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决定论文

改革决定论文（共12篇）

改革决定论文 篇1

国企改革历来被看作是“最难啃的骨头”, 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和准则,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 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行动, 书写北京二商集团的历史新篇章。

《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从而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具体到国有企业, 就应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提升企业发展质量, 大力引入新的人才、资金、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手段, 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力军作用。

《决定》明确提出, “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公有制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客观要求。国有经济发展的得失成败, 是否具有控制力, 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因此, 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意义重大。一方面, 国有企业应大力推进改制重组, 与各类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布局结构, 将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公益性行业、重要产业和关键性领域, 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决定》明确提出, “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是新形势下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大举措, 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近年来, 国有企业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快, 产权流动和重组会更加频繁, 企业的产权所有结构也会不断变化。这种变化要求企业必须进一步完善资产监管体制, 确保各类资产保值增值。

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推进,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成效显著, 但是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 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在《决定》精神指引下, 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下大力量解决深层次问题, 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二商集团是一个拥有16个中华老字号的大型国有食品产业集团。当前, 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决定》精神, 全面深化企业改革, 进一步把二商集团做强做大。

我们要以市场为导向, 加快实现“五个转变”, 即:从生产制造加工向产业品牌经营适度多元转变;从中低端向高端产业转变;从独立分散的经营模式向互利共赢的联盟合作转变;从依赖资源的传统制造加工向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的传统食品行业与新兴产业并存转变;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同时, 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即: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规模扩张与质量效益提升的关系;品牌与能力的关系;北京市场与国际国内市场的关系;传统食品和现代食品、大众化市场和个性化商务市场的关系。

我们要围绕核心竞争力、企业改革、领导能力、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管理体系、人才素质等各种元素, 进行战略谋划, 进一步增强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全面深化集团改革的重点是加大公司制、股份制改造, 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运营机制。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制改造并行, 通盘考虑二三级企业, 加快寻找战略合作伙伴, 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加大上市公司培育力度, 加快推进IPO二商股份上市, 推进集团企业特别是国有资产市场化证券化进程, 培育好集团的品牌资源。同时, 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为集团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一方面合理增加经营层人才市场化选聘比例, 另一方面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通过改革改制重组来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加强, 促进企业实现跨跃发展。

我们要突出转型创新, 加快从区域性企业向全国知名企业发展。要按照投资拉动、项目推动、创新驱动的发展原则, 加快推进“立足北京、面向津晋冀、延伸环渤海、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品牌拓展战略。通过资产重组、上下游配套, 既做大自己又带动一批中小企业发展;通过产业价值链、技术传递链, 带动行业发展;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横向联合以及产品、品牌、资本、市场、管理团队的全国布局, 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提升价值, 强强联合, 打造优势, 以有限的国有资本吸纳带动激活大量社会资本, 促进实现集团转型升级。

我们要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与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 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 提升发展水平。要将信息系统覆盖到经营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控等各个方面。同时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 围绕传统产业提升、产业链升级、环境提升、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清洁安全等重点, 不断采用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设备、新材料, 提高企业技术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我们要认真抓好食品安全工作, 以最严格的标准抓源头、建体系、强管理, 全面提升集团依法治企的能力和水平。

改革决定论文 篇2

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要把水利工作摆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加快农田水利建设，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

——目标任务：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基本建成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基本建成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基本建成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基本原则：一要坚持民生优先。二要坚持统筹兼顾。三要坚持人水和谐。四要坚持政府主导。五要坚持改革创新。

三、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

——大兴农田水利建设

——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抓紧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

——提高防汛抗旱应急能力

——继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建设

四、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实施大江大河治理

——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搞好水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

——合理开发水能资源

——强化水文气象和水利科技支撑

五、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加强对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资水利

六、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

——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

——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

——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

七、不断创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

——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

——积极推进水价改革

八、切实加强对水利工作的领导——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推进依法治水

——加强水利队伍建设

改革的深度决定浦东未来的高度 篇3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对照邓小平当年的嘱托，走过20年开发开放路的浦东，不辱使命，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化最耀眼的橱窗之一。

