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财务管理防止腐败

完善财务管理防止腐败（通用3篇）

完善财务管理防止腐败 篇1

10月10日, 科学技术部党组通报, 审计署2012年4月审计发现5所大学7名教授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 目前已有8人被查处。

点评:高校科研经费成为一些人可以随意处置的“唐僧肉”, 根源在于高校科研经费政出多门, 缺乏监管, 项目承担者往往只要拿来发票, 就能领取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科研经费。教育部近日通报的4起典型案例, 让人触目惊心, 某教授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办个银行存折, 就能套取68万元科研经费, 就是一例。

近年来中央对高校科研经费进行审计和专项检查的频率不断提升, 揪出的“蛀虫”越来越多, 而且司法部门的治理方式也在不断创新, 例如对科研经费腐败事件加强事后追查, 建立黑名单制度, 以加大违法成本, 形成对潜在违法者的威慑。这些举措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不过, 科研经费之所以问题频发, 最根本的原因, 仍然是其管理制度本身存在着漏洞和缺陷, 所以最关键的改革还是要从根子上着手, 完善制度建设。

首先, 对于各种形式的科研经费, 都应引入专业、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 从预算的编制、审核到执行, 再到事后的绩效考核, 以及对违反预算行为的问责, 都要建立起一整套明晰的规则。其次, 目前行政机关对资源配置拥有过强的权力, 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立项和资金分拨, 这不仅降低了经费配置的合理性与效率, 而且鼓励了“官”、“学”两界之间不正当的利益输送。所以, 应该改革项目形成机制, 实行严格的专家评审, 把权力与学术分离开来。

推进公民参与,防止基层腐败 篇2

一、基层腐败与公民参与的概念界定

政治学界定:当今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比较多, 对腐败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本文中采用王沪宁对腐败的定义, 即“为个别利益侵犯共同利益的行为”。

经济学界定:经济学认为, 腐败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 利用公共权力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的行为。作为经济学分析对象的腐败, 主要涉及利益的非法转移, 是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利用委托人的信息缺陷, 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直接获取或从第三方获取自己与委托人契约之外的收益。[1]

本文中所指的基层腐败是指县、乡一级政府中的官员和公民自治机构治理者的腐败行为。本文中未采用“村官腐败”的说法, 是因为笔者认为, “村官”一词不符合基层公民自治的理念, 是带有传统官僚思想的遗留产物。

公民参与:本文依照诺曼·H·尼和西德尼·伏巴的观点, 认为公民参与是指“平民或多或少以政府人员的选择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 即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 企图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

二、推进公民参与, 防治基层腐败的理论基础

1、人民主权论:

主权在民, 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 这是人民主权论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还包括人民权利、公共利益是国家权力的最高目标。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人民主权论被赋予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新的内涵。

2、社会契约论:

国家产生之前就存在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国家是人们让渡自然权利并建立契约的结果;国家权力需要服从和服务于人的自然权利。

3、合作治理理论:

政府、公民和社会团体组织等各种社会治理主体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参与治理, 治理主体以相互信任为基础, 以寻求共赢为目的。

4、公民治理理论:

是指这样一种治理模式, 公民、代议者、行政职业者在治理社区中一起参与进来, 实现公民本位的共治模式。其中, 公民是社区的决策者、执行者, 代议者、行政管理职业者治理的咨询者、辅助者和服务者。

以上四种理论共同构成了公民积极参与基层治理, 防治基层腐败的理论基础。

三、公民参与防治基层腐败的可能性分析

虽然各种腐败的环境不同, 腐败的方式方法也各有不同, 但是任何腐败行为的产生有其必需的三个条件:分配国家控制的稀缺资源的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基层腐败亦是如此。

首先, 拥有分配国家控制的稀缺资源的权力是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本基础。国家控制的稀缺资源既包括物质形态的矿产、资金等资源, 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就业机会、各类领域内的经营机会等。而分配国家控制的稀缺资源的权力主要是指行政管理部门和自治机构治理者所掌握的行政审批权、自由裁量权和对公共资源的处理权等。

其次, 腐败动机的产生是腐败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腐败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公共权力所有者的经济人角色。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他们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权力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当他们通过不恰当地利用手中权力, 分配公共资源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合法收入时, 便会产生强烈的腐败动机。

第三, 腐败机会的存在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关键环节。腐败动机的存在并不绝对造成腐败行为, 动机与行为之间尚有一段不短的距离。身为公职人员或公民自治机构的治理者手中掌握着后多或少的公共资源的分配的权力, 但是他们搞腐败行为也并非易如反掌。他们在运用权力时要受到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的约束。腐败行为的违法违规性质以及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使得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不得不谨慎对待手中的权力;若想腐败, 他们需要完美或者至少是良好的腐败机会, 以此掩饰自己的腐败行为。

