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法治分析

和谐社会法治分析（精选11篇）

和谐社会法治分析 篇1

摘要：十八大四中全会于2014年10月23日在北京闭幕, 此次会议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 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及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等任务, 依法治国再次被提到重要议程。鉴于此, 笔者首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法治进程, 然后叙述中国传统的“礼治”理念与西方“法治”理念的区别, 最后从法治的基本要素和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来分析当今中国法治化所需要改进之处。

关键词：礼治,法治,法治基本要素,法治生成条件

一、引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五年, 中国经历了由成立之初的个人感召权威社会向法理权威型社会的转型进程, 即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进程。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 从1949年9月,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 到《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 使得改革开放有法可依。在社会主义法治基本要求方面, 从1978年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到1997年,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再到党的十八大上将沿用了30多年的“十六字方针”更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可见中国早已经脱离了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期, 选择走上了法治化的道路。如果以1997年为我国真正法治进程的开端, 至今已20年。即使经历了近20年法治观念在中国的实行, 我们仍旧不能肯定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笔者将从中国社会的传统理念、法治的基本要素和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来阐述个人对中国法治问题的看法。

二、中国社会传统的“礼治”理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基层来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而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中国社会在研究之时是带有“礼治”的色彩的。即使“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在中国实行了近20年, 但“依法治国”仍旧与“以德治国”紧密地联系着, 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礼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自封建君主专制以来, 礼治的理念就伴随着君主专制而产生。这里所指的“礼”是一种特定社会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 是一种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礼”不同于需要国家强制力所推行的法律, 它不依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 而是通过教化的手段使人服膺, 人服从礼是一种主动的、下意识的行为, 比如道德。综上所叙述的中国古代所传承下来的“以德代法”、“以礼治世”的理念, 仍旧潜藏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中, 以“礼”为信仰的传统依旧没有被“法”的观念所破除。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近20年的“依法治国”理念的施行后依旧难以真正进入法治阶段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仍旧坚持以“礼”作为主导, 以“法”作为辅助, 普遍缺乏一种对法治的信仰, 对法律的认同感。“合于礼”仍旧是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 切实地指导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而法律则是隐藏在礼背后的最后屏障。

三、法治的基本要素的实现

反观当今中国的法治现状, 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礼治”思想无疑对法治的推行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具有法治的信仰无疑是中国社会法治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 社会的法治化需要注意以下基本要素。

(一) 法律至上

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 (在这里所指的领导人所代表的是权力) 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由此可以得出, 第一, 法律本身不会因权力的胁迫而发生改变,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 法律并不纯粹是统治者的需要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需求;第三, 法律对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制度上的约束力;第四, 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然而, 当代的中国仍存在有违法律至上的情况, 如具有中国特色的“上访”制度, 人民大众进京上访期望上层的领导人能听取他们的苦衷, 从而让上层领导对下层机关发出指示, 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上访”制度中最终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法律, 而是上层领导的权力。

(二) 良法之治

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是良好的法律, 至少是体现一定民主政治的法律。良法之治意谓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均应是以人权为核心和前提原则构建的良善之法, 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时要满足法律内在价值的善和形式的善, 即在法律的内在价值上要体现保障人权、自由、平等的基本价值;在法律形式上要具有公开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确定性、稳定性、不矛盾性。

(三) 体制保障

体制保障即在法治的推进过程中一系列能促进法治化的制度保障。这就对我国在国家体制的设计方面提出了要求:一是权力制衡。二是司法独立。三是司法审查。西方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三个主体都拥有一定的权力, 三者之间更是一种制约的关系, “三权分立”制度较好的起到了权力制衡的作用。在中国, 宪法所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可以看出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处于核心地位, 而司法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人民法院) 对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和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这就体现出司法是从属于立法和行政的, 这也就造成了司法权被立法权和行政权过度干预, 立法、司法、行政三者间的权力难以平衡。不仅如此,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不仅拥有违宪审查权同时还拥有宪法解释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之一其自身却可以脱离司法审查体系。即使全国人大能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 但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解释权, 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司法审查也很难真正达到目的。因此, 基于现阶段中国体制方面所出现的缺陷, 笔者认为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能够部分借鉴, 让司法机关进一步地剥离出行政机关的管辖, 虽然由于中国并不是多党制的国家, 司法机关难免会受到一定控制达不到完全的独立, 但是相对的独立并不是不值得我们去追求。

四、法治生成的社会条件

中国社会要完全实现“依法治国”的理念, 除了需要满足法治的基本要素, 还需有以下的社会因素参与其中。

(一)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的发展

市场经济有三个要素:第一、平等的主体。只有市场主体拥有平等的地位, 市场交易才能得到维系。而平等的主体地位就需要依靠法律来维护, 第二、自由。没有了交易自由, 市场经济将被计划经济所替代, 而人的自由需要由法律确认和保障, 否则自由这一要素极其容易受到侵犯, 无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第三、财产。公民拥有私有财产才能进行市场交易, 而公民的财产权也需要由法律来进行保护。第四、健全的交易规则。没有健全的交易规则就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 而基本上所有的交易规则都是法律来提供, 交易规则更需要法律来确定。综上, 市场经济绝不可能离开法治, 法律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市场经济与法律相辅相成。然而, 在中国由于消费者和垄断企业的地位不平等, 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地位不平等, 集权制的国家体系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自由以及诸如股市方面的市场交易规则的不健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 这无疑不利于法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行, 由此观之要真正实现中国的法治化就必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二) “市民社会”的发育

西方政治思想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专制国家”二元结构。在两者的关系上, 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市民社会的权力, 限制政治国家的权力, 这就为“法治”所要求的“法律至上”和“限制权力”提供一种理论论证。“市民社会”需要法治来维护, 同时法治的推行也需要“市民社会”来推行, “市民社会”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 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第一要打破“重义务, 轻权利”的传统;第二要缩小贫富差距, 增加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 并积极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第三要鼓励民间的社会组织的发展, 通过社会组织来约束政府权力, 保护公民权力, 实现社会自治。

(三) 多元、民主政体的存在

西方社会自古就存在着多种政体并立的局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由此可见, 如果没有多元政体的并存, 缺少了不同政体之间优劣的比较, “法治”的优点也不会较早显现, 更为根本的是, 西方特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在本质上能够容忍这种比较, 并能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最终使“法治”优化而出。同时, 一个多元化的政体有着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 人与人之间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 不同的文化背景, 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并不高。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下, 文化难以将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串联起来, 此时人们就会选择用法律来规制和整合整个社会, 法治的理念就在社会的构成之初就深入人心。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 实行的就是单一的专制政体, 政治上的专制要求人们在文化上也“大一统”。这一文化“大一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中国, 使得其余的亚文化则被主流的文化更加边缘化甚至成为中国社会的反文化, 而主流文化的地位更加凸显, 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单一性。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 而共同的文化传统就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礼”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 因此受制于单一制的政体模式和文化背景的“大一统”,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没有萌生出真正意义法治的思想。那么中国是否要为了满足法治生成所需要的多元政体体制就要改变当今中国“一党执政”的格局呢?笔者认为, 权衡利弊后“一党执政”更适合“多元政体”。虽然说“一党执政”会对法治化的进程产生阻碍, 但并不是说完全的法治化就必须实行“多党制”。虽然多元政体能够尽早显现出法治的优势, 能从某种程度上解决党权大于法律的问题促进法治的进程, 并最终使得“以法处事”成为普世的理念, 但要构建起法治的价值理念, 并让法治的优势得以凸显实行多元政体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法律能够保持自身的公正, 能够比“礼”更能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 那么法治的理念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法律就会逐渐地成为大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第一选择, 成为大众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

五、总结

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后所形成的“礼治思想”早已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 当代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开始萌发出“法治”的治国理念, 但在真正的实行中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上的冲突, 同时也是中西方“法治”思想与“礼治”思想的冲突。当代的中国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治”不仅在社会体制上要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制度模式, 构建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体制, 同时也要逐渐破除传统“礼治”的思想, 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 如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才能更加通畅。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徐永康.法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和谐社会法治分析 篇2

9月在我国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将围绕“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对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知识产权法、法律、法治与法院等22个专题进行研讨。日前,22个专题研讨会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参会代表踊跃提交论文,目前已收到中方论文70多篇,外方论文30余篇。

