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与展望

评述与展望（共9篇）

评述与展望 篇1

前言

服务业在世界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70%。早在2009年, 美国的服务业居GDP76.9%, 英国75%, 日本76.5%。因此全球经济结构越来越趋向于服务经济。随之, 服务管理和服务质量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

由于与有形产品相比, 服务具有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多变性、不可储藏性四个显著特点 (Kotler&Keller, 2006) , 服务管理和服务质量就变得更为复杂。服务是在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互动接触中生产、传递和消费 (Svensson, 2006) ;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管理服务也是管理服务接触, 服务接触的概念随之应运而生。

一、服务接触内涵的界定

服务接触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含义以Surprenant and Solomon (1987, p87) 为代表, 定义服务接触为“客户和服务者之间的双向互动”, 这个定义强调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人和人的互动接触。服务提供者和客户面对面相互接触是许多服务的核心, 因此过去许多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如Yang&Coates (2010) 。

Shostack (1985) 提出了广义含义, “服务接触是在一个时间段内顾客直接与一种服务的互动。”这个定义不局限于人与人的互动, 还包括人与物的互动, 即客户与服务系统中物质设施的互动, 如银行客户与自动提款机的接触, 健身房客户和健身器材的接触。按照Shostack (1985) 的提议, 服务接触可分为三种: (1) 远程接触, 即不涉及人的接触, 服务通过技术设施来完成, 如网上购物; (2) 电话接触, 服务通过电话或手机来实现; (3) 面对面接触, 即狭义的服务接触, 这是非常传统和常见的模式。

事实上很少有企业仅仅提供一种服务接触, 多数企业提供两种以上服务接触的组合。

另外, 由于互联网科技的飞速发展, 如远程接触通过网上视频, 电话接触通过电话视频均可实现面对面交流互动。因而面对面服务接触的范围扩大了。相对人与物的服务接触, 人与人的服务接触质量更加复杂, 难以控制和管理。总之, 服务接触是指发生在服务传递过程中的以人际互动为核心的各种交互作用, 包括实体要素和无形要素。

二、服务接触的模型

目前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参考使用的服务接触模型和测量工具是北美学派的SERVQUAL模型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8) 和北欧学派的Nordic模型 (2007) 。

(一) SERVQUAL模型

Parasuramanet al (1988) 构建了SERVQUAL用来测量服务接触质量。由于服务具有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多变性、不可储藏性四个显著特点, 服务质量很难用客观标准衡量, 只能有客户主观判断。Parasuramanetal. (1988) 认为服务质量来源于客户对服务的感知和期望。他们构建的SERVQUAL就是从五个维度22个题项评估客户对服务的期望和感知。个纬度分别为有形性、可靠性、回应性、确保性和同理心。当感知大于期望服务质量为正向, 感知小于期望时服务质量为负向。SERVQUAL最初被用于五个服务行业:零售银行业务、信用卡服务业务、电器维修服务、远程电话服务、经纪中介行业服务。

SERVQUAL作为服务接触质量模型和测量工具被广泛地运用到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国家, 如医疗保健业、银行业、快餐业、通信业、零售业、信息系统和图书馆服务。SERVQUAL还被运用到不同的国家 (地区) , 如美国、中国、澳大利亚、香港、韩国、南非、荷兰和英国等。

后来发展的其他模型多数都是参照SERVUQAL模型, 根据特定的视角或行业做进一步提炼和修正。

(二) Nordic模型

Nordic模型有北欧学者Gronroos (2007) 提出构建。他认为服务质量既需要强调服务过程的功能服务即如何服务;又要强调服务接触的技能服务即服务什么, 而SERVQUAL仅仅强调服务过程, 很少强调服务结果产生的, 即服务人员是否充分具有相关技能, 因此Nordic模型是对SERVQUAL的完善和补充。

Gronroos (2007) 整合以往的研究发展了客户认知正面服务质量需从7个标准进行衡量:职业化和专业技能、服务的态度和服务行为、易接近并具有灵活性、可信赖性、服务补救、服务岬、名声及信誉。

7个标准被归为三个纬度:技术质量纬度、公司形象纬度和职责质量纬度。

技术质量纬度是通过服务人员的专业技术和职业表现体现出来, 决定服务接触质量结果;公司形象纬度包括名声及信誉;职责质量纬度衡量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行为、易接近并具有灵活性、可信赖性、服务补救都是与服务互动接触过程相关的标准, 因此属于职责质量纬度。服务是指服务接触中客户感知的物质环境和其他方面的环境, 因此也属于职责质量纬度。可以看出职责质量纬度是衡量服务人员如何传递服务以及客户如何接受服务, 很明显是衡量服务接触过程的纬度。

技术质量纬度突出客户收到什么, 主要指服务的内容, 即服务的专业技术, Gronroos认为这是服务结果的直接体现, 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服务接触的结果。

北欧学者Gronroos (2007) 认为服务质量既需要强调服务过程的功能服务即如何服务;又要强调服务接触的技能服务即服务什么, 而SERVQUAL仅仅强调服务过程, 很少强调服务结果产生的, 即服务人员是否充分具有相关技能, 因此Nordic模型是对SERVQUAL的完善和补充。

(三) 行业质量模型

一些学者 (Dabholkar et al., 1996) 认为SERVQUAL五个纬度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服务行业。不同的服务行业由于各自的特性, 所注重的服务质量维度有所不同, 并且各个维度的等级地位也有所不同, 而SERVQUAL模型没有体现出服务质量各个纬度的等级性, 基于这种思想, Dabholkar et al. (1996) 在SERVQUAL模型的基础上根据零售业的具体状况, 构建了零售服务质量量表 (the Retail Service Quality Scale) , 简称SQRS模型。Dabholkar et al. (1996) 认为零售业在销售过程中合并了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 对于消费者来说, 商品和服务的地位几乎同等。零售商既需注重有形商品又需注重无形服务, 因此消费者对其服务接触质量评估的标准与无形服务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业不同。消费者期望在他们购买经历中具有相关产品和服务知识的服务人员提供帮助。诸如协商、商品布局、为退货和不同商店的人员进行互动沟通等零售服务行为都与服务和商品质量相联系。因此基于零售业的特性, SQRS模型包含五个纬度:物质层面、可靠性、人际互动、问题解决, 和政策。

在有形产品主导的工业领域Bienstock et al (1997) 在研究工业配送服务时提出PDSQ模型包括三个纬度:及时性、有效性和配送的状况。另外, 如Wilkins et al. (2007) 为旅店业提出了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的等级:物质产品、服务经验、食物酒水的质量。

另外, 在银行业, Aldlaiganand Buttle (2002) 发展了SYSTRA-SQ的模型, 包含21个题项四个纬度:服务系统质量、行为服务质量、机器服务质量和服务交易准确性) 。在房屋租赁行业, Getty and Getty (2003) 提出了租赁质量指数包含五个服务质量纬度:有形性、可靠性、回应性、信心和沟通。Markovic (2006) 提出了测量教育服务的七纬度:可靠性、科学学习的学生、同理心、确保性、e-学习、责任心和有形性。

三、服务接触展望

几乎任何行业都离不开服务, 因此如上所述服务接触的研究涉及很多行业, 在SERVQUAL基础上针对各个行业的特征构建出了相应的服务接触模型, 然而, 由于政治文化等特征, 服务接触质量各个纬度的重要性和地位也许因国家而不同, 已有的模型多数是西方学者针对西方的服务接触研究构建而成, 因此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 有必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服务接触质量模型。

服务接触目前研究的视角有单向视角和双向视角, 还有学者提出多向视角。

服务接触是由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互动构建产生, 其结果依靠二者的互动过程和关系, 因此服务接触的研究应考虑互动双方的观点, 仅仅考虑一方观点得出的结论就比较片面 (Czepiel, 1990) 。虽然许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 往往多从单项而非双向视角进行探讨, 即从服务接受者的角度, 或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总体来说, 从服务接受者即客户视角研究的居多。也有少数一些学者合并双向的视角如Yang&Coates (2010) 。而实际上, 在一些服务接触中, 一些不直接涉及服务互动双方的第三方的观点也很有用, 如企业的高层管理、中层管理、服务提供者的同事, 竞争者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 服务接触就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总之, 最佳的服务接触研究应该从双重或多重视角全面的理解并做深入的分析。

在过去的研究中服务接触的研究多涉及双方的互动, 不涉及上下游的服务接触。然而, 在研究一系列服务接触质量时, 就有必要研究服务接触链。为了更深入全面地进行研究, 甚至涉及与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 这就形成了服务接触网络 (Svensson, 2006) 。服务接触网络包括横向服务链和纵向服务链, 纵向的服务接触就包括一线服务人员和外部客户的服务接触, 基层经理和一线服务人员的服务接触, 即外部服务接触;中层经理和基层经理的服务接触, 高层经理和中层经理的服务接触等, 这就引出了从内部营销的视角研究服务接触, 即内部服务接触。因此在研究服务接触网络中, 有外部服务接触和内部服务接触同时研究的趋势。

摘要：综述服务接触产生的背景, 界定服务接触的广义和狭义内涵, 评述目前在学术界运用较广的几种服务接触质量模型如SERVQUAL模型和Nordic模型等, 并且预测服务接触未来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服务接触,SERVQUAL模型,Nordic模型,SQRS模型

评述与展望 篇2

摘要：文章归纳了2019年有关室内环境控制行业的主要政策及标准，简述了行业的发展概况，对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新风净化行业；空气净化器行业；厨房油烟净化行业

12019年发布的主要政策及标准

2019年1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发改综合〔2019〕181号），支持绿色智能家电销售和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2019年8月23日，生态环境部发布《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对《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进行了修订，修订内容包括：名称调整；将油烟排放浓度限值由2.0mg/m3降低为1.0mg/m3；增设了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将油烟净化设施去除效率要求调整为资料性附录。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2001版标准限值根据饮食业单位的营业规模分为了大、中、小三级，而征求意见稿中则是统一数值，如油烟排放限制均为1.0mg/m3；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制均为10mg/m3；油烟污染物净化设施去除效率均要求大于90%；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均要求大于60%。2019年8月1日，《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正式实施。新版标准确立了“以人为本、强调性能、提高质量”的绿色建筑发展新模式，标准中的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由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施工管理、运营管理7类指标组成。其中与本文调研产品相关的室内环境质量条款如下（包含，但不限于）：1）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的规定；2）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应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有关规定。

