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政治课

西南联大的政治课（精选7篇）

西南联大的政治课 篇1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教育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机会与风险。必须承认,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机制、内容、 方式方法、载体等诸方面与新形势、新情况、新环境还有着诸多的不适应。因此,在教育实践中,对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南阳地处豫西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具备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对其进行科学的吸收和利用对于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新空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新水平,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要作用。

一、特色地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

地域文化则是一个地方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不断的历史更替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反映当地历史积淀、人文品格、生活生产方式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在特定的场域,地域文化能够承受巨大的外力,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民间发挥着实质上的主导作用,在社会的进步中体现出文化强大的生命力。特色地域文化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人文根基和力量源泉,将地域文化资源广泛运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扩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外延,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对提升高校育人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需要

文化是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基础,作为民族文化精髓的民族精神,对凝聚全民族的思想情感,激发民族自豪感具有特殊的作用。特色地域文化是不同地域民众在历史的实践中锤炼出的文化精粹,沉淀了大量的民族认同符号,是一种历史积累,也是一种历史沉淀,更是一种历史绵延,具有强大的惯性,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不断塑造培育的不竭源泉。 挖掘并利用特色地域文化资源,有助于大学生对学习和生活的这片土地产生真挚的热爱并上升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从简单的理念爱国转变为充满真实情感的务实爱国,在思索人生价值的过程中深化民族认同,增强民族感情。

(二)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需要

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心议题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如何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地域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社会认知力、 道德判断力、科技创新力和环境审美力,激发大学生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和向往,培养乐观、豁达、灵活、积极的人生态度,成为有责任感、有正义感、有奉献精神的人,这种精神气质将对大学生的人生发展奠定良好的内在基础。

(三)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培养大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的人格品质,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师生普遍反映教材内容涵盖过于广泛,知识体系过于抽象,理论讲解过于枯燥,针对性不强,体现了共性,但没有突出个性。不同地域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或突出历史,或强调现代,或侧重厚重,或凸起开放,都体现了不同地域人民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展现了当地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本土情怀。充分挖掘这些特色文化资源并运用到教学中,能够看得见、听得着、感受到,符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学生”的基本教育原则,更容易让大学生产生文化亲近感, 在深入其中体验文化魅力的同时获得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

二、南阳特色地域文化资源

南阳地处豫西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十分丰厚。中原文化的厚重务实品格和荆楚文化的浪漫灵秀之风在南阳交融, 造就了南阳文化的特有风格,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悠久的艺术传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一)传统文化

南阳人杰地灵,历史上人才荟萃,以“智圣”诸葛亮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以“科圣”张衡为代表的科技文化,以“医圣” 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医药文化,以“商圣”范蠡和社旗山陕会馆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范仲淹创建的花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以南阳府衙和内乡县衙为代表的廉洁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智慧、公平、正义、大爱、诚信的完美追求。范仲淹任职邓州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唱不绝,历历激越后人。这些都可以成为当前大学生成才成长的范式和向导。

(二)红色文化

南阳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关注关爱于南阳,或战斗工作于南阳。以桐柏县为例,中国共产党的3个中央级、6个省级、9个地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先后在这里建立,1万多名革命先烈长眠于此。2005年,桐柏革命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点之一。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件珍贵文物都体现出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高尚情操和爱国情怀, 都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都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

(三)时代精神文化

从2008年11月至2011年11月,南阳完成了作为“天下第一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搬迁工程。在移民搬迁过程中,广大移民充分发扬了舍小家顾大家,不计报酬,不讲回报的爱国情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和开拓创新、 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最鲜明的诠释,为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增添了温暖的力量。

三、特色地域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

(一)将特色地域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之中

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着教学内容单调、 教学方法呆板的困境,无法真正为大学生喜闻乐见。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要取得最优化的教育效果,就需要将理论问题具体化、形象化、真实化、通俗化,让受教者在真实、可触的环境中感受并领悟理论的魅力。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人的认识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是认知的必然阶段,特色地域文化中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大学生而言真实可信、亲切可近,可以帮助大学生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的感知色彩,提高理性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文化资源的系统化和条理化整理,并根据大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以及知识本身的逻辑顺序对资源各项内容进行排列组合。例如,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设计以南阳地域文化为背景的教学案例、教学故事,《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南阳“四圣”故事》、《南阳民俗生活》、《南水北调大移民》等,针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设计《南阳革命英烈故事》、《中原我军解放南阳———毛泽东》、《桐柏英雄》、《南阳改革开放三十年巨变》等专题内容。在次基础上还可以设计更多的关于史类、文学类(南阳作家群)、艺术类(南阳玉雕),建筑赏析(南阳府衙、花洲书院)等内容。这不仅为弘扬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新途径,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进行了新尝试。

(二)将特色地域文化资源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之中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文化生活日益社会化正在成为趋势,不同亚文化之间在交流、碰撞中实现精神借鉴和内涵吸收。将地域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之中,吸收地域文化营养,与地域文化融汇共进,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地域社会,既可以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新思路,开拓新空间,提升校园文化品位, 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文化色彩,发挥品牌效应,又可以增强大学生对所在地的文化认知,增强人文自豪感和认同感。南阳医专植根南阳深厚的文化沃土,与仲景文化同根同源“,医” 脉相承。为了能让学生深层次地理解仲景文化的精髓,培养 “崇仁、厚德、恒志、精术”仲景风骨的人文内核,学校开设了仲景文化精品课程,创办了《国医论坛》杂志,校园内竖立了张仲景塑像,设置了医家经典石刻和格言标牌,用南阳医药文化为校园道路命名,每一次课堂教育、每一次校园活动、每一处景观设计都尽力彰显时代特点,突出仲景特色文化,着力打造仲景品牌,培养仲景学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将特色地域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之中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特色地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之中,充分激发学生主体作用,引导他们自我体验、自我感悟、自我反思,在实践中锻炼,在锻炼中成长, 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感悟、价值判断和政治认知。开展实践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组织大学生对地域文化的物质实体进行参观考察。近年来,南阳医专充分利用节假日、新生入学、新党员入党宣誓、纪念日等时间点组织学生参观彭雪枫纪念馆、医圣祠、南水北调水源地等实践基地,师生在游览过程中产生课堂不曾有的亲切默契融洽,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在同一个地域文化环境中成长融洽默契,激发了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二是利用社会实践平台开展“南阳文化”调查活动。调查南阳文化对人们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思考南阳文化长远发展的建议,从而达到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的目的。三是组织大学生参加南阳文化整理、维护和传播等活动。大学生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一边充实了对南阳文化的认识,一边受到南阳文化的熏陶,而且接受着思想、能力及体力上的锻炼,在锻炼中不断提高,逐步成长。

摘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特色地域文化具备鲜明的历史个性和时代内容。南阳人文资源丰富,充分发挥其价值引导、精神熏陶和传播影响的作用,并以此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内容、形式、观念以及校园文化,对于培养和弘扬大学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特色地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的教育实践 篇2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南京国民政府即下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 长沙临时大学移至云南昆明, 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1946年, 西南联大解散, 三校返回北京、天津原址复校。自西南联大成立之日起, 冯友兰便与该校有了不解之缘。西南联大成为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时期践行其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学术殿堂。

