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叙事（共5篇）
抒情叙事 篇1
一般来讲, 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有:记叙、描写、议论、抒情。它们各自分工不同, 作用不同, 表达效果也不同。其实在很多时候, 它们的区别并不特别分明。在古诗词中, 以叙事的方式抒发情感, 就是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 而且用叙事的方式抒情, 比直接抒情更含蓄, 更有韵味。下面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一、“独立东风看牡丹”
南宋诗人陈与义的《牡丹》诗云:“一自胡尘入汉关, 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 独立东风看牡丹。”这首诗写于诗人退隐于浙江桐乡的青墩镇时, 北宋亡国已经十年。河南伊河、洛河之间, 是当时的沦陷区。洛阳是北宋的西京, 自汉至唐至宋, 不仅是故乡的代称, 也是故都的代称。洛阳牡丹甲天下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 而此时洛阳也已经沦陷十年了。诗人在江南看到牡丹, 不由得思念起洛阳, 思念起沦陷的国土。“独立东风看牡丹”一句写得极好, 把诗人的无限思念、亡国之痛都蕴涵其中。面对牡丹, 思念北国故土, 是惆怅?是悲愤?从“十年伊洛路漫漫”一句细细品味, 大概两种情感兼而有之。在这里, 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感全都通过叙事得以释放出来。
二、“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李白的《静夜思》是妇孺皆知老少能诵的名篇。诗歌写了在月光如水的夜里, 游子转辗反侧夜不能寐的情景。诗人:“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也许故乡的亲人也在思念游子吧, 那算得上“千里共婵娟”了, 或者说是“今夜鄜州月, 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 (杜甫《月夜》) 。在这一俯一仰的动作中, 饱含了诗人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 整首诗只是叙事, 没有抒情, 却非常真切地表达了天下游子共有的情感, 因而成为千古绝唱。
三、“山回路转不见君, 雪上空留马行处”
“山回路转不见君, 雪上空留马行处。”这是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的最后两句。武判官临行之时, 苍天也许是替诗人留客, 于是“胡天八月即飞雪”, 这真是一场奇雪。“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就形成了这样的“咏雪名句” (陈毅语) , 也造成了诗人对远行友人的更多担忧:“轮台东门送君去, 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 雪上空留马行处”。我们细细品味诗的意境:武判官骑着马早已转过山脚, 不见了踪影, 诗人仍站在那里凝望, 茫茫雪原上, 只有一行马蹄印留在雪地上, 清晰可见。诗人对友人的眷恋担忧、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那一行行清晰的马蹄印, 映衬着诗人满腹的惆怅。
四、“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出自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 描写一个秋天的夜晚, “客”游的诗人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 繁霜满天 (应是繁霜满地, 范仲淹曾有“羌管悠悠霜满地”的句子) , 诗人心中充满了愁苦, 觉得寒意袭人。正因为愁苦之深, 而更觉寒霜满地。听江枫飒飒, 看渔火点点, 诗人愁肠百结, 无法入眠。这时, 悠扬的钟声响起, 一声声敲在游子悲苦的心上, 此时此刻, 那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尽在不言中。“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在叙事中抒发了浓浓的游子之情。
五、“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烟花三月中, 孟浩然乘船东下扬州, 诗人李白到江边送别。这应该是抒发“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 (李白《金陵酒肆留别》) 的离情别绪的时候, 但诗歌并没有用一个挽留、惜别的字眼, 只是说“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作者站在岸边一直眺望, 直到船帆在碧空消失不见, 只见天边的江水在奔流, 作者站在岸上的时间有多长?同孟浩然的感情有多深?自是不言而明。这样的写法, 含意深隐, 真是“含不尽之意, 见于言外”, 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和李白的这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严维的《丹阳送韦参军》:“丹阳郭里送行舟, 一别心知两地秋。日晚江南望江北, 寒鸦飞尽水悠悠。”后两句写朋友已经过江北去, 惜别的诗人还在江边眺望。不知诗人已经站了多久, 只见红日已经西坠, 秋日的黄昏, 江面上寒鸦点点, 江水悠悠, 表达着诗人对友人的无尽思念。这两句写景叙事, 不是抒情, 却比直接抒情更有韵味, 更感人。
