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验（共10篇）
深圳经验 篇1
2013年对深圳的荔枝生产而言, 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深圳大部分果场均反映2013年荔枝很少, 收成只有丰收年份的10%~20%, 有的果园甚至更少, 不足10%。据了解, 深圳是这样, 广东、广西的众多荔枝产区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但值得关注的是, 深圳罗湖区一位姓刘的果农, 其果场有340株荔枝, 其中糯米糍200株, 桂味140株。340株荔枝中, 挂果的有330株, 没有挂果的只有10株 (据了解, 这10株还是漏了采用螺旋环剥技术的) , 其挂果率高达97%。深圳的西丽果场, 除妃子笑和糯米糍挂果只有30%左右外, 黑叶、桂味、淮枝的挂果率均在60%~90%之间。
1 出现欠丰产的原因分析
2013年荔枝大幅减产, 多数人认为是荔枝开花期遇到较长时间的低温阴雨, 坐果期间又遇到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前者极大地影响了荔枝的授粉受精, 而后者则造成了大量的落果, 从而导致挂果率大为减少。但同样的气候条件, 深圳罗湖区刘家果园挂果率达97%, 西丽果场除糯米糍较少外, 其他品种均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所以减产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气候因素, 主要还应从品种、管理上找原因:刘家果园2012年挂果较少, 收果后及时施放基肥和追肥, 并针对不同树势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螺旋环剥技术, 螺旋环剥1.8圈, 剥宽大于3mm;喷药浓度从青果期至成熟期逐渐适度加大。西丽果场2012年挂果较多, 2013年螺剥1.5圈, 剥宽3mm, 其他施肥、打药等管理措施与往年大致相同。
2 经验与教训
2.1 管理情况
尽管2012年荔枝挂果少, 刘家对果园进行了正常和精心管理, 主要是采果后及时施基肥, 并适时追肥, 因而荔枝树生长比较壮旺, 树体养分比较充足, 其整个树体的抗逆力更强, 其花粉乃至幼果的抗低温阴雨能力也更强, 即花质更好, 开花授粉受精的时间也相应更长, 因而整个果园不仅开花率高, 坐果率也相应提高。
2.2 环剥技术的应用
众所周知, 糯米糍乃“荔枝之王”, 核小肉多, 味美价高。然而在诸多荔枝种类之中, 它的管理要求最高, 难度最大。如往年螺剥1.5圈, 剥宽3mm便可, 而在2013年这种特殊天气条件下, 也许螺剥1.8圈, 剥宽3.5mm左右更为合适。如刘家果园附近一果园, 其螺剥1.2圈左右, 剥宽3mm, 挂果率不足10%。由此看来, 适度加重螺剥能促进其树体养分从营养生长更好地向生殖生长的转变, 从而为其较高的开花率和坐果率打下良好的基础。
2.3 病虫害防治
2013年前后共调查过9个果场蒂蛀虫的发生情况, 大部分果场因化学防治得较好, 剥检不到或极少剥检到蒂蛀虫, 但有2个果场 (一个深圳的, 一个台山的) 10个果中可剥到2~3个, 说明2013年的蒂蛀虫本身发生不会轻。刘家果场霜疫霉病发生比较严重, 但西丽果场从采收开始, 自始至终几乎没有发生霜疫霉病危害。究其原因, 刘家果园在整个果实生长期使用单一农药, 而西丽果场则采用多种药剂交替使用, 尤其是选用粘着性较好的农药, 因而在多雨季节防效更佳。
3 应对技术措施
总结上述经验和教训, 我们认为刘家果园和西丽果场在2013年这种特殊年份能获得稳产、高产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把握好螺旋环剥技术和及时施肥;二是适时防治病虫害。现结合深圳实际情况和种植经验, 重点谈荔枝螺旋环剥、施肥和病虫害防治技术。
3.1 螺旋环剥技术
荔枝的螺旋环剥技术要求较高, 很多果农由于使用不当或认识不足, 生产上出现不少问题。根据经验, 荔枝进行螺旋状环剥时一定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3.1.1 选择树势壮旺、4~12年生树进行。
超过15年生树一般不宜采用, 环剥宽度一般为3mm左右 (视具体情况而定) 。
3.1.2 环剥的品种:
主要是成花较难的中迟熟品种, 糯米糍、桂味等。成花易, 但花量过多, 花质差, 落花落果严重的品种, 如妃子笑等也可选用。
3.1.3 环剥时间:
因树势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树势壮旺、管理水平高的, 在控梢期便可进行环剥。否则, 可推迟到花蕾期进行 (花穗长5~7cm) , 即采取环剥控梢促花, 达到壮花保果的目的。环剥的时间深圳地区妃子笑等早熟品种一般在11月上中旬进行, 桂味、糯米糍等晚熟品种大都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进行。
3.1.4 环剥后及时补充养分。
荔枝经环剥后, 营养供应将受到一定限制, 所以要及时补充速溶的氮、钾肥, 同时要不断加强叶面营养的施用, 即适时适量喷施叶面肥 (参见后面所述施肥技术) , 树势才能得到较快恢复。
3.2 荔枝施肥技术
荔枝施肥的3个重点是促花肥 (可结合环剥施肥) 、壮果肥和采果肥。施肥以有机肥为主, 可以是厩肥、土杂肥、豆饼、花生麸等, 还可以购买统一沤制好的有机肥, 如正大康地的有机肥, 并配合施入适量的复合肥或尿素。同时还应采用根外追肥, 以补充硼、镁、钙等微量元素。
3.2.1 促花肥 (可结合环剥施肥) :
一般在花芽分化前10~20天施入。如深圳地区的糯米糍, 促花肥一般在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施入。此时应将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 通常每株施有机肥 (正大康地) 15~20kg, 配施氮素0.25~0.5kg, 还可用0.2%~0.4%尿素, 0.3%磷酸二氢钾或800倍液腐殖酸活性液肥水溶液作根外追肥。
3.2.2 壮果肥:
