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共3篇）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篇1
一、征信电子授权实践应用及本质分析
(一) 实践应用
1. 传统金融机构
目前, 工行、农行、建行、交行、招行、光大和广发等银行均已开通了信用卡“网络办卡”服务。以交行为例, 新客户在线填写较为完整的个人基本信息, 接受信用卡征信授权的电子协议即可完成申请, 老客户只须在线填写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信息, 勾选电子合同即可完成在线副卡的申请, 两者均无须提供纸质申请材料。此外, 招行也推出了闪电贷、招财猫、车贷等线上审批业务, 服务均无须提供纸质资料和书面授权, 即可完成线上授信流程。
2. 互联网金融企业
以网商银行、微众银行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银行及P2P网贷, 没有线下实体网点, 授信业务全部通过线上完成。如腾讯旗下微众银行的贷款产品“微粒贷”, 利用微信用户绑定的银行卡信息识别客户, 通过用户签约电子合同取得电子授权, 快速审核用户信用信息, 完成线上授信流程。贷款总额度在500元至20万元之间, 单笔最高4万元。
(二) 本质分析
从法律效力和实践应用可以看出, 征信电子授权实质是在一个较为完善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体系框架基础上, 依托互联网平台, 将纸质授权转化为电子形式, 借助电子签名等身份识别技术获取授权, 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线上服务。其操作流程如图1所示。
其核心是电子签名及其他新型身份识别技术, 应用场景不同, 身份识别技术安全等级也不同。同时, 电子合同、电子签名、时间戳标记等电子授权流程信息都将以电子数据文书的形式保存, 形成完整的电子授+权档案。
二、征信电子授权的法律效力
电子授权实质是一种电子合同, 法律上适用《合同法》《电子签名法》。征信业有《征信业管理条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国家部委级监管法规以及地方性或部门级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 因此电子授权在征信业的应用应同样受到法律约束。
(一) 合同法
在合同法理论上, 同意即允诺, 允诺即视为合同受到法律的保护。《合同法》规定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等。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 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可见电子合同与纸质合同同属书面合同。因此, 征信电子授权合同的成立和生效适用《合同法》中对电子合同的规定。
(二) 电子签名法
电子合同一般由合同条款和电子签名组成。我国《电子签名法》规定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并规定了可靠电子签名所应具备的条件, 指出了可靠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采用可靠电子签名电子授权合同与手写签名或盖章的纸质授权合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三) 央行相关法规
一是《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 应当取得信息主体本人的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二是《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商业银行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应当取得被查询人的书面授权, 应制定查询授权、安全管理等内控制度并向人民银行报备。三是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对征信书面授权的具体要求, 如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征信业管理条例>的指导意见》, 就授权条款必备要素及授权档案资料的保存等进行了详细列示。
三、存在的问题
(一) 技术规范缺乏标准
业务操作中, 查询主体无论是本人还是授权商业银行, 均须提供身份证明材料。线下业务须人工核对本人身份的真实性, 线上征信查询业务则完全依赖数字身份识别技术。
目前, 我国征信领域尚未出台线上电子授权安全技术标准, 如征信查询业务中数字身份识别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 识别技术所要达到的安全等级标准等。此外, 征信电子授权身份识别规范化也是现行征信监管框架的真空地带, 电子授权查询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
(二) 授权类型不够明确
目前, 人民银行主要依据征信中心反馈的核查数据对商业银行进行征信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 但该数据仅能对查询用户和查询时间进行筛选, 尚无法区分授权形式是否为电子授权, 不利于征信监管的数据统计和核查。假如商业银行将部分违规的纸质授权, 篡改为电子授权方式, 根据目前的监管手段很难区分并取证。此外, 非现场监管更是尚未涉及此项内容。
(三) 制度报备不够完善
根据人民银行征信监管要求, 商业银行须定期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备授权书样本、内控制度等。实际操作中, 商业银行一般只报备线下纸质授权文书, 即使有少数商业银行报备了电子授权文书, 但并未包括电子授权的核心技术规范——数字身份识别规范, 即无法确认商业银行采用何种数字身份识别技术及其是否符合征信业务要求等。
(四) 执法水平有待提升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 传统商业银行也在大力拓展线上业务。面对日新月异的征信查询业务, 尤其是深度应用新型数字身份识别技术的电子授权业务的核查, 需要具备监测分析海量数据、甄选精准线索的能力以及较为完备的法律知识。作为基层征信监管主体, 人民银行基层分支机构征信业务人员存在监管能力不强、技术储备不足、核查手段滞后等问题, 直接影响基层征信监管政策的有效执行。