一、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的大学教育管理决策活动简史

1937年9月, 冯友兰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课程委员会委员。1938年4月, 西南联大转迁至昆明后随即召开学校常务委员会, 委员会选举胡适为西南联大建筑设计委员, 后因胡适不能到任, 冯友兰暂代胡适出任。同年10月, 冯友兰被聘为西南联大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委员、主席。11月, 西南联大图书馆设计建筑委员会邀冯友兰担任委员, 冯友兰欣然接受。12月, 冯友兰被聘为校务会议召集人和抗日战争史料搜集保管委员会委员。1939年10月, 图书设计建筑与校舍设计建筑委员会改组, 冯友兰仍然出任两委员会委员。1940年7月, 冯友兰、陈岱孙等人被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推选为留美奖学金评定审查委员会委员。1941年11月, 冯友兰出任西南联大校务聘任委员会主席, 并成为昆明地区各学术团体重大集体活动组织召集人。1942年6月, 冯友兰、吴有训、黄珏生三人被推选为西南联大附属学校筹建组成员, 冯友兰任筹建组会议召集人。同年10月, 冯友兰与钱端升共同起草了向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摧残各国教育的盟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致敬的宣言。两个月以后, 冯友兰担任西南联大文池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委员。1944年2月, 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选定冯友兰与汤用彤负责制订印度留学研究生在校课程与研究计划。1945年10月, 西南联大校友纪念册编委聘请冯友兰出任编委主席。1946年3月, 随着三校返回北方原校址复校日益临近, 冯友兰出任图书馆返迁委员会委员。这也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最后一项职务和任务[1]51-64。

冯友兰是西南联大的元老, 伴随西南联大一起完整地走过了九年光阴。期间学校有关教育教学管理决策的重大会议, 冯友兰必会受邀参加。且冯友兰是唯一可列席由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组成的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的常委外人士。在各种教授会议、学术评审会议、奖学金评审会议、聘任评审会议等重要学校教务教学会议上, 经常能看到冯友兰的身影, 且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会议的召集人或会议主席。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也是由冯友兰亲自设计拟定的。

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哲学教育体系建构实践

冯友兰在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之后, 注重采用新的教学方式代替传统陈旧的教学理念, 使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得到更好的发展。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期间, 完成了他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现代学术价值的哲学史著作, 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本。这部哲学史著作使得读者能够更系统地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全貌。

冯友兰在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时坚持用新的学术理念构建他的哲学教育体系。冯友兰通过研究中国哲学史发现, 一个民族在寻求文化发展时, 应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及学术成果, 但当这个民族遭遇外族侵犯, 为了民族存亡奋斗时应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避免异族文化入侵。抗战时期, 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够唤起民众的奋斗热情, 激发他们的斗争勇气。冯友兰认为, 从传承民族历史与文化层面来看, 中华民族的传统并不是多元的, 而是一元的, 只有继承只属于本民族的传统与文化才能够更好服务于抗战。这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辩证观支撑着冯友兰在非常时期继续工作的信念[2]22-78。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是他人生中经历的最艰苦动荡的时期, 但是恶劣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使他放弃对学术的研究, 反而促成他学术成果的大丰收。他在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大量学术论文及学术专著。著名的“贞元六书”就是冯友兰在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条件下完成的。这六部作品的完成也是冯友兰完成他哲学体系构建的标志。冯友兰这一学术体系的形成引起中国哲学界极大关注, 也奠定了冯友兰在西南联大哲学系不可撼动的地位。其中, 《新理学》这本哲学著作的问世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肯定。这一方面是由于书中冯友兰利用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对中国哲学作了不同于传统的新诠释, 表现在他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中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及理念试图构建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 由于冯友兰在书中用哲学观点和语言诠释了自己对传承以中国哲学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该著作的出版还唤起了民众的民族使命感, 坚定了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南联大哲学学术理念以及学子们的学术风格。总之,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哲学教育体系的建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对抗战期间国家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教书育人实践

于抗战硝烟中成立的西南联大, 教书育人、为抗日伟业服务是它当时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以冯友兰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师生肩负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通过辛勤的学术耕耘, 脚踏实地地为民族解放和文化复兴默默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冯友兰在他《新世训》的自序中写道:抗日战争以来所完成的三部著作, 《新理学》的主要内容为哲学、《新事论》的主要内容为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新世训》的主要内容为日常生活问题, 三书的最终目的是为民族复兴与建设震古烁今之伟业。可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育实践的内在追求即在于为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这是他当时所有教育理念的初衷, 也是践行教书育人事业的指导思想。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以教助研、以研促教, 积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新原人》、《新世训》等冯友兰学术成果著作被西南联大有关专业以教材使用。冯友兰以大讲堂形式为数百学生讲授伦理学课程。在伦理课上, 冯友兰谆谆建言青年学生们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在学习和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到尽职尽责, 并从中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冯友兰的建言在西南联大师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学生吴讷孙, 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的美术史专家, 曾在大学二年级时感到生命无意义, 一时有强烈的轻生念头。冯友兰得知此信息后, 以其对人生的真知灼见积极劝导吴讷孙。吴讷孙在冯友兰的帮助下很快转变了厌世嫉俗的消极观念, 从此一心扑在学习研究上, 足见冯友兰教书育人实践的感化力量。

除了在大学课堂讲授哲学、伦理学, 冯友兰还借助各种机会在校内外举办各种报告、演讲。其报告文学《人生四境界》、《中国固有之道德》、《不变之道德与可变之道德》等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探讨人生哲理。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 国内社会氛围极其压抑的情况下, 冯友兰的公开演讲将他的学术成果和活动真正用于为中国人民抗日伟业服务, 激励了国人的抗战斗志与士气[3]108-159。

冯友兰不仅在精神层面激励和鼓舞学生、市民积极抗日, 还全力支持热血青年学生身体力行参与抗战。1944年, 当抗日战场形势逐渐扭转之时, 冯友兰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教育部征调西南联大学生奔赴前线担任翻译员的工作, 为前线抗战挑选人才。同年11月, 在一次演讲会上, 冯友兰与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等名家大师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鼓励有志知识青年从军参加抗日。冯友兰在演讲会上说道:每一个中国人, 都不可能推卸对国家应尽之责任。演讲会后, 冯友兰亲自送自己的大儿子冯钟辽奔赴抗日前线, 为全校师生做了表率。

总而言之, 从1937年接手西南联大的教务教学工作直到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 期间冯友兰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无论是构建学校哲学教育体系还是其他教书育人活动, 冯友兰都对西南联大, 这个抗日时期特殊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府以及民族抗日伟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宗璞.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2]蔡仲德.论教育家冯友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西南联大的政治课 篇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 简称西南联大, 从1938年至1946年, 西南联大办学历史前后共计8年时间。西南联大在战时状态下在文化教育封面创造了杰出的成就, 根据有关统计, 从1938年至1946年, 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 毕业生约3000人。其中, 有1000多人先后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研究人员、人文工作者、政府高级官员等。截止到1996年,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 前后有80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有6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另外, 还有5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后来成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师学院院士[1]。当年, 西南联大师生栖身茅屋, 食不果腹, 甚至有时还要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 在如此恶略的战争环境下, 西南联大仍然能培养出众多杰出的人才, 这引起了人们的思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 在最艰苦的条件下, 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 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 最值得人们研究。”

一、通识教育与学术独立的管理价值追求

通识教育是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通识教育的思想, 源远流长。《易经》中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 《中庸》中主张“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古人一贯认为博学多识可达到出神入化, 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识教育可以培养通才, 即博览群书, 知自然人文, 知古今之事, 博学多识, 通权达变, 通情达理, 兼备多种才能的人。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 因为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 是一种人文教育, 它超越了功利性与实用性, 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学生通过多样化的选择, 得到了自由的、顺其自然的成长。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 与其推行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有极大的关系。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明确提出“通才教育”的思想, 这一思想是以孔子教学思想为基础, 融合中外教学理念而成。他认为, 大学教育与儒家《大学》中提出的“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殊途同归, “窃以为大学期内, 通专虽应兼顾, 而重心所寄, 应在通而不在专”。这种博学多能的学生在战时是很需要的, 能很方便的找到出路。也就是说实行通才教育可以达到社会和学生的双赢。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建国纲领》中主张“抗战”与“建国”并举, 实行专才教育, 重理轻文, 抑制文法。1938年高校招生, 理工科2943人, 而文法科只1427人。联大的师生坚决反对教育部急功近利的做法。梅贻琦先生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 通专虽应兼顾, 而重心所寄, 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 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 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他认为教育部的这种短见行为对人才培养毫无益处, 并给予批驳。梅贻琦主张通专并重, 但核心是强调大学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大学教育固然重要, 但并非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全部, 来自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教育都是不可忽视的, 因此大学教育要成为这诸多教育的粘合剂, 只有这样, 才能凸显大学教育的作用。我国自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以来, 学习前苏联办学经验, 适应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 以专才教育代替通才教育, 发展到现在, 连中学里也是文理分科。或许说, 专才教育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是有益的, 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是适合的。但是,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 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杰出人才, 无法培养出闻名世界的大师级人才。

