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护航

法律护航（共8篇）

法律护航 篇1

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通过商业贸易将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历史上,以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为其核心内涵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2013年9月和10月间,习近平主席在对中亚四国和东盟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发表的重要演讲中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１］。海洋环境对军地海洋建设、海洋权益维护等有着重要影响［２－４］。为了更好地保障 “海上丝路”建设,郑崇伟等［５－１０］曾对“海上丝路”涉及海域的海洋环境特征、重要航线和港口特征、地理特征、气候概况、海洋资源状况、涉及国家的海洋开发状况等系列专题展开了系统性研究。

“海上丝路”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既丰富了“海上丝路”的内涵及外延,又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为了更好地建设“海上丝路”,法律护航必不可少。本研究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 东盟达成的诸多协定等出发,讨论了在我国所属南海海域展开海洋开发建设以及“海上丝路”建设的合法性、合理性,并探析了 “海上丝路”法律机制运用的优势。期望本研究可以为“海上丝路”建设的法律保驾护航提供参考。

1 “海上丝路”的时代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当下,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我国在和平崛起后面临的日益增强的国际压力,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明确宣布重返亚太的背景下,这种布局更值得关注。“海上丝路”是中国政府拓展经济合作空间、深化区域整合、推进互联互通、缓解海上安全冲突的战略举措,是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

1.1 传递和平发展的亲和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至今已2000 余年,作为早期的海洋强国,我国从未利用强大的综合国力对外掠夺及征服海上丝路沿线国家,丝绸之路自古就是一个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这与近代西方世界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充满征服与掠夺的贸易通道相比形成鲜明对照。浸润着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的“海上丝路”战略构想,秉承的是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不同于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联合体,“海上丝路”并非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再另起炉灶;其完全开放,不限国别和政治制度;其平等互信,不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为目的。“海上丝路”为周边各国加快发展提供了巨大包容性的合作和发展平台,将中国经济发展同沿线国家的利益实现结合起来,是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亲和之路。

1.2 体现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酝酿深刻调整,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各国摆脱经济发展迟滞、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及贸易投资格局已然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需要,各国唯有通过进一步激活区域内经济增长点、激发经济发展潜力、实现区域经济合作,才能整合现有资源,通过建共赢的方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海上丝路”战略正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同时,“海上丝路”战略并不以掌控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体制为目的,其所展现的极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及多元化的合作方式,有利于区域内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对接,便于沿线各国协调配合,实现共同发展。因此,“海上丝路”有利于实现沿线各国的经济共进及政治互信,与其说“海上丝路”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不如强调其实现沿线各国合作共赢。

1.3 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民族复兴之路

“海上丝路”开辟距今2000余年,然历经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我国已由早期的海洋强国走向衰落。尤其是晚清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遭受了百年的耻辱与苦难。实现民族复兴、重振海洋强国不仅是为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更是中国人的梦想。历史经验表明,面海而兴、背海而衰。实现大国崛起,我们离不开海洋战略的发展,建设“海上丝路”是我国经略海洋、实现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海上丝路”将视角拓展至南海、印度洋,打通及稳固海洋运输的枢纽航道,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展开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党的十八大也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实现建设海洋强国这一重大部署,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对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１１］。

2 检索“海上丝路”的国际法依据

作为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截然异同于国内法,国际法是主权国家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通过协议的方式制定并得到整个国际社会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实现 “海上丝路”的战略构想必然离不开对国际法的讨论与检索。

2.1 《联合国宪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总结战争教训、促进战后秩序恢复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合国并讨论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促成国际合作”是联合国的三大基本宗旨之一,并以文字的形式规制于《联合国宪章》。这一宗旨与我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相契合。同时,也是 “海上丝路”战略构思的法理依据及宗旨。

2.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海洋权益是国家领土的自然延伸,是实现“海上丝路”战略构想的重要法律基础。“二战”后,世界的发展趋势已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国家间公然的陆地领土争夺已不符合国际形势。各国逐步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海洋,纷纷扩张各自的海洋权益。共同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维护区域海洋安全与稳定,日益成为全球竞争的热点和焦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即是在此种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颁布的。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及众多的岛礁,海洋面积达300万km２余。海洋战略的提出与制定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我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国际法一般原则,享有广泛的海洋权益。

2.3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宣言》强调各方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宣言》是我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对维护我国主权权益,保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互信具有重要意义。《宣言》签署后,我国和东盟各国一直遵循《宣言》的宗旨和原则,并为切实推进、落实《宣言》积极探讨、沟通。经过多年的和平协商及共同努力,2013年6月,《宣言》各方就推进和落实《宣言》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2.4 中国-东盟达成的诸多协定

中国-东盟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互通互信是战略性、全方位的。东盟作为“海上丝路”的重要参与主体,其包含了“海上丝路”沿线众多国家及地区,自1997年共同发表《中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以来,中国与东盟陆续签署一系列的重要协定。诸如:2003年的《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2010年的《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等。

2.5 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达成的其他诸多条约和协定

国际条约与协定作为调整主权国家及区域联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相互关系的书面协议,是条约及协定各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确定各方应履行的权利、义务而缔结的。除前面介绍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中国- 东盟达成的诸多协定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海上丝路”沿线其他国家及联盟达成其他诸多条约及协定。如:1 中国-亚太贸易协定组织中与印度于1994 年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两国银行合作谅解备忘录》、与孟加拉国于1996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2 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商工部关于贸易救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科威特、巴林等国家签署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签订的《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3 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签订的条约、协定,如中国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签订的《中国和博茨瓦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国和博茨瓦纳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国和纳米比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中国和南非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国与欧盟(27)国签订的《中国与欧盟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欧盟合作论坛。

3 “海上丝路”法律机制运用的优势

近年来,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争夺纠纷和争端频发、因资源枯竭引起的海洋资源争夺日趋激烈,海上军事冲突与摩擦不断,面对国际环境及国际法的新变化与发展,“海上丝路”通过和平共进联结起来的共同利益及其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促进区域法律制度的整合及统一。