既然基层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那么通过推进公民参与, 是否能够防治基层腐败?笔者认为, 除却腐败动机属于源自人性的结果难以改变之外, 推进公民参与可以限制和减少腐败产生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

首先, 推进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 赋予公民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影响力, 可以实现公共权力的分散化, 从而使单体的公职人员掌握的公共资源减少, 也就限制了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本基础。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本质所在和制定依据。但是现实中的政策制定过程总是存在着背离公共利益的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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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正如公共选择学派所指出的那样, 从事政治活动和从事经济活动的都是理性自利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公民参与可以分享权力, 打破垄断。而权力的分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政策制定人员和部门以权谋私的行为。从而避免个别利益集团用非法形式对政策制定施加单独影响, 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3]

其次, 推进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 有利于加强对基层行政官员和公民自治机构的治理者的监督, 从而减少腐败机会的存在, 压缩腐败空间。公民广泛的参与政治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使基层政府和公民自治机构的政务信息透明化, 这就如同将广大的基层政府和公民自治机构的办公置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 从而避免作为分配资源的公共政策带有暗箱操作的性质, 减少了腐败机会。

四、公民参与在防治基层腐败过程中的阻碍

党的十七大之后, 我国公民参与范围程度有序扩展、加深,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我国公民参与仍然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和障碍。

1、公民自身方面

(1) 公民参与能力不足

政策的决定需要许多专业知识, 而由于专业分工, 公民分布在各行各业, 本身不具有参与政策所需的专业知识, 面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纷繁复杂的数据无从下手, 从而受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摆布。这也是当代行政权力扩大重要原因。行政权力的扩大, 使得能够支配的公共资源扩大, 腐败的可能性增大。

(2) 公民参与的文化理念不足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的概念运用于政治生活之中, 把政治文化类型分为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三种, 在村民型的参与文化中, 强调“官”的权威, 公民根本没有参与的意识;在臣民型的参与文化中, 公民虽然开始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与法令, 但参与只是被动的服从;而在参与型文化中, 公民把参与当作是表达自己利益和要求的重要途径。[4]而我国民主政治基本上处于前两种阶段。

(3) 公民搭便车心理的存在

公民参与来防治基层腐败是需要一定成本的, 尤其是在信息量缺乏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成本更大, 于是作为一个经济理性人, 如果在不付出任何成本, 也能获得同等收益的情况下, 他们定会选择不参与。

2、政府方面

(1) 传统反腐思维的惯性影响

由于长期以来, 我国主要采用的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反腐模式。提到反腐, 相关部门领导通常想到的是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监督机构, 而轻视了公民参与在反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2) 政府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

我国法律上规定了公民的参与权, 但是在一件事情上是否告知公民, 让公民参与, 以及公民参与的程度等, 都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如果机关内部官员存在腐败问题时, 他们会采取排斥公民参与的做法。此外, 政府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 使得官员腐败的本钱和机会都扩大化。

(3) 政府信息透明度低

公共决策参与离不开信息的公开, 没有信息公开, 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 更谈不上公民的政策参与。保障公民知情权, 是促进和保证公民有效参与的先决条件。但是, 目前我国许多重要的公共信息不够透明和公开。尤其是存在腐败问题时, 广大公民更不可能了解政府的运作信息。

五、推进公民参与, 防治基层腐败的对策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努力推进公民参与, 防治基层腐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1、基层政府和农村自治机构方面方面:

(1) 提高基层政府工作信息的透明度, 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基层政务公开, 公开的内容要重点突出, 公开的形式和方法可因地制宜、灵活多样, 公开的机制要符合实际, 快捷高效, 真正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方便基层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督促, 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达到从源头上防治基层腐败的目的。

(2) 撤乡并县:对公众而言, 官僚体制层级结构阻碍了公民意愿的向上传达, 减少官僚层级, 有利于公民直接影响相对较高层的公共决策, 有利于更广大区域内的资源合理分配。

(3) 完善公民参与的体制, 提高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健全我国公民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 使得我国公民在参与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依据, 减少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此外,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听证制度及信访制度等, 确保公民在积极发挥自身作用防治基层腐败时不会受到干预。

2、公民方面:

(1) 建设公民文化, 增强公民意识, 培育公民精神。

戴维·米勒认为, “只有拥有公民资格, 社群成员才能感受到自己在决定其社会前途中起着重大作用, 担负着集体决策的责任, 并作为社群的一员而投身于共同利益。公民资格不单纯是对权力的占有, 亦是一种信仰和行为。公民资格必须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他要求每个公民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5]培育公民精神, 建设公民社会是切实提高公民实际参与能力和防治腐败能力所必不可少的。