学术独立自由是西南联大管理文化的精髓所在。能否保持学术的独立与自由, 办学思想不受过多的行政干涉, 是高水平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1939年3月, 陈立夫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 采取集中考试、统一教材的方式, 对大学事务横加干涉, 企图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这种做法遭到西南联大全体在校师生的反对和抵制, 联大还为此专门召开教务会议, 讨论并反对教育部的这一做法, 并致函教育部转述教授们的意见。文中说:“拂大学为最高学府, 包罗万象, 岂可以刻板文章, 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 未有千篇一律者, 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教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教育部为有权者, 大学为有能者, 权、能分职, 事乃以治。”“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 一切设施均有成规, 行之有年, 纵不敢谓极有成绩, 亦可谓为当无流弊, 似不必轻易更张。”[2]

这份著名的《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函》, 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它以文字的形式表明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意向, 即在国家框架下的独立自主, 强调了学术独立与自由。处在抗战的特定时期, 西南联大在继承和发扬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五四”、“一二·九”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崇尚民主之风, 追求学术独立和自由。易社强认为, 西南联大是一种象征, 代表近代中国自由与学术独立的顶峰;同时, 这座高等学府的“民主堡垒”, 为抵挡国民党想在大学插足的百般攻势, 保持相对独立的教学环境, 做出了不懈努力, 取得了突出成绩。北师大郑敏先生回忆说:“那时, 教务处对老师也放手, 不要求他教这个教那个。师生间都是探讨的, 教师和学生都享有极大的自由, 没有人来检查这个那个的。”武汉大学的刘绪贻先生回忆说:“西南联大教师上课, 一般不用统一教材, 而是阐发各自学术见解。任何见解, 不论古今中外, 不论左中右, 都可以在课堂讲授, 也可以在课外做讲演。”

通过西南联大的管理文化可以看出, 通识教育和学术独立是最重要的管理价值追求。通识教育使得西南联大在最为艰难的时期仍然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学术独立为不同思潮提供了可以展示的舞台, 为学术交流提供便捷, 并有力促进了大学教育向纵深发展。正是因为能够保持学术独立, 才使西南联大能够出色的完成历史使命,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和谐团结与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

西南联大管理文化中的和谐团结思维和沟通合作思维是办学成功的源泉之一。正是基于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团结, 管理者与教授之间沟通合作, 在大学内部营造了良好的和谐团结、沟通合作的管理文化, 这种文化影响了每一个西南联大人, 从而使得西南联大才能自始至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营造和谐团结的文化氛围。西南联大很好地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联大汇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 众多的教授代表着不同流派, 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观点, 经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但在学校和谐思维的影响下, 教授们都能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在管理文化中, 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 始终发扬民主, 实行校院系三级组织结构, 并设置各种委员会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 实行民主化的多级管理制度。联大认为, 学校不是官场, 只有在自由、和谐的氛围中才能教书育人, 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把学校当做下属, 把教授当做科员的做法, 以此抵制官场腐糜之风对大学的侵扰。

打造沟通合作的人际关系。西南联合大学是三校联合的组织模式, 不设校长, 只设三个常务委员, 即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 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整个抗战期间, 西南联大能够不间断的向前发展, 得益于三位校长的真诚合作。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在政府都担任职务, 因此他们共同推举年富力强的梅贻琦主持联大日常事务, 这种信任正是基于他们识大体、顾大局, 相互间的沟通和亲密合作。而身为西南联大校务主持人的梅贻琦能够深入三校教授学生之中, 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并在办学中实际融合运用, 正是这种沟通合作思维让西南联大成为联合办学的典范[3]。现代的大学管理者应该更加具备和教师的合作之心, 大学管理者只有和教师站在平等的地位, 认清大学的教学教研的真正执行者、落实者是教师, 辩证地理解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把教师当成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 注意培养教师的主动性和自我管理能力, 真正把教师培养成工作的盟友, 才能有助于绩效水平的提高, 才能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氛围, 创造一个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团队, 顺利并出色地完成各项教学和科研任务。

西南联大能够自始至终的遵循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坚持学术独立和自由, 以和谐的管理文化给各学术流派提供生存空间和发展土壤, 以民主的原则, 实行教授对学校的自主管理, 从而能够吸引多方面优秀人才的长期驻留, 在营造人事和谐、师生团结的大学氛围中, 保证了教学质量, 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突出体现西南联大的和谐团结与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

三、开放多元与宽容忍让的管理心态

开放多元的心态。大学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传承文化的神圣殿堂, 她所担当的社会责任需要管理者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胸襟, 能够包容多元文化、多种思维和多种观点;高等教育的管理者, 一定要始终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指导, 在本土化、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加快实现国际化, 汲取全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多元文化, 提高大学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竞争力, 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步伐。

宽容忍让的心态。高校的管理者面对的是各种性格的教授, 多种学科、多种文化的代表, 因此需要以宽阔的胸襟和宽容忍让的心态去处理事务。管理者应能够对人宽容, 甘于忍让, 善于考虑教师的难处和利益, 善于承上启下, 协调各种资源。任何小肚鸡肠、心胸狭隘的人很难在高校中做好管理工作。只有宽容忍让, 懂得尊重, 才能激发教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 才能让一些才华横溢、能力非凡但言行偏激、不拘小节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通过宽容忍让, 让管理者增强人格魅力和影响力, 使自己的理念能够传达并影响每一个人, 从而以影响力和威信开展工作, 以更加科学化、人性化的管理使得高校各项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在战火硝烟中, 西南联大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文化与教育实体, 它的丰富蕴藉, 不止在于它拥有一大批文化名人, 更在于她浓缩了中国文化史、民族史及教育史, 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 西南联大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今天看来, 西南联大在管理文化的价值追求上, 强调通识教育和学术独立, 秉持和谐团结、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 坚持开放多元、宽容忍让的心态, 使得联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 在处理大学内部各种矛盾的时候, 需要深刻领会西南联大管理文化的背景、结构、成因和影响, 并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赋予高等教育的新使命, 以科学化、人性化的管理, 在高校内部创造良好的管理文化, 不断提升高校管理水平, 构建中国大学的大学文化, 建设高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 从而实现教育强国梦。

摘要：西南联大八年抗战的极端艰苦条件下, 培养出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优秀人才, 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坚持通识教育、学术独立的管理价值追求, 坚持和谐团结、沟通合作的管理思维和开放多元、宽容忍让的管理心态, 营造了科学高效的管理文化, 促使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取得了基础的成就。深入研究西南联大的管理文化, 从管理文化的成因、背景、影响等方面去借鉴吸取优秀经验, 对当今建设高水平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文化,西南联大,管理文化

参考文献

[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吴树青.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J].中国大学教学, 1997, (1) .

