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治理

经济治理（精选12篇）

经济治理 篇1

传统农村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 其领导者是具有道德话语权的乡绅阶层。传统农村管理者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征收税费, 维护村落秩序等, 这些需要在乡村中有道德权威的人来执行。改革开放以后, 农村涌现出来一批率先实现富裕的群体。在实现脱贫致富后, 这些人逐步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谋取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 乡村主导者逐步由道德巨人发展为经济能人。这一转变导致了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即由道德巨人治理嬗变为经济能人治理。

一、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动力

1. 时代转换的需要

市场经济的引入, 促进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农村也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涌现出来一批率先实现富裕的群体即农村先富群体。这部分人对政策的理解较为准确, 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能够把握市场先机、整合经济、政治资源, 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能人。现时代, 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稳定、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实现富裕是当今农村的核心任务。乡村政治中维护宗法道德观念、维持社会秩序的传统功能让位于带领村民致富的功能。传统的道德权威型村官仅凭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已经远不能完成乡村治理的任务, 逐步失去了乡村管理的话语权。“中国农村近年来的发展证明, 原有的村干部队伍已经明显跟不上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越来越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乡村治理方式从传统社会的道德权威型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能人型。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工作, 需要能人当政。“可以说, 富人治村是农村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先富群体参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乡村治理中的要求, 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2. 政府的推动

党重视培养农民中先富群体中的积极分子。“双带理论”是当前党建理论中先进的理论。即农村党员干部要带头致富, 同时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中央多次发文指出, 要重视农村党员干部致富能力的培养, 农村各级党组织要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 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 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干部, 使广大农村党员在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这两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个双带方针成为新时期农村党组织发展的指导方针, 成为先富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性支持的理论依据。出于对先富群体个人致富能力和带动致富能力的信任。地方政府重视对先富群体的培养, 从态度上倾向于选择先富群体来担任村级政权的领导者。政府的推动、政策的支持成为刺激先富群体参政的重要因素。

3. 村民致富的需求

新时期, 农民的主要矛盾在于快速致富的需要同欠缺的致富能力之间的矛盾。农民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快速实现富裕, 作为致富模范的富人群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羡慕并崇拜的对象。由于其更能改变贫穷现状、带领农民实现致富、更新乡村设施而成为农村社会形式上和实际中的领头人。致富能力强的先富群体成为村干部的最佳选择。首先富人有致富的经验和能力, 更懂的如何获得致富, 否则他就成不了富人。其次, 富人以其先进的致富理念和较强的致富能力成为村民的榜样。再次, 富人更有条件对村庄进行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或者干脆直接资助村民。先富群体的参政分主动参与和动员参与两种:有的是主动参与竞选村干部, 因其施政纲领和致富承诺打动村民;有的因农民信任而被动的选举为村干部。这都说明, 在农民心目中, 能够带动村民致富的先富能人更容易得到农民的青睐。评价一个人能否当村官的一个主要指标是看他自己能不能致富, 能不能带领村民致富。新时期, 道德权威型的村官在实际工作逐步失去了发言权。“穷人当村长, 说话也不响”正是这一现象真实的写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民的价值观和社会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 先富群体参政治村是农民出于自身利益选择、接受的结果。

二、乡村治理变迁下富人治村的现实效应

乡村治理模式由道德巨人治理嬗变为经济能人治理, 是社会大背景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这种变迁为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大的变化, 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1. 富人治村有利于整合农村资源, 带动经济的发展。

富人村官较之于道德权威型村官更能带动村民实现致富愿望。首先, 富人村官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愿望, 拥有较多的财富, 这对于尚处在贫困或者半贫困的人们一种榜样的示范, 刺激了村民的致富需求。其次, 富人村官拥有较强的致富能力、拥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 能够敏锐的观察到潜在的商机并且制定出成功的策略。这种能力对于经营村集体企业或者遇有农村资源转让时有利于维护本村的利益。再次, 富人村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富人村官在多年的经商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这些私人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在富人做村官的条件下很容易迁移成农村社会的公共资源和人脉, 有利于本村的发展。最后有些富人村官以其财富直接为村人造福。有些富人为了获取政治资本, 赢取政治威望而选择用自己的财富直接造福村民, 为村民修建公路、打井、通自来水等民生工程。富人村官这种主观上为自己赢取政治威望的做法, 在客观上方便了村民, 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 富人治村容易破坏村治民主, 压缩村民诉求利益空间

从资源的占有角度来看, 资源的占有量与话语权成正比, 即对资源的占有量越大, 在管理中就越有绝对权和发言权。富人具有较丰厚的经济实力, 占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竞选成功做了村官之后, 掌握了村级政治的管理权, 又占有了农村的政治资源。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源的此消彼长。富人在拥有大量资源的同时压缩了普通村民的占有资源的机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掌握资源的人也就掌握了话语权。富人以其占有的丰富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管理中逐步形成了村落管理中的寡头政治而排斥民主。富人村官一支独大导致了在村级管理中受到较少的约束和限制, 一言堂、或者寡头当家做主。破坏了村治的民主性。“在富人党政和富人控制乡村各种资源的态势下, 由于普通村民占有资源份额的降低, 普通村民参政议政或者表达自己政治经济诉求的机会和空间自然被压缩。”

3. 富人治村容易导致权力异化, 助长乡村腐败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无限的使用权力直到限制为止。富人村官以其占有的绝对优势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农村管理中形成了寡头管理的局面。这种权力较少受到来自制度化的制约, 便利了财富与权力的媾和, 导致权力的异化, 助长了乡村腐败。首先, 表现在侵吞、贪污集体财产, 这尤其表现在某些较富裕的村庄。村干部故意搅乱村级账目, 或者通过收入不入账等方式侵吞、非法占有公共财富。其次, 以权谋私现象严重, 富人村官大部分自己从事商业行为, 从事多种经营, 其参政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借助政治手段谋求经济的利益。第三, 权力寻租现象繁多。在遇有土地出让等情况时, 不法分子往往以租用权力的形式达到非法目的。只要采取以经济收买为主各种方式与得到了村干部的认同, 往往就能够低于正常途径的代价达到目的。

三、规范经济能人治村的路径

1. 完善村民选举制度

构建完善的基层权力制约机制, 首先应该完善村民选举制度, 选出既有较强的政治素质、又有较强的能力素质, 能够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合格干部。从源头上避免农村干部权力异化的现象。完善农村选举制度, 建立公平的选举机制, 把好先富群体成为村官的入口。坚持事务公开, 完善选举程序, 在选拔、任用、考核村干部时, 要坚持选举事务公开, 把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和程序明明白白地告诉群众, 把选举办法的自治权交给群众, 让村民真正懂得如何选村委会, 同时细化村委会选举规则, 强化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可操作性

2. 完善村官培训制度

对于选上来的村官, 上级政府应该加强教育培训, 完善对先富群体村官的教育培训机制。实施村官岗前培训制度和定期培训与适时培训相结合的制度。对村干部的培训要做到常态化、规则化、专业化。重点对村干部进行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教育、执政能力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先富群体村官正确认识到党的政策与富民强民的关系。引导富人村官正确的处理执政中遇到的各种关系。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等, 不断提高先富群体村官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为村民服务的觉悟, 加强村级事务管理能力。

3. 完善村级运行制度

完善乡村政权的运行制度。首先, 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 使村民代表大会定期举行。坚持定期举行与处理突发事务临时举行相结合。村级重要事务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方可实施。其次, 落实村务公开制度。“要实行办事公开, 增强工作透明度, 制订‘财务公开监督制度’‘工程公开招投标制度’等。特别是与村民利益有密切关系的, 如计划生育、土地转让、山林发包、发放救灾扶贫款物等方面的经济活动, 都应严格依法进行, 实行办事程序、办事结果公开, 尽量直观明了地给村民一个明白, 让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 防止干部滥用职权, 中饱私囊, 杜绝贪污、腐败源头。”实施村级主职干部离任审计制度。要对换届后离任的村主职干部在任期间经济运行情况实施审计, 从而规范干部行为。要实施村级财务预决算制度, 对于重大财政开支事先预算、事后决算制度。要建立乡、村两级财政审计制度, 乡镇政府应组织力量定期不定期的审计村级事务。

4. 完善权力监督制度

要建立健全对先富群体村官的监督管理制度, 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项制度, 强化各项监督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严厉打击违反党的政策、国家法律, 给村民带来伤害的各种不法行为。首先, 强化乡镇组织的监督作用。乡镇组织作为农村组织的上级管理部门, 对村干部的约束和监督最为有效。理顺乡镇的监督渠道, 加强上级监督是防止先富群体村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权力异化的重要手段。乡镇政府应该建立专门的监督专员, 实行责任负责制, 使监督常态化、科学化。同时要正确处理与村级政权的关系, 既不缺位, 也不能越位。“乡镇党委政府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加强村务监督的同时不能领导村务, 要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农村治理的方向而不是管理。”

参考文献

[1]周雨, 刘强.富人治村新时代[J].商界, 2004 (1) .

[2]周挺.对村官富人化现象的思考[J].行政论坛, 2005 (2) .

[3]张书林.农村富人党政:利大?弊大?[J].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7 (6) .

[4]高华中, 于方.农村基层干部权力异化现象调查[J].人大建设, 2009 (5) .

[5]孟宪欣, 等.富人治村的政治学考量[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1 (3) .

