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农业保险政策

2024-11-03

区域农业保险政策(精选12篇)

区域农业保险政策 篇1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1934年,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实验所与上海银行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开展了耕牛互助保险, 从此开始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与探索。1939年, 重庆北碚开办了农民养猪保险。1944年, 国民政府通过中国农民银行在重庆创办了中国农业特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了牲畜保险。新中国成立前, 农业保险的探索仅限于牲畜保险, 没有涉及种植业领域, 而且承保的面积很小。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进行了三轮农业保险的试验:

第一轮是1950-1958年。195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郊区、山东商河等地试办了牲畜保险, 1951年在山东、江苏、河南等产棉区开办了棉田保险。由于农业保险亏损等原因, 195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停止了农业保险业务。195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又恢复了农业保险。1958年中央政府决定取消国内保险业务, 第一轮农业保险试验至此停止了。这一阶段, 虽然农业保险的试验时间较短, 且几经起伏, 但农业保险对发展当时脆弱的农业经济做出了贡献。

第二轮是1982-2002年。1980年, 我国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1982年, 国务院在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的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通知》中指出:“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 积极创造条件, 抓紧做好准备, 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牲畜保险等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各省市区开展了养殖业和多种农作物的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发展很快。1982年农业保费收入仅23万元, 1987年达到1亿元, 1992年达到8.17亿元。1986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 经营兵团范围内的农牧业保险。1987年, 民政部将保险引入政府救灾领域, 在一些县进行了“农村救灾合作保险”试验, 大部分试点县出现经营亏损, 到1999年民政部结束了此项使地方民政部门陷入困境的改革。与此同时, 中国人保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由于亏损严重, 两家公司都削减了农业保险业务。到2001年, 农业保费收入只有3.98亿元, 相当于1992年农业保费收入的一半。到20世纪初, 农业保险不断萎缩, 一些省份已停办了农业保险业务。这一阶段的农业保险试验, 前期发展很快, 后期逐步下滑。

第三轮是2003年至今。2003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2004年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并在黑龙江、吉林、上海、新疆、内蒙古、湖南、安徽、四川、浙江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农业保险试点。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试点, 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2007年中央财政列支21.5亿元在吉林、四川、新疆等六省 (区) 开展了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保险保费补贴试点, 列支11.5亿元在全国开展了能繁母猪保费补贴试点。之后, 国家不断扩大农业保险险种和试点范围。截至2009年底, 中央财政支持的农业险种包括能繁母猪、奶牛、玉米、水稻、棉花、小麦、大豆、花生、油菜、森林等。同时各省市区还结合当地情况, 开办了一些诸如葡萄、西瓜、苹果、马铃薯、温室园艺、肉鸡等品种的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区, 险种已涉及种植、养殖等多个领域。

二、我国农业保险政策的主要特点及成效

(一) 主要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轮、第二轮农业保险试验, 由于对农业保险的特殊性认识不足, 走了一条纯商业化的农业保险道路。第三轮农业保险试验是在认真总结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实践, 积极借鉴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突破的一次大胆探索, 初步建立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其主要特点是:

一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政策扶持和积极引导。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户投保按品种、按比例给予补贴;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给予经营管理费补贴;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政府还对参保农户给予信贷支持等优惠, 把农业生产者是否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作为享受各类政策性扶持、信贷支持的重要前提条件, 对参保者在财政扶持、贷款等方面实行优惠、优先。

二是商业化运作。农业保险的经营以商业性保险公司为主, 对农业保险按照市场化的模式进行运作。保险经营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 确定投保农产品的品种、费率、保险金额、赔偿责任等。

三是农民自愿参保。政策规定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 积极引导农民参加农业保险, 农民自愿选择参加农业保险的险种, 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民投保。

(二) 取得的成效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政策的重大突破, 自实施以来, 我国农业保险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特别是2007以来, 我国农业保险规模不断壮大, 服务领域逐步拓宽, 各项试点稳步推进, 在防范抵御农业风险、促进农民增收、维护农村稳定、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业务快速发展, 服务面迅速扩大。2009年, 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33.9亿元, 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达3812亿元, 同比增长59%;参保农户已达1.33亿户次, 同比增长48%。农业保险规模已达到亚洲首位, 全球第二。以陕西省为例, 陕西省2007年在洛川县开展了苹果保险试点, 承保面积4万亩;2008年扩大到4个县, 承保面积27.5万亩;2009年扩大到8个县, 承保面积46.3万亩;2010年扩大到13个县, 承保面积达到60万亩。苹果保险成为陕西农业保险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受惠人数最多的农险品种。

二是涉农保险产品更加丰富。中央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品种达到9个, 地方性财政支持的险种已涉及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园艺、生猪、家禽、水产养殖等多个领域。以陕西省为例, 农业保险除中央财政支持的险种外, 还开展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苹果、红枣、核桃等农业保险。

三是各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2007年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为33亿元, 2009年增加到59.7亿元。与此同时, 地方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中央财政承担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由2007年的25%, 增加到2008年的35%, 2009年又增加到40%;2007年自治区财政承担25%, 2008年、2009年分别增加到50%和55%。

四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初步形成。经过几年的发展, 我国已形成以中国人保、中华联合两家全国性保险公司, 黑龙江阳光、吉林安华、上海安信和安徽国元等4家专业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为主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网络。

五是农业保险作用日益凸显。农业保险在保护农民利益,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推动农民迅速恢复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应对2009年频繁影响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几场特大旱灾中, 农业保险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09年11月底, 农业保险已为170余万受灾农户预付赔款3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抗旱救灾工作, 确保了国家粮食生产的稳定。2007年10月初, 台风“罗莎”登陆浙江, 导致余杭区超过二成水稻严重受灾, 为帮助农民尽快补种, 保险公司迅速赔付1 060万元, 积极挽救了农业生产。2008年1月发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雨雪冰冻灾害, 导致大量生猪冻死, 保险公司赔款7744.4万元, 涉及7.3万头能繁母猪, 为灾后生猪生产的尽快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 国家对农业保险的发展高度重视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 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从2004—2010年, 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明确要求。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农业保险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 扩大试点范围、增加险种, 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 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和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鼓励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保险和商业保险业务。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与此同时, 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扩大农业保险的试点范围, 积极引导和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 国家有关部门对农业保险的管理不断加强

近年来, 保监会、财政部等部门先后制定下发了《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保险发展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进一步规范了农业保险业务, 推动建立了理赔政策公开、理赔流程公开、理赔结果公开和查勘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的快速理赔制度。同时, 保监会还以规范农业保险市场秩序和维护投保农户合法权益为重点, 组织开展了专项检查, 严厉打击农业保险经营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中央有关部门建立了农业保险联席会议机制, 加强了对农业保险的协调、指导和管理。

(三) 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有力推动

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有关精神, 对农业保险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如上海市, 各区县财政或农委所属的11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共出资2.2亿元, 于2004年9月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安信农业保险公司, 实行“政府行政推动, 市场化运作”的经营模式。成立了市区县二级推进农业保险委员会, 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农业保险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扶持农业保险的政策措施。将农业保险的发展列入区县政府考核范围。各农口职能部门配合保险公司落实每年各项农业保险任务, 联合召开有关险种的工作会议, 进行宣传动员和具体部署。市农委召集各部门协调解决农业保险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市财政对农户实行保费补贴, 对农业保险业务给予免征各种税收的优惠政策, 建立了特大灾害补偿机制。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 农业保险快速发展, 承保覆盖面已达90%以上。

(四) 保险机构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积极探索

保险机构根据国家开展农业保险的要求, 结合当地农村农业实际, 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 大胆试验, 积极探索, 已形成了“安信模式”、“安华模式”、“互助制模式”、“共保体模式”和“安盟模式”五种模式, 丰富和发展了农业保险。中国人保公司陕西分公司探索建立了设施蔬菜“银保富”模式, “银保富”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依托, 通过财政资金对参保农户给予保费补贴, 保险公司对设施蔬菜提供保险服务, 银行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参保农户优先予以信贷支持, 形成财政资金引导, 银行、保险业共同合作, 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按照陕西省设施蔬菜“银保富”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农户首先对设施蔬菜进行投保, 每个大棚保费为400元, 保额为1万元, 保险期限一年, 投保农户承担费用的30%, 省财政补贴70%。农户持保单可向银行申请1万元的贷款。如遇火灾、爆炸、暴风雨、冰雹等造成的大棚损失, 或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而致身故、残疾等原因的, 保险公司将给予理赔。至2009年底, 陕西“银保富”发展蔬菜大棚4650亩, 为农户提供贷款327万元。

四、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在保护农民利益, 促进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我国施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时间还较短, 在实践中还暴露出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业务亏损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在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与探索中, 农业保险亏损的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第二轮农业保险试验, 之所以走走停停, 主要原因就在于农业保险业务普遍亏损, 从而导致保险公司对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缺乏积极性。1985—2004年, 除两年农业保险实现微利外, 18年呈现亏损, 累计亏损18.67亿元。20年中, 农业保险业务的平均综合赔付率超过120%。第三轮农业保险试验以来, 中央和地方财政采取为农户承保提供保费补贴, 为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免除农业保险业务营业税等措施, 提高了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保险亏损的压力, 但农业保险“大干大亏、小干小亏、不干不亏”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业保险业务普遍亏损, 以至于很多商业保险公司对此类险种望而止步。据中国人保财险陕西分公司反映, 2007—2009年农业保险亏损2 000多万元, 2010年第一季度已亏损2 400万元。陕西省在泾阳县试点的奶牛保险共收取保费292万元, 但最终赔付812万元, 赔付率达到了278%, 严重挫伤了保险公司开办奶牛保险的积极性。中华联合陕西分公司和永安保险陕西分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推行的初期, 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很高, 积极争取进入陕西农业保险市场, 然而仅仅经营了一年时间, 农业保险业务的持续亏损使这两家公司从陕西农业保险市场中退出, 目前只剩下陕西人保分公司在苦苦支撑。农业保险业务的持续亏损是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中面临的最主要、最突出的问题, 如何化解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 是促进我国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 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低

首先, 我国农业保险在总体上普及率很低, 覆盖面很小。全国农业保险承保率不到5%。我国种养两业95%以上均处在缺乏保险保障的状态之下。其次, 农业保险险种较少。以湖北省为例, 在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中, 种植业仅有水稻, 养殖业只有母猪和奶牛能够投保, 油菜、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尚未纳入农业保险范围。再次, 赔付标准较低。目前全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农业灾害赔付标准体系, 各地保险公司根据当地实际确定赔付标准, 但总体来看, 赔付标准较低。湖北省目前执行的农业保险方案中, 水稻出险损失30%以上才开始按比例赔付, 水稻绝收后的最高保险赔付额不得超过200元, 远远低于农民种植水稻每亩400元的成本价。2008年, 一场50年不遇的雪灾给我国部分省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农业经济损失达250—500亿元。而与天价损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这场灾害中, 受灾农民获得的农业保险理赔数额仅为4 000万元。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和农民的期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三) 保费补贴方式需进一步完善

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要求中央、地方财政按一定比例对农民投保予以保费补贴。这种方式对地方财力较弱的地区来说压力较大。以陕西省为例, 在107个县 (市区) 中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就占一半多, 这些贫困县主要靠国家的转移支付维持正常运转, 在“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情况下, 开展的险种越多, 财政的负担越重, 无力拿出较多的资金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 即使低水平的补贴县级财政也感到压力很大。陕西省2008年在洛南等县开展了核桃保险试点, 但洛南县由于财政困难, 对核桃保险的财政补贴一直没有兑现。农业大县开展农业保险需要更多的财政补贴资金, 而这些县往往是财政穷县。财政实力强的往往是一些工业强县、农业弱县, 这些县级财政在农业保险方面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