西南联大的政治课 篇4

一西南联大的人才培养模式

大批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同出于一所大学，表明西南联大较好地遵循了大学培养人才的规律，把握了创新人才成长的特点：

1造就通才的培养目标

通才教育思想即提倡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应该广泛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并使其融会贯通。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便主张通才教育和选修制。文理不能分科，“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2]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始著名的《大学一解》中提出，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为什么?“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2文理渗透、重视基础、内容新颖的课程结构

公共必修课的设置：联大在教育目标上提倡“通才教育”，这一点对于学校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以及校风、学风各方面都有影响。[3]全校性的共同必修课主要集中在一年级，一般包括：国文、英文、三民主义、伦理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一门社会科学基础课目和一门自然科学基础课目。原则上共同必修课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不过各院又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如文法学院对上述社会科学基础课目必修两门，理工学生对上述自然科学基础课目必修两到三门，工学院则可以不修中国通史。

选修课的开设：配合学分制的严格规定，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和专长，又能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联大八年内所开设的1600多门课中有大量的选修课。选修课的教材一般都是自编的，而且多是新老教师辛勤钻研的最新成果，因而选修课的开设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而且还能发挥教师的专长。一般从二年级开始，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地选修课程，不受本专业的限制。

重视基础理论课：联大特别重视基础理论课，一般都由系主任或有经验的教授讲授。而且往往由几个教授同时开一门课，比如：“中国通史”就有孙毓棠、吴晗、雷海宗三位教授同时开，而且是各有侧重地从经济、典章制度和文化史等不同的方面来讲授;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国文读本”有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等多位教授同时或分段开;理学院的“初等微积分”“普通化学”等基础必修课也是如此。一门课由几位老师同时开，而授课教师又各有自己的体系和侧重面，不仅能为学生提供广泛的选择和比较，同时还能在教师中开展学术争鸣与竞赛，有助于教师队伍的成长。

注重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联大根据特殊时代的需要开设了一些新课程。例如，共同必修课中曾开设了一门“理想与现实”的课程，在教学与讨论中，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的现实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树立起高度的民族责任感。

3师资力量雄厚，硕学鸿儒荟萃一堂

西南联大非常重视教师的聘用，从1938年4月26日的第六十次常务会议到1939年12月19日的第131次常务会议，基本上每次会议都有教师聘用方面的内容，[4]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在思想上重视之外，在教师聘用方式上也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例如，沈从文只上过小学，华罗庚中学没有毕业，钱穆也没有大学学历，但丝毫不影响联大聘他们做教授。另外，费孝通、钱钟书、吴晗等人都是联大期间新聘的教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闻名中外的大学者。[5]虽然西南联大的教师数量在当时的高校中不是最多的，但却是最强、最有水平的，教授阵容常年保持在180人左右，其中，有117人在国外留过学，留学七八年以上的不在少数，他们不仅学历高，知识结构新，知识面广，大多数人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修养，而且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系统训练，是一批真正会通中外、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大家人物。[6]

4西南联大的办学环境和学术氛围

西南联大办学成就非凡，培养出大批杰出的创新型人才，与办学者的办学思想、师资队伍、学生素质固然关系极大，但办学的环境和氛围也很重要。这里说的环境，主要是办学的外部社会环境，比如西南联大与当时云南地方当局的关系，与国家教育当局的关系等;这里说的氛围，主要是指西南联大内部的学术气氛。西南联大有着浓郁的学术氛围，应该说，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大学精神造就了一代西南联大人。1939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统一大学各系科课程设置和统一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的训令，西南联大教授会认为这不符合通才教育的方针和学术自由的原则，就用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函的名义转报教育部，质疑和抵制教育部的训令。[6]

5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西南联大学生虽然学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在课堂有名师指导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课外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们在众多的社团、壁报、读书会、讨论会上，开展政治、学术、文艺、体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各种活动，抒发爱国热情，交流思想观点，发挥兴趣特长，提高文化素养，锻炼活动能力。学生中组织了许多进步社团，如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社、铁马体育会等，公开成立并展开活动。联大生活虽然清苦，但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这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校友回忆都提到泡茶馆，泡茶馆不是为了休闲，而是求学的一种表现。李政道说：当时学校晚上电灯不亮，无法看书，只好到街上茶馆里去坐，茶馆里有汽灯挂着，比较亮，花很少的钱，泡一杯茶，坐一个晚上或一天，老板都不会撵人。于是一到晚上，茶馆里满是学生，一人抱一本书看，这不妨叫作“茶馆方式”的读书。汪曾祺就曾说过，他这个小说家就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二西南联大人才培养模式的经验启示

通才教育和选修制奠定了联大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使之受到良好人文精神的熏陶，联大学子毕业后大多都有留学西方的经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们纷纷响应祖国号召，历经千辛万险、艰难曲折，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大陆刚刚解放，民生凋弊、百废待兴，但他们毅然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与当年联大注重人文精神的熏陶不能不有密切的关系，其人才培养模式合理的思想内核，对我们今天的高校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1宽口径的专业人才培养

1999年北大确立了“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高年级实施宽口径专业教育”的本科教育改革目标，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的人才也需要过硬的专业本领，现代社会人必须有谋生之技，方能择业糊口———这实际上是价值合理性教育与工具合理性教育的统一。首先，通识教育应该有宽度也有深度，学生既广泛涉猎多门学科又致力于某一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在当前职业变换非常频繁的情况下，通识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宽口径的专业人才更能灵活地适应工作转变;再次，在通识教育模式下，即使是学习专门技术，也关涉到学习者其他相关禀赋的发展及其学习者对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感悟。

2建立课程内容的更新机制

我国现有高校的课程内容还是相对陈旧，跟不上学科的最新动态，部分课程内容所反映的还是前10年甚至前20年的成果。这一点上，西南联大的做法确实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通过领导者的激励和促进，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主动积极地创造条件，联系现实需要，讲授最新的研究成果，没有统一和定式，一切都是以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学科的发展需要为依据，通过教授最新、最先进的内容，培养现实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

3重视基础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

基础知识是指学科中那些最具有迁移性、适应性、概括性和了解与掌握一门学科所必需的知识，其作用不仅在于对学生以后的就业有利，更在于对学生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有益。未来就业的趋势将是劳动者的全面流动和跨行业流动，这就更要求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教育，增强其就业的适应能力，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向宽口径、厚基础的方向发展。

4注重开发校本课程

1940年在当时的教育部颁布大学课程统一设置的训令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就曾联名上书反对教育部统一课程设置和统一考核。事实上课程的魅力正在于日新月异与丰富多彩，惟其如是，才能真正体现教育的价值。校本课程的开发，就在于展现教育的多样化与丰富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学校的资源，结合学生的个性特征和需要，发展学生的潜力。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课程管理体制，不仅压抑了学校自主性的发挥，而且学生个性的发展也受到限制。近年，一些高校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上虽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总体来看，由于缺乏具体理论的指导，许多高校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改革的进展还是缓慢。

西南联大如今已是历史陈迹，但它曾哺育和润泽无数莘莘学子心灵的恢弘博大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虽然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已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作为精神象征，西南联大还会被与她有过直接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国务委员陈至立指出，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永远的光荣和丰碑。

参考文献

[1]丁群安, 黄亲国.西南联大的办学实践及其启示[J].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4) :64-67.

[2]周川.百年之功[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4:83-85, 88.

[3]黄欣.西南联大课程设置的特点及启示[J].江苏高教, 2003 (2) :78-80.

[4]张爱蓉, 郭建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二) :会议记录卷[B].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5]罗海鸥, 刘志文.提升联合办学水平的三条纽带[J].高等教育工程研究, 2006 (2) :87-92.

