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复杂性（共12篇）
报告复杂性 篇1
近年来, 由于失治误治等各种原因, 复杂性肛瘘尤其是蹄铁型肛瘘在临床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且已经产生肛门畸形或异位的也不少见, 采取切开挂线引流手术根治与术后恢复存在一定的矛盾, 而术后并发症的存在与其大量时间、金钱及身体痛苦的代价往往令患者难以接受, 许多临床医生感觉到无所适从[1]。通过我们几年来的临床实践在Hanley氏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采用二期缝合术治疗复杂性肛瘘, 尤其是蹄铁型肛瘘, 收到较为满意的效果。而且我们认为比较适合于肛肠外科临床, 特别是基层肛肠专科医院推广。现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照1975年全国肛肠协作组河北衡水学术会议制定标准。我们随机选择1996～1999年收治的27例复杂性肛瘘患者, 其中男21例, 女6例, 平均年龄22.3～50.8岁, 病程五个月至三年不等。其中8例经过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手术治疗。但均未出现肛门畸形功能改变。27例均属经括约肌肛瘘。
1.2 治疗方法:
分二期进行。
1.2.1 一期切开挂线引流
术前常规肠道准备, 视具体情况选择麻醉方式和手术体位, 消毒铺巾后, 开始探查瘘道走向及内口位置。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内口处理是否彻底是本手术方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 必要时应以美兰染色试验以确定真实内口。然后, 将瘘道近端作放射状切口切开至内口作引流处理, 并切除病变之肛窦。对临近肛窦的清扫切除我们认为是十分有必要的。若原发性内口处瘘道循行位置较高, 为保护肛门功能, 可切开挂线以处理内口。瘘道远端或支管一般采取循肛门肌环方向的纵形或弧形切口, 注意尽量开放创面以利引流, 勿留肓袋, 创面尽量做到底小口大之“V”形。远端切口与近端放射状切口之间做皮桥旷置处理 (即不切开皮肤, 皮下瘘道予以贯穿引流处理) 。以固定肛门形状, 避免肛门塌陷和移位。搔扒瘘道内坏死组织, 修剪创缘, 充分止血, 分置抗菌素纱条引流, 术毕。
术后处理:术后每日坐浴, 以双氧水或0.5%碘伏清洗伤口, 并以0.5%甲硝唑纱条或3%高渗盐水纱条换药。旷置皮桥应作对穿引流换药, 一般应于术后一周逐渐封闭, 封闭后两侧分别填塞换药。对于高位挂线伤口, 应在保护肛门直肠环的原则下, 在术后7～10 d后换药时以小号弯止血钳加以钳夹, 以逐渐离断残端, 根治内口。同时达到减少出血的目的。一般于术后10～15 d, 伤口分泌物较少, 肉芽组织新鲜之后, 以甘露醇或者肠道清洁剂作术前肠道准备, 拟行二期缝合术。
1.2.2 二期缝合术
麻醉满意后, 常规消毒铺巾, 以双氧水和0.5%碘伏或0.5%甲硝唑溶液清洗伤口, 近端伤口填塞纱布。远端切口作清创处理后, 视缝合张力以7号或10号丝线做减压直褥式缝合, 必要时可于丝线上穿套头皮针管以减小丝线张力。注意一定要将伤口基底部作全层缝合。并于伤口基底部放置橡皮引流条, 然后逐条打结 (注意紧度, 勿留死腔) 。对侧伤口同法处理。
术后处理:术后禁食5～7 d, 直至拆线。禁止坐浴, 每日以0.5%碘伏清洗并放置碘伏纱条, 橡皮引流条于术后24 h撤除。近端未作二期缝合的原发内口处开放伤口, 以抗菌素纱条作填塞引流处理, 并直至伤口愈合。一般于术后7～10 d开始作间断拆线, 也可适当延长至12 d。
2 结果
本组27例复杂性肛瘘患者均达到临床痊愈出院。其中25例达到甲级愈合, 2例因术后发现身体其他系统疾病 (糖尿病, 结核) 并加以控制后延期乙级愈合。27例患者平均住院日为25.86 d。其中最短的为22 d, 最长的为39 d。27例术后随访0.5～3年无复发。
3 讨论
3.1 肛瘘手术治疗的关键首先在于正确寻找和彻底处理内口。这同样也是二期缝合术成功与否的前提[2]。因此, 临床医师在行一期切开引流术时必须十分注意内口的处理, 必要时可借助术前的碘油造影和核磁共振等手段, 以及术中美兰染色试验来找寻正确的内口并加以处理。另外, 对于肛尾韧带的处理不可横行切断, 只可纵形切开。以免引起肛门塌陷和肛门前移。二期缝合术严格遵循了这两条肛瘘治疗的基本原则, 思路上将外科清创二期缝合术的适应证加以延伸, 便于临床医师接受。只要操作得当, 处理正确, 治疗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3.2 在此, 需要加以强调的是二期缝合术在复杂性肛瘘治疗过程中手术时机的选择。一般来说应在术后10～15 d进行, 但是主要应视伤口分泌物的多少、肉芽组织的新鲜程度以及皮下瘘管是否封闭来确定是否手术[3]。因此, 一期手术后换药应注意清洗创面和控制伤口感染, 尤其应注意皮下腔道在肉芽组织新鲜的前提下, 引流纱条应逐渐向外两侧退延, 以利早期封闭。尽量使各个创面均形成口大底小之“V”形, 从而利于成功缝合。如果分泌物持续较多, 应考虑潜行瘘道、特异细菌感染、假性愈合、桥形粘连的情况存在。
3.3 目前, 肛肠学界对肛瘘的分类方法较多, 从解剖学角度以及手术切口的设计思路来看, 一般认为Parks (1976) 按肛瘘与括约肌的关系的四类分类法对临床具有较大的指导和参考价值[4]。基于Parks的解剖分类原则以及大量的临床报道和观察证明, 复杂性经括约肌肛瘘无论是低位还是高位, 单纯切开挂线术极易引起肛门塌陷、移位及肛门皮肤挛缩, 而且瘢痕过大、病程过长, 患者往往难以接受。1965年Hanley[5]针对单侧或双侧肌下瘘, 即所谓的坐骨直肠窝蹄铁形肛瘘的手术, 对向左、右伸展的瘘管只搔刮而不切开, 仅切开肛门后方的原发病灶, 并切除两侧外口, 以期减少组织损伤、缩短病程。但是, 从大量的临床观察, 我们发现复杂性蹄铁形肛瘘的患者, 由于失治、误治等原因, 两侧外口处往往由于引流不畅感染而导致脓腔存在。仅切除外口难以达到引流通畅和根治的目的。而开放引流又难以愈合。而二期缝合术能良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不仅适用于复杂性蹄铁形肛瘘, 而且适用于经括约肌肛瘘瘘管道循行较长的复杂性肛瘘。并且具有肛门矫形的功能, 易于患者接受。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价值。
3.4 我们知道, 复杂性肛瘘特别是复杂性蹄铁形肛瘘的内口大多在前后正中的肛窦部, 随着近年来肛肠盆底解剖生理学的发展, 对于高位肛瘘后正中的切开挂线治疗存在较大的争论。提出了后正中肛直环为“非手术禁区”说。认为只要肛尾韧带不横断, 由于肛尾韧带的固定作用, 在后正中切断肛直环不会引起肛门功能的异常。但是, 我们认为, 在目前肛肠盆底解剖生理学还不完善的前提下, 应坚持谨慎科学的态度。我们主张对于高位复杂性肛瘘应采取切开挂线的方式治疗, 可于术后7～10 d钳夹离断。既达到了安全保护肛门功能的目的, 又同样缩短了病程。
参考文献
[1]张东铭.肛肠外科解剖生理学.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2]陈达恭.肛肠疾病手术图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
[3]胡伯虎.实用痔瘘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8.
[4]张东铭.大肠肛门局部解剖与手术学.安徽: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5]Hanley PH.Anorectal problems:Treatment of high and anorectal fistulae.Dis Colon Rectum, 1975, 18:675.
报告复杂性 篇2
事项的调研报告
随着我镇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若问目前乡镇最难的是什么？最耗费精力的是什么？可能相当一部分干部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应对上访。如何如何妥善处理疑难复杂信访事项，如何提高乡镇信访工作成效已成乡镇党委、政府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近日，结合当前实际，对我镇的信访工作进行了专题调查，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全镇信访秩序逐渐规范，信访形势明显好转，信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全镇没有发生集体访，个体访7件，未发生进京正常和非正常访，保证了当前的信访稳定。
(一)重点难点和历史遗留问题有新进展。通过全县上下扎实工作，一些集体访转化为个体访，部分矛盾突出、上访人情绪激烈的问题得到缓解，有的已息诉罢访。如原故陵水电站职工集体上访、盖下坝电站拆迁、百副社区土地权属纠纷等问题。
（二）合理的信访问题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对于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千方百计化解矛盾纠纷，重点解决了农村资源、城镇拆迁、农村换届选举、劳动社保、物业管理、拖欠工资等一大批热点、难点信访问题，从根本上维护了广大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包保稳控工作取得明显效果。重要敏感时期，对纳入视野的重点信访人，采取“四包一”稳控措施，实行党政领导带班、24小时死看死守、信访信息日报制度，及时准确把握信访人的动态，通过多方协调，进行异地包保稳控，责任单位认真落实稳控措施，信访人在全国“两会”期间没有出现越级上访。
二、特点及成因
通过对全镇信访问题的归纳整理和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当前信访工作的特点和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访总量居高不下，仍呈上升趋势。随着群众在民主政治、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不断上升，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近期信访案件和市长信箱投诉情况看，信访量虽有上下波动，但仍维持在较高态势，信访内容以求决类为主，涉及教育、安置、补偿、医疗、等方面，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且群体信访和无序上访相对增多，上访规模扩大、群众联名来信增多，重复上访已成趋势，社会负面影响较大。
（二）利益访现象十分典型。目前，由于我镇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部分上访者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资源发包、社会保险、征地和拆迁补偿等相关政策不理解或不认可，尚未完全达到他的预期要求，希望通过信访渠道获取更多的利益，甚至额外的利益。如主动要求政府办理城乡“低保”、重新发包资源、提高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要求政府给予经济帮助等。
（三）上访群众的诉求行为和心态错综复杂。上访群众的基本素质和心理状态各不相同，信访诉求的表现形式也错综复杂，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合理要求与不合法方式相互交织、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极少数人的无理取闹相互交织的现象，增加了信访工作的难度。
（四）信访老户缠访问题，牵涉大量人力物力。信访老户，虽人数不多，但工作难度大，反映的问题虽经多次处理，但其仍然不服，采取有违常理的偏激行为上访。通常表现为：久缠不息、屡解不服、行为异常、借势施压，部分信访老户是无理取闹者，他们以上访为业。因此，解决缠访问题所耗费的工作成本越来越高
三、行之有效的做法及成效
“稳定工作做在先”的理念使堰坪镇明确了农村稳定工作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信访工作“三个一”，即落实一项基本做法、建立一条绿色通道、追求一种整体效能的格局。
（一）落实一项基本做法。
坚持一项基本做法，即“情况预查、综合分析和事前介入”。为将这一基本做法落到实处，堰坪镇推行并落实了一系列相关制度：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前的信访调研工作制度；重点村、重点对象和热点问题的预测排查制度；重大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制度及信访台帐、信访信息档案制度。以此为基础，在日常工作中，对群众反映的各种分散、零碎的信息，及时分析研究、归纳整理。重点抓住政策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为工作决策提供时效性强的参考依据。同时，重点做好两项工作：
1、重视解决好涉及政策的问题。对于各行政村及有关单位在执行政策中发生的问题，督促村及有关单位及时予以落实；对于政策虽有明文规定，但某些规定群众认为不合理，有意见，在新的背景下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以及群众要求合理，但目前尚无相应政策规定的问题，在努力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的同时，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及时为上级决策提供依据。
2、重点调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查办信访案件工作中，坚持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有集体访、越级访可能以及有闹事苗头的各种因素高度重视，早处理、早落实，及时化解各种不正常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二）建立一条绿色通道。
所谓的绿色通道，即镇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工作制度。
基层群众反映的问题往往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为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群众又常常要求和党政主要领导面对面交流、尽快解决实际问题的特点，对此，堰坪镇制定了《堰坪镇党政领导接访工作程序、工作要求和责任分工的有关规定》，实行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的新制度、新规定。
1、实行领导首问制，提高初信初访调处率。每一个工作日都安排一名党政班子成员和一名中层干部在信访接待室接访来访群众。对于初访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争取做到首次调处落实到位。具体方法是“三定三包”，即定办案单位，定办案人员，定结案时间；包调查、包处理、包做思想工作，做到包一案、查一案、结一案，这一做法在避免和控制群众越级上访、集体访和重复访的发生上还是有实效的。
2、实行领导包案制，有效控制“四访”现象的发生。扎实推进重大疑难信访问题领导包案制。由镇信访办牵头，对社会疑难信访问题进行排摸汇总，属重大信访问题的由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接待、亲自协调，直到问题彻底解决为止。具体来说，做到了“四个到位”：一是领导责任到位；二是包案处理到位；三是实地调处到位；四是处理意见和处理结论到位。做到情况清、点子新、落实勤、结论明，以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有效控制了“四访”现象的发生。
