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论文

江村经济论文（通用6篇）

江村经济论文 篇1

费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通过对江村 (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 的三次实地走访调查, 分析了长江流域农村生活于1936~1981之间45年的变化, 采用人类学分析、社会学分析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辩证地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充满历史和时代的印记。本文在对《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对书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与增长目标变迁、土地要素的制度变迁、妇女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等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对农业经济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1 本书的研究内容

全书可大致划分为五个部分 (见图1) 。第一部分是前言, 对全书内容进行概括性总括。作者用一句话揭示了全书的主旨, 即“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 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调查区域概况, 从地理状况、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概括了调查地区的情况, 并阐述了选择该调查区域的原因。第三部分是第三章到第十六章, 分别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生活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描述了该村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第四部分是1957年重访江村;第五部分是1981年三访江村。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 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2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整村调查分析、历史比较分析和空间经济分析等多种理论和统计分析方法, 虽出版了半个多世纪, 但对现行研究仍具有借鉴价值。

2.1 整村调查方法

本书作者在1936年对江村 (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 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 详尽地调查了村里的土地、人口、经济等内容。整村调查方法不仅有助于分析江村的农民生活变化, 也有助于分析类似于江村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在当今的农业经济分析方法中, 在以问卷式的抽样调查为主流分析方法中, 定点观测的整村调查方法仍值得借鉴。

2.2 历史比较分析方法

本书对江村的三次调查体现了鲜明的历史时代印记 (如表1所示) 。由于时代背景、政治背景、经济环境和社会生活等环境的影响, 中国人民的社会经济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三个时间段的历史比较, 客观分析江村40余年的农村生活变化。特别是由于建国以前的统计资料匮乏, 本文对江村的农村经济调查为我们进行不同历史阶段的对比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2.3 空间经济分析方法

本书较早地利用了空间经济的分析方法与工具, 例如长江下游流域图、开弦弓周围的环境、村庄详图, 这些分析工具至今仍然实用。

3 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

本文将对本书涉及到的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包括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与增长目标变迁、土地要素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等三个分析主题。

3.1 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与增长目标变迁

3.1.1 书中三个时间阶段的农业发展问题。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下, 农业是第一产业, “占总户数约76%的人家以农业为主要职业”, 江村在1936年的农村经济主要包括狭义的农业 (种植业:“本章所指的农业, 是从它的狭义说的, 指的是使用土地来种植人民想要的作物”) 、蚕丝业、养羊与贩卖 (畜牧业) 三类, 其中, 种植业是农业经济的主体, 而水稻是种植业的第一大作物 (“据估计, 开弦弓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一年中, 用于种稻的时间约占6个月;人们靠种稻挣得一半以上的收入”) , 因此本文以水稻为例来分析农业发展问题。

注:前三个阶段江村的相关指标数据根据《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的数据整理得;现阶段江村的相关指标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12年对江苏省吴江市的统计整理得。

1936年作者第一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正处于外敌入侵的背景下, 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粮食安全的问题。如本书所说:“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 简单地说, 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957年作者第二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建国以后经济恢复发展, 1981年作者第三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中国处于改革开放之后, 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1.2 同期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变迁。

根据书中所述的三个阶段,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如图2所示) , 狭义农业 (种植业) 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 从1952年的85.9%下降到2011年的51.6%降低了30多个百分点;同期畜牧业的份额从11.3%增加到31.7%, 增加了20个百分点;渔业产值从1.3%增加到9.3%, 增加8个百分比。

3.1.3 同期我国粮食产量历史变迁。

由于统计原因, 我国建国以前的粮食生产数据难以获取, 上图描述了建国以来的我国粮食产量变化状况, 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如图3所示) :

一是1949~1978年的徘徊增长阶段: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1318万t增加到28271.5万t, 增长了1.5倍;二是1979~1998年的快速增长阶段:改革开放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促进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发挥, 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9年的33211.5万t增加到1998年的51229.3万t, 经济政策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三是1999~2003年的持续减产阶段:1998年后, 国家逐步放开粮食市场, 鼓励生产结构调整, 导致这一时期粮食种植面积快速下滑, 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51229.3万t降至2003年的43069.4万t, 降幅为15.9%;四是2004年以来的恢复增长阶段:2004年后国家开始采取“多予少取”的农村政策, 全面取消农业税, 采取保护耕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稻谷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 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恢复发展的新阶段。

3.1.4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发展目标。

胡霞 (2011) 认为中国农业成长阶段包括以粮食问题为主题的农业成长阶段和以农民收入为核心的农业调整阶段两个阶段;并认为从农业的发展来说, 增产不再是中国农业的主要问题, 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粮食供需格局、全民恩格尔系数变化及农业政策调整等种种迹象表明, 当今农业的主题已发生变化, 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的农业调整阶段。近年来, 我国粮食连续九年增产, 总产连续四年稳定在0.5万亿㎏以上, 粮食库存相对丰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把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作为中心目标。将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同时作为农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体现了新时期农业政策的重大调整方向。

3.2 土地要素制度的历史变迁

土地要素制度的变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着深刻的印记。

3.2.1 书中对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的描述。

土地产权是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书中中国的土地制度正好经历了两次最为重要的变迁:

一是1951年的土地改革:1936年作者第一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旧社会土地私有制下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 大量农民沦为佃农。正如格迪斯教授所描述的, 1949年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 1951年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改革后,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 积极性空前高涨;1936年开弦弓村的粮食亩产量是150kg, 1952年格迪斯教授的数字是250kg, 增加了66%;到1955年已达亩产280kg。

二是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作者第三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土地包产到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户与解放前的私有制有截然不同的区别, 充分调动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生产积极性, 粮食单产大幅度增加。

3.2.2 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权属界定为所有权和使用权, 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法律同时提出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 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为三十年”。同一块土地承载了三种权属, 如图4所示。