李白还有一首送别诗《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别人给李白送行。这首诗以比喻的手法抒发了朋友的情谊:汪伦和我的情谊深厚无比, 桃花潭水纵然深有千尺, 也比不上汪伦送别我时的情深。这跟前面所举李、严的诗一比, 就显出来高低。它虽然说明了情谊之深长, 我们却感到有点泛泛, 因为那情是可以丈量的, 不过千尺。而前面所举两首诗虽然没有抒情, 反而让人觉得一往情深, 诗味极深。
六、“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行宫》:“寥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上阳宫在东都洛阳, 倾国倾城的杨贵妃虽然具有“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的魅力, 能让帝王“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白居易《长恨歌》) , 但她还是把后宫的美女全都赶出长安, 打发到洛阳等地的行宫, 即白居易说的“未容君王得见面, 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 一生遂向空房宿” (白居易《上阳白发人》) , 这些宫女们于是在寂寞中度过一生。
这首诗中前两句以“寥落”“寂寞”概括了这些宫女们不幸的一生, 后两句“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最值得品味。这是叙事, 是一个场景:几个白发宫女, 百无聊赖地苦熬时光, 闲坐着回忆、谈论天宝年间的玄宗遗事。这些宫女年纪轻轻就被禁闭冷宫, “入时十六今六十” (《上阳白发人》) , 岁月把青丝熬成了白发。她们与世隔绝, 别无话题, “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于是只能回忆天宝年间玄宗的遗事了。此情此景, 令人悲怆。这两句诗纯用叙事语言, 以时空的错位, 表现出宫女们一生的心酸, 强烈地表达了诗人的盛衰感慨, 体现了诗人对宫女们凄苦命运的无限同情和对统治者摧残宫女青春的强烈愤慨之情。《容斋随笔》评价这首诗是“语少意足, 有无穷之味”, 其魅力正是来自于在叙事中借以抒情的表达方式, 含蓄, 隽永, 耐人寻味。
(洛阳幼儿师范学校)
抒情叙事 篇2
曾几何时，那个不甘寂寞的江湖少年学做游侠仗剑天下;曾几何时，那个不愿平庸的涓涓细流，唱着山歌一路走来。然而，那么多年过去了，时光老却不了天地山河，却风尘了江湖少年，挺拔的身影自此淹没于门派的砍砍杀杀;却干涸了涓涓细流，清澈的愿望自此隐身转为地下河。或许这就是生活本身!
那么明天呢?曾经的豪情万丈、曾经的踌躇满志，是否就这样随韶华而逝，你心甘吗?!
简论杜甫叙事诗的抒情性 篇3
一、抒情的平民角度
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都是为百姓代言的典型, 这种关心民间疾苦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细品起来, 同样是忧国忧民, 他们抒情的角度却大不一样。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他本人写诗也的确遵循着这一原则, 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生活, 讽喻社会, 同情人民, 语言特点也是直白如话, 通俗易懂。这些都和杜甫的诗风类似, 白居易的叙事诗抒情是站在官方的角度, 或以居高临下的旁观者的角度抒发忧国忧民之情, 而杜诗抒情是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上感叹, 以平凡人的视角真切抒情。
《观刈麦》是白居易诗歌中有名的描写事实, 同情百姓, 讽喻社会的诗篇。全诗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 呼喊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写作的最大亮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 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残酷行为, 也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 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 尽日不能忘。”这几句是诗最后拔高思想层次的点睛之笔, 诗人反思自己不事农桑、坐享俸禄, 却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好事而感到内疚。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白居易是站在官方的角度对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表示同情, 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感慨和哀叹。
