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理论

后发优势理论（精选12篇）

后发优势理论 篇1

摘要：文章通过对后发优势理论研究发展过程的梳理,论述后发优势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归纳该理论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主要观点,挖掘其丰富内涵,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后发优势理论,演进

后发优势,是指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家是不存在的,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展是相对于先发展而言的,因而后发优势涉及的主要是时间纬度,至于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国土面积等方面的差别则不属于后发优势范畴,而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相关。后发优势也常被称为“后发性优势”、“落后优势”或“落后的有利性”等。

一、国外理论研究演进

后发优势理论为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Gerchenkron)1962年最先创立。格申克龙对后发优势做了比较清晰和完整的界定,概括起来有三方面:一是相对落后造成的紧张状态。二是替代性的广泛存在。三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格申克龙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是一个正在进入工业化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后进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节约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人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同时资金的引进也可解决后进国家工业化中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纳尔逊(Nelson,1966)等人对格申克龙后发优势假说进行了证明,指出一个后进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地区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比,并指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速度虽然常常高于先发国家,但在逐渐接近时会慢下来,从而保持“均衡技术差距”。

列维(Levy,1966)则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在经济发展前提条件上的异同,并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具体化,总结归纳了五点后发优势以及三点后发劣势,同时指出后进国家将面临三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一是控制结构问题;二是资本积累问题;三是两种心态问题。这对于我们认识后发优势提供了系统的指导。

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提出了其“追赶假说”,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呈反向关系(Abramovitz,1989)。需要注意的是,其提出的假说成立的限制条件,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使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可能。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处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进步的状态,才使一个国家具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潜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罗索夫斯基(Rosovsky)、南亮进和大川一司等人将格申克龙后发优势论应用于对日本工业化过程的分析以及渡边利夫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韩国经济,都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后发优势存在的客观性。

南亮进(南亮进,1992)以日本为背景,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并印证了阿伯拉莫维茨的观点。伯利兹、克鲁格曼(Brezis,Paul Krugman)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rogging)模型(Brezis,Paul Krugman,Tsiddeon,1993),指出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国家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加快,后发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追赶,成为更为迫切的问题。格罗斯曼和赫勒普曼(Crossman,Helpman,1991)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将一个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动态过程模型化了。巴罗和萨拉易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5)通过一系列的假定,其模型导出的结论是通过技术的赶超,一国的学习能力将最终体现在其拥有的内在固定优势方面,并且各国在长期内将实现收入的趋同。范艾肯(R.Van Elkan,1996)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强调的是南北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趋同。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学术界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罗荣渠(1993)归纳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表现形式,并论证了它们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影响。傅家骥、施培公(1999)探讨了作为后发优势重要表现的技术模仿创新问题,从资源积累的角度对模仿创新造就后发优势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讨。陆德明(1999)初步形成了基于后发优势的“发展动力理论”框架,提出了后发国家的发展动力转换假说。王必达(2001)对模仿创新对后发优势的效应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模仿创行与率先创新相比更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并提出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模仿创新获取广泛的技术性后发利益。赵鑫、祝国平(2004)提出了以核心思考力为中心的评判标准体系的建立是评价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关键所在,并在四个不同层面(技术层面、体制层面、文化层面、哲学层面)对后发优劣进行了分析。王必达(2004)以区域后发优势为核心概念和中心线索探讨了后发区域经济跨越发展的问题,提出区域后发优势的转换条件不仅取决于各种要素条件(如物质资本条件、人力资本条件和规模经济条件等)的支持,而且还取决于各种要素即条件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有效组合(如技术模仿与制度移植的互动性、制度移植与非正式约束的兼容性以及市场空间结构一元化等)。其还对中国西部地区后发优势的困境及其政策选择进行了实证考查。郭熙保、胡汉昌(2005)对制度后发优势的实现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后发优势实现的核心问题是正式制度模仿、非正式制度模仿及其关系问题,制度模仿的过程,是新的正式制度与本土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与融合的过程,是引进制度的本土化过程。

三、理论研究不足之处

后发优势理论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就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个假说而言,尚有许多不足。一是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二是没有充分揭示后发优势的实质以及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追赶的内在机制,没有将后发优势理论建立在严密、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理论的模型化、数学化还不够。三是对制度后发优势的研究不够,注重技术后发优势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制度后发优势的研究。四是缺乏相应的战略研究。后发优势及其战略,以一般关系而言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及其战略究竟是什么关系,后进国应该实施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五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够,后发优势的研究涉及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经济史学等多个学科,如何在学科的交叉领域实施理论创新,是一个重要课题。六是后发优势理论研究的另一重要缺陷是研究对象仅限于国家层面的宏观讨论,而对区域层面的中观研究目前还很少涉足。

参考文献

[1]Alexander G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M.levy,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A String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d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3]S.Nelson,E.Phleps:Investment in Human.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5,pp.69-75.

[4]M.Abramjoritz,Thinking about Grow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5]Brezis,Paul Kruman,Tsiddon: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 Theory of C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ship,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pp312-333.

[6]Grossmna.G.M.and E.Helpman: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pp501-526.

[7][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8]陆德明.中国经济发展动因分析[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0]施培公.后发优势——模仿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11]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后发优势理论 篇2

1.1 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

后发优势理论是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国际分工、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动态比较费用学说。其最初的阐述认为：后起国家或地区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同时，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技术成本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只要在国家的保护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就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从而在其传统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分工领域内，追赶或超越先进的国家或地区。这一理论表明，所谓后发优势，指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态势。

1.2 后发优势理论的发展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M·列维将后发优势论的研究领域从“工业化”扩展到“现代化”，并提出后发优势有五点：一是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认识丰富得多，对于后来者来说，缩短了在“黑暗中探索”的时间；二是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三是国家和地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跳越“先发者”必须走过的现代化历程，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四是由于先发式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这可使后发国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五是先发国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1999年，在研究对象方面，陆德明将“后发国”扩展为“后发展经济体”，包括后发国家、后发地区、后发部门、后发企业等，“后发性”则是指经济体之间的一种落后状态，“后发优势”就是后发展经济体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迟缓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它包括三层涵义：一是后发优势只可能在后起国家或地区才具备；二是后起国家或地区起步越晚，追赶的速度也就越快；三是后起国家或地区必须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或采取适当的发展方式才能形成真正的后发优势，否则理论上的可能性未必能够形成现实的必然性。

1.3 现阶段的后发优势理论

虽然后发优势理论最初是一个经济理论，但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其应用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范围，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形成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对后发优势强调的侧重点也不同，有的强调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有的侧重技术的模仿创新，有的看好制度的借鉴移植，等等。

后发优势是一个综合型很强的概念，因此在后发体中正确运动后发优势理论的前提是正确的理解、把握后发优势。总的来说，后发优势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后发优势。资源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后发优势，资本后发优势和自然资源后发优势。

（2）技术后发优势。

（3）制度后发优势。

可以说，后发优势实质上是一个学习的优势，其实现机制的关键就在与能否有效利用技术后发优势和制度后发优势，快速的学习先进体的技术和制度，并将其本土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本土化的技术和制度，不仅会引起“消化不良”，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也会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怪圈。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

2.1 大学的学科建设

大学的学科建设，是指大学作为学科建设的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的特点，结合大学自身的实际，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与其他学科建设活动相比，大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其特殊性：首先，大学学科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培养人才。其次，大学学科建设的内容较一般学科建设活动更为丰富。除了一般学科建设活动具有的确定学科方向、选拔学科带头人、组建学科梯队、调整学科结构、建设学科基地、营造学科环境等内容外，大学学科建设还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学位点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一般学科建设所不具备的内容。第三，大学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范围限制。一般情况下，大学的学科建设都受本国政府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目录和学位授予的学科门类划分约束，即使大学学科设置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国家，其大学的学科建设也要受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制约。第四，大学的学科建设任务集中。可以概括为调整学科结构和提高学科水平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2.2 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

重点学的学科建设与大学的学科建设相比，区别就在“重点”二字上。有了“重点”二字的大学，在财政拨款和招生、教学管理等办学自主权方面与一般大学大不一样，他们享有更多政策上的优惠。在我国，重点大学包括两类：一类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定的，到1981年底，全国共有97所高校被确定为重点大学；另一类是指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大学，主要是指经过国家计委批复立项列入“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项目的高校。