3.1 合作修建及维护海上航道,保障海运安全及投资便利

“海上丝路”是以港口建设以及实现互联互通为重点,互联互通是进行港口建设、实现海运航道安全的制度保障,而港口建设及因此而发生的海上航道安全又是互联互通的前提。如何克服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则是海外港口建设以及实现互联互通的一个重大障碍。这里要解决的不仅是影响互联互通的各国异同的政治、法律制度、规则以及标准问题,还包括如何克服国际物流对接,监管互认、信息交换、海关合作等。 此外,“海上丝路”沿线各国合作修建并共同维护海上航道,保障海上运输的安全及实现投资便利是实互联互通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因此,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即是关于如何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加强“软联通”。

3.2 合作开发与保护海洋资源环境,实现合作共赢

工业革命以来,伴随人类科技的每一次腾飞,对于资源的消耗与需求与日俱增。资源日渐枯竭的现状迫使各国将目光投向了海洋。为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实现各国利益,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通识。在海上航运及其他资源开发活动中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也是有关国际公约和各国国内法的普遍要求。“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有关公约的缔约国,应履行保护海洋环境的国际法义务。

3.3 共同维护海洋安全与和平,实现国际海洋法律秩序

安全和秩序是国际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海上丝路”的建设,围绕着保障国家的石油、铁矿石等战略物资的航道运输安全展开。因此,需要坚持以和平共处的国际法原则,通过外交途径,以政治对话、经济和商务合作等方式,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以合作消弭不确定因素,以互信建立共同秩序与安全。“海上丝路”战略构想本身即反映了中国超越海洋争端及局部利益,着眼于国际海洋合作与发展大局。此外,共同维护海上安全及秩序,还包括维护海上航道安全、共同打击海上犯罪等。除我国业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等国际条约外,《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中国-东盟的协定均有明确要求有关各方在维护非传统海洋安全领域进行合作。

4 健全“海上丝路”法律机制评析

“二战”后,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全球一体化成为发展的趋势。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之下,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武力已然被排除于国际争端解决方式之外。通过外交途径又往往因国家综合实力而引致矛盾激化。正是基于此国际背景,促成了以司法化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勃兴,即依据既定规则、通过中立第三方的介入对国际争端加以解决。对此,著名的罗伯特·基欧教授的结论是“国际关系正在法律化”［１２］。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大约有国际司法机构100个,常设的国际司法机构约20个,而最近十几年里设立的常设机构就有10多个［１３］。

4.1 和平解决领土主权争端

“海上丝路”的战略构想,旨在通过合作消除因主权争端等引起的互信缺失。但是,领土主权争端客观上对“海上丝路”构成牵制,并对中国睦邻外交提出“维权”与“维稳”抉择之困［３］。“海上丝路”沿线各国,尤其是与我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南海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具体而言,主要有3 种方式: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调解。

虽然司法化的方式便于摆脱国家利益冲突和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对争端解决的不利影响。但是,外资途径仍然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和主要机制。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之下,通过海陆争战解决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主要的方式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传统模式已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国家领土主权争端已是趋势。为切实拓展外交空间、开展国际经贸合作,“海上丝路”的战略构想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互信、互助平台。

4.2 完善争端协调解决机制

如前所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国际争端仍然是当前的主要方式,通过仲裁或国际法院裁判等司法化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适用几率并不高。但是,应看到的是国际关系法律化已是发展的趋势和导向,对于新兴的,可以说是新型的、开创性的国际关系新模式的“海上丝路”的建设,应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完善争端协调解决机制。对此,笔者认为:1 不可忽视一以贯之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崛起不仅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同时,也是作为世界大国的我们对全世界的承诺。我们应坚持以和平谈判的方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国际争端。2 对我国业已缔结的条约、协定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作扩大适用,特别是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缔结的条约、协定。应将共建“海上丝路”过程中所产生的争端纳入,扩大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3 应推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制定争端解决机制及设立争端解决的常设机构。不应单纯地将“海上丝路”看做是一条经贸发展之路,其同时也是我国走向海洋大国、拓展海外生存空间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区域经贸发展、增进海上丝绸沿线国家的互信与合作,均具有重大的意义,故其同时也是完善和发展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创举。

4.3 完善司法管辖冲突的协调解决机制

现代国际法范畴之下,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共有3 种具体的方法:通过国际法院裁决,国际仲裁,以及其他双、多边条约规定的特定司法渠道。无论选用何种方式,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即是管辖及管辖权冲突问题。如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共有两种管辖权,分别是诉讼管辖和咨询管辖。诉讼管辖又区分为自愿管辖、协定管辖和任意强制管辖,冲突各国在选取司法途径解决争端时必然会竞相行使管辖权或将冲突提交各自认为有利的司法机构。

“海上丝路”的建设是以消弭冲突、实现和谐为目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沿线各国间的冲突是当然之选。司法途径有利于各国避免国家间因综合国力强弱而引致的外交不均势,也有利于第三方介入下的充分协商及调解。但如何克服因管辖权冲突引起的管辖冲突。 对此,笔者认为:1 应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即当事人有权自愿选择管辖法院;2 在尊重专属管辖权的基础上,以先受理管辖为主。即在多方均享有专属管辖权的情况下,以先受理机构管辖为主;3 合理援引“不便利法庭”原则,即尽管该国的法院有权受理该案,但倘若由此给当事人造成权利不公之虞时,则该法院可不受理该案,若各国法院能善用该原则加以自我限制,可较大程度地避免或化解管辖权的积极冲突［１４］;4 对于充分平衡各方利益,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管辖问题。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十九条规定“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

