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转让

股份转让（精选6篇）

股份转让 篇1

一、股份转让制度概述

股份转让一般是指公司股东将其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他人的法律行为。全部转让的, 受让人代替转让人成为公司股东;部分转让的, 受让人就已受让的部分享有股东权益。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 股份转让对企业募集资本、优化资源配置、灵活市场交易、产权流动重组都有着重要意义。为明确本文所讨论的中日公司法中股份转让的内涵和外延, 先对以下问题进行阐明。

(一) 中日两国公司法股份转让的立法背景

1938年日本吸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和相关制度, 制定了以适应中小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有限公司法》。二战后以公司管理运营机构的美国化和企业金融合理化为中心进一步改革, 逐渐形成糅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公司法特点的公司法律制度, 于2005年7月正式公布了日本第一部完整统一的公司法典。该法典中取消了原有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合并入股份有限公司, 并将股份有限公司分为“公开公司”与“非公开公司”两种类型。根据日本《公司法》第二条定义规定, 公开公司即“章程没有规定有关通过转让取得其发行的全部或部分股份需要股份公司承认之意的股份公司”, 与之对应, 非公开公司即发行的所有股份均有转让限制的股份转让限制公司, 这一分类正是基于股份转让限制上的不同。

我国公司法的立法背景具有自身的历史特点,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公司法处在不断积累经验教训以立法完善理论储备、解决企业所有制格局问题和法律本土化的过程之中。

(二) 对“转让”的理解

1.转让的方式

为了达到股东依法将股份让渡给他人的目的, 在一般的有偿买卖实现转让之外, 中日法律还在股份转让的章节中规定了其他一些转让方式扩大性理解, 主要有以下内容:

(1) 继承。中国《公司法》第76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继承, 即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 股权当然地发生转让, 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日本《公司法》在股份转让受限制度的领域扩大了章程自治的范围, 使得继承实质上也可以成为转让许可的对象。

(2) 赠与。虽然中日公司法在股份赠与问题上均未有明文规定, 但参照继承的规定, 可作以下理解:一方面, 赠与合同是在公司决议通过后, 由公司的法人、赠与方与受赠方签字, 并进行相应的公司内部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和外部工商变更登记;另一方面, 允许公司章程做出除外规定。

(3) 异议股东的收购请求权。中日公司法对此均做出相关规定, 限于篇幅, 在此不予赘述。

2.转让的对象

股东在享有股东权之后方才产生股份转让的可能性, 而股东权的两大核心内容就是自益权与共益权。自益权主要是财产权, 包括发给出资证明或股票的请求权、股份转让过户请求权、股息和红利的分配请求权、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请求权等, 是股东专为自己利益为目的而行使的权利。共益权主要是管理权, 包括股东会召集请求权、出席股东会的表决权、任免董事和管理人员的请求权、查阅公司章程即簿册的请求权、要求宣告股东会议决议无效的请求权、对董事或监事提起诉讼的权利等, 是兼为公司与自身利益而行使的股权。

既然是一种可转让的权利, 那么假设不能一并整体转移, 受让方便不能影响公司的决策和运营, 不能通过公司运行使自己依法获益, 导致的后果就是权益获得的消减、障碍或损害, 使股权空泛而虚化。

3.股份转让与股权转让

我国2005年最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并存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两种表述, 在此做一简单说明, 在以下的论述中, 将不以字眼的差异性为限。

从投资人通过认购公司的出资或股份而取得股东资格的角度来看, 股权与股份本质上都是股东对公司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凭证, 之所以有此用语上的差异, 笔者认为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 从股权的客体来说, 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东的“出资”, 股份有限公司是“股份”, 二者的股份载体和股本划分方式不同。我国修改前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使用的“出资转让”侧重于静止的事实性描述, 而“股权”包含着动态发展的财产性和身份性双重权益, “出资”显然难以将其涵盖在内[1]。

其二, 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更强。“股权”相较于“股份”, 体现了股东享有的公司权利的总和而非简单的权利客体, 体现了包括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 甚至包括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等的更广泛的法律关系[1]。

其三, 从转让限制程度来说, 中日公司法在对待限制转让公司或者说非公开公司的态度都给予了更多的限制与要求, 以更好地维系、平衡股东间的信赖关系。

二、中国公司法对于股权转让制度与股份转让制度的规范

(一)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形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基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而区分不同的转让情形, 主要分为股东间的转让、转让给公司以外的第三方的转让以及公司依法收购股东的股权三种情况。由于三种情形下对公司股东间的信赖关系的冲击和公司的稳定存续影响程度依次加强, 法律给予的限制也依次增大, 体现如下:

(1) 股东间转让股权以自由转让为原则, 但《公司法》以第72条第4款规定了股东之间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在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时应从其规定, 满足了公司以其自身利益与意志进行自治的需要。

(2) 转让给公司以外的第三方的情况下, 《公司法》第72条第2、3款规定, 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依法应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 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 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 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 视为同意转让。对于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 其他股东具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不止一名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协商确定购买比例, 协商不成, 再按出资确定比例。至于如何看待优先购买权在具体操作时存在的问题, 将在与日本公司法的比较分析中予以详述。