(四) 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

从国外运行经验来看, 农业保险较为成功的国家都出台了相关的农业保险法, 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法规。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是一部商业保险法, 农业保险中大部分是政策性保险, 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经营流程和规律大相径庭, 很难用现行《保险法》来指导其发展。法制的缺失给农业保险实践带来了较多困难, 农业保险普遍存在着展业难、收费难、理赔难的问题, 业务开展波动较大, 很难正常运作下去。法制的缺失使农业保险的定位、政府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作用和地位、对农险的支持原则、对农险投保人利益的保护、对保险公司的保护、如何保证农险的投保面等问题难以明确或得不到有效落实,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发展。

(五) 再保险和超赔机制尚待建立和完善

目前我国农业再保险体系不完善, 农业巨灾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除北京、江苏等少部分省市建立了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外, 大部分省市区没有建立相应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如陕西省虽然在2007年印发的《陕西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实施方案》中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超赔机制进行了初步明确, 规定“试点阶段, 核定赔付额在当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倍以内时, 由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赔付责任。核定赔付额超过当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2倍时, 报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解决。”但一直未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 也未建立农业保险超赔基金, 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承保积极性。

五、完善农业保险政策, 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建议

我国是农业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 近年来农业自然灾害呈现出灾害发生频率高、范围广、损失大的特点, 这严重威胁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影响着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农业保险作为扶持农业发展的一项有效政策工具, 是保护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不可或缺的手段, 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不断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对于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 一方面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开展农业保险的先进经验, 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农村、农业、农民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三农”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农业生产规模小;二是农民收入低;三是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占的比重较低。据对陕西省500个村庄、6 000多农户的调查, 2008年农民人均粮食收入占年收入的7.3%, 人均养殖业收入占年收入的7.7%, 两项合计只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而发达国家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于养殖业和种植业;四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更为突出。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6%, 农村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 更需要依靠保护农业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维护农民的利益。

我国“三农”所具有的特点说明,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成本更高、更复杂, 更需要国家的扶持。也说明我国发展农业保险, 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国外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而是要立足我国国情, 认真总结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教训, 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发展之路。

(一) 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体系

2006年底, 在国务院相关部门的积极倡导下, 《农业保险条例》的起草工作已经启动, 但至今没有出台。应加快《条例》的起草, 争取尽早出台。各省市区应根据农业保险试点情况及各自实际, 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地方性法规, 对农业保险的性质, 费率水平, 保障范围, 经营模式, 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 政府, 保险机构和农民的责任, 各主体的保费负担比例, 风险准备金的提留, 监管责任, 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使农业保险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二)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长效机制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建议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常规项目, 明确每年财政预算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比例。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投入要按照一定比例逐年增长。增加对西部落后地区、粮食主产区和关系国计民生重大农产品保险的补贴投入。要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方式, 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的补贴比例, 降低县级财政补贴投入比例。尝试建立省市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统筹制度, 省市区财政拿一部分, 其余部分根据各县 (市区) 财政状况, 分配农业保险保费统筹数额, 财政状况好的多拿, 差的少拿或不拿。统筹起来的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由省上统一管理、统一使用。

(三) 加大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支持力度

要研究制定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给予费用补贴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给予补贴的具体实施办法, 并认真贯彻落实。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税收优惠政策, 在免征种养两业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同时, 免除经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的全部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和所得税。将机关车辆保险等赢利稳定的险种交由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机构经营, 弥补农业保险业务的亏损, 达到以险养险的目的。

(四) 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风险防范机制

尽快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体系, 在国家建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的同时, 按西北、华北、东北等区域分布, 建立区域性农业再保险公司, 分散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建立国家级、省市区及部分财政实力强的县 (市区) 农业保险超赔基金或巨灾风险准备金, 用于应对农业巨灾可能对农业保险体系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五) 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其他支农手段综合运用

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经验来看, 为解决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问题, 很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实行自愿投保和有条件强制投保相结合的原则。建议将农业保险与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养殖补贴等国家支农政策综合起来运用, 对享受国家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品种, 应有条件地强制农民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把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信贷紧密结合, 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农业保险防范风险的作用, 又可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 积极推进农业贷款的发放。农业保险经营机构要不断创新农业保险方式和产品, 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摘要:经过不懈地探索和实践,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政策性农业保险自实施以来, 我国农业保险规模不断壮大, 服务领域逐步拓宽, 在防范抵御农业风险、促进农民增收、维护农村稳定、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 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试点、试验阶段, 农业保险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为此, 立足我国国情, 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农业保险政策体系, 对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完善

区域农业保险政策 篇2

农业保险政策整顿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级各有关部门:

为增强我市农业、农村和农民抵御自然灾害和应对重特大意外事故的能力,推动我市农业生产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及筹资机制

基本原则

试点工作坚持自主自愿、市场运作、共同负担、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坚持低保障、广覆盖,有限风险与责任

分层相结合的保险经营原则。

筹资机制

除中央、省的保费补贴外,建立市、区县政府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筹资分担机制。以市为单位建立核算账户,强化超赔风险控制。

二、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

保险试点品种

保险试点品种目录为水稻、玉米和生猪。各区县原则上应对3种品种都展开试点工作。同时,各区县根据地方特色还可选择目录外的其他品种作为本地财政扶持的农业保险试点项目。

保险保障程度

保险保障程度原则上以补偿承保对象的物化成本为主,以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为出发点。种植业保险以大灾如旱灾、洪水、风灾、内涝、雹灾、冰冻等为主要保险责任,实行低保额的初始成本保险。保险分为一般自然灾害和旱灾两类,按低保障原则实行不同的费率和保障程度,由参保者自愿选择。生

猪保险以自然灾害和疫病造成生猪死亡为保险责任,实行低保障。

试点范围

自流井区、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和荣县的种植业承保面原则上要达到试点品种种植面积的40%,生猪承保面原则上要达到出栏数的20%,并重点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实施。

1.种植业:在四区一县中经济条件较好、干部和农民投保积极性较高、产业化程度较高的乡镇、村组实施。

2.养殖业重点范围:全市年出栏20头以上的适度规模养猪户和存栏种猪20头以上的种猪场、户原则上全部纳入试点范围。

参保对象和方式

加大引导力度,重点组织农业龙头企业、种养殖大户和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参保。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自建基地或与农户紧密连贯的生产基地实行统一投保,鼓励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为其

成员统一投保,鼓励以村、组为单位联户投保。鼓励养殖、粮食种植大户投保。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调整鼓励粮食生产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补助方式,以调动生产者和龙头企业的参保积极性。

保险机构

采取政府与保险经营机构联办的合作方式。保险经营机构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试点阶段我市在省确定的保险机构中选择一家公司开展农业保险试点承办工作,今年确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分公司承办试点工作。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费率由省统一确定。

保费补贴

1.财政补贴资金的筹集。对试点品种的保费补贴,除中央补助25%、省财政补助25%外,市财政补助5%,区财政承担15%。也可动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出资补贴,以使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更紧密的利益联系。财政安排的保费补贴等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去年各

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应于去年8月10日前筹集到位。

2.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保费补贴资金实行财政支付。为承担今后巨灾可能带来的政府超赔责任,市、区县财政保费补贴资金实行按年预算安排。当年如有结余,不抵减下预算,作为保险超赔和巨灾准备金。各级财政部门按保费补贴计划,提前向保险经营机构拨付保费补贴资金,年终据实结算。

风险管理

在试点阶段,实行试点范围内农业保险风险责任在当年全市保费3倍以内封顶,并承担在此封顶线以内保险赔付责任的方案。政策性农业保险赔款在当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的2倍以内,由保险经营机构承担全部赔付责任;政策性农业保险赔款在当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2—3倍的部分,由保险经营机构与政府按1:1的比例分担。政府承担的超赔责任由省与市、区财政分担,具体分担比例由省、市财政确定。

理赔支付

保险经营机构必须按规定及时向农户支付政策性农业保险赔款。赔付分两次进行:损失发生后,先向农户支付核定损失的50%的预付赔款;在保险末统计全年全市总赔款后,再进行个案清算。全市全年总赔款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的3倍以内,则按核定的赔款扣除预付赔款后全额支付;若全年总赔款超过了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的3倍,则个案赔款为核定赔款额乘封顶系数,再扣减预付赔款后的额度。在操作中,要在保单中注明“全市全年总赔款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3倍以内按核定损失全额赔付,超3倍以上按年终核定比例赔付”的理赔责任,并要求参保农户签字,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要做好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确保农民充分了解参保信息。

配套措施

四区一县要把农业生产者是否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作为享受各类政

策性扶持、信贷支持的重要前提条件,对参保者在财政扶持、贷款等方面实行优惠、优先。要利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联接机制,带动广大农户团体参保。要充分发挥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作用,协同代办理赔定损和开展防灾防损工作。有条件的可依托乡镇建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核损理赔专家小组,由保险经营企业和农技人员、协会代表等组成,共同做好责任界定、现场查勘和定损工作,并建立必要的利益分享和责任约束机制。

在加强引导和参保者自愿的前提下,各试点地区要从促进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保险经营机构拓展相关业务。要积极支持保险经营机构通过购买再保险分散保险风险。要加强对试点运作及项目的监管,合理控制管理运作成本。要建立农业保险项目的风险评价预警和运行监控体系。

三、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构建组织体系

市政府成立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市财政局承办。四区一县政府也要成立相应机构,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做好宣传发动

四区一县政府要迅速启动宣传工作,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向广大农户详细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参保的各项条款规定及参保后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等内容。要统一制作宣传光盘供基层宣传动员工作人员使用,并在试点工作开展区域的场镇张贴纸质标语和横幅标语。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特别是乡镇有线电视传输系统等宣传载体进行广泛宣传,做到报纸上有文、电视上有图、广播里有声,全方位地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知识家喻户晓。

细化工作任务

各级财政、农工办、农业、畜牧、气象等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市农工办负责牵头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推广的工作方案。

市农业局、市畜牧局分别制定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具体操作方案。

市财政局负责财政补贴资金的筹集、拨付和监管等工作。http://

人保分公司牵头负责对四区一县、乡镇相关部门人员的培训工作,测算保险运行成本,在参保乡镇建立“政策农业保险工作站”等工作。

市委宣传部牵头负责舆论宣传工作,各新闻媒体具体办理。

政策性农业保险 篇3

[关键词] 政策性 农业保险

一、特大冰雪灾害凸显出农业保险亟待完善

(一)雨雪冰冻受害对我国农业造成巨大冲击

民政部统计数字显示,雪灾波及21个省(区、市、兵团),农作物受灾面积1.78亿亩,绝收2530万亩,森林受损面积近2.79亿亩,全国1581万头(只)以上畜禽因灾死亡,其中生猪死亡87.4万头,牛死亡 8.5万头。恶劣天气使近3亿亩森林受灾,直接经济损失573亿元,三峡等退耕还林区柑橘四分之三都受灾害。仅湖南一地就有受灾林农近千万人。特别是茶叶、油菜、蔬菜、柑橘和小麦等作物受冻程度比较严重,大量果树及夏季蔬菜秧苗被冻死冻伤,许多大棚倒塌,灾区恢复生产困难重重。

(二)现行农业保险只救助了损失的千分之一

据估计,农业经济损失达250-500亿元,然而在这场灾害中获得的农业保险理赔额仅为4014万元;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仅水产养殖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8亿元,但难觅相应的保险踪迹。农业保险理赔额仅占农业损失额的千分之一,占社会总的因灾保险赔付额不足4%。农业保险无处可投、保险公司无钱可赚、农业灾区无法获赔的问题在这次灾害面前暴露无遗。

