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评述（共10篇）
文献评述 篇1
公益营销 (Cause-Related Marketing) 起源于1980年代的美国, 是一种把企业营销战略与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活动直接联系起来的营销模式。随着环保意识、公共意识的兴起, 消费者对社会公益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 许多企业发现公益营销是一种能有效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品牌形象和经济效益的营销方式。
本文从公益营销的起源说起, 主要论述公益营销的定义、特性和其他相关理论。
一、公益营销的起源
公益营销之起源可追溯自1981年, 美国运通公司为帮助旧金山某一艺术团体筹募基金, 采取一项新措施, 即当每一次信用卡消费或申请新信用卡时, 美国运通公司便捐出一定比例的所得给该艺术团体。由于在此区域性的市场测试结果非常成功, 因此美国运通公司将此种营销手法以“Cause-Related Marketing” (公益营销) 的名称申请专利。到了1983年, 美国运通又与艾丽斯岛自由女神像基金会合作, 共同为修整自由女神像来募集基金;这项营销活动在短短三个月内, 共募集到了一百七十多万美元, 超过原预期目标的三倍多, 而美国运通卡的使用率也比前一年同期间提高28%, 并且发行了大量的新卡。自此, 公益营销的合作方式就广为各种营利与非营利组织所采用。
二、公益营销的定义
一般而言, 公益营销指一种营利与非营利组织之间, 融合促销组合、企业慈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非营利组织营销、募款管理与公共关系的一种双赢合作方式。自公益营销诞生以来, 曾有许多学者对它进行过概念界定工作。
Varadarajan和Menon把公益营销定义为“公益营销是规划及执行营销活动的过程, 当顾客参与提供企业收益的交易时, 企业承诺捐出特定比例的金额给特定的公益活动, 以满足组织与个人的目标”。Schiller认为公益营销是一种“双赢的主张, 企业促销其产品, 而非营利组织则可获得能见度以及所需资金”, Oldenburg认为公益营销是利用公众服务广告及公共关系, 将企业与公益活动加以联系, 因此是一种“新的混合媒介”。
综观学者们的定义, 绝大多数人对公益营销的看法与Varadarajan和Menon一致, 即认为公益营销是一种特定的营销手法, 企业承诺把顾客支付金额的一定比例捐给特定的机构或个人, 以此来吸引顾客。Schiller的定义较强调公益营销的双赢概念, 而Oldenburg则把公益营销看作一种全新的混合媒介宣传形式。
由上述的文献整理可知, 公益营销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三个部分, 分别是企业本身、所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以及消费者。公益营销是透过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结合非营利组织的一种营销活动, 所以公益营销亦可称为联合营销, 或是社会事件营销。相较于传统的营销, 此种营销方式着眼于互利的考虑, 除了可为企业增加销售量外, 更可以为非营利组织募集款项。
从非营利组织的角度, 美国主要的慈善机构大多将公益营销视为一种募款的新策略, 透过与大型企业的合作, 可增加募款来源, 并提高社会大众对该组织及其使命的认识。Ross等学者在1990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 公益营销为非营利组织增加财源的一种良好途径。另外, 公益营销可以解决非营利组织长期所面临的困扰, 就是改变消费者对于捐款的认知, 公益营销使得消费者行善除了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还可得到直接且实质上的好处。
公益营销与社会营销 (Social Marketing) 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社会营销是Kotler和Zaltman于1971年提出的概念, 原先的定义是“对社会观念的营销”, 即运用营销战略和手法来推广环保、节能、健康等社会议题。后来在此基础上, 营销学家们进一步对社会营销概念进行了扩充, 认为企业应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 还出现了“社会的营销”、“人道营销”、“社会责任营销”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要求企业在决策时, 不仅应考虑消费者需要和公司目标, 还应考虑消费者和社会的长远利益。
因此总体来看, 社会营销和公益营销之间是有区别的。社会营销偏向一种营销哲学, 即要求企业不应只追求短期的经营利益, 而应该把长期的消费者福利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考虑进去, 并以社会责任作为营销战略的核心思想之一。而公益营销则更偏向一种特定的营销手段, 把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与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活动联系起来, 最终目的还是提高销售额、满足企业利益。
三、公益营销的类型
Andreasen认为, 只要企业结合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营销活动, 直接或间接的增加企业的销售量, 就可以称为公益营销, 不必局限在企业增加销售量与非营利机构募款必须同时存在。他并且根据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不同的合作方式将公益营销分成三类:
1. 以交易为基础的推广:
是目前公益营销最常使用的一种合作方式, 透过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营销活动, 促使消费者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在销售额目标达成的前提下, 提供一定比例的分成给非营利组织。
2. 联合主题推广:
企业和一个或多个非营利组织针对某一社会问题或主题所做的策略性营销之运用, 可能透过散发产品和宣传数据及刊登广告, 共同防治某项社会问题。
3. 授权:
非营利组织将名字或商标授权给企业使用, 以收取固定费用或收益的百分比, 企业则以非营利组织作为营销活动推广的目标。美国大学授权校名与校徽的使用已经行之有年, 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也起而效法。
营销大师Kotler对公益营销则有更广的看法, 他认为公益营销并不一定要有非营利组织的参与, 只要企业的营销行为能够对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有所贡献时, 其所做的任何资源的投入与努力都可视为公益营销, 而销售量的提升也可反应在未来。Kotler把公益营销分为四种类型:
(1) 企业主题推广:企业并没有和非营利组织合作, 而是自行推广社会大众所需求的某项理念或议题。
(2) 联合主题推广: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共同来推广某一社会理念, 或是非营利组织所关切的议题。
(3) 和销售相关的募款活动:藉由消费者交易行为的达成, 企业将某一特定金额或是销售额的某部分, 捐赠给非营利组织。
(4) 授权:非营利组织将名字或商标授权给企业使用, 以收取固定费用或受益的百分比, 企业则以此为营销推广活动的目标。
四、公益营销的形式
虽然美国运通公司当年的公益营销活动是以金钱捐赠的方式展开, 但演变至今, 公益营销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 除了金钱捐赠或分成外, 实物捐赠、服务或人力支持等, 均可作为公益营销的一部分。
Pasley指出企业公益营销的形式可分为以下六类:金钱, 产品或资产的捐赠, 使用企业设备和服务, 低利贷款, 企业运作的行政成本, 人力支持。
除此之外, 依照公益营销的目的, 还可以加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如美国基金筹募咨询协会 (AAFRC) 将企业赞助公益活动的类型分成五大类:健康与人群服务, 教育, 艺术文化, 公共与社区活动, 其他Pasley也把企业公益赞助的活动目标分成五大类:教育, 社区服务, 医疗保健, 艺术文化, 社会服务。
五、公益营销的争议
公益营销创造了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双赢的局面, 然而由于公益营销把慈善行为与企业利益结合在一起, 因此也引来了诸多的争议。Caesar曾指出有关公益营销的争议, 包括道德问题、对企业传统捐助的影响, 以及对非营利组织目标的影响等等方面。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 关于公益营销之争议主要有三个方面:
1. 影响企业慈善行为的决策:
因为商业的考虑, 公益营销可能会取代传统的企业慈善捐赠, 使得企业失去了真正所应尽的社会责任。而且基于营销的角度, 对于非营利组织或议题的选择, 也会着重在受欢迎与曝光率高的上面, 而忽略了真正需要的对象。最后, 企业采用公益营销的动机, 也可能会损害企业原本的形象。
2. 影响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及行为:
实行公益营销的非营利组织为获得财务上的支持, 可能会改变其目标计划, 以迎合企业的需求, 并且公益营销因具有商业化的味道, 有可能会危害非营利组织原有之形象。
3. 影响社会大众对非营利组织与议题的认知和态度:
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 可能会破坏大众对其原有的认同, 进而影响传统支持者的支持与赞助。再者, 公益营销标榜的是捐献, 但实际上消费者从事的是购买行为, 并非捐款行为, 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捐赠。公益营销的大行其道, 有可能使得传统的捐赠行为因此萎缩。
六、总结
尽管公益营销存在负面评论以及争议, 但这些并不妨碍这种营销方式的流行。据估计, 美国企业通过公益营销而捐出的总金额, 从1990年的1.25亿美金, 成长到2002年的5.89亿美金, 增加的速度远比传统捐赠金额下降的幅度更大。
此外, 关于公益营销对企业的好处, 也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 如有助于提高员工士气、提高企业知名度、商誉或形象等。
总之, 公益营销是一种较新的营销模式, 它把企业经营活动与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活动加以联结, 从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品牌忠诚度和企业形象认知, 这是一种“双赢”乃至三赢” (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消费者) 的营销策略。目前在欧美国家, 把营销活动和社会公益结合的做法已经十分普遍, 但在中国, 公益营销活动才刚刚展开, 且多半缺乏有效的使命阐述和有系统的营销方式。因此, 中国企业可以多参考外国同行的公益营销实践, 从而改善自身的营销能力。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综述, 探讨了公益营销的定义、类型、方式以及相关的争议, 把公益营销和社会营销加以区分, 并提出公益营销是中国企业应该广泛采纳的营销模式。
关键词：公益营销,社会营销,营销模式
参考文献
[1]Varadarajan, P.R.&Menon, A.Cause-Related Marketing:A Coalignment of Marketing Strategy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J].Journal of Marketing, 1988 (7) :58-74.
[2]Schiller, M.Doing Well By Doing Good[J]Business Week, 1988 (12) :53-57.
[3]Oldenburg, D.Big Companies Plug Big Causes for Big Gains[J].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1992, 83 (3) :22-23.
[4]Ross, III, J.K., Stutts, M.A.&Patterson L.T.T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Effective Use of Cause-related Marketing[J],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 1991, 7 (2) :58-65.
[5]Wagner, L.&Thompson, R.L.Cause-related Marketing:Fundraising Tool Phony Philanthropy[J].Nonprofit World, 1994 (12) :9-13.
[6]Kotler, P.&Zaltman, G.Social Marketing:An Approach to Planned Social Change[J].Journal of Marketing, 1971, 35 (7) :3-12.
