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互动机制

耦合互动机制（通用8篇）

耦合互动机制 篇1

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10年将重点锁定在农业。我国目前的形势是人口较多而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紧缺,粮食的安全就是我国安全的生命线。我国农业的发展情况与较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我国现在正由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中,然而现代农业最主要的特点即科技的向导性。农业技术的创新、推广及应用,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巨大引擎[1,2,3]。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以农业经营体制进行重要改革为基础,农业科技运用到农业生产的实际作用得以更为突出的显现出来。养殖技术、种植技术、良种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我国农业产出比率的不断提高,巩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4]。可是,最近几年来,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在日益减小,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问题也逐渐突显。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65%~85%,而我国的仅是50%左右;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我国达55%,我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多变性需求市场的情况、农业分散农户的经营形式以及研发前需大量投入等特点,需要各个主体更加明确的分工,也需要加强各主体间的协同效应。

1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概况

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学中,把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分为转化主体、转化客体、转化受体三个方面。但可能实际上三方在组成科技成果转化统一系统的同时,也可能是独立的小系统,不能简单地用主体、客体以及受体的方式区分。并且转化主体、客体、受体的分类是在以国家为主导的农业科技转化体系下形成的,从发展的角度看,未来难以满足科技兴农的需求。在本文中我们将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分为供应主体、推广主体和应用主体。任意一主体都是科技成果转化链中的重要环节,在科技成果转化不同的阶段起到主导的作用。

供应主体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提供方。世界各国在农业科技成果研究上都具有公益性特征,在我国尤为突出[6]。目前国内主要的农业科研机构基本上是由国家设立和管理,包括农科院下的科研院所、研究实验室以及各大农业高校。这些农业科研机构汇聚了大量农业科技领域的高、精、专人才,他们一方面完成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另外一方面也是农业科技人才积累和传承的载体。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业科研院所及农业高校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源头,对整个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起到支撑的作用。农业科研单位具有协调创新要素的能力,在客观上追求社会目标最大化,并且承担一定的科技创新风险。

推广主体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环节,对供应方和应用方起到连接的作用,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由农业部和科技部构建的推广系统以及专业的技术交易市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规定,农业技术按照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高校、农业科研单位、农民科技指导人员、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团体等相结合的推广体系进行推广[7,8,9]。国家支持和鼓励不同机构的科技人员、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农业专业合作社、社会团体等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国家各个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都是为公共服务的组织,并根据地区农业发展情况、资源供给情况、水利设施分布等情况设置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通过设立农业科技推广站及建立农业示范区、科技特派员及科技园区的方式进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科技应用主体是指将农业科技成果运用到实践生产中,使科技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农户或农业企业的生产力[10]。

2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耦合互动行为分析

如果把供应主体、推广主体和应用主体有效地结合起来,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形成一种耦合互动关系,不仅将使其都能发挥自身的优势,还能形成优势互补,这样就会形成更大的效能,即在形成合理竞争环境的同时还能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逐渐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依靠各主体间行为目标和利益动机的相互协调。

2.1 推广主体间的耦合互动行为

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过程中,政府的最终目标即:加快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和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产学研有效地结合,加入农业经济发展的队伍中,不仅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也要提升自己的价值,这将是科研单位和高校长久发展的必经道路,高校、科研单位和推广机构可以达成一致进行合作;涉农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应参与到社会化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中来;农业专业技术协会也要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为会员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以期农户组织化程度得到提升[11]。所以各主体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还是能积极参与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参与的共同点就是博弈的均衡点。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主体间的耦合互动关系如表1所示。

2.2 成果供求主体的耦合互动行为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要素包括成果供给者、接受者和传递载体三个方面,三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作用,构成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三大主体,三主体在一定环境下可通过耦合互动形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协同互动三角形,如图1所示。

图1中,三角形的AB边代表成果供给者提供的成果数量M2;BC边代表成果需求者所需成果数量M1;AC边代表成果中介传递成果的数量M3。对三角形ABC的三边存在的联系和生产真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成果转化系统存在如下情况:

(1)M3≤M2表示成果中介传递成果量应小于等于成果供给者提供的数量。

(2)M1和M2的关系存在3种可能性:当M1>M2时,成果供给者提供的数量小于成果需求者所需成果数量,此时即供不应求;当M1=M2时,成果供给者提供的数量和成果需求者所需成果数量相等,农业科技成果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当M1<M2时,成果供给者提供的数量大于成果需求者所需数量,此时即供过于求。

(3)M1和M3的关系是在M1和M2的关系上进行分析的:当M1=M2时,M1≥M3,成果需求者所需成果数量就大于等于成果中介传递成果的数量;当M1>M2时,M1>M3,成果需求者所需成果数量就大于成果中介传递成果的数量;当M1<M2时,M3视情况不同有3个结果,成果中介传递成果的数量可大于、小于或是等于成果需求者所需成果数量。

结合以上分析可知,只有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协同互动三角形ABC的三边相等时,三大主体才能完全耦合互动,不会出现供不应求、供大于求和传递不完全现象,这样的情况只是理想状态,不可能实现。协同互动三角形ABC一般存在2种情况:

(1)当成果供给者提供的成果数量充足时,M2>M3>M1,表示高校、科研单位的研究成果和成果中介传递的成果不能使成果需求者全部接受,成果的拥有者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和机会去完成成果转化。

(2)当成果供给者提供的成果数量不充足时,M1>M2>M3,表示高校、科研单位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需求也不会被全部传递。根据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调查得知,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很多新科技成果没能得到合理使用,涉农企业和农民没有适时得到科技成果。

因此,理想的协同互动三角形不能存在,但是使协同互动的效益达到最大,较为理想的状态表示如下(ABC三边的比例范围):M1∶M2=1∶(1.2~1.5),M1∶M3=1∶(1.1~1.2);M2∶M3=1.2∶1或M1∶M2∶M3=1∶(1.2~1.5)∶(1.1~1.2)。按这个比例,不仅能确保成果供给者提供足够的成果,也能使成果在实践中高效地运用、农业科技成果中介的传递更完全。要完成以上比例,仍须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主体不断完善和共同协作。

3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耦合互动机制构建

根据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之间耦合互动关系分析,构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耦合互动机制。相互协调、相互联系的耦合互动机制有:宏观调控机制、供求均衡机制、市场需求导向机制、农业科研合作机制、信息传递机制。构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耦合互动机制框架图如图2所示。

3.1 宏观调控机制

政府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为成果能够顺利转化创造完善的制度和政策法规,政府在制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时应采取协调配合的方式。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行业、主体、领域、阶段等的不同,为使各项计划能按农业科技产业系统的规律发展,制定成果转化的计划时也应分别定位[12]。政府和市场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和速度需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是接近科技成果的形成起点,科技成果的转化对政府的调控力度越依赖;越是接近科技成果转化的终点,对市场的要求就越高。政府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整个过程中还有控制和监督的作用:使成果鉴定和评判方式更加完善,成果的质量不断提升;使成果中介市场更加健全,中介主体的行为更加合规;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交易成本和风险降低;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得以提升。

3.2 供求均衡机制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供给和需求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依赖的,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最基本的要素。农业科技成果供给和成果需求需达到均衡状态,如不能实现均衡,成果的使用价值就不能实现,也不能达到农业经济发展对农业科技成果的要求[13]。构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供求均衡机制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根据市场对科技成果的需求来研究开发科技成果,使农业科技成果供给系统和需求系统能统一协调;另外一个是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使农业科技成果能有序规范地在市场中进行有偿交换和农业科技成果的供需数量能统一协调。

3.3 市场需求导向机制

农业科技成果从科研领域到生产领域转移的条件就是农业科技成果符合市场的需要。不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是政府规划的还是市场交换的,只有满足转移的条件才能完成转化。构建市场需求导向机制可以让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更加顺利有效地运行。有了市场需求机制的引导,科研开发系统可以根据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选择项目,使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符合社会经济规律和科技发展规律,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重研究、轻转化”的问题得以改善[14]。研究成果符合农民对科技的需求,就降低了成果的剩余,实现农业科技成果市场的良性循环。市场需求导向机制还可以有效结合成果研发单位、成果转化人员和涉农企业、农民的利益,不仅让科技人员能积极参与转化,而且农民也更愿意接纳应用农业科技成果。

3.4 农业科研合作机制

要为农业科研合作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支持科研人员多参加一些大型的农业科技学术会议,只有农业科技人员与其他科研单位有合作交流机会,才会拓宽其视野和研究开发更多的农业科技成果,这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才会加快。由于农业科技成果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都还不是很健全,所以应加强农业科研单位的合作和交流[15]。同时,农业科研单位也应不断地借鉴和学习国外成功的农业科研成果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3.5 信息传递机制

目前,面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信息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需要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发挥其作用,使农业科技成果的相关信息准确无误地走进农户家庭。建立联系农业科技成果的中介包括两方面:一是要建立反映需求的信息中介,该中介通过搜集、整理、分析,让涉农企业和农民的需求信息快速反映到农业科技系统中来,农业科技系统按照生产需要来制定相应的项目[16]。二是要建立满足需求的传播中介,该中介把农业科技系统的成果及时无误地传达给农民,让农业科技成果满足经济生产需要的同时不断提升其适应性,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实践经验,促进农业科技成果更加广泛地转移和发展。

4 结论

本文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耦合互动关系做了详细分析,发现理想的协同互动三角形不能存在,但是要使协同互动的效益达到最大,较为理想的状态可表示如下(ABC三边的比例范围):M1∶M2=1∶(1.2~1.5),M1∶M3=1∶(1.1~1.2);M2∶M3=1.2∶1,或M1∶M2∶M3=1∶(1.2~1.5)∶(1.1~1.2)。按这个比例,不仅能确保成果供给者提供足够的成果,也能使成果在实践中高效地运用以及农业科技成果中介的传递更完全;要完成以上的比例,仍须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主体不断完善和共同协作。因此,构建了相互协调、相互联系的耦合互动机制,包括宏观调控机制、供求均衡机制、市场需求导向机制、农业科研合作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在主体耦合互动系统中,遵循政府主导、法制管理、公平竞争、市场引导、成果市场准入等原则,以宏观调控机制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计划、监督、协调机制,以供求均衡机制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核心和基础,以市场需求导向机制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关键,以农业科研合作机制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保障,以信息传递机制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纽带。当5种主要机制进行耦合互动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供应主体、推广主体、应用主体才可以高效作用和运转,才能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才能使农业科技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有效支撑作用得以发挥。