我国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除具有一般大学学科建设的特点以外，还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意义重大。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水平不仅决定着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同时还担负着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重任。

（2）目标定位较高。不少重点大学都把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在世界一流或世界知名上，这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重点大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3）置科研于突出地位。由于重点大学培养的是高层次人才，而高层次人才不是仅仅靠教学所能完成的，它必须通过科学研究来训练。另外，重点大学是我国科学研究方面的一支重要力量，负担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

2.3 我国重点大学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差距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我国重点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主要的差距是学科布局不合理，只注重学科单个学位点的建设，忽视学科整体优势的形成。而且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不清晰，甚至有些重点大学认为学科门类齐全就代表着学科布局是合理的。从人才师资的角度看，虽然各重点大学也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仍然有重物质轻人才的现象。从制度机构的方面看，不论是机构的设置还是制度的建立，都是在采用行政管理的模式，虽然近些年来教授能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上来，但是总体上说学术权利和学术自由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科建设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我国重点高校学科建设的具体措施

（1）学科布局方面。高校学科布局是指学科在大学的分布状况，它不仅决定了一所高校的学科结构，而且决定了高校的功能、特色，影响着学科水平的提升。因此，高校进行学科建设，首先要着手进行学科布局的调整。要想使高校学科的布局科学化，就必须做到首先进行科学定位。科学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很多发展方向。任何一个学科组织都不可能在所有的学科方向上争创一流，它必须做出选择。在这方面我国重点大学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可以说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因为我们可以研究、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和现有的学科结构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现有的基础上调整学科布局，凝练学科方向，省略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局限性而采取的一些调整，避免其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失误，直接学习到比较先进的学科结构，为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师资人才方面。学科建设的核心就是学科队伍建设，要建设一流的学科队伍，就要重视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梯队。由于学科带头人通常是在一门学科领域内对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其学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优秀学者。他们是本学科学术梯队的灵魂核心，其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力度。同时学科梯队是以学术研究人员在学科中的重要性为标准进行划分而形成的不同顺序和层次的集合，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学科建设必须依靠学科梯队来实现。没有一支高水平的学科梯队，就不可能建设高水平的学科。在这个方面，我国重点大学具有着资本后发优势，利用现阶段我国劳动成本低和在引进人才时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报酬高这两个特有的后发优势，遴选学科带头人，引进高水平人才，合理的配置现有人力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在年龄、水平、特点上的人才层次梯队。

（3）制度机构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仅可以参考和借鉴先进国家高等教育运作的成熟经验，而且还可以通过广泛比较、借鉴和总结其它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经验与教训，结合本国国情，在比较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理性的选择，建立起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大学制度。拥有制度捷径优势的我国重点大学，应首先确立“学术自由”的理念，本着先进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三个原则，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创立以教师为本，以学科带头人为中心的管理制度，创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学术评价和人才竞争机制，营造有利于创造型人才生存、发展的环境；创立健全学科建设工作的领导机构，加强对学科建设工作的管理。

（4）基地建设方面。学科基地建设是进行高校学科建设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和依托，也是高校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重点高校拥有国家重点支持的资金，人才和政策等方面的资源，在资本和技术方面拥有着双重的后发优势，通过合理的、有侧重的分配资金，最大化资金的使用效率，利用后发资本投资的边际报酬高和技术引进这些特点，在局部上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实验设备和条件。并按照“统建、专管、共用”的原则，对学科基地进行管理，实现学科基地建设中的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及学科基地使用上的通用性、共享性、开放性，进而为我国重点大学学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撑。

参考文献

浅析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篇3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理论依据；改革开放；比较优势陷阱

一、我国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取得的成果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或要素稟赋丰裕而在某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国主要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就可以与别国取长补短，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水平。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则可以促进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比较充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进口资源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获得了丰厚的贸易利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GDP总量更是首次超越日本而仅次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

二、中国运用比较优势理论的负面影响——比较优势陷阱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陶醉于自己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低成本或既有能力的比较优势假象而不能自拔，而事实上，以低劳动力成本或丰富自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市场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因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从而使自身优势不断消失，而且由于过多资产的投入被套牢，其比较优势也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

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为：

（1） 中国国内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工资增长较快，致使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升。

（2） 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呈现下滑趋势，再加上这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发展中国家多采用降低价格来扩大销售更加大了价格下滑幅度。

（3）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这将使低劳动成本依赖型产业发展受阻。

（4） 此外，我国长期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强调利用劳动力优势，这使得引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将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扩大上，忽视了外资企业在技术和资本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

三、中国如何走出比较优势陷阱

我国目前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局限性表明，比较优势战略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应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调整，即从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使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避开“比较优势陷阱。所谓竞争优势战略（competitive advantage strategy），即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这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

所以，我国要提高经济竞争力，就必须改变主要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格局，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增加产品技术与知识含量两方面着手，提高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和知识含量。也就是说，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优化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素质，形成劳动和技术双密集型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四、竞争优势战略在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中运用的条件

1.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是构建竞争优势战略的内在要求。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贸易出口额也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当我们看到这一数字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诸多深层次的矛盾正在彰显。具体来说，首先，进出口产品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基本是以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察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国际分工和开展国际贸易的，这种单纯的以低成本和资源优势确定的国际分工格局最终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最终陷入被动和落后的境地。其次，单纯以低成本为优势的竞争力难以长期维系：一方面长期以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往往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这是经济后进国家必然面对的风险，也是必须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和表现形式，由此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足以抵消来自中国出口产品低成本的优势，低成本的竞争力也就变得不再有意义。

2.加入WTO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使我国的商品在国际竟争中获胜。加入WTO，为我国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提供便利，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品质量提高，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不仅如此今后，我国会面对更为直接和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将成为市场规则，这无疑将为各行业带来挑战、增加压力，迫使他们发展科技、加强创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竞争中求得生存。

3.已经形成的大国经济是逐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2007年我国GDP将近25万亿元，这意味着客观上我国已经走向大国经济，尤其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上可以得到验证：2007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2.17万亿美元。庞大的对外贸易规模意味着能够对国际上某些重要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另外，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内需求也同样巨大，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巨大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需求，促进国内企业竞争产生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因此，我国已经形成的大国经济为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支撑，成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必要条件。

五、小结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极大的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其中，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通过吸引外资等形式而创建的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我国积累外汇储备和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要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走强国之路，比较优势理论已显现出它的缺陷，因为支撑经济强国的基础是建立附加值高、技术水平先进、知识含量丰富的产业，而这与比较优势理论的政策主张相悖。因此，在新时代，我们除了需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外，还要提出新的契合全球化潮流和知识经济特点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国产业为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应将潜在的静态优势转化成现实的动态优势，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提升产业竞争力，可以运用竞争优势战略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以适应新世纪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了运用竞争优势战略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条件，我们应当合理运用这些条件来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商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使我们的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我们不能以世界加工厂而沾沾自喜，一定要下决心，采取得力措施，尽快改变这种现状，切实提高比较优势的素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需要以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改善比较优势的素质，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新型工业化之路。（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胡昭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

[2]林毅夫.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J].经济前言

[3]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经济研究，

基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海南经济发展 篇4

但是当前, 海南总体上仍属于欠发达地区, 经济实力不强。根据后发优势理论, 海南的相对落后状态反而使海南具有后发优势, 如何利用好海南的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甚至赶超相对先发的经济区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所谓后发优势, 是指在先进国家或地区与后进国家或地区并存的情况下, 后进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 能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 表现为一种势能优势。

最早提出经济学意义上“后起性”概念的是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他对“后起性”的解释仅是经济不发达状况, 没有进一步解释“后起性”有什么样的优势。约翰·穆勒之后,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 (Gerchenkron, 1962) 。格申克龙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经验分析, 并由此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 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主要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 (如美国) 显著不同。”

在格申克龙后发优势假设提出以后, 美国经济学家列维 (Levy) 于1966年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具体化, 从而发展了后发优势理论 (Levy, 1996) 。之后的阿伯拉莫维茨的后发优势理论始于其“追赶假说” (Abramovitz, 1989) , 即不论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 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越是落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高, 反之亦然。但是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 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

日本学者南亮进以日本为背景, 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他认为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从后发优势中受益。特别是日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之前, 或与现代经济增长并行, 已经具有了阿伯拉莫维茨所说的很强的消化和掌握现代技术的“社会能力”, 具体体现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现代化的经营组织、发达的信息产业和装备产业, 这是日本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追赶的必要条件, 从而印证了阿伯拉莫维茨的有关观点。