文献评述 篇2
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探讨了公益营销的定义、类型、方式以及相关的争议，把公益营销和社会营销加以区分，并提出公益营销是中国企业应该广泛采纳的营销模式。
关键词：公益营销 社会营销 营销模式
公益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起源于1980年代的美国，是一种把企业营销战略与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活动直接联系起来的营销模式。随着环保意识、公共意识的兴起，消费者对社会公益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许多企业发现公益营销是一种能有效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品牌形象和经济效益的营销方式。
本文从公益营销的起源说起，主要论述公益营销的定义、特性和其他相关理论。
一、公益营销的起源
公益营销之起源可追溯自1981年，美国运通公司为帮助旧金山某一艺术团体筹募基金，采取一项新措施，即当每一次信用卡消费或申请新信用卡时，美国运通公司便捐出一定比例的所得给该艺术团体。由于在此区域性的市场测试结果非常成功，因此美国运通公司将此种营销手法以“Cause-Related Marketing”(公益营销)的名称申请专利。到了1983 年，美国运通又与艾丽斯岛自由女神像基金会合作，共同为修整自由女神像来募集基金;这项营销活动在短短三个月内，共募集到了一百七十多万美元，超过原预期目标的三倍多，而美国运通卡的使用率也比前一年同期间提高28%，并且发行了大量的新卡。 自此，公益营销的合作方式就广为各种营利与非营利组织所采用。
二、公益营销的定义
一般而言，公益营销指一种营利与非营利组织之间，融合促销组合、企业慈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非营利组织营销、募款管理与公共关系的一种双赢合作方式。自公益营销诞生以来，曾有许多学者对它进行过概念界定工作。
Varadarajan和Menon把公益营销定义为“公益营销是规划及执行营销活动的过程，当顾客参与提供企业收益的交易时，企业承诺捐出特定比例的金额给特定的公益活动，以满足组织与个人的目标” [1]。Schiller认为公益营销是一种“双赢的主张，企业促销其产品，而非营利组织则可获得能见度以及所需资金” [2]，Oldenburg认为公益营销是利用公众服务广告及公共关系，将企业与公益活动加以联系，因此是一种“新的混合媒介” [3]。
综观学者们的定义，绝大多数人对公益营销的看法与Varadarajan和Menon一致，即认为公益营销是一种特定的营销手法，企业承诺把顾客支付金额的一定比例捐给特定的机构或个人，以此来吸引顾客。Schiller的.定义较强调公益营销的双赢概念，而Oldenburg则把公益营销看作一种全新的混合媒介宣传形式。
由上述的文献整理可知，公益营销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三个部分，分别是企业本身、所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以及消费者。公益营销是透过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结合非营利组织的一种营销活动，所以公益营销亦可称为联合营销，或是社会事件营销。相较于传统的营销，此种营销方式着眼于互利的考虑，除了可为企业增加销售量外，更可以为非营利组织募集款项。
从非营利组织的角度，美国主要的慈善机构大多将公益营销视为一种募款的新策略，透过与大型企业的合作，可增加募款来源，并提高社会大众对该组织及其使命的认识。Ross等学者在1990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公益营销为非营利组织增加财源的一种良好途径[4]。另外，公益营销可以解决非营利组织长期所面临的困扰，就是改变消费者对于捐款的认知，公益营销使得消费者行善除了获得心灵上的满足，还可得到直接且实质上的好处[5]。
公益营销与社会营销(Social Marketing)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社会营销是Kotler和Zaltman于1971年提出的概念[6]，原先的定义是“对社会观念的营销”，即运用营销战略和手法来推广环保、节能、健康等社会议题。后来在此基础上，营销学家们进一步对社会营销概念进行了扩充，认为企业应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还出现了“社会的营销”、“人道营销”、“社会责任营销”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要求企业在决策时，不仅应考虑消费者需要和公司目标，还应考虑消费者和社会的长远利益。
因此总体来看，社会营销和公益营销之间是有区别的。社会营销偏向一种营销哲学，即要求企业不应只追求短期的经营利益，而应该把长期的消费者福利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考虑进去，并以社会责任作为营销战略的核心思想之一。而公益营销则更偏向一种特定的营销手段，把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与非营利组织或公益活动联系起来，最终目的还是提高销售额、满足企业利益。
三、公益营销的类型
Andreasen认为，只要企业结合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营销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增加企业的销售量，就可以称为公益营销，不必局限在企业增加销售量与非营利机构募款必须同时存在。他并且根据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不同的合作方式将公益营销分成三类：
1. 以交易为基础的推广：是目前公益营销最常使用的一种合作方式，透过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营销活动，促使消费者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销售额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比例的分成给非营利组织。
2. 联合主题推广：企业和一个或多个非营利组织针对某一社会问题或主题所做的策略性营销之运用，可能透过散发产品和宣传数据及刊登广告，共同防治某项社会问题。
3. 授权：非营利组织将名字或商标授权给企业使用，以收取固定费用或收益的百分比，企业则以非营利组织作为营销活动推广的目标。美国大学授权校名与校徽的使用已经行之有年，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也起而效法。
营销大师Kotler对公益营销则有更广的看法，他认为公益营销并不一定要有非营利组织的参与，只要企业的营销行为能够对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有所贡献时，其所做的任何资源的投入与努力都可视为公益营销，而销售量的提升也可反应在未来。Kotler把公益营销分为四种类型：
(1)企业主题推广：企业并没有和非营利组织合作， 而是自行推广社会大众所需求的某项理念或议题。
(2)联合主题推广：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共同来推广某一社会理念，或是非营利组织所关切的议题。
(3)和销售相关的募款活动：藉由消费者交易行为的达成，企业将某一特定金额或是销售额的某部分，捐赠给非营利组织。
(4)授权：非营利组织将名字或商标授权给企业使用，以收取固定费用或受益的百分比，企业则以此为营销推广活动的目标。
四、公益营销的形式
虽然美国运通公司当年的公益营销活动是以金钱捐赠的方式展开，但演变至今，公益营销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除了金钱捐赠或分成外，实物捐赠、服务或人力支持等，均可作为公益营销的一部分。
Pasley指出企业公益营销的形式可分为以下六类：金钱，产品或资产的捐赠，使用企业设备和服务，低利贷款，企业运作的行政成本，人力支持。
除此之外，依照公益营销的目的，还可以加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美国基金筹募咨询协会(AAFRC)将企业赞助公益活动的类型分成五大类：健康与人群服务，教育，艺术文化，公共与社区活动，其他
Pasley也把企业公益赞助的活动目标分成五大类：教育，社区服务，医疗保健，艺术文化，社会服务。
五、公益营销的争议
公益营销创造了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双赢的局面，然而由于公益营销把慈善行为与企业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也引来了诸多的争议。Caesar曾指出有关公益营销的争议，包括道德问题、对企业传统捐助的影响，以及对非营利组织目标的影响等等方面。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关于公益营销之争议主要有三个方面：
1. 影响企业慈善行为的决策： 因为商业的考虑，公益营销可能会取代传统的企业慈善捐赠，使得企业失去了真正所应尽的社会责任。而且基于营销的角度，对于非营利组织或议题的选择，也会着重在受欢迎与曝光率高的上面，而忽略了真正需要的对象。最后，企业采用公益营销的动机，也可能会损害企业原本的形象。
2. 影响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及行为：实行公益营销的非营利组织为获得财务上的支持，可能会改变其目标计划，以迎合企业的需求，并且公益营销因具有商业化的味道，有可能会危害非营利组织原有之形象。
3. 影响社会大众对非营利组织与议题的认知和态度： 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可能会破坏大众对其原有的认同，进而影响传统支持者的支持与赞助。再者，公益营销标榜的是捐献，但实际上消费者从事的是购买行为，并非捐款行为，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捐赠。公益营销的大行其道，有可能使得传统的捐赠行为因此萎缩。
六、总结
尽管公益营销存在负面评论以及争议，但这些并不妨碍这种营销方式的流行。据估计，美国企业通过公益营销而捐出的总金额，从1990 年的1.25亿美金，成长到的5.89 亿美金，增加的速度远比传统捐赠金额下降的幅度更大。
文献评述 篇3
关键词：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文献评述
公允价值一直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对于公允价值的研究也是比较早的。但对于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而且时间也较晚，国内的研究更是从次贷危机之后才逐渐显现。顺周期效应和反周期效应是经济学用于描述经济数量与经济波动相互关系的术语。如果经济数量与经济波动保持正相关关系，说明存在顺周期效应，反之则存在反周期效应。
一、文献综述
（一）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研究
有关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代表性研究主要包括巴斯(Barth，2004)和欧洲央行(ECB，2004)。巴斯的研究指出，公允价值的运用加剧了财务报表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有三种来源，即固有波动性、估计误差波动性和混合计量波动性。与巴斯的主张相反，欧洲央行指出，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将不恰当地加剧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波动，可能降低银行应对不利经济环境的能力；但也存在积极方面的作用，如FFVA在信用风险估值方面会运用一些更好的方法，以便更及时的确认资产的价值。
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O’Hara(1993)分析了对于到期贷款按市场价值衡量的影响，并且发现盯市会计系统的使用将会增加长期贷款的利率，因此引起貸款者趋向于使用短期贷款。Plantin，Sapra and Shin(2004)分析得出按历史成本计量会导致无效率而按盯市定价则会导致价格的随意变动，从而影响决策的最优化。Strausz(2004)指出盯市会计可以缓和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这会对银行流动性产生影响。Freixas and Tsomocos(2004)认为盯市会计弱化了调整跨期波动的作用。Burkhardt and Strausz(2006)的研究表明盯市会计会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进而增加流动性并加剧风险转换的问题。Allen and Carletti(2006)探讨了金融创新如何在不同行业之间相互影响及其如何降低福利。他们把银行作为产生传染效应的主要来源来研究其流动性的波动结构。
（二）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的研究
1.国外研究
Plantin et al(2007)分析了历史成本会计和盯市会计的优劣，他们认为历史成本会计由于忽视了价格信号因而在信息反映上是无效的，虽然盯市会计在信息反映上是有效的，但在发掘现行市价的信息含量时，却增加了额外的与基本面无关的干扰因素从而加剧了价格波动。Allen and Carletti(2008)认为盯市会计具有潜在的传染效应并可能引发顺周期效应。Matherat(2008)也论证了公允价值会计在经济繁荣和经济萧条时期对宏观经济波动性的影响，并呼吁各国央行主动作为，与准则制定者、监管者合作，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Laux and Leuz(2009)则声称，最近关于公允价值的争论，许多观点是存在质疑的，亟需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更多的经济分析。例如稳健性与可靠性之间的权衡。作者认为，设计一个基于公允价值会计的稳健性规则，设置明确详细的要求，比运用历史成本能更好的解决会计系统的金融稳健性问题。
2.国内研究
黄世忠（2009）通过会计准则对银行的交易帐户和银行账户的计量目标与计量要求的分析得出了银行业产生顺周期效应的作用机理，并且分析这种顺周期效应是通过资本监管、风险管理和心理反应这三种机制传导的，三种机制是彼此相互影响的，其在FASB、IASB、FSB、MF和英国金融监管局(FSA)提出的应对策略中，从会计层面和监管层面分析了这些策略的利弊，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黄亭亭（2009）区分了公允价值与公允价值计量，澄清是公允价值计量而非公允价值原则本身存在问题，分析了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性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分别从理论建设、完善市场环境、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加强会计稳健性研究与实践这四个方面给出了建议。刘贵生（2009）运用实证的方法收集了我国A股上市的14家银行2007年的财务报告为样本，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银行财务波动性的影响。得出公允价值计量从总体上尚未对我国上市银行的业绩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对个别上市银行的财务波动性造成了较大影响的结论。作者运用大样本数据对银行业的财务波动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简评与展望
上述外国研究中，Allen and Carletti及Plantin，Sapra and Shin是借助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在国内的研究中，刘贵生运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其余文献基本上采用定性分析，因而还不足以提供公允价值会计是否产生顺周期效应的决定性经验证据。
通过以上的回顾与分析，学术界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此，笔者针对公允价值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首先，在非活跃市场中，政策制定者可以补充修订公允价值应用指南，使对公允价值的确定更加谨慎；在财务报表的披露中，增加公允价值的相关披露和报告要求。其次，FASB和SEC的工作应紧密的结合起来，尤其是在资料整合与完整的信息披露方面。最后，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及应用能力，合理作出估计与分析。对于我国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性的研究要从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情况出发，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的共性与个性，并提出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及其应对策略[J].会计研究,2009,(11).
