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理论

比较文学的理论（通用12篇）

比较文学的理论 篇1

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使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遭遇了巨大的挑战。本世纪初，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引用德里达1关于文学终结的观点，引出了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2，在我国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近年来，就文学理论边界问题，我国文学理论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既是对国外学者的回应，也是对当下我国文学理论现状的思考。

一、边界的状态探寻

1. 边界的存在与否

(1)多数学者认为文学理论是存在边界的，即使这个边界“是建构或者是想象”3的，它也是一门学科独立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朱宁嘉在《多元化时代理论的危机与出路——“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综述》一文中，引用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的话说：“从逻辑的角度考察，学科分工，是学术进步的前提，文艺学学科经过漫长的学术积累，形成自己的学科特性、学科界限、学科内容、学科规范，强调边界、特性是完全正确的。”苏州大学的李勇则提出了这样的诘问：“如果边界问题不是文学理论的首要问题，那么什么才是文学理论的首要问题——如果它有首要问题的话。”4李勇认为，如果取消了文学理论的边界，那么文学理论，则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文艺学这一门学科，也将难成体制。而在贺仲明看来，文学理论不仅要有边界，这个边界还有三个必备要素：首先是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其次，美应该是重要前提;最后，要有理想主义，因为只有以人类精神为最终目标，文学和文学理论才能给人类以光明前途。5

(2)部分学者认为文学理论的边界存在但同时也是不存在的。所谓“存在”，是说“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精神审美的品质，以及它们处于量变状态中的相对边界是存在的”6。所谓“不存在”，是说文学和文学理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边界。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边界是不确定的。作为人的审美创造，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审美系统，并且在不断变化。文学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它既是审美的，也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性使其容易与哲学、史学或社会学等产生精神血缘关系，这样文学理论也随之复杂，随之“自由”，便很难划定边界。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边界是不需要确定的。因为“文学无定性，全是随机缘而变所致，是各种条件聚散分合所呈现出来的状态。”7文学和文学理论不应该被人为的边界所束缚，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的意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8因此，给文学理论划定边界，是没有必要的。

2. 边界的发展变化

在承认存在文学边界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学边界的变化非常关心。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在《文学的边界就是文艺学的边界》一文中提到，由于电子媒介引起的传播革命导致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一批泛审美化样式如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流行歌曲乃至广告词抢夺了人们的视线，美容、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环境设计等等也打入了“艺术”的圈子，他们代替传统的文学而占据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陈太胜认为，现在大学里中文系都已经事实上将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展到了广告、电视、网络文化研究，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的确发生了变化。老一辈学者如童庆炳也不得不承认，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理论的边界已经发生了移动。那么，面对这样的边界移动，学者们以何种姿态应对，这则是一番智慧的持续争论。

二、边界的移动应对

1、拓展文学理论的边界

对于边界的移动，陶东风认为这是当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普遍现象。作为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不是维护所谓的边界。正如科内尔·韦斯特所说的：“这里的关键不仅是跨越现存的学科疆界，而且更迫切的是……对学科疆界本身提出质疑。”9其实在在17、18世纪，各个知识领域的边界甚至连名称都十分混乱，如所谓的“文科”“人文科学”“文学”“美文学”“哲学”“文化”“精神科学”等等，与现在的学科边界相比较，它们也是在改变之中形成的，这说明边界并不是不可改变的。10况且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该具有积极而开放的胸怀，一种积极突破、扩展疆域的心态。”因此，面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边界所发生的移动，陶认为应该把渗入大众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纳入拓展后的文学边界之内，文学理论应该正视现实，与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紧密相连，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11持有相似看法的还有金元浦，他认为面对新出现的种种样式，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拓展自己的边界，这样才能获得文学理论的新价值，并且，拓展边界，关注现实生活，这并不是中国开的先例，早在1963年，匈牙利的卢卡奇出版的《美学》一书中，就探讨了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由他指导的博士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ler)的专著《日常生活》，也于1970年首次发表，被誉为“是迄今所见有关日常生活的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专著”。12

2. 坚守文学理论的边界

与陶东风、金元浦的拓展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童庆炳、钱中文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坚守观。童庆炳虽然与陶、金一样承认文学理论的边界发生了移动，但他认为这种移动是随着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的移动而移动的。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自有它的特性，文学理论不可能研究日常生活里的几乎所有一切具有一点文学性的东西13。那些“研究专门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和欲望享乐相关的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美人图片等等”的，只是一些“作为感觉评价的浅层次审美，”不可能“以此取代对文学的研究”。14钱中文则认为拓展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宽容泛审美性的文化研究是难以替代文学理论的。15总之，坚守观还是认为即使边界发生了移动，文学理论也不能脱离文学这个对象而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泛审美样式，即使是希利斯·米勒自己也承认，文学 (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 在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精神的培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6文学理论的边界反思应该向现实的文学事实进军，向新的文学经验进军，以此确立新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价值。

3. 在坚守中拓展文学理论的边界

拓展观与坚守观之外，众多学者还持有在坚守中拓展的观点。朱立元认为，文学和文学理论要守住自己的审美性，如果这条自律边界守不住，把网络游戏、广告等等不分良莠全部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文学会异化为非文学，连文学理论也会消失于非文学的或泛审美现象的汪洋之中。当然，文学理论也不能固守现有的边界寸步不移。把真正具有文学特性的样式扩容进来，并不会消解文学的边界，而且这也许是克服当代文学理论边界危机的一个有效思路17。陈太胜在《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中指出，在文学理论的边界拓展中，即要看到研究对象源于社会文化，同时也要谨守文学的本位和边界。在现实基点上，文学理论要保持对当代形形色色的泛审美样式、商品拜物教和市场意识形态等保持清醒的文化批判，还要有“阐释中国的焦虑”和基于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18盖生关心的，更多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拓展后，扩容的样式是否能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寻找到合适的定位，扩容后能否对“文学理论危机”有所解答。19此外，张婷婷还提出，无论是“拓展”还是“守界”，都必须以学术真理为追求目标, 并以实践为检验学术真理的标准。20

三、边界问题的展望

通过对以上观点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讨论主要集中在边界的存在界定和边界问题的出路。这些积极的探索为解决边界问题奉上了智慧的力量，但同时也应客观地看到，解决边界问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其中，边界之内和边界之外的内容在本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可以直接界定文学理论的边界在哪里，也可以正面回答拓展观与坚守观的分歧。对于边界的界定而言，虽然随着时代发展，文学所包括的外延难免有所变化，文学理论也会由此而变，表面上看起来边界也是移动的。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边界之内的内容必然具有共性，只要把这个共性阐释出来，那么这个共性其实就相当于所谓的边界，因为它才是划分边界两端的直接标准。至于拓展观与坚守观，同样可以用共性来判断拓展的程度和坚守的底线。

在上述争议中，有学者屡次提到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坚守审美性，似乎这个审美性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共性。问题是，什么是审美性?它并不等同于那个可以直接从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中找到的概念，因为审美性是与人所追求的精神的自由同出一体的。某一个时代的人所要追求的精神自由是什么，那么那个时代的审美性就体现为什么，这种精神自由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只有当新世纪的人们明白自己要追求的精神自由是什么，审美性才会变得清晰，而后，文学理论的边界界定和边界问题，或许能看到解决的希望。

摘要：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是近几年来我国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作为一种对学科存在合法性的追问, 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争论体现了当代学者对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当下处境的焦虑, 也体现了文学理论在新时代的挑战面前作出了种种回应。本文在回顾近年来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对边界问题的看法, 并对该问题的发展作了展望。

关键词：文学理论,边界问题

比较文学的理论 篇2

文学理论教学对学生理论思维训练的积极影响

文学理论教学有知识传授的显性目标和理论思维训练的隐性目标.文学理论教学通过对学生进行良好的理论思维训练,打破传统的`本质主义、单向线性思维以及日常思维等束缚,改善人的思维品质,更新人的观念.隐性目标应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重心所在.

作 者：周克平Zhou keping 作者单位：丽水学院,人文学院,浙江,丽水,323000刊 名：丽水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SHUI UNIVERSITY年，卷(期)：29(6)分类号：B80-05关键词：文学理论 教学 思维训练

比较文学的理论 篇3

【关键词】高职；英美文学教学；文学理论；引入

自20世纪初，各种形式的文学理论呈现百花齐放的形势，不同形式的理论文学也从不同方面阐释了对文学的理解，基于不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些流派的文学理论不仅为理论发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对文学创作、人们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英美文学教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英语专业在进行课程设置时，英美文学属于重要的部分，占据的教学时间也较长。该课程在设置之初，主要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英文原著阅读能力以及英文文学名著的欣赏水平，通过这门课程为学生介绍西方文化，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同时也存在着塑造学生健康心灵的重要任务。在英文教学当中引用文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发挥它的借鉴作用，之所以具有借鉴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原因一，英美文学教学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文学鉴赏以及知识的基本方法，这些都属于英语专业教学的教学大纲内容，由此可见文学理论自身就属于英美文学教学的内容之一。原因二，文学教学与文学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潮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都需要文学理论对其做出相应的总结与回应，这也是各个时期，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迅速、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原因三，现今，国内的一些学者联合研究者共同开展了关于英美文学教学中引入文学理论的尝试，例如文学教学中，教师会使用一些读者反映、伦理学以及心理学来作为教学指导。在国外的经典实验中，瑞恰兹曾经选择了一些不同的、隐去作者姓名的诗，将这些诗交给学生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一些好诗学生却弃之敝屣，毫不在意。针对此次试验，瑞恰兹写了一本叫做《实用主义批评》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细读法”理论，这一理论在学生教学中的指导作用就显现出文学理论的系统性可以与文学教学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实现有效率完成教学目标的目的。