近年来, 国内学者逐步认识和理解了后发优势理论, 并在结合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探索。北京大学罗荣渠 (1993) 归纳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表现形式, 并论证了它们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影响。复旦大学陆德明 (1999) 初步形成了基于后发优势的“发展动力理论”框架, 提出了后发国家的发展动力转换假说, 认为通过学习型追赶, 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发展差距能逐步缩小, 但总还有一定差距无法消除, 要超越这一“最后最小差距”, 后发国家的发展动力必须更新转换, 即从原来的主要由后发利益驱动的引进学习转向主要由先发利益驱动的自主创新。清华大学傅家骥、施培公 (1999) 探讨了作为后发优势重要表现的技术模仿创新问题, 从资源积累的角度对模仿创新造就后发优势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郭熙宝 (2000) 从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 深入研究了西方经济追赶理论, 对涉及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并对全球化与信息化条件下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新变化作了有益的探索。

但是如何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海南经济的发展, 国内研究文献还较少, 因此本文试图借鉴别国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的经验, 为海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二、后发优势的来源

落后国家或后发展经济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 采取赶超工业化发展战略, 可以借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和巨额资本, 从而实现经济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后发优势的来源为:

1. 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

后发展国家通过从先发展的国家那里引进各种先进技术, 并经过模仿、消化吸收和改进提高而带来多种利益。这样, 后发展国家就能在更高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比起后发展国家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是后进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一大优势, 因为很多现成的科技知识可以利用。作为后发展中国家, 可以不需要花费巨资来从事研究和开发, 引进并消化这些先进技术的成本则要少得多。

2. 组织制度和管理技术上的模仿创新。

组织制度和管理技术上的模仿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企业组织制度、管理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后发展国家大多数缺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技术, 这一方面不利于甚至严重妨碍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低效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 形成完整、统一、竞争、开放的市场体系, 健全保证经济有序运行的法律制度, 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企业制度, 实行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 引进先进管理技术, 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3. 结构转换。

在国内方面, 后发展国家无论是产业结构, 还是地区经济结构, 都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 即先进部门或地区与传统落后部门或地区并存。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结构转变 (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配置) 推动的, 这是落后国家的一个特有优势。在国际方面, 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的纵深发展, 经济的比较优势将从一个产业转向另一个产业。随着国际资本向外扩张, 产业链的国际延伸, 发展中国家也将具有参与国际分工合作, 连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发优势。

4. 社会意识。

后发展国家因受自身相对落后的经济限制, 以及受先进国家经验的刺激和启迪的影响, 激发了他们实现赶超工业化国家的强烈的社会意识, 而且一国落后程度越大, 这种意识及其功效也就越显著。

5. 先发国家的消费示范。

先发展国家由于经济的先行发展, 消费也比后发展国家成熟、高级。先发展国家人民的消费方式很容易成为后发展国家的时尚, 成为后发展国家人民追逐、竞相模仿的对象。先发展国家人民的高消费给后发展国家以示范, 引领后发展国家去追求更高水平的消费, 给经济以强大的发展刺激。另一方面可以迅速推动后发展国家消费的升级换代, 以需求带动供给, 给经济以强有力的推动。

三、海南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

海南经济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城镇化发展不足, 经济结构层次偏低, 产业整体素质不高, 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对外开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国际贸易、利用外资和入境游客规模偏小;重大交通设施发展滞后, 快速通达周边地区的出岛通道亟待完善;旅游产品创新不足, 配套服务不完善, 国际知名度不高;城乡管理水平较低, 社会综合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相对脆弱, 风暴潮等灾害时有发生, 可持续发展的任务比较艰巨;旅游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人才培养、引进和储备不足, 人文社会环境有待改善。

海南要改变以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大力发展经济就需要很好地发挥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一种潜在优势, 它不可能自发地发挥出来, 这正如阿伯拉莫维茨所论述的那样, 要变这种潜在优势为现实的经济发展, 需要一定的社会能力和历史机遇。这就需要海南地区创造使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条件, 以及一套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

1. 海南发挥后发优势, 首先需要利用好绝佳的政策环境。

这个政策环境, 最根本的是政府对海南地区发展的支持。国务院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批复是对海南经济发展极大的政策支持。使海南地区在产品市场的推广、先进设备、技术和资本的引进占有很大优势。明确政府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利用好政府给予的政策优惠, 是海南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

2. 海南发挥后发优势, 需要有一个高效的政府。后发展地区迫

于外部环境的压力, 开始工业化、现代化的征程时, 内部缺少必要的条件, 需要领导层有目的地培育工业化、现代化的因素, 不断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就需要一个能够有远见卓识、恢宏魄力、驾驭能力、领导权威的政府。紧跟国家的政策, 海南省政府和各市区政府严格落实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规划, 改进行政系统的办事效率就成了海南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3. 海南发挥后发优势, 需要技术和制度的引进模仿以及创新。

海南地区的技术层次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很大, 但这正可以使海南以低成本引进先进的技术, 从而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海南还应利用好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建设国际旅游岛的优惠政策, 做好先进制度的引进和创新, 营造高效的制度环境, 加快海南经济的发展。

4. 海南发挥后发优势, 需要改变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西方文明之外的国家中, 后发优势发挥得比较好的典型代表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 他们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成功地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引进西方国家技术和资金的同时, 也引进了西方的管理和法治, 许多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观念为国民所接受, 因而在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同时, 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5. 海南发挥后发优势, 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

后发优势是潜在的, 而非现实的。如利用后发优势,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就需要国内具备引进技术所必须的技术设备基础、人才条件和市场需求。不顾条件许可, 乱用后发优势, 反而可能事与愿违。就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现实能力角度来看, 它需要两个支撑条件:一个是科学技术的支撑条件, 另一个是经济实力的支撑条件。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就必然要大力发展教育。目前海南在发展教育方面已稍有起色, 如三亚技工学校对海南生源实行三免一补 (免学费、书费和住宿费, 每月补150元生活费) , 有力的保障了家境贫困的学生学到一技之长。但海南地区的教育毕竟与国内其他地区教育的差距还很大, 今后在政府投入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教育事业方面还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1]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C].谢立中, 孙立平, 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

[2]陆德明:中国经济发展动因分析[M].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9年

[3]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5]郭熙保: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6]施培公:后发优势—模仿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

[7] (日) 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M].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2年

[8]Levy,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A Seting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后发优势理论 篇5

——基于波特的钻石体系理论

市营2100805021022生产要素和需求状况

市营2100805021031 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

市营2100805021008 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竞争状态

市营2100805021028 机遇和政府

市营2100805021047 撰写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长期按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在纺织、服装、玩具、机电等相关产业显示出较强的比较优势，化妆品是否也具有具有竞争优势？下面从钻石体系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

一、生产要素状况

波特认为，生产要素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化妆品行业需要的生产要素和技术分别是原材料，劳动力，高素质人才，高资金和科研技术。而我国的化妆品行业就具有初级要素的优势。首先，自然资源丰富，原材料多且便宜，简易包装、简单产品线造就的低成本。其次，劳动力成本远比国际水平低，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体现为“价廉”；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则为“质优”。所以，我国在劳动力的综合竞争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最后，我国有多种气候，适宜化妆品的研发和生产，从地域分布上看，京、沪、粤、杭有较好的生产基础，尤其值得注重的是潮汕地区，近年来成了大大小小化妆品生产企业的聚集地。便于产品联合生产和研发，减少交通费用和租金，利于走绿色化妆品道路。

同时我国化妆品行业具有高级要素。首先，我国化妆品企业为了发展化妆品，为了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知名品牌，投入大量的资金。其次，高素质的人才，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国创业，给中国化妆品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如聚美优品。最后，先进的技术，如2002年l月23日，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芦荟专家齐聚“中国芦荟之乡”云南元江，对我国自行开发成功的芦苔膜分离浓缩技术进行国际认证。但目前，中国化妆品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科研水平较低，产品科技含量较低，科学配方研制和开发仍处于仿效阶段。