为避免出现股权转让的搁置, 保障出让方的权利能正常实现及受让方获得完整的股权, 如果不在公司法中对股东权的强制转让制度做出规定, 必然使公司股东权的强制执行和转让失却公司法基础, 公司法也不能成为一部完整的法律。[2]因此我国《公司法》第73条规定了法院强制执行的制度, 其他股东在接受法院通知一定期限内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将被视为放弃。

(3) 继承。上文已有述及, 法律保障继承人在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时当然地行使继承权。

(二)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

为了保障公司运营的稳定性、连续性、安全性, 防止公开发行股票前的原始股在上市后被大量抛售赚取差价, 法律对发起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非公开发行股份转让的限制做出了一系列规定[1], 外部登记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当然, 在法律规定必须履行批准或登记手续才能生效的特殊股权的转让应依法律规定实现生效。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更加流通自由频繁, 因此记名股票由股东背书转让或者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 公司相应对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但除了法律对上市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另有规定外, 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内或者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五日内, 不得进行变更登记[3]。

(一) 股份转让的原则性规定

1.强调交付生效的转让原则

日本公司法同样赋予了股东转让其持有股份的权利, 在转让方式上着重强调了交付生效主义, 在股票发行前的转让对公司不生效[4], 而是否允许章程规定限制股份转让成为其中一个标志性的环节。日本最新公司法允许公司自由进行机关设置, 在股份公司设立阶段不再设置最低额的限制, 与重组有关的规则如合并、分立或股份转让均有所放宽, 这些亮点都反映了改革立法所基于的大环境。日本自1950年就实行授权资本制, 即使设置法定最低资本限额, 仍不能避免大量小型家族企业选择股份公司形态, 这与股份公司制度旨在供大型企业选择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至2006年立法改革初期约有250万家上市公司, 其中120万家左右为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中90%属于小型企业, 家族式企业又占其中的绝大部分, 针对其限制股份转让的需求, 立法只能适应[4]。1974年《日本商法典》旨在区分大小公司进行了修改, 在原则上承认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自由化的同时, 允许公司章程对小型封闭式股份公司的股份转让做出限制, 而日本所沿承的英美国家公司法的主要精神即是公司内部意定章程、外部承担有限责任, 进而方便创业、灵活吸引公众投资, 减轻国家刚性管理成本, 进一步让市场主导企业的命运, 从而加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满足各种类型的企业生存与发展需要。

2.我国现阶段在立法模式下的问题

我国目前对公司类型的划分, 从注册资本、人数、限制程度还是能否募集资本、上市交易的封闭性等方面都可以显见对两大法系国家在标准、形态上的兼采。如我国沿承了英国于1907年修改公司法时首次定义的闭锁公司 (private company) 的要求, 即股东人数不超过50人、限制股份的转让、禁止公开募股或发行公司债券, 而被我国和日本同时借鉴的有限责任公司类型正是源于德国制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然而仔细考量后不难看出以下问题:其一, 英国过去的公司分类虽然区分了闭锁公司与公众公司, 但仍不能避免处于中间地位的公司[5];其二, 德国在单独立法创设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之时, 是出于股份有限公司类型不能完全适用所有现实中的公司形式而超前地针对一种尚未出现的公司形态而制定的理论范式。而我国的公司分类思路更待区分这样一组关系, 公司分类的目的到底是服务于对现有公司治理模式的科学整合与分析归类, 还是为了便于已有治理模式削足适履地参照、套用某个类型。在这个层面上, 日本的改革思路值得我们学习。

与日本相似, 英国通过2006年最新《公司法》将公司类型划分为“私人公司和公众公司”, 定位私人公司为“不是公众公司的任何公司”, 立法的出发点经历了从刚性固化的法规框架限制到“以不变应万变”的章程自治主义——以是否限制股份转让为区分标准的转变。而我国现行分类模式下也产生了所谓“中间重合地带”的尴尬, 主要表现在:

其一, 人数上的重合与公司治理方式上的冲突:一方面,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6年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9条的规定可知, 除非国务院特别批准, 任何公司要想获得中国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 都必须成立股份有限公司3年以上, 这就导致我国股份有限公司几乎全部是发起设立。在成立之初人数普遍较少, 不可能有公众股东, 股东人数甚至少于有限责任公司, 都往往会存在人合性的依赖信任关系, 有时甚至与有限责任公司一样强。但也存在多于50名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自身业务性质等原因希望找到一种能限制股份转让、股东流动的公司形态。然而我国《公司法》却不允许公司章程作出其他限制, 从而导致了“形式重合下的制度空白”。

其二, 我国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一样实行一次认足、分批缴纳的资本制度, 最低资本限额大幅降低, 同改革前的日本一样, 使得占了相当大比例的小规模的封闭式股份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差别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 我国公司法改革首先要做的也许并非两种公司在划分与适用中的修正, 而是整理目前在内资、港澳台投资、外商投资企业三分法框架下兼具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等所有制模式的较为分散、自成系统的法律法规, 将控股权与公司形态区分对待。