二、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理论引入的必要性

英语专业中，之所以提出英美文学中引入人文理论的话题，主要是因为文学理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文学理论在存在上具有抽象性，在运用上多用于文本分析以及多角度阐释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理论还存在着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文学历史与文学作品的作用。在文学理论中，跨学科性、思辨性以及多元性是文学理论的主要三大特征，所以它不仅可以降低学生对于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的理解难度，还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升自我思考能力，增强自身的总体素质。英语专业人才的发展现状是许多专家担忧的焦点，所以对于英语专业进行的教学改革中，众多专家关于加强文学类课程比重的呼吁较高。所以应该着重加大英美文学课程的比重，提升课程的学分数与学习课时。

文学理论课程在众多的文学类课程当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门科目，所以英美教学当中应该设置与文学理论课程相应的学识与学分。但是在实际教学当中，偏侧重于介绍文学知识与文学作品阅读，对英美文学课程缺少相应的重视，尤其在文学理论引入这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近期才有的，而是长时间的忽视导致的，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教师对于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重视，而是教师对于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产生了一定的误区，教师认为文学理论一般都是晦涩、艰深难懂的，学生可能很难理解，所以教师在实际教学当中就逐渐将文学理论淡化处理。而事实却恰好相反，英美文学教学当中引入文学理论正是揭开文学理论神秘面纱的最好办法，揭开文学理论的面纱，学生就能够接触到文学理论的亲和面貌，也逐渐走出只有精英人士才敢接触文学理论的认识误区，置身于文学理论的神秘之中，臣服于文学理论的魅力之下。

三、文学理论教学应注重结合理论讲授与文本分析

英美教学当中想要实现预期的文学理论引入效果，文学史或文学作品在讲述的过程中只简单地涉及文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文学理论导论”或“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开设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这门课程可以简明系统的为学生展示西方的文论知识，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理论。文本分析与文学理论相互结合的教学方式讲授文学理论的主要方式，在文本阐释中应用文学理论，使文学理论褪去抽象化的外衣，去除神秘化的色彩，变得更加亲和化、具体化，让学生摒弃对文学理论神秘艰深的传统观念。学生之所以不愿意学习文学理论，觉得文学理论课程枯燥、难以理解，主要是因为文学理论比较抽象，没有具体的文本分析作为教学实例，教师只能为学生解读抽象的理论，文学理论不能够摆脱抽象化，学生自然也更加难以理解，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俗话说得好，“实践出真知”，文学理论虽然属于理论知识，但是其初始来源始终是文学实践，当然，最终也要应用到文学实践中去，教师在传授过程中不能够将其作为单纯的知识进行传授，还要在文学解读、文学现象分析等方面中进行文学理论知识运用，这样理论才能够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由此可见，英语文学理论课程的讲解形式必须采用文学理论结合文本分析的方式。教师在选择文学作品或者文学批评文章时，一定要选择比较经典的文章进行讲授，首先要求学生进行文章阅读，在阅读之后组织学生进行讲解和讨论。教师可以对学生提出参考相关文学评论文章的要求，阐述观点时要结合自身对于文章的理解进行解读，锻炼学生的文章解读能力。

如果教师仅仅将文学理论课程当成是一门知识性的课程，只知道向学生灌输抽象的文学理论知识，那么学生的想象能力逐渐受到束缚，思维能力与文学学习兴趣的培养也会受到限制。为了加深学生对于文学理论的理解，教师可以选择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进行文学理论讲解，在实际中联合理论进行解读，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为学生阐释文学理论中的丰富性以及多元性，激发学生的文学理论学习兴趣，引领学生走进文学理论知识的殿堂。学生在文学理论学习期间，自身理论思维与文本分析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不断的加强学生的文本分析训练。在文学课程的具体授课过程中，教师应该对文本分析进行着重讲解，简单明了的介绍西方文论的各种流派，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不同流派理论分析的运用依据，这样学生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到文学理论知识，学会文本分析。

阅读实践是作品分析的基础部分，尤其要求教师熟悉作品以及相关的文学评论。首先，教师要大量的进行文学作品阅读，并引导学生有方法、有目的的阅读，养成学生进行大量阅读以及自我反思的习惯。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要把握好阅读环节，学生当今存在一个不读文本的普遍现象，学生没有阅读的体验与对文本的感受，文学理论与文本分析就无法进行.因此学生只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才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去。

高职英语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师既要结合文本分析进行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爱好，带领学生逐渐走进文学批评的殿堂，还要注意为学生展示文学理论课程的多元性以及趣味性，提升学生对于文学理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学生今后的文学学习有很大的益处。

参考文献：

[1]程爱民，徐劲，柯可，等.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J].外语研究，2002（6）

比较文学的理论 篇4

但现实中的人并不是完全理性人, 当面对不确定的情况时, 人们的决策容易受到环境和心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认知偏差, 进而导致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产生诸如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孤立效应等预期效用理论无法合理解释的悖论。Kahneman和Tversky (1979) 基于这些悖论, 在前人工作和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模型框架——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 。

一、理论模型的比较

(一) 预期效用理论模型

预期效用理论建立在个体偏好理性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假定体系基础之上, 这些公理具体包括: (1) 完备性公理, 即任意期望A和B, 或者A优于B, 或者B优于A, 或者两者无差异; (2) 传递性公理, 即任意期望A、B、C, 若A优于B、且B优于C, 那么A也优于C; (3) 连续性公理, 即任意期望A、B、C, 若A优于B、且B优于C, 那么存在一个概率P使得A与C线性组合与B之间无差异; (4) 独立性公理, 即任意期望A、B、C, 若A优于B, 则以同一概率P为基础的A与C的线性组合优于B与C的线性组合。

预期效用理论认为只要人们的效用函数满足上面的几个公理, 就能建立起一个与之一致的效用函数, 用来确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该效用函数以投资者的每种决策结果i (i=1, …, n) 可能带来的财富值wi为自变量, 对应发生的概率为undefined。在此基础之上, 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 (1944) 以严格的数学证明得出了预期效用理论的基本模型:

undefined

这一模型表明, 就结果而言, 效用是加性且可分的;就概率而言, 效用是线性的。而预期效用理论假设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 因此, 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具有向下凹的特性, 可用模型表示为:

undefined

(二) 前景理论模型

Kahneman和Tversky (1979) 认为, 个体进行决策实际上是对“期望” (Prospect) 的选择。而所谓期望即为各种风险结果, 期望选择所遵循的是特殊的心理过程与规律, 而不是预期效用理论所假设的各种公理。前景理论的核心即为期望的价值, 它是由“价值函数” (Value Function) 和“决策权重” (Decision Weight) 共同决定的, 其价值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undefined

式中, 是决策权重, 它是一种概率评价性的单调增函数;v (x) 是投资者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价值, 即价值函数。

前景理论设定一个“期望”为一个不确定性事件, 表示为 (x, p;y, q) 。其中, 个体得到x的概率为p, 得到y的概率为q, 得到0的概率为1-p-q, 且p+q≤1。根据这一假定, 前景理论价值模型的基本方程式的表达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1.若投资者面对的期望是一般性的 (即:p+q

2.若投资者面对的期望是绝对为正的或绝对为负的 (即:p+q=1且x, y>O或x, y

前景理论模型从现实的角度更为准确地描述了风险条件下的个体决策行为, 它可有效地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变得更加精确、更加贴近实际, 它并没有否定预期效用理论, 而是对其进行了发展。

二、函数特征的比较

前景理论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用价值函数v (·) 替换了传统的效用函数, 从而将价值的载体落实在财富的改变而非最终状态上。Kahneman和Tversky 给出的价值函数的形式是指数函数:

其中, 参数α、β分别表示收益和损失区域价值幂函数的凸凹程度, α、β<1表示敏感性递减;λ系数用来表示损失区域比收益区域更陡的特征, λ>1表示损失厌恶。

价值函数与预期效用函数在特征上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 (如图1、2所示) :

(一) 有关函数形状的

效用函数通常处处平滑并且为凹函数, 但价值函数不同。价值函数是一个S形函数, 它对收益而言是凹的, 对损失而言却是凸的, 对两个方向的变化呈现敏感性递减趋势。并且价值函数在损失区域的曲线比收益区域的曲线更陡峭。

(二) 有关参考点的

价值函数与效用函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价值函数存在一个拐点, 即所谓的“参考点” (Reference Point) , 而效用函数不存在参考点。

(三) 有关自变量的

效用函数是以期末财富为自变量的, 它是财富的函数;但价值函数是以财富的变化量为自变量的, 它是获利或损失的函数。

三、投资者态度的比较

不论是预期效用理论, 还是前景理论, 它们的核心均是投资者。只是不同的理论赋予投资者不同的特性, 而这种特性外在表现即为投资者对待风险、财富和权重等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是源于投资者特性而客观存在的, 并非是投资者的主观故意表现。

(一) 对待风险的态度

预期效用理论假设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的, 即人们面对任何不确定性选择时都是风险规避的。但前景理论认为, 投资者事实上并不是风险厌恶者 (Risk Aversion) , 而是损失厌恶者 (Loss Aversion) , 即他们在面临“收益” (gain) 的时候是厌恶风险的, 而在面临“损失” (loss) 的时候却又是追求风险的。损失厌恶表明:投资者为了避免确定的损失而倾向于冒更大风险, 特别是在面对难以避免的损失时, 损失厌恶能被恐慌所抵消, 使人们变得敢于冒险。投资者这种面对损失时的追求风险的行为与预期效用理论风险厌恶假设是相悖的。