(2) 加强公民组织的培育。

单个的公民的力量在反对基层腐败中中往往容易受到忽视, 这就需要将社会群体的力量整合起来。公民组织的培育无疑是这方面的最佳选择。在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时期, 政府除了把配置资源的权力交给市场外, 也应当逐步把相当一部分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社会团体, 这就要求大力培育中介组织, 合理下放政府权力。社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必须有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

摘要：“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 (胡鞍钢) 现阶段, 中国防治腐败基本上是沿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 而忽视了广大社会公众的力量与作用。本文总结了基层腐败的特征, 对公民参与防治基层腐败的理论基础、可能性、参与过程中的障碍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推进公民参与, 防治基层腐败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基层腐败,公民参与,阻碍,对策

参考文献

[1][中]倪星著:《腐败与反腐败经济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2][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著:《政治学手册精选》。

[3][中]倪星著:《腐败与反腐败经济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

[4][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著:《公民文化》。

[5][中]潘小娟著:《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6][中]瓮鸣著:《民主管理遏制基层腐败》。

[7][美]韦尼·萨德霍尔茨著, 解释腐败:经济结构、民主制度和贸易, 1998.选自胡鞍钢编《中国:挑战腐败》,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

完善财务管理防止腐败 篇3

所谓“利益冲突”, 是指国家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职责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相冲突、相违背、相矛盾的情况、状态和行为。国外学术界关于“利益冲突”问题的研究, 主要从行政伦理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美国的特里·L·库珀教授就是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阐述了利益冲突的概念, 他认为, 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 正是这种关系“导致可能发生的两种类型的冲突:即利益冲突和各种权力来源之间的冲突”。利益冲突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个人利益与我们作为一个公共官员的义务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包括角色冲突和各种权力资源之间的的紧张关系;但这些冲突中较典型的是为我们提供了滥用公务谋取私利的机会”。这种由于伦理困境而导致的利益冲突是危害政府廉洁形象和合法性首要消极因素。所以防止利益冲突的主要途径就是培养公务员的职业价值观和业务能力。美国政治学教授马国泉认为所谓的利益冲突是指公务员的社会关系、金钱财产往来或个人信念有可能妨碍他从公共利益出发, 依照法律秉公办事, 影响“廉政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利益冲突”。因此他认为, 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首先要对利益冲突实施道德管理, 进行专业精神教育, 组织道德教育和公民道德文化教育, 使国家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价值观, 形成内在约束机制, 服务于公共利益。

按照西方伦理学的观点, 公权和私利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腐败, 但公共生活中的许多腐败现象、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等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利益冲突。有学者总结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属性、制度特征和制度功能。首先,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一种防微杜渐的廉政制度, 是基于行政道德伦理层面的国家公职人员诚信制度。其次,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对公权和私利的行为作出原则性界定, 是具有广涵意义的基础性制度。最后,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围绕权力和利益之间关系作出的制度安排, 是预防腐败的前瞻性制度。综上所述, 利益冲突是指利益主体为了私利而侵犯了公共利益的一种状态和行为。而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则是为了防止利益主体为谋取达私利而侵害公共利益的约束行为所制定的各种制度规范。

二、当代我国腐败问题及国际社会防止利益冲突治理

1. 当代我国腐败问题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 也是受腐败现象困扰最严重时期。“透明国际”组织的廉政报告显示:我国的清廉指数1995年为2.16分, 1996年为2.43分, 处于极端腐败的范围。1997年为2.88分, 1998~2011年在3.1~3.6分之间, 全球排名在第70~79位之间, 2004年之后虽然我国的廉政指数有所上升, 但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有学者将腐败概括为传统腐败和非传统腐败。传统腐败的典型形式是以权谋私和权力寻租甚至设租, 特点是单纯的权力滥用, 主要是权力持有者利用手中持有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非传统腐败产生的实质就是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私有资本相结合。还有学者将腐败分为公务腐败和共谋性腐败。公务腐败是一种没有贿赂的腐败行为, 是指公职人员开始在公务活动中挥霍、吃喝、大讲排场甚至在执行公务时较多出现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等行为。共谋性腐败是指原存在于体制内的腐败监督与其他部门沆瀣一气, 对外共同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