此次大会研讨的专题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充分考虑与会代表对专题的关注度。本届法律大会共有国内外1500余位代表参与,他们分别来自于法学理论界、法律教育界、法院、检察院、律师行业等法律实务界,以及立法机关、政府部门、人民政协、社会团体、大众传媒、金融投资、国际贸易和科学技术等社会各界,为了体现专题研讨的高质量和保证本届大会取得成效,这些专题有的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有的是有关学科的热点问题;二是选题的广泛性。研讨内容涵盖了法律领域的众多学科以及与法律有关的交叉学科,如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环境法、网络法、知识产权法、证券法、人权及WTO规则等;三是研讨会主席和发言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22个专题的发言人大约有110多位,他们当中既有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著名法学专家,又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官员、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经贸专家和非政府组织人士。届时,中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将在法律、法治与法院的专题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等有关国家的首席大法官或院长,也将对有关专题发表见解。

据悉,本届世界法律大会将要讨论的22个专题具体为:

1、法律、法治与法院;

2、程序公正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3、司法与传媒;

4、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5、国际刑法;

6、国际恐怖主义;

7、知识产权法;

8、不动产与财产法;

9、家庭法;

10、公共健康危机:以市政手段管理突发事件;

11、证券法:股票交易的违法行为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12、市政府与市民参与:其在法治中作用;

13、联合国的地位、作用与改革;

14、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发展与完善;

15、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法;

16、国际服务贸易:法律服务、保险和银行业;

17、海事海商法;

18、国际环境法、资源法和能源法;

19、人权:世界和平与发展;20、新世纪的法学教育与续职法律教育;

21、非诉讼争议解决:商事仲裁和调解;

22、法律与技术:网络安全和医药技术对法律的挑战。

西部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法治保障 篇3

[关键词]法治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一个井然有序的经济环境，这种安全稳定不是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的静态稳定，而是一种通过持续不断的协调实现的动态平衡；这种井然有序也不是通过政府命令而实现的主观秩序，而是一种通过市场自身的不断协调实现的市场秩序。要达到这种平衡，实现这种秩序，就需要一种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去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社会成员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法治手段就成为了实现这种和谐的首要选择，如果没有对法律的崇拜和尊重，国家就无法驾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经济就无法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中井然有序，人民就无法得到安宁和权益保证，社会也就无法实现和谐。

一、法治是西部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

自从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法治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法律意识也空前高涨，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也正在从对政府的期待转化为对法的期待，社会管理也体现的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在这社会深刻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性时刻，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在法治理念和政治文明引领下的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不能不说是执政党对当今中国社会深刻认识的体现和要求。

如果说专制社会的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那么法治社会的权力结构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如果说专制社会的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约束，那么法治社会的要求则是“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制约。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就谈不上法治社会”。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只能从法治社会这个角度来理解。没有法治秩序的建构，提出再多的和谐社会的指标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从权力的来源看，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它意味着在专制社会，多数人的行为是被动的、是服从的；而在法治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主宰者，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从权力的行使看，前者是无限的，后者却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在法治社会，不存在无限制的权力，必须对权力的滥用进行了有效的制约。从权力的移转看，前者是不可预测的，后者则是可预测的。不可预测的权力必然导致暴政，而可预测的权力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暴政进行有效地限制。人类自我治理的方式从感性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化，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战争关系趋向于建立人类尊严基础之上的相互法权关系，而这种基于理性的社会自我治理方式，是社会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方式”，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我们不得不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使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在我们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弥漫着一种战争的伦理，弥漫着“阶级斗争为纲”惯性。改革开放20多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从一种战争伦理过渡到法权关系，这一变化也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近二百年的沧桑巨变之后，正在走向一个稳定和谐的时期，正在走向一个法治社会。

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地理等多种原因，其法治观念、法律环境、法律的实施受到体制、环境、人员素质的影响较大。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更要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如民族、宗教、道德习惯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问题。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既要强化法制宣传，又要在立法包括地方立法及政府规章制度的设计上，都应充分考虑到法适应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加快西部大开发，使立法和民族发展、环境资源保护、文物保护、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与保护、人权的保护、反恐怖和毒品、有机结合起来，以利于西部与国家的和谐发展。

二、西部和谐社会需要依法治理

和谐社会首当其冲是要保证社会的公平，如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现象，包括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子女教育问题、招工招干的暗箱操作、就业领域的长相歧视等，许多都是机会不平等的表现，所以机会平等是社会公平的主要表现。如果社会多数人被排斥在机会之外，必然带来社会怨气，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为此，保证社会公平就成了立法的基本出发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国家的性质和任务。我国宪法最显著特点是要充分反映和谐社会主权在民的思想，体现和谐社会中一切公权力应该具有的为民所授、为民所有的品质。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要表达各种利益主体的愿望和要求，就要创造条件，开辟和疏通各种利益反映渠道，引导各种特别是益主体在理性、合法的基础上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我们的政治制度，立法机构要把如何利用我国现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作为经常考虑的问题，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民法调整的是民事主体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要求人们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价有偿的原则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民法要充分地反映和谐社会公民自治的特点，使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资源充分显现，使社会成员在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中发挥聪明才智并按照贡献大小心安理得地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当然，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惩治机制，对于一切危害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应该予以处罚。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是社会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关系的集中体现。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要体现以人为本和权为民所用的社会本质，体现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关系。行政法除了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之外，其最经常、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强化政府和社会公共权力部门对公共生活的管理，合法、合理地调节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调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保护全体社会成员，重点是保护那些需要帮助与救济的困难群体的基本利益。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各类诉讼法是在公民合法权益被组织或者其他人侵害时，选择的救济性的法律制度。司法机关作为正义的保护神，其职责就是要使失衡的社会关系迅速得以修复，使失和的人际关系重新达到和谐状态。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保障，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起司法权威。一旦司法权威在社会公众的理性层面上得到认同和接受，在情感层面上得到尊重和信仰，那么社会公众体会到的不仅是实体公正，而且也在享受程序公正。

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历史、现实等多种原因，与东部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一定的发展差距，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尊重西部地区的民族、经济、自然的特殊性，平等地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使人与自然、社会达到高度和谐，协调发展。和谐社会要求人类的经济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能源、生态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社会经济的增长既要考虑当前发

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在西部大开发中，不能仅仅是自然资源的开发，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资源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总之，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发展，既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统筹，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平衡，更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的协调。

三、构建和西部和和谐社会的法治环境

理性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法律又是理性的权威载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通过法律推进社会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健全民主制度，扩大民主内容，保证公民有序的参与；通过完善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享有更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西部和谐社会的立法，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爱护群众、关心群众、依靠群众的精神贯穿到立法的整个过程，使法律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应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需要，通过立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进一步规范各种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通过修订完善现行的社会公共秩序的法律法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和安定有序，真正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秩序。

西部和谐社会的司法，是和谐社会公平原则的重要体现。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通过发展来不断增强社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公正司法提供有力保障。和谐社会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的稳定有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进入了高度复杂化的状态，加之社会转型的程度处于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在所难免，而现代法治要求人们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各种矛盾，因此公正的司法是社会的减压阀，是在文明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司法行政工作的改革，要以保证司法独立，强化法官素质，提高司法水平为突破口。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守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法具有惩戒功能，同时也有着规范和引导功能。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引导人们如何行为，如果公民法律意识缺失，法律得不到有效的遵守，法律的功能与作用就难以发挥，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失去了条件。因此，必须通过开展深入持久的普法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增强全体公民对法律的认同感，使全体公民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行为习惯。要创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环境，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也离不开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威，更离不开包括政府在内的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了解和认同。因为认同是人自觉的、发自内．心的体验，只有在认同感的前提下，人民群众才会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法治社会才能形成，社会才得以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思考 篇4

可见, 和谐社会的内涵非常丰富。法治的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主要方式, 法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法治体系自身的完善对于和谐社会的架构作用。

一、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

法治社会不等于和谐社会, 法治社会本身并不等于已经建成了和谐社会。至近代, 西方各国虽然普遍建立起了以法律为主要形式进行统治的社会秩序, 但我们也不能说这种秩序就已经达到了和谐社会的要求。比如, 困扰人类数千年之久的贫富差别问题, 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 涉及健康人与残疾人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问题, 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问题, 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等等, 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 仅仅依靠法治也无法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其中, 道德和宗教等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整体先进的西方文明, 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发展规律:法治乃是大治之本。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正是在此意义上,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突出了法律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形成中的极端重要性, 把法律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与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 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 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