实践证明，建立“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工作制度”这一绿色通道是有效的，既实现了干群“零距离”接触，密切了干群关系，又提高了基层初信初访的调处率，并有效控制了“四访”现象的发生。
（三）追求一种整体效能。
所谓整体效能，即以镇综治中心为骨干力量，整合全镇其
他各部门资源，实行上下联动，优势互补。
1、整合资源，实现上下联动。
一旦发生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对本镇各部门机构人员、设备、物资、信息等资源进行整合，进行统一指挥、调度。保证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的紧密衔接，争取时机、及时应对、依法调处，努力避免事件的升级和事态的扩大。
2、优势互补，追求整体效能。
追求“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社会工作效应。重视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之间和综治中心和其他部门的优势互补，提高综治工作的整体效能：一是及时将党政的维稳工作部署通报相关人员，使相关人员及时了解近期的中心工作，明确各自的责任；二是每处理一件重要的信访事项时，都要召集有关人员集中进行研究，做到集思广益；三是每一项重大维稳工作任务完成以后，综治中心都要作好总结，使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在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四、进一步提高乡镇信访工作成效的意见和建议
（一）在稳定工作中要渗透人文精神。舍得花时间、花精力去耐心、仔细地做群众说服、引导工作，真正从内心尊重群众。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发现形式上的“无序”和情绪上的“偏激”是目前农村基层群众群访的主要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执行稳定的工作制度中体现人文要求，渗透人文精神，针对性做好安排，以接待人员和接访地点的“有序”安排和沟通对象人数的合理要求去克服“无序”；以领导出面和一张笑脸、一杯茶水去化解“偏激”。“本着解决问题的热忱”实实在在地对待上访群众，不以“拒绝”对待“无序”，以“简单”对待“偏激”，做到不厌其烦，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二）在稳定工作中要体现“统战”思想。基层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使群众参加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转型使人群的原有结构发生了变化，也使得影响基层稳定工作的因素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做好农村稳定工作的办法也要多样化。为此，我们在发挥组织自身正面“主流”作用的同时，注意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调动一切积极的社会因素，尽量做到快速、及时、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
（三）要紧紧依靠一线干部。“面向基层”是组织的一贯要求，乡镇党委、政府的基层是村、居和群众工作的单位。村、居一线干部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关系密切，人头熟、好办事，做好农村基层稳定工作，必须紧紧依靠一线干部。要不断充实一线干部力量，调整、尊重、重用与群众关系密切、有本领、能办事的村干部。
以复杂性思维应对复杂性开放 篇3
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按下手印决定“包产到户”，到深圳特区肩负“杀出一条血路”放胆一搏；从谈“股”色变到证券市场人气旺盛；从“一大二公”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到各级政府简政放权、转化职能；从国有企业大刀阔斧的改组改制，到财税、金融、外贸、价格、投资、土地、分配、社保等各项制度改革的整体推进，中国用一系列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坚定选择。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风烛残年的清政府展开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成效斐然。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短短几年，洋务派主持下的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蒸汽战舰都能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
兴建军事工业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洋务派认为西方诸國都是以工商业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此后十余年，矿业、冶炼、轻纺、电报、铁路相继建设，中国打破了西方资本的垄断，回收大量白银，拥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
尽管辉煌过，尽管功不可没，洋务运动终究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首当其冲的是改革没有触及专制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以先进的西方技术维护落后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成于积极主动的现代化方案，败于政治领域的拒绝改革。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写完《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历代的改革，都是被动式的改革，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时，是不会改革的；往往是经济发展受阻，国库没钱实在没有办法时，才会被迫启动改革。”吴晓波举例上世纪70年代末的联产承包，80年代末的物价闯关，90年代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分税制问题、对外贸易体制变革等问题……都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改革的。
在今天，开放某种程度上就是改革。在百度输入“开放”两字，搜索出来的热门新闻有上海自贸区、资本账户开放、基金业开放、垄断行业向民企开放等等，开放剑指改革。
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改革开放作为引领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场根本变革，同样要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今天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改革更艰难了，开放更复杂了，因为从一开始选择的渐进式的改革与开放，意味着容易改的都改了，“硬骨头”都在后面。改革开放的目标、过程、结果都十分复杂，内容、环境、主体一直在变化，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以中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例，都是千头万绪。
改革开放一直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而实现，而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体的作用也在不断深入，这个过程必然与政府主导产生摩擦，这会直接影响改革开放的方式，也会增加复杂性，甚至决定其结果。这个时代没有看客，人人都是改革开放的践行者与受益人，而参与的前提首先是应对复杂的理智。
翻阅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史料，深感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每个地区的开放与建设完全没有统一的模式，甚至经验也难以归类总结。可以说，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复杂多样的。面对千差万别的目标与诉求，开放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同时加强对市场运行秩序与政治体制的严厉监管。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彼此矛盾的要求，恰好是对复杂性的智慧应对。
报告复杂性 篇4
关键词：肾结石,低温,肾实质切开术,肾功能
我院自2005年3月～2008年2月采用低温阻断肾动脉肾实质切开取石治疗复杂性肾结石26例,疗效满意,报道如下。
1 资科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26例,男16例,女10例,年龄18～67(平均41)岁,病程3个月～12年(平均1.5年).临床表现主要为患侧腰部胀痛,无明显肾绞痛病史及排石史。反复发热伴泌尿系感染症状7例。术前尿常规检查发现白细胞及脓细胞16例,血尿4例。术前、术后尿培养阳性14例,细菌多为大肠杆菌、变形杆菌、肠链球菌及粪链球菌。根据药敏试验结果给予敏感抗生素治疗后得以控制。术前均经X线或CT检查证实为肾内型肾鹿角状结石,其中单纯鹿角状结石16例,肾鹿角状结石伴肾盏内多发中小结石8例。KUB+IVU结石为鹿角形、直径3.5～5.5cm,B超示肾实质无明显萎缩,肾图示患肾呈梗阻型改变。
1.2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健侧侧卧位,经第12肋斜切口,切除部分第12肋骨以利显露。游离肾脏及肾盂,分离肾盂外间隙。沿腰大肌分离暴露肾动脉、静脉,肾动脉分离出前支、后支,向后支注入稀释美蓝溶液,显示出无血管区。快速静脉滴注肌苷2.0g+5%G.S100mL,肾周置4℃冰屑盐水,无损伤血管钳阻断肾动脉。在美兰液显色边缘处弧形切开肾实质,用肾盂拉钩拉开肾实质、肾盂、肾盏直达结石,在直视下缓慢旋转结石并小心取出.必要时可先将结石分支钳断.常规留置F7双J管,用4～0可吸收线连续缝合肾盂切口,1～0肠线褥式全层缝合肾实质切口。解除肾动脉阻断,快速静推速尿80mg。
2 结果
本组26例患者平均手术时间为120min,平均失血量为100ml,肾实质切口3～5cm,术中均未输血。术后血尿3～5d转清。术后9～14d出院。术后3周复查B超示2例于肾上盏残留1枚0.6cm结石,一次取净结石率为96.2%,残石行ESWL后排出。术后6周拔除双J管。术后3个月复查肾图示肾功能基本正常。随访6月～3年,无一例肾萎缩。
3 讨论
3.1 温度与肾脏缺血肾功能影响的关系
随着ESWL、PCNL等治疗方法的应用和推广,大多数肾结石患者可以采用微创手术治疗。但对一些复杂性肾结石,以及在一些基层医院,仍以开放手术为主要治疗方法。肾脏血运丰富,对热缺血非常敏感,常温下缺血20min,肾功能减退40%～50%,需6～7d恢复;缺血30min,肾功能减退约60%～70%,需8～9d才能恢复。缺血>60min,肾功能减退70%～80%,需10～11d才能恢复;缺血>120min,则肾功能完全丧失,以后仅能部分恢复,甚至不能恢复。肾血管阻断同时表面降温15～20min,则在3h内对肾功能无明显损害[1]。
3.2 肌酐和速尿的应用
肌酐从血循环进入肾组织,经磷酸分解成次黄嘌呤和1-磷酸核糖,进而转化为IMP、AMP和ADP,并在肾组织内保持一定浓度,待血流恢复后迅速转化为ATP,这对缺血后肾脏的渗透压调节和肾小管功能的恢复起着重要作用。速尿可减少肾内血管阻力,降低细胞水肿,促进利尿[2]。
3.3 术中处理
(1)肾后段动脉为起自肾动脉的独立分支,肾后唇是肾后段动脉的终生支供血区,用美兰显示出无血管区,切开肾实质时不会损伤肾后段及基段动脉,对肾脏血供影响小,对肾组织损伤小。(2)肾实质切口的缝合,用4～0可吸收缝线连续缝合肾盏或间断缝合肾盂切口,再用1～0羊肠线作U”形肾实质贯穿绞索间断缝合,笔者采用肾包膜、肾实质全层缝合,打结时衬以脂肪垫,力度以不切割肾实质为度,血流恢复后血流恢复后肾体积均匀膨大,对肾切口均匀挤压起到压迫止血的作用。开放肾脏血流后如有活动性出血可加缝止血,小的渗血压迫数分钟即可,多能有效。本组病例肾脏血流恢复后均未严重出血。(3)引流:本组26例,均采用放置双J管内引流,并留置导尿管,能充分减低肾盂内压力,有利于肾实质切面愈合减少出血。
本手术方法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了肾脏和病理生理及解剖学特点,术中阻断肾动脉前后给予降温及静脉滴注肌酐、速尿,为手术操作提供了时间保证。阻断肾动脉后,术野出血少,视野清晰,便于肾集合系统的重建,肾盏整形,也有利于术后机体恢复。无血管区切开肾实质时不会损伤肾后段及基段动脉,对肾组织损伤小,同时可以牵拉开肾实质,在直视下切开肾盂、肾盏,显露良好,手术视野清晰,容易取净巨大鹿角形肾结石及多发性的小结石。我们认为该手术方法治疗复杂性肾结石安全有效、出血少、结石残留率低,对仪器设备要求不高,仍有其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李逊，曾国华，刘建河，等．经后中组肾盏径路行微创经皮肾取石治疗复杂性肾结石[J]．临床泌尿外科杂志，2005，20(3)：147-149．
围棋的复杂性分析 篇5
要分析围棋的复杂性，首先我们不妨使用比较的方法，在这里我将棋类中的三大代表，即围棋、国际象棋、中国象棋举出进行一个比较。因为只有确定了参照物我才能进行详细地评论。是围棋复杂，还是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复杂，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似乎也很难有明确的结论。应当说这三种棋类都是很复杂的，如果不复杂就不会存在相对稳定的公认的高手群，只是由于这些棋类的价值取向不同，复杂的特点也有所不同，三种棋类之间存在着不可比性，倒是相似性为人们所重视。在中国近代和现代涌现出了许多围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双枪将”或“三枪将”，20世纪90年代国内还举办过三棋比赛。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的中国象棋名宿贾题韬认为，象棋是越下子路越宽，围棋是越下子路越窄。中国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认为，围棋的超一流棋手和一个十四五岁的职业一段的小孩之间，相差的也就是两个子的水平，但是中国象棋的顶级人物和一个年轻的普通职业棋手之间，相差的可能就不止两先，而是一两个马，象棋学习起来似乎还要比围棋复杂一点。
然而，中国象棋界有许多业余棋手在地方或行业的比赛中获得好成绩而转为职业棋手，并在以后的职业比赛中获得了象棋大师称号，甚至全国冠军，如河北的李来群、吉林的陶汉明、福建的农民棋手郑乃东等等。但中国围棋界很少有业余棋手转为职业棋手并成为国内一流高手的先例，即使从小就开始下棋也很难成才。与中国象棋界的情形相反，围棋界倒是有许多职业棋手转为业余棋手，并在国内与国际的业余比赛中获得了上佳成绩，如全国“晚报杯”业余围棋比赛冠军韩启宇7段、刘均7段等。在国外，韩国的刘昌赫九段、徐奉洙九段原来是业余棋手，后转为职业棋手并获得了数次世界冠军。在围棋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曾举办过一次中国象棋业余棋手和专业棋手的擂台赛，在既不让先又不让子的情况下，一位业余棋手连胜几位职业棋手，最后与职业棋手的擂主、中国象棋“十连霸”胡荣华特级大师对垒。第一盘是和棋，第二盘才负于胡荣华。而在围棋界，真正的从未进行过职业比赛的业余棋手在不让先又不让子的情况下连胜专业高手，并与全国最好的棋手对弈时出现形势接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围棋的复杂性。业余棋手对围棋的理解远不如职业棋手那样深刻和全面，在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职业棋手与业余棋手的境界、感觉、思维、计算力、适应比赛规则、胜负感等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存在职业段位与业余段位之分。围棋比赛有国内、国际的职业围棋比赛、业余围棋赛之分，至少中国象棋界这种区别远不如不如围棋界那么十分明显。