浦东的橱窗效应，首先是有形的新城市空间和骄人的经济数据。20年仰视浦西的厂房与农田，如今耸立起中国最密集的高楼。得益于浦东开发，黄浦江两岸富丽巍峨的城市景观，成为中国经济奇迹最具形象冲击力的惊叹号。而2009年，这块刚刚扩容到1210.4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过268.6万的一片小小的国土，却创造了4000亿元的GDP和380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棋局上，得天时地利、聚全国资源的浦东，可谓万千宠爱在一身。但是，站在20岁新起点上的浦东，未来发展的高度则更多取决于改革的深度。

浦东要登之“高”，当超越自身乃至上海发展的高度，站在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格局上审查应担当的使命。浦东要望之“远”，也绝非只是到开发开放30周年时所创造的GDP要占到上海的三分之一，而是要在综合配套改革上进一步迈开步子，真正探索出一种更合理更富活力的治理模式，并通过治理模式的优化，形成一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力推真正能够增进和谐的社会建设，发育出能够生长现代政治文明的公民社会。

浦东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国家深远的发展战略和服务全国的历史使命。中国需要浦东，绝非需要一个人为堆造的金橱窗，而是要在这里先行先试出好的体制与模式，总结经验后在全国推而广之。

2005年6月中央正式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意味着浦东必须从靠政策优势推动转向创造体制优势、靠体制优势推动发展的实验区。这个体制优势，最直接的就是通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和转变政府职能，让“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孜孜以求却一直未能从根本上破题的中国改革重要目标，在浦东这块土地上成为现实，并且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上为全国探出一条路。

应该说，围绕这样的目标，浦东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被称为“浦东模式”的“政社合作”， 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使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得以提高，使浦东的公共服务水平从总体上走在全国前列。

然而，从“登高望远”的角度来衡量，浦东的综合配套改革还在路上。浦东最终要实现政府向公共服务型彻底转变，就是要彻底改变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上主导热情过大的惯性，探索出一种市场主导、社会主导，政府只是履行好公共财政职能的治理模式。

更为关键的是，浦东改革应该在中国政府治理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大胆探索。

比如，公民社会的发育。浦东可以依托已经运作数年的市民中心，把市民中心建成政社沟通互动的平台，建成保障市民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平台，进而为公民社会的发育与逐步成熟创造条件，为政治体制改革培植适宜的土壤。

比如，社区自治与社区民主。浦东经济的繁荣，社会组织的发达，使得基层民主建设的条件更加具备。政府自觉、有意识地大力推进社区自治与社区民主，将使浦东的优势更加突出。这种优势，就是民主促民生，民主集民智，民主聚民力，将使浦东不仅成为经济可持续繁荣的热土，更成为民主和谐、公平公正的乐土。

比如，彻底实行阳光财政。“小政府、大社会”的浦东，应该成为公共财政改革的试验田。当务之急，就是在预算公开、预算民主上率先一步有实质性推进，把政府“钱袋子”彻底置于阳光之下，让人民监督公共财政变成现实。

改革能力的竞争决定大国兴衰 篇4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震动了世界, 它是全球政治的大事件。这个世界仍很大程度上是大国竞争的世界, 而大国兴衰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改革能力。如果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落实, 中国的综合实力有可能在10年内达到与美国的同一层级, 这将导致全球力量分布格局的历史性改变。

改革的概念在全世界都是正面的, 但真正有能力发动改革并将其有序坚持下去的国家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抱着理想主义的书生气发动苏联改革, 国家很快全面失控并解体, 苏联的失败验证了大国改革的特殊难度。

西方国家总体上在享受前人积累的成果, 改革的实际意愿不强。奥巴马是把“改变”喊得最响的西方领导人, 美国也是西方改革能力最强的国家。中美21世纪的改革竞争不可避免, 就改革能力来说, 两国各有千秋。

中国的改革意愿明显高于美国。三十多年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 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认为改革没有尽头, 它就是社会前进的主要方式。我们永远觉得自己的体制有缺陷, 需要完善。而不仅发达国家, 连越南、古巴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中国对改革的高度信奉恐怕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