而杜甫则不然, 杜甫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 他也十分关注社会生活, 但是他对百姓的态度与其说是像白居易那样“纡尊降贵”式的同情与施舍, 不如说他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 对百姓真诚地关心, 与民同苦同乐, 完全站在百姓的生活圈里, 用手中的笔切实地抒发百姓真正的心声。杜甫经常采用的手法是, 通过写自己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 把空大的历史事件具体化, 具体成身边的事件, 然后以小见大, 见微知著, 后世的读者通过杜甫所描述的一时一地一事而做到一叶知秋, 联想到整个社会的实际情况, 使历史不再是空洞的战争胜负和死亡人数, 而是历史事件中真实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是百姓如何在乱世中苦苦挣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 杜甫既写了自家的切身之痛:“入门闻号啕, 幼子饿已卒。”痛恨自己无能:“所愧为人父, 无食致夭折。”又能够跳出一己的悲痛, 发出“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控诉和呐喊。相信这种饿死人的状况肯定不是个案, 而是平民百姓经常遭遇的状况, 要不然怎么会“里巷亦呜咽”呢?这种来自民间的真实写照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洗礼, 在千百年后读来, 依旧可以感受那个时代人们在水深火热里挣扎的痛苦。这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不是隔岸观火般的描述可以达到的效果。这就是杜诗比白诗更有魅力的原因所在。
二、抒情的感染力及其原因
正因为杜甫是切实站在民间的角度上抒情议论的, 所以他的诗歌比其他人质朴而有力量;因为真实, 所以大众更容易理解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抱负。相比而言, 屈原的浪漫主义爱国情怀似乎太过绚烂, 让人有华而不实的错觉。
如同样是在国家内外交困的环境下, 同样是忧国忧民的思想, 感情抒发上也同样是忧愤深广, 但屈原和杜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屈原出生于贵族世家, 接触民间机会少, 写到百姓触及民间实际生活的地方极少而抽象, 故其代表作品《离骚》中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多用比兴象征手法, 如喜用香草美人意向, 汉王逸《离骚序》曰:“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灵修、美人, 以譬于君。”浪漫色彩较浓。杜甫出生于小官僚家庭, 求官多不成, 加之亲历战乱, 一生大多在困顿漂泊中度过, 接触底层百姓机会较多, 心灵受到的震动最真切深刻, 因而其作品充满浓浓的民间泥土味, 其用语极其简易淳朴:“比闻同罹祸, 杀戮到鸡狗。”“莫辞酒味薄, 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 儿童尽东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忧国忧民, 来自草根阶层, 是现实主义的。
总而言之, 杜甫朴实直白的写作手法, 源自他生于民间, 源自他一生流离失所。正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让他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他的诗是站在民间的立场, 言百姓之所想, 所以杜诗比白诗高高在上施舍式的关怀, 以及屈原式的浪漫忧国要朴实精警得多, 更能引发后世读者的共鸣和感慨。清代才子袁枚感慨:“莫唱当年《长恨歌》, 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 泪比长生殿上多。”[1]大概正是这个意思。杜甫一生漂泊不定, 政治抱负难以施展, 对于杜甫的人生而言, 是一种悲剧, 而对于诗歌而言, 正是他的穷困潦倒磨炼并成就了一代“诗圣”, 留下了字字珠玑的千古名篇。
三、抒情的广泛性
杜诗抒情包含爱国之情、亲情、友情等各个方面, 这些真挚的感情构筑了杜甫理想的人伦和谐的世界。杜甫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知道感慨时局、奉儒守官迂腐之人, 他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仁者、智者。杜甫笔下的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美好质朴的, 无论是他的拳拳爱国忠心, 还是家庭和睦的亲情, 还是肝胆相照的友情, 都在他笔下构建着温暖的和谐世界, 这是杜甫人道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结果。
