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等现象（通用8篇）
不对等现象 篇1
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同外界接触, 英汉互译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然而由于中英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 要想求得单位上的一一对等很难做到。本文仅就词汇层面探讨英汉不对等现象, 认为主要表现差异是形式上的不对等和意义的空缺, 应从文化背景及语言体系两个不同角度看待这一现象的成因。
一、语言体系的因素
1. 语法结构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语言。汉语是分析性语言, 没有曲折变化。汉语动词不分阴性阳性, 不改变形式表示“时”的变化, 词语组合则依靠词序和虚词来完成。
英语是印欧语系的屈折语, 有比较丰富的变化形式。时态、复数、主宾格等都有不同形式的互相照应。英语的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种。状态动词多表示持续性, 而瞬间动词仅仅用于动作发生的那一时刻。如:我两个月前认识了他。句中的“认识”应用met而不能用knew, 因为knew是状态动词, 叙述两个月前发生的事件应该使用瞬间动词met, 不表示延续至今的一种相识状态。
2. 文字系统
汉字是表音表义文字,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主要由形及义, 看到文字, 就能使本民族人民联想到符号的意义。如“祭”, 左上部表示“肉”, 右上部代表“手”, 下面是供桌, 马上能够结合成手捧肉敬神的意思, 英语sacrifice则没有这种形象性。形声字更是兼有表音功能, 如“论”, 左边表“说, 言辞”, 右边表读音的来源。
英语作为表音文字, 其书写符号是26个拉丁字母, 形式以单词为单位, 通常是英语一个单词对应汉语一个词 (两个字) , 但有的词语是只能意会的。中国人特别钟情于四字格, 创编了数量众多的成语, 若把四个英语单词结合, 则无法表达情意无法再现。
汉语和英语中的一些词, 其语义与其构型特点相关, 如“八字脚”、“十字路口”、“丁字形”, 英语中的“T-shirt”, “U-steel”都要联系所译语言的特点才能准确翻译。
3. 词汇
现代汉语词汇主要运用词根复合法, 很少采用词根+词缀的派生的方法, 且词汇语素单音节居多。相比而言, 英语词义灵活, 涵义范围较宽, 词义对上下文的依赖性较大;汉语词义明确严谨, 涵义涉及范围较窄, 词义伸缩性较强, 对上下文依赖性较小。
汉语方言众多, 因此指称同一对象, 会产生多种说法。比如英语sweet potato, 汉语译为番薯、地瓜、白薯、红薯、山芋等, 其实是不同方言区对同一种农产品的称呼, 这往往造成多词同义的现象。理性义相同, 在反映意义上有所不同, 主要与语用环境有关。
二、文化背景的因素
1. 思维方式不同
(1) 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不同民族都具有具象和抽象两种思维, 只是各有所长。总的看来, 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具象性, 西方文化更重抽象性。中国人历来“尚象”, 此种逻辑思维从《周易》便开始, 不但文字符号由图画演变而成, 在使用时, 汉语也较少有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 较多使用具有实际指称意义的具体名词。换言之, 英语中由于“尚思”传统的影响, 尤其注意区分词义的具体与抽象。比如:同样是吃药, 如果表示吃药这个具体行为则要用“medicine”, 如果仅仅叙述吃药这件事最好用“medication”。对于习惯具象思维的中国读者, 译者必须将这些抽象名词所涵盖的抽象概念具体化, 才能符合汉语读者的思维习惯。
而汉语丰富的量词也是形象化的表现之一。如:一支笔较a pen更能让人想到笔直的形象, 一张地图也比a map更直接地突出了图纸的形状, 译成英语只反映了被描述的客体、数量, 而汉语中生动的感性形象则缺失了。
(2) 综合型思维与分析型思维
传统的中国哲学崇尚天人合一, 自然与人息息相关。渗透到日常思维中便形成注重整体、综合的特点。而西方注重个体意识, 人依附于自然又独立于自然, 每个个体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与平等, 因而思想中弥漫着浓重的个体分析型的气息。
语言作为思维的产物, 承载了思维的特征。汉语重整体, 一般不分个体名词与集体名词。而英语个体意识凸显在个别与整体的区分上, 很多名词都有一个集合词。如:vehicle代表总体的车, 卡车lorry, 轿车car, 公共汽车叫bus, 救护车称ambulance, 出租车唤作taxi, 这些在汉语里一个以“车”字便统统包括。平常说“下车”, 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种车。汉译英时必须特别注意区别使用场合细微的差异。
人们对客观范畴的不同逻辑划分也会对语言产生影响。划分的范围大小有别就会造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现象, 体现在词汇上就是词汇的覆盖面不同。有时划分的精确程度不同, 也是常有的。
(3) 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
不同民族, 观察角度及思维方向常常各不相同。在语言方面, 表述同一事物可能选取截然不同的方向。如在时间概念上, 英美人士与中国人就是“背道而驰”。如:英语中back表示过去的时间, forward表示将来的时间, 而中国人的“前”对应已经流逝的历史, “后”则是指未来。所以, look back表示回顾, backshift是前移而非后移。
西方人与东方人看待事物的视角倾向也有所差异。如:汉语中“自学”, 英语里称为self-taught, 一个重在“自己学”, 一个着眼于“无他人教”。特别是观察点不同导致中西方人对颜色的不同理解。中国人称“红茶”, 西方人眼里是“black tea”。同样, 地理方位表达差异源自两种不同思维模式。在表达“四方”时, 中国人先东西, 再南北。而英美人习惯先北后南, 再讲东西, 可能是按照他们划十字的顺序。
(4) 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同
对客观环境里的事物, 不同的认识也会赋予该事物不同的形象意义。比如:中国人认为龙能翻云覆雨, 因为将龙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 称自己为“龙的传人”, 过去只有帝王才能使用与龙有关的物品。而在西方, 龙是最残暴的怪物, 屠龙则成为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不同的民族情感和认识方式左右着语言, 翻译中关注这些差异尤为重要。
2. 风俗习惯不同
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风土人情, 世界因而显现出多样性。语言承载了这独特性, 在翻译中就会出现相对的空缺或不对等。如汉语中“戴绿帽子”源自元末明初的习俗, 如果一个男子的妻子与其他男子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这名男子就得带上绿色头巾或帽子。
另外, 本民族的习惯也会在另一种语言里造成不等值的现象。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 表示亲属关系的词特别多。相比而言, 英美人追求自由独立, 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英语中称谓词笼统, 身份对应模糊。如:uncle可以对应叔叔、伯伯、舅舅、姑父、姨夫等多种身份。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 讲究含蓄, 以谦虚为美德, 因此创造了大批谦辞和敬语。对他人使用尊称, 如“先生”、“公”等, 显示尊重;对自己使用谦称, 如“敝人”等。除了特殊称谓, 还要加上敬辞, 如“幸”、“惠”等, 这些词在英语中存在空缺。