学习型企业研究的文献评述 篇4
关键词：学习型企业,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一、学习型企业的含义
对学习型企业的内涵阐述大多学者借鉴了彼得·圣吉的关于学习型组织的阐释。圣吉指出, 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 在其中, 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 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 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 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 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1]。中国学者对学习型企业含义的阐述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学习型企业是一种持续追求学习和学习效果的一个系统, 它不是个体而是团队、不是一时而是持久、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行为, 一个自由、开放、便于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共享学习成果系统, 是一个进行的概念, 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 并提供永恒的动力和源泉[2]。二是认为学习型企业是指组织不断努力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过程, 是组织的创新过程。是指“善于获取、创造、转移知识, 并以新知识、新见解为指导, 勇于修正自己行为的一种组织” (Garvin, 1993) , 是一种促进其所有成员都进行学习, 并不断改造自己的组织 (Pedle, 1986) [3]。
事实上, 从企业学习和企业创新不同的视野阐释学习型企业是一致的, 企业发展必须以人为本, 人的发展必然以学习为本, 学习 (含群体、个体) 须以创造为本, 创造须以集体创造力为本, 创造力必须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为本[4]。学习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习就要系统思考、深层思考、战略思考;学习就是创新, 坚持做中学, 学中做, 不断创新攀高, 不断超越自己, 不断超越对手, 这就是学习型企业的要义所在。一旦企业或任何组织走上了学习型组织之路, 它便成了具有生命的有机体, 它便具有系统思考能力, 从而具备了创造无限生机的能力, 随变而变的能力, 适应现在并能预控和创造未来的能力[5]。
二、中国创建学习型企业的路径
1. 以“五项修炼”为创建主推模式。普遍认为彼得·圣吉的
“五项修炼”是整合得比较好的创建学习型企业的艺术与实务。第一项修炼———自我超越, 是“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基础。第二项修炼———改善心智模式:要求组织对通常以片断或静止形态思考方式为主的心智模式加以审视和修正, 从而向以互动关系与变化形态思考方式为主的共同心智模式转变。第三项修炼———建立共同愿景:是指能鼓舞企业员工共同努力的愿望和远景。第四项修炼———团队学习:团队学习的有效性不仅在于团队整体会产生出色的成果, 而且其个别成员的成长速度也比其他的学习方式更快。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系统思考是核心, 是前四项修炼的基础。建立共同愿景是学习型企业的真谛, 为了建立组织的共同愿景, 必须要人们超越自我, 改善心智模式和进行团队学习。
2. 有效创建机制的保障。
(1) 全员机制。强调员工的广泛参与, 组织学习的广泛性; (2) 调研机制。应对企业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科学分析, 广泛听取建议和意见, 为建设学习型企业提供第一手资料; (3) 责任机制。企业成立建设学习型企业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 明确第一责任人; (4) 试点机制。选择有代表性的基层部门为试点, 自我发现问题、自我解决问题, 不断自我超越; (5) 激励机制。建立与职工终身学习相适应的激励机制, 做到学习、考核、使用、待遇一体化; (6) 共享机制。一方面, 积极传播共享国内外建设学习型企业的最新动向及相关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 及时总结建设经验, 特别是试点单位的做法、体会, 并定期组织观摩、交流[2]; (7) 考核机制。分层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各级人员的学习建立一系列科学的考核制度[6]。
3. 加大持续创新、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皮特斯·丁《第六项修炼》指出:现在的公司如果希望保持领先,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创业与创新[7]。在创建学习型企业中, 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载体创新。要加大信息情报、产品研发部门的力量, 为一流的人才提供一流的环境和服务, 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结合本单位的工作特点和实际, 要不断探索学习型班子、学习型党 (团、工会) 组织、学习型班组 (车间、科室等) 、学习型个人等多种创建形式, 完善学习型企业的创建体系。注重创建工作的实效, 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创建学习型企业的根本所在[8]。
4. 营造全员勤于学习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是学习型企业建设的基础, 学习型企业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9]。 (1) 通过多渠道、全方位、分层面实施全员培训工程, 教育培训必须与创建企业文化结合。 (2) 建立开放型的信息共享增值学习体系。学习型企业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员工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必备的知识。 (3) 改革评价指标, 建立以知识贡献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员工都形成知识贡献的压力, 迫使职工学习行为改变, 最终形成自主学习和快乐学习的自发式学习[10]。 (4) 坚持产学研相结合。积极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以企业为主体, 以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为依托, 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式技术创新运行新模式。 (5)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只要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 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 这就是人才, 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 (6) 建立全面品质的终身学习体系, 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11]。
5. 用信息技术打造学习型企业。
企业通过内部数据库和外部数据库了解组织内部和外部需求的变化、市场的变化, 及时发现问题, 抓住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企业通过内部数据库把问题向整个组织公开, 鼓励所有员工献计献策, 互相交流想法, 提出各种建议, 最后总结出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 再通过内部信息系统发布下去, 统一组织所有成员的思想, 使组织成员清晰地了解这个新方法, 从而使问题解决方案得到有效地执行。由数据库和它的各个功能模块所构成的学习型信息系统是一个开放的交互系统, 组织成员可以利用信息系统把自己的学习成果实现传播与共享[12]。
三、创建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 创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不对称性。一些企业已在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创建工作, 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进一步丰富了理论。但总体来看, 理论研究发展先于实践发展。 (2) 实践企业类型分布的不均衡性。就中国创建学习型企业的实践活动来看, 明显存在着在企业类型、性质与规模上分布的不均衡性。 (3) 实践过程中的非本质性。中国的许多实践性企业, 在推进学习型企业建立的过程中, 明显存在着一定的非本质主义, 表现为形式重于实质, 体系建立重于实践推进。 (4) 推进与建立学习型企业中观念的偏差性。主要存在学习性企业建立无效论、建立万灵论等错误观念。 (5) 理论内涵理解的不全面性。
2. 问题的原因分析。
问题的缘由在于没有把握学习型企业的真谛, 破除对学习型企业的种种误解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中国在创建过程中既存在理论上的误区也存在实践上的误区:理论上一要破除对学习型企业的错误理解。一些企业简单地把学习型企业与学习画等号, 凡是同学习有关的内容, 如职工教育、培训、竞赛、技术练兵等都被称之为创建学习型企业, 学习型企业强调的是整个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二是理念上存在学习与工作截然不同的误区。学习型企业强调学习和工作不可分离, 把学习当做工作的方式, 把工作当成学习的过程, 学习工作相辅相成。三是破除把圣吉理论当做管理圣经。不能僵化理解学习型企业理论, 必须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 创建出有自己特色的学习型企业。
实践中的误区主要为:一是破除运动式组建的错误方法。学习型企业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 是依托在扁平化组织结构里, 是建立在一种有机的、高度柔和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之中的。二是体制上存在“制度+控制”的误区。学习型企业突出“学习+激励”这一优势, 不但使人勤奋工作, 而且使人更加聪明地工作。三是机制上存在“资历+文凭=能力”的误区。学习型企业强调的机制是推动学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机制, 要建立一整套激励约束机制, 使各类人才在创建中脱颖而出。
四、中国学习型企业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1. 进一步弄清组织学习的机理, 提出更为完善的组织学习模型。
这是东西方在组织学习中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同时开发有利于促进学习的各种工具促进企业的学习与实践。还应把握学习型企业发展的国际趋势, 不断吸收国外一些企业和研究机构所发展出来的新理论。
2. 学习型企业的研究将应更多地关注学习化社会背景下
企业的变革问题, 对企业组织结构、激励机制、企业文化建设、人才培养等课题将有更深入的探索。另外, 研究将应更多地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地域结构、职业结构等实际情况。
3. 学习型企业的构建, 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事, 它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关注和努力, 需要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视野, 从各个角度审视学习型企业所涉及的经济、管理、文化、教育、政治、心理、伦理等问题, 为全面理解学习型企业提供多学科的视角。我们必须在消化和吸收国际上有益经验的同时, 尽快建立具有中国或地区特色的学习型企业的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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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评述 篇5
摘要：良好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在21世纪竞争中取得优势、赢得顾客满意的法宝。尽管实践中已经普遍认同员工满意度是影响顾客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系统研究它们之间联系的理论文献相对有限。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回顾，提出了一个系统影响它们之间联系的内在心理机制。
关键词：员工满意度；顾客满意度；顾客感知员工努力程度；服务质量；顾客情感反应；感知价值
一、引言
顾客满意是营销学研究中的最重要概念之一，是消费者购买决策和行为的核心。在现有营销文献中，有关顾客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期望不一致模型。期望不一致模型是最著名、也是学术界最常引用的、基于认知范式的顾客满意模型(Oliver，1980；Cadotte等1987)。该模型认为，顾客满意是一系列认知过程的结果，最初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形成期望，然后将其所感知的产品或服务属性与其期望进行比较。当顾客的感知质量超过顾客的期望时，顾客便会达到满意的状态：反之则形成不满。除此之外，由于服务所特有的无形性、异质性、不可分离性和不可储存性，对服务行业而言，顾客满意最直接的来源是服务接触过程。服务营销领域的研究也表明，在服务过程中，向顾客提供热情、友好、以及个性化的服务能够有效地提升顾客满意；此外，在顾客关怀方面的投入能够使企业的服务产品更具竞争性。
鉴于服务接触过程中，服务企业员工是连接企业和顾客之间的纽带。我们不能够忽略企业员工在影响顾客满意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国外已有实证研究，例如Schlesinger和Zornitsky(1991)，Tornow和Wiley(1991)发现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之间存在联系；Hartline和Fer-tellfl996)发现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可以影响顾客对服务质量的感知。因此，公司应该采取有效的方式来管理员工以保证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有助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进而保证顾客满意。只有员工满意，才能带来顾客满意。才能使企业实现持续的利润增长：不满意的员工则会以不同的方式导致公司的各项工作事倍功半，带来的是较高的员工流动率、较低的生产效率以及下属的不忠诚。
目前，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普遍认为为了使顾客的满意度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公司必须识别和管理可能会影响顾客满意度的组织内在因素。尤其当顾客消费的是服务高度密集的行业，从而和员工频繁、紧密地接触时(例如餐馆、银行、保险业)，公司内部因素在顾客满意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性也就愈发突出。而公司内部因素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和顾客密切联系的雇员身上。虽然已有研究已经表明员工满意度可以影响顾客满意度，系统研究他们之间联系的内在机制却很少，绝大部分的研究把焦点放在顾客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单方面决定因素上，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主要从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人手，系统回顾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的有关文献，并且提出一个可供发展的未来研究框架。
二、有关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研究的文献回顾
