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探源

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探源（共6篇）

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探源 篇1

一、中国古代体操的起源

人类最初体操活动的萌芽是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在从事打猎、捕鱼、采集野果等集体劳动中, 人类提高了体力和智力, 获得了攀登、爬越、跳跃、走、跑等技能, 产生了最初的体操活动。萌芽状态的体操活动, 分别与宗教、战争、娱乐和医疗等相结合, 扩大了萌芽状态体操的社会职能, 同时也推动了萌芽状态体操的发展。古代中国虽无“体操”一词, 却有类似体操的“养生”、“导引”和“舞蹈游戏”等健身活动。以中国古代“舞”字为例, 开始时甲骨文写舞字像人两手拿着树枝之类在舞蹈, 这说明在古代人的舞蹈活动中出现了体操运动的雏形。当人们在长期的劳动中, 发现跑跳、投掷、游水、舞蹈不但可以用以获得生活资料, 表达自己的欢畅感情, 而且对身体锻炼、消除病痛等有积极作用, 于是体育运动便从劳动中逐步分离。

二、中国古代体操的发展与演变

原始公社解体后, 先后有夏、商和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出现, 军事活动十分频繁, 古代体操活动与军事进一步结合, 射、御、角力和兵器武艺兴起, 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 。西周时代为适应祭祀庆典的需要, 把舞蹈列为贵族学校的正式课程, 不同年龄开设不同舞蹈课程。公元前11世纪, 周武王姬发即位, 建立了西周王朝, 为庆贺伐纣的胜利, 炫耀国威, 令其部队在都城丰镐表演了气势宏伟的大型团体操《大武舞》。

导引养生术是我国最早的医疗保健体操, 古导引即“导气令和、引体为柔”, 后来的发展是:导气亦称内功、静功、气功;引体亦称引伸、仿生、武术。战国时期的庄子把导引概括为养气和养形二者的结合, 如“吹嘘呼吸, 吐故纳新”是一种呼吸运动。“熊经鸟申”是模仿熊攀树自悬, 飞鸟凌空伸展, 可以使肌肉和骨骼得到锻炼, 属于形体运动。狭义的导引是指“屈伸之法, 俯仰之术”, 广义的导引则包括:呼吸运动、肢体运动和自我按摩三者的结合。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把乐舞人集中咸阳, 便于管理和监视, 使各地各类技术得到交流和提高, 另外收缴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于咸阳, 兵器销毁后, 以防止人民的反抗, 民间只能以徒手习武相搏, 同时刺激了民间百戏、杂技等表演技艺。

汉代的体操运动逐渐分化为两类:一类存在于古代乐舞、杂技、戏剧和流传于民间的技巧运动中, 是反映在古代歌舞、戏剧、杂技和流传于民间的技巧运动。出土的西汉乐舞杂技陶俑中, 就有手倒立、后手翻、后空翻等动作。另一类是强健筋骨、预防疾病的体操, 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古代药学名著《内经》中的“导引养身术”。出土的导引图, 距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之久, 不仅年代早, 而且内容非常丰富:有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器械运动等。到了东汉末年, 名医华佗在进一步总结前人导引经验基础上, 摹仿五种禽兽动作形象, 编创了“五禽戏”[1]。

盛唐时代, 国家统一, 经济繁荣, 国际体育交往频繁。古代体操中的舞蹈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 有宫廷表演和民间娱乐舞, 从西域传来的踏球舞 (原名胡旋舞) 和剑器舞盛行一时, 体操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 出现了双人和集体动作, 许多复杂的翻腾动作和杂技表演结合在一起。唐宋时代的“字舞”和“花舞”, 可算是团体操的雏形。据史料记载, 唐高宗时代, 武则天创制了《圣寿舞》, 表演人数有一百四十人, 名曰:“圣寿乐”。表演者头戴金色铜冠, 身着五彩画衣。这种舞衣在跳舞时可以迅速变换颜色, 而且队形每变一次, 即排成一个字。组成“圣超千古、道秦百王、皇帝万岁、宝柞弥昌”等各种吉祥字样[2]。宋朝的杂技, 有鱼跃、燕式滚翻过圈子、过刀门等动作。据宋人周密著的《齐东野语》载, 当时州郡遇到盛大节日, 也往往进行“字舞”表演。可见, 在宋代“字舞”已经发展成为民间庆祝节日的一种形式了。

元朝的杂剧《疏谈行院》描写当时一个上座不好的杂剧团, 剧中有一句唱词:“没有一个生斜格打二百个斤斗”, 说明当时杂技水平已普遍很高, 而且在古代体操训练中, 已经广泛运用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

到了清代, 技巧动作技术水平更高。如《清稗类钞》上记载:“……忽倒竖以两足捧坛直立, 以两手履地, 绕场而行, 良久, 忽作虎跳, 横转如车轮, 忽翻筋斗, 起落如蚱蜢, 久之……”可见技术上发展更成熟, 动作更趋于复杂和形象化。除此, 杠子功、皮条, 在清代有很大发展。在清代的庙会上表演的“单臂顶”、“拳头顶”、“全背顶”、“童子拜观音”等动作, 难度较大, 说明中国古代杠子功已经具有非凡的技巧, 并且具有中国民族的特殊风格。

三、中国古代体操的内容与形式

十八罗汉手:中国古代著名的体操形式之一。其动作为: (1) 朝天直举二手; (2) 排山运掌四手; (3) 黑虎伸腰四手; (4) 雁翼舒展一手; (5) 楫肘钩胸一手; (6) 挽弓开膈一手; (7) 金豹露爪一手; (8) 腿力跌荡四手。合之共十八手, 故名。对锻炼肌肉, 通经活血, 改善内脏器官功能, 防病治病有良好作用, 不仅在国内流行, 且已传入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易筋经:中国古代医疗体操。“易筋”即把萎缩松弛肌肉变为强壮结实肌肉的身体练习, 为托南天竺僧人在摩所创, 实为古代劳动人民仿舂谷、载运、收囤等姿势创编。有二十余种, 各“经”均不同, 共同特征是动作刚劲有力, 刚中有柔, 动中含静, 意力统一, 对增强体质和肌力有明显效果, 亦为中医骨科和按摩科医师的一种基本功。