4.4 深化互联互通,推进区域经贸合作

互联互通是中国在处理与东盟关系时提出的概念,发轫于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实践,经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及“海上丝路”战略的提出,互联互通业已发展成区域经贸合作领域的热点。互联互通作为“海上丝路”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涵盖的内容广泛,包括资金配置运用、区域国家间的标准以及经济、文化发展差异等。互联互通的有效开展是以实现共赢而非“零和”的方式扩大我国在“海上丝路”沿线地区实现战略主动,有利于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互信与合作。由于互联互通始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展至今并未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也未形成正式的规划。如何实现互联互通,成为当下的点睛之笔。对此,笔者以为可以从如下方面展开:1 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开通及升级、维护“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共享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共享;2 增强互信,树立共识,签署互联互通的双、多边协定,为协调各国因标准不统一,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引致的差异,并在协定中明确产生争端的协调解决机制,促成争端的快速、有效解决;3 设立区域性联通机构,由各国交通运输部门、海关部门、检验检疫部门等共同组成,统一组织规划区域内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并监督执行情况与解决突发事件［１５］。

4.5 完善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

海运的廉价及便捷性决定了其在沿海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样作为面向海洋求发展的“海上丝路”的关键环节,南海航道安全对“海上丝路”战略的推动及实现具有关键性意义。虽然南海各国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初步构建了保障南海航道安全的法律机制,但由于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是合作各方利益博弈与利益规范权衡的结果,妥协性是其固有的属性,其天生的软法性、履约行为的非约束性机制,使其实效性难以获得保证。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尤其是海盗更显猖獗的今天,如何切实保障南海航道安全亟须对现有的法律机制进行审视和改进。首先,强化合作法律机制的约束性。利益是国际交往的永恒主题,为保障国际法主体的参与国际活动的积极性、拓展合作领域,国际法往往并不具有强制履行的效力。因此,为保障南海航道安全及“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航运便利,在尊重各国主权及自由表达的前提之下,有必要通过谈判的方式,由南方各方共同签署具有强制履行力及约束力的条约或协定,创建新的、有保障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其次,增进互信及理解,强化合作法律制作的有效实施。 创建新的、有强制力的行为准则仅是制度构建,保障南海航道安全的关键还在于南海各方增进互信、共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共同准则的推进及实施。南海各方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建立航道安全、气象及海洋水文资料的共享机制,建立统一的区域合作执行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

5 展望

当前,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迫。“海上丝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旨在通过区域建制、建构区域安全与信心,促进沿线国家稳定与发展,以求达成共赢的局面。这既符合“海上丝路”沿线国家求稳定、谋发展的诉求,也能够切实促进区域经贸发展。如何面对及妥善处理“海上丝路”沿线国家间的关系、化解各方矛盾,是实践“海上丝路”伟大战略首要面对的问题。由于传统的外交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已然不能完全适应快速发展的国际关系,在国际关系法律化趋势之下,强化区域法律机制协作,通过司法化的手段解决“海上丝路”沿线国家间的争端,符合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有利于避免国际矛盾及摩擦的消弭,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法律护航 篇2

在法治日趋规范的今天，企业的正常运作越来越离不开法律提供的保障。在新形势下如何利用法律手段为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大唐三门峡公司在法律防范企业风险体系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创新。

一、适时引入法律顾问制度

建立健全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公司可持续性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专业律师对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事项提供法律保障，也需要内部有相应的专职法律事务工作者做好公司的日常法律工作，以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水平。公司领导与时俱进，统筹考虑，在总经理工作部设立了法律专责岗位，聘请了三门峡市资深律师为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对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法律咨询，提高公司在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把公司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公司的法律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为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坚持合同会签制度。

进一步规范合同管理，继续严格坚持落实合同审查会签制度，法律顾问对公司对外及关联单位签定的每一份合同，都由公司法律专责登记编号后组织法律顾问定期进行审查，有效地杜绝了合同纠纷，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法律“护航”国家粮食安全 篇3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重要战略物资。在酝酿多年后，我国首部《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于2月21日面世并征求公众意见。

向社会开放粮食收购储存等领域，强调粮食质量安全保障，明确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责任，收购、加工实施许可制……征求意见稿着眼我国粮食长远发展，对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作出规定，给13亿中国人口的粮食安全带来了法律保障。

向社会开放：发掘市场机制的潜能

最近一个时期，国民经济重大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民以食为天，事关民生之本的我国粮食领域向社会开放，首次成为粮食法的原则之一。

专家指出，我国一直以来对粮食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储备为辅的购销制度，同时对粮食收购实行保护价政策。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利用市场机制的灵活性，自主企业的灵敏性，早已摸索出一条现代粮食安全之路。

为适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巩固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成果，确立市场机制在粮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实行宏观调控下市场调节粮食生产、流通、消费活动的管理体制，粮食收购、储存、加工、运输、批发、零售等领域对社会开放，各类市场主体履行同等义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粮食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服务，维护粮食市场秩序。

专家表示，这表明市场经济的成熟以及我国对粮食安全的自信，也对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提出紧迫要求。

从“量”到“质”：粮食安全无小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公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粮食的关注正在从“量”向“质”发展。

“粮食是重要的食品加工原料，与食品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必须加强粮食生产、收购、储存、加工、运输、包装、销售、进出口等环节质量安全(含卫生)监管。

鉴于此，征求意见稿对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标准和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粮食检验等方面作了规定，增加了粮食质量安全监测、抽查的规定和粮食干预性收购、处置制度，建立健全粮食质量追溯体系。

例如，征求意见稿要求粮食生产者应当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产品，鼓励和支持粮食生产者改善粮食收获、干燥和储藏条件，保障粮食产后品质良好。

此外，征求意见稿在生产流通环节也在安全方面作了规定，要求从事粮食加工活动的经营者，不得使用发霉变质的原粮进行加工，不得使用农药残留、真菌毒素和重金属等污染物超标的原粮进行加工，不得违反规定使用添加剂，不得使用被污染的运输工具或者包装材料运输、包装粮食，等等。

省长负责制：粮食安全也要考核问责

一直以来，“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等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有效机制。但好制度不能只靠红头文件、电视电话会议来贯彻、来维持。只有从法律角度固定下来才能使其更有效，更有生命力。