2行业发展概况

2.1新风净化行业。新风净化行业工程渠道发力明显，品牌集中度逐步提高。2019年，大气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对新风净化行业的业绩影响较大，行业增速放缓。新风传统零售市场、主流品牌零售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但舒适家居系统（按照国际科学健康住宅标准，舒适家居系统包含8大系统，分别是家用中央空调系统、中央供暖系统、中央新风系统、中央除尘系统、中央水处理系统、中央热水系统、太阳能、智能家居系统）对新风零售市场整合效果显著，工程渠道发力明显，地产精装修渠道整体拉动，精装房渗透率达30%，规模190.1万套，同比上升10.7%。此外，随着畜禽养殖业卫生防疫要求的提高，也释放了较大的新风净化需求。从电商平台统计数据来看，新风净化产品的品牌数量和销量均出现翻倍增长。据奥维云网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新风净化设备累计零售额138亿元，新风净化行业品牌格局基本成型，品牌集中度逐步提高，小米、松下、远大、智米、空气堡、造梦者、皓庭等top10品牌销量占市场总销量的83.74%。2016～2019年中国房地产精装修市场总体规模及同比见图1。2.2空气净化器行业。空气净化器参与品牌数量基本稳定，新品牌和退出品牌基本持平，其中，线下市场品牌数稳定性强，线上市场品牌更新淘汰加快。据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空气净化器行业销售额同比下降21.7%，线上市场销售额43.7亿元，同比下降6.3%，与2018年同期相比，降幅大幅收窄。企业希望通过智能化技术，提升空气净化器对室内复杂环境的适用性，空气净化器智能渗透率依然在快速增加。但无法改变市场走低的态势，空气净化器行业依然处于调整期。2013～2019年净化器市场零售规模同比见图3。2.3厨房油烟净化行业。受房地产后周期持续低迷以及精装市场对传统零售挤压的影响，2019年的厨电市场依旧处于下行通道，据奥维云网（avc）全渠道推总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油烟机零售额352.4亿元，同比下降7.5%；燃气灶零售额200.2亿元，同比下降4.1%。厨电行业正在技术、设计、协同性、绿色智能等方面进行升级，努力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以迎合厨电市场的发展趋势。3行业发展展望室内环境控制企业的研发思路正从技术思维、产品思维向用户思维转变，从关注产品销售向关注用户体验转变。未来，企业将更加重视研发基于场景的智能技术，根据应用场景，实现产品自主决策和主动服务。5g商用的加速落地和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不断发展，使得技术变革、应用场景、商业机会从试验阶段开始走向市场，引领我国室内环境控制行业走向更多的“无人区和深水区”。新风产品从空气净化向空气管理，从解决雾霾到提升生活品质，从新风系统向空气解决方案方向发展。新风系统将引领舒适家居新时代，从单品运营向集成化、智能化、一体化解决方案发展。未来应用场景将是舒适家居系统、智能控制系统、智能平台的深度融合，呈现从小场景互联发展到家庭场景互联，未来将发展到万物互联的总体发展趋势（见图4）。

适应性销售的研究评述和展望 篇3

摘 要：本文从适应性销售的概念、研究起源、测量、影响因素、影响效果等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适应性销售；销售人员管理

引言：在所有的销售渠道中，人员销售是唯一能依据特定顾客看法及需要及时调整销售行为的销售方式（Weitz， Sujan &

Sujan 1986）。因为销售人员有机会观察到顾客对销售信息的反应，并且根据这些反应立刻做出调整（Weitz & Wright 1978）。在学术界，这种按照消费者反应做出调整的销售行为称为适应性销售，其具体定义是销售人员在与消费者互动或在不同消费者间，基于感知的销售情境信息，改变销售行为（Weitz et al.，

1986）。采用适应性销售行为的销售人员，能根据销售情况和顾客的独特需求，改变销售行为，最终达成销售目的，从而有效提高销售人员的生产力（Spiro & Weitz 1990）。在过去40多年里，适应性销售得到了国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Levy & Sharma

1994； Jaramillo， Grisaffe， Chonko & Roberts，2009；Miao &

Evans，2013）。本文从概念、研究起源、变量测量、影响因素、影响效果方面对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基于已有成果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适应性销售概念和测量

Weitz等人最早对适应性销售开展研究。Weitz （1978）指出，在销售中没有唯一的最好的方法，好的销售员应该具有适应性，去挑选和补充销售策略。其后，Weitz等人（1986）进一步指出，销售员有机会去收集信息，根据每个顾客的特点，发展和补充销售技巧。其后的研究者大都沿用了概念的这一定义。

在适应性销售的测量上，Spiro和Weitz（1990）最先开发了适应性销售单一维度的量表。他们认为适应性销售包含六个方面内容：认识到在不同销售情境下需采用不同的销售方式；自信有能力运用不同的销售方式；自信有能力在与顾客互动时能调整销售方式；其知识结构有助于不同销售情境的辨认及评估个别情境下的适当销售策略；在销售过程中收集信息以利于适当调整；在不同情境下实际运用不同的销售方法。他们依据上述分类设计出共 16 测项的适应性销售量表（简称 ADAPTS 量表），以衡量销售人员采取适应性销售的程度。

Marks，Vorhies和Badovick（1996）则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量表应该是由两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维度组成，它应该包括：适应性销售信念及适应性销售行为，且仅适应性销售行为对销售绩效呈显著性正向影响，适应性销售信念对绩效没有影响，并且在实验中证实了其效度。其后，Sujan（1999）的研究进一步指出，适应性销售包括三个维度：环境适应、环境选择和环境塑造。其中，环境适应是业务人员对顾客的知觉；环境选择包括选择雇主、选择工作环境和选择顾客；环境塑造是改变上司和同事的价值观，改变顾客的价值观。

二、适应性销售的前因研究

（一）个体特征。（1）人口统计学特征。研究表明年龄这一人口统计特征对适应性销售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比如，Levy和Sharma（1994）认为随着信息加工能力的变化和职业阶段的不同，年龄和适应性销售之间的关系是U型的，存在适应性销售的瓶颈期。Chakrabarty等人（2010）通过对工业销售人员的调查，也支持支持了U型假设，并且提出，当工业销售人员变得更老些的时候，他们会更大程度上采取适应性销售。而在教育程度方面，研究者对这一因素的影响存有分歧。比如Lambert等人（1990）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和销售员对顾客需求的精确把握方面的关系是负向关系。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相对于低学历者，高学历者的销售员更高程度的采取适应性销售，鼓励雇佣教育程度高的销售员。（2）个体的价值观。衡量销售人员价值观的主要有两个概念：学习导向和顾客导向。学习导向指的是销售人员愿意为销售工作参与更多的学习活动，把销售过程看成是学习机会。在这一方面，Sujan等人（1994）指出学习导向增加了销售员去改变销售策略和实践适应性销售的意愿。而且，Vande 等人（2001）以及Park 和Holloway（2003）的研究表明学习导向对于适应性销售的积极作用。顾客导向则是指销售人员可以根据顾客需求进行思考和行动。在顾客导向对适应性销售的影响研究中，存在不一致的观点和结论。比如

，Franke和 Park（2006）的研究指出顾客导向对适应性销售没有作用。然而，Pelham 和 Kravitz（2008）却发现顾客导向行为能够正向影响适应性销售行为。其后，Kara等人 （2013）对新兴市场土耳其调查也支持正向影响的结论。（3）技能和经验。销售人员过往积累的经验和技能对适应性销售也有显著的影响。比如顾客分类技能就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Sujan 等人（1988）发现，为了更有效的处理信息和对顾客需求的适应性，销售员通过顾客分类，能更好的定义和识别顾客类型，让自己工作的更有效率。Román和Iacobucci的研究（2010）也进一步证实了顾客分类技能对销售员的适应性销售信心和适应性销售行为的积极作用。此外，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Franke和Park（2006）以及Kara 等人（2013）发现那些更有经验的销售员更倾向于采用适应性销售行为。经验让销售员更有机会面对各种情况的销售，发展出更多的销售策略，应用到更多信息咨询技巧。（4）其他个体特征。其他的一些个体特征因素包括自信和内在动机等。比如，Verbeke等人（2003）发现自信增加了与业绩相关的动机，而且，它提高了适应性销售策略的使用。

（二）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1）组织系统性因素。首先，企业组织如果重视公司内部的顾客关系管理系统，就可以带来更多的适应性销售行为。Rapp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顾客关系管理系统对适应性销售行为有积极影响，在这两者关系当中，经验会调节顾客关系管理和适应性销售之间的关系。相比于那些经验少的销售员，更有经验的销售员会倾向于在顾客关系管理工具的帮助下更多的采取适应性销售。其次，公司的销售控制系统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销售控制系统是组织对销售人员行为与业绩进行监督、指导、激励的系统，分为结果控制、活动控制、能力控制等不同的维度。Miao和Evans（2013）的研究就表明结果控制（对销售人员销售业绩的激励控制）和能力控制（给予销售人员能力指引、提升和评价的控制）互为强化，能够增强彼此对于适应性销售的正向影响效应。然而，结果控制和活动控制（对销售过程的监控）的作用对于适应性销售却可能发挥一个相互抵消的影响效应。（2）组织对销售人员的目标和任务设置。除了系统性的因素，组织对销售人员个体的一些设定也会影响到其适应性销售行为。目标明确性对适应性销售则有正向的影响。与此类似，任务模糊度越高，则适应性销售行为越少。因为采取适应性销售行为需要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如果销售员感受到高度的任务模糊，那么适应性销售会是无效率的或被误导的。Román 和Iacobucci（2010）证实了任务模糊度对适应性销售的负向关系。

三、适应性销售的影响效应研究

（一）适应性销售对销售业绩的影响效应研究。适应性销售和销售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丰富，但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大部分的研究支持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然而，一些研究却没有发现相关证据，如Weilbaker（1990）报告适应性销售对业绩的一些测量项目有积极影响但是对其他测量项目没有影响。

Goolsby等人（1992）发现适应性销售和业绩维度直接的不一致关系。这种不一致的关系也表现在不同的销售目标实现上，比如Chakrabarty 等人（2010）发现对顾客的亲密影响策略（如对顾客的逢迎）能够强化适应性销售对短期销售目标的积极作用，减弱了适应性销售对长期销售目标的积极作用。这种不一致的关系还体现在不同的国家样本当中。

（二）适应性销售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以往的研究表明，当销售员采取适应性销售，能更好的鉴别和懂得顾客的需求，由此更能推荐最适合顾客需要的产品，从而带来顾客对产品更高的满意度（Castleberry and Shepherd 1993； Porter et al.

2003） 。此外，McFarland等人（2006）发现，在跟关系导向型的顾客交流时，采取适应性销售的销售员更强调讨好的销售策略。最后，Román和Iacobucci（2010）认为，适应性销售会加强销售员和顾客直接的交流，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这会带来顾客满意度的上升。

（三）其他的影响效应。适应性销售不仅能带来公司业绩方面的影响，也可以带来对销售人员本身的积极影响。销售员在采取适应性销售的时候会享受销售过程。比如Franke和Park（2006）以及Park 和Holloway（2003）都表明，适应性销售会增加自我评价的工作满意度，支持了适应性销售对工作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此外，Pelham（2009）发现当适应性行为增多，销售员的咨询行为增多；同时他们发现，适应性销售能调节市场定位和销售人员咨询行为之间的关系。

四、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一，尽管适应性销售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在其概念和测量问题上仍旧有不同的看法。在概念层次上，适应性销售究竟是一个单维还是多维的概念？Spiro和Weitz（1990）以及 Frank和Park（2006）都支持一维论。但是，Sujan 等人（1994）认为，适应性销售分为适应性销售行为和适应性销售信心。适应性销售的多维结构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二，目前学术界对适应性销售的前因研究很多，但是仍旧存在许多矛盾之处。Giacobbe 等人（2006）指出，现有的研究仅仅是对Weitz等人提出的适应销售框架的一部分做出了检验，仍旧有许多的变量（如企业文化，个人管理等）都还没有弄清楚。而在影响效应方面，Román和Iacobucci（2010）指出目前大量的关于适应性销售和业绩的关系大多使用的是自我报告的业绩评价，而自我评估可能会夸大适应性销售和销售业绩之间的关系。未来可以使用管理者来报告销售员的适应性销售行为。第三，也有研究人员将适应性销售放在其他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如Miao 和Evans（2013）以职业的需求和资源视角，将适应性销售行为作为职业参与的一个维度进行研究，观察其对销售员表现的影响程度。而且，现在大部分研究是在西方情境下进行的，其研究结果是否具有跨文化性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Fang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样本中，适应性销售行为与绩效表现正相关，在美国样本中，适应性销售却与绩效表现没有关系。Park和Holloway（2003）也提到未来的研究应该比较适应性销售在不同国家样本下文化差异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开发出适合本国国情的适应性销售量表，并研究本土的独特变量对适应性销售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Román， S.， & Iacobucci， D. （2010）.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adaptive selling confidence and behavior： a dyadic analysis of salespeople and their customers.？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38（3）， 363-382.