(二) 对待财富的态度

在预期效用理论中, 投资者关心的是决策结果所能带来的期末财富的绝对量;而在前景理论中, 投资者关注的却是相对于某一参考点的财富变化状况。Kahneman和Tversky认为, 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下进行决策, 通常会设定一个参考点, 它既可能是投资者当前的财富水平, 也可能是渴望预期得到的某一水平。参考点是一种主观评价标准, 人们在决策时, 总是会以参考点来确定收益和损失, 选择的参考点不同决策的结果也不同。另外, 前景理论指出, 对于投资者而言, 一定量的财富的减少产生的痛苦大于等量财富增加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三) 对待权重的态度

预期效用理论是以客观概率为权重, 而在前景理论中, 决策权重是客观概率的函数。前者是投资者根据对客观情景的分析, 并可借助概率论和统计方法计算出的客观概率分布;而后者并不是客观概率, 但与其有联系:决策权重函数π (p) 是客观概率p的非线性递增函数 (如图3所示) , 且π (0) =0, π (1) =1。π (p) 真实地反映了投资者对待权重地态度: (1) 投资者会系统性地赋予小概率过多的权重, 而赋予大概率过小的权重, 这表明投资者过分注意小概率事件的同时, 往往忽略了例行发生的事件; (2) 当概率非常接近于0或者1时, 投资者对概率的评价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此时权重常常被无端忽视或者突然放大; (3) 投资者会赋予自己偏好的事件更大的权重。

四、投资者决策过程的比较

预期效用理论假定, 每个投资者都有一个以期末财富w为自变量的实值效用函数u。该函数定义在自变量wi (i=1, …, n) 构成的集合W上。假设有行为a和行为b供投资者选择。行为a会使自变量wi以pi的概率实现, 而行为b会使自变量wi以qi的概率实现。投资者的决策标准是:当且仅当行为a所导致的效用函数期望值大于行为b所带来的效用函数期望值, 即∑ipiu (wi) >∑iqiu (wi) 时, 投资者选择a而放弃b;反之, 则选择b放弃a。

因此, 在假定投资者有能力正确地估计相关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 并能合理地选择行为以使其效用函数期望值最大化的基础上, 再加上给定市场外部条件 (即给定可能的行为结果集W以及其每个元素所对应的概率Pi) , 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可被视为基于期末财富和结果发生概率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过程, 用数学表达为:undefined。这一过程可由图4表示。

但是, 在现实的资本市场中, 投资者由于受到决策环境的变化、认知资源、信息占有的不对称、分析判断工具先进性以及自身心理素质等种种因素的制约, 上述预期效用理论的最优决策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 前景理论对投资者的决策框架进行了修正, 认为个人在做决策时会经历两个阶段:一是编码阶段, 即先确定一个合适的决策参考水平, 然后根据这个参考水平, 对决策问题进行编码。当决策结果超过参考水平, 被编码为“收益”;低于参考水平, 被编码为“损失”。二是评估阶段, 其依据是:如果在不同的财富水平wi上, 行为a导致其发生的概率为pi, 行为b导致其发生的概率为qi, 当且仅当∑iπ (pi) v (Δwi) >∑iπ (qi) v (Δwi) 时, 投资者选择a而放弃b;反之, 选择b放弃a。其中, π是决策权重函数, v是价值函数, Δwi=wi-w0是财富偏离某一参考水平w0的大小。这一过程可由图5表示。

五、结束语

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 前景理论产生及其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着更准确地描述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者行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而为这一领域里许多应用性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果说预期效用理论是公理性的, 那么前景理论则是描述性的, 它是从实验观察中以归纳的方式发展而成, 而不是从一系列逻辑推理中演绎而来。预期效用理论描绘了投资者理性行为的特征, 而前景理论则描述了投资者的实际行为过程。虽然预期效用理论精确阐释了在某些明显和简单的决策问题的实际选择, 但大多数实际决策问题是复杂的, 需要像前景理论一样的行为上更丰富的模型。

参考文献

[1]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

[2]陈野华.行为金融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3]饶育蕾, 张轮.行为金融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4]乔齐姆.高德伯格, 鲁狄格.冯.尼采著;赵英军译.行为金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比较文学的理论 篇5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时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技术的先进与管理的落后成为突出矛盾而存在,一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一系列管理观点。从理论体系建构上而言,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和厄威克与古利克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旨在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物质刺激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古典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管理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存在,也标志着管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化。

行为科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古典管理理论时期所确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日益显示出局限性,行为科学理论应运而生。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行为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确立和大规模发展两个时期。在确立时期主要包括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在大规模发展时期主要包括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为代表的个体行为理论;库尔特·卢因的团体动力理论和以布莱克与穆顿为代表的组织行为理论。此外,行为科学理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激励理论,主要有“赫兹伯格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阿特金森的成就需要激励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波特-劳勒的期望机率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凯利的归因理论、斯金纳等人的强化理论等等。”[1]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社会人”为前提假设,“以组织中人的问题为中心,从动态的角度和社会心理方面研究人的因素对行为组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2]其中,特别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对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工作生活质量、组织的激励措施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行为科学理论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一些不足,凸显了管理的人本色彩。

二、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比较

1.经验性研究转向实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其一,在古典管理理论之前,管理学正处于萌芽阶段,一些学者只留下了关于管理只言片语的观点,并没有留下经典的文献,因此,没有大量的文献供其翻阅。其二,无论是泰罗,还是法约尔,他们的管理观点主要是来源于自身的管理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实验”,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体验”。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讲,他们应用的是经验归纳法,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属于经验型研究范畴之内,难以对复杂的管理实践作出全面的解释和预见。行为科学理论融入了大量的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其理论建构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理论假设的相关条件,建立理论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然后再通过对结论的检验,由此展开理论分析,从而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行为科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而心理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实证研究范畴之内。所以从经验性研究向实证性研究的转换促进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发展。

2.客体性研究转向主体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其旨趣一般都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如工作条件、工作行为等标准化方面,以及对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探讨等。即使涉及人的问题,也是抽剥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客体地位进行关照和对待,使人只是作为提高效率的工具手段而存在,忽视人的主体性价值。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影响组织效率的决定因素,探求人的社会属性和多方面的需求,侧重于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组织应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提高人的主体性价值。因此,从客体性研究向主体性研究的转换进一步提升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

3.局部性研究转向系统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作业效率和生产环节层面,如泰罗主要探讨作业层次的管理,主要局限于车间的范围之内;法约尔虽然视角高于泰罗,但其主要专注于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研究;韦伯侧重于组织结构的体系设计,都带有明显的局部性特点。行为科学管理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更加系统,开始关注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巴纳德开创了社会系统研究的先河。尽管行为科学理论在系统研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局部性研究向系统性研究的转换大大地丰富了管理研究的视阈。

4.静态性研究转向动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管理原则、管理程序、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是一种静态性研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从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层面介入组织管理研究,关注组织的动态因素,属于动态性研究。从静态性研究向动态性研究转换说明了管理研究方法的丰富,视野的开阔。

三、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超越

1.人性研究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建构是以“经济人”为前提的,认为金钱的刺激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内在动力。诚如泰罗所言:“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3]也就是说,任务与奖金构成了古典管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古典管理理论看来,工人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激发工人提高效率的手段则是金钱。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明确提出“社会人”的概念,认为人不仅要求物质利益,而且还要求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存在,需要得到友谊、安定和归属感。后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都从不同的层面对人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因此,相对古典管理理论的人性研究来说,行为科学管理的人性研究更为充分,大大丰富了人性研究的视野。

2.管理原则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主要致力于管理普遍原则的探讨,无论是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还是厄威克与古利克所总结的目标原则、权责相符原则、职责原则、等级系列原则、控制幅度原则、专业化原则、协调原则、明确性原则,都是从静态组织体系建构上来说的。西蒙曾指出“对几乎每个原则来讲,都能找到一个同样似是而非,并且可接受的矛盾原则。”[4]因此,可称之为“谚语”。行为科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组织理论的原则,如人格尊重的原则、相互利益原则、人性激发原则、人人参与原则、相互支持原则、协调统一原则等。这些原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对于管理而言,这些管理原则的探索有利于管理有效性的实现。

3.组织视阈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研究视野完全是封闭的正式组织内部,如泰罗专注于作业现场的管理,法约尔局限于企业内部管理,韦伯从组织的角度来追求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设计。在行为科学理论时期,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而且意识到非正式组织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巴纳德进一步发挥了非正式组织的理论研究,对非正式组织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因此,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而言,行为科学理论时期的组织状态更加开放,而且组织视阈相对完整。

4.决策模式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决策模式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认为决策者可以认识复杂的环境,能够制定出可供选择的全部备选方案,并能考察出每一可供抉择方案所导致的全部复杂后果,从而做到决策“最优”或者“最佳”。西蒙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出发,认为人的理性只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因此,决策者作出的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只能是“有限理性”,追求的也不可能是“最优”或者“最佳”决策,而只能是“满意”的决策。相对而言,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更为一种理性、科学的决策模式。

略论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 篇6

在使用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文学理论时，首先，要清楚文学理论的要点与缺点。如一般人论及形式主义的要点时，可能只知道形式主义就是着重形式，甚至抱着“形式决定一切”取代“内容决定一切”的传统思想，而未必清楚里面有更重要的思想：“从来没有没有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没有内容的形式。”而日而蒙斯基则认为形式与内容的理解是：“把内容当作作品表达了什么，而把形式当作作品是怎么表达的。”以上的论点都说明形式主义不是一般的认为僵化的、只重视文章形式的一种理论。

