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地区的竞争优势(共9篇)
后发地区的竞争优势 篇1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实施一年以来, 珠三角各市认真落实《规划纲要》精神, 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大力推进珠三角一体化进程, 并以“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为载体, 不断深化《规划纲要》的各项部署, 为《规划纲要》的全面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 在落实《规划纲要》精神, 大力推进珠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 由于珠三角九市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 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广佛肇”经济圈为例, 由于“广佛肇”三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一致, 在发展思路、交通设施、产业配套、城市建设和区域协调等各个方面都需要统一规划, 这为三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增加了不少难度, 需要三地之间增加了解和不断磨合。
其中, 肇庆是珠三角的后发地区, 与珠三角核心区域的经济差距比较明显, 只有加快肇庆的经济发展, 尽快缩小后发地区与核心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才能使珠三角一体化进程顺利推进。因此, 在《规划纲要》出台一周年的重要时期, 肇庆应该如何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扬长避短, 加快步伐融入“广佛肇”经济圈, 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充分发挥后发地区不甘落后的思想优势。
要落实《规划纲要》的各项部署, 解放思想是第一步。肇庆作为后发地区, 必须把一切有利因素调动起来, 不断加快解放思想的步伐。与珠三角核心区域相比, 肇庆在发展观念上有一种不甘落后渴望发展的强烈愿望, 这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因为有愿望, 所以有干劲, 只要把这种渴望改变、渴望发展的干劲调动起来, 再大的困难都能够克服, 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会源源不断。
(二) 充分发挥后发地区环境资源的竞争优势。
肇庆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 既适合生活和工作, 也适合创业和投资, 环境资源的独特优势是肇庆经济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也是肇庆作为后发地区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 肇庆有条件进行招商选资, 把对自然环境要求高、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引进来, 把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大的产业拒之门外, 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之路。
(三) 充分发挥后发地区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
肇庆是珠三角的经济洼地, 与珠三角核心区域土地资源日趋饱和的情况相比, 肇庆的土地资源非常丰富, 而且价格便宜, 许多土地甚至可以连片开发, 有能力有条件去承接大企业和大项目, 产业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另外, 肇庆的人力资源成本较低, 是承接珠三角核心区域产业转移的理想选址, 如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就是由于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所致。目前, 在珠三角九市中, 肇庆的人力资源成本处于较低水平, 而且这种优势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仍然存在。
随着珠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推进, 珠三角核心区域与后发地区的协调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肇庆虽然是珠三角的后发地区, 但其所拥有的竞争优势是珠三角核心区域所不具备的, 只要充分发挥竞争优势, 凭着执着热诚敢闯敢干的拼劲, 肇庆定能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创造辉煌!
后发地区的竞争优势 篇2
董毓民
《中国组织人事报》(2012-10-29 06版:理论与探索 版)
人才难引难留一直困扰后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以“引”为先,以“育”为主,以“用”为要,以“护”为重的原则,不失为后发地区人才工作的一条新路。
以“引”为先,借梯登高。努力更新人才引进观念,实施“借、引”并重的多样化的人才引进模式。一是接好省市“天线”。积极对接省市各类人才招聘会,积极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二是搭好“引智”桥梁。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柔性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领衔攻关,把后发地区潜在的资源优势、品牌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三是采取“项目+基地+园区+联系点”模式。柔性引进专家志愿者服务队、帮扶单位科技人才到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产业园区和联系点服务。
以“育”为主,提升素质。坚持以“育”为主,不断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保持开放、扎实、协调、持续的发展势头。一是借力组团培养。通过组建团队的模式,着力培养一批优秀本土专业技术人才。二是结对梯次培养。按照产业、学科、行业等不同种类,广泛开展拜师学艺活动。三是基地实训培养。建立各类实训基地,积极引进高校毕业生前来实习。同时,在乡镇建立大学生“村官”创业实践基地,吸纳大学生“村官”到基地实训,提升创业能力。
以“用”为要,才尽其能。树立“惟才是举、用人所长”和“能者上、庸者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新理念,努力营造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环境。坚持人岗相适、量才使用,统筹合理安排干部交流;坚持干部“能上能下”原则,有序推进干部新老交替。同步采用公开选拔方式,面向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定向选拔乡镇副职领导干部。以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为契机,积极鼓励大学生“村官”参加村两委换届选举。
以“护”为重,营造氛围。确立以业绩为取向的人才价值观,充分利用住房、工资、奖金、职务、职称等向优秀人才倾斜政策。同时,加大人才工作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人才工作氛围。
后发地区的竞争优势 篇3
一、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现代经济学认为, 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 (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 的数量和成本,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 同时, 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 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
事实上, 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 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 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 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 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 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 “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 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 同时, 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 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 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 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 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 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二、技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地位
经济增长的问题始终吸引着古往今来的无数经济学家, 也是自亚当·斯密起近两百年以来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难点和重要话题之一。索罗模型的建立主要是围绕着生产函数和资本积累函数两个方程展开的, 在索罗模型中, 技术被看作是一个天外来客的外生变量, 与经济体是无关的, 并且是独立于经济体之外自动运行的。最终通过对引入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分析中, 可以得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学者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到了增长模型之中, 使得对经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大大的增强。当被称为“劳动增强的技术进步”或“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被引入经典的索罗模型的时候, 实质上就成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主要核心内容。技术进步因素被内生化到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中, 并且指出, 在导致各种技术进步的缘由中, 知识外溢、收益递增、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卢卡斯的模型中,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对于经济增长引擎的因素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并不只是在技术进步这样的层面, 而是更进一步地研究导致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20世纪6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 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在研究分析世界各国经济体发展之间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异的问题中, 新增长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并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技术存量水平、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差距, 而人力资本因素是导致技术层次差距的根本原因。
三、技术进步与贸易的国际贸易理论
(一) 技术差距模型
技术差距模型由波斯纳 (Posner) 于1961年在《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波斯纳认为, 技术差距是国家间开展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国的技术优势使其在获得出口市场方面占有优势。当一国创新某种产品成功后, 在国外掌握该项技术之前产生了技术领先差距, 因此, 可出口技术领先产品。但因新技术会随着专利权转让、技术合作、对外投资、国际贸易等途径流传到国外, 当一国创新的技术为外国模仿时, 外国即可自行生产而减少进口, 创新国渐渐失去该产品的出口市场, 因技术差距产生的国际贸易逐渐压缩。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技术最终将被技术模仿国掌握, 使技术差距消失。贸易即持续到技术模仿国能够生产出满足其对该产品的全部需求的时候。
(二)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966年, 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 (Raymand Vernon) 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而后威尔士 (Wells) 又进行了扩展, 具体而深刻地论证了“技术决定国际贸易格局”的观点。弗农把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 (一般为最发达国家) 、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 即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在新产品阶段, 创新国利用其拥有的垄断技术优势, 开发新产品。由于产品尚未完全成型, 技术上未加完善, 加之竞争者少, 国内市场就能满足其摄取高额利润的要求等, 因此产品极少出口到其他国家, 绝大部分产品都在国内销售。而在成熟产品阶段, 由于创新国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地位被打破, 竞争者增加, 市场竞争激烈, 替代产品增多, 产品的附加值不断降低, 且创新国和次发达国家市场开始出现饱和, 为降低成本, 抑制国内外竞争者, 企业纷纷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在标准化产品阶段, 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及产品本身已经完全成熟, 这时对生产者技能要求不高, 原来新产品企业的垄断技术优势已经消失, 成本、价格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这时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明显的成本因素优势, 创新国和次发达国家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开始大量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 再将产品远销至创新国和第三国市场。