一般宜在开花后至第2次生理落果之前施用, 即早熟种在4月中旬左右, 迟熟种约在5月中下旬。此次施肥应注意氮、磷、钾肥的配合。另外在花期喷施0.4%硼砂水溶液或每株根施硼砂0.25kg, 可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还可在幼果膨大期用0.2%~0.4%尿素, 0.3%磷酸二氢钾或800倍液腐殖酸活性液肥水溶液作根外追肥, 每隔7天左右喷洒1次, 连续喷2~3次, 尤其是对老树、弱树和当年挂果多的树效果明显。
3.2.3 采果肥:
应重视这次追肥, 重施才能及时恢复树势。一般宜在采果后5~10天内施第1次肥, 以速溶氮肥钾肥为主, 挂果较多的荔枝树, 每株可施尿素1~2kg、氯化钾或硫酸钾0.5~1kg, 雨后撒施, 或兑水淋施。相隔15~20天后, 再施1次肥, 以有机肥为主, 适当补充磷钾肥, 每株施有机肥20~25kg、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2~3kg、氯化钾或硫酸钾0.5~1kg。
3.3 病虫害防治技术
在深圳地区荔枝主要虫病害是蒂蛀虫、霜疫霉病。防治好这2个关键性的病虫害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
3.3.1蒂蛀虫的防治:
(1) 清洁果园:采果后和冬季应及时清园, 减少传播的虫源;适时放秋梢, 控制冬梢, 短截花穗, 减少冬春季的虫源;及时剪除树冠的阴枝, 改善树冠通风透光条件、恶化成虫栖息场所, 提高施药的防治效果。 (2) 药剂防治:梢期、花穗期可选用药效期相对较长的药剂, 果期注意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 尤其应选用对成虫和卵具有较强触杀、熏蒸、杀卵作用的速药剂。可选用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 (有良好渗透性及展着性) 、48%乐斯本1000倍液、2.5%绿色功夫3000倍液。还可选用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毒死蜱、辛硫磷、敌百虫等。 (3) 把握好施药时期和方法:防治蒂蛀虫应在其成虫羽化初期至盛期进行。只要在羽化率30%~40%和70%~80%时喷药防治就可收到较好的效果。尤其应在果实成熟前40天左右时检查果实上的着卵量, 当着卵量达1%时要喷药防治, 防治3~4次, 每次相隔5天左右, 最后一次控制在采果前10天左右。并应选用雾化性能好的器械进行喷施。喷药时不仅要喷花果, 对树木内膛、树干及地上杂草都要喷到, 做到全面的施药。
3.3.2 霜疫霉病防治。
霜疫霉病发生轻重与否, 是影响荔枝收成的另一个主要因素。生产上可采用58%瑞毒霉锰锌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雷佳米 (58%甲霜灵锰锌, 粘着性较好) 1000倍液、52.5%抑快净水分散粒剂1000~1500倍液、80%大生可湿性粉剂或72%克露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还可使用烯酰吗啉类药剂如安克、上品 (诺普信公司生产) 等药剂交替使用。
深圳经验 篇2
如果对深圳建行笔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本人我的深圳建行笔试经验，
没有正装，依旧是t恤和牛仔裤，没有一点找工作的感觉。上午正好送论文去出版社，就没回来，在康桥吃完饭，就到东花园招了一个长椅坐下，竟然睡着了，这些天真的是太累了。还好，没有一睡不醒，一点半面试，大概一点过去了，签到然后看到同院的师姐，于是攀谈起来，一面恰好早一个小组。
一点半进会议室，10个人一组，群面，跟以前面华为的时候还不太一样，不过面试题目都是类似，就是排序，然后小组讨论15分钟，最后推选一个人做总结发言。然后两个面试官就在一旁看着，不知道这是不是叫无领导面试，完全是我们10个人自己组织发言，组织讨论。我的感觉是大家都很能说，很踊跃，以至于我前7，8分钟没有说一句话，几次想插嘴没插上去，后来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赶紧balabala说了几句，主要是说排序的`原则，现在我们选择的情况，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有点总结前面发言的意味，因为我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切入点，于是就这么说了。面完了感觉大家都挺有想法的，很多人想到的我都没有想到，心理还是挺佩服他们的。
后来就和师姐一起回学校，晚上又接到通知，让第二天上午10点半去二面，收到通知后，很平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能建行的吸引力不如我想去的那些单位吧。第二天又去了，感觉一面刷掉的人好多啊，我们小组进二面的有3个人，二面是三人一组，依照签到的顺序排列进行，
恰好和同班的一个女生分在一组，二面问的问题非常随意，自我介绍，针对简历问了一两个问题，没有什么逻辑性，感觉不如移动的面试专业性强，面试官貌似就是部门的老员工，年龄比较大，其中一个在面试过程中，在转他的手机。汗!二面时间很短，也没有问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然后我就坐车回来了。建行效率很高，2点多收到通知，晚上参加笔试。
于是一天之内去了两次东区，来回花在公交车上的时间有两个小时，这让我很郁闷，因为真的很累，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让我很不爽。下午和同学聊天聊忘记了，让5 点15就去签到，我到5点才离开宿舍，于是打的过去了，也没吃饭，状态不是很好。6点开始进行了3个小时的bt笔试，行政能力测试+性格测试+金融综合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差不多400道题目吧，我估计是挂了，因为都不会，全猜的，我一个多小时就交卷了，大家很差异地看着我走出机房。走出来很轻松，就想着赶紧回学校，好好吃顿饭。
在东南门做401，人特别少，坐在最后一排的感觉真好，看着两边的夜景，想想这个城市，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在哪里安顿，就这样想着想着，就到学校了，吃了饭回到宿舍，继续奋斗，还要忙该忙的事情，哎，这个月真的很累很累!
