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职权

行政职权（精选5篇）

行政职权 篇1

引言

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强调：“法制的实质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自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行政滥用职权一词在司法实践中频频出现，但滥用职权如何界定，理论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系统论述，由于法律条文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表达，法律解释上也没有相应的界定，造成司法实践中认定行政滥用职权的困扰，直接影响行政审判权和行政复议权的准确使用，以及对行政主体的责任追究。

一、行政滥用职权的含义

所谓行政职权，即是行政机关、公务员享有的依法律羁束性规定作为或不作为、肯定或否定的权力，以及在羁束性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在法律的积极授权或消极默许的范围内，行政机关或公务员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评价，确定该行政行为适当的范围、方式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那么，行政滥用职权，就是指在行政职权权限范围内不依法或不依法定目的，不依公正合理原则滥用以上权力。要界定行政滥用职权的定义，需要厘清以下关系。

二、行政滥用职权的界定

（一）滥用职权是否等同于滥用自由裁量权

比较有影响力的占主流的观点是将“滥用职权”等同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应松年教授认为“滥用职权，即滥用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职务权限范围内违反合理性原则的自由裁量行为”。而有些学者则认为, 如果行政机关并不是唯一根据裁量规定的法律目的进行裁量，或者在具体案件上，进行利益衡量时，未充分的考虑有关行使裁量权的基准性观点 (根据该裁量规定，应就各种公益及私益妥为衡量) ，漏未斟酌涉案因素，或追求不当目的，即均构成裁量滥用。

我们知道，行政职权分为羁束性行政职权与自由裁量性行政职权。所谓羁束性行政职权，就是行政机关在法律规范对其行为范围、条件、标准、形式、程序等作出较详细、具体、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而为行政行为的权力。羁束性行政职权很难存在被滥用的问题，违法行使羁束性行政职权应当属于超越职权的范畴。而自由裁量性行政职权则是指行政机关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在法律、法规无明文规定，亦无习惯法可循，或在法律、法规的授权下，由行政机关以自由判断作出适当处理的权利。

羁束行政行为由于法律规定详细明确，行为人实施该行为只得严格依法办事，不存在自由选择的可能，所以羁束行政行为不会导致滥用职权，只有在法律、法规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范围、形式、实施方法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自行判断自行选择、自行决定的自由裁量行为中，才有滥用职权的余地。该观点是有道理的。然而一个案例又引发了新的争论：某林区年采伐限额已满，但该市财政局要急于在年底前修建礼堂，就和林业局说情，林业局发放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采伐一百立方木头给财政局修礼堂用，很显然林业局是为了照顾同级单位而滥用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发放权，这种超过批准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是《森林法》第29条明文禁止的。《森林法》第29条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得超过批准的年限采伐限额发放采伐许可证”。有学者认为在此事例中，并没有涉及自由裁量，不应该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而且林业局的此种行为也不能归于越权或行政失当等其他行政违法行为种类，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羁束性权力的滥用。

要解释这个案例必须先说明一个概念，即行政滥用职权与行政越权，行政越权是指行政主体超越其法定行政职权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越权主要可分为行政权限逾越和行政权能逾越两大类。行政权限逾越是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层次、地域和事务的一方面或几方面逾越该主体职权的情形。而行政权能逾越，是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了其法定权力主体限度的情形。基于权能性质的差异，由此可得出行政滥用职权与行政超越职权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 行政滥用职权只发生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领域，行政超越职权则可以发生在所有行政权领域；（2）以行政主体的客观职权为界，逾越职权属于行政超越职权，在职权内违反合理性原则的行为属于行政滥用职权。

所以关于上文中的案例笔者认为是行政越权里超越行政权能的表现，即行政主体有用某项行政权能，但其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该行政权能的法定幅度或限度。此外，某些事实不清，证据不明的行为一样可以归属于行政权能越权。