提起杜甫那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 毕竟这是贯穿杜甫一生创作的主旋律。虽然杜甫忠君爱国, 但他并不是愚忠, 而是直言不讳, 向朝廷提出自己中肯的讽喻和批评。他疏救房琯, 才导致“北征”, 以及随后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晚年漂泊西南, 居无定所, 贫困以终老, 逝于湘江舟中。这足以说明他是直臣, 与愚忠无关。《毛诗序》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直抒胸臆, 表达困居长安, 壮志难酬的郁愤, 还是《喜达行在所三首》中描述自己一路从叛军中逃至凤翔的惊险, 到达行在面圣的惊喜, 授官立朝后对社稷中兴的欣喜, 或是《北征》中被墨制放还依旧担忧国事, 渴望平定叛乱、完成中兴的忠心, 总之, 杜甫的爱国之心毋庸置疑, 贯穿他生命的始终。
关于亲情, 主要表现在杜甫对孩子们的疼爱, 或许会缺衣少食, 但是绝对不会缺少亲情的温暖。“娇儿不离膝, 畏我复却去。”从这不无感慨的诗句中映射出来的是慈父对儿女的疼爱。“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这是他被困于长安时对孩子们的思念。“问事竞挽须, 谁能即慎喝?”这是他到家之后对孩子们淘气的宽容。后两句见于《北征》, 是和《羌村三首》同时之作。原来这些孩子们不只是“不离膝”而已, 而且动手动脚, 问这问那, 几只小手都争着来拉胡子。“粉黛亦解包, 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 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 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 狼藉画眉阔。”滤去生活的艰辛和苦涩, 是慈父眼里小女儿的顽皮可爱。
当然, 家庭的和谐不仅体现在长对幼的关怀上, 也体现在孩子的长幼有序、懂事分忧上。在《彭衙行》中, “痴女饥咬我, 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 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 故索苦李餐。”短短三句诗, 既写出了一家人拮据艰难的生活, 又写出了孩子们的乖巧听话。在战乱中, 没有什么比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互依靠更有力量了, 家是和睦的, 即使有再多苦难, 也会有“囊中恐羞涩, 留得一钱看”苦中作乐的旷达和潇洒。
杜甫基本上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中度日, 甚至因为贫病交加, 病死在湘江舟中。一代诗圣当时的生活是很窘迫的, 然而, 如果没有杜甫那些至交好友们的帮助, 杜甫一家的日子会更加凄惨。杜甫是个重友情的人, 单看他怀念李白的那些诗就可以得知, 他有多看重朋友, 他盼望着“何时一樽酒, 重与细论文”, 写下了《赠李白》《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 (二首) 》等多首诗, 而李白只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一首而已。正因为杜甫重情重义, 所以在他落难时会有孙宰、严武等名人官吏的接待和照料, 也有与卫八、田父等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的真挚友情。患难见真情, 从杜甫落难时帮他, 有人会伸出援助之手, 就可以推断出他们朋友间的情谊是何等真挚, 想必杜甫待友人也是相当真诚的。“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客人没来之前忙碌的准备, 足见杜甫之欢喜和精心准备。杜甫行至彭衙, 又寒又饥, 得到故人孙宰“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的盛情款待, 并发出“谁肯艰难际, 豁达露心肝”的感慨, 赞叹故人间的深挚友谊。与卫八的重逢也是如此, 在战争乱离中忽然相见, 乍惊乍喜, 如梦如幻, 询问旧友, 已半为鬼, 昔日小友, 今也儿女成行, 时光荏苒, 风华不再, 怎么能不“主称会面难, 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 感子故意长。”让后世的读者读来也会被这质朴无华的深厚友情所感染。难怪黄生评此诗说:“写故交久别之情, 若从肺腑中流出, 手未动笔, 笔未蘸墨, 只是一真。然非沉酣于汉魏而笔墨与之俱化者, 即不能道只字。因知他人未尝不遇此真境, 却不能有此真诗, 总由性情为笔墨所格耳。”[2]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 杜甫只是“步屧随春风”时偶遇一旧识的田父, 便被“邀我尝春酒”, 杜甫很珍惜这种淳朴真挚的感情, 杨伦评云:“情事最真, 只如白话。”[3]
杜甫之所以会在很多篇章里描述各种真挚朴素的感情, 是因为他希望建立一个“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和谐家园, 而和谐, 需要人与人真心相待, 真心付出, 虽然杜甫一生不得志, 没能使整个社会达到“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的境界, 但是他的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自己的誓言, 可以说, 在他自身周围, 的确建立起了这种人与人之间人伦和谐的生活环境, 虽苦犹甘。