3. 历史渊源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产, 语言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无论汉语还是英语, 词汇语义都会包含文化意蕴。不同的文化语境, 造成两种语言丰富的词汇, 同时也是不可互译的关键因素。
英语中具有文化意象的词在汉语中的词汇空缺可谓屡见不鲜。如:Blood Mary指一种鸡尾酒, 因为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残酷镇压百姓, 而此酒以伏特加掺和西红柿汁和柠檬汁, 颜色如同鲜血。
历史渊源也会平添词语的文化内涵。荷兰人与英国人曾长期在海上争夺霸权、激烈竞争, 使英国人颇为怨恨荷兰人, 所以有关Dutch的词汇多为贬义。
汉语言也存在许多文化意象。例如:“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创造的人间仙境, 但英美人士对“peach blossom garden”无法产生类似的联想。一个词除了基本意义以外, 还有附加意义, 包括情感义、比喻义、文化内涵、反映义等多重信息, 对于通过联想产生的“超语言信息”, 是无法由词汇对应来弥补的, 其隐含的文化意义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补充说明。
4. 宗教信仰不同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对汉语和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日常用语中有关和尚、菩萨的词汇层出不穷, 例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僧多粥少”等。而本土的道教中也有“玉皇大帝”等词。西方国家大多信奉基督教, 认为上帝创造万物和世界, 进而产生了“洗礼”、“弥撒”等相关词汇。宗教典籍《圣经》对英语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 许多英语词汇皆出于此。creation, clay等普通名词本义不难理解, 但其宗教内涵是汉语所没有的。
5. 时代特征不同
一些受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制约的词语, 在另一种制度条件下往往会造成词汇空缺。语言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 比如“开放”、“搞活”。又如“五讲四美”这种缩略语形式、口号式话语在汉语中就相当常见。当然西方也有特定时代特征催生的词语, 比如:yuppie指二十多岁年轻有为的富裕居民, 是时代的象征。
与此同时, 社会不断创造出新的事物, 急需新词来描述表达。英美等国科技发达, 许多科技术语, 汉语还未产生对应词汇。比如:clone表示无性繁殖, Internet表示互联网。随着我国社会发展, 也涌现了一些新词新语, 如:“月光族”, 不是moonlight group, 而是指每月将薪水全部花完的年轻人。
总之, 英汉词汇不对等现象是由社会、文化、语言本身的差异等各方面因素造成的。这种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 源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我们应从功能和实质意义上求得动态对等, 找到其中的原因, 以助于我们跨越文化的鸿沟, 与世界联通。
摘要：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英汉互译中的词汇常存在各种不对等关系, 包括形式和意义上的。本文从不对等现象出发, 挖掘了语言体系与文化背景两个角度的原因。
关键词：英汉词汇不对等,语言体系,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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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等的爱情 篇2
他们是大学同学，上大一的时候，身为学生会文艺部部长的小晴和新闻部部长的黄凯工作中有了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花季年龄春心萌动，四目相对时好感已经写在了脸上。大学中的爱情总是浪漫和美好的，在一次英语口语课上，老师让大家用英语表达自己最想说的话，黄凯就第一个站起来用英语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长长的头发、漂亮的大眼睛，很温柔、很善良，但是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我，她就坐在左边的窗前。大家猜来猜去，最后就猜到了小晴，从此他们的关系就公开了。
还记得有一年“女生节”，学校在大礼堂给所有的女生举办活动，没有一个男生。突然礼堂门打开了，黄凯捧着一大把糖葫芦走了进来，直接走到了女孩的身边，大家尖叫，疯抢那一串串火红的糖葫芦，小晴一口都没抢上，但是心里好温暖，好幸福。
大学期间，由于两人的家不在一个城市，所以每次假期从老家回来，黄凯都会提前央求小晴宿舍的同学帮他把小晴的被子拿下去晒好，把开水打好，把水果买好放在桌上，好让她一进宿舍就可以钻进被窝睡个踏实觉。
大学毕业了，两个人来到北京创业，租住在一间小房子里，黄凯依旧是那样地无微不至照顾她。小晴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连她的妈妈都说，找到这样的男友让每个女人都羡慕。日子本可以这样平静温暖地过下去，可是爱情中的“无微不至”导致的“心安理得”却破坏了这个美丽的童话。
在这段感情中，黄凯表现的无微不至的好，慢慢助长了小晴的坏脾气，两人吵架，永远是男孩先道歉，小晴的火也是一次比一次升温，最后吵架甚至连他的家长也捎带上了。最初，黄凯一直表现还好，也不反抗，因为在这段情感中他已经习惯了按照小晴的意愿办事。可突然一天黄凯回老家了，只留下一句话，我想和你分手！小晴一下子崩溃了，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她还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她放下公主身段，求黄凯回来，可是那边似乎铁了心。他说，因为这六年来，他对她太好了，好到没有了自己。她经常莫名发火，甚至和他的父母顶嘴吵架，不给他面子。他觉得自己做得再好也没用，所以还不如分开，两人各走自己的路。
在这段感情里，小晴错把男友对她的好当成了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一切呵护，却没有想过，爱是双方的，接受多少也应该给予多少。如今失去了她才知道珍惜。
不对等现象 篇3
英语“hope”和汉语“希望” (以下简称为“hope”和“希望”) 是两种语言中表述动作发出者主观愿望的核心动词之一。两个词在句中大多充当谓语, 指引句意的核心内容。“hope”可译为“希望”, 可“希望”并不能完全用“hope”来表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即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hope”和“希望” 语义成分分析
1.相同语义成分。“hope”在《朗文高阶英语词典》中词义: to want something to happen or be true, and to believe it ispossible.“希望”在《中国语文大辞典》中词义:心里想达到某种目的或出现某种情况。显然两个词都表示想要某事物或想实现某目的, 都含有语义成分[+愿望]及[+心理]。
人们表达“愿望”时都有实现“愿望”所针对的对象, 即目标。请看例句1I hope I'm in Gryffindor, it sounds by farthe best.2 I hope you have destroyed the letter.3我们希望自己强身健体, 恨不得我们人人长得像泰森那样才好。4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父亲被别人夺走, ……从例1和3中可见主语“我”、“我们”希望实现的愿望目标是“自己”, 即动作发出者;而例2和4中主语的行为目标是他人。可见, 两词都有[±主体]的语义特征。