（二）行政滥用职权与显示公正的关系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以判决变更”的理由。一般认为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管理时，在行政处罚幅度内明显地偏袒一部分人而歧视另一部分人，是对公民平等权利的侵犯。在实践中，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l）畸轻或畸重；（2）同责不同罚；（3）不同责而同罚。

关于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的关系，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而主流观点认为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反映的实际上是同一事物。如胡建淼认为:“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表述。滥用职权是从主体和行为着眼，显失公正则是从行为的结果着眼。行政滥用职权实际上是行政主体不正当行使权力而造成显失公正的结果的行为。如果行政主体行为虽有不当，但尚未达到显失公正之结果，那么便不属于滥用职权违法，而是行政不当。”’

笔者认为，显失公正与行政滥用职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从概念的外延上看，二者是交叉或部分重合关系。因为，显失公正的概念是从行政行为的客观结果上对行政行为所作的一种评价，它反映的是行政行为的结果明显不公正的状态;而行政滥用职权则主要是从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主观心理层面对行政行为所作的一种评价，它反映的是行政主体故意违背法律的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其次，从现实情况看，行政主体故意违背法律的目的、原则、精神行使自由裁量权既可能导致行政行为显失公正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其他结果显示公正应该是滥用职权的一个子标准，而不是并列关系。而行政行为的显失公正既可能是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自由裁量权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如行政主体的过失) 造成的。因此，将显失公正与滥用自由裁量权完全分割开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将显失公正归结为滥用自由裁量权或者将二者完全等同的观点也是不科学的。

（三）滥用职权是违法行为还是不当行为

行政滥用职权属于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这一点毋庸质疑。行政法学理论将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分为违法行为与不当行为两种基本类型。那么行政滥用职权该如何定性呢?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行政滥用职权是一种违法行为。如：“行政滥用职权，已被我国的立法和行政法理确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之一，从而构成行政审判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予以撤销的理由。”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滥用职权属于不当行政，是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违法行为。

笔者认为，行政滥用职权应是一种符合合法性原则要求但不符合合理性原则要求的不当行政行为。在现有的行政法治理论中，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当 (不合理) 是两组相对应的各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形式上符合法律规范的具体要求，只有当行政主体实施的职权行为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具体要求时，才发生违法行政问题。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在内容上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当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符合法律规范的具体要求，但不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时，则属于不当行政或不合理行政。行政滥用职权是在法定范围内产生的行政瑕疵，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职权行为没有超越其法定职权，没有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也不存在明显错误。行政滥用职权的瑕疵主要在于行政主体行使法定职权时故意违背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罗豪才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教材中列举了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1) 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 (2) 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基础上; (3) 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同时指出“一般说来，具有不正当的动机 (目的) 、不相关的考虑或不合理的内容的行政决定，就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决定。”由此可见将行政滥用职权定性为不当行政行为可谓顺理成章。

然而在实然法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一条规定被普遍认为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即合法性审查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只审合法性，不审合理性，被广泛认为是行政诉讼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又将“是否滥用职权”与“是否超越职权”、“主要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错误”、“是否违反法定程序”、“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是否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等一起作为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评价的标准。因此有学者特别指出:“我国行政诉讼法也确认了滥用职权的违法性。《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了合法性审查原则，第五十四条确认了人民法院对滥用职权行为的审查权，据此不难发现，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滥用职权包含在违法这一概念之中，它是实质行政违法的一种形式。”那么，如果坚持把行政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理解为具有合法性的不当行政行为，似乎就会使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陷入自相矛盾:一方面规定只能审查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又把属于合理性范畴的滥用职权、显失公正作为审查的标准。