摘要：杜甫叙事诗的抒情性首先表现在抒情的平民角度上, 因而他的诗歌比其他诗人更加质朴而有力量。这一平民角度和民间立场源自于他一生流离失所、颠沛流离的生活道路, 让他能够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杜甫叙事诗的抒情性还表现在广泛性上, 包含爱国之情、亲情、友情等各个方面, 这些真挚的感情构筑了一个理想的人伦和谐世界。
关键词：杜甫叙事诗,抒情性,感染力
参考文献
[1]李灵年, 李泽平.袁枚诗文选.巴蜀书社, 1990:47.
[2]黄生.杜诗说 (卷一) .黄山书社, 1994:2.
写景抒情叙事作文 篇4
走在幽静的林荫道上，一阵微风吹过，随之而来的是几片红叶落下。我忍不住把叶子抓住，仔细端详：这是一片绿中带黄，黄中带红的叶子，纹路清晰，完整平滑。然后忽然，一缕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我寻香望去，啊，香味竟出自这片孤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不由感叹秋叶的魅力。
走在上学的路上，我正欣赏着秋叶的魅力。突然，一个朦胧的影子向我走来。她那婀娜多姿的身躯，衬托出一个少女的身影。那诱人的眼神，蔬果的长裙，身后带起一缕凉风，叶子随风而起，飘向远方一眨眼，秋姑娘的身影不见了，而她带给我的凉意，至今仍存
我看着蓝天白云，啊!那天是如此湛蓝，没有一丝瑕疵;那天是如此高远，一眼望不到边;那云，又白又纯，如一缕白纱，在空中浮动。春天的天是雾蒙蒙的;夏天的天是炽热的;而秋天的天，是高远、湛蓝而清澈的
走入深秋，风儿带着凉意，人们穿上了棉衣。然后秋天的寒风呼啸震耳，树叶儿被风吹远，花儿因寒而谢世间万物都因秋姑娘的到来而变化着，发展着
抒情叙事 篇5
关键词：修辞学,灾难新闻,抒情叙事,马航空难
自汶川地震始, 灾难新闻中的抒情叙事形成一种报道趋势, 即报道者通过新闻语言、画面、情节等, 集体感叹逝者的无奈、祈祷伤者的命运、传诵勇者的坚韧、同情亲人的哀伤、赞颂人性的伟大, 以此抒怀与传情。至2014年“马航空难” (包括开始定性的“马航失联”) 事件, 抒情叙事已经升级为一种常态性和全位性的报道模式。
一、修辞行为:灾难新闻中“求美”与“求真”之悖
(一) 诗化的存在:悲情传播的美学取向
“悲情揭示了灾难与人性的相关性, 或者说, 人性在灾难中的一种体现就是悲情, 媒体对灾难的极端态度事实上就是对人性和悲情的诋毁和误导”, [1]它揭示了抒情与煽情之间的一条模糊界限, 前者是从自我内心出发的人性之旅, 在其中体验孤独、敬畏苦难, 而且通过诗性语言温和地呈现自我对人性的理解, 后者则是从受难者这一客体出发, 集体观摩客体的经历, 揭示伤口、催人流泪, 比如“马航失联”之后媒体围堵家属, 肆意传播突如其来的苦难, 以及陈列他们的焦虑和痛苦, 此举虽有助于渲染情感, 但缺乏内心体验的柔美, 倾向于“悲情暴力”。与煽情不同, 抒情的“悲情之美”在于诗性的魅力。比如, “@人民日报”微博在3月10日发布:“又一个黎明来临。此刻, 你已失踪近54小时。239个生命, 154名同胞, 快回来!所有人都在祈祷, 全中国等你进港。今天, 救援仍将继续, 我们还在守候。坚持, 努力, 说好不放弃。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在一起。等待奇迹!等你回家!”配图也极具诗意:夕阳下, 飞机入港, 霞光满天, 温情似血。
从修辞学维度来看, 这些词汇的选择, 伴随着飞机失联这一事实的相继性, 以及对“奇迹出现”的联想, 属于隐喻范畴。而句段的组合, 伴随着对飞机失联的相关性, 把与此有关的句式组成一个整体, 如所有人的祈祷、全中国的守候、救援者的努力, 排列成为一个整体, 属于转喻范畴。隐喻和转喻分别对应着话语信息“垂直”和“水平”的两个运动向度。“当话语主体把停留在选择轴上的符号序列中最具有审美价值的语言单位提取出来, 投放到组合轴上的时候, 便实现了诗意功能的审美效果。”[2]词汇选择与句段组合形成了悲情美学的诗意性, 并将其藏匿于语言和画面的隐喻和转喻中, 二者分别建构起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话语存在方式。
(二) 戏剧的演绎:灾难新闻中的受众消费
马航飞机失联后的第二天, 央视新闻频道用抒情性语言描写了乘客信息, “飞机上, 有才华横溢的少数民族画家;有热爱旅行的老年驴友;有幸福一家五口;有事业刚起步的80后年轻职员, 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他们的人生, 不该这样画上句点。”“@央视新闻”也对此进行了发布, 配图是乘客们的日常照片, 有恩爱的夫妻, 画家的作品等。
笔者曾对看过这一消息的人群做过调查, 发现他们除了惋惜生命之外, 还抱有一丝隐若的庆幸, 以及对乘客进行设身处地的情境臆想。庆幸乘客不是自己, 同时联想到乘客的恐惧感和失踪的神秘感。这些活生生的画面刺激他们对自身生活进行比照, 从安逸的现实中获取快感, 这种心理正是将灾难事件当成戏剧的投影。“戏剧主义修辞格认为, 一个人可以成为自己的听众, 因为他想象的东西会在他自己身上产生他所希望的影响, 此时, 正如社会学家米德说的一个‘主我’对它的‘宾我’说话”。[3]“飞机失联”这一奇闻为受众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场景, 新闻的抒情式报道则在这一场景中建构了戏剧的行为 (传播) 、行为者 (传播者) 、手段 (抒情) 和目的 (刺激) 。在这一场景中, 受众接受信息的过程近似于观看戏剧的过程, 报道者从开场到谢幕, 一直牵引着受众感悟戏剧的快感与伤感:享受开场的轰动、情结的跌宕、联想家属的悲情、乘客的命运、叹息生命的无常、自然的神秘。