美国没有全国性的改革紧迫感。美国人似乎坚信他们的体制没问题, 即使有问题顶多做些微调就够了。奥巴马的“改变”更像是口号, 并未转化成全社会的真正危机感。他们不像中国人把问题看得很重。从苏联晚期走向衰落开始, 美国事实上全球无像样对手, 就像“九段棋手”长期同一群“臭棋篓子”下棋, 美国的战略进取心被下低了。

然而这并非是说美国已是没有改革能力的国家。美国的政府比中国弱, 但美国社会的创新能力强。美国市场发达, 法律完备, 对创新的鼓励和保护都十分强大, 这一点还是中国社会比不了的。有人据此认为, 把政府和社会改革能力综合起来看, 中美的改革资源大体是“平手”。

中美体制都不是完美的, 今后要看谁能迈出改革的实际步伐。中国建立更公平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必须在调整利益格局上动真格。美国也看到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 比如200年前自由拥枪有道理, 当时的移民需要对付野兽和印第安人的攻击, 现在持枪都用来打同学和邻居了。还有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等。

中国改革首先依靠各级执政团队的领导力, 改革的杠杆比较明确。美国主要靠社会和市场蕴藏的自发改革动力, 政府领导力是辅助性的, 因而不确定性更多。

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扩大社会和市场的活力, 与美国相比, 我们在“补缺”。但从美国一些明确应该办却办不成的事情, 比如严格管理枪支等, 我们应当同时看到中央权威的可贵。中国改革大概不应仅仅是对社会和市场潜力的释放, 而应是创造中央权威同社会市场巨大活力的最佳结合版。

我们总体上看好中国在全球改革竞争中的进一步胜出。大国的改革一旦走上轨道就会形成惯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既有惯性的基础上又一次战略性发力。而美国社会总体上仍处于冷战胜利的那一波惯性中, 他们仍把中国当暴发户看, 他们没意识到改革已是中国体制的最大元素,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一个“苏联式共产主义国家”偶然撞上了大运。

改革决定论文 篇5

陈雷: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们，很高兴向各位介绍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决定》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已屏蔽，想办法跳过屏蔽将直接禁言]邦的大事来抓，水利改革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水利投入强度明显不够，建设进度明显滞后，水利保障水平明显偏低，加快水利建设刻不容缓。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出台的第一个水利综合性政策文件，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利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文件共分8章、30条，对新时期水利的战略地位、重要作用，对水利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对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不断创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等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

文件鲜明地指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这是中央对我国基本国情和水情的准确把握，是对水利发展阶段特征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对水利工作认识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对统一全党思想、形成全民共识、凝聚全社会力量、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文件明确提出，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

文件强调，要力争通过5到10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要坚持五个原则：一要坚持民生优先，二要坚持统筹兼顾，三要坚持人水和谐，四要坚持政府主导，五要坚持改革创新。

文件明确了水利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一是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抓紧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提高防汛抗旱应急能力，继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二是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实施大江大河治理，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搞好水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合理开发水能资源，强化水文气象和水利科技支撑。三是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提高水利建设资金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多渠道筹集资金，力争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四是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五是不断创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水价改革。此外，文件还就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推进依法治水、加强水利队伍建设、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水利工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下一步，水利部将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抓紧细化实化具体落实方案和配套措施，尽早发挥政策效力，实现水利发展的新跨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保障。

陈雷：一号文件明确水利发展战略定位 含金量高

人民网北京1月30日电（记者陈叶军）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作为今年中央1号文件已经公布，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第八个中央1号文件，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今天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将水利发展的战略定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政策举措含金量非常高。

陈雷表示，这次中央出台一号文件是新中国成立62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出台的一个关于水利的综合性文件。这个文件出台以后，对于加快水利的改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一号文件明确了新时期的水利发展战略定位，强调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明确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这是62年来首次把水利提到这样的高度。