妈妈还特意打电话问我笔试怎么样，我说估计没戏吧，不知道她是不是有点失望，因为她在银行工作，觉得女孩去银行还是挺稳定的，就是不喜欢我去那么远的城市罢了。
深圳经验 篇3
近些年来，在国际投资与跨国并购案例中，中国生物医药企业通常是被跨国医药企业收购的一方，少有我国国内企业跨境收购国外生物技术公司，在发达国家成功并购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然而，深圳华大基因公司旗下美国子公司Beta Acquisition Corporation于2013年3月完成对美国基因测序公司Complete Genomics（以下简称CG）的收购，标志着中国生物技术公司首次全额并购美国上市企业，改变了我国生物技术企业单向“被并购”的格局。在所有以技术寻求或技术获取作为海外投资动因的成功案例中，此次并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与借鉴价值。
一、 并购案的背景原因及内容概括
（一） 并购企业背景原因
此次并购案中的两个公司：深圳华大基因和美国CG公司，均为生物高新技术行业中专门从事与基因测序服务有关的企业。华大基因的优势在于下游产品设备研发，美国CG公司则是专门提供上游基因测序服务，二者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华大基因是我国一家受政府支持的、拥有民营背景的高新技术研发机构，既有科研与服务非盈利的性质，又是在国内外经营的盈利性公司。华大基因1999年成立于北京，2007年将总部迁至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民营基因测序机构，2013年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创业》评选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技术企业之一，曾先后参与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水稻基因组计划、抗SARS研究等多项科研工作。华大基因公司在测序业务及下游产品开发上具备较强的实力，但在上游服务技术方面一直缺乏明显的优势。为突破上游技术瓶颈，华大基因曾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相关研发，但效果始终不明显。而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CG公司，因研发和提出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技术而闻名，以其拥有的“组合探针锚点结扎读取的关键性技术”最具代表性。
华大基因收购美国CG投资动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获取CG公司基因测序的领先技术。通过收购CG，华大基因将由此大大提升技术、装置及信息水准，拓展其基因测序的服务领域和地域，巩固其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服务商的地位。CG公司在基因测序仪器及试剂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其中，“组合探针锚点结扎读取的关键性技术”是华大基因通过收购CG最渴望获取的技术之一。
二是减少对海外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依赖。此次收购的完成有助于华大基因降低对Ilumina等上游公司的依赖，测序服务成本也有望大幅降低。2010年，华大购买128台CG竞争对手Ilumina公司最新研发的HiSeq2000测序仪，这是后者有史以来最大的订单。全额并购CG之后，华大基因对Ilumina的依赖性会显著降低，测序服务的成本也会明显下降，这也是华大基因收购CG公司的主要动因之一。
三是并购内容概要。受市场竞争、科研环境及财务状况等因素的影响，201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CG公司自2012年开始面临经营困境。CG始终秉持着理想化商业模式，坚持只做人类基因组测序服务，长期入不敷出，再加上来自Life Technologies（LIFE）与Illumina Inc（ILMN）等公司的竞争压力，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削减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使得CG经营状况雪上加霜。2012年6月，CG裁员20%以削减成本，并表露了出售公司的意图。
华大基因与美国CG公司的优势具有较大互补性。华大的优势是拥有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但始终没有测序仪的制造能力，受到上游公司的压制。商业上的失败并不代表技术上的落后，如果能够通过收购获得CG的测序核心技术以及其他核心知识产权，华大将大大提升技术、装置及信息水准，拓展基因测序的服务领域和地域。此次并购案的成功实属不易，在并购案进行的过程中，中间出现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被收购方悬而未决的诉讼官司、时刻可能打水漂的过桥贷款和美国政界舆论界的各种揣测，更不要说美国的CFIUS（外商投资委员会）和反垄断部门的双重审批。
除上述不确定性因素外，来自同行业竞争对手的有心搅局也是华大并购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之一。华大参与收购竞拍，最终出价每股3.15美元，以5分钱的微弱优势得标。作为生物技术行业技术领先者以及垄断势力最强的美国Ilumina公司一直试图阻击这宗收购案，一度向美国加州南区地方法院提起CG侵权诉讼，意图将CG拖入破产流程以阻止华大收购案的进行。Ilumina还利用媒体造势声称这桩并购案相当于泄露“可口可乐的秘方”，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美国亦有政界人士称华大基因有可能借此研发生物武器。华大组织专业团队采取多渠道积极应对困境。在对当地政策法规、市场环境充分调研的情况下，断定Ilumina并购CG无法通过美国反垄断法审查。华大以邮件形式向CG管理层有理有据地回应了Ilumina对华大的指控，说明为何华大基因的收购最有利于股东、客户以及雇员的利益，并质疑Ilumina的收购仅仅是为了扼杀市场竞争。尽管并购阻力一直存在着，但CFIUS最终批准了华大基因对CG的并购申请，华大基因与CG公司共同联手在美国打赢了这场公关战。
二、 并购案的主要特点分析
（一） 投资目标