二、要素状况

波特认为，国内市场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的改进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内需市场的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安全、健康、有效的护理方法更加关注。化妆品的消费结构是护肤品占37%，洗发用品占27%，美容类占26%，香水类占10%，护肤用品仍为主流，尤其防晒美白用品成为市场关注热点。而中国的需求也是护肤品占很大的比重。

时间差：我国化妆品市场大、需求增长迅速、需求层次差距大的优势。全国化妆品企业4000多家，市场潜力巨大。从消费者消费趋势来看第一市场层次化日益清晰。我国化妆品市场层次更为丰富，如普通化妆品市场、专业护理用品市场、儿童用品市场、男士用品市场、中老年用品市场、高档或低档护肤品或者换个角度，如洗发水市场、洗面奶市场、美容院市场、特殊护理市场等等。第二，消费层次化日益个性化。化妆品的消费群体正逐步年轻化，随着资讯的日益发展，女性对美的理解不断加深，对产品提出了更多、更为个性化的要求。

规模差：美国人喜欢护肤的化妆品，所以美白的化妆品在美国很畅销，但在韩国却不是，因为韩国女性比较喜欢裸妆。所以我国会根据与不同国家外贸然后大力生产其国国民偏好的化妆品。

三、关联和支持产业

相关产业的支持能力较弱。化妆品产业同精细化工、生物科学、细胞科学、材料学等学科门类密切相关，而我国在上述领域的优势并不明显。生产中、高端产品的原料大部分依靠进口。在包装工业、广告制作等相关产业链上也不具优势。可以看出我国化妆品产业有待发展。

四、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竞争状态

波特认为：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中国化妆品行业正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品牌是层出不穷，市场也愈演愈激烈。目前有美加净、六神、大宝、郁美净、舒蕾、欧珀莱、隆力奇等等品牌。但法国欧莱雅、美国CCL公司和玫琳凯、日本资生堂、德国妮维雅等在高端市场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因此我国的化妆品品牌很难在高端市场立足，而在中低端市场确是“霸主”。

国内化妆品企业竞争程度高，厂商所受压力就大，会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和超前的欲望，技术改进与创新要求迫切，有利于建立国际竞争优势。首先，我国吸引国外的高级要素流入，从而使我国的各种闲置低级要素得以充分利用，如我国原料的丰富，有利于化妆品的研制。其次，我国化妆品企业有长远的战略，对市场的长远发展的预测和对长远竞争优势的投资。如我国知道在高端市场比不上其他国家，就集中投资在中低端市场，并开发新市场：农村市场、男士化妆品市场、养生品市场、化妆品咨询市场。再次，化妆品企业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局面，如：聚美优品、草莓网和乐蜂网之间各出奇招来制止对方的营销“攻击”。最后，我国化妆品行业的管理机制完善。化妆品行业是出于竞争状态的。

五、机遇和政府

1)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产生了对化妆品的大量需求，这给广大的本土生

产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外资品牌的广告攻势无形中担任了教育消费者的任务，培育了我国消费者更为成熟的化妆品消费理念，创造了更广阔的消费空间。外资品牌的进入给我国生产企业带来了学习先进治理、营销经验的机会。

2)加入WTO，我国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

验提供便利，促进我国化妆品产业结构升级、产品质量提高，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我国面对更为直接和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将成为市场规则，这会迫使化妆品行业发展科技，加强创新，提高质量，在竞争中求生存。同时，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法规强化化妆品德管理。而这种微调能力，恰恰是国际经济生活的潮流。

后发优势理论 篇6

阜新作为国家首个经济转型试点市，百业待新，百业待兴。而创新正是推动阜新转型升级的动力和法宝。目前，依靠科技创新做大做强转型替代产业是阜新的当务之急。我们市科协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推广创新理论方法，5年举办TRIZ理论培训班25期，培训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高管、科技人员等2500多人次，营造了崇尚科技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助推了转型升级。

TRIZ理论进机关、进党校，

激发创新思维

公务员队伍的创新思维能力是促进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我们与市委组织部联合，用创新理论武装公务员队伍。

2009年，我们举办了市直机关干部TRIZ理论大型报告会，全市500多名公务员接受了培訓；2011年，把TRIZ理论作为党校领导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请专家做专题讲座，300多名领导干部参加学习培训。通过各种形式学习创新理论和方法，有效增强了我市公务员队伍的创新思维能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TRIZ理论进企业，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是确保转型成功的关键。从2010年开始，我们把TRIZ理论引进产业集群和企业，指导企业创新实践，并陆续举办培训班21期。2012年，用3天时间，对阜矿集团具有高级职称的55名科技人员进行系统培训。今年5月，用启发式教学式培训全市企业科技人员200多人。

推广TRIZ理论5年来，使企业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按照TRIZ理论原则实施的“2-溴-4-氟乙酰苯胺生产新工艺研究”等30多个科研技改项目取得了超预期成果，为企业创造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热电厂炉料脱硫自控系统改进”等项目在全省“讲、比”活动中受到表彰；“玄武岩纤维400孔全电熔窑改进”等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TRIZ理论进教材，

培养企业创新人才

浅析比较优势理论 篇7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一般性理论

一、理论的一般性与现实的特殊性

脱离现实的理论自然是不存在的, 理论在建构之时便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 就广泛意义上的理论而言, 理论的一般化来自于演绎式的研究方法与观察者视角的有限性, 此外还有对世界中存在和谐的共同规律的想象[1]。而就特定的经济学理论而言, 其一般性建构的动力还来自于经济学对理论预测未来能力的追求、社会科学存在紊乱的复杂性问题[1]以及现实利益的介入。当然, 讨论这一动力的来源并非本文的重点, 以上的列举也难称完善, 但理论在一般化建构中的这些问题却明白无误。但这并不是说理论本身一无是处, 只是理论本身存在限度。

就经济学而言, 以解释国际贸易理论何以产生并将如何发展的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出了众多的分支, 无论这些根据不同国家或不同问题发展出来的理论彼此之间存在多大差异, 其所根据的仍旧是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那个单一要素世界的贸易模型中所揭示出的在一国国内各种要素之间的“相对比较优势”能够促进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一般性原理。[3]比较优势的社会历史属性和限度比较优势理论的社会历史属性李嘉图并不是站在人类历史之外进行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他的理论的, 时人也并不仅仅因为其逻辑的精巧而接受其理论。一如斯密, 当李嘉图建立他的模型, 并围绕国际贸易、收入分配展等问题开论述时, 并没有试图解释除了那一时代英国以外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考虑英国当时正在经营的海外帝国以及其凭此而拥有的国际贸易最大受益国的地位 (由于拿破仑战争中欧陆洲大陆的对外贸易基本停滞以及由此对后来欧陆对外贸易的不良影响, 跨州的国际贸易的核心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百余年中始终由英国据有) , 便很难理解为什么英国经济学理论家们会如此关注国际贸易, 而不是像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学家那样在研究时更加关注财政与农业。具体就比较优势理论而言, 李嘉图并没有探讨他所假设的那个单一要素模型所存在的市场“何以生成”以及“属性为何”, 是因为对他而言, 大英帝国缔造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个客观存在, 他只需解释国家 (就其所假设的模型以及之后展开的论述, 可以判断, 他指的是缺乏工业基础的非西方国家) 为何以及如何“加入”这个贸易体系即可。因此, 单一要素模型尽管提供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一般化建构的可能性, 但却是李嘉图就那一时代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问题所提出的, 因而, (原教旨的, 也是最一般化的)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特殊性难以避免。

比较优势理论的限度比较优势理论的限度是由其社会历史属性中的限度决定的。首先, 比较优势理论所解释的国际贸易结构与今天的国际贸易结构不同, 那一时代的国际贸易集中于英国及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 除了英国以外的国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与英国在工业技术上的代差, 还有由英国的海上霸权所缔造的“封闭的海洋” (出自《海洋封闭论》, 在这一时代是选择性的封闭, 决定权有英国资本家决定) 。而当代国家贸易体系中并不存在十九世纪的英帝国那样的垄断性力量, 贸易结构的层级性实际上削弱了。

其次, 国际市场的商品丰富性空前提升并没有增加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获益的可能性, 原因很可能是:商品间的关联性上升了, 很少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成所有的生产工序, 而各国产品间的关联性以及各阶段产品供给需求关系的不同, 这种情况往往造成处于商品生产上游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贸易的规则制定与定价失语, 进而造成难以获得比较优势理论所说明的收益。