还有，世上的东西没有完美的，文学理论同样有优点与缺点。就拿结构主义叙事学来说，普洛普（Vladimir Propp）研究了约一百个俄国民间故事，处理故事的分类与组织，发现了当中的一致性而得出一条规律：“一个故事的人物可以变动，但他们在故事中发挥的功能却是永恒及有限的。”普洛普的发现可以很好地把一个故事的情节模式、叙事功能层层分解出来，有助于发现小说的写作模式及作这方面的分析。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无法顾及一部小说精彩的、歧义的、甚至个性化的语言，也无法分析小说内容所涉及的种种关于哲学、人生问题的探索。所以在准备用一种理论作为文本的主要分析方法时要想清楚它的优缺点。

第二，要知道文学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新批评的确立人兰色姆（Ransom）提出孤立文本，向心式批评，客观研究或内在研究，把文本视为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当然是新批评理论的要点，但我们实际评论作品时没有必要真的只是从文本出发，认为作者已死，而完全摈弃作家生平、作品背景、作者意图、读者反映等非内在角度。因为新批评是反对十九世纪泰纳（H.A Taine）等开创的“文学外缘因素研究法”，即文学产生的三要素:“时代、种族、环境”，故有摈弃作家生平、作品背景之说；同时新批评也反对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和感受谬见(Affective Fallacy)，所以有摈弃作者意图、读者反映的说法。因为有些文学理论是具有针对性的，有时会偏颇或过度强调某一点。所以，后来就有了针对新批评完全不理会读者的反映而创造出来的读者接受理论，在使用时就要格外小心他们之间的来龙去脉。

第三，不能以文学理论代替逻辑。看了某个文本有了初步的印象后，就搜肠刮肚去寻找合适的文学理论，当认为找到了合适的理论之后就在文本里面找少量的证据说它们符合某个理论的一些特征，跟着在后面阐释一下理论的作用，就说这个小说是符合了某某理论，属于什么什么小说。但问题是往往在应用时被文学理论牵着走，而忽略了对论文提出的主题或问题的证明提出有力而足够的证据。所以我觉得不能用理论去代替证明的过程，而应该在文本中找足够的理据，再辅以理论加以循环论证，然后加必要的阐释，以便再深化这个主题。

第四，不要生搬硬套。其实，不少文学理论都是理论家在看一个人的作品或某一类的作品时用归纳法总结出来的，如复调小说理论就是巴赫金在看了大量陀斯陀耶夫斯基的文章总结出来的一个文学现象。如果我们用演绎法去应用这些理论，为了概括理论中提出的所有或多数的特征，会显得吃力而不讨好。例如，当使用复调理论去证明某部古典小说的内容属于复调小说时，就可能会产生错误。因为复调小说兼有形式和内容的性质。它形式上的特点是：“复调小说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它是多声部的小说、‘全面对话’的小说。它突破了基本上属于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使小说呈开放性，减弱了由作家全知全能式安排的封闭性。”我们遑论产生于欧洲的现代小说理论是否适用于古代的中国小说，就形式而言，恰恰与古典小说冲突了。因为古典小说多为全知叙事：“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以前，中国小说家、小说理论家并没有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引用文学理论的某些句子或片断，这样既有助我们的文章文采飞扬，还为我们的论文找到一些理论的背景，但不是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什么什么主义小说，什么什么理论小说。如觉得有必要大幅度地应用理论时，可以因文本对理论作修改，但要熟悉这个理论的特点、源流等，还要假设可能会产生的种种谬误及期望达成的效果。但这已经是很娴熟的应用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参考文献：

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2003年7月。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

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北京，人民文学，1995年。

比较文学的理论 篇7

一、文学理论的有关概念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

我们通常把研究文学的诸学科称为文艺科学或文艺学。文艺学包括广义的文艺学和狭义的文艺学, 狭义的文艺学主要就是指文学理论。在本文中, 我们谈到的是文艺学的狭义概念——文学理论。所谓文学理论, 概括地说, 就是对文学现象从理论上作系统的概括和总结, 以揭示其规律性的理论。文学理论以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 系统阐述文学活动的审美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反过来, 对文学活动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提供系统的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我们目前常用的文学理论研究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或审美反映论。这种观念与传统的单一的认识论视角是不一样的, 它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视角。在传统的认识论中, 仅仅把文学理解为一种知识, 这种观念是有着明显的局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引入“审美”这一概念, 从而把文学纳入了美的价值系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它摆脱了“文学政治工具”论的思想束缚, 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揭示文学自身的特征。当然这种观念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把文学理解为一种活动过程, 而是过分地看重作品本身。第二, 文学活动论。这种观念的突出之处是揭示人、人性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揭示了人作为主体的实践是文学活动产生的根源。第三, 艺术生产论。这种观念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这在实行商品经济的社会中, 是非常有时代性的。第四, 语言本体论。这种观念揭示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结构, 在这种观念中可以看出语言是文学的直接现实, 所以文学的本体是语言。语言不再是一种工具和载体。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文学语言本身研究的忽视, 从而来唤醒我们对文学语言的重视, 通过研究可以让人们看到文学所展现的生活是无法与语言剥离的, 从而推进了文学文体学的研究。

二、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研究有什么作用?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是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文学理论是以文学实践为基础的。文学起源于劳动, 又在劳动实践中得到发展, 并日益成为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开始对文学的实践和经验予以关注, 进行总结和概括, 于是, 便产生了关于文学的理论, 可以说, 人类历史上从出现文学现象起, 就随之而产生了关于这些文学现象的一些片言只语的评论。拿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来看, 远在先秦时代, 就有了关于诗歌性质、作用的一些见解。如“诗言志”“兴、观、群、怨”说、“以意逆志”说等, 这些理论的出现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经典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直到魏晋时期, 众多的作家急需理论上的总结和指导, 于是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系统。那些文学家们在总结先秦以来一千多年的文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不仅对文学的性质和社会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而且在文学创作的规律、特点、文学的体裁、风格、作家、作品的评论等方面, 都比较系统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随着唐宋诗词创作的空前繁荣, 当时的文学家对诗歌创作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元明清时代由于小说、戏剧的兴盛, 研究小说、戏剧的理论专著纷纷出现。进入20世纪以来, 我们就不再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了, 而是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 我们学习和借鉴了西方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后来, 中国接受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而且让它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进入新时期以来, 西方20世纪的文艺思潮再次影响中国的文艺学。而这些西方理论的引进, 使我国的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理论发生脱节。20世纪80年代之后, 文艺学研究理论形成了一种文艺学上的“内转”, 我们开始关心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征。90年代, 文学理论研究还是有着欠缺的。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不论经过多少时间的发展, 文化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审美研究上来。

从上文中, 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我们依然是在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解释我们自己的文学现象, 我们还是没有完全适合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 所以我们要不断总结文学创作的新经验, 探索文学的新理论, 建设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参考文献

[1]樊德三.文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的理论 篇8

一、实证会计理论与规范会计理论的内涵

实证会计的本质是根据经济学等有关理论, 设立各种有关影响会计事务因素的假设, 然后采用一定的科学方法来进行实际调查研究, 以证明这些假设的现实性。实证会计通常包括提出命题、建立假设、搜集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等步骤, 通过运用各种定量分析方法和分析模型对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进行分析和归纳, 进而得出结论。概括来讲, 实证会计就是根据会计行为的实际发生情况, 结合具体的一类会计事项或极端的会计个案来进行会计研究。实证法是实证会计理论构建的主要方法, 即根据实际效用或实在的因果关系来选择会计概念、原则、准则和各项程序。

规范会计理论是通过对基本会计原则和准则的规范要求, 从逻辑上概括或指明最优化的会计实务该如何实现, 进而指导会计实务, 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规范会计理论着重于说明会计活动应当如何进行, 而不限于说明会计行为的实际意义。

二、实证会计理论与规范会计理论的区别和优越性

(一) 实证会计理论与规范会计理论的区别

1. 方法论不同

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规范会计理论认为, 会计行为必然与其相应的目标相互联系。这些目标是主观的, 受到个人偏好的影响,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适当性进行验证, 而只能依据价值标准进行判断, 寻找理性的会计实务。而实证会计理论的方法论源于哲学中的实证理论, 其认为, 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认识事物应该是什么, 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而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

客观来说, 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规范会计理论过分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以及各事项之间的逻辑性, 但却忽视了实践的意义。而实证会计理论认为坚持实用主义, 完全以实际情况为根据, 排斥一切主观价值判断, 而试图单纯的依靠经验来构建理论体系。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 认识总是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认识的循环过程进行的, 单纯依靠认识或实践都是不全面的, 对于会计的研究应是基于理论、回归实践的, 理论和实践不是相互割裂开的, 而应作为事物的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2. 研究内容不同

规范会计理论决定规范会计实务, 因此其首先对现行实务进行归纳, 进而推出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和整体框架, 然后再基于框架进行推演, 从而最终形成会计准则和具体的实行原则。这些准则被企业采用, 就形成了企业的会计政策, 然后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就在会计政策规范下展开。