其次，明确了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政策举措，而且这些政策举措含金量非常高，指向非常明确，特别是一号文件强调，要发挥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各级财政对水利投入的总量和增幅都要有明显的提高；同时也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水利建设资金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的水利资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等，这对解决水利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具有重要的作用。

改革决定论文 篇6

据新华社电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习近平强调，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并就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提出8个方面的要求。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

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为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形成并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进、统筹联动，要协调贯彻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世界科技发展酝酿新突破的发展格局，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加快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机制和环境，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往来，同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命运 篇7

1978年至2007年, 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246619亿元, 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 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位;粮食、棉花、肉类、钢铁、煤炭、化肥、水泥等主要农产品和工业产量居世界首位;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提高到2173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15282亿美元, 位居世界首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加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4140元。更为显著的是,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也让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77岁提高到2005年的72.95岁, 年均提高0.22岁;文盲率也从1982年的22.81%下降到2000年的6.72%, 每十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也由1982年的615人提高到2005年的5178人。作为大国, 中国对世界发展的作用也日益突出, 到2007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幅度首度超过美国, 这也是从1930年以来美国第一次被超过。实践已经证明, 改革开放是国家兴旺之路、民族复兴之路, 这条路会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长远。

2008年作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 中国不负众望, 更是赢得了世人的目光。“两防” (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确保宏观经济稳健运行;政府换届顺利完成, 更加年富力强的领导人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确保了政局稳定;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 彰显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第29届奥运会梦圆神州, 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 永载中华史册;“神七”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中国太空人首次漫步太空, 再现中国航天精神;多部重要法律 (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反垄断法、城乡规划法、就业促进法等) 的陆续实施, 必将见证中国的社会进步及和谐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难等多项措施, 使更多财力物力惠及人民生活和改善民生, 展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无穷魅力;积极应对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中国力量举足轻重, 体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十七届三中全会着眼农村改革, 确保城乡互动, 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则是中国人民温故知新, 更加理性自觉、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集体充电。诸多事实注定了中国在2008年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改革决定论文 篇8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三农”工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就新时期的“三农”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 做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政策措施, 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各地各部门包括农村基层组织都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中央《决定》精神, 通过组织开展宣讲活动, 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党中央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新精神、新政策、新措施,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不断开创我省“三农”工作新局面。

要继续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和高效利用。要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要以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抓手, 巩固完善“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形式,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要大力发展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帮助千家万户的农民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 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要继续落实好各项惠农支农政策, 积极探索和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具体途径办法, 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 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户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的服务, 为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挂在心头, 解决好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困难和问题。要保证学校的办学经费和教师工资按时发放, 确保“两免一补”政策落实到位,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要加强学校的安全管理, 高度重视老师和学生的出行安全、住宿安全和饮食安全, 全面排查中小学校舍安全隐患, 对危险校舍要及时改造加固。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要着力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确保他们有粮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煤烧。要把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 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 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改革决定论文 篇9

一、生产力决定论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 简言之, 意识形态的形式。……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恩格斯也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 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基础, 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而, 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 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 而是首先在东方落后的国家获得突破, 这是否就可以说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呢?当然不能。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获得胜利, 主要在于, 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开拓世界市场争夺殖民地之前已获得较大发展, 为他们开拓世界市场掠夺东方殖民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后盾, 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 采取暴力侵略、野蛮掠夺等手段, 抢购原材料, 倾销工业品, 进行商品输出, 并且后来资本输出, 按照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复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 使殖民地的社会生产力对比原封建专制等时代有着质的飞跃, 同时也培养着殖民地的现代产业工人。因此, 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社会生产力基础, 是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及生产模式扩张的结果, 是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强制性推广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 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 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 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 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 其次, 是欧美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的结果, 包括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东方落后殖民地的生产力并不是出于道义和帮助, 而是赤裸裸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的需要, 要把东方落后国家变成其资本家发财致富工厂里的一根链条、一道工序、一个环节, 把东方民族变成产业工人, 其榨取剩余价值的奴隶。一个很小的例子,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帝国主义直接或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间接修筑的铁路,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次要的, 主要成了列强的侵略深入内地的凭藉, 直至激发广大爱国民众的维护路权斗争高潮。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所以, 如果说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是世界现代史上特殊的产物, 主要是指东西方之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再者, 这是事物与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 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跳跃式前进。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早熟, 是社会形态发展中否定之否定, 既否定了封建专制的腐朽, 同样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比较充分发展而暴露出的诸如殖民侵略战争、贫富两极分化、经常性的经济危机等社会痼疾而得到应有的否定。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权宪法、节制资本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等建国大纲的构想, 都事实地说明了后发展国家在社会形态的革命变革中所做出的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 是历史潮流和民心所趋。所以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共产党正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 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 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45页) 。当然, 我们国家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国,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以便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任重道远, 是一个新的长征。