二、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同质性

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追求的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在政治领域中, 要求权力的授受和运行代表人民的意愿, 符合民主程序, 权力监督制约完备有效;在经济领域中, 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正确, 运行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在思想文化领域中, 要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 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个人自由的统一。秩序一旦形成, 社会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 从而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 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在现代社会, 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法律规则。法治之所以不同于法制, 就在于它不仅强调秩序, 更为重要的是, 它表征的是这样一种现代意义的秩序。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正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和谐是机会均等、主体平等的社会, 是政治法律上平等和经济利益分配平等相统一的和谐。公平正义是“法”的灵魂, 是现代法律合法性的基础。另外, 社会正义离不开司法正义, 如果失去了司法正义, 社会正义也最终无法实现。在现代法治中, 司法不仅具有解决各种冲突和纠纷的权威地位, 而且司法裁判乃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 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司法的公正来具体体现。因此, 司法正义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也是实现法治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在法律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 一方面, 需要在立法上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利益, 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以有利于保障和实现人们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另一方面, 要协调好个人和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尽可能地赋予个人行为自由的前提下, 又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在尽可能地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 要维护集体的利益。对于私人之间的关系, 只要不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 国家原则上不进行干预。只有在当事人出现纠纷之后, 国家才以裁判者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 解决纠纷。在正确协调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基础上, 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保护制衡, 又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

最后, 法治保障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法治环境。充满活力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只有让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 人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发挥各方面的创造力, 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法治就是为社会营造利益受尊重、权利可诉求、竞争有秩序、成果得保护的法治环境, 为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参考文献

[1]《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 人民日报, 2005年。

和谐社会法治分析 篇5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包含多项内容的复杂系统工程。其展开需要借助多种资源、运用多种力量，调动整个社会全面参与。作为相当直接的一种资源，我国传统法治文化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材料和镜鉴。

在此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是，从性质上观察，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因而存在巨大的根本性差异。这是存在于不同社会结构中的价值理念、风俗习惯、制度规范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整体，其理论假设、思想体系、语言概念、经验基础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应该说，对此没有什么可以置疑之处。无论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从思想事实来说，都可以清晰看出差别。

不过，作为一种在广阔地域中存在数千年的文化形态，传统法治文化包含丰富的具体元素和表达形式，蕴藏着多种思想倾向和文化态度。多数内容深深地打上封建宗法社会的烙印，还有少量甚至是原始社会后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遗留。在今天看来，其中大部分明显是落后的，应该抛弃的，比如族诛、连作、肉刑、七出（指丈夫休妻的七种法定理由：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春秋决狱等。但也有少量在那个时代属于超越性和前瞻性的内容，还有一些属于不同时代普同性的内容。着眼于理论阐发和思想延伸，着眼于元素离析和现实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仍然可以从传统法治文化中得到一些有益的资源，古人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探索仍然可以为今天的依法治国提供某些积极元素。

第一，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抑法轻法和重法敬法两种绵长传统。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着抑法轻法的倾向，其表现就是将道德或君权和法律对立起来，拔高和扬举前二者并相对压低了后者。孔子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显然他在贬抑政刑并褒扬德礼，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前者的作用。西汉年间的贾谊也有举德抑法的明显倾向，他说：“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治安策》）从社会功能的角度，他明确肯定德教的价值而贬抑法治的价值。也许在他生活的时代，这种说法具有某种合理性。因为那时的百姓毕竟苦秦法久矣！用道德礼义治理国家毕竟比残酷的秦律有效多了、得人心多了。但是从长远的社会历史观察，过于举德抑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有问题的。还有，“君高于法”是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主导倾向，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君王口含天宪，其意志便是法律规范，《管子》书中说：“生法者，君也。”（《管子·任法篇》）商鞅也说：“人主为法于上”（《商君书·定分篇》）。应该说，无论是抬高德教还是抬高君权并压抑贬低法治是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思想传统。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可以看出，这一传统并不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主导潮流。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重法敬法的另一种传统，一些思想家强调法律的尊严和不可违背。战国时期法家著名人物慎到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逸文）慎子强调了法律对各种人群的普遍规制作用，强调了法律高于私人关系和个人情感，强调了法律的严肃和崇高。晋代法学家刘颂说：“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全晋文·上疏言断狱宜守律令》）这里他强调了遵行法律的必然性和共同性，强调执行法律的坚定和不可侮慢。这两种表述都是明确的重法敬法的思想，这种思想今天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抑法轻法的现象，四中全会指出：“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在今天法治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首先必须培养整个社会的重法敬法意识，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里便可借鉴或汲取传统法治文化中重法敬法的理念。

第二，传统法治文化中存在法律上反对平等和追求平等两种思想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思想，在法律领域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和典型。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主张某些特殊人群在法律面前高于普通人，主张社会身份不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这与长期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紧密相关。最为流行的就是《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还有著名的“八议”之说。其内容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是说，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这八种人犯罪时应该减轻处罚并奏明皇帝裁决。这种说法源于《周礼》中的“八辟”，在三国曹魏《新律》中明确入律。不过，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也有追求平等的思想，许多论者反对“八议”这种说法和做法，汉代王充、唐代吕温、北宋李觏、苏轼等人都明确对此提出批评。李觏说：“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为民也。庆赏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辩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李觏集·刑禁第四》）这里，他论证了“八议”的错误，认为这不是治国理政的合宜方式，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金世宗、努尔哈赤、皇太极、雍正等人也在执法实践中明确反对“八议”。在今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彻底确立，特权思想和做法必须清除。所以，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第三，传统法治文化明确主张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将法律和道德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治理国家一直是中国法治文化的特征。《尚书·虞书·皋陶谟》中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这里的意思是上天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种礼服表彰五类有德的人；上天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惩处五种有罪的人。这里已经包含德刑并用的意思，虽然借助的是上天的口吻而说。紧接这句话的后文中说：“政事懋哉懋哉”，意为为政者要努力勤勉。这表明统治者可以代表上天使用这两种方式治国。此后的儒家一直主张德主刑辅。但法家则倾向于刑主德辅，甚至只用法不用德。也有人并不进行孰主孰次的区分，荀子说：“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司马迁也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史记˙礼书》）站在今天的视角上，二者的主次之分已经没有必要，但要注意在不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条件下二者的功能有所不同。从社会整体的需要来看，应该强调二者的结合和共同促进。四中全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和谐社会法治分析 篇6

关键词:利益均衡;和谐社会;法治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7-0056-02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益均衡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实现利益均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这些利益经常是冲突的。利益调整需要法律保障,因此,法治成为和谐社会中利益均衡的平衡器。

一、和谐社会中的利益失衡面面观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总体而言,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生活水平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同时,社会利益的失衡也是严重的,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的社会利益的失衡可能会有所不同。目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问题中的利益失衡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义务。这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法理上,受教育的权利人人平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已逐步推行九年义务教育,高级中学及高等教育的规模逐年扩大,受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长。这是教育的重大成就。另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公正性却在不断地降低。教育收费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增长幅度已超出大多数家庭正常收入的增长幅度。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教育支出已成为最主要的支出。受教育的机会,在很多情况下受家庭经济地位的制约。贫困家庭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因经济问题受到严重限制,甚至被剥夺。许多优秀学生因经济原因被挡在校门之外。因而,在受教育人数增长的同时,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学生的比例在下降。

2.住房问题中的利益失衡

房地产被作为支柱产业,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有较大改善。但不可否认,目前住房问题方面,已造成社会利益的严重失衡。这种利益的失衡通过以高房价表现出来,有舆论认为,已经成为不和谐的重大因素。一方面房价太高、上涨太快,与普通人的收入严重倒挂,远远超出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多数百姓无实际支付能力。另一方面,房地产成为中国暴利行业之冠,中国内地富豪榜上,许多房地产商名列前茅。中等收入家庭因购买住房而将长期承受重大的经济压力,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甚至因而导致相对贫困。低收入家庭则买不起房。以操纵房价的方式,快速产生亿万富翁,而一般民众用毕生的财富去供一套栖身的住宅,实际上是资本豪强的经济掠夺。

3.医疗问题中的利益失衡

医疗改革已被认定为失败。医疗条件改善的程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大城市及城镇的医疗机构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乡村医疗体系却在萎缩。民众越来越高的卫生健康需求和医疗服务提供的严重不足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出现医患纠纷甚至医患冲突。高昂的医疗费导致医疗问题利益的失衡。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村,没有医疗保险,而医疗机构却追求高额利润。医疗费提高的速度,大大超过一般家庭的收入增加的速度,医疗费用已成为沉重负担。小病不就医,大病医不起,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家庭因遭遇重病而倾家荡产。常有重病患者因经济原因而被拒于医院大门之外。