我国深圳华大基因并购美国CG公司，标志着全球范围内生物技术行业领域上、下游两个最具代表性公司的合并，其投资目标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首先，此次并购有别于且完全超越了传统跨国并购中将企业盈利作为首要目标的特点，而是将获取基因测序的领先技术、提高企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作为第一投资目标。其次，华大基因和CG这两个生物技术领域中上、下游最具代表性公司合并后的新组织，将成为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的领跑者，并为临床医药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减少对CG竞争对手Illumina公司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依赖也是华大并购CG的主要目标之一。当一家美国企业独大的时候，美国政府考虑引入外国企业，包括中国的企业来让竞争环境趋于多元化，所以CFIUS也最终认同华大基因的并购要约。最后，并购CG公司有助于华大基因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地位的提升。在全球科学技术水平革新速度日益加快的当前阶段，整个生物技术产业拥有不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华大基因并购美国CG公司可以被看作是迎合产业发展潮流、推进全球布局所迈出的战略性的第一步。endprint
（二） 投资技术
华大基因与美国CG公司同属于生物技术研发行业，并共同致力于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的研究。生物科技行业目前在我国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而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企业掌握了较为领先的技术。此次高新技术企业并购成功之后，一方面华大基因能够获得CG领先的研发资源，与自身优势形成互补；另一方面，CG公司也可以依靠华大基因雄厚的资金实力缓解自身财务压力。CG专攻生物科技行业上游基因测序服务研发，虽然只做人的全基因测序服务，不像Illumina的技术可以做各种应用，但是这种差距并不在于测序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下游的信息分析能力。同时，华大基因专注于中下游产品设备开发，信息分析正是其最大优势。两家优势互补企业的并购有助于本土企业在生物技术领域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华大旗下除了做测序服务的华大科技、专门进行研发的华大研究院，以及用于人才培养的华大基因学院，还有华大农业、华大健康等下游产业。在收购CG之后，华大拥有了基因研究的全产业链，具备了研发型科技公司进行“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 投资区位
CG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山景城，而山景城恰恰是美国丰富研发资源聚集地——“硅谷”的重要组成区域。Google公司总部、Mozilla基金/Mozilla公司、微软的MSN/Hotmail/Xbox/MSNTV部门、Silicon Graphics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等许多著名机构都位于该市。2011年，美国的硅谷就已经开始聚焦基因测序技术等新兴产业，随后基因组测序技术产业在硅谷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与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参与市场竞争、引起先进研发资源集聚密切相关。华大基因选择地处美国研发资源聚集地的CG公司作为并购对象，其分享国外研发资源、获取先进技术的投资动因也显露无疑。
（四） 投资方式与技术传导机制
华大基因与CG采用的是全额收购的方式，也是我国生物技术企业首例海外并购。并购完成后，CG将作为华大基因的全资子公司进行运营，同时在多种平台上提供丰富的基因组学研究技术，CG联合创始人兼CEO雷德博士也将留任。全额收购的海外投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被收购企业的研发资源，如研发工程师团队、研发厂房与机械设备等，从而有效降低了研发资源流失的风险。就技术传导机制而言，企业通过技术寻求型跨国并购获取先进技术大致分为技术互动、技术传递、技术吸收三个阶段。由于深圳华大基因采用的是全额收购的投资方式，被收购公司的先进技术可以被投资母公司无偿使用，因此大大缩短了技术互动、传递的周期，减少了技术获取的成本，而技术吸收则是母公司技术获取的关键阶段，需要配套的人力资本、资金支持。
三、 技术寻求型跨国并购的启示
（一） 分析市场环境，把握投资机遇
从卖方角度看，首先，CG公司面临美国国内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在与同行业领先者罗氏、Illumina等公司竞争时，CG始终处于劣势；其次，CG财务状况不容乐观，CG公司自2010年上市以来，业务并没有获得大幅增加，且每年运营成本高达2640万美元；另外，CG选择的“只卖服务不卖设备”的商业模式有很大风险，公司新产品仪器未能及时推出，同时还面临Illumina的专利诉讼，企业现金流状况不佳。截止2012年CG被收购前，公司已累计亏损2.5亿美元。业绩增长无望、新产品滞后、融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使得CG难以维系独立运营，只能选择被收购。
从买家角度分析，华大基因与CG具有较强的优势互补性。华大基因的服务规模和测序团队及设备是全球最大的，但测序技术平台，尤其是硬件和设备方面，华大仍缺乏技术优势，只能依靠进口大批设备和耗材。除了互补性之外，收购CG还能帮助华大实施国际化战略、拓展临床应用市场，并获得较多无形资产。
对于华大基因和CG双方而言，此次并购是互利共赢的，为并购成功增添了重要砝码。CG公司面临财务压力和破产清算的风险，能够保持独立运营的时间已经不长了，越是往后拖延就越难成交；而华大基因正是在此关键时刻扮演了“英雄救美”的角色，通过分析买卖双方的需求要素，把握住了难得的并购机遇。
（二） 遵循美国法律框架，洞察CFIUS考察因素，恰当运用“反垄断”思维
除了善于把握海外投资机遇之外，如何与CFIUS正面交锋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必修课。在美国人看来，法律塑造企业的商业行为，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很多时候并非美国人不欢迎中国企业，而是中国要遵循美国法律框架办事。2013年年初中国企业赴美并购的成功案例，都是因为首先尊重美国的法律框架，而这些成功案例涉及了汽车、生物、能源等多个领域。