(三) 南北贸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史格斯罗姆、安南特和迪诺波罗于1990年共同发表了《一个熊彼特的产品生命模式》, 他们将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思想与熊彼特创新性破坏的产品创新观加以结合, 提出了一个南北贸易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该模型中, 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短以及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均源于R&D活动, 厂商间的研发竞争决定了北方产品创新的速度。一个企业在R&D活动中投入的资源越多, 它赢得竞争的概率就越大;而且, 每项R&D竞争延续的时间与R&D投入的总资源是成正比的。由于R&D竞争获胜者在制度规定的专利权限内可以享受垄断利润, 发达国家的厂商为了实现预期利润最大化, 就会不断加大R&D的投入, 推动产品生命周期的延长。
(四“) 蛙跳”增长模型
布雷兹斯、克鲁格曼和齐登于1986年在《国际竞争中的蛙跳:国家技术领先地位的周期理论》一文中, 提出了一个国际竞争的“蛙跳”增长模型。该模型指出, 后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 政府通过有利于技术开发的政策, 后进国家可以“赶超”先进国家, 而先进国家的领导地位则可能“固定”。其原因在于, 从发达国家的角度而言, 一方面, 在没有发生边际技术变迁时, 规模收益递增能够强化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先地位, 而在没有发生边际技术变迁时, 发达国家因受高工资水平和既得利益的影响, 可能会延迟对新技术的采用;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对旧技术已有生产经验, 新技术初始反而不如旧技术有效率, 而发展中国家则更愿意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大的新技术。
四、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
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 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 国际商品贸易在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 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 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技术溢出开始发生, 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 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 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 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 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 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 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 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 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 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 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 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 一旦贸易谈判破灭, 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 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 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 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 因此, 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 通过以上方式, 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 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 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 而且, 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 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 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总之, 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 加上众多的实证分析表明, 无论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贸易、还是贸易引致的技术创新, 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更是后发地区后发优势发挥的重要方面。为此建议:
1.培养技术创新的能力
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根据技术差距模型, 后发地区可以积极引进和承接先发地区的先进技术, 在技术模仿的同时, 不断提升技术吸收消化的能力, 培养自己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蛙跳”模型中也可以看出, 国际贸易的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后发地区能够把握后发优势, 边干边学, 完全可以在一些行业实现比较优势, 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2.根据技术规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后发地区经济的发展壮大, 后发地区的劳动资源优势将逐渐被削弱, 甚至消失, 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也会随之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 根据技术进步规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
3.重视政府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南北贸易模型中可以看出, 如果南方政府采取措施加快技术转移的速度, 南方国家模仿生产新产品的时间就会缩短, 有利于南北经济差距的缩小。同时, 南方国家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鼓励技术创新, 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后发优势, 实现“蛙跳”效应。因此, 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于推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改变贸易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应该予以重视。
摘要:通过对技术在经济增长和贸易理论中的作用进行论述证明, 对后发地区而言, 贸易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更为具体和深刻, 因为与贸易相关的技术创新是后发地区展示和发挥其后发优势, 继而步入经济起飞和增长阶段的重要手段。技术进步更与贸易密切相关, 鉴于此, 对后发地区提出政策建议, 以期发挥后发优势。
关键词:后发优势,区域贸易,技术创新,后发地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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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地区的竞争优势 篇4
大学的学科建设,是指大学作为学科建设的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的特点,结合大学自身的实际,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与其他学科建设活动相比,大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其特殊性:首先,大学学科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人才。其次,大学学科建设的内容较一般学科建设活动更为丰富。除了一般学科建设活动具有的确定学科方向、选拔学科带头人、组建学科梯队、调整学科结构、建设学科基地、营造学科环境等内容外,大学学科建设还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位点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一般学科建设所不具备的内容。第三,大学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范围限制。一般情况下,大学的学科建设都受本国政府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目录和学位授予的学科门类划分约束,即使大学学科设置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国家,其大学的学科建设也要受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制约。第四,大学的学科建设任务集中。可以概括为调整学科结构和提高学科水平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2.2 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
重点学的学科建设与大学的学科建设相比,区别就在“重点”二字上。有了“重点”二字的大学,在财政拨款和招生、教学管理等办学自主权方面与一般大学大不一样,他们享有更多政策上的优惠。在我国,重点大学包括两类:一类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定的,到1981年底,全国共有97所高校被确定为重点大学;另一类是指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大学,主要是指经过国家计委批复立项列入“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项目的高校。
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除具有一般大学学科建设的特点以外,还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意义重大。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水平不仅决定着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同时还担负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重任。
(2)目标定位较高。不少重点大学都把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在世界一流或世界知名上,这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重点大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3)置科研于突出地位。由于重点大学培养的是高层次人才,而高层次人才不是仅仅靠教学所能完成的,它必须通过科学研究来训练。另外,重点大学是我国科学研究方面的一支重要力量,负担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
2.3 我国重点大学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差距
后发地区的竞争优势 篇5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 后发优势理论同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较为契合, 能够为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总体来说, 西藏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相对较大, 地区特色与地区优势明显, 人民群众的发展意愿也十分强烈, 同时又处在较好的发展时机与发展环境之中, 这些都是西藏地区潜在的后发优势因素。但是同时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后发优势向实际发展动力的转化。
一、西藏地区的潜在后发优势
(一)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经济结构发展尚不成熟, 具有较强的可塑性