(三)灾区重建不应全部依赖政府救灾资金

中央财政已拨付27亿元支付灾区重建,同时各地捐赠约12亿元,但也仅占整个灾害损失的3%左右,其中林业恢复重建资金约7亿元,但整个林业直接经济损失达573亿元。如果农业保险能够达到50%-70%的覆盖范围,农民就可以通过保险理赔,获得充足的灾后发展基金,大大减轻重建负担。

二、商业保险无法有效应对农业风险转移问题

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12日,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46.5亿元,而保险业理赔仅为10.4亿元,不及损失的1%,而农业理赔占保险已赔付总额不足4%,对损失巨大的农业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一)法律政策的缺失,农业保险难副其实

尽管我国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有原则性的规定,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至今我国仍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由于法律的缺失,导致农业保险制度运行很不规范,比如在这次冰雪灾害中,湖南省有1300万亩油菜绝收,而农民得不到保险赔偿,原因就是没有这个保险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缺失,导致道德风险给农业保险机构造成很大损失,监督控制成本居高不下。

(二)保不起、赔不起,农业保险处于两难境地

我国的农业保险,90%还是按商业制度运行,农民自己保自己。一方面农业风险性大,受灾面广,且保费难以厘定,损失不易评估,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保费或减少农业保险种类。同时若按纯市场化原则厘定费率,大多数农民根本无法承担;若按农民能接受的价格提供保险,由于缺乏分保机制,风险过于集中至保险公司,因而保险公司会选择退出。

同时,我国保险经营技术有限,农业保险发展时间短暂,农民保险意识有待加强,以及政府财政支持缺乏等原因也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实践证明,纯商业保险并非农业保险的必由之路,必须加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三、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国家作为责任主体,通过立法,设立专项农业风险基金和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当农业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损失时,给与农民一定经济补偿从而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制度。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面向全体农民,具有法律强制性、对象特殊性、政策优惠性等特点。

(一)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积极应对极端气候灾害的需要

中国农科院在发布的2007年重大农业自然灾害报告中指出:“由于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作用……农业生产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与自身的脆弱性不断增加,极端旱灾、冻雪、霜冻、冷害、寒害、高温热害、大风、冰雹、超强台风等灾害性极端事件的不确定性增加,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稳定发展。”。2008年的大雪并非个案,可以预见,全球变暖将引发更多的极端气候。因此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雪灾之后亡羊补牢、防患未然的迫切需要。

(二)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构建农村社保体系的重要环节

长期以来,农业“靠天吃饭”的情况严重制约着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而雪灾使每个农民平均遭受直接经济损失在100元以上,更关键的是大量茶、橘、稻、麦、蔬菜、家禽家畜的死亡使农民失去了当年甚至今后3-5年的经济来源。广大农牧民因灾致贫、因灾反贫现象比较普遍,严重影响了农民稳定增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

(三)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的外部性要求

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一方面建立农业保险既是帮助农民抵御风险、稳定增收的需要,另一方面建立农业保险度维护国家粮食供应的安全稳定,维护粮食消费者的利益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当前面对全球性的粮食危机,维护我国农业安全稳定更为重要。鉴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单一的商业保险会由于市场失灵而无法有效运行,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

四、关于建设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思考

农业风险兼具个人风险与社会风险的属性,当风险来临时,不仅个人会蒙受巨大损失,同时国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会陷入困境。农业是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鉴于农业生产面临着密集的风险,单靠个人或保险公司均无力有效抵御风险。所以面对农业保险,政府介入是必然选择。

(一)基本原则

政策性农业保险应着眼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提高农民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以自然灾害损失补偿为主,由国家、地方、承办机构和农民共担风险,其中国家占主导地位。

(二)加快农业保险立法

加快农业保险立法,一方面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农业保险条例》的研究制订,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现行《保险法》中断与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具体规定。

强化对农业保险的法律政策保障,应根据我国保险法、农业法,结合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制定农业保险的具体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应凸显政府的政策扶持性、公益性原则,按照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实施,例如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如水稻、小麦实行强制保险,同时对各地重要的经济作物,如东北的大豆、新疆的棉花、山东的花生等也可实施强制保险,其他种类保险,实行自愿投保,政府同样给予支持。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建立模式。

政府主办,政策性保险公司具体开展农业保险业。同时,国家鼓励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其它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共同作为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同时政府还可以委把保险公司代理农业保险具体业务,每年将保险费扣除运营成本和理赔节余后,全部留作地方农业保险的风险基金。

(四)国家应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农业保险

1、农业保险补贴

国外保险发达国家中,大多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美国补贴为30%,日本补贴60%左右,例如日本对义务加入制范围内的渔船保险费,补贴最高额度为30%,其他渔船和养殖保险也由政府予以适当补贴。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5.13万亿元,2008年安排“三农”支出5625亿元,同比增加1307亿元。中央财政有能力对参保农户给予补贴支持。

2、通过农业再保险支持农业保险

美国的巨灾再保险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美国联邦政府同保险公司签订巨灾超额再保险合同,规定巨灾后再保险每次损失超过250亿美元的部分由政府承担,但不能超过500亿美元。除此部分则由保险业承担,这种模式明确了政府在面对自然灾害面前不可推却的责任,同时也使得政府不至于陷入“无限责任”,并且保险业也能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积极运行。

3 将农业保险资金纳入政府预算

将农业保险资金纳入政府预算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了顶的资金来源。在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地区如北京、海南、广东、福建上东等地都将数目不小的支持农业保险的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海南把橡胶、香蕉的台风风险纳入农业保险的试点范围,广东、福建、浙江则把小型渔船保险和渔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类如财政补贴范围。

4其他实施措施

包括建立巨灾风险基金统一赔付制度,或按一定比例补贴农业保费,或直接给某些特定类型的生产者投保。

参考文献:

[1] 李朝锋,当保险遇上雪灾, 2008年2月28日《法制日报》

[2] 徐伟,国家应吹响农业保险法的“集结号”2008年3月5日《法制日报》

[3] 康松,李娟,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现阶段农业发展之路,商业研究,2008/2

区域农业保险政策 篇4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过程

我国农业保险从1982年开办以来, 经历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过程。

(一) 开启与波动发展阶段

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 业务发展呈快速上升趋势, 1992年达到顶峰, 当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8.6亿元, 占全国保费总收入的2.16%, 农业保险深度为0.14%, 保险密度为0.96元;同时, 赔付率也大幅上升, 高达119%, 完全是亏本经营[2] 。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 特别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 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 2002年农业保险规模跌到20年来的最低谷, 当年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3亿元, 占全国保险业总保费的0.14%, 农业保险深度仅为0.02%, 农业保险密度仅为0.38元, 全国2.3亿农户, 户均保费不足2元[3] 。据统计, 1982-2002年期间, 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 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 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长期亏损, 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仍有经营, 但品种很少、规模很小。可以说, 我国用了21年的时间, 得出了与国际农业保险同行相同的结论:农业保险不能实行商业化动作。

(二) 改革与升温发展阶段

随着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 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伞”作用日益突出, 政策性农业保险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2003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2004年中央1号文件又提出了“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5年中央1号文件还强调“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试点范围, 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2004年中国保监会在上海、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区市启动了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2005年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要求, 政府有关部门加大了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力度。2006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稳步推进农业政策性试点工作, 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党和国家对农业保险的发展引起高度关注, 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农业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组成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小组, 依托试点载体, 研究探索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 进展令人欣慰。可以说, 中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的春天来到了。

二、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难分析

农业和保险业是我国两个典型的弱势产业, 而它们两个结合的农业保险则是弱弱结合的更弱势产业, 具有风险大、成本高、盈利低的规律特点。农业保险的对象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生命的动植物, 从理论上讲, 不具有“理想的可保风险条件”, 对这种“不可保风险”进行的保险, 自然存在高风险、高费用、高成本、预期利益有限的特点, 违反了保险业的“危险分散、大数法则”的原理, 决定了农业保险从整体上不具有盈利性, 其保险产品难以商品化[4] 。因此, 农业保险是保险业中的特殊部分, 商业性运营是行不通的。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已经进入了“供给不足、需求乏力”的困境。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矛盾”[1] 。

(一) 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商业运营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 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的职责。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 趋利性的目标追求, 偏低的边际收益, 会导致农业保险经营者以经济利益的回报程度来选择保险险种, 从而降低农业险种的投入和经营强度, 因为农业保险经营者不会主动为政府或社会承担外部性造成的经济损失。矛盾的结果, 必然是农业保险业发展、特别是外部性突出的农业险种发展的萎缩, 乃至消失, 农业保险供给不足。

(二) 农业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

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产业, 由于产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生产经营设施条件的缺乏, 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产业发展造成的损失非常大, 并且有逐步加重的趋势, 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居高不下。但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保护伞”的农业保险业, 由于受自身收益和险种管理等因素的影响, 对农业灾害的补偿水平却很低, 远远低于实际损失的价值。据测算, 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亿元, 而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 仅占0.27%。

(三) 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入之间的矛盾

农业保险以大数定律为基础, 投保多则保费低、保障足。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空间的分散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 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性, 农业保险需要比一般城镇保险付出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实现正常运营必须要有高费率保障, 一些地区农作物保险的费率高达10%。然而, 由于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不高、农民收入水平低下, 对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有限, 从而导致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缺乏。

(四) 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

受农业经营者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低文化素质的影响, 加上法律制度的缺失, 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 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农业保险作为发展和保护农业的一种制度, 对相关法律又有相当的依赖性, 而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非常笼统。由于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制度的缺乏, 导致道德风险给农业保险机构造成很大损失, 更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 这是造成农业保险陷入困境的最根本的制度原因。

三、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现阶段农业保险发展的可行之策

(一) 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

农业保险具有鲜明的两个特点即高赔付率和高保费率。高赔付率和高保费率这两个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 而不能是商业性保险。首先, 农业生产面临着自然灾害和市场双重高风险, 这一高风险特点, 导致农业保险自身难以产生经济效益。据统计, 从1982年至1996年的14年中, 江苏省农业保险经营的累计赔付率达103.2%, 加上20%的费用率, 实际亏损率23.2%, 这与一般商业保险的经营目的严重背离, 从而使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保险领域[5] 。其次, 农业保险的保费率相对农业收入来说是偏高的, 按农业受灾率制定的农业保险费率一般占农产品产值的8%-12%, 甚至更高。农民虽有保险的强烈要求, 却没有承担高额保险费的能力, 从而导致农业保险的承担密度很低, 农业保险公司难以形成起码的规模效益。最后, 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又使保险基金自身不能积累, 因此单纯依靠农民保费收入的农业商业性保险业务是难以维持的[6] 。很显然, 农业保险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业险种, 只能是政策性保险。

(二)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农业保护措施之一

目前, 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其中, 既有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 也有菲律宾、印度、智利、毛里求斯等发展中国家。各国根据自身国情不同, 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政策。如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 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 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的发展模式, 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的发展模式, 等等。但是, 不管采取那种模式,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针对农业风险的相对集中性、风险损失的相对严重性、风险承担者的分散性以及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 为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 通过立法来强化政策支持, 提高政府干预和管理农业保险的能力。几乎所有国家的农业保险制度多建立在国家财政补贴的基础上, 实行低费率和高补贴的政策, 是典型的财政补贴型农业保险制度。例如, 美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 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个公司提供相当于其农业保险费31%的补贴;日本政府补贴农民水稻保费的50%-60%, 补贴麦类保费的50%-70%, 若遇特大灾害, 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赔款。

(三) 实践证明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成效明显

我国北京、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 农业政策性方面的保险业务开展得比较好, 并取得明显成效。如上海农民在养殖业及蔬菜、水稻等种植业方面投保, 可获得政府25%-45%的保险费补贴。在2002年的3次台风暴雨灾害中, 受灾的上海投保农民都及时获得了赔款, 有效地化解了农业风险, 确保了种植业和养殖业收益。2004年北京市房山区开展红小豆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区政府拿出100万元补助支持5万多亩的农业保险, 结果红小豆丰收, 产品全部出口日本供不应求, 创汇800万美元。