四、相关建议
(一) 尽快制订征信电子授权身份识别技术规范及细则
由总行组织专家团队, 对现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网银识别、数字证书验证、银行卡验证、私密性问题验证等技术进行综合评估, 明确征信电子授权业务适用的数字身份识别技术及执行标准, 进一步明确信息交叉验证的基本条件。特别是人脸识别技术, 须规范其识别精准度和范围, 对未达到识别率的, 要附加唇语等其他识别技术进行必要的交叉验证。
(二) 进一步完善后台监测数据核查定位功能
征信中心可在查询功能中增加“授权类型”选项, 分为“纸质授权”和“电子授权” (甚至明细到识别技术种类) , 同时默认“电子授权”。由此, 接入机构查询时须主动选择授权类型, 系统便可在后台保存记录。对于基层监管主体无论是非现场监测还是现场核查, 均可以全面掌握授权类型, 以增加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 全方位落实电子授权报备制度
应制定相关制度要求接入机构不仅要报备纸质合同和电子合同等授权合同文书, 还应一并报送符合相关要求的电子签名、身份识别等技术规范及应急预案。此外, 对电子合同文书的要素也应进一步明确, 尤其是信息报送、授权期限等关键信息项应给予重点提示, 或采取强制选择的方式让客户进行充分授权。
(四) 切实提升征信监管执法水平
适当向征信部门输送法律专业、计算机专业人才, 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 进一步增强征信监管执法人员的专业水平。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以交流上岗的方式, 选派基层征信业务骨干至接入机构开展短期交流, 通过业务实践切实提高一线人员的征信监管水平, 以快速适应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征信业务新模式新常态。
参考文献
[1]陈兵, 邹翔, 周国勇.网络身份管理发展趋势研究[J].信息网络安全, 2011 (3) :5-8.
[2]刘满达.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认定[J].法学, 2011 (2) :145-154.
世界贸易组织授权条款研究 篇2
授权条款 (Enabling Clause) 源自1979年11月28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东京回合”谈判中通过的《差别和更优惠的待遇、互惠和发展中国家更充分的参与》 (Differential and more favourable treatment reciprocity and fuller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的决定, 该决定的第一至四段被概括为“授权条款”。依据授权条款, GATT缔约方可以给予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差别的和更优惠的待遇”, 而无须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 (1) 将这种待遇给予其他缔约方, 也无须得到总协定的批准。
授权条款的适用范围包括: (1) 普遍优惠制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 简称普惠制, 是指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输入的商品, 特别是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给予普遍的、非歧视的和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待遇, 这种税称为普惠税。所谓普遍的是指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优惠待遇, 所谓非歧视的是指应使所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不受歧视、无例外地享受普惠制的待遇, 所谓非互惠的是指发达国家应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关税优惠, 而不要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提供反向优惠。 (2) 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有关非关税措施的协议。 (3) 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区域性或全球性的优惠关税安排。 (4) 对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特别优待。
授权条款共9条, 实质内容集中在第2条第2条分 (a) 至 (d) 4款: (a) 款规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关税优惠, (b) 款规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非关税优惠, (c) 款规定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安排关税和非关税优惠, (d) 款规定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的前提下可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进一步优惠。授权条款同时规定了提供差别和更优惠待遇的条件: (1) 提供的这些待遇不应妨碍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减少或撤除关税和其它限制; (2) 提供的这些待遇应促进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贸易, 但不应损害其它成员的贸易利益; (3) 随着发展中国家成员经济贸易上的积极发展, 可酌情修改这些待遇。所以, 授权条款的主要意义在于: (1) 在贸易关系和国际经济法上, 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优惠待遇奠定了稳定的法律基础; (2) 给普遍优惠制以法律地位; (3) 给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实行优惠待遇以法律地位; (4) 取消了必须满足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严格要求, 或申请解除义务的规定[1]。