5 讨论

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是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技推广进行研究分析的,而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较少,希望本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制定农业科技相关规划时提供可借鉴之处。我们可以借鉴工业部门科技创新的经验,考虑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各个主体推向市场,建立公益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转化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各个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建立一个有活力的、能够不断自我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同时,也可以解决政府资金压力过大的问题。基层农业推广体系过于薄弱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当前最大的一个短板,也是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方面应最先解决的问题。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应该考虑加大对基层的投入力度。由于某些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差,各个主体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现状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研究及推广,来解决科技成果实用性不强、供给与需求脱节等问题,政府在此过程中应发挥引导作用。政府也需从多角度对涉农企业给予支持,壮大农业龙头公司的规模。应从多渠道做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宣传工作,让农户确实感受到“农业科技成果就是好”。

沉积盆地与造山带耦合机制探析 篇2

关键词：沉积盆地；盆山耦合；异常分压；脱耦

ABSTRACT：Mountains and basins are major geographic Earth's surface ， the geological structural units ， the basin and the mountains in the space adjacent to the relevant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 so that the basin and the mountains there is some coupling mechanism .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ts evolution dynamic unity ， called " near-surface tectonic processes coupled with the lithosphere process "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eological phenomenon. Understood tensile ， compression， tensile slip ， slip extrusion， vertical stress and impact based on six types of dynamic mechanism . In this paper， the mountain basin of the coupling mechanism ，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significance .

Keywords： Sedimentary basins ；basin-mountain coupling； exception； decoupling

引言

盆山耦合已经成为我国沉积盆地的主要研究导向，盆山体系的构造、深部和沉积结构上的耦合现象为研究重点。构造耦合研究是指盆山相交带（结合带）的统一变形特征，深部结构耦合的研究重点是盆山体系在岩石圈尺度的动力学统一，沉积耦合研究是重塑盆山耦合过程及相邻造山带的演化过程通过沉积相应。国际上相应领域的研究重点为岩石圈深部过程与近地表构造过程的耦合。

山脉与盆地相织相融形成了地球表面最精致与壮丽的地形与地貌特征。自90年代实施大陆动力学计划以来，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山脉与盆地分开研究的境况，并成了现今地学界一个新的领域。盆山耦合与构造应力关系十分密切，常见现象有同一应力场导致的盆地与山脉并列伴生。导致应力场生成与演变的基本动力是软流圈的对流。岩石圈的挠曲、断陷、冷沉降则都是应力场作用的衍生现象。因此，构造应力场是岩石圈变形过程引起的盆地与山脉耦合现象的直接力源，一级动力则是地幔对流。

如此分析之后，盆山耦合的类型划分，以大区域应力场作为背景，虽然能够达到包容性和无重复的分类要求。但这种分类只能应用于地球本身动力所形成的盆山耦合，不能包括地外物体撞击形成的盆山耦合。因此，作为动力分类还必须包括地外物体撞击形成的盆山耦合类型。

1. 前陆盆地盆山耦合

地质过程中的“耦合”性，在造山和成盆过程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共生关系。即，盆山构造耦合在近些年中的研究日趋增长。作为这一研究的先驱认识主要来自前陆褶皱冲断带和前路盆地演化相关联性研究。前陆盆地的形成是岩石受上叠地壳加载引起挠曲变形而形成的边缘坳陷盆地，在造山带的褶皱冲断及其形成增生楔的叠置负荷作用下，造山带前缘的岩石圈向下挠曲坳陷，并被快速充填以来自造山带的剥蚀物质。可知此过程中的逆推隆升一压陷成盆和山地剥蚀一盆地充填构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表现出盆地和山脉形成之间成对共存、升降相伴和彼此影响的耦合关系。

1.1 造山带隆起与前陆盆地沉降收缩

确定前陆盆地及其对应特征所具有的条件，其一便是前陆盆地与收缩造山带在时间与空间上相伴而生，两者之间有成因联系，在演化阶段上相应。前陆盆地耦合还应包含能量交换及盆地与山脉相互作用方式。

造山作用是岩石圈在表浅层发生汇聚、缩短的过程。在汇聚地区强烈的挤压变形和地壳缩短，发育褶皱冲断带、叠瓦构造和岩层叠覆重复；与地壳或岩石圈横向上缩短的同时，在纵向上发生增厚和隆升。

1.2 造山带推进与前陆盆地迁移

随着板块的持续相向运动，汇聚边界地壳不断缩短，以造山带为代表的汇聚边界不断向克拉通方向迁移。相应地，整个前陆盆地系统也在朝克拉通方向作横向相对迁移。所谓迁移并非整个盆山岩石圈的完全横向运动，而是演化过程中盆山多元结构以波动方式传向克拉通。并以其所具有的某些运动特征与动力机制而向前推动盆地的运移。

1.3 造山作用终止与盆地消亡

造山作用的停止主要是由于板块间持续挤压汇聚的结束，所产生的应力随着盆地的挤压挠曲逐渐减弱并释放，静负载作用成为晋升的沉降动力。而静负载力作用在强烈的剥蚀下逐渐减弱，相对而言均衡抬升作用增强，而前陆盆地的规模减小与被充填而逐渐消亡的原因，则是因为前缘的物源供给速率远远高于其所发生的弱沉降。这时，前陆盆地的盆地面貌和处在的位置与前期已大相径庭。

2. 沉积盆地耦合阶段的异常分压

研究盆山耦合主要是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而沉积盆地耦合阶段的分压异常往往表明此处有相应的地质活动。区域构造应力场主要作为异常高压的成因和分布特征。在挤压型盆地中形成异常高压的主控因素是挤压应力和天然气（油气）充足，异常高压呈平行造山带的（宽）带状或连续的面状分布：拉张型盆地和剪切一拉分盆地的主控因素是热作用。异常高压在拉张型盆地中为散点状或被分隔的面状分布，在剪切型盆地中呈点状或散点状分布。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盆地内断裂的产状不同，决定了异常高压有不同的传导方向，挤压一反转时异常高压的保存或释放（泄压）也各具特点。

2.1 挤压型盆地

挤压型盆地以造山阶段的前陆磨拉石盆地为典型，主要特征主控盆边界断裂是冲断层，此类盆地因造山带的山前冲断带（前陆褶皱冲断带）向克拉通扩展的重力加载使克拉通边缘地区拖曳下陷而形成。盆地主要发育于冲断层的下盘。随前陆冲断带的前展式扩展，主控盆地断裂不断向着克拉通内推进；而其所控制发育的盆地也向着克拉通推进，故盆地边界及盆地的沉降一沉积中心在盆地建造阶段都在不断地迁移，幅度甚大。而对应的盆地另一侧的前隆则发生“后退”（边缘地区被剥蚀掉，成为盆地的一部分）。

2.2 拉张型盆地

拉张型盆地常是裂谷盆地。正断层是拉张型盆地的主要特征主控盆特征。据其发育的盆地基底可分为两类：一是发育在克拉通或经历了长期稳定阶段的大陆地壳上的称大陆裂谷：二是发育在年轻造山带上的称坍塌裂谷，其走向可能平行于造山带或与造山带高角度相交。

2.3 剪切型盆地

剪切型盆地以剪切走滑断裂为主要控盆断裂的盆地。因剪切断裂走滑时常伴有拉张或挤压，剪切型盆地可分为相应的2类。常见伴生拉张的剪切型盆地是拉分盆地和走滑松弛盆地。不同尺度的正负构造单元是地球表面的基本结构。其处于强烈剥蚀状态的造山带作为正向构造单元；而相邻的盆地作为负向构造单元，则为被剥蚀物质的堆积场所造山带的隆升和盆地的沉降、岩石的剥蚀与沉积及其速率、不整合面形成与盆山体系迁移等方面均密切关联，这些地质构造现象在盆山耦合机制中所提出的相关理论随着近些年研究的深入，可以得知这并不只是盆地与相关造山带在时空上的相互作用与变形关系，还包含地壳下部更甚者地球深部物质所参与此过程，而后者则更具有重要意义。

3. 盆山耦合与脱耦机制探析

世上的事物都是有对立面的，所以在耦合的定义中自然有与之相反的现象存在，即脱耦。本文在汲取前辈们的引导和关于盆地研究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一些文字引用于本文，只是扩大一些涉猎面，从盆山耦合和脱耦的角度理解这些盆地的成因和特征，所谓继承型叠合盆地，是原盆山耦合关系至今仍未解脱；延变型叠合盆地则是原盆山关系脱耦时发生闭锁。造山作用与盆地发育之间可以发现相似或者统一的动力学机制与运动学过程，复合盆地的发育处处可以彰显造山作用在各个阶段的作用。盆山耦合与脱耦作为油气运移储藏的新机制是现今所研究的新导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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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金琪.龙门山构造演化与山前带油气关系[J].地球学报，1994（3）：l67-179.

[4] 程绍平，冉勇康.漳沱河太行山山峡段河流阶地和第四纪构造运动[J].地震地质，1981，3（7）；30-39.

[5]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河北平原及其周围地区新构造圈及说明书[M].北京：地震出版社，1985，101-108.