三、结语

现代行政是能动的行政、积极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已成必然，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自由裁量权成了行政权的核心。因此，正确界定行政滥用职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立法提供指导，从而对行政滥用职权进行法律定性和规制。正确界定行政滥用职权是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要求。民主与法治是国家发展的潮流与方向，要以保护和实现人权为出发点和最高目标，必然要求各种权力行使民主化、法治化，以防其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只有正确地界定了“滥用职权”，才能更有效地监督和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进一步清除腐败现象，促进法治行政和法治国家的实现。面对现代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和扩大的现实，要使其符合授权目的，必须进行适当的规制。

摘要：行政权力具有自自裁量权, 同时是一种主动性, 广泛性, 强制性并存的权力。对行政滥用职权进行科学的界定具有重要意义, 是实施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但行政滥用职权在理论界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说法不一, 笔者解释和分析了产生这种问题的缘由并对几组相关概念进行了对比, 进而对行政滥用职权做出了界定。

关键词：行政滥用职权,自由裁量,显失公正

行政职权 篇2

关键词：农业信息档案管理；依法行政；内容；原则；职权范围

中图分类号：G271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j.cnki.jlny.2015.11.073

1农业信息档案管理的依法行政

在伴随着依法行政实施的过程中，负责农业的档案部门行政职能也在从计划经济时期指令性的业务指导模式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行政的管理模式，执行管理职能的各部门，也从原来业务指导一个部门划分成现在的业务指导和法律法规两部门。然而，由于在工作中依然还是受着过去一些思维习惯的制约，这种划分仍然只是口头上表面上而已，最为明显的就是在下面的基层单位，这种指令性的业务运行方式依旧还是原来的样子，对于农业信息档案工作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档案法》的规定中，对各行业的档案管理都有进行监督以及指导的职权，这对农业信息档案工作也是同样的。另外一层的含义，则是上一级档案管理机关对一下级档案管理机关监督和指导。在这个法规里的监督，就是上一级档案管理机关对其下一级的档案管理机关以及从事本行业工作的人员进行监督和检查，并且给予及时的纠正，使他们不至出现违法或者不正当的行政行为，这是一种档案管理内部的监督职权。这一职权的实施也是多样的，在行政执法监督的过程中常用的有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有执法争议协调，还有行政执法检查，再就是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制等，在这里面，档案的行政执法检查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档案管理的行政行为之一。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并不属于行政执法的范畴，而是属于其行政的监督。在这里提到的“指导”仍然是在行政上的指导，是上一级的档案管理机关对其下一级的档案管理机关的行政性指导，并不具备任何的强制性因素。

2农业信息档案行政管理的原则

在档案行政管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合法确准的工作原则，绝不要把档案工作的行政性指导弄成档案行政管理上错误性的引导，我们的档案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指导行为是不具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假如真发生了档案行政管理工作上的误导，致使档案的行政方面相对人员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则档案的行政管理部门是要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农业信息档案行政的监督和检查工作的内容

对于档案管理的监督和指导职权的分析情况可以了解到，在《档案法》当中明确规定的监督和指导就是档案的行政部门在平时的工作中所行使的法定职权。档案行政的监督和检查工作是属于强制性的行政范畴，其工作任务主要就是负责各机关、团体和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日常的档案工作，各部门和机构要依法设立档案、做好归档管理保存、保正档案安全性等，解决好信息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档案的行政指导工作不属于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其主要工作任务就帮助各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类的组织做好和解决档案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针对各部门平时遇到的问题，档案的行政指导主要就是通过业务沟通上进行辅导，并给予多种档案的管理办法以供其进行相应的选择，是不可强制实施的。在档案管理上的行业标准大多是以推荐性为标准，比如现在所用的《归档文件整理规则》便是推荐性操作标准。我们现在对于档案工作做得好与不好的问题来讲，实际上就是在解决档案管理中点的问题，比如通过部门档案的工作规范化的管理认证等办法来得以实施，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档案工作的发展目标。

4农业信息档案的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的职权范围

在我国，真正能够实现农业信息档案管理在新形式下依法行政职权的扭转，就要从调整开始逐步的推行，并且要明确农业信息档案的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的职权范围。