四、推进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对策

(一) 深化对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必要性认识

一是要把建立和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列入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村稳定大局的高度, 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要把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纳入我国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加强领导, 狠抓落实, 实施优惠的税收、立法及资金补贴等政策, 真正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在农村经济中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作用。三是要加强对农业保险工作的宣传教育, 采取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保险机构开展宣传咨询活动等多种形式, 使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农业保险对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保障农民增收、稳定农民生活的重要作用, 消除将农业保险视为“乱收费”、“增加农民负担”的错误看法[7] , 引导农民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工作。

(二) 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规章建设

随着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亟需健全的法律体系予以保障。用法规形成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支持方式、经营主体应该享受的具体优惠政策、保险双方权利义务、业务经营范围、业务运作 (包括保险金额确定、费率形成机制、赔偿办法、会计核算制度等) 、财政补贴标准、农业再保险办法等, 形成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完备的法律、制度保证, 有利于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行为, 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 或因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并以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当前, 一方面要尽快研究制定我国《农业保险条例》、《农业政策性保险条例》、《农业再保险暂行办法》等;另一方面要完善《保险法》中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村、农业保险业务的有关法律条款。

(三) 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力度

对农业保险予以财政支持, 是WTO对农业扶持的重要绿色通道。国家保监会要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争取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国家要增加农业风险基金额度, 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对农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农业再保险提供经济支持。国家财政部门要实施优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 在遭受不可抗拒的重大自然灾害的特殊情况下, 还可实施国家财政紧急援助政策, 促进农业保险为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四) 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的发展体系

针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实际, 要采取积极试点、稳步推进的办法, 探索发展途径, 建立和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体系。一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开展对高风险的农业保险业务, 实行非盈利性的政策性经营, 行使农业再保险机构职能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业的行业管理, 负责监管农业保险基金, 起草政策性农业保险法规, 指导农业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活动;二是建立互助合作保险组织, 作为政策性保险的必要补充;三是鼓励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 (如财保、寿保、太保、平保等) 开发农村和农业保险业务;四是引进外资专业保险公司, 加大对我国农村和农业保险的力度。五是建立我国农业再保险机制, 实施农业风险产业立体保持格局, 真正形成我国组织多形式、所有制度多结构、业务多层次、融资多渠道的农业保险体系。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 2006-06-26 (1) .

[2]杜彦坤.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基本思路[N].经济参考报, 2005-09-17 (6) .

[3]梁敏.我国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障模式[N].保险研究, 2005 (12) :70-72.

[4]陈泰超.对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探讨[J].金融参考, 2005 (3) :13-18.

[5]唐金成.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J].金额理论与实践, 2005 (9) :66-68.

[6]陈穗红.寻找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突破口[J].财经界, 2005 (3) :100-105.

完善农业保险的政策建议 篇5

徐立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报告上明确表示,今年将积极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今年将在充分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保险制度改革,加大保费补贴力度,探索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及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应该说这些都是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利好消息,但针对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保监会财险部副主任郭左践同时又指出:目前在中国搞农业保险,并不重规模,重在探索方法和模式,当务之急是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模式和道路。” 因此必须着力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发展现代农业,保证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构筑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投保意识

目前,发展以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为核心的农业,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是农业安全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灾害面前如何使农民经济利益不遭受重大损失,农业保险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也是我国合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完善农业保护体系,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实力的必要措施,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投保意识,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镇村干部和保险公司应深入农村中去,一边开展形象生动的宣传活动,以增强农民的保险意识,提高农险的有效需求;一边进行细致的调查,了解农民的需求,以提供出供需适路的农险险种,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保险费率。对于农民投保自筹缴费,可以尝试将农业保险与农业补助资金联系起来,还可以从保

险理赔或救灾资金中,拿出一部分出来“以险养险”,增加农业保险保费的筹资渠道。

(二)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给予农业保险更多政策优惠依据WTO的绿箱政策,我国可以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支持措施加以实施。2006年6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补贴投保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政策。而目前除免征种植业养殖业险的营业税外,对农业保险并无其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从国外农业保险的实际运营来看,无论是通过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税收减免、经费补贴,还是向农民补贴一定比例的保费,都是作为财政对农业的补偿性投入,是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对农业保险经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增加间接补贴。对农民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进一步加大,以增强农民对保费的支付能力。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教授指出,2007年在全国大面积试点的能繁母猪保险就是一个成功案例:政府补贴保费的80%,使48元的财政支出和12元的个人支出,获得了1000元的经济补偿。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总裁吴焰提出,要充分发挥保险对财政投入的放大效应,提高防灾抗灾资金的配置效率。建议将更多防灾抗灾财政资金转换为保险费补贴,利用保险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保障水平;增加自然灾害保险费补贴范围,发挥财政补贴的带动和示范作用。“补贴农险保费的方式可以使中央财政投入的资金通过保险机制得到乘数倍放大,这是一种很精巧的制度安排”。

(三)加快农业保险基金和再保险机制建立,完善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

政府不可能承担全面开展农业保险的全部的巨额补贴负担,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的建立,是确保农业保险稳定经营,促进农业稳定生产,农村稳定发

展的必要选择。应当通过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在整个国内保险市场上乃至整个世界保险市场上分散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此外,农业巨灾证券化体系的建立也是必不可少的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分散方式。农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可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建立国家和省市两级农业保险发展基金来支付农业保险的补贴,各级政府财政每年拨出一定的资金设立农业保险基金,用于补贴保险部门的超额赔偿款及适当补贴农民的部分保险费。同时健全再保险机制,再保险机构可以由中央政府建立,如国家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也可以由其他经审批的保险或再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业务,再保险机构为商业性保险公司分保,从而使风险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分散,减少商业性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特别是避免特大自然灾害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例如,美国和政府对本国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目的是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不超过115%),又限制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不高于15%)。

(四)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完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

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一般采取的是政府支持、保险公司参与的方式操作。以能繁母猪保险为例,就涉及到畜牧、兽医、防疫、保险、财政和乡镇村等多个部门和组织。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成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成为一条可行之路。通过创建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调整保险产业结构,不断扩大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尽快形成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国家组建政策性农险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贯彻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经营管理国家农业风险基金,监督管理基层农险机构,并作为最后保险人接受其他农业保险机构的分保。民政部门、地方政府采取自办或与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合办的形式建立地方性农业保险公司。此外还应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业务,但要接受中国农

业保险公司的业务指导和资金帮助,其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农险经营的有关政策和规范。要成立一个由各部门参与组成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协调机构,这一机构应得到相关人员编制和经费,并作为常设机构而存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按这种模式推行农业保险。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草根组织”,也可以为农业保险代收农民会员的保费,并参与保险的协调,在突发的灾害查勘、定损理赔等服务方面做些工作。

(五)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制建设,保证农业保险的有序进行

要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尽快总结各地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经验,制定和颁布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的目的、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保险责任及国家对农险的监督管理等重要环节作出规定。明确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并将实现社会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使农业保险发展有法可依。在全国性农业保险法出台之前,各地政府也可以试行制订地方法律法规,加快农业保险的法制进程,从而保证农业保险的有序进行。在农业保险的自愿原则上,要真正想使农业保险成为农民和农业的“定心丸”和“稳压器”,很有必要让农业保险成为一种强制险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国《农业保险法》就规定,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和主要饲养动物实行强制保险。相比而言,我国的农业保险没有任何强制性,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作物和主要饲养的牲畜,必须进行强制投保,其费率应相应低一些,具体按不同农作物品种和风险等级来确定,使每个农业生产经营者都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其他农产品采取自愿的原则投保,保费可以稍高一些,作为一种较高水平的保险手段,但对其最高承保金额应作出规定,一般不应超过一定年数的平均收获量的60%,以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采取这种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保险形式以强化农民的保险意识,提高

农民投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据悉,保监会今年将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和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六)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培育和开放农业保险市场

区域农业保险政策 篇6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bu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the lack of systematical and scientific policy makes its operation process problematic.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willingness of insuring and balanc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eries of feasible suggestions by analyzing the operational problems that th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faced with.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意愿;保費补贴

Key words: policy-oriente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willingness of insuring premium subsidy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及农民生活的改善等,均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农业是世界公认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脆弱产业”,作为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我国亟须农业保险来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自从2007年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补贴力度以来,发端于2004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得以快速发展。无论是政府重视程度、承保范围、财政补贴,还是保费收入、保险模式,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保障范围、承保品种、经营主体、赔付率、覆盖面以及规范性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不足。

本文着重分析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就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保驾护航”作用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一、农民对保险的认可度较低

由于大多数农户对保险的了解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常常把保险与欺诈联系在一起,对保险的认可度低,认为其农作物没有投保的必要性。该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宣传进程,阻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此外,农业保险宣传的覆盖面不广,不能有效地纠正农民对保险的错误认知。因此,对于农业保险的宣传必须切实执行,要避免执行力不足的情况,以达到正面的宣传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保险公司可定期派遣专业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宣传活动,这些具备较高保险专业素质的人员在推广农业保险的同时也向农户普及保险知识,加深其对保险的认可度,增强其投保意识,从而保证了宣传效果。此外,保险公司也可对村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保险专业知识培训,使其可自主在各自的村镇进行农业保险宣传活动。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宣传更加便捷有效,而且能保证宣传的可信度。为加强保险公司政策执行力度,政府应对此方面的开销予以补贴。

二、保单条款难以理解

即便农户对保险的认可度较高,但是由于当前保单条款过于冗长与复杂,农户很有可能会因对对条款的理解有误而导致错误投保,这主要表现在投保作物发生的风险事故不在承保风险范围内以至于最终无法获得预期赔偿,或者保险事故发生后所获得的赔付额远远小于其期望赔付额等问题上,这些问题都将会直接导致农户未来投保意愿下降。

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以下两种解决方式:一方面,政府可出资聘请专业人士解答农户对于保单的疑问,或者对各村内部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员进行保险专业知识的培训,由这类人对保单进行专业解读;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可以在不曲解保险条款本意的前提下,针对农户重新拟定更为简单易懂的保险条款说明,并履行为投保农户详细介绍保单条款的职责,在农户充分理解条款的基础上为其提出合理的投保建议。

三、保费过高

虽然政府对农业保险制定了补贴政策,但由于农业保险受高风险和高赔付率的制约,其保费依然较高,与农户的收入水平不相匹配,这超出了农户的承受范围,导致农户投保意愿下降。对于该问题,政府可以拟实施差异性补贴率政策,对于农民需求量较大的保险产品给予更多的补贴。由于保险产品的逆向选择性,往往需求越大的保险产品,其积聚的保险风险也越大。这体现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大,赔付额度高等方面。保险公司利用大数法则对此类产品定价时,需收取较高保费才能保证其盈利性和稳定性。高额的保费又超出了农户的承受能力,因此,政府应根据保险品种的不同、保费的差异程度给予农户差额补贴以提高其投保意愿。

四、赔付困难

保险事故发生后,赔付速度是农户关心的重要问题。由于农业保险的勘察定损花费时间长,因此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实际赔付完成的间隔时间过长,使得农户受损后损失不能及时得以补偿,这极大的降低了农户的效用,导致农户对保险的信任感降低,影响了农户的投保意愿。

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可以建立专业的核赔机构,保险事故发生后由此机构进行定损、核赔,并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该机构可以根据农业保险农户的分布地理位置按就近原则设置,便于出险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核赔,同时相对于保险公司也更加有信息优势,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并可极大缩短勘察定损时间。此机构可由政府独立运营或者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经营,相关经营费用由政府的财政支出予以补贴。