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的互动与耦合 篇3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本依赖方面, 经济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更多地研究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 而忽略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网络组织理论在承认物资和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基础上, 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布迪厄认为,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 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 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科尔曼认为, 社会资本产生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 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是资源交换的结果:“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 相互进行各种交换, 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 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2]他认为, 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也具有生产性。与其他的资本不同的是, 社会资本的产生并不总是有目的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 虽然争议颇多, 但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 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一, 将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了分析的框架, 使得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 并对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性的选择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二,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科学领域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个人精神的复兴, 弥补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又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就是强调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 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节点。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一贯认为, 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是个体特征与目的的函数, 只受价格信号的支配, 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前提下进行选择。但实际上, 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 各种价格信号经常因社会性因素的干扰使个人或企业的理性选择出现偏差, 必须辅以内外部的各种关系网络、信任机制来对错综复杂的价格信号进行甄别, 个人和企业才能做出正确而有效率的决策。

2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文化及其融合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美籍日本学者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往往受到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风俗习惯、宗教传统和区域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社会资本的强弱直接受其文化的影响, 其中规范、诚信和网络是其主导因素。与企业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是企业规范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范) , 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特罗姆认为, 规范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的结果, 规范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企业诚信水平是指企业对顾客、员工、同行及社会履行契约的程度。诚信水平反映着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对契约、规则和法律的忠诚和信誉, 也是企业间建立信任、实现交往的基础。一个企业的诚信水平和规范化水平决定着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 进而决定着其社会资本量。

在社会运行分析上, 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 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 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 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介——社会资本。企业作为最广泛的社会资本积累的中观层次, 能够最有效地整合个人的社会资本, 并推进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而成熟的企业文化本身就蕴涵着浓厚的社会资本, 企业文化所蕴涵的信任、合作、互惠等文化理念就是局部的社会资本。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社会资本已成为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 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 企业员工的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是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关键。在一定意义上讲, 企业文化, 将个人的社会资本和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联系起来, 并推动两者的理性建构和积累。

诺斯认为, 一种由政府规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形成的“社会结构”,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科斯也认为, 企业的经济绩效受到多种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 企业规则和市场制度交互替代形成的制度结构, 仅仅是降低成本增加绩效的制度结构中的一部分, 影响经济绩效的制度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等。企业的生成需要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正式制度的支持。从文化影响行为、行为决定结果这一范式来看, 文化构成了企业发展的人文底色。文化是一种“粘合剂”, 能涵盖各方利益, 强化成员行为的协调性和连续性, 保护相互间的信任免受干扰和破坏, 从而成为维护组织稳定的基础。

企业文化是形成组织效能的共同认知系统。文化是共同认知下形成的一种氛围, 组织文化使每位员工知道组织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怎样做才能符合组织的规范要求, 怎样做可能违背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在这种共同的文化氛围中, 组织成员会被逐渐同化而坚守组织的文化信条。企业文化是组织成员间达成的团队心理契约。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H·沙因的观点, 组织文化是隐含在一系列价值观背后的基本假设。尽管不能确切地知道企业的未来一定是怎样的, 但可以提出发展目标, 勾勒出远景和蓝图, 这就需要一系列假设系统对组织的未来、价值、利益等做出假设。核心价值观是组织的一种“德”的标准, 员工以此与组织形成一种心理契约, 自觉承担责任并进行自主管理。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认可的习惯性行为方式。这种源自文化层面产生的力量, 比起传统管理的命令、监督、惩罚的力量更彻底, 更具有凝聚力、约束力、推动力和活力。法律强制人达到最低标准, 文化则引导人达到最高标准。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 它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意义, 而且具有人文理性的终极价值。企业文化作为集体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集合体, 为企业提供了行为的框架、准则和价值体系, 使企业成员的行为自觉遵守基于文化认知的“约定”。

3 基于社会资本的企业文化生成路径

实现我国企业社会资本和文化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就是要逐步养成基于诚信、规范和网络的企业公民行为, 建立现代理性的企业文化。当然, 企业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仅仅依靠企业内部的文化策略还远难实现, 必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公平、公正、诚信、理性的文化环境, 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的聚合与嬗变。

3.1 “家”文化的解构与社会信任变迁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将“信”作为五伦之一, 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观的重要性。但中国人的“信”更多的是建立在人情、个人承诺和名誉的基础上, 缺乏正式制度的约束和支持;信任“自家人”, 而对外人的信任依关系紧密程度的疏远而逐渐减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差序格局”, 以自己为中心, 与他人的亲密地位、信任程度与边际距离成反比, 在每一圈层上网络成员都遵循特定的相互关系模式, 后者又造成了经济交往密切程度的差别。[3]中国是一个关系信任资源非常丰富的社会。台湾学者李亦园认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4]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靠宪法和法律制度来治理, 而是靠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对个体内在化影响而整治, 这使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精神, 造成了社会信任资源非常薄弱。关系信任是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 是在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植根于血缘、业缘、地缘关系当中。而社会信任则是基于法律、制度和正式契约之上的普遍主义信任, 具有外部性特征。

“泛家族”的关系信任规则是建立在以人治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之上的, 而且这种信任具有差序格局的性质, 有一定的扩展空间, 但与西方社会的普遍主义信任相比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企业要推行现代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制度, 就需要另一种更高程度的信任来融合更高质量的管理资源, 这就是“制度化信任”。为此, 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5]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保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如果不能对投资人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任由经理人员侵害, 那么, 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关系就难以真正建立。二是保护产权。这是个人的权利获得保护的必要前提, 也是企业由“人治”到“法治”、由人格化的关系信任向非人格化的社会信任转化的根本保证。三是完善经理市场。加强人才信息特别是信用记录的透明度, 加强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建设, 发挥经理市场的激励约束功能, 规范经理人员的行为。

3.2 公民文化的孕育与发扬

企业社会资本来源于基于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而公民参与程度首先来自于他们对企业公民身份的确定以及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公民的社会权利主要包括:1) 平等交往。在权威的科层组织, 企业网络具有交往范围狭小、交往不对等性和交往的非自愿性等特征。在公民社会里, 只有经过当事人商讨、权衡程序所形成的决断才具有合法性, 一切有价值的理念要想赢得公众, 就要依靠其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而不是靠任何与尊重公众的自主意志之原则相违背的强制性手段。2) 契约自由。无论企业内部沟通还是企业外部交往, 人的许多行为准则是受契约性关系制约的, 契约包括法定契约与习俗契约、公证契约与隐含契约、既成契约与增生契约等, 各种契约都是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约束的统一。科层组织强调强制性, 网络组织依赖契约自由和自愿。3)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是现代社会最为明显的特征。臣民社会是义务本位的社会, 强调人的忠诚和贡献;公民社会是以人为本, 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6]国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当广大民众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 社会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而公民意识的觉醒, 既需要每个公民的自我价值意识的提升, 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教育灌输。为此, 应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民主政治, 承认并培育公民社会。同时, 可借鉴美国、日本的经验, 加大公民教育力度, 提高公众文化教育水平及综合素质, 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信任、诚实的品格, 并通过集体活动培养其合作能力。媒体应不断宣传积极的社会价值观, 使开放、信任、创新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3.3 企业文化生态的优化与耦合

企业文化理念的重塑。1) 建构理性文化。企业作为经济实体, 其运作应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过程, 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企业应该是事缘、业缘的结合, 而非血缘、情缘的结合。否则, 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会丧失理性, 规章制度也可能形同虚设, 优秀人才很难聚集, 公利可能会很难推行, 而私利却可能到处泛滥。2) 建构诚信文化。社会信任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也是市场经济的真正灵魂。只有当社会信任遍及人类一切交换行为, 当社会信任成为“看不见的手”自律自发地约束多数人的行为, 社会交换才有望接近“帕累托最优”的交换状态。[7]企业应在经营中恪守诚实守信的准则, 在法律和道德认同的范围内活动, 真正做到对顾客负责、对社会负责;并注意与外部企业诚信合作, 建立可靠的伙伴关系, 通过合作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3) 建构创新型文化。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 创新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租金。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社会资本已成为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 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 企业员工的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是提升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关键。杰夫·摩西 (Jeff Mauzy) 对美国150家公司的调查发现, 创新型公司的增长率是非创新型公司的4倍。企业在文化建设, 应建立起以鼓励创新、鞭策进步、追求卓越、容忍失败为基调的创新型文化, 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 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应变能力。4) 建构互惠合作型文化。现代企业网络是以企业间的合作博弈为特征的, 网络中的个别企业依靠与其它企业的相互连接而生存。企业网络是一种追求合作利益的自组织过程, 作为其子系统的各个企业应当具有自主协调性。通过互惠合作意识的强化和体验, 就是要增强企业对合作博弈双赢结果建立共同愿景, 从而通过信息网络和交易网络自觉结合起来。

企业精神的培育。企业精神是企业经过共同努力和长期培养所逐步形成的, 认识和看待事物的共同的心理趋势、价值取向和主导意识, 是企业的精神支柱, 反映了企业员工对企业的特征、形象、地位等的理解和认同, 也包含了对企业未来发展和命运所抱有的理想和希望。企业文化从根本上就是要培养员工的价值信念和组织精神。企业精神是全体员工认同和信仰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总括, 是企业文化的支柱和统帅。企业文化的共认性、主导性和实践性使得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结构中的企业家品格和员工品格得到普遍提升并达到高度的一致性, 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互动。企业精神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由外至内的渐进过程, 包括企业精神目标的定位设计和企业精神的“社会化”, 在设计阶段, 应调查分析企业现有的精神现象,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提炼出符合企业使命、愿景的精神要素, 确定企业精神发展目标, 并用简洁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企业精神重在培育。在企业精神设计定格的基础上, 应积极推动文化的“社会化”, 通过目标导向、领导垂范、舆论灌输、典型示范、氛围熏陶、制度规范等方式的协同使用, 逐渐将企业精神内化为企业员工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 制度是方法与意识之间的中介, 它既是经过实践证明适应于方法的固定格式, 又是塑造意识的主导存在。企业文化是一种隐形的制度, 作为意识的企业文化建设不能不依赖于企业制度的建设。制度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中间层,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是实现“人治”随意性管理向“法治”规范化管理过渡的关键, 也为实现企业信任机制由私人信任向社会信任的转变提供了制度保障。

4 结语

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 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 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 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介——社会资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我国企业的发展, 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和法律规制, 更需要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规范。这种“文化理性”的培育, 应建立在社会资本积累与发扬的基础上, 因为, 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的社会资本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机制, 有效地拓展了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网络, 并通过这种网络增强了企业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202.

[2]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上)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351-36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东方之子.大家丛书.费孝通卷.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9:131.

[4]李亦园.中国人的家庭与家的文化[M]//文崇一, 萧新煌.中国人:观念与行为.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98:113.

[5]杨蕙馨, 张云鹏.信任与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一种文化的观点[J].贵州社会科学, 2006 (3) :34-36.

[6]李万县.我国企业社会资本的文化解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05 (3) :45-46.