五禽戏:五禽戏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健身体操, 又称“五禽操”。五禽戏由五种动作组成, 分别是虎戏、鹿戏、熊戏、猿戏和鸟戏, 每种动作都模仿了相应动物的动作。关于五禽戏的最早记载是南朝范晔《后汉书·华佗传》:“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 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 血脉流通, 病不得生, 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 为导引之事, 熊经、鸱顾, 引挽要体, 动诸关节, 以求难老。吾有一术, 名五禽之戏。一曰虎, 二曰鹿, 三曰熊, 四曰猿, 五曰鸟……”练五禽戏要做到全身放松, 意守丹田, 呼吸均匀, 形神合一。练熊戏时要在沉稳之中寓有轻灵, 将其彪悍性表现出来;练虎戏时要表现出威武勇猛的神态, 柔中有刚, 刚中有柔;练猿戏时要仿效猿的敏捷灵活之性;练鹿戏时要体现其静谧恬然之态;练鸟戏时要表现其展翅凌云之势, 方可融形神为一体。

八段锦:九百多年前宋代人编成一套八段锦体操, 据说是南宋名将岳飞手下的大将牛皋得自神仙的传授。南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八段锦一卷, 吐纳导引术也, 不题撰人。”八段锦在宋代就有了刊本, 但是没有作者的姓名。八段锦的一整套动作是从上肢开始, 依次为腰、腹、背、下肢的全身运动, 基本上和现代体操编制的原则一致, 但是练起来要想身体每个动作都符合标准, 是很复杂、很困难的。

太极拳:明清时期, 体操发展最大的成就是创编了太极拳, 并开展了太极拳运动。太极拳之名来源于《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 静而生阴。一动一静, 互为其根。”明代的内家拳主练气, 以静为主;外家拳主练力, 以动为主。太极拳吸取内外家拳术的精华, 刚柔相济, 动静结合, “一动一静, 互为其根”, 所以称之为太极拳。太极拳要求一意一念, 一举一动, 随心所欲, 都在自我控制之中, 以达到养生、防身的效果[3]。

华夏民族不仅为人类体操开创了灿烂夺目的篇章, 而且为绚丽的中华体育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溯中国古代体操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内容与形式, 我们应该古为今用, 汲取历史中有益的经验, 继往开来, 为体操事业与体育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德骧, 魏大鸿.从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导引图看我国古代体操[J].华中师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1980 (1) .

[2]李信.中国古代体操摇篮长安[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1991 (4) .

[3]魏燕利.从传存到创新——试论道教对中国古代体操导引术的贡献[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3) .

我国古代版画之历史探源 篇2

一、版画的起源

古代的版画起源一直有争议, 有汉朝、东晋、六朝、隋唐朝等说。我国的西北和吴越等地都曾发现唐及五代时期的版画, 可见版画的历史相当悠久。而在四川成都出土的至德本版画, 推测应是至德年间所做, 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 即756—758年之间。但目前我国现存的版画中, 镌刻有确切年代的, 最早的应是咸通本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图, 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 即860—874年之间, 根据题记, 这本经书应作于868年。唐及五代这一时期的版画特点是古朴俊秀、奏刀有神, 且多表现的是宗教经卷的内容。至宋元时期, 佛教版画在前朝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山水景物等图形也开始出现在经卷中。早期的版画多用于对宗教的宣传, 先是佛教, 然后出现在道教与儒家中, 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后, 在诸如科技知识、文艺门类等其他题材的书籍、图册里也开始大量出现版画。由于版画是附着在中国传统的印刷术之上, 而我国印刷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在宋代, 宋元时代的刻书业中心在福建的建安和浙江的杭州, 因此两宋时期的汴京、临安、苏州、福建建安、四川的眉山、成都等地, 都成了各具特色的版刻中心。而在同一时期先后与宋朝对峙并存的西夏、辽、金等三国的版画也很发达, 我国和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 就是辽代套色漏印彩色版《南无释迦牟尼佛像》, 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另外, 由于实用的要求, 在宋代也出现了用于印制纸币和广告的铜版印刷。元朝统一中国后, 印刷业版刻业仍然保持了兴旺发展。而与宋代相比, 元代的插图雕刻水平又有一定的提高。我国的连环版画的前身, 便是元代的平话刻本。由此可见, 中国的版画制作, 在明朝以前便已经十分发达, 插图可见于各类书籍中, 全国南北各地都遍布雕版作坊, 而雕刻技巧也相当圆熟, 版画中不仅出现了连环画, 还出现了套印版画, 这些都为明清时期我国版画艺术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36。

二、版画的兴盛

明朝是我国古代版画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首先, 明朝的生产力有比较大的发展, 特别是明朝中后期, 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许多行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并出现了很多新技术。其次, 在文化方面, 尤其是小说与戏剧方面, 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并雕刻出版, 这些都刺激了出版业的繁荣兴旺, 明朝小说中大都附有插图, 而版画作为一种吸引读者的手段, 在作者、书商与刻工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加速发展。在明朝前期, 天下初定, 版画创作仍维持着元代的水平, 在恢复中寻求发展, 但在朝廷或较有财力的官僚富商组织刻印的书籍中, 仍能看到高水平的精美插图。在中国版画史上, 彩色套印版画的作品在明代最多, 成就也在明代达到最高峰, 标志着版画发展高峰到来的是饾饤版和拱花版版画的出现, 这是在套版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更趋向于精密化的版画。饾饤版和拱花版版画代表着中国古代版画工艺的最高水平。套版的特点是用数块色版套色印制, 有几种颜色就用几块版, 一般分两色本、三色本及六色本等。在明代中晚期大量出现套版的版画, 但其最大的缺点是各种色彩的浓淡不容易调和好, 不容易调出色调的层次。至明代晚期, 我国优秀的版刻家胡正言, 在长期的实验与摸索中, 创造出饾饤版和拱花版, 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版画刻印工艺达到了最高水平。所谓饾饤版, 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的颜色, 每种颜色刻成一块小木板, 然后分多次分浓淡套印或叠印, 最后印制形成完整的彩色画面。印一幅彩色画, 少则十几块, 多的能用上千块版。因为一块块镌雕的小木板形似饾饤, 故称饾饤版。饾饤版的出现, 确立了中国版画刻印事业的真正独立。而拱花版能够使纸面出现凹凸花纹, 是饾饤版的补充。用饾饤版和拱花版印刷出来的画面, 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色彩的浓淡深浅、阴阳向背, 与原作所差无几, 令人叹为观止。饾饤版和拱花版使中国的版刻和印刷在经过细致的分版制作套印后, 能够达到有笔、有墨、有色, 而且水色滋润, 浓淡相宜, 与画家手绘同等的效果。自宋元以来, 人们一直在不断摸索改进木刻彩印技术, 至此产生了质的飞跃。正是这些工艺的出现, 促使画谱的出版盛况空前。通常的书籍中, 插画是对文字的一种说明, 而画谱则是以版画为主的一种版画集。画谱的主要作用是供人临摹, 这说明版刻木刻印刷术, 已经有了极高的以假乱真的水平。饾饤版和拱花版套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 达到了“浓浓淡淡, 篇篇神采;疏疏密密, 幅幅乱真”的境界。除此之外, 明代的版画在雕刻工艺方面还可以制作墨版, 即直接用木版做底色, 使印刷出来的效果黑白分明, 对比强烈。这些优秀的技艺都促使古代版画在明代中晚期达到了异彩纷呈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雕刻工匠, 由于父子、师徒相传的体系, 因而形成带有个人风格的版画流派, 并因此出现了几大流派和生产基地。按生产基地的形成大致分建安、金陵、徽州、吴兴、杭州、苏州等版画流派系统。其中最大的流派就是徽州版画, 徽派版画典雅、精巧, 以白描手法造型, 富丽精工, 在15世纪即以刻制闻名于世, 对中国雕刻木刻印刷术特别是版画工艺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饾饤版和拱花版创始人胡正言便是出自徽派。除此之外, 徽派还留下许多传世名作, 如《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水浒叶子》、《楚辞》、《太平山水图画》、《西厢记》、《环翠堂园景图》、《海内奇观》、《唐诗画谱》等。到清代, 古代版画工艺没有再进一步的发展, 但对明代的版画工艺作了很好的延续和继承。清代统治者比较重视版画, 使北京成为当时版画刻印的中心, 由此形成殿版版画的风格流派。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参与, 使绘图开始带上欧洲透视画量度写真的风格。清代时期的版画代表作品有《九歌图》、《离骚图》、《太平山水图画》、《芥子园画传》、《红楼梦图咏》等[2]90。