二战后, 发展中国家通过增加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日益强烈, 而从当时GATT几轮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来看, 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仍很突出, 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在196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 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贸易优惠的要求, 并认为此类优惠应该是“普遍、非互惠和非歧视性的”。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和经合组织 (OECD) 等国际组织就此进行了讨论, 并最终形成了普惠制 (GSP) 。从理论上来说, GATT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为最惠国待遇。若要不违反GATT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根据GSP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关税, 发达国家必须非歧视性地给予其缔约方同样待遇, 但这并不符合建立GSP机制的初衷。欲使GSP切实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就必须将此类贸易优惠有选择性地只给予发展中国家。由于当时GATT1947最惠国待遇的例外条款无法涵盖GSP, 即无法提供相应的法律基础, 实施GSP就必将背离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一方面, 这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提出了重大挑战;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基础, GSP体制的稳定性也值得怀疑。因此, GATT缔约方必须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完整性前提下, 就满足这一特定历史政治需要找到解决办法。1971年6月25日, GATT缔约方根据GATT1947第25条 (联合行动) 规定, 通过了一项有关豁免的决议, 旨在促进“建立一个普遍的、非互惠的、非歧视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体制”, 并豁免这一体制对最惠国待遇的违反, 当时缔约方决定该豁免的适用期为10年。1979年11月28日就这一问题, GATT缔约方全体通过了另一项决议, 即《差别和更优惠的待遇、互惠和发展中国家更充分的参与》,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授权条款”。这一条款到现在仍然适用, WTO成员仍然根据该条款对有关贸易优惠进行通报[1]。
二、关于欧共体的关税优惠案
授权条款是GATT和WTO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和更优惠待遇”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 授权条款地位的特殊性对WTO争端解决具有特别意义, 涉及授权条款的争议采用特殊的举证责任规则。如欧共体关税优惠案 (2) 是关于授权条款最经典、最权威的案例, 本案争议涉及欧共体在2002至2004年期间给予发展中国家关税优惠方案的条件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该案件的授权条款的法律性质做出了详细分析和论证, 最终裁决授权条款为GATT1994的一项例外, 应由被申诉方承担举证责任。
争议源于欧共体第2501和2001号条例, 该条例包含对关税优惠的一般性安排, 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安排以及反毒品, 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的三种特别奖励安排, 其中针对毒品的制作和运输, 采取了只适用于毒品问题严重的12个国家的“反毒品特殊奖励安排” (“反毒品安排”) , 这是引发争议的焦点。申诉方印度认为“反毒品安排”只对12个国家给予特别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 既违反GATT1994第1条的最惠国待遇, 也不符合1979年授权条款第2 (a) 段脚注3中的“非歧视”要求。被申诉方欧共体认为“反毒品安排”符合授权条款, 若专家组认为其违反最惠国条款, 则“反毒品安排”属于GATT第20 (b) 条下的例外。
本案探讨的重点是1979年授权条款, 在专家组程序中针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印度强调其实质性诉请是“反毒品安排”构成对GATT1994第1.1条的违反。由于授权条款允许WTO成员背离第1.1条下的义务, 欧共体有可能援引授权条款来证明其措施合理。在欧共体援引授权条款的情况下, 授权条款本身构成了一项“肯定性抗辩”。因此, 举证责任在欧共体, 欧共体应证明其措施在授权条款下合理 (3) 。欧共体主张GATT1994第1.1条不适用于为授权条款所涵盖的措施, 因为授权条款排除了第1.1条的适用。因此, 应由印度承担举证责任, 证明欧共体违反授权条款。针对上述争议, 专家组认为有必要决定: (1) GATT1994第1.1条是否适用于授权条款下的措施; (2) 确立印度违反第1.1条的诉请是否充分; (3) 由哪一方来承担证明欧共体的措施与授权条款不符或相符的责任。因此, 应首先分析授权条款的性质及其与第1.1条的关系。