3.2.3 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作为一项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责任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增长中存在的全部问题, 双层经营体制也并不标志着农业生产制度创新的终结。在过去的30年中, 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所带来的土地经营规模小、种植效益偏低等问题不能适应国家增产和农民增收的要求, 造成“分有余而统不足”, “稳定有余而创新不足”的格局, 基本经营制度需要实现战略性转变, 创新农地流转政策, 发挥规模经营优势。

3.3 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3.3.1 书中对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的相关描述。

20世纪30年代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低下,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女性的经济负担导致大量溺女婴:从经济观点来看, 女儿的婚姻对女方父母是不利的, 父母为抚养她成人花了不少钱, 所收下的聘礼要作为嫁妆陪嫁, 此外还要加上一份至少和聘礼相等的嫁妆在内;同时表现为大量溺死女婴, 从而造成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在这种观念下, 1936年江村的两性比例如下:如果以16岁为结婚的最低年龄, 128个婚龄男子仍是单身汉, 占总数的25%;超过16岁的未婚妇女只有29名, 占8%;25岁以上的妇女没有一个是未婚的, 但却有43个25岁以上的男单身汉。

二是女性在男性家族中的地位较低:作为家中的儿媳妇, 其社会地位取决于两个:一是从事蚕丝生产的能力;二是传宗接代的能力 (她如果能生一个孩子, 特别是一个男孩, 她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如果一个妇女不能生育, 就会受到遗弃) 。女性地位低下还表现为离婚权利的男女不平等, “家庭纠纷经常发生于婆媳之间, 如果纠纷闹得忍无可忍, 儿媳妇就可能被休弃;媳妇无权提出离婚, 她惟一可以采取的有效行动是放弃家庭, 甚至是自杀”。除此之外, “小媳妇”制度的存在 (即童养媳) 也体现了女性地位的低下。

三是财产的继承权:女儿没有财产的继承权, 同样, 赡养义务也相对较小。父系传代及从父居婚姻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可见, 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财产继承权的表达上是明显低下的。

3.3.2 当今女性地位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 知识经济和技术进步使“劳动力”有了新的内涵, 女性能够有机会与男性较为公平地参与竞争, 我们期待更多的女性劳动力能如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综上, 本文通过对费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学习, 分析了书中所涉及到的若干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 对从事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2]胡霞.中国农业成长阶段论—成长过程、前沿问题及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廖西元, 申红芳, 王志刚.中国特色农业规模经营“三步走”战略—从“生产环节流转”到“经营权流转”再到“承包权流转”[J].农业经济问题, 2011 (12) :15-22.

[4]国家统计局.2012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5]江苏省统计局.2012江苏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江村经济论文 篇2

《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由于是被调剂过来的原因，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所以一直都没有生出要看关于这个专业的著作的念头。当老师说要找一本书看，然后写读后感的时候，还在心中偷偷埋怨过老师。但是，再如何不想，作业总也是要交的，所以便带着某种复杂的心情去把书给借了回来。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书仍是借回来时干净整洁的样子，一页都没翻看过。奈何，上个星期被告知这一周要交论文，这才猛然想起这本书的存在，终于把尘封在角落的书找了出来。

说真的，对我这个看惯小说的人来说，费孝通教授的这本《江村经济》确实是太过乏味了点，但是，想到要交作业，把它合上的手便就硬生生的停住了，深呼吸呼口气，仍是耐着性子把它看下去。

费孝通教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同时他也受到西方教育的熏陶，所有，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不是一名偏激爱国者对自家文化的，也不是一名崇尚西化的海归对自家传统的诋毁。费孝通教授站在了中立的位置上，以一名旁观者的目光，加上一颗热爱祖国的心，通过使用实地调查法，为我们讲诉了三十年代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对于近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的农村改革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正如序中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术静止的过去。

《江村经济》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同中国当时大多数的农村一样，开弦弓村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变迁。

开篇的第一章，费孝通教授就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调查区域的界定、调查区域的地理状况、村里的经济背景、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他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费孝通教授给我们列出了开弦弓村几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地方——

（1）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

在文中的第一章第七节是即提到：在结婚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新的儿媳妇必须经过这样的一种考试。新娘的母亲送给她一张特殊挑选出来的好蚕种。她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养好这批蚕。如果她养得好，显示了她的技能，就能赢得她婆婆的好感。这被认为是女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据此可以确定她在丈夫家的地位。蚕丝在这里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工具，更多的是一种技能，代表着一名女孩子的最高的能力水平。也就是这种对蚕丝的高度重视，使得这个在古代属于家庭手工业一种的蚕丝业渐渐往工业化生产转变。

但是，一切的变革都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费孝通教授在书中提到：目前所作的分析将把影响情况的各种不同力量考虑进去。力量可分成两类：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情况的变化。并用一个图表把这个变迁的过程清晰的表现了出来，然后用一章的内容把这项农民已经从事了几千年的家庭蚕丝业如何引进新变革的过程详细的描绘了出来。

（2）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那么农业便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几乎所有中国农村的第一收入来源。开弦弓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主要从来农业。一年中有八个月用来各地。所以，要想研究开弦弓村的生产，农业无疑是首选。第一章提到过的地理状况中指出，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中下游，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长江平原一年四季，大部分的气候条件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生长季节可长达约300天。而且该地区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小路干线的交叉点上，交通非常便利，利于产生的输出。

一般来说，开弦弓的分工非常明显。干农活的主要是男成年人，孩子只是偶尔到田里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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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完全不参加农业劳动，她们忙于缫丝。但是，并不是所有耕种田地的人便是农田的所有者。开弦弓村的农田称为“圩”，圩的大小并不相等，是取决于河流的分布。所有的农田都划分归各家耕种。但是，根据对田地使用权和对田地拥有权可以分为地主、完全所有者和佃户。地主是占有田底而不占有田面的，所以他不能直接使用土地进行耕种。而完全所有者则两都都占有，佃户则只占有田面，所以无论是完全所有者还是佃户都可以自行耕种土地。