(二) 中日两国公司章程自治空间比较

放宽章程自治空间给予了企业面对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 尤其对于跨国之间的股份转让更是预示着在本土法律的强制性门槛“开闸放水”时, 企业之间迎来了更大的合作空间。以2009年中国500强之一的杉杉集团与世界500强之一的日本伊藤忠商社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为例。将杉杉集团股份的25%和3%分别转让给伊藤忠个人和伊藤忠 (中国) 有限公司, 约定伊藤忠运营杉杉集团未能达到目标时杉杉集团可单方面提出原价回购股权, 而3年后伊藤忠如果认为企业文化不合无法融入管理, 则可单方面提出原价转让股权。这样的灵活“对赌”协议帮助本国企业降低走入国际市场的风险, 加强国际合作和学习, 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世界金融危机下寻求的另一途径[6]。

从《公司法》第138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可见, 目前我国对于所有股份有限公司都采取法定限制转让模式, 这并不方便和符合目前我国大量中小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治理现状, 与此现状相似的韩国于1995年《商法》修订时就明确规定“章程可以对股份转让进行限制”。鉴于我国的公司法改革决不能忽视自身体制上的特点而一蹴而就, 笔者建议采用过渡式立法放宽任意性规范的适用范围。诸如日本区分股份有限公司中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 规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公司在章程中不得有限制股份转让的做法, 对于我国公司法在章程自治领域的扩大、顺应世界公司法发展应有裨益。

(三) 中国公司法“股份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完善

一旦选择内部章程的任意性规范, 则会出现股东在多数表决中若利益被孤立则得不到保障, 但是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为一种评价权所填补——一般称为异议退出权[7]。而这种权利保障机制在我国并不完善, 公司法律实务中也缺乏具体化、可操作化的法律依据。“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过于笼统。

其一, 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主体。我国《公司法》第72条第3款表述为“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但这里的“其他股东”不应等同于前两款中除了出让方以外的所有股东, 而应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和异议股东的保护层面出发, 理解为不同意向公司外第三人转让的那部分股东。

其二, 从不同意转让产生强制购买义务到不购买视为同意转让之间缺乏期限规定, 可能产生停滞、迟延履行购买义务。

其三, 一个过程中产生了从义务到权利的“变质”。起初的过半数不同意的股东应履行强制购买义务, 到后来不履行义务反而产生了优先购买的权利, 使得义务规定与“过半数”的人数要求虚化繁琐而无意义。

其四, 如何征得股东同意与否的意见未给出程序规定。日本《公司法》规定了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是股份转让批准或指定收购人程序中的必经之路, 而我国法律中未予以明确规定。这使得转让股东在第三人与其他股东之间支出过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如果不能通过会议决议集中产生结果, 那么私下里逐一询问的过程必然在稳定性、效率、商议形式、结果认定上都难以兼顾。

日本公司法在这里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和参考, 其中新思路可以概括为——股东大会 (设董事会的股份公司为董事会) 中心主义。即只要转让方或受让方向公司提出了申请批准转让的请求, 无论是否批准, 指定收购都通过会议召集形成决议, 这样就保障了操作规范, 大大减轻了转让方的负担, 加强了转让过程的稳定性和程序性。如果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不作为, 尚有“视为承认转让”制度作为最后保障, 时限规范非常清晰。而我国公司法的优先购买权制度正好可以与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形式良好结合:一方面在会议前转让股东完成与第三方协商议价的准备、确定最终议价方案, 将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公司, 通知到达后经过一定期间在股东会或董事会会议上做出是否同意转让;一方面, 保留过半数股东同意和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环节, 对异议股东强制购买的程序可以取消, 不同意转让的股东此时也已经根据之前的通知明确了自己的内心价位, 如果不愿意购买, 自然转化为“视为同意”的情形, 如果愿意购买, 则可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

涉及具体是通过股东会还是董事会以什么样的表决要件进行, 笔者认为每个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性质上的人合性与资合性不同进行自由选择而在章程中予以规范, 甚至据前述非上市的中小股份公司也可以选择适用这样一种制度来限制股份转让。

(四) 公司回购的操作性规范问题及日本公司法的借鉴意义

我国关于公司回购的规范与日本尚有较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其一, 仅对上市公司因减少注册资本而进行的股份回购的程序通过《公司法》以外的《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 》等法律法规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对因其他情形的股份回购只规定了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 而日本公司法针对定向回购、所有股东的股份回购、从子公司回购股份、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公开收购方式等[8]。

其二, 日本董事会中心主义模式的便捷高效灵敏更适应股份回购的进行, 而我国仍粗率地全部适用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诸如大型上市公司往往在股东召集、决策形成方面耽误商机。

其三, 我国未规定被回购的特定股东不应参与表决, 仅规定“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易导致大股东操纵会议结果, 不利于回购决议的公正透明和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其四,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在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情形规定上立法局限多、差异显著, 后者仅存在于“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情形”中, 而日本法承认因股份转让取得股份的回购、反对股东对营业转让提出股份收购请求权等情形。

其五, 我国缺乏对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的程序规定。我国《公司法》第75条是该法在股份转让的收购部分中唯一关于程序的规定, 仅涉及逾期达不成协议的可诉, 而未来的立法趋势应包括公司的决议告知、异议请求的提出、价格协商、估价诉讼等程序事项, 而在这一点上, 日本《公司法》第116条、117条分别对股份回购请求的法定期间、付价期间、估价诉讼付息做出了规定 (14) , 值得我国借鉴完善。