西南联大工学院的通识教育 篇5

关键词：西南联大,工学院,通识教育

西南联大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 但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创造了大学教育的一个奇迹。而在西南联大众多杰出的教育理念中通识教育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这个理念不仅丰富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形态, 也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中国的抗战与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西南联大的文、理、法商、工和师范五个学院在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当中都充分贯彻了通识教育的理念, 笔者在此便以工学院为例来探讨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 旨在抛砖引玉,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通识教育在西南联大的倡导

通识教育是指对所有大学生所普遍进行的共同文化教育, 包括基础性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的传授, 公民意识的陶冶, 个性的熏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人皆需的一些实际能力的培养, 其目的在于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教育水平, 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起源于美国, 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中国教育界部分人士所接受, 西南联大便是国内实行通识教育的代表。

西南联大推行通识教育的原因, 首先是教授的教育背景, 西南联大以及其成立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 三位校长和大多数教授都有留学或访学美国的经历, 据1946年联大复原北返之后联大师生编写的《联大八年》统计:联大179名教授中97位留美, 38位留欧陆, 18位留英, 3位留日;3位常委, 2位留美, 1位未留学;5位院长, 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 除中国文学系及2位留欧陆, 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由此观之联大之中具有留美背景的教授占多数, 且这些教授对美国的通识教育的接触与认识都比较深刻, 也深谙大学教育的规律和通识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教授的教育背景为推行通识教育这一美国舶来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可能性, 也减小了在校内推行通识教育的阻力。

其次, 西南联大诞生于战火之中, 处于战乱中的中国更需要全面的人才。在当时国内对于通识教育多有批评之声, 联大的教授对于这样的质疑做出了反驳, 梅贻琦指出:“今人言教育者, 动则称通与专之二原则”的状况, 其实“今人”实际就是针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而言, 他不赞成“在大学期间之准备, 应为通专并重”的提法, 教授潘光旦多次指出:“专才教育一方面易导致人格畸形化。不仅对个体不利, 甚至使民族误入歧途。所谓误人指的是人格的畸形化, 成一个偏废或半身不遂的局面……近代欧西文化的危机, 我以为也就在此, 欧洲的理工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程度, 其结果是战争、屠杀与死亡。族类专化的代价如此, 个体大概不成例外”;更有人指出:“近年来教育当局与大学教师, 无论如何的善于自辩自解对此实难辞咎。抗战期间, 各部门都感到人才的缺乏。我们所缺乏的人才主要不在量而在质。雕虫小技的人才并不算少”。而西南联大作为国内的顶尖学府有责任与义务使其培养的学生具有过硬的综合的素质, 于是把“完善人格, 全面发展;体魄强健, 担当重任;兼通文理, 博通为先;团体协作, 消除涣散;陶冶情趣, 提高素养”作为人才培养出发点, 这样的要求也就成为通识教育的理念核心, 也是实行通识教育的目标, 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国走出困境提供更多的有用人才。

有了这两个通识教育实施的前提条件, 西南联大在办学八年的过程中各个学院始终坚持通识教育的理念, 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二 工学院的通识教育

1. 工学院通识教育的源起

西南联大建校前, 北京大学没有工学院, 南开大学也仅仅只有电机工程学系和化学工程学系, 而清华大学则设立有完整的工学院, 因此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后工学院便以清华大学的班底为基础, 包括了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讯专修科、算学科七个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要是清华大学工学院在抗战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工学院的通识教育可以说也是秉承了清华大学的传统。在清华大学时期校长梅贻琦先生便在清华大学实行通识教育的理念, 他在1932年便指出:大家要注意在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 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 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 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 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从1933年开始清华大学就规定文、理、法、工学院学生在一年级须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

根据“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单册”的内容, 工学院有28名教授。这28名教授中留学美国的有14人, 留学德国的有1人, 留学英国的5人, 留学意大利的2人, 留学法国1人, 未留学者2人, 3人学历不详;共有4人获得博士学位, 16人获得硕士学位, 4人获得学士学位, 3人获得学位情况不详。他们当中具有留美背景的占总人数的50%, 绝大多数都具有留学背景, 并且获得学位, 他们同样深谙通识教育之道, 于是从工学院办学开始一直有进行通识教育的传统, 也自始至终都在贯彻通识教育思想。

2. 工学院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

工学院的通识教育中课程设置采取了大小结合, 层次相连的方式。大小结合, “大”所指的是将学校的必修课贯彻到底, 即遵循学校的通识教育原则, 培养工学院学生的“博”与“通”, 增强其人文素养。正如梅贻琦所言:“真正的工业组织人才其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 以至于一切人文科学、文化背景, 都应有充分的了解。”“小”所代表的便是学院所开设的各个系都要进行的必修课程, 要求学生尽量做到“工学院毕业的人才, 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 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 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 都应当充分了解, 虽不能游刃有余, 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 可以有最低限度的周旋能力”。

工学院通识教育的“大”课程。西南联大实行的是以学分制为主体, 必修课、选修课相结合的选课制度。按照当时的《大学规程》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四年中必须修满136个学分, 其中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联大一年级的必修课多由学校统一安排, 国文、英语、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七门基础课是所有科系的一年级学生的必修科目。对于理学院和工学院学校则要求学生应在社会、人文科学课程中选学一门。后来为了重视对学生人格精神的培养, 1942年学校又将伦理学作为所有院系的必修课。工学院大一学生的必修课安排的是国文、英文与经济学简要, 共16个学分。而这与全校一致, 都要进行文科方面知识的学习与训练。

工学院通识教育的“小”课程。在工学院内部的七个系中除了算学科大一要求与理学院共同上课、电讯专修科为一年学制之外, 其余五个系除了要必修学校要求的科目之外, 在学院内部也设立了共同必修课。首先, 大一年级只学共同必修课, 所以在一年级的时候全学院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航空工程、化学工程这五个系的专业课程都是一样的, 这些课程包括:微积分、普通物理、工程画、投影几何、工厂实习。学分设置上,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学系都是39个学分, 航空工程和化学工程学系为40个学分。其次, 在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课程中五个系的专业课有:普通化学 (8) 、静动力学 (4) 、材料力学 (4) 、机件学 (3) 、测量学 (10) 、金工实习 (1.5) 和三年级开设的微分方程 (3) , 这七门课程共33.5个学分都是必须学习的。工学院一、二年级设19门专业课共68个学分, 其中共同必修课13门56.5学分均为通识性课程。

工学院的课程开设多, 学习压力较大, 与其他学院修满132个学分即可毕业相比工学院的学生毕业需要修满136~140个学分, 而在这些学分当中学校要求的文科必修课所占比重为:11.6% (取所需学分的平均值所得) ;学院共同的必修课所占比例为:40.9%。由此可见工学院的通识课程比例达到了52.4%, 占到了总课程的一半还多。

3. 工学院通识教育理念的实施

校级必修课方面, 工学院与全校是一样的, 而学校在校级必修课教师的选择上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即必修课都配备学术功底深厚的知名教授讲授, 年轻的助教、讲师在联大是难得有机会教共同必修课程的, 这样能够保证授课的质量, 更能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也能激发学生对于所学课程的热情, 并勤于思考, 努力向“博”与“通”的目标靠拢。在工学院开设的国文、英文、经济学简要这几门课程的任课老师便有: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等讲授《大学语文》、陈岱孙讲授《经济学简要》等。杨振宁回忆:“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课, 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 每位教授只讲1~2个礼拜。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

而学院内部的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都是由学院的教授讲授, 因为在民国时期对于授予教授头衔极其严苛, 所以被授予教授者都在学界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声望。像大一的专业必修科目全部课程都让学有专长、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来上, 以夯实基础, 开设微积分的教授的有:姜立夫、江泽涵、杨武之、许宝騄、赵访熊等;开设普通物理课的教授有:吴有训、赵忠尧、郑华炽、霍秉权、王竹溪;工程画的教授是汪一彪教授负责, 而机件学则是刘仙洲教授负责讲授。工学院在学生的专业必修课成绩上也有严格要求, 例如, 电机系学生在一年级学习中数学和物理成绩尽管已经达到及格标准, 但成绩如果不超过70分依然不能入系。由于工学院课程有难度, 于是便有学生考试不及格而重读的情况, 教授重读课程的教师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修养与造诣, 像制模实习和锻铸实习的重读教课老师便为刘德慕副教授, 工程画重读课程的讲授者为楮士荃教授。工学院的教师在专业课教学中也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有要求。航空工程系学生贺联奎回忆说:“西南联大理工科的大部分课程上课时, 黑板上写的大都是英文, 讲授时也常使用一些英语。二年级后, 完全用英语讲授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机械工程学系的李辑祥教授给大四学生开设的水力机械课用英语讲授, 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 期终还要学生上交誊清的英文听课笔记, 否则不计成绩。所以工学院在实施大小结合的通识教育时尽力做到了“博”与“通”, “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