对于授权条款的性质, 印度认为它是GATT1994第1.1条的一项例外, 对授权条款的援引构成了一项“肯定性抗辩”;欧共体认为授权条款并不是一项“肯定性抗辩”, 而是一项自治权 (autonomous right) 。对此, 专家组认为授权条款是GATT和WTO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和更优惠待遇”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 在对授权条款的规定进行解释时应尤为谨慎, 双方的分歧在于授权条款的性质究竟是一项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还是一项例外。按照通常的理解, “例外”是一个相对概念, 是相对于规定义务的条约主要的积极规则而言的, 本案的争端各方均同意授权条款是GATT1994的一部分。因此, 专家组决定在GATT1994的整体背景下来考察授权条款的法律功能, 而且在法律功能上对授权条款与GATT1994下已经确立的例外规定进行比较也是必要的。
首先, 专家组回顾了美国羊毛衬衫案的上诉机构裁决。上诉机构在该案中指出第20条和第11.2 (c) (i) 条是对GATT1994某些其他规定下的义务的有限 (limited) 例外, 而不是自身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2]。专家组认为授权对自身确立义务积极规则的有限背离是使第20条和第11.2 (c) (i) 条成为例外的决定性因素, 授权条款的措辞与GATT1994第20条、21条和24条相似, 而这些条款已经被确立为GATT1994的例外, 即为背离确立义务的某些规则提供授权, 但这种背离没有为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的存在和适用“所阻止” (prevention by) ;授权条款的表述各有不同, 但这并不会使授权条款的性质或法律功能与第20条、21条和24条这些已确立的例外不同, 而GATT1994第1.1条显然是一项“确立义务的积极规则”。因此, 授权条款的法律功能即是授权对第1.1条进行背离, 从而使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制待遇。由于授权条款本身并没有为成员设定义务, GSP的给予只是发达国家的一种选择而非义务;由于GSP的给予必须是“普遍、非歧视和非互惠的”, 这种授权同时又是一种有限的授权。基于上述分析, 专家组认为授权条款已满足了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衬衫案中所确立的标准;授权条款与那些已经被上诉机构定性为例外, 与其他GATT1994规定具有相同的功能。因此, 专家组裁定授权条款在性质上是GATT1994第1.1条的一项例外。
其次, 专家组分析了授权条款的举证责任问题。由于一项措施的具体目标并不一定总是明确地在该措施中阐明, 专家组认为对于申诉方来说想准确了解一项措施所要达到的立法目标是困难的。由于欧共体为其措施援引了授权条款和GATT第20 (b) 条, 印度只需证明争议措施违反第1.1条, 例外应由被申诉方欧共体来援引和证明。在美国羊毛衬衫案中, 上诉机构确认第20条和第11.2 (c) (i) 条是GATT1994义务的有限例外, “它们在性质上是肯定性抗辩, 只有让主张这样一项抗辩的成员方承担证明它的责任才是合理的”。因此, 专家组裁定如果欧共体援引授权条款作为抗辩, 则应由欧共体作为对印度提出的违反第1.1条的诉请的肯定性抗辩, 提出授权条款, 并证明措施符合授权条款[3]。因此, 欧共体对专家组的裁定提出了上诉, 认为专家组错误地定性了GATT1994第1.1条与授权条款的关系, 并错误地分配了本案的举证责任。
首先, 上诉机构分析了GATT1994第1.1条和授权条款间的关系与举证责任分配的关联性, 认为正如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衬衫案所确立的, “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 以及事实上大多数法域, 一条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证据规则是:不论是申诉还是抗辩, 举证责任均在于主张一项肯定性的特定诉请或抗辩的一方”。本案应由申诉方提出有关一项特定义务的诉请, 并证明被申诉方违反了该义务;如果被申诉方选择进行抗辩, 那么作为对该指控的回应, 应由被申诉方提出一项抗辩, 并证明其受到置疑的措施满足该抗辩的条件。
其次, 上诉机构考察了授权条款的性质。在分别考察了GATT1994和授权条款第1段的原文后, 上诉机构指出适用于其授权的所有措施的授权条款第1段, 允许成员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和更优惠的待遇”;“尽管”有第1.1条下的最惠国待遇义务, 该类待遇在其他情况下将与第1.1条不符, 因为该待遇并不是“立即和无条件地”扩展至所有WTO成员。因此, 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和更优惠的待遇, 授权条款第1段“排除了” (笔者注) 成员方遵守GATT1994第1.1条中所包含的义务, 但前提是该待遇与授权条款所列明的条件相符。授权条款本身作为第1.1条的一项“例外”而运作。上诉机构强调将授权条款定性为一项例外, 并不会削弱其在WTO涵盖协定整体框架下, 以及作为增强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经济发展的一种“积极努力”的重要性, 也不会因此“打击”发达国家根据授权条款采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措施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 在上诉机构看来, “将授权条款定性为一项例外, 无论如何不会减损成员方提供或接受‘差别和更优惠待遇’的权利。因为一项特定规定的地位和相对重要性, 并不取决于其为分配举证责任之目的, 被定性为一项需由申诉方证明的诉请, 或一项应由被申诉方确立的抗辩”, 各成员方在授权条款下的权利并不因要求给惠国 (被申诉方) 在争端解决中确立其优惠措施符合授权条款的条件而被削弱;将授权条款定性为一项例外, 也不会减损其在鼓励向WTO发展中成员方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 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的裁定, 认定授权条款是GATT1994第1.1条的一项例外。