三、古代版画的特色

在明代, 有几类版画相当有特色。一类是科技图书的插图, 如《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 还有带图解的百科全书性质的书籍, 如《三才图会》、《海内奇观》等。一类是比较大型的连环画图册, 代表作有《古烈女传》、《帝鉴图说》等。还有一类是民间娱乐用的酒牌, 是一种用于游戏和赌博的纸牌, 又称叶子, 优秀作品有《水浒叶子》等。清代民间书坊版画对明代进行了延续, 但插图在戏曲小说中已成衰退之势。但是, 与大多数在世的绘画作品相较, 版画的社会功用相当突出。版画可以以一化无数, 传播宣传功能突出, 这一点得到清朝统治者充分利用, 清代的内府刻书相当注意图版, 供应内府的画家和雕刻工匠都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 刻工更是如此。图片主要使用在两大类书籍中, 一类书籍是关于国民生计、文教卫生, 其中有不少科学著作, 如《授时通考》、《仪象图》, 还有铜活字排版、木刻版画插图的《古今图书集成》。地图和地方志中的版画插图也非常多, 如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十排全图》、乾隆《皇舆全图》等。另一类则是替清王朝宣传文治武功的书籍, 其中大型图录式的书籍很多, 如康熙《避暑山庄诗》配画插图、雍正《圆明园四十景诗》配画插图、康熙《万寿盛典》、乾隆《南巡盛典》等等, 都是带有极强纪实性质的社会风俗画卷。虽然统治者利用版画来为政权宣传, 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版画也同样成为了普通民众表达自己思想和情绪的一种有效的宣泄途径。于是产生了反映被压迫人民对伸张正义渴望的《剑侠图传》, 在一个时代面临崩溃时对农民英雄进行歌颂的《水浒全传》, 还有寄托亡国之恨的《离骚图》等等作品。版画还直接参与到科学创造之中, 在被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中国军事百科《武经总要》、伟大医学著作《本草纲目》等书中, 都有大量的版画插图, 这些插图刻画得栩栩如生, 无论是从科学或是艺术的角度来看都是上乘之作, 具有相当高的价值[3]38。

参考文献

[1]周安平.由敦煌雕版佛画管窥中国古代版画的美术历史作用[J].敦煌研究, 2005 (2) .

[2]陈铎.古代版画的图式转换及文化意义[J].新美术, 2007 (2) .

周代雅乐舞之历史探源 篇3

一、周代乐舞的政治意义和教化作用

作为一个对前期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乐舞进行综合集成的时期, 周代强化了乐舞的政治意义和教化作用。周代实行分封制, 又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构建了较之夏、商不同的社会新型政治结构和经济关系。周代注重“制礼作乐”, 不仅渐次完备了各种典章礼仪制度, 而且特别发展了基本的尊祖崇德观念。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来自于前代的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 其精神实质是通过对前代祖先的虔诚崇拜而着力于对家族血缘关系的自觉认同, 目的仍在于维护社会的基本等级制度, 核心则是树立以德为主的人文伦理观念。在加强和推行礼、乐制度之时, 周代统治者将乐舞视为“礼”的一种附庸, 其美学准则就是“德成而上, 艺成而下”。也就是说, 若想达到“德”的状态, 唯有遵循“礼”的规制。同时, 规格森严的等级制是周礼乐舞蹈在形态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周礼·春官》云:“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周代礼乐舞蹈的形态是随用乐者的地位不同而具有差异的, 表演形态为“且奏且歌且舞的综艺形态”, 其正如《周礼·春官》中所云:“……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 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神, 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濩》以祀四望, 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 乃奏夷则小吕舞《大韶》以享先妣, 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因此, 在传统乐舞的基础上革新扬弃, 周代朝廷加工整理出雅乐舞蹈文化, 并将《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定名为“六舞”或“六代之乐”, 其中《云门》属于黄帝时期的乐舞, 反映祭祀天神的主旨;《咸池》属于尧帝时期的乐舞, 反映祭祀地神的主旨;《大韶》属于舜帝时期的乐舞, 反映祭祀四方的主旨;《大夏》属于夏禹时期的乐舞, 反映祭祀山川的主旨;《大濩》属于商汤时期的乐舞, 反映祭祀周氏祖先的主旨;《大武》属于周代当代的乐舞, 反映武王伐纣的主旨。此外, 周代的“六舞”又可以划分为“文舞”和“武舞”两个大类, 其中《云门》、《咸池》、《大韶》、《大夏》等属于文舞, 舞蹈者左手执“龠” (形状类似于排箫的乐器) , 右手持“翟” (形状类似于鸡尾的装饰) ;《大濩》、《大武》则属于武舞, 舞蹈者手持“朱干” (盾牌) 和“玉戚” (斧头) , 在宫廷宴会上进行表演。这里以《大武》为例略述一二。《大武》是周代编创的歌颂武王伐纣获得胜利的乐舞作品, 属“六舞”之一。据春秋时期孔子《礼记·乐记》中载, 该乐舞的前奏和引子是一段长长的鼓声, 舞者 (战士) 持兵器待命, 接着便是六段多彩多姿的舞蹈, 其中第一段表现的是号令出兵的情形;第二段表现的是灭掉商纣的过程;第三段表现的是继续进军的情形;第四段表现的是平定边疆的过程;第五段表现的是分疆治理的情形;第六段表现的是列队向武王致敬的场景。整个舞蹈具有丰富的叙事性和生动的表现性[2]134。