耦合互动机制 篇4

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明确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建设生态文明, 陆续部署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其中就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有机农业等。有机农业以健康、生态、公平、关爱为原则,所提倡的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其生产方式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原理、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生态文明的内涵分析

生态文明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依据,着眼于人类未来的发展状况,旨在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持续繁荣。国内大多数学者主要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界定生态文明内涵。

从纵向来看,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更先进、更高级的一种文明形态。通过对传统文明形态,尤其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生态文明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改进完善人类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从而形成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双赢局面。生态文明不仅反映了人类处理自身生产活动等与自然万物关系的进步程度,更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模式的重大进步。

从横向来看,生态文明是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外的另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与其它三种文明既相对分离,又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物质文明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柱;政治文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反过来, 生态文明又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分别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环境、文化和社会氛围。这四种文明融为一体,共同组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 精神文明是主导,生态文明是前提,只有诸要素全面、协调地发展,社会文明才能得以有序推进。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的文明状态,而是指人类在其活动过程中对待自然用文明的方式,它涵盖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深刻内涵可以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文化和社会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四个方面来理解。

(一)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目标

朱士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是由人或人类社会及其周围之自然环境要素及人文环境要素组成的互动性复合型环境。即自人类社会产生以后,这种新型的环境才广泛出现在地球上,在这种环境下,人、以及人类社会其他自然环境要素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是相对应的。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环境文明的基本准则,生态环境文明旨在使人类最终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从根本上树立保护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走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新文明的发展进程,从而实现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文明象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强调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与危害,人类任何社会生产活动必须从保护环境出发。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工厂大规模聚集,资源约束逐渐趋紧、生态系统不断恶化、环境污染愈发严重,人类健康也受到严重威胁。日益退化的生态环境使人类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破坏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必须对水资源、土壤、大气和物种多样性进行保护,谋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实现生态环境文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目标。

(二)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生态经济是指以生态学的有关理论指导构建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解决由于工厂大规模聚集所带来的各类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 人类应按照生态发展规律积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大力倡导发展绿色产业、 环境友好型产业,通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施清洁生产,减少环境污染,加强环境保护,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生态经济是指将现有的以市场力量为导向的经济转变成以生态法则为导向的经济。生态经济提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在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经济观的指导下,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节约型经济模式。生态经济强调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更要注意提高生态质量,谋求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即人类要同时遵循大自然的生态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在规划经济发展时,要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考虑在内,根据区域生态功能进行产业布局,将“限制开发”、“禁止开发”、“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等明确区分开来,做到科学划分。

生态经济克服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和根本缺陷,是一种在良性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轨道上发展现代经济的崭新的经济体制。生态经济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旨在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探索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其实也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过程,只有实现了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最终才能实现生态文明。

(三)生态文化和社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

生态文化是以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为主体构建起来的一种文化创新体系, 坚持实现人、社会、自然相互之间的和谐发展,共生共荣,标志着人类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主义”的划时代转变。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生态文化和社会要求向人民大众普及环境保护观念和生态道德意识,从而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过度享受的消费方式转变成一种适度、绿色的消费观念,这样既能满足自身需求又不损害自然生态。

生态社会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 互利共生、协调发展,人类积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高度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通过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其生产方式的深刻反思和理性批判,生态文化和社会有助于构建一个绿色发展、社会文明公正、生态和谐的未来发展局面。

建设生态文明除了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还应使全民形成与保护生态环境适应的价值观、消费观、生活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生态文化和社会文明指引人类生态文明的发展,指导人类进行社会生产活动,感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建设生态文明,不仅仅是某个部门的责任所在,而应是大家广泛所关注的一项事业。生态文化和社会文明是人类朝着生态文明健康、有序发展的力量源泉。

(四)生态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生态制度是指人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围绕自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安排。生态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帮助人类解决由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减少、物种毁灭、水土流失等带来的生态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协调发展,而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完善的生态制度,即通过生态制度协调和监管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制度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精髓为基本准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将生态制度文明建设纳入整体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此外,制度的文明程度还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整体精神文明水平,社会治安的恶化、由信仰和诚信缺失导致人类行为的无序化等,都亟待严谨有效的生态制度。因此,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制度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

三、有机农业的原则与基本要求

自然资源的耗竭、生态环境的恶化诱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有机农业的出现为全球农业的改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动力在初期主要来自出口贸易和市场需求, 随后,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我国现代农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推动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一)有机农业的基本原则

有机农业的基本原则为健康、生态、 公平和关爱,在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 销售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遵循这四个基本原则。这四个原则即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

1. 健康原则将生态系统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健康是体现了生命系统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不仅指人类的健康,也包含地球上其它生物的健康,例如:水、土壤、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有机农业能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富营养的产品,以服务于人类的健康和动物的保护福利。首先,有机农业需要健康的生产和加工环境,健康的生产地土壤、水、空气状况才有可能生产出健康的作物,而健康的作物才有可能保障动物和人类的健康。在有机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过程中, 避免或严禁使用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食品添加剂等。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健康并不仅仅指没有疾病,免疫能力、适应性、可再生性也是健康原则的关键特征。健康原则有助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

2.生态原则有利于循环可持续发展。 生态原则说明有机农业的根基为有生命的生态系统,它强调有机农业的生产应以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有机农场应基于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物质循环系统,确保在所有的阶段都能与自然和谐共处。此外,有机农业采取适应当地生态条件、社会文化和规模的生产方式,通过回收和循环利用使资源和能源都能得到管理,较少使用外部投入品,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生态自然资源。生态原则体现了有机农业的和谐、循环、低碳的理念,通过促进资源、能源、环境的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来实现生态平衡。

3.公平原则强调发展的互利共赢。有机农业倡导建立开放、机会均等的生产、 流通和贸易体系,以公正、公平的方式管理自然环境、利用生态资源。这一原则强调,应以维护所有相关方的公平权利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这些相关方包括参与到有机农业中的所有农民、工人、加工者、分销者、管理者、认证人员、贸易者和消费者等。公平要求生产、分配和交易的系统都是平等、公开透明的,而且需要考虑到真正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人与社会之间的公平,使相关方共同达到互利共赢的发展状态。

4. 关爱原则有利于保障健 康与福利。关爱原则包含关爱自然环境、关注动物福利、关爱人类,关爱社会等。进行有机农业生产,首先就要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尊重地球上的一切生物, 唤醒人们对这些生物的关爱,顺应自然,使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有机农业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食品添加剂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关爱与保护,也减少了有机生产者与化肥、农药等的接触,关爱有机生产者的身体健康。有机农业也重视在生产过程中的动物福利, 善待动物,不仅体现了人类对动物的关爱,同样也保证了动物和人类的健康安全。此外,有机农业通过向人们提供健康、优质的食物,弘扬传统文化和平等、 友善的相处方式,传播正面能量,以改变当前浮躁、压力过大等社会不良风气,通过推行有机环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帮助人们逐步树立乐观向上、富有责任、相互关爱的精神社会风貌,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稳定发展。

(二)有机农业的基本要求

1. 有机农业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有机农业充分发挥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内部自然调节能力。有机农业采取的生产措施均以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养分循环、最大限度的利用农业系统内物质为目的,包括:利用系统内有机废弃物;合理耕作、轮作、间作、套种;采用生物和物理方法防治病虫草害等。有机农业通过建立合理的作物布局,满足作物生长条件、提高农业生态系统内的自我调控能力。长期采用有机农业耕种方法, 土壤中生命体的数量和种类可以显著增加,如蚯蚓、有益节肢动物、共生生物和细菌等,尤其是一些濒临灭绝的土壤物种。此外,研究表明,土壤能储存大量的有机碳,有机农场的土壤碳水平比非有机农场高,有机农业进行土壤固碳可以抵消掉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 4。

2.有机农业主要依靠人力。人工劳动主要集中在田间管理上。由于有机农业在成长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工合成的养料,只遵循自然的成长方式,因此,大半部分的田间管理劳动都必须依靠人力来完成,包括除草、浇水、间苗等工作。有机农业有利于农田杂草生长,有机农田的杂草种类及数量与常规农田相比等都相对较高,处理杂草就成了田间管理一个最大的问题。由于不能使用除草剂,只能利用传统工具,如锄头、镰刀等进行除草,因此,就需要较多的人力资源的投入。

3.有机农业需要全新的技术体系。有机农业在生产、加工、储藏等环节都存在诸多方面的技术需求,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技术体系。有机种子培育及处理技术, 有机生产土壤培肥与养分管理技术等, 特别是病虫草害防治的关键技术,包括利用温室揭露点控制蔬菜病虫害的环境调控技术;以轮作和间作为核心的病虫害控制技术、以营养调控为核心的病虫害营养控制技术。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会为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

四、生态文明与有机农业的耦合机制

(一)有机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基于生态、健康、公平、关爱四个原则,有机农业符合生态经济规律,强调农业发展的生态本质,以及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全面优化与统一,体现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是呼应生态文明这一重要战略目标的具体实践形态。有机农业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通过其特定的理念内涵和生产方式,支撑着生态文明的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机农业改善了生态环境。有机农业符合生态原理和自然规律,其目的是建立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良性循环的农业生产体系。在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严禁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畜禽饲料添加剂等物质,也不可以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而是采用一系列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通过物理、生物的作用实现肥料的循环利用,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确保生物的健康和多样性,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过程,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有机农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有机产品从生产至销售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均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关爱人类健康的理念,这符合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涵特征,促进改善了生态环境。 农药、化肥使用的减少,增加了土壤的保水保肥性能以及土壤中的有机质;通过固碳减排,降低对空气的污染;和固碳减排相类似,减少氮素淋失,可降低对地下水的污染;增加生物多样性,使土地具有更高的生产力。

2.有机农业促进了生态经济的发展。 生态经济旨在建立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节约型经济模式。宏观经济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将有机农业作为发挥区域环境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地方农业经济的重要举措,编制了有机农业发展规划,出台了鼓励政策,在取得生态环境效益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国际贸易中,各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设置了各种绿色壁垒,我国农产品经常会因质量问题遇到贸易障碍,被要求退货或索赔,这些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按照有机农业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加工的有机产品却不存在任何的贸易障碍。此外,有机农业会促进其它产业的发展。有机认证的生态农场,依托于得天独厚的原生态无污染的自然地理环境,将有机农业生产与休闲旅游结合在一起,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消费模式,使消费者真正走进田园,走进大自然,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大自然的美,这也有效促进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微观经济方面,有机农业因不使用化肥、农药、添加剂等投入物质,减少了一定的生产、加工成本;有机产品有助于企业树立品牌形象,提高竞争力;有机产品深受消费者亲睐,较高的市场价格有助于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有机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生产过程中需要精耕细作,并将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与与现代科技有效融合。在自然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地区施行有机生产,防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由此可见,有机农业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我国农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更有利于增加我国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健康、稳步、 持续发展。