煤层厚度预测技术评述与展望 篇4

当前, 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仍然占首要地位, 而且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 煤炭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煤层厚度的定量预测也已成为能源勘探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之一。然而煤层厚度的变化却是煤矿中常见的地质现象, 如其厚度预测误差过大, 必将给煤矿生产带来很大的影响。根据资料统计, 如果实际煤厚比设计煤厚变薄10%~20%, 煤炭产量就会下降35%~40%。因此, 煤层厚度定量预测在煤矿的设计和实际生产中都有重要的意义[1]。目前用于预测煤层厚度的方法较多, 但仍未有一种方法可以对煤厚进行全面有效精确的判断与预报。单一的地质方法往往只能反映区域煤层厚度信息, 对局部信息分析精度差;利用钻孔资料对比、内插获取煤厚数据的准确性受钻孔数量限制;而地球物理方法的垂向、横向分辨率达不到解决煤厚精确变化的要求。因此, 如何利用现有的方法来求取薄层的厚度, 是众多国内外地质和地球物理工作者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现存的煤层厚度探测方法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并结合当前的实际需要, 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2 地质分析法

2.1 地面分析

在地面利用地质分析法预测煤厚时, 必须结合当前矿区的地质资料, 查明影响煤层厚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总结煤层厚度变化规律。

(1) 根据分析要求, 选择矿区含煤岩系有代表性的露头、剖面, 进行沉积相、煤相分析, 并进行岩相古地理的分析, 总结出矿区的聚煤规律。

(2) 在区域大地构造基础上, 分析断层、褶皱和岩浆活动对区内煤厚影响规律。

(3) 对同一矿区来说, 地质构造运动影响煤层厚度变化基本规律不变。因此井田勘探时, 可以根据邻近井田的煤层厚度变化和地质构造的关系, 来推测本井田的煤层遭遇同样地质构造的煤层厚度变化规律。

2.2 井下分析

煤层厚度变化受控于原始泥炭沼泽的地形以及成煤后遭受的地质变动情况, 所以, 在进行煤层厚度预测时, 一是首先了解矿井内的成煤古地理环境、地质构造、煤系组成、含煤性变化及岩溶暗河发育情况;二是根据已经掌握煤层厚度变化规律, 进行煤厚变化原因分析, 进一步圈定煤层厚度变化范围;三是煤层顶、底板以及构造的展布特征都可能会控制煤层的厚度变化, 在进行煤厚预测时, 顶、底板的岩性和分布特征、区内构造以及它们与煤层厚度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分析的主要内容。煤层厚度和煤层形态的变化往往是多种地质因素联合、叠加的结果。在研究煤厚变化和煤层形态时, 要善于分析各种地质因素的表现形式和对煤层的影响程度、范围及特征, 追索各种地质因素的内在联系, 并从中找出主导因素[2]。

3 钻探

3.1 地面钻探

由于钻探工程可以从孔内取出岩芯, 因此钻探工程是直接取得地下深部实物资料的唯一手段, 是普查找矿和探明矿产储量的主要方法之一。在钻孔钻进煤层时, 应特别注重煤芯的采取率, 注意取全煤层的顶底板;通过岩 (煤) 芯的观察、鉴定、分析, 可以了解煤层的空间位置、埋藏深度、厚度、产状、分布规律[3]。然而利用钻孔探测煤层厚度变化时, 一个钻孔反映横向信息有限, 往往通过数学插值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小波分析方法实现无钻孔区域煤厚信息。因此, 虽然钻探是最直接、最直观、最有效的一种推测方法。但精度有限, 尤其是复杂地质条件下往往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3.2 井下钻探、巷探

3.2.1 厚煤层的探测

一般, 在掘进巷道的探煤厚工作中, 缓倾斜煤层利用钻探结合溜煤眼、钻探结合联络斜巷, 急倾斜煤层利用钻探与煤门相结合;在回采工作面的探煤厚工作中, 通常利用煤电钻探测。

3.2.2 煤厚变化的探测

煤层分叉、尖灭的探测:煤层分叉形式很多, 但根据分叉后的稳定情况, 可分两种, 一种是煤层呈多层次稳定分叉, 一般采用沿主煤层掘进结合井下钻探分层;另一种煤层呈稳定程度不同的分叉, 通常利用主分叉布巷道结合钻探及巷探。

煤层底凸薄化的探测:利用钻探控制掘进前方底凸位置及利用底板倾角推测掘进前方底凸位置。

煤厚复杂变化的探测:一般是在开拓、开采过程中, 充分利用生产巷道作探巷, 辅以井下钻探, 以边掘边探、边探边掘边采的方法进行。

4 地球物理勘探

4.1 地面勘探

4.1.1 地球物理测井

在煤田地球物理测井过程中常用自然电位、电阻率法测井、自然γ测井、γ-γ测井、声速测井。煤层地球物理测井特征主要表现为:煤层与其顶底板相比较, 一般具有低自然伽马值、高电阻率、高γ-γ (密度) 、高声波时差等特征。在对煤层顶、底板的深度、厚度及结构进行确定的时候, 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来实现。以物性特征为研究点, 任何一种物性参数, 只要具备异常特性, 就可以用来确定煤层的顶、底板深度;一般情况下使用2种物性参数对煤层进行定厚, 就能满足《煤田地球物理测井规范》之要求, 常用的2种物性参数是视电阻率、γ-γ (密度) [4]。

4.1.2 地震勘探

目前, 相关研究人员从理论上讨论了煤层反射波的形成机制, 提出了多种煤层厚度的解释方法[5], 得出了它的多种地震属性 (包括波形、振幅与频率) 随煤层厚度的变化规律, 为利用煤层反射波的地震属性参数进行厚度定量预测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方法有各自的假设前提及使用范围, 归纳起来有以下3类:

(1) 振幅法:利用时间域与频率域上反射波振幅或能量与薄层厚度成准线性的关系来估计厚度。实际上, 影响地震波振幅与能量的因素有很多, 而这种准线性关系, 只有一定前提和条件才能成立, 因此在应用中常遇到不少问题。

(2) 直接预测方法:根据薄层理论及煤层反射波形成机理推导出直接计算厚度公式, 进而求取煤层厚度的方法, 包括:振幅谱法、反射波特征点法、波阻抗反演、道积分法、反射波振幅谱和子波振幅谱比法、振幅谱平方比法、钻孔约束频域定量预测法 (谱距法) 、子波主频及振幅谱反演法、陷频法等等。

(3) 统计分析法:利用反射波运动学与动力学某些特征参数与厚度的统计关系, 预测薄层的厚度变化。这类方法主要有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法、地质统计法等。

4.1.3 电磁法探测

电磁法勘探通常包括直流电法、瞬变电磁法、天然电磁法等, 在煤田勘探中探测煤层厚度应用较广泛的为超低频地质遥感探测技术。

超低频地质遥感探测技术是以大地电磁场为工作场源, 利用不同介质电磁学性质的差异测量地下岩性分界面对天然电磁场的反射信息来解释不同深度的地质构造。其所利用的电磁波波长较长, 具有较强的穿透性, 但必须得避开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强电磁场源的干扰。

通常煤层顶板曲线特征是曲线幅值最高, 底板曲线幅值最低, 煤层曲线幅值在顶、底板曲线中间位置, 其幅值宽度也就是煤层的厚度, 形成阶梯状曲线特征。在地面整条测线中寻找这种形状的曲线, 得到相应深度且有重复性, 则认为为煤层, 并确定煤层深度[6]。

4.2 井下探测

4.2.1 地震探测

4.2.1. 1 单点探测技术

单点探测技术是源于反射地震波勘探中的自激自收方式, 通过接收岩、煤层界面的地震波垂直反射信号, 可解析计算煤层厚度。单点自激自收探测能满足生产实际需要, 克服了以往电煤钻钻探方式之不便, 快速准确地获得顶底板剩余煤厚。

4.2.1. 2 反射共偏移探测技术

反射共偏移探测技术是依据反射波勘探原理, 在单边排列分析基础上选定最佳偏移距, 采用多次覆盖观测系统进行数据采集。通过后期地震数据处理进行有效的相位对比与追踪可获得反射界面的位置及煤层厚度关系[7]。

4.2.1. 3 工作面震波CT技术

震波层析成象 (CT) 是利用地震波对地质体的透射投影, 来重建构成地质体内部地震波速度的分布形态, 根据地震波速度与地质体对应关系, 进行岩体分类和评价[8]。由于地震波在煤层中传播的纵波、横波速度较岩石低, 因此可以通过波速CT图中的速度差异圈定煤层厚度变化区域。若在采煤工作面中出现高速区, 在无其他特殊条件影响下即是相对高速的顶、底板介质取代了部分煤层位置, 使得煤层变薄;反之煤层增厚。同时, 还可通过工作面回采揭露的煤厚资料与探测波速值进行类比, 以便进行下一步煤层厚度定量评价。

4.2.2 电磁法探测

4.2.2. 1 巷道煤层天然电磁波探测

目前, 针对巷道迎头前方煤厚变化, 有学者提出可以利用巷道煤层超前探测仪探测迎头前方100 m内煤层厚度[9]。

巷道煤层超前探测仪接收的是天然电磁波场源地电部分中的二次场。地电部分中的二次场, 是指地下不同电性层的地质体, 在地磁脉动作用下所激发的辐射场, 以漫辐射的形式对外传播。当仪器在迎头超前探测时, 如果煤层是水平的, 那么煤层中的分子 (原子) 的辐射量基本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距掌子面的距离不同, 辐射量的衰减程度不同;当煤层有一定倾角时, 只要仪器的传感器法线方向与煤层厚度的中心线延伸方向一致, 其探测机理就同煤层是水平的一样;当穿越煤层后, 物质成分发生了变化, 其分子 (原子) 的辐射量也就发生了变化, 这样, 仪器接收的数据经过软件程序处理后, 便可识别煤层厚度的变化。

4.2.2. 2 无线电波透视法

无线电波透视法是利用探测目标与周围介质之间的电性差异来研究确定目标体位置形态、大小及物性参数的一种矿井物探方法。通过在工作面的运输巷、回风巷、切眼分别激发接收电磁波, 然后对电磁信号进行分析处理, 便可探测工作面内异常信息。

电磁波在地下岩层中传播时, 由于电阻率不同, 它们对电磁波能量的吸收有一定的差异, 电阻率较低的岩层具有较大的吸收作用。在探测煤层厚度变化过程中, 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 电磁波穿透煤层的途径中, 存在着煤厚变薄区 (煤层被低阻岩层替代) 时, 电磁波能量就会被其吸收或完全屏蔽, 信号显著减弱甚至收不到, 形成透视异常 (或称“阴影区”) 。交换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位置, 若测得同一异常的“阴影区”, 便可确定为异常区域。若为无阴影区域则判定煤厚厚度相对稳定[10]。