经济治理 篇2

大碱厂镇人民政府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感谢区领导给予我们这次学习交流的机会，下面。我代表大碱厂镇人民政府和大碱厂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我镇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我汇报的题目是:狠抓隐患排查治理，促进经济安全发展，不妥之处，敬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我们大碱厂镇地处武清中部，行政区域面积35平方公里，辖26个行政村，常住人口2万人。随着我镇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镇内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目前，生产经营企业42家，其中：私企32家，韩国独资企业10家，从业人员近5000人，2009年全镇实现生产总值7.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8000万元，利润总额4200万元。

一年来，我们在统一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认真落实市区有关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调整充实了镇安委会和安监站，配齐了必要装备，完善了镇、村、企安全监管体系，突出抓好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全镇经济安全发展。我们按照区安委会的部署，积极开展了人员密集场所专项治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专项治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四类设备”“四类伤害”专项整治、硫化氢隐患排查治理和冶金、机械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在每次专项行动中我们始终坚持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作为重点来抓，主要作法是以下六个方面：

一、持之以恒，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常抓不懈。镇安监

站人员分三片，责任落实到人，持续不断地进行隐患排查，面对面的抓整改。今年以来，我们先后组织了“两节”、全国“两会”、“十一”“五一” “达沃斯论坛”、“春季”“暑期”“安全月”期间联合大检查，分别对外来租赁小企业、易燃易爆消防重点单位、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单位、职工集体宿舍、人员密集场所以及三个烟花爆竹销售网点进行反复排查和治理。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42家，查找治理各类隐患191处，为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22条。

二、突出重点，强化重点行业企业、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我们根据行业特点及平时隐患排查的记录，对企业实行安全等级管理制度，建立重大隐患管理机制和重大危险源监控机制，对具有重大危险源和隐患突出的单位进行重点监控，加大排查治理的次数和力度。今年为确保“两会”“达沃斯论坛”期间安全目标的实现，我镇成立了联合检查组，充分发挥和依靠专家作用，开展了对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执法大检查，对镇域6家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3个人员密集场所、1个纸制品印刷和加工企业的生产安全和消防安全进行了重点排查，共消除各类隐患26处。

三、严格执法，对隐患治理不到位的绝不迁就。对于一时整改不了的隐患，我们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对于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会同上级主管部门果断采取处罚措施。今年，在开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和“四类设备”“四类伤害”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坐落在我镇杨崔路东侧的天津相进乐器有限公司，除生产西洋乐器，企业还存储大量苯、油漆等多种危险化学品，虽多次下达整改通知书，但企业无动于衷，最后我

们联合区相关执法部门责令其停产。尽管企业多次托人疏通关系、说情，都被我们一一拒绝。面对企业说情，镇里领导统一了思想，坚决不为有问题的企业开绿灯，并要求安监站严格执法。一年来，共对天津韩斯乐器公司、天使乐器公司等3家企业予以了停产关闭的处罚。

四、与时俱进，坚持不断创新工作的思路和招法。从今年初开始，我们在重视抓好企业安全生产的基础上，把新开办企业的安全监管提上工作议程。严格把关新项目立项工作，从源头杜绝隐患。凡租赁企业，要求租赁双方签定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自职责并写出安全消防生产保证书。对安全生产无制度、无措施、安全设施不齐备的坚决不予立项。我们横下一条心，即使经济效益受损失，也不留安全隐患。如果企业在安全生产上出了问题，我镇对企业其他扶持政策如：技改贴息、企业技术中心奖励和科技扶持资金等都将被免除。

五、事不厌细，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到每个环节。我们以安全软件为切入点、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对较容易出现磕、挤、压、碰的危险部位，采取问、听、查、看、巡等方式实际进行检查指导，发现问题一追到底，直至隐患消除。在开展硫化氢隐患排查治理和易产生粉尘造成职业病危害的专项检查时，对企业法人反复强调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理念，进行《安全生产法》、《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教育，要求外来务工人员一定要加强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员工作业保护用品大到防护眼镜小到一副手套使用不到位的都责令其立即整改。

六、务求实效，隐患治理跟踪到位。对查出的各项隐患，我们都进行了仔细分析，彻底搞清隐患存在的原因，并据此

提出整改意见，做到大隐患大整改，小隐患不放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采取专人负责、反复督查、挂牌督办、跟踪治理等多种措施进行整治，做到发现一个，整改一个，不留尾巴、不留死角。对安全隐患没有彻底整改的企业，复查一次不合格的，我们还要二次、三次地复查，问题严重的，会同上级执法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查处，直到合格为止。今年，在开展冶金、机械行业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天津市中惠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墙体倾斜20度，承重墙有裂痕，已形成危房，一旦坍塌会造成群死群伤事故，我们立即下达整改通知书，提出整改方案，整改措施，限期治理，通过四个月的挂牌督办，该企业安全隐患全部整改完毕，总计投入整改资金40万元，有效预防了重大事故发生。

各位领导，同志们：以往所做的工作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安全工作任重道远。今年我们将在区党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确保一方平方”为已任，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篇3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仍是解决发展问题。

二十国集团（下称G20）杭州峰会，正值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重大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没有摆脱低迷，金融市场动荡等系统性风险始终相伴，重大创新不足导致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等不确定性事件，让区域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与此同时，各国经济政策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对于经济增长策略，各国有整体目标却缺乏全面协调;为应对危机，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量短期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过度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经济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延缓了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制约着本国的经济增长。

旧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思路。中国在此时挑起G20主席国的重任，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G20杭州峰会的主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世界承诺：G20杭州峰会，中方将同各方一道，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集众智、聚合力，落实安塔利亚峰会及历届峰会成果，共同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

“所谓全球经济治理，其核心还是要解决发展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紧扣发展脉搏的中国经济，在当今低迷的全球经济中，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提供自身的实践经验，并直面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引领发展潮流，为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一份中国方案，是中国作为主席国为本届G20作出的重要贡献。”卢锋说。

强化结构性改革

主办一场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并非易事，要取得预期成果更难上加难。去年底中国接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以后，协同各方在杭州峰会召开前分别举办了贸易、能源、就业、农业部长会，同工商、青年、妇女、劳动、智库、民间社会等各界代表广泛对话，并举办了3次协调人会议、3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副手会议，以及数十场各类工作组会议，为杭州峰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仅在财政金融领域，便就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展开合作并取得积极进展。各方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制定了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共识性文件。

中国加强宏观形势研判和政策协调，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推动制定“杭州行动计划”。其中推进结构性改革，可谓中国经济适应发展新常态的一大“法宝”，也正是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的最大看点之一。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发展缓慢，虽然有周期性原因，但主要是中长期结构性因素，比如生产率增速放缓，缺乏新的增长动能，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过去多年，G20更多还是把宏观调控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卢锋说。虽然不断出招，但相机而动的调控政策并没有将全球经济拉出低增长困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反而在不断递减。

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命题，中国在近几年走出了坚实步伐：明确不搞强刺激，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增强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动力方面发挥出明星作用。

这一判断有数据佐证。今年前7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3%，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7.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0.8%，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3.4%。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主要由外贸和投资驱动的结构，正在向消费主导的新格局转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为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发生深刻改变的历史关口，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而G20也面临着由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转型的关键节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成为了G20政策框架的主打设计。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倡导的跟国内在做的，达到内外统一，并用自身经验为全球提供改革智慧，这是一个大国引领作用的真正体现。”卢锋说。

7月23日至24日，于成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确定了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等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被视为G20结构性改革议程的“顶层设计”。

卢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此基础上各国还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一套量化指标体系，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卢锋曾作为财政部专家参与了部分指标体系的设计工作。

“财政部对量化指标非常重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卢锋说，“因为只有通过指数化的数据采集，G20才能够清晰地呈现出各国结构改革实际取得的进展。”

在量化指标的基础上，G20还将提供各国结构性改革表现的排名。透明化的指标体系将在国内国际层面上为各国带来社会压力，从而能够让结构性改革得到切实推动。

实际上，G20会议在2010年就把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以后每次峰会都在逐步强化。“但没有一次G20像本届一样，把结构性改革摆在这么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受到这么大程度的重视和关注。” 卢锋说。

在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结构性改革共识的达成，“证明了大家已经认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种自我加压也体现了责任和担当。”

“创新”首入议题

在结构性改革释放的巨大红利中，创新活力不断释放。“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本届G20峰会的主题，与中国确立的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吻合。

作为G20创新议题的重要铺垫，8月25日，《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5-2016）》黄皮书（以下简称“黄皮书”）发布。

这一由科技部、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攻关的报告，对2013至2014年间G20中的19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进行分析和评价，共有10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上升，9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下降，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平均得分上升了0.6分。

黄皮书指出，近年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创新竞争力在G20中排名第9位，这也是G20集团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慎明表示，“G20杭州峰会首次将‘创新列入G20峰会讨论议题，加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的合作，鼓励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是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唯一有效途径”。

在创新议题下，G20杭州峰会着力制定创新增长蓝图、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框架，通过推动各国创新增长挖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潜力。

作为G20机制的重要配套活动，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是国际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其核心工作是向G20峰会提交政策建议报告，供G20成员领导人决策参考。

今年的《B20政策建议报告》特别就“创新增长方式”这一重点议题，提出了实施G20智慧（SMART）创新倡议，也即创新可持续性（Sustainable innovation）、平台大众化（Massive public platform）、网络可访问性（Accessible network）、改革彻底性（Revolutionary reform）、技术创新性（Technological innovation）五个指导原则，简称为“SMART”原则。

这一倡议主要内容是通过实施设立G20交流项目、建立“G20创新签证计划”、成立G20科技创新基金、打造G20技术创新分享经济平台、构建“G20大脑平台”等5项计划，建议建立一个供政府、私营部门、院校和研究机构共享资源、知识和成果的开放性网络，以推动技术创新为目标，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

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G20“创新增长方式”专题会议上，与会各方支持中方倡议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并就总体框架和成果要素交换意见。各方深入讨论了《G20创新行动计划》、《G20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和《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文件，就有关框架和成果要素达成原则共识。

本届峰会后，G20将开启“结构改革”和“创新增长”双轮驱动，主脉络从“危机应对”扩展到主动谋划可持续发展，对G20成员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带来持久弥坚的影响。

贸易投资联动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放缓，尤其贸易增长连续多年低于世界经济。究其原因，金融危机影响显而易见，但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合作受阻、全球化进程减缓等也难逃其责。

G20杭州峰会召开时面对的外部环境，包括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迭起、反倾销浪潮，等等，一系列复杂事件让全球经贸往来成本骤升，不确定性增强。

在这一背景下，G20更需要东道国高瞻远瞩，引领议题向既定目标前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需要开放包容。“形成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过程充满矛盾与风险，重要的是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尊重多样性，允许、鼓励探索多元化的全球治理机制。”

如何让趋于碎片化的全球经济重新走向充满活力与联动的轨道？中国至少从两个维度做出了努力。

首先，在G20机制建设上，中国推出G20贸易部长会机制化建议，得到G20成员的积极支持，成立了G20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并于2016年7月首次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将贸易和投资首次列入G20重要议程，发布了首份G20贸易部长声明。

未来，G20贸易和投资工作组每年还将召开3到4次会议。这表明，杭州峰会后G20贸易部长会议将长效化，平行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辅佐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其次，于7月召开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发表了首份《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对于消除贸易壁垒、便利化投资都有着重要意义。

迟福林表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由贸易标准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大趋势，但新兴经济体参与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客观上很难采取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标准。“不宜在短时期内过度提高门槛，这容易形成新的投资贸易壁垒，把新兴经济体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

不同标准的对接在本届G20峰会上也得到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余翔认为，《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投资政策制订的多边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

基建互联互通

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亚太及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早在2014年召开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要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让脚下之路、规则之路、心灵之路联通太平洋两岸全体成员。

随后会议提出实施《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决心在2025年前完成各方共同确立的倡议和指标，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互联互通，实现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亚太的远景目标。

当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复苏乏力，以投资促增长已成为 G20 各方共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成为 G20的重点议题之一。

财政部亚太中心执行副主任周强武曾在《G20议程财金渠道亮点展望》一文中表示，近年来，虽然G20成员纷纷推出促进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资的国别和区域计划，但总体上看，“现有融资渠道和模式没有充分调动全球储蓄，G20 成员的投资计划之间还缺少协调，难以形成合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于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长期缺乏动力，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基建资金严重缺乏。”卢锋说。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新机构的逐步成立，对外投资将持续铺开，基础设施投融资成为中国与 G20 各方重要的利益交汇点。