二、中国的现实与反思

中国的现实我国在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发展之中所秉持的经济发展与贸易政策是以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为目的的, 由于缺乏完整而先进的工业体系, 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发展为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 我国的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但却仍旧没能成为“不可替代”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核心性成员, 反而出现了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蚕食打击民族资本的现象。中国的政治角色与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始终存在巨大矛盾, 这种矛盾既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保护伞, 又使蚕食中国经济成为其他各大国的当然选择。

反思比较优势理论及其衍生理论所论述的并非是国际贸易体系中主导国家的选择, 而恰恰是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并参与国际分工的必要性。因此, 固步自封于这一理论追求简单经济效益的国家只能永远处于国际体系中被支配者的地位。中国应该有更加适应本国诉求与现实的理论。

参考文献

[1]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高伟马萧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2]戴维·w·皮尔斯《现代经济学词典》[M]宋承先寿进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

[3]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第六版) 》[M]海闻潘园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后发优势理论 篇8

1970年代以前, 有关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把竞争力等同于能力, 所以有关企业竞争力的早期研究都可以划入企业能力理论的论域。早期的企业能力理论侧重于企业内部的研究, 比较接近竞争力的内涵。但对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市场结构的因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就使得这一理论缺少应有的动态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 企业能力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还没有尝试把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理论和企业内在成长理论系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1970年代初期以后, 由于企业经营者很难切实确定什么是公司实力或弱点, 关于独特竞争力或公司实力的研究停滞不前, 学者和咨询专家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对市场环境的研究, 形成以波特为代表的市场结构学派或环境学派。但是, 环境分析无论如何严密, 仅仅是故事的一半。对业务层次和公司层次的战略分析方法在80年代主宰了管理学理论, 但是着眼于企业内部竞争力的理论并未被完全遗忘。直至1984年, 以沃纳菲尔特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资源理论》为开端, 几经丰富和完善, 形成了与企业能力学派并驾齐驱的企业资源学派。自此, 在企业理论中, 形成了企业能力学派和企业资源学派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因为从本质上看, 资源依赖学派理论家们把内部特征和能力看作比反复无常的市场上可变的需求更稳定的靠山。这与早期的关注企业优势的理论家和关注竞争力与能力的著作有点类似, 正因为如此, 也有人把这一理论称为“新能力理论”。企业资源理论对于广义地理解资源和不同层次的分析, 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使我们能够对企业的竞争优势有更全面的理解。但企业资源理论既没有摆脱能力论的影响, 也没有把企业内部资源与市场要素有机结合, 这限制了这一理论的进一步深入。1988年, 德姆赛茨在《企业理论再认识》中首次提出了企业知识理论。把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那么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最终将走向何方呢?

竞争优势内生论 (早期企业能力理论) , 因企业内部的实力和弱点难以确定以及市场力量的变化 (市场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 , 而转向竞争优势外生论 (市场环境学派) ;竞争优势外生论 (市场环境学派) 因对同质化市场条件下, 不同企业之间绩效的差异难以解释, 而转向竞争优势内生论 (企业资源理论) ;因为企业的有形资产的可模仿性和易获得性使得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为继, 无形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中的具有粘滞性 (或黏性、柔性) 的要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而其中最具基础性 (同时具有一切粘滞性要素所具有的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粘滞性的) 知识的价值重新得以开掘, 企业知识理论 (竞争优势内生论) 也应运而生;核心刚性的存在, 使得企业越发重视企业对环境的动态适应能力, 同时鉴于知识也存在寿命的问题, 不断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正在变成知识社会中竞争力的源泉, 促进知识与能力的协同进化[1]。由此可以推断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将会走向融合, 迈入竞争优势双生论的路向, 并驻足于此;企业知识理论将走向企业知识·生态理论。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将驻足于竞争优势双生论很容易理解, 因为, 在评估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时, 内部和外部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企业知识理论为什么要走向企业知识·生态理论则不那么容易理解。

二、知识·生态理论: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趋势

在《知识创造的螺旋》中野中郁次郎深入地探讨了知识的情境嵌入性并以“知何促进”和“场”的概念对企业的知识情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野中郁次郎指出:“鉴于知识创造过程的脆弱性和知识创造的种种壁垒, 我想知识创造必须伴随知识促进的观点……有效的知识创造取决于促进情境……关于促进情境, 我指的是一个可以在组织成员中培育不断涌现的关系的共有空间……知识扎根在‘场’里, 并且支持知识创造的全过程需要必要的情境或‘知识空间’”, “知识创造的过程是以情境为转移的……我们将‘场’定义为分享、创造及运用知识的动态的共有情境……人们很容易将‘场’想象为像会议室一样的物理空间, 但也应该将‘场’理解为在特定时空里发生的各种相互作用。‘场’可以存在在于个体、工作小组、项目团队、非正式团体、临时会议、虚拟空间之中以及与客户面对面的接触之时[2]。”

从野中郁次郎对“场”的定义也不难看出“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学的而不是物理学的概念, 或者是一种生态物理学的概念, 即生态场的概念。这一判断从尚会鹏对中日两国家庭制度的比较研究中亦可得到佐证。尚会鹏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中对中日两国的家庭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时指出:“日本家庭对‘血的共同’这一点的强调则没有中国那么极端, 它还考虑其他因素, 如共同生活的‘场’。……在更强调‘场’的制度下,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趋向于同接触的时间和频率成正比。”[3]因此, 进一步而言, “场”的概念可以看作是社会人类学的概念, 社会生态学的概念, 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或者人文生态学的概念。故“场”具有生态意涵。

乔治·波尔在《通过知识生态孕育系统智慧》中首次从管理学意义上提出知识生态的概念, 并在《知识的生态:理论和实践的场域, 理论研究与科技开发成功的关键》中对知识生态研究和实践的基本原则等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并且指明:“知识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 数据、信息和灵感在生态系统中交互融合自他相养孕育结实[4]。”

因而可以说知识创造理论与知识生态理论在生态学意义上走向融合, 尽管异构但不碍同质。所谓同质, 即无论是知识创造理论还是知识生态理论其所强调的都是“知识与生态的相伴相生, 主伴圆融”。所谓相伴, 即“知识创造必须伴随知识促进的观点”、“知识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所谓相生, 即“生态促生知识, 知识成就生态”。所谓主伴, 即“若以人类生态视之应以生态为主知识为辅, 而若以知识创造视之则应以知识为主生态为辅”。所谓圆融, 即“生态与知识归元无二共同促进企业成长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 知识创造理论的命名失却知识生态的含义, 而知识生态理论的命名也失却了知识创造的含义, 所以应以知识·生态理论命名之, 以体现知识与生态的相伴相生主伴圆融意涵。

三、结论

综上, 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经过不断地螺旋演进和辩证发展最终将走向知识·生态理论, 且知识·生态理论和竞争优势双生论紧密相连, 故而知识·生态理论是对企业内部知识和企业外部知识、企业内部生态和企业外部生态的综合, 并以其综合推动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

参考文献

[1] (日) 野中郁次郎.创造知识的企业[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2] (日) 野中郁次郎.知识创造的螺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3]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研究 篇9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路径,发展前景

一、前言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四大阶段。比较优势理论是古典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它认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各国在产品生产上存在比较优势, 这种比较优势用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劳动成本或者机会成本衡量。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特例, 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比较优势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相似,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也是因为相对价格的不同, 只是这种相对价格不是由劳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的不同所产生的, 而是由于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同所产生的相对价格优势。新贸易理论则是从规模经济等新的角度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这种新的贸易现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世界经济逐渐成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国际贸易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分工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前提条件, 而目前的国际分工是由旧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和各国资源的禀赋差异决定的。因此, 本文通过研究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现状, 从而找到该理论的发展前景, 试图以新的研究视角来解释新的贸易现象。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路径

大卫·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一般被认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李嘉图认为, 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 该差异的来源是各国在生产该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许多局限性, 其中最大的局限就是该理论里仅有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因此, 在多种要素存在的情形下, 该理论在解释比较优势来源时就会产生困难。

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发展了李嘉图理论。该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 认为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是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异。

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之后, 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发展, 以及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使得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导致两种结果: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通过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改进, 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 进而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考虑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就能够解决难题。这些研究者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上述改进基本是有效的。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试图通过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条件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并且, 两个方向的发展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第一, 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 研究规模收益递增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