西藏地区由于地处于内陆深处, 改革前都没有得到快速发展机会, 相对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等均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西藏地区2012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1亿元, 比上年增长12.0%, 连续四年实现百亿元增长, 人均生产总值2.29万元, 而在2013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07.67亿元, 比上年增长12.1% (1) ,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 增速在全国和西部十二省 (市、自治区) 中均排名第三位, 而同年全国GDP总额为568845亿元, 比上年增长7.7%, 而西藏人均GDP达到26038.96元, 在全国排名第28名 (2) 。这些数据表明, 西藏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还有一些因素阻碍西藏的发展, 这也为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
另一方面, 西藏地区的经济结构较为落后和不合理。在2012年, 西藏三大产业的比重结构为11.5:34.6:53.9。而在2013年, 西藏地区三大产业的比重结构为10.8:35.8:53.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86.82亿元, 增长3.8%, 第二产业增长值为292.92亿元, 增长20.0%, 第三产业增长值为427.93亿元, 增长8.7% (3) 。经过对数据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西藏经济结构中, 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最快, 增长值也最突出, 但这种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的出现, 已经阻碍了西藏地区目前的发展, 却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合理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 说明西藏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大的潜力。
(二) 发展机遇较好, 外部支持较多
我国目前正在深入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 集中力量扶持西部地区发展。目前, 国家对西藏地区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都较为优越, 为西藏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到2013年, 西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361.87亿元, 比上个五年增长1.3倍, 其中完成国家投资1727亿元, “188项目”全部完成, “226项目”落实投资650亿元, 各大国企和其他省市也在西藏有投资项目, 这些投资为西藏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供给。
(三) 制度优势明显, 政府较为强力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发展, 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各项基本政治制度建设都打下了较为良好的基础。
我们可以从行政机关层面来看, 西藏自治区的政府建设正在不断发展。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 西藏自治区公共财政预算总财力7, 739, 411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41, 329万元;中央补助收入5, 826, 106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 271, 976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7, 739, 411万元, 2013年财政预算收支平衡。201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233, 190万元 (4) 。地方财力的增长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有利于政府有效地调控经济的发展。
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角度来看, 西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能够有效的保证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 加强民族平等团结, 促进各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是西藏发挥后发优势的民族政治制度的保障。
总体来说, 西藏地区的政治制度, 能够保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持与动力。通过政治制度的建设, 能够更加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四) 人民发展意愿强烈, 人力资源潜力大
西藏地区2013年共有人口300多万, 其中主要包括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回族、僜人、夏尔巴人、汉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等民族, 藏族人口达到271.64万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西藏各民族普遍具有较强的发展意愿。
另外一方面, 西藏地区的人口素质相对偏低, 虽然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此来提高西藏人口文化素质, 西藏在2008年的文盲率为4.76%, 在2012年初, 全区学校1195所, 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 全区人均受教育年限7.9年, 由此可见, 西藏的人口文化素质还有待提高 (5) 。
(五) 地区特色鲜明, 经济发展替代性强
我们要充分发挥地区优势, 吸取先发地区经验教训, 探索出适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推动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潜在动力。西藏民族特色鲜明, 使得旅游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通过旅游业的发展, 可以带动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 使得西藏经济综合实力提高。
二、西藏地区潜在后发优势的障碍性因素
(一) 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较弱,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西藏地区科研机构较少, 科研人员更少, 资金也有限, 这些都会导致整个地区自主创新能力下降。在2013年, 西藏拥有国内独立科研机构33所, 自治区、地 (市) 、县 (市、区) 三级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有184个, 共有技术人员5万多人。这些数据都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科研机构数量少, 科研人员稀缺, 资金匮乏, 都会导致自主能力减弱。
(二) 政府建设尚存较大潜力, 政府的整合作用发挥不充分
西藏地区虽然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制度优势, 但是受限于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 政府把握、规划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都比较有限。以2013年公共财政收入为例, 西藏在财政收入50亿元, 而在陕西中部地区的西安市, 全年财政收入达到501亿元, 而同为西部民族自治区的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收入达到307亿元, 有限的财政收入对政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三) 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等尚存在不完善之处
西藏地区属于民族地区, 属于典型的多民族特点。西藏的民族关系在整体上是不断前进的,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许多民族关系上的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由于历史和现实上的种种原因, 西藏地区民族间的经济水平差距也有所拉大;在民族交往方面, 民族间的误解、隔阂等也都存在。加之境外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的存在, 使得西藏地区的民族关系依然面临挑战。
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对西藏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首先, 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容易引起民族纠纷和民族不和, 类似于“3·14”事件等极端性事件, 会严重影响西藏地区的形象, 破坏投资环境;其次, 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不利于团结各民族人民, 使得政策难以有效执行, 也不利于协调和整合社会资源。再次, 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会阻碍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往, 不利于技术和制度等的相互交流和学习, 这会从根本上破坏西藏地区的后发优势。
三、发挥西藏地区后发优势所需要的条件
(一) 发挥后发优势的一般性条件
1. 需要提高科技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一方面, 后发经济体要善于利用先发经济体已有的成果, 吸收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 后发经济体要注重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再创造,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2. 需要加强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如果市场机制的发展比较完善, 产业化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 合理的资源配置, 使其转化为经济效益。
3. 需要做好经济发展规划, 通过建设优势性产业和新兴产业, 实现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改变原有发展模式的弊端, 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4. 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实现跨越式发展, 就必须很大程度的发挥后发优势, 经济的发展, 靠资金和技术的带动, 这些都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 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陷。
(二) 发挥西藏地区后发优势的条件
根据西藏地区的现实情况, 参照其他成功利用后发优势的经济体的一般经验, 可以把西藏地区发挥潜在后发优势的条件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首先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但随着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发展, 导致市场的缺陷暴露出来, 这时, 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 对市场秩序进行规范, 由于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过程中, 体制比较特殊, 会出现很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所以, 这就要求我们西藏政府比其他发达国家政府承担更多的职能, 真正的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保障全体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 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人才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 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西藏由于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并不像内地, 大学生毕业选择就业的几率大, 所以, 人才的输送成了难题。西藏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引进, 留住人才, 让人才真正的发挥技能, 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3. 加大国家政策的投资力度。
西藏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国家的扶持, 而且国家的扶持力度特别大, 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改善城乡道路、水利设施、医疗卫生和生态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大中型龙头企业的扶持。对于住在偏远山区的贫困人口来说, 实施迁移是最好不过的, 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问题, 真正做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4. 加大对技术改革的创新力度。