在此背景下，2016年G20投资议程聚焦基础设施投资，推出了三大支柱成果：一是鼓励多边开发银行（MDBs），通过制定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量化目标、推广多方合作融资模式，撬动私营部门资源等方式，采取联合行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二是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三是探索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和促进私营部门投资，制定了推动基础设施及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的政策指南。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认为，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建议，“推动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础设施服务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使全球经济通过基础设施的联通更加紧密地联动。”

经济治理 篇4

一、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南北冲突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 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分工依然存在。现在垂直型国际生产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形式, 单一的传统分工开始转变为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 但是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还是处在最高层, 发展中国家则处在最低层。

第二, 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治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此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小, 而且也有所降低。世界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不断发展和扩大,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 而初级产品贸易虽也有所扩大, 但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从总体上来看, 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在全球发达国家十大进出口国中, 服务贸易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着发达国家。另外发展中国家仍深受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尽管为了提高出口的收入, 发展中国家努力提高原料加工的能力, 但还是遭到发达国家非关税壁垒的阻碍。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名目很多, 涉及到进口限制、海关手续、卫生安全技术质量标准和特定的包装装潢条例等, 总数达1000多种。区域经济集团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受挫。发达国家区域内贸易比重增大, 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

第三, 不平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制。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财政拮据, 资金也严重短缺, 没有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积累起必要的资金。要发展经济仅仅从有限的出口中得到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吸引到外资和接受援助外,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款。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几乎完全操纵在发达国家及其金融集团手上, 它们企图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出资金, 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及进程, 并且获取巨额得利润和利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 主要是通过私人直接投资、私人商业银行贷款及官方发展援助等几种主要的形式。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 以应对国内的通货膨胀, 官方发展援助在资金转移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才使得条件苛刻的私人商业性贷款的比重提高。私人商业性贷款由于偿还期短和利率很高, 极大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还本付息负担, 使它们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去了。发展中国家为了借新债来弥补国际收支的逆差, 被迫接受债权者的种种严苛条件, 甚至被迫要调整本国的财政经济政策。与此同时,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又处于无权、少权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金融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机构, 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资金的流向。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比重很小, 在按份额比例确定投票权大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银行里面, 发展中国家也处于类似的处境。

二、南北双方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共识

第一,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前提与共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南北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从现实主义原则出发, 发达国家渐渐认识到调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南北双方就在承认相互依存的历史前提以及必须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了共识, 并且有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措施。

首先, 为共同阻止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 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1985年秋, 美国提出了由其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起草的“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计划”。该计划强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 为中心, 进行国际机构和民间银行协商融资;发达国家应积极购买发展中国家产品, 确保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 发展中国家和负债国也应相应调整有关经济、金融政策, 扩大经济自由化程度。1987年底, 美国又提出以债券交换债务为主要内容的计划。1989年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提出了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布雷迪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相应增加了发展援助基金, 等等。这些具体措施反映了发达国家在调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上有一定的愿望, 并做出了有限的变革。

其次, 在国际贸易治理领域内对维持初级产品价格和减少贸易壁垒作了一定的努力。1975年, 欧洲共同体 (EC) 9国与非洲、加勒比地区和亚太地区共46国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了有名的《洛美协定》。《协定》包括保护非、加、亚太地区初级产品价格, 欧共体对这些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等内容。至1989年, 洛美协定已签订了四个。1976年5月, 联合国第四届贸发会议通过了商品综合方案决议, 建立了国际存储共同基金, 用以改善初级产品市场, 承诺稳定商品价格和各国进出口贸易中某些商品的数量。

尽管南北双方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存在一定的共识, 但分歧更为明显。所以, 要从根本上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 将危害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 而发展中国家则理所当然地希望建立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 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是确保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二是改革国际贸易治理制度。改革国际贸易条件, 提高并规定初级产品的合理价格, 建立共同基金, 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初级产品建立一定的国际储备, 以调整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达国家应扩大“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范围, 取消不合理的贸易壁垒, 实行公平的技术转让。三是改革国际金融治理体制。国际金融机构增加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和信贷范围, 扩大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投票权, 减少大国对它的操纵。四是增加发展援助和减轻债务负担。五是改革国际经济机构, 实现各国经济均衡发展。

第三, 发达国家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美国力图保持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从整体上维持旧的经济秩序的意图并未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的分歧是相当严重的, 这大大阻碍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面对发达国家的强硬立场, 发展中国家开始务实地提出新的改革方针。1989年, “七十七国集团”主张南北问题全球谈判应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讨论紧迫问题, 第二阶段解决国际经济结构问题, 但这一方案并未得到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还得做艰辛的努力。

三、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所作的努力

第一, 争取和推动南北对话。南北对话从开始至今, 经历了一个复杂艰难的历程, 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1954年, 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著名的“万隆会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开始形成。1961年9月, 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初步涉及到反对旧秩序的问题。1964年3月, 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 拉开了南北谈判的序幕。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首脑会议1964年10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这次会议通过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 要求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公正的经济秩序, 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74年, 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由“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及《行动纲领》文献, 1974年, 第29届联大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亚洲和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和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程度的加深, 南北对话有了新的进展。主要体现为1996年首届亚欧会议和1998年第二届亚欧会议的召开以及1999年欧拉会议的举行等。在区域经济联盟上, 表现为1993年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1989年成立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

第二, 实行南南合作, 建立区域经济联盟。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在集体自力更生基础上, 以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 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国际合作。它与南北对话共同构成南北关系的主要内容。南南合作加强了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总体力量, 增进了团结, 开拓了市场,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也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 对于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20世纪80年代, 由于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南南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南南合作国际会议是新德里磋商。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 44个南方国家聚集一堂, 召开了南南会议。来自中国的代表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南南合作的五项原则, 强调南南合作应该朝着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加强集体自力更生的方向来努力, 并且按照平等互利、互相照顾的原则来进行, 加强团结和加强对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 推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到了20世纪90年代, 南南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形式和成果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迅猛发展。

现在, 发展中国家大都参加了南南合作与区域经济集团化运动, 南方国家谋求集体自力更生的目标不会改变,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之下, 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联合获得了新的力量, 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上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三, 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历次斗争。20世纪50-60年代, 发展中国家通过亚非会议, 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奠定了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力量基础。20世纪70年代, 发展中国家掀起了维护经济主权和本国资源, 反对霸权的斗争高潮, 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首先是维护石油权益;其次是反对海洋霸权;再次是保护原料资源。

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和希望

第一,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影响当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南北力量对比很悬殊。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由仍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 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才能越过重重困难从而取得胜利;二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分化;发展中国家内部民族、领土、宗教矛盾有加剧的趋势。

第二, 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希望。我们看到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南方国家发展的要素, 但是也并不能说明南方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道路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我们可以从国内环境、国际环境这两方面来看, 发展中国家都有突破困境的希望。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很迅速;二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并推进南北方面的合作。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仅加深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而且也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本、商品流通和金融等各个方面。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扩大资本利润范围的本质, 但在客观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合作的历史机遇。南方国家在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中, 能够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 并在由电子技术传递信息的地球村时代, 能通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改变北方国家轻视无视南方国家的错误态度。政治多极化趋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 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发展, 这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都知道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 广大发展中国家才能集中精力, 做出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划, 将有限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投入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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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伍贻康.国家、区域化和全球化[J].太平洋学报, 2000 (4) .

[3].尹承武.从南北关系看联合国经社系统改革[D].北京大学, 1997.

[4].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篇5

2015-03-03 第 194 期

编者按：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将大众的视线再一次聚集到了雾霾上。清华大学贺克斌说：“当基本上是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就会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技术性治理的层面。如果经济学家开始动脑筋了，我们的环境治理就有可能动到根子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就这个话题，从经济和金融角度出发，于2015年2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做了题为“治理雾霾：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作用”的演讲。凤凰大学问经主办方和作者授权独家编辑刊发，并经作者审定。现将演讲实录精编分享附下：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马骏

图片来源：郑挺颖 提供

今天我们讲“治理雾霾：经济与金融政策的作用”。多数人，尤其是环境专家，在谈到治理雾霾时，想到的一般是脱硫脱硝、提高油品质量等末端治理手段，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与此非常不同的话题，即治理雾霾也一定要靠经济和金融手段。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来自我和李治国教授牵头的课题组完成的《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一书，去年底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这张图是根据NASA从卫星上拍的照片，经过处理之后做的国际上雾霾程度的比较。这是多年以前的数据，我国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比这个图上显示得更严重。这张图的PM2.5浓度的范围0－80微克/立方米，80是属于污染很严重的。但我国地区华北地区的许多城市常年在一百以上，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印度等也是污染很严重的。在这个图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很低，大多在10－20微克/立方米的水平，是蓝颜色的，加拿大非常蓝，还有更蓝的像澳大利亚。

关于雾霾经济成本，有很多的学者做了研究。2004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的GDP。现在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几，按亚行的估计，仅仅是空气污染的成本就把一半的GDP增长率损失掉了。

（图为中国PM2.5能源占比估计）

雾霾与经济到底有什么关系？最直接的联系就是我国的雾霾和污染性的经济结构有关。什么是污染性的经济结构？问题分为三类：

1.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指我国的重工业占经济的比重过高。在大国当中，我国的重工业占比是最高的，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9倍。

2.污染性的能源结构。这指的是煤炭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中。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比例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因素。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为清洁能源的十倍。

3.污染性的交通运输结构，这里指的是清洁出行的比例和公路出行的比例。我国城市当中地铁出行的比例仅为7%，93%的出行靠公路。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出行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10倍。

用经济的手段治理雾霾不可或缺

关于雾霾治理，至少有几十件事情要做，已经规划的措施当中大部分是末端治理，比如脱硫脱销、提高油品质量、强化对尾气排放的控制、对VOC和其他工业粉尘与建筑扬尘的控制等。如果这些末端都做到位，我们的研究估计，与2012年的水平相比，每吨燃煤排放的PM2.5可以降低70%，每辆汽车的单位公里排放可以下降78%，单位产出的工业与建筑业排放可以下降80%。换句话说，末端治理可以讲单位经济活动量的排放强度降低70%以上。

这些降幅听上去很让人兴奋，但是，如果经济总量每年增长7%左右，10年就一番，那么在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煤炭消费和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和污染性的工业、建筑业的经济活动量的大幅会抵消大部分末端治理带来的减排效应。因此，要将雾霾降低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从2013年的全国城市平均65，降低到2030年的30），必须大力度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而这些调整必须要靠经济和金融政策。