提到顾客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的联系，我们首先谈一下内部营销的概念。内部营销的主要内涵是公司所有的员工组成内部顾客，公司同样应该对这些服务外部顾客的内部顾客进行营销以激励他们为公司的外部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以达到外部顾客的满意。它通过采取措施改进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使员工真正建立起顾客导向。进而依靠员工来提升外部顾客的满意度，企业最终达到赢利和提高竞争力的效果。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经典案例。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该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盈利的公司，是最成功的上市航空公司之一。它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其为雇员创造的价值。“LUV”和“FUN”是西北航空公司为员工度身定做的价值，它意味着处处为员工着想和尊敬员工，创造一个每位员工都会享受到乐趣的工作环境。西北航空公司的成功还依赖于组织的一种能力。即将为员工创造价值成功转移到股东和顾客身上的能力。它以远远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和优良的服务来赢得公司的竞争优势。
惠普公司的领导者坚信高效的组织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雇员满意和员工满意，并且员工满意是顾客满意的先决条件。一方面，惠普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雇员满意，把雇员当成公司内部的顾客，并且定期进行雇员满意度调查。公司有五个共同的价值观：信任、诚实、创新和成就。公司的高层采取了多样的措施来鼓励员工创新，不断的为顾客带来惊喜；另一方面，公司的客户管理部门不断的对客户资料进行更新以确保和顾客的紧密联系。因此惠普公司通过将追求顾客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的过程一体化以达到较高的市场份额。
Heskett等(1994)则提出了“满意镜”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之间有正向的链接关系并将其描述成服务利润链(员工一顾客利润链)。这个利润链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彼此联系的，并且他们之间的联系将随着行业、市场份额和组织的功能而变化。它表明了利润、顾客、员工、企业四者关系，指出由若干个链环组成的服务利润链的基础逻辑是：企业获利能力的强弱主要是由顾客忠诚度决定的；顾客忠诚度是由顾客满意度决定的；顾客满意度是由顾客认为所获得的价值大小决定的：价值大小最终要由工作富有效率、对公司忠诚的员工来创造。而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取决于其对公司是否满意，主要应视公司内部是否给予了员工高质量的内在服务。简言之，客户的满意度最终是由员工的满意度决定的。
服务利润链模型主要阐述了内部服务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提升公司内部员工的满意度，员工满意进而可以保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从而赢得顾客满意，顾客满意度的提高又增加了顾客的忠诚度，最终提高了公司的利润和促进公司成长。简单来说，服务利润链的主要内涵是满意的员工能够带来更多满意的顾客，满意的顾客会为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Rucci等(1998)将服务利润模型应用在美国西尔斯公司中(Sears Roebuck and Co)。西尔斯公司的管理层认为“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有吸引力的购物环境”、“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是一个公司长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通过创造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员工的行为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有助于产生“有吸引力的购物环境”，顾客很有可能再一次光临西尔斯。正是通过忠诚顾客的重复购买，西尔斯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地方。他们还发现员工的工作态度每提升5个百分点，便会多留住1.3个百分点的顾客，公司的收益会改善1.04个百分点，相应的利润会提升0.4个百分点。
国外已有研究证明顾客的满意度和员工的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关系。Ryan，Schmit和Johnson(1996)发现顾客满意度的测量工具和员工满意度的测量工具存在联系。Schneider和Bowen(1985)发现员工的工作态度和顾客对服务质量的感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国外
还有一些研究，例如Johnson(1996)，Schmit和Allscheid(1995)，Gunter和Fumham(1996)，Ostroff等(2002)证明当以公司为分析单位时，好的员工工作环境同样可以提升服务质量、顾客的满意水平。Berhardt等(2000)发现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存在很强的关系。通过对36个公司7 939个部门的调查，Halter等(2002)发现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生产率、利润、员工的离职率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的联系还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学领域中Chartrand和Bargh(1999)发现的情绪感染来解释。情绪感染指的是信息接受者感受到信息发送者的情绪状态，进而和他的心理状态进行吻和。情绪感染的过程可以概括如下，当顾客和员工紧密的接触时，他们二者会经历相对应的情感变化。一方面，高度不满的员工可能会表现出来显著的负面情绪，通过情绪感染，顾客便会感觉到员工内心的不满状态(Singh ete，1994)，接着便会影响顾客的满意度(Russo etc，1998)；另一方面，对工作高度满意的员工会展现出令人愉悦的精神状态，情绪感染过程便会对顾客满意度产生正的影响。
三、理论模型
已有文献确认了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文章系统研究员工满意度对顾客满意度的内在影响机制。基于前面所做的文献回顾，笔者提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模型(如图2)描述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的内在关系。
在服务行业中，员工和顾客的互动主要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要。对公司满意程度较高的员工具有积极的内在动力，愿意付出更多的精力来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他们会更加关注顾客的需求，更加愿意帮助顾客。除此之外，工作满意程度较高的员工可以得到更多的授权，促使他们产生一种更好的为顾客服务的责任。员工的满意度越高，他们越容易表现出有助于提高顾客满意度的行为，也越愿意在服务中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精力，顾客感知到的努力程度也就比较高，同样顾客对服务互动的评价也较高。因此员工的满意度和顾客感知的努力、感知的员工情绪以及感知的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直接。
Bitner等(1994)以及Bitner等(1990)通过研究顾客满意和不满意的服务情景发现员工的服务努力的确可以对顾客评价产生影响。Parasuraman等(1994)提出当顾客和公司有多次接触时，顾客便会对公司的服务产生总体评价，这些总体评价会影响顾客对公司提供价值的感知。除此之外，0liver和Swan(1989)发现销售人员的所付出的时间、精力等花费可以影响到顾客感知交易公平性进而对顾客感知价值产生影响。现有的研究如Bitner(1990)，Price等(1995)均表明热情、关注顾客的服务会增进和改善顾客和服务提供商的关系，增强顾客在服务接触中正面消费情感反应。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顾客感知的员工服务努力、感知员工情绪、感知服务质量对顾客消费情感和感知价值会有正面影响。
基于情感反应的顾客满意模型认为服务要素通过两种路径影响顾客满意：一是顾客对服务要素的感知影响顾客满意：二是服务因素通过正面和负面的消费情感反应影响顾客的服务满意度(Oliver，1993；Westbrook，1987)。消费过程既是一个认知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体验过程。因而顾客对于服务的满意评价不仅包括对于服务的认知评价(这个服务是否值得)，还应包括情感反应因素(Holbrook等，1984)。此后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例如，Price等(1995)发现在服务接触过程中所激发的顾客消费情感是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之间的中间变量。类似地，Lemnfink和Mattsson(2002)发现顾客感知的服务人员的热情行为，通过顾客的消费情感反应进而影响顾客对服务的评价。因此，笔者认为，感知价值和顾客消费情感同时对顾客满意度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框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员工满意对顾客满意的影响路径：一是认知路径。即员工满意度通过顾客感知的员工努力、感知的服务质量和感知的员工情绪来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价值，进而顾客满意度；另一条路径是情感路径，即员工满意度通过顾客感知的员工努力、感知的服务质量和感知的员工情绪来影响顾客消费情感，进而顾客满意度。两条路径共同作用，形成员工满意对顾客满意的影响路径。
四、研究结论
本文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研究，对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初步阐述，为今后进行深入实证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之间联系的内在机制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虽然目前管理实践中已经普遍证实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为止没有研究探讨他们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如果本文研究提议可以得到证明，这些研究提议就为公司提供了很多管理上的建议，在由雇员满意度向顾客满意度的转化过程中，公司应该注重哪些环节，在什么方面重点下工夫。公司要想为外部顾客创造价值从而赢得他们的满意，公司必须首先作好内部营销——提升内部员工的满意度。尤其是在服务高度密集的行业里面，顾客和员工有着十分密切的接触，员工的满意度和积极性对于顾客满意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服务业公司的管理者们应该加强员工满意度建设，把公司内部的员工当成“内部顾客”来对待，创造一个好的内部工作气氛，这也进一步要求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和营销部门应该鼎立配合，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将文章中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不断深化模型。例如未来可以检验雇员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的双向互惠联系。Schneider等(1998)发现雇员对于服务环境的感知和顾客感知的服务质量之间有双向互惠的联系。不同服务类型(体验型和信用型)和顾客个体特征(人际互动需求)对雇员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之间关系的影响也有待深入研究。
重点项目：本文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8年新进教师科研启动项目(08QDl0)资助。
作者简介：孙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助理教授。
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文献评述 篇6
1 开放型经济、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内涵
1.1 开放型经济的内涵
关于开放型经济的内涵, 我国的学者也作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 形成了不少独具特色的见解。如周小川 (1992)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出发, 认为开放型经济是一个经济学上明确的与“封闭型经济”相对照的概念, 强调的是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 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国际分工, 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杨圣明 (2000) 从外资使用角度出发, 认为开放型经济就是通过放宽贸易利用外资, 发展外向型产业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张吉昌 (2003) 从生产要素流动的角度出发, 认为开放型经济就是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地跨越边境流动, 并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曾志兰 (2003) 从经济制度的角度出发, 认为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实行的是开放型经济, 开放型经济是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系、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刘新志、刘志彬 (2008) 从经济形态角度出发, 认为开放型经济强调整体性开放并具有显著的发展效果, 充分运用市场规律, 形成科学的发展战略, 开放与发展相协调, 形成有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和较强的自主创新与自我发展能力。
1.2 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内涵
肖俊夫、林勇 (2009) 认为内陆开放型经济与沿海开放型经济最大区别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它强调同时扩大国际开放和国内开放, 强调继续发展出口的同时, 更加注重进口先进技术、资金、管理和智力, 强调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优势产品和服务出口, 强调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同时, 更加重视利用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全伟、李锡智、王方认为内陆开放型经济是特指地处于某国 (地区) 内地的区域通过吸引和聚集国内外生产要素, 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 带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2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测度
谢守红通过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2个指标, 分析了我国各省区的对外开放度;2005年以后, 研究更倾向于构建多指标、多层次的综合指标体系, 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如曾海鹰, 任登鸿 (2007) 从空间的角度出发, 通过对内开放度、对外开放度和旅游开放度3个层面构建了开放度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1)
3 存在的问题
3.1 研究视角比较单一
国内关于开放型经济的研究主要从外资、外贸的角度, 探讨开放型经济、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研究者多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学者, 其他领域的学者研究甚少。
3.2 内陆开放型经济的研究力度不够