现在，根据已有的档案机构情况来按照我们国家依法行政的职权范围重新进行规划各级职权。就目前来讲，我国农业档案管理部门也都设置了业务的指导部门和法律法规部门，来进行档案的行政指导工作和宣传教育等方面，其主要工作就是指导性的工作，而并非强制性的管理。法规科主要负责档案工作的行政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监督的责任，负责制定各部门档案业务的操作标准、规范实施细则以及政策拟定等。

不断调整农业信息档案内部机构，强化档案部门的内部监管。强化档案管理的内部监督机制，以保障依法行政的顺利进行，这是切切实实履行职权的重要环节。同时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设立档案监督管理执法科室，或称为档案监督执法大队，专门负责档案的工作情况。

划分县级以下的农业信息档案管理部门的职权范围。现阶段，在县级农业信息档案管理中，从事单纯性的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还是非常少的，很多地区的农业部门都没有设立专门的法规部门，对于这一情况，也就只能具体的问题具体对待。在不影响其他工作的同时做好档案的收集归档工作，使农业信息档案工作在依法行政下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努力创造和发展好档案行政指导和行政监督检查的权利。

行政职权滥用的危害和防范措施 篇3

一、我国政府行使行政职权的现状和行政职权滥用的危害

（一）我国政府行使行政职权的现状。

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 党和国家实行依法治国方略, 推行依法行政, 使行政管理逐步朝法治化方向迈进。江泽民同志指出:“干部依法决策,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据统计，80%的法律都有赖于行政机关执行, 行政机关在依法治国中担负着重大责任, 通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 政府各职能部门和执法队伍逐步树立了法制意识, 推进了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国务院2004年3月22日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是我国今后10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的总章程, 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中实现了从宏观宣言到制度实践的跨越。但同时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 对于行政程序立法的缺失, 以及法律机制的不健全和法律意识的落后等, 都使行政职权的行使不符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 行政执法人员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政府部门不依法行政或行政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还存在, 行政职权滥用这一重要而又严重的问题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

(二) 行政职权滥用的危害。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各级政府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行政职权滥用的现象, 它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行政职权的滥用影响党和和政府的形象, 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在当前党和政府大力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一大方略下, 政府滥用行政职权无疑会造成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威信的丧失。

2.行政职权的滥用会导致公众法律信念的淡漠和社会风气、道德水准的降低。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 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同理, 如果我们的政府滥用行政职权, 不依法行政, 不遵守法律, 全国人民也会跟着政府不依法办事, 不遵纪守法。从而导致公众法律信念的淡漠和社会风气、道德水准的降低。

3.行政职权的滥用也必然会导致政府政令的不畅通, 导致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 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加和加剧, 危害社会发展进步。行政职权的滥用更会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实现其向权力、金钱或色情的转换, 从而达到非法目的, 为行政权力的腐败提供了可能。

二、防范行政职权滥用的措施

目前, 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主要包括政党监督、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等多元化监督主体, 但在实际运作中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虽说监督主体不少, 但分工不明、权限不清, 容易导致相互扯皮、互相推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行政职权监督的乏力。

(一) 政党的监督及防范措施。

加强执政党和参政党对政府行政职权的监督。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根据宪法原则, 政府机关公务人员以及整个国家政府机关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因此,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必须按党纪办事, 接受党的纪律委员会的检察监督。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也应以共产党员为榜样, 行使行政职权的共产党人应该努力使公务人员的基本准则和共产党员的行动标准相结合, 实现共产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及防范。

(二) 权力机关的监督及防范措施。

完善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体系建设。人大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人大为立法机关, 有权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来保证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 我国先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4月4日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999年4月29日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颁布)等, 都有效地对行政职权的行使进行制约和监督。第二, 人大代表享有广泛的权力来对行政主体及其行政人员进行各种监督, 以保证行政权力更好地行使。