在三大棋类中，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复杂性具有类似性，都是通过攻杀尽可能将死对手的主帅，每个子都是可以动态的。近几十年中有许多中国象棋选手改下国际象棋的先例。我国国际象棋第一高手，来自山西太原的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叶江川原来是学中国象棋的，曾于1976年进入中国象棋全国少年的前八名，是目前中国获得国际象棋全国冠军最多的棋手，已进入世界前二十名高手的行列，是世界女子冠军谢军的教练。围棋的复杂性与中国
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复杂性既有类似性，又有特殊性。围棋对弈是目的是占据比对手较多的地盘，每个子都是静态的。这意味着围棋与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既有可比性，又有不可比性。我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棋手从别的棋类转学围棋，最后达到最高水平的先例。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中国的中小城市和农村，特别是街头巷尾的棋摊上，下中国象棋的人远远多于下围棋的人，而在大城市和大专院校中，围棋的相对普及一些。这似乎意味着围棋文化在较为发达的地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中更受欢迎，也促使其成为一种高雅的运动项目。当然，棋类的复杂性还与棋手是职业棋手还是业余棋手有关。对于业余棋手，特别是普通爱好者来说，围棋相对更复杂一些。围棋的复杂性具有以下的特点：
1．变化的复杂性。
棋类的复杂性和变化的可能性是成正比的。围棋的棋盘由纵横１９条线交叉而成，共361点，其变化是天文数字，历史上有千古无同局的说法。中国象棋中的“车”和国际象棋中的“后”威力最为强大，它们的位置、效率、存亡、交换的价值经常很快会决定全盘的局面，全盘的着数一般在20多步至60步之间，高于百步者很少，许多局面已经基本定形并形成较完整的体系，这些体系占总手数的比例远高于围棋。相比之下，在一局棋中围棋的手数极少有低于100手的，一般为200多手，有时因打劫甚至超过361手，即超过棋盘的361交叉点。变化的复杂性与手数成正比，手数越多，就越复杂，同时手数之多也明显地加大了复盘的难度。
2．计算的复杂性。
围棋棋手的计算能力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围棋变化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到了计算的复杂性。李昌镐九段等世界一流高手可以计算到50到100多手之后的变化。聂卫平九段在一次比赛的复盘过程中接连摆出了几个大型参考图，每个参考图都有四五十步之多，让人叹为观止。围棋与中国象棋、国际象棋的价值取向不同，围棋对弈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地盘，因此，围棋计算包括步数和目数的同步计算，是带有数字意义上的计算。而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对弈的最终目的是将死对方的主帅，其计算并非真正数字意义上的计算，而是对局势演变的推理和得失优劣的判断。
3．胜负判断的复杂性。
围棋最后胜负的精确判断对于一般爱好者来说往往十分困难。高手对弈时，棋盘上还有许多棋未下就已经计算出最终精确到半目的胜负。快速点目能力在快棋赛中或读秒时有重要作用。当比赛呈现细棋局面时，即使一流棋手有时也不能马上就判断出胜负，只有经过点目后，才能作出结论。但有时高段位棋手在围棋比赛结束后都无法判断胜负，在国际比赛中甚至还发生过由于裁判点目错误而导致胜负颠倒的事件。相比之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胜负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将死对方就算取得胜利，对这种一目了然的结局的判断不需要费多少时间，更不可能发生胜负颠倒的事件。
4．打劫的复杂性。
打劫是下围棋的基本功之一，是围棋独有的又是常用的一种战术手段。做劫、寻劫的时机和计算相当复杂，有时决定着目数的多少，有时决定着棋的死活，更重要的是有时决定着比赛的胜负，眼花缭乱的打劫常常使围棋爱好者难以理解高手的意图。围棋爱好者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掌握打劫的技术。
5．对弈时间长。
围棋变化的可能性和计算的复杂性使围棋比赛的平均时间比世界所有的棋类都长。围棋比赛的时间通常长达6-8小时，日本有的重大比赛要进行两天。在日本围棋史上，曾出现过一盘棋持续几十天的纪录。对弈时间较长对棋手的体力的要求很高，棋手在重大比赛后，体重有时要减轻一两公斤。如何在较长时间和高度紧张的比赛中始终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对弈时间就短得多。
6．发展潜力大。
围棋的棋盘广阔，为各种复杂变化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十年来围棋的发展十分迅速，新的变化层出不穷，老棋手的棋力不能与时跟进，纷纷退出棋坛。围棋还有众多的未知领域等待棋手去开拓，如围棋的定式主要集中在角部，序盘的定式还不够丰富，中盘的变化相当复杂，收官阶段更是要求精确。相比之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布局就完善得多。许多中国象棋高手对几种布局有较深的研究就大致可以应付比赛。中国象棋的全国亚军、上海的徐天利经常先手使用飞象局，后手使用反宫马，曾在全国个人赛中取得过中国象棋亚军的战绩。中国象棋大师、福建的农民棋手郑乃东后手大部分情况下都走顺炮，有“一杆顺炮打天下”的说法。
7．顶尖高手失手率高。
许多中国、韩国、日本的世界冠军曾败于不知名的年青低段位棋手。李昌镐九段甚至连续参加五次世界大赛中但未获一次冠军，这种现象在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界的顶尖高手中是相当少见的，常常一两个世界冠军可以相对稳定地称霸几年，甚至十几年，很少出现连续失手现象。
8．计算机程序的设计难度大。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计算机程序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特别是美国IBM公司设计的国际象棋的计算机程序“深蓝”曾在番棋中战胜俄罗斯的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但目前最好的围棋计算机程序水平都不及一般的业余中级水平棋手的水平。韩国的刘昌赫九段认为，五十年后计算机围棋程序才能战胜世界顶级高手。制约围棋计算机程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围棋的复杂性。
9．棋评的内容复杂。
由于围棋变化多端，较详细的围棋棋评有时达十多页，再加上五十幅以上的解说图，而且还不能全尽其详。相比之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解说就简单多了，一般只配有一幅解说图。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曾说，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我。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
探索历史的复杂性 篇6
《世界经济通史》(GeneralEconomicHistory，即“经济通史”)，是马克斯·韦伯自一九一九年起在慕尼黑大学所作一系列讲演的笔记汇编。一九一九——一九二○年正是韦伯思想更为成熟的时期，《通史》对整个世界经济演变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起源(这是韦伯毕生关注的课题)所作的全局性思考与宏观解绎，超越了前人的思想深度，对于我们现在探讨现代化的条件、前提、模式与道路，比较东西方文化，均有一定的意义。
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
《通史》分别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工矿业、商业及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经济导因与文化根源。作者似乎不想提供一种完备的教科书，因而其叙述并非面面俱到。开篇即探讨典型的日耳曼定居制度的传布、演变及其内容，同时也将日耳曼农村组织与苏格兰“敞地”制度、俄罗斯米尔(村社)土地制度、中国的井田制、印度的村落等等作了比较研究，最后指出：“关于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确实无法作出任何概括的论断。如果我们就欧洲影响所未触及的人口中去寻求答案，我们总是发现彼此相差悬殊，而毫无一致之处”(《通史》第22页)。这实际上是反对那种将“典型”的原始农业组织作为普遍现象强加于世界历史的简单化倾向。又如论及各国封建制度时说中国“封建制度早在纪元前三世纪就已经废除，土地私有制随即奠定”，同时分析了日本的分封制度、武士阶层与中世纪西方庄园制、骑士武装的相似之处，指出“继日本之后，中世纪的西方乃是最纯粹的封建制度得到了发展的地区”。(《通史》第81页，第55页)这种提法虽极扼要，对认识我国近代以前土地制度与日本、西欧的差异，从而认清社会结构与分层上的差异，都不失为有益的参考资料。此外，韦伯书中提出的母权制婚姻与父权制婚姻并非后先相继而可同时并存的观点，以及对领主所有权起源的综合性考察，都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
但韦伯进行他的宗教社会学、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乃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页)《通史》的侧重点乃在于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外部与内部先决条件、决定性因素、偶然因素、意识形态能动因素作全面的考察、爬梳和识别，从作为经济现象的资本主义出发，最终追溯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根源。历史在这里恢复了它的全部复杂性。韦伯坚决反对那种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某个单一原因的简单化倾向，更反对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纯粹外部力量的产物。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主义中去寻找。合理化乃是决定近三、四百年欧洲发展方向的一系列历史因素相互结合的结果，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是历史发展的巧合，而不能看作完全是预先注定的东西。资本主义乃是于不同时期生成于西方文明中的多种因素——如古希腊罗马的理性化经验科学、合理的罗马法体系、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和可计算性——相结合的产物。这些因素由于新教教义把取得经济成就提高到宗教使命的地位而综合起来，与当时相适宜的外部物质条件(工业革命时期煤和铁的开发)、特定外部事件(十六、十七世纪殖民活动引起价格大革命、需求大众化)相结合，终于生成了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是享乐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犹太人的经营技巧、贪婪的海外殖民活动的产物；反之，在其发韧之初，资本主义精神与享乐主义的启蒙思潮是相抵触的，虽然资本主义本身的后续发展却又必然地产生出启蒙思想，并形成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悲剧性的冲突。
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韦伯认为：“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通史》第233页)在这里，韦伯紧紧抓住用“资本会计制度”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这一核心因素，从而将资本主义与其它形式的经济制度区分开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定义为：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却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页)根据韦伯的这一定义，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曾存在过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但除了现代西方世界之外，这些“资本主义现象”最终都归于湮灭，成为永恒的“萌芽”，个中原因只能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文化制度中去寻找。如果按照韦伯的这一宽泛标准，中国的明代也许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证之以当时中国整体的文化、法律制度、政治环境、宗法社会结构、全国范围的经济组织状况、科学技术的合理化程度，则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永恒的萌芽。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许会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出现比较繁荣的商品经济(毋宁说是“商业经济”)，但不可能自发地发展到现代合理的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根本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
韦伯上述“资本主义”的定义尚未能对现代资本主义与古代星星点点的“资本主义现象”作出明确的区分，他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随后即作了如下补充：“只有需求的供应已经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到了这样突出的程度，以致如果我们设想这种形式的组织一旦取消，整个经济制度的崩溃就在意料之中，这整个时代才可以称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通史》第233—234页)这里指出的似乎只是量的差别，实际上正是从这种量的差别上反映了质的不同，即西方社会已从“实质的合理性”为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进入了“形式的合理性”为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这一转变经过了艰苦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社会中原来各不相关、互不统属的合理主义因素汇聚并结合起来，由此开始了惊人的飞跃。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成