其六, 我国《公司法》第143条仅规定了“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 却未对资金来源做出限制, 或导致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发生。

其七, 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确立的规定较为简略, 而日本在公司不批准转让请求的“强制回购股份”情形中规定了较为完善的买卖价格确定方法, 尤其是法定确立, 包括申请法院定价的期限、期内与逾期申请的不同定价、股份公司提存时的视为支付价款 (15) 等。

五、结 语

公司法到底应走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道路的争论一直存在, 其中股份转让制度直接体现了公司章程的自治性与法律规范强制性的“交锋”, 从日本法改革目前的情况看, 其公司治理是向“有效监督下的经营者控制”不断过渡演化的过程。我国与日本同是师出两大法系, 在成长和完善的过程中对公司分类、治理模式都颇有借鉴, 但是不同在于日本立法的核心思想在于立足本土大环境, 通过对股份转让限制的“严”与“宽”, 赋予公司管理者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和发展动态以自治性的公司章程灵活设立不同的治理模式的自由空间, 可谓“以动制动”;而我国公司法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旧有公司形态和股份转让制度日益产生重合碰撞的过程中, 也在不断积累判例经验、细化规范操作、反思立法初衷、提高立法技术水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公司法的第三轮改革将昭示出新的希望。

摘要：股份转让作为通过股东让渡其股份给他人进而实现公司产权流动重组、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 在同为2005年最新修订的我国公司法与日本公司法中对股份转让制度的规定却体现着不同的立法考量。在世界公司法逐渐向任意性规范转变的趋势下, 我国公司法改革应逐步确立科学的公司分类制度, 确立公司章程自治的立法精神, 借鉴日本公司法完善我国优先购买权与股份回购等制度的构建, 以期为未来建立立法逻辑术语严谨、操作规范具体、适合本土环境的中国公司法提供些许帮助。

关键词：股份转让制度,中日公司法,优先购买权,股份回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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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惠明, 严骥.股份回购的弊端及防范制度研究——以日本法为借鉴[J].深圳大学学报, 2011, (4) :75-80.

股份转让 篇2

冻结被执股份转让股份处理方式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和资合性的特点，强制转让被执行人股权，势必改变公司股东的合作人，可能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管理，甚至导致公司陷入僵局。因此，在行人的冻结被执股份后，应当优选股权转让方案，兼顾申请人、被执行人、公司、其他股东、受让人等各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首先应选择股权内部转让。基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被执行人的股权应优先考虑转让给公司的其他股东。执行中，执行法院应通知公司和其他股东自通知之日起20日内认购被执行人股份。有两人以上要求认购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购买权。其他股东也可共同选定其他人(法人或自然人)与被执行人协商股权转让。双方合意转让股份，申请人对转让价格、付款方式、付款期限没有异议的，执行法院应裁定确认转让协议，受让方可以直接将被执行人应履行的金额交付执行法院。受让方在付清执行金额或股权价金后，法院应裁定解除冻结措施;受让人为两人以上的，可逐一解除相应份额的冻结措施。

其次选择公司回购清偿。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以根据经营宗旨、经营范围的变化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在强制执行股权时，如果其他股东不愿购买被执行人股份，又不愿接纳新股东，但公司愿继续保持人合性而减少注册资本，且公司回购被执行人相应股份后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的，公司董事会可以制定回购被执行人股份的减资方案提交临时股东会。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被执行人相应股份及表决权均不计入)的股东通过后，公司与被执行人签订股份回购协议，申请人对回购价格、付款方式及期限没有异议的，公司购买、注销被执行人的相应股份，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将回购资金交付给执行法院。这样既又不损害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降低执行成本，又避免破坏公司的人合性。

由于被执行人与公司、其他股东较申请人有更密切的关系，可能签订虚假的转让、回购协议，以故意的宽松付款方式(如能为的一次支付故意为分期付款，能为现在给付故意为将来给付等)或虚假的低价损害申请人的权利，因此，应赋予申请人异议权。申请人认为付款方式过于宽松的，可主张以该价格直接抵偿(实为申请人同等价格的一次性现在支付);认为转让价格过低的，可以主张以更高的价格(以高于5%为宜，下同)抵偿债权而成为公司股东。因申请人的目的在于债权变现，股东的目的在于继续保持公司的人合性，申请人主张直接抵偿或以更高价格抵偿债权的，其他股东仍可主张优先购买权。申请人不愿直接抵偿或以更高价格抵偿债权的，执行法院可组织申请人、被执行人、其他股东或公司进行协商，调整转让价格、付款方式或付款期限;协商不成，可将被执行人的相应股份进行评估、拍卖。