(三) 文学与新闻:修辞行为与客观性原则的不可调和
从新闻理论角度而言, 新闻抒情与兴起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新新闻主义有一定相似性, 虽然后者在70年代瞬间凋零, 但对后世的新闻思考有重要启迪。新新闻主义提倡新闻与文学结合, 以文学手法描写新闻事实。这与新闻抒情不谋而合。因此, 新闻抒情无法回避新新闻主义曾经遭遇过的诘难:违背新闻写作的客观性原则, 以强烈的主观意识凌驾于客观事实之上, 再加以文学性语言与华丽辞藻的修饰, 使新闻事实真假难辨。比如, 《北京青年报》马航报道有一个醒目的标题:“这一夜, 我们都是接机人。”[4]事实上, “我们”不可能都是“接机人”, 从而在新闻语言中, 这句话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
然而,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 语言本身并非中立介质, 而具有隐秘的倾向性, 其所指与能指难以同一, “接机人”并不一定代表字面意义上机场的迎接者, 而可能代表对失联乘客的归来进行心理欢呼的迎接者。因此, 传统上的对客观性的指责, 在新闻修辞中, 并不能成立。
二、修辞本质:语境、身份与善意的“劝说”
(一) 修辞语境:新媒体环境与传统媒体的自适
众所周知, 新新闻主义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喧闹混乱时期, 从媒介发展维度看, 它“也是平面媒体应对50年代电视冲击的一个重要策略。”[5]同理, 今天的灾难新闻抒情叙事的盛行, 可以看成是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的一个策略。后现代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新媒体受众已经习惯了横向的多元信息渠道, 从而质疑自上而下的纵向信息发布, 更无法接受粗暴的信息灌输和道德宣教, 而倾向于享受故事讲述式的信息传递。
为了适应新媒体语境, 传统媒体的策略之一便是实践修辞认识论上的“不协调而获视角” (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 , 即“通过理性的安排, 把本属于一个特定范畴的词语硬是挪开, 并隐喻式地将它用于一个不同的范畴里, 从而获得新的理解。”[6]这也是对互联网文化的语言模仿, “互联网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其词汇的使用。网络语言的生成和流行主要以互联网为载体, 其生成的途径有差异, 但是这些词汇流行之后却总是会进入传统媒介的视域之中。”[7]例如, 在《钱江晚报》的马航报道中, “家乡有雾霾但有好饭菜”[8]这个标题就来自网络, 它较为隐晦地表达了家人对失联者的期盼, “雾霾”并非指现实中的雾霾天气, 而是暗指家乡空气的熟悉味道, “好饭菜”也并非指食物, 而是指亲人的温情, 隐喻有亲情的家乡比他乡好。通过“不协调而获视角”, 受众从旧词汇中获得了新的阐释, 产生顿悟之感。传统媒体正希望通过此类词汇突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训练出来的无能” (trained incapacity) 、“职业心理” (occupational psychosis) 和“术语屏” (terministic screen) , [9]以此来适应新媒体受众。
然而, 在灾难报道中, 传统媒体的“自适”遭遇质疑, 即放低权威性身份, 放弃调查性职能, 而甘于附庸新媒体中平民式的自我慰藉。随着马航失联后搜救行动的深入开展, 这种质疑声音越来越尖锐。
(二) 修辞身份:显在与潜在的并存
“修辞身份是修辞主体固有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修辞角色的相对社会关系在修辞活动中的具体体现。”[10]在灾难新闻抒情叙事中, 媒体无疑是修辞主体, 这一主体身份的自然属性是传递信息的介质, 社会属性是官方, 也可以将前者看作是显在身份, “被激活被确认的修辞主体的一种或几种固有的修辞身份是显现的修辞身份。”[11]将后者看作是潜在身份, 即“没有被激活, 没有显现出来的修辞主体固有修辞身份的集合。”[12]
在马航空难报道中, 新闻抒情遭遇的社会指责也可分为显在和潜在两个维度:在显在修辞身份中, 公众针对的是媒体在事件调查方面的失职, 比如新浪微博“@浩正刘臻”指出:“中国媒体有三宝, 转发, 滴蜡和祈祷”。其中, “滴蜡”和“祈祷”均为抒情手段, 意指中国媒体没有像西方媒体那样积极参与事件调查, 如走进波音公司了解飞机性能, 接触失联飞机机长的邻居, 了解机长品行等;而潜在维度, 公众对灾难报道者的心理想象往往是官方, 作为一种特殊事件, 灾难新闻报道者随时要面临信息控制和信息匮乏的风险, 这正是公众将报道者身份想象为政府官方的原因, 因为后者才是信息建构者。因此对新闻抒情的质疑也囊括公众对政府部门处理的不满, 例如公众认为马航公司在处理善后和传递信息等行为上态度不积极, 我国媒体不但没有抗议, 而且沉醉于“无用的”抒情, 其原因在于官方相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失语。