第一, 遏制腐败势头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政治任务。2011年7月1日,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 党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2009年初, 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政府网三大网站分别做了一次民意调查, 问题是2009年民众最关心的大事, 结果三大网站排名第1位的都是反腐倡廉。另据《法制日报》、法制网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 结果2008、2009、2010连续3年“反腐倡廉”位居榜首。这些数据说明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第二, 腐败现象不断出现新特点。2011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介绍了当前职务犯罪的4个特点:一是多为贪污受贿犯罪, 占犯罪总数的84%;二是涉及领域广泛, 权力集中部门多发;三是犯罪数额巨大的案件时有发生, “窝案”、“串案”频发;四是作案手段隐蔽化、智能化、期权化。第三, 腐败数额巨大, 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惊人。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卖地索来1.45亿”。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单笔受贿8240万元。江苏一国有企业干部隋利华个人受贿百万元, 导致国有资产损失近亿元。腐败分子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和政治影响, 无疑是巨大的。第四, 现行防腐制度严重滞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在分析当前贪污贿赂多发高发原因指出, 一些环节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 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备、有效的监督体系。

2. 国际社会防止利益冲突治理

(1) 美国立法把重点放在三大领域。美国的防止利益冲突法主要包括: (1)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指公职人员依法在法定时间、向法定机构报告个人及家庭财产和收入, 在法定媒体上公布或允许公众查阅, 瞒报、谎报者承担相应责任的法律规范。 (2)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美国刑法规定了“利益冲突犯罪”即是“任何政府官员或雇员都不得故意亲自或实质上参与任何同自己有关着财产利益的特别事项, 违者单处或并处10000美元以下罚金或者两年以下监禁”。 (3) 违法惩罚制度。美国法律规定, 审查机关收到官员的财产申报后应进行严格的审查;还规定了利益冲突犯罪是指公职人员违反从政道德, 在利益冲突事件中出卖或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2) 俄罗斯立法对受贿者进行重罚。2008年初, 梅德韦杰夫就任俄总统不久, 成立直属总统的反腐败委员会, 该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例会。不久, 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反腐败法》。之后他提议俄国杜马起草关于对受贿行为进行数倍罚款的法案。该法案规定, 受贿金额在3000卢布以内的, 受贿人将会被处以50万卢布的罚款, 在3年到10年内不得担任某些特定的职务。数额较大的, 受贿者本人及其家属的财产将被没收。另外, 明确要求国家公务人员每年如实申报本人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收入和财产情况, 纳税情况也将受到核查。

(3) 日本立法规范公务员管理。伦理是传统日本人生活的核心观念和基础, 伦理法和伦理规程, 是日本政府制定的重要反腐败法规。日本于1999年通过《国家公务员伦理法》, 2000年4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禁止公务员同与工作有厉害关系的人来往, 禁止与厉害关系人就餐等。相应地为保证该法的施行, 日本设伦理监督官, 负责指导所在部门公职人员遵守伦理规范并提出建议, 建立和完善公职人员遵守伦理规范的保障制度。

(4) 澳大利亚把公共权力关进笼子里。责任性、透明性、公正性是澳大利亚政府为防止腐败而坚持的三个重要原则。在遵循三个重要原则的过程中, 澳大利亚联邦公务员管理委员会、各独立反腐败机构以及媒体、社会公众对腐败行为齐抓共管, 形成了内部与外部、行政与司法、官方与民间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有效监督机制。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充分体现了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理念, 有效防止了政府官员的腐败。

三、国际社会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经验对我国反腐败建议

首先, 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纳入国家廉政制度顶层设计之中。分析我国目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缺乏一部基础性法规。近年出台的许多“禁止”、“不准”, 只是治标, 而非治本;只是应急之计, 而非根本之策。针对这个问题, 应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性制度, 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之中。应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目标任务, 用国家立法的形式对利益冲突加以科学的界定, 对现行政策法规中的共同性内容加以归纳, 这就要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纳入国家廉政制度顶层设计之中。

其次,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法制化, 加快防止利益冲突法及相关法律立法工作。只有依法治国才是推进反腐败工作必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保障。具体说:一是要尽快制定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反腐败法》, 将现行党纪条规, 行政规章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 使反腐败工作真正纳入到有法可依、依法治理的法治轨道。二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在立法起草过程中, 应当充分发扬民主, 在法律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之前, 应该广泛征求法律专家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 对腐败治理有效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等在关治理腐败方面的法律进行合理移植, 从而制定出真正有价值高质量的反腐败专门法律。

再次, 依法治官, 实行“重典治吏”。当前我国推进反腐败工作要正本清源, 重点就应该依法治官。官治则民治, 民治则国治。因此, 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利益必须公开, 特别是财产公开, 是防止利益冲突的一项基础性措施。当前, 要从赋予财产申报制度, 扩大公职人员财产公开范围、完善财产申报种类等方面入手, 不断完善我国的财产公开制度, 扩大申报内容和对象, 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另外, 对违法贪渎腐败行为一律追究, 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严惩贪污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