华大基因的收购案也曾引发CFIUS的调查，引发调查的原因就是CG的竞争对手美国Illumina公司派遣说客在美国国会对华大基因的中国背景进行肆意渲染，不断讲述一旦美国DNA被国外企业获得将可能导致生化武器的恐怖故事，而且提出加价5%的收购要约。但是，美国政府更加担心国内市场垄断问题，所以当一个产业里如果有一家美国企业独大的时候，美国政府就会考虑引入外国企业以便使市场竞争环境多元化，而这在华大基因成功收购美国CG公司的案例中得到了验证。因此，最终扭转大局的除了华大基因的自辨，强调自己并无中国官方背景之外，Illumina公司对CG的收购无法通过美国的反垄断机构调查便是另一个决定因素之一。
华大基因成功收购CG的案例启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现行美国法律框架中，某些特定领域内注重反垄断的思维模式可以为中国企业所用。同时，相比于国际政治壁垒，CFIUS在调查阶段更加注重外国投资行为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及军事安全影响等因素，2013年华为公司宣布放弃发展美国本土业务、三一重工等失败并购案均是前车之鉴。
（三） 树立正面的公众形象
除了从创造多元化的竞争环境、化解美国大企业反垄断地位的角度切入之外，树立正面的公众形象、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寻求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支持也是中国企业能够打动美国海外投资监管方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我国企业应当多学习与借鉴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美国逐步渗透与融合的投资方式，如：通过积极与美国智库及媒体等第三方合作、为美国相关研究机构提供赞助、尊重当地的就业需求、为基金会捐赠等方式，打通技术寻求型跨国并购的投资渠道，最大限度削减此类海外投资的长期风险与成本。
（四） 国内提供全方位支持，鼓励技术寻求型海外投资
华大基因海外投资战略的实施与地方政府的支持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优惠和扶持政策的制定应以企业自身长期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采取多渠道、全方位的支持方式，从而促使企业迈向健康、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道路，并带动本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2007年，华大基因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将公司总部由北京迁至深圳，这一决定主要是考虑到深圳市的政策环境更为适合华大基因企业商业化发展和海外投资战略的实施。深圳市政府不仅承诺为华大提供融资渠道上的支持，还在设备采购、科研创新等方面实行各项优惠政策，并积极推进华大与当地科研机构和相关高校展开合作、参与产学研综合模式的发展。经验所得，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地方政府，应尽可能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基础提供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并鼓励有实的力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分享国外先进的技术资源，进而促进地区科技水平的提高及创新环境的培育。
另外，华大基因近些年来大力度的海外拓展和走出去，还与国内开发银行、科技部及发改委的支持密切相关。华大基因曾在《Nature》和《Science》等国际一流的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另外，国内经济发展与政策制定等相关职能部门逐渐对生物科技、生物信息及人类基因组学研究等高新技术行业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通过提供长期支持与补助的优惠政策带动了一部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主动参与技术寻求型海外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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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文博.中国企业走出去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56-71.
深圳经验 篇4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陆地可开发面积急剧减小,工程项目建设正向着海上发展,填海工程、海上港口码头等海上工程项目逐渐增多,为保证这些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海域勘察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1］。
目前中国海域勘察的方法相对较单一,多是采用直接钻探的方法,取样也是用传统的薄壁取土器, 这类传统的勘探方法,已经满足不了精度要求越来越高的工程项目的需要。作者单位通过十多年海域勘探工作,总结了不少较为先进的勘探方法和手段。现以深圳西部港航道工程勘察为例进行介绍。
珠江入海口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点,在珠江海洋区域修建重大交通工程结构已成为经济发展的趋势［2］。深圳西部港航道工程包括深圳铜鼓航道工程、西部港区公共航道工程、大铲湾港区一期码头工程等,涉及航道、港口、港池、道路、工民建等项目。其中,铜鼓航道是深圳港西部港区的第二条通海航道,位于珠江口伶仃洋东部铜鼓岛至大濠岛西北海区,北接暗士顿水道,南连伶仃西航道,铜鼓航道工程按10万吨级集装箱船单向通航设计,航道全长22. 57km,有效宽度210m,通航水深15. 8m,设计底标高- 15. 8m ( 当地理论最低潮面)［4］; 西部港区公共航道工程按10万吨级集装箱船单向不乘潮通航设计, 航道全长8. 93km,有效宽度210m,通航水深15. 8m,设计底标高- 15. 8m ( 当地理论最低潮面)［5］; 大铲湾码头( 一期) 是深圳市政府重大项目之一,位于珠江口东岸,宝安区的二线关外,水路南距香港20海里,北至广州40海里,陆路北距深圳宝安国际机场10km,于2005年3月经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准开发,码头可处理当今及将来可预见的最大型集装箱船。
项目范围自北至南长约35km, 勘察面积73. 5km2,项目总投资超300亿元。位置详见工程地理位置分布示意图( 图1) 。
1工程地质概况