3. 有机农业促进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和社会氛围。有机产品与常规农产品在外观上并无明显区别,其区别在于内在品质和意义。就消费而言,有机产品似乎已经成为优质、安全、绿色食品的代名词,有机产品在消费市场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占有率也越来越高。有机产品有助于消费者形成健康、节约、环保的良好习惯、养成适度的生态消费方式。有机农业健康、生态、公平、关爱的原则也适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形成人与人相互关爱、相互信任、友善互助的社会氛围。

4. 有机农业有助于生态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机农业从生产、加工、认证管理、销售等都有一系列明确的制度规定, 而生态文明的建设也需要一定的生态制度作为保障,有机农业的制度体系对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有机认证的本质是信任担保,作为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重要一环,其本质属性决定了促进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在动力。认证服务的信任担保属性,要求认证行业的发展必然以诚信为基础,推动生产企业、经营单位、认证机构、检测机构、 从业人员、生产者提高诚信意识,建立相关诚信档案,共同促进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此外,有机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循环经济制度的建立,有机认证生产、加工、认证过程中的监管也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监管制度的建立。

(二)生态文明促进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1. 生态文明为有机农业提供了有利的生产环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能支撑、环境能容纳、生态受保护的基础上,要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进行生产生活。生态文明建设并不仅仅局限于“种草种树”、“末端治理”, 而是要从源头治理。生态文明提倡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尽量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加快建设生态农业,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进行有机农业生产的基础。

2. 生态文明为有机认证提供了健全的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快建立并逐步完整的制度体系,保护生态环境离不开完整的制度要求。能耗、水耗、 地耗、污染物排放、质量环境等方面的标准,使有机生产的优势得以凸显出来。健全的价格、财税、鼓励等激励性政策充分调动了大家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 进行有机农业生产的决心,加快推行有机产品认证等机制。严格的绩效考核、责任追究制度及有机产品的可追溯性又为有机产品的认证提供了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

3. 生态文明为有机农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无论是政府、企业或个人, 都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建设者,通过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来提高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从而引导全民在生产、生活中都应该自觉践行生态文明的要求,培养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倡导勤俭节约、 低碳环保的消费观。这一切,都为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五、结论

生态文明涵盖生态环境文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文化和社会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四个方面,生态文明的建设应该确保实现这四个方面的文明。有机农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遵循健康、生态、公平和关爱这四个原则,不管是在生产、加工、销售还是消费环节,都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相一致,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生态经济的发展; 同时有助于形成生态文化和社会氛围及生态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因此有机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此外,生态文明的建设也有利于有机农业的发展, 为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生产环境、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健全的制度体系。

摘要：生态文明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次。文章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文化和社会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四个方面对生态文明的内涵进行深刻分析,并对有机农业的四个原则和基本要求进行分析。在这两者的分析之上,对生态文明与有机农业之间的耦合机制进行研究,有机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反过来,生态文明的建设也促进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耦合互动机制 篇5

在政策层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把“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提高到了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高度。今年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引导一批本科高等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2014年4月178所高校聚集在河南驻马店, 只为一个主题——产教融合, 谋求适合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技术大学发展路径。在新建本科院校, “有地域优势, 在办学条件、办学经费上存在先天不足;生源凸显危机:新建本科院校学校录取的往往是二本分数线末端的学生, 其学习习惯、态度、价值取向等差异, 使生源质量相对较低。在人才培养, 新建本科院校从“新建”到“新型”, 校企合作是走出突围的重点。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检索整理, 发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人才从理念上不容置疑 , 但在实践上却困难重重。

二、学理与支撑

1. 校企耦合—互动理论框架。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 概括的说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 在静态上勾画出校企主体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互补兼容, 创新校企合作机理, 体现为产业与教育界物理系统、知识基础、管理系统、文化价值系统的互补和兼容。互动更多体现为合作方为完成任务目标而发生的交互作用 , 强调行为和过程, 体现为校企资源联动、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驱动以及校企文化互动平台, 揭示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过程的内在规律, 建立校企合作创新机制。

2. 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育观。产教融合, 创办嵌入式工作室:优化校企物资资源, 实现学校专业品牌威慑力与企业经济利益、团队管理多元联动, 实现协同创新。校企合作, 建立基于工作坊的校内实训基地, 由责任教授、双师型教师、企业技师、高、低年级学生共同组建团队, 实现知识创新。工学结合, 建立企业岗位群冠名班, 或订单式培养, 校企合作使企业“有利可图”, 实现技术创新。

三、突破与创新

在借鉴新建本科院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成功案例的基础上, 结合商务英语工作室的实践探索, 首创校企耦合互动“一二一”养应用型人才模式。“一二一”是指围绕一个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贯穿一条主线, 即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过程中, 紧紧围绕“学生”这个中心, 坚持“从学校到工作” (School to Work) 两个基本点 , 即教学环境从课堂、到工作坊, 再到工作室, 引领学生完成从学业、专业到职业的华丽转身, 体现学术教育与职业素质教育结合的教育观, 贯穿一条主线, 即课程体系模块化—教学内容项目化—教学环境工场化—教学评估双证化—实践基地生产化”, 最终实现了校企共建、共生、共赢应用型人才培养。

四、举措与成效

把“教师要讲什么”变成“学生能干什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一定要围绕学生这个核心, 进行一体化的设计与改革。要建立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不仅包括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 还要凸显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课程体系模块化, 教学突出应用能力培养, 就是把“教师要讲什么”变成“学生能干什么”。应用型大学建设, 从这里破题。

衡水学院英语专业针对学生的就业去向, 到行业企业调研, 分析岗位能力要素, 确定能力培养目标, 最后概括出英语专业的4项专业能力及10项子能力, 在此基础上重新编排英语专业课程体系模块:以语言输出为导向的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模块、以跨文化能力培养为特色的英语专业知识课程模块、以“项目 + 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为重点的职业素养训课程群课程模块。学生通过对这些规定模块和选修模块的学习, 走上工作岗位就能很快上手。

从课堂到工作室, 一切围绕学生配置资源:结合市场需要, 突破了传统教室的封闭, 把教学环境“课堂”的概念进行延伸, 形成教学环境“工场化”。衡水学院商务英语工作室根据学生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设立基于语言技能实训的“英语工作坊”, 基于专业技能强化的“翻译工作坊”和基于综合职业能力的“商务英语工作坊“。把课堂演绎成教学“工作坊”, 其主要教学内容, 不以系统性为主, 而是以知识的实用性为主, 精选经贸洽谈、招商引资、商品会展等板块内容;遵循外销员、国际商务师的工作过程设计学生学习路径, 达到商业意识、商业创意、商务营销、产品推广、商务谈判等职业技能培养的连贯性和针对性, 实现教学评价双证化。

以“工作室”为平台, 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五化”, 学生直接参与社会企业的生产, 提前进入职场, 实现在校融入社会, 在毕业后, 可以“零适应期”走上工作岗位, 最终实现应用型人才过程中校企共建、共生、共赢。

参考文献

[1]李儒寿.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J].高等教育研究, 2012 (8) .

[2]叶兴国.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几点思考[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2011 (12) .

[3]刘禹.基于工作坊的高等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4]李明, 仲伟合.翻译工作坊教学探微[J].中国翻译, 2010 (4) .

[5]张冲, 关于英语专业定位的思考[J].外语界, 2003 (4) .

耦合互动机制 篇6

1.音乐元素与市场营销耦合的理论依据

当音乐与目标受众之间产生了共鸣之后, 能够唤起和激发消费者的认可和推崇, 甚至是内心深处的回忆, 产生无法忘记的体验、经历与感受, 继而产生购买特定商品的欲望。在这一过程中, 能够赋予品牌特定的内涵与象征意义, 也能够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移情联想”, 并将这种联想最终转移到商品上面。这一理论由美国广告理论专家T.Schwartz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在他看来, 无论是在广告策划和广告理论层面上, 还是在商品销售和营销策略的选择方面, 借助音乐建立起与受众之间的共鸣是获得营销成功的重要途径, 在营销界里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是因为“好的”音乐都会蕴含丰富的情绪, 能够营造出积极的、主动的场景与氛围, 能够和消费者心中的情绪和情感关联在一起, 甚至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回忆, 对特定事物产生强烈的向往心理等。一旦两者之间实现了重叠, 在消费者心中就会产生情绪波动, 继而形成“共鸣”。这样, 消费者通过沉迷于音乐而最终沉迷于某种情绪、场景或者氛围, 而这恰好能使之对品牌和商品形成强烈的印象。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音乐能对受众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源自音乐和受众的内心, 当两者的节奏重叠在一起, 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效应。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市场营销领域同样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因为适当的音乐能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继而影响其消费行为, 甚至会因此建立起消费者对于特定商品的品牌忠诚度。

2.音乐因素与市场营销的耦合机制

2.1促进市场营销理念的转变

艺术没有国界之分, 音乐也是如此。作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能够突破地理位置和时间限制, 通过特定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领域向受众传递音乐所包含的情感和精神。而无论是对音乐进行何种形式的分类, 它们都是根据不同的层面以特定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文化形态, 都来源于生活, 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同时,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体验, 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人们的灵感, 音乐把创作者的灵感加以升华, 最终表现为艺术性和生活性的合体。无论是流行音乐、民族音乐还是传统音乐, 其发展形势日趋国际化、全球化, 国界的限制将成为历史。与此同时, 借助音乐元素推广市场营销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和革新, 以便与不断充满艺术属性的音乐营销提供有力支撑。

2.2音乐营销可以塑造形象

从音乐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讲, 受众在听音乐的过程中, 音乐会借助其特有的旋律、节奏对其情感进行“定向”, 使其不由自主的按照音乐的“指向”改变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所以, 在音乐营销的过程中, 往往会针对目标市场的消费者进行有针对性的“音乐定位”, 通过选择合适的音乐素材协助企业构建良好的形象, 让更多的潜在消费者最终被发展成为现实消费者, 让更多的现实消费者成为持久消费者。比如, 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 它们的百货公司、商场、酒店等场所和社会组织, 都在使用主题音乐, 试图实现良好的营销成效。在这些主题音乐中, 有很大部分都是非知名音乐人推出的作品, 很多也并非是热门的流行音乐。但是, 由于这些音乐很好地与消费者的诉求结合在一起, 使之在购物时能够产生一定的共鸣, 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更加顺畅和频繁, 这对提升商品的销售数量是大有裨益的。此外, 还有很多企业正在针对自己的目标市场, 按照自身的产品特性谋划适合其品牌的音乐, 以此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比如, 一些成功的企业借助特定的主题音乐使自身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人们甚至不看广告、不听广播, 单纯听到一首歌曲就能想到音乐背后的产品和服务。