三 西南联大工学院通识教育成功的借鉴意义

在近代大学教育的历史上, 关于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由来已久, 有的观点认为专才教育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性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而有的观点则认为通识教育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拓展学生的思维上有着巨大的作用。从西南联大工学院通识教育成功的经验上, 笔者认为:

首先, 通识教育使得理工科的人才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宏观体系内打下了基础, 正如梅贻琦在1943年《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文中所言:“大学教育的最大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这几个方面的通才, 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其次, 通识教育打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 为学术的进步提供了新思维, 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 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整体把握能力, 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如联大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的章文晋, 学机械出身, 后来曾担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组组长兼周恩来翻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巴基斯坦大使、驻美大使, 最后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可见全面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西南联大教育系科的发展及启示 篇6

一、教育系科的源起及发展历程

(一)西南联大教育系科的源起

我国现代教育系科的发端,严格来说是外来而不是本土的。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主要通过传教士进行。国人从1901年开始引进西方教育系科,引进的学科主要有:学校卫生学、学校管理学、教育学、教授学、教授法、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学史、儿童教育。2 1902年,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最早开设了教育学课程,然后由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师范学堂也开设有教育学、教授法等科目。

随着教育学各学科的引进,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已初见端倪,在20世纪上半叶,先后形成了教育学、教授法、教育通论、学校管理、教育行政、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学校卫生、特别教育、初等教育、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量、成人教育、教育统计学、农村教育、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中等教育、教育原理、课程论、中国教育史、教育测验、西洋教育史、职业教育概论、师范教育、乡村教育、幼稚教育、民众教育、比较教育、教育测验与统计、教育伦理学等。教育学的主要学科都已在中国形成,并初步建立起了学科体系。3教育系科在师范教育中的反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院校、大学教育系科。在民国大学体系中,教育学系基本上是作为文学院或者师范学院的一个下属系科来设置的。随着师范教育的发展,为了满足培养教育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开始设立教育系科,先后在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等师范类院校设置专门的教育系科,只是名称有差异,如北京师范学院是教育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是教育哲学系,大夏大学是教育学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的院系被重新组合,合并了重复的院系,意在节省开支、提高教育效率。先后共开设有文、理、法、商、工、师范四个学院和26个系。属于文科学院的有: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学系。每系都吸收了原三校之教授。师范学院设国文学、英语学、史地学、公民训育学、算学、理化学、教育学等系。在联合大学中不设校长,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来主持校务。原三校的教师和学生学籍仍旧由各校管理,研究所也是三校分别办理。因此,临时大学采取的是联合下的分立方式。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教育系并入哲学心理教育系,冯友兰先生为教授会主席。所以,西南联大的教育学系是在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为西南联大教育学系的滥觞。

(二)西南联大教育系科的发展历程

1938年8月,西南联大改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系为哲学心理系。设立师范学院后,将哲学心理教育学系中的教育部分划归师范学院,成立教育系,聘黄钰生为院长。同月,云南大学教育系并入西南联大教育系。邱椿任教育系主席。同年,西南联大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省中等学校师资进修班开学上课。以后,在1941、1942、1944年相继开办中学教师进修班或讲习班数期,为在职的中学教师提供深造学习的机会,为云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10月,联大校委会决定设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学校,聘请黄钰生兼任附校主任。附校包括中学、小学。他为附校制定了三项任务:为师范学生实习教育行政和教学方法的场所;为师范学生实验现代教育原理与技术的实验室;为一般中小学树立榜样。

1940年,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起草了《师范研究所教育门计划书》,准备在当年秋设置师范所教育门,招收学制二年的教育及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1941年,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学生实习的需求,设附设学校,提供学生参观实习之地,探索教育新途径。

1942-1943年,战争形势严峻,敌机轰炸频繁,校址搬迁,校舍也因此修复不断,师范学院迁入工校,总办公处迁至新校舍。

1943-1944年,因空袭减少,省立各校陆续迁回昆明,之前所租各学校校舍多被索回,仅留昆华工校一部为师范学院校址。自此,院址大致确定。

1945年8月,师范学院除保留教育学系外,其他学系原有教师调至本大学文理学院相关各系任职授课。

1945年9月,教育部决定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而教育系中部分教师返回北平,在北京大学保留教育学系。

抗战胜利后,三校即将复员平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脱离母体成为独立的昆明师范学院。联大附中也改为昆明师院附中。教育学系善始善终、恪尽职守,为云南及全国培养了一批合格的毕业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有的人成为蜚声国际的学者、教育家。

二、西南联大教育系科的发展特征

(一)功能定位

由于处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教育学系为谋求生路,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瞄准市场,在教育学科与市场之间寻找契合点,进而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赢得众多的求学者和社会的支持。为此,西南联大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研究与社会紧密结合,力图使教育研究直接为社会服务。1940年秋季成立师范学院教育门研究所,籍以培养专门学术人才,并解决当时各项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1941年成立的附设学校就是为了给教育学系和师院其他系别的学生提供实习的场所。此外,还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了云南省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与昆明市合办了社会教育实验区。在探索教育新途径的同时,也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另外,西南联大教育学系坚持开放办学,与地方教育机关合作,成功地走进了社会,拉近了与基础教育的距离,也为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本院自成立以来,与所在省市之教育行政机关及各级学校,竭力联络。从感情之融洽,与事实之认识入手,以寻求实际合作之方式与服务之机会,以收学理与事实交相裨益之效。”4教育学系师生主动将自己的知识、能力和优势渗透到中小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去,以此来推动名优学校群体的扩大和薄弱学校的转型,同时也因此从根本上推动了教育学系自身发展定位上的转型。教育学系自始至终本着实践出真知的原则,加强学生的教育实习、教育实践和教育调查,把实践经历和体会与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使教育学系成为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基地;通过直接为基础教育服务,加强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促进了教育学系教师知识及能力结构的改善,并对教育科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培养目标

由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是云南省教育厅提出合办的,初衷是希望西南联大为地方培养教师。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对于学生的培养,有着明确的目标。“本院训练学生,对于知识之灌输,技术之娴熟,兼顾并重,以养成健全自动之师资为最后目的。”5除史地、理化二系须受切实特殊训练外,令其他各系学生同受普通工作室训练,如教育、公民训育二系的学生,须在毕业之前,能施用并修理教育新工具,如幻灯机、收音机等。

对于师范学院的全体学生试行全院学生读书制,在吸纳我国教育史上的书院制和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两校的导师制上,取其所长,聘定导师,增购中西各时代重要典籍,使学生除读普通教科书外,更能浸润于古圣先贤之遗教,而收陶冶心灵、启发智慧、修养性格之效。

(三)课程设置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除教育学系有三、四年级之外,其他各系只有一、二年级。师范学院的课程设置,都是以教育部颁师范学院规程及西南联大教务通则为依归的。八年间开设的主要课程为:普通心理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中等教育、教育统计学、普通教学法、比较教育、心理及教育测验、西洋教育史、训育论、变态心理及精神卫生、儿童心理学、中国教育史、青年心理学、家庭管理学、营养学、学校行政问题、教育财政学、教育名著选读、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职业教育、社会心理学、教育视导、青年问题、童子军教育、分科教材及教法研究、变态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教育专家研究、教学实习、升学及就业指导、教育法令。6

总体来说,西南联大的课程是由共同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部分组成的。共同必修课由校务会议讨论决定,各院系的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则由系主任制定后交由校务会议审查通过。从上述每年的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西南联大教育学系在教学思路与课程内容的安排上是比较合理且全面的。其中,社会教育、教育及学校行政问题、教育视导及调查、教学实习等课程的设置充分体现了西南联大教育学系注重实践、融入社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青年心理、心理卫生、青年问题、童子军教育、体育与卫生等课程的设置则展现出对青年学生的切身关爱。