（图为我们的PM2.5减排模型）

对于证实这个观点，我们做了一个PM2.5减排的数量模型，来定量估算各类末端治理措施和经济结构调整对降低雾霾的作用。我的书中有这个模型的所有细节。这个模型定量估算的结果是，即使末端治理措施用到了极致，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在缺乏结构调整的情况下，2030年全国城市的PM2.5水平仍然将高达46，远超过30的目标。换句话说，从2013年到2030年，如果仅仅依靠末端治理，只能达到PM2.5减排目标的一半，另外一半必须靠结构调整。

所谓结构调整，具体的内容包括GDP当中的工业建筑比重的下降，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的上升，交通运输结构中地铁出行比例的上升。在2030年前，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预计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需要降低9个百分点；从能源结构来看，清洁能源占比需要上升30多个百分点；从城市交通运输结构来看，轨道交通占比应该至少提高20多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结构变化的目标要求控制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而地铁的总里程则要大幅度的提高。我们预计在2013年--2020年间，地铁总里程应该上升4倍，此后十年地铁总里程要增长230%。

雾霾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前面讲到，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污染性的结构问题？背后的经济学动力、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有三大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第二是市场的失灵，第三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消费缺乏社会责任感。

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我举三个例子。

1、工业用地价格过低。我国工业用地的价格是商业用地价格的1/8，这个比例是其他国家的1/2到1/3，非常的便宜。如果工业用地太便宜，自然会激励工业的过度发展。为什么这么便宜？这跟历史上地方政府的GDP导向有关系，GDP跟政绩、升迁都有关系，这种激励机制下，大量的土地被廉价提供给工业。

2、服务业税负过高。我们做了不同产业的服务业总税负和间接税负的比较，发现很多的服务业行业当中税负比工业高。如果税负太高，资源就不愿意流向低污染的服务业，而过多的留在高污染的工业行业。

3、服务业准入被过度管制。大家都能够感觉到，在教育、卫生、金融这些低污染的服务行业，你要成立一个新的民营机构非常困难的。前一段有人讨论放开民营医院等，看来这个进展也不如人意。

第二，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在所有的国家都会发生，在中国也不例外。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是一个燃煤的企业，会对周边的地区产生污染，导致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盈利的好处是企业自己得的，但污染则所有人一起承担，这是典型的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的例子。这种外部性会导致它过度燃煤，或者过度使用污染性的能源。驾车也是这样，你自己开车很舒适，但是你同时导致了对周边地区污染，降低了其它人的寿命，由于驾车者不考虑这种负面的外部性，他会过度买车、过度用车。

雾霾还有很强的跨区域的外部性。跨区域的外部性指的是不光对你的邻居产生影响，雾霾可以漂流到对两百里、三百里意外的地区。专家对北京做过一个分析，发行40%的雾霾来自于周边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河北。由于雾霾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地居民来承受，本地燃煤者又不充分考虑这种跨区域的外部性，就会使得他在本地过度燃煤。

第三，企业和消费者缺乏社会责任感。这一点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当中是没有考虑的。在微观经济学中，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对别人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不在意，消费者唯一的目标是要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只要我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消费的开心就可以了，对别人的负面影响不考虑。但是，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他们正在逐步在改变这些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或目标函数），即企业是可以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考虑社会责任的，消费者也是可以多花一些钱来消费绿色产品的。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可以培育的。

如果提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绿色偏好，或者说增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用经济学可以证明，这相当于政府给了绿色产业一个补贴，从而通过发展绿色产业来帮助降低雾霾。关键在与怎么建立一套新的体制和机制，来解决政府对市场的扭曲、市场的失灵、企业和消费者的偏好问题。

经济与金融政策方面的九点建议

下面是我提出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方面的九点建议，具体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展开了，然后花点时间多讲讲绿色金融政策。

前面两点针对政府扭曲市场所做的政策建议：

1、改革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过低的体制。要让土地供给中工业用地的占比降下来，让它工业用地变得更加的稀缺，稀缺之后工业用地价格会上去，会逐步弱化工业投资的冲动。相应地，如果商业用地、住宅用地比重上升的话，成本下降就可以刺激低污染的服务业行业较快的发展。

2、纠正间接税税负在行业间的扭曲。这主要指一些服务业行业税负过高的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营改增当中应该得到一定的纠正。营改增还没有完成，一些服务业还在设计税率的过程当中，对税率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的要求，即应该让服务业的税负下降，从而引导资源流出高污染的制造业行业，进入低污染服务业。一下讲的第3至9点的大部分都是要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尤其是最后一点，也有助于解决企业和消费者的偏好问题。

3、提高煤炭资源税的税率。如果煤炭生产者、消费者不考虑对其它地区和其它人的外部效应，怎么样纠正他的行为？就是要把生产和消费煤炭的成本提高，从而遏制过度燃煤的冲动。提高煤炭的的资源税是一个办法。我们两年前提的建议是将这个资源税的税率提高到5%，最近已经出台了政策，允许地方在在2%-10%之间确定税率，这个改革在进行中。

4、大幅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开征碳税。只要你排污的话，就应该付出足够的代价，使得你有动力去安装和使用脱硫脱硝等治理污染的设备。过去的排污费太低，使得有一些企业，装了脱硫脱硝的装置也不愿意开。碳税在未来几年也应该启动。

5、大幅提高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对污染征收的更多的税费，这些收入应该用来干什么？就应该做补贴清洁能源等推动绿色转型的事。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国政府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占GDP比重是德国的1/3，也远远低于其它发达国家的补贴水平。这个比例应该在今后一段时间大幅度的提高。

6、在主要城市实行汽车拍照拍卖制度或拥堵费。只有这样才能限制住私家车过度增长的趋势。过去十几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国只有上海一个地方搞汽车牌照拍卖制度。上海与北京的人口差不多，但汽车比北京少一半，上海的PM2.5水平比北京低30%。最近天津、广州、深圳都搞了汽车牌照拍卖，有的是混合型拍卖制度的，一半是拍卖，一半是摇号，但与不限制和纯摇号制度相比都是一大进步。为什么拍卖制度可以将污染的外部性内生化？比如上海一个牌照8万、9万，这些就是驾车人支付的他导致的污染和拥堵的成本，迫使他充分考虑到开车的负外部性，这样就抑制他买汽车、驾车的冲动。而且牌照拍卖可以收到很多钱，上海一年可以收到70亿的牌照拍卖费，可以用来搞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等。

7、改革轨道交通的融资体制。建地铁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钱，以前融资靠政府或者融资平台，向银行和信托借钱，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政府财力有限的，而融资平台负债率很高，43号文又加大了平台在无担保情况下向银行借钱的难度。未来就必须要创新，用新的办法让他们融到钱，来支持地铁这样清洁交通项目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要加大债券市场对清洁交通项目的支持，鼓励用企业债、公司债的形式融资。在发行主体的财务指标不具备，不能以公司为主体发债的情况下，应该考虑试点绿色项目收益票据，以项目未来营运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基础。另外，还要加大推动PPP模式的力度，引入民间资金进入轨道交通领域。

8、建立PM2.5减排区域间补贴机制。这就是要解决前面讲到跨区域雾霾外部性的问题。北京出钱补贴河北减排更划算有效

还是举河北和北京的例子，雾霾有1/4会飘到200--300公里之外的地方，所以很多河北的雾霾会飘到北京来。而且河北相对比较穷，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治理雾霾，或者至少没有财力像你所想象的这么大力度的去治理雾霾。而在北京，脱硫脱硝这类低成本的治理雾霾的工作都已经基本做到位了，靠别的办法在本地减排成本就很高。比如说你补贴电动车，要达到同样的减排效果，比在河北搞脱硫脱硝的成本要高几十倍。也就是说，在北京减排的资金使用效率，远低于用同样的价钱在河北治理雾霾带给北京的好处。如果把北京用于本地减排的一部分钱，到河北去减排，对北京的好处远远大于北京在本地减排所带来的好处。这就要求设计一个区域间的补偿机制，即让北京出钱来补贴河北减排。在这样的机制下，北京花同样的钱，可以得到更好的减排效果。

9、建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关于这个话题，内容很多，我在下一节当中展开讲。

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我国污染型产业比重过大的另一面，是绿色产业供给不足。比如我国人均的清洁能源供给只是加拿大、俄国的1/10。我国人均地铁长度（清洁交通工具）也是一些国家的1/10。这些都说明我们对绿色产业的投入太少。

为什么出现绿色产业投资太少，污染性行业投资过多的情况呢？就在于目前的价格体系下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让资金退出污染型行业，让资金进入到绿色行业。

我国未来今后5年当中，要达到减排的目标，年均至少有2万亿以上的绿色投资的需求。但是政府预算只能拿出3千亿左右投入到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的领域，也就是政府能拿出来的钱是我们差不多每年绿色投资的10%--15%，还有85--90%需要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在没有足够激励情况下不愿意进去，怎么办？就需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这种体系会创造一种激励，让企业减少对污染型行业的投资，增加对绿色行业的投资。十八大三中全会强调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绿色金融体系就应该是这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金融体系应该达到什么目的？我认为，这个体系应该形成三种机制来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抑制对污染性项目的投资：一是降低绿色项目的投资成本或提高其融资的可获得性。比如说，原来融资是7%，我给你3%的贴息，降到4%了，回报率会提高，民企就愿意投资了；二是提高污染性项目的融资成本或融资难度；三是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让企业在同样或类似回报率的项目中更倾向于投资绿色项目，让消费者更喜欢消费绿色产品。比如，如果有很多消费者处于绿色偏好喜欢买特斯拉汽车的，这些消费者就是变相给了绿色企业一个补贴，效果相当于政府给绿色企业的补贴。

国外的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发展了包括绿色贷款、绿色股权基金、绿色债券等、绿色保险、绿色银行在内的各种绿色金融产品、融资渠道和绿色投资机构，来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绿色金融有很多政策手段可以用，有一些是财政的，有一些是金融的，有一些是法律的。许多国际上的成功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在我和李治国教授的书中，我提出了九条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建议：

1）成立专业性从事绿色贷款和投资的机构，包括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

2）发行绿色债券；

3）加大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力度；

4）银行和第三方进行开展绿色评级；

5）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估算体系和数据库；

6）在更多的领域实行强制性绿色保险；

7）建立强制性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8）成立中国的绿色投资者网络；

9）通过环保教育和强化披露要求,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偏好。

去年我牵头的绿色金融工作小组，经过九个月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个更为系统的关于建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报告，提出了14条更加具体的操作性建议。这个报告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公开发表。

互动环节：中国的污染企业会转到外国吗？ 王文：过去发达国家将大部分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和印度，实际上也是把污染输出到了发展中国家。未来中国在对外投资中应该如何把握，是否应该考虑中国的国际责任呢？