周代的宫廷舞蹈节奏铿锵、庄肃崇高, 引人入胜, 《荀子·乐论》中云:“故听其雅颂之声, 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 习其俯、仰、屈、伸, 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 要其节奏, 而行列得正焉, 进退得齐焉。”及至春秋战国时期, 各个诸侯国依然继承延续了周代的宫廷雅舞, 据《左传》记载, 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欣赏完雅舞之后, 曾万分感慨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亦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无不帱也, 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 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 吾不敢请已!”在季札看来, 周代的雅舞对于“德”的诠释达到了极点, 其涵盖的宽厚仁慈和大度包容, 是其他任何乐舞难以超越的。

二、周代乐舞的管理机构和礼仪培养

由于周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视音乐和舞蹈的教化作用, 因此将音乐和舞蹈视为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为了推动和促进礼乐制度的建立, 周代设“大司乐”, “以乐德教国子, 中, 和, 祗, 庸, 孝, 友;以乐语教国子, 兴, 道, 讽, 诵, 言, 语。”[3]6据《周礼》记载, 大司乐为乐官之长, 兼掌学政, 设中大夫二人, 乐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及府、史、胥、徒等人员。作为周朝的音乐机构, 大司乐掌握着音乐教育和执行礼乐的职能, 其培养对象主要是王室和贵族的子弟, 也有一少部分是从民间直接选拔出来的优秀的音乐和舞蹈人才。在发展鼎盛时期, 大司乐负责的机构官员及乐师多达近1500人, 其中包括机构中的最高官职———大司乐, 歌舞总教习和总指挥———乐师, 管理人事及学生学籍的乐工总监督———大胥, 担任训练乐工及指挥合奏的人员———大师、小师, 掌管乐器的制造、修理和调律的人员———典同, 执舞器的舞师———磬师、钟师、笙师等, 掌管“四夷”音乐的人员———鞮鞻氏, 保管和发放舞器的人员———司干, 职员———府、史、胥以及工役或学工———徒等等。值得一提的是, 周代舞蹈的伴奏已有编钟、铙、镯、铎等金属乐器, 磬等石制乐器, 箫笛等竹制乐器, 笙、竽等匏形乐器, 埙等陶制乐器, 琴瑟等弦乐器和革鼓等打击乐器, 数量繁多, 品种丰富。

周代时期, 礼仪的学习与培养首先是从学习乐舞发端的, 统治者期冀通过乐舞教育的方式来提高贵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为此, 朝廷建立了严格的学宫制度, 据《周礼·地官》载, 贵族子弟应学习“六艺”, 即“一曰五礼, 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 四曰五驭, 五曰六书, 六曰九数。”大司乐负责招收的贵族子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音乐美学、演唱和舞蹈, 一般学时为7年, 从13岁开始学习, 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 先学习音乐、朗诵诗和六小舞, 到15岁开始学习射箭、驾车和舞《象》, 到20岁学习完各种仪礼和六大舞后正式毕业。周代乐师的主要任务是“掌国学之政, 以教国子小舞”, 尤其要对于入学的贵族子弟进行耐心细致的教学安排和严格的学习考核, 比如:这些子弟多大年龄该学什么舞蹈?以什么样的身份学习什么舞蹈?由何人负责教授其何种舞蹈?何时组织单项舞蹈及集体舞蹈的考核?对于不用功学习舞蹈者又该如何惩戒?以及对于成绩优异者应给予何种爵位等, 都有着极其严格和细致的规定。

在举行大祭之时, 除率领贵族子弟为帝王将相们表演“六舞”之外, 大司乐还安排这些贵族子弟为帝王将相们表演“六小舞”, 其包括:《羽舞》———执白色羽毛而翩翩起舞;《皇舞》———将羽毛覆于头部, 肩上披翠羽而绰约起舞;《干舞》———执盾牌而雄浑起舞;《人舞》———徒手摇摆而典雅起舞;《帗舞》———执长柄饰五彩丝绸的舞具而窈窕起舞;《旄舞》——手执牦牛尾装饰的旗帜而舞。表演这些舞蹈的用意和内涵, 主要在于分别祭祀日月星辰、四望、社稷、山川等。另外, 在不同场合之下, 周代宫廷也演奏不同的乐舞形式, 比如在胜利凯旋之时通常会演奏《凯乐》, 以群体性舞蹈居多;在宴享宾客之时通常会演奏《四裔乐》或者《散乐》, 以单人性舞蹈居多;在举行射仪之时则通常会表演《弓矢舞》。简而言之, 在周代所有的祭仪场合中, 一方面, 舞蹈表演内容强调“受命于天”的伟大神圣性, 另一方面, 舞蹈表演内容强调“王尊民卑”的等级区分性。

西周的礼乐制度是奴隶社会政治文明的重大创造, 其集周以前古代舞蹈之大成, 演绎出一段又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掌故。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随着过于苛刻呆板的礼乐制度的推行, 周代的乐舞艺术呈现出日趋僵化的态势, 且无奈在春秋末期形成了“礼崩乐坏”的时代落寞格局。与之相对应的是, 民间带有较强的娱乐性、不受固有思维束缚的新乐, 逐渐代替了原来的古乐而大行其道, 其不仅推动了表演性舞蹈的蓬勃兴盛, 而且也出现了少数技艺高超、姿态绰约的著名舞人和舞蹈名目, 这样, 以体现“曲线美”为特征的舞蹈形态逐渐得以清晰地表达, 其重点涵盖了以婀娜、轻柔、飘逸等为主基调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标准。

参考文献

[1]窦培德.大唐盛世的皇家宫廷舞蹈[J].当代戏剧, 2003 (1) .