现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之间质的不同导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近代西方世界具备了使资本主义得以高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且得到了来自外部的偶然的推力，但更重要的是处在希腊、罗马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西方人促使传统产生了创造性的转换(宗教改革、实验方法与数理方法的结合、民法与商法的健全)。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出现并非是预先注定的，其中既有内在的必然因素，也有偶然与能动因素，而这些偶然与能动因素却并非无足轻重，有时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看起来似乎是西方文化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改造者(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但宗教改革并非完全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加尔文教与路德宗的教义实际上也大相径庭，它们并不反映什么“启蒙主义”的同一时代潮流。路德宗反对“善功圣库”理论，主张因信称义，宣扬信仰自由，与加尔文主义的“先定论”相差甚远。如果说，路德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那么，加尔文主义则似乎与肯定感性欲求的文艺复兴传统相反，走向了更加严格的禁欲主义，这正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主观能动因素与杰出人物起作用的显著例证。
现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而这种会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又要求：第一，私人企业可将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一切物质生产手段作为私有财产任意处置；第二，有市场的自由；第三，有便捷的计算技术作为会计制度的基础；第四，经济生活必须是可测算的，即有可靠的形式法律调节经济生活，保证预期利润的实现；第五，有实际上被迫而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力，第六，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如各种信用工具的普遍使用。上述必要因素，一方面导源于西方经济传统(从古罗马发源的信用工具与股份公司、市场自由)和文化传统(使用形式法律而不是即兴命令进行统治。罗马法中的物权法)，另方面又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性的演变(如西蒙·勘蒂文发明会计中的平衡法、圈地运动造成了自由劳动力)。除了这些先决条件外，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还需要一系列现实的中间环节。由此看来，东方国家都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和中间环节，如我国古代便根本无形式法律可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星星点点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无法成长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综合性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碰到的障碍也是多样化的，并非仅如一些学者所乐道的“重农抑商”、“闭关锁国”之类的简单原因。这里我并没有全盘贬低中国文化的意思。韦伯认为，任何科学的思维，任何哲学的思考，都不能为宁可要一种“价值”而不要另一种价值找到足够的理由。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不同的文化体系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中国是否要摆脱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束缚，走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性道路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由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中国人民的痛苦经历和斗争实践作出了有力的回答，时代作出了它的价值选择。我们现在的任务，在于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成长过程的深入考察，认清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会碰到的来自传统的障碍，探讨向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变所要求的先决条件和制度环境，从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出有计划的首尾衔接的改革部署。
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
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形成史中的文化的与“人”的因素，乃是韦伯所着意强调的深层内容。
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兴起、生长并成熟于西方？为什么对于东方各国来讲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一种外来现象？韦伯认为个中道理正在于东西方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只有西方懂得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它既有专职行政机关又有专业化官员和以公民(CivisRo-manusCitoyen，bourgeois)权利义务的观念为基础的法律。这个制度要想在古代以及在东方发端是绝无发展可能的。只有西方才懂得什么是法学家所制定并予以合理解释和适用的合理法律，只有西方，才有公民权和义务的观念，因为也只有西方才有那种特殊意义的城市。而且只有西方才有现今这个词义上的科学。神学、哲学和对人生的最终问题的思考，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所理解的，也许比欧洲人理解得更加深刻些。但是合理的科学和与之有关的技术却依然是这两种文明所不能理解的。最后，西方文明更因为有具备这样一种指导生活的道德标准的人，而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巫术和宗教固然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象这样一种生活有条理的宗教基础——而那种有条理的生活，只要能始终坚持不渝，就必然会引向明确的理性主义——则仅仅是西方文明所固有的”(《通史》第265—266页)。
从自由城市发展起来的公民权、以形式法律为基础的科层组织、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科学、生活有条理的宗教——这些因素构成了韦伯所谓“合理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从这种“合理主义”趋向中产生了现代合理的资本主义。但对于所有这些因素，我以为只有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才不致重新堕入宿命论的泥潭。这种宿命论的历史观把上述因素看作是资本主义成长中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因素，因而也就彻底否定了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美国当代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在论及清教主义对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发展与科学组织合法化所起的推动作用时也指出：“清教主义并非不可或缺。清教这个历史的具体的运动并没有被提出来作为当时英国科学迅猛发展的先决条件；功能上等价的其他意识形态运动也可以发挥作用，为渐露头角的科学争得广泛受到承认的合法性”(《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第19页)。默顿的“历史社会学”与韦伯的社会学一脉相承，所要求的不是得出宏观的历史规律，而是建立事件的一般法则，这种研究过去一直为我们所拒斥，现在是加以认真对待的时候了。必须以“有之必然，无之未必不然”的眼光来对待韦伯所列举的各要素，才能对历史有更准确的把握，从而对未来有更开放的态度。同时，也只有从功能的角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韦伯在《通史》中对各文化因素的剖析。
城市与公民权具有单一共同体意义的自治城市是纯粹西方的产物。古代西方世界没有大权独揽的大一统专制君主，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为自治城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西方，城市首先是一个防卫集团，一个在经济上足够自我装备的军事组织。城市是自由人的联盟，它一开始就不能采取专制统治形式，而以自己制定的法律调节内部关系。因此，市民本身即包含有一定政治权利的意义，以至演变成“公民”的概念(英文中cltizen既是“市民”又是“公民”)。随着封建主之间的斗争加剧，市民与王权结盟，产生了独特的资产阶级。自治城市消失了，但保护资本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形成了。
在东方社会中，灌溉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问题。从对灌溉的管理中产生了一个官僚阶级和君主专制权力以及从属阶级对王权的依附。帝王的权力以军事垄断组织来维持，因此东方根本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城市和契约观念。此外，东方氏族宗法关系、巫术礼仪也妨碍自由人阶层的形成。韦伯这里对东西方政治体系差异的解释与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但这一点无关宏旨。重要的是韦伯准确地指出了这种差别。
法律与科层组织有专长的官吏、合理的法律，这是构成合理行政组织所必需的。英武干练的罗马骑士不仅是好勇斗狠的一介武夫，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冷静思考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罗马法。罗马法的每种制度或是基于物质利益原则或是基于形式法律的原则，这种制度是可资信赖的，为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可预测性准备了坚实基础。
近代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结盟，产生了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国家经济政策。开始是重商主义者主张的保护主义占上风，但真正有生命力的乃是由亚当·斯密一手莫定的自由放任政策。
相对合理的宗教对韦伯来讲，基督教文化的合理性表现在它对，巫术的敌视。而由宗教改革衍生出来的禁欲主义新教，则以一种价值合理的行动(以经济上的成功来确证“获救”)“创造”出现代资本主义，并从这里向目标合理的行动(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迈进。“天职”观念使企业主的剥削与经营活动有了比较坚实的道德基础。虽然十七、十八世纪发展机器大工业的种种物质、技术、经济条件都已相当具备，但如果没有积极进取、精打细算、“贪得无厌”、不断扩大再生产的企业家和能吃苦耐劳、具有敬业精神的雇佣工人，则现代资本主义必然缺乏如此强劲的扩张力量。韦伯认为，经济状况对伦理观的影响与伦理观对经济行为的作用，在微观水平上可以说是同一个因果关系链的两个侧面。固然物质利益原则也是推动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力量，但在资本主义的发轫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正是新教禁欲主义，它不把当下的物质享受作为目标，而是不断追求那“空洞”的利润，把它作为上帝选民的天职。同样，工人的伦理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传统社会里，提高计件工资只会促使工人做更少的工作，而降低工资则会引起消极抵抗。“人们必须把劳动本身当作唯一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但是这种态度绝不是天性的产物。单是低工资或高工资不能唤起人们这种态度，它只能是长期、热诚教育过程的产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5页)。固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充满了血腥的掠夺和残酷的剥削，若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仍须肯定企业家进取精神和工人的吃苦耐劳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单是掠夺本身不能形成资本主义。要知道从海外殖民活动中取得贵金属最多的国家乃是西班牙，可是西班牙到今天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韦伯提倡把价值判断与实证研究区分开来，我以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常常表现为一把双刃的剑，在历史研究中必须采取真正的科学态度，充分考虑到全部的复杂性。
走出传统社会