完成上述分析后, 上诉机构考察了GATT1994第1.1条和授权条款的关系对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的影响。上诉机构指出一项“例外”的举证责任在被申诉方身上, 如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衬衫案中所陈述的, 举证责任在“主张一项肯定性的特定……抗辩”的一方。根据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通常应由被申诉方首先提出抗辩, 并且还要证明受到置疑的措施满足抗辩规定的要求。因此, 上诉机构认为欧共体必须证明反毒品安排满足授权条款中列出的条件, 欧共体的责任在于提出足够的证据, 支持其关于反毒品安排与授权条款相符的主张。对于提出授权条款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 尽管存在上述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但考虑到授权条款在WTO体制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授权条款的内容, 上诉机构认为本案应采用特殊的方式来处理, 应授权发达国家成员方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给予比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更宽松的市场准入, 旨在使发展中国家从其不断增长的出口中获得不断增加的收入, 而这些收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 授权条款并不是一项典型的“例外”或“抗辩”, 它不同于GATT1994第20条以及上诉机构在此前的案件中曾确认的其他例外规定。
此外, 授权条款的历史证明了其在涵盖协定中的特殊地位。为了豁免GATT1947第1条下的义务, 根据普惠制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方提供优惠的关税待遇, 缔约方通过了1971年豁免决议 (1971Waiver Decision) , 并授权在为期10年的时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关税优惠待遇。1979年授权条款将1971年豁免决议提供的授权扩展至一些额外的优惠措施, 并将该授权认定为GATT的一项永久性特色。1994年通过将授权条款并入GATT1994, 成员方再次确认了授权条款的重要性。因此, 上诉机构认为授权条款在WTO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对WTO争端解决具有特殊的意义。根据授权条款采取的任何一项措施必然违反GATT1994第1条, 但因为该措施满足授权条款的要求, 其不必符合第1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对一项根据授权条款采取的措施提出置疑的申诉方, 不能仅仅提出措施与GATT1994第1.1条不符, 因为仅仅这样做并不能传达“足以清楚展示问题的诉请的法律基础”。如果申诉方试图主张争议措施在授权条款下不合理, 那么其仅宣称该措施与GATT1994第1.1条不符是不够的。虽然授权条款鼓励成员方背离最惠国义务, 给予发展中成员更优惠的待遇, 但是这种背离只在符合授权条款列出的一系列要求之内才受到鼓励。
授权条款列出了广泛的要求, 当一个申诉方认为另一成员的一项优惠体制没有满足其中一项或多项要求时, 申诉方宣称的优惠体制没有满足授权条款的特定规定就构成了“诉请法律基础”的关键部分, 并且构成了争端“事项”的关键部分。因此, 申诉方不能忽视这些规定, 并且必须在其成立专家组的请求中确定这些规定, 以“通知对方和第三方案件的性质”;如果申诉方未能提出授权条款的相关规定, 则将给被申诉方带来不合理的责任。这一正当程序要求也适用于申诉方在书面陈述中对其案件情况的描述, 该描述必须“明确地”详细阐述一项诉请, 从而使专家组和争端的各方可以“明白申诉方已经提出一项特定请求, 了解其范围, 并有充足时间对其进行处理和作出回应”。因此, 尽管被申诉方必须就其优惠体制与授权条款条件的相符性进行辩护, 并证明这种相符性, 但申诉方必须界定被申诉方必须在何种维度内作出这一抗辩, 申诉方在这种情况下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不应被夸大。该责任仅限于明确其主张的优惠安排违反了授权条款的哪一 (些) 规定, 而不承担证明支持此种违反的事实的责任, 该责任由援引授权条款作为抗辩的被申诉方承担。
鉴于以上考虑, 上诉机构认为印度必须在设立专家组的请求中明确反毒品安排违反了授权条款的哪些义务, 并提出支持该指控的书面陈述。然而, 要求印度提出这种论证并不意味着印度必须证明反毒品安排与授权条款的规定不符, 因为证明反毒品安排符合授权条款的最终责任在欧共体。因此, 针对举证责任的分配, 上诉机构认为印度在提出与第1.1条不符的诉请时应该提出授权条款, 一旦印度在其设立专家组的请求和书面陈述的论述中明确提出反毒品安排没有满足其所宣称的授权条款的相关义务, 则选择授权条款作为抗辩的欧共体就会被要求证明反毒品安排满足了这些义务。基于以上原因, 上诉机构修改了专家组的认定, 并裁决印度在提出反毒品安排与GATT1994第1.1条不符的诉请中应提出授权条款;为证明反毒品安排在授权条款下的合法性, 欧共体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反毒品安排满足授权条款的条件[4]。
三、授权条款的法律性质