拟建场地位于深圳市西部珠江口,地貌单元为大陆边缘浅海带,钻探时水深在4. 47 ~ 18. 02m, 钻孔孔位海底滩面标高为- 3. 49 ~ - 16. 87m,总体上呈南低北高,为缓坡状,航道海域为珠江外海口及深圳湾内海之过渡交界处。
海上航道区分布第四系全新统海积层( Q4m) : 浮泥、流泥、淤泥; 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 Q4al + pl) : 粘土、淤泥质土、中砂、粗砂、粘土。
码头场地内分布人工填土( 填石) 层( Qml) 、 海相淤泥层( Q4m) 、第四系上更新统冲洪积层( Q3al + pl) 、场地下伏基岩为燕山期中粗粒花岗岩( γ53) 。人工填土( 填石) 层成分差异大,厚度变化大,下伏燕山期中粗粒花岗岩,受构造影响,风化带厚度大,基岩面起伏大,随着风化程度的递减其承载力逐渐提高,其中全风化岩中下部及强、 中、微风化岩均为良好的桩端持力层。
拟建场地为海域,地下水与海水之间水力联系密切,地下水化学特征与海水基本一致。
2勘探工作的难点
航道工程勘察线路范围较大,特别是对航道工程影响较大的地下隆起暗礁或障碍物( 海底天然气管线、国际通信电缆、电讯管线、供电管线、供水管线、人工废弃物、沉船等不明物体) 的位置应予查明,勘察工作的技术难度较大。
航道勘察范围位于珠江口,无风三尺浪,海浪与暗流大,加上船只通过时引起波浪,浪高水急, 钻孔定位难度大; 海上每天二次涨落潮,潮水位变化大,潮差随月圆、月缺形成高低变化,每天潮差、时差变化都不一样,海水水深变化大,因此潮差修正难度大。
暗礁及深水区域钻探是航道勘察又一难点,其原因为: 海水深度5 ~15m,海水底为浮泥、流泥,其下即为凹凸不平的中等—微风化岩体,钻探时无法下套管; 钻探时无导管导致无循环泥浆; 海底暗流水急, 加之船只通过时引起波浪,钻探船不易稳定;
淤泥性土采取原状样困难。含水量w > 150% 为浮泥,85% < w≤150% 为流泥,w≤85% 为淤泥或淤泥质土。由于淤泥性土层厚度较大,按目前国际、国内原状样取土器,无法保证浮泥、流泥的取样和分层。
码头填海造陆,填土成分复杂,淤泥厚度大, 多为开山石回填。基岩风化强烈且基岩面起伏大; 地下水与海水联系密切。
整个项目涉及港口、航道疏浚工程、港池、辅建区、道路、口岸大楼等多个行业规范标准［6，7］,根据港口工程、疏浚工程、市政工程、道路工程、工民建等相关规范要求,勘察工作要求全、精、广。
3勘探技术创新
本次勘察工作不同于一般陆地勘察,为大面积海域及填海区勘察,地质条件复杂,拟建工程设计要求高,结合拟建工程特征,综合本次勘察工作重点和难点,勘察方法针对性要强: 对航道工程采取浅地层剖面、物探及钻探手段; 对港区的港池、围堤区、吹填区、涵闸区分别采取钻探、各种原位测试方法; 后方堆场、辅建区建( 构) 筑物对垂直和水平荷载及变形要求不同的特点,采取钻探和相应的原位测试方法。
根据航道勘察线路范围大特点,特别是对地下隆起暗礁或障碍物( 海底天然气管线、电讯管线、 供电管线、人工废弃物、沉船等不明物体) 的位置应予查明,按照先从面再到点的原则,应用浅地层剖面物探法沿航道及两侧各100m布置3条纵剖面, 查明沿线区域海底面异常范围,对有怀疑地段加密勘探剖面和增加其他物探方法进行验证,对自然地质体隆起增加钻孔数量进行验证。选线阶段工程物探所测天然气管道位置见图2。
浅地层剖面仪利用回声测深的原理,接收阻抗不同的地层介面所反射的声脉冲讯号,并在记录纸上相应 “描绘”出海底下数十米的松散沉积物的地层剖面图,用它与少量的钻孔资料相对比,综合分析可绘制出地层剖面图。浅地层剖面仪是一种连续走航自记的声学电子仪器,可以应用于海洋地质、 水下工程地质勘察、航道地质勘测、疏浚和整治工程。浅地层剖面仪在当今已成为水下地质勘察必不可少的手段［3］。
浅地层剖面探测仪器采用美国Datasonics公司生产的SBP-5000型浅地层剖面仪。为准确查明崖13-1海底天然气管线过伶仃洋道和暗士顿水道段位置,采用德国INNOMAR公司生产的Ses96参量浅层剖面仪进行了校核对比,同时增加使用美国Geomitrics公司生产的G880铯光泵磁力仪,开展磁力探测以进行方法验证,因为该管线对航道线位比选方案起到决定性作用。
浅地层剖面识别了海底和其它四个反射界面和五套地震层序,本次勘察野外所获得的浅地层剖面是时间剖面,因此在实际应用时需进行时深转换,再从深度剖面上获取浅地层结构及埋深信息。为此,在资料解释过程中,参照了国内外有关第四纪末固结沉积物的地震波传播速度模型、 经验速度值,本项目选取1600m /s作为区内浅地层的层速度参数。经与区内钻孔资料对比,误差小于 ± 0. 5m。
浅地层剖面根据反射强度变化而反映的灰度差异和反射波形态特征,经过综合分析研究,排除干扰因素和多解性等影响,消除假异常,结合钻孔资料,绘制了浅地层剖面地质解释图。
随着科技的发展,海上勘探定位手段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卫星定位基本取代了传统光学仪器定位和无线电定位,定位的精度和速度也有了数量级的提高［8］。但勘察范围位于珠江口,海浪与暗流大,加上船只通过时引起波浪,钻孔定位难度大, 如果按常规只用海船卫星定位,抛锚后,钻探船随风浪漂移,等4至6个锚固定后,钻孔点平面误差大于10m以上。鉴于此,本次勘察采用了两套GPS定位系统,多次反复校核,确保钻孔孔位误差满足规范要求。
海上作业,针对每天2次涨落潮,每天潮差、 时差变化都不一样的实际情况。设置了多个潮差观测点,即位于西乡码头边防哨所旁验潮站、大铲湾集装箱码头验潮站、香港赤腊角验潮站、赤湾验潮站等,进行实时潮差观测,对钻探孔深进行修正。 修正结果详见表1。
暗礁是航道勘察又一难点,由于基底面为凹凸不平的中等—微风化岩,水深5 ~ 15m,钻探无法下入套管定位,由于无循环泥浆,海底暗流水急, 现行船只通过时引起的波浪加剧了钻探船的摆动, 易折断钻杆,无法钻进,加之本身钻探船就存在摆动不易稳定的问题,刚开始钻探时走了不少弯路, 海底暗流使得钻探对位十分困难,一个地方开孔多个,起钻后无法再对到原孔位。为此,攻关小组制作了孔位导向固定器,并在套管段端部采取3个加重锤稳定底部,保证了钻孔孔位的固定。暗礁钻探施工示意图见图3。
本次勘察采用了自行研制的加长原状软土限制球阀式取土器( 见图4) ,加长取土导管至5m,内置PVC薄壁管,采取浮泥、流泥样后卸开外管,将内管每隔1m切断、密封、包装,送实验室进行土工试验。该取土器已申请了专利。
4结论
( 1) 深圳西部港航道工程勘察为大面积海域及滩涂填海区综合勘察,涉及港口、航道、港池、道路及辅建工程,其勘察面广,勘察线路范围大,环境、地质条件复杂,设计要求高,因此勘察难度大。
( 2) 为查明航道范围内不良地质现象的分布范围、发育程度、形成原因,并判断不良地质现象对航道工程建设施工的影响,工程勘察中采取了地质调查、工程测量、工程物探( 浅地层剖面) 、工程钻探等多种勘探方法,取得了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海上钻探定位难和淤泥性土取原状样难的问题,圆满完成了勘察工作,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为航道工程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 3) 该项目勘察方案合理,勘察技术领先,勘察成果丰富,为整个项目施工顺利按期完成奠定了基础,大大节省工程投资。