[2]褚春元.论周代礼乐文化中的乐舞艺术的象征性艺术精神[J].巢湖学院学报, 2008 (4) .

王守仁德育理念之历史探源 篇4

一、“致良知”:德育的理论基础

1. 王守仁德育的理论基础。

王守仁的德育思想比较解放, 其中还具有偏离及破坏儒家传统思想的因素。王守仁认为穷理是认识的深化及获取真知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知不行之不可以穷理, 且知是行的本意, 行是知的工夫。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德育思想的典型, 其在《传习录上》提到:“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并强调人的活动是一种有目的及意识的行为, 即所谓的致良知。王守仁提出求真理于我心来实现客体与主体的统一。而王守仁的行范围很广, 包括了学、问、思、辩等多方面的内容, 也即是《中庸》中“知”的四个方面, 王守仁将其纳入进了行的范畴。王守仁将吾心看作天性, 同时将性作为心的本体, 其根源在于天, 这点有着浓厚的形而上学思想。王守仁所谓的“知”就是良知的意思, 是自然判断伦理道德及善恶的标准与能力, 他又将其赋予了得到各自天理或本性的含义[2]28。但是, 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但不具有圣人般的素质, 所以始终被物欲所掩盖, 因此, 只有通过格物致知的修炼才能真正回归到良知。王守仁心中就有要改变个人行为的不足及不妥之处而实现社会的圆满, 因此, 人们懂得良知就在于其内心是非常重要的。王守仁的德育思想认为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致良知内圣外王的合一, 这不但是圣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同时一般的凡人也能够做到, 只是程度不同。但是, 只有圣人与凡人的致良知相互凝聚在一起的时候, 也即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事情, 才能实现王守仁所期待及向往的至善境界。

2. 德育理念的探索及基础。

在其漫长的德育理念形成过程中, 王守仁曾经有过一度隐士入山的意念, 他认为隐士入山表现上是对经略之志的否定, 但实际上两者是统一的。王守仁推崇仙道, 其实是因为仙道中包含顺其自然而“无容私”的重要理念, 最后他摈弃的也只是其修持的方式与方法。入山与遗世也是其破心中贼的重要探索。上述都是王守仁德育理念的重要探索及基础。抛弃世俗入山是其簸弄精神的一种表现, 同时也是其精心思考及结合自己的人生和多次探索的结果, 也是其德育发展的重要保证。王守仁的德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及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 其哲学理论就是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 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王守仁否定了朱熹提出的知与行区别对待的命题, 王守仁认为知行是合二为一的, 其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中就提到“真知即所以行, 不行不足谓之知”的知行合一思想, 即真知必须通过“行” (实践) 才能体现出来。

二、“学为圣人”及“种德”的德育目标及方式

1.“学为圣人”的德育目标。

在王守仁德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 “学为圣人”、“明人伦”思想指出了培养“圣人”是其德育的最高理想与目标。他的圣人模式指的就是在道德修养上要求非常高的人。这样, 王守仁就通过学习及教育的方式将圣人及自身进行了贯通, 并且还通过道德及情感来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王守仁的德育思想非常类似于意境的构成, 其德育的实质是在对前人思想的提炼中发展而成, 将道家的“返朴返淳”及释家的清心寡欲融入其德育思想中, 最终达到了“去人欲, 存天理”的至高境界。王守仁的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 其深刻的“为善去恶”、“致良知”思想也是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王守仁强调只要人们修养到“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的境界, 便可以成为圣人。从阶级实质上分析, 该“圣人”并没背离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意识形态, 而是对封建主义信仰及道德规范非常忠诚的人, 这便顺应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符合儒家传统的观点。但是, 王守仁的“圣人”思想中值得称道的是其“凡人而肯为学”的理念, 指出凡人只要经过努力都可达到圣人的目标。他还指出, 虽然人的资质不同, 但并不妨碍其能上达于“圣人”的目标。王守仁将“圣人”从高不可攀的神坛拉入到凡间[3]5。

2.“种德”的德育培养方式。

王守仁倡导身心之学, 并立有圣人的志向, 他认为, 学者就应该学圣贤经略之志, 破心中之贼, 从而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 这就是王守仁德育理念中去人欲、存天理的社会条件与基础, 同时也是其迈向圣学的重要前提。王守仁对佛教有着莫名的因缘, 佛教的抛弃客观世界及清心寡欲理念与其“破心中贼”思想有着相似之处, 同时也是王守仁德育思想中“灭人欲存天理”的重要基础与探索。王守仁认为:“种树者必培其根, 种德者必养其心, 欲德之盛, 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他首次提出了“种德”的理念, 其含义便是培养儿童的德行。“种德必养其心”, 首先要立志, 这也是德育的最重要任务。其次, 王守仁认为种德如种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强调种德要符合儿童生长的规律, 尤其要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 从小抓起, 摈除外好, 逐渐提高自己。德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及行为养成的训练工作, 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 种得好, 就会健康成长, 反之则会贻误下一代。王守仁还提出了德育“儿童化”的主张, 必须从儿童的特点出发, 让他们在嬉戏中得到成长与锻炼。对于儿童教育应做到“时雨春风”, 在快乐中不断长进。王守仁非常痛恨刻板的教育模式, 更是谴责那些违反客观规律的所谓德育。王守仁还创造出另一项“导之习礼”的德育活动, 就是要端正态度, 讲究仪节, 培养学习者从容儒雅的礼貌及习惯。

三、“知行统一”是德育理念的重要实践

王守仁认为知行是合二为一的, 是德育理念的重要实施过程, 其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中就提到“真知即所以行, 不行不足谓之知”的知行合一思想, 即真知必须通过“行” (实践) 才能体现出来。另外, 王守仁认为穷理是认识的深化及获取真知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知不行之不可以穷理, 且知是行的本意, 行是知的工夫。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德育思想的典型, 其在《传习录上》提到:“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并强调人的活动是一种有目的及意识的行为, 即所谓的致良知。王守仁提出求真理于我心来实现客体与主体的统一。而王守仁的行范围很广, 包括了学、问、思、辩等多方面的内容, 也即是《中庸》中“知”的四个方面, 王守仁将其纳入进了行的范畴。王守仁所谓的“知”就是良知的意思, 是自然判断伦理道德及善恶的标准与能力, 他又将其赋予了得到各自天理或本性的含义。但是, 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但不具有圣人般的素质, 所以始终被物欲所掩盖, 因此, 只用通过格物致知的修炼才能真正回归到良知。王守仁心中就有要改变个人行为的不足及不妥之处而实现社会的圆满, 因此, 人们懂得良知就在于其内心是非常重要的。就王守仁的德育理念而言, 为了求得放心及为学习吾心而学习客观之理是正确的, 但是为了吾心而只是学习经验、知识等客观道理却是没有任何收获的。因此, 王守仁鼓励学者要从吾心上来探究心体之道, 并向世人告知心外无事、无理等德育理念。