(三) 修辞动机:善意的“劝说”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奠定了西方修辞学的基石, 他给修辞学下的定义基本围绕着“劝说”展开:“1.修辞的目的是说服他人;2.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 任何有利于劝说的东西, 都可以纳入修辞的范围;3.修辞学重在寻求劝说手段。”[13]后来的研究者们几乎都在试图阐释这一观点, 比如伯克 (Kenneth Burke) 认为修辞是“用话语使别人形成观点或诱使别人做出行动。”[14]伯克提出的三种“同一”策略 (同情同一、对立同一、无意识同一) 也是沿袭亚里士多德关于“劝说”的“三段论”言说。
同一性贯穿于任意一种行为, 在马航报道中的抒情叙事中, 三种“同一”劝说策略均未缺席。同情同一, “是指在思想、情感、价值、观点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15]马航飞机失联之后, 全国多数电视台、报纸均发布点蜡烛祈祷的图片、配播悲伤音乐, 有的甚至改为黑白印刷, 类似于这样的文字随处可见:“我们不会放弃, 全中国都在祈祷:平安, 回家”。在修辞逻辑中, 这些行为可以用一种最简略的方程表达, 即“你悲伤, 所以我也悲伤”。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属而言, 有人“与己同在”可以一定程度消除孤独感;对立同一, 是指“修辞者与听众, 即使他们在某个方面是对手, 因为具有共同的敌人而同一。”[16]众所周知, 新媒体出现以来, 传统媒体, 特别是官方媒体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 在面对“灾难”这一公敌时, 传统媒体希望通过新闻抒情, 建构“我们一起面对”的想象, 从而消除隔阂, 实现与受众的对立同一。无意识同一是指“修辞者使用包括听众在内的词语或手段, 如‘我们’, 使听众无意识或潜意识地认同修辞者, 想象自己成为修辞者或如修辞学所描绘的那样。”[17]“我们”一词在灾难报道中出现频率极高, 其意图在于说服受众: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崇高的祈福者。从而将全民卷入这场浩大的抒情叙事中, 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媒体的引领者身份。
三、修辞伦理:灾难新闻抒情的人性回归与叛离
(一) 新闻抒情的“诡辩”潜质
修辞伦理学与修辞认识论都是探讨修辞与社会、知识和真理的学科, 但二者的理论分支也很明显, “修辞伦理学则更关心修辞是否合于客观实际, 所使用的信息是否真实, 是否具有知识性、真实性, 即修辞行为的伦理价值。”[18]自古典修辞学以来, 修辞伦理最典型的对立物便是“诡辩”, 这种在希腊城邦演说中, 大肆卖弄文辞、混淆逻辑、罔顾事实的策略, 一直流行于演说家之间, 并被上升为一种技艺, 但柏拉图对此十分蔑视, 认为它为了说服公众不择手段, 不尊重信息的真实性。时至今日, 诡辩的定义延展至演说和辩论以外的领域, 在新闻修辞中, 关于“诡辩”的质疑也时有出现。马航报道中, 公众指出新闻抒情吻合了“诡辩”的罪状:文辞华丽, 将事故变成故事;逻辑混乱, 将抚慰变成伤害;背弃真理, 将调查职能变成祈祷功能。此类“檄文”指责灾难新闻中的“抒情”具备了“诡辩”潜质, 讨伐者的逻辑起点是:在灾难中, 空洞的“口号式”劝说社会道德的手段本身不具备道德性。他们甚至将飞机失联期间的谣言四起也归罪于媒体的“诡辩”:本应该调查真相、质问疑团的媒体, 故意回避实际问题, 而迂回于没有实质意义的祈祷、祝福, 让公众失去权威的消息源, 从而滋生了谣言的生存空间。
虽然对“抒情”的“诡辩”潜质责问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媒体的社会抚慰功能和价值引导功能, 但是这种责问也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它将新闻抒情当成普通的人类语言交际进行考究, 证明公众辨识有效信息的水平和反馈社会信息的能力有所提升, 并从受众角度指出了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职能。
(二) 理性与感性的较量
从修辞伦理角度来看, 语言、图片、音乐等介质不仅起到社会沟通、信息交流的作用, 而且具有传播思想、表达感情、表明态度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介质并不仅是物理“工具”, 它们是人的生存方式, 人之所以存在, 正是通过这些修辞介质来证明, 这个过程不仅是理性的, 也是感性的。
在灾难新闻中, 理性诉求在于信息可能意味着延续更多的生命、夺回更多的财物, 感性诉求在于抚慰伤者、哀悼逝者, 告慰安者, 进而号召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偏重于理性或感性任何一端, 都容易导致灾难新闻的话语失衡。西方媒体倡导的“冷眼看社会”, 在灾难新闻中并不可取, 纯客观地传递灾情和救援信息, 给媒体本身制造了冷峻形象, 同时也给公众传递了冷漠态度, 从而引导整个社会走向冷酷无情。另一个极端, 感性地传递悲伤, 制造社会悲情, 纯主观表达愿望, 又脱离了新闻客观性原则。马航空难报道中, 公众普遍认为媒体过于倾向感性, 丢弃了媒体应有的理性观察和冷静思考。当央视播出“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这句话, 并在“@央视新闻”上发布之后, 有网友在评论中发难:“马航事件牵动人心, 不需要你发这些没用的催人眼泪的句子, 我们要看的是事件的进展报道!你发这些煽情的没用的文字, 只会让相关人的家属朋友更难过, 你不是赚眼泪的电影, 你是报道事件最新动态的新闻。”