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虽然形成一定体系, 但仍有一部分不足:中国向来崇尚成文法, 但对行政方面的立法并不完善, 合理的法律体制尚未完全建立, 很大方面制约着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 或许是因为行政关系广泛且变动性大, 行政法产生较晚, 一些基本原则尚未成熟等各种原因, 难于制定统一法典, 因此, 笔者建议加快对各具体领域单行法的完善, 并加紧对行政法典的理论研究和编纂, 依次建立完整的行政法体系。

另外, 人大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来领导工作, 与人大的监督地位不适应, 我国可借鉴西方国家的Ombudsman (议会监督救济制度) , 又称“议会督察专员制”, 在权力机关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三) 司法机关对行政职权滥用的司法审查。

加强司法机关对政府行政职权使用中的司法审查。主要应体现在行政诉讼中的判决, 法院的判决方式有两种:一是撤消判决, 包括部分撤消, 并可以判决被告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 另一种是变更判决, 适用于行政行为显失公正, 其中撤消判决为主要的司法控制手段。另外, 对行政职权滥用的行政法律责任同样也可以对其进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受害人有按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四) 社会各界的监督。

拓宽社会各界的监督渠道。目前我国社会各界的监督主要是通过报纸、网络、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介来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 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行使职权进行监督。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国际惯例以及国际组织机构的规则来对行政职权进行监督。

社会各界的监督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监督。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体现。

人民的监督最重要的是应该增强人民的法治意识, 努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是每个公民的权力, 更是对个人、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社会舆论的监督本身具有公开、及时、影响面广的特点, 为此, 应在各种媒体上多报道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情况, 使公务人员既怕“通报”, 又怕“见报”, 这样, 行政职权滥用的消除指日可待。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才能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毋庸置疑, 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一项重大、复杂而长期的任务, 它必将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全过程, 必然伴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过程, 也必将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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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国红.宗志翔.行政权力腐败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6, (6) .

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 篇4

2.做好相应的职位说明书，并根据公司职位调整需要进行相应的变更，保证职位说明书与实际相符;

3.制订招聘计划、招聘程序，进行初步的面试与筛选，做好各部门间的协调工作等;

4.根据公司对绩效管理的要求，制定评价政策，组织实施绩效管理，并对各部门绩效评价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及时解决其中出现的问题，使绩效评价体系能够落到实处，并不断完善绩效管理体系;

5.组织员工岗前培训、办理培训进修手续，各类人力资源数据统计分析与审核;

6.积极维护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同时完成上级交待的其它工作，起积极主导作用;

7.组织制定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及督促、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

8.组织、协调公司年会、员工活动、市场类活动及各类会议，负责外联工作及办理公司所需各项证照;

9.起草及归档公司相关文件;

行政职权 篇5

张某, 男, 1961年出生, 案发前系嘉善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即原来的嘉善县建设局) 副局长, 张某自1989年9月至2007年6月, 在嘉善县发改局工作, 其中2005年至2007年6月任副局长, 分管投资和重点建设;2007年6月至案发前, 担任嘉善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任副局长。

2003年上海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竞拍获得了嘉善施家路地块用于住宅小区开发 (后因上海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股份转让、公司重组等事由, 该地块实际上是由新组建成立的嘉善某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施家路地块为带方案出让地块, 在地块出让和城市规划设计条件和要求中都对该地块的规划设计方案作出了规定, 并且在2006年4月13日, 嘉善县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委员会召开了第四十四次会议。会上明确要求“沿罗星路不得设置商业店铺, 如确需沿该路设置物业管理用房的应按规定比例设置。”但在实际建设中, 嘉善某置业有限公司违反规划要求, 将沿罗星路的物业配套用房改为沿街商业店铺后非法获利, 张某对此并没有制止, 特别是张某在明知其岳母张某某以低价购买了沿罗星路商业店铺后, 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没有按职责要求将嘉善某置业有限公司的违规行为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另外, 张某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 并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贿赂, 此文略去。