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西方世界“走出传统社会”、从传统主义转变为合理主义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韦伯认为，合理化是历史过程本身的一种趋向，合理化问题是西方文明的命运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现代全人类的命运问题。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它改变了其他民族、其他文明体系的命运，迫使人们接受这现实的挑战。日本是西方文明体系之外第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而苏联特殊形式的现代化毋宁说只是一种工业化。整个第三世界都面临着同一个迫切的任务：走向现代化。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近普遍出现的改革浪潮，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这种“合理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经历本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那场灾难之后，中国人民也终于选择了这一条共同道路。但是，我们有必要不断反思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少数人把现代化与工业化划上等号，这是相当片面的；即使把现代化解释为从自然经济走向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不足以表达出它的真正内涵。现代化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但最终必须是一种社会过程。扼要地说，这一社会过程就是使社会行为模式从以传统的与激情的行动为主转向以价值合理的与目标合理的行动为主，从实质的合理性转向形式的合理性，使政治运转方式从传统形式和神授形式为主转向以合法形式为主。我以为，只有从这种角度看待现代化，才能从历史远景上深刻地理解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首先，在中国这一向来“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国度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变革的意义。正如黄仁宇先生所特别强调的：“……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万历十五年》第272页)。这种提法是颇有见地的。如前所述，目前已出台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实际上是为走向发达的商品经济创造各项先决条件。但是，由于传统的社会行为模式、行政体系以及仍然存在的旧经济体制仍然扮演着主要角色，新体制与旧体制之间，经济运行与行政运行、社会运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摩擦与矛盾，使得我国经济形势进入相当微妙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继续建立健全经济法规体系、努力扩大现有改革措施的效果之外，必须进行比较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确保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真正有效率的形式化法律体系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以便从制度方面全面调整社会行为规范，为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作充分的准备。
其次，在这一建立制度条件的过程中，必须调动整个学术界的积极性，发挥整个社会舆论工具的作用；努力挖掘出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价值基调和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是使“死”的制度与物质条件变为“活”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动要素，是与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实质内容不同而功能上相似的意识形态力量，是使内耗行为变为协调行为的“克里斯玛”(charisma)内聚力量。
在西方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韦伯所阐述的“企业家精神”和默顿所论述的“科学精神”，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内在力量。我国社会要形成起引领作用的“企业家精神”和“科学精神”，即积极进取、精打细算、不断追求更多利润的意识和穷根究底、将数理方法与实验方法相结合的意识，首先只能通过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来加以解决。但若从历史远景来看，则我们仍然需要对传统进行挖掘、改造和更新，寻找与新教伦理观在功能上等价的一组价值变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才高度肯定传统的意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在引进外来文化因子、进行大胆而审慎的改革的同时，促使传统中重要的价值变量实现创造性转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学人，应该超越中西文化优劣论之类口号式的无谓之争，摒除偏见，求同存异，通力合作，积极进取，以充分自觉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去完成“走出传统社会”这一全民族的壮举。
报告复杂性 篇7
1.1 复杂网络理论的历史与发展
早在18世纪中期, 而立之年的天才数学家欧拉创作了他最著名的论文——《哥尼斯堡的七座桥》, 开创了网络研究的先河。从此数学中又多了一个新的学科——图论与几何拓扑, 这也标志着数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而欧拉也被誉为图论之父。
在1969年前后, 数学家在原有的图论基础上相处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构造方法。在这种方法下, 两个节点之间的连边变成了一个根据概率来决定的问题, 根据这一理论, 索洛莫诺夫等数学家建立起了另一个里程碑意义的复杂网络模型——ER随机网络基本模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于复杂网络理论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 开始向更多的方面探索。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几十年间, 数学家们采用了更多实验的手段来对复杂网络理论进行研究。在不断地试验中研究人员发现, 现实生活中的网络虽然与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都有一定的联系, 但却呈现出一种两者不具有的特征性的网络。就好像你发现身边很多朋友的朋友又恰好是你的朋友, 这样就属于一种特征性的网络。根据这一理论, 美国数学家沃特斯教授于1998年提出了有关小世界网络模型的理论, 这一理论实现了规则网络向小世界网络的过度。在进一步的实验探索中, 发现小世界网络在众多领域都是存在的, 比如在细胞中就有小世界理论的体现和分布等。
1.2 复杂网络的交通网络应用研究现状
随着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交通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问题, 而交通网络系统也越来越复杂和庞大。有关交通网络的建设和管理需要复杂网络的相关方法, 也就是说复杂网络是一个研究交通网络的工具, 这为复杂网络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关复杂网络的研究最早源于欧洲,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有关复杂网络的研究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城市交通网络作为交通系统的重要部分, 其相关理论越来越丰富、发展也越来越迅速。
交通网络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网络, 需要与其它很多学科产生交集, 在使用复杂网络研究城市交通网络方面需要考虑到地理、生态、人文等多方面的因素。交通网络的研究初期, 一些学者根据地理分布的相关内容, 并结合地理学的相关方法发现了早期城市交通网络存在分形结构和自发性等方便的特点。随着复杂网络的应用,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如今的研究人员开始从更本质的方面来研究城市交通网络, 通过对偶法和原始法两种研究方法, 开始对城市街道节点分布、街道是否有交叉关系等方面来对城市交通网络进行研究, 从而获得了更全面、准确、系统的数据。
2 城市交通网络研究现状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系统, 这个系统主要是由管理系统、道路系统以及流量系统3个部分组成。城市交通网络有城市道路上的各个交叉路口以及街道组成, 在这里, 每个交叉路口相当于一个节点, 而每条街道则相当于边, 通过这样的类比将城市的交通变成了一个复杂加权网络。
下面两幅图分别是上海和北京的城市交通系统结构图。现在, 复杂网络在城市交通的应用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通过类比的方法将城市交通变成抽象的复杂网络, 对其进行更精确的分析和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课题。
由于城市交通系统有众多的因素存在, 因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交通系统。而复杂网络是研究复杂系统的一个主要研究手段, 因此将复杂网络应用在城市交通网络上能够让两者之间形成互补, 让复杂性网络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 这样就成为了复杂网络在城市交通网络应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国外很多科学家通过复杂网络与其它网络系统的结合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 并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 但在城市交通方面还很少有人进行研究。
3 未来研究主题
虽然城市网络简化了城市交通网络很多方面, 并且为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如今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充, 城市交通网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越来越多。因此, 在交通的网络复杂性的问题上要注意对结构、时空、流量等多方面的变化, 随着复杂网络在城市交通网络上的不断发展和改进, 城市交通网络会越来越完善和进步, 研究的重点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在笔者看来, 今后的研究主题可能主要围绕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城市交通网络中Hub点的确定
早先的城市交通网络中对于城市安全方面没有足够的重视, 但经过美国“911事件”之后, 国家和城市安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利用复杂网络的一些技术在恐怖袭击之前进行及时的预防和保护成为了城市交通网络中的重要部分。
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首先要在网络中寻找Hub点, 也即是关键地点。这些地点是城市交通网络操作中的难点, 也是进行城市交通安全的前提条件。对城市交通中Hub点的确定能够有效地预防恐怖袭击的发生, 同时也能够为网络交通设计提供足够的便利。在Hub点的确定方面的研究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 接下来需要让Hub点和城市交通网络更加明确和平衡, 使Hub点的确定更加准确。
3.2 平衡城市交通网络时空分布
城市交通网络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时空分布的变化。由于城市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因此城市交通网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很大的变化, 而现如今的城市交通网络必须要及时准确地记录下这些变化, 这样才能够及时、有效地反应城市的情况。此外, 根据及时、准确的城市交通网络, 可以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进行准确的规划, 为城市未来规划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和参考。通过这样让未来城市交通在时空分布上更加合理。
3.3 有效预防交通堵塞
随着城市车辆的不断增多, 城市中交通堵塞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而交通堵塞会为城市的居民出行造成很多不便, 不仅大大降低了道路的运输效率, 更有可能对人身和车辆安全造成危害。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交通堵塞已经成为了城市交通网络的一个首要问题。
城市交通堵塞的产生主要是由3个方面造成的:①暂时路障, 由于城市的道路需要定期的进行护理和施工, 因此会造成个别路段不能通车, 通过城市交通网络能够对相关路段的施工进行提前规划, 这样就能有效地减少施工路段的拥堵现象;②永久能力瓶颈, 这主要是由于道路的运输能力不足造成的, 通过城市交通网络对这些地方进行及时客观的评估, 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拓宽等;③随机波动, 随机波动主要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出现拥堵的现象, 通过城市交通网络能够对这些地点的拥堵情况作出及时反馈, 这样能够让交通部门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
3.4 城市交通网络稳定性与可靠性
城市交通网络由于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旦出现混乱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对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有很高的要求。城市交通网络一旦出现失效的现象, 就会给其它网络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 最终会对整个城市网络造成破坏。所以, 首先, 在城市交通网络上要不断进行更新和检查, 保证其稳定的运行;其次, 要提前制定周全的方案, 一旦出现城市交通网络混乱的情况能够迅速进行补救, 让损失降到最低。
4 结语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纪, 只有复杂性的学科才能够全面快速地发展, 而城市交通网络结构在新世纪的发展也一定要与时俱进, 充分地融合其它学科的相关内容, 在理论上要做到对城市交通网络进行更全面和深入的探索。更好地提高城市交通的承载能力, 让交通资源的利用达到最大化, 让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更加的合理、有效, 也能够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发展。
摘要：通过对复杂网络理论的发展以及现状进行阐述, 详细说明了复杂网络的发展历史及其在当今社会城市交通网络方面的应用;通过对城市交通网络的相关描述指出了城市交通网络的特点, 例举了相关研究成果, 并对今后复杂城市交通网络在城市交通网络中的研究主题进行了展望和总结。