王守仁的德育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集合。他不但提出了知行合一、四句教、致良知等德育理念思想, 而且还将其思想运用到现实中, 其诗歌及文学的创作理念都是建立在其德育思想基础之上。王守仁非常重视心理干预的作用, 强调生活中要以物为载体, 贯彻其德育思想中由心悟意再到知物的重要理念。王守仁的德育思想包含了万物为一元的宇宙论, 在其渴求的天人合一及无善无恶的道德状态中不但包含有单一的道德伦理, 而且还具有实践的理论特色。王守仁强调要承认个性之间的差异, 注重因材施教, 同时注意对不同阶段的教育。王守仁还继承了孔子重视“诗教”及“乐教”的传统, 以陶冶学生的情操。他说:“凡习礼歌诗之教, 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 使其乐习不倦, 而无暇及于邪僻”[4]74。在王守仁看来诗歌及音乐能够让人心情舒畅及涵养, 从而保存及发扬合乎统治阶级道德标准的思想情感。他将人的思想感情的纯正比喻成黄金的“足色”, 所以就有“存天理, 去人欲”的说法。

总之, 王守仁的德育理念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影响, 其德育思想比较解放, 对当代德育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周德昌.王守仁德育思想论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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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荣虔.王守仁德育思想之研究[J].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1 (5) .

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探源 篇5

一、泪别西河，问对悼王

吴起为魏武侯罢西河守，忿而等车南行楚国。然而对于吴起来说，其一生功业最辉煌的顶点在西河，二十三年大好光阴在西河，甚至西河守治所城池的每块砖石都留下吴起的印迹。在南下楚国之前，一贯以硬汉形象出现在人前吴起忍不住掉泪———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日。不出吴起所料，在吴起南下楚国之后不久，秦国就夺回了西河之地，重新取得对魏国的战略优势，魏国因之日削最终为秦所灭。

吴起在泪别西河之后，来到楚国。作为南中国霸主的楚国，在进入战国之后再也难保楚庄王的威名不堕。到了楚悼王即位前后，楚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内由于公族贵族对自耕农的日益侵凌而导致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以至于楚悼王之父楚声王为农民起义所杀；对外则为三晋所围，以致在楚悼王十一年遭到惨败，依靠重宝求救于秦国出面斡旋才得以签订和平协议，勉强从战争漩涡中脱身。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老牌霸主楚国惨败于新兴的三晋，无论从双方实力和资源对比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楚国与战国六雄不同，主要是以部落联盟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在熊渠草创楚国的时候，采取治理模式是诸子均分制度。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到战国，各国尤其是与楚国敌对的三晋纷纷开始变法，而且实力日益强大，楚国仍采用落后的按照血缘和身份选拔官员的政治制度，其内外交困是楚国境内宗法贵族势力过于强大所必然导致的。因此，楚悼王在听说吴起来到楚国之后，简直有大旱望云霓之急迫，立刻拜吴起为苑守，与吴起商议进行变法的具体事宜[2]93。

二、明法审令，废除特权

吴起在楚国做苑守的一年时间内，对楚国进行了细致观察和分析。因此，在其后与楚悼王的问对中，提出楚国的根本问题在落后的政治制度导致国贫兵弱，必须通过变法改变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落后的政治制度，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楚国政治结构中存在的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封君太众”和宗法制度选拔人才机制的“大臣太重”所导致的，众多大小宗法贵族对国人的盘剥和元老制遗风所造成的楚王大权旁落的情况，吴起向楚悼王提出逐步废除封建制度和建立完全听命于楚王的训练有素的官僚体制来予以解决。楚悼王听后大喜过望，立即将吴起任命为令尹，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吴起变法。

与汉武帝的《推恩令》相比，吴起废除封建特权的政策可谓过于激烈。吴起为打破当时楚国封君众多的现状下了一副猛药———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事实上废除了宗法贵族的世袭特权，推行惟才是举的选拔人才机制。吴起变法虽然最终因楚悼王病故而遭到中沮，但对楚国政治机构的架设影响深远。此后楚国宗法贵族特权世袭制度逐渐被废除，无论出身如何只有出仕楚君才能获得封地和俸禄，而且封地的性质不再是采邑，而是食邑不能由后代继承。为楚国消灭越国最终成为真正的南中国霸主奠定了制度和人才基础。

在废除宗法贵族特权的同时，吴起采用了削减冗余机构，选举贤能的方法初步构建起一整套听命于楚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制。吴起变法在此方面的政策看似法家，实则儒家。孔子对官吏的选拔有着开放式的见解———序力就列，不能者止。吴起以能力的标准代替血缘标准实际上是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和发展。

此外，就政治架构而言还需要有统一的法令，才能保障政令畅通，国家强大。由于楚国宗法贵族势力强大，大小封君在自己的领地之中威福自作，根本不把楚王命令当回事。针对这种情况，吴起推行明法审令的改革措施。公布统一的成文法，代替过去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不成文法和贵族私刑，一举达到政令畅通的效果，同时保护了国人免受大小宗法贵族的肆意欺凌。

在吴起的努力下，楚国宗法贵族的势力大为削减，楚王的权威获得了空前的提升，再加上通过削减无能和冗余之徒，减轻了国家负担，并为楚国培养出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官僚队伍，在政治架构方面为楚国的复兴奠定了制度基础[3]119。

三、奖励军功，打造强兵

就吴起在魏国二十三年抗衡强秦，治理西河的经验来看，在战国之世王道政治是无法推行的，必须通过霸道来促进王道的推行。因此，在进行了中央集权，提高楚王的权威的政治架设之后，吴起利用初步建立起来但效率极高中央集权体制，将楚国的资源都向军事方面推行，实行奖励军功的强兵政策。吴起在西河之所以能以区区五万之众大破五十万秦军靠的就是强大的河西武卒。此后中国古代的变法都没有跳出吴起所区划的富国强兵的范围，充分地展现了吴起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的天赋。