2.相异语义成分。通常, 动词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但当其做人或物的精神或心理等活动的状态动词时可受程度副词修饰, 如“非常喜欢”。请看例句:他非常希望自己成功。句中“希望”受程度副词“非常”修饰, 说明“希望”表述人的思想状态, 即含语义成分[+思的状态]。再看例句: (1) I wish I were him. (2) *I hope I were him. (3) I hope I cango back.例 (1) 意为:“我希望我是他。”。但此愿望只能停留在心愿阶段, 永远不能实现, 此时不能用“hope”替换, 即英语中不存在例 (2) 这种表达方式, 而例 (3) “我希望我能回去”, 该愿望可通过“我”的努力实现。可见, “hope”和“希望”都含语义成分[-思的状态]。
综上可得“hope”和“希望”语义特征列表如下:
三、“hope”和 “希望”句中论元语义成分分析
探讨“hope”和“希望”两词互译不对等现象的原因, 要看两词在句中的深层语义结构有何不同。沈园在其研究中提出若要研究语义和句法之间存在系统性和规律性, 必须将动词意义中影响动词论元句法实现的语义成分提取出来。上文得出两词的核心语义特征, 下面将从两词的相异语义特征[±思的状态]入手看两词在句中与其论元的语义特征, 进而找到所要解决问题的答案。
鉴于研究发现无论两词在句中具有何种语义特征对它的外论元都不会产生影响, 下文将仅分析其内论元。请看例句:1.I hope you will consent to be of the party.2.I hope to seeyou again.3.I hope they kill him in jail.可见, 当句中的“hope”具有语义特征:[-思的状态]时, 其内论元中谓词性成分具有语义成分:[+感知], 如1;[+感官], 如例2 ;[+动作行为], 如例3。而且, 动作发出者所希望的事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 都含有共同的语义成分:[-虚拟], [+可行]。
当“希望”在句中具有[+思的状态]这一语义特征时, 请看例句:1.楚王希望他能够就此安分守己。2.他希望他给人留下的都是节俭的印象。3.女人都希望自己马上能变白。可见, 它们的内论元题元角色都是“目标”, 所表述的愿望都是无法实现的。如例1中动作发出者知道“他”的为人无法变得安分守己;例2中, 留给他人印象不可能永远是同一种;例3中, 肤色无法瞬间变白。可得它们都含语义成分含有[+虚拟]。
当“希望”在句中具有语义特征 [-思的状态]时, 请看例句:1.人们希望得到巨大报偿而做某件事。2.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3.我希望桑切斯说出真实意图。三个例句中“希望”内论元的题元角色是“目标”, 这些愿望都是可实现的。分析可得, 例1中它的内论元中谓词性成分有语义成分[+获得];例2中, 语义成分[+动作结果];例3中语义成分[+感官]义等。由于篇幅有限, 无法将所有符合逻辑的句子逐一分析。但不难看出, 例句中动作发出者的愿望都是可实现性, 含有语义成分:[-虚拟]。
综上可得, “hope”和“希望”的差异就是“hope”具有语义特征:[-思的状态], 在句中的外论元具有语义成分:[-虚拟], [+可行];而“希望”具有语义特征[±思的状态], 所在句中的外论元具有语义成分:[±虚拟], [±可行]。因此, 当需要表述无法实现的愿望 (即表达愿望的动词及内容具有语义成分[+思的状态]) 时, 不能使用“hope”。换言之, “希望”有时不能用“hope”来表示的根本原因是“hope”不具有语义特征:[+思的状态], 而“希望”具有语义特征 [±思的状态], 便是两词间互译不对等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沈园.句法-语义界面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欧美自贸谈判：不对等的较量 篇4
“对我们来说，首要的目标肯定还是增加美国的机会，不仅是就业机会，还有农业、畜牧业等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欧洲而言，也是一样。”面对记者提问，他毫不掩饰对于未来蓝图的美好愿景。
站在一旁的欧盟贸易谈判代表伊格纳西奥·加西亚·贝尔塞罗倒是略显疲惫，时而把资料捧在胸前，时而用手按摩着眼部。尽管看起来兴致不高，这个在欧盟贸易委员会工作了数十年，主导了欧盟与韩国、印度等国自由贸易谈判的首席谈判专家，在回答媒体问题时滴水不漏。
对于伊格纳西奥而言，此次赴美压力不小。除了此前欧洲内部不少国家要求的“守住环境、食品标准等问题的底线”外，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斯诺登案也给这场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由于被斯诺登爆出有监听欧盟国家的行为，美国在欧洲几个老朋友面前颜面尽失。原以为是美国盟友的德国，发现自己不过是对方眼中的“三等伙伴”，默克尔不得不对美国表示“不信任”；而原本就对美欧自贸协定谈判就心怀忐忑的法国，更是提出“暂缓谈判”。
然而，对于这场谈判来说，斯诺登案只是“小插曲”，有另一个渠道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和主会谈并行的一场关于情报监管、收集和隐私保护的谈判，来自美国和欧盟的高层专家们，在忙着重建“后斯诺登”时代的双方信任关系。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修改阻碍自贸协议的原有规定，在更多方面达成一致。”在丹尼尔·马拉尼办公室回复给《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这位谈判代表表达了充分的信心，“一切都按在预想的方向发展。”
启动谈判
一个月前，在北爱尔兰厄恩湖畔，出席八国集团峰会首脑们雄心勃勃地宣布启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就是TTIP，外界所称的美欧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协定最终达成，将成就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英国是这场谈判的主要促成者。
“这一协定不仅可以每年给欧美双方各自带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还将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850亿欧元（1136亿美元）经济效益。”在欧美双方就谈判达成一致后，卡梅伦兴奋地表示。
卡梅伦并非异想天开。在如今全球的经济环境中，欧盟和美国依然支撑着“半边天”。目前，这两个经济体合计占全球经济产出的一半，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
而一旦自由贸易区形成，美欧在未来环球贸易的环境中，主动权将继续增加。首先美欧之间的所有关税将被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也将大大减少，而商品和服务的准入门槛将更低。统一后的监管标准，也将进一步降低欧美之间的贸易成本。“比如，欧洲检测合格的产品可直接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的汽车进入欧洲时也不再做安全测试。”业内人士分析。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报告，自贸区建成后，欧盟经济年均增长率有望提升0.5%至1%，国内生产总值增加近千亿欧元，平均每户家庭每年增收545欧元，创造40万个就业岗位。
