痴迷于中国的无穷魅力，一直致力于再现中文之美。希望以百度这个巨大的搜索平台，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百度囊括了数十亿的中文搜索页面，占全球所有语种互联网的五分之一左右，成为继英语之后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语种。百度对中文文化的执着和关注是产品定位和发展的需要，其致力于保持中国文化的完整与独立，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文世界，专注于做最优秀的中文搜索引擎，倾听中国人对互联网的需求，打造了一个特殊的互联网工具和平台。

3.创新伙伴：“严谨至上”与“实用主义”。谷歌树立了严格的创新合作伙伴管理系统，奉承“严谨至上”的合作模式。对搜索结果的精确要求使得谷歌对合作伙伴的挑选极为严格，这也造就了谷歌严谨的服务态度。在谷歌的生态链中，各个环节高效运转，形成一条完整的价值传递系统。在生态链上游，苹果或IBM这样的计算机制造商为谷歌提供了优质计算机，微软和英特尔提供了软件和操作系统的支持。在生态链下游，谷歌点击排名模式在体现广告客户意志的同时，更把权力赋予了网民公众。以公众的需求和喜好程度决定了广告信息的点击率，并由点击率决定搜索排名的结果。谷歌所奉行的直销模式风靡北美和欧洲，在品牌营销上完全不拘一格，标榜一种病毒式的口碑传播方式。

百度的创新合作伙伴则比较偏向实用化，重视与中小企业的交流合作。百度的上游生态链与谷歌大体相似，但在下游却有着明显不同。在百度竞价排名模式中，广告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商品推广的需要和经济实力竞价购买相应的关键词，并决定广告信息的排名。百度竞价排名的渠道模式采取的是区域代理模式，既在每个中心城市设立区域总代理，由区域总代理负责该区域内竞价排名业务的推广，区域总代理又去发展二级代理、三级代理。在渠道建立过程中，每发展一个代理商，百度都会组建一个团队去帮他们管理分层，帮他们培养人才。

谷歌与百度创新模式的共同特征

1.最佳的制度设计和资源配置有效促进创新。合适的组织设计与企业文化是公司控制员工行为的方法，企业要以制度来促进创新，保障对创新方向的控制。在创意产生阶段，采用自下而上的创新生成机制，能够提高员工创新参与度和接受度。与传统自上而下的创新方式相比，它有更强的激励作用。谷歌和百度公司的创新大多以个人为基本单位和起点，研发人员可按照各自兴趣思考并探索创新，随后再将项目计划上报给公司高层以获得批准和资源。研发人员自发提出创新项目，能够提高其对项目的接受程度和参与程度，同时也有更明确的责任感。谷歌和百度公司都摒弃传统的以纵向职能部门为基础的组织架构，以自我领导的项目小组为基础，这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横向联系机制，能提高决策效率。

2.创新的源头控制保证创新与企业战略吻合。对研发人员的时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既鼓励个体创新又将偏离核心业务的几率控制在公司可接受范围内，降低了风险。谷歌的“70-20-10”的时间分配原则，规定研发人员70%的工作时间用于完成公司的核心业务，其他时间可用于自主创新，而无需管理层批准。以管理层评估来甄选符合公司战略方向的创新项目，并对创新方向加以约束和引导。谷歌和百度公司高管要对研发提出的创新想法依次进行多次审批，保证创新项目与公司发展战略相符合。

3.创新过程引入外部用户反馈，加速创新商业化。在创新过程中引入外部用户的反馈，能够降低创新无法成功商业化的几率。谷歌和百度在创新过程中特别关注研发与市场的密切联系，保证创新获得顺利快速的商业转化。百度公司设有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部门和产品部门，专门负责分析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市场需求，研发人员以此为依据能够更有效地开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谷歌则有更大的优势，通过其Gmail，Google Online Office等一系列服务掌握了有关大量用户使用习惯的第一手信息，据此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新和开发。谷歌在产品初步成型后就推出试用版给外部用户试用，并根据用户反馈对产品加以修改完善，有利于最终产品的市场化。

对中国互联网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启示

谷歌和百度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尽管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技术经济基础，但仍然能够为中国众多互联网行业创新模式的构建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1.坚持以创新人才为本，强化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科技产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类智慧的凝结与物化的过程，支配这个过程的首要因素是人的自由意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创新土壤和空气。这种环境使人与人频繁地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使创新思想不断碰撞，智力资本得以活化。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在于发挥企业在创新活动上的自主权，不仅表现为最终掌握核心技术的自主权，更表现为实现创新中各类个体的自主权。