技术的发挥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技术的改革是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 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加速国家繁荣强盛, 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了, 西藏的发展就有了坚定的后盾。
摘要:目前, 党中央对西藏的发展提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标, 根据西藏地区自身的发展特点, 挖掘地方特色, 西藏地区作为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 应该具有后发优势。所以, 了解西藏地区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因素及阻碍其发挥的因素, 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 重点在发挥地区潜在的后发优势, 实现经济的快速跨越式的发展, 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后发优势,西藏,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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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长德, 刘兴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 (2012) [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版.
[6]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后发地区的竞争优势 篇6
2004年, 在我国著名的天则经济研究所, 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争论源于已故澳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对沃森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观点的介绍和宣扬。沃森在生前曾经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概念:“后发劣势” (“Curse to the Late Comer”) 。其实比“后发劣势”更准确、更严厉的翻译是“对后来者的诅咒”。杨小凯、茅于轼、周其仁、左大培、盛洪等几位在业界颇具影响力的华裔经济学家都曾参与了这场非常温和而又极其激烈的讨论。
沃森坚持认为, 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模仿制度, 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 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 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 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 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 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 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 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 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毋庸置疑, 技术创新能力对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力、核心竞争能力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更加无可争辩的是, 高效的技术创新制度是杰出技术创新能力的产生和延续的必备条件。争论的焦点在于, 沃森、杨小凯等将创造发达产业社会的原因归结为欧美国家的宪政制度, 并断定除非落后国家采用了这种所谓先进的政治制度, 否则将绝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崛起。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 能否实现有效的制度创新, 能否让经济制度从制约经济发展的阻力变革为动力, 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并不能依据人种和民族而有所差别。也就是说, 在中国产生先进商业制度的可能性丝毫不小于最早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正如左大培所言:“历史这本书太难读了。但我现在要讲一点, 就是小凯讲的这些东西所依据的那些经济学家有一个基本的思想, 就是英美制度绝对优越。这种绝对优越论能不能论证, 我画很大的一个问号。而且到底什么是英美制度?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界定的。英美自己就不断地在变化。”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盛洪从一个更加广阔的时间范围进行论证:谁是后发国家, 谁是先发国家, 在不同的历史跨度范围内去探讨,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拉长了时间轴线, 就会发现后发赶超先发并非不可能。“我在考虑后发劣势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以英美模式为基础去思考, 就要求我们都要从制度上去学它, 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但不能忘记英美模式出现之前, 什么模式占优势呢?我想中国起码在唐、宋之间的时候, 在全球是领先的。但你要想到是否如果当时不学中国模式, 就会永远落后?所以我觉得制度变迁有向外学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内生的一面, 这非常重要。”
会后,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撰文《后发国家究竟是有优势还是劣势》, 表达了他反对极端强调后发劣势的态度。林毅夫教授提出的问题:“宪政体制真的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吗?”他坚持, “制度决定于国情, 体制也是这样。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
在我们的感情被“对后来者的诅咒”这样强烈的词汇而深深伤害的时候, 不禁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当横亘在国与国之间的鸿沟, 正在被现代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一一填平的数字化时代到来之时;当矗立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藩篱, 正在被愈加开放的世界贸易体制、日益融合的文化观念和消费习俗一一拆除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之时, 中国经济, 在发达国家的全球战略版图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商业历史, 但现代商业思想却发端于欧美等西方国家, 近三百年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人类社会用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有史记载的生产方式, 用无人能够猜想和预测的能量让现代与传统、发达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迅速而彻底地分割开来。在马可·波罗为东方社会的文明和繁荣深深折服不久, 一种改天换地的革命力量却从他的故乡——欧洲大陆萌芽, 这颗注定要将人类史从手工时代带入现代产业社会的种子, 迅速在不久前还处于蛮荒时代的土地上用惊人的速度成长, 并渗透到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社会系统之中, 用不可阻挡的态势宣告西方文明在人类社会中的主流地位。孕育产业革命的沃土——欧洲在当时几乎囊括了所有将要深刻影响现代社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最为杰出的成果, 牛顿、瓦特、亚当·斯密这些带给人们革命思想、技术的巨匠的名字也永远镌刻在浩瀚的人类史上。
之后不久, 经由贸易的桥梁, 随着棉花、纺织品等工业产品、原料等在欧洲、北美之间频繁而密切的往来, 产业革命的思想和催生产业社会的力量最终在美国这片用殖民和反殖民特殊方式建立起来的、集合了最多不同民族文化的土地上抒写了迄今为止最为波澜壮阔的产业发展史。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 现代企业凭借全新的经营、管理及扩张方式迅猛改变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 曾如大海中的孤岛般分散、独立的生产主体、消费主体渐渐被身躯日益庞大、数目日益众多的巨型企业及其网络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大型企业不仅成为经济社会的新宠, 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在政治经济学颇有前途的彼得·德鲁克放弃原有的专业, 将半个多世纪宝贵的学术生命全部奉献给了这个现代社会学科中的新型领域——现代管理学, 还有之后计算机天才西蒙、贝尔总裁巴纳德、史学奇才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等这些数不清的拥有耀眼璀璨名字的学者及其成果将产生于西方工业领域的管理学科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广泛使用于多个行业的学科, 将现代企业、现代企业管理牢牢地与美国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曾经用枪炮、战争严酷拷打过世界的日本拿起了产业兴国的武器, 用质量管理创造的奇迹将日本出产的汽车、电器、日用品乃至现代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最为发达的欧美市场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加广阔的市场, 丰田、索尼、松下等日本本土品牌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行业中的翘楚。令人惊讶的是, 虽然充分吸收了西方管理思想, 但它们用完全不同于美国等国的经营管理方式创立了充满东方哲学、文化、社会习俗意味的日本企业管理方式和日本式管理学。近几十年来, 韩国犹如一颗夺目的新星, 先后在电子、通信、化工、汽车等领域中孕育出可与世界强手抗衡的国际企业, 让西方世界再次惊叹东方人的经营天才、管理智慧。
虽然有后发劣势的言论诅咒积极驶入现代化轨道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 如果拉长了时间轴, 不难发现, “一国中心论”始终只是某些持狭隘、封闭观点的学者、政客的妄言和狂言。三百年浩荡恢弘的产业革命史中, 欧洲、美国、日本、韩国曾在不同时代、用不同方式展现出的杰出才能, 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 “先进”并非一国专利, 求真务实的努力能够帮我们摆脱落后贫穷。
有管理学家曾经提出, 有些国家虽然很早就加入国际分工体系, 但却始终没有培养出可以影响世界的民族品牌和值得世人尊敬的国际级企业,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融入本国文化、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管理思想。模仿始终不是大道, 大道至简, 但大道难行。
在中国大陆, 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 从政企不分、以成分论企业开始, 到全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 创造了近三十年、接近两位数增长速度的经济奇迹, 从最大的非发达国家跃升为继美、日、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并在日益开放的过程中, 先后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考验, 以独特的中国式解决之道发挥了稳定经济局势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全国人民生活从亟须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水平阶段进入了小康社会, 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教育、文化、卫生、国防及公民的政治文化生活都在走向现代化。每一段历史都不可重复和预设, 无论假设多么精巧合理, 都不可能超越现实的权威, 真实的成就永远比逻辑推理更具说服力。“后发劣势”的猜想和预言自然不攻自破。
三十年虽然可以等长于一个普通人全部的职业生命, 但对于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探索、对于立志创造中国百年品牌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还非常短暂。我们的确不能从当前的现状、今天的企业骄子, 笃定谁是百年企业、常青基业的创造者。可是, 在以分秒来计算时间的信息时代, 每一个光亮的瞬间都有可能蕴藏着可能改变历史轨道的能量;在变幻莫测的现代市场中, 过去、现实和未来迅速交替;在云诡波谲的竞争法则面前, 通往成功彼岸的旅途常常满布荆棘和陷阱。今天的卓越企业在创造巨变的同时, 也在面临巨变的考验, 不断有我们曾经忽视的因素被重新认识它的关键价值;不断有全新的产业带着强大的生命力涌入经济社会;不断有创新颠覆传统, 以证明人类的聪明才智。身处大变革时代的学者和企业家们会永远上下求索, 追寻中国式现代商业思想的真谛。
摘要: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稳定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4年,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场争论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在未来可能更加漫长和艰苦的改革路途中, 我们能否、如何保持以往的增长水平, 在经济制度等更为关键的领域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西为中用、古为今用, 追寻中国式现代商业思想的真谛, 击破“后发劣势”的消极预言。