5 煤层厚度预测方法分析与认识

总体来讲, 预测煤层厚度变化方法分为地面和井下两个方面, 而每一个方面具体又分为:地质分析法、钻探 (巷探) 法和地球物理勘探法。

无论地面还是井下预测, 基础的地质分析法充分结合前期勘查资料, 重点分析断层、褶皱和岩浆活动对区内煤厚影响规律, 可有效反映区域信息, 但对局部资料把握有限。

地面探测煤层厚度传统的钻探方法, 对于单个钻孔, 若取芯完整, 煤厚数据是准确的, 然而在任何勘探区内, 钻孔的数目是有限的, 孔距一般在数百米以上, 内插出的煤层厚度显然具有一定误差;井下钻探或者巷道能真实反映目标介质周边信息, 但针对较大区域可靠性仍然一般。

地球物理勘探手段对煤层厚度的探测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 但同时存在探测精度差异较大的劣势;地球物理测井精度高, 但只能代表一孔之见;地震为目前预测煤厚最常用、有效的手段, 具有精度相对较高, 信息丰富的特点, 但在复杂地形、地貌条件下效果较差;电磁法在煤田勘探中主要用于探测目标岩层赋水性, 而对于煤层厚度探测是一种尝试, 还需加强基础理论、现场试验研究。

通过上面分析可知, 单一地质、钻探、物探方法针对煤层厚度敏感性不尽相同, 且单一方法均存在缺陷。在实际探测过程中, 需运用数理统计、模糊数学方法融合多元信息, 准确预报煤层厚度, 以便满足应用需求。

6 结论

地质、钻探、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在矿井探测煤层厚度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为煤矿高效安全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但必须面对现实, 认真总结和分析技术优缺点, 探索煤层厚度探测新方向。

总的来说, 要进一步提高煤层厚度预测的准确性和精度, 就必须加强对地质资料全面、深入调研, 充分运用钻孔资料, 结合地球物理方法中测井、地震、电磁法探测成果, 最后运用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法、地质统计法等将多元信息进行融合, 实现综合解释。走多方法、多参数、多角度的综合勘探之路, 努力实现在复杂地质条件下高精度预测煤层厚度变化。

摘要：煤层厚度是煤矿设计与开采必不可少的数据, 准确地预测煤层厚度, 不仅能给煤矿提供有力的地质保障, 而且还能给煤矿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煤层厚度预测技术包括地质分析法、钻探、地球物理勘探等。通过这些方法进行分类, 从地面和井下两个角度进行阐述, 并指出, 煤层厚度的各种预测方法并不是以单一的方式来进行, 而是以几种方法所得到的参数进行对比解译, 旨在为高效率煤层开采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煤层厚度,地质分析,钻探工程,地球物理勘探

参考文献

[1]仲其涛.煤层厚度反演方法研究与应用[D].徐州:中国矿业大学, 2001

[2]王克勤.煤层厚度预测方法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0, 20 (25) :202-203

[3]屠厚泽.钻探工程学[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988:230-245

[4]张应文, 王亮, 王班友, 等.煤田测井中煤层的定性及定厚解释技术应用[J].物探与化探, 2008, 32 (1) :51-52

[5]张恩珂, 柏冠军, 郑中刚.地震资料频率域预测煤层厚度方法研究及应用[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5, 24 (4) :59-62

[6]曹佩昌.BD-4型地质遥感探测仪在白坪煤业公司的应用[J].煤, 2009, 18 (1) :13-15

[7]丁宽.用反射共偏移法探测煤层厚度[J].煤炭工程, 2007 (5) :107-109

[8]周官群, 刘盛东, 郭立全, 等.采煤工作面地质异常体震波探测技术[J].煤炭科学技术, 2007, 35 (4) :37-40

[9]杨武洋.巷道煤层天然电磁波法超前探测[J].煤田地质与勘探.2007, 35 (2) :76-78

中长期水文预报研究评述与展望 篇5

1 中长期水文预报的作用

中长期水文预报最大的作用是可以对水灾进行防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科技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水文预报的技术在不断改进的同时, 也加入了计算机技术, 这既简化了水文预报的工作流程, 也使预报的结果更加精确与权威。通过中长期水文预报, 可以使各部门水资源的分配更加科学与合理, 从而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水文预报的结果越来越准确, 这也为缓解洪水灾情起到了帮助作用, 根据预报结果可以及时调整防洪设施、安排抗洪工作, 争取更多的防洪救灾时间, 从而降低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

2 中长期水文预报的研究评述

影响中长期预报质量的主要因素是预报的方法, 这样方法的准确程度对预报结果有着重要影响。中长期水文预报由于对预见期有一定要求, 而且预报的过程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所以一般存在预报不精确的问题, 而对中长期水文预报的研究一般是对其预报方法的研究, 水文预报的方法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类, 传统预报是对水流资源形成原因以及不断变化规律与特点进行研究, 现代方法主要融合了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开拓很多理论性技术, 包括人工神经网络、模糊数学等等。对这些方法的研究与评述, 主要是希望对其适用的条件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划分, 从而提高水文预报的质量与准确度。

2.1 传统中长期水文预报方法

2.1.1 成因分析法。

河川径流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 与大气环流有密切关系, 一个流域或地区发生旱涝是与环流联系在一起的。分析研究大气环流与水文要素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水文气象工作者深入探讨的课题。分析了北太平洋和青藏高原下垫面热状况变化与长江流域汛期旱涝之间的关系, 初步揭示出一些相关性。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 分析太阳黑子和厄尔尼诺事件对松花江区域水文影响特征及其水、旱灾害发生的基本规律, 揭示了降水量按磁周期呈丰、枯水变化的规律。

2.1.2 数理统计法。

数理统计方法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寻找已经出现过的预报对象和预报因子之间的统计规律和关系或水文要素自身历史变化的统计规律, 建立预报模式进行预报。按预报时考虑因素的多寡可分为单因素预报和多因素综合预报。常用的有历史演变法、周期分析方法等。事实上, 水文气象要素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要做出未来较长期的水文气象预报, 往往需要挑选多个相关程度比较高的因子, 进行多要素综合预报。

2.2 现代中长期水文预报方法

2.2.1 人工神经网络法。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近些年来进展非常迅速, 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阔的应用, 如预测预报、模式识别、自动控制等领域的智能模拟和信息处理。神经网络技术具有大规模并行处理、分布式存储、自适应性等优点。

2.2.2 灰色系统理论法。

1982年邓聚龙创立了灰色系统理论, 认为水资源系统可以当作灰色系统看待。最常用的描述灰色系统模型的数学模型GM (1, 1) , G代表Grey (灰色) , M代表Model (模型) , GM (1, 1) 指1阶、1个变量的线性常微分方程模型。它在径流预报、灾害预测中有不少应用实例。灰色系统理论由于其模型特点, 比较适合具有指数增长趋势的问题, 对于其他变化趋势, 则有时拟合灰度较大, 导致精度难以提高。

2.2.3 模糊数学理论法。

在水文领域应用模糊数学进行预测, 主要是以对历史样本模式的模糊聚类为基础, 计算待测状态的类别特征值, 从而根据预报值与类别特征值之间的回归方程进行预报。该方法将水文成因分析、统计分析、模糊集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为提高中长期预报特征的精度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3 中长期水文预报的展望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长期水文预报的方法很多, 而且适用范围与条件各有不同, 每个方法都具有一定特点以及优缺点, 而且在预报的过程中, 可以多种方法混合应用, 提高预报结果的准确度。通过笔者对预报方法的评述可以看出, 中长期水文预报的发展与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 而且对水文预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降低洪水的灾害, 增加社会的经济效益。目前, 我国相关部门对中长期水文预报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其发展落后于而短期水文预报, 这主要是因为两者是预见期长短不同, 而且中长期水文预报更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我国研究中长期预报的参考理论, 主要是统计水文变化的特性, 所以预报的结果显得不够科学, 在今后的研究中, 一定要侧重于对物理成因的统计, 多应用先进的技术与理论。而中长期水文预报方法的研究也不够细致, 不能只进行理论性研究, 要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这样才能将这些方法更好的应用于实践之中。中长期水文预报的结果非常重要, 这些结果在实行的过程中, 主要是应用在对水资源的宏观调控以及水利设施的配置上, 根据实践分析表明, 这些方法还不够成熟, 应对中长期水情进行更多的展望, 预报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可行性与有效性, 有关预报部门需要注意结合实际变化, 随时对展望进行补充修正。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对于中长期水文预报认识不足, 重视程度也不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 流域内各部门对防洪和供水预见期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 中长期水文预报的研究将会愈来愈受到科研人员的重视。

4 结论

中长期水文预报的预见期一般是在三天以上, 一年以下, 其通过对水河流域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对其未来的变化进行预测。中长期水文预报的方法一般分传统和现代两种, 传统是根据水情的成因进行分析, 也可以根据累积统计进行分析;而后者的方法更为精确, 主要通过人工神经网络、灰色系统分析、模糊数学等方法对水文进行预报。不同的方法的预报成果对水利工程以及灾情防治都有着重大意义。通过对其的研究以及未来发展的展望, 可以使其应用的更加广泛, 发挥更大的效用。

参考文献

[1]汤成友, 官学文, 张世明.现代中长期水文预报方法及应用[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煤化工工艺技术评述与展望 篇6

1 煤化工的三个工业化层次

煤炭工业发展进程中, 研究核心指向了合成煤气化和化工原料。煤气化开发利用新技术, 合成化工原料的工艺日渐完善, 形成了新的煤化工工业, 主要原料是煤。煤化工有三个工业化层次:煤合成气、加工合成气、深度加工。以下进行分别阐述:

首先是煤合成气。目前在我国, 水煤浆气化已经被工业化, 把干煤粉或者水煤浆, 进行部分氧化, 得到氢气和一氧化碳的合成气。接着是合成气的加工。一般来说, 主要有如下方法初加工合成气:烃类、醇类以及利用其它碳氧化合物来进行合成。相对来说, 烃类加工具有一定优势。最后即是深度加工。进行深度加工时, 产生的下游产品, 属甲醇和烯烃最多, 因此成为化工行业的重要支柱。聚乙烯、聚苯乙烯、聚丙烯等都属于烯烃的下游产品。甲醇下游产品主要包括以下产品:甲基叔丁基醚 (MTBE) 、醋酸、碳酸二甲酯 (DMC) 、醋酸乙烯等。

2 煤化工的三个部分

2.1 乙烯的制法和发展

乙烯是石油化工的核心和最重要的基础原料。目前来说, 乙烯主要是由石油裂解获取。原材料市场的不断变化, 乙烯生产成本不断提高, 大批乙烯企业的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 经济规模效应已日趋明显。有关研究发现, 制乙烯的一条具有技术经济潜力的途径是用煤或天然气, 一旦成功, 石化工业界就有可能掀起一场重大改革浪潮, 并且会大规模的进行改革传统的工艺技术。