所以, 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制约着人们的生产活动, 人的自觉活动对社会规律又有能动作用。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特殊性多样性的一个表现。

三、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

毛泽东同志说, 我国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 很好地概括了在古代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与近代一百余年西方列强的殖民压迫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生产力条件、经济基础。

建国初期的宪法 (1954年) 规定, 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各级机构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 行使立法权, 常务委员会主持人大日常工作, 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监督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力。地方各级政府不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而是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地方各级人大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内, 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抵制, 我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 虽然宪法规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行民主集中制, 这是政治层面, 在国家治理与建设上主要仿苏联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的时代, 政府部门实际运作的是中央集权制。并不是说此时的中央集权制好坏优劣, 而是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农业大国内, 也只能实行中央集权制, 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建设水平与进度。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 机器大工业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 用在这里基本不合适。因为我国以马列主义与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共产党的领导, 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而且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政权建立的政治基础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领导, 经济基础是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与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专政不同, 与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不同。此时的中央集权制, 可以强有力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打击还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侵略与破坏, 有效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统一、独立, 这是现代国家所必需, 同时也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里集体力量的优越性, 是后发展国家内利用国家干预, 集全国之力办大事, 办当前形势下有关国计民生大事的时代要求, 并取得了可喜的伟大成就。

但是, 这种集权有一个前提, 一是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 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与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二是这种集权必须有一个度的把握, 叫做适度集权, 集权过分了, 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建国初期到改革前, 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与发展探索的一些重大失误, 如1954～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求成, 过渡得有点早有些快, 1957年反右扩大化,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都是中央高度集权所造成的。中央高度集权, 在剥削阶级统治时代, 弊端是容易走右倾路线,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生产力相对不发达阶段, 弊端是容易使国家的大政方针脱离国情民力, 犯急躁冒进左倾错误。这也是邓小平后来总结建国以来我党历史经验时强调的一点:要防右, 但重点是防左,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都要不得。不过, 这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生产力水平基础上, 是难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没有逃脱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 因为民主是现实的, 以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做铺垫的。

四、改革开放到目前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

文革结束伊始, 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体思路, 并认真反思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经验教训, 在开启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之后, 从三个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是党政分开, 二是权力下放, 三是政府及企事业机构精简, 并带头实行领导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的改革。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 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对比改革前有了质的飞跃, 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与综合素质有了整体上大的提高, 人们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时也一致认为, 这是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 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上排名前茅。这是经济体制上实行改革开放, 激发人民大众主人翁在生产上的积极主动性, 尤其是农村亿万农民生产主动性的提高, 和广大的中西部农民工进军东南沿海、大中城市, 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成果。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上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的积极成就。事实证明, 党管一切应主要体现在大政方针上, 国计民生重大问题上, 国家统一与安全重大问题上, 而不能事无巨细, 涉及到政府日常具体繁琐的行政事务上, 如果那样的话也管不好。中央集权必须适度, 高度集权束缚了地方和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性, 地方和部门成了简单完成上级任务的执行机构, 造假应付上级检查, 报喜不报忧, 结果工作无生气, 生产力发展缓慢,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与建国历史不对称。权力下放之后, 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与部门领导的主观能动性, 提高了在工作中结合地方实际和特色的关联度, 相对于中央高度集权时代更加务实进取, 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和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性巨变, 一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压力。打开国门看世界, 短短几十年的功夫, 日本、欧共体、“四小龙”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 先后晋身先进发达国家与地区的行列。中国再不改革开放, 就会有重蹈近代落伍挨打的被动危险局面。二是改革发展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致富奔小康是人心所趋, 生活所需, 民生所要, 国家发展安全与稳定建设所必赖的基础、保障。再不能压制诸如上世纪50年代末庐山会议彭德怀、60年代陕西杨伟民、70年代末安徽小李岗村等那样的改革发展呼声了, 再执行“两个凡是”的个人迷信与权力崇拜, 已经不适合时代跳动的节拍。