马骏：以前我们搞了很多制造业的污染很严重，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是外资办的，为了出口。现在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阶段，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输出资金的同时输出污染？我觉得不应该。现在有一些人说咱们产能过剩，能不能把很多过剩的、污染性的产能输出到很多其它发展中国家当中去。我觉得这些是一个比较短视的看法。我们在对外投资过程当中，作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大金融机构在全世界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信誉的风险。作为一家大企业、大的金融机构，你必须要有长远的、持续的运作的打算，不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今天在这个国家搞了污染事故，小企业可以跑路，但对大的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考虑到污染以后，当地民众怎么样反应，当地政府怎么制裁你，全世界的舆论会怎么样谴责你。有了这样的考虑以后，会逼迫我们在对外投资当中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考虑到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提问：马首席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讲座，我是来自一个能源公司的，我听了刚才您的讲座以后反而更悲观了，因为我在能源方面有一些了解，刚才你提到，你说PM2.5指标达到30，需要做什么事。当然其中有一些很难做的，举一个很关键的煤炭，煤炭占一次能源应该是下降33个百分点，是今年。但是据我的了解，198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的70%，2013年是66.7%，所以我算这些，33年降了3个百分点，今后每年要年均下降两个百分点，那速度要加快20倍以上，马首席你觉得这样的速度能不能达到？

延展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 篇6

打基础是为了建高楼。在今年8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要“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如何进一步发掘各国比较优势，推动沿途“供给侧”改革，激活全球增长新动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下一步的着眼点。

“一带一路”建设历经三年布局，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我国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2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中国设立的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国际产能合作基金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

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中资企业对“一带一路”4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近150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18%。“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对华投资超过82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25%。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一带一路”的感召力、吸引力和生命力受到各方点赞。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深耕细作、扎实推进的新阶段。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开放程度不一、文化背景和政治形势不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不仅考验大国智慧，更需要各方风雨同舟、携手并进。

谋求共享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这个初衷得到各国广泛理解、认同并形成共同体意识，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顺利的关键。为此，需要成员各方继续加强交流，并在具体制度、法律法规层面尤其是双边和多边协议上做足功课。对中国来说，更要大力开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研究，系统深入地辨析这些国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推进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发展。在当前规划布局初步成型的情况下，可以率先建设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标志性收获项目，用实际项目、精品案例，赢得沿线国家、企业和民众对“共享共赢”理念更广泛的认同。

互联互通依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是先导。数据显示，目前沿线国家中有9个与中国实现了铁路联通、28个与中国有直航城市、58个与中国实现了海路联通，互联互通网络初步成型。下一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从全局角度加强沿线基础设施的布局设计和规划对接，与全球交通运输网络实现联通与对接，探索构建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规则或协调合作机制，并创新投资运营模式，让更多沿线国家和投资机构、企业参与其中。

依靠大数据提升县域经济治理能力 篇7

关键词：大数据提升,必要性,治理能力

一、传统的经济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 信息失真

中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一直为人们所质疑。因为存在注水统计和牛鞭效应。信息链的长度是影响信息失真情况的一个决定性因数, 信息链越长, 那么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层级也就必然越多, 信息被认为处理的机会就越多。当信息传递到最后一个环节时, 信息离原始的信息已经有很大的偏差了。

(二) 单类型结构化数据成为科学化决策的障碍

数据一直是政策制定的依据, 人们在进行数据分析时, 越来越不满足于既有的数据, 想搜集到更多的信息, 但受限于当时的数据记录、储存和分析的工具和技术, 人们只能收集到少量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人们开始慢慢养成一种习惯, 单类型结构化数据正式成为决策分析和处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工具。

(三) 体制制度导致传统的分析手段导致决策风险

科层制管理、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 且层级多, 整个信息的传递一级一级地传递, 在科层制下, 传统的分析手段是身处金字塔最高层的领导根据各基层所上报的数据进行统计, 然后进行多维度的分析。虽然这种分析手段在组织、数量乃至于项目方面, 都可以做的很精细, 但它对于后续的问题溯源分析却是一筹莫展, 只能粗略地进行定性判断, 这就意味着决策有风险。

二、应用大数据进行经济治理的必要性

(一) 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

大数据带来的最大变革还在于决策思维、范式和方法的转变。过去仅限于信息技术, 决策者们在制定经济决策时往往缺少足够的数据支持, 甚至就是那么少得可怜的数据, 其本身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都难以保证, 这就使得我们的经济决策不得不取决于决策者的经验和直觉。这种决策多是无差别、简单的“一刀切”式的, 而大数据决策无疑将有助于规避这种风险, 有助于决策者更加精确而迅速地设计政策方案。在大数据时代, 决策者们作出的决策, 越来越取决于数据及其分析的结果, 而不是经验和直觉的主导。只要提供的数据量足够庞大真实, 通过数据挖掘模式, 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人们的行为规律, 预示经济运行态势等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二) 大数据驱动市场监管

市场既需要培养, 也需要监管。监管机构必须以市场规则为底线, 对那些破坏规则、危害市场竞争的行为和主体予以适时打击, 以此来维护规则, 确保市场环境的稳定和良性运行。大数据在这方面, 使监管机构可以主动出击, 事先预防风险的发生。监管者可以通过对核心变量采取量化跟踪监控, 对市场系统内的行为和其潜在的风险进行系统性、规范性和前瞻性的监管。确保市场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三) 大数据把脉经济运行

国内在大数据应用上已进行大量探索, 涵盖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管理的方方面面, 如宏观经济预警、经济运行监测。大数据有助于我们把握经济运行脉搏。通过跟踪那些与经济周期相关的关键词的搜索, 完全可以确定经济运行的波动。经济主管部门或相应的大数据公司, 将相关搜索数据汇总, 以此来估测经济运行情况, 然后再将其预测结果, 与包括中央银行、统计局, 甚至某些学术机构、投资银行、智库乃至经济学家个人所设立的监测报告相比对。这种模式克服了传统模式的滞后问题, 也为相关部门提前介入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 这将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 进而降低受波及面和受损程度。

三、如何依靠大数据提升县域经济治理能力

目前我国大数据应用刚刚起步, 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还在萌芽阶段, 从需求来看, 很多产业对大数据的使用还没有意识, 从供给来看, 由于技术和人才储备上的落后, 也缺乏深厚的数据分析手段来支撑需求。面对新形势的挑战, 我们必须利用大数据来提升县域经济的治理能力和办事效率, 打造高效透明政府, 为社会提供更好服务。

(一) 在政府经济治理理念中融入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的本质不在于“大”, 而在于其蕴含的大数据思维, 能够直观呈现数据背后的人类行为模式。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 需要把这种大数据思维融入政府经济治理理念, 改变政府经济治理的理念向度、工作方式和决策思路。现在政府大数据未能实现其应有的服务价值和人本关怀, 受制于诸多因素。缺乏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思维”至少有“海量、开放、共享、实时”等特征, 这要求公共部门改变传统思维模式, 激活那些束之高阁的沉睡数据, 积极抓取实时信息, 整合多部门形成信息资源聚合, 及时便捷地通过互联网、手机APP等多种方式向公众开放分类数据资源, 实现数据的价值。相比较而言, 多数部门没有认识到数据只有开放共享, 才能释放价值。因此, 或不重视数据开放, 或出于数据安全的惯性使然, 不愿意开放数据, 也不关心部门之外的数据需求, 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在大数据视域下, 人们面对的是全体数据, 这些数据呈现出混杂性的特征, 数据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而是多重交合的相关关系。传统的政府经济治理理念往往是基于社会局部“现实”的抽象分析方法, 依据一定方式选择样本数据, 基于少部分人的需求来预判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和需求, 这种治理理念必须要发生变革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这种变革就是把大数据思维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融入政府治理理念中, 将对基于稀缺数据的治理, 转向覆盖更广泛、涉及更多人的大数据分析, 从数据收集者转向数据分析者, 从大数据中预测社会需求, 预判社会问题, 探索政府经济治理的多元、多层、多角度特征, 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

(二) 树立“需求本位”的大数据建设理念。

大数据建设和开放使用不是以政府能够供给为导向, 而是以公众和社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 这是各个国家大数据开发的基本趋势。美国的信息化建设一直秉承着“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理念, 德国政府“让数据而不是公民跑路”, 都充分体现了尊重公民和社会需求。“需求本位”的重点不是要求政府产出数据资源, 而是要求政府根据需求进行数据建设和开发;“需求本位”还倒逼政府放弃长期以来“部门本位”的数据生产模式, 促使部门之间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 以适应“需求本位”对数据资源的要求。

(三) 把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政府经济治理具体过程

大数据不仅是科学概念, 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应用技术。在我国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北上广等地, 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并大力推进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探索。但也应该看到, 大数据的实际运用, 需要较高的采集、存储、分析、整合、控制等技术, 而目前政府经济治理过程中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基本还处于初级阶段, 亟待深入发展。要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基础设施是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载体, 决定了数据能否被有效收集、分析、挖掘和应用, 因此, 要加快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为政府经济治理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供基础和平台。广东地税通过建立省级数据应用大集中平台, 告别了靠手工操作和人海战术的粗放型管理模式, 实现了税款自动入库、自动划解和实时监控, 取得了税款的稳定快速增长。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比对, 广东地税对每个行业、每家企业、每个税种实现了精细化分析和掌控。例如, 房地产业和建筑安装业流动性大、中间环节复杂, 难以监控, 历来是征管难点。广东地税依托大数据平台, 开发了建筑安装业和房地产行业税源控管系统。通过该系统, 可实时获取房地产开发项目明细信息, 包括土地使用权信息、建筑工程进度、房产销售进度、销售明细以及各阶段的税款缴纳情况等, 实现了项目从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监控。要开展政府经济治理大数据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可以选择医疗、金融、食品安全等具有一定大数据基础的政府经济治理重点领域实施大数据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加强对政府经济治理其他领域大数据技术运用的带动和促进。此外, 从技术角度而言, 技术型企业更有大数据技术开发的经验, 政府可与技术型企业合作, 利用技术型企业的技术优势, 共同开发政府经济治理领域的大数据运用技术。

(四) 整合大数据资源的数据标准和应用规则

大数据应用的前提, 是海量数据信息的采集、更新、共享和融合。从政府层面来说, 大数据可以整体利用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行业、主体的数据, 对其进行整合管理, 为大数据的优化利用提供数据基础。但由于目前对这些数据资源本身的管理缺乏统一标准和应用规则, 因此政府经济治理过程中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难以实现。要建立统一的大数据标准体系。建立统一的大数据标准体系, 以及大数据生成、发展及发布的数据标准格式, 便于数据的无缝隙统筹整合, 使得原本散落在各部门的信息数据整合起来, 打破信息孤岛状态, 为政府经济治理建立基础。广东地税借助大数据平台, 积极推进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 明确了28个部门共享涉税信息的内容和方式。目前, 工商税务信息每天都进行实时交换, 推动了地税机关在办证服务上的创新, 从原来的限时办证发展到现在的即时办证, 从原来填写100多项登记信息, 升级到填写8项必要信息内容, 甚至可以享受免填服务。

正确评级应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 篇8

信用全球化已经把世界经济连接为一个整体,债务全球化将世界经济置于一个永远无法偿还的巨大债务规模基础之上,世界经济在随时可能爆发信用危机的状态下艰难前行,人类社会面临一个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用什么方式可以合理利用信用资源,阻止全球信用危机对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超越自身偿债能力的过度负债导致了2008年第一次全球信用危机,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利用所掌控的国际评级话语权给予自己最高信用等级,向全世界标榜他们没有债务偿债风险,结果是这种错误评级导致的信用灾难由整个人类社会承担。

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是全球债务高速增长的推手,西方错误评级还在继续主导世界信用资源流向那些负债总额远远超过财富创造能力的经济体,这种背景下的世界经济前景在哪里?