对于欧洲人而言，报告内容的诱人程度可想而知。而美国驻英商务公使马克·托考拉，也认为欧盟没有理由不将谈判进行下去。“如果不是有一定把握，我们不会进入谈判阶段。相信过程不会简单，但一定会把双边贸易关系推上新的阶段。”马克·托考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事实上，现在开始谈判已经不算早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欧美双方就有启动自贸区的意向，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拖到现在才进入谈判阶段。
抓住机会，不仅对处于经济泥潭中的欧盟相当重要，也被奥巴马政府看作是当务之急。在美国白宫今年3月份公布的《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中，奥巴马将TTIP谈判列为了三大贸易政策重点之一。
硬骨头难啃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萨皮尔并不看好这场谈判。曾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经济顾问团队成员的萨皮尔断言，欧美决定要进行自贸协定谈判的背后更多是“政治考量”，“而仅凭政治动力不足以促成双方最终达成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经济协议。”
由于涉及包括金融、食品等诸多产业在监管、技术标准上的统一，“不看好”的态度在资深欧盟经济学家圈里并不少见。
而这样的担忧，在TTIP的首轮谈判中，就有所体现。
这场从7月8日开始，持续一周的谈判涉及包括投资、政府采购、跨境服务、电子商务、电信通讯、纺织品、能源与原材料、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的市场准入、争端解决以及法律问题，而市场竞争、本地化、透明度等话题也有所涉及。
谈判包罗万象，但基本点到即止。
美国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分析师西蒙·莱斯特撰文指出，美国和欧盟求成之心迫切，将条款订得相当宽泛。就关税而言，“贸易救济”、补贴等问题并没有提及，而这攸关美欧贸易关系。事实上，欧美已就各自的航空产业补贴问题在WTO争斗多年，而且双方均因为对国内农业的大力补贴而备受指责。然而，这些问题还没被摆上台面。
在分歧方面，农业食品领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尼布勒特指出，在农业方面，坚持机械化大农场作业的美国和坚持传统农业的欧洲，在理念上大相径庭。
“以转基因食品为例，欧盟采取的是预警性原则，即使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会危害人体健康，欧盟也一直禁止从美国进口转基因食品。”尼布勒特说。
然而，美欧自贸协定一旦生效，美国大力推广的转基因食品将在欧洲市场上自由流通。
对此，德国的立场目前仍坚定。据《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消费者保护部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警示，美国将利用TTIP绕过欧盟在消费者保护、环保、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一系列规定。而德国和欧盟在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不能有商量的余地。
“如果谈判限制欧盟在转基因、肉制品等领域的一系列现有法律，将对消费者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文件指出。
除此之外，在植物检验检疫和卫生措施、消除关税壁垒、以及服务自由化等方面，双方仍存在着需要弥合的差异。以文化领域为例，坚持发展自身特色，倾向慢工出细活的欧洲人，与崇尚大规模制作和快速消费的美国好莱坞人，届时的碰撞可想而知。
一场不对等的较量
事实上，尽管彼此分歧不小，对于这场谈判，美国人面临的麻烦却要远远小于欧洲人。
为了给TTIP谈判铺平道路，欧盟各国贸易部长开了12小时的会议，最终在6月21日晚在卢森堡达成了协议，将影音文化领域暂时排除在谈判内容之外，算是在内部达成了初步一致。
此前，法国担心本国的电影工业受到美国影视的冲击。目前，欧洲电影院有60%的内容为美国电影，而欧洲电影仅占美国电影市场的3%至6%。如果法国进一步向美国开放其文化和影音市场，有关产业将面临生存危机。因此，法国坚持将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体排除在谈判内容外，否则拒绝参与谈判。
法国不愿妥协的态度，最终为影视业赢得了“豁免权”，却招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反动保守的反全球化”评价。而在文化方面颇为“自我”的法国掀起的这个小小风波，也只是欧盟内部分歧的冰山一角。
欧盟目前有27个成员国，加上于7月1日加入的克罗地亚，欧盟需要平衡28个成员国之间不同的利益要求，而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牺牲。
“越小的经济体，越希望尽快打破贸易壁垒，比如香港和新加坡。上个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曾有过类似的尝试，取消很多产品的贸易壁垒。但在加入欧盟后，原本免税的14000种商品，需重新征收关税，以符合欧盟标准。加入欧盟，就要共同进退。”英国专栏作家丹尼尔·汉南在评论中写道，“从长远看，TTIP谈判一定会成功，但也必会带来很多曲折。”
而在谈判中，美国想要打破的壁垒显然不止农业、文化领域。此前，美国互联网公司还向其政府施压，希望通过自贸谈判推翻欧盟保护用户数据的措施。尽管因为半路“杀出”的斯诺登，这一计划将面临流产，但美国的“渗透”能力仍不容小觑。
“总体来说，这是一场实力不大对称的谈判。大西洋那头是体制健全的美国，而这头的欧盟仍在培养不完整的单一市场，各国发展不平衡、利益需求也不一致。”欧盟智库马达里亚加基金会执行主任德福安说。
今年10月，TTIP的第二轮谈判将在布鲁塞尔进行，届时将触及一个真正的核心问题：消除欧美之间的贸易壁垒。这期间，双方还有3个月时间平衡各自内部的利益关系。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不对等性 篇5
1. 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
2.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身份的象征。
3.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在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
“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 7-Eleven(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
1. 源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例如，汉语里有许多用数字开头的词语，如“三心二意”译为neither off nor on;“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这些词语通常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
2. 源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例如，英语中的armchair指任何有扶手的、硬的或软的椅子，但在汉语中我们却分别有“扶手椅”和“单人沙发”。
3. 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例如，英语的black tea，翻译成汉语是“红茶”，而不是“黑茶”。这是因为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重点放在茶叶的颜色上。