实际上, 理性主义观点指出了纯抒情式报道的专业主义缺失。戴维德·卡尔 (David Carr) 归纳了专业主义五个标准, 即“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 (expertise) ;有特别的伦理维度 (dimension) , 一般都明确写在实践规范中;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职业人员要有较高程度的个人自治———独立判断权力。”[19]这五个标准明确了新闻报道的实用主义理性要求, 在灾难报道中, 新闻的“重要服务”应该是及时准确地提供最新灾情信息, “专门技能”是指在这一特殊时期调查灾难原因、预测灾难发展、提供救灾知识的能力, “伦理维度”是指新闻记者在报道中的自律, 比如不给受灾者及其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内部约束”是指新闻报道并非记者个人随心所欲的感情行为, 而是组织统一协调的理性行为, 以免引发大面积的媒介恐慌, “个人自治”是指在纷繁复杂的灾难信息中理性和自主地辨别信息及信息来源的真实性。这五个标准清晰地界定了灾难新闻中理性与感性的界限。
(三) 个体尊重与公共危机的平衡
灾难新闻面临的另一个伦理困境是, 受灾者及其家属在灾难中多种权利面临危机, 如生存权、财产权、隐私权, 在媒体曝光之下, 这些权利就意味着尊严。对处理灾难的政府而言, 同时也处于一场公共危机之中。舒德森 (Schudson, M) 在讲述新闻的文学性时举过一个例子, “坐落在峡谷边的昂贵的房子被加州的泥石流摧毁后, 或雅致的度假屋被洪水冲去后, 很难想象以为记者会首先问遭受损失的主人:你为什么愚蠢地把房子建在那个地方?相反, 他们会问地方区域划分的权威, 为什么允许那些房子建在那里。”[20]同理, 公众对媒体在马航报道中的伦理质问也在于, 为什么媒体不追问马航公司在灾难中的责任, 而大篇幅描写家属的眼泪和失联乘客的生活细节。例如, 《新京报》对个体进行了抒情式人物刻画:“王岩 (音) 的父亲哭得瘫软被家人搀扶进大厅, 瘫倒在椅子上时, 后脑勺‘当’一声撞到墙壁上, 王岩的父亲就像没有感觉一样, 只是哭泣。大厅外, 走廊里烟雾缭绕, 十几名家属谁都不说话, 垂着头静静地抽着烟。”[21]此时的话题从新闻发布台转移至走廊, 描写的视角也从公共危机转移至个人情感, 并进行细腻的文学刻画, 展示了个体的痛苦。又比如, “韩静 (失联乘客) 的妹妹韩晶说, 对生活节俭的韩静来说, 这是一次几近奢侈的旅行……韩晶没敢告诉父母姐姐出事的事情。” (新京报, 2014年3月9日:A12) 此类新闻语言存在严重的伦理逻辑问题, 既然失联者的妹妹不敢将事故告知父母, 新闻更无权利用他人的悲伤刻画细节, 并昭告公众, 因为失联者父母可能也是受众之一。这种报道在伦理上牺牲了个体尊严, 忽视了利益方与责任方的危机处理, 并试图建构起低成本的公共安全。
四、结语
在新媒体的追迫下,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正在形成自有模式, 而抒情是一种越来越常见的叙事手法, 其低成本、低风险的特征, 为它在大小媒体中的广泛运用设置了安全阀门和便利通道。在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中, 灾难抒情曾受好评, 一度被认为具有亲民、传情优势, 并彰显了媒体“以人为本”的人情味和责任心。但随着抒情的滥用, 在2014年马航空难报道中, 抒情叙事广受诟病。
这一文学性的新闻模式具备了悲情美学的审美导向和戏剧主义的消费取向, 但同时也引发了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审问。从修辞学出发不难发现, 语言的隐喻和转喻功能, 为新闻抒情的合理性提供了解释维度。抒情叙事本身也是适应媒介环境发展的策略之一, 新媒体受众的习性也为它的生存注释了合法性。同时, 作为特殊的社会事件, 灾难新闻中的“信息建构者” (政府官方) 也在一定程度分担了“信息传播者” (新闻机构) 的责任, 也就是说, 媒体在灾难中的新闻抒情, 有可能是信息控制和信息匮乏之下的不得已之举。况且, 从修辞动机上看, 新闻抒情的“劝说”意图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
然而, 尽管灾难新闻抒情叙事“口号式”地表达了美好的伦理追求, 但来自于伦理道德的诘难从未消停, 其根本原因在于, 抒情泛滥导致以下三层关系的混乱与失衡:抒情的“诡辩”潜质暴露了媒体傲慢的权力心态, 即不顾及受众对具体灾情信息的渴求, 而沉迷于夸张的自作多情与自说自话;理性向感性的倾斜昭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在灾难报道中缺席;尊重受灾者个人权利与处理公共危机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以牺牲个体权利为代价, 博取低成本的公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