用煤或天然气制取乙烯, 最可能实现工业化的是经合成气, 再经甲醇或DME转化为乙烯的三步法工艺路线, 该路线投资和生产成本的总体经济效益良好;三步法制乙烯需重点突破甲醇或DME转化为乙烯的催化剂与反应器技术, 同时需开发合成乙烯的工艺软件, 以促进合成乙烯技术的工业化;合成气一步法制DME中, 国内气相法已基本实现工业化, 三相淤浆床法正处于开发中, 三相法比气相法具有更明显的技术优势, 需加快开发三相法合成气直接制DME的新工艺开发工作;二氧化碳加氢直接合成DME是一条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的工艺路线。

2.2 煤气化的方法和技术

煤气化是煤转化技术中最主要的方面。但煤气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比较晚。煤气化技术有两次重大突破。煤化工工艺还存在若干缺点:如投资大, 运输量大, 环境污染等。历来化工装置配置煤气化技术时, 都将其置于装置之前, 单独设置。这种分散的气化设置方式, 不符合21世纪化学工业发展的形势。因此, 发展煤气化技术, 应考虑在煤矿的坑口, 集中设置多套大型化煤气化装置, 并在坑口附近建立大型煤化工综合企业, 提高产业效益, 缓解运输压力, 改善环境污染, 有望成为未来煤化工发展的方向。

煤气化是煤化工发展的先导和关键技术, 需大力开发对煤种适应性强、单炉生产能力高、煤气成本低、气体成分可调的各种先进加压气化技术;需加强Dow水煤浆气化工艺与工程研究, 探索Dow气化工艺在国内的应用;Shell粉煤气化技术有诸多优点, 需开发其化工应用途径;发展水煤浆制备技术的关键是开发浆体稳定的、高煤浓度的、低成本的自主产权技术;坑口煤气化可望成为提高效益、改善环境的未来煤化工发展的方向。

2.3 煤炭的技术和前景

相对来说, 我国煤炭储存量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严重缺乏。而另一方面, 我国在开采煤炭方面, 属于过剩限产, 并且, 目前煤炭粗放式的进行利用, 导致环境质量严重受影响。为弥补油品缺口, 以及能源资源储量不足的缺陷, 在近中期内, 只能依靠煤炭来满足缺少千万吨数量级的油品相对应的需求。有两种方法来进行煤制油, 其一是煤加氢直接进行液化获得, 其二是间接方法, 先把煤气化成混合气, 之后经过F-T合成催化反应, 从而转化为油品。

目前来说, 国内油品具有很大缺口, 而且能源储存量不能满足需求, 有效解决油品短缺问题, 需要依靠发展煤液化合成油技术。我们应该开发新技术, 研制廉价高效的铁催化剂, 这有助于实现煤制油工业化。基于详细反应机理的F-T合成动力学模型是实现煤制油, 全流程工艺模拟软件开发的核心。我国建设百万吨级以上煤制油装置, 以及自主产权的工业成熟技术显得很有必要。

3 结论

本文从工业化及工程化的方向, 对煤气化工艺技术发展进行简单阐述, 深入探究了生产合成甲醇、乙烯、油品和二甲醚等的新途径、新技术。世界上很多国家是以煤为主要能源, 我国也是其中之一, 在能源分布结构中, 煤炭占了绝大一部分, 因此, 成功实现高效率、清洁生产、经济合理的生产、制造、利用煤炭这一目标, 对于煤化工的利用, 起着重大而深远的战略与现实意义。

摘要：现代社会中, 在能源领域有许多热门的研究话题, 拥有了能源就等于占据了发展的制高点。煤是全球储能的主要方式。从工业化方面来说, 煤化工工艺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本文从三个部分, 即煤气化技术、乙烯、合成油, 分别进行探讨、评述了煤化工工艺技术, 并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 浅析了其三个部分的发展前景, 对于煤化工工艺新技术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煤化工,煤气化,乙烯,甲醇,煤展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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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葛峰, 邱靖, 汪云岗, 王利群, 徐军.合成氨气化用水煤焦浆的制备[J].精细石油化工进展, 2011, (11)

评述与展望 篇7

1 服务价值的内涵研究

Michael Porter认为服务价值取决于顾客的感知和认同,代表了前期研究中众多学者的观点。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量研究成果均对服务价值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但研究视角存在一定差异性。本文主要从概念模型和服务系统两个视角进行分类评述。

1.1 概念模型视角下的服务价值内涵研究

Kotler等提出了服务价值概念框架,对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潜在变量进行了归类,如金钱成本、私人间的联系、声誉、服务所得、与获得服务相关的努力等。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站在顾客的角度并结合企业价值构建起服务价值模型。Cengiz Haksever等[2]明确了服务价值的顾客属性,将时间要素加入服务价值模型之中,认为服务价值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更多体现的是服务的非经济价值。Hasksever等所构建的服务价值模型是目前学术界被广泛采用的概念模型之一。苏钰等[3]整合了顾客感知价值和企业价值两个视角,构建了服务价值模型,认为服务价值是企业通过降低价格和顾客购买成本的方式来提高感知服务质量以及增加企业价值,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种良性循环。Vargo Stephen L等[4]将服务价值具体描述为顾客在服务传递的过程中,面对已经付出以及即将付出的各项成本,对自身既得利益公平性的感知。马玉波等[5]比较研究了各种价值内涵,将服务价值定义为企业创造并传送的服务功能和效用普遍被顾客感知、认可、接受的程度。因此,服务在企业与顾客之间传递,而服务价值对多数顾客均存在客观收益,并且服务的客观性能是顾客进行主观认定的基础,同时也是顾客主观认知的结果。此外,Basole R C等[6]认为虽然产品和服务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但研究服务价值不应该将其与产品相分离,而应该将产品看作服务传递的工具,同时提出了服务价值网络的概念模型,包括服务消费者、服务提供商、第一层推动者、第二层推动者以及辅助推动者等5种类型的参与者,其价值由B2B、B2C和C2C等组成的复杂营销关系组合共同创造,并受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影响。Lin Chien Hsin[7]认为服务价值反映了顾客从服务中获得的利益及其相应成本付出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利益和损失要素相互独立且互为因果,不可相互变换。这一观点强调了服务价值中各要素的密切关联,很多学者对此表示支持,如Kristina Heinonen[8]认为服务价值包括技术、功能、时间和空间等4个维度,且每一个维度均通过各自的利益所得和成本所失进行衡量。David Martin Ruiz等[9]进一步细化了服务价值模型,认为描述服务价值的焦点应在于各服务要素在塑造顾客感知价值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服务价值的内涵也延伸至绿色服务供应链领域,Rania A M Shamah[10]通过构建绿色服务供应链的价值创造模型,更好地解释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共享与专注创新对提升服务供应链价值和绩效的积极影响。

1.2 服务系统视角下的服务价值内涵研究

服务系统视角下,以价值网运用最为广泛。服务价值网强调以客户为中心,对顾客需求作出快速反应,其主要特点在于企业、顾客及供应商等价值网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提供价值,注重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数字化运营,是突破价值链范畴的价值创造系统。国外部分学者利用该方法将服务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服务价值的产生过程和机理。如Holbrook运用价值构成的方法,即价值链和价值网,认为对服务价值内涵的界定应从服务价值参数和服务价值分析方法两个方面进行。Paul P Maglio等[11]认为服务价值由服务系统及其环境适应能力共同决定。Alter S[12]认为顾客服务效益的获得可以来自于服务提供商,也可以来自于自动服务,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服务价值。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引入价值网理论,针对服务价值演化和共创模式对服务价值内涵进行了探索研究,如龙跃[13]基于专业化分工和价值网观点,归类综述并分析了制造服务价值的演化,认为制造服务跨界演化是服务演化的重要发展趋势;简兆权等[14]基于价值星座和服务价值网络等观点,构建了包括研发企业、科研院校、风险投资者、中介机构和政府等在内的研发服务价值共创模式,阐释了其不同共创圈的形成机理和影响作用。

服务工程方法通过借鉴软件工程的建模思想,旨在设计面向客户需求的服务系统,是目前国内服务价值研究领域运用效果较为突出的系统理论之一。王忠杰等[15]运用该方法刻画了服务价值的分类,认为服务价值具有可分解性、组合性、可传递性、可转化性和依赖性等5方面基本性质。邵旭提出了支持价值知觉的服务工程与方法体系,并将服务价值定义为顾客或提供者期望某一方面状态改善及改善的程度,是服务供需双方追求的最终目标。

除上述两种主流认识倾向之外,国内还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视角对服务价值内涵进行了解读。如杜义飞等[16]从博弈的角度认为服务价值的重点在于需要各服务参与方共同创造,并且能够在各参与方中恰当分配。谢获宝等从财务的角度认为服务价值是企业各项服务活动给企业带来的未来净现金流入增加额的现值。李群从服务利润链和服务价值链整合的角度,将服务价值界定为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产品通过满足顾客需求,或者给顾客带来顾客收益,而为服务供应商带来的企业价值。扈玉婷引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界定了服务价值内涵,认为服务价值是凝结在服务产品和非实物使用价值上的,并得到了社会表现的抽象劳动,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服务劳动的凝结性、社会性和抽象性共同决定。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服务和价值是服务价值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内涵的切入点。目前,关于服务价值内涵的研究包括了概念认识、特点分析、构成要素及类别划分等主要方面,涉及到了管理科学、服务科学及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是与服务价值密切相关的近似概念,但是,服务的本质属性在于满足服务接收方的利益需求,价值强调了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需要的意义,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均强调对服务效用的感知和判断。与这些概念相比较而言,服务价值并不被完全包含于服务质量概念之中,其内涵比服务质量更贴近服务接受方的服务需求;且服务价值虽然与顾客价值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顾客价值是个体性概念,而服务价值是群体性概念,服务价值在传送后被感知、认可和接受的部分可理解为顾客价值。因此,本文对服务价值的内涵进行如下阐释:服务价值可作为服务接受方评判其所接受服务质量高低的标准,其根本问题应在于服务价值客体对服务价值主体需求的满足以及服务价值主体需要意义的体现,且服务价值可以被衡量和评判。

2 服务价值与关系变量的影响研究

探究服务价值与其相关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的主要方向,但是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稍显薄弱。本文将服务价值的关系变量归纳为前因变量、调节变量和结果变量等3类,以辨析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的影响关系。

2.1 前因变量

Alix T等[17]利用价值等式认为服务价值等于服务质量与服务成本之比,重点探讨了产品的附加服务,并从企业和顾客两个角度对服务价值进行了分析。由此可得,服务质量和服务成本是服务价值的两个重要前因变量,其中,服务质量的构成要素同样是服务价值的重要维度。如Hu Hui Hsin等[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有利于顾客产生高的感知服务价值,同时对提升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强顾客购买意愿等均具有显著影响;王升研究表明即使存在文化背景差异,服务质量对感知服务价值仍存在较显著的正向影响。

服务成本作为影响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可进一步细化为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金钱成本等,一般认为服务成本越高,服务价值越低。如Manoj Edward等[19]实证检验了服务转换成本对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和顾客保留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服务转换成本与感知服务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建议服务型企业采用独立或降低服务转换成本的方式提升服务价值和顾客满意度。

此外,国内部分学者针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服务价值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如朱以彬以图书馆服务价值为研究对象,指出图书馆员的服务意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以及读者需求是影响图书馆服务价值的主要因素;王希全以内部审计服务价值为研究对象,指出服务资源数量、服务价格和项目价值度是影响企业内部审计服务价值的主要因素。由此表明,不同事物由于其属性和功能的不同,影响其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性。