这里不提政府机构改革, 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 政府的历次机构改革基本是不成功的, 事实上也是在权力下放, 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 地方政府和部门借助于专权, 机构逐步膨胀壮大起来的。

所以, 三项政治体制改革, 其一是党政分开, 比较成功;其二是权力下放, 也取得阶段性成功, 还没有最后到位, 还有个过程;其三, 机构膨胀, 至全国推行公务员法时为止, 有了大体上的初步收敛趋势, 精简还谈不上。有些地方政府、国有国营企事业单位还在或明或暗地通过内招等不正当渠道进人, 扩增编制人员。

这里重点谈第二个方面。中央的权力下放, 放到了哪一步呢?下放给了哪些群体呢?实事求是地讲, 是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与部门的一把手, 形成了一把手负责制, 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上面已经谈到, 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工作的务实性和积极主动性, 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局限性, 也是地方与部门一把手的权力过重, 即政府部门的实际运作由原来的中央集权过渡到了地方和部门的高度专权。这样, 由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的不完善, 即人大委员及人大代表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行政、执法、企事业部门, 自己监督自己, 人大代表的乡镇、县级直选工作一直展不开, 地方人大还没有合理有效使用对同级政府主要官员的选举、任命和监督权力, 而主要是上级政府内定, 地方人大原则通过, 人代会重要职能主要体现在审核政府行政和执法部门的年度报告上。间接选举使得人大代表不直接对选民负责, 人大最高权力机关又不领导群众信访工作, 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对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某些利益侵害不能得到短时间内的纠正, 群众投诉成本巨大。由此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对干部任命、对权力监督与制约的不到位, 就容易形成权力制约的真空, 产生权钱交易, 大量滋生腐败, 甚至是某些小团体集体腐败。据统计资料显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人民群众最大的不满就是部分党政官员的权力寻租, 根本的原因, 政治制度层面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完善, 人大代表没有有效体现民意, 不能有效监督和制约部分官员腐败;经济生产力层面上的原因是社会生产力对比发达国家仍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人民大众物质生活尤其是综合文化素质的提升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成本巨大。腐败的后果就是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膨胀了政府机构, 加剧干群矛盾, 降低群众对政府与部门的公信力, 引发诸多社会不稳定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在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相比改革初期有了较大提高的当代, 在产业工人人口比重快速增长的当代, 基层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若仍然长时间得不到重视, 诉求渠道不畅通, 本来在基层可以解决的问题, 就会积累、并通过现代网络通讯传媒渠道放大, 逐步达到一个质变的临界点, 群体性事件就会借助于个别事端放大爆发出来, 给社会安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因此, 政治体制改革经过近十余年的潜伏期后, 开始进入攻坚阶段, 提上中国政治民主建设日程时不我待。