本案的裁决完全颠覆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为识别WTO中的“例外”规则所确立的“等级标准”, 这表明法规制订者对一特定规定给予的重要性是决定该规定是否为一项例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这暗示在WTO规则之间存在一种“重要性等级”, 而例外则在“等级金字塔”中被置于一种较低的位置。这一标准可简称为“等级标准”, “等级标准”的适用造就了两类享有不同法律地位的规定:如果成员方打算使一项规定成为权利和义务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则成员方就不会使该规定作为一项例外而运作。这一规定也将被定性为一项“排除其他规则适用的规则”, 并因此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申诉方。在本案中, 虽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认可并反复强调授权条款在WTO规则体系中的重要性, 但都认为“将授权条款定性为一项例外, 不会削弱其在WTO涵盖协定整体框架下, 以及作为增强发展中国家成员方经济发展的一种‘积极努力’的重要性”。此外, 上诉机构还指出“一项特定规定的地位和相对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其为分配举证责任之目的, 被定性为一项需由申诉方证明的诉请或是一项应由被申诉方确立的抗辩”。所以, 上诉机构已经完全推翻了美国羊毛衬衫案所确立的“等级标准”, 这或许是因为“授权条款在WTO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对WTO争端解决具有特殊的意义”, 纵使授权条款具有这样极端的重要性仍将其定性为一项“例外”, 但是即便被定性为“例外”也不会影响授权条款本身的重要性。
另外, 上诉机构在分析授权条款的性质时还指出“授权条款第1段‘排除了’成员方遵守GATT1994第1.1条所包含的义务”。根据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实践, WTO中一些非常相似的规定均包含了使成员方免于遵守更为普遍的一般性原则的特定规则而划分为不同的两类: (1) 为一项规定确立“例外”的规则, (2) “排除”其他规定适用的规则。在第一种情况下, 申诉方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申诉方违反了一项普遍性规则。一旦这一点被确立, 被申诉方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满足了该普遍性规则的例外规定的条件。在第二种情况下, 申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申诉方不属于排除普遍性规则适用的规则的情形或不符合其要求。如果申诉方就排除规则完成了举证责任, 则其应继续尽力证明被申诉方违反了普遍性规则。换句话说, 当一项规则从普遍性规则的适用中将一成员方排除时, 试图就违反该普遍性规则获得一项裁决的成员方必须证明对方没有满足排除规则所预设的条件。因此, 涉及授权条款的争议采用特殊的举证责任规则, 授权条款地位的特殊性对争端双方的举证责任产生了特别的影响, 不符合GATT1994第1条的措施未必不符合授权条款的要求。所以, 上诉机构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通过举证责任规则一分为二, 指出申诉方的举证责任应该扩展到“提出”授权条款, 这样才充分构成诉请法律依据的“争议事项”。另外, “证明”被诉措施符合该条款的责任依旧归于被申诉方。至于何为“提出授权条款”, 上诉机构将其限定为在申诉中指明受到置疑的措施违反了授权条款的哪些相关规定, 并提供一定解释支持该主张。因此, 上诉机构从平衡法律依据充分性以及应诉双方诉讼责任的角度, 推进了WTO争端解决中对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探讨, 为今后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5]。
摘要：授权条款是GATT和WTO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和更优惠待遇”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 是WTO基本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授权条款在WTO体制中的独特法律地位涉及授权条款争议采用特殊的举证规则, 授权条款是由被申诉方承担举证责任, 研究授权条款对我国主张差别和更优惠待遇, 以及在未来的WTO争端中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意义重大。
关键词：授权条款,差别和更优惠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例外
参考文献
[1]参见WTO官方网站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enabling1979_e.htm[EB/OL].[2013-06-17].
[2]US-Wool Shirts and Blouses,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33/AB/R, adopted on 23 May 1997, p.14.
[3]EC–Tariff Preferences, Panel Report, WT/DS246/R, adopted on 20 Apr.2004, paras.7.21-7.42.
[4]EC–Tariff Preferences,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246/AB/R, adopted on 20 Apr.2004, paras.87-125.
法律授权委托书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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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我们的诉讼代理人，处理我们公司之间的纠纷。
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是特别授权，包括：起诉、应诉和撤回诉讼、出庭陈述事实、参加辩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参加调解、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送达和接收法律文书、申请执行和接收执行标的等。
(本委托书不可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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