五、赔付过少

赔付额度的大小是农户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这决定了保险事故发生后农户的损失是否得到有效的补偿。但在当前情况下,赔付额度过小,保险额度上限是农业生产成本,而作为以农业为生的农户们的收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一旦发生灾害,农户获得的赔偿仅是损失的一小部分。

对于这个问题,政府应该放宽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管制,适当提高赔付金额上限。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和承担的风险都会相应的提高,政府应该给予其经营成本的补贴。而针对保险公司承担过高风险的部分,政府可通过购买再保险进行转移。即便大规模的保险事故,农户也能得到足够的赔偿,其正常生活不受影响。

六、保险产品缺乏多样性

实地调查显示:在售的险种太过单一,不能满足农户的实际需求。对于某些急需投保的标的,保险公司并不予以承保。其根本原因在于此类险种风险过大,远超出保险公司承受能力上限。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对保险公司进行补贴,激励保险公司不断开发新的保险产品,增加农业保险市场的产品多样性。例如采取税收优惠的策略,对保险公司创新性险种的保费收入给予税收优惠或者直接对开发创新产品按照数量进行奖励。

我国在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同时,需要针对以上提出的六点问题做出改善与调整,从农民的角度出发,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保险费获得较高的保障,更积极地参加农业保险,更自主地选择参保的农险品种,在出险时能从保险中真正获得充分的利益保障。

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探讨 篇7

我国目前有7亿农村人口, 农业产品作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产品,使得农业工作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农业保险在抗灾减灾、灾后恢复再生产、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以及保障农民收入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之一。 近几年来,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给农民和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使全社会进一步认识到了农业保险的重要性。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及日本均已有多年农业保险发展工作经验与实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才正式开始发展农业保险,经过三十余年努力,尤其是经过2007年以来的几年迅猛发展以后,已成长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自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二、目前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分析

在实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之前,由于思维习惯、实际购买力等诸多原因,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并没有实际享受到农业保险的保障效果。 在国家大力推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之后,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保险的实际覆盖面积。 目前,个别省份已经较好地完成了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者的覆盖与保障。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多种多样。 国内目前采用中央—省—市县的分级补贴制度, 不同的省市自治区补贴额度与范围有所不同。

自2007年中央决定开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以来,随着农业保险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与中央对于农业保险重要性的正确认识, 保险范围持续增大、保费补贴品种持续增加。 目前中央财政提供政策保费补贴的有水稻、玉米、小麦、棉花、马铃薯、油料作物、糖料作物、青稞、育肥猪、奶牛、能繁母猪、藏系羊、牦牛、天然橡胶、森林等15个品种。 在个别地区由地方财政对特色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 2013年,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 以种植业保险为例,在中西部省份中央财政补贴保费的40%,在东部沿海省份补贴保费的35%, 并要求地区财政至少按1:1分担, 使农民仅需负担20%的保费就可以享受农业保险的保障。

随着中央号召开展农业保险政策补贴, 各省市地方政府均制定了有关政策, 各地也均试点或全面推行了带有地方农业特色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由于中国地域宽广,农产品种类极为丰富,各地的具体政策也各有不同。 拿山西来说,2007,山西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起步试行。 2008年之前,养殖业保费补贴范围只有能繁母猪一个品种,对于能繁母猪的保险保费,由中央财政补贴50%,地方财政补贴30%,养殖户承担20%;2008年,新增了奶牛品种,对于奶牛保险的,在2008到2011年的四年里, 由中央财政补贴30%, 地方财政补贴30%, 养殖户承担40%;2012年起,中央加大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保费由中央财政补贴50%,地方财政补贴25%,养殖户承担25%。 对于种植业农业保险,2010年山西省开始推行保费补贴政策,在全省各个产粮大县中,根据种植面积、 产粮以及农民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确定具体试点县开始推行玉米和小麦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中央、省市、县区各级财政各按保费的40%、25%、10%进行政策补贴, 农民仅需缴纳剩余的5%保费。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大力实施有效保障了农民收入、稳定了农业产出、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好效果,2010年到2012年三年间,山西各级财政支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共达3.2亿元, 农民投保积极性与对农业保险的重要性认识逐年稳步提高。 从养殖业方面来看,被补贴政策覆盖的已保险能繁母猪33万头、覆盖率达到51.3%,奶牛2.6万头、覆盖率达到17.7。 从种植业方面来看,全省被补贴政策覆盖的已保险种植业面积已达2000万亩,其中,小麦497万亩、覆盖率达到45%,玉米1500万亩、覆盖率达到61.3%。

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不但在传统农业产出大省开展情况良好, 在需要政策倾向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如西藏、新疆、宁夏等)农业保险补贴额度更高, 中央地方各级补贴总额在部分地区最高达到了保费的90%。 为保障西部农业平稳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宁夏为例, 2012马铃薯保险纳入了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范围, 由中央财政补贴40%,使宁夏获得中央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险种增加至7种,奶牛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比例由30%提高至50%,投保人自缴比例由25%下降至10%。

在产出特色农产品的地区, 地方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以广西为例,2012年,在广西保监会的申请下, 财政部首次将甘蔗纳入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 广西相关部门拟定了甘蔗保险工作方案,计划按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市和县财政将以40%∶5%∶25%的比例对甘蔗保险保费进行政策性补贴。

三、建议

我国的农业保险及其补贴政策在短时间内已得到了一定的完善, 在发挥农业保险功能中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我国的农业保险及补贴体系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尚未成熟,有改进的空间。 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还需要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与积极探索, 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第一,根据政策目标,调整补贴政策。 由于存在发展程度有差异、地理人文环境不同、总补贴额有限等原因,我国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订适合当地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如欠发达地区补贴应相对较多,重要基础农业作物补贴应相对较多, 国家支持发展的农作物补贴应相对较多等。 不但使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发挥出了保障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更可以发挥出发展中西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调节农业结构等诸多其他重要作用。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成立由财政、保险监管、农业、 畜牧、林业、水利、气象、民政等多部门为成员的协同工作小组,科学制定与实行补贴方案。 充分利用各级行政资源, 开展农业保险的宣传动员、承保组织、保费收缴、灾害普查等工作。 在保证行政科学的同时提高行政效率,使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对农民与农业的益处最大化。

第三,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水平。 通过市场竞争,促使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提高服务水平。 在保证基层承保机构基本覆盖的条件下,引入竞争机制,使农村保险市场进行良性互动,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的原则,逐步减少政府介入程度。 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较多的市场化, 不但能减轻地方财政压力,还能增加补贴费用的使用效率、增强经营机构对农业保险的专业服务水平。

摘要: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实施以来对我国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我国从2007年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实施补贴后农业保险有了快速的增长,这是由农业保险其特有属性决定的。本文对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现状进行简要介绍,以对我国农业保险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农业保险,补贴,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刘佶鹏.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效果评价与对策建议[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05)

区域农业保险政策 篇8

1 广东省农业保险的客观需求分析

广东地处我国东南沿海, 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频繁, 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居民财产时常处在险情的暴风眼, 1994~2011年每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平均为119亿元。同期广东省年平均农作物受灾面积为97.33万hm2, 占全省农作物平均播种总面积的20%多, 其中农作物绝收面积平均为11.13万hm2, 绝收比例为11%;每年农业自然灾害的受灾人数为1990万人, 最严重时, 受灾人口占到农业总人口的65%, 平均的受灾比例也达到45%左右;倒塌房屋134454间, 因灾死亡牲畜5亿头 (只) ;年平均农业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19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为平均12%, 较严重的年份有1994年, 1996年和2006年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37%、31%和26%, 其中农业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年份为2006年, 约318亿元,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的还有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 分别为230亿元、119亿元、258亿元、118亿元、112亿元。广东省每年承受着严重的农业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对农业保险有客观的需求。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广东省就开始兴办农业保险, 期间分别尝试过政府全额支付保费、代政府办保险, 只提业务费、统保经营、合作经营、自主经营等模式, 而承保机构始终仅有广东人民保险公司一家, 承保的对象包括农房、商业性养殖、种植、生猪等。在此期间, 农业风险的高费率、高赔付率高及巨灾损失频发的特性导致农民与保险公司的成本与收益严重背离, 虽然各级政府一直都在积极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 但大都停留在口头上的鼓励而缺乏实质性的财政或政策支持, 导致农民不愿投保、保险公司不愿承保的“供需双冷”局面。来自广东保监局的资料亦显示, 1985~2004年的20年间, 广东农业险保费总进账68776万元, 但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亏损足足13999万元。保险公司整体处于亏损状态, 导致其不断收缩业务规模, 农业保险的风险补偿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造成这种局面, 表面上看是由于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和高风险, 但实质上, 农民和保险公司的成本与收益严重背离,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太小才是造成农业保险供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其后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各国也都相继走上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道路。从2004年起根据中央指示精神, 农业保险被明确为“政策性”保险, 我国掀起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高潮。

2 广东省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广东省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在一系列中央决议及配套政策的指引下, 2007年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正式启动, 并选取了广州、佛山、中山、肇庆、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和惠州9县市作为首批试点地区。在2009年, 在总结各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 广东省委农办、财政厅、农业厅、保监局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广东省政策性水稻种植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广东省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方案》等。至2009年底,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广东省各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开展。目前已开展的保险补贴项目有种植、养殖、农房等12个品种, 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一是养殖业保险得到大力开展。自2007年以来, 广东省陆续开展能繁母猪、肉猪以及家禽、水产养殖、特种养殖等保险业务。能繁母猪保险成效较显著, 截至2011年底, 承保数量690多万头, 保费收入4亿多元, 为养殖户提供风险保障近70亿元;经济补偿近3.5亿元;二是农房保险逐步推广。农房保险是广东省首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由于广东省多发风灾、雹灾、洪涝等自然灾害, 农户投保积极性较高, 参保农户成倍增长, 2007年参保农户95.5万户, 2008、2009年分别增加到166万户和555万余户, 风险保额570多亿元, 承保覆盖率达46.57%。三是政策性水稻保险取得突破。10个地市已开展试点, 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达60%~80%, 从2009年开展以来, 截至2012年10月份, 承保面积115.33万hm2, 赔偿经济损失0.6亿元, 提供风险保障近52亿元。近年来, 广东省农业保险发展较快, 保费收入和保险赔款都有显著提高。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尚未形成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广东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缺乏统一的牵头部门, 各险种由不同部门分别牵头, 如能繁母猪保险由省畜牧局牵头, 水稻保险由省委农办牵头, 农房保险由省民政厅牵头, 沟通协调效率较低, 未形成政策体系。

(2) 巨灾风险严重, 而巨灾险保障机制缺失。普通商业保险承保的都是非系统性风险, 要求各保险标的风险相互独立, 以确保总体的风险可以通过扩大保险标的物的数量来分散。但是农业自然灾害如台风、暴雨洪涝、干旱等影响区域广, 经常造成广大地域内的农作物同时受灾, 使得各标的物的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系统性风险无法象普通商业保险一样通过扩大保险标的物的数量来分散, 相反随着承保标的物数量的增加总体风险呈几何级倍数增加, 具有发生巨灾损失的潜在风险。但是目前广东省尚未建立健全巨灾风险补偿机制, 给保险经办公司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遇到大灾之年, 有可能把保险公司几十年的盈余都搭进去。从表3也可以看出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很不稳定2009年、2010年均超过了保费收入, 如果考虑到占保费收入约20%的经营成本, 那么, 保险公司这两年经营农业保险项目的亏损是比较严重的。