第三选择股权对外转让。自执行法院通知之日起20日内，其他股东不愿购买或其出价不为被执行人接受而内部转让不能，公司也回购不能的，执行法院可主持被执行人与申请人根据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协商确定一个合理转让条件(价格、付款方式、付款期限)，再次通知公司及其他股东并给予5至10日的考虑期，公司、其他股东仍不表示购买的，视为放弃该价格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执行法院可给被执行人指定不少于20日的对外转让期限，由被执行人寻找受让人，申请人、执行法院也可代为寻找。被执行人与受让人确定主要转让条件后，须报告执行法院审查。但如果转让条件低于此前对其他股东的通知，其他股东仍有优先购买权，执行法院应再次通知其他股东，自通知送达之日起20日内，其他股东仍不购买的，被执行人相应股份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将价款交付执行法院，执行法院监督公司将被执行人相应股权转移至受让人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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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选择拍卖变现。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将被执行人的股权交付拍卖：

(1)申请人认为被执行人与公司、其他股东的协议转让付款方式过宽或价格过低，又不愿直接抵偿或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三方协商不成的;(2)在执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不能达成转让协议的;(3)被执行人不配合执行的。拍卖条件以整体拍卖、一次给付价金为原则，但如果股权价值巨大，也可分割拍卖或分期付款。

在第(1)种情形下，以该协议价格为保留价、一次给付为条件交付拍卖，拍卖价高于协议价格5%以上，其他股东无优先购买权;拍卖成交，被执行股权转让给买受人，拍卖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不能以高于协议价格5%以上拍卖的，被执行人与受让人的转让协议生效，但其付款方式须经申请人同意或执行法院审查确定，否则按第(2)种情形处理。双方履行转让协议，被执行人股权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将相应价金交付执行法院。

在第(2)情形下，以被执行人与申请人协商确定的价格为保留价，以协商确定的付款方式及期限交付拍卖，以此价格或更高价格拍卖的，其他股东无优先购买权，拍卖成交。

在第(3)情形下，应当将被执行股权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以评估价为保留价交付拍卖。通常而言，只有在被执行人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价格、付款方式确定以后，股东优先购买权所需的同等条件才能确定，因此，在拍卖程序中也要保护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在第(2)、第(3)种情形下，第一次拍卖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的，应当继续进行拍卖，且其他股东均有优先购买权。经三次拍卖仍不能成交时，经申请人同意，执行法院可以将所拍卖的股权按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折价抵偿给申请人。拍卖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必要时可由申请人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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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产权转让的几点思考 篇3

关键词：股份制 法人财产权 产权转让

中图分类号：F12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9（b）-0244-01

股份制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企业资本组织形式，产权制度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因素，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竞争实体，由于竞争实体的独立化、多元化，需要对其所有权归属关系进行界定。

1 股份制、产权及产权关系的界定

股份制是以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管理科学为主要特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其应有之意，股份公司是通过发行股票实现对社会资本的控制，是资本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表现和结果，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模式，来实现全体投资主体的利益，分解、分担社会交易风险。

产权是指出资人的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法人所有权的统称，是企业财产关系在企业营运过程中的一个动态概念。产权的归属是现代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权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股份制产权关系要理顺清晰法人财产、法人财产权的关系。

法人财产是指法人财产的组成部分及其构成，是股东出资的总和及其法人在营运过程中的各种权益的統称。法人财产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资人即股东依法向企业注入的财产或者资本金额；二是法人在生产经营中的收益积累；三是股东注入资本的增值；四是法人所负债务形成的财产。法人财产的外在表现为实物的财产形式及知识产权等价值权益形式，法人财产是法人企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法人财产权是指公司对其拥有的法人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益。是法律上将法人财产归属于法人的一种认可，是法人财产的外在法律化。法人财产权表现在法人独立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股份公司法人享有企业的财产权，有权利利用股东出资形成的法人财产独立地以法人名义进行生产经营业务活动，公司有广泛地生产经营权利，并对法人财产进行处置和转让，同时基于法人财产承担经营责任。

2 产权转让几点的思考

产权转让是指两个以上的法定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各项权能，部分或者全部有偿转移的经济行为。我国股份制中产权转让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表现如下。

第一，股份认购权的不平等。股东股份认购权的不平等表现在股份公司创立和增加资本扩股时，股东在购买股份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股份公司在设立阶段，应有法定的发起人，公司的发起人要认购法定比例的股份，对法定股份之外的股份，发起人也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在公司增资扩股时，公司原有的股东按照在公司中原有的比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等等。股东认购股份的不平等反应了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并举。

第二，股份转让权的不平等。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极为不合理的状况，对公司法人持有本公司股问题的规定，在现行的公司法中禁止公司认购本公司的股份，只有在以下四种情况下才允许持有：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股东因对股东大会做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同时规定公司法人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加以处置，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依照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第三，股东身份的不平等。股份转让权不平等，另外在值得关注就是将公司的股份按照投资主体的身份加以区分，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外资股和职工股等等，虽然公司法没有将股份公司的股份按照身份加以区分，便是实践中此问题并没有解决。正是由于将股份加以区分，使得公司的股份在营运中出现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市和同股不同价的问题。

3 实现产权转让平等性的途径和方法

实现产权顺畅的流转有利于保持公司资本的稳定；削弱和减少股东对公司分红收益的压力；消除了公司资本的固定化和回收周期长期化与股东投资短期回收利益保证的矛盾。针对产权转让中不平等的问题，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应该全面贯彻、严格执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现实的公司法从法律层面取消了对股东身份的划分，为产权转让的平等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按照现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股份的发行要实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这样不仅实现了同股同价、同股同市，而且也实现了各种权益主体均衡发展。公司的股东享有平等的权利，无论是政府股东、法人股东、个人股东还是职工股东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受法律保护，股东利益不受侵害。