“明确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责任，是贯彻执行粮食法、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因此，征求意见稿规定：粮食安全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省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并对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的职责作了具体规定。

根据征求意见稿的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本区域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市场调控，保证粮食市场供应、维护粮食市场秩序、保障粮食质量安全等。

为确保各级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得到落实，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实行粮食安全考核问责制度，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要求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在保护耕地和水资源、发展粮食生产、落实粮食储备制度、处置粮食应急状态、保障粮食供应和质量安全、监管粮食市场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并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收购、加工许可制：确保粮食有效供给和流通

粮食流通一头连着粮食生产，一头连着粮食消费，是实现粮食资源优化配置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环节。

为确保粮食有效供给和有序流通，征求意见稿对粮食流通作了以下规定：一是粮食收购、加工实行许可制度。二是对粮食储存实行备案制度。三是保护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处置或者变更用途。四是粮食经营者必须遵守法定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征求意见稿专门对从事粮食收购、批发和零售活动的经营者设置了“七不得”：不得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不得恶意囤积哄抬价格；不得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不得短斤少两、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不得垄断市场或者进行不正当竞争；不得违反国家规定的其他行为。

法律护航 篇4

浙江省委、省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海洋经济发展,2002年在全省海洋与渔业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建设“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科技先进,海洋管理规范,海洋生态环境健康,海洋综合实力较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海洋经济强省”,并把海洋开发列入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八八战略”,2004年省委出台了“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政策意见”,全省掀起了新一轮海洋开发热。海洋管理、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执法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海监浙江省总队2002年4月26日经省编委批准成立,5月8日正式挂牌对外履行职责。六年来,在省海洋主管局和上级业务部门领导的重视、关心指导下,在沿海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配合下,认真学习并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克服了人员、经费、手段等方面的不足和无现成经验、案例可借鉴的困难,结合浙江省的实际,从抓好队伍自身建设和执法能力建设出发,审时度势,开拓创新,全面贯彻实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海洋法律、法规,加强海洋执法队伍建设,以“海盾行动”为抓手,积极开展海洋执法监察工作,为促进科学依法用海,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浙江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努力。2005年度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被国家海洋局评为全国海洋执法监察先进集体,浙江省海监总队被国家总队评为全国“海盾”专项执法先进单位。2006年,省总队被国家总队评为“全国优秀总队”。

——建立体系,培训人员,海洋执法队伍从无到有逐步加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局、中国海监总队和浙江省编委、省海洋与渔业局、省人事厅、省财政厅关于市、县海洋执法机构、队伍编制、内设机构以及专职监察员有关文件精神,全面推进全省海洋执法机构组建和规范工作,截止2007年底,全省海监机构已达32个,基本形成由1个总队、5个支队、26个大队组成的海监队伍体系,各级海监队伍的总人数达676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海监总队《关于在海洋与其他部门合并设置的执法机构内设置专职海监机构的意见》精神,省、市、县三级海监机构努力实现“两个专”,在“海+渔”模式的机构内,设立了专门的海监机构,配置了专职的海监人员。海监执法体系的建成和执法人员的持证上岗,为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神圣职责,全面开展海洋执法监察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基础上,队伍的业务素质教育和规范化建设也得到了不断提高。2007年,根据中国海监总队《关于印发<海洋执法监察证>年审暂行规定》的通知要求,省总队在海区总队的指导下,精心组织,成功举办了两期海监执法实务<年审>培训班,全省先后有129名执法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并通过了证书年审考试。各级海监机构也分别采取业务学习、经验交流、案例研讨等形式,进一步提高人员素质,有力推进了海监队伍的规范化建设进程。

——领导重视,多方筹资,海洋执法装备从少到多逐步增加。海监的执法装备和执法能力水平是海监队伍履行海洋行政执法职能的基础保障。在中国海监总队重视关心支持下,按照“高速、豪华、威严、十年不落后”的要求,投资400余万元建造的浙江省第一艘海洋执法艇——中国海监7001,于2005年4月25日在武汉南华船厂建成并投入执法管理;由国家总队支持宁波市支队改装的100吨级海监执法艇——中国海监7021早已投入使用;由中国海监总队建造、先后配置给舟山、台州、温州和南麂岛市支队的4艘玻璃钢海监艇都已交付使用;由嵊泗、平阳县和龙湾区大队自筹资金改装和新造的3艘海监执法艇(中国海监7012、中国海监7053、中国海监7052)先后入列。2007年全省在海监装备建设方面共投入600余万元,为普陀、洞头、定海、温岭、临海大队配置海监艇5艘(其中3艘已投入执法),为南麂岛支队、龙湾、平湖、海盐大队配置执法车4辆,分别为各支队、大队配置1台手提电脑和1台打印机。由国家总队支持省总队的海监执法车2辆、省总队支持舟山、台州、温州支队、乐清、洞头、玉环执法示范大队海监执法车6辆和国家总队统一安排普陀、象山、温岭、苍南等15个养殖执法示范县海监执法车15辆年底前全部到位。至此,全省已拥有海监执法艇13艘、海监执法车25辆,办案取证设备也明显增加,有效地改善了各级海监队伍的执法装备能力。

——审时度势,精心组织,海洋执法监察从零开始逐步加大。搞好海洋执法,是海洋监察机构的基本职能。六年来,全省各级海监执法机构,忠于职守,履行职责,以“海盾”行动为抓手,以整治无证采砂、查处无证用海为主要内容,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先易后难,稳步推进,海洋执法领域不断扩大,海洋执法力度逐步加大,海洋执法成效日益明显。据统计汇总,至2007年底,全省各级海监机构共进行各类检查10 091次,检查各类项目5 705个,发现各类违规行为1 325起,做出行政处罚894件,决定罚款为2 959.15万元,实际收缴罚款2 636.01万元。处罚案件涉及围(填)海造地、码头建设、海洋工程、海砂开采、海底管线、海洋倾废等,通过执法监督,既宣传了海洋法律、法规,提高了用海者的法制意识,又促进了海域合理开发、依法管理和海洋生态系环境保护,为全省海洋经济持续协调、又好又快地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还提高了海监执法机构的显示度,树立了海洋主管部门综合管理海洋的权威。