(3) 保费补贴比例逐年提高, 但有效需求仍显不足。根据表3, 2009年, 农业保费收入为11223.39万元, 扣除约80%的财政补贴款, 农户实际缴纳约为2244.7万元;广东省农村人口为3528万人, 农业保险密度为2244.7/3528=0.64元/人;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比例即投保率约为20%;除了水稻种植保险2012年的保险覆盖率达到76.62%外, 其他农业保险的保险覆盖率均不足50%。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比例即投保率约为20%;造成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一是农民收入总体偏低, 且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 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06.9元,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574.7元, 仅为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若按照农户收入五等分分组, 最低组人均纯收入为2796.92元, 最高组人均纯收入为14923.87元, 为最低组纯收入的5倍多, 收入差距很大。中低收入户中多以种养两业为主, 没有固定收入来源, 收入很不稳定。因此, 中低收入户对农业保险有潜在需求, 但购买能力明显不足;而高收入户中, 农业收益的比重不断下降, 收入增长中大部分来自非农所得, 农业收益的重要性下降, 他们虽然有购买能力, 但没有购买意愿。且目前农民的收入仍以基本消费为主。虽然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 但主要消费仍然以衣、食、住等基本消费为主, 约占总消费的70%。而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原理, 保险属于安全需求范畴。安全需求是在生理需求实现之后的需求。因此, 保险需求首先取决于基本生活需求有没有被满足 (张跃华等, 2007) 。在一定程度上讲, 保险对于收入低下的农户来讲是一种奢侈品 (魏巧勤, 2002) 。二是部分农民存在“搭便车”行为, 作为准公共物品, 农业保险的消费具有排他性, 即不购买就不可能获得发生灾害损失后的经济赔偿, 但是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的过程中, 为了使农业风险降到最低, 往往采取防灾、防损措施进行预防, 在这个环节中就无法排除非投保农户受益了。比如预测有雹灾而用人工干预天气技术化解了雹灾, 这笔经费必然要从保费中支出, 但是没有投保的农民也从中受益 (“搭便车”) 却没有承担任何成本。当年投保的农民在下一年就会产生不投保的动机, 如此恶性循环, 致使农民农业保险需求不断缩减。

(4) 未能合理确定各区的财政补贴资金, 补贴金额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方面, 有些区要投入大量资金补贴, 造成地方财政压力大, 引发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与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比如以佛山试点为例, 作为农业大区的高明区, 能繁母猪、农房、水稻三项保险的财政补贴每年要500万元左右, 市政府财政下拔只有200万元, 每年要自掏腰包300万元, 对一个财政收入较少的农业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另一方面, 像禅城区比其他区农业保险的发展空间窄得多, 已基本没有可保的农业项目, 农业保险补贴连市财政那部分也用不完。由于未能合理确定各区的补贴资金, 使农业越多的地区, 财政补贴越难以为继, 导致这些区域的基层政府缺乏积极性,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保险的推广。不合理的资金安排, 也降低了农业保险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

中国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还没有法规, 地方补贴的持久性是一个问题。作为经办人的保财险公司, 也没有整合一个专门的部门与地方政府对接。目前人保财险公司按险种分类产品线管理, 能繁母猪、水稻种植保险属“三农”保险事业部管理, 农房保险属财产险部管理, “政银保”属责任险部管理, 涉农保险的多头管理是一种人力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严重影响与地方政府的沟通, 把政策性项目打入商业性经营核算, 这种管理是否合理, 值得商榷。

(5) 农业保险的理赔金额较低, 投保农户避险性较弱。根据保险条款规定, 肇庆市水稻种植保险的金额为300元/667㎡,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10%, 达到赔付标准时, 予以赔付, 分绝产赔付和综合陪付。如农民在水稻生育期间绝产的, 则按投保后至绝产日止按生产周期比例×300元计算赔付给农民, 如农民直到收获时才遭灾害绝产的, 每667㎡赔300元;如果还有收成的, 需要减产率超20%以上才能获赔, 且计算时减掉10%的免赔率, 即:农民减产20%以下的, 不能赔偿;农民减产25%的, 减掉10%免赔率, 赔15%, 即45元, 保险金额与农民期望要求有一定差距。如肇庆市2011年全市水稻保险报损面积188hm2, 赔付金额20万元, 平均每667㎡才赔偿71元, 对农民的损失帮助不大, 需求不断缩减。目前水稻保险责任与范围只局限于风灾、雨灾、雹灾、冻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对干旱、病虫害引起的水稻失收不予补偿, 保险责任与范围较窄。综上, 农业保险需求不足主要是由农业保险既定效用低下前提下农民保险负担过重所导致的。

3 广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完善方案

3.1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立法

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 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 而我国尚未建立农业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由于无法可依, 使农业保险中的许多领域都存在着法律空缺, 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地位不明确, 即使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也缺乏法律依据。同时, 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管理原则、基金运用、保险责任、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各级政府职能、农民的参与方式、税收规定、再保险机制、保险费率、理赔方法、政府对农业保险企业的补贴等均宜予以明确规定。

3.2 构建多层次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

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基金, 构建一个包括原保险、再保险以及政府共担风险的多层次农业风险保障体系。一是在灾害水平低于平均灾害水平的年份, 由原保险公司及法定再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二是在灾害水平超出平均灾害水平的年份, 确定原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 超出的部分通过以下途径建立分散机制:由作为国家再保险公司的中再集团与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签订超赔再保险合同, 对约定的超额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建立由政府管理的巨灾保障基金。如, 对特别严重的飓风和洪涝灾害风险, 制定类似美国的《州洪水保险计划》的巨灾保险方案。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或特别贷款, 即由政府 (主要是省级政府) 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另外, 还可加强国际农业保险合作, 寻求国际再保险支持。

3.3 实行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投保方式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 使得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非常突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 逆向选择难以防止。因此, 大多数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部分农业保险业务规定为强制性保险;一般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作物和牲畜的相关保险实行强制保险。尽管有的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并不对所有农作物实行法定保险, 而是实行自愿的原则, 但政府对农民在发放贷款、救灾的支持上则对已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民予以较大的倾斜。实际上, 这也属于一种有条件的强制保险。有的国家对法定保险标的也是有选择的。例如, 日本对稻米、麦类、蚕茧和牛、马等实行强制保险, 而对果树、蔬菜等作物和小家畜实行自愿保险;菲律宾只对那些有生产贷款的农户实行强制保险, 免得受灾后贷款收不回来。从险种方面来看, 对农作物保险实行强制投保的国家多, 而对饲养动物实行强制投保的国家则较少。

3.4 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广东省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风险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 政府要结合广东实际, 对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实行差异化保费补贴政策, 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均衡发展, 充分发挥其支农惠农的功能。对农户实行保费补贴的同时, 也应对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给予必要的费用补贴和税费减免。目前, 广东省仅对水稻、能繁母猪保险等险种实行税收优惠, 而对颇具广东特色的渔业保险及经济作物保险没有税收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也没有相应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

3.5 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防范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应着眼于创新保险产品

一是对传统产品的改造创新。如, 在产品设计上, 合理使用免赔额, 既可以降低道德风险, 又可以减少处理小额赔案的费用, 节约资金, 降低保险成本;实行无赔款优待条款, 对于当年没有发生赔付的农户, 续保时按一定比例降低保费。这样, 有利于调动农户防灾防损积极性, 减少道德风险。二是开发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目前, 国际上主要开发了农业气象指数保险和区域产量指数保险两类创新型产品。农业气象指数保险是以事先规定的气象事件如气温、降雨量、风速等的发生为基础, 是一种根据灾害性气候出现的频率与强度来确定损失补偿金额的合同。它直接以系统性气象风险的测度确定赔付标准, 而与被保险人个体的损失情况无关。区域产量指数保险是以确定区域的平均产量为基础, 损失补偿取决于区域当年实际平均产量与指定水平 (如该区域一定时期内的平均产量) 的数量关系。当该区域的实际平均产量低于指定水平时, 所有投保人都可获得相同差额的补偿。这两类产品直接以同一区域的气象风险或“平均损失”确定赔付标准, 不以投保人个体的损失情况为依据, 从而从源头上消除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隐患, 既降低了风险成本, 又强化了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胡炳志, 彭进, 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的最优边界与方式探讨[J].保险研究, 2009, (10) :96-102.

[2]刘京生, 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孟春, 中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4]庹国柱, 王国军, 段家喜, 朱俊生, “三农”保险创新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5]温铁军,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区域农业保险政策 篇9

1农业保险政策的重要意义

1.1农业保险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起着保障作用

可以帮助农民在风险来临的时候, 有效的抵御自然风险, 避免承受更大的损失。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的发展, 有着跨时代的意义。

1.2农业保险可以在农业受到自然灾害的损失时, 给予及时有效的补偿

对农民的基本生活做出有效的保证, 解决温饱问题, 对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做出很好的保证。

1.3农业保险对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现现代化农业, 也有着重大的发展意义

全面的普及农业保险政策,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 是保证农民正常生活工作的关键, 也是实现农业受灾风险转移的关键。

2农业保险政策的发展现状

2.1农民对农业保险认识不够, 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

由于缺少知识的宣导, 保险意识的传授, 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全面彻底, 也不太相信农业保险, 从而导致农民不太愿意参加农业保险。另一方面, 保险只有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才能体现其作用。农民对于这样的保险存在形式不能接受, 认为购买农业保险增加了家中的经济困难, 对农业保险持有抵触状况。最后, 由于农民的收入能力有限, 可以用来支配的资金相对来说也不够富余, 大多数的农民都不肯定农业保险的价值作用, 不认为对自己起到作用, 心存侥幸, 认为灾害不会发生在自家的庄稼上, 参保意识不强。

2.2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农业保险在各级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 各级财政大幅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持, 对种植业、养殖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占保费的比例超过50%, 远大于农民所缴纳的保费比例。

2.3农业保险机构组织形式呈现多元化

在鼓励人保、中华联合等全国性保险公司积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同时, 保监会先后批准了多家专业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 目前, 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组织形式主要有:股份制的商业保险公司形式、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组织、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等, 保险经营主体日益丰富, 并形成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推动我国农业保险稳步向前迈进。

3农业保险政策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3.1农业保险政策对农业生产起到稳定作用

参加农业保险后, 可以防止农业生产在自然灾害后, 受到的影响最小化, 风险由以前的农民自己承担转嫁到保险公司身上。在农业风险发生后, 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取得资金补偿, 可以保证农业的再次生产, 不至于自身生活产生困难。由此可见, 农业保险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起到保护作用, 保持了农业生产的连贯性。

3.2农业保险政策对于农民的消费观也有所改变

基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的原因, 每一笔资金的支出都有限, 每一笔钱都用在迫切需要的地方。农业保险可以将农民对收成的担忧转移, 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再次生产, 农业保险是农民资金收入的再分配, 通过购买农业保险, 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平衡供应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农民的消费观念。

3.3农业保险政策可以实现资金的最大价值

国家对农民的扶持力度与日俱增, 越来越加大对农民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 出台了更多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相关文件。通过参加农业保险, 可以实现国家扶持资金的最大限度利用率。中央政府的扶持, 同时也带动了地方政府的合理扶持, 这也在整体上增加了投入资金的总量。逐年增多的投入, 使农民在金钱分配上, 有了更多的选择, 有效的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 参保率也逐渐上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出台, 农民不仅享受到了国家的好处, 也表现了国家对农民农业的重视。

3.4农业保险政策能够合理改善农业结构

通过对农业保险政策的有效推广, 在惠民的同时, 也提升了农民的自身水平。在了解农业保险政策的作用后, 农民对于科学种田有了更大热情, 积极参与。农业保险的风险转移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积极的扩大生产规模, 采用新型技术, 科学种田, 引用外来种子, 创新产品。农业保险有效的保证了农业的生产以及粮食的稳定, 拉动了农业生产的进程, 对社会的整体保障也间接起到了作用。

3.5农业保险政策对农业的经济补偿作用

农业保险, 已经成为农业受灾后重要的资金补偿方式。通过资金的补偿, 可以有效的恢复灾后生产及建设。天气气候的不确定性, 以及不小心的人为失误, 导致农业生产的灾害频繁发生, 参保后的农民, 就不需要再为没有收获而陷入困境。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 保障了农业的生产, 促进了农民继续务农的心态。

3.6农业保险政策的推广有益于现代化农业的开展

农业保险的自我完善以及灾后的经济补偿, 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 也让农民越来越相信了农业保险, 国家和社会各界也都越来越认可了农业保险的不可代替作用。农业保险的全面普及, 对于发展现代化农业, 促进农业方式的转变, 也有着相当大的保障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 农业保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7农业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

在我国,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其波动是引发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因而农业保险在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 也间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结束语

通过以上可以总结出, 农业最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 还有很多的不完善之处, 还有很多的脆弱之处, 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虽说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业保险可以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保障作用, 对于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建设发展, 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只有全面普及开展农业保险政策, 才会加快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康峰.为农业科技发展提供金融服务支持[N].金融时报, 2012.04.09.