2.2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介于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验证其调节作用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因果关系的探析。本文归纳的服务价值调节变量主要包括服务接触、服务体验、不确定性信息规避和企业形象感知等。I-rene Gil等[20]研究表明,服务接触直接影响顾客的感知服务价值,同时验证了员工工作满意度在服务价值与顾客满意之间的调节作用。顾客的服务体验是服务接触过程的重要方。Anu Helkkula等[21]利用欧洲客户对i Phone服务体验的市场数据,实证分析了顾客服务体验对顾客感知服务价值的影响,表明顾客从服务体验中感知服务价值并不能称为一条价值链,而是包含了环境价值、经验价值动态相关性的复杂现象。Carmen M Sabiote等[22]分析了网络服务总体感知价值的差异和网络服务消费者的行为倾向,并检验了不确定性信息规避在实现顾客满意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卞文良等[23]分析了B2C环境下顾客对物流服务的感知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影响,实证检验了企业形象感知正向影响服务感知以及服务感知正向影响顾客满意。

同时,服务价值自身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Davood Feiz等[24]从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两个维度来测定服务质量,并指出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对感知服务价值及顾客满意具有显著影响,而感知服务价值对服务优先和服务充足在实现顾客满意方面具有调节作用。Asman Ismail等[25]研究表明,感知服务价值通过服务响应和服务保证并不显著影响服务满意度,而通过情感维度能够产生显著影响,验证了感知服务价值在服务质量和服务满意之间的协调作用。

2.3 结果变量

Masanobu Uda[26]指出服务价值最大化是实现服务满意的最佳标准。因此,服务满意是服务价值的重要结果变量之一,对实现顾客忠诚和提高企业利润起着显著作用。此外,钱晓群实证检验了学生感知服务价值与网络教育学院竞争力之间的结构关系;王朝辉等将服务价值作为感知价值的测量维度之一,认为感知价值与其各维度之间存在多元线性关系,且在服务价值维度上均值较高。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感知价值可作为服务价值的结果变量,并且对于不同的事件,服务价值与感知价值之间的影响关系也不相同。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服务价值的前因变量主要包括服务质量、服务成本、服务接触以及企业形象和员工的服务意识等;服务价值的结果变量主要包括顾客满意、顾客忠诚、员工工作满意和企业竞争力等。通过比较国内外研究成果可知,国外学者已经从企业和客户层面就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而国内学者侧重从顾客感知的角度分析服务价值与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等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背景细化服务价值影响变量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3 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

服务价值本身具有可被衡量和评价的性质,而且鉴于其更贴近服务的本质,与经济社会中不用领域的结合更有助于揭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将服务价值评价研究归纳为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公共事业服务价值评价和供应链服务价值评价等3类。

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生态环境是人类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之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更是全球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举措。目前,学术界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研究的文献资料占据最大比例。美国学者Costanza等人于1997年将其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Nature》杂志上,提出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迅速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们认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以从为人类生活提供生态产品和保证人类生活质量的生态功能两部分进行衡量,将其分为17个子生态系统分别进行测量并最终加总求和。根据Costanza R等人[27]的测度,全球生态系统每年可产出高达16~54万亿美元的总服务价值,平均为33万亿美元,是1997年全球GNP的1.8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部分地区的生态系统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引发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伴随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的研究热潮,逐渐将其评价研究深入到湿地、森林、土地利用及农业生态系统等多个方面,且敏感性指数、遥感和意愿评估法等是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中的主要方法和指标,取得了诸多具有较强社会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刘兴元、张振明、王友生、赵忠宝、李坦等。

3.2 公共事业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西方拥有成熟的高等教育制度,部分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展开了针对高等教育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如Gaston Le Blanc和Nha Nguyen基于性别和学习水平等维度定量评价了大学生服务价值,论证了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其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并且指出针对不同性别和学习水平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在公共服务和医疗卫生领域,Bo Enquist等[28]以公共服务领域中契约治理和绩效测度的关系为视角,从服务主动型和商品主导型两个方面对公共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价测度。Wan I Lee[29]运用MEC理论建立了医疗服务行业的顾客层级价值图模型,指出患者在价值层面的满意度与门诊服务的等待时间、管理程序、登记服务、服务范围、护士的态度和礼貌、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治疗效果等要素密切相关。

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侧重点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除政府服务价值和医疗服务价值评价研究以外,图书馆服务价值评价是国内学者另一个重点研究的方向。如游士兵等[30]定义了政府服务价值,选择人均GDP作为行为变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环境、资源环境状况及社会发展水平作为考察其贡献度的4个因子,建立GM(1,N)模型对政府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价测度;王静等[31]在阐释医疗服务价值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绩效评估的角度,运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法对公立医院的医生服务价值进行了定量评估测度;任贵华等[32]从经济、技术、功能、资源和社会等5个维度构建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并进行了定量测度与实证检验。

3.3 供应链服务价值评价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并呈现多样性,信息化和供应链均是此背景下国内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地位的有效手段。信息具有服务特性,史敏等研究指出可以通过享用科技信息服务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对科技信息服务价值进行测度。丁邡等[33]结合中国技术密集型企业进行IT投资的决策环境和首席信息官(CIO)的行为特征,建立了CIO评估IT顾问信息服务价值的数学模型,分析了IT风险资产价格、期望收益分布和信息服务费用等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以及对评估过程的内在影响机制。此外,资金被形象地描述为维持供应链共生系统生命力的血液,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其提供物流金融服务可有效维持整个供应链的活力。王笃鹏等通过比较共生系统中有无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物流金融服务的情况,分析了各共生单元的决策和能量变化,评估了物流金融在供应链中所产生的服务价值,认为物流金融服务在扩大零售企业订货量的同时增加了各共生单元的能量。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到,结合不同领域和行业特点,运用成熟的理论方法展开服务价值的评价研究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进行服务价值评价的主要研究思路。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诸多领域中尤以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形成了相对较为成熟的评价准则和方法,而以顾客和市场为主体的典型服务领域的服务价值评价研究成果甚为缺乏。该问题与服务价值内涵的界定尚存在较大争议以及服务价值自身的复杂性存在一定关联;但该问题又表明,系统深入研究服务价值在理论和现实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服务价值研究应当成为服务科学领域学者们探索和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4 服务价值的未来研究展望

服务价值具备管理科学、服务科学、生态科学以及工程理论等学科交叉性的重要特点。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就服务价值的内涵、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和服务价值的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辨析,但一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4.1 服务价值内涵的明确和细化

国内外学者多从顾客感知及系统共创的角度对服务价值的概念进行界定,关于服务价值的构成要素分析集中于经验和信息、功能和技术及时间与空间等方面,并对服务价值的宏观性和创新性形成了共识,但由于服务价值的学科交叉性以及自身内涵的丰富性,目前对其内涵的理解还不够系统、深入。因此,应更加注重从管理和服务科学的角度,并结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服务价值的概念、分类及构成要素等。

4.2 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关系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系统性较强,但研究方法和角度略显单一,并且对于服务价值影响变量的选取集中于顾客层面,造成了一定的研究局限;而国内学者偏重于验证服务价值与其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针对其与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服务价值自身的调节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在深度上尚显不足。因此,应运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注重从组织和社会系统层面介入相关变量,逐步拓展和深化服务价值的影响因素,深入揭示服务价值与相关变量之间的本质关联。

4.3 服务价值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

服务价值评价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服务价值的主要方面,从现有研究来看,服务质量等相关概念的评价模型为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利用服务价值的概念模型,从经济价值、功能价值和时间价值等维度构建了服务价值评价体系,然而,借鉴服务质量评价模型来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容易产生概念混淆,以至于评价指标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服务价值概念模型自身也有较强的局限性。因此,应基于服务价值的内涵,运用科学的方法构建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并结合不同应用领域的特点加以改进,增强其实践应用价值。

4.4 基于管理科学的视角深化服务价值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以目前研究状况而言,工程领域或生物科学领域对服务价值的研究工作较为深入,而在管理科学领域,服务价值的研究框架仍然比较模糊,与其相关概念的关系研究仍然比较浅显。这一点在国内研究进展中尤为突出。因此,立足管理科学领域,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使得服务价值研究范式更加科学、技术路线更加合理,将更有助于建立起规范的服务价值研究体系。

4.5 服务价值的建模与优化并加强在实业界的应用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将数学和计算机方法运用于服务价值建模过程之中,构建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服务价值模型,然而,在实业界领域的推广应用效果甚为不佳。因此,提炼更加贴合服务价值本质的影响因素,运用更为简便而高效的方法工具,强化服务价值建模理论支撑的同时探索服务价值优化和提升路径,并加强在医疗、教育、营销及交通运输等实业界领域的推广应用,将成为未来服务价值研究的重要方向。

摘要：与服务质量和顾客价值相比,服务价值对于提升顾客满意度和企业竞争力更具革新性和影响力。近年来,服务价值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从管理科学的视角进行文献精拣,深入剖析了服务价值的内涵,分析了服务价值与有关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理,评析了不同领域服务价值评价的方法和指标,指出了现有研究不足,并探讨了未来研究方向。

评述与展望 篇8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 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 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 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 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 并提出新的思路。

2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 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 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 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 “商品经济越发展, 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 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 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 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 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 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 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 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 (Weber, 1929) 建立了模型, 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 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 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 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 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 (Liszt) 、道格拉斯·诺思 (D.C.North) 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 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 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 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 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 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 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 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 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 (Rostow) 、赫希曼 (Hirschman) 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 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 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 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 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 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D.A.Aschauer (1989) 应用CD生产函数, 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 (1999) 与张国强 (2004) 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 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 (2009) 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 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 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 (2004) 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 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 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但仍然远未完善, 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 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 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 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 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 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 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 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 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 (Dicken, 1990) , “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 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 运输费用被引入, 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 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 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 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 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 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 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 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 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 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 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 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 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 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 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 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 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 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 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 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 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 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 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 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 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 都是一种事后检验, 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 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 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 (newclassicaleconomics) 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 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 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 应用超边际分析 (inframarginalanalysis) 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 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 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 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 同时增加交易次数, 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 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 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 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 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 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 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 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 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 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 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 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 (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 , 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 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 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 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 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 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 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 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 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 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 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 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 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 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 从而实现促进分工, 扩大市场范围, 提高生产力, 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 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 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 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 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1) 新兴古典经济学20余年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传统运输经济理论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 显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现有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下, 如何测度分工的水平、市场的容量、经济组织结构等这些 (上接P96)

C&A旗下五个风格各异、新颖独特的品牌涵盖了时装领域的方方面面, 专为不同的生活理念精心打造———从最前卫的流行风格到都市里的优雅装扮, 所有的系列不断更新, 以满足不同生活方式的目标消费群的特殊需求。ClockHouse:张扬自我个性, 放飞自由心情———专为渴望标新立异、追求自由生活、释放青春活力的学生们设计;Yessica:优雅魅力、独立自信, 专为自信练达但又不失娇柔魅力的年轻职业女性而设计;AngeloLitrico:都市休闲风, 专为轻松、内敛而自信的年轻职业男性设计;Palomino:舒适可靠、童趣无限, 为孩子们提供了色彩缤纷和酷劲十足的优质服装;BabyClub:更多关爱、更加可爱, 为宝宝们精心准备了品质优良、安全舒适的时尚童装, 每个子品牌都较好地满足人们个性化消费需求。