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1.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关于这点，可参阅前文的dragon和White Elephant的例子。
2.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3. 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译者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身上长有双翼，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文化差异必然存在。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往往由于文化差异，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这时，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作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参考文献
[1]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刘醒吾.经贸英语口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3]李平.国际经贸英语教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9.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不对等性探讨 篇6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它对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 也是两种文化间的传递。文化背景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 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从事国际商务英语翻译要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 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然而, 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结果对等的标准就不能完全做到
2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不对等性
2.1 商标的翻译
商标在产品销售中起到重要的广告作用。驰名商标在消费者心中就是可靠的质量和优质的产品, 就是合理的价格和良好的服务。语言是“文化的镜子”, 商标用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语的许多商标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要通过翻译完整地反映于译文中十分困难, 因为汉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与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很大, 而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熟悉两种不同语言的语用原则, 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 能够设法沟通语用意义差异, 译出的商标才有意义。
譬如“鸳鸯牌枕头, 其原来英译名是Mandarin Ducks Pillow。汉语文化中“鸳鸯”象征一对恋人, 相亲相爱, 而英语中Mandarin Ducks只是这种鸟的名称, 并没有这么美好的比喻意义。但是, 英语中Lovebi rds的引申义与汉语中的鸳鸯相似, 如果我们把”鸳鸯”牌枕头翻译成Lovebi rds Pillow, 其中的比喻意义则可以传递过来, 而这个比喻意义正是该商标的关键所在, 这样, 译文就产生了同样的社会语用意义, 达到了传递原文文化内涵的效果。再如, 上海生产的大白兔奶糖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具有上乘的质量是首要的原因, 但与白兔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可爱的动物不无关联。但如果把它译成“White Rabbit”并把奶糖销往澳大利亚, 也许销量会不如人意。
因为在澳大利亚大量野兔四处掘洞破坏草原并与牛羊争食, 影响其畜牧业的发展, 人们厌恶兔子这种动物。所以也不会喜欢以此为商标的商品。而宝洁公司的商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宝洁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认真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 从而迅速打开了市场。他们将公司名称P&G (Protecter and gamble) 汉译为宝洁。“宝”喻指产品的品质;“洁”则指该公司主要经营日用品。10多年来, 宝洁公司向中国市场推出9大类近20个品牌的产品, 其中中国名字都是广泛的调研之后产生的。现在无论是Rejoice-飘柔、Pantene-潘婷、Head and Shoulders-海飞丝, 还是Safe-guard-舒服佳、Olay-玉兰油, Crest-佳洁士、Tide-汰渍等, 无不在中国享有盛誉。
2.2 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 在西方, “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 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 在西方国家, 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 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九”因为与“久”同音, 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 我国历史中, 皇帝都崇拜“九”, 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
因此, 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 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 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 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 。但在我国, “七”是个普通的数字。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 是名牌产品, 翻译成英语ThreeGuns。如果将Three Guns牌内衣出口到日本、哥伦比亚及北非地区, 会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因为“三”在这些国家表示“积极”的意思。但是, 在乍得、贝宁等地, 则不能将“三枪”翻译成ThreeGuns, 因为在乍得像“三”这样的奇数表示“消极”的意思, 在贝宁“三”含有“巫术”的意思。