关键词：复杂网络,城市交通网络,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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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复杂性 篇8
空中交通日益繁忙,管制压力陡增,通过复杂性刻画空中交通态势、减小管制调配难度是空管领域的研究热点。对空域系统服务能力进行评估的传统方法以空中交通系统容量作为指标,即某一空域管制单元,在一定的系统结构、管制规则和安全等级下,考虑可变因素的影响,该单元在单位时间内所能提供的航空器服务架次[1]。这种基于架次的定义没有考虑空中交通系统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有机而复杂的联系,难以准确描述高密度交通环境下的空域运行状况,也就无法适应精确空域管理、流量管理的要求[2]。因此,迫切需要综合考虑空域因素、管制员工作负荷、空中交通流特征,从复杂系统角度研究空中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实现交通态势客观准确的描述。
目前对空中交通复杂性的评估研究,主要有动态密度、交通内禀复杂性等[3]。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对动态密度的研究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通过综合交通密度、管制员意图等要素定量描述空域复杂性[4,5,6]。动态密度的不足在于没有考虑航空器间的无序性等内禀属性,过多依赖于管制员的主观工作负荷,难易客观反映交通态势复杂程度。空中交通内禀复杂性是指通过航空器之间的内禀属性(如速度、航向、位置等)挖掘交通态势复杂程度的客观描述。内禀复杂性研究主要有交通无序性、交通流扰动两个分支。交通无序性事实上是通过刻画交通态势的几何无序性揭示复杂性[7]。主要是利用航空器的相对距离与相对速度作为交通态势最基本的特征和内禀属性,通过交通无序性反映航空器集合的航向与速度变化对局部交通的影响[8,9]。基于交通流扰动的复杂性分析方法是源于对航空器进入管制扇区后的扰动效应研究,认为空域复杂性是空域系统应对各种突发交通态势的管理复杂程度[10,11,12]。现有的内禀复杂性研究很好地回避了主观工作负荷难以定量描述的问题,可以弥补动态密度方法的缺陷,但无法刻画航空器间复杂性的相互影响关系,也难以反映管制员对突发态势的反馈效应。
事实上,空中交通复杂性发展演化的本质是航空器间复杂性影响关系的形成及关系结构演化的过程。从复杂系统角度深入分析,有望从根本上揭示空中交通复杂性的本质。复杂系统是一门研究系统各部分如何协作产生系统行为及系统如何与外界交互的科学[13]。而复杂网络是对复杂系统的抽象和描述,强调了系统的拓扑特征,有助于从本质上理解系统行为[14,15]。复杂网络理论最初应用在社会网络和计算机网络分析领域,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应用于交通运输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道路及公共交通网络领域,为描述交通网络的复杂特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16,17,18,19]。
为此,本文将引入复杂网络理论,通过进一步挖掘交通内禀属性对空中交通复杂性进行系统分析。首先以接近度、接近率描述航空器间的迫近效应,提出能客观反映冲突调配复杂性的态势可控性指数,基于航空器迫近效应和态势可控性指数建立航空器间的复杂性计算模型。为从整体上刻画多航空器间的复杂性,进一步建立了反映航空器间复杂性影响关系的加权网络模型,并通过网络的平均距离来描述多架航空器间的整体交通复杂性。最后,基于实际航班数据,通过将复杂度与对应的流量、冲突风险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了本文复杂性模型的有效性。
2 扇区交通网络复杂度计算
2.1 两架航空器间的复杂度
依据结构决定功能的基本思想,扇区内航空器之间的微观结构也决定了其对扇区复杂性的影响,而航空器位置、速度属性是分析这种影响的最基本要素。基于航空器的位置、速度属性可以进一步计算航空器间的汇聚/非汇聚态势,即航空器间的迫近效应[2]。此外,为反映复杂性交通态势受管制员控制的难易程度,提出态势可控性指数。以下将计算航空器间的迫近效应、态势可控性指数,进而计算两架航空器间的复杂度。
①计算迫近效应
航空器的迫近效应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体现航空器相对接近的程度,分别用接近度和接近率表示。
设扇区内第i架航空器为fi,第j架航空器为fj,定义t时刻航空器fi、fj间的相对距离为Di,j(t):
式中:xi(t)为t时刻fi的当前横坐标,yi(t)为t时刻fi的当前纵坐标。
设t时刻航空器fi、fj之间的接近度为Pi,j(t),Pi,j(t)可以反映迫近效应的空间距离测度。可知,Di,j(t)越大表示两架航空器的接近程度越弱,反之则表示接近度越强,所导致的管制紧迫性也更大。由于实际管制过程中,当Di,j(t)小于安全间隔Dsep时,碰撞风险异常突出,此时航空器间接近的紧迫程度剧增,带来的管制难度也将倍增,反之则航空器之间的紧迫程度并不明显。为反映这种非线性关系[7],本文用一个指数函数定义航空器间的接近度:
式中:Di,j(t)表示t时刻,fi、fj两架航空器间的相对距离。
接近率反映迫近效应的时间测度,设t时刻航空器fi、fj的接近率为Ri,j(t)。已有研究人员通过汇聚度、发散度分别反映航空器之间汇聚和发散的程度,并以此从交通无序性方面描述复杂性[7,8]。本文将汇聚度和发散度统一为接近率,以此反映航空器之间接近紧迫程度的时间维度,可用两航空器的速度矢量在航空器位置连线上的投影分量表示,有:
式中:vi(t)、vj(t)为t时刻fi、fj的速度,θi(t)、θj(t)为t时刻fi、fj的航向,αx(t)= (xj(t)- xi(t))/Di,j(t),αy(t)= (yj(t)-yi(t))/Di,j(t)。
②计算态势可控性指数
由于相同接近度和接近率的冲突态势对管制员调解的困难程度仍有区别,所以本文进一步提出态势可控性指数。管制员对冲突调配的主要手段是航向调整、速度调整、高度调整[9],而调配的目标可以是增加航空器间相对距离、减小接近率或者延迟汇聚时间等。因此,基于航向调整、速度调整、高度调整导致的相对距离、接近率或汇聚时间的变化梯度可以从客观上反映管制员对冲突态势调配的难易程度。本文以航空器间的相对接近率梯度定义态势可控性指数,首先计算相对接近率梯度,即:
结合式(3)对式(4)中的偏微分求解,有:
态势可控性指数可由相对接近率梯度向量的二范数计算:
航空器间的态势可控性指数越高说明交通态势越易于解脱,反之所反映的管制复杂程度就越高。
③计算航空器间复杂度
综合式(2)、式(3)、式(6)即可从接近度、接近率、态势可控性指数三个维度生成航空器间的复杂度向量:
式中,α、β、χ为加权调节因子,分别反映距离接近度、接近率、冲突解脱难易程度对管制复杂性的影响权重。一般可依据航空器所在不同空域类型(如终端管制区、中低空管制区或高空管制区)的实际管制条件选取相应的调节因子。
对式(7)中的复杂度向量求二范数,可计算出t时刻航空器fi、fj之间的复杂度值,即
2.2 多航空器间的复杂度
以往针对多航空器间的复杂度大多是对两架航空器间的复杂度进行统计得出,侧重微观上的统计,缺乏全局和总体上的复杂性测量,而系统的复杂性通常是整体上的表现。本文将依据复杂网络理论,提出从整体上度量多航空器间复杂性的计算模型。将扇区内航空器映射为一个网络,并基于相似性原则定义边的权值,这里以航空器间的复杂性关系定量化描述边权。在此基础上,以加权复杂网络中的平均距离来描述多架航空器网络的整体复杂性。
其中,N为航空器网络中的节点数,即t时刻扇区内航空器架次,CN(t)为t时刻多架航空器网络的整体复杂度值,Ci,j(t)为t时刻航空器fi、fj之间的复杂度值。
为反映扇区内复杂度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特性,将扇区划分为若干个大小相等的正方形网格,基于扇区内航空器的内禀属性计算不同网格的复杂程度,将此定义为该扇区的区域分布复杂度。设fi、fj为扇区内第i、j架航空器,t-ii(k)、t-ij(k)分别为fi与fj进入扇区A中第k个网格的时刻,t-oi(k)、t-oj(k)分别为fi与fj离开扇区A中第k个网格的时刻,则航空器fi、fj在第k个网格中的复杂度记为Ci,j(Ak),可计算为:
式中:Ci,j(t)为t时刻航空器fi、fj之间的复杂度值,t1=max(t-ii(Ak),t-ij(Ak)), t2=min(t-oi(Ak),t-oj(Ak))。
基于扇区内所有与该网格相关的航空器间复杂度,并考虑扇区整体交通规模的影响,定义网格k的复杂度为:
其中,n为扇区A内的航空器总数。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采集
本文以厦门南扇(扇区编号为ZSAMAR02)为观察对象,通过自主研发的雷达数据采集及显示软件获取实际雷达数据进行验证,软件界面如图1所示。图中显示的是厦门南扇在2013 年10 月5 日09∶30 时刻的空中交通态势。
3.2 扇区复杂度可视化
扇区复杂度计算是对交通态势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复杂度可视化便于针对高复杂性情况对管制员提供辅助决策。
依据第2节的计算模型,并参考厦门空管运行手册,设定最小安全间隔Dsep=10千米。同时,为特别加强态势可控性的影响,设式(7)中加权调节因子的取值分别为α=1,β=1.2,χ=2.5。在计算扇区区域分布复杂度时,需要将扇区划分为若干个大小均等的正方形网格,网格边长过大不能有效反映扇区内复杂性的不均衡程度,过小又会带来高负荷计算的压力。本文参考设定的区域最小间隔,设定网格的边长为10千米。
基于式(11)可计算出扇区内各网格所对应的复杂度。遍历所有网格,并将其对应的复杂度值用不同颜色的等高线图表示出来,即绘制出扇区区域分布的二维复杂性图。如图2所示,其横轴和竖轴分别表示各网格相对于中心点(本文设厦门机场基准点为中心点)的偏移距离,且上偏移、右偏移为正,下偏移、左偏移为负。绘制复杂性区域分布图后,即可对空中交通态势的区域分布特性进行分析。由图可知,坐标点(-60,-50)周边的4个网格复杂度较高。对比初始的空中交通态势图1,可知该网格处的航迹交汇复杂,航空器间的迫近效应明显,给管制员带来的额外管制负荷相比其他网格要严重。而在其他大部分网格中,由于航空器迫近效应不明显,由此计算出的复杂度值也较低。
基于区域分布复杂度图示更易展现扇区内复杂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图中有较明显的共同特征,即复杂度等高线的形态与航路走势基本一致。同时,由于航路交叉点处的迫近效应更为明显,所以复杂度的高峰值都位于航路交叉点附近。区域分布复杂度图可有效展现空域结构、交通流模式与复杂性的关系,可依此改善扇区结构和交通流结构。
3.3 复杂度与风险
为对复杂性模型进行验证,以下将复杂度与风险、流量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所选样本为2013年10月1~6日的9∶00~10∶00的雷达数据。
空中交通管制的首要目标是保证航空器间的安全间隔,将扇区复杂度与运行安全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可验证复杂性模型的友效性。研究表明,飞行冲突是空中交通系统的固有内在特性之一,是离散动力系统的涌现现象,是空中交通安全风险和复杂性的重要体现[20]。因此,本文选取冲突次数作潍空管运行安全水平的度量指标。
图2已展现了图1所示交通态势中每一网格区域的复杂度,现进一步根据式(8)计算其全局复杂度,并将其与冲突次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 可知,在每一飞行冲突产生的时刻,对应的复杂度整体偏高,而复杂度较高的时刻也往往伴随着飞行冲突的产生,如图3(a)的第6分钟、图3(b)的第13分钟、图3(c)的第20分钟、图3(d)的第11分钟、图3(e)的第48分钟、图3(f)的第7分钟。此外,高复杂度的持续时间越长,飞行冲突也就越发频繁,如图3(a)的第27~30分钟、图3(b)的第33~50分钟、图3(c)的第24~31分钟、图3(d)的第49~59分钟、图3(e)的第54~60分钟、图3(f)的第31~35分钟。这正是由于复杂性高的时段内,航空器的迫近效应比较明显,易产生小于安全间隔的冲突现象。管制员尽早调配高复杂性区域处航班便可有效消除飞行冲突。此外,冲突次数相同的时段,其对应的复杂度并不完全一致。这是由于处于冲突的两架航空器有可能处于追赶、汇聚和发散的交通态势,每种态势对应的迫近效应、态势可控性都有所不同,反映的复杂性也就不同。
3.4 复杂度与流量
进一步将扇区全局复杂度与航空器架次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观察图4(a),在第26~30分钟内,航空器架次保持9架,但复杂度曲线却呈现先增后降的形态,说明该时间段内航空器先有汇聚趋势,导致扇区的管制复杂性先增加,在冲突解脱后航空器之间的迫近效应减弱,所以复杂性又减缓,图4(b)的第13~14分钟、图4(c)的10~12分钟、图4(d)的第49~51分钟、图4(e)的第22~24分钟、图4(f)的第17~21分钟及第51~57分钟也都出现了同样情形。图4(a)中,第47~51分钟,航空器架次保持7架,但对应的复杂度曲线却保持下降趋势,查询该时段对应的雷达视频数据,发现该期间的航空器大多呈现发散飞行,航空器间的迫近效应逐渐减弱,给管制员带来的管制难度也相应减小,与此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了图4(b)的第6~10分钟、图4(c)的第5~9分钟、图4(d)的第14~15分钟、图4(f)的第32~34分钟。然而,从图示的整体效果来看,扇区的复杂度值随着航空器架次的变化大体也呈现相同发展趋势,这也验证了扇区复杂度计算方法的合理性。
此外,观察图4(b)的第20、21分钟,两个时刻对应的航空器架次分别为7、8,然而对应的复杂度却发生陡增,直接从80跳变到180,图4(a)的第24~25分钟、图4(b)的第28~29分钟、图4(c)的第24~25分钟、图4(d)的第28~30分钟、图4(e)的第21~22 分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表明扇区增加一个航空器集合后系统所增加的复杂性与该集合单独给系统带来的复杂性并不相同。扇区的复杂性并不是扇区内每架航空器复杂性的简单相加,而存在一些非线性的因素,而且航空器的数量越多,这种非线性的程度也越显著。也就是说扇区的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某架航空器带来的自身复杂性及其对扇区内其它航空器影响的复杂性。事实上,从系统学的角度出发,每架航空器都不是作为个体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整个扇区尺度上对系统复杂性做出贡献,这正符合复杂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的本质。
以上分析表明,与基于航空器架次的流量统计方法相比,扇区复杂性模型能够更加敏感地反映出扇区内交通态势的微观特征,帮助管制员提前获悉高复杂性交通发生的时空范围。
4结论
美声教学复杂性探索 篇9
美声教学从表面上看, 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教学形式, 但从整体上看是围绕人展开的一个动态生成过程。参与其中的诸多要素, 如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设施、班级文化等作为一个整体且不断地相互影响。所以, 即使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展开教学过程, 仍会因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致使美声教学呈现出复杂的整体状态。笔者认为, 在复杂适应系统领域里, 美声教学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美声教学的非线性