关键词:商业思想,后发优势,后发劣势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后发劣势[J].东亚经济评论, 2004 (9) .
后发地区的竞争优势 篇7
破坏性创新理论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由克莱顿·克里斯坦森[1]为主要代表的创新专家率先提出的一项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理论,指企业通过采用破坏性技术向市场提供低价、简单、方便的产品,并通过后续产品性能的改进不断侵蚀和颠覆现有市场的一类创新; 企业可以将更多人包容进新价值网络,并且可以通过从低端到高端的蚕食对整个行业实现破坏性打击[2]。Christensen的破坏性创新理论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开发基于庞大的非消费市场的新市场破坏是中国产业成长的关键所在[3]。由此,作为手机领域的后进者,中国自主创业品牌小米公司选择破坏性创新战略推出小米手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正是一个很有力的明证。
目前,我国已有大批学者就破坏性创新的概念、本质、特征、模式、影响因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论述,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讨论了破坏性创新对我国各行业发展策略模式的案例启发应用,包括新能源汽车[4]、零售业[5]、家电行业[6]等众多行业,但未见从破坏性创新视角对我国优秀自主创新型互联网企业小米科技公司所开发出的小米手机的案例研究。小米手机进入市场之时,正是我国智能手机竞争战况正酣之时,无论是国外知名手机品牌对高端市场的强势侵入,还是众多国产手机品牌在低端市场的激烈厮杀,作为后来者的小米手机正是由于实施了破坏性创新战略才能够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一席之地,由此,本文研究小米手机的破坏性创新战略的竞争优势,具有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和独特价值。
2 破坏性创新战略竞争优势的理论框架
破坏性创新理论所产生的背景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和创新实践,起源于一个问题即管理良好的领先企业在遭遇某种形式的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时,为什么无法继续保持它们的行业领先地位。克里斯滕森从在位企业的角度分析了在位企业失败的理论框架,并详细论述了在位企业如何在产品、投资、市场、组织管理4 个方面来避免后发企业进行破坏性创新攻击。运用反向思维,我们也可从中得出基于后发企业的角度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进攻在位企业的竞争优势理论框架。克里斯滕森[7]认为单就技术范式和组织动态两个原因不足以说明问题,打破原有价值网络的技术进步的轨迹,从而建立一个新的不同的价值网络才是后发企业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的竞争优势。每个产品本身都是一个包含各种相互联系子要素的系统,同时,也通常会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被分级装入或使用在其他产品中,并最终从属于终端应用系统[8],因此,作者认为每一项产品的开发都存在一个内在价值网络和外在的生态系统。本研究拟立足于后发企业的视角,以影响企业的破坏性创新战略的关键因素为切入点,基于内在价值网络和外在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关联,分析后发企业利用破坏性创新理论制定并实施相适应的破坏战略,从而实现企业自身跨越发展的竞争优势。为此,本文构建了后发企业破坏性创新战略竞争优势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首先,从内在价值网络层面来看,传统竞争优势理论的代表人物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可以叫做价值链[9]。波特所提出的三大战略中的成本领先战略和标歧立异战略都是基于对价值链的整合优化,是针对追随技术进步路径的延续性创新的有效竞争战略,而对于打破原有价值网络技术进步轨迹的破坏性创新来说,就要敢于打破传统价值链中的各项环节,重塑一个价值网络。
其一,就技术方面而言,差异化技术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延续性创新是沿着原有技术路径更进一步的向前发展,是在原有功能上的高端技术开发,面向的依旧是主流的消费群体,然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为破坏性创新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破坏性创新通过开发主流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同时也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便可满足市场多样性的需求,从而赢得市场份额。例如个人电脑雄踞市场的时候,笔记本电脑凭借便携性、低价格闯入市场,虽然笔记本电脑在技术上并没有很大的突破,性能指标也远远不如个人电脑,但由于它独特的优势依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另外,对于拥有成熟技术基础以及充足资金、先进的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在位企业来说,进行延续性创新可以取得先发优势,引领市场潮流。而破坏性创新对于技术要求低的特点恰恰符合后发企业起步低、资金少的实际情况,后发企业利用破坏性创新产品来进入市场,积累经验和资金,获取利润,并一步步向高端市场进发,便可和在位企业一决高下,这也是破坏性创新的真正杀伤力所在。
其二,就市场方面而言,产品的市场开拓是影响最终销售成绩的重要因素,销售手段和渠道就尤为重要,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的后发企业善于开拓破坏性销售渠道来创造新的价值网络,从而拓展市场。在位企业必然拥有稳定成熟的销售渠道,但也容易将企业局限于此,而破坏性创新理论认为一家企业的渠道不仅包括批发商和零售店,也包括 “一切”能帮助企业把产品送到客户的手上、从中创造价值的实体企业。后发企业也可以善用自身的核心资源组合一面市场成员的资源及能力来提供价值给另一面市场的客户,从而建立起一个两面市场共赢的新价值网络[10]。同时,客户也是渠道,例如,戴尔之类的计算机厂商就是英特尔微处理器销往终端市场的重要渠道。创新管理者应该选择那些视新产品为助推燃料的渠道商,帮助它们向高端的渠道市场挺进。
其三,就组织管理方面而言,后发企业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更容易实现破坏性创新。成功的企业文化及完善的管理模式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长久以来企业所建立起的品牌效应同样是后发企业无法复制的成功因素,但这些核心竞争力同样是阻碍在位企业进行破坏性创新的影响因素。破坏性创新未来的成功与否以及不可预测的影响力使得拥有刚性组织的企业不敢贸然实施,但是后发中小企业本身具有适应性强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愿意承担破坏性创新的风险,同时能够在创新过程中及时纠正错误、调整方向,使破坏性创新在不断的探索中发展向前,最终取得成功。
再者,从外在生态系统层面来看,破坏性创新是对外在价值网络的创新,后发企业更容易开拓、建立、维护新的价值网络。每一个价值网络都会按照重要性的高低对不同的产品性能属性进行排序,并且每一种价值网络对重要产品属性的排序方法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对同一产品的排序也是如此。克里斯滕森曾以硬盘为例,在最高一级的价值网络中,硬盘的性能是根据其容量、速度和可靠性来衡量的,而在便携式计算机价值网络中,重要的性能属性则是耐用性、较低的能耗和较小的体积,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价值网络也是由特定成本结构所界定的。由此可知,在位企业在延续性创新中所表现出的强势和在破坏性创新中所表现出的弱势,以及后发企业与之正好完全相反的表现,真正的原因是它们处在不同的价值网络中[8]。因此,后发企业在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时要加入或构建一个符合自身产品属性特点和成本结构的外在生态系统,才能够取得顺势而为的长足发展。
3 小米手机案例分析
3. 1 小米手机的基本情况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2011 年小米手机正式发售后,34 小时内预售了30 万台,截止到2014 年,小米手机销量已增至6 112 万台,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0% 左右,在过去3 年里总体呈现连续爆发式的增长,如表1 所示。2014 年三季度,多家调查机构IDC、Strategy Analytics先后宣布小米在苹果、三星之后,位列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第三。2014 年百度品牌数字资产排行榜中,苹果、三星和小米分列手机平板品牌榜单前三[11]。
注: 数据来源于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 ZDC) ,经作者整理
小米公司所开发的小米手机销售成绩斐然,不仅仅在我国手机市场上引起了震动,同时也成为了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分别将小米公司的成功归结为高配低价[12]、饥饿营销[13]、粉丝互动[14]、有效利用社会化媒体[15]、网上销售节约成本[16]等几个原因,基本是以传统竞争优势的视角来分析小米手机的成功,而本文认为小米手机的销售奇迹恰恰是对传统价值链的颠覆,是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的结果。本文认为小米手机是破坏性创新产品,原因有二: 第一,小米手机价格更便宜,利润率更低,并且首先在手机发烧友这样的细分市场进行商业化运作[1],这两点符合破坏性创新产品的特点; 第二,小米手机的开发销售等一系列流程都是基于互联网这样一种基础性技术,颠覆了传统手机行业的发展规律,改变了手机行业本身的格局,小米手机之后,各大手机厂商纷纷推出互联网手机与之竞争。小米手机的高配置是市场所公认的,那么以如此低的价格售出,小米手机如何盈利? 真正的原因是小米手机实施了破坏性创新战略,重塑了内在的价值网络并构建了外在的生态系统。
3. 2 小米手机破坏性创新战略的竞争优势分析
小米公司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自一开始,开发生产小米手机的思路就是围绕互联网为中心,根据自身区别于传统手机厂商的互联网优势,打破传统手机产业的价值链,不断颠覆小米手机内在的价值网络、重新构建外在的生态系统,一步步建立起小米手机的竞争优势。本文认为,截至目前为止,小米手机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通过3 个阶段的发展来确立起自身的竞争优势,如表2 所示,分别为建立技术优势的起步阶段、累积市场优势的扩展阶段、完善生态系统的推进阶段。
3. 2. 1 建立技术优势的起步阶段
自2008 年我国发放3G牌照,智能手机在我国市场的关注度就开始不断上升。小米公司成立之初,三星、苹果等外商的强势进入打破了诺基亚一头独霸的地位,抢占了我国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 同时,国产手机品牌也如雨后春笋般,抓住机遇,纷纷发力积极发展,在众多的国产品牌中,联想、华为等老品牌又领先一步。在如此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小米公司没有选择直面进攻,而是利用自身管理团队开发软件的优势力量,首先开发推出了智能手机操作系统———MIUI系统来打开市场。
首先,MIUI系统是小米公司基于Android系统进行深度开发出的符合中国人使用习惯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超过200 项的改进,力求创造最好的电话、短信体验以及原创主题系统。MIUI从系统工具化产品转变,添加了数据备份同步、图库、便签等功能,还推出应用商店、主题商店、游戏中心、支付系统等。随着平台体系基本搭建完成,MIUI正从云服务、应用商店、游戏中心等层面更多切入到云服务和生态圈建设。MIUI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放。众所周知,苹果的IOS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封闭,而市场上使用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也不是开放型,但MIUI系统用户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刷机体验; 同时,MIUI系统的官方版本也保持每周更新的频率,这一独特的技术优势就吸引了小米手机的定位客户群———手机发烧友,同时这一技术的良好使用体验也受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MIUI自2010 年8 月16 日发布第1 版到小米手机一代发布之前,MIUI系统的使用已经达到50 万人,而在2014年8 月16 日MIUI V6 的发布会上,官方宣布MIUI系统用户量已达7 000 万人。MIUI这一技术优势成功地为小米手机的推出奠定了坚实基础,更加推动了小米手机的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MIUI正变成小米公司新的收入来源。据小米公司内部人士透露,MIUI单月营收已突破千万, 其收入来自游戏、 搜索、主题分成还有应用商店下载等几大方面[12]。
其次,小米手机开发MIUI系统这一技术除了拥有自身管理团队开发软件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互联网优势,将技术创新的难度降到了最低。当时MIUI系统的开发团队只有20 多人,但却在论坛建立起了一个10 万人的互联网开发团队,团队核心是小米官方的100 多个工程师,核心的边缘是论坛人工审核过的有极强专业水准的1 000 个荣誉内测组成员,最活跃的用户是10 万个对产品功能改进非常热衷的开发版用户,最外围的是发展至后来有千万级的MIUI稳定版用户。小米公司还开发出了 “橙色星期五”的互联网开发模式,每周五下午通过小米论坛发布一个新版本供发烧友体验检测,许多MIUI的功能设计都通过论坛由用户讨论或投票来决定。小米公司采取的互联网技术开发模式降低了成本、节约了资源,使公司在成立之初能够以最小的投入开发出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的创新产品,抢占了市场,赢得了口碑。
3. 2. 2 累积市场优势的扩展阶段
自2011 年小米手机1 引发轰动以来,小米手机各系列都备受关注。小米2014 年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为: 小米1 系列销量为790 万台,小米2 系列销量为1 740 万台,小米3 销量为1 050 万台,红米销量为1 800 万台,红米Note销量为356 万台,总销量为5 736 万台。小米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小米在此阶段通过低价策略和破坏性销售渠道累积了市场优势。