经历了2008年全球信用危机灾难的人类社会对这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现实在警示人们,必须摒弃传统思维,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经济治理问题。

信用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治理被不断提上议程。但由于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不清晰,所以世界经济治理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史无前例地持续八年时间采用大规模增加债务构建消费能力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做法,不仅没有带给人类美好的期待,反而将世界经济置于完全无法偿还的巨大债务规模基础之上,增加了再次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世界经济治理背离了信用经济发展规律,未将正确评级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

信用评级通过分配信用资源影响世界经济

评级对世界经济的作用是由信用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信用经济的显著特征是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流动性已高度债务化,人类的经济活动完全建立在债权债务关系构成的信用资本基础上,高度依赖举债形成消费能力满足生产增长的需要,因此,债权债务关系作为生产发展的信用资源状况决定着生产的兴衰。

那么,债权人与债务人建立借贷关系的前提条件是对债务人偿还能力的判断,而如此专业的问题只能由独立第三方评级回答,评级作为构建信用关系的媒介就天然具有了分配信用资源的职能。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信用经济逻辑,信用生产→信用消费→信用资源→信用评级。评级通过构建信用关系分配信用资源影响消费和生产,评级成为信用经济的真正主宰。

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是信用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上的经济,是由信用关系状态所决定的经济,因此信用经济治理主要是如何通过构建信用关系合理分配信用资源,运用负债形成的流动性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为此,就必须使用评级这个专门评判债务人信用风险的工具。

以上分析揭示出,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是信用经济的两对矛盾,生产需要不断进行信用扩张来消费其产品,因此,生产与信用是顺周期力量;评级的责任是向债权人提供债务人安全负债的数量边界,因此,信用与评级是逆周期力量,这两对矛盾正是世界经济的内在运动规律。

西方评级一直在扮演世界经济治理角色

西方评级主导世界经济治理是通过三种方式体现的:一是其直接评级;二是其评级思想被广泛使用;三是其评级已充分制度化。西方评级通过控制世界所有经济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通行证,操控着全球信用资源分配。

一直以来,西方评级就是信用无度扩张的直接推手,对此的判断标准是,债务增长与财富创造能力增长的关系。2008年比1998年,美国的国家总债务增长了122.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1.9%,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由269.7%增长为369.7%;欧元区国家的总债务增长了111.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98.2%,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由271.1%增长为289.0%;全球债务增长了114.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1.7%,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由228.4%增长为242.4%。2008年世界经济的债务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为242.4%,2015年这一比例为286%。

这几组数据所揭示出的是,世界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债务大幅增长基础上的,如果剔除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虚拟成份,债务与财富创造的偏离度会更大,而且这一分析是以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用于偿还债务为假设条件的,事实上是不可能把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偿债的。超过财富创造能力的过度负债使债务增速极大地超越财富创造能力增速,证明了西方评级没有把世界信用资源引入有财富创造能力的经济体,导致信用资源占有与财富创造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最终以危机的方式对这种不合理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整。

2008年后,西方评级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状态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它依然在扮演推动全球债务过度增长的顺周期力量角色,结果是国际债务规模峰值比危机前增加了40.4%,同期的世界经济增速却比危机前降低了40.3%。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西方评级没有能力担当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所要求的阻止债务无度扩张的逆周期力量责任,不仅导致现代世界经济治理的评级真正缺位,而且使评级成为掩盖信用风险的工具和世界经济治理的破坏力量。

没有正确评级参与治理,世界经济就没有希望

世界经济治理的根本问题是,顺周期力量过于强大,逆周期力量完全缺失,彻底背离了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对立统一的信用经济发展规律。顺周期力量强大不仅体现在生产对信用扩张的内生动力,而且表现为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信用扩张推手作用;逆周期力量缺失则是现存国际评级体系完全没有承担阻止信用无度扩张的世界评级责任能力。

什么是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是生产与消费这一对立统一关系的运动过程,若消费能力形成由当期创造的物质财富转变为依赖借贷消费未来可能创造的物质财富或虚拟信用关系时,世界经济就表现为生产与信用的运动过程,而由债权债务关系构建起来的信用端与生产端的平衡与否则决定着世界经济的状态。

因此,建立在信用关系全球化基础上的世界经济治理任务是管理好需求侧的信用关系,阻止过度负债导致的生产与信用这一世界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衡,让信用关系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从根本上说,对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治理就是用何种方式管理世界信用关系。对信用关系的管理就是要揭示出债务人的安全负债数量边界,信用评级是这一职责的天然担当者。如果不能构建起能够揭示信用风险的国际评级体系,就没有阻止信用泛滥的有效工具,就会加剧生产与信用的失衡状态,世界经济就必然以债务危机的方式寻找生产与信用的平衡。在这样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下,有效治理的希望在哪里?

说到底,世界经济面临的信用危机是缺失正确评级的世界经济治理危机。

将正确评级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最为重要的是变革思维方式

如何才能将正确评级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最为重要的是运用体现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两对矛盾对立统一认识方法,深刻总结世界经济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认识西方评级的错误与危害,构建世界经济治理新思维,真正解决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

世界经济治理就是,运用正确的评级,合理分配信用资源,激励财富创造,实现债务规模与财富创造比例关系的平衡,防止世界经济的这一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根本办法就是管理好债权人与债务人构建起来的信用关系;而管理信用关系的抓手就是正确评级。

那么,如何区分正确与错误评级呢?评级就是算账,算清楚有多少可用偿债来源支撑偿还债务。因为财富创造能力是偿债来源的基石,评级的标准就应该是,预测偿债来源与财富创造能力的偏离程度,偏离越大,风险越大。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正确判别和选择评级。

有了在信用经济发展规律指导下的世界经济治理方式的思维变革,就奠定了将正确评级纳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思想基础,就有条件把世界经济治理的着眼点放在构建一个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能够承担世界评级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上来。

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构建国际评级新秩序已成为2008年危机后人类社会的主流思潮,这本应是重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一个历史拐点,但由于传统思维的根深蒂固和信用经济思维方式的缺失,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并没有顺应历史需要提到世界经济治理议程,使世界经济至今尚未走出八年前的那场危机,而面临着新一轮全球信用危机的威胁。

农村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影响 篇9

关键词：经济能人治村,积极影响,消极影响,村级治理

在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以农村私营企业主、农业种植大户和集体企业管理者等为代表的农村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并随着农村民主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而逐渐进入村级治理,转变为村政精英,成为农村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经济能人治村的独特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在研究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影响时,呈现出观点极端、规范研究为主的特征。本文以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前人学术研究的整理与思考,运用精英理论、理性选择主义和博弈论等多方面理论分析,试图客观分析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针对消极影响提出对策,以期探索出一条经济能人带领全村先富带后富的出路,这对于当下经济能人治理农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能人治村产生的原因

如今农村经济能人治村的现象已趋于普遍,其不仅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推动的必然结果,更是广大村民理性选择、经济能人自身发展的根本要求。随着农村经济能人不断增多,以及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追求小康社会的要求下,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对经济能人的执政参政有着迫切的需求,对经济能人的“经营一个产业,发展一村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政府为经济能人参与村级治理提供了大量政策优惠,如资金扶植与教育培训等措施。在村民有需求,村两委、上级党组织、上级政府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条件下,经济能人治村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一)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村干部队伍似乎越来越无法适应其要求。传统农村政治中以维护宗法道德观念、维持社会秩序为首要目标,随着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传统功能逐渐被带领村民致富所取代。现时代,农村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稳定、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其中农民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是当今农村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格局被打破,以农村私营企业主、农业种植大户和集体企业管理者等为代表的农村经济能人迅速崛起。这部分人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能够洞察并把握市场先机,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经济成就,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能人。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村级治理,需要经济能人治村。可以说,经济能人治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政府的推动

经济能人治村也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双培双带”工程是新时期政府对农村党建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党组织带领致富带头人不断进步。这一方针是政府根据经济建设的需求,要求农村党员在带头致富的基础上,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一方针成为经济能人治村的政策性依据。同时,各个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提供资金扶持和教育培训,从态度上倾向于指导农村经济能人作为村庄的领导者。政府的推动与支持成为促进经济能人治村的客观条件。

(三)村民的理性选择

现阶段,农民主要关注如何致富,而农村经济能人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卓越的经营能力和非凡的财富成就,因此在农村中具备较高的权威。同时,农村经济能人还能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资助困难村民而得到广大村民的认可。经济能人参与村级治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参与,主动用其致富承诺吸引选票;另一种是应广大村民的推选而被动成为村干部。相比于其他的选举候选人,村民更为信赖和期望经济能人当选,这是村民理性选择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的观念和价值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济能人治村是农民出于自身利益选择、接受的结果。

(四)经济能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经济能人治村也是经济能人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结果。产生人们行为的根源是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一个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另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就立刻产生,成为引导人的行为的动力,也就是只有那些未被满足的需要才驱使人们去行动,因此,人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总是处在不断地追求之中。本文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经济能人治村的需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谋取经济利益的需求;第二是谋取政治利益的需要;第三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需要难以截然分开,不管怎样,经济能人满足其需要的过程引导着其参与到村级治理的过程中。

二、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积极影响

在农村,经济能人治村乃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农民来讲,吃穿住行、医疗教育养老才是一切,才是根本。搞民生需要资金,需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需要有领导者,而这项重任就自然落在了经济能人身上。村民对于经济能人发展本村的民生经济,带动全村致富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从总体上看,农村经济能人治村具有以下优势和有利之处。

(一)帮助农民共同致富,实现村庄发展

经济能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更有策略发展本村的民生经济,带动全村致富。只要村民富裕起来,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以发展民生经济促进民主建设也是可行之路,全村实现致富对于广大农村基层的维稳工作也是莫大的帮助。其雄厚的私人财富也可直接成为本村“三农”建设的物资基础,有效解决“三农”建设的资金短缺、融资困难问题和农村资金外流的现状。经济能人还可依靠自己的经济地位、商业关系为本村进行贷款融资、招商引资等。同时,经济能人为村民开辟了就业渠道,他们一般在农村都建有工厂,农村里的青壮年自然成为了他们劳动用工的首选。农村经济能人参与到村级治理,可以帮助农民共同致富。