2.3 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 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 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 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 美国有“蓝色星期一” (blue Monday) , 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 所以, 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 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 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
尽管如此, 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 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 其文化含义是“幸福”, 所以, 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 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 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 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 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 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 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 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 老板发给他“红包”。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 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
2.4 在动物翻译上的不对等性
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 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 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 结果销路特别不好, 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 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 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 用起来多舒服, 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相传有个国王讨厌手下的一个大臣, 为了惩罚他, 国王送给该大臣一头白色的大象。该大臣发觉这头象非常棘手, 因为是国王送给他的, 他既不敢转送给他人, 更不敢宰杀, 只好小心地侍侯着它。可是白象的胃口极大, 把大臣给吃穷了。由此可知, 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 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 “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根据“动态对等原则”,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 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翻译实践中形式的对等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常交际的需要,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动态对等才是顺利交流思想的保障。
3 结语
综上所述, 习语意义与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译者必须根据上下文仔细斟酌, 灵活处理, 尽量使原文和译文在语言魅力和感染力上保持一致, 译出原文的褒贬意义。既要尊重源语文化, 忠实地将习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传递给目的语读者, 同时也要尊重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心理, 考虑他们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力和承受力
摘要：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认为在翻译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 即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他强调在以动态对等为导向的翻译中, 翻译的标准是“接受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和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存在的关系相同”, 也就是说, 动态对等的翻译以完全自然的表达方式为目标, 译者并不坚持读者理解源语语境中的文化模式, 而是尝试将接受者与他自己文化语境中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个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国际商务英语的翻译当中。
关键词：商务英语翻译,不平等性,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胡以婷.浅谈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J].科技创新导报, 2008, (05) .
[2]杨艳.文化差异与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不对等性[J].科技信息 (学术研究) , 2008, (12) .
[3]张琬婕.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不对等性研究[J].消费导刊, 2008, (22) .
[4]张玲.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不对等性[J].安徽文学 (下半月) , 2006, (10) .
[5]谭维.浅析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不对等性[J].中国成人教育, 2006, (01) .
从社会文化差异看翻译的不对等性 篇7
关键词：英汉翻译,文化差异,不对等性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特定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文化, 这就使得任何一种语言都成为一定的文化内涵载体。总的来说, 可以从地理环境、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及文学艺术传统等四个主要方面入手把握其中的文化差异, 寻求适合的翻译方式。
一、生存环境差异
“以此类推, 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 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老舍《想北平》) If followsthat, in contrast with Peiping in its entirety, what little I knowabout it is probably a mere drop in the ocean.