（3）这个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与华北的情况截然不同。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开弦弓村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水路的交叉点上。这两条水路把这个地区与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广大疆土联结起来。而作为沿海地区，自从通过远洋运输发展国际贸易以来，它的重要性与日未婚夫。加上该地区的港口上海已经成为了远东的最大城市，铁路发达，两条重要的干线，把它同临近发达的城市联结起来。所有城与乡之间的交流比其他地方要来得密切许多，这也促进了开弦弓村变革的发展。

不可否认，《江村经济》一开始在我眼中是乏味的，但是随着我继续看下去，我却发现其实用乏味这个词来形容它确实是一种侮辱。它或许是朴素的，但是是绝不乏味，它的每一行字，每一个数据中都代表着一种情感，那是我这种初入行的人所无法感受的。而我所说的这种朴素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朴素，而是指一种精神，费孝通教授那种为学术勇于牺牲的精神和钻研精神。

江村经济论文 篇3

一、集体经济的理论分析

毫无疑问, 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 是生产资料归一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源自社会主义苏联, 它的应用范围仅限于农村, 主要表现为集体农庄所有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 中国从前苏联引入了集体所有制概念, 并在开展合作社和公私合营运动中将其放大到农村和城镇, 这样就演变成了中国的农村和城镇集体经济所有制。集体经济的实质是合作经济, 包括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集体经济, 即集体所有制经济。追根溯源, 集体所有制最早是由伟大导师马克思提出的。1874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教训时指出,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 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 “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 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 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5页) 。

从马克思这段话中可以看到, 集体所有制是区别于私有制的一种公有制形式, 不能以废除农民个人所有权, 而是要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农民土地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过渡。但他没有提出经济道路的具体形式。马克思逝世后, 1894年11月,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提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 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 (不论有无报偿, 都是一样) ……我们对小农的任务, 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 转变为合作社生产和合作社占有”。这里表明当时合作社是一条从小农走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的道路。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 推动合作社运动规范和发展。国际合作社的原则中, 社员所有并控制企业、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等成为合作社的基本特征。一般合作社的财产中有社员出资入股部分, 还有社员共有的积累部分。

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地说:“在我国现存制度下, 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 因为合作企业就是集体企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革命导师根据合作社运动的实践提出, 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新中国建立以后, 我们的思路来源于此, 事实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 也是十分关键的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措施。中国目前农村广泛存在的以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刘庄、周家庄、洪林村等为代表的共富村, 就是集体经济的典型代表。本文以江阴长江村为例, 来进一步分析集体经济与村落现代化的关系。

二、长江村的集体经济建设

村集体经济相对于个体经济的优势, 在于村集体可以直接办企业, 甚至办大企业, 集体经济的领头人, 可能很快成为具有本地特色的土企业家。

长江村就有这么一位土企业家, 他叫李良宝。从1961年担任生产队会计开始, 他就一直在农村一线工作, 1971年调至长江村从事经济建设工作, 1993年起担任村、集团公司主要负责人, 现任江苏省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党委书记、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几十年来, 李良宝带领全村人民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 始终把建设和谐、富裕、幸福的长江村作为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 抢抓发展乡镇企业、实施沿江开发、深化企业改革等机遇, 把一个江边小村发展成为现代化新农村, 全村实现了“家家住别墅, 人人有股份, 户户有存款”的目标。2008年, 长江村名列中国经济十强村第3名, 村集团公司列“中国企业500强”第270位。李良宝先后被授予全国乡镇企业家、全国百名优秀村官、江苏省劳动模范、无锡市劳动模范、无锡市优秀企业家、江阴市优秀共产党员标兵、江阴骄傲——江阴市改革开放30年30人等荣誉称号。

李良宝作为村集体经济的带头人, 他有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用他的话说就是“创业苦, 为民吃苦, 苦中有乐, 乐中无悔;创业难, 难中求索, 事业有成, 心里踏实。我的心愿只有一个:百姓幸福了, 我就快乐了。”这是明显带有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色的企业家精神。

长江村现有5.1公里长江黄金岸线。自从李良宝担任村主要领导后, 敢为人先、敢做探索、敢打硬仗, 抢抓发展乡镇企业、实施沿江开发、深化企业改革等机遇, 带领全村人民凭着艰苦创业、诚信经营、做强主业, 靠自身积累实现了“滚雪球”式的快速发展。从办2座小窑起家, 到现在村集团公司跻身中国企业500强第270位, 从不足1万元年产值到现在突破200亿元……每一个数据都浸透了李良宝和广大村民的汗水与智慧。李良宝说:“小到使用一分钱, 大到投入几个亿, 每一个项目的出台、决策、精确计算到实现, 都凝聚着我的点滴心血。”这种发自内心的激励机制, 完全不是发财致富的个体心愿所能比拟的, 只有为集体, 为朝夕相处的同村老百姓的共同幸福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志向, 才可能激发出如此大的干劲, 才能激发出如此超人的勇气和智慧。

最根本的是集体经济不是私有的个体经济, 集体经济天然的为公有、公道、公正提供了比个体经济更多的可能性, 一旦有了合适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带头人, 集体经济一定能快速发展。因为中国农村集体具有一个天然的土地经营权优势。中国《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 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第74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 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 可以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乡 (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即村集体使用本村的土地从事工业企业经营, 不需要付出额外的租金或者费用, 土地成了本村农民的资本。长江村和其他共富村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效率不会低, 因为社会主义才是有史以来最讲公平的制度。

三、集体企业还是要靠干部带领群众,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才能有好的发展

集体经济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高效率的, 集体经济只是提供了高效的基础可能性, 要让集体经济发挥作用, 关键在人, 在人的主观能动性, 尤其是在干部的主观能动性上。长江村的集体企业发展走过了如下阶段:

(一) 办企业, 夯基础

1972年, 当了10年生产队会计的李良宝, 走上了村副业办公室主任的岗位。李良宝受大队村民的委托和信任, 怀揣着大队里凑出的700元经费, 带领6名农民以搞副业为名, 在老夏港河畔筹建2座小砖窑烧砖起步创业。凭着执着和辛勤, 他们靠烧窑卖砖, 为长江村办企业的起步积聚了第一桶金。1973年, 李良宝带着副业队搞运输、办窑场积累下来的资金, 亲自挑选了村里的7名农民, 在夏港联益窑厂旁搭起7间草房作为车间, 购买10台仪表车床, 办起了长江五金厂, 当年即盈利近8000多元。1978年, 李良宝被村民推选为长江工业总厂厂长。这样的厂当时被称为社办企业, 社办企业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特别重视, 特别鼓励。以后, 李良宝他们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用“借鸡生蛋”的办法, 依托江阴化工一厂、车辆厂、化肥厂和靖江物资局的技术、资金帮扶, 办起了螺帽厂。随后, 依托大队的土地优势和协作企业急需拓展市场的有利条件, 又办起了江阴化工一厂长江分厂、长江砖瓦厂、农机队。到1983年, 全村工副两业产值突破500万元。1983-1992年, 对村办工业抓整顿、巩固、提高, 既注重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 更注重企业干部队伍建设, 使村办工业年年跃上新台阶。1993年, 全村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成为江阴地区3家超亿元村之一。

(二) 抓兼并, 抢市场

江阴市无缝钢管总厂是一家镇办骨干企业, 由于频繁调换厂领导, 到1996年企业亏损500余万元, 已到了原料无处可进、产品无处可发、贷款无处可借、资不抵债半停产境地。李良宝他们得知这一消息后, 于1996年3月, 大胆地向镇政府建议以2850多万元兼并无缝钢管总厂, 以增量资本盘活存量资本。成功开创了江阴市村办企业兼并镇办企业的先河。李良宝大胆选用优秀人才进行改革创新, 通过技改扩能、创新工艺等手段, 仅仅1年时间该厂便扭亏为盈。经过10年发展, 该厂目前年销售额超20亿元, “强鹰牌”无缝钢管被评为国家免检产品、江苏省名牌产品。1997年3月-2001年5月, 长江村又出资5000多万元先后兼并了江阴市第二有色金属冶炼厂、夏港开关厂、江阴市三纺机厂、夏港拆船厂、江阴市标准件厂等5家企业。这些企业重新经过调整, 引进设备, 改进工艺, 个个“起死回生”, 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10多年来, 长江村又先后创办了长达钢铁有限公司、长达中板厂、江阴市金属制管厂、长江化工厂、长江钢管公司、长江房地产开发公司等企业, 冶金新材料产业已占全村经济比重的85%, 2008年实现开票销售277亿元, 到“十一五”期末突破300亿元。

(三) 建港口, 兴三产

世世代代生长在长江边的长江人, 历来就有水上捕捞的传统。1988年起, 李良宝以快人一拍、超人一筹的前瞻性, 大胆决策, 先后投入近20亿元实施港口开发建设。18年来, 他们坚持不懈地推进沿江开发战略, 建成了4座内港码头、4个外港码头, 拥有10个超3万吨级泊位、15个5000吨级泊位、30个1000吨级泊位……年吞吐量可达1亿多吨, 使江阴新港区建设初具规模。在沿江开发的基础上, 长江村又相继办起了长江拆船厂、江苏长宏国际港口有限公司, 为江阴临港新城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目前, 二号码头已成为区域性贸易中心, 三号码头成为集装箱运输中心。

(四) 走出去, 拓新路

2004年3月, 李良宝积极策应江阴市委、市政府跨江联动开发战略, 果断决策投资12亿多元在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创办长强钢铁有限公司, 目前已形成年产百万吨优质特钢能力。近几年来, 长江村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以长江钢管有限公司为核心, 着力构建市场“总部经济”, 相继在武汉、徐州、靖江、泰州、江阴投资建设了5家各500亩的物流市场, 为全村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村集体企业有了如此雄厚的实力, 村民的生活自然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长江村坐落在扬子江畔, 每天朝日东升、暮日西沉, 看江水奔流、听江涛拍岸, 数不尽的船来船往, 一日时光, 悠然而逝。

生长于斯的长江村民无疑是幸福的, 长江赋予了他们一路向前、永不停歇的人生哲学。曾几何时, 村民们开始学会利用长江给予他们的财富, 一个个码头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竖立在岸边, 世界各地的商船开始在这里停留, 一种生机勃勃的发展之美开始蔓延。

江水与湖水的区别在于, 前者不可能甘于平庸, 拥有长江精神的长江村人同样如此。以江为名, 依江而兴, 这是长江村的生动写照。1988年前, 长江村领路人李良宝面对村后仅有1.5公里长的长江岸线浮想翩翩:开发沿江, 发展港口经济, 造福长江百姓。从1988年8月开始, 扬子江畔一天比一天热闹, 长江村以村里积累起的强大经济实力作为支撑, 经过近18年的沿江开发, 把沿江二镇五村5.1公里的长江黄金岸线打造成了江阴新兴的新港区。在这新港区5.1公里岸线上, 有着国内村级绝无仅有的4座内港码头。此后, 长江村还先后建成了4座外港深水码头, 可同时停靠万吨轮10艘。如今, 长江开发催生了新长江集团港口经济的发展, 港口经济发展又助推了长江经济跨越发展。

富裕起来的长江村更加美丽了。在很多人还在千方百计为住房奔波忙碌时, 长江村的村民们早已搬入了宽敞舒适的别墅楼。江边不远处, 一排排、一片片整齐的别墅楼在绿色掩映中, 笔直的水泥路四通八达, 集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村中心花园美景如画, 美食一条街让每个村民每月持50元消费卡享受餐饮, 荷花池内荷正艳、莲花池内莲正娇。