首先,如图2 所示,对技术进步的步伐要快于市场需求增长的速度表明,在开发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以实现更高的售价和更大的利润率的过程中,供应商通常会 “过度满足”市场的需求: 他们为客户提供的产品超出了客户的实际需求或客户最终愿意支付的价格[8]。纵观整个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苹果和三星所代表的高端智能手机在延续性技术创新的路上不断领先前行,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短、屏幕越做越大、像素越来越高、功能越来越多,同时产品的价格也不断攀升,高端智能手机的功能已远远超出了使用者的需求,而高价格其实包含了相当大比例的品牌信誉价值。随着智能手机性能价格的不断提高,使用者也越来越不愿意为延续性技术创新买单。小米手机以低价高配侵入市场,小米公司坚信互联网手机的盈利不是靠硬件来赚钱,而是像互联网产品一样,未来靠增值业务来驱动,未来的硬件肯定是成本定价,因此小米通过低价敏感因素,并通过高配置带来的良好使用体验成功地开拓并巩固了自身的市场地位。
其次,小米积极开发破坏性销售渠道,建立并完善了自身特有的销售价值网络。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竞争激烈的手机制造商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产的,其销售渠道都大同小异。以三星作为典型来说明,如图3 所示,零售渠道和运营商渠道以及其他线下渠道是当前手机制造商都十分重视的分销渠道模式。由于近几年来智能手机市场的急剧增长,线下各个分销商的展位已经接近饱和,小米公司若在线下销售市场苦苦抢夺地盘定会吃尽苦头,因此,小米公司另辟蹊径,开拓的销售渠道只有两个: 一个是小米电商,另一个是运营商,前者占70% ,后者是30% ,刚好和很多传统厂商是相反的[17]。小米以互联网为主渠道销售,采取口碑营销的方法,最初通过论坛沉淀几十万的核心用户,随之带来的粉丝效应为小米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以及宣传效果; 之后小米再通过社会化营销,利用论坛、微博、微信和QQ空间大力扩散自身产品的口碑。小米公司在销售方面再次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优势力量,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无往不在的销售网络,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资金成本,从而达到了最大化的市场效应。
3. 2. 3 完善生态系统的推进阶段
2014 年11 月19 日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表示: 小米意在构建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平台,智能终端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周边连接的智能硬件也越来越多,我们沿着这个思路,这一段时间主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完善的智能硬件的生态链[18]。小米公司早已深刻认识到,一项产品重要的不仅仅是内在产销的产业链,产品所从属于的更高级生态系统的外在价值链更为重要。早在2013 年,小米就成立了生态链部门,因此,从2013年开始,小米就进入了完善外在价值链的推进阶段。
雷军多次表态要建立小米生态,包括3 层: 第一层是智能硬件生态链。在2013 年里,小米已经投资了25 家公司来完善智能硬件的生态链。第二层是内容产业生态链。小米请来了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投资了优酷和爱奇艺。第三层是云服务。小米投资了金山和世纪互联。小米本身做应用[19],通过大数据来支持云服务,同时能够采取互联网的增值服务模式,就像腾讯体系里的QQ、微信一样,产品本身是可以免费使用的,积累了上亿的用户群之后,便可通过各种增值服务,比如蓝钻、QQ秀、游戏等来赚取利润。最重要的是你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平台,如果你有一款好的产品,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接触到几亿用户,例如微信,将来在上面嫁接O2O ( 在线离线商务模式) 、嫁接电商以及发布游戏都可以赚钱[20]。手机是平台型的硬件产品,非常依赖生态链的成长,硬件的竞争从来就是多维竞争,是全生态链的竞争[21]。小米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破坏性地重塑了产品发展的内在价值链,降低成本,然后把硬件用接近成本价的方式销售,用这个智能终端架构一个巨大的移动互联网平台,然后再在上面做增值服务。这就揭示了为何小米手机能够顶级配置低价售出的原因所在。
小米公司另一重要竞争优势是关于组织管理层面的,这也是贯穿所有阶段乃至未来的持续发展中。后发企业破坏性创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势必受到企业组织能力的影响[22],新兴企业的组织架构更容易推动破坏性创新产品获得成功。成功的在位企业具有独特的企业文化,其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往往也成为在位企业成功进行破坏性创新的最大阻力,而这方面正好是新兴中小企业的优势所在。小米公司正是将这种优势充分发挥: 第一,内部没有复杂的层级架构,只有基本3 级: 一层是员工,一层是核心主管,一层是合伙人[17],其中合伙人各管一块,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保证了整个决策的高效。第二,中间层实行全部碎片化。小米将100 多名设计师分到项目组中去,直接和产品经理组队,在全面的项目化结构中没有复杂的任命,大家不用因担心何时升职而勾心斗角,避免了办公室政治斗争,发挥了灵活的小团队效率。第三,公司内部“去KPI化”,没有繁复的规章制度,工作成绩由用户决定,用户不满意,工程师自己就主动加班去改了。第四,小米公司再次借助了互联网开发了内部服务体系的 “点滴系统”,服务体系员工都可以在点滴系统上提意见,好的建议,不用通过会议,只要专门成立的5 人运营小组有超过3 人点赞同意就可以被采纳并推进实施。小米公司追求创新、快速的互联网文化,没有冗长无聊的会议和流程,正是这样的企业组织能力和文化,才有动力、有能力去开拓新的思路、新的渠道和新的市场,才敢于去承担破坏性创新的风险,才能使公司保持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4 结论与启示
破坏性创新理论是一项经受了时间检验的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理论,克里斯滕森对硬盘行业等一系列产业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着眼于发达国家在位企业如何防止遭受破坏性创新战略的重创,但该理论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后发企业如何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则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课题。本文以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的代表小米科技公司为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综合,构建了后发企业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的竞争优势理论框架,从内在价值网络和外在生态系统的层面分析了后发企业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的竞争优势,阐述了小米手机如何一步步地建立起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如何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关于内在价值网络方面,后发企业要善于突破传统思维,不必遵循整合优化价值链的常规思路,而要勇于颠覆传统,根据产业环境和自身条件重塑一条能够扬长避短、符合自身发展优势的价值链。第一,技术方面,技术的开发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不要一味求新求精,切实了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避免在技术进步高于消费者需求的误区中越走越远; 第二,市场方面,能否占领市场是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要认清市场发展形势,把握市场发展动向,做好市场定位,运用破坏性创新思维积极在各个方面寻求突破; 第三,组织管理方面,企业内部各要素对组织创新能力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要积极在内部培育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流程和价值观,为企业能够不断进行破坏性创新、获得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再者,关于外在生态系统方面,企业要从全局的角度看待产品的发展。没有孤立的个体,任何产品都被包含在更高一级的生态系统中,因此在注重产品的个性发展的同时,要努力融入或积极构建外在的生态系统,可以在和系统的协同发展中实现共赢,从而实现自身产品的利益最大化。
摘要: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后发企业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的竞争优势理论框架,以小米公司为例,从内在价值网络和外在生态系统的层面分析后发企业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的竞争优势,阐述小米手机如何建立起自身的竞争优势。其研究意义不仅在于进一步验证破坏性创新理论,而且是对破坏性创新理论的有效补充和发展,以期为我国后发企业如何实施破坏性创新战略提供一些启示。
后发地区的竞争优势 篇8
关键词:先发地区后发地区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 (2009) 04-027-02
自主创新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既便对一个省的经济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评价一个省的自主创新能力, 不仅要关注其总体自主创新能力如何, 更要关注其不同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不仅要关注其先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如何, 而且要关注其后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本世纪以来, 广东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例如2005年排在全国第3位。但也必须看到, 与排在第1位、第2位的北京、上海两市相比, 差距还很大。特别是, 广东的整体知识创造能力只排到全国第7位, 这与广东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地位很不相称。更令人担忧的是, 广东区域间自主创新能力差距很大。一般来讲, 广东的先发地区 (珠江三角洲) 例如广州、深圳等自主创新能力不仅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较强, 而广东的后发地区 (珠江三角洲以外地区) 例如汕尾、河源等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这些后发地区较弱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制约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慢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 而且限制了广东总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 找出广东后发地区自主创新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地采取措施从而增强广东后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不仅关系到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而且关系到广东省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一、广东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比较分析
由于广东先发地区和广东后发地区两者之间有惠州和肇庆两个重叠市, 为了方便两者的比较分析, 笔者省去了这两个地级市。这样广东先发地区指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江门及中山7个地级市, 而广东后发地区指除去先发地区的7个地级市和惠州、肇庆两个重叠市之外的所有地级市。下面笔者主要从技术创新活动评价指标 (在本文中指研发活动经费支出、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及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 (在本文中指专利) 、潜在技术创新资源指标 (在本文中指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及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利税总额) 及技术创新环境指标 (在本文中指企业数量、科技人员数量、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 四个大方面对广东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分析。
1. 从科技创新活动评价指标来比较广东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就研发活动经费支出来看, 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的广东先发地区2005年为232.32亿元, 而包括汕尾、河源在内的广东后发地区2005年为14.25亿元;就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来看, 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的广东先发地区2005年为392.82亿元, 而包括汕尾、河源在内的广东后发地区2005年为40.82亿元;就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来看, 广东先发地区2005年为65.6784亿元, 而后发地区为5.3675亿元。