按照规模收益递增理论, 一国的企业或者行业可能仅仅由于历史或者偶然的原因而较早地进入某个产业, 从而可以较早地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利用规模经济来形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

第二, 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 研究不同国家的技术可获得性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对于前者, 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 但是由于随机性, 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也具有差异;另一方面, 不同国家可能专业化地开发不同产品或产业方面的生产技术。因此, 两个国家的技术能力相同并不意味着两者开发出来的最终产品相同。这样, 两个技术能力相同的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的可能性。对于后者, 其研究结果是产生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 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当产品和技术趋向成熟并进入标准化阶段时, 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与产品和技术的这种生命周期相适应, 国际贸易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产品, 然后则改变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成熟的和标准化的产品。

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国际贸易应当主要在要素禀赋结构相差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然而, 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表明, 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 (地区) 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反而占据国际贸易的主要份额。这样, 贸易理论就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于是, 新的贸易现象又导致了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新贸易理论, 包括其对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技术可获得性的分析、分工和专业化与企业技术和产品开发之间关系的讨论、不同国家之间市场需求差异的分析等, 为国际贸易的这种新的发展动向提供了解释。

三、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克鲁格曼等人的规模经济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兴起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新的发展。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 (1985) 。他们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 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 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他们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比较优势是外生给定的, 而许多情况下, 它是先天获得 (内生) 的。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一国在某些制造业, 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要素禀赋差异和“外部经济”是内生比较优势的源泉 (见表1) 。

克鲁格曼虽然强调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的重要性, 但他认为传统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过时,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中, 生产率落后的国家同样能够保持国际贸易平衡, 因为决定贸易的是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在自给自足情况下, 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 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 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 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 克鲁格曼在更早时候 (1980) 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 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 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二) 赫而普曼等人对R&D的分析

格鲁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 (R&D) 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 (1989, 1990) 。他们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 创建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模型中, 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 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 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和产业之间的, 前者受制于R&D支出, 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 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

早期的动态研究 (Krugman, 1979;Dollar, 1986等) 对贸易均衡的稳态性质作出了有意义的分析, 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 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鲁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 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 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 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三) 格鲁斯曼等人的人力资本配置分析

格鲁斯曼和麦吉 (2000) 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创建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 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 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 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及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特征。此时, 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 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 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 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 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此时, 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 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 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 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 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四) 梅里兹等人的劳动市场波动性和弹性分析

库纳特和梅里兹 (2009) 从劳动市场的波动性、弹性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和部门间的比较优势。劳动市场制度的国际性差异对公司调整适应外来冲击的能力有影响。波动性在制度上与特定部门的差异相互作用 (如公司内不同部门的特定抗冲击性差异) , 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劳动市场弹性较大的国家偏向于出口波动性大的产品。通过阐述劳动市场体制的差异如何整合的于恩布什、费舍尔和萨缪尔森 (1977) 的比较优势模型, 表明了该模型可以扩展到多因素、多国模型。

(五) 国内有关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者中以林毅夫为代表力挺比较优势理论, 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在一个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 劳动力的价格就会很便宜, 而资本的价格就会相对较昂贵, 如果一个经济体系能够对要素禀赋的变动作出及时反映, 要素价格就会反映其禀赋的稀缺, 企业就会调整产品生产的要素投入, 在技术选择时尽可能地使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在传统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 是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的, 因此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为了保护此类企业, 会采取各种扭曲价格的方法, 或给予他们补贴, 从而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 制约了资本积累的速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与之相反, 以洪银兴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比较优势陷阱”。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的视角, 没有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比较优势理论所讲的比较成本是对本国产品的比较而言, 并不意味着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优势。落后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龙头产业, 容易导致进口漏出和储蓄漏出, 从而不能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单纯执行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 而且会固化原有产业分工, 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因此他们认为, 竞争优势理论应该取代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主导理论。

四、发展前景与展望

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理论, 尽管自李嘉图提出至今已近二百年, 但仍为企业和国家进行生产活动选择时, 在要素相对密集度方面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两优择其甚, 两劣权其轻”不仅仅是指导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 都已成为进行合理社会分工, 以取得最大社会福利与劳动效率的原则, 有较为广泛的一般适用性。然而, 一个企业不可能进入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每个行业, 因此, 需要在这些行业中有所取舍。综上所述, 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这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完善途径。

第一, 贸易理论的实证检验问题。根据一些学者对于各种现象的计量分析结果, 以上理论中的多数理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流派都获得了支持。然而, 并不存在某种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或者说, 要素禀赋、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规模经济分析、劳动市场波动性和弹性分析等“新”、“旧”贸易理论解释变量对国际贸易现象都有一定解释能力。

第二, 各种贸易理论间的关系。既然实证检验不能简单地排除某一种贸易理论, 就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各种贸易理论之间的关系。最直观的想法是构造一个包含多种解释变量的一般化贸易模型, 从而将各种贸易理论综合起来。然而, 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工作都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再者就是, 不对各种贸易理论进行综合, 而是从贸易现象着手———将贸易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别, 每个类别适用不同的贸易理论来解释。比如,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则主要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这两种想法都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Ariel Burstein, Marc J.Melitz.Trade Liberalizationand Firm Dynamics[EB/OL].http://www.economics.har-vard.edu/faculty/melitz/papers_melitz.

[2]Cun～at, Alejandro and Marc J.Melitz.A Many-country, Many-good Model of Labor Market Rigidities as aSourc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0 (8) :1-8.

[3]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经济研究, 1997 (6) .

[4]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 2002 (1) .

后发优势理论 篇10

一、我国产业发展现状

自1988年起, 我国外贸结构特点显著。纺织和机电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2年占当年出口总额的50%多。家电产品2002年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5。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但在新时期, 优势逐渐丧失。我国自1994年起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外贸服装出口国, 但目前周边国家 (如越南等) 的劳动力更便宜, 其初加工产品的竞争优势已超过我国。许多国家所采取的环境指标、反倾销等手段限制了我国的出口, 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冲击最大。探索我国产业政策的发展动向迫在眉睫。

二、产业政策发展路径探析

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引发的贸易争端比比皆是, 体现了单靠低劳动力成本的局限性, 同时也为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打造竞争优势搭建了平台。

(一) 比较优势的历史宿命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 只要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就存在贸易的可能。H-O理论继而指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着贸易的流动方向。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只能据此谋求竞争优势。只有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否则, 在本国完全无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上同发达国家同台竞技很难成功。比较优势理论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二) 竞争优势的时代重任

全球化时代, 新贸易现象层出不穷, 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渐离现实。以本国的比较优势确定贸易结构, 虽然能获得贸易利益, 但却强化了低水平的产业结构, 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且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 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 故须将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哈佛大学的Michael E.Porter对竞争优势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

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内富裕劳动力资源结合被看做是发挥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60名到2006年的第4名, 2007年 (第6名) 的7476789万美元远超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650609万美元。我国成为全球三大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之一。但外资80%集中在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塘地区, 其投资的行业多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

总之, 只有依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国际分工中的比较利益结构才是国际竞争新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客观要求。这正是波士顿成长矩阵的应有之义。

三、波士顿成长矩阵视角下的政策导向

竞争优势比比较优势更符合国际贸易的实际, 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波士顿成长矩阵对此可予以说明。

(一) 瘦狗类。

瘦狗类产业是指三高一低类产业, 市场增长较慢, 相对份额较低。其中不乏一些外资产业, 应该坚决放弃, 以便把资源转向成长性领域。

(二) 现金牛类。

现金牛类产业主要指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 市场增长率虽不高, 却是成熟市场的领先者, 能为公司带来大量现金收益, 故不应限制其发展。但这类产业资金周转率低, 附加值不高, 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掉进比较利益陷阱, 故也不予鼓励。总之, 维持其市场占有率。

(三) 问题类。

问题类产业市场成长性较好, 但相对市场份额较低, 如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等产业, 应鼓励其发展, 促使其转化为明星类产业。转化的关键在于高新技术。全球化的实践证明, 加强技术合作成为各国互惠互利的手段之一。另外, 技术引进也是一条捷径。即使在专利保护期里, 引进的成本最多只占发明一项技术成本的30%。但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 只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而一个完善的自主创新体系需要正确的战略导向和法律保障。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illiam Arthur Lewis所强调的, 一个好的政府一定要制造一个让企业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府必须从财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为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法治等环境, 避免落入瘦狗类。

(四) 明星类。

明星类产业属于明日之星, 包括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依托地方特有资源形成优势产业较容易开拓国际市场。如我国的茶叶及景德镇的陶瓷等。另外, 发展带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产业, 如针灸等。[4]明星类产业是高速成长市场中的领先者, 应该大力促使其发展为现金牛类。

但波士顿成长矩阵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应该综合判断, 避免决策失误。

四、总结与展望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大量新贸易现象的不断涌现,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出现了不适应环节, 必须予以重新认识。在新时代背景下, 依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国际分工中的比较利益结构是国际竞争新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新要求。竞争优势比比较优势更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实际, 具有更强的指导性。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 对于正确地制定本国的贸易政策和推动外贸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本文首先揭示了我国产业发展现状, 继而回顾了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接着采用波士顿成长矩阵对此予以印证, 并导向我国今后的产业动向, 最后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产业政策

参考文献

[1]、程恩富, 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当代经济研究, 2003 (9) :20-25.