7 服装产地的全球化

为了达到规模经济, 有效利用各国的资源优势, 与其他国际服装名牌不同, H&M的服装服饰采取全球生产和采购, 因此, 可以从H&M店内服饰吊牌上看服装生产国的全球化, 包括:保加利亚、葡萄牙、土耳其、马来西亚、韩国、越南、孟加拉、柬埔寨、罗马尼亚、印度、印尼、中国的北京、天津、江苏、浙江、上海、广东、湖北、山东等, H&M将60%的生产放在亚洲, 其余则放在东欧。一般而言, 常规款式的时装和童装是在亚洲生产, 量小且流行性强的服装, 通常在欧洲生产。ZARA的生产基地在西班牙, 只有最基本款式的服装在亚洲等低成本地区生产。

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仍是一大难题, 这就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展缓慢。

(2) 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 联系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的是运输成本 (外生交易成本) 在总交易成本 (包括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 中的比重, 其中内生交易成本又涉及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博弈论、契约理论等问题, 如何将这些问题与交通运输发展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领域。

摘要：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形成了若干理论、方法和结论。本文首先总结了现有的主要理论, 并探讨了这些理论在解释这一问题方面的成果和不足, 进而提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好处和具体方法、结论, 最后探讨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若将交通运输视为交易性而非生产性, 则交通运输的宏观经济作用将更加突出。运输条件的改进, 交易效率的提高, 将与分工深化、市场扩大和经济增长形成相互作用。

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新兴古典经济学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2][英]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3]荣超和.论运输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评述与展望 篇9

母子公司是大公司 ( 企业集团) 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是企业成长过程中所面临与必须妥善处理的一种内部化的公司关系。在国家实施 “自主创新” 战略, 推动产业转型、提升产业层次和创新水平的大背景下, 如何有效发挥企业集团的作用, 提升企业集团母子公司创新水平和竞争能力, 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研究问题。企业集团母子公司创新管理研究的发展, 在经历了个体/单个创新管理与组合创新管理两个阶段后, 协同创新成为现代创新的核心思想。放眼全球, 取得巨大成功的跨国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 均有效地推动了公司集团内部母子公司之间的协同发展, 其创新优势不仅仅来自于拥有出众研发能力或高超管理水平的母公司, 子公司亦成为了跨国公司重要的创新源泉。研究表明, 在我国企业集团内母子公司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忽略了企业集团内部母子公司之间及各个子公司之间的协同合作, 或者协同合作程度不高, 从而影响企业集团整体的创新绩效[1]。

知识是创新的源泉,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对母子公司发展的重要作用, 开始关注在知识视角下的母子公司协同创新。Kogut和Zander[2]最早提出, 母子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可以有效地转移知识, 其企业集团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相互间知识的转移。也就是说, 母子公司内部的协同, 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母子公司间基于知识层面的协同。根据企业资源论和企业知识基础论的观点, 知识资源作为公司创新的推动力与来源, 母子公司协同创新, 体现为创新过程中的协同合作, 其本质是相互间知识的转移、 共享和创造,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也主要对此展开。

目前来看, 知识视角下的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关注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本质, 基于知识的母子公司协同创新过程 ( 知识的共享、转移、整合) 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研究等方面。本文主要围绕上述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2知识视角下的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本质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母子公司可以看成是一种由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构成的、具有特定知识结构的实体。这种特定的知识结构影响着知识的获得、转移和整合的方式, 并影响到知识价值的实现[3]。在母子公司网络内, 母公司的知识流向子公司, 子公司的知识也同样可以流向母公司或者其它子公司。母子公司内的知识流动是母子公司知识协同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通过它才能使得知识在母子公司内部进行转移和整合。 通过知识转移, 将使母子公司各类有价值的知识得以有效传播和应用, 提升知识的利用价值[4]。通过知识整合, 对所转移的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知识进行综合和集成, 实施再建构, 使单一、零散的知识形成新的知识体系, 从而产生更大的价值。新知识产生后又通过进一步的共享、转移和整合, 创造出更新的知识。如此不断循环, 可促进新知识不断产生, 使知识协同的效应不断提高, 进而推动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水平。由此, 从知识视角看, 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本质就是通过知识转移、整合与创造来实现知识协同。

实现母子公司间的知识转移和整合以达到知识协同是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关键。许多研究表明, 母子公司内各单元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转移以及知识整合在实现知识协同的基础上, 提升了创新绩效。Yamin和Otto[5]研究了跨国公司内不同类型的知识流动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是从公司外部获得多样化的知识, 还是在公司内部对跨部门跨边界的知识进行转移与整合, 知识流动与创新绩效均呈现正相关关系。Asakawa[6]分析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总部关系间的知识交流对跨国公司的创新绩效的影响。海外研发机构的角色随着公司的发展, 从最初仅仅关注技术与知识的创新, 进步到除了研发, 还承担传播与分享知识的任务, 保持了公司整体上的知识协同, 以此提升了创新绩效。Kurokawa[7]等也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知识流动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3影响母子公司知识转移、整合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前因变量和调节变量

对于母子公司而言, 想要充分认识到知识转移与整合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并且合理利用这种关系来促进公司整体的创新和价值生成, 关键就在于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在这层关系中, 我们认为存在有两类影响因素: 第一类是通过促进或者抑制公司的知识转移与整合, 从而影响知识创新的前因变量, 还有一类就是存在于知识转移、整合与创新绩效之间, 对两者间的双边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的调节变量, 如图1中 “现有研究”部分所示。目前已有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与研究了上述两种变量因素。

3. 1前因变量

Kurokawa[7]等通过研究得出, 跨国公司内子公司的R&D导向、过程导向的激励机制、自立性等因素促进了知识的流动, 并提升了创新绩效。这一类的前因变量的研究受到学者广泛的关注, 如图1中说明, 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1) 知识特性。学者们认为知识本身的特性会影响到其在母子公司内部的流动与传播, 知识内隐性 ( tacit) 和外显性 ( explicit) 、知识的成熟性、复杂性以及知识的多样性 ( diversity) 和关联性 ( co- herence) 等均对其传播与整合有较大的影响。

知识可以被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Nonaka[8]指出显性与隐性是指知识可以被明文化表示、被传递、 被学习的程度, 随着知识隐性的增强, 知识转移的过程就需要经过社会化 ( Socialization) , 外化 ( Ex- ternalization) , 组合化 ( Combination) 等几个步骤, 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成本随之提高, 不利于母子公司内部的知识共享与整合, 阻碍了创新。

如果知识不够成熟, 其价值未被充分证实, 即其模糊性仍然较高, 那么在其传播过程中就会遇到更多的来自知识接收方的质疑与阻碍, 并对最终的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Simonin[9]提出了知识模糊性模型, 模糊性主要来源于知识的默会性、专有性及复杂性等等。默会性知识的特点就是模糊不清, 难以确切描述出其来源、构成与内容, 这正是造成知识转移难度较大的原因之一[2]。专有性则与知识在人员、工具、任务等三方面的嵌入性相关, 较高的嵌入性对于知识在新情景下的整合与运用有不利的影响。

另外, 知识的多样性特性有利于创新, 但是如果缺乏关联性就不利于其转移与整合, 因此母子公司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如何平衡这两个特性 ——— “求同或是求异”的选择, 我们将在本文的第4部分着重讨论与分析这一问题。

( 2) 知识供给者和知识接收者。Minbaeva[10]在其研究中提出, 知识转移不应该是知识特性的一元函数, 而应该同样受到知识供给、接收双方个体的影响, 研究主要从他们转移知识的动机以及接收方吸收知识的能力这两方面来入手。

这里的动机是指知识的供给和接收双方进行知识转移的意愿, 可以理解为一种驱动性的因素。从知识供给者来看, 作为知识的源头与知识转移过程的发起者, 其分享知识的动机决定了知识的转移与传播过程能否顺利发生。对于知识接收者, 如果缺乏高度的意愿, 在面对知识传播中遇到的困难时, 他们会表现得缺乏耐心与毅力, 受此影响, 知识供给方也会变得不情愿, 甚至不予配合, 最终导致整个知识转移过程的失效。Kurokawa[8]等证实了过程激励机制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作用, 在跨国企业母子公司中, 母公司和子公司均扮演着知识供给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

我们把知识的吸收能力、知识积累、保留能力等划归到接收者 “知识吸收能力”的要素中。接收者有效应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与现有的知识储量, 而整个知识转移与整合过程成功与否的一个判断标准即为新知识是否能够在接收者内部保留下来, 长期服务于组织或公司的创新和绩效。 Tsai[11]通过其研究指出, 组织单元 ( 子公司) 获得企业内其他单元知识的机会和自身的吸收能力, 有助于提升其创新绩效。Szulanski[12]同样在其实证分析当中证明了接收者的吸收能力对于知识传播过程的重要影响。

( 3) 公司组织情境因素。公司组织情境因素包括公司的规模大小, 组织结构、控制机制、决策、 激励机制、组织文化等等。

公司的组织特征方面主要包括组织规模, 结构特征, 组织年龄等因素。相较于一般的企业, 跨国企业母子公司的规模明显较大, Cohen和Levin[13]认为规模化的公司经营在知识转移与利用方面会更有效率, 利于组织合理整合知识, 促进创新。组织结构是影响知识转移与整合的重要前因变量。扁平化、 柔性的组织结构有利于信息的顺畅流通与资源的合理配置, 可以提高知识转移与整合的效率, 从而提升创新绩效。母子公司的庞大规模应该避免形成层次繁多的层级式结构, 为知识转移与整合创造有利的组织情境。在公司的控制、决策与激励机制方面, Szulanski[12]认为, 缺乏激励会阻碍企业内知识 ( 最佳实践) 的转移, 跨国企业内部, 将薪酬或奖金与绩效挂钩的有效地激励措施会使子公司更愿意接受从母公司或者别的子公司转移来的知识, 并提升创新绩效。

组织文化是整个企业集团内部所共享的一种价值观。母子公司中, 子公司如果能与集团整体内部网络成员间建立起具有合作精神及凝聚力的企业文化, 那么母子公司各成员间的交流障碍就会大大减少, 进一步提升知识转移与整合的流畅性与有效性。 同时, 企业文化本身是否鼓励创新无疑也会直接通过影响知识的流动, 从而作用于公司创新绩效。例如R&D导向的情境下, 公司整合知识形成创新性的知识组合的能力会比较高。另外, Lane, Salk和Lyles[14]认为一个企业集团内部, 组织成员间相互承诺意愿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知识在成员间的共享水平, 较高的信任程度保证知识供给方不会担心因为知识的共享而使自己丧失在公司内部的竞争优势, 从而为整合形成富有价值的知识奠定基础。

3. 2调节变量

上述讨论的变量都是通过作用于知识的转移与整合来影响母子公司的创新绩效的, 其潜在的前提条件是知识的转移和整合必定带来高的创新绩效。 虽然大多数的学者的研究证明了这两者间的正向相关作用,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 在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之间, 仍然存在一些调节性的变量, 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变数。Lee等人[15]就提出, 知识转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还取决于网络强度和环境的动荡性程度, 认为收缩过紧的网络强度以及剧烈的内外部环境动荡都会对组织的创新绩效产生负相关的影响, 而资源和决策权的分配同样也会影响创新绩效。