2.3满足消费者的心理体验

在音乐元素与市场营销耦合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消费者的心理诉求, 通过音乐与品牌文化的融合, 使消费者能够产生美好的心理体验, 继而产生更为直接、旺盛、持久的购买欲望。因此, 在音乐营销的过程中, 需要借助音乐载体, 传递与产品信息直接相关的内容, 并以此为媒介, 最大限度地体现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为了做到这一点, 需要借助音乐营造出更为理想的消费氛围, 在旋律、节奏等方面最大限度的表达商品的属性和特征, 使之能够在情感上形成相应诉求并将其付诸实践。在实际操作中, 还需要以感染消费者、与之形成共鸣为出发点, 甚至能够借此使消费者们体会到商品背后的文化、精神和情感, 继而形成精神上的享受。例如, 芝华士借助 《When you know》广告曲成功渲染出优雅别致的氛围, 将苏格兰威士忌酒特有的品位加以全面、完美的诠释, 令消费者能够进入到预先设置好的美好意境。

2.4音乐营销可以沟通感情

大量的实践表明, 音乐能够刺激消费者的心理, 进一步放大消费者的情绪和情感。在音乐营销的过程中, 能够借助欢快或者舒缓的音乐, 对消费者的心情进行调整。这是因为, 在特定情况下, 音乐能够对消费者的情绪进行影响和控制, 甚至会间接的影响他 (她) 们的行为和行动。比如, 舒适、恬静的音乐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美的享受, 其心情会变得更加舒畅, 行为也会更加放松。在市场营销的过程中, 如果在罗列商品的橱窗中能够播放出欢快的背景音乐或者舒缓的音乐旋律, 是能够改变消费者的购物节奏与购物数量的;再如, 相对舒缓和温馨的背景音乐能够使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相对悠闲, 而不是急躁不堪, 而这对提升销售量势必有积极影响。而在理论研究方面, 朱迪·阿尔帕特与马克·阿尔帕特就已经发现, 欢快的音乐旋律往往能够制造更加愉悦的心情, 略显悲伤的旋律也能刺激消费。

3.音乐元素与市场营销耦合的优化策略

将音乐元素与市场营销行为结合在一起, 不但能激发消费者的情感联想, 还可以与之建立起情感上的共鸣。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不但能够建立起品牌忠诚度, 还能借助特定氛围与音调的设置, 强化消费者对特定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行为。 音乐元素与市场营销之间存在某种耦合机制, 以音乐为基本手段的营销方式能够产生较好的营销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 两者的结合并非是两个互不干扰的两个层面的简单叠加, 而是要在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上, 不断满足消费者的现实和心理诉求。为此, 除了要在源头上转变音乐产品的创造观念, 实现营销和音乐的完美匹配, 还应在音乐策划方面进行全面的市场细分, 借助音乐元素转变市场思维, 提升营销绩效和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3.1转变音乐产品的创造观念

市场营销绩效的提升除了要加强自身营销模式的更新和变革外, 还应在音乐营销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尤其在市场竞争日趋激励的今天, 如何借助音乐赋予企业生产更多的精神和生命, 成为摆在广大音乐从业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只有对其进行努力探索和思索, 才能不断提升其营销绩效。为了实现这一点, 在实施音乐产品创造的过程中首先要依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公众的诉求, 创造新的观念, 通过全面更新创作观和创作手法, 使之与市场营销更好的吻合。比如, 在实施音乐构思和设计的同时, 需要按照不同的商业化产品特征, 对音乐产品的创造性观念进行调整和优化。再如, 要通过选择和确定音乐作品的题材, 借助音乐最大限度地展现产品的特征、 独特优势和魅力。唯有如此, 才能将独特的节奏、旋律蕴含在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之中。

3.2实现营销和音乐的完美匹配

为了更好地展现音乐元素与市场营销融合的优势, 需要将两者进行完美的匹配。借助优秀的音乐将企业的文化、精神和产品更好地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 借助明星代言虽然是增加识别能力和传播效力的重要途径, 但也存在着一些风险。所以, 企业在进行音乐营销时, 除了要选用明星外, 更应该注重音乐与营销、与产品的契合度, 在“关键人物”的气质、受众群体关联度以及产品的知名度等层面对其进行思考。一个可取的做法是, 让不同的品牌匹配不同的音乐, 并围绕音乐最大限度地传播产品信息和企业文化。

3.3音乐策划要进行市场细分

经验表明, 在音乐营销的过程中, 很大一部分营销策略都属于纯战术性的范畴, 如果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使用单一的营销手段, 将会使其陷入到困境之中。因此, 音乐营销应该将战术性与战略性结合在一起, 以保证企业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实现持续成长。为此, 就需要对音乐营销加以精心策划与持续改进, 使之能够自成体系, 针对某一类特定的消费者, 市场细分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营销范式。也就是说, 任何一家企业试图通过音乐营销取得成功, 就应该进行市场细分, 精准定位其目标群体。比如, 可以在音乐的创作者和演绎者以及粉丝中寻找“核心人物”, 借助这些人传播音乐和音乐背后的企业文化, 通过口碑相传的方式让更多的受众能够了解、认知和维护企业品牌, 使人和品牌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促使企业能够获得持续的成功。

3.4借助音乐元素转变市场思维

在将音乐元素与市场营销耦合的过程中, 无论是音乐还是企业的从业人员都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加以分析, 以便能够对其进行更为敏锐、精准的把握, 借助音乐元素转变市场思维, 获得市场影响方面的优势。为此, 需要在思维层面上加以创新, 将其与企业经营的核心结合在一起。同时, 要对市场环境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 将市场营销模式与音乐的形式和内容加以融合, 通过合理的市场定位和目标群体细分, 提升其营销业务创新能力, 获得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杨杰.关于音乐与市场营销关系的探讨[J].科研管理, 2013 (12) :56-58.

[2]关玉铭.如何将音乐元素和市场营销有机结合[J].企业技术开发, 2015 (02) :12-14.

[3]娄雪玢.我国音乐营销的现状及其发展策略[J].音乐天地, 2014 (08) :139-140.

耦合互动机制 篇7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 研究内容

该课题基于对高校学术管理过程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本体关系的理性思索, 试图通过对高校学术管理中权力配置模式的现实描述, 并从几种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中借鉴重要的观点, 用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探寻理顺高校学术管理中权力关系的理论支点。该课题强调多元权力主体的耦合特色, 认为在解释高校权力及权力关系问题上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 鼓励行政管理人员与学术人员向着密切合作的未来行进。怀着对大学及对学术的尊崇, 研究者以热切而理性的态度努力探寻“去行政化”的突破口, 从全新的视角把握学术民主管理权力作为高校内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的价值和作用, 更新了传统的实践观和权力观。

(二) 研究方法与视角

依据课题研究的内在逻辑性, 该课题设计了如下技术路径:从高校内部学术管理过程中权力配置存在的现实问题入手, 对现存权力配置模式呈现“一元化”的倾向进行理论反思, 立足于高校内部权力关系失衡的问题, 结合已有的关于高校内部权力配置问题研究的成果, 并借鉴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理论思想来构建我国高校学术管理中多元主体的权力耦合机制, 促进高校权力问题的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沿着这样一个技术路径研究的过程中, 该课题使用了以下研究方法与视角。

一是文献分析的方法。该课题通过查阅有关文献、搜集现有的与高校学术管理中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与学术民主管理权力研究领域的有关信息, 对该课题所要研究的问题作系统的评判性的分析。

二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该课题从建国以来我国高校内部领导体制的演变来分析学术管理中权力体系失衡的过程。

三是比较研究的方法。该课题把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与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关系问题放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分析, 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即提升学术民主管理权力的地位是高校发展的根本。

四是理论研究的方法。该课题从理论上对我国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失衡的原因加以分析和综合, 用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观替代传统的实践观来探寻构建高校多元权力主体耦合机制的路径。

五是实证研究的方法。该课题通过对高校权力配置现状的调研来分析加强高校学术管理中学术民主权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是教学和科研, 具有强烈的学术性本质。伴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功能的日益复杂, 现代大学通过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有效地解决组织内部协调和效率问题, 科层性成为大学组织的另一属性。学术性和科层性共同构成了大学整体组织结构的两维, 学术事务管理和行政事务管理的交织也必定成为高校独有的管理结构。但该课题的研究只涉及高校学术事务管理的范围。

(一) 高校学术事务管理的权力主体应是多元的

从大学的产生及其演变的过程来看, 学术性是大学的固有属性, 也是其根本属性;从大学的使命来看, 学术目标是大学发展目标的核心;从大学的功能来看, 学术活动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依据。

大学学术管理是指大学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发展的规律, 通过集中整合学校的各种能量, 对学术事务及学术活动进行调控与规范, 从而促进大学学术目标实现的过程。学术管理是大学管理区别于其他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 是大学内在逻辑的客观要求, 是高校管理的核心内容。学术管理有民主管理和行政管理两种方式, 在这两种方式的实施中便形成了学术管理中的两种权力: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该课题论述中有时也简称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管理学校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由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管理人员所行使的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授予权。在高校学术管理活动中, 正常和健康的权力运行机制应该是:学术权力占主导地位;行政权力处附属地位, 服务于学术权力, 符合学术权力的要求并为实现学术权力的意志提供行政保障。

现代大学的发展不但要遵循知识和学术发展的内存规律, 还要使大学能够适应自身运转和外界变化的需要,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对立的权力, 而是一对相互协调、作用互补的权力, 共同服务于学校的整体目标。某一方的过强或过弱都会导致高校的学术管理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 最终会影响一所高校的生存与发展。