现如今, 走在长江村, 除了可以去看看港口风光外, 外来游客们还可以到村里的住宅区走走。企业发展成果极大惠及了长江村新农村建设。从1995年起, 长江村党委从企业积累中, 先后投入4亿多元, 经10年建设, 为村民建起了818幢别墅楼, 使全村818户村民不花一分钱全部住进了新居, 彻底改变了村民居住环境。与此同时, 长江村还投入1.8亿元, 把新村的水、电、路、天然气设施全面贯通, 新村6000米主干道、12000多米区间通道路面实施硬化、亮化、绿化、美化, 家前屋后全面绿化, 并在村区建设480亩生态林。长江村在江阴市率先实现了居住集中化、村容整洁化、饮水清洁化、垃圾袋装化、粪便处理无害化、管理队伍化, 建成了江苏省卫生村、江苏省生态村、园林式居住村。

为解决村民生活的后顾之忧, 从2005年起, 村里给每个村民2万元作入股股金, 给每个村民职工补贴每年1500元工龄费作入股股金参加股金分红 (红卡) , 又给每个村民1万元作为土地股入股股金参加分红 (绿卡) , 从而保障了长江村民从工资性收入和股金分红两大收入中得到最大的实惠。2006年, 在全村经济改制结束后, 村里拿出近1亿元给村民资产分红, 使村民户均达到10万元。2008年8月,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又将村民入股股金扩容了1倍, 让村民资产股金达到每人4万元。同时, 村里实现“城保、新农保、医保、合作医保、低保、结对帮扶”6保障全覆盖和水电费补贴等多项福利, 每年春节前村民还能领到丰盛的“年货”。

长江村致富, 是集体经济的发展结果, 所以他们从感性和理性上都深深懂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在2007-2009年的3年中, 长江村党委书记李良宝率领村党政主要负责人3次向临近的两个经济薄弱村送上了126万元资金, 补上了其因全年公益事业投入较大而产生的年终资金缺口。长江村是中国经济十强村, 村级经济实力雄厚, 2008年完成开票销售277亿元, 上交税金超5.6亿元, 全村实现了“家家住别墅, 户户有存款, 人人有股份”的富民强村目标。长江村富了不忘“左邻右舍”, 积极响应江阴市委、市政府“强村带弱村”的号召, 连续几年对身边的经济薄弱村结对帮扶, 带领周边的村和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又认购慈善冠名基金2500万元、光彩事业基金800万元,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长江村第一时间通过江阴市慈善总会向灾区群众捐赠520余万元。

江村经济读书心得 篇4

但是马林诺斯基先生说到的这几个词语，我只能明白一部分或者是一小部分模糊的含义，例如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过于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但人类学的本质需要做到客观，比较矛盾但并不意外，可能等日后我接着读这方面的著作应该会对这门学科有更深层次的理解，那个时候再读《江村经济》又会发现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文字内容。

读完序以及前言，我知道了《江村经济》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根据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而成，它不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著作，深入分析了该村在19世纪40年代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等问题，从社会的各个层面来看中国，而且它也对于研究很多学科或者文化有相当大的启示。我每读完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先生虽然写的是开弦弓村，但是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同时代的中国广大农村可以说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另外，对于我们了解现在的中国的农村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我总觉得中国的农村在这80年左右的年头中变化其实并不太大，仍然存在着很多与当时开弦弓村相似的状况或者问题，所以读《江村经济》对于了解我自己所在的家乡的情况，也大有裨益。虽然我从小生活在江汉平原的小镇-沙洋县的沙洋镇，但实际上我对于家乡的认知很浅薄。对于一个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问题。读完这本书，我认识到自己可能并没有真正地热爱或者试图去了解家乡，平时也很少会想要真正地透彻地去分析某种事物，更少地去思考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费先生以严密的逻辑，以及平实朴素的文字，轻易地将我带进了他所描述的开弦弓村，很自然地去了解这个村庄的户与村，村民的生活、嫁娶、娱乐、鬼神、职业、劳作以及农业的情况。在当时的小农经济与外来的资本主义力量的角逐下，开弦弓村的蚕丝业这一行业由盛转衰，农民们从依靠土地和蚕丝业转变为不得不采取养羊与贩卖的措施来维持生活。工业革命的m.i1766.com兴起和小农经济经济的进一步解体，再加上内技术水平的落后，进一步导致农民在蚕丝业的收入严重减少，大部分村民只能采取冬天存粮贩卖及夏天外出借粮的措施，最后高利贷的出现，农民需要赔付大量的本金和高额的利息，使得农民的生活状况相当凄惨，最后他们起来斗争反抗。《江村经济》这本书将这一系列过程描述的很详尽，并在最后仔细分析了中国的土地问题的实质与核心。

这本书费先生调查所采用的方法论为田野调查，从小的着眼点开弦弓村出发，纵观整个乡土社会，由浅至深、层层剖析中国的农村问题。田野调查-对于我此次想调研的小城镇与互联网的相关性很有帮助，我能够搜集大量的较为客观的一手资料，能够发现互联网在城镇的实际的使用情况与程度，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发现互联网在该地的潜力与瓶颈，从而能够优化互联网在乡镇的资源配置，从而能为当地带来好的影响：例如居民能够提高他们的媒介素质，政府出台更有力的互联网政策，企业能够进一步发展有关于乡镇网络技术方面。另外，关于人群多样化，我准备采访各种职业、年龄、地区、民族、性别等的居民，我准备采用问卷或者深度访谈，这样采访的内容更加客观与真实。《江村经济》给了我关于田野调查的很多启发，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了。

这本书让我真心喜爱上了人类学，这对于我而言是一段有趣的也有很大收获的经历。它不仅对于我认识我国的乡土社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的逻辑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我也掌握了科学的方法论和田野调查需要注意的事项等。我相信这本书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对于我以后的临床或者科研工作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20世纪前期江村土地流转探析 篇5