首先，保障企业人员创新的自由权利，包括创新的空间、时间、方式方法与内容。在创新资源中，高素质的人才是最稀缺的创新资源，是决定竞争力水平的关键因素。保护智力资本，承认其合法获取收益的地位，使创新人才的创新行为激发出来。其次，企业可允许和鼓励科技人员在进行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时，选择适合技术特点与发展要求的分配方式，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通过多种分配方式取得合法收入。最后，通过本企业人员在创新中的主导权，实现企业在各种创新活动中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挥，使之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2.加强互联网产业链条中各环节的协同创新，共同提升价值网络创新体系。在互联网经济中，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安迪比尔定律、梅特卡夫法则、马太效应、经济竞争性垄断等规律发挥着作用，使得互联网经济下的商业模式与传统经济差异巨大。互联网巨头企业、中小企业和客户作为互联网创新网络的架构要素担负不同的创新职责。互联网巨头企业是价值网络创新战略的引领者，并且这种地位在互联网经济下会不断增强；同时必须组织平台实现创新。而互联网中小企业呈现出模块化的特征，这种模块化能够带来创新优势，中小企业的弱联系改变了价值网络的创新特性，客户作为价值提供者进入价值网络创新体系是其重要特征。价值网络通过构建利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联盟、内部创业制度和网络研发基金等路径实施制度创新，通过大数据管理、物联网管理和网络文化理念构筑等路径实施管理创新。

社会实践模式比较 篇12

1.和县模式。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 安徽省档案局大胆创新, 以“整合资源、创新体制、强化服务”为核心内容, 以和县为试点进行档案管理模式改革, 整合档案资源, 实现“大档案”管理模式, 转变档案馆职能, 积极向社会大众开放利用。整合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准备实施。2004年9月14日安徽省档案局签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档案资源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 (皖档发[2004]18号) , 确定了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主要任务, 明确了试点工作的具体要求。在该文件指导下, 和县县委、县政府下发了《关于整合全县档案资源的实施意见》 (和发[2004]15号) , 对和县国家档案资源整合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成立以和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为领导小组, 县档案局、国土资源局、建设局、交通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第二阶段, 组织实施。和县档案局根据不同部门的档案工作实际情况, 采取不同的接收策略。和县房管局档案室是国家二级先进档案室, 档案实体管理规范, 并且房产档案与房产交易联系密切, 档案局就将房管局档案室整体划归档案馆管理, 设立和县档案馆房产档案管理中心, 并派一名专业人员负责房产档案管理中心的业务工作。而对和县交通局、建设局、国土局档案, 则进行规范化整理后, 向档案馆移交。至2005年7月底, 和县档案馆整合了房管局、建设局、交通局、国土局等单位的科技、专门档案78080卷。第三阶段, 制度保障。为了进一步理顺关系, 确保档案资源整合制度化, 县档案局在5月份先后与县建设局、县交通局共同制发了《关于和县城建档案管理的规定》和《关于规范管理和县交通建设档案的规定》。两个《规定》以及县编办《关于县房管局档案划归县档案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三个文件, 明确了今后各有关专业档案形成、流转的机制, 确保了专业档案及时、顺利、完整地移交给县档案馆, 初步确立了以档案部门为主体、各专业主管部门配合的国家档案资源管理模式。这样, 和县打破我国“条块结合”的档案管理体制, 将各个“条” (垂直系统专业档案馆) 合并到“块” (地方国家档案馆) 内, 形成了以县级国家档案馆为档案管理中心的档案管理体制, 实现了县域范围内档案资源的实体整合。这种模式被称为“和县模式”。

2.苏州模式。从2002年到2004年, 苏州市对其所属的一千多家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 (集体) 企事业单位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产生了大量的企业改制档案。所谓企业改制档案是指国有 (集体) 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前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那些企业档案和在改制过程中形成的全部档案[3]。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苏州市所涉及的企业改制档案有200多万卷, 急需进行规范整理, 统一保管。苏州市档案局成立了转制企业档案处置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组织力量对全市20多个系统50多个重点企业的档案处置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确保改制企业的档案处置工作有序进行。然而, 面对如此浩繁的档案, 苏州市档案局很难集中人力物力在短时间内对其接收。苏州市档案局便创造性地运用“小集中”的管理模式, 分片集中管理。其中最大的改制企业档案处置单位是由市政府成立的, 授权经营管理市属工业系统的国有 (集体) 资产的苏州市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工投公司) 。工投公司在市档案局的帮助下, 按照专业档案馆的标准, 于2004年成立了公投档案管理中心, 并受档案局委托, 对其下属的三百多家企业改制档案进行接收, 集中统一管理, 并积极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工投档案管理中心处置了占全市一半以上的企业改制档案, 总数达127万卷, 成为国内领先的工业档案保管基地和利用中心。这种企业改制档案管理模式被称为“工投模式”。