4.贫富问题中的利益失衡

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已取得重大的成就,绝对贫困人口急剧下降。从总体上,民众的生活水平有较快的提高。但相对贫困人口却在增长,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已经突破国际公认的合理限度且有继续之势。

二、利益失衡的原因分析

1.社会阶层结构的两极分化与“利益均衡”法律调控机制的欠缺

长期以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始终处在一种为了发展而发展的状态,忽视了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性,从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社会矛盾突出的严重问题。目前,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当前的社会财富分配按个人可支配收入计:大致为15%的人拥有85%的财富,另外85%的人仅拥有15%的财富,高低收入之比是2.95:1。基尼系数平均已达零点三九,直逼零点四这一警戒线。然而,这些高收入并非全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不乏非规范的甚至非法的因素。如果社会阶层结构的两极分化继续加剧,那么弱势群体势必产生心理的失衡。由此,一个社会的和谐秩序就很难以维系。

目前,我国涉及的维护利益均衡的法律制度缺乏,如《反垄断法》的空白;《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缺失;现行金融、税收法律制度的缺陷以及监管机制的缺位等是造成目前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2.唯市场论的影响与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的法律机制严重缺乏

唯市场论,即完全市场化。主要体现在政府部门放弃公益责任以及市场环境公平的责任,市场无序化。市场不会自然形成公平、公正。教育、医疗、房地产是唯市场论的典型。我国有十三亿人口并继续增长,土地是有限的,教育、医疗资源的提供不足,与民众对教育、医疗资源需求的提高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这种供求关系为高物价、高收费提供了基础。国家应承担公益责任以及市场环境公平的责任,抑制豪强、平抑物价。而将教育、医疗推入市场,显示对公益责任的放弃;放任物价、收费,显示对市场公平环境责任的放弃。而由于受唯市场论的影响,立法、执法、司法中体现公平公正的法律机制严重缺乏。

3.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的不畅与制约权力的法律机制的弱化

长期以来,我国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寻租设租、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各种形式的腐败现象严重;城市拆迁不公、农村征地补偿不到位、工人失业、企业主的疯狂逐利和地方政府的监管不力导致生产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等因素致使信访量急剧攀升;教育不公和乱收费现象相当严重,超出了普通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承受能力,甚至出现了考上大学却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极端事件。在一些地方,基层政权与群众的关系尖锐对立。

目前,反腐败法、监督法、新闻法的缺位,行政救济制度的不完善和民意表达机制的局限等因素已成为和谐社会的制肘,必须从法治的战略高度正视以上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法治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社会和谐。没有法律

的调整和支撑,民主政治和谐运转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实现和谐社会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三、法治是实现利益均衡的根本保障

当前社会许多的不和谐和不稳定都是由于权益的失衡导致的,而权益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造成的,所以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实现利益均衡就必须把法治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法治是实现利益均衡的保障。这是因为:

1.法治所维护的正义是实现利益均衡的目的

维护公平与正义是实现利益均衡的目的。法治是实现正义的有效方式。正义作为法治的宗旨和目的,其本身就蕴藏于法治的丰富内涵之中,法治只能实现全面正义才能找到其合理的位置。和谐社会的基本形式是人与人的和谐,其核心的问题是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平地分配社会权益,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法不仅可以为和平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而且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最终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成为资源分配公平,群体利益均衡,人际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

2.法治所追求的效益是利益均衡实现的条件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责无旁贷地负有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宗旨:有利于人的解放与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与提高,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保护、合理的配置及高效利用。因此,法治必须把效益作为自己的应有的价值取向。和谐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此,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3.法治是促进效率的有利保障

法律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宗旨是以有利于获得最大化效益的方式分配资源,并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第一,承认并保障个人物质利益。利益,就是人们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第二,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法律通过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鼓励人们为追求效益而占有、使用或转让财产。法律赋予了人们对资源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财产所有者有权排除他人对自己财产的侵犯或夺取,就有信心和动力投入资源,创造和发展财富。同时,法律还为财产权的转移提供便利和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通过权利的自由转让和重组实现的,如果财产权是固定不移的,资源就不能从低效益的利用转移到高效益的利益,就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杨金颖:公民意识--法治社会的保障[J],理论与现代化,2005 (04).

[2]魏健馨:论公民、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J],政治与法律,2004 (01).

[3]金艳:我国公民意识培养的现实基础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4 (04).

[4]赵冬冬:试论宪法司法化与法治的关系[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01).

[5]熊淑媛:公民、公民意识与政治文明[J],理论探索,2005(05).

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篇7

1 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概念

1.1 何谓法治

法治, 作为人类一种美好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古往今来一直是思想家和法学家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从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 到近代启蒙思想家再到当代各种哲学和法学流派, 他们创立的各种法治学说和法治模式极为丰富, 但一切法治思想或理论都是基于“何以需要法治”、“何为法治”和“法治何以可能”等问题的解答而创立。但明确提出法治主张, 并系统阐述法治理论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他最早给法治界定内容, “把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假定为达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 并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1.2 何谓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由人参与的社会中, 无势均力敌的对抗性矛盾的良好的对立统一状态, 体现在人的身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运动过程中, 具有有序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成熟表现, 是社会发展的美好阶段。”追求、崇尚和谐, 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 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在西方, 从古希腊时代起, 和谐就成为一种最高的社会理想追求。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 他认为和谐的内涵包含着对立与统一。大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想了他的和谐社会, 他把国家设想出三个等级组成, 即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和劳动者阶级, 这三个等级如同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一样, 不同等级之间的关系亦相当于灵魂 (理性、意志、情欲) 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具有不同的天赋职能。这三个等级能各守其美德, 各尽其本性, 各按其本分行事, 便算得到了自然的和谐, 即实现了正义理想国。而“和谐社会”这一用语则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首次提出的, 他主张通过由富人捐资组织的“试验性”股份公司制协作社, 把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和谐社会。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有益思想, 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 这种社会模式无疑是指高级的和谐社会。

2 法治与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

和谐社会既包括人与人的和谐, 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无论是人与人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都与法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2.1 法律是追求社会行为和谐的行为规范

法律是人们的行为规范, 它的产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 维护和实现社会和谐。中国古代的法字, 写作“灋”, 具有裁判人间纠纷、惩办人间邪恶、维护人间公正的含义, 体现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意思。在西方, 洛克认为, 自然社会中人们缺少明确的法律, 缺少裁判纠纷的裁判者, 缺少确保判决执行的权力。每个人自己充当自己的裁判官, 就使判决难以执行, 纠纷无法解决, 而且造成矛盾和混乱, 所以就需要法律。

2.2 法治是和谐社会性质的内在需要

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要求有法治作为其坚实的基础与强大的支柱。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的社会, 是承认个体独立性质的社会。各种不同的个体如何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并确保和而不同, 就必须要有组织法则与运行法则, 法律正是这样的法则。和谐社会是“元素互补”的社会, 是各个社会元素之间结构互补以至功能互补的社会。这一社会需要法治来协调各种社会元素, 促使社会的各个元素之间形成良好的互补状态。和谐社会是“相互协调”的社会, 是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整体, 一个整体与另一个整体之间很好协调的社会。

2.3 法治是和谐社会特征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民主政治必须以法治作为其基本内涵。人民要当家做主, 就必须运用法律来记载自己的意志, 并以要求所有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 以此来确保人民意志得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法治加以特别维护。公正是社会永恒的理想, 要实现社会公正, 就必须有强制力制裁邪恶, 克服偏私。社会的诚信友爱必须由法治加以保障, 充满活力必须有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的安定有序必须有法治加以维护, 法的功能得到应有的发挥是社会和谐有序的根本标志。基于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生活的追求, 自从人类进入法律社会以来, 法律就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必须有法治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整。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良好认知的产物。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必须依法调整在自然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否则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3 法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西方国家的法治, 大多是来自于人民自下而上的推动, 而在中国则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这种政府推动型的法治, 同样也应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 否则就可能异化法治, 出现法治的“非正当化”现象。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 法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已逐步被全社会所认识。

3.1 制约国家权力, 保障主权在民

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对国家公权的制约和限制。法律是社会中合理分配权力、合理限制权力的一种工具。如果法律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那么它对社会凝聚和生活安全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法律以明确的规范, 确认各公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职能、范围, 对权力行使规定法律责任条款, 尤其对滥用权力、越权、扩权等行为, 明确规定其法律责任和要承担的后果, 从而保障主权在民。