虽然自2009年重庆3号文件颁布以来, 学术界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内陆开放型经济研究逐渐增加, 但相对于沿海开放型经济的研究来说其研究深度和力度远远不够。在作者收集的205篇文献资料中, 有155篇是关于东部沿海开放型经济的, 26篇关于沿边开放型经济的, 24篇关于中西部内陆开放型经济, 其中关于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的研究有13篇。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历程, 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内陆、沿边地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沿海开放、扩大内陆开放、加快沿边开放。伴随着各地开放的实践, 对开放型经济的研究也十分丰富。我国开放型经济的研究主要包括: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内涵、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等。关于内陆开放型经济的研究相对较少,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产业的发展如何推动开放型、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尚没有相关研究。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内陆开放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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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评述 篇7
关键词：三元悖论,汇率制度选择,宏观政策搭配组合
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已经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取舍。从理论研究看,三元悖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论为主线, 从下述方面梳理中外关于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 以期对当前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与原则
“三元悖论”原则的理论内涵经历了 “米德” 二元冲突———M - F模型——— “三元悖论”这样一个发展历程。米德( 1951) 的二元冲突即内外均衡冲突,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项目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顺差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的组合。米德的结论是在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在汇率固定不变时,单独使用支出改变政策( 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或支出转换政策( 主要包括汇率政策) ,无法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 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 往往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从政策建议看,米德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从理论传承看,“米德”二元冲突指出了在保证支出改变政策( 例如货币政策) 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内在矛盾的。这为后来M - F理论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 - L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典M - F模型。该模型的结论是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 总需求和产出) 的调节是有效的; 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效应基本有效; 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冲操作是无效的,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调节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尔 “不可能三角”的内在原理。
Rose ( 1994 ) 、 Krugman ( 1998 ) 、 Obstfeld和Taylor ( 1998) 等,在M - F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 “三元悖论”1,强调的是三元悖论维持了M - F模型的基本假设。三元悖论原则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政策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毋庸置疑,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就理论模型看,三元悖论是建立在M - F模型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考虑价格和工资的粘性,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 ( 2002 ) 、Obstfeld等( 2005) 指出的,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史的角度,三元悖论都不愧是分析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论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应用及发展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之一,三元悖论被运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中。 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汇率理论研究演变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分支。
第一,汇率制度二极论( 又称 “两极汇率制度论”,或 “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 。汇率制度二极论强调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时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独立性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权重。二极论的重要前提假设是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短期利率越取决于抛补利率平价。在国外短期利率和远期汇率预先确定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本国短期利率变动,将直接造成即期汇率的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汇率制度二极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一国汇率浮动程度的不断提高,该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逐步增加,即汇率浮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2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学术界在汇率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软盯住汇率制度。二极论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上,同时指出这些国家过度积累的未对冲的外币债务以及政治上的困难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极论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实行 “角点解” ( corner solu- tion) ———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动。当然,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硬盯住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在此基础上,部分汇率制度二极论的支持者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缺乏 “可核查性”,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开或不公开形式所做的承诺基础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其国际储备规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资的能力。一旦发生投机资本攻击,维持汇率稳定的承诺最终将被抛弃。在本质上,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是在给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一前提条件下, 在三元悖论原则的基本框架内探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第二,中间汇率有效论。中间汇率有效论结合历史和现实部分修正了二极论关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认为开放条件下即使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降低资本流动程度,从而使得该国在汇率政策选择和独立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间汇率有效论认为政府选择 “一半一半”的中间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上可以通过软盯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即走所谓 “1 /2,1 /2,1”的中间路线, 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 Frankel ( 1999) 就曾指出 “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为什么不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行一半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半汇率稳定( 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 ”。所以,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时期都适用。
与汇率制度二极论相比,中间汇率有效论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Allegret、Mohamed和Leila ( 2007) 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对二极论的 “角点解” 共识提出了质疑,指出中间汇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在国别研究中,Vijay ( 2003) 认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政策搭配验证了中间汇率有效论的观点,即 “1 /2,1 /2,1”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协调了汇率稳定、汇率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成功地应对了国内外冲击。而Bassem和Damyana ( 2005) 则通过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来的汇率选择实践,指出发展中国家实行汇率制度二极论提倡的所谓 “最好的” 角点解———浮动汇率制,其结果可能导致当地货币 “实际汇率的易变性增强”。他们的研究也从反面说明中间汇率有效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动理论。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 ( 2002 ) 分析了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表现以评价是否存在一国向角点解变动的证据。通过重点分析宣称浮动汇率的那些国家的言行,他们认为宣称允许其汇率浮动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做到,即呈现 “害怕浮动”的情形。Jos Jansen ( 2003) 利用前EMU期间荷兰盾和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可信的目标区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 结论表明狭窄的荷兰盾/德国马克目标区汇率安排下,德国央行仍然能获得中等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Jos Jansen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相比较角点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宏观政策搭配组合,这一点与 “害怕浮动”现象是一致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另辟途径来解释 “害怕浮动”现象,如Willett ( 2003) 认为害怕浮动并不意味着一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他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阐述了三元悖论原则下中间汇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指出中间汇率制度的关键在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合决定。 Willett认为最优通货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宏观政策搭配组合中确定上述两项政策的适当的政策权重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限制冲销干预的规模以维持两项政策在避免货币危机中的一致效应等问题。
三、三元悖论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组合中的应用及发展
三元悖论为开放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运用于开放条件的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据三元悖论,如果小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该国应该能够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Helmut和Roestel ( 2010) 分析了这类国家货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个小的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受外国利率变化而承担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其在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程度的特定宏观政策搭配状况。