2012年8月28日, 海盐县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向海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 针对张某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 张某及其辩护律师主要有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

其次由于刑法规定的渎职罪罪名较多, 立法机关中将原物业配套用房违法改建成商业用房的情况不知情, 所分管的部门对此亦未汇报过该情况, 故其不存在故意不履行职责的情形, 更不存在“徇私舞弊”的主观恶意, 其行为不应认定为滥用职权犯罪。

(二)

张某辩护律师认为开发商擅自将物业配套用房改建成商业用房的违规行为不属于被告人张某所分管的职责范围。

(三) 张某辩护律师认为开发商的违法行为并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故张某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三、案件评析

(一) 是否存在故意不履行职责的情形以及徇私舞弊的主观恶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在侦查阶段时, 张某就辩称对嘉善某置业有限公司在小区建设过程中将原为物业配套用房违法改建成商业用房的情况不知情, 所分管的部门对此亦未汇报过该情况, 那么, 事实真是这样吗?在办案实践中, 直接判断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故意比较难, 一般需结合行为人的客观方面表现来进行判断。对此, 侦查机关调取了施家路地块立项、规划设计、开发验收等方面的大量的书证、证人证言。根据调查取证查实:张某自2001年起曾先后担任嘉善县发展计划局投资科科长、县审批办证中心发展局窗口负责人、县招投标办公室副主任、重点工程管理办公室主任、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嘉善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2003年9月30日, 嘉善县国土资源局制定发布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须知, 对施家路地块挂牌出让事宜作了周知, 明确要求施家路地块的建筑设计应按嘉善县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委员会论证的方案实施, 规划指标不允许突破沿街的公建、地下停车场不允许变动。同年10月9日, 嘉善县建设局发布城市规划设计条件和要求 (施家路地块) , 再次明确施家路地块公建配套项目应配置总建筑面积7‰物业管理用房及按照县规评委 (即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委员会) 评审的方案组织设计。2004年3月, 作为该地块开发商的上海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竞拍后与嘉善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4年3月, 上海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要求改变城市规划设计条件和要求, 同年4月8日, 嘉善县国土局对该申请正式书面答复, 再次明确沿街商业部分按照县规评委通过的建筑设计方案及立面要求实施, 沿罗星路不得建造商业店铺等内容。后因发生股份转让、公司重组等事由, 该地块由组建成立的嘉善某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2004年3月25日, 嘉善某置业有限公司向嘉善县发展计划局提出了《关于要求施家路地块的立项的申请》, 同月30日, 时任嘉善县发展计划局投资科科长的张某审核签发了“关于同意施家路地块开发项目立项的批复”, 批复同意施家路地块开发项目立项, 同时要求嘉善某置业有限公司接文后, 按县城总体规划的有关要求, 编制设计, 报经县规评委审定后, 报嘉善县发展计划局组织审查。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嘉善县发展计划局投资科的主要职责是建设项目审批和设计方案审查, 此时张某正是嘉善县发展计划局投资科科长。

2005年4月13日, 张某亲自参加了嘉善县规评委第四十四次会议, 该会议对嘉善县世纪经典小区 (即施家路地块) 等项目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了评审, 明确了“沿罗星路不得设置商业店铺, 如确需沿该路设置物业管理用房的应按规定比例设置”。紧接着, 在2005年9月13日, 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 (即原嘉善县发展计划局) 召开了由县建设局、国土局、城建处、质监站、嘉善某置业有限公司等单位部门参加的嘉善县世纪经典商住项目初步设计会审会议, 并于同月23日形成会议纪要, 纪要内容包括:总平布置、沿街立面结构均按地块拍卖设计方案和规评委审定设计方案实施等内容。此时的张某已经担任嘉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而作为规划设计方案审查的投资科是其分管的科室之一。