3.2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 表现为以法律为主的社会控制手段, 化解矛盾, 保障秩序, 维护社会稳定。对于一般矛盾纠纷, 通过诉讼、调解和仲裁等各种方式, 在法律的框架内予以解决, 从而化解人们之间的怨气, 避免矛盾激化。对于社会弱势群体, 法律给予特别的关注和支持, 由国家和组织的帮助加以解决。对于刑事犯罪活动, 法律通过规定国家的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 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惩治。当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分歧和冲突时, 通过公平、平等、公正的法律程序, 双方各抒己见, 使各自所主张的价值与利益得到考虑和权衡, 从而消除误解, 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 法治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3.3 崇尚法律精神, 统合民众理念

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和谐的发展, 应当有一种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一套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这是社会具有凝聚力、保持稳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法治包含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主要思想品质和元素。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 在伴随着原有秩序的松动而出现伦理价值亏空、是非观念多变的情况下, 法治由于其满足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多元、开放和宽容等基本的思想品质和元素, 而可以成为社会大众共同的理念和追求。

3.4 规范人的行为, 保护自然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行事原则。法治的理性在于法律是人们事先设定的规则, 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一致性, 体现为可预期, 从而规范人的行为。法律是确定的而且是公开的, 人们通过对法律的认识和了解, 对自身的行为有着理性的预期, 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最重要的品质。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法治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社会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按照改造与保护相统一、获取与贡献相统一、利用与尊重相统一的原则, 积极健全自然保护法规, 并依法整治。

在社会生活中,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人们认识问题的能力各有不同, 其自律性更有巨大的差异性, 不同群体也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这种差异造成了人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果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强有力的控制社会的途径和手段, 来协调、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 使社会矛盾能够获得及时解决, 社会是难以达到和谐的。可见, 法治的意义不仅在于减少矛盾, 而且还在于可以有效地解决矛盾, 使已经产生的纠纷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使不和谐的状态归于和谐, 法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9.

[2]严颂.论和谐与法治[J].政法论丛.2005.

[3]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1-32.

论和谐社会下的法治社会 篇8

法治社会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各法学家或政治家们提出的法治社会的涵义各有不同。法治社会绝不仅仅是法律制度体系的建构、完善和施行, 在推进法治社会进程中, 法治理念是法治社会的灵魂和动力。和谐社会的涵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依法治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 具体表现在:

第一、法治的公正的追求与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公平正义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社会公正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分配公平正义, 法律可以通过预先设定和平和公正的规则和程序使其得以实现。

第二、法治是稳定有序之治, 而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法律是保障社会秩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手段。法律通过发挥其规范性、调节性、保护性的功能来保证社会秩序的形成, 维护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的秩序。

第三、法治是自由之治, 即免遭他人的奴役, 法治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保障。

第四、法治是制度之治, 法治为和谐社会奠定了制度基础, 同时和谐社会建设又为法治提供了发展的环境。

和谐社会与法治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撑。和谐社会与法治的目标都是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文明与进步, 都是为了保障人权、实现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安定有序、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1]

二、我国法治社会的现状

近年来, 我国的法治建设步履加快, 成就显著,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但是, 在法治实践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欠和谐的音符, 这表现在多方面。

第一、法治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实践, 法治也不是人们不情不愿的实践。法治应当能吸引社会全体成员主动来实践。但当前我国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比较淡薄, 政府公权力的滥用现象依然严重。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凸现出来, 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其他公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尚不完善, 监督力度不够。政府和司法机关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怠用职权的现象严重。在社会生活中, 法律尚没有得到全面普及。

第二、政府行政不依法, 违法行政严重。从某种程度上说, 由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 地方政府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不能真实反映和协调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 比如, 在城市, 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其中包括在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中执行政策不到位, 安置补偿不合理, 滥用行政权进行强制拆迁等。

第三、宪法、法律缺乏权威, 司法不公、不独立。尽管我国近年来的法制不断地完善, 但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 人治观念和习惯在我国长期存在, 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认知与实践。另外, 由于我国司法缺乏独立性, 难以发挥最终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作用这使当前社会矛盾和纠纷问题因得不到及时解决日趋严重。其中最主要的是司法缺乏权威性, “当今社会众多矛盾都汇集到司法机关, 但是, 作为最终裁判者的法院并不能有效处理所有纠纷, 不得不将大量的争议推出法院, 最终演化成社会矛盾。”[2]要建设法治国家, 必须树立法律权威, 做到, 法律制定出来, 人人遵守。

第四、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尽完善。有关保障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还比较缺乏。例如, 调整市场关系的统一的商法、没有制定出来;法的制定方面, 过多注重实体法的制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制定出来的法律原则性比较强, 存在着规定不具体、不严密等问题, 法律法规适用的具体程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立法监督体制亟待完善。我国的立法监督是以人大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监督, 这样单向的监督体制总是存在最高权力不受制约的可能性。

三、我国法治社会的修正

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要厉行依法治国、特别是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一个高质量的法治政府, 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第一、培育法律信仰, 树立法律权威,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法治思想基础, 培育法律信仰最有效的途径:

首先, 我国需要增强法制宣传教育力度, 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治素养, 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的法律水平和法治意识。

其次, 民主是法治的本质要求。完善民主制度可以使自由、安定、平等、有序等理念深入人心, 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提供充分的权利保障。

再次, 人权是法治的核心价值。法治国家是以国家对公民人权的充分保障作为标志的。人权和公民权正是人的目的性的具体体现和法律保障。[3]

第二、完善法律制度, 培育法治环境。

首先, 在立法上, 加强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在立法观念上, 树立立法为民的理念, 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法律制度树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 增强立法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在立法的程序上, 要坚持走群众路线, 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 健全立法听证等制度, 使立法能充分体现民情、表达民意;在立法内容上, 要以群众关心的为重点, 从保障人民的权益出发, 适时地制定民众真正需要的法律。

其次, 在执法上, 坚持依法执法与人性化执法。在执法中, 我们要将依法执法与人性化执法有机结合起来。依法执法是执法程序性原则的体现, 执法应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外, 人性化执法是一种文明的执法方式, 是执法为民的基本要求。较为理想的选择是:结合人性化执法方式, 在依法执法的前提下, 提升法律的权威性。

再次, 在司法上。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价值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独立。保护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司法来维护, 保护弱势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要求和体现。

因此, 坚持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性、权威性的前提与基础, 司法独立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只有使司法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等等之外, 才能真正起到保护人民利益, 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4]

四、和谐社会思想对实现和谐法治的意义

和谐社会思想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法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而法治建设必须在和谐社会思想指导下才能不断创新发展。

第一、为法治建设提供了秩序目标, 和谐是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法治建设是对追求良好秩序状态的设定、维护和实现, 和谐是对社会秩序状态的整体描述。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 为法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谐思想与法治的结合就是和谐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也应该是和谐。同时, 和谐也是评价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准。

第二、突显了法治的主要功能。社会秩序的维护依赖于不同的手段, 法治是为人服务、帮助人类实现和谐社会秩序的手段, 而和谐则是以人为本的人类秩序建设的目标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 更加明确了对社会秩序目标的要求, 即构建以人为本、以和谐法治为基础和特征的和谐社会。这就在作为一种法治的秩序追求、社会建设的目标要求上, 更突出体现了和谐法治在实现人类社会秩序、达成人类社会发展目标中的主要功能。

第三、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建立和完善。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 是我国法学建设的重要任务。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历史必然性, 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和谐法治思想, 产生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和目标的提出与实践中, 并随着这一任务和目标的贯彻落实而得到全面的丰富和发展。因此, 把和谐作为中国法治建设核心理念、把和谐社会的建设作为中国法治建设根本目标, 提升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理念的定位和实践的水平。

综上所述, 和谐社会思想, 不仅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还对强调和谐法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无论是和谐社会与和谐法治的本质含义, 还是二者的内在联系, 都明确地表明:和谐社会思想,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理论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和谐社会思想的定位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进一步发展, 这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谐法治思想及实践的研究和探讨, 是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理论工程和实践任务。

参考文献

[1]白晟.法治与和谐社会[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2]马怀德.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方式[J].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3]邓伟志.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J].文汇报, 2009

和谐社会法治分析 篇9

一、法治政府是和谐社会的保障

法治政府要求政府的行政活动依据法律的精神、原则和程序, 并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而不能超越法律允许的范围, 其关键是要弘扬法治精神, 使政府在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都能够突出“治”的规范性和程序性, 而不只是停留在“法制”阶段或拘泥于法的完善、法的形式等表层问题之上。