在经验上,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论所描述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内在矛盾。 少数学者选用大样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 “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 ( 2011) 研究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他们发现那些实施资本管制和有限汇率浮动的发展中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稳定; 那些实施浮动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最差。此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政策稳定性之间弱相关,而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明显被弱化。Ila和Ajay ( 2010) 则以11个亚洲国家为样本,调查并检验了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被调查的11个亚洲国家名义上资本账户开放缓慢,但事实上这些国家资本开放的进展很快;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汇率弹性增长缓慢,汇率很大部分维持稳定态势,他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宏观政策组合导致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出顺周期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元悖论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开始注重危机前后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的变化。 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 ( 2011) 的研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尼采取 “固定汇率+ 国际资本流动+ 有限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危机后调整为 “浮动汇率+ 国际资本流动+ 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 其一,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随着印尼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变动( 这一点与1992年EMS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遭遇是吻合的) ; 其二,危机前后,印尼盾的波动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3。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三元悖论在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指导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实际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中外关于三元悖论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理论分析日渐丰富,代表性文献主要有Goldstein和Lardy ( 2003 ) ,Eichengreen ( 2003) ,余永定( 2004,2010) ,易纲( 2001) , 孙华妤( 2004,2006,2007 ) ,李小娟( 2009 ) , 贺力平( 2004,2011 ) ,谢平、张晓朴( 2002, 2007) ,Wang ( 2010) 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实际资本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压力加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的 “政策” 困境。
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 ( 2011) 就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汇率稳定,高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开放。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还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胡再勇( 2010) 的实证研究却认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弱,同时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强,但货币数量政策则由汇改前的具有自主性变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议而言,多数学者支持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 中国应在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开放条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 然而,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的分析中,由于 “三元悖论”对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论化,忽视了现实政策选择中的各种情况,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
四、三元悖论在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宏观基本状况的恶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扰动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政策选择等。事实上,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论某一特定区域中( 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 爆发货币危机的机理,其中第一代危机模型侧重于分析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的恶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矛盾;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投机性资本攻击的自我实现。
部分学者试图以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标准, 在三元悖论的框架内识别最优宏观政策搭配的区域。例如Esaka ( 2010) 认为硬盯住汇率安排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宏观政策搭配诱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低于实施资本管制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实施资本管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4。相反,Reuven和Michael ( 2002) 则认为资本管制程度较低和汇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投机性攻击5。显然,学术界关于哪一种宏观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的问题还存在争议。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自由化是导致其货币不稳定、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 ( 2006) 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周晴( 2006) 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 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家的长期趋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元悖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Aizen- man J. M. Chinn和H. Ito ( 2008) 运用1970年至2007年来自170个国家的数据,从货币政策独立性( MI) 、汇率稳定性( ERS) 和资本开放度( KAOPEN) 角度,计算并衡量了这些国家过去近40年的 “悖论指数”。在这一阶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 “悖论指数”,比较不同国家在宏观政策搭配中的差异,同时考虑国际储备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论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如何对其宏观经济运行,例如产出波动性、宏观经济稳定性6( 通货膨胀波动性以及平均通货膨胀率) 等产生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汇率稳定性,但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性往往高于工业化国家; 如果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高于其GDP的19% - 22% , 这种产出负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通过观察悖论指数,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汇率稳定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帮助一个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纪律性约束。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 ( 2010) 将其悖论指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领域。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他们观察了 “悖论指数”的变化情况,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会引起悖论指数的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三个指数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认为某一指数的变化会引致其他两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发生相反的变化。
五、研究展望
国内外资产减值研究文献评述 篇8
本文分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的前期研究进行分类梳理:第一方面是基于资产减值的相关因素研究;第二方面是有关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 对此学者意见不一, 争议很大。
一、资产减值的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这一类的研究基本上是着手于资产减值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希望在此基础上完善资产减值准则的计提标准和实施办法, 而这些方面一定程度上就构成了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由于研究的侧重点和切入点不同, 国内外关于资产减值的因素研究基本上包括减值公司特征、价值相关性、管制规则约束以及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
关于资产减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李扬、田益祥 (2008) 发现国内的亏损上市公司在计提了减值准备以后, 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增强了, 而且盈利年度的会计信息对于投资者进行决策作用更大, 但微利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不能被有效识别。王福胜、孙妮娜 (2009) 发现资产减值计提比例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 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的变化和市场价值变化两者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现象, 因而资产减值信息既可以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 也可以较好地解释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变化。
研究表明关于减值动机方面减值与盈余管理有关, 包括高管层变更、避免亏损、巨额冲销和利润平滑等;关于减值公司特征, 减值公司在减值以前的业绩相对同类行业较差, 而且减值的时间一般发生在第四季度。从信息含量角度进行考虑, 资产减值的首要动机是为了资本市场的估价和预期而传递相关信息, 因此管理者会以资产减值调节盈余的手段从而对公司股票价格的短期表现来施加影响。沈振宇等 (2004) 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微利上市公司会利用坏账准备来调节其盈余。然而, 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情况, 即管理者以资产减值的行为来向市场传达其对于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预期的相关信息, 从而使得资产的市场价值更为公允。管理者关于资产减值另有一个动机, 即传递基于会计数据的广义契约信息, 也就是说, 通过资产减值来对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制订和执行施加影响, 管理者能够增加其自身的财富。
有关资产减值的风险管理研究, 张朝宓等 (2004) 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得企业的各项存货信息, 从中得出结论, 在影响存货跌价风险的因素中最显著的加强作用来自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程度、是否属于高技术企业以及从接受订单到发货的时间长度, 而企业对产品更新的重视以及信息管理水平具有减弱风险的作用。
还有很多学者研究了管制规则约束对资产减值的影响。从约束依据的角度对资产减值的研究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是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的研究 (准则视角) , 这方面的经验研究集中在我国新会计准则颁布以后, 主要针对的是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问题, 赵春光 (2006) 、于李胜 (2007) 、王建新 (2007) 、代冰彬等 (2007) 等研究解释了资产减值的转回是否与盈余管理有关。第二个类别就是基于监管部门的有关管制规则 (监管视角) 的研究 (李增泉, 2001;蔡祥等, 2004) 。李增泉 (2001) 发现如果公司处在管制状态的时候, 通常有配股、扭亏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会选择能够增加或者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 但是具有亏损动机、利润平滑动机和变更动机的上市公司, 则选择能够增加未来期间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蔡祥等 (2004) 的研究表明, 在一定程度上资产减值可以反映出公司的实际资产质量情况, 但是最主要的经济动机是为了迎合或者规避政府管制政策。谭燕 (2008) 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然而, 该领域成果的研究对象大多是以会计核算结果来做为监管标准的公司行为。在颁布了非经常性损益披露规则之后, 监管规则不单纯是以会计核算结果作为基准, 而是把增加披露的信息和会计核算结果一起当作监管标准的确定依据, 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但是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
上述研究均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可能会影响资产减值的相关方面, 此类研究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系统性的因素分析不过总结上述文献, 其影响因素大致分为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自身经济因素、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企业存货本身的特征、企业存货管理水平、企业管理层特征等, 外部因素则包括政府管制约束、准则约束、市场竞争环境以及技术更新速度等。笔者建议可以通过实证性的经验研究找出关于“资产减值”的相关影响因素, 再运用统计的方法检验出重要影响因素, 从而探究资产减值准则的相关做法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
二、减值准备和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