后发优势理论 篇11

[关键词]价值链《21世纪经济报道》竞争力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其名著《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价值链概念，他认为价值链(Value Chain)是企业为客户等利益集团创造价值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企业活动是用来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过程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相互分离的活动的集合，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用价值链表现出来。波特把企业活动分成基本的活动和有支持性的活动，他认为，通过打造这两种活动中的不同环节，最终产生利润[1]。事实上，每一个在市场有作为的企业，在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塑造自己相对竞争优势的时候， 都十分重视打造一条能带来巨大效益的价值链。

报刊业的价值链基本原理表现为: 在发展过程中， 不同的管理方式对价值链的增值会起到不同的作用， 决策者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方向性的资源配置——战略、计划、创新和企业文化等构建更关键的环节；报业企业的运营要有持续发展的理念，从采、编、运营等各方面都要坚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报业企业的竞争，从根本上说体现在价值链的竞争上[2]。

从既有媒介竞争力的相关研究来看，大多数属于文献整理、总结要点的类型，而媒介企业拥有一般工商企业的共性但也有自己的个性。用价值链理论关照具体媒介企业在其竞争中的战略特点，十分必要。

如果把报业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又无法识别这些竞争优势，就必须把企业活动进行分解，通过考察这些活动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确定传媒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价值链分析的内涵[3]。波特价值链理论的核心是，在一个报业企业众多的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价值。传媒企业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来自传媒企业价值链某个特定的价值活动，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战略活动，就是报业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波特以价值链为分析工具，提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抓住关键的价值增值活动，正是这些独特的持续活动构成了企业的核心能力。而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往往来自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成长。报业企业创造的价值产生于一系列活动中，由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大类组成，其中基础活动是直接创造价值的活动，也就是内容的提供及广告的销售等，辅助活动是使基础活动持续不断进行下去的活动，如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采购、市场推广等。

《21世紀经济报道》创刊于2001年1月1日，这一南方集团品牌下的经济报纸，从2001年创办时起就坚持一份理想：做“中国商业报纸的领导者”。创刊11年，该报从周刊扩大到周二、周三刊最后成为日报，报纸的影响力、品牌价值不断提升，迅速建立了经济类报纸的领导地位。盖洛普（Gallup Market Research Corp.）进行的市场调查显示，该报的发行量、影响力和阅读率等几项关键指标都稳居国内同类日报第一位[4]。

正如《21世纪经济报道》产经新闻总监撰文提出的：随着网络的兴起，纸媒行业的“二次销售”盈利模式已遭受挑战[5]。新闻的“二次销售”理论即媒体首先把新闻产品卖给受众，获得影响力及部分收益；其次是把新闻的影响力通过版面、时段等广告形式售卖给广告主，获得大部分现金收益，维持媒体的平衡运营。他认为，“纸媒体采取跨媒体策略不失为新闻产品的组合营销手段。”《21世纪经济报道》的内容提供环节不仅是采编、选题、组稿、编辑加工、设计、制作、生产印制等实体报纸的创作印刷，还包括自建网站、跨媒体合作、原创内容版权售卖等渠道，达到新闻产品的组合营销，实现媒体影响力收益的最大化。

“21世纪网”隶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报系，是承载旗舰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业财经新闻网站。“21世纪报系”旗下除《21世纪经济报道》外，还有《理财周报》《21世纪商业评论》《商务旅行》等媒体以及战略合作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在发展品牌平面媒体的同时，21世纪报系也适时向新媒体形式扩张，整合内容资源，搭建技术平台，创新传播渠道，建立包含“21世纪网”、21EDM、21手机彩信报三大新媒体业务平台，力图实现财经新闻更广泛、快捷、精准的传播[6]。

报刊企业为受众提供的是精神产品，因此仅有形式上的丰富多彩和信息获取渠道的便利还不够，良好的品牌口碑需要良好的内容质量提供支撑。《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沈灏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以‘宗教的精神’做新闻”[7]，作为财经新闻的提供者，《21世纪经济报道》以“新闻创造价值”为核心理念，借鉴了《南方周末》犀利、深刻的报道风格，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没有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而是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去探讨政策性、体制性问题，将新闻事件以“硬新闻”的形式展现出来，具有很强的宏观性和纵深感。主编刘洲伟说：“我们自己在硬新闻方面比较有追求，我们觉得硬新闻才是硬道理，追求这种更有时效性同时又更具深度的新闻，它才会是一个‘新闻纸’”[8]。

通过对内容的深加工和高度整合传播，《21世纪经济报道》得到大量受众的青睐，取得其价值链内容提供环节中的竞争优势。

表面上看，报业企业的价值链中，市场活动属于辅助环节，并不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关键环节。但实际上通过市场活动进行品牌推广有两点相当重要，一是报纸自身的报道质量；一是报纸举办的系列活动，可以让参与的人了解报纸，界定其媒体形象，通过活动的传播力去影响更多的人群，传播报纸的价值理念，塑造报纸在受众和广告商中的形象。此外，这些活动本身还可以创收。这些都对创造价值做出了贡献。

《21世纪经济报道》每年举办100多场活动，其中大型活动30余场。通过这些活动，能够形成持续的话题能力和影响力，拉近报纸与目标群体的距离。媒体主导承办相关活动对于塑造和提升自身品牌有极大意义，《21世纪经济报道》在活动策划主办上做得很多，除企业公民行为奖评选外，相关热点问题的年会、论坛举办得非常多，比如21世纪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年会、21世纪中国券商创新高峰论坛、第五届IT风云榜颁奖典礼暨“构建和谐IT社会”高峰论坛、中国酒店“金枕头”奖、21世纪奢华品牌榜等。这些活动的选题体现前瞻性，既扣准市场热点又引导社会舆论，一方面提升报纸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凝聚了很多领域的高端资源，对报纸的发展、提升、经营等都有很大好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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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品牌及市场活动推广与普通公司的产品有共通之处。新活动（新产品）将要推出之际：有硬广告（形象宣传）；有新闻通稿；有人物訪谈；有网络互动交流。但媒体与其他产品属性又不一样。宣传和营销很到位的报纸并不一定就如传统产品一样赢得市场。他的品牌推广本身很难用市场份额等硬性指标来衡量。媒体是人文表达的东西，体现人文价值。品牌推广需把这些价值观更加凝炼化和形象化，通过举办活动，强化某种形象。以一些活动为例：金融方面，在金融年会上推出亚洲银行竞争力报告；汽车行业方面，推出汽车年度人物；以及跟凤凰网合作推举全球华人经济领袖。21世纪报系市场总监姜岚认为，这些活动表面看是商业行为，但背后在传导一种价值观。姜岚认为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根本在于自身造血能力，所有的商业项目都盈利。“如果不盈利也持续不下去，不是商业推动，怎么达到良性循环？一个活动从运营层面希望能平衡可持续。一般商业规则可以运用在这上面。”“但不能过于商业化，否则参与者可能只参与一两年，毕竟这些活动是长期发展，需要一个自我平衡过程。”姜岚认为市场部的品牌传播能力和盈利能力都在增长，“市场活动的经营由广告部来销售，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10]。