其次，增加库存股制度。就现行法律规定，股份公司回购的股份必须在十日内注销，不允许公司拥有库存股。库存股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库存股的产生、出售都影响着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如果操作不利可能侵蚀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成为意图操纵股票价格的工具。另一方面，库存股的存在的现实价值不能忽视，就是为了使其发挥蓄水池的功能。使得公司可以灵活地调控市场上流通股的数量，促使股价回落到正常值，有利于公司合理股价的形成，保证公司资本运营中的交易安全，实现公司的稳定发展。

库存股存在的两面性，需要公司在运营中对库存股有严格的规定和程序，笔者认为应该从库存股的数量上和权利行使上，加以明确权利归属和责任承担，借鉴国外关于库存股的规定，及交易安全的考虑，在数量上应该不超过流动股本的5%，这样降低了对证券市场上供求关系和股票价格的影响，和减少公司的经理层对其它权益者的权益的侵蚀。在库存股的表决权由股东大会行使，具体由董事会执行，使其形成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关系，保障权力在制约的体制中良好的运行。公司对库存股享有收益权，并对库存股的收益用途加以限定，如用来提取公司的公积金。

最后，完善产权转让的经济环境。加强产权转让的外部环境建设，推进公平竞争，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为股份制产权的转让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同时，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产权流转顺畅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1]蔡元元，任晓刚.公司取得自己股份制度的现状与立法完善[J].商场现代化，2007（4）.

[2]陈榕榕.浅谈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J].木工机床，2007（1）.

论对发起人股份转让的规制 篇4

关键词：发起人,股份转让,限制

一、我国《公司法》对发起人股份转让的限制规定

股份公司的设立宗旨和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 最初是由发起人确定, 为了保障新设立的股份公司经营的稳定和成功, 使发起人利益与股份公司的经营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防止发起人在股份公司设立后很短时期内就转让股份, 致使股份公司运行失序或经营策略落空, 对发起人的股份转让给予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台湾学者也认为其立法意旨, 端在防止发起人以发起组织公司为手段, 以获取发起人之报酬及特别利益为目的, 形成专业发起人之不当行为。违反此规定之转让应属无效。

《公司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这一规定与台湾地区公司法的规定:“发起人之股份, 非于公司设立登记后一年内, 不得转让。但公司因合并或分割后, 新设公司发起人之股份得转让。”相合。公司法进一步规定, 公司向发起人、法人发行的股票, 应当为记名股票, 并应当记载发起人、法人的名称, 不得另立户名或者以代表人姓名记名。发起人的股票, 应当标明发起人字样。因此, 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1年内禁止转让的股份, 是本公司标有发起人字样的记名股票。对于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受让的本公司无记名股票或者其他记名股票, 可以转让。

二、对发起人股份转让限制的评价

我们对发起人转让股份之法律行为进行检讨, 有三种含义:一是债权行为, 即双方的买卖契约;二是准物权行为, 即发起人移转股权之法律行为;三是物权行为, 买受人移转价金所有权之法律行为。自发起人角度观察, 只有债权行为与准物权行为。发起人不得转让股份, 否则其转让无效, 然则到底是指转让股份的债权行为无效还是其准物权行为无效?

首先, 我们检讨发起人股份转让的准物权行为的效力。正如前文所述, 发起人股份转让限制规定是属禁止性规定, 属于义务性规则, 规定的是不作为义务, 即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从法理上分析, 禁止性规定又可分为命令规范与效力规范, 前者仅取缔违法之行为, 对违法者进行制裁达到对其行为的阻遏, 但并未否认其在私法上之效力。后者不但取缔其行为, 也否认私法上的效力。根据物权法定原则, 发起人不得转让其所持股份, 当然不得为转让股份之行为, 即或发生了股份的转让, 也不发生物权上之效果, 也就是说, 无私法上的效力, 因此, 发起人转让股份是属于准物权行为的效力规定, 即发起人转让股份的准物权行为无效。

至于发起人转让股份的债权行为, 即买卖契约的效力则要分两种情形;假若双方订立的买卖契约约定股份转让是在公司成立1年内, 显然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 当属不能, 自然无效;如果双方订约约定在公司成立1年后才转让股份, 也即是说在公司成立登记之日起1年内没有实际发生发起人股份转让的效果, 没有违背公司法第142条第1款的规定, 理应有效, 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得到证实。如江苏省张桂平 (原告、反诉被告) 诉王华 (被告、反诉原告)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江苏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三年内, 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待公司成立三年后为受让方办理过户手续, 并在协议中约定将股权委托受让方行使的, 该股权转让合同不违反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的规定。协议双方在公司法所规定的发起人股份禁售期内, 将股权委托给未来的股权受让方行使, 也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且在双方正式办理股权登记过户前, 上述行为并不能免除转让股份的发起人的法律责任, 也不能免除其股东责任。因此, 该案中的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即上文所说的债权行为有效。