企业在选择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时, 会涉及到职业判断问题, 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 国外会计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其中包含的人为经济动机因素问题开始进行研究。国外关于企业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经济动机存在两种观点: (1) 管理层可能利用相关会计准则给予的选择空间, 选取将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减值政策; (2) 管理层基于企业糟糕的经营状况、竞争加剧、经营策略改变等导致资产价值的相应降低, 从而确认资产减值。
国内自1998年开始, 出现了众多从资产减值和盈余管理角度的研究文章, 相关研究成果也分为两种结论, 即资产价值毁损观和盈余管理工具论。
1. 赞成“盈余管理工具论”的观点。
大部分国外研究普遍认为, 企业可能利用减值政策以此来实现利润的平滑或者大清洗, 或者基于管理层变更来进行盈余管理。Zucca、Campbell (1992) 的研究发现, 当企业存在大清洗动机时, 更倾向于大额计提资产减值, Eliott和Hanna (1996) 、Yoon (2002) 、Riedl (2004) 也证实了这一观点;Michols、Wilson (1998) 发现, 当企业的利润非常大或者非常小的时候, 企业均会有意计提比较高的资产减值准备;Eliott, Shaw (1988) 、Francis (1996) 、Chen等 (2004) 的研究证实资产减值计提与管理层变换存在显著的关系。
国内学者李增泉 (2001) 、蔡祥 (2002) 、邓川 (2004) 等的研究认为, 资产减值会计由于发挥空间较大, 因而经常成为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工具。李增泉 (2001) 的研究表明, 资产减值准备在被强制要求计提时, 通常有配股、扭亏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会选择能够增加或者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 但是具有亏损动机、利润平滑动机和变更动机的上市公司, 则选择能够增加未来期间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另外, 很多研究结果认为国内公司利用资产减值以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包括配股动机、扭亏动机、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动机、保牌动机、大清洗动机等。
近几年来国内关于资产减值转回的研究出现在新会计准则颁布之后, 大多针对长期资产的减值转回问题, 主要是验证长期资产的减值是否和盈余管理相关 (赵春光, 2006;于李胜, 2007;王建新, 2007;代冰彬、陆正飞、张然, 2007) , 主要采用经验研究法, 大部分近期研究基本上都认为, 公司资产的减值行为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盈余管理的考虑。王建新 (2007) 研究发现, 国内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不是因为其资产质量得到改善或经济因素获得好转, 原因恰恰和其盈余管理的动机有关。代冰彬等 (2007) 进一步发现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会对减值类型的选择产生影响, 管理层变更和平滑公司不会影响营业利润的减值准备;而大清洗和扭亏公司则会采取不同类型的减值准备以进行盈余管理。李享 (2009) , 郭均英、齐乐 (2009) , 王生年、白俊 (2009) 等都通过不同范围和时期的样本论证了这一观点。
关于减值操纵的具体方式, 国外文献主要只关注减值计提的运用, 因为美国的资产减值不允许转回。而我国在2007年以前享有减值转回权, 故我国研究关注横向使用 (计提与转回) 与纵向配合 (计提与转出) 的盈余管理方式 (如赵子夜, 2007;李享等, 2008) 。由于减值转出必须伴随真实的资产处置交易而发生, 所以现有文献对于减值转出行为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仅Strong和Meyer (1987) 、李享等 (2008) 提到前期计提减值后期处置资产可以形成利润操纵, 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根据盈余管理目标的实现与上述事项发生之间的统计关联性得出结论的, 而忽视了将这些后期操纵与当初的计提行为联系起来考虑。
以上研究均就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量化的证据, 清晰直观的反映出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工具观。总体看来, 关于盈余管理的测度方法研究界并没有得到统一, 因而建议开发一套权威的盈余管理的测度方法, 以备作为后续研究的基准。另外, 戴德明等于2005年发现了亏损公司利用减值计提进行“大洗澡”的证据, 但尚缺乏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将亏损年度的巨额减值计提行为与扭亏年度的转回行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研究文献。
2. 反对“盈余管理工具论”的观点。
尽管大部分学者都已达成关于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工具论”的共识, 但也存在一小部分学者认为资产减值是资产质量或经济因素的真实反映, 一定程度上反对“盈余管理工具论”, 认为资产减值是宏微观经济因素影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真实体现, 它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普遍沦为了盈余管理工具。
经济因素也称价值毁损因素, 指公司计提减值准备是基于同行业竞争激烈、企业业绩低下和经营策略转变而导致资产价值的下降。Francis等 (1996) 收集了美国1989～1992年间发布了资产减值信息公告的674家公司的数据, 划分为盈余管理因素 (包括利润平滑、经理人变更和大清洗) 以及经济因素 (公司自身的经营绩效和所在行业的状况) 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经济因素变量对公司计提减值的比例具有显著影响。国内的研究学者陈珩 (2003) 、毛新述等 (2005) 、王军会等 (2005) 、王跃堂等 (2005) 和于李胜 (2007) 的研究结论则相反, 他们认为资产减值会计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我国企业获得的持有资产收益和企业资产的价值, 辅助决策更为有用。王跃堂等 (2005) 分析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2年的长期资产减值信息, 认为长期资产减值以及追溯调整之后计入当期损益的减值数额均真实地反映了上市公司长期资产的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 这说明资产减值政策没有变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
近期研究中, 丁方飞 (2008) 选取2001～2006年的公司样本进行分析, 按照盈余管理观的预期, 我国上市公司应该会在2006年将原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然而并未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接着, 祝焰等 (2009) 也证实了这一点, 发现“盈余管理工具论”在整体层面上还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
然而, 针对上述某些研究, 之所以没有发生预期的大量转回现象, 也可能是另有原因:为杜绝上市公司利用准则变更期间的空隙集中转回大额减值准备, 证监会于2006年颁布了《关于做好与新会计准则相关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 随后又在2007年1月颁布了《关于证券公司2006年年报审计及信息披露有关事宜的通知》, 在上述两份通知中重申“不得在2006年底前突击转回长期资产的减值准备, 不得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机会‘一次亏足’, 或在前期巨额计提后大额转回, 随意调节利润;也不得随意变更计提方法。”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大量转回行为因为这些规定和通知的重压是不是有所收敛, 抑或上市公司如果在此期间大量转回资产减值准备, 是否会暴露长期以来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事实, 这都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方面。
3. 中立观点。
当然除了一味地反对盈余管理工具论之外, 也存在中立观点的学者。张然、陆正飞、叶康涛 (2007) 证实, 在新准则颁布之后实施以前, 国内上市公司并未由于准则的变更, 从而集中转回大额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间接说明了资产减值准备的经济价值毁损观) , 同时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亏损公司利用减值准备“大清洗”这一现象 (盈余观) 。
另有学者认为, 资产减值政策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它可能会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也可能会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到, 由于2006年颁布新准则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可以将长期资产转回的研究划分成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准则颁布以前, 相关研究主要分析了转回长期资产的公司的具体特点及其影响, 试图以此来找出盈余管理的迹象;第二阶段是2006年之后, 研究学者开始检验新准则推行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如检验是否出现大规模计提转回的现象, 但是并没有发现此类证据。因此, 关于我国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究竟是更好地反映了企业资产和经营的实质, 抑或是成为盈余管理的手段, 相关研究观点不一, 也没有太大的突破。
总体看来, “盈余管理工具论”这一观点略占上风, 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的政策取向产生了影响。但是, 得出“资产减值计提成为盈余管理的手段”这一结论的研究, 通常以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的特定公司 (如亏损公司) 作为研究对象, 而此类公司在全部上市公司中比例很小, 不能真正反映出国内资本市场的整体状况, 且在盈余管理的测度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 其结论的准确性有待提高。因此, 不能从整体上认为资产减值已沦为盈余管理的手段。另外, 对短期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行为的对比研究较少, 例如, 杨红娟 (2009) 提出减值准备可以转回的流动资产存在“计提过度”问题, 而不能转回减值准备的非流动资产却存在“计提不足”的现象。
三、结论及研究展望
总而言之, 国内的减值会计的理论研究近年来虽然有了一定发展, 但是总体仍落后于国际会计准则和发达国家。众所周知, 理论指导实践, 只有理论界完善了实务界才能前进, 因此应进一步加强我国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建设, 特别是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减值应用的理论。自从新准则颁布之后, 刮起了一阵关于资产减值的研究热潮, 主要是针对长期资产减值不能转回这一规定, 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等方面有了不同的认识, 甚至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结论, 但却缺乏对流动资产减值的关注, 个人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对比研究差异并分析其原因, 从而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最近几年关于资产减值准则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但大多还处于探索阶段, 尚缺乏系统和长期的经验追踪研究。并且, 各学者的研究范畴大多集中在准则实施前后或会计准则稳定的时期, 我们也应当重视会计准则颁布之后实施之前的企业资产减值的变化, 或者是开展有关准则变化前后这两阶段资产减值行为的比较分析, 这可能会对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作出贡献。
文献评述 篇9
关键词：税收激励,慈善捐赠,教育事业,学前教育
一、引言
慈善事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投入,二是慈善捐赠。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升,捐赠行为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慈善捐赠也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税收激励政策的出现,降低了慈善捐赠成本,促进了慈善捐赠行为。比如,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若慈善捐赠不能税前扣除,则捐赠方捐赠1万元的成本就是1万元;若慈善捐赠准予税前扣除,则捐赠方捐赠1万元的成本仅为0.75万元,因为慈善捐赠将减少应纳税额0.25万元。 也就是说,税收激励能降低慈善捐赠成本,进而鼓励单位和个人进行慈善捐赠。
二、税收因素与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
J.Mark Schuster(2006)指出,税收激励能降低慈善捐赠的边际价格:在没有税收激励时,捐赠1美元的成本就是1美元;当存在税前扣除的税收激励时,捐赠1美元的成本就等于1美元减去适用边际税率,也就是说,允许慈善捐赠税前扣除等价于给予相同的补贴。不少学者从税收视角研究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价格弹性是指,当慈善捐赠价格变化百分 之一时,慈善捐赠 数量变化 的百分比 。Feldstei (1975)研究了不同受赠领域的价格弹性,如表1所示。也有的学者从捐赠方式层面研究价格弹性。Charles T. Clotfelter (1985)基于个人捐赠、自愿服务、企业捐赠和慈善遗赠四种捐赠方式分析价格弹性,他指出:(1)影响个人慈善捐赠的主要税收政策是税前扣除,税前扣除一方面影响税后收入,另一方面降低单位慈善捐赠的净价格。计量经济分析表明,所得税对个人捐赠有强烈影响,个人捐赠的价格弹性介于-0.9至-1.4之间。(2)理论上,所得税从两方面影响自愿服务:一是,税率影响时间分配从而影响自愿服务;二是,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影响自愿服务。一个关于女性自愿服务的研究显示,工作时间与自愿服务时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鼓励工作的税收政策将减少自愿服务。(3)公司税对企业捐赠具有价格效应。(4) 遗产赠与税存在税收效应,估计显示,其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另外,针对净遗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死者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表明, 其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大于2。随后学者Jon Bakija & Bradley Heim(2008)利用从1979年到2005年的55万例高收入纳税申报资料的非均衡面板数据估计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他们发现,基于持续价格变化和全样本估计的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为-0.7;当控制无法观察的影响因素后,高收入样本的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更大。Gerald Auten & David Joulfaian (1996)则从代际关系视角研究慈善捐赠,他们使用父母与子女的配对所得税记录,分析遗产税对父母一生慈善捐赠的影响,结果显示:遗产税价格上升(或下降)1%,父母的慈善捐赠将上升(或下降)0.6%。我国学者郭健(2008)计算的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系数为-2.14,其绝对值大于1,即如果捐赠的税收价格降低1%,则捐赠额将会增加2.14%,如果提高1%,则捐赠将会减少2.14%。这表明税收激励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是显著的,企业捐赠对税收激励的反应比较敏感。