( 1) 公司内部知识网络的联结密度。跨国企业的内部存在一个由母子公司及子子公司所形成的内部知识网络, 在这个网络结构中, 子公司一方面面向外部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当地市场的竞争, 同时另一方面, 又需要在内部和其他子公司一起在母公司的协调下统一行动[16]。这样的结构凸显出了子公司的重要作用, 并且要求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然而, 如果整个企业集团的网络联结密度过大, 收缩过紧, 母公司仍然紧握决策权不放松, 即使子公司可以通过知识的传播获得多样化的知识, 但是一旦在资金、 基础技术等资源分配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那么子公司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就大大受到抑制。所以, 控制好内部知识网络联结密度, 合理布局资源及分配权力, 对于调节知识转移与整合和最终创新绩效间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

( 2) 环境的动荡性程度。环境的动荡性的影响则容易理解, 当今世界仍未走出的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经济的萧条造成公司财政紧张, 必然就会缩减在创新或研发方面的投入, 从而形成即使公司内部存在流畅的知识转移和整合的机制与能力, 但却是得不到预期创新绩效的现象。此外, 环境的动荡性还会体现在政治危机, 自然灾害, 国家政策与法规的变更等方面。这一系列的变化与动荡会影响到组织成员对于知识的认识与接收能力, 公司员工对于知识的阅读与学习能力毫无疑问是调节变量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 即使可以通过转移获得足够的知识, 但是缺乏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 也无法取得期望的创新绩效。

4母子公司知识特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的进一步阐述

知识视角下的母子公司协同合作对于提高母子公司整体创新绩效至关重要。在上一部分分析影响母子公司知识转移和整合的前因变量中, 我们提到母子公司在进行知识层面上协同创新的过程中面临这样一个由知识特性带来的困境——— “求同还是求异?”。根据知识和创新的相关理论, 知识的多样性有利于创新, 母子公司的发展过程中, 通过对母子公司各单元的差异化知识进行有效转移和整合, 形成了母子公司独特的知识结构, 这是母子公司取得协同优势的关键所在, 并且这种异质的知识结构和差异化的知识成为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重要源泉[17], 但是如果知识多样性程度过高, 则不利于各方对知识的理解, 影响知识的转移和共享。相反, 如果为了促进母子公司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共享和转移, 母公司和子公司追求在战略、结构、流程、 机制、文化等方面的协同性, 降低母子公司间的知识差距, 从而提高知识转移和共享的效果, 这就容易造成母子公司知识结构的趋同性, 减少创新的知识来源, 最终不利于母子公司的创新。

我们在关注有利于创新的知识多样性本身对企业的竞争优势有重要影响的同时, 还应该注意到有助于知识的转移和整合的知识关联性, 这一性质同样是知识特性中值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4. 1母子公司内知识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针对母子公司, 起初学者们认为知识创新是一个线性形式, 即由母公司创造知识, 之后通过新产品或流程等各种形式的途径将新知识转移到各地的子公司, 这些子公司被认为是完全吸收和利用母公司的知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子公司仅仅是对母公司知识进行应用与开发的载体。然而同时, 许多研究表明, 子公司在母子公司创新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它们不仅仅从母公司吸取知识, 而且在实际运营中, 通过从多样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中不断学习而产生新知识[18]。所以在母子公司中, 子公司会在吸收当地知识资源后反哺母公司, 提高母子公司的整体收益。Wegelt和Sarkar[19]的最新研究中指出, 公司从外部获取大量的知识有助于公司在多变的环境下解决新出现的复杂问题, 从而从侧面验证了知识的多样性对于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Foss和Chris- tensen[3]提出母公司应该关注如何通过创造知识异质性, 来提供 “母合价值” ( parenting value) 和提升母子公司的创新绩效。

尽管许多学者的研究支持知识多样性支持创新的观点, 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Breschi等[20]指出, 技术多元化是公司保持创新的必要条件, 然而没有进一步说明技术多元化到底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 还有学者指出公司的知识多样性可以有利于公司成长, 但考虑到知识的多样性也促使协调成本的增加, 最后可能导致不经济性, 一味地从外部吸收新的知识, 对于公司内部的消化与适应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如上述分析所得, 母子公司的知识多样性确实激发了公司内部的创新潜力与动力, 但是它在推动母子公司创新活动的同时亦提高了知识学习与整合的成本, 那么我们究竟是否应该通过寻求母子公司多样化知识背后的内在关联性, 从而减少知识协调与转移的难度, 降低知识整合的成本, 从而提高创新的绩效?

4. 2母子公司内知识关联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前面已经指出, 母子公司可以看成是特定的知识结构的实体, 内部知识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大量的学者都认识到母子公司 ( 跨国公司) 内部不同类型的互补性知识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创造价值[21]。这些观点都强调母子公司知识结构内部的关联性对取得知识协同和价值创造的重要性。

根据知识转移理论的思想, 当知识转移双方之间的惯例相似、群体规则相似或接受知识的组织对知识包含的规则惯例比较熟悉时, 也就是组织同质时, 知识转移更容易发生[12]。知识转移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 即知识的转移必须以一定的技术基础或知识基础为前提条件。这与Cohen和Levinthal[13]提出的 “吸收能力”的概念是一致的, 他们把吸收能力定义为知识接受者在得到知识前已有的知识储备, 如果接受者缺乏这种储备, 就会影响其评估和运用所接受知识的能力。另外, Hamel[22]证实, 当知识来源方与接受方之间的知识差距不是太大时, 组织学习的动力最大, 因为这使学习者有能力对来源方的知识进行收集、加工与整理。Nonaka[8]提出了组织之间 “知识冗余”的概念, 他认为知识冗余是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在知识结构、 知识积累水平方面的相似性, 如果缺少这种相似性, 就会影响相互间知识转移的动力。母公司知识存量是对其子公司进行知识转移的基础, 而子公司自身的知识存量越高, 与母公司的知识差距越小, 价值观与母公司相似, 会有助于对转移来的知识进行吸收和同化。

我们从知识转移和知识组合的角度来看, 高效流畅的转移能力有利于母子公司内部对已拥有的知识进行科学合理的组合, 从而取得显著的创新成果。 知识的关联性有助于母子公司内部双方知识主体间的互相学习, 促进了母子公司内双向的知识转移, 对知识的创新和价值创造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 从另一方面来看, 如果关联性过强, 造成知识双方的差距太小, 那么就没有了知识转移的必要。所以过高的知识关联性对知识转移起到了负面作用, 从而最终不利于知识的创新和价值创造。

5现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 在知识的视角下, 实现母子公司内部的知识协同是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本质, 具体体现在母子公司的知识转移、共享、整合过程中。针对知识的转移与整合与公司创新绩效间的关系, 大都研究认为合理高效的知识转移和整合过程对于新知识组合的诞生具有高度的正向相关作用, 当然通过对其中影响因素的分析得知, 除了知识特性、知识源、知识接收者、组织情境因素等前因变量外, 网络强度和环境的动态性等一些因素对于母子公司知识转移和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产生相应的调节作用。 并且通过对于知识特性与母子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相关文献梳理, 发现一部分学者支持知识的多样性有利于母子公司创新 ( “求异”) , 一部分学者认为过高的知识多样性对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强调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关联性 ( “求同”) , 这样一来如何解决母子公司的 “求同或是求异”成为现有研究的争论焦点。

5. 1现有研究不足

尽管现有的知识视角下的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的不足, 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问题与方向。

首先, 对于母子公司知识的转移、共享及整合与母子公司创新绩效方面, 已有的研究仍主要在于判断知识协同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但比较缺乏对于母子公司知识转移和整合影响创新的微观机理方面的探索, 例如如何评价知识转移与整合的效果; 如何定义、分析知识转移与整合的方式和策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此外, 在现有研究中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母子公司发展的时间维度、行业特性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传统的制造业母子公司往往拥有研发中心作为其技术创新的核心动力, 但服务行业里的企业集团的子公司间就不存在这么明显的创新分工, 这些差异是否会对知识转移、整合对最终创新绩效的作用产生影响是值得深入关注的。

其次, 围绕母子公司知识转移、整合与创新绩效关系, 目前的学者对影响母子公司知识转移和整合的前因变量的研究较为丰富, 但仍然有值得完善的地方。在知识特性这一块中我们提到母子公司面临着 “求同还是求异”困境, 其本质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各自朝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进行, 一方面的研究侧重母子公司的知识共享和转移, 倾向于通过母子公司知识协同来实现创新; 一方面的研究侧重寻求母子公司知识来源的多元化, 希望通过母子公司知识的多样性来提升母子公司创新绩效, 这样一来使得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之间有些割裂, 未来研究需要建立起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内在联系, 从而为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知识困境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最后, 与前因变量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不同, 现有文献对调节变量的认识与分析仍然还不够全面, 仅仅是单独地、简单地识别与定义了个别对知识转移整合与创新绩效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的变量, 没有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地分析, 也没有深入地探讨它们的作用机制等问题, 同时, 把前因变量和调节变量一起纳入母子公司知识转移、整合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系统研究比较少见, 未来可以在这一方面做深入完善。

5. 2未来展望

未来的研究方向在图1中已有简单的概括介绍。

针对上面提到的第一点不足, 即母子公司内部知识转移与整合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的研究方面, 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可以放在下述方面: ( 1) 母子公司的转移和整合有哪些方式和策略, 这些方式策略如何影响母子公司的创新绩效。例如跨国公司间可以通过有效的规范的技术授权或技术购买来达到知识转移的目的, 但是对于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的研究仍在积累中。 ( 2) 进一步探究如何构建基于母子公司知识转移和整合的知识协同的评价维度。 ( 3) 知识协同对处于传统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不同行业类型的母子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会有差异, 值得进一步研究。 而在时间维度上, Foss和Christensen[3]认为, 母子公司应该在短期应用性创新活动和长期的探索性活动之间保持平衡和匹配, 这种观点与当前创新型组织理论强调探索 ( exploration) 和利用 ( exploita- tion) 两者保持平衡 ( Ambidextrous) 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但是还有待深入探讨。

第二, 对于 “求同或是求异”的问题, 未来的研究中, 我们可以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 ( 1) 在知识多样性与知识关联性的测量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 并且需要改变以往把母子公司知识多样性或关联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简单看成是线性的关系, 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母子公司知识特性进行更为全面准确的界定, 从而揭示知识特性与母子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规律。 ( 2) 在研究知识多样性与关联性对于母子公司创新绩效影响的过程中, 可以引入不同导向的创新行为作为中间变量, 探究这两种知识特性如何在母子公司创新行为的作用下, 影响母子公司的创新绩效, 从而更好地揭示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内在机理。例如短期内的利用式的创新更注重知识的关联性, 高效地转移与整合知识是利用式创新的关键, 相对应而言, 长期的探索性创新可能就更偏好于知识的多样性, 强调差异化中寻求突破以达到优势。

最后, 基于调节变量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为不成熟的现状, 学者应该结合现有文献中已经提出的几个变量, 分析其作用机理, 并进一步探索其它的调节变量, 同时, 为了能够让母子公司通过知识转移与整合来达到最优的创新绩效, 我们还需要将前因变量与调节变量纳入到同一个分析体系中, 更科学更全面地分析它们在知识转移、整合和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

摘要：基于知识的视角, 揭示母子公司协同创新的本质,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围绕知识转移和整合与创新绩效, 构建相应的整体研究框架, 进一步探讨知识特性与母子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 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