实证会计理论到目前为止, 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研究会计和资本市场的行为, 应用公司理财理论的成果 (有效资本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式) , 讨论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的作用。第二阶段着重于进行会计解释和指导具体的会计业务操作, 也就是对会计事项进行实证研究和具体处理。从研究内容看, 规范会计理论结构更为完整, 内在逻辑也更严密, 而实证会计理论获得的结论由于过于零碎而很难形成体系。规范会计理论从具体实务到抽象概念过程中存在价值的判断, 其结果通常带有较强的主观成分, 无法保证科学性。而实证会计理论从具体个案出发, 应用成本效益理论进行定量分析和技术分析, 完全排除了主观上的臆测, 其研究成果相对更具说服力, 但实证研究由于是基于个案情况出发进行研究, 其所获得的结论多是松散零碎的观点和经验, 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会计理论研究体系。

(二) 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的优越性

规范会计研究的作用优越性表现为:第一, 规范会计研究在理论论证方面更有层次和逻辑。规范会计研究从假设出发, 推出下一层次的理论, 并根据某一理论做出具体的演绎和证明。其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 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 以使理论在逻辑方面更为严密。这在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 规范会计研究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 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第三, 规范会计研究同时还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及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

实证会计研究的优越性表现为:第一, 实证会计研究从评价规范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入手, 对规范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的现实有效性进行检验, 进而肯定或否定规范研究成果;第二, 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实证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 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差异的原因, 并且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理论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做些什么。可以说, 实证会计研究使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从理想转向现实;第三, 实证会计研究大量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 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围, 使研究成果更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 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 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三、实证会计理论与规范会计理论的融合思路

上述分析表明, 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虽存在差异, 但两者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和局限性。而从哲学角度来说, 这两者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其实属于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因此, 不妨将两者融合起来对会计事项进行研究。将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进行融合能够有效地取长补短, 使会计研究成果兼具实践性和系统化两大优势。两大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融合, 主要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 知识体系上的融合

在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 规范会计具有一定的优势, 其由于具备严格的理论证明过程和严谨的理论体系。而实证会计由于从会计实务出发, 其往往能够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 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会计事项的具体操作情况。如果说规范会计为会计研究提供了多样的方法, 那么实证会计则为会计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范例。基于上述特点, 在构建会计知识体系的过程中, 不妨以规范会计的系统性和严谨性为基础, 在这一基础上充分借鉴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果, 使会计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 涵盖领域更为全面。两者在知识体系上的融合能够促进会计理论兼顾系统性和实用性, 为具体会计事项的核算和处理提供更为有效的依据。

(二) 运用上的融合

从会计研究的运用方面来看, 规范会计和实证会计其实是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的。一方面, 规范会计研究必须基于会计事项的具体发生实时, 脱离了会计具体事项的会计规范研究, 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另一方面, 实证会计中的对各具体事项和某一类特殊会计事项的研究必须依赖规范会计的研究方法来实现。因此, 要确保会计研究活动的顺利开展, 绝不可将规范会计与实际会计完全分开, 而应在具体研究过程中, 充分借鉴两者的可取之处, 得出更接近会计实际的结论, 从而指导会计活动更科学高效地进行。

(三) 方法上的融合

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评述 篇9

自古典贸易理论以来, 提倡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认为, 贸易能够推进对各国都有利的国际劳动分工, 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使得各国能扩大其生产和消费的可能性, 从而提高各国的贸易收益和福利水平。

然而,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国际贸易带来低廉价格与多样化消费的同时, 也冲击着一国的特定产业和部分就业。在英国, 伦敦的潜水艇工作消失了;在美国, 北卡罗纳州的纺织工人失业了;在我国, 则由于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贸易条件恶化, 造成福利净损失[2]。

因此,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而有必要结合新的国际贸易形势, 衡量自己参与国际分工的损益。自由贸易优于封闭经济的事实已毋庸置疑, 然而, 关键的问题在于, 虽然自由贸易对增进一国福利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人、企业、部门或生产要素都能从贸易中获益, 有研究显示:在过去40年中, 高收入国家非熟练劳工的实际工资率下降, 原因在于从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增加了, 而这些进口品是由那些与高收入国非熟练劳工有市场替代关系的要素生产的, 因此导致了高收入国家非熟练劳工实际工资的下降[3]。

1 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

比较优势理论除了其古典假定的局限性外, 仅仅基于一种"以物换物"形式的简单贸易条件 (相对价格) 来分析各国收益, 此外其研究主体仅限于国家主体之间, 贸易利益分配问题只在于宏观层面, 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拓展的比较优势模型中。约翰·穆勒在其基础上, 运用价格分析法进一步阐述了国际商品交换比率的确定以及贸易利益分配问题, 但文字叙述简单, 理论分析粗糙。

之后, 包括塞缪尔森的序数效用图, 西托夫斯基曲线等都未能明确给出上述贸易损失和贸易收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之下的总福利变化情况。

总之, 笔者将三代贸易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以及国内外相关理论在论证贸易收益问题上的共有局限性总结如下:

(1) 没有定量地、分别地衡量凭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一国国民收益和损失, 对一国内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工人收入损失没有关注, 或刻画不够具体;

(2) 衡量福利的标准不够全面、客观。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际贸易收益问题与规范分析和福利理论密切相关的特征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1]自李嘉图、穆勒以来, 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从未停止过, 保罗·塞缪尔森在1962年的论文中通过小国、大国的假定, 论证了贸易经济下的消费可能性曲线位于闭关自守消费可能性曲线之外, 并用序数效用理论分析得出结论"可以通过对商品增量的重新分配来使每个人的福利得到改进"[4], 但其却回避了个人福利的比较。

以Viner、Kemp和Wan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角度分析福利变动, 但这一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 不具有衡量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损益问题的一般性。

国内学术界则主要从中国凭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贸易来获取贸易利益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林毅夫所倡导的比较优势利益说认为, 只要发展中国家能正确依据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 参与国际本国贸易, 那么随着本国资本的不断积累, 其经济就会随着资本的增多而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5]。洪银兴则持相反观点, 认为如果一国仅仅以要素禀赋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 就会掉入"比较利益的陷阱"。张二震关于贸易利益分配的现有研究认为, 要素分工在促进国际间贸易分工利益总量的提升的同时, 要素分工也使得国家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变得更加复杂。

3 可行研究方向

笔者认为, 为弥补古典贸易理论在贸易损益问题上研究方法的不足, 有必要以一种更明确和客观的经济建模方式来分析上述损失和收益问题, 运用经济学标准范式, 着重刻画一国内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失业工人的收入损失, 结合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 效用水平, 更全面具体地分析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损益问题, 从而就我国立足于自身特点,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明确对外贸易思路, 优化对外贸易战略, 以更合理、更从容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这一目标给出合理建议。

摘要：有许多实践者和经济理论家认为, 贸易对一些人有利, 对另一些人有害。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贸易受益者是否可以对贸易损失者给予补偿, 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福利状况的改善[1]。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其实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 李嘉图的2×2×1模型中暗含了一个命题:一国内集中生产的部门的收益量大于另一个受损部门的损失量, 然而模型并没有具体展开分析两者的关系。本文将自古典贸易理论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做以简要文献综述, 着重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 并提出可行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比较优势,贸易损益,分工

参考文献

[1]赵艳.塞缪尔森经济理论研究[M].151.

[2]何河, 周长富, 王月.要素分工、贸易顺差及贸易收益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 (3) .

[3]保罗·塞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译.微观经济学[M].246.

[4]Samuelson.1962 The Gain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Once Again.In:Stigliz, ed.1966.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 Vol.2.Cambridge, Mass.:MIT Press.

“歌词文学”理论创建的思考 篇10

那么, 在目前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专业研究领域逐渐逼仄的时候, 为什么在中国受众这么广、影响这么大的大众文化文本, 却没有学者系统地进行研究, 文学史中找不到歌词的身影, 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开设歌词课, 更没有歌词学理论的创建呢?

首先“音乐文学既是一门未完成的艺术, 又是一门具有独立性的艺术。”[2], 歌词艺术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文体, 介于音乐与文学两种艺术之间, 但同时也容易被二者所轻视与遗忘。

其次流行歌曲代表的是大众文化, 从生产方式到产品质量经常被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批判、贬斥。“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 本身不要求深度, 不要求注意力, 不要求历史, 只是一种消遣和休闲方式, 一种文化快餐”, 它的个性本质上是“伪个性的”“无灵魂的”“虚假的”。[3]

再次, 从根本上说, 就是“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使然, 正如杨扬在《论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指出的:“或许在一些批评家眼中, 文学批评主要应该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涉及所谓的社会重大问题。而那些流行歌曲只是低吟浅唱、不入流的东西。至于流行歌曲的歌词, 更是不能启齿的东西。事实上, 这种文学观念的价值参照, 还是以时代政治作为主要的坐标。”[4]

最后, 因为流行歌曲本身所固有的商品性, 使得投资商以牺牲歌曲本身的艺术审美追求来换取歌曲的流行, 产生了许多庸俗与滥情的流行歌曲作品。流行歌曲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就易使人们对流行歌曲整体产生误解。

中国流行歌曲若从第一首学堂乐歌开始, 已有百年的历史, 若从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算起, 中国流行歌曲也走过了七、八十年的历程。我们的流行歌曲资源如此丰富, 受众面如此之广, 现在该到了对其进行清理、鉴别、筛选、阐释, 创建“歌词文学”理论的时候了。

歌词是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 它既可入乐而唱, 又常常采用文学创作的手段, 因此, 本文拟在厘清歌词、音乐、文学之间的关系过程中, 探讨中国流行歌曲歌词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多种可能性。