(二)敢于决策,提升村级治理效率

通常情况下,经济能人既担任村两委的一把手,又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他们敢于决策,能够迅速捕捉市场的信息,及时做出反应,从而提升了村级治理的效率。这一切均源于其能将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政能力。农村中的经济能人很显然是具有致富能力的一批人,他们本身的发家致富就证明了他们积累财富的能力,通过竞选获得村庄治理的合法性后,使得其将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政能力。

(三)有效进行动员,聚集民众认同

农村经济能人由于其卓越的致富能力和成就,在本村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同时,通过选举程序成为村两委的负责人,其权力的来源不仅合法而且更加合理透明。在现阶段村级治理中,经济能人作为聚集民众认同于一身,以卓越能力和超凡魅力为基础,又以国家制度性安排和村级治理的规定为依据,他们以此为基础增强了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可以有效动员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动员广大村民参与到村级治理的过程中。

三、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消极影响

在承认经济能人治村具有上述优势和有利之处的前提下,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经济能人治村作为一种近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也是有其劣势和弊端的。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经济能人治村主要有以下弊端与缺陷。

(一)治理中的家长制作风影响村民自治与民主

在村级治理中,由于经济能人集各种权力和权威于一身,大都有家长制作风,这对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经济能人治村,大多搞“一言堂”,老板作风十足,缺少民主法治观念。农民的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薄弱,无法形成民主科学的议事程序,且又缺少监督机制,在提高经济建设效率的同时很难保证发展方向的正确性。若发展方向不正确,经济效率再高也只能是一种“负效率”,最终损害的仍是村民自身的利益。

除此之外,还需注意的是,隔行如隔山,经商与执政并不完全是一码事,经济能人在商业领域的经验知识及智慧并不完全适用于村政领域,其造成的认知差距没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是很难补救的,在这段时期内,经济能人出现执政错误也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对于经济能人当政的绩效在短期内不宜过度乐观。

(二)农民贫富分化助长农村腐败与动荡

经济能人治村,在拥有资源的同时又掌握着权力,极易形成“制度性暴富”,会给人造成“以钱取士”的假象,那卖官买官就不足为奇,利用自己村官的权力来假公济私,攫取村庄财富,而制度性暴富又是以牺牲“三农”的整体利益为代价的,这对于农村的民生经济构成了一大挑战。加上“积累效应”,优势的不断积累,其后果很有可能是本村经济增长但贫困人口不断增多,私人富有而公众贫穷的状况。严重的贫富差距又会激化干群矛盾,影响政府权威的树立,影响农村的稳定。一个动荡的农村造成的结果是:越混乱越争夺,越争夺越混乱,造成进一步贫穷则是无法避免的。古人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其是维稳的最大祸根,更何况是在最广大的农村基层。

(三)选举中的物质诱因和从众心理弱化村民实质性参与

按照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理论分析,村民不具有理性的行为选择能力,由农民组成的选举团体,是一个无组织高度分布式的,极易非理性行事和产生从众心理。例如选与本人有关系的候选人,选给我物质利益的候选人。一是农民的短视,因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和给村庄带来的整体利益。二是选举的村长对于无亲戚关系的村民本身而言,谁当选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我的一票对最理想的候选人当选不会有太大的促进作用,几乎无收益与负面影响的情况下,选举的成本却由村民个人承担,包括资金、时间等。在群体里,都有从众的现象,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愿意被他人接受,不想被排斥,被边缘化,很多人不得不藏匿自己的观点而跟随主流。选举中存在的物质诱因和从众心理,使得普通民众无法通过选举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实质性参与不断弱化。

四、优化经济能人治村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制度设计

能人治村现象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过分依赖能人的作用,容易导致家长制作风、能人的腐败,甚至出现人治大于法治的嫌疑。从村级治理的长远发展看,应当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应在优化民主选举制度的前提下,加快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律建设,同时对村庄重大事务的议决和具体程序乃至权利救济保障等作明确规定,使得经济能人在村级治理中,受到法律的制约,从而有效规避其消极影响。

同时,还需要推进制度设计。在村级治理中,由经济能人和民众共同制定本村的章程和规则,以村内制度为准则,实现村级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样既约束了经济能人在村级治理中的作为,还保证了决策和管理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二)完善监督机制,落实村民自治

在优化民主选举的基础上,监督和约束经济能人在村级治理中的行为,同时完善问责、考核、评价、监督甚至罢免等自治程序,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目前在村级治理中,经济能人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上台之后,缺乏监督机制,从而滋生家长制作风甚至腐败问题。必须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会议的召开,使得民众和经济能人有同等的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权;通过民主理财小组和“四议两公开”的真正落实,使得民众可以真正参与到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通过村务公开栏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公开、以及民众对经济能人执政的评估和考核来实现对经济能人的监督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经济能人的家长制作风和腐败问题,同时使得普通民众可以真正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来,解决实质参与弱化的问题。

(三)加强农村政治教育,提升政治能力

要想让经济能人治村和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梦想早日现实,最为根本的是,提升经济能人和普通村民的政治能力。首先需做好对经济能人思想政治、政策方针、村政管理的教育培训,提高经济能人的政治觉悟和领导能力。有效缩短由于经商与执政的行业不同而造成的认知差距,减少不适应性及参与村政时决策管理上的错误。普通村民参与技能的培育和民主素质的提高也是提升村级治理的迫切要求。要在农民群体进行广泛的政治素质培训与普法宣讲,塑造他们依法办事、民主参与的行为意识与习惯,同时通过大量的民主实践,营造民主的氛围,逐步增强其政治能力。在对经济能力和普通民众的政治能力和民主素质进行双向优化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能人治村的积极影响,规避其消极影响,提升村级治理的水平。

五、结论与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政府富民政策的推行,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加强,村民自治为经济能人治村提供了有效平台。广大村民的理性选择和经济能人自身发展的需求日益旺盛,在农村致富奔小康的号召下,经济能人参与村级治理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为最大化发挥经济能人治村的积极影响,规避其消极影响,本文认为,可以通过法制建设和制度设计,强化监督机制,使得经济能人治村和村民自治得以有效结合。通过对经济能人和普通村民的培训,提升其政治能力与参与技能,从根本上提升村级治理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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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河.农村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和作用——以临武县K村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2008

河道治理工程经济效益分析与评价 篇10

1 河道治理工程的重要性

1.1 通过提高防洪标准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通过河道治理工程,堤防的防洪能力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有效地增加河道的泄洪能力,从而使洪水位得到降低,以此来降低洪水灾害的发生率。而堤防的防洪能力之所以能够提高,是因为设立了更高的防洪标准,在新标准下修建而成的堤防,才能够使河道两岸的安全性得到保障。在防洪标准被提高的作用下,河道附近的土地资源被开发出来,用于对河道的规划、建设以及管理,从而减少了国土资源的浪费。

1.2对水运行业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河道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善水运条件,加速水上运输行业的发展。河道综合治理通过改善港口环境和航行条件,能够有效缩短水运转陆运的时间,从而降低了水上运输的成本。而涨水期和枯水期都会对各行业的取水和排水设施造成严重的影响,不利于河道沿岸的经济发展。通过河道治理,能够保持水流和水量的稳定,为河道沿岸的工农业发展提供稳定的水资源,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3 对水产养殖和土地资源的开发起到促进作用

河道条件适合鱼类的生存发展,有的河段适合用于建设港池,用来发展水产养殖业,投资小、回报大,能够实现较大的经济效益。而通过对河道的治理,能够平顺岸线,开发出更多的土地资源,将其有效地利用起来,改善河道两岸居民的生活条件,从而实现土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

2 河道治理工程经济效益分析

2.1 防洪效益分析

河道治理提高了防洪标准,从而加大了工程规模以及对工程的资金投入,用以防御罕见洪水堤防的修建。防洪效益是指通过实施防洪工程来减少洪灾所带来的损失,它与其他水利工程产生效益的方式不同,是以减少洪灾损失为手段,以减少的损失部分来体现效益的。以某河道治理为例,其效益计算表如下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河道治理前后,在相同的洪水发生频率下,河道的洪灾损失值不同,经过河道治理工程后的损失值明显要低得多。该河道的防洪效益可用河道实施治理工程前后的年平均洪灾损失值之差来表示,由此便可计算出该河道的年平均效益为6023万元。

2.2 航运效益分析

航运效益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提升的:第一,尽可能的缩短船舶的运行周期,通过节省时间成本来扩大效益;第二,改善港口、航道的条件,以减少在其维护上所产生的费用,对港口、航道的维护效益可根据每年记录的数据,计算出其平均值来表示;第三,节省水运转陆运的时间,从而节约转运成本,此项费用包括了水运和陆运两种方式下产生费用的差值,以及运输单位所产生的机会成本费用,两者之和即为水运转陆运的费用。此外,还包含了在该河道原有运输能力之上,增加运输量而产生的效益,可用增加运输量所带来的收入来表示。

2.3 岸线利用效益分析

岸线利用效益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第一,通过河道综合治理后,河道两岸的稳定性提升了多少;第二,实现河道两岸稳定性的同时,有没有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是否实现了土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减免的土地损失,在计算时可由计算范围内崩塌土地的机会成本来表示;第三,是否降低了岸线设施的维护费用,主要包括对河道两岸取水和排水设备进行维护所产生的费用,用每年记录的数据计算出的平均值来表示。

2.4 增加水土资源效益分析

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工程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对河道的水土利用条件进行改善,从而更好地发挥现有水土资源的价值并开发新的水土资源。比如,在河道的并流处建立港池,饲养鱼类,发展水产养殖业,以获取经济利益;河滩土地的开发则可以通过平顺岸线来进行,这样的河滩土地不仅稳定性好,还能保障其安全,因此可被用于进行建筑施工。而由此产生的土地效益,则可以当地的土地征购政策为参考依据,以其征购费用来计算。

3 河道治理工程经济效益评价

3.1 评价方法

对河道治理工程经济效益的评价有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评价规范,现阶段的评价标准主要是1994年颁布的相关评价规范。而评价方法则是通过对投入产出的比例进行计算,得出工程所带来的效益,受工程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计算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比如,对河道综合治理工程的整体投入汇总为工程费用,而通过工程所减少的经济损失和带来的新收益则汇总为效益。其中,减少经济损失的程度会受洪灾发生频率、工程的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

3.2 评价指标

对河道治理工程经济效益进行评价,主要参考以下指标来进行:第一,计算过程中所采用的价格,此价格为影子价格。由于基础数据需要定期进行调整,而在调整过程中会涉及到价格的变化,所以每一次的调整都会采用当前的价格。因此,在计算时可直接使用相关文件中已确定的系数,对于不确定的系数,则可以利用影子价格来测算。第二,折现率,这里的折现率是指社会折现率。比如,有的水利工程具有社会公益性,在评价过程中应该与社会公益水利项目相同,均采用国家规定的社会折现率来评价,此折现率为12%或者7%,在有的项目中可同时采用这两种折现率来评价。第三,经济年限,河道治理工程的经济年限通常高于30年而低于50年,这其中涉及到了河道的防洪工程、河道的治涝工程以及河道的灌溉等项目。而整个河道治理工程的经济计算期又包括两部分,即工程建设期和建成后的使用期。最后,是计算过程中所采用的基准点和基准年。基准点通常是第一年的年初,而基准年则一般采用建设期的第一年。