[2]马志刚, 赵登华.加快发展农业保险推进农业现代化[N].经济日报, 2011.02.26.

区域农业保险政策 篇10

1.1 湖南省农业保险工作试点情况

湖南省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由省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财险省公司) 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公司 (以下简称中华联保财险湖南公司) 为承保经办机构, 配合协调单位有财政、农业、畜牧等部门。2007年全省开展农业保险试点县 (市、区) 56个, 险种有水稻、棉花、能繁母猪三项;2008年农业保险试点县 (市、区) 扩大到99个, 险种在2007年基础上扩大到水稻、棉花、油菜、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六项。2007—2008年全省共投保水稻8015.59万亩, 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63.92 %;投保棉花 375.64 万亩, 占全省棉花种植面积的80.26%;能繁母猪投保868.51万头, 投保率97%, 投保奶牛、育肥猪分别为2.17万头、22.3万头。2007—2008年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保费补贴142529万元, 其中种植业与养殖业财政保费补贴投入分别为100475万元和42054万元。

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稳步推进, 凸显成效

(1) 农业保险组织机构与管理制度已初步建立。

为全面推进湖南省农业保险工作的开展, 省政府设立了省农业保险试点联席工作办公室, 被重点调查的五县也建立了以县长 (副县长) 为组长以及财政、农业、畜牧等相关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2) 农业风险的防范意识初步形成。

首先通过当地政府及保险公司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广泛宣传, 使广大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 对实施农业保险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提高。据对五县166户农户的调查问卷分析, 49%的农户认为农业保险有利于风险防范, 53%的农户表示愿意参加农业保险。其次, 通过保险公司理赔款项到户和对农户灾后生产的及时恢复, 农民对农业风险的防范意识有所增强, 主动要求投保的农户逐年增多, 特别是在能繁母猪等养殖业保险方面农户的参保积极性较高。如南县能繁母猪保险2007年采取的是上门收取保费, 到2008年则已有60%左右的农户主动要求投保。

(3)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据对五个县的调查发现, 两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实施, 进一步促进了党和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 同时也有力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促进了农村保险事业的发展。

一是农业保险规模逐年扩大, 保费收入增加。据调查统计, 全省种植业保险面积2008年达6256.06万亩, 较2007年增长103%;养殖业保险仅能繁母猪一项2008年达489.04万头, 较2007年增长了73.19%。二是带动了其他经济作物和整个农村商业保险。如五县保险公司在商业森林保险、农房保险、烤烟保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 开创了农村商业保险的途径。

2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政策思考

2.1 法律依据不足以及制度设置不尽合理

(1) “政府引导、自主自愿、市场运作、协同推进”基本原则的实施难度较大。

据调查分析, 处于试点阶段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由于农民思想认识的差异性、农村地域的广泛性以及农业保险的季节性要求等特点, 实施过程中基本原则贯彻难度较大, 农业保险工作的开展仍需政府的强力推进和保险公司的努力。

(2) 部门职责不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转工作不够协调。

湖南省在2007年、2008年的农业保险实施方案中对保险经营公司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作了一些相应规定, 但这些规定不够具体, 特别是在相关部门的责、权、利等方面没有明确规定, 协调工作体制不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保险工作的开展。据对五县的调查了解, 某些职能部门从各自的工作职责与经济利益出发, 强调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不是其法定的职责范围, 同时以没有专项的工作经费来源以及人力资源不足为由, 相互推诿。

(3) 投保指标控制与“广覆盖”原则相矛盾。

根据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五县的调查统计, 2008年种植水稻面积为609.01万亩, 同期省下达的水稻投保控制指标为417.06万亩, 投保率66.8%。这一规定不符合省关于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的“广覆盖”原则。控制投保指标不仅使要求投保的县域无法达到能保尽量保, 国家惠农政策也无法惠及所有的农户。如某县2008年水稻种植面积为176万亩, 省下达投保指标控制为101.5万亩, 承保率57.67%, 尚有43.33%面积为74.5万亩的水稻想投保而不能。

(4) 查勘、定损规程操作性不强。

2007年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证券办、湖南保监局出台了关于《湖南省农业保险水稻和棉花自然灾害现场查勘定损规程 (试行) 》的通知。据调查了解, 该规程的技术性较强, 但由于该规程的实际操作性不强以及农作物的动态性特点, 特别是面对大范围的灾害事故的查勘、定损的繁重工作量无法按规程操作。调查中发现五县种植业查勘、定损办法主要是组织专家根据乡 (镇) 汇总上报受灾数据抽查1~2个村来核定该乡 (镇) 受损比例。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农户自缴保费收缴难度大

(1)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不够, 具体反映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范围及品种有限, 且补贴金额比例偏低, 有些地方财政补贴资金结算程序繁杂, 资金划拨迟缓拖欠。据调查, 湖南2007—2008年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险种为种植业的水稻、棉花和油菜, 养殖业为能繁母猪及奶牛。在保费补贴方面如种植业, 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及 (市) 县财政分别补贴35%、25%及10%, 其余30%由农户支付。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由于前述原因, 中央、省级财政补贴存在到位不及时现象, 特别是市、县级财政补贴拖欠未到位的情况较严重。据对调查的五县统计, 2007—2008年县级应补贴保费2501万元, 由于县级财政困难实际补贴到位为1779万元, 未到位补贴为722万元。

(2) 农户自觉投保的积极性不高, 自缴保费收缴难度大。据调查, 一方面由于农民靠天吃饭、靠政府救济, 抵御风险意识重于保险意识, 对开展农业保险有效降低农业风险、增强农户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 自觉投保的积极性不高。如对166户农户的调查统计, 有80%农户认为农业风险防御靠政府, 47%农户不愿投保。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农业灾害存在侥幸心理, 同时考虑缴纳了保费而没有理赔则增加了付出, 即使受灾理赔也无法弥补实际投入的物化成本, 甚至担心支付的保费都无法收回。

2.3 受灾农户利益保障不够

据调查了解, 被调查五县2007—2008年保险公司赔付种植业保险理赔款11571万元, 扣除代办机构垫付保费4833万元, 农户应得理赔款6738万元, 实际理赔受灾农户资金只有4240万元, 其余均被相关职能部门挤占或被乡 (镇) 用于农田基本建设支出。

3 强化制度建设, 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效实施

3.1 加速农业保险立法建设, 通过法律建立农业保险的长效机制和维护经营机构的稳定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进与发展需要法律支持, 特别是对农业保险的法律定位、经营范围、原则、经营主体、组织实施、协调部门、经营机构等需要法律予以规范。因此, 加速农业保险立法建设是当务之急。而在《农业保险法》难于及时出台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可在全面总结当地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试行地方性农业保险暂行条例, 使农业保险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轨道, 确保农业保险运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3.2 健全、完善农业保险工作机制与制度

一是鉴于投保指标控制带来的弊端和确保国家惠农政策的落实, 政策性农业保险不宜实行投保指标控制, 而应做到能保尽保。同时为避免先出险, 后签保单的不正常现象, 年度农业保险工作的启动要适应农作物的季节性要求。二是根据县级财政状况和两年试点中县级财政保费难以到位和向农户收取保费难等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应予取消县级财政保费补贴的规定和适当降低农户应缴保费的标准。同时在做到公开透明和严格规范操作程序的基础上将涉及农户的粮食直补、牲猪补贴等惠农政策与农业保险保费的收取有机结合起来。三是由于现行的查勘、定损规程操作程序复杂, 无法按规程实施操作, 同时为避免或减少以及由此产生的定损、理赔纠纷, 有关部门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切合实际、便于操作的“大灾”查勘、定损办法。四是鉴于目前理赔标准与水稻、棉花、能繁母猪实际物化成本的差异情况, 建议在适当提高保费收取标准的前提下提高保险理赔水平, 理赔标准应以实际投入的物化成本为标准来确定。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保障受灾农户的利益不受侵犯。五是进一步拓宽农业保险工作领域, 加快对果树、烤烟、油茶、蔬菜、鱼类等方面试点步伐, 同时农业保险应重点向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及大型种养殖户方面倾斜, 进一步发展农业保险在促进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发展上的积极作用。

3.3 进一步理顺部门协调工作机制

区域农业保险政策 篇11

从山东大蒜遭退运看质量纠纷引发的出口风险

2015年年初,山东蒜农出口韩国2200吨大蒜因为韩国方面质检不合格遭到退运一事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此事件中,蒜农遭受了货物退运的巨大损失,并开启了贸易纠纷的申诉之路。在出口运输过程中,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易发生腐烂和变质,因此由买卖双方质量纠纷引发的拖欠、拒收案件高频多发。质量纠纷包括货物数量、品质、包装、农药残留等多方面的质量争议,正是引发拖欠、拒收,导致农产品出口企业无法正常收汇的重要原因。

对此,中国信保有关专家建议,农产品出口企业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降低因质量纠纷引起的收汇风险。一是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货物规格、包装、检验检疫标准、检验机构和质量异议期等利于界定责任的条款,还要关注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方式、解决地点、争议处理期限等问题,保障自身权益。二是严格执行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重量、包装方式等条款出运,避免因自身违约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三是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有效规避质量纠纷背后的深层次海外买方信用风险问题。据介绍,从企业实际受损情况来看,很多时候海外买方会因为自身资金短缺或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等原因以质量问题为借口,拖欠货款或拒收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若企业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而买方又无法提供关于货物质量问题的有力证据,中国信保最高可赔偿农产品出口企业90%的损失。

政策性信用保险有力保障“走出去”农企海外利益

从实践经验来看,随着海外信用风险不断暴露,政策性信用保险作为保障收汇安全、维护海外利益的有效金融工具,正逐渐受到农业企业的青睐。据了解,中国信保作为国家政策性保险机构,可以向“走出去”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两类保障产品,前者可以为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以信用证、非信用证方式从中国出口的信用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出口收汇风险保障;后者可以为境外农业项目投资企业提供因投资所在国发生的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

从中国信保的承保经验来看,我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区是亚洲(占全部出口的62%)、欧洲(16%)、北美(12%),主要出口产品为果蔬、畜产品和水产品等。企业的海外农业投资项目多在东南亚、中亚、非洲和南美洲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大豆、棉花、糖料、棕榈油和天然橡胶等。

据中国信保有关专家介绍,从该公司近年承保的农产品出口和境外农业开发项目来看,当前我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以下风险和难题。一是农产品出口的主力军仍是小微企业,龙头企业匮乏,抵御风险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较弱。2013年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规模在1亿美元以上的农业企业有38家,出口规模在300万美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达到1.5万家。二是境外农业合作项目面临的政治风险高,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不敢迈出国门。一方面,农业对土地的依赖性高,土地产权的争议易引发群体冲突甚至政治动荡;另一方面,农业投资所在国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定、法律体系不完备、投资环境较差、政策多变。三是资金不足成为制约农业企业海外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规模小,融资难,且农产品生产季节性和周期性强,对资金周转要求很高;境外农业项目投资金额高,资金回收周期长,企业融资需求普遍较大。而政策性信用保险的风险保障和融资功能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应对上述问题。