一、中国流行歌曲歌词成为一种文学门类的可能性。

(一) 歌词与音乐的关系

一首歌, 歌词与音乐, 到底哪个更重要?似乎永远没有标准答案。音乐本位者有之:既然有了音乐, 为什么还要填上词呢?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自足安闲的存在, 词有时简直是优雅的浪费, 它不过是音乐的附庸而已, 音乐完全可以脱离词独立存在;歌词本位者有之:诗乐本来同源, 歌词也被称为“歌、歌诗、乐诗、声诗、歌词 (辞) ”等, 几乎每种中国古典诗歌诗体的演进和变化都是诗与歌结合的结果, 远古歌谣、诗经、楚辞、乐府、部分唐诗、宋词、元曲皆可吟可唱, 作为音乐文学的歌词离开了旋律也是独立的审美文本, 也有审美价值, 应该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 词与乐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比如齐豫演唱的《橄榄树》, 三毛洒脱不羁的词与李泰祥舒缓悠长的曲简直可以说是绝配, 词与乐的关系异常紧密、完美融合, 达到了天然合一的地步:音乐深化了主题, 词又将无形的听觉形象化了。还有些音乐完全可以脱离词独立存在, 如王菲演唱的《哪儿》, 整首歌除了一些听不清楚的咿咿呀呀外,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歌词;也有一些词可以单独吟唱, 没有音乐的伴奏, 也许反能达到异乎寻常的效果, 如陈晓东演唱《我愿意》, 开头一段清唱, 把孤独无助的心境演绎得更加感人。

黑格尔在《美学》中就认为面对音乐, 听者往往马上产生填充这种看来毫无意义的音乐的愿望, 想找出理解乐曲进一步发展的精神支点、找出更为清楚的印象和他所熟悉的内容, 以便在心中产生共鸣。这样, 音乐对他来说便成为一种象征, 因为, 在力求捕捉它的思想时, 他面临的是许多飞驰而过并布满难解之谜的问题, 这些问题他往往不能马上找到答案, 而且它们往往能用多种方法来解决。也许这正是音乐与文学联姻的根本动因吧!

如果歌词是诗, 曲就是翅膀, 歌词只有依赖于它才能够飞翔;但若无歌词, 即使曲之翅膀飞得再高, 飘得再远, 也是空壳一具。

(二) 歌词与文学的关系

试图把歌词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首位研究者是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文学专业创建人庄捃华, 她曾经为歌词文学正名:“歌词文学既是一门未完成的艺术, 因为离开音乐便无所谓歌词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 歌词文学和戏剧文学、电影文学一样, 是一种未完成艺术。但是, 作为一个环节, 它又是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这种独立性、完整性表现在:凭借语言, 它能够独立完成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任务;并且, 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是完整的, 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 完整的文学形象。一方面, 规定了曲调和歌曲的主题思想、感情色彩乃至风格特点, 成为声乐作品音乐部分再创作的依据;另一方面, 又以自己语言形象的确定性使声乐作品具有了确定的形象, 从而比其他音乐形式更易于理解和普及。”[5]从历时的角度来看, 因为文字与声音相比较, 各自的物质特点不同, 决定了文字比声音的生命力更旺盛, 因此流传的时间也更长。“好的歌, 它的词都具有不依赖音乐的独立艺术价值。古代许多优秀歌曲, 虽然音乐随着时间的流逝亡佚了, 文辞却流传了下来。依靠自身的魅力获得了永恒, 甚至成为推究古代音乐的依据。所以, 在承认音乐文学未完成性的同时, 还必须承认其独立性。”[6]

1.歌词的文学特性。

(1) 诗与歌同源。

我国的歌词与诗歌有着共同的文化源头, 并不是诗歌的附庸。可以说, 中国诗歌的历史多么悠久, 中国歌词的历史就多么悠久。中国现当代歌词作为我国二十世纪音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非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入乐可唱, 离乐可诵是中国歌词的基本特征。《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歌词总集其原初的主要用途有三: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式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作用;三是表达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三种用途都跟《诗经》的入乐可唱有关。“入乐可唱”强调的是歌词的音乐功能。凡歌词都应是入乐的, 不入乐又怎能称得上是歌词呢?当初的《诗经》就是乘着音乐的翅膀, 在先民群体中间广泛流传。作为歌词的《诗经》不仅具有“入乐可唱”的音乐功能, 而且具有“离乐可诵”的独立文学价值。“离乐可诵”说明歌词除了音乐功能, 还应具备独立的文学价值, 它并不是音乐的附庸。

(2) 歌词创作大量借鉴文学创作手法

流行歌曲歌词创作作为艺术类型之一, 与诗歌创作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陌生化是诗歌中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 它故意打破日常语言能指与所指间约定俗成的关系, 打破日常惯用的语法模式, 以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效应。周杰伦的歌曲得到了当代青少年普遍的喜爱, 陌生化效果为他的歌曲添色不少。在他的歌词中, 随意的组合、残缺的句子、不符合惯常语法和逻辑等现象随处可见, 营造出奇特的意象和迷离的气氛, 让人们对习惯得有些麻木的事物耳目一新。“一群嗜血的蚂蚁被腐肉所吸引我面无表情看孤独的风景失去你爱恨开始分明失去你还有什么事好关心” (《夜曲》) , 打破惯常的认知习惯, 将失去爱情的孤寂、凄凉情调与被腐肉吸引的嗜血的蚂蚁并置, 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效果;还有文学作品当中经常使用的比喻、借代、反复、映衬、排比、对偶、顶针、回环、夸张等等修辞手法, 在歌词创作中也屡见不鲜。又如, 文学创作讲究细节, 这种方法用在歌词的阅读和创作上, 同样非常有效。台湾歌手辛晓琪有首《味道》:“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指尖淡淡的烟草味道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恋人间的想念是多么难以表达的体验, 但这几句歌词却写得很简单。想念是什么?想念就是男友那憨憨的微笑, 就是那件潇洒的外套, 就是那特有的烟草与袜子的味道。这几个细节的表现力远胜过于类似“爱你爱得我心痛, 爱你爱得我发疯”之类的嘶喊与嚎叫!这就是细节的力量。这些都是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歌词美学的现实基础。

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与文学创作无论从起源、发展, 还是从创作、赏析来讲, 相互独立却又互相影响。流行歌曲歌词对文学创作的借鉴与沿袭永远不会停止, 而流行歌曲歌词又始终不断地丰富着文学创作。

(3) 歌词同样能表现深广的社会内容与情感世界

流行歌曲中强烈的抒情性、个性化特点很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认为流行歌曲的表现力不够, 表达内容过于狭隘。实质上, 流行歌曲一样能够像文学作品那样表现深广的社会内容与情感世界。以被台湾流行乐坛誉为“音乐教父”的罗大佑为例, 他创作的歌曲歌词几乎是一部浓缩的台湾当代史。他的作品涉及面非常广泛, 既参与又终结了台湾校园民谣, 既怀有强烈的批判意识, 又对生命进行深刻的追问, 传达出了社会转型期青年坚定信念与迷茫徘徊共存的心理。他积极地介入生活, 冷静地观察社会, 理智地思考现实, 表现出阔大的情怀;还有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的摇滚音乐, 特别的生存方式、表达方式及音乐理念, 都决定了摇滚乐歌词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摇滚乐代表着社会的弱势群体, 借助音乐进行着“底层叙述”。在欧美的流行音乐文学研究领域, 摇滚乐歌词因其反映社会与历史的强大力度而成为研究主流。

(4) 诗而优则词

许多现当代优秀的诗歌, 都因谱上曲子而在大众中更加迅速地传播与熟知。如果说一般的歌曲创作都是先曲后词, 倚声填词的话, 那么在这种类型的流行歌曲中, 往往是先词后曲, 因词度曲。也就是说, 歌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先行存在的。比如徐志摩的名篇《再别康桥》, 早在1977年的台北就由范广慧演唱之后, 便成为一首校园歌曲的代表作流行起来。有意思的是, 以《再别康桥》为蓝本, 少女演唱组合SHE版本的《再别康桥》展开现代人的想象, 以现代人的视角回望着徐志摩想象中的康桥:“马蹄踏过石板街道窄巷深处有人祷告雨后水洼教堂倾倒意识流的四十度角图书馆前站着半座石雕六个便士带走一副素描壁炉终日孤独吐着火苗煤油灯下岁月不被惊扰你在剑桥一身寂寞穿黑色学袍你用诗句歌唱爱情押美丽韵脚”, 这就是经典歌词的魅力, 可以一度解读、二度解读……不同时代解读出不同的内涵。除此之外, 还有徐志摩的诗作《海韵》, 整饬的诗行、内在的韵律、恰当的押韵都使这首诗蕴含着强烈的音乐美, 在作品诞生仅仅两年后, 就由赵元任先生谱曲, 成为一首经典的合唱歌曲。赵先生创造性地将诗作中的“女郎、诗翁、大海”三个形象分别用“抒情的女高音独唱、宣叙性的合唱、回荡起伏的钢琴伴奏”来表现, 确是诗作与音乐的完美体现;还有余光中的“乡愁”系列诗作、甚至胡适的小诗《希望》也被改编成了流行歌曲《兰花草》,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古典诗词更是经常被直接或间接地拿来作为现代流行歌词的主要内容。一是因为尽管时空不同, 但古今中外人们的心理是相通的, 古典诗词表达的情感在现代人这里依然能够引起共鸣;二是中国古典诗词本身就非常讲究韵律, 音乐感很强, 在遣词造句, 行文起势, 叙事抒情上, 均有一定的规格;三是古典诗词的表达方式往往曲折迂回、含蓄婉转。所以许多古典诗词都直接被谱上曲子, 成为现代流行歌曲中的主题和内容。李煜的《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 、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范仲淹的《苏幕遮》 (碧云天, 黄叶地) 、岳飞的《满江红》都是如此。