(四)教师队伍

师范学院自成立之初,各系教师充分利用西南联大原有之师资,就文、理、法商各院教师之中,选富有教学经验的聘为本院教师。虽然是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教育学系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但至西南联大时期,教育学系又有所进展,一批老牌教授加盟此系,但年轻教师稳定性较小。其基本情况见表2-1:

副教授有严文郁、王纯修、余冠英、张清常、孙毓棠、陶绍渊。讲师有喻兆明、马葆炼、严倚云,此外还有助教卢濬、李廷揆、李楚安、王家璋、陈熙昌、萧厚德、张文洸、宋宝光、黄澄等人。

总结西南联大教育系教师队伍的特点,一是在职称比例上,有19位教授、6位副教授、10位讲师和助教,可以看出,教授和副教授在整个教师队伍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这与西南联大不拘一格、惟才是举的教师选聘方式是分不开的;二是在知识结构上,是中西合璧的“会通派”。西南联大的大多数教师既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国学训练,多受中国优良传统的熏陶,道德风范也堪为师表,对学生有深刻的影响;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接受了现代科学的洗礼,真正做到了知彼知已、融会贯通、学贯中西。他们接触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了解国外科学的最新发展,所以虽在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仍有些学科能在教学和科研上与国际接轨。三是每位教授都是真正的教育家,不仅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他们对教育的独到见解和阐述堪称我国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说,西南联大教育系较北京大学教育系的规模和实力实乃有增无减,师资力量雄厚。很明显,有这样难得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是西南联大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得天独厚的条件。

(五)生源力量

教育学系在西南联大不属于热门系科,其“热度”远比不上理工学科、经济学科等实用性学科,但相对其他国文、社会学等系以及师范学院其他系科来说却算得上一个大系。依据相关资料可对师范学院历年在校学生人数统计,如表2-2:

在毕业生方面,教育学系的毕业生1940年有28人,1941年有3人,1942年有27人,1943年有24人,1944年有29人,1945年有13人,1946年有16人,总计有140名西南联大学籍的教育学系毕业生。

(六)教学管理

严格而灵活的教学管理保证了教育系人才培养的质量,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联大师范学院开辟了一个阅览室,指定专人管理并指导学生阅读;并在校园里布置了一个读书亭,以便学生平时朗读。在管理上也很严格:学生一律要在校住宿,有事外出过夜要请假,男女生不得擅自进入对方宿舍,会见客人只能在会客室;严格遵守学习时间,每日清晨举行升旗仪式;学生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为了对学生在知识、思想、态度、观念、人格等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体现德、智、体三育并重,制订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生标准及考试办法》,要求学生能“领导青年,为人师表”,否则不准毕业。对于学生的毕业,制定了六条标准:在校肄业时间满五年;修毕一百七十学分;主要科目每年平均在七十分以上;工具学科(国文、英文)经学院甄别,试验及格;配置与使用教具之技能须达到各系所定标准;学生之知识思想态度、理念与其整个人格,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

(七)学生活动

西南联大学生上课的时间较少,学生向教师求教的时间较多,师范学院要求全体学生既要博览群书,又要重视实践,使学习变得生动活泼。教育学系学生以及师范学院其他系的学生经常利用节假日,举行团体活动,以培养团结合作的能力比较有影响的有:全院师生同乐会;滇籍学生组织生活教育团,暑假中赴各县考察教育及社会实况;成立纪念日所举行的“传播光明”表演(亦可称集团游戏);与昆明市政府合办的儿童节庆祝会及儿童抗战画展。9另外,为了训练学生学术思维能力,养成其应有态度、见解与技能,教育学系还有一项中心活动即研究所教育门,专门为研究教育学术而设。为了训练学生,使知识灌输、技术娴熟兼顾并重,还让学生接受普通工作室的训练。

三、西南联大教育系科发展的启示

因为处于抗战的特殊时期,西南联大将办学重心投入到为国家培养大量急需的建设人才中,如电机、机械、航空工程学、物理学及经济学等相关专业领域。教育学系在困境中得以延续并很好地发展和壮大,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可以看出,西南联大教育学系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是以“社会应用性”取胜,讲求效益、实用,从而为其在竞争之林中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传统大学理念强调用古典学术和文化培养人,主张大学应致力于探讨高深学问和追求真理。与之相反,西南联大强调发展社会的实用知识,培养社会应用性人才,把为社会服务作为其主要理念。三校长之一的张伯苓先生早在1928年就提出“土货化”方针,强调教育必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教育学系教授黄钰生则指出大学的意义在润身和淑世,润身是为个人,淑世是为社会。为学问而学问,就是因为学问可以润身;淑世就是学以致用,用学问去改良社会。西南联大教育系科把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付诸于行动,从课程设置到学生活动,处处都体现出教育学系以把教育理论与社会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旨归。

需要指出的是,时代不同,未来社会发展在社会服务方面提出的要求更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办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系科也同样面临着适应社会环境以及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提高教育系科的生存能力,就必须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与社会紧密结合,力图使教育研究直接为社会服务,使教育学科的研究呈现很强的社会性、实用性,从而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一切都以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学科的发展需要为依据。通过传授最新、最先进的内容,培养现实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

在战乱频仍的危难时期,教育系科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壮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他们在不断通过出国深造等途径提升自己学识水平的同时,也深深懂得教学质量就是系科生存的生命线,在课内外广泛与学生接触,用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做到既教书又育人。今天的教育系要发展壮大,仍要花大力气培养教师,通过攻读博士学位,出国深造等途径,改变教师队伍结构,提高师资水平。所谓“师不高,弟子拙”,只有教师的水平上去了,学生的培养质量才能有保障。

西南联大自由的学术风气和教授治校的轻松氛围,给教师们提供了宽松自由的治学环境。让他们心情舒畅、心无旁鹜地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学生们也可以依照自己的爱好,去听感兴趣的课程,在增强知识储备的同时,也开阔了视野,向通才的方向发展。从教育系毕业的学生,无论走向哪个岗位,都可以胜任。这是我们今天教育系毕业生难就业而应认真思考和借鉴的地方,惟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精品”、出“上品”。

摘要：教育系科在西南联大的发展规模居于较高水平,并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色,为中国教育系科的承接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文章介绍了西南联大教育系科的功能定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师队伍、生源力量、教学管理、学生活动。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教育系科的发展要注重“社会应用性”,讲求效益、实用;重视社会服务;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营造宽松自由的治学环境。

关键词：西南联大,教育系科,教育质量,社会应用性

注释

11.刘超.联大社会学及其谱系、源流与嬗变--以联大社会系为基点的历史考察[J].学术界,2008,(3):247.

22.3.侯怀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37,179.

34.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卷一·总览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50.

4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卷一·总览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45.

56.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卷三·教学、科研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71,196,227,263,298,331,364,396.

67.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卷四·教职员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318-328.

78.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卷五·学生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6.