通过比较可知, 无论是从研发活动经费、科技活动经费还是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来看, 广东后发地区自主创新能力都远远落后于其先发地区。
2. 从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来比较广东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就专利申请量来看, 广东先发地区2007年为91406件, 而后发地区为9444件。广东先发地区发明专利申请量为25794件, 而广东后发地区发明专利申请量772件;就专利授权量来看, 广东先发地区2007年为48469件, 而广东后发地区为6978件。广东先发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为3484件, 而后发地区为190件。
通过比较可知, 无论是专利申请量还是专利授权量, 广东先发地区都远远领先于广东后发地区。在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发明三项专利中, 发明专利有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影响力大、花费创造性劳动多、实用价值高等众多优势, 这是其他三项指标所不能及的, 它是衡量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核心指标, 但广东后发地区无论是发明专利的申请量还是授权量都远远落后于其先发地区。
3. 从潜在创新资源指标来比较广东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就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来看, 广东先发地区2006年为3616.41亿元, 而广东后发地区2006年为254.33亿元;就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来看, 广东先发地区2006年为13273.93亿元, 而广东后发地区2006年为834.77亿元;就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利税总额来看, 广东先发地区2006年为1484.07亿元, 而广东后发地区2006年为101.88亿元。
由于具有强大的辐射力, 极易带动与之关联的其他技术的提升, 高新技术的发展对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 高新技术的突破也能促使技术发生跨越式发展和产业结构重组。最重要的是, 由于具有模仿壁垒高的特点, 高新技术一旦投入市场便可长期获得丰厚回报。但通过比较可知, 无论是从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还是从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利税总额来看, 广东后发地区都远远落后于其先发地区。
4. 从技术创新环境指标来比较广东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就企业数量来看, 广东先发地区2006年为5037家, 而广东后发地区2006年为727家;就科技人员数量来讲, 广东先发地区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为132939人, 而后发地区为26834人。其中先发地区科学家与工程师和研发活动分别为90982人和47178人, 而后发地区这一数字为12962人和5812人;就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来看, 2004年广东先发地区为252.73亿元, 而后发地区为31.1亿元。就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来看, 广东先发地区更是远远领先于其后发地区。广东省的普通高校2005年为102所, 研究生在校生为4.39万人, 国家重点学科46个, 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广东先发地区。另外, 广东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共建了一批重点科研基地, 这些也几乎全部集中在广东先发地区。
通过比较可知, 无论是在企业数量、科技人员数量、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方面, 还是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方面, 广东后发地区都明显落后于其先发地区。
二、提高广东后发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
以上笔者从技术创新活动评价指标 (在本文中指研发活动经费支出、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及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 (在本文中指专利) 、潜在技术创新资源指标 (在本文中指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及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利税总额) 及技术创新环境指标 (在本文中指企业数量、科技人员数量、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 四个大方面对广东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不难看出, 在这四大方面, 广东先发地区都远远领先于其后发地区。造成广东后发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落后的原因既有企业技术创新竞争力缺乏、自主创新公共平台欠缺、自主创新意识淡薄的因素, 然而最重要的是, 经济、人才方面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造成科研机构投入不足和引进人才的困难, 并进而造成自主创新能力的衰弱。经济发展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 而人才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若这个基础和关键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广东后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很难提升。鉴于此, 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广东后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1. 引导私人投资和倾斜公共投资相结合。
发展经济学认为, 资本形成不足是困扰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梦魇, 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是造成广东后发地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因此, 欲提升广东后发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必先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 而欲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必先增加其资本积累。增加广东后发地区资本形成不足的困境可以通过引导私人投资和倾斜公共投资相结合的办法。具体来讲, 一方面要吸引私人资本从先发地区转移到后发地区, 例如当地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土地与矿产资源优惠政策作为引导;另一方面政府和先发地区要给予后发地区在财政上的支持。此外, 省政府可在后发地区实行比先发地区更优惠的政策, 在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之间形成政策势差以便于增强后发地区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 促进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
2. 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引进和激励。
科技人才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积极培养、引进和激励科技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出路, 创新型人才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中起着根本作用。人是创新的核心, 是创新的灵魂, 任何创新归根结底是人的创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上。为解决广东后发地区人才短缺的困境, 当地政府和企业一定要紧紧抓住培养、引进和激励人才这几个重要环节。要培养和引进有创新精神的对科学技术有执著追求的、具有国际前沿技术眼光的新型人才;要制定和实施对各类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人才有强大吸引力的政策。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多渠道引进科技人才, 要有效地扭转科技人员缺乏的局面。
3. 在与国内、国际先发地区的科技合作中提升后发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
为弥补资金和人才的缺乏, 广东后发地区可以与其先发地区乃至全国、全球各个地区展开科技合作。这样后发地区不但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其他地区的智力、长处和技术优势以便更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作为提升本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平台, 而且可以作为跟踪本省或本国甚至外国先进技术的一条途径, 通过技术研发的合作和竞争以开发出对自身技术长项发展有利的优势, 为在微观和宏观上实现深层拓展打下基础。总之, 参与国内、国际科技合作可以利用外部力量和创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成果共享、合作创新, 有利于创新资源的整合, 缩短创新周期, 分化创新成本和风险, 从而提高创新效率, 并最终制约提高后发地区自主创新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与国内、国际先发地区进行科技合作过程中, 后发地区都必须把握重点、有的放矢。重点应放在参与共性技术和基础性技术, 旨在增强后发地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共性技术和基础性技术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其研究成果具有直接大规模的商业价值, 是将来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的重要技术基础。相反, 任何共性技术和基础性技术的缺失, 都会损害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技术改进, 进而影响技术平台的建设和发展, 并最终制约后发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4. 一定要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为了尽快实现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和节约创新资源, 从而为赶超创造有利条件, 包括广东后发地区在内的大多数后发地区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中一般会引进全国甚至全球先进技术为我所用, 其实这也是很多先发地区采取的短时间增强自身创新能力的一种捷径。这种借助于引进、消耗再吸收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方法 (也称为二次创新或模仿创新)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 和原始创新相比, 由于技术前沿思路比较清晰, 创新路径比较明确, 可以更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等创新成本集中公关, 从而能节约协调各个创新分工环节所需的匹配费用, 资金使用起来会更有效。
(2) 二次创新也会催化和扩充创新技术的扩散和衍生, 通过加速旧技术的淘汰, 从而缩短技术周转时间和技术更新换代的周期, 大大提高创新收益。
(3) 由于更加贴近市场和应用, 从而大大降低了创新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次创新会创造出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大幅度节约开拓市场的成本, 使创新获得高额回报。
(4) 二次创新会对技术进行加强性改进, 会在较短时间内超过原有技术从而迅速占领市场。总之, 由于二次创新不必像原始创新那样花费大量时间和费用去进行艰苦的研制, 而主要通过学习和借鉴自主创造者的经验, 在市场中以更廉价、更优质、更具特色的产品取得经济效益, 因此从经济上看这是一条更有效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的方法。
后发地区投资促进刍议 篇9
一、树立信心, 客观认识投资环境
为了增强竞争力, 后发地区往往在税收待遇、土地供给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 采取降低门槛的办法来吸引外来投资, 这种不可持续的营造投资环境的做法, 留下的后遗症日后需要付出更大的治理成本。其实, 投资环境有着丰富的内涵, 有着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评判标准。下列图表概括了影响投资促进的因素:处于中心位置的目标投资者是投资促进的对象, 为了劝服他们做出投资决策, 制订了包括投资的项目、价格、服务、促销四个方面的营销组合, 在内部又成立了营销信息、计划、执行、监管等四个部门专门从事投资促进工作。目标投资者除了必须面对企业员工、营销中介机构、企业竞争者及供应商这些微观环境, 还必须面对政治法律、社会文化、服务管理等软环境以及包括交通运输、通讯设备、电力供应在内的基础设施环境。客观认识投资环境, 是搞好投资促进工作的前提。
1. 投资环境的评价是综合的。