一、江村的土地情况

江村土地面积共计3 065亩。农村社区的土地可分住宅用地和农田用地。住宅用地较小,在本文中就不做详述,庄稼用地是农村社区最大的用地。在江村土地权较为集中,全村三分之二的农田所有权掌握在“不在地主”手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权在本村农民手里。也就是有超过两千多亩的土地权集中于不住在本村的地主手里。另外,在江村,有农田10亩以下的农户占本村人口的90%多,他们有充裕的劳动力却没有充裕的田地,形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面对生活的艰辛,他们只有租种别人的土地,承担较大的地租,或者到城镇去做工以维持生计。有的家庭搞起养殖业,在江村形成较大规模的是养羊业,全村达到一千多只,对改善艰苦生活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江村土地的流转方式

处于东部沿海较发达的工业制造业给农村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不可与滇中的禄村和滇东的汉村相提并论。江村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独特土地所有制。在江村,土地被划分为两层:即田面和田底。田底占有者是持土地所有权的人。因为他支付土地税,他的名字是由政府登记在册。但是他仅占有田底,不占有田面,也就是说他无权直接使用土地进行耕种。这种人被称为“不在地主”。既占有田底又占有田面的人被称为完全所有者。仅占有田面不占有田底的人被称为佃户。就是田面所有者也可以把土地承租给别人耕种也可以自己雇工耕种。

1. 多子析产制造成土地的分碎

江村作为我国传统农村社区,氏族的权利仍旧强大,妇女对于财产没有继承权利。在农村社区人口的多寡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力就显得极为关键。可同时也面临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土地却保持不变,形成人多地少,土地压力加大。而在财产继承上大多实行单系继承制,双系继承形同虚设。在江村社区,家庭财产的继承一般是传男不传女,遵从单系继承法。儿子到结婚年龄完婚后,如果媳妇和父母亲相处不和,分家析产就会进行的较快;如有几个儿子的在进行分家时,还要考虑父母的养老田,一般情况下,先把父母的养老田提起,余下的再由几个儿子均分,养老田通常是属于最小儿子,在长兄都分家后父母和小儿子住在一起,父母亲死后如果长兄一起出丧葬费则有权利提出均分父母的养老田。女儿到一定年龄出嫁后,不会继承父母家的财产,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兄或弟。除非是一个家庭没有男性继承人,为了保护自家的财产不被本氏族的人收回,可以选择入赘的形式让女儿来继承父母财产,在姓氏上遵从女方。为了更好的管理土地,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并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施行。[2]”云南省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省政府批准昆明市区地价标准,并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月省政府正式成立地政局。”[3]对土地实行丈量和清册,保证税收的进行和对农民的剥削,加强对基层的渗透和控制。财产继承上也实行单系继承制,即家产传男不传女,偶尔有传女的情形也属于入赘婚。在单系继承上,江村还存在“长子权”,就是在分家时,先要提起一份田产作为长子田,余下的在由所有儿子平均分配,这样长子与其他兄弟相比可多得一份,大小看长子对家庭所作出的贡献。父母亲健在的仍需留出一部分作为养老田,养老田的处理方式和滇东河村相同。多子分家析产符合我国传统农村社区的继承制,此外也是我国农村社区土地权由集中———分散———集中这样一种过程模式。在继承财产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土地,在土地权属相对明晰的情况下,多子继承制让原本集中的土地权一代一代的分碎。

2. 土地的买卖与抵押

江村处于东部沿海发达区域,农业资本积累的速度较快,当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又流向农村故在江村买卖土地是较为正常的现象。只是在这里,土地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成了农村和城镇最好的联系纽带,因为大量“不在地主”的存在,土地占有制的这种情况,导致了每年大量的财富从农村外流到城镇,再加上农村社区本身财富的分配不均,造成农村与城镇、农户与农户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江村的土地权流失主要是通过高利贷资本向农村的渗透。在交换过程中,以货物、劳务、现金不能及时偿还时,便发生了信贷。简单的信贷是靠大家的信任和乡里乡亲的关系来维持。农户自己本身也做储藏,只是农户储藏的货物或现金首先是用作储备,以对付经常发生的灾难。其次是供应昂贵的礼节性开支,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繁重礼节或当地群体定期的宗教集会,实际上是农村地区所积蓄财富的重要支出,在礼节性场合,炫耀财富的思想替代了勤俭节约,开支通常较为庞大。此外,由于“蚕丝业的萧条使村里的平均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4],在开支方面,消费和社会义务仍然像过去一样,形成收入迅速降低,支出依然不变,结果收支严重不平衡,亏空也就随之而来。积蓄减少造成了对外界资金流入的需求增加,主要就是从城镇流入农村。农民向城里有关系的富裕人家借钱,其利息主要是根据借债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疏密而定。可是农民和城里人的关系是有限的,高利贷资本随之进入江村社区。无力支付地租又不愿意在监狱里度过整个冬天的人只得向别人借钱,高利贷者的大门是向他们随时敞开的,出借的钱是按桑叶量计算,农民借钱时没有桑叶,也没有桑叶的市场价格。价格是人为制定的,归还期限一般是来年清明时节。冬天付不起地租的人,在来年的清明也很难还清高利贷的,清明正是江村社区开始从事养蚕期,在经济上也处于枯黄期,并且在前几个月中也没有什么大的农业活动,故家庭收入也没有增加。大多数人都选择把债务延期到下一年的十月,这时不再是按桑叶来计算而是按米价来计算。偿还时是按最高米价来计算,就这样村民一步步的进入高利贷的深渊泥潭无法脱身。比如,一个人在10月份借了7元钱(把米折成钱计),到第二年10月他应归还48元,平均利率每月53%。如果借债人在无力偿还,高利贷者一般不会在延期,他们只得无奈的把自己手中合法土地所有权抵让出去。

通过高利贷者,农户的土地所有权被抵押流转出去,“不在地主”在花钱从高利贷者手中购买此土地的所有权,成为新的土地权拥有者,“不在地主制”在土地不断的流转中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城镇资本也通过土地的流转不断进入农村社区,甚至控制了农村社区的金融体系。