3.3 投入产出

对河道治理工程的投入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主体工程的经费投入;二是在工程建成后,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前者是静态的,而后者则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产出是指工程投入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工程建设完后,所减少的洪灾损失;第二,通过河道治理工程,改善了港口、航道的条件,由此减少的航运成本;第三,在岸线得到加固后,有效地减少了维护岸线所产生的费用;最后,是水运转陆运的成本得到了有效地控制。除此之外,还有利用河道治理而发展起来的水产养殖业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以及新增水土资源所带来的效益等。

3.4 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在河道治理工程经济效益评价中,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而这些不确定因素一般只能通过预测或者估算的方法来获取相关的数据,因此,这些因素会造成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比如,在施工前,会预测工程所需的总费用,而这个费用会随着工程的进行有增有减;施工周期,完成工程所需的时间会受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或提前或延后;水产收益和新增水土资源收益,这都是无法计算准确的,只能对收益进行大概的估算。鉴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在对河道治理工程经济效益进行评价时,有必要进行不确定性分析,以尽可能的减小工程面临的风险。

4 结束语

总之,河道治理工程能在防洪、航运、岸线等方面带来效益,并在提高防洪标准、促进河道当地的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河道治理工程经济效益进行分析,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标准对其进行评价,以进一步提高河道治理工程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蔡磊.关于河道治理工程经济效益分析与评价[J].中国水利,2013(18):21-22.

求变中的全球经济治理 篇11

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7月11日在日内瓦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应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沙祖康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构中却没有与之相称的话语权。

为什么变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撰文指出，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中心主任庞中英提出，美国一直在管理世界，那谁来治理美国？全球应呼吁改革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借助七国集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为全球治理定调。但七国集团是清一色的西方国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由发达国家主导。“这种治理既不民主，也不能反映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现状，早就该改革了”，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表示。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发达国家正视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现实，二十国集团因此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平台，在应对危机和改进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G20还吸纳了不少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国家的参与，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决策趋于民主和平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赛义德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三大缺陷，这三大缺陷导致了2008年9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

赛义德所说的三大缺陷分别是资本过度的自由流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的依赖太大。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驱动各国寻求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动力。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因为美国对金融界缺乏监管，导致资本流动性过强，使得资产泡沫产生，当泡沫破灭以后就影响到银行的运行，最后导致了经济衰退。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很快也会被卷入到这场危机中。

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是在1940年开始建立起来的，世界经过70年的发展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大。赛义德说，全球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新的参加者和设计新的规则，需要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使一些新兴国家具有更强的代表性。

怎样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份额在上升。二是目前世界上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特别表现在多国集团的作用，比如G20当中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数量就比七国集团多很多，因此这表明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背景下，多国集团当中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用在增加。三是国际经济组织当中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在提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中国投票权在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投票权也在增加。四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像东盟10+1自由贸易已经开始形成。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格局。

卢中原说：“现在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当然竞争也是存在的，比如过去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现在可能面临的是区域经济合作体之间的竞争，这也会对世界经济的治理格局带来新的变化。”

目前的全球治理主导权仍旧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在全球治理的新格局里，发达国家中的小国和债务国、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被治理的对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结构等本身也是被治理的对象，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治理和反治理。比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原有治理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而发达国家就提出了“可持续均衡增长框架”，大肆鼓吹“大国责任论”等。

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方面，赛义德认为应该采取新的措施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加快制定新规则、引进新角色、建立新论坛、开发新工具，包括储备的货币要多元化。他说：“在储备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供了一些借贷的工具包，能够通过新的信贷给需要信贷的国家用一种更加简单的条件，像亚洲有清迈倡议。”

新趋势

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17日在第1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遵循相互尊重、集体决策的原则，特别是应该重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机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一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看，客观上需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利。同时，中国现已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有意愿也有条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二是从外部因素分析，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日渐不可或缺，许多经济层面的国际事务，若无中国参与便难有突破。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也日益看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达杜什描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他说：“中国拥有约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合理地运用这一外汇储备，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渐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使得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更重要角色。”同时，他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中国也应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已是共识，对于储备货币的替代选择，业内专家提出了几种方案。

一是回归金本位。既然问题根源是美元的信用发行没有基本参照，就需要回归金本位，对货币发行进行约束。但也有专家认为，金本位此前的实践已经失败，再回到金本位不现实。

二是用非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用一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会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称，因此有人提出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超主权货币做实。反对的观点认为，超主权货币的发行缺乏信用支撑和金融市场支持，而且存在路径依赖，美国本身也并不支持这一主张，此外，超主权货币在发行、分配上可能会存在一些技术问题。

三是发展区域性共同货币打破僵局。“现在欧元比较成功，但也存在问题，而其他地方货币政治意愿不是很强，想要做成遥遥无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司司长管涛指出，现在看来，比较可行的现实选择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如人民币、俄罗斯卢布，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

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趋势，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认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着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文化冲突、能源危机、减贫、反恐、抗灾等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必须寻求各国的共识与共同参与。

经济治理 篇12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概要

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达。全球治理理论最初由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缺陷

1.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权威性缺陷。现阶段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主要是由主权国家成员所垄断,这种制度主要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是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协商和多重博弈的结果,是代表各种利益的国家势力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因此,这就会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带有很重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会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与全球公正公平的标准不一致,从而影响着制度的权威性,影响国际制度作用的发挥。各个主权国家会在与自身相关的特定问题上表达强烈的呼吁和关切,而在涉及全球性问题上又会显得无所关心,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单个主权国家会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违背现有的经济治理制度,使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条文名不副实、强制力有限。这种带有妥协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必然会使现有的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制度的权威性会遭受着重大的挑战,权威性缺失必然会使大多数成员对国际制度和规则丧失信心,这又影响着未来新制度,新规则的重建。

2.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公正性缺陷。当前的国际制度主要是在二战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二战之后,美国凭借着经济绝对优势,主导了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及国际体系的重建。随后时期,虽然这些制度和规则在国家之间的博弈和国家实力的演变中有所调整,但是经济的绝对实力依然掌握在美国等为数不多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所以总体的规则本质没有变,它仍然反应和维护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比如说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美元既是国际货币又充当了本国的货币,美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可以不顾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巨大的经济泡沫及资产泡沫,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以更加严重的形式暴露,最终引起国际金融、经济动荡和危机。显然,这种反应少数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并不能够代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旦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国际规则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它所产生的影响不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而是国际经济的危机动荡。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这种规则的实施和制度的运行能都维护和解决但是国际经济所面临的矛盾性问题,但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是暂时性的,是短时期的,并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触及问题和矛盾的更本,假以时日,问题还会出现,矛盾还会暴露而且会更加突出。

3.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代表性缺陷。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相应的经济改革或者经济战略的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正在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但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地位不相称,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规则和制度中的话语权以及规则制度的制定权是很少的,而现有的规则和制度又是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靠着这种规则和制度,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赚的是盆钵满溢,因此,它们必然会维护这种给它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制度和规则。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增强使得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意愿和诉求不断增强,这必然会造成与大国主导下的治理体系的矛盾冲突。

4.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价值性缺陷。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是在二战后西方大国协调下建立的,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自由经济思想也被内嵌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之中。国际制度和规则都深深的打上了自由主义的烙印。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该组织旨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通过双边和多边的谈判消减关税,减少关税壁垒,减少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障碍。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美国,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进而传播世界,造成世界经济的危机和动荡,这其中的原因离不了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之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它反映了自由主义理念在金融领域充分实施,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主张金融、贸易、技术、资本等要素自由的跨国流动。这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在08年金融危机的风暴下,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是,相比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更低的国家,其所受的损失程度是很小的,也有数据表明,在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率先从危机中走出,而中小国家的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甚至一些国家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单一的价值理念是不能够满足国情不同、利益不同的世界各国的需求的,崛起中国家的国际治理理念也在逐步形成。

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重构

世界经济在发展,在前行,全球问题也不断在出现,危机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变化中的世界的需要,对于缺陷的制度必须重构,让它更能满足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这是关乎世界各国的重大课题,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构建一系列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

世界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度,要求有新的制度来与之适应,以促进国际经济的平稳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资本、技术、人才不断的跨越国界自由的流动,全球经济市场融为一体,在资本流动、汇率变动、金融危机防范等方面,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新的经济治理体系来进行国际协调和监管。特别是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看到了缺乏统一的监管和调节的金融自由流动给世界经济的重创,虽然在此之前,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24小时不分国界的金融交易给世界金融业务国带来丰厚的利益,但是这场危机的重创也是让人们记忆犹新。现有的金融监管大多数是限于单个主权国家,这些机构难以对跨境投资和融资业务进行有效的监管,局部的带有国别的金融体制是不适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今天,因此,构建一个新的且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2.调整现有的国际经济调剂机制

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是在二战之后,由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的优势地位建立起来的,所代表和反应的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面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强力发展,现有的国际经济调节机制难以发挥它的作用。如果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实施中,少了全球经济第二位,货物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的中国,那是难以成立的。所以,调整现有的国际经济调节机制成为国际社会的需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美国独享该组织16.77%的投票权和17.09%的份额。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七国集团,曾长期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明确规则制度,根据新情况提出新的规则制度,克服自身的缺陷,朝着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能够切实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3.建立并完善非正式制度

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此,一方面应该通过非正式制度来塑造出新的制度,由此来弥补制度的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应该要求不同点的行为体参与进来。当前,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成员多是主权国家,非国家主体没有在其中表达意见的机会,这就不更够准确的代表世界公民的诉求,通过国际非政府间的广泛参与,能促使经济治理制度的社会化和多元化。如果能让国际公民参与进来,加强与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良性互动,将有助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更能兼顾多方的利益诉求,从而有利于在世界范围的推行。

4.强化制度的实施及问责制并增加透明度

当前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在制定和决策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就缺少必要的监督,相应的制度在实施人员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没有实行问责。这样,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就收到质疑。应该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定、监督、实施的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执行机构,加强制度和规则的评估,建立执行董事会机制,对人员的任免、选拔要公开透明。建立问责制,对不履行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国家,组织,团体,要进行与之相应的制裁,增强权威性。

四、结束语

总之,经济危机后,国际社会看到了合作共治的必要的,国际合作意愿空前增强,这些都积极推动着相关全球治理规则的改革和建设。对全球经济治理离不开发展中国家,也离不了发达国家,这是危机后国际社会所取得的共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增加了。但是,也应该看到,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不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它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因此其重构和完善必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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