美声教学的非线性意味着教学结果的不确定性, 即教学结果既不是完全有序和可以预测的, 也不是完全随机和不可预测的, 而是处于混沌和有序的边缘。美声教育发展至今, 已经建立一套科学的、通用的、规范的、有效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个美声演唱者的演唱水平, 却无法保证用这样一个体系训练出来的学生都能唱得很好。有的学生通过学习就有了很大的进步, 而有的学生学了很多年却还是不开窍。
(二) 美声教学的多样性
美声教学的宗旨是将人体发声器官训练成为一种特殊的乐器, 使其发出优美感人的声音, 即将自然的嗓音训练成歌唱的嗓音。由于每个人声带所发出的声音音质与音色不相同, 在教学中我们常常听到各种音色不同的声区, 如:男 (女) 高音, 男 (女) 中音, 男 (女) 低音等, 使得美声教学具有多样性。美声教学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教学对象在歌唱发声技术和歌唱技能技巧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所采用措施的多样性。如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开口或闭口母音, 在什么条件下扩展适度的音域等, 这些措施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而是因人而异, 需要根据学生理解、接受、掌握的不同灵活机动、有的放矢。另一方面是针对教学对象的声音特点、声乐技巧和艺术表现力, 所采取的有利于学生美声技巧发展和艺术表现力提高的教学对策或教学方案的多样性。
(三) 美声教学的反复性
美声学习的“乐器”是声带与其它发声器官, 它们存在于教师与学者的身体内, 而大多数发声器官是非随意肌、半随意肌, 它们不能完全受人的意愿所支配, 不是用脑子想明白就能做到的。这就导致美声学习者有时觉得这段时间的美声技巧又不会唱了, 出现好好坏坏的反复现象。美声教学的反复性, 表现为歌唱概念上的反复现象和歌唱技能训练的反复现象两个方面。歌唱概念上的反复, 是因为美声学科的知识和技能的特殊传授方式所致, 同时又是教学对象心理、生理因素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所致。譬如声音“靠前”或“靠后”, 声音位置“高一点”或“偏低”等技术的要求, 往往无法标准化和规范化, 使学生在教学中对歌唱的概念, 对声音的理解和对声音的感受, 反复无常, 难以固定。另一方面, 美妙的歌声, 不仅来自正确的概念和理解, 而且还必须依靠不断反复和有效的训练和练习, 养成良好歌唱肌肉运动习惯和思维习惯, 并从中获得正确的声音效果判断和正确的声音概念。然而, 一个正确有效的歌唱动作, 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或上千百次的不断反复, 才能得以掌握和巩固。
(四) 美声教学的具有实践性
美声教学的实践性, 可以从美声技能、技巧训练和美声艺术实践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一方面学生根据教师对歌唱技术的要求, 在不断的实践和应用中, 逐步加深对歌唱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逐步巩固和掌握歌唱技能的基本动作和基本方法。只有通过实践, 教师才能真正了解学生学习和掌握歌唱技能的实际情况, 才能及时发现学生技能训练中存在的不足或问题, 并及时修正和调整技能训练的内容和方法, 使学生的美声技术不断得以巩固和完善。另一方面在美声艺术实践中, 歌唱的场地、环境、气氛等外部条件的变化, 都可能引起歌唱者心理状态和情绪的变化。有的学生由于把握不住良好的歌唱心态和情绪, 一上台就无所适从 (如找不到感觉、把握不住情绪、音不准甚至跑调、错词错节奏等) , 与台下的情况截然不同。
二、复杂性视角下美声教学设计
(一) 为师生提供自组织的教学环境
美声教学客体 (学生) 具有能动性、适应性、差异性。我们可以通过英国生物学家查德·道金斯描述的一个故事来得到更多的启示:如果你捡起一块石头, 把它抛向空中, 它会呈一条漂亮的抛物线落下, 但是如果你把一只小鸟抛向天空, 它的行为绝不会像石头一样, 它会飞向树丛的某处。显然, 学生就像是一只只充满灵性的小鸟, 在被“抛出”的时候会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能量飞往不同的地方。
有效的教学模式应该尽量地为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体等各因素相互作用提供自组织的教学环境。首先, 教学要注意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 并引导他们对学习目标从模糊、无序走向明确、有序。其次, 要设计符合学生个体认知的初始条件和监控机制, 并提供适当、及时的反馈, 设计有利于师生、生生情感交互的教学环境, 使学生在整个教学系统中能够被吸纳, 找到学习的动力以及归属感和安全感。第三, 教学环境应该是开放的、有效的, 教学除了要提供丰富的校内学习资源, 还要从社会外界获取生长的基点和营养, 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
(二) 尊重学生差异的教学评价
首先, 美声教学应该以自我评价为主。教师、学生既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 又是观察者, 他们都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 而不是仅仅依赖别人来评价自己或自己的活动。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机, 让他们的情感与理智全部投入到实际的学习当中去, 积极主动地探究知识的奥秘。其次, 评价应该是赏识性的。学生不是工厂产品, 而是有主动性、适应性的生命体, 不应像产品一样评价是否合格, 而是在尊重其差异性的基础上赞扬、鼓励学生, 在协商中给出合理的、能够被接受的评价。这样, 学生才能够顺利地“降低防御”, 自我调整、自我反思, 达到新的高度。其次, 评价应该是发展性的, 不要因为一次阶段性评价而彻底否认学生。评价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在“自组织”后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 进而适应社会文化生活。最后, 评价应该既不只针对学生个体, 还要考虑学生在整个班级中的影响, 让学生在班级中得到尊重, 以免使学生丧失对集体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总之, 笔者认为:美声教学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寻求问题解决方案并及时采取行动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设计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根据一定的教学情境, 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诠释、批判、行动。■
摘要：首先从非线性、多样性、反复性和实践性四个视角来对美声教学过程的复杂性进行解读, 接着围绕有效的美声教学设计, 给出了美声教学环境和教学评价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美声,教学,复杂性,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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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复杂性 篇10
针对Co PS的特点,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Co PS创新模式, 提出了环生命周期模型[3]; 虚拟组织开发模式[4];基于项目的组织模式[5]等多种开发模式, 但随之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争议[2,6]。复杂性是Co PS的典型特征, 由于Co PS的系统复杂性及技术密集性等特性, 在其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往往会有些无法预测的事件发生, 是影响Co PS创新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 将复杂性测度纳入到复杂产品系统创新中是非常必要的。
一、Co PS复杂度
复杂度是指引起Co PS创新困难和不确定性的技术和组织复杂性程度。由于Co PS的复杂性, 使得Co PS创新成功率很低, 引起延期交货, 成本上升, 可靠性低等诸多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领域对复杂性及其度量方法进行了研究。Kim and Wilemon[7]将产品复杂性分为技术复杂性 ( 包括技术综合度、创新数量、功能数量等) 和组织复杂性 ( 包括人的因素、过程和使用的工具等因素) 。Shinner认为复杂性包括元素的有序度和无序度[8]。Gokpinar[9]认为复杂度包括系统中元素的数量及其之间的关系结构, 并将复杂性作为产品结构进行评估。这些研究大都针对产品创新完成后的复杂度评估, 但这时风险已经发生。Co PS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 通常是由许多高度特化的、相互联系紧密的、不同技术领域的组分集合而成, 其性能高度依赖其组分及其集成结构, 如果在创新的规划期, 将Co PS创新复杂度纳入规划的范围, 预测各阶段和组分的复杂度并进行预先的干预, 可以极大地减少风险的发生概率。
二、Co PS创新系统结构
为保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尽可能降低生产投资风险, 就必定要对企业的复杂产品系统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Co PS创新结构系统图如图1 所示。Co PS创新很难由一个企业单独完成, 一般由核心企业 ( 项目的组织者) 和众多的技术供应商组成。核心企业首先对Co PS创新的技术需求进行分析, 形成技术缺口清单, 然后会采用技术合作、外包等形式从外部寻求技术支持。在技术研发过程中, 核心企业和技术供应商以及技术供应商之间不仅仅是供应和需求关系, 经常性的合作、交流及信息反馈是他们之间关系的典型特点。此外, Co PS创新还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如政府的政策、国际经济形势等。
三、基于复杂性的Co PS创新模式
基于图1 的创新结构, 建立了如表1 所示的基于复杂性的Co PS创新模式。
Co PS创新复杂性可分为技术复杂性、组织复杂性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技术复杂性包括核心企业以及各类技术供应商所提供的研发技术本身的复杂性, 还包括集成阶段的集成技术的复杂性。组织复杂性既存在于各组织本身, 还存在于组织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环境复杂性体现了技术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对Co PS创新的影响。与一般的Co PS创新模式相比, 增加了复杂度测量和风险评估两个环节, 并在其它环节增加了复杂度相关内容。即在项目规划和研发期始终高度重视项目各环节的复杂度及其风险, 最终降低项目研发的整体风险。
摘要：复杂产品系统创新成功能推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及产业链的升级。但其开发涉及多个技术领域, 成本高而研制周期长, 风险极高。本文将复杂性测度纳入到复杂产品系统创新中, 建立了一套基于复杂性测度的创新模式, 通过定量化创新中技术复杂性和组织复杂性, 分析其在创新中的传递过程, 预测创新风险, 以期能提高创新成功率。
关键词：复杂产品系统,复杂性,创新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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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则简化复杂性 篇11
过去几年里，我们的成果在我们协助过的公司中反映出来（超过40个国家几乎覆盖所有产业的500多家公司），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企业领导者求助的特别问题，反而是那些人。他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面临同一个问题——行业内复杂性的增加。商业复杂性在过去60年间增长了6倍。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我们创建了一个“复杂性相关指标”，这一指标基于对美国和欧洲100多个上市公司的调查，以用来测量这个复杂性问题的程度。据该调查结果显示，过去15年，企业中的工作程序、垂直层级、交互结构、协调机构以及决策审核的数量增长了50%～350%。
企业要为这一复杂性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复杂性问题最严重的公司中，有20%的公司经理们需要花40%的时间撰写报告，30%～60%的时间参加协调会议，这样经理们团队合作的时间就不多。于是，员工经常被误导，与公司进度脱节的可能性增加。
软硬方法如何应对复杂性
为了应对复杂性带来的挑战，一些人尝试在“最好的”管理思维指导下使用“最好的实践”（包括结构性调整以及以人为本的方法），但那些实践却没有在创造价值方面给他们带来成功。非常明显的是，那些人在传统的管理智慧（管理学原理、模型，过去一百多年产生的商业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太多帮助。
就其本身来讲，复杂性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会。问题是企业面对这一复杂性如何反应。为了调和那些相互冲突的目标，管理者们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业绩考核标准以及激励方式，试图让员工行为与不断改变的外部挑战相适应。于是，更多的层级结构被添加进来，同时也带来更多的工作程序。
硬性方法基本上是这样开始的：战略、要求、结构、流程、系统、关键绩效指标、记分卡、委员会等。我们创建专用的结构处理系统以解决新业务的复杂性，在结构上再添结构，再丰富和细化程序规定，可以看出，硬性办法在组织内产生的只有复杂性。
在我们的实践中，只有员工在工作的当下用自己的判断才能很好地面对复杂性。所以员工的自治权限就非常重要。对于前线员工来说，结构、计划、正式规定或程序都不够解决问题，也不能因此寻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或发现新的机会。企业应该足够信任员工的智慧和才能，使其运用自身判断，为新的问题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硬性方法在实际中为员工造成了新的阻碍，管理者可以通过采用软性方法来修正硬性方法存在的问题，例如团队建设，增强归属感等方式，使员工能更好地在团队中完成工作。在软性方法的视角下，实现企业管理效果的是员工间的相互关系和感情。优秀业绩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员工间的良好关系。
显然，软性方法促进的是员工之间的感情，它认为，若要使人合作，就应该让他们喜欢对方，人们越喜欢对方，彼此就会越合作。而这是错误的，甚至会适得其反。大多数情况，人们会因为感情太好而避免有些问题的正面合作、解决。
六条简化规则
现在，面对新的复杂性，解决的方法不是条条框框和报告路线，而是相互作用。
在与客户的工作与研究中，我们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以往不同并且更加有效的方法。它并不试图把制度性的准则和处理程序强加给一线员工；相反，它通过创造一个员工能够相互协作的工作环境应对复杂性。这一方法使得公司能巧妙地处理急速变化和相互矛盾的需求，同时不会增加结构和程序上的复杂性。