( 4) 项目建成投产后,整个深圳港西部通航能力大大增加,满足10万吨级集装箱船单向通航。 整个工程自2007年7月10日正式启用以来,运行良好。该工程获建设部2010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金奖!
摘要：为查明航道范围内不良地质现象的分布范围、发育程度、形成原因,对拟建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做出评价,并判断不良地质现象对航道工程建设施工的影响。深圳西部港航道工程勘察采用地质调查、工程测量、工程物探(浅地层剖面)、工程钻探等多种综合勘探方法,取得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勘察报告中的建议合理可行,为航道工程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分析了本次勘察工作的关键技术和难点,总结了勘察的成功经验,对类似海域及滩涂填海区勘察工程实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国企改革系列之——深圳经验 篇5
纵观深圳市国企改革历程，起步早，敢于尝试，连续性强是其重要特征。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一轮国企改革以来，在改革的若干重要方向上，深圳再次走在了前面。
目前，深圳市已基本实现了国有资产的集中统一监管，并基本完成了竞争领域劣势企业的退出，完成了国有资本布局的初步调整。此外，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比例达75%，资产证券化率超过50%，充分体现了深圳市先行先试的特点和改革的成效。
一、根据需要灵活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促进国企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臵和运行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深圳市国资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在原则的把握上，深圳市国资委强调,在混改过程中，不是简单地为了混合而混合，或是简单地通过价高者得的公开招标方式来选择合作股东，而是特别看重与企业的发展需要和战略相结合，注重股权结构的设计和战略合作股东的遴选。这样才能使得企业有合理的股东结构，从而真正引进对企业未来长期发展有帮助的战略投资者。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深圳市国资委一方面不设时间表，成熟一家推进一家，另一方面，在领域方面也没有自缚手脚。不仅限于高科技或中小企业，在证券、创投、物业管理等多方面，都开展了混合所有制。
例如，深圳市对水务、燃气、能源等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类企业，通过国家招标招募的方式，引入了战略投资者，实现了合资绝对控股。
虽然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类企业没有高利润的回报，但是，一方面，深圳引进的是同行业的龙头企业，他们更看重行业对外拓展的问题。另一方面，深圳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类企业，在企业化改造、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治理规范、管理能力和商业模式上，相对内地企业来说有一定优势，所以对资本有很大的吸引力。
深圳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做法，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同时，配套实施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实行同股同价，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效解决了员工持股定价难的问题。
早在2015年，深圳市就经与国务院国资委沟通，先行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市属国企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试点办法》，在人力资本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的竞争性企业及上市公司开展试点，如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和科技服务型企业、战略性新兴成长类企业等，同时放宽管理层及核心骨干持股比例至30%，并同步建立股份流转和退出机制。
在混改过程中，深圳市国资委特别注重健全国有资产交易规则，做到了严格规范资产评估、产权流转，同时，加强国资监管，确保规则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从而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得益于上述举措，目前深圳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比例达到75%。在24家直管企业中，有12家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而另外12家独资企业中，有5家企业90%以上的核心资产、业务均在下属的上市公司和股份公司。“目前深圳市纯独资企业只有地铁、远致、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人才安居集团和鲲鹏资本7家，主要承担政策性业务、重大产业基金管理和资本运作平台功能。
二、准确把握国资定位，与民资错位发展
众所周知，深圳市民营经济发达，诞生了华为、腾讯等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深圳市国资委则准确地把握好了国资的定位，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发挥了自己的基础性、公共性、先导性作用,实现了与民资的错位发展。
具体而言，基础性方面，深圳市国企主要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和民生福利保障；公共性方面，在深圳市社会重大项目投资方面，近五年来，国企承担了全市比重的40%；先导性方面，国企主要发展科技金融服务和科技园区服务，支持深圳创新企业的发展。比如国资系统的创新投、高新投、担保资本，这三家企业目前累计扶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项目4.1万个，扶持公司450家，累计扶持资产4760亿元。