基础设施环境确实会给投资促进工作带来影响, 但是, 投资环境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 投资地的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政府部门的服务态度与水平、市场的进入与退出、金融与税收、劳动力素质与供给这些因素同基础设施环境诸要素结合起来,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彼此作用。一个地区能否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是投资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结果。
2. 投资环境的评价是动态的。
投资者到某地投资是为了得到投资回报, 回报率越高, 这个地方就越有投资价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 投资经验的不断积累, 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认知和评价标准, 早已从早期的优惠政策和“三通一平”的硬件设施发展到明确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上, 从增强服务意识发展到包括法规、政策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随着投资者对投资环境需求的变化, 后发地区对投资环境的改造、建设的方向也应相应地进行调整。
3. 投资环境是可塑的。
不管是基础设施等硬环境, 还是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市场等软环境都是变动的、可塑的, 相对来说, 软环境可塑性更大, 更容易发挥主观能动性。后发地区既要正视硬环境上的差距, 不断地加以完善, 更应重视软环境的打造, 用规范的政策法规、一流的服务、高质量的管理来吸引外来投资者。
4. 投资环境具有比较优势。
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自然条件不同, 各有其最适宜开发的产业及市场, 在招商引资中往往具有其他地方没有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些后发地区在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原材料、农林牧渔以及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生态旅游、绿色农产品生产、资源型精细加工业的发展上前景广阔。发现自身的比较优势, 扬长避短, 是投资促进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
二、建章立制, 营造安全的投资环境
后发地区提升投资环境质量的基础性工作是营造公正、透明的法律环境, 为投资者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保证他们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生产、经营。
1. 规范法规文件。
法治环境是投资安全的首要标志, 法规不健全、土政策多、权限不明、朝令夕改、行政干预司法, 凡是种种的做法, 增加了外来投资者的不安全感。对投资者来说, 安全感是较低层次的需求, 一个地方连起码的安全保障也无法满足, 尊重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等需求也就成了奢望。后发地区经济领域的制度建设滞后于发达地区, 为了给外来投资者营造一个守法经营、合法赢利的良好氛围, 应全面清理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规文件, 修订乃至废止与法律精神不相符合的各类部门规章。
2. 强化依法行政理念。
执法形象是投资环境具体可感的内容, 执法者法律意识淡薄, 执法犯法, 将严重损害地方政府的形象, 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后发地区要改变投资形象, 依法行政可以说是最容易见效的方法, 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全力打造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廉洁政府。消除执法中的人为因素干扰, 不采用搞运动的方式进行“突击执法”, 通过规范执法行为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从而达到改善投资环境的目的。
3. 不断提高法律服务水平。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需要在法律的规范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也需要用法律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由于国家律师行业实行规范、严格的准入制度, 能够经过严格的统一考试进入律师行业的人数本来就少, 加上律师人才流向发达地区, 后发地区法律专业人才数量匮乏, 素质不高, 使一些企业难以享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后发地区的司法行政部门必须加强法律服务人员的队伍建设, 尽力满足外来投资者所需要的各类法律服务。
4. 平等对待外来投资者。
从2008年1月起, 国家统一调整了内外资所得税税率, 外资享受了近3 0年的1 5%的优惠税率被调整为2 5%, 而国内企业的所得税则从3 3%下调到2 5%, 这一调整带给我们的信息是, 在公平的环境下让企业合理竞争将是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方向。后发地区投资促进的重心也应转向以公平竞争为宗旨的规则制订上来, 在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方面, 可出台一些政策, 使外来企业特别是外来中小企业也能享受到国有企业同样的信贷支持;在外贸经营资格上, 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给予均等的待遇;取消一些产业的准入限制, 在审批外商投资企业时要取消当地成分作为审批条件及出口业绩的歧视规定等。
三、降低成本, 通过服务改善投资环境
机构林立、职能交叉、服务不到位、办事效率低、审批手续繁琐, 管理上存在的这些弊端严重影响了投资环境。改善投资的软环境, 必须不断降低外来资本进入及运成本。
1. 通过服务降低投资成本。
靠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无助于投资环境的根本性改善, 靠改善投资硬环境吸引投资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 在这样的地方投资, 企业需要支付更多的时间、人才、资金成本才能得到相同的回报。后发地区在投资促进上要有所作为, 必须向服务要效益, 用降低投资成本的办法来吸引外来投资者。通过“一站式办结”、“一条龙服务”、“现场办公”、“首问负责制”等制度缩短审批部门之间的周转, 一般事项直接办理、复杂事项承诺办理、联办事项同步办理、特殊事项集中办理, 该办的事坚决办, 能办的事马上办, 难办的事想法办, 缩减审批时间, 简化审批程序, 对企业提出的合理要求跟踪到底, 服务到家。
2. 从制度上保证服务质量。
后发地区必须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 从制度上确保服务质量的提升。将服务承诺、办事效率、服务态度纳入行政考核内容, 对外借此示人, 对内用以警戒;成立服务监督机构, 监督各职能部门的服务质量, 处理投资者的投诉;推行目标责任制、服务承诺制、过错追究制, 避免执法人员的随意执法, 坚决杜绝只顾部门利益, 人为设置关卡的做法;规范行政收费标准, 完善收费监督机制, 坚决杜绝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行为;建立整治和改善投资环境的例会制度, 及时解决投资环境建设中种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
3. 提高社会文化环境的品质。
纯朴的民风、高素质的民众、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为提升一个地方的投资形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生态环境出形象、出效益, 是投资促进的金字招牌, 后发地区要吸取一些发达地区先污染再治理的教训, 制定高标准的环境准入制度, 改变长期以来“经济与环境”、“开发与保护”、“生态与生产”两张皮相互对立的思维, 强化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分割性, 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此外, 后发地区要树立“处处都是投资环境、事事关系投资环境、人人维护投资环境”的意识, 让每个市民都参与到投资促进工作中来, 形成“亲商、安商、富商”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精心策划, 做好投资环境的营销
投资环境的营销是运用市场营销的方法, 把一个地方作为一个特殊的产品, 通过资源整合、包装、推介和销售, 刺激投资者的投资欲望, 影响、引导投资方向, 把潜在投资者变成现实投资者的一系列方法、措施。投资环境在于建设, 也在于营销。
1. 准确定位。
任何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竞争都离不开独特的市场定位, 名牌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是因为它遵循着自己的定位原则, 保持着与竞争对手的差异。一个地方也不例外, 在对外营销过程中, 要保持与其他地方不同的形象, 把自己与竞争者有效地区别开来, 在目标受众心目中树立独一无二的位置。后发达地区在目标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往往不尽如人意, 有些知名度很低, 这就特别需要后发地区紧紧抓住目标投资者的投资意向, 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地的一切资源要素, 明确招商引资工作的主攻方向, 通过对本地区核心竞争力的总结归纳, 提炼出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并不断强化, 从而塑造出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形象。
2. 树立品牌。
独具特色的品牌形象体系, 是产品质量、声誉、价值的反映, 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有利于形成对该品牌的忠诚并做出认牌购买, 从投资促进这个角度分析一个地方的品牌形象主要包括政务品牌、人文环境形象、经济品牌等方面。政务品牌的最大卖点是“诚信”, 一些后发地区政府招商心切, 在投资促进时言过其实, 把投资条件渲染得过于优越, 有的前恭后倨, 招商时热情有余, 项目开工后又守信不足, 损失的不仅是眼前的经济利益, 对一个地方的形象也将造成直接的损害。后发地区必须不断完善政府信用体系, 对外承诺的事项要言必行、诺必践、行必果。在投资过程中人文环境无时无刻不在起着重要作用, 对吸引外来投资具有重要的感召力, 以历史文化名城、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的创建为载体树立人文环境品牌, 也是投资促进工作的重要内容。后发地区工业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及发达地区, 但是农副产品却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特别是注册了原产品保护商标的农副产品具有品牌的惟一性, 通过打造这些产品的品牌特色, 也不失为间接树立地方形象, 扩大知名度的一种好办法。
3. 加强营销。
塑造形象的过程实质上是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手段与目标投资者进行沟通、使投资者对一个地方的评价与投资促进的目标趋于一致的过程。当投资者对某个地方的资源条件、政策法规、市场潜力缺乏了解, 怎么可能前去投资?当投资者对一个地区的印象是负面的, 更不会把钱投向那里。后发地区受市场经济的洗礼较晚, 官本位意识、小农意识、封闭意识相对较浓, 一些干部在招商引资中往往缺乏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 思路等上级安排, 干工作等领导督促, 跑项目等别人牵线, 招商业绩等运气眷顾, 这种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方式根本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投资促进工作的需要。后发地区更应拿出勇气和诚意, 采取多种营销手段, 主动上门招商, 除了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宣传、介绍本地的投资环境, 还可以发挥网络优势, 实行网上营销;通过举办洽谈会、招商会、推介会进行会议营销;利用各种节庆、体育比赛、大型展览、文化交流活动进行活动营销;充分利用驻外机构、商会、投资咨询公司进行中介机构委托或代理营销;通过成立专业营销团队赴外地实行定点、定向的专业营销。利用各种形式, 采取多种手段, 推广区域品牌形象, 刺激投资者的投资欲望, 彻底改变后发地区在投资促进方式上的被动局面。
4. 抓好项目。
引进一个大项目, 就可以带动一大批相关配套产业, 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抓好项目是投资促进增强针对性、有效性的关键, 如果没有好的载体, 一个地方的品牌形象塑造得再好, 也会让投资者无从下手。后发地区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时, 普遍存在全面开花、平均用力的现象, 形不成规模效应。后发地区一定要根据区域经济基础、产业特色和发展规划, 有针对性地确定招商引资的项目, 用项目去吸引投资者。对条件成熟、市场前景广阔、预期效益好的项目要进行必要的包装, 使项目更加迎合投资者的胃口。此外, 要加强项目的动态管理, 不断推出具有吸引力的项目, 做到储备一批、推出一批、开工一批, 确保外来投资的连续性。
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本饱和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向外渗透, 形成一种“墨渍效应”, 但是, 这不能成为后发地区在投资促进中消积等待的理由, 后发地区如果无所作为或者方法不当, 不但不能接受发达地区的幅射, 还可能产生“虹吸效应”——外来投资被发达地区吸收, 或者流入其他后发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简单模仿别人的模式不行, 后发地区要敢于打破条条框框, 敢于破除陈规陋习,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有针对性地开展投资促进工作, 走出一条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美) 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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