同时,各级海监机构的执法水平也大有提高,案件越办越多、案值越办越大、质量越办越高。在2007年开展的案卷评查工作中,各地选送的案卷平均70%被评为良好、30%被评为优秀,省总队、舟山市支队的两个案卷被海区总队评为优秀并推荐到国家总队参加全国“十佳”案卷评选,其中省总队的一个案卷被评为全国优秀案卷。事实证明,浙江省的海监能力建设已逐步迈上新台阶。

——以点带面,稳步推进,海洋执法示范创建工作成效明显。根据中国海监总队《关于中国海监示范工作实施意见》精神,浙江省加强示范工作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各项执法监察制度,借鉴宁波支队、乐清大队示范工作经验,贯彻“执法重心下移”、“加强基层执法”工作理念,制定了《关于开展中国海监浙江省执法示范大队创建工作实施意见》,组织开展了浙江省海监执法示范大队的创建工作。按照“海岸线长、执法任务重、现有条件好、积极性高”的标准,经沿海各市推荐、总队审定,宁海、普陀、洞头、玉环、平湖5个大队为中国海监浙江省2005年度创建执法示范大队。创建示范工作围绕“组织机构建设、执法队伍建设、执法装备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和海监执法实践”五个方面进行。为更好地学习和推广示范工作经验,推动示范创建工作,2005年总队在乐清召开了“全省海洋执法示范大队座谈会”,介绍示范经验,进行讨论交流,参观整治现场,为各示范创建大队提供了相互交流、学习经验、取长补短、拓宽思路、增强认识的平台。2006年根据执法实际,扩大示范规模,新增定海、嵊泗、北仑、象山、温岭、龙湾5个示范创建大队。2007年经考核验收,11个申报示范创建创优的大队中,岱山、椒江、三门3个大队达到了示范创建工作目标;定海、普陀、宁海、北仑、象山、温岭、洞头、龙湾等8个大队达到了有关示范创优工作目标。

至此,全省已有国家级模范支队1个(舟山),海区级模范支队1个(宁波),国家级优秀示范大队1个(乐清),执法示范支队2个(台州、温州),养殖示范大队2个(宁海、临海);省级示范大队13个。浙江省的示范工作一年一个台阶,取得了新的进展。通过示范创建、创优、创模工作,充分发挥了“示范”执法载体的作用,以点带面,进一步规范了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了海监执法,积累了工作经验,提升了队伍素质,促进了全省海监执法工作的常规化、规范化。

——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海盾”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展“海盾”专项执法行动,是国家海洋局、中国海监总队为有效打击海洋违法行为,推动《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快速提高海监队伍的执法办案能力,增强海洋行政执法工作的社会影响力的重大举动。浙江省认真贯彻,坚决响应,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办好“海盾”大案,促进依法用海。

分析浙江省“海盾”专项执法行动,有五个特点:一是办案数量越来越多。从2004年的4个,增加到2007年的11个,四年办案31个。二是办案力度越来越大。罚款数从2004年的58.44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253.3万元,超过30万元的4个,超过50万元的3个,其中3个决定罚款数超过100万元。三是办案领域越来越宽。从无证围填海造地、非法采砂,到工业用海、港务码头用海、海底管线用海,以及破坏海洋环境的倾废案等。四是办案速度越来越快。如2006年自4月中旬起展开执法调研,到6月下旬有8起“海盾”案件全部调查取证终结,会审后相继发出处罚决定,到9月份已顺利办结7起“海盾”案件。五是办案效果越来越好。通过“海盾”专项执法行动内容上的拓展、力度上的加大,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不仅宣传了海洋法律、法规,促进《海域法》和《海环法》在浙江省的贯彻实施,而且增强了用海者的依法用海意识,大幅提高了海域使用的办证率和海域使用金的征缴率。全省2007年度共确权发证232本,确权面积11 317.9公顷,征收海域使用金3.135亿元。

这四年来,考虑到各地海洋执法机构组建进程和开展海洋执法监察工作水平不一,中国海监浙江省总队每年编发以“海盾”案例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执法监察案例选编》,供全省海监执法人员学习参考。并通过组织有关市县海监执法人员,参与“海盾”案件调查取证、开展“海盾”案件会审(听证)、参加“海盾”典型案例评析、进行“海盾”执法案卷评选等活动,培养了一批既掌握海洋法律、法规,又熟悉海监执法业务,敢办案、能办案、办大案、办铁案的海监执法骨干力量,推动了海监队伍整体执法水平的提高。

在执法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执法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是河海之争依然存在,河口海域执法难以开展。尤其是在杭州湾区域,涉及法律、法规打架和行政职能协调问题,尽管国家总队对河口海域加大了执法力度,但杭州湾两岸地区海监工作仍难以开展。

二是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给执法实践带来困难。《海域法》自2002年实施至今,国家尚未出台相关配套的法律规范,行政执法中对违法用海类型的界定及罚款金额的计算标准国家与地方没有统一;对诸如采砂案、跨法案等如何适用海域法处罚又各持不同观点,确实给具体执法带来困难。

三是行政处罚权的级别限制,造成海洋环保执法监管不力。《海环法》规定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具有行政处罚权,而对地方各级海洋管理部门的权限未作明确规定;《海洋工程条例》又规定“谁核准、谁处罚”的原则。行政处罚权受级别管辖的限制,影响执法监管力度。

四是养殖用海面临的实际问题,造成执法上的障碍。渔民长期靠海吃海,祖宗海观念根深蒂固,在其生存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渔民抵触执法的情绪较重,需要采取科学的引导和分流措施,鼓励渔民转产转业,科学规划海洋功能区划,逐步清理无证养殖。