另外, 许多现代流行歌曲词作者经常对古典诗词进行不同的演绎, 古典诗词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与营养, 使整首词具有浓郁的古典韵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所有著名词人的词作中, 从陈蝶衣、卢国沾、向雪怀、娃娃到庄奴、林夕、黄霑, 再到当下名噪一时的方文山, 都能找到其歌词与古典诗词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流行歌词文学的研究现状

中国的流行歌曲与欧美、甚至港台相比, 起步较晚, 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将流行歌词纳入研究视野, 要经历从外围向内在、从文化现象到文本细读的必然转变。

目前中国流行歌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研究上, 研究者把笔力更多地放在流行歌曲产生的社会背景、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事件、艺人动态、社会运作等方面。偶尔提及的歌词也不过是为描述某种现象而服务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乐评人金兆均的著作《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年3月) , 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对中国近三十年流行音乐作一全面整理的著作。也有专攻某一类型流行歌曲的乐评人。如李皖在民谣方面比较关注, 《民谣流域》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12月) 、《五年顺流而下》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均是他长期研究民谣的成果, 书中资料详实, 时而显现出真知灼见。另一位资深乐评人颜峻则偏向于摇滚乐的评析, 《灰飞烟灭——一个人的摇滚乐观察》 (花城出版社, 2006年8月) 综合了他多年的摇滚乐短评。

文学界对流行歌词的接受只是近些年的事情。以下材料均显示了这一趋向:中学、大学语文教材收入了流行歌曲歌词。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诗歌篇》收入了罗大佑歌曲《现象七十二变》。编者认为:“今天的流行歌曲, 或许就是明天的诗。以此审视, 流行歌曲自有超越通俗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罗大佑歌曲的价值, 在于他唱出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海峡两岸中国青年面临社会转型时所特有的迷惘、困惑、痛苦和思考”;周杰伦的《蜗牛》被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专设一节谈论流行歌词。他说:“像香港的流行歌词, 香港文学最初对大陆的影响就是从流行歌词开始的。流行歌词也是一种文学, 把它们排斥在文学之外是错误的。宋词在当时就是流行歌词。许多现代歌曲, 把曲拿掉, 就是诗词。杂文、电影、流行歌词这样一些比较边缘性的文学正是香港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如果对这些领域不清楚的话, 仅仅把眼睛盯着香港小部分的精英文学, 是很不够的。”[7]很显然, 陈思和把流行歌词视为一种文学门类了;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曾经把当代诗歌的门类进行了拓展, 认为当代诗歌创作有三大门类, 一是古典诗词, 二是现代诗, 三是歌词。

随之一些文学研究者开始专门研究中国歌词。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庄捃华, 她早在七十年代就有意创建“音乐文学”理论, 并就此开设课程, 后学生在其讲义的基础上编撰专著《音乐文学概论》, 最早创立并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音乐文学”理论;目前国内有两部对中国歌词作一历时向度梳理的著作:苗菁《中国现代歌词流变概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 (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 , 两部著作各取现代、当代, 恰好描述出整个20世纪中国歌词的脉络。不过, 这些著作选取的歌曲, 似乎还不能算作“流行歌曲”, 并且“歌词”在书中更多地被当作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话语的反映, 还未能以“歌词”为本位;感悟和印象性评论较多, 而把歌词真正地作为阅读分析的文本, 进行深入细致阐释的却很少;另外, 港台流行歌曲是中国流行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 流行歌词的研究如果排除了港台流行歌曲, 那么这种流行歌词的研究就失去了意义。

最后要提及的是香港流行歌词研究。因为香港流行音乐发展较为成熟, 相应的它的流行歌词研究也走在前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歌词评论家朱耀伟, 他一直在香港流行歌词的研究领域内辛勤耕耘, 《词中物——香港流行歌词探赏》 (三联书店·香港, 2007年9月) 可为代表, 书作分别从歌词作者、歌词文本、受众、歌词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四个视角切入, 探讨三十年来的香港流行歌词。是一本较有价值的著作。

相信“歌词文学”理论的创立, 能在拓宽文学研究的门类、提升歌词的创作与鉴赏水准等方面, 有着广泛的意义。

摘要：歌词是介于音乐与文学之间的艺术, 它既可入乐而唱, 又常常采用文学创作的手段, 本文拟在厘清歌词、音乐、文学之间的关系过程中, 探讨中国流行歌曲歌词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多种可能性。

关键词：歌词文学,理论创建,音乐

参考文献

[1]胡疆锋.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化属性[J].词刊, 2007 (2) .

[2][5][6]庄捃华.音乐文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

[3]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75) .

[4]杨扬.论90年代的文学批评[J].南方文坛, 2000 (5) .

被害人比较责任的理论基础 篇11

[关键词]被害人行为；比较责任

一、刑罚的因素

（一）惩罚主义

惩罚主义指行为人由于自己的侵害行为放弃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因而所受的惩罚具有正当性，在普通法中也称作“正当放弃权利”原则。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受到惩罚的依据是，在被害人无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是否侵害了被害人的法益，从而间接放弃自己的权利保护。

犯罪是违法且有责的行为，有责性本身并不足以说明行为人放弃受保护的权利，只有当行为人首先造成了法益侵害，才说明行为人抛弃了自己的权利。如果被害人无过错，则行为人对加害行为造成的所有损害负责；如果被害人对损害结果有过错（例如，自愿参与高危险性活动），那么把损害结果全部归责于行为人就会有失公平。行为人应受到惩罚的范围应该仅限于自己侵害法益的那部分，也就是自己放弃权利保护的范围。

既然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受到惩罚、是否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与被害人有无过错直接相关，法律应提供确切的标准，以确定被害人是否具有法定过错。只有那些落在规范上被划定为属于特定人负责范围的事件，才是该特定人所要负责的对象。

（二）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主要考虑与犯罪相关的社会经济成本，包括犯罪结果造成的损失和预防犯罪的社会成本，认为应为犯罪结果承担责任的是最具有预防犯罪发生义务的人。如果被害人由于自己的过错招致了犯罪行为，那么与其花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去寻找和惩罚行为人，不如在法律上设定激励措施，让这些被害人更加小心谨慎，从而对这一类犯罪，疏忽大意的被害人更具有防范的义务。

刑法若要符合实用主义，在最低的经济成本限度内遏制犯罪，首先应避免过度使用刑法规制社会生活，否则不仅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还会降低刑法的威慑性。其次，要尊重社会一般公民的期待。法律需要与公共直觉和社会期待相当，否则就是脱离实际生活；但法律又并不能一味迎合公众观点，因为刑法是引导公众道德观念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刑法比较过错理论体系，以维护刑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既符合公众的期待，又可以有效评价行为人和被害人的刑事责任。

二、刑法适用的考虑

正义的标准之一就是同案同判、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法律得到实际的贯彻执行。但是在普通法的具体实践中，由于缺乏理论上的被害人比较过错的体系性指导，对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责任的分析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难免出现刑法适用中的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的指导，具体规定没有实行的标准和方法。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如果行为人、被害人都有过错且没有造成重大损害，那么普通伤害行为应判为轻罪。①但是几乎没有几个法院遵循这一规定，②有的法院虽然采用此款作为基本原则，但没有作为减轻处罚的条件。③

第二，在具体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各地法院考虑被害人因素的阶段各异。美国各州的法院目前对被害人行为的评价，有的在定罪阶段，有的在量刑阶段，但应该统一贯穿与定罪量刑的过程，《模范刑法典》对罪名等级和刑罚的两部分规定，就体现了这一理念。④被害人行为应首先在定罪阶段评价，如果可以作为行为人的减轻因素，但达不到可以完全免除刑事责任的程度，在量刑阶段再次考虑。这样做的原因，主要考虑到定罪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是给被告贴上了耻辱的标签，对其一生将产生负面影响。⑤仅这一点，对被告的归责就应考虑其实际违法程度的大小。如果行为人仅应对较轻的罪行负责，那么对其定重罪，即使不考虑刑罚，也不公平。

综上，出于对基本正义观的追求，被害人行为作为行为人定罪量刑的考虑因素，有必要在具体明确的被害人比较责任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才能保证判决的公正、准确和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三、侵权法的借鉴

犯罪的定性经历了从侵权行为向犯罪行为转变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早期，犯罪被看作是对被害人的侵权，被害人可以“用一个普通民事诉讼对不法行为人提起诉讼，若其胜诉，就可以取得金钱形式的损害补偿”。⑥实际上，在事实层面，侵权行为是可以包含犯罪行为的上位概念。只有当侵权行为严重侵害了某一个体的重要法益，或者侵害了第三人、国家、社会等重要法益，出于对法秩序的维护，刑法才用以严厉的惩罚手段予以制止。鉴于《侵权法》与《刑法》的内在关联性，在刑法上建立被害人比较责任制度，就可以参考侵权法中的制度形成和设计。

2000年起在美国开始实施的《侵权法重述·第三次·责任分担编》，开始采用比较过失理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失/故意，进行责任分配。⑦因为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负责；如果损害结果可以归责于另一方，就不需要承担责任。⑧同时提倡侵权法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定义务，只有在当事人违反这些法定的谨慎义务时，才能相应减轻对方的责任。刑法也可以据此作为参照，完善理论体系，将被害人过错作为判断行为人责任的考量因素。

[注释]

①Model Penal Code.211.1（1）， Official Draft and Revised Comments， 1980.