1. 法治政府调动了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

通过科学的民主决策和规范的行政行为, 法治政府不断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以政务公开凸显民意, 以公正的法律程序保障人民对政府滥用职权、失职渎职、决策失误和行政违法等问题的责任追究, 使公众的民主权益得以充分表达, 必然会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 政府法治化程度的提高也使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言行与法律接轨, 自觉参与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中, 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和支柱。

2. 法治政府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突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法治政府要体现法的核心价值就要通过利益协调和平衡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以法律的正确执行担当起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捍卫者, 成为维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坚强力量, 这样才能正确、合理、有效地处理农民土地使用权受到侵害、下岗职工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失业救济机制不健全等社会矛盾和纠纷, 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力量的发展, 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使和谐社会所提倡的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体现。

3. 法治政府提升了和谐社会的诚信水平。

和谐社会提倡的诚信由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团体诚信和公民诚信构成, 在社会诚信体系中, 政府诚信居于核心地位, 政府不讲诚信就会造成公民道德意识的沦丧, 危及整个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法治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制约政府的违法行政、以权谋私和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 实现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的办事原则, 使之成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基础, 体现了政府的诚信形象, 不仅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还引导整个社会恪守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原则, 也提升了和谐社会的诚信水平。

4. 法治政府强化了和谐社会环境下的监督力量。

法律是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重心,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居于支配地位, 政府以法律为行政工作的核心, 强调依法行政、合理行政, 并在政务公开基础上实现政府与公众的沟通, 畅通了公众参与政府事务的渠道, 便于公众对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 强化了来自政府外部的社会监管, 使政府不断关注、约束和控制自身行为, 形成廉洁自律的管理体制, 对惩治政府贿赂、贪污腐败等违法行为构成极大威慑, 逐渐与和谐社会的本质相一致。

二、和谐社会是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

1. 和谐社会为法治政府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和谐社会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整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一全局性部署下, 各级政府从社会整体层面的价值目标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予以统筹规划以求最大和谐, 那么, 这种和谐系统中必然渗透着安定团结、民主法治和诚实有信的因素, 不仅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基础性前提, 也为法治政府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2. 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法治政府的追求。

十六届六中全会已将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扭转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社会就业充分实现等一系列目标,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 这些目标也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容和方向, 成为法治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 使政府理念的创新、服务方式的改进、诚信务实精神的塑造以及责任意识的增强都始终围绕这些目标而展开, 全面体现了法治政府行政行为的核心取向。

3. 和谐社会的精神意蕴是法治政府的价值体现。

和谐社会要求民主法治得到崇尚并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突出作用, 由此衍射出和谐社会的精神意蕴是消除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对立, 维持社会正常运转, 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是秩序、自由、平等、正义,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 法治政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缓解社会矛盾、达到自由和正义的社会状态等方面, 可见, 和谐社会和法治政府所体现的核心价值都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 充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

4. 和谐社会的宗旨是法治政府的归宿。

和谐社会的宗旨是以人为本, 强调和谐社会构建中要相信和尊重人民群众, 全面实现人的价值, 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及近期和远期的要求。以人为本也是法治政府的归宿, 要求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评价和衡量政府工作的终极标准。温家宝指出:“一切为了人民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强调了政府的依法行政要时刻以人民利益为工作重心, 可见, 和谐社会的根本宗旨也是法治政府的归宿, 要求政府规范自身行政行为, 推动政府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方便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才能体现执政为民的和谐局面。

三、以法治政府建设推动和谐社会发展的思路

1. 提高法治政府建设的认识水平, 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自《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出台以来, 我国法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但一些地方政府在依法行政过程中态度不坚决、措施无力, 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依然突出, 造成我国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扩大、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社会矛盾时有发生的现象, 反映出有些政府部门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依法行政的重要性, 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 影响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 提高政府的法治意识, 协调各阶层利益, 要求各级政府公务员树立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的观念, 提高法律知识水平, 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 弘扬法治精神, 让人民群众明确法律的内容和要求, 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增强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利、自觉履行义务的意识, 形成全社会自觉守法用法的法治环境, 为和谐社会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2. 加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 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代英国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认为“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政府不应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因此, 促使政府自觉接受监督才能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在长期的行政活动中已形成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政府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 扩大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 为充分体现法律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力, 关键要重视群众和舆论监督, 始终让人民满意不满意成为评价政府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并继续完善行政问责制, 群众举报投诉制, 拓宽人民群众的监督渠道。支持新闻媒体对政府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曝光、揭露和检举, 政府则要认真核实和调查, 对反映的问题限期整改, 还要加强审计和监察工作, 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

3. 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 为和谐社会提供支撑力量。

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之本是按照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和竞争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公平正义、规范权力运行的要求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随着和谐社会的推进, 当前的立法要根据市场经济运行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要求, 以社会稳定为基础加大对收入分配、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以及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 补充和完善各领域、各环节的法律法规。在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要使法律的出台、通过等环节建立在及时征求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使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 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体现, 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审查和纠正, 该废止的就废止、该修改的就修改, 保证立法的质量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确保法制统一、政令畅通, 真正实现有法可依, 保证立法和制度建设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4. 严格依法办事, 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保障。

依法办事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也是政府执政为民、履行职责的基本准则, 政府要实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目标, 就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 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和状况能够对社会发展形成示范性影响, 因此, 政府对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处理要树立法律的威信, 坚持司法公正和独立, 真正落实依法办事和违法必究的原则, 从而带动全社会守法, 要健全执法责任追究制度, 对违背人民群众意志的违法行为要坚决抵制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回避制度、听证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和权利救济制度, 实现行政程序的法治化, 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带来根本性和长期性的影响。

5. 全面推行政务公开, 为和谐社会提供配套措施。

和谐社会法治分析 篇10

对社会资源占有量的差异导致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存在差异,从而使利益分配不均衡,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全社会成员一体遵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以法律为准绳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利益关系。因此,有必要在依法治国的理念和法治风向标的引导下,重新审视当下社会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研究如何更好地平衡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并寻求如何形成透明化调整机制,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公开、公平、公正的进行互动式的利益博弈,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基础保障。

一、人治背景下“利益”的检讨

人治表现为个人意志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强调个人意志的绝对作用,统治者权力的取得是天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人治的经典概括。人治社会赋予“个人”绝对的权威和调控主导社会事物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恰是从对社会利益的调整控制来实现的;利益的存在强调的是个人意志的决定作用,利益的调整分配完全由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控制,而普通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难以实现。人治社会的利益矛盾单一,主张个人利益的绝对牺牲与大局利益的绝对保护,通过对利益的绝对享有与控制实现个人的主导作用。因此,人治社会的法律只是一个工具,恰如列宁所描述的:“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1]。法律在人治社会充当的是刽子手的角色,即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在少数个人意志的控制下,被统治者的利益诉求无异于以卵击石。人治社会中,法律作用扭曲,导致利益存在的基础脆弱;利益划一,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绝对至上与个人利益的绝对牺牲;利益格局混乱,社会成员被动接受利益分配并保持沉默,“人性”的权利被淡化。因此,在看似相对和谐的社会生活中隐藏着极大的不和谐,大政府主导全局而偏视社会小群体的现象十分严重,社会矛盾随时会激化。

人治社会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利益因素受到了“人”为的制约,法律自身的价值没有得到发挥。但社会成员为对利益的诉求从没沉默。正是社会成员权力意识的不断觉醒,社会才不断向前发展。从法律意义明辨究竟谁的意志能够成为社会的最高意志、国家和社会的权力能否正确分配、社会应当向着法治的方向发展,这既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显性的社会利益诉求。社会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工具从身份向契约转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规则制度也将随之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言:“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2]。转变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原有利益状态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充满着不同声音、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思想观念的交织与冲撞。人治社会中崇尚的个人意志的决定作用,在陌生人社会中其主导作用逐渐被削弱。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陌生关系,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促使法律这一工具发挥其提供行为准则、调整利益关系、解决纠纷等功能,其实质为社会大多数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在法律的规制下,伴随着权力逐渐被释放,权利逐渐入主于社会成员中,形成自觉的调整利益关系、缓解利益矛盾、平衡利益的格局的局面,从而促使社会成员和谐共存。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审视在法律为主导即法治背景下有关利益的安排。