五是执法领域拓宽后,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渔政中转岗而来的海监人员,对海洋知识了解不多,特别在海洋环保方面,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为适应对用海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的需要,各级海监机构要参与项目评审,及时掌握信息和业务。

法律护航 篇5

法律护航快乐成长读后感

法律维护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安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违法犯罪要受到法律制栽。由此可以看出，法律多么重要。也因为有法律，我们青少年才得以健康成长。法制的道路坚信和任重而道远，任何人都不能触碰它，否则将遗憾终生。

近日，南京一起虐童案在网上迅速传播起来。我也有了解到这条新闻，当我看到那个男生悲伤一道道柳条印的时候，心里不禁颤抖了几下。这位母亲由于法律知识的缺失，给这位小男孩的心理和身体上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如果不是老师的及时发现，或许那位男生会被打死!对于这位母亲来说，等待她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同时我也想对这位男生说：“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法制的明镜，是给人反思的，发生在我们青少年学生当中的也有案例。就读于初中的王某，因在网吧成天成夜的上网，被社会上的小青年盯上，也第一次被勒索了20元，王某不敢将此事告诉任何人，所以在第二次又被勒索了50元。青年们恐吓他说：“你不给钱，我们就打你，看你敢不敢。”王某最后对父母说起了这件事，及时报警，将他们绳之以法。其实，不难发现，在生活中犯罪的人是从一个善良的人愚昧的思想中越陷越深，最终坠入黑暗，我们只要用好法，学好法，法治也会成为一道坚实的“风景”。

树立法治观念要求我们必须懂法、守法、敢于用法维权。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几个简单字眼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恶事小而去做它，善事小就去无视它。相同的道理，很多人认为违反法律是小事，可我们作为祖国的一份子，社会的一员，应从每件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少年，好公民。

我军舰海外护航的若干法律探索 篇6

关键词:海外护航;法律根据;法律运用;法律影响

中图分类号:D6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135—03

2008年12月26日,在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期待下,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展开护航行动。这是我国首次使用军事力量赴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是我军首次组织海上作战力量赴海外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海军首次进行远洋护航行动,标志着我军职能使命由维护国家陆地安全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历史性转变。

一、我军舰海外护航的法律根据

我军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的行动,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出的决定,得到了索马里政府的许可,也完全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定。

1.我军舰海外护航符合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海盗行为是国际刑法上设定的第一个国际犯罪。① 根据我国签署和批准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1988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的规定,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因此,我军舰海外护航符合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诚意,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我军舰海外护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索马里政 府许可。2008年以来,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海盗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航运船舶和人员安全。为了维护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安全稳定,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第1816、第1838、第1846、第1851号四项决议,授权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在12个月内可以在索马里境内“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施,制止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也呼吁各国进入其领海打击海盗。因此,我军舰海外护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索马里政府许可,是符合索马里政府意愿的友好援助行为。

3.我军舰海外护航符合国内法的有关规定。首先,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重要任务之一。索马里海盗活动日益猖獗,对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海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我军舰海外护航,正是我国武装力量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的重要实践。其次,根据我国国防法的规定,我国支持国际社会采取的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与军事有关的活动。我军舰海外护航,正是对国际社会采取的打击海盗行动的支持。再次,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普遍管辖原则,对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我国可以依法行使管辖权。海盗行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的罪行,而我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我军舰海外护航,正是我国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具体体现。因此,我军舰海外护航完全符合国内法的有关规定。

二、我军舰海外护航的法律运用

国际法及战争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斗争武器,我军舰海外护航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好这一武器,才能牢牢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推动军事行动顺利实施。

(一)我军舰海外护航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定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四项授权决议,我军舰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过程中依法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无害通过权、豁免权和临检权。②我军舰此次执行护航任务,不仅要依法行使权利,还必须依法履行国际法规定的各项义务,主要包括:第一,遵循公海自由原则,避免阻碍他国军舰、船舶的合法航行;第二,遵循打击适度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尽量以最小代价制止海盗行为;第三,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索马里海盗。

(二)我军舰抓获海盗后的处置问题

我军舰在海外护航过程中抓获海盗后应如何依法处置呢?这里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如果在公海和中国船舶上抓获海盗,应适用中国法,但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海盗罪”。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虽然我国没有海盗罪的罪名,但并不影响适用中国法律。因为根据刑法第9条的规定,对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我国可以依法行使管辖权。还有学者认为,海盗就是海上的抢劫者,海盗罪在中国刑法中相当于抢劫罪。笔者认为,按照我国刑法,如果海盗抢劫财物得手以后再杀人,应当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并罚;如果海盗抢劫财物得手以后再故意伤害他人,应当以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并罚;如果海盗将船员劫持后索要财物,则应当按照绑架罪处罚。

2.如果在索马里海域抓获海盗,应交给索马里政府处理,但是索马里过渡政府并没有能力处理海盗行为。将在索马里海域抓获的海盗交给索马里过渡政府处理是不现实的,因为索马里全国仅有14名法官,无力担当如此重任。退一步讲,即便索马里法官最终判决海盗相应的刑罚,所判刑罚也将难以实际执行。海盗是人类公敌,各国均有权将海盗拿捕,交付本国法院审判处理。但是,我军远离本土作战,如果将抓获的海盗送回国内审判,不仅成本太大,而且也缺乏审判与惩戒的具体国内法依据。笔者认为,我国可以考虑通过与国际社会建立司法协作机制解决处置海盗的问题。在严格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我国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实践做法处置海盗。③

(三)我军舰海外护航过程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1.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遂行护航任务。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定,在征得索马里政府同意,并由其致函告知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各国可进入索马里领海,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我国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尊重索马里主权,按照联合国决议要求事先向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通报了我国海军护航行动,并已得到索马里政府的同意。我舰艇编队在执行护航任务时应本着尊重沿岸国家主权的原则,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商解决遂行护航任务必需的后勤补给等问题。