“工投模式”, 是苏州市档案局分片管理的产物, 是整个苏州市企业改制档案管理的一部分, 然而工投档案管理中心是工投公司的内设机构, 注定其管辖范围限于公司系统内部。而在苏州市其他改制企业系统中, 还存在着企业改制档案管理不善的现象。为了对全市企业改制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苏州市档案局与工投公司在市委市政府的协调下, 于2008年1月在原有工投档案管理中心的基础上, 对其升级, 建立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 集中统一保管全市企业改制档案。档案管理中心建成后, 苏州市档案局起草了《苏州市改制企事业单位档案移交工作的意见》, 并由市委市政府两办转发, 接着先后与建设局、交通局、粮食局等单位联系, 接收八十多家企业改制档案, 近20万卷。至此, 苏州市基本上完成了对全市企业改制档案接收, 实现企业改制档案资源的整合。苏州这种成立专门档案管理中心对企业改制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模式被称为“苏州模式”。

二、“和县模式”与“苏州模式”比较

1.在实施档案资源整合的背景上。“和县模式”是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进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 从此拉开了政府职能由“全能型”到“服务型”改革的序幕。作为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的一部分, 档案管理机构职能也应适应时代要求进行变革, 进行管理体制创新, 大力整合档案资源, 从而“精简、优质、高效”地服务社会大众,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苏州模式”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 我国开始以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 根据现实需要产生的。1997年9月, 党的十五大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 强调指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 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 由此, 我国开始了国有企业产权变革。非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国有企业纷纷改制, 或公开转让, 国有资本完全退出;或资产重组, 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或在竞争中经营不佳, 破产关闭。国有企业产权变动后, 原国有企业档案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 也是国家档案资源的一部分, 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做好国有企业改制档案工作成为档案行政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

2.整合的方式上。“和县模式”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安徽省档案局确立和县为档案资源整合试点后, 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 和县委、县政府制定发布了一系列的档案资源整合工作的规定、意见, 并成立县级领导组成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实施, 形成了由党委与政府行政力自上而下地强制命令推行的方式。“苏州模式”则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抓住国有企业改制资产处置这一机遇, 由市政府授权经营管理国有企业资产的苏州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出人来管理企业改制档案, 打破以往由档案行政部门大包大揽的局面, 充分利用外力资源。然后档案行政部门再适时在工投档案管理中心硬件的基础上, 成立专门机构———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给予机构编制并充分授权, 对全企业改制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政策性过渡的档案资源整合方式。

3.档案资源整合模式的意义和影响上。“和县模式”打破了我国现有的档案管理体制。我国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档案事业管理机关, 分级、分专业地掌握全国、本地区、本专业系统的档案事务, 按行政区域和中央条块管理体制, 对国家全部档案进行分级、分类集中管理上接受同级档案事业管理机关的监督和指导。而“和县模式”则打破了这一管理体制, 和县档案局将和县各类专业档案整合到和县综合档案馆里集中统一保存。“苏州模式”的意义在于档案资源整合与管理方式上的创新。在档案资源整合中, 充分利用外部条件进行档案整合管理。在管理方式上, 沿“用工投模式”的“集约化管理, 市场化运作”管理理念来经营管理档案, 是对档案馆管理的一种创新。从档案管理体制上来看, “苏州模式”创建了一个专业的档案管理中心, 是对我国“条块结合”的档案管理体制中“条”的创新与丰富。

三、从两者比较中引发的思考

“和县模式”与“苏州模式”在整合的效果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集约化、规模化地保存了国家珍贵的档案资源, 而且还主动开发档案档案信息资源, 为社会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利用服务。可以说, 两者都是对我国档案资源整合路径的成功探索。然而两者却又是有差别的, 差别的实质是我国档案管理体制中“块”的集中与“条”的集中。由此引发思考, 在我国档案资源整合的路径上, 是选择“块”的模式, 还是“条”的模式?笔者认为, 应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 两者并存, 不能搞一刀切, 一味追求“块”的集中, 抹杀了专业档案馆的专业分工的优势;也不能简单滥用“条”, 而忽视“块”的集中, 否则会造成专业档案馆的林立, 档案资源重复与分割。两者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 “和县模式”较为适合各种专业档案数量相对较少, 保管分散的县一级的小城市域内, 可以对各个专业档案馆档案资源进行整合, 发挥县级国家档案馆的集中保管优势, 丰富了馆藏, 拓展了县级综合档案馆的功能, 为社会大众提供档案利用“一站式”服务。而在专业档案数量较多的大中城市, 国家综合档案馆对各专业档案资源整合则是不现实的, 应当采用“苏州模式”, 发挥“条”的优势作为综合档案馆的补充, 成立档案管理中心或者专业档案馆, 集中统一保管所辖类别的档案。

摘要：安徽和县档案资源整合模式与苏州企业改制档案管理模式都是我国档案资源整合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论文就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探讨两者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和县模式,苏州模式,资源整合,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卜鉴民.企业档案管理史上的一个创举[J].中国档案, 2006 (8) .

[2]李云波.创新让苏州成为改制企业档案处置领跑者[J].中国档案, 2010 (12) .

[3]丁华东.改革开放以来档案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的实践成就[J].档案学通讯, 200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