后嘉善某置业有限公司在开发完工后, 把沿罗星路原为物业配套用房违法改建成商业用房并予以全部出售, 面积达1187.84平方米。并且, 在开发商出售该批商铺时, 开发商的董事长周某曾经找到过张某, 提出将其中一间商铺低价售予张某, 张某表示同意, 事后张某本人虽然没有购买, 但是介绍自己的岳母以低于市场价购买了沿罗星路的一间商业店铺。

上述这些证据表明, 张某前期参与了施家路地块开发项目立项等工作, 此后又参加了嘉善县世纪经典小区 (即施家路地块) 等项目的建筑设计方案的评审, 在开发商把沿罗星路原为配套用房违法改建成商业用房并予以全部出售后, 又介绍其亲属从开发商处以明显低于市场价购买了沿罗星路其中一间商业店铺, 上述行为足以证实张某对沿罗星路不得建造商业店铺、商铺系违法建筑这一情况系明知、并且具有徇私舞弊的主观恶意的事实。

(二) 是否属于职权的“滥用”

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超越职权, 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 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 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 不正确地履行职责。

显然, 本案中张某的行为属于第三种, 即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但是, 要构成职权的“滥用”, 首先必须要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职务权限, 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与其一般的职务权限没有任何关系, 则不属于滥用职权, 那么, 开发商擅自将配套用房改建成商业用房的违规行为的查处是不是张某所分管的职责范围呢?对此侦查机关依法收集了相关证人证言和书证, 比如嘉善县建管局等相关负责人的证人证言, 以及张某在嘉善县建设局担任副局长期间所办理的一些行政处罚案子的立案审批表复印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审批表复印件、嘉善县建设局行政执法责任制关于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内部工作流程等相关书证, 证实了张某作为分管安全法制科的领导, 对各职能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处罚时具有审核职责及决定权的事实。

(三) 开发商的违法行为是否给国家造成了经济损失

滥用职权行为要构成犯罪, 必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也即“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渎职犯罪客观方面的重要特征, 是构成渎职犯罪的必要条件。认定损失结果是查办渎职犯罪案件必不可少的工作, 缺少这个环节, 就丧失了定罪处罚的依据。所谓重大损失, 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物质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 是确认滥用职权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等。

认定是否重大损失, 应根据司法实践和有关规定, 对所造成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损失的实际情况, 并按直接责任人员的职权范围全面分析, 以确定应承担责任的大小。依据《中央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导致不能拆除的, 将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 可以并处罚款。本案中, 由于张某故意不履行查处职责的行为, 使得开发商本来不能进行销售的商业商铺得以出售, 从中获取了违法收入, 也致使本应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的处罚未能依法予以执行, 因而给国家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 即本案损失为物质损失。所以, 辩护人认为开发商的违法行为并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的说法不成立。关于损失的具体数额, 侦查机关委托嘉兴市价格认证中心做了鉴定, 依据鉴定报告, 将施家路地块沿罗星路低层商铺 (建筑面积1187.84平方米) 总楼面地价人民币8338000元就低作为应当没收的实物的价值或者违法收入的数额, 从而将其确定为本案中国家直接经济损失的数额, 这一做法最终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综上所述, 张某作为建设局分管违法建筑行政处罚的领导, 在明知开发商违法建设的情况下, 在其亲属从中获利的私心作用下, 徇私舞弊, 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查处职责, 未按照职责要求将违法行为予以处罚或移交相关部门查处, 造成国家经济损失8338000元的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判决结果

2012年9月28日, 海盐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某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向海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2年11月14日, 海盐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被告人张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履行职务过程中, 徇私舞弊, 故意放弃履行职责, 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838000元, 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 判决张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另有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3个月, 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张某表示服从判决, 没有上诉。

摘要：所谓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 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 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文以真实案例入手, 就司法实践中滥用职权罪的认定进行分析探讨, 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