三、结论

江村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传统的农业文化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被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机器制造业兴起,本土现代化工业是伴随着对农村社区进行高额剥削和对农村社区经济的控制,形成较早的农业对工业“哺育”。其中土地在经过一系列的流转后最终回到工业资本家手中,造成农村土地权大量外流,大量“不在地主”掌握了农村社区的土地权,这是沿海经济发达区农业生产最为显著的特点。同为魁阁成员胡庆钧先生的《汉村与苗乡》及费老的《禄村农田》都是对云南汉族村落进行的调查研究,资料可谓详实。从中我们可看到滇省,就是在三十年代后期大量国家重要工业的迁入下,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依旧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依旧较低,农村家庭经济结构单一、经济作物单一,土地流转的频率较低,且大部分土地仅限于本村中流动,地权集中程度相对较低。这也是我国被动的卷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所形成的具有半殖民地形式的城乡及沿海与内陆二元经济结构。将两地的土地流转进行分析对现在的农业经济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社会经济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开启了我国社会学家农村研究。20世纪四十年代费老主持的“魁阁”社会调查研究站,对云南地区的许多农村社区进行调查研究,留下很多宝贵的资料,掀起了我国乡村社会调查研究的热潮。《江村经济》中土地权被分化,并不断地流转,多子析产与买卖是其流转的主要形式。在与滇东汉村做对比时不难看出,内陆农村经济结构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性。

关键词：20世纪,江村,土地流转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费孝通.禄村农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

[3]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加拿大]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变迁[M].胡玉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江村经济论文 篇6

我国的传统文化倡导多子多福, 追求家族繁盛, 自古就有“早生”、“多生”、“生男”的生育偏好, 农村社会尤盛。而自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人口生育水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强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质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 导致人们的“生育”发生很多变化, 而这便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计划生育”开始实施到目前的“二孩”政策出台, 学者从各种角度对人们的“生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成果颇多。其中, 生育意愿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在生育问题上的一种愿望, 是人们在生育决策过程中的一种意向, 主要包括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 即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理想 (婚) 育龄和生育间隔。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 学者们多以研究对象为标准进行了分类研究, 其中包括城乡的对比、低生育水平地区的农民、农民工、多年龄阶段人群等, 侧重于量化的描述。当然, 也有学者侧重于分析特定生育意愿背后的影响因素。虽然研究成果广泛, 但是大部分研究停留在量化研究的层次上, 而针对个案的质性研究则相对较少。同时, 多数研究都使用全国范围的大数据进行概括性研究, 但是这样却忽略了不同地域的异质性。2015年4月, 笔者走访了江村 (江苏吴江开弦弓村) 全村25组, 以访谈的方式调研江村农民生育意愿的转变。

2 江村农民生育意愿的转变

2.1 从“男孩偏好”到“生男生女都一样”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生育旺期大部分处于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他们正好处在了一个社会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社会变革, 百废待兴。而其后, 又经历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 整个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农村地区更是极为贫困, 人们的价值观念依然十分传统, 传统生育观念所主导下的生育意愿在性别偏好上依然保持着“男孩偏好”这一倾向。

事实上, “家本位”文化观念对农民性别偏好具有深刻影响。传宗接代的宗祧观念、单系 (男性) 重的继嗣制度、农业劳动对于体力的依赖以及养儿防老的现实需要, 这些因素的合力是造成农民男孩偏好的基本原因。而在第一代村民处于生育旺期的时候, 传统的文化观念依然浓厚, 村里依然以农业劳动为主, 生育男孩无论是从文化意义上还是现实工具性需求上都是重要的。但是, 在60年代, 国家开始呼吁“节育”, 到70年代的时候, 江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较为严格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改变了村民的实际生育行为, 干部带头、妇女主任游说、强制节育等手段大量实行, 首先从生育数量上对村民进行限制, 而当时检测手段还未发展起来, 村民不可能提前知道孩子的性别, 所以生育的女孩开始增多。不过, 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强制力在于实际生育行为, 在村民的生育意愿里, 男孩偏好依然盛行。T主任家里只有一个女儿, 因为当时村里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 身为干部的他需要起到表率作用, 成为村里最先“独生”的那批人之一。但是T主任当时是想要男孩的, 因为他觉得中国传统思想上都是想要男孩, 男孩无论在体力、生活、地位上都比女孩更强一点。村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想法, 生育男孩是一件让人抬得起头的事情。男孩的强壮可以支撑整个家庭, 代表家庭在村里争取更高的地位, 同时也能够不断延续血脉。但是, 村里当时还是有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村里二组的XXM家有3个孩子, 大女儿40岁, 二女儿36岁, 儿子30岁。儿子是在80年代出生的, 在此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但是家里男人传统观念很强, 十分想要个儿子, 当时也是很巧, 第三胎生出来就是个儿子。但是, 80年代, 江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非常严格了, XXM家违背了政策生了3个孩子, 而且最后一胎还是个男孩。所以, 当时村里罚了他家3000元, 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XXM家宁可冒着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风险也要生育男孩, 由此说明家里的男孩偏好思想是很重的。

随着改革开放, 江村开始兴办缫丝厂, 工厂的兴办给予了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当地工厂的兴办也使得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江村, 这些外来人口开始和江村人接触来往, 并成为本地人的结婚对象。这些外来人口,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家里基本都有兄弟姐妹, 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有在江苏等地实行较为严格, 在其他地区依然允许多生。这种状况使得村里独女家庭能够通过“招赘”的婚姻形式延续香火, 补充家庭劳动力, 由此进一步推动了“生男生女都一样”观念, 减弱了村民对于“传宗接代”的顾虑。女性地位的提升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例如“婆媳冲突”。村民都了解婆媳关系很难处理好, 而传统时期婆婆地位高, 进而能够完全支配媳妇, 但是现在媳妇独立性增强, 二者的关系很难调和, 使得一部分村民开始偏好女孩, 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 上门女婿从来都是很好相处的。