为了打造一支强兵，吴起不惜与几乎全楚国的宗法贵族开战，通过废除大小封君的特权，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军队的建设中来。由于当时楚国军队事实上由王室军队和大小封君的部队联盟，因此就军队训练的水平而言极其低下，因此在对外战争中屡次败北。首先吴起通过奖励军功的方法来促进楚军战斗力的提高，实际上沿用西河治理军队的经验，即在军队中采用待遇差别来激励和调动楚军的战斗积极性；其次，针对楚军战斗力疲弱，训练缺乏的情况，吴起采用田忌赛马式的组合优势的训练和实战方法，同时利用宗族势力强大的特点，按照什伍制度进行相互保证（这一点在近代被曾国藩学走，为其镇压太平天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吴起呕心沥血的激励和训练之下，落后的楚国军队迅速完成了向职业军队的转变，而且军队的专业化程度和士气获得极大的提升，迅速打败三晋并虎视中原。

四、开拓阡陌，兵农合一

打造强兵从根本上不能脱离富国的方法，因此在农业社会如何重视农业生产都不为过，只有国家富强之后才能为强兵提供装备和资源，实现富国和强兵的统一。就楚国的国情来说，与中原各国逼仄的国土相比来说楚国的国境广大，是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的国家，因此其他国家所存在的缺乏土地的问题在楚国是不存在的。楚国尽管有大量的土地，但都属于没有开发的阡陌。吴起在和楚悼王商议之后，进行了最早军屯，通过兵农合一的方法保障了以军粮为主要产品生产。同时，吴起将大量被废黜的封君举家搬迁到尚未开发土地上去，为开发阡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同时，借这场迁徙运动割断了封君之间的政治联系和封君对各自封地国人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楚王权威。

这种兵农合一的模式，在平时农耕，但并不荒废训练，在吴起无以数计的练兵方法的训练之下，保障了平时训练，同时在战时能迅速转化成军队，节约了战争动员时间，为取得战争的胜利节约了时间成本。这种兵农合一的体制为其后历代兵家所称颂，尤其在中国分裂时代谁的军屯制度做得好，谁就最有机会统一中国。此外，几十年后商鞅在秦国开展的长达十九年之久的变法，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废井田、开阡陌，为秦国踏上统一中国的征程提供了物质基础。

五、含恨而终，楚国日削

吴起变法在短暂几年内取得了巨大的效果，楚国如同一头睡醒了的雄狮一般，凶猛地向周边国家发起猛攻，各国（尤其是三晋）在复兴之后的楚国的强烈打击之下战战兢兢，楚悼王的政绩也开始向其伟大的祖先楚庄王迅速靠拢。但好景不长，所谓盛极而衰，楚悼王在楚国形势一片大好之后突然病逝。以往被强力压制下去的宗法贵族们迅速抬头。在吴起痛失明君和忙于操办楚悼王葬礼之时突袭楚国王宫，吴起被杀变法夭折。楚肃王虽然诛杀了大量反叛的宗法贵族，但在政治制度方面开始实行保守政策，逐渐将变法逐一取消，使吴起的心血付之一炬。由于没有将吴起变法的具体内容继续施行下去，楚国最终没有重新强大起来并最终被秦国所灭。所以韩非子认为，楚国没有继承吴起变法的内容导致了楚国最终的疲敝。

吴起变法的失败虽然起于贵族的强烈反弹，但就吴起变法而言，其变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战争兼并天下，所以在资源分配中过度向军事倾斜，也是导致吴起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这种忽视为其他方面提供行政资源的变法，往往缺乏其他方面的支持而最终流产的例子在中国历史屡见不鲜，吴起变法的失败不过又为其涂抹上一层悲剧色彩。

摘要：春秋战国年间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吴起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楚国变法中结合楚国的实际明法审令、废除特权, 奖励军功、打造强兵, 开拓阡陌、兵农合一, 为楚国的富强立下了汗马功劳, 也完成了那个时代各国变法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吴起,楚国,变法,历史

参考文献

[1]吴泽.吴起的学说思想与变法运动[J].历史教学问题, 1957 (5) .

[2]徐士友.吴起变法别析[J].湖北大学学报, 2000 (5) .

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探源 篇6

一、以法促变

1. 李悝首先进行了“以法治政”的全面改革。

为了让封建地主阶级顺利登上历史舞台, 他提出废除世袭制,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世袭专权进行挑战。他主张法律面前不能有亲疏远近、高低贵贱之分, “一断于法”, 消除国家的“礼法”和“刑法”无法惩治贵族和太子的法律弊端, 改变了奴隶社会“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的法律传统。例如禁止博戏时规定:博戏者罚重金, 太子第一次博戏受笞刑, 屡禁不止则加大笞刑, 再不止则废;还规定丞相受贿时, 要诛杀与受贿关联的属下;将军以下官员, 受贿达到一定金额的诛杀, 如受贿在一镒金的, 则罚而不诛。另外, 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地位, 李悝在变法时规定, 在士大夫家中发现诸侯才能使用的礼器、用具的, 则被判为“逾制”之罪, 并牵连其家人一起“连坐”;如果士大夫、贵族聚集一天的要进行讯问, 发现三天到五天聚集在一起仍不散的, 则诛杀之。李悝变法时采取的铁腕措施, 使魏国上下人人自危, 谨言慎行, 一些奴隶主贵族及士大夫为消除猜忌, 干脆闭门不出。李悝的政治改革, 一方面彻底颠覆了周代以前礼法及法制概念, 瓦解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部分消除了国家贵族及士大夫特权;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地位, 有效防止了奴隶主贵族复辟, 加强了中央强权统治。

2. 李悝首次提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他将原来奴隶制社会的“授民授疆土分封制”、卿大夫的“食其租禄采邑制”等土地世袭方式, 变法为“赐爵制”等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国家将土地私有化, 封建官僚按地位高低和功劳大小得到分封给自己的土地, 并允许其自由买卖和转让。这样, 封建地主将土地分租给农户, 国家也鼓励自行开荒垦田行为, 因此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较高。然而“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建立之初, 农民刚刚从奴隶主组织的农业大生产合作中解脱出来, 虽然拥有一定的生存自主权和生产权, 但其生活极为贫困, 生产资料十分匮乏。许多农户家庭只有一间临田而筑的茅棚, 一把自制的犁杖而已, 远不是一些史料和文学作品渲染的“阡陌纵横”、“鸡犬相闻”那样, 一派浪漫祥和的远古乡村景象。另外, 土地分封之初的封建地主赋税较重, 农户所剩粮食仅够维持生计, 遇灾年则入不敷出, 根本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再投入。基于此, 李悝一方面采取统一赋税、以粟纳税的办法;还通过制定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 防止农民遇灾年而四处流散, 或聚集造反;同时, 变法时加重了商业赋税和劳役, 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 指派农官专门督促农民抓紧农时进行农耕和收获, 对增产者给予减免赋税、徭役的奖励。李悝还在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平籴”政策, 即在丰年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平价收购储存, 遇灾年则以平价售出, 这打击了一些米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 稳定了魏国的国民经济。