云南一家果蔬生产企业在2011年成立之初就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信保的帮助下筛选优质客户、扩大海外市场、获取银行融资,成立第一年即实现出口2490万美元,2014年出口规模超过1亿美元,4年累计获得的出口信用保险项下银行融资超过2亿元人民币。目前,该企业已成为带动当地出口创汇的省级优秀农产品龙头企业,拥有冷贮加工库房5个和水果加工厂1个,逐步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标准+管理体系”的产业化运行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改善了农户生活。

重庆一家粮食企业近年来积极寻找海外资源,希望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中国信保自2013年以来,为该集团投资巴西的大豆种植项目提供了海外投资保险服务。该项目总投资近4亿美元,计划在巴西建设大豆种植、加工和仓储等一体的大豆产业食品工业园区,净种植面积约9万公顷,年产大豆近28万吨。项目实现的大豆回运,能为该集团提供稳定的大豆原料供应。这是截至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农业规模较大的项目之一。当前,我国在食用油的国际贸易中几乎没有话语权,该项目的成功运作对于消除我国食用油原料供应安全隐患、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农业“走出去”战略,并首次对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资源提出了明确要求,如“积极支持优势农产品出口”“完善边民互市贸易政策”“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集团”“支持开展境外农业合作开发”等,为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拓展境外农业市场规划了宏伟的蓝图。

中国信保有关领导表示,为更好地落实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的重要部署,中国信保将采取三大举措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风险保障及配套金融服务。一是结合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部署,对面向东南亚、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出口和农业投资项目给予有针对性的承保优惠。二是结合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特产情况,迅速制定具有地域针对性的农业细分行业专项出口支持措施。三是进一步优化海外投资保险产品,提高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能力,加强在海外投资保险项下与银行的合作,更好地满足企业风险控制和投融资需求。

政策性农业保险绩效审计探讨 篇12

(一)总体层面审计评价指标(权重35分)总体层面测重于评价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及总体社会效益。(1) 经济性指标(4分)。一是保费收入总额(2分),包括各级财政补贴和农户自缴部分;二是赔款支付总额(2分),支付给农户的赔款总额。(2)效率性指标(10分)。一是政策目标完成情况(6分);二是开办县、镇、村数量(2分),反映农业保险业务覆盖深度;三是新业务(新区域、新险种)增长情况(2分),反映农业保险内涵性和外延性。(3) 效果性指标(9分)。一是提供风险保障金额(3分);二是受益面(3分),包括农险覆盖面、覆盖农户数、农户受支付赔款人数等;三是农业保险补偿率(3分)。(4)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10分)。 一是农业保险渗透率和农业保险人口渗透率(2分);二是政府组织管控程度 (1分);三是资源整合及政策力度(2分);四是农业生产风险等级(包括大灾风险分散和管理制度)(2分);五是市场竞争程度(2分);六是保险公司能动性发挥度(1分)。(5)合规性指标(2分)。主要是否存在与政策目标不一致等情况。

(二)政府部门层面审计评价指标(权重25分)政府部门层面重点评价地方政府部门参与程度和贯彻落实情况。(1)经济性指标(6分)。一是立项科学性(2分),评价农业、林业等部门立项依据是否符合中央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是否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符合广大农户实际需要;二是补贴目标(2分),是否考虑当地财政实力,兼顾当地不同生产条件和参保农户经济条件;三是决策程序 (2分),是否由财政部门和农业部门协作编制本级政府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方案,是否遵循财政部关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项目的申报条件。(2)效率性指标(5分)。主要指资金预算管理情况。包括是否专项管理、分账核算(1分);拨款是否及时(1分);是否实行国库集中支付(1分); 大灾准备金和工作经费提取情况及使用是否符合规定(2分)。(3)效果性指标(6分)。主要指政府扶持比率,包括配套资金到位率(2分)、财政保费补贴占比(1分)、经营费用补贴(1分)、超赔补贴(1分)及其他扶持金额(1分)。(4)可持续性发展性指标(6分)。主要指财政、民政、农业、畜牧、 税务等部门以及乡镇、村组织贯彻执行政策总体情况。包括采取主要措施(2分)、出台相关制度(2分)、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健全和运行情况(2分)。(5)合规性指标(2分)。政府部门是否存在违纪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

(三)保险公司层面审计评价指标(权重25分)保险公司层面主要评价承保和理赔服务质量。(1) 经济性指标 (2分)。立项科学性(1分),向农业主管部门申报的资料是否真实;保本微利(1分),费率制定是否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原则。(2)效率性指标(10分)。一是承保质量指标(5分)。承保流程完整率(1分)、验险验标率(1分)、承保公示率(1分)、承保回访率(1分)、保险凭证到户率(1分)。二是理赔质量指标(5分)。出险报案周期(0.5分)、报案结案周期 (1分)、直接理赔到户率(1分)、理赔公示率(1分)、理赔公示标准率(0.5分)、理赔回访率(1分)。(3)效果性指标(2分)。承保和理赔资金管理情况(1分)、专属费用、工作经费和直接理赔费情况(1分)。(4)可持续发展服务指标(6分)。 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建设(1分),反映农村保险发展定位,体现服务能力和水平;防灾防损能力(1分),帮助农民提高抗御风险能力的专业预防措施;覆盖地区数(1分),指资助建立的防病防疫及人工影响体系的地区数量;作业次数(1分),指资助的防疫防病工作次数;产品服务创新(1分),包括针对性地开发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的农业保险产品;其他指标(1分),如专家团队建设情况、对农户宣传情况、农险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岗位考核和职称定级。(5)合规性指标(5分)。是否存在保监会提出的五个 “严禁”行为,以及其他违规问题等。

(四)农户层面审计评价指标(权重15分)农户层面重点是评价农户满意程度。(1)效果性指标(4分)。户均受益亩数(1分),反映惠农政策具体覆盖面;受益农户户次(1分),直接受益农户受益次数的总和;农户收入水平影响(2分),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前后,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和及其分项收入变化。(2)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10分)。农户对政策满意程度(6分),指服务总体满意程度和各环节(宣传推广、签单承保、查勘定损、理赔服务)满意度;农户对补贴政策认知状况(2分),指对具体条款、保费补贴比例、保费补贴险种、保险责任范围及各险种保险金额了解状况;农户投保积极性(2分),农户参保意识和农户自缴保费应收率。 (3)合规性指标(1分)。农户是否存在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等问题。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绩效审计要点

(一)坚持问题导向基础上的绩效审计保险公司财务和业务数据不真实问题一直是保险行业的顽疾,部分地区虚假承包和虚假理赔严重,案件多发。2010年,国家审计署对人保集团和国寿集团资产负债审计后,查处四起案件涉及农业保险,包括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下属两家机构及另一家保险机构,与当地政府部门联手,骗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3700多万元,编造假赔案套取理赔款3600多万元;人保财险山东分公司下属四家机构与当地政府部门联手,套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3600多万元;编造假赔案件251起,骗取理赔资金1500多万元;人保财险广州分公司下属一家机构伪造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印章、编造批退资料以及删减保险责任条款等,虚构退保,套取保费资金2900多万元 。2013年,湖北省审计厅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专项审计后,发现虚假投保,套取财政补贴资金、账外账、保险机构人员伙同当地政府部门贪污挪用农业保险资金等问题,移送案件线索多起。湖南审计厅对生猪生产专项资金时,也发现个别保险公司虚假投保和虚假理赔,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问题,移送几起案件线索。2013年,吉林省检察机关对农业保险开展专项行动,半年时间查出贪污贿赂案件80余件,涉案300余人。任何一项审计,首要的是必须把存在的重大问题查出来,才能分析研究,推动整改。 否则只能是搞形式,走过场”。据此,国家审计机关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绩效审计时,要避免过分偏向绩效,而忽视真实性和合法性审计。

(二)对农业保险风险管理能力进行绩效评价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基本原因,是商业性保险机构无法直接承担农业风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实际上是一种有效分散农业风险及损失的机制。农业保险的风险管理,是以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管理主体,通过对农业风险认识、衡量和分析,优化组合最佳风险管理技术,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安全保障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其目标是减少风险发生可能性、降低农户损失程度,以及促进农业保险业务开展的同时,又不过分加重财政的负担。对农业保险风险管理进行绩效评价,就是对风险管理措施和处理手段的科学性、收益性和适用性进行分析、检查和评估。风险管理能力强弱,是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评价农业保险风险管理能力,涉及承保、理赔、再保、大灾风险防范和投资等方面。如承保前,保险公司是否收集包括承保作物生理特性、历史灾害气候、收获产量和历年损失,承保牲畜养殖方式及技术、疫情发生规律、历史死亡率等基础性数据,切实掌握风险规律性。承保时,是否遵循数量大数法则和时间大数法则,结合当地民风民俗、农民理赔期望等因素,科学制定承保方案和设计保险条款。是否把好道德风险管控关,预防和减少农户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防灾防损方面,是否制定方案,积极配合政府加强宣传和服务,提高防灾防损效率,是否带动农户投入防灾防损工作并取得实效。理赔定损时,是否聘请政府部门农技(防疫)人员或农业专家,协助查勘理赔定损,为理赔定损提供权威的定损数据和定损意见。是否建立大灾风险应急预案、做好再保安排、及时足额提取大灾准备金(保费准备金和利润准备金)。运用大灾准备金进行投资时,是否遵循安全性和稳健性原则,等。

(三)扩大绩效审计对象,避免国家审计“缺位” 目前,保监部门共批准25家市场主体具有经营农业保险资格。25家市场主体中,有小部分国有资本占比较小,有的属于非国有企业,如平安财险公司。随着农业保险市场竞争放开,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控股性质的保险公司可能逐步增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绩效审计,不仅仅是简单延伸财政补贴资金使用的问题,更需要涉及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分析评价,这就出现国家审计缺乏法律支持依据的问题。近几年,各级审计机关审计实践看,均潜意识地选择人保财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险公司,涉及其他市场主体不多。审计人员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这两家公司在当地农业保险市场份额较大,有代表性;二是这两家公司属于国有全资,有审计法律依据。对非国有性质的保险公司无法开展审计,容易出现国家审计“缺位”或国家审计盲区,更不能确保农业保险绩效审计评价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国家审计对象需要重新界定和扩延。国家审计要发挥在国家治理中作用,需要转变视角,从社会公共利益和政府职责的角度思考,做到哪里有“公共利益或公共产品, 政府责任就到哪里,国家审计就要跟进到哪里”。其他非国有性质或国有资本占比较小的保险公司只要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展绩效审计时,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审计,才能确保审计评价结论的完整、客观和公正。

(四)评价保监部门的主管与监管效能国家审计机关开展农业保险绩效审计时,评价保监会履行主管和监管职责,实际上是国家绩效审计的一种新思路 。如澳大利亚审计署每年会重点选择几个部门及其监管企业,如选择财政部及所属房屋贷款保险公司,对政府部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再监督和评价。2001年3月,澳大利亚第二大非寿险保险公司HIH保险集团(HIH Insurance Limited)倒闭,留下近53亿(澳元)债务。该事件发生后,澳大利亚议会和社会公众对本国保险业规章和监管的质量、效果产生了置疑:澳洲保险监管当局APRA是否尽到应尽的监管责任?此后,澳大利亚审计署对政府部门开展绩效审计时,重点审计评价政府部门制定的有关规章制度是否符合实际。2012年审计署金融司组织召开的深化金融审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也提出要加强对加大对金融监管部门的绩效审计,努力强占金融监督的制高点。我国审计机关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绩效审计时,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做法,对保监部门主管和监管效能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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