三、完善对发起人股份转让规制的路径

从大量的文献看来, 通说认为公司法限制发起人转让股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者发起人系公司最重要原始股东, 公司设立后即转让其股份, 可能影响公司的健全与信誉;二者发起人负有很重要的设立责任, 若任由其移转其股份, 可能会影响对公司或第三人的责任;三者防止发起人利用假借发起组织公司为名, 以获取发起人报酬和特别利益, 形成专业不正当行为 (即以发起组织公司为手段, 而行诈欺图利之行为) 。对于这些理由, 刘连煜先生认为有极尽不合理之处, 理由为:

第一, 发起人身份因公司成立而转换 (或因当选为董事、监事而担任公司职务, 或未当选仅为一般股东) , 自此, 发起人不再具有发起人身份, 其重要性与一般股东无二;身份已改, 却在法律条文上对过去身份进行行为限制, 不知对象指向何人, 难免引起理解上的困惑。而且通常从发起人股份的认购至成为公司成立后变为股东这一时间并不长, 允许该期间内转让的必要性不大, 而且当事人之间具有债权性效力, 公司成立后或者缴纳日期后, 受让人可以请求转让有履行, 并以此具有对公司的对抗力。

第二, 该规定限制发起人转让股份的目的在于预防发起人在设立过程中因疏于行使职务而引起公司利益致损时, 保证公司向发起人追偿。可是, 公司对于发起人的债务请求权不必局限于发起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而应当主张向其全部财产行使权力。我国公司法在规定发起人的责任部分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公司设立过程中, 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利益受损的, 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其责任范围及于其一切财产。否则, 只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制, 难免会使公司的请求权落空。

第三, 假若发起人借设立公司谋取报酬及特别利益, 这巨额特别利益将成为招募股份的一大障碍, 创立大会可以对之裁减。也就是说, 对于此类问题在公司成立时可以处理, 不必再限制发起人转让股份。

第四, 发起人所持股份必须待公司成立1年后方能转让, 而对一般认股人的股份在公司成立后即可转让, 两者显然不平等, 属于歧视性规则, 有挫伤发起人对设立公司的合理预期之可能, 即势必引起资力充足之发起人仅愿认购法定范围之股份而不愿尽其实足资力, 或者资力充足之人仅愿作为一般股东而不愿为积极的发起人, 岂不可惜。因为对发起人股份转让的限制无疑会改变拟成为发起人的风险态度,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 何况在我国人们不习惯于投资设立企业而更愿意追求稳定的利益, 如宁愿存钱而不大愿意去投资办厂。发起人与一般股东依同样方法取得股票, 在公司成立后1年内的期间, 一者可以转让, 另者则限制转让, 明显有悖于股份平等原则。而且股份公司系典型合资公司, 一旦设立登记后, 公司概由董事、监事、经理负责, 除出资不实责任外, 发起人设立之责任当然解除。既然发起人责任已经解除, 却又课以其股份在公司成立后1年内不得转让的义务, 于法理不通。实际上, 发起人的设立责任与股份转让完全是两回事。因此, 笔者以为公司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 将发起人设立责任与股份转让联系在一起, 表面上因应了“使发起人利益与股份公司的经营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防止发起人在股份公司设立后很短时期内就转让股份, 致使股份公司运行失序或经营策略落空”, 实则于法理不通, 不具有妥当性。

除此之外, 纵观发达经济各国公司立法, 鲜有此规定, 唯有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公司法对发起人所持股份进行转让限制, 可见不具有普遍合理性。

笔者认为要防止因投机和公司不成立引起的损失向一般大众扩散的公益性更强, 并且在公示方法不全的状态下进行转让而引起的混乱,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的规制, 比如, 发起人责任制度来达此目的。从经济效率的观点看, 法律应该以使设立公司之行为更有效率为目的来分配设立公司本身这一风险, 由法律选择发起人、认股人和第三者中哪一方来承担。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规则就是把损失分配给能以最低成本来防止或消除这种损失风险的一方。在公司设立中, 似乎发起人比认股人、第三人更能估计到募集设立的风险, 并更容易采取措施消除这种风险。换言之, 从发起人责任着手来规制公司设立的违法和违规行为更能减少社会成本, 增加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对发起人股份转让进行限制不具有正当性, 建议将该条第1款之规定改为对权利股的转让限制, 即“因认购股份而取得的权利的转让, 对公司没有效力, 并准用于新股发行。”

在公司设立登记之前取得权利股 (股份认购人地位) 的投资者, 在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前, 尚不具备股东地位, 但毕竟又是股东的前身。在实际交易中, 存在通过股款缴纳收据或者要约证据金收据上附加空白委任状而转让的例子。因此, 对公司成立前权利股的转让进行限制, 旨在简化公司的股权处理事务, 避免公司面对纷繁复杂的转让环节而带来的繁琐事务。

学者认为:为抑制不管企业的营业和利润状态如何, 只图谋短期差价的投机行为;为防止公司设立程序或新股发行程序因权利股的转让而变得混乱;尤其是在公司设立时, 为了从公司不成立的危险中保护受让人。同时, 规定权利股的转让须以股票的交付来进行, 而权利股的转让方法很难制度化, 不得不对其进行限制。