大学 (学术版) 2012年第8期89

(二) 构建权力主体多元化的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按照我国大学学术管理权力配置所具有的不同特征, 我国大学学术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封建社会末期和近代时期 (1895~1911年) :封建化专制为主。在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干预下, 学校不是学术机构而是培养朝廷官吏的场所, 学校的管理者由朝廷官员担任, 教师只负责教书。

第二阶段是民国时期 (1911~1949年) :民主化体制初成。期间, 虽然大学的学术管理随着政局的变化有些动荡, 但总体上作为中国大学教育近代化的重要转折阶段, 已从传统的封建的学术管理开始向具有民主特征的现代学术管理体制转型, 教授治校的思想已深入人心, 传统已经形成。

第三阶段是建国初期 (1949~1966年) :集权化气氛浓厚。私立高校随着“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集体消失, 政府直接参与和干预高校的学术管理, 高校自主办学的实体地位不复存在, 在政治运动风浪的起伏动荡中, 高校教师地位日渐下降, 已被排除在高校学术管理权力配置之外。

第四阶段是文革时期 (1966~1976年) :政治化倾向明显。实行毛泽东思想的一元化领导, 废除原有大学的旧的党政领导组织以及高校学术管理组织, 由省 (市) 革命委员会直接负责, 建立一个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 联合革命学生, 革命教师和革命工农代表组成一个“三合一”的领导组织来治理学校, 但以工农兵分子为领导。只讲革命不讲学术, 大学停招四年, 大学教授、专家成为“反动权威”。

第五阶段是改革开放前 (1977~1985年) :行政化机制主导。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延伸, 高校内的行政机构被赋予管理高校内所有事务的权力, 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 教师的处境开始好转但对大学的大部分学术事务少有发言权。

第六阶段是改革开放后 (1988年至今) :多元化呼声渐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政府的职能和定位逐渐在改变, 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渐被打破, 私立高校的再度兴起标志着大学的学术管理权力逐渐在扩大。教师的地位明显上升, 参与学术管理的权利和热情受到重视, 高校传统的权力配置理念已发生变革, 开始突出和实行学术本体的管理, “克服行政化倾向, 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已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中。

(三) 目前我国高校权力配置主体单一, 严重制约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1. 大学学术管理权力配置的现状:权力配置主体单一化, 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成为学术管理权力配置中的第一性的权力

高校学术组织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性组织” (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 , 都不是由教授、学者自发成立的, 大多是由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指令建立起来并为之服务, 属于咨询审议性质;第二类是“双重性组织” (如学院、系) , 权力重心在校级, 学术事务由学校行政职能部门决定, 院系领导则穷于应付校方的各项指令。少部分教授以行政职务参与学术管理 (“双肩挑”) , 而越来越多的以行政职务参与学术事务管理的成员则使得从事学术管理、行使学术权力的学术性机构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和明显的学术机构行政化的倾向, 大多数教授没有参与决策或管理的具体权力。

2. 主体单一化权力配置的负面影响

主体单一化权力配置的现象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一是在高校内引起价值导向的偏移, 官本位意识进一步强化;二是造成管理主体缺位角色错位, 本应是高校学术事务管理主体的教学、科研人员反成为行政权力的从属;三是导致行政机构重叠臃肿, 职能重复, 条块分割的弊端在高校内盛行;四是造成办学资源的大量浪费。

3. 主体单一化权力配置的成因

理论层面上,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主客两极对立的“单一主体为中心”的传统实践观是高校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泛化的基石。它使得学术管理的主体成为单一的而非多元的,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失去存在的合理性,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本末倒置地成为被学术行政管理权力决定的“客体”。

现实层面上, 高校组织机构是国家行政系统在教育系统的延伸, 高校内部比照党政机关的级别来设置管理机制, 任命管理干部, 管理模式以政府行政的科层制来组织和运转, 导致传统深厚的“官本位”思想渗入大学的每一个角落, 高校既缺乏学术权力得以立足的外在制度的保护, 又缺少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内在制度环境的培育, 最终使行政主导的权力结构模式大行其道。

(四) 高校权力主体多元化是可行有效的

该课题考察了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高校的权力主体配置情形, 并将其归纳如下。

德国模式:权力配置分讲座教授和研究所、学部、院校三层, 根深蒂固的教授治校传统使每一层的权力都倒向学术人员, 并由教授个人控制向教授集体统治转变。

英国模式:导师制使得每一位学术人员都有权参与决策, 教师全面参与学校学术管理是英国高校有别于其他国家高校的一大特色。权力配置分系、学部、大学三级, 每一级都保持着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权力的平衡并以学术人员为主体。

美国模式:权力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 但在日常工作中, 这种结构的权力是由教授、行政人员和董事分而治之的。大学通过共治理念, 让教授与其他大学成员一起参与到学术管理的各个层面, 并发挥一定的治校作用。

日本模式:教授会或评议会地位在大学校长之上, 成为大学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权力配置分讲座、学部、大学三层, 在每一层学术管理权力都拥有正式权力, 行政管理权力服务于教学和科研。

这四种权力配置模式都在动态的变革寻求平衡, 或是从集权向分权变革, 给教授

大学 (学术版) 2012年第8期91

和基层以更多的权限, 不断提高广大教职员工参与学校学术管理的积极性;或是由分权向集权变革, 逐步加强校一级的权限, 有效地实现高校的功能。行政管理更多的是协调工作, 不直接介入教授的正常研究与教学活动, 大学教师参与学术管理的载体——教授会或评议会, 真正拥有决策和管理权力。

(五) “多元主体的权力耦合”概念内涵丰富, “多元主体的权力耦合机制”包括横向与纵向的权力配置体系

“多元主体的权力耦合”包含三个意思:首先, 要承认高校权力的主体应是多元的, 大学学术人员作为高校多元权力主体之一存在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其次, 这些多元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耦合的, 耦合的目的是为了重视多元权力主体的互补功能, 增进多元权力主体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 最终实现多元权力主体的互相促进而不是相互制约, 以促进大学健康的发展;第三, 就现实而言, 大学行政化现象已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多元主体的权力耦合有利于弱化行政权力、提升学术权力的地位。

“多元主体的权力耦合”是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在经济知识化、科技现代化的今天,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国的科技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必须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特别是改革现有学术管理的权力配置, 让每一位教师都有权参与学术事务方面的管理与决策, 让他们治学治校的智慧和积极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从而促进大学的真正发展和繁荣。

“多元主体的权力耦合”的理论支点是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实质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存的世界观, 它是人的对象性关系在实践中的具体化, 它产生的是合作, 体现的是平等。从人自身的有限性来看, 高校学术管理的过程是一个必然的交往过程;从人类行为的动因来看, 需要和利益使得交往成为高校学术管理的内在规定性;从人类交往的现实结果来看, 高校学术管理过程中的需要满足和利益分配应体现多元、平等的原则;从社会分工的双重性来看, 高校学术管理活动作为一个实践客体要求多极主体与之对应。透过马克思的“交往”视野, 我们不难发现, 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实质就是平等与合作。脱离了平等和合作关系的学术权力或行政权力只能是高校本身活动的异己力量, 终将影响高校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生存与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中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形成为高校学术管理多元主体权力耦合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本土经验。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形成意味着我国权力结构, 特别是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 国家中心权力的逐步分离, 高校的利益主体出现多元化, 打破了“单一主体中心论”长期以来对人们的牵引和制约。这些为高校学术管理的多元主体权力耦合提供了经验和机会。

该研究提出的“多元主体权力耦合机制”是指在动态均衡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多中心多层次的学术管理体制, 从而实现权力主体由单一化向多极化的转变。这一模式通过由目前高度集中管理模式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的转变, 消除了决策高层集权化的弊端, 实现了管理系统的分权化, 通过由行政管理为主导向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结合的转变, 用权力平衡取代了科层组织的下级服从上级、学术服从行政的指挥系统。

多元权力主体耦合机制由两大体系构成。一是由“党—政—学”多元权力主体耦合而建立的横向权力配置体系。权力分散的前提是明确分工。党委领导是中国高校管理体制的特色,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除此之外, 在这个横向的权力配置体系中, 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是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 行使学术权力的主体是以教授为核心代表的学术组织机构。建立这个横向权力配置体系的目的是在学校层面使学术委员会成为拥有对学术事务进行决策的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机构。二是由“校—院—系”多元权力主体耦合而建立的纵向权力配置体系。权力下放的前提是放权与放责同步。在科学规范校、院、系设置 (按学科群设院、按一级学科设系) 的基础上, 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和学术权力下放, 扩大院、系管理权限范围, 给院、系应有的参与学术事务管理和决策的权力, 同时根据参与的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保障决策的科学性。

多元权力主体耦合机制最重要的特征是, 耦合机制中的高层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子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的特殊职责是维持这些组织系统的平衡, 即耦合机制不是仅仅保证学校学术事务和活动能正常运作, 还要保证学术人员作为参与者的地位。

(六) 高校学术管理多元主体权力耦合机制实现的路径

第一, 承认并提升高校教师作为交往主体的地位, 在学术自由、民主管理的氛围中让广大教师参与到高校的学术管理中。要贯彻学术自由, 各级领导就必须实施民主管理。只有实现民主管理, 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才能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才能实现学校重大学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第二, 建立、健全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学科委员会等学术性组织, 这是学术权力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要建立和健全专业委员会及学科委员会制度, 以弥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决策和管理中的不足;要建立健全学术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学科委员会具体的工作制度, 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资格认定制度、学术评审的工作制度等。

第三, 加强大学章程建设, 让多元权力主体耦合的学术管理理念最终落到实处。承认并尊重学术权力, 就是要在学术管理活动中通过制度设计给学术权力以应有的地位和权威, 建立发挥其作用的制度保障机制。就当前的实际而言, 为了提升广大教师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高校的章程建设应就如何完善对教师的评价、激励进行一种能体现多元、平等思想的制度设计。

耦合互动机制 篇8

创意产业这个名词兴起于上个世纪末, 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推崇并被应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组与革新。有些学者又将创意产业称之为文化创意产业、创意工业或创意经济等, 相应地, 其英文被翻译成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Creative Economy或Creative Industries等。以创意理念为核心, 推崇和倡导以先进、独特的思维方式转变传统手工运作, 快速有效地提高工作速率。主要被应用于文化领域推进国民经济发展、改善城市居民生活品质。