这一方法包含一系列简单有效的原则。我们把这些规则称为“智能简化”，它能帮助企业、员工提高生产效率，持续创造价值以及抓住机会塑造竞争优势。
智能规则一共有六项。前三个规则的核心是授权：提供所需信息以理解问题所在，并使得相应的员工有权做出更好的选择。后三个规则涉及到驱动力：由于反馈回路能够尽可能直接地展示他们行为的结果，这就激励了员工运用自己的全部能力并相互协作。这一理念是为了在面对复杂的业绩目标时，寻求解决方案比与进度脱节、回避协作或者相互指责更具吸引力。当适当的反馈机制开始运行，繁冗的团队联盟机制、不断壮大的委员会就可以连同其所产生的成本消失，员工也能找到创造更多价值的方案。
第一，了解人们做的是什么，人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这一规则的核心是要真正理解员工表现和业绩（真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智慧地解决复杂问题，员工必须了解相互的工作内容：他人的工作目标和挑战，可利用的资源，以及他们将会面临的阻碍。这些信息并不能在正式的工作说明中获取到，只能依靠观察或在工作互动中习得。
管理者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一信息习得行为的落实。缺少这种相互理解，员工会把问题归责为其他人缺乏相应的智慧和技能，而不是公司的可利用资源和面临的阻碍。
某一酒店正面临入住率下降的问题，其顾客满意度也很差。该酒店的众多经理认为这一问题是由于前台接待人员“心不在焉”以及缺乏职业微笑技巧造成的，因为这些人非常年轻，缺乏经验。经理们于是设立了一套基于入住率的工资激励系统，并对他们加以顾客服务培训。
即使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进去了，其结果并未有明显改善。最后，营销团队决定花一个月时间，和接待人员待在一起，要弄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他们发现接待人员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处理那些不开心的顾客。这一阻碍主要是由于缺乏后勤部门的协作支持。
为了弥补这一缺乏协作带来的问题，接待人员必须借助其他资源：他们可以在顾客退房时采取退款的方式来平息抱怨；也可以为不开心的客人升级，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预留一些房间——这也是入住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探索员工真正的工作情境可以帮助管理者发现员工什么时候需要协作，同时他们的协作程度怎么样。当然，管理者花一个月时间在前线细致地观察每一个细节并不总是可行的。在很多案例中，只花一天来观察不同部门间员工的相互作用，可以提供一些信息来说明协作是在哪里出的问题。
第二，加固联系枢纽。为了培养相互协作，这一规则的运用涉及到赋予工作单元和个体权力、利益；当联系枢纽得到强化后，每个人都能从与他人的协作中获益。联系枢纽不是中间的办事处，他们是管理人员，强化现有管理人员，让他们有权力、有动力，与其他人进行合作。如何能把你的管理人员训练为联系枢纽？通过消除阶层。有太多阶层存在时，人离实际行动太远，所以他们需要业绩指标、矩阵，同时增加了矩阵指标的复杂性。通过去除规则，把权力分配给管理人员。但我们通常却做了相反的事——组织越大，我们会创造越多的规则，最终我们需要遵循的规则像大英百科全书一样厚。
前台和后台的冲突是与生俱来的。后台需要标准化工作进程，前台却需要满足不同客户的个体需求。一般公司的反应是增加一个所谓的协调单位——中间办公室。这实际上把一个问题变成了两个：后台与中间办公室的问题，还有中间办公室和前台之间的问题。
另一个更好的举措是授权合适的个体或团队来扮演这个综合的角色。几乎在每一个单位你都能找到一两个具有特别职能的经理对多个股东负责。如果你理解了第一项规则，曾在工作中观察过员工，则很容易发现这些个体或者团队是谁。哪些人可以扮演联系枢纽的角色，帮助团队从别处获取所需的协作，从而传递更多价值。
一旦你识别出这些人，就应该增加他们的职责，赋予他们更多发言权，以强化他们的权力。移除一些正式规定和程序也能增加联系枢纽的决定权。公司越大，对联系枢纽的需求就越强，所以正式规定应该更少。
第三，增加权力的数量，让每个人都能够运用他们的判断和智慧。这一规则阐释了如何创造新的权力（并不仅是现存权力的转移），所以企业能有效驱动员工去应对因复杂性带来的成倍增长的业绩要求。我们必须给员工手里发放更多的“牌”，给他们足够的“牌”使他们愿意承担合作的风险，走出阻隔。否则，他们将会退出，会抽离出来。
通常，一个公司内部权力最小的人承担了最多的协作职责，获得的回报却最少。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从协作中抽身而出，藏身于自己的孤岛中。想要防止这一情况发生并增强协作效果，公司应该给予这部分人更多权力，使他们有能力承担走出孤岛的风险，相信他人，增强主动性，在业绩表现上不遮遮掩掩。
第四，增加互惠原则，去除自给自足的缓冲区。这一规则与第五和第六项规则都来源于为有效自治创造条件，保证员工能通过自治来帮助企业更好地面对复杂性；这一规则消除了内部专制，并移除某些资源。当你取消了这些缓冲区，员工之间则不得不进行合作。
一个刺激生产协作的方法是在直接控制的活动之外，扩展联系枢纽的职责。给他们更丰富和复杂的目标会驱使他们决定协作，而不是避免协作。但如果你只依据能控制的内容来衡量员工，他们会不敢处理那些你需要他们帮助的问题。
为获取成果而赋予权力不是说你必须给员工更多资源。移除资源反而会更好一点。有5台电视机的家庭不需要因为频道的问题而谈判，因为每个人都能看自己想看的节目。其结果是，这种自给自足实际上使家庭生活消失了。移除资源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能使员工变得更可靠，协作能力更强，因为没有了这样的缓冲区，他们的行为会对其他人的效率产生更大的影响。通过创造重叠，或者设立外部联盟来消除内部垄断，同时增加互惠行为的可能性能促进协作。
第五，让员工感知未来的阴影，建立反馈回路。这一规则运用时间（而不是用监视、各种指标和激励）来创造直接的反馈回路，从而驱使员工完成自己当下的工作，同时也满足日后对于业绩的要求。
一个决策生效所花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使一个决策者对其决策负责任。很多负责推行一个三年计划的人在任务完成之后就消失了：他们被任命到新的工作或新的地点，或者获得了升职机会，之前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或协作的好坏对他们已不产生影响，未来的“阴影”并不能触及到他们。
当你把未来拉近的时候，员工才更容易感受到未来的阴影。比如，公司很多项目的订交货时间或工作流程通常可以被显著削减；另一个措施是把管理者任命到下游工作中。
增加业绩考核的频率也可以使员工更能感受到未来的阴影。一个通讯系统制造商曾经挣扎于集合自身硬件和软件工程单元，当他们把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检查频率从6个月一次缩短为两个星期一次之后，发现了这一现象：在这之前，两个单元的工程师可以尽量避免协作，他们至少在5个月29天内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现在这一后果只能避免13天。
第六，奖励那些合作的人并指责那些不合作的人。这一规则（涵盖从目标设定到评估的整个范围）使日常工作变得透明，于是员工对工作自然地产生了激情和抱负，所以从根本上改变了管理方式。乐高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乔根·魏·诺斯托就有类似的想法，他说，被指责的不应是失败，应该是不寻求帮助。
前三项规则使用群体效应给人们自治权，从而能最优地使用其能力和判断。后三项规则促使人们使用其自治权最好地为团队效力。相较于那些在过程和结构中被预先界定或生硬关联起来的方案，只要人们使用自身潜能通过协作去探索，就能发现最卓越的那个方案。
智能规则使公司不用通过制定特殊的行为规范就能管理复杂性，只需要创造一种促使最优行为发生的情境，即使哪种行为最优并不能提前定义。这一方法使公司更具多样性，因为前线自发的协作孕育了创新的、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尽管有这一多样性的存在，运用智能规则的公司在使用有限资源方面依然非常高效，因为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杠杆作用，通过相互协作，以及员工的技能和智慧。当公司移除那些会导致消极情绪和低效的复杂内容时，员工的满意度也会随着业绩表现的提高而提高。所以与其用无数箭头和层级使你的组织结构图过载，还不如运用此文谈到的6种智能规则来做好减法。
用“简化”来形容这些规则并不表示这些规则在实际运用中足够简单。使用这些规则要求管理者以不同方式思考和工作，也并不表示管理者把追求简化当做简化的目标。我们真正的意思是，这些规则让执行者在面对复杂性的时候不用使自身变得复杂就能创造竞争优势。
（本文译自哈佛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的《六项原则：如何简单应对复杂性》）
[编辑 王 卿]
Agent协调复杂性研究 篇12
在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等领域,最具挑战性的目标之一是如何建立在一起很好地协调工作的计算机系统。协调是指多个系统(Agent)对其目标资源等进行合理安排,以调整各自的行为,最大程度地实现系统和各自系统的目标。本文研究了Agent协调问题的计算复杂性,选取了非常简单的Agent协调问题:多个Agent联合完成由一些子任务tj组成的任务T,同时这些子任务的分工使用非指派任务委派协议,此时分配到子任务的Agent之间可能由ti<tj(ti完成后tj才能开始执行)约束的存在而彼此相关。
Agent协调的方法包括:(1)在规划期间,限定Agent之间可以通信和协商;(2)Agent执行独立的规划并将其中的不协调部分通过再规划进行整合;(3)找到一个确保Agent进行完全自治规划的最小附加约束集合,以保证单个规划在进行简单组合后形成可行的联合规划。本文关注第(3)种方法,即在预规划阶段尽力找到最小附加约束集,以确保在尊重个体Agent规划的前提下实现联合规划。
例1 有两个搬运Agents:Agent A1工作于位置L1、L2和仓库D三地,Agent A2服务于位置L3、L4和仓库D;现要将包裹p1从L1搬运到L4,将包裹p2从L3搬运到L2(如图1)。
本例中,Agent A1执行任务t1=(L1,D)和t2=(D,L2),而Agent A2执行任务t3=(L3,D)和t4=(D,L4)。这些任务之间是相关的:t1先于t4执行,执行完t3后才能执行t2。若每个Agent独立规划,则可能导致不协调情况的发生。如Agent A1作出D-L2-L1-D的规划以完成任务t2和t1,而A2作出D-L4-L3-D的规划。这样,任务T将无法完成:Agent A1一直在D处等待着A2将t3完成,而完成t3是以t1的完成为前提的,最终导致死锁的出现。
1基本概念
若用T表示需协调完成的任务,用E表示T上的偏序集合,则一个典型的协调问题可形式化为一个二元组(T,G=(T,E))。这里T=T1∪…∪Tn,即子任务分别由agent A1,…,An完成;G=(T,E)是一个有向无环图。由此Gi=(Ti,Ei)是由子任务Ti生成的子图,它描述了任务的集合以及与Agent Ai形成内联约束的Agent集合;Ei定义为Ei=E+∩(Ti×Ti),其中E+为E的传递闭包。
称除了要考虑协调所需要的信息外,还需要其他信息的规划为具体规划,而我们关心的是来源于Agent Ai的具体规划,并详细说明了子任务Ti执行序列的抽象规划。抽象规划可描述为一个非闭环图
例2 例1中的具体规划为由Agent A1和A2各自给出访问序列D-L2-L1-D和D-L4-L3-D。抽象规划为G
从上例中看出,自治地进行抽象规划从个体上说是可行的,但它们的组合结果却是不可行的,因为在原始前束集合E上增加了闭环约束
至此,协调问题可描述为:在由个体Agent Ai进行可行的规划时,无论怎样增加约束
定义1 (协调验证问题,简写CVP) 称如下问题为协调验证问题:给定一协调实例(T,G),其中G=(T,E)是一个非闭环图,T={T1,…,Tn}是任务T的一个划分,对于所有集合
图
在CVP实例中,无论Agent Ai的偏序如何,结果仍可组合为一个可行的联合规划。在非CVP实例(T,(T,E))中,结果可行的惟一方法是为任务T引入附加约束集Δ,使(T,(T,E∪Δ))成为一个CVP实例。
定义2 (协调问题) 给定一个协调实例(T,G),称找到如下前束集Δ=Δ1∪…∪Δn(其中Δi⊆Ti×Ti)的问题为协调问题:
(1) E∪Δ非闭环;
(2) (T,E∪Δ)是一个CVP实例;
(3) |Δ|最小。
这里,用规划弧(用
首先,规划弧必须包含在Agents内,即
定理1 若存在集合
则必然存在一个集合
证明 令C=e1-…-em,则C中Eint er弧序列与
第1种情况,(dom(ej),ran(ek))∈Ei,显然(dom(ej),ran(ek))∈E+,令
第2种情况,(dom(ej),ran(ek))Ei,令
(1) (dom(ej),ran(ek))∈Tin×Tout;
(2) (dom(ej),ran(ek))E+;
(3) (dom(ej),ran(ek))[E-1]+。证毕。
2协调验证问题的复杂性
定理2 协调验证问题是co-NP问题。
(限于篇幅,证明略)
定义3 带禁止对的路径问题(the Path With Forbidden Pairs Problem,简写PWFPP) 它是一个四元组(G0,C,s,t),这里G0=(V,E0)是一个有向无环图,C={c1,…,cn}是E0中弧线对的集合,s和t是V中两个结点,此时,对于∀cj∈C,都存在一条至多经过一条弧线的路径。
例3 在图2中,{(x,y),(u,v)}∈C是一个禁止对。
定义4 协调故障检测问题(the Coordination-Failure Detection Problem,简写CFDP) 将协调验证问题的补集称为协调故障检测问题。
定理3PWFPP问题可以简化为CFDP问题。
为了证明该定理,需要证明3点:
(1) 这种转换可以产生CFDP问题的正确实例,即G=(T,E)是一个有向无环图;
(2) 一个PWFPP问题的实例可以映射为一个CFDP问题的实例;
(3) 一个CFDP问题的实例可以映射为一个PWFPP问题的实例。
(限于篇幅,证明略)
推论1 协调验证问题是co-NP-完全的。
证明 定理2证明了CVP是co-NP,而其补集CFDP是NP-难度的,由定理3得到CVP是co-NP-完全的。证毕。
3协调问题的复杂性
给定一个协调实例I和一个正整数K,协调问题实质上就是寻找是否存在最大值为K的解决方案Δ,为此引入PWFPP问题的量化定义。
定义5 (∃∀PWFPP) 给定一个PWFPP实例(G0=(V,E0),C,s,t),一个对C的划分{C1,C2},∃∀PWFPP问题是指在C1中找到恰好只包含每对禁止对中一条弧线的惟一集合X1,这个集合使C2中的每一个惟一选择X2在弧线集合E0′=(E0C)∪X1∪X2中都不存在从结点s到t的路径。
为了使协调集合与∃∀PWFPP联系起来,我们使用PWFPP问题的补集。
定理4 协调问题复杂度在∑
证明 在协调实例(T,G)和整数K>0时,假设弧线集合Δ=Δ1∪…∪Δn,只需验证(1)|Δ|≤K,(2)任意(Ti,Ei∪Δi)非闭包,(3)(T,(T,E∪Δ))是一个CVP问题实例等三者同时成立。(1)和(2)的验证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完成,而(3)的验证需要NP预言,因此,该问题在∑
为了证明协调是∑
定理5 ∃∀PWFPP可以简化为CP。
为了证明该定理,需要证明3点:
(1) 这种转换可以产生CP问题的正确实例,即G=(T,E)是一个有向无环图;
(2) 一个∃∀PWFPP问题的实例可以映射为一个CP问题的实例;
(3) 一个CP问题的实例可以映射为一个∃∀PWFPP问题的实例。
(限于篇幅,证明略)
4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自治Agents完成联合任务的协调复杂性,协调问题就是找到让Agents进行独立规划的最小约束集合,协调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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