②Haw.Rev.Stat.Ann.707—712，Michie，2003；Neb.Rev.Stat.28—310，1989；N.H. Rev. Stat. Ann. 631：2—a ，1996； N.J. Stat. Ann.2C：12—1，West， 2003； 18 Pa. Cons. Stat.2701，1998； Vt. Stat. Ann. tit. 13，1023.

③Miss.Code Ann.97—3—7，1999； Mont.Code Ann.45—5—201，2003； S.D. Codified Laws ，22—18—1 ， 2001.

④Model Penal Code.1.02，Official Draft and Revised Comments， 1980.

⑤Model Penal Code.1.02 cmt. at 20.

⑥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第208页，1959.

⑦Restatement（Third）of Torts：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1，1999.

⑧Friedrich K. Juenger， Brief For Negligence Law Section of the State Bar of Michigan in Support of Comparative Negligence as Amicus Curiae， Parsons v. Construction Equipment Company，18Wayne L.Rev.3， 50，1972.

比较文学的理论 篇12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教材编写,《文学散步》

文学理论课程是我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一般在大一的下学期或是大二的上学期开设。该课程的开设主要是为了锻炼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然而目前该课程却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学生不愿学,上课常常做着跟课程无关的事情,教材成了摆设;而教师也不愿教,往往觉得很难把教材中的理论很好地传授给学生。下面,笔者就以《文学散步》和《文学理论基础》两本教材为例,谈谈本人的一点看法。

《文学散步》由台湾学者龚鹏程所著。这本教材的编写方式不同于我们传统所见的文学理论教材,它别开生面,令人眼前一亮,原来文学理论教材可以这样写。教材取名“散步”,仿宗白华《美学散步》而成。温儒敏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称该书“突破了一般‘概论’的藩篱,富于才情的新鲜见解处处呈现,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分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并指出了该书的独特之处,即“摆脱了一般文学概论从理论到理论的套路,采取的不是高头讲章,而是问题探讨,从读者关心又有趣的一个个问题入手,一步步深入梳理文学的知识系统。”由此可见,该书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此类例子在书中随处可见,如:何谓作品?何谓文学?为什么替文学下个定义是不可能的?文学果真需要科学来撑腰吗?何谓欣赏?美在何处?为什么要欣赏文学作品?如何培养美感能力?文学知识的性质究竟如何?与其他知识的关系究竟如何?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问题如何解决?文学现实或传达了什么意义?文学史的编写是否可能?为什么哲学著作可以变成文学作品?等等。在书中虽然这些问题都是以作者的口吻提出的,但事实上都是文学理论学习者或研究者所关心的实际问题。作者完全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思考文学的基本问题,并做深入浅出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给出了答案。

全书分为十九章,前四章就“欣赏文学作品”作了不同层面的解读,五、六、七三章主要探讨“如何欣赏文学作品”,八、九、十、十一四章分别论述了“文学的形式”“文学的意义”相关问题,十二、十三两章对“文学的功能”进行思考,随后的六章就文学“与社会、与真实、与道德、与历史、与哲学”的关系进行考察分析。由此可见,该教材关注的不是文学的本质、定义、起源而是文学的语言特质、文学的欣赏、功能和意义,谈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学与社会、道德、历史、哲学的关系。而且认为创作方法、文体及文体流变、文艺思潮等这些内容应该交给文学史去处理才是,“那些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之流派兴衰云云,亦不该混入其中,当交由批评史叙说。”在此,亦可以看出,作者严格区分了文学概论教材和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教材,换而言之,文学概论教材的主体内容应是文学内在的知识论规律和方法学基础的问题,虽然在讲到某一理论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到它的发展演变史,但这也不过起的是辅助作用。

由南帆等学者所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是新时期以来极具特色的三本教材之一,它“在继承了《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开放性的文化研究视野的基本上,对大量的文学事实、文学经验进行了新的概括”。

按编者在《后记》中所言的“对文学理论的了解需要循序渐进”的观念,该教材将文学理论的讲解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文学是什么;第二,如何研究文学。这样也就构成了全书的结构模式。全书共由四部分二十四章组成,其中,上编第一部分是“文学的构成”,讨论的是文学本身的诸多要素,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二部分是“文学与文化”,将文学置于与历史、宗教、民族、地域、道德、性别等文化关系背景中去考察,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下编第一部分是“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主要考证了文学史上重要文学思潮的流变过程;第二部分是“批评与阐释”,主要涉及文学批评的内容。这种处理不同于传统文论教材五大块(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和发展论)的框架模式,而是各部分主旨明确,脉络清晰,“这种结构模式有利于读者打破常式,以新的角度和思路看待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同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理论,进而也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正如上文所说,文学理论教材反映的是文学理论的建设成果。相比现实的文学发展状况,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稍显滞后性。所以当我们打开很多文学理论教材时,会发现里面的观点和例子都很陈旧,不能将新的文学问题、文学现象纳入其中,这样就很难吸引学生。不过,也不是说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新问题都应被写入理论教材,那么,面对众多新兴文学现象,究竟哪些可以成为文学基本问题而被纳入文学理论教材呢?这就给教材编写者们提出了一大挑战,即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关注文学的转型,将文学热点问题纳入文学理论教材中去考察。现如今,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传统的纸质文本到了如今的电子文本,传统文学也面临着网络文学前所未有的挑战。再比如像“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边缘化”“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诸如此类的问题,笔者以为都应当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可喜的是,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所行动。由南帆等编写的教材中就设专章来讨论此类问题:如第八章论述了“传播媒介”,第十四章论述“文学与性别”以及第十六章论述了“文学史与大众文学”,具有较强的时代意识。这样的教材可谓是与时俱进,能够以敏锐的眼光关注现实文学发展中的新问题,并有所思考,将最新研究成果纳入教材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毕竟这些问题也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和困惑的,也是他们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上文提到的“传播媒介”“性别”“大众文学”等都属于文化语境中的内容,也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南帆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即认为文学必须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文学性质、典型性格、文学理论史之上的一些著名概念包括文学经典问题都必须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得到多重解释,而不是力图将结论还原到某一种单一的‘本质’。”的确,在教材中,他们很好地贯彻了这一范式,如在第二部分“文学与文化”中,将文学置于复杂的文化关系网络中进行考察。这种范式还说明了另外两个特征:跨文化研究、反本质主义。跨文化研究是本教材最大的特点,“它是对自律文论的反驳,也是对旧的中国式文学与政治关联之理论范式的突破”。这可谓是本教材的最大特色,也体现了南帆等人作为当代文艺理论学人的学术敏锐视角。另外,教材也没有专章来论述“文学是什么”这样的本质问题,而是认为本质主义是形而上的,无法阐释活的文学,它抛弃了具体,忽视了历史,提出“对文学与本质的考察远不如对文学与历史的考察重要。”“总之,要回到具体、回到历史也就是考察多重因果关系交织之间的文学,而不是期待找到一把独一无二的钥匙打开文学之门。”

以上是对两本教材编写特点的一个主要梳理。两本教材写于不同的时代和语境:《文学散步》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而《文学理论基础》写于21世纪的大陆。两本教材对待中西文论的观点也不一样。《文学散步》提到的文学例证、文学经验大多是中国本土的。黎湘萍在《跋:“狐狸”文论》中谈到了该书在当时的贡献:“第一,它是台湾中文系年轻学人中最有意识地运用中外美学方法来讨论‘文学内在’的‘知识论规律’与‘方法学基础’问题的,这对向来重视传统经学的台湾中文系不啻是一大跃进;第二,它是最具生命意识的文论。他有意识地吸纳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中强调生命和心性的思想,由此而上接中国传统的精神史,是他的文论虽然看似具有非本质主义的特性,实际上却奠定在生命美学的基础上,而在表层上,则是回归文学本身最基本的语言层面进行分析。”再就《文学理论基础》而言,正因为跨文化研究是其特点,它也就特别重视西方文论,视西方文论语境为圭臬,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论资源。

虽然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没有固定模式,但彼此仍是可以借鉴学习的。比如,《文学散步》就值得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们借鉴,倒不是说也要学它那种“散步”的方式,而是说像它那样要有问题意识,重视中西文论的融合而不致中国文论“失语”,要有相当的价值取向及生命关怀。

如今的文学理论课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而如何把一本正经的枯燥深奥的理论讲得有趣“好玩”是对教材编写者的一大挑战。在笔者看来,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时既要突出教材的理论性也要注意语言的使用以及事例的选择。教材编写者们首先要有课程意识,就是让教材利于教学。不能把理论架空,就理论谈理论,谈到最后只能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而应当理论结合实践,要有具体可操作性。虽然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但是反过去它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首先,就文学理论来讲,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经验、文学现象的总结概括,它要接受文学实践的检验。其次,要清楚它的使用对象,它面对的主要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是文学领域的初学者,而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者。本质主义也好,反本质主义也罢,它都应当从中外文学经典、中外文论资源中总结出具有相对普遍性和完备的理论框架、基本观念和研究方法,为学生进入文学领域、解决文学问题提供理论的支持。当然,也可以把最新的理论成果适当的纳入教材中去,使教材与时俱进,而不至于出现一本教材用几代人的现象,或是用所学理论无法解释新的文学现象的尴尬局面。

参考文献

[1]龚鹏程.文学散步[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6.

[2]胡友峰.跨文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书写困境[J].当代文坛,2012,(06).

[3]张玲.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的一种考察——以体例框架的建构为中心[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