20世纪初, 电子产品应运而生, 产量与种类并不多, 其外表多以平凡朴素的传统手工艺形势出现, 没有多余的包装, 产品的实用性远超于人们对其外表的关注。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 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渗透到生活领域中, 人们尝试将创新的想法与翻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 用新奇的思维构建未来生活平台, 间接推动科技领域不断进行新的突破, 逐渐开始把创意产业带入到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中去, 二者交相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代赋予了设计师的存在价值, 在固有的产品基础上, 重新包装再次塑造, 设计者们用创新思维为电子产品提供了更多的人文概念, 从各角度各方面上更趋向于符合使用者对其的独特定位, 无形中让人们产生了对产品的依赖性和对新进功能的向往、渴求与追逐。能让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产品便是手机。手机由最早期老古董式固定电话经过不断更新换代发展成现在轻、薄、易携带、智能化、全球通、互联网的代名词, 创意将整个世界塞进一个迷你盒子里, 供每个人随身携带并实时联系。人们对提升生活质量的渴望、对新兴事物的无限向往让创意成为当今社会的核心名词。创意产业在推动全球经济飞速运转时也在无形中推动着人民生活品质的不断向前, 为人类文明史迈步前进积蓄着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 创意产业在我国兴起时间较短, 在“十二五”期间, 政府大力推广文化创意产业, 并希冀以此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成为其支柱性产业的战略部署, 预示着创意时代的来临, 并为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二、电子信息制造业内容生产面临的三大变革

同其他领域一样, 科技始终是促进各行各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紧跟时代的步伐, 短时间内在多个层面迅速扩展, 蔓延到生活中各种领域, 改变当下生活习惯。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媒体早已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新兴环节, 其便携性与互动性颠覆了传统媒介的传播模式, 造就了新的消费观。此种环境也促成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内容生产面临的巨大变革, 那就是深入拓展、整合资源, 挖掘更多潜在的金矿。

(一) 终端形式不断增加

随着电子技术不断发展, 人们生活娱乐方式层出不穷, 获取信息的媒介由从前的报纸、电视、相对局限性的互联网, 发展到风靡今日的电子书、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多功能精确化设备, 科技成品的源源不断使得新媒体终端不再单形式地向受众传播, 而是融合多样化终端模式于一个网络载体中。在新媒体环境下, 受众群体转被动于主动, 脱离了当初单方面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限性, 依靠多样化终端自行搜索捕捉可用信息。终端设备层出不穷, 促使新媒体在推广时融入更多的人文理念, 从受众者使用心理出发, 在拓展信息时将固定平台转换为可即时互动性平台, 推动媒体影响不断深入。

(二) 生产内容的多元化

随着3G移动互联网的产生, 手机上网一夜之间呈爆发式增长, 丰富的终端设备为新媒体时代提供了更多新兴时尚元素,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选择手机、电脑、平板等工具上网创建属于自己的账号发表言论参与热门话题的探讨, 在音乐视频网站收藏、下载或上传自己的作品, 实现不出门便可零距离沟通。新时代下, 每个人都可被看成一个独立的信息源, 在开放式媒体中彼此交流相互传播, 形成新的媒体信息, 并在传播中不断扩大信息内容。这对新媒体信息内容生产形成一个良好的刺激, 摆脱曾经的单向束缚, 用全民互联网这一独特形式推动其推陈出新拓展内容, 间接挖掘更多的潜在价值。

(三) 互动程度增强

终端设备技术的发展, 拓宽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模式, 人们通过各式各样的社交软件和游戏购物等APP在互联网环境下可以做到犹如在现实生活中沟通自如。在当代, 互动性俨然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选择内容填充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新媒体在搭建平台时要赋予更多的互动参考, 更多从受众心理角度出发使用和参与媒体信息, 让用户在新型环境下自由选择, 逐渐渗透并深入影响用户对媒体的使用情况, 并随之衍生内容产品的不断扩建, 开拓新媒体全方位发展的无限空间。

三、创意思维与浙江电子信息制造业融合与延伸的产业形势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飞速增长, 人们在一次次的金融革命洗礼后, 慢慢意识到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要依靠创意思维的融合渗透, 才能缩小周期, 以便在更短时间内提升产品的更新换代, 并实现产品利益的最大化。制造业作为浙江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制造业水平依然不高, 尤其是作为核心环节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仍停留在代加工阶段, 主要依靠制造赚取加工利润的模式, 自主研发产品和品牌营销意识相对薄弱, 无法赋予产品深刻内涵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核心价值。因此, 浙江省必须将创意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相结合, 挖掘产品更多的附加价值。

(一) 浙江创意产业与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现状

在浙江人多年的努力和培育下, 目前浙江创意产业已成规模, 并凸显出了一批优势行业, 如工业设计、动漫设计、软件等。创意产业越来越成为浙江经济增长新的引擎。以至于在2015年, 杭州市文化创意企业第一季度的收入便达到763.74亿元, 相比2014年同期增长9.5个百分点。作为最具亮点的杭州中国国际动漫节, 是浙江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2014年, 杭州市动漫游戏行业收入也达到65.8亿元, 相比前一年增长了62%。创意产业正逐渐成为浙江省的支柱产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浙江支柱产业, 2014年销售收入达到6095亿元, 属于制造业大省, 但在高端电子信息制造行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 还不能进入制造业强省的行列。但也存在着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自主创新能力弱, 只能由产业链低端的产品代加工环节切入赚取利润, 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浙江制造而非浙江创造。具体表现为浙江现有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多而小, 营销模式陈旧, 行业龙头企业偏少, 国际同行业相比缺乏竞争优势。由此导致库存水平偏高, 成品存货周转周期达22.2天, 引发资金周转困难等局面。

(二) 创意产业与浙江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融合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有利位置, 背靠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区域, 电子信息产业俨然已经成为推动浙江省经济飞速发展的主导力量和重要环节。在经济全球化电子产品竞争如火如荼的今天, 浙江省若想实现质的飞跃, 需依靠创意产业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以美国市值最大的电子产品公司苹果来说, 其独特的创新式战略发展为企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苹果公司成功的战略经验, 为浙江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参考。

苹果不惜重金组建了可谓为金牌的研发团队, 以此加速其产品的更新换代, 资金周转灵活, 创新型的商业营销模式已经成为核心竞争力。苹果公司在开发产品和制定营销策略中, 将APP应用程式巧妙植入, 该策略极大扩展了原产品增值空间, 令受众操作更加便捷。在产品销售上采取饥饿营销的战略部署, 提高品牌形象和产品附加值, 每次新品发布会都令消费者眼前一亮, 刺激购买欲, 配合内置系统频繁进行自我升级淘汰旧的电子产品市场, 令“苹果”这一品牌成为高端、时尚的代名词, 成为年轻人竞相追逐的一款产品, 并带动了周边衍生品的发展。苹果公司在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的同时,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 将所有资源巧妙地结合起来相互支持, 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影响, 实现了整个产业链的共赢。浙江电子信息制造业可效仿苹果公司的成功案例, 整合产业链各个端口资源,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量服务, 树立品牌意识, 开拓创新的营销模式, 利用优异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竞争环境, 在国际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

四、创意产业引领电子信息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创意产业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密不可分, 相互交叉渗透, 将带有创意思维的文化产业引入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可不断推陈出新, 创造出更多使用价值。在电子产品前期设计研发中, 企业可植入浙江省江南水乡独特的历史、饮食、文化于其中建立别具一格的产品内容, 开辟新的用户群体。在面对科技实力积蓄雄厚的欧美国家时, 企业若想在经济漩涡中拔得头筹分一杯羹, 要整合身边可用性资源, 浙江中小企业分细多而密集, 龙头企业如阿里巴巴和网易, 可带动小型企业一起前进, 丰富企业分支, 将整个产业链融为一体, 各个层级乃至整个产业都得以提升, 从宏观上推动价值链向前延伸。在产品销售后期, 更要为其量身定制品牌营销, 树立原创品牌概念, 这里可以将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一平台结合到一起, 把山寨产品请出市场, 企业品牌与营销平台捆绑在一起, 品牌得以更大推广, 销售平台水平层次也有所提高, 由从前得高仿产品直接转型为品牌衍生产品供应商, 相互合作实现利益双赢。品牌营销作为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后端环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浙江传统制造业往往将重心置于代加工制造中而忽视这一部分, 而品牌营销实则是创意产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 后期派生出具有品牌特色的周边衍生品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制造业的文化附加值。在发达国家, 产品最大赢利点便被置为后期的品牌营销, 而在我国却被本末倒置。美国动画明星“米奇”的成功便是巧妙营销的典型案例。每年迪士尼从游乐园、周边玩具、画册、动画电影、及其他衍生品获取着大量价值与收益。可以设想, 如果当初华尔特创作出米奇的系列电影后, 便转去忙于其他项目, 那么现在“米奇”这个形象可能只是动画发展史中某一页中的几张插图, 而非动漫形象品牌中的摇钱树。因此, 在企业品牌塑造上, 应着重发展品牌影响力, 创造一百个普通产品远不及一个经典产品深入人心, 品牌推动着一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升级。

在企业规模和运营管理中, 可着重吸纳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人才是激发创新思维的本质所在, 是完成前期研发和后期品牌营销的原动力, 电子产品行业佼佼者如苹果公司、索尼、三星、联想等, 每年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搜索拥有创意思维的人才加以聘用, 开发企业的更多价值空间。电子行业的发展单纯地依靠科技研发是远远不够的, 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 只有最大限度地挖掘创意性思维, 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使企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浙江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若想完成转型升级, 需切实改变传统手工业代加工为主的运营模式, 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依靠创意思维和文化产业相结合, 赋予电子产品更多的内在文化价值, 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创意产业与电子信息制造业犹如两只各自运转中的齿轮, 将二者推进相结合能互相填补缝隙, 令其咬合更加紧密转动更快速, 推动着经济的飞速前进。

摘要：创意产业具有高渗透与高附加值特性, 使之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嫁接融合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将创意产业与电子信息制造业相结合, 可帮助制造性产业打通产业链上下两端进而实现共赢, 催生出更多的产品附加价值, 并能促进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在对电子信息制造业内容生产面临的三大变革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了创意思维与浙江电子信息制造业融合与延伸的产业形势, 并提出二者深度耦合的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创意产业,电子信息,发展,融合

参考文献

[1]厉无畏.创意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策动力[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2]邢华.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整合及其发展路径探析[J].经济管理, 2009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