汉语社会和英语社会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 人们对自然生活环境的主观感受不尽相同。反映在语言上, 也就造成了文化意义的差异。英语是个典型的海洋国家, 因而语言中有很多同海洋和航海有关的比喻和习语, 如:as close as anoyster表示守口如瓶, cast an anchor to windward表示未雨绸缪。而传统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 因而产生了大量与农业相关的比喻和习语, 如燕子低飞要落雨, 立秋勿落要秋旱。牛在中国农业社会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于是与牛相关的习语就很多, 如牛角书生, 对牛弹琴, 牛衣病卧等。同样, 英语中很多词汇反映了英国人对海的依赖, 如英语中表达贵族血统表达为blue blood, 而蓝色正是大海的颜色。
二、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差异
“他妈叫他去买红糖, 他买了白糖回来。” (胡适《差不多先生传》) His mother sent him out to buy her some brownsugar, but he returned with some white sugar instead.
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 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意义。例如中国有句老话,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为中国人的主食是米饭, 因而对于中国的主妇来说, 没有米就难做出一顿像样的饭菜。然而米饭并不是西方人的主食, 西方的主妇不用米也可以做出一顿丰盛的晚宴。因此, 这句话如果按照字面意义译成英文, 其文化含义就很难为西方读者所体会。又如, 英语表示一件事很容易时, 会用apiece of cake, 因为蛋糕在西方是常见的一种食品, 生活中经常食用。在中国我们经常会用小菜一碟来表示相同的意思。
因为中英文化的不对等, 很多单词在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转换过程中, 需要符合目标语言的行文方式和表达习惯。有些源语言词汇在汉英翻译中找到目标语言中颜色不同而内涵意义相同的词汇即可。例如在英语社会中, 白色被看成是圣洁的颜色, 用于婚礼仪式;而红色象征着危险, 用于如火警等场合。而汉语文化里白色是悲痛的色彩, 用于丧葬仪式;红色象征喜庆, 用于喜庆场合。又如在英语中, 鸡、山羊、奶牛分别有胆小懦弱、好色淫荡、粗壮邋遢的含义, 而这些含义在汉语中常和鼠、狼、猪相联系。
三、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差异
“祖父、伯父母、叔父母和堂姐妹兄弟, 都没把我当作野孩子。” (冰心《灯火管制》) My grandpa, uncles, auntiesand cousins never thought me a naughty child.
“他又怎能勘破现世, 而跳出三界外呢?” (庐隐《恋爱不是游戏》) How could they see through the vanity of humansociety and make a clean break with this mortal world.
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生活风俗等使得不同的民族对相同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 因而使一些词汇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文化意义。例如传统的中国社会注重家族观念, 往往几代人同堂同时封建礼教有要求长幼有序, 家庭成员有近亲和远亲之分, 处于家谱体系中不同地位的人须有不同的称谓才不至于混淆。父亲的兄弟称为伯伯或者叔叔, 母亲的兄弟称为舅舅, 但在英语里面,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的兄弟均可统称为uncle, 与之对应的就是aunt, 所以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我们必须先通篇阅读, 联系上下文进行情景分析方能知道uncle在文中究竟是译作叔叔还是舅舅。
无论是英语社会还是汉语社会都有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传统。这些传统逐渐积累沉淀下来, 形成了语言词汇的文化意义。例如汉语读者一看到“杨柳依依”这样的诗句, 反映在他头脑中的不仅仅是“杨柳枝条随风飘摆的样子”, 同时他会感受到“依依不舍”的隐含意义。在中国古代诗歌中, “杨柳”这一意象总是和“惜别, 怀旧”这样的情感相联系。但是在英语文化中缺少这种意象, 因而英语读者很难把这一意象同它所隐含的意义相联系, 从而使得翻译“杨柳依依”这样的诗句变得困难。
严复曾以“信、达、雅”三字囊括了翻译的精华所在, 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 尽可能忠于原文。而解决由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衍生出英汉翻译中的不对等性的方法, 莫过于把中西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再辅以适当的技巧解决中西文化的差异, 并通过不断实践努力使自己的翻译臻于完美。译者只有增强自身的文化意识, 不断学习和掌握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变迁, 增进自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 才能在英语翻译中尽量减少这种文化差异, 合理有效地处理翻译中的不对等因素。
参考文献
[1]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不对等现象 篇8
关键词：饮食翻译中式菜名 对等处理技巧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看中吃，重视饮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饮食文化，其菜肴的种类繁多和丰富多彩是西方人无法媲美的。林林总总的中式菜名，其命名方式也颇有讲究：有现实主义写法，如米熏鸡（Smoked Chicken）;也有浪漫主义写意笔调，如过桥米线（GuoQiao Rice Noodles）体现妻子对丈夫的深深情意;更有菜名与美丽的传说有关，如“大救驾”来自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当年攻占安徽寿县后，厨师见其食欲不振，便用猪油、面粉、果仁等做成饼给他吃，结果龙颜大悦，故此赐名“大救驾”（Shouxian Country's Kernel Pastry）。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传统观念存在不同，以下，笔者便就中式菜名翻译中的信息不对等分析其处理技巧。