而且, 《证券法》第37条就上市公司股东转让权利股或股票发行前的股份的行为已进行了严格限制:“证券交易当事人依法买卖的证券, 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非依法发行的证券, 不得买卖。”可见, 在股票市场中买卖的股票, 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股票。即或公司设立登记或新股发行行为生效, 倘若投资者尚未取得股票, 亦不得在证券市场转让其股权。股东转让权利股的行为, 不仅不能对抗公司, 自身也归无效。所以, 从体现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协调上也应对权利股的转让限制作出规定, 以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王保树主编, 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理由说明与参考立法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192页[1]王保树主编, 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理由说明与参考立法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192页

[2]柯芳枝, 公司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92页[2]柯芳枝, 公司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92页

[3]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72页[3]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72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5期, 第39—48页[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5期, 第39—48页

[5]柯芳枝, 公司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92页[5]柯芳枝, 公司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92页

[6]刘连煜, 公司法理论与判决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1—2页[6]刘连煜, 公司法理论与判决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1—2页

[7]李哲松, 韩国公司法, 吴日焕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年版, 第276页[7]李哲松, 韩国公司法, 吴日焕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年版, 第276页

股份转让合同 篇5

第一条　标的物

甲方将其拥有的 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定金及付款安排

为保证本协议的顺利履行，在本协议经双方签定后____日内，受让方应付给甲方____万，作为受让方履行协议的定金。

如果因转让方的原因导致本协议在签字后____日内无法得到审批机构的批准，转让方应双倍返还受让方的定金；如果受让方在本协议生效日后____日内仍未能全部支付转让价款，则受让方已付定金归转让方所有。如果非因转让方的原因导致本协议签字后____日内无法得到审批机构的批准，则转让方应在该____日期满后____天之内将定金全部无息返还给受让方。

在转让方收到受让方定金之后，双方应立即到审批机关办理转让股权的相应手续。在生效日后____日，受让方付给甲方____万，余款在一年内付清（不计利息），受让方已支付的定金将作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在签定本协议后，双方应积极到有关的工商管理部门尽快完成股权变更的登记。

自生效日起，受让方应根据经审批机关批准的章程，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

第三条、甲方责任和义务

A、保证其转让之股权无法律瑕疵，可以对抗任何第三人；

B、负责向有关部门办理本次股权转让之审批及变更登记等有关手续；

C、承担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缴纳的全部税费。

乙方责任和义务

A、按照本协议第二条之规定向甲方足额支付价款；

B、协助甲方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手续。

第四条、转让前 公司的债权债务尽由转让方承担，与乙方无关。

以后条件成熟后，在浦江的分公司的经营归 经营，具体协议以后双方商定并执行。

第五条　违约责任

如果受让方未在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期限内向转让方支付定金或转让价款，则每延迟一日，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数额为逾期金额万分之____的违约金。

双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或保证，致使另一方遭受任何损失，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所有直接损失。

第六条　本协议将提交审批机关批准并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生效（“生效日”）。

本协议正本一式份，双方各持份，其余交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和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

甲方代表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年月日

乙方代表签字：盖章：

股份转让 篇6

一、个人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前款所称挂牌公司是指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持股期限是指个人取得挂牌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二、挂牌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截至股权登记日个人已持股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直接由挂牌公司计算并代扣代缴税款。对截至股权登记日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且尚未转让的,税款分两步代扣代缴:第一步,挂牌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统一暂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并代扣税款。第二步,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票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挂牌公司,挂牌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个人应在资金账户留足资金,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证券公司等股票托管机构应依法划扣税款,对个人资金账户暂无资金或资金不足的,证券公司等股票托管机构应当及时通知个人补足资金,并划扣税款。

三、个人转让股票时,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持股期限,即证券账户中先取得的股票视为先转让。

应纳税所得额以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数量以每日日终结算后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的持有记录为准,证券账户取得或转让的股票数为每日日终结算后的净增(减)股票数。

四、证券投资基金从挂牌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本通知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五、本通知所称个人持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股票包括:

(一)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取得的股票;

(二)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转让取得的股票;

(三)因司法扣划取得的股票;

(四)因依法继承或家庭财产分割取得的股票;

(五)通过收购取得的股票;

(六)权证行权取得的股票;

(七)使用附认股权、可转换成股份条款的公司债券认购或者转换的股票;

(八)取得发行的股票、配股、股票股利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九)挂牌公司合并,个人持有的被合并公司股票转换的合并后公司股票;

(十)挂牌公司分立,个人持有的被分立公司股票转换的分立后公司股票;

(十一)其他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取得的股票。

六、本通知所称转让股票包括下列情形:

(一)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转让股票;

(二)持有的股票被司法扣划;

(三)因依法继承、捐赠或家庭财产分割让渡股票所有权;

(四)用股票接受要约收购;

(五)行使现金选择权将股票转让给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

(六)用股票认购或申购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份额;

(七)其他具有转让实质的情形。

七、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简称两网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本通知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退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财税[2012]8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八、本通知所称年(月)是指自然年(月),即持股一年是指从上一年某月某日至本年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是指从上月某日至本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九、财政、税务、证监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通力合作,切实做好政策实施的各项工作。

挂牌公司、两网公司、退市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等股票托管机构应积极配合税务机关做好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