3. 李悝还加强了魏国军事训练和军备变革。

早在李悝任上地郡守时, 由于该郡临近秦国, 战事频发。于是他下令所有发生在上地郡的诉讼案件, 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胜败均以射箭来决定, “中者胜, 不中者负”。由此上地郡民众争相练习射箭, 后与秦军战事中, 上地郡军民个个箭无虚发, 大败秦军。而李悝在魏国军事变革中, 则采取了“以盐养兵”的策略, 用位于魏国境内的盐池 (山西运城解盐盐池) 的盐业收入供养一支精锐之师, 这就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魏武卒”。魏国武卒均免除赋税和徭役, 给予的薪饷及物质待遇较高, 如立下战功可获得相应爵位和土地。在享受较高政府优待同时, “魏武卒”训练标准也极其严格, 要求他们身穿重甲, 背上一支12石拉力的弓弩以及50支弩箭, 挎剑持戈, 置3天粮食, 这样的负重每日要跑一百里, 要求进入战场后立即可以投入战斗。正是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在名将吴起的统领下, 以少胜多, 横扫秦国;并灭中山、掠齐、楚、赵国之地。

二、以法固变

李悝撰写《法经》, 以法律的形式巩固魏国变法成果, 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 这是我国法制史上“以法治国”为理念的法律典籍开山之作。李悝以法固变的做法, 也是魏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变革的迫切需要, 他从法律的基本面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李悝的《法经》正本内容业已失传, 其记载内容只能靠史学文献和典籍予以考证。

1. 李悝结合魏国社会变革需求, 创制了《法经》。

据明代董说《七国考》引西汉桓谭《新论》记载:《法经》含正律四篇, 有《盗》、《贼》、《囚》、《捕》;杂律一篇, 即《杂》;减律一篇, 即《具》。董说引《新论》说:魏文侯之所以让李悝以《盗》、《贼》为《法经》正律, 推行苛刑, 是因为战国时期, 战事频仍, 为躲避天灾人祸, 百姓背井离乡, 四处流散。由于流民居无定所, 无衣无食, 因此经常发生盗抢事件。而此时富足的封建地主与奴隶主贵族相比, 自身防护能力较差, 因此成为流民偷盗和掠抢的对象。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 恫吓盗贼行径, 因此魏文侯令李悝制定严苛的《盗》、《贼》法律, 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如法律规定:杀人者诛杀, 并抄其家室财产, 牵连妻子儿女连坐;杀两人以上的, 牵连其母亲及氏族连坐;盗窃数额较大的发配边关充军, 罪重一级的诛杀;捡到别人丢失物品不还的, 也视为内心有偷盗的想法, 砍其脚足。

《法经》杂律则是惩罚盗贼以外的犯罪, 采用了诸如笞、膑、刖、诛、夷族和夷乡等苛罚来规制国民的言行。杂律规定:一个人有一个妻子两个妾室的, 要削去他的双耳, 一个人有两个妻子的诛杀;身为人妻有外遇的则幽禁起来。另外, 还对盗符、盗玺、博戏、收受贿赂、群相聚集、善议法令、家有侯物等与卿大夫有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 一旦违犯不仅自己遭受重刑, 甚至牵连全族和乡里一同被诛杀。可以说, 李悝的《法经》实质是宣布一种行为标准, 并要求每个国民均按这个标准约束自己言行, 事事遵守法律, 并形成重刑苛律的恐怖气氛, 让长期处于奴隶主阶级统治下的魏国国民, 在很短时间内就能熟悉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思维及行为方式, 对巩固魏国的社会改革成果更具现实意义。另外, 《法经》的具律与现代刑法总则相似。

2.《法经》巩固了李悝变法成果。

面对战国初期礼坏乐崩, 盗窃横行的年代, 李悝敏锐地意识到, 一个仅约束平民而不约束国家上层建筑的法律是没有权威的, 而贵族豪强带头违反国家法律规制, 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更是恶劣, 直接导致法律信念及执行机制的崩溃。因此他反对特权制度, 制定并执行了相对平等的法律制度。另外, 李悝开创了法家重刑主义思想, 强调以严酷刑罚达到“严刑镇压”的社会成效, 以消除社会盗窃猖獗行为, 让人们回归人性底线。因此在其法律中, 苛刑重罚和诛杀、连坐、抄家发配或夷族、夷乡经常出现;另外, 李悝变法中还明令禁止国民议论国家的法律和政令。因为此时的阶级斗争集中在封建地主阶级、奴隶主阶级、奴隶与平民阶级这三个方面。由于奴隶和平民阶级刚刚解放出来, 对奴隶主贵族统治恨之入骨。且受限于自身知识水平, 认知能力, 以及思想闭塞程度, 因此他们更在乎自己生存的状况, 而非国家政令法令。此时能挑战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及地位的, 只有他们的死对头———奴隶主贵族。因此, 李悝首创的思想言论罪, 是封建思想与奴隶思想的对抗方式, 仅在这个时期具有时代意义。

李悝变法开创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 虽然最终受三晋文化根深蒂固的周礼影响而没能彻底完成魏国的社会变革, 但他带来的思想变革却无人能挡, 这也为以后的吴起魏国变法、商鞅秦国变法、申不害韩国变法奠定了基础。《法经》也是首部集和了当时中国各诸侯法律之大成的、系统的成文法典。正如《晋书·刑法志》所写:“悝撰次诸国法, 著《法经》。”与之前奴隶社会的“习惯法”比较, 《法经》更具公开性、规范性以及相对平等的特点。对此韩非子阐述道:法典, 就是要编撰成书册, 置于在国家专门机构内, 让整个国家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另外, 李悝的法典也是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直接影响着各诸侯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轨迹, 直至秦汉时代。《唐律疏议》记载:周代叹息刑罚过重, 战国时期则逆其道而为之。魏国李悝集诸侯国之邢法典籍之大成创建《法经》。秦代商鞅循之改法为律, 汉代丞相萧何又在《法经》六篇基础上添加户、兴、厩等三篇, 称“九章之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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