一、语义信息不對等及处理
句子、短语、词和语素的意义统称为语义。语言是词的具体内容，即与该词有联系的对象。但是语言具有民族性的特点，因而不同民族语言会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点，使词的语义不能完全对等。例如：英语中的sister词义包括中文里的“姐姐”和“妹妹”。但如果两个女生的父亲是兄弟的话，那么这两位女生便是堂姐妹。“堂姐妹”在英文中是无对应词的，要想把它准确翻译出来，只能通过解释。
饮食翻译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菜名食品名的翻译中普遍存在着语义不对等。例如，“火锅”这道菜就很难给出精确的菜名译文。中国人一讲到“火锅”便会联想到木炭炉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锅子，里面是以辣味为主的各种调料制成的沸腾的汤，食客们将各种蔬菜和切成薄片的各种肉片涮进锅内，即刻便食。但是英文词典中对“火锅”的翻译为 Chafing dish ，意思是“a container with a heater underneath,used for cooking or keeping food warm,esp.at the table”显然，该译文没有完整呈现我国火锅的特点。因此，翻译时，笔者认为应该采用注释法，即将未能表达出的意思用圆括号在菜名的后面加以解释。例如：
火锅 Chafing dish（instant boiled mutton, beef, and vegetables with chilli sause）
琥珀核桃 frittered walnuts(in amber color)
叫花鸡beggar's chicken(baked mud-coated chicken)
如此处理后的菜名即完整传达了菜肴的特色，又弘扬了中国博大的饮食文化。
二、文化信息的不对等及处理
中国古老而悠久的传统文化又赋予了饮食文化独特色彩，其菜名无不彰显中国的文化韵味。但是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是难以联想到菜名下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例如，时下湘菜馆里的“毛氏红烧肉”，中国人一看便知道这道菜是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喜欢吃的红烧肉。“红烧肉”的常见翻译是braised pork with brown sause,那么，“毛氏红烧肉”如果我们翻译成braised pork with brown sause favoured by Mao Zedong。这对不熟悉毛主席的外国人来说，他们是不会产生中文读者对等的反应，这便是我们所谈的文化信息不对等。由此看来，饮食文化信息的流失就是必然的了。因此，笔者认为，在处理饱含文化的中式菜名的翻译时，不可拘泥于单一的翻译方法，要灵活应用多种翻译方法，力求最大限度弥补菜肴的特色及文化内涵的流失。
（一）以人名/地名命名的菜肴名称,人名/地名用音译,菜名用直译的方法。例如：
东坡肉 Dongpo braised pork
宋嫂鱼羹 Sister Song's fish potage
西湖醋鱼 West Lake vinegar fish
北京烤鸭 Beijing roast duck
炒罗汉斋 stewed vegetables “Luohan Zhai”
（二）而对于“典故型”和“传说型”的中式菜名，则按照“写实型”菜名译法直接译出该菜肴的原料及烹调方法，然后用括号加上该菜名的直译和解释来弥补文化信息不对等的缺憾。例如：
佛跳墙 assorted meat and vegetables cooked in embers (Fotiaoqiang-lured by its smell,even the Buddha juped the wall)
叫花鸡 baked mud-coated chicken(beggar's chicken)
大救驾 Shouxian Country's kernel pastry (Dajiujia---a snack that once came to the rescue of an emperor)
(三)作为中国传统饮食的另一重要分支药膳，在防病治病、强身健体及延年益寿方面有着独特的功效，其营养价值也更是无可估量。对于这些药膳名的翻译，笔者认为，译者们不仅不仅要译出菜肴的原料及烹饪方法，还应该简要说明该药膳的药理作用，以体现药膳的风味及功效。例如：
天麻炖山鸡stewed pheasant with herbs (with the function of preventing dizziness and curing headache)
双鞭壮阳汤 ox-tail soup (with the function of being more energetic)
三、菜名四字结构形式美的不对等及处理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汉语的构词更是讲究审美以及和谐的音律美。因此，四子结构广泛应用于汉语表达，而四子结构的中式菜名也更是比比皆是。但是，译者们在翻译实践中发现，这样的中式菜名在被译为英文之后，是很难再表现出整齐划一的音律及形式美的。例如：
清蒸桂鱼 steamed mandarin fish
五香兔肉 spiced hare
草菇蒸鸡 steamed chicken with mushrooms
干烧明虾 fried prawns with pepper sauce
不难看出，英译后的中式菜名字数长短不一，再也无法呈现汉语四子结构的独特韵味了。但是尽管如此，译者们在将四子结构的中式菜名译为英文时，仍应该尽最大努力使用相应的字数。至少，尽可能地使译文简明扼要。例如：
芦笋连珠 stewed sweet corn and asparagus
枇杷拌鸡 shredded chicken and loquats
荷包鲫鱼 braised stuffed crucian carp
水晶蹄髈 pork knuckle in jelly
四、结语
翻译是信息在目标语和译入语之间传递的过程。中国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给中式菜名的翻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难度。受中西方饮食观念、饮食传统及饮食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式菜名在英译时很难在语义信息、文化内容及文字风格上做到完全对等。但是，只要译者努力就不难发现，在采用了相应的意译以及注释方法后，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的缺失；并且在译者的刻意努力下，也能尽量保证四字格的形式美及韵律美。
参考文献：
［1］王治奎.大学英汉翻译教程[M]. 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