西南联大的政治课 篇7

关键词：西南联大,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办学经验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 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躲避战事, 先是迁至湖南长沙, 又在1938年4月西迁至昆明, 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6年解散为止, 在八年战争状态下创造出极大的教育成就。据统计, 从1938年至1946年, 毕业生中有1000多人先后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院士、高级教授和研究人员、高级工程师、高级记者、诗人、作家、总经理、高级法官和政府高级官员[1]。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下, 经历了“教育界的长征”, 为什么西南联合大学能够在逆境中发展, 培养出如此多的优秀人才, 创造出如此多的文化成果,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正如对西南联大研究了十几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的那样,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 在最艰苦的条件下, 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 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 最值得人们研究”[2]。研究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 对当今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西南联大的成功办学经验

罗海鸥、刘志文在《提升联合办学水平的三条纽带》一文中提出, 维系一所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应该有资源、制度和精神三条纽带, 其中资源包含人力和物力[3]。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

(一) 资源层面。

1. 一流的校长与教师

彼时,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校长分别是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蒋梦麟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 师从教育大师杜威, 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张伯苓一手创办南开系列学校, 重美育、体育和公能教育, 毕生都奉献给了南开;梅贻琦是首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生, 巧合的是, 他正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的第一期学生。这三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校长, 无论在教育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 同时他们高尚的人格也影响了一代学生。

梅贻琦有这样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因此, 在主持联大校务期间, 他十分注重教师的任用。据统计, 西南联大179位教授中, 97位留美, 38位留欧陆, 18位留英, 3位留日, 23位未留学[4]。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陈寅恪、冯友兰、刘文典等“大家”都曾经任教于西南联大。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学校犹水也, 师生犹鱼也, 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 小鱼尾随, 是从游也。从游既久, 其濡染观摩之效, 自不求而至, 不为而成。”正如梅贻琦先生话中所说, 西南联大有这样优秀的老师给学生做模范, 学生怎么会学不好呢?

2. 物质的匮乏

抗日战争年代, 物质匮乏、战火纷飞, 许多卷宗都在战乱中丢失或损毁。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不远万里到昆明, 只为了躲开战事前线, 老师专心做学问和育人, 学生专心学习。这一路上的艰难险阻想必是如今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但是,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 师生们还是携带了许多书籍, 在战乱年代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学术成果。

西南联大初建, 下无寸土、上无片瓦, 只能借助昆明现有学校的校址。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参观西南联大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 极其艰苦, 但是精神生活, 了不得!”[5]西南联大的师生经常受日军的空袭, 校舍由于经常遭受空袭而损毁, 导致课程被迫中止, 很多人甚至认为学校无法按时复课, 但是在梅贻琦先生的要求和带领下, 迅速修复损毁校舍, 并寻找备用校舍, 在最短时间内令学校重回正常秩序, 不得不令人敬佩。

(二) 制度层面。

1. 民主制度和教授治校

联大根据三校合组的实际情况及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 联大不设校长, 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 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6]。梅贻琦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 校长固然重要, 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 最重要的是教授。因此, 西南联大确立了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学校各级管理部门都由教授担任要职, 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时, 多次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西南联大的训导主任, 均被联大以教授治校是三校的一贯传统必须予以尊重为由而婉拒[7]。

校务委员会制度充分考虑了三所高校的需求, 避免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教授治校更是在战火中给了这些大师们最充分的尊重和敬意, 让他们更热爱学校, 投身于学校发展。拒绝政府的插手, 防止被政治左右, 更是实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愿望, 让师生有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2. 学术自由

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既体现在学生的行为中, 又体现在教授身上。一二·一惨案发生后, 联大校友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 其中写道:“联大师生要不惜牺牲争取民主。”[8]

学术自由令西南联大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得以问世。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 冯友兰的《新理学》等。据统计, 八年来西南联大出版、编印各类教材、参考书、著作共150部, 其中被采用为部定教材的有25部。在1941~1945年间, 获教育部学术奖一、二等奖的占总数的40%以上, 涵盖文理法工各科[9]。

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和教授治校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西南联大这么一批有学术自由精神的教授, 而学校又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和权力, 使他们有了为学术自由而据理力争的坚强后盾, 更进一步促进学术自由地发展。

3. 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将“通才教育”贯彻到教学实践的基本思路是:大学的首要任务不仅给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 而应给学生广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的综合基本知识[10]。联大的通才教育体现在课程安排上。联大的必修课大都开在一二年级, 到三四年级绝大多数课程都是选修课, 选修课的比重较大, 一般占到总学分的60%以上[11]。这种“先通后专”的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为后期专业课学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又不放松专业方面的培养, 因此才能培养出一位位全面发展的专才。

(三) 精神层面———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

战火纷飞的年代, 面对外来侵略者, 每一个中国人都怀揣着一颗赤诚的心, 西南联大的师生亦是这样。昆明虽然不是战火的前线, 也经常被空袭搅得不得安宁。为了人身安全着想, 同时也因为校舍短缺, 西南联大许多教授住在离教学处很远的地方。学生的生活十分艰苦, 有学生回忆, 一间大教室里住几十个人, 下雨的时候没有一处不在漏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西南联大的师生就是这么坚持了下来。试问, 如果不是抱着一颗热切的爱国之心, 不是有着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这样的苦难又有谁能熬得过去呢?虽然西南联大的师生在那个年代没有直接拿起枪杆走到战争的前线, 却一直用他们的热血、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后方声援, 在战争后为祖国建设带来了丰富的人才和资源。

三、对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的建设的启示

(一)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重视校长的作用。

西南联大的师资是有目共睹的, 令如今我国大部分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我国大学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师资的重要性, 事实上, 各大高校都在重金招聘名师。但是高校在招聘教师的过程中过于看重教师的文凭、职称, 令很多有才之士求职无门, 而一些教师进入高校以后, 迫于学校压力, 又疲于应付一系列职称评选, 发表学术成果, 虽然也许对科研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 却令教师无力专注教课, 学生自然无法获得老师的真传。因此,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并不是简单地招聘有学识的教师, 更重要的是应该打造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 高校要重视科研, 但是不能忘了教学之本。

西南联大名师多, 流派却不尽相同。如今我国若想建立高水平的公立高等学校, 就要像西南联大那样兼容并包, 允许教师有自己的学术信仰, 不同流派之间互相切磋, 自由论辩, 营造自由良好的学术氛围。

目前, 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校长在高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大学校长多是政府任命, 这是暂时无法改变的制度和事实。因此, 校长不能只关注“政绩”, 而应该潜心于“治学”, 校长要多听师生的意见, 多为师生考虑, 深入学校大群体中。

(二) 自由民主的管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 高校从教师到学生再到管理人员, 数量庞大, 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制度, 学校陷入无序状态, 便不能保证日常教学与科研活动。在大学里, 教师和学生毕竟是主体, 因此教学管理活动应当以他们为中心, 让师生有发言权, 而不仅是行政领导“一言堂”。西南联大的委员会制度和教授治校, 体现了校内管理的自由和民主。若要建设高水平的公立高等学校, 就不能过分压制师生的权力, 如果让教师和学生都丧失了活力, 高校如何能够永葆活力呢?

无论大学如何发展, 学术活动都应该是大学的中心任务, 学术的发展需要自由民主的氛围, 这样师生才能潜心于学问。同时, 只培养技工类专业人才是职业学校所做之事, 高水平大学培养的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间的自由交流与沟通能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及专业内部的知识交流, 促进本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 从而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因此, 高水平大学需要“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

(三) 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构建。

西南联大处于抗日战争时期, 那时最好的校园精神文化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 而如今高水平大学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当今社会, 办大学就是办文化。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之道[12]。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 主要体现在校风、教风和学风这三个大方面上。值得注意的是, 校园精神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应该融入校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融入学校每一个人心中。在苦难中、逆境中, 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文化支撑, 使人们越挫越勇、激流勇进。因此, 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建设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罗能勤, 朱继洲.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借鉴意义.江苏高教, 2002 (5) , 111.

[2]肖玮萍.试析西南联大对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交通高教研究, 2002 (4) , 9.

[3]罗海鸥, 刘志文.提升联合办学水平的三条纽带——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与启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 (2) , 87.

[4]文胜利.从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看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现代大学教育, 2006 (5) , 96-97.

[5]阿忆.凤凰卫视系列节目《北大缤纷一百年》.《国立西南联大》 (上) .

[6]王飞.论西南联大的组织特征.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8 (4) , 16.

[7]吴秀文.西南联大的管理特色及其启示.现代教育科学, 2006, 45—46.

[8][9]江渝, 李杰.从思想自由到学术自由——西南联大的大学之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8 (12) , 289.

[10]江渝.“通才教育”:西南联大成功经验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0 (2) , 253.

[11]文胜利.从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看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现代大学教育, 2006 (5) , 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