不同的传媒都在寻找自己良性的延展空间， 以求提高内容资源的利用率，如党报党刊开展的经济、社会发展论坛及大型文丛的出版，《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开设经济论坛，引发舆论热点等，都是它们针对自己的特点进行的营销，问题是，在形成衍生产品系列， 并进行标准化和商业化持续开发方面，这些传媒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也是价值链延展必须警惕的“软肋”[11]。要创造一份报刊甚至一条新闻不断创收的循环，比如，新闻事件发生后，很快进入报纸系统，然后通过向电视、网站、广播的投放，并建立数据库供读者持续查阅。一旦这样的系统建立起来，就会有持续开发和延展的价值。

报刊传媒面对的受众群体、合作伙伴、利益相关者， 总的来说都具有较大的趋同性（ 不同定位的媒体趋同性各异）。一般地说， 采访对象有可能是读者， 而读者有可能是广告主， 广告主有的时候可以提供很好的新闻来源。所以， 这种资源具有先天意义上的协同性特质。《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读者市场定位是“上行阶层”——即在现在的经济领域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分人群以及未来中国的“有产阶层”以上的人群，他们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而《21世纪经济报道》的广告主所在行业也多为针对这一人群进行广告投放的行业——金融、房地产、计算机等。

报刊传媒要提升价值，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公信力。公信力作为传媒重要的基础， 在价值特性中居于基础而关键的环节。报刊传媒有很多优势， 打造良好的公信度， 决定开发的可信赖性和可持续性， 就是最大的优势基础。2006年1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汉芯一号”造假传闻的调查》，并在之后连续推出9篇后续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最终导致我国高科技项目“863计划”有关管理条例的修改。《21世纪经济报道》凭借深入调查和有理有据的连续报道，折射出它的“新闻创造价值”的定位，它力图呈现真实，让读者得到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的能力，也获得了在读者心中具有公信力的良好形象。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认为核心能力来源于企业内部的核心资源，也就是企业在产业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有价值的资源。从《21世纪经济报道》的实例来看，价值链中关键环节和辅助环节的重视和配合，使它具有较强的实力和地位。由此可知，报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报业企业价值链管理的协同效应及报业企业价值系统的整合协调管理，即来自报业企业内部资源的协同。各项战略活动实现有机整合，将促使企业成本降低，创新能力增强，竞争能力的模仿性难度加大，从而使企业长期处于竞争优势。所以，在组织报业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应该重视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注意关键环节和辅助环节的配合，力争使其达到最优的配合效果，以增加报业企业的竞争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 篇12

关键词：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纺织业,对策

一、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理论

(一) 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

1776年,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当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低于其他所有国家, 即在该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时, 这个国家应该分工生产这种产品继而从别国换取本国的劣势产品, 那么双方都可以通过交换获利。斯密的理论只回答了当一国在某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时可以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并获益。那么, 当一个国家连一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都没有, 还能否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并获益?后来的学者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指出, 一个国家即使在任何产品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 只要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专门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并开展国际交换, 就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更大的绝对优势和更小的比较劣势, 这就是说, 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 应集中资源生产优势相对更大的产品, 而处于劣势的国家应生产劣势更小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为落后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并获益提供了依据。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生产成本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基础和原因, 但均未说明是什么造成了成本差异。瑞典学者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一国要素禀赋决定着要素价格差异, 后者又决定产品成本差异,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成本差导致产品价格差异, 因此分工与贸易最终由要素禀赋决定。从而得出结论: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生产的商品, 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

(二) 关于竞争优势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波特在其三部著作《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竞争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起来的持久优势地位。波特认为国家的繁荣不是固有的, 而是创造出来的, 他把一国的竞争优势归结为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 认为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 生产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推进要素, 前者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等要素, 后者指通过投资和发展创造的要素。波特认为, 一国要取得竞争优势, 其推进要素比基本要素更重要。 (2) 国内需求。它指国内需求的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的质量等。 (3) 相关支撑产业。指企业所有相关产业及供应商的竞争能力。它是促进一个国家主导产业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保证。 (4) 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它指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形成与组织管理方式、竞争的激烈程度、创新与企业家才能等。 (5) 政府。波特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系列活动达到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目的。 (6) 机遇。是指那些超出控制范畴的事件, 包括技术突破、能源危机等其他突发事件。波特认为机遇的来源可能是自然演化的, 也可能由突发事件促成, 关键在于如何去捕捉。前四个因素为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基本因素, 而后两个为附加因素。这六个因素形成了一个含括波特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思想的“钻石模型”, 模型中的每一组因素都可单独发生作用, 但又同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

(三)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依照比较优势理论, 一国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一般都是用本国丰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 生产成本低廉, 因此具有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而且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不但要有价格优势, 还要有其他诸如品牌、质量、垄断力等优势, 这些所有因素被称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只是一种静态的优势, 是竞争优势基础, 只有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

二、我国纺织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分析

(一) 我国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长期以来, 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各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 我国对外贸易也以此为指导。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从过去到现在都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密集上, 所以在外贸战略上突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 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纺织行业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近年来, 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不断升级, 甚至有的标准目前我国纺织行业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很难达到。印度、越南等国的纺织品出口规模也迅速扩大, 出口产品结构雷同, 造成国际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 特别是我国人民币持续升值, 生产成本不断提高, 造成我国纺织品价格优势、国际竞争力不断减弱。如果我们继续增加低附加值的纺织品的出口, 就会在纺织品领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更加激烈的竞争和贸易摩擦, 受到更多的反倾销指控, 由于竞争进一步降低附加值纺织品的国际价格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由于缺少重要的技术和管理效应而使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由此, 纺织品出口要想正常健康发展, 其发展就不能仅局限于比较优势, 而应当把纺织业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 实现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的转变。

(二) 我国纺织业的竞争优势分析。

在当前, 中国纺织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成本、规模等方面。首先, 我国具有丰富、廉价且相对熟练的劳动力。其次,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对纺织品的国内需求很大, 加之我国国内社会政治稳定, 国民经济迅猛发展,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纺织品的消费需求还会增加, 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还很大。但以上这些与整合的竞争优势还相差甚远。同时应该看出, 纺织业的产业链很长, 其上游产业 (包括纤维生产、自主品牌的创立) 和下游产业中的市场营销环节均属于技术或资本密集型, 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在纽约举办的第八届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博览会上说, 目前国际纺织品跨国价值链中最主要的收益大都归于技术和品牌, 两者获取的利润占到全部利润的80%, 而国内企业作为生产和加工者只能获得剩余的20%。纺织业高附加值的欠缺部分地抵销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上的优势, 使得我国纺织业只能靠价格优势占领市场, 获得微薄利润。因此纺织业外贸发展战略转向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是必然选择。

三、我国纺织业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策略

(一) 增加研发投入,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提高科技含量。

我国纺织企业在创新研发方面投入严重不足, 产品结构不合理。在欧美国家, 纺织品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到销售总额的3%～5%, 部分企业高达10%, 而我国纺织行业的投入比例仅为0.7%～1%, 这就造成我国产品结构呈现明显的中高档产品少而“大路货”多的格局。根据波特的理论, 产品中蕴涵的高科技因素是建立行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推动力量, 这就要求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进行再创新的同时, 增加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同时, 由于劳动是不均质的, 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更强竞争力, 这说明纺织业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重要途径, 就是加大人力资本和技术投入, 提高产品技术密度, 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

(二) 增强品牌意识, 培育我国纺织业的品牌优势。

走品牌化差异化的经营轨道, 创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是增强我国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我国出口企业应尽快加速采用国际标准, 提高中国纺织品的质量信誉, 增强品牌意识, 学习国外企业的营销策略和经验, 培育自有品牌, 并利用自有品牌开拓国际市场, 占领国际市场, 获得品牌和营销环节的利润。

(三) 建立创新型产业群, 构建企业竞争优势。

波特认为, 一群在地理上互相靠近, 在技术上相互支持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所形成的产业群集, 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这种地理上的集中, 虽然加剧了企业间竞争, 但也能吸引人才和投资, 同时具有技术溢出效应, 使企业迅速相互借鉴学习, 不断进行观念交流和技术创新。

(四) 政府应加大对纺织业的宏观调控力度。

主要是抑制产能快速扩张的局面, 同时引导纺织企业加快实现从“以量取胜”到“以质取胜”的转变, 提升产品档次和产业水平, 增强我国纺织行业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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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对比研究·国际经济探索, 20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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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吉国, 周娟, 田野青·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依据和路径·商业研究, 2007,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