2.依法驱离海盗,妥善处置各种情况。此次护航时间长、任务重、背景特殊、海域特别,整个过程涉法因素非常多,要求我军官兵严格依法护航,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护航过程中,我舰艇编队应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依法驱离海盗,妥善处置各种情况。例如,发现海上可疑舰船时,应派出舰载直升机先行侦察,再派舰艇接近;海盗正在实施抢劫时,应根据情况采取适当措施;遭到海盗主动袭击时,应坚决自卫,保障自身安全。但是,如果情况不是很明确,只能采取临时性防范措施,给予警告或者进行检查。

3.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相关国际法开展国际合作。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呼吁各国就打击海盗开展国际合作,建立相关协调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共享,促进区域执行能力建设。我国应积极参加有关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多边磋商,及时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其他军舰派遣国通报我海军舰艇护航行动情况。在护航过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与有关国家舰艇在情报信息交换、人道主义救援、国际司法协助等方面展开合作。在紧急情况下,还要与有关国家海军舰艇相互提供支援。

三、我军舰海外护航的法律影响

(一)我军舰海外护航有利于推进我军海外军事行动的法律准备工作

我军舰此次海外护航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在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方面的信心和能力。但是,目前我军海外军事行动方面的法律难以满足海外护航行动的需要。我军舰此次海外护航实践有利于推进我军海外军事行动的法律准备工作。

1.制定新法,填补立法空白。目前我军在海外军事行动方面的立法还很缺乏,在具体的行动方案和实施细则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给跨出国门的部队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国家和地方应当针对海外军事行动的特点,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我军舰海外护航行动在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工作都有法可依。笔者建议制定《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参加海外护航条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等相关法律中增加规范海外护航行动的条款。

2.根据国际法,完善国内法。要实现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就必须使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制度更方便地进入国内法。对海盗行为应如何处理,我国现行刑法未作出规定,而单靠适用国际公约处理海盗行为是很困难的。笔者建议吸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内容,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海盗罪”罪名,为我国处置海盗提供国内法依据。

3.与他国签订协议,保障参与行动人员的合法权益。海外行动牵涉国家多,法律关系复杂,参与行动人员与国家主权利益紧密相连,只有解决军队的法律地位问题,保障参与行动人员的合法权益,行动才能合法地进行。笔者建议通过与索马里以及其他在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国家签订相关协议,解决我海军舰艇编队的法律地位问题,保障参与海外护航人员的合法权益,推动海外护航行动顺利实施。

(二)我军舰海外护航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国派军舰护航索马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性举措,既是我国捍卫自己的海外利益的战略步骤,也是我国为维护国际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海外护航,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积极履行相应国际义务,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军舰此次海外护航,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媒体纷纷猜测我国此次行动的意图以及对目前及未来局势的影响。对此,我们应积极运用国际法,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除了声明我军舰海外护航的法律根据以外,还要广泛宣传我国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让全世界知道:中国发展包括海军在内的国防力量,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我军舰此次海外护航,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军队是一支永远坚持防御军事战略的文明之师和威武之师,是一支积极参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义之师,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可靠保卫者,也是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守护者。

注释:

①海盗行为是指私人船舶或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在公海上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从事任何非法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

②无害通过权是指外国船舶在不损害沿海国和平安宁和正常秩序的条件下,拥有无须事先通知或征得沿海国许可而连续不断地通过其领海的航行权利。豁免权是国家根据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原则对其财产或行为不接受他国管辖的特权。临检权又称登临权,是指一国的军舰、军用飞机或其他得到正式授权、有清楚标志可识别的政府船舶或飞机,对公海上的外国船舶(军舰等享有豁免权的除外),有合理根据认为其从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列不法情况时,拥有登船检查及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利。上述不法情况包括海盗、贩奴、非法广播、船舶无国籍等。

③例如,法国海军迄今已经在索马里海域抓捕至少60名海盗,其中多人将被押送至巴黎接受审判。再如,美国抓获海盗后,先由军方关押,再移交司法机关,美国司法部在研究有关证据后决定是否对其提出起诉。根据美国法律规定,美国检察机关有权对针对美国公民或美国船只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犯有海盗罪行者或劫持人质罪行者,均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参考文献:

[1]总政办公厅司法局.军事斗争法律法规选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2]丛文胜.战争法原理与实用[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3]杨进,徐锋,徐立生.非战争军事行动概论[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

[4]宋云霞.信息化条件下法律战[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Several Legal Exploration of China’s Warships Escorting Overseas

WANG Bao-kang, LIN Jing-jing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Nanjing21000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navy carries out escort misson in Gulf of Aden and waters off Somolia,which is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a uses military force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trateg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organizes fighting force at sea to fulfill it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obligations overseas,and Chinese navy escorts oversea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It symbolizes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PLA’s functions and missions from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land security to protecting the national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text mainly discusses the legal basis for China’s warships escorting overseas,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during the escort misson,and explains its legal implications.

“护航”火炬传递 篇7

20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比以往任何一次的传递路线更长、传递范围更广、参与人数更多,堪称奥运火炬传递史之最。与此相对应的,承运火炬传递用车也成为运输路线最长、运输地点最多、运输情况最复杂的一次物流服务。

作为中标承运“奥运火炬传递核心车辆”项目的独家物流服务商,长久集团主要负责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奥组委核心车辆在各传递城市之间的物流转场任务。这其中包括媒体车、安保车、流动指挥车和圣火护卫摩托车等。

艰难的旅程

王勇是长久五个奥运承运车队中的一名队长。在火炬传递保驾护航全程中,他带领车队到达九省31个县市,以及两个直辖市。

在他的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承运任务,是从广西驶往云南的一段路程。当时,他所驾驶的双层专车里共装了不同种类的车11辆,包括一辆媒体车,一辆用于装运圣火火种的轿车,五辆宝马护卫摩托车,以及四辆工作和指挥用车。