三、促进慈善捐赠的税制评价
给予慈善捐赠一定的税收激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J.Mark Schuster(2006)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大多数国家允许捐赠者在所得税前扣除慈善捐赠,同时对捐赠授予者资格以及捐赠数量的上下限做出规定。在这样的税收激励系统中,捐赠者得到的激励是边际税率的函数,而边际税率又是收入的函数,因此,高收入捐赠者能获得更高的税收激励收益; 第二类,像加拿大、匈牙利、以色列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税收抵免系统提供税收激励;第三类,像英国、爱尔兰、丹麦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规定,当捐赠者实际完成慈善捐赠后,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税收返还。Steven A. Hanke等学者 (2012) 使用删截分位数回归和2000年至2005年的遗嘱认证记录研究维吉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最慷慨死者的慈善遗赠。研究表明,最慷慨死者的慈善遗赠的税收价格弹性并非显著高于整体样本或者联邦遗产税申报记录子样本,于是他们认为,允许最慷慨死者的慈善遗赠扣除不是一项有财政效率的政策,并同时表示,传统的Tobit模型高估了最慷慨死者的税收价格。面对慈善捐赠的既定税制,捐赠者会做出理性的选择。Natalie J. Webb(1996)指出,公司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进行捐赠,也可以通过基金会这种间接方式进行捐赠,由于不同的捐赠方式在政策适用上存在差异,故不同的捐赠方式会面临不同的税收待遇和树立不同的企业形象,比如通过非营利基金会进行慈善捐赠通常能够得到资金补贴,从而增进公司的税后收入。Hossein Nouri and Dustin Opatosky(2010)进一步以具体实例分析捐赠者的理性选择。他们指出,近期有明星在国家杂志上公开销售其婴儿的首张照片,照片销售通常为明星带来成千上万的收益,有的明星将销售收益捐赠给慈善事业。他们认为,明星的慈善捐赠不一定是出于慈善目的,有可能出于税收筹划的考虑。Doug Guthrie等学者(2008)通过分析公司向当地学校的捐赠研究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利用美国2002年具有代表性的2776家企业的慈善捐赠的调查资料,发现高水平的企业所得税与对当地学校的高水平捐赠相联系。近年来,我国学者安妍(2010)、晏丽丽(2011)、李节(2011)等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慈善捐赠的现行税收政策进行梳理和评价。
四、促进慈善捐赠的税制优化
在降低慈善捐赠价格的税制优化方面,Peter Diamond (2006) 利用带标准参数的模型和带慈善捐赠的模型分析最优税收政策,并考虑不同收入人群的最优优惠方式,研究发现,估计社会福利时的参数选择敏感的影响考虑慈善参数时的最优税收。Calum M. Carmichael(2010)介绍了根据个人捐赠类型的差异,政府给予其不同补助比率的理论与实践,描述并比较了八个政府进行差异补助的现实,并结合最优税收和支出理论,总结出差异补助设计的指导原则。Martin S. Feldstein and Lawrence Lindsey(1983)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的慈善捐赠模拟显示,将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项目扩大至现有清单之外,将使得个人的慈善捐赠在现存总数基础上增加12%,以1977年的情况为例,相当于增加45亿美元。与此同时,扩大税前扣除项目将减少税收收入大于41亿美元。他们认为,规定慈善捐赠扣除限额将减少慈善捐赠并同时增加税收收入,但慈善捐赠的减少金额与税收收入的增加金额之间的差距并不大。Tomer Blumkin and Efraim Sadka(2007)指出,依据“美国捐赠”的年度调查, 2004年美国的慈善捐赠数额高达2490亿美元,超过GDP的2%,这些数据部分是对美国自1917年以来为促进慈善事业而对慈善捐赠给予税收优惠待遇的反应。他们认为,如果捐赠者是匿名的,这意味着捐赠者基于利他的动机进行捐赠,因此,税收优惠待遇更应该给予非匿名捐赠者。在遗产税方面,David Joulfaian(2000)的研究显示,遗产税税前扣除是影响遗产捐赠的重要因素,如果取消遗产税,遗产捐赠将减少12%。遗产捐赠与财富、年龄正相关。研究发现,已婚个人的捐赠最少,与此相对,针对一生捐赠的研究却显示, 已婚个人 的慈善捐赠 高于单身 人士 。Jon Bakija等学者 (2003)认为,联邦遗产税税率为49%,废除遗产税将使得慈善遗赠的价格接近翻番。他们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框架分析遗产税对慈善遗赠的影响,基于几十年联邦遗产税的合并横截面数据,估计出联邦和州遗产税对于慈善遗赠的效应,结果显示,州和联邦的现行遗产税对慈善遗赠具有强烈的积极效应。这为遗产税的存续提供了证据。在国内研究中,张会琳(2008)、曹贺(2007)、胡光平(2011)等学者从公益性捐赠的所得税激励应遵循的原则、税收制度安排方面的改革、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的改革、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等角度为慈善捐赠的税制优化提供了政策建议。
五、总结与研究趋势
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管理的文献评述 篇10
关于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含义, 弗莱明给出的定义是:如果储备库存量和增长率使储备的“缓解”程度最大化, 则该储备存量和增长率就是适度的。海勒认为, 能使为国际收支逆差所采取的支出转换、支出削减和向外借款融资政策的成本最小的储备量就是适度的外汇储备需求水平。巴洛提出的标准是, 在现有资源存量和储备水平既定的条件下, 能促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储备增长率就是适度的。
一、比例分析法模型评述
(一) 理论介绍。
关于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研究的方法, 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Triffin提出, 这种方法是他在对1950—1957年间12个主要国家的储备变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后, 于1960年在《黄金和美元危机》一书中提出来的。Triffin的基本思想是, 判断一国储备水平是否充分, 应根据该国是否有能力用自身的资源来为国际交易可预见的赤字进行融资, 并设置了一个简单直观的指标, 即一国持有的储备额对该国进口额的比率。
除此之外, W.M.Brown (1964) 、H.G.Grubel (1965) 也先后使用类似的比例方法, 选取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样本数据展开分析研究。
在对20世纪80-90年代发展中国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危机进行分析研究之后, Calvo于1996年从危机角度对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一国遭受危机的可能性应该与外汇储备/M2相关”, 并选取若干拉美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验证。
对危机进行预测的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 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也会影响一国金融和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 (Radelet, Steven and Sachs, 1998) 。这个比例后来成为著名的“Greenspan-Guidotti Rule, 也就是前美联储主席Greenspan和前阿根廷财政部副部长P.Guidotti提出的最佳比例为100%的准则。
(二) 理论评价。
用比例分析法研究外汇储备规模简单易行, 但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缺陷:
1、比例分析法多选用外汇储备额和进口额的比例来进行分析, 在当时固然有其合理性, 但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的形式和范围的不断扩大, 国际间各种形式的资本流动也成为一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 仍然采用进口额指标显然缺乏深层次的说服力。
2、比例分析法使用过去的数据来预测未来的需求, 而且选取的单一比例来衡量, 这个比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及背景下会呈现不同的数值, 因此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
二、成本——收益模型评述
(一) 理论介绍。
成本—收益模型由海勒在1966年提出, 在海勒之前, 关于外汇储备规模的研究和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外汇储备的最低水平, 而海勒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研究的是什么样数量的外汇储备是最优的。
在海勒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中, 成本是指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 即如果不是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持有, 这些资源用于生产所带来的收益与以储备形式进行投资所获投资收益的差额。而模型中的收益是指以动用外汇储备的形式来调节失衡的话, 要比其它调节方式 (如对实体经济进行调节) 节约成本支付, 这种节约可以看作是一种收益。在此基础上, 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外汇储备规模即为最优规模, 可以用公式来表达:
R*=h log (r*m) /log0·5
J.Agarwal (1971) 把Heller的工作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他认为, 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 应当按一国因持有储备而牺牲的产出来衡量, 而持有外汇储备的福利可以理解为由于动用外汇储备而使不得不进行的经济调节得以避免所省下的产出损失。而最优储备就出现在持有储备的成本和福利相等的这一点上。
(二) 理论评价。
成本——收益模型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外汇储备看作是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 Heller将对外汇储备的分析纳入到传统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框架中, 并且考虑到了一国政府持有外汇储备除了满足对外支付的需要外, 还要考虑到未来出现收支失衡的可能性, 从而产生了因预防性审慎的动机而持有的储备, 并给出了测度的公式, 具有开创性。
但是, 这并没有掩盖该模型客观存在的一些不足, 如当一国面临赤字时, 还可以通过资本流动来使收支逐渐恢复均衡, 但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中只提到可以采用支出变动的方法来调节失衡。这种假设会使得测算得到的最有储备规模高于实际需求。
三、缓冲存货模型
(一) 理论介绍。
Hamada和Ueda (1977) 是首先开始讨论对外失衡及其调节的随机性质问题的, 之后, Frenkel和Jovanovic (1981) 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 更为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他们赞同Heller模型的基本要素, 但发展出了一种随机模型来评估外汇储备的最优性。他们的模型使用了两人早先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关于个人对现金需求的连续时间存货控制框架, 以此来分析关于外汇储备的需求。他们分析了1971年到1975年22个发达国家的数据, 实证检验的结果与理论预测值非常接近。
(二) 理论评价。
根据FJ模型对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进行测算得到的数据与理论预测值比较接近, 但是正如作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 估计系数对模型方程和样本时间选取“有些敏感”, 因此最终结论也仅仅是建议性的。
四、Ben-Bassat和Gottlieb的最优外汇储备模型
(一) 理论介绍。
Ben-Bassat和Gottlieb (1992) 提出了一种新的最优外汇储备模型, 这一模型针对的是, 一国中央银行需要持有外汇储备以预防该国不能支付到期外债的情况。这实质上是认为一国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 最主要动机就是为了预防性的审慎需要。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一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存在赤字, 从而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他们估计了13个国家从1960到1982年间发生的14次对外违约的情形, 把这些国家在出现违约后6年内所造成的产出下降, 对开放度这一变量进行回归, 得到的结论是, 外汇储备耗竭的成本, 同进口比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二) 理论评价。
该理论认为, 一国政府持有外汇储备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预防性的审慎需求, 而不是用于满足对外支付, 这一点在模型构建的过程中有明显的体现。而且, 与此同时, 模型构建过程中假设一国存在收支赤字, 这一点无形中符合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因此对于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最优规模, 较之其它模型, 更有说服力。
五、基于效用最大化的模型
(一) 理论介绍。
Jeanne (2007) 以及Ranciere (2008) 提出了一个基于效用最大化的跨时均衡最优化模型。模型假设有一小型开放经济体, 在一个三时期的时间结构内, 一代表性消费者须把其财富分配于不同的时期和资产上, 追求其消费效用最大化。在这一框架内, 则可得出最优的外汇储备水平。
(二) 理论评价。
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外汇储备最优规模分析在最近几年影响较大, 它巧妙地将最优储备表达为外汇储备与G D P的某种比例, 与前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相互呼应。
但是, 该理论只分析了造成一个国家经济危机的外部原因——即资本流动的骤停——对本国最优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 而实际情况是, 很多内部原因同样会造成经济危机, 从而影响一国的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该模型在这方面仍有所欠缺。
摘要：论文首先界定了“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含义, 并按照理论模型提出的时间顺序对国内外关于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管理的主要理论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进行的简单的评价。
关键词：外汇储备,最优规模,适度,评述
参考文献
[1]、Agarwal.J, 1971“, Optimal Monetary Reserves forDevelopingCountries”WeltwirschaftlichesArchiv, Vol107.
[2]、Ben-Bassat.A.andGottlieb.D., 1 992a“, Optimal InternationalReservesa ndS overeignR isk”, Journal ofInternationalEconomics, Vol.3
[3]、Ben-Bassat.A.andGottlieb., 1992b“, On theEffectofOpportunityCostoIn nternationalReserveHoldings”, TheReviewo fEconomicsand tatistics, Vol.74, No.2.
[4]、Heller.H.R., 1966“, OptimalI nternationalReserves”, TheEconomicJ ournal, Vol.76 ( 302) .
[5]、刘斌:外汇储备变化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0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