如果说, 从第一代到第二代, 男孩偏好逐渐减弱, 那么到第三代, 性别偏好已经基本消失 (或者变得多元, 即有人想生男, 有人想生女) 。第三代人的生育观念更接近现代生育观念, 他们多是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受到城市地区的文化观念影响较大, 同时现在大众传媒对于男女平等观念的传播, 都是潜移默化改变着他们的观念。而且, 生育已经不再是工具化的结果而更多是情感的结晶, 男孩女孩在工具化层面上的差异已经不是第三代人考虑的重点了。他们大多经济条件较好, 思想较开放, 文化程度较高, 这些都是其生育意愿改变的原因。

2.2 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

在理想子女数上, 村民的意愿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与计划生育政策从强制到内化有关, 同时也与整个村庄的经济状况和文化观念的改变有关。第一代人依然是传统的,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拥有3到4个孩子。家里孩子较多是“人丁兴旺”的表现, 在村民的观念里, 这就是“吉利”。而且孩子数量较多可以增强家庭的实力, 提高家庭在整个村里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 家里能够劳动的人也较多, 能最大限度提高家庭经济收入。但是, 第一代的“多子多福”意愿并没有顺利转化成实际生育行为, 因为村里当时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 对于干部来说, “独生”是强制的;对于普通村民来说, 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 除非之前生育的孩子在生理上有残疾。这样的政策极大限制了村民的生育数量, 扎根在他们观念中的“多子多福”只能停留在观念中。

到了第二代人, “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基本消失了。第二代人基本从出生就在计划生育的环境中了, 他们的成长也是随着政策不断严格进行的。加上改革开放以后, 村里经济状况的改变, 农耕经济逐渐被工业经济取代, 越来越多的村民进入了工厂从事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活动, 经济收入开始增多, 当然物价水平也开始上涨。由于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第二代人在生育之前就做好细心呵护孩子成长的打算, 尤其是希望在教育上为孩子增加投入, 这种优生的观念极大增加了村民的经济压力。正像E姨说的, “ (就算) 能养两个了, 谁养啊, 养小孩那么贵, 现在上学要花很多钱, 还得给孩子吃好的、用好的。你像你们一年上大学都要三万左右。要是厂里好一点, 还能支撑, 要是厂里不好, 谁还有三万。”

第三代人的生育意愿事实上已经很现代了, 他们不再抱有“多子多福”的观念, 大部分人抱有和他们的父母一代一样的观念, 更希望只生育一个孩子。但是, 不同于第二代人的是, 第三代人无法继续依靠招外来媳妇或外来女婿来延续家族, 因为90年代以后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普及计划生育政策, 全国基本都是独生子女。村民只能转而进行“两头婚”, 即夫妻双方同属于两家人, 生育的孩子姓氏结合两家姓氏。不过, “单独二胎”政策的出现, 使得生育状况发生转变, 原来只生育一个孩子变成现在生育两个, 第一胎随男方姓, 第二胎随女方姓。这就改变了第三代人的实际生育数量。可是, 笔者在询问过程中意识到, 第三代观念里并不想要两个孩子, 很多人还是希望只生一个孩子。但是, 江村一直以来影响力很大的“传宗接代”观念不断延续下来, 这改变了他们的生育数量。

2.3 从“早婚早育”到“晚婚晚育”

江村第一代人的结婚年龄基本在20岁左右, 村里很多女性在18岁左右就嫁人了。对于他们来说, 成人就代表着结婚生育, 只有结婚生育之后, 一个人才算真正的成人, 能够脱离父母的保护, 逐渐成为家庭的权力中心。而且早婚早育可以在自己身体条件最好的时候尽快完成孩子的抚养, 及时补充家里的劳动力。村里人的早婚早育是集体默认的, 年龄大的男性或女性在婚姻市场上都不具有有利地位。当然, 村里也有结婚相对较晚的, 比如T主任, 他年轻的时候入伍当兵, 27岁才回来, 28岁才结婚, 这在村里是很少的情况。而他的妻子比他小6岁, 因为在村里没有与他年龄相仿却还没有结婚的人。

第二代人的婚龄有所延迟,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 村里的人基本要到22岁以后才能结婚生育。但是这不足以阻止村民早婚早育的观念, 当地人会通过订婚的方式提前确定一桩婚事。事实上, 一旦订婚, 那夫妻双方就只需要等待国家法定年龄领取结婚证了, 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些人发生了事实婚姻。虽然说婚恋正在逐渐推后, 但是育龄的退后是被动的, 村民“结婚即生育”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在村里, 如果一对夫妻结婚两年还没有生育, 村里人就会在背后说闲话, 他们就会被认为没有生育能力 (尤其是妻子) 。而且, 村民意愿上仍然希望早育, 就像E姨说的那样, “早点生好, 赶紧养大了, 让他自己去念书。反正现在一家人就生一个, 赶紧大了。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很容易, 要是年纪大了, 带孩子也很累。”“生育是责任, 不早点生, 别人就认为你生不出来, 生不出来可不行。”

在婚龄方面, 第三代人的变化是最大的。第三代人的结婚时间不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 而是自己倾向于选择晚婚。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业、事业方面, 他们更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完成更好的学业、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的结婚年龄一般在25岁以后, 但是结婚即生育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对于第三代人来说, 可以暂时不结婚, 但是一旦结婚就需要生育。因为他们依然在乎生育的责任性, 以及他人对自己生育能力的肯定。

3 结论

透过上文的叙述与论证,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江村农民的性别偏好已经减弱甚至基本消失, 男孩女孩都一样的观念基本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 村民的理想子女数逐渐减少, “多子多福”观念消退, 但是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 第三代村民的实际生育数量增多, 这与其生育意愿不同。

第三, 理想婚龄逐渐推后, 但是育龄却始终跟随婚龄, 结婚即生育的观念一直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