6月8日晚上18:00,王勇一行开始从广西百色出发,驶上了324国道,计划经贵州省兴义市驶往昆明。这段路况复杂,路窄、弯多、坡陡、车多,一路上运煤的超载大货车络绎不绝。

在这条盘山公路弯度较大的地方,车头必须将逆行车道完全占满,才能够将车身全部转过去。尽管有警车在前面带路,经验丰富的司机们还是捏了把汗!在上坡过程中,万一换档稍慢,就有可能导致无法爬坡。何况这一行有10辆奥运承运车,作为共同行进的团队,行驶途中势必要互相照应着。

第二天凌晨2:00左右,车队将上坡路走完,开始行驶下坡路段。由于奥运专用的承运车车体非常重,刹车被踩得太热容易导致失灵,这样他们就面临着可能冲下山坡的危险。好在车队的司机们个个都是“硬把式”,他们通过用减档来压车速,用排气刹来控制车速等应对方法。

车队出发之前,按照惯例要将行程提前报给下一个传递城市的公安部门,他们预计这趟行程将耗时七八个小时。但实际行程之难,却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在此路段上,车队的平均速度只能维持在30～40公里/小时,最低时速仅为20公里/小时。最后,200多公里的路程花费了十几个小时,是预计时间的近两倍,这使得云南的交警护卫队在接应地点等候了大半夜,不过这趟行程总算是有惊无险。

在此之前的5月份,王勇他们在江苏省铜山县也遇到过弯路多、路面湿滑、来往车辆多的路况,车速也都被控制在3 0公里/小时以内;之后的7月份,他们在陕西宝鸡至天水的一段国道上,路况也非常不好。每当遇到复杂情况,承运车队的司机们的经验就是特别注意保持车距、不轻易超车、仔细观察路况、进涵洞前开启大灯、尽量减少在涵洞的逗留时间等等。

承运火炬传递的交通工具,不允许有任何细微的疏漏和闪失,这是一项刚性任务,要求承运车队的司机们必须像前线上的战士一样随时待命。在承运途中,他们的饮食和作息完全没有了规律。有时连夜赶赴行程,有时连续作战连吃饭的时间都没了,只好吃车里备用的干粮,而有时甚至连车里的干粮都吃光了,就只能挨饿,全体工作人员在车上过夜更是家常便饭。王勇记得,承运车队抵达海口后,有位司机出现身体不适,竟然倒在车前的草地上昏睡了过去。

当奥运圣火在鸟巢点燃的那一刻,王勇和他的队友们显得特别激动和自豪,“这里面也有我们的激情与汗水!”

光荣的使命

顺利完成奥运承运项目有赖于长久集团前期周详的“备战”工作。今年年初,长久集团获悉奥运火炬传递需要汽车物流服务后,为争取这次难得的机会,当即调动公司骨干人员成立“奥运项目组”,对火炬传递涉及车辆、人员、线路和操作标准进行了系统规划,制作出完善的物流转场方案,最终以绝对优势从众多国内外顶尖汽车物流商中脱颖而出,成为火炬传递核心车辆项目的独家承运商。

为确保此次承运任务圆满完成,长久集团要求每名员工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配合这项承运项目,同时做出周密部署。比如,专门抽调各部门骨干,成立专门的组织协调项目小组;购买全新的双层承运车辆组成车队,在公司内部选拔最优秀的司机,并召集在北京集训,实施专业的军事化训练和操作标准培训;并对所有途经线路进行细致的实地考察,形成规范作业指导书等等。

在行驶过程中,道路是否通畅,能否通行超大专用车辆成为关键问题,因此前期线路考查显得异常重要。为了落实这个问题,长久通过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和运输网络,在短短半个月内,就完成了对所有目标城市和道路的实地考查,并制定出最优化的运行线路。

要完成此项艰巨任务,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就是建立一整套科学有序的指挥调度体系。由于火炬传递每个临近城市之间的转场距离不均衡,有时甚至远达上千公里,无法依靠直接转场运输。经过缜密周详的运筹,长久集团实施了五个车队“蛙跳式”的运输调度方案,即五个车队穿插行进,依序轮班执行任务,几近完美地满足了超乎寻常的转场物流需求。

在此次奥运承运项目中,长久集团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由于火炬传递动用的媒体车尺寸比普通轿车大的多,加上用于开道的摩托车,长久集团首先遇到了车辆装载问题,以往的轿运车辆根本无法满足装载要求。为此,长久集团投入巨资,为承运项目专门量身定做了25辆专用的双层运输车辆;此外,承运过程中还遇到了用油问题,由于火炬用车使用欧四标准的柴油,而国内目前只有北京能够提供,长久集团又为此专门在承运专车上加装副油箱,以保障火炬传递车辆的用油。

截止8月7日,伴随着奥运圣火的足迹,长久集团共出动五个车队25辆双层专用承运车,50余位奥运驾驶员,历时三个多月,总行程超过50万公里,行经全国100多个城市,跨越山区、盆地、沙漠、高原等地形。最终,承运车队胜利完成为奥运圣火在中国境内传递保驾护航的光荣使命。

数字蚂蚁保驾护航 篇8

维克森林大学计算机网络安全专家弗普表示,尽管很多安防人员不愿意承认,但电网可能对网络攻击更加敏感。比如病毒或计算机蠕虫可通过像家庭智能电网等安全性较低的位置,进入安全性更高的电力网络。当网络和电源连接后接入智能电网时,就成为计算机病毒的一个攻击点。虚拟的网络攻击会带来真实结果,造成一个城市供电停顿或一个核电站的关闭。

数字蚂蚁在网络上到处巡游,寻找像计算机蠕虫、盗取信息的自复制程序、降低未授权访问权限等诸如此类的威胁。一旦探测到危险,就会召来蚂蚁大军向事发地点会合,吸引人类操作员注意调查问题。弗普打算开发出上千种不同类型的数字蚂蚁,以搜寻各种不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