五、二十一世纪, 中国崛起前的政治体制深化改革

民主, 是历史的, 也是现实的, 既是阶级的产物, 更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伴生成长物。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民主政治建设同样要经历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历史跨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建国初期至改革前, 中国总体上是农业大国, 工业体系只是初步建立起来了, 发展还相当落后, 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 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低, 民主诉求也不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之说, 农民被禁锢在农村的小天地里, 不流动, 虽然中央集权, 产生诸多左倾错误, 但对主体人口农民、对社会稳定影响并不大, 农民主要是为温饱问题而奋斗。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总体上是快速发展期, 转型期, 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过渡期, 工业生产体系有了一定的规模和能力, 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大的提升, 尤其是大量富余农民工的外出流动,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 极大地增大了我国工业化人口的比重, 既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科技素质, 以及相应的政治民主诉求。针对地方和部门部分专权官员的腐败, 侵害弱势群体, 忽视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建设意见很大, 群体性上访、群体性事件事实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也就是说, 随着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国家的政治民主体制建设必须做相应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与时俱进。否则, 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 容易加剧社会矛盾, 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和谐健康发展。如何较好地解决目前的部分党政干部严重腐败、干群矛盾加剧, 促进公仆型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变, 增加大众对地方政府与部门的公信力, 关键的渠道, 制度性的保障, 是权力的进一步下放, 下放到人民大众中去, 让大众切实地直接参与实行管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人翁权力、职责, 大力开展推动县、乡人大直选工作。如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于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谈共产党政府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子时所讲:“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结合我国现实的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结合我国主体人口———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和综合文化素质的极大提升水平, 具体的权力下放政治体制改革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突出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和使命, 人大委员形成专职 (目前仅人大常委是专职) , 不得兼任政府其他行政职务, 适当提高基层乡镇、企事业、专家人大代表比例, 减少政府机构里的人大代表比例。人大委员日常分工, 每月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而不仅仅是常委会, 地方人大可以多开, 全国人大适当少开, 不仅仅是审核政府部门年度工作报告, 尤其要领导群众信访工作, 并据此监督政府行政和执法部门依法行政, 及时处理重大事务;人大委员大部分时间要下基层, 了解民生, 把握地方部门行政执法状况, 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纠正权力的违法犯罪行为, 把握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及时制定重大具体战略;开展推动县、乡人大代表直选工作。当前河南省邓州市开动的“4+2”工作法在河南基层逐步推广, 有效增加政府公信力, 化解干群矛盾, 防止权力寻租,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为什么效果好?就是让基层群众代表说话, 在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上真真实实地实施了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二是走群众路线, 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和完善电子政务, 实现重大决策的社会意见征集制度、广泛听证制度, 切实维护人民大众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 国家重大机密除外。三是精简行政机构, 提高办事效率。机构必须精简, 以降低行政和办事成本、社会改革发展成本。具体的精简度只有受服务群众最具发言权。

改革决定论文 篇10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 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 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 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 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规范招人用人制度, 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 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 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

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健全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服务保障机制, 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例。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 整合发展国家和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 把未就业的纳入就业见习、技能培训等就业准备活动之中, 对有特殊困难的实行全程就业服务。

改革决定论文 篇11

针对实现“两个同步”目标，这次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最低工资制度、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而针对提高“两个比重”目标，改革措施则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要进一步增进公平，另一方面也要有效刺激效率，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而为达到调节分配的目的，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导向。相信什么、依靠什么、保护什么、鼓励什么、限制什么、淘汰什么都需要落实到经济利益导向上，才能形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机制和倒逼机制。

惠民生政策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一事一议，有多少新增的钱办多少事，结果往往是形成补丁上面加补丁的惠民生政策；另一种机制性的建设，增量和存量的钱一并考虑，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更加充分地体现惠民生。收入分配改革应当是一种机制性的惠民生政策。而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则是如何理顺社会分配关系，特别是如何通过加强规制理顺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如何通过促进健康城市化理顺城乡收入分配关系，如何通过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理顺资本所有者、经理层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分配关系。

初步预计，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会在切实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以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服务对象，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而针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效率问题，最早我们党提的是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后来我们党又提出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那么这一次我们党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的后面又进一步突出强调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所以说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肯定是要在再分配方面加大力度。

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确定改革的方向，难点是实现改革的效果。2003年以来每年都有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措施出台，但总体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什么会“好事多磨”？因为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收入分配改革一定要好事办好。而由于当今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好事办好其实很不容易。

改革决定论文 篇12

三个赋予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七个允许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允许通过试点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 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 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四个鼓励 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 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 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

五个保障 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 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 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

六个推进 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三个建立 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建立农村产权流转市场,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六个完善健全 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四个制度改 革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农业补贴制度, 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五个城乡统筹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