二、法治背景下“利益”的审视

(一) 关于“利益”的法治

1.相对于人治的法治。

人治强调人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说人治是兽王之治,人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认识人治的特点并与法治形成对比。人治的鲜明特色是个人意志的至上性,由此导致法律运用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不仅如此,人治的法律覆盖超出了人的社会行为的维度,而且其强调实体性忽视程序性。法治意识是一种舶来品,虽然在人治意识里生长出法治意识不是容易的事情,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决定了人治作用的日趋衰退,人治必将被法治所取代。相对于人治而言,法治以国家权利的相对性为价值基点,强调国家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并且以人的社会行为作为法律规范的界限;不仅如此,法治注重人的一致平等性,不存在超越法律特权的个人行为,任何行为需遵循严格的程序性要求,避免了因人为因素的介入而导致的秩序的混乱。法治社会一定是要与民主的政治制度相伴的,否则虽然可以是法制,但无法实现法治。相对人治的法治,无论是在实体规定还是程序性事项上,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相契合,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因而法治的建设进程不可逆转。尽管一般看来,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宣誓、一种指向,但是在提倡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法治的建设必然是一个不可逆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信心在于建设法治社会的自觉意识的确立,从而用法来权衡利益关系、平衡利益格局,使法治由理想走向现实,从宣誓转变为行动。

2.法治对利益的安排与保障。

以利益为逻辑起点,通过法律调整作用的发挥,在利益均衡的基础上,社会成员和谐共存,对法律形成信仰,进而加速法治的实现,这是法治对利益的安排与保障的内涵。首先,通过法来表达利益诉求,并保障利益诉求的实现。法是在各种权力、利益、价值等相互冲突与妥协中逐步树立起来的权威,是多元化利益主体表达利益诉求的体现,是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产物及各方利益实现的均衡。但要使法能真正成为利益主体的最好表达方式,还要求必须规范利益表达方式、理顺利益表达通道、包容多元利益的诉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的需要,以完善利益表达制度的规范体系,最终实现利益主体依法进行利益表达和国家机构依法反应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其次,法治对利益的安排与保障是通过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来实现的。“利益关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主体交叉,错综复杂特征的利益网络格局”[3]。要使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从无序到有序,降低利益协调中的主观任意性,实现利益归属上有确定主体、利益分配时依据法律准则、利益交换过程中体现公平,就需要确定一种调整规范,并依据这些规范来整合各种利益。而能够对利益进行整合的最佳方案即是通过相对统一的、体现意志性的、全体社会成员一体遵行的、硬性制定的法律来实现,这一实现过程其实也是法治的建设过程。法治对利益安排与保障的实现也是必须经过不断探索以逐步的完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会是至善至美的,崇尚与追求法治,努力实现在法治背景下利益的均衡与社会的和谐,也是法治建设与完善的过程。

3.法治社会的“利益”诉求。

“利益”是社会成员关系的交集和最根本的追求。法治社会的利益诉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等方面。在政治方面,充分尊重社会成员的意愿,崇尚民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并准许保留少数意见。民主下的利益真实反映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愿,从而引导利益主体自觉调整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在经济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和社会成员公平竞争来配置利益在其之间的占有,充分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并促使利益关系趋于协调。在文化方面,以公民意识、权利和义务观念、机会均等、平等自由、公民法治文化等理性文化为引导,以法律为依托,为利益的和谐共生创造条件,促使社会成员理性的处理利益关系,以营造宽松、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在社会方面,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为利益的存在提供了基本规范,多元化利益的追求要求强制性规范约束多元利益主体的行为,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利益充斥整个社会,利益诉求的实现是社会的最本质的追求;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是社会实现和谐与发展的基石,也是社会组织的目的;利益诉求的实现必须以法律为准绳,站在相对方的立场审视利益关系,权衡利益关系。

(二)法治社会的“利益”矛盾及表现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利益意识的觉醒,可以认为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利益具有如下本质属性:其一,利益的客观存在性及恒久不平衡性。客观存在性主要表现为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现实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利益的存在;且这种存在具有持续性与相对稳定性,利益不会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消失,从而被利益的追求者主动获取。利益的不平衡性体现在,由于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地位存在着差异,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对称,因此每一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利益存在着多寡之分;由于社会存在差异性导致这种不平衡性将持续存在,不会因为法律的调整而消失。其二,利益获取的被动性。利益不会自动倾向于任何一个人,大多数情况下利益的取得都需要主体通过自身的行为,而不是消极等待利益被分配。其三,利益的需求性。人的需要是人类生命活动的表现和必然要求。需要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的统一。正是因为人们的需求使人们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在法治社会中,利益的需求性表现得更为显著,成为一切活动的源动力。其四,利益的内在驱动性。社会成员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利益是人们活动的直接或最终动机,是一种源自社会成员自身内部的动力,它促使人们尽其所能地去追求。

正是由于利益具有的上述属性,决定了利益矛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发展必然伴生的现象。与人治社会的单一利益矛盾相比较,法治社会实现了由以往的身份向契约的转化,逐渐由熟人社会走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利益矛盾因此也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与人治时代的利益矛盾形成鲜明的对照,法治社会下的利益矛盾主要体现为显性矛盾与隐性矛盾两大部分。显性利益矛盾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其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者衡富,贫者衡贫,两者之间的落差过于悬殊。其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诸如在受教育、接受医疗、养老保险、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给予城市人与农村人明显的差别待遇,造成了严重的同命不同价现象的存在,导致利益矛盾的升级。其三,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利益的不均衡性导致落后地区生活的人们被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其四,社会不同阶层在医疗、教育、住房、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利益矛盾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诸多显性的利益矛盾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给社会和谐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种种隐性的利益矛盾,诸如同性恋问题,吸毒问题,社会流浪乞讨人员问题,名人背后的潜规则问题,银行借贷引发的信誉危机而产生的利益矛盾等,都是法治社会形成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新矛盾,与显性的利益矛盾相比较,这些利益矛盾并没有那么直接和突显,并且未被社会公众所认同,但是在倡导和谐社会的当下,这些隐性矛盾却是不可忽视的。这类隐性矛盾的利益主体具有特殊性,许多是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给予更多的重视,在尊重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满足其利益诉求,赋予其社会的认同感,从而使这些群体对社会不再陌生,与其他利益主体和谐共存。

现代法治社会多种利益矛盾的存在,传统的道德伦理在现代社会调整利益矛盾的能力越来越虚弱;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已经离不开陌生人的帮助,陌生人社会更需要人们增强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且要求人们的这种相互信任远远超越了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而且随着人们居住社群的越来越大,人们也越来越多地与那些与自己陌生的人接触,而接触的交点也是为了相互之间的利益,道德准则经常是形同虚设,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准则调和利益矛盾。因此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寻求新的利益矛盾化解之道。既然利益是社会关系的连接点,利益矛盾是其它矛盾产生的基础,围绕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则是我们重新审视这两种社会关系的核心,化解、平衡利益矛盾化重心在于重新审视与整合法治社会下调整利益矛盾的调控机制。

三、法治的“利益”调整控制机制

社会诸多利益矛盾追根溯源是由于法律法规对利益调整的缺失与变形。法律对利益的调整控制机制通常是通过将利益要求转化为一定权力,即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的设定,有效记录得到承认和保护的利益,以及遭受拒绝和排斥的利益[5]。法对利益的调整控制机制必须体现公平、民主、竞争的法治社会精神,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表达利益要求、平衡利益冲突、重整利益格局。

第一,表达利益要求。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下下攘攘,皆为利往”。对利益的追求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主体永恒不变的主题。在人类社会早期简单的社会环境下,人们通过交换、互易等方式获得各自的利益、各取所需,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来调整主体之间利益的获取,几乎不需要法律的调控。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各种因素的介入,这种习惯的调整并不能满足主体之间的利益需求。但社会必然是有秩序的,对利益的追求不能无章可循,因此法律正适应了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因此,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法律通常是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制定出来的法律对利益的调控带有明显的自利倾向性,法律只对部分利益主体进行了保护或者主要表达部分利益主体的利益。法治社会是通过法律对社会各主体利益进行表达。法律表达利益的过程也是对利益的选择过程,应当有社会利益主体的参与,使立法者与利益主体分别处于天平的两端,对利益诉求进行博弈,形成公平的竞争机制,通过自由竞争直至天平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才能将该利益表达上升为统治阶级意志。

第二,平衡利益冲突。

之所以存在着冲突是由于利益的不平衡。社会资源是有限存在的,而利益又来源于对资源控制量的大小。“人是社会的但具有冲突倾向性的动物”[6]。每个人基本上都在追求属于其自身的利益,对利益的争夺情况是内在的对立着的。生活基本上是为地位而展开的斗争,这些地位决定了没有人可以对他周围的他人的势力毫不在意[6]。每个人对资源的占有量的差别导致了利益差别,利益差别的存在导致了利益冲突的出现。所谓利益冲突是指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而是具有一定的建设性的社会功能,正是由于利益冲突的存在才使得社会进步变得可行。利益冲突是客观的,但社会的秩序性要求不断地平衡利益冲突。法治社会对利益冲突的平衡不应是简单地强制,不再是由公权力的介入,而是要求法律为冲突的利益享有者之间提供均等的竞争机制,通过利益冲突者之间的公平竞争,自主寻求利益获取方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成为一种辅助性的制度保障。

第三,重整利益格局。

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是革命或者是改良,其实质是对利益格局做出的反应,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和被重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对利益格局重整应体现以下两个主要特点。其一,利益格局是多元的。民主制度下的社会主体的多元性决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国家统治集团的利益也必须与社会各主体方面的利益进行均衡。当然统治集团的利益让渡绝非其自我意愿,而是由国家法律保证的民主制度安排的利益格局。其二,利益格局重整是各利益集团不断争取实现的。利益重整不一定都是一次全方位的帕累托改进,经常表现为利益的再分配,利益的得与失、多与少,必须由各利益集团主动争取、博弈,是在实力较量取得均衡时的状态。“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利益的定义与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的、多方位的和连续不停的谈判”[7]。其三,利益分配、权利保障具有相对全面性。社会越来越成熟、文明和具有包容性,人的各种权利在人类自我认识与意识的发展中被发现并被社会特别是法律所呵护。社会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在利益和权利的角逐中肯定是要被边缘化的,竞争的法则和效率原则对于保障其基本利益和权利是失灵的,需要社会以法律进行非市场化调整,这也是对竞争性利益机制的必要补充和调控。

社会利益格局纵横交错,不能平行设定,法制化的利益调控的核心是以民主制度为前提,以公平为起点,以竞争为手段,寻找利益的结合点,并以法律为保障形成相对稳定的棋盘状的社会利益格局,实现高达文明的社会自和谐。

四、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构建与调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包容和对矛盾的化解本身就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多元利益主体带来的利益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利益矛盾本身也是具有双重影响的:一方面,适当的利益分化有利于激励和强化人们的竞争和进取意识;另一方面,如果利益分化过度,反而会严重挫伤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引发更多方面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面对矛盾和冲突时,社会的和谐振发展要求建立激励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的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协调机制,把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避免利益的极端分化,促使利益关系和谐共存,用宽容的心态包容彼此之间的不和谐,以保障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和谐社会构建的利益格局与调整机制体现为:

第一,肯定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和差异性,积极维护各主体的合法利益,在社会利益格局内兼顾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多元利益主体独立性基础上的经济,离开了各个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主动追求,经济制度就缺少活力,市场经济就徒有虚名。因此,承认各种利益主体在合法范围内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和参与市场竞争,从而获得合理的利益收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由此导致的人们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存在差异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承认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并不是放任任意个人过分的追求自身利益,而是提倡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让每个利益主体都能够在不损害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在建立起激励竞争机制的同时,避免利益分化过度导致的矛盾冲突。

第二,建立完善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必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相应的其实现利益的途径也多种多样。有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为他们建立良好的利益表达途径,促进其相互沟通、减少冲突、达成共识。因此,必须为各利益群提供利益诉求表达的制度性平台和保障性措施。

第三,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平衡利益冲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由农民、下岗工人、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的人员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等组成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数量逐年上升,他们与社会中上阶层之间的落差逐年加大,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障碍。社会和谐发展应该是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合理的平衡与共生。如果不能有效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那么和谐社会的实现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因此,要切实解决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的“缺位”、“越位”问题,建立包括社会医疗救助体系、老年社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养老保险等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在资源的分配中,要适当倾向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同时通过稳定、可靠、多渠道的资金募集方式,建立独立于用人单位之外的、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救助体系,为更多的失业人员提供保障,使被边缘化了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维护与平衡。

第四,介入民间组织,加强民间治理,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利益调整机制。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服务和协调功能,及社团等自治组织的自律管理功能,这些民间组织的存在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意志表达、权利主张、利益维护和平衡协调提供了新的平台。通过民间自治组织实现民主参与、公众决策,让权利入主而让权力退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利益调节机制。民间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使政府机关掌握的权力不再具有独断性,权力被合理转移至自治组织及其它社会团体,权力由集中走向分散,实现“官退民进”,逐渐让不特定多数的利益主体参与到利益的调整机制中,自我调节,自律管理,既为组织成员的利益服务,同时也起到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作用,并引导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建立起合作关系,让民间社会组织成为实现社会多元化利益主体协商互动、和谐善治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五,介入道德因素,确立法律与道德兼顾的内外双向利益调整机制。尽管在法治社会中道德因素的作用没有在人治社会中重要,但在法治社会中介入道德因素调整人的行为,形成法律与道德的双向利益调整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加速剂。这种利益的调整机制以法主导,即对利益调整的基本要求必须由法律规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部调整。与法律强制调整利益机制同步的道德要素,即内部调整机制介入,使在对利益的追求过程中对道德形成内心确认,实现道德的提升。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现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有赖于个体对社会认同的自觉形成,既需要满足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需要提升了人的社会认同感。因为现代社会在利益指向上寻求人的全面发展,当身份特权在利益分配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时候,现代社会也必须承认身份特权的客观性,社会成员就不会对普遍性的社会权利和民主的政治生活产生兴趣,身份秩序的强化必然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而道德因素的介入则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抑制不良情绪,用道德影响并限制自身的缺陷、协调利益矛盾;以道德升华促进对社会整体性认同,即对整体利益的同一认识,实现内外兼顾地调整多元化利益诉求和利益的相对均衡。

五、结束语

利益的永恒性导致无论我们怎么审视它都不为过。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中的所有关系都是以利益为连接点而形成的利益关系,社会中的所有矛盾也都是因利益而起。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好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利益关系有机结合,因此,必须在依法治国理念的指引下推进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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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忠民.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分析[J].中国科技报,1999(7).

和谐社会法治分析 篇11

首先, 民主法治是夯实现代和谐社会政权基石的治国之略。我国传统以皇权专治统治作为治国之道, 民众无法在国家政治生活框架中有所地位和作为, 包括和谐思想在内的社会伦理成为君王维护统治秩序的道德劝诫, 难以对维系长久的执政地位起到积极作用。在此语境下, 追求社会和谐只能成为一时之景。现代法治则主张建立和完善民主政制, 以法律确立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并设定稳固政治架构以求长远发展、开万世太平的政治。在此种民主法治的治国理念下, 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得以尊重和实践, 执政党以合法的形式进入政权体制并促成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 民主法治是维系现代和谐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手段。和谐代表着良性有序的状态, 和谐社会必定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各种因素有序共存、有序发展的社会。可以说, 和谐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法则, 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一个社会如果动荡不安、混乱无序, 人民群众难以安定安全安心, 又何谈构建和谐社会。因此,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和谐社会的突出特征。而民主法治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法律监督有效稳定社会秩序, 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首先, 民主法治通过执法主体运用既定法律规则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 在法律框架下协调、支配和控制社会公众的日常行为, 从而缓和矛盾, 化解纠纷, 促进和谐。其二, 民主法治以其不可挑战的公信力和强有力的威慑手段有效打击各种无序和不法行为对社会和谐的冲击和侵犯, 及时向社会公众宣示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明示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以国家强制力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其三, 民主法治通过加强立法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犯罪预防、法律监督等综合性措施从机制建设、制度完善的各个层面对违法犯罪的发生作出预防性控制、防范和督促检查, 促使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社会主体知法、守法、信法、畏法, 从而使和谐社会建立在稳定有序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法治的氛围之中。

最后, 民主法治是彰显现代和谐社会保障人权和公平正义价值核心的必然途径。现代和谐社会中,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其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 “一个和谐的社会的底线是什么?底线就是人权, 如果人权都没有保障, 又何来和谐!”。同时,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现代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才能公平公正地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使人们各得其所,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和弘扬正义, 最终达到促进和谐的目的。民主法治, 对于保障人权和维护公平正义则都为必需和必要的实现方式:

其一, 我国法治在保障人权中一方面通过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使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普遍得以遵守。同时, 法律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示性规定, 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对公民权利的剥夺或限制必经法定程序和具有充分法律依据;对于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并使受害者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而另一方面, 人权则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 法治的价值取向、价值评断、制度设计和现实运作, 都受人权原则的指导和制约, 成为检验法治的主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 法治的真谛是人权, 人权是法治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