如今，深圳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为主体，金融准金融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两翼的“一体两翼”领域国企的净资产占比75%，利润占比83%。这很大程度说明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是可以实现错位、互补、共同发展的。
据了解，未来深圳市将进一步推动国企国资向三个方向集中：保障城市运行和民生的重要领域；事关深圳市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深圳市影响力和带动力的产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
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过程中，深圳市国资委在资本运作手段方面，也开展了新的探索。比如“基金群”战略。2016年，国务院国资委层面推出多只基金，服务国企创新、结构调整、国际并购、军民融合等领域。
深圳市国资委与国务院国资委的做法不谋而合，在深圳市国资委层面，建立了1500亿元的国企改革与战略发展基金，为国企国资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池和市场化的并购重组手段。据了解，目前基金及其管理公司均已完成设立，首期160亿元出资已到位。
在市属国企层面，深圳市国资委则推动设立了新能源基金、智能装备基金、物流基金等各类特色基金。通过基金策略，改变了过去资本运作工具单一，股权投资之后资本流动性不强，进出渠道不通畅等问题，通过基金充实了资本运作手段。
此外，深圳市国资委还通过大力推进上市及再融资，推动并购重组与战略合作，加快“走出去”步伐等手段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深圳市属国企资产证券化率达50%。重组方面，深证市已基本完成内部存量的整合重组，下一步将结合上下游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更深度的资源重组和融合；深圳能源、地铁、机场、盐田港等优势企业，则在探索国际化运营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三、国资监管体制有所为有所不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对国资监管体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方面，深圳市也有很多先行先试的经验。
比如，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方面，2004年深圳市国资委成立之初，就设臵了投控公司，作为企业改制退出、资源整合等辅助履职的平台。2007年，深圳市又针对国资系统资本运作的需要，成立远致公司作为市国资委资本运作平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新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深圳市国资委正推动国资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方面，深圳市国资委按照中央的“管资本为主”的要求，拟重点通过“一张清单、一个基金、三大平台”建设，构建深圳市特色的国资监管运营体制。其中，“一张清单”是国资监管权责清单，“一个基金”即国资改革与战略发展基金，三大平台，指的是公益类平台、功能类平台，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一张清单、一个基金、三大平台将为深圳市国资委实现以管资本为主提供更加有效的市场化手段和运作机制。
同时，深圳市国资委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2016年，深圳市国资委完成了新一轮内设机构及职能优化调整工作，改组或成立综合研究处、股东事务处、战略发展处，从而加快了国资委职能转变。深圳市国资委还制定了国资委监管权责清单，在已经向企业下发10项决策权限的基础上，拟再下放或取消13项，仅保留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的17项责权事项，其余事项由企业依据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自主决策，从而进一步厘清国资委与企业的权责边界。
在完善监管方式方面，深圳市国资委则强调“合力”的作用。深圳市国资委在工作中发现，对国企的监管，不能仅仅通过事后的检查监督去实现，还要从企业的产权结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着手，从源头上解决监督问题。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深圳市国资委构建起了“六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即将监事会、财务总监、纪检监察、审计、风险控制、内部控制等各种监督资源进行整合。
财务总监作为深圳市国资委外派的监督力量，按要求要进董事会，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就履行了监督的职责。而整合纪检监察资源，则是与党的监督力量进行结合。最终深圳市国资委实现的是监督职责的统一行使，监督资源的集中调度，监督内容的全面覆盖，和监督信息的成果共享。目前来看，这套监管体系还是比较有效的。从国资委成立以来，深圳市国企尚未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
深圳经验 篇6
关键词：信息披露,审计意见,融资约束
1 引言
资金是维持企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在完美的资本市场当中, 企业可以获得投资所需的充足的资本。并且, 在完美的市场环境中, 企业从外部获取的资金成本和企业内部的资金成本相同, 即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可以相互替代[1], 企业不存在融资约束的问题。
然而, 完美的资本市场并不存在。企业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并不总是能够得到相应的资金支持。一般来说, 企业的融资渠道无外乎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 当外部融资受到阻碍时, 企业更多地只能依靠内部资金发展, 而当企业内部资金又有限时融资约束的问题便产生了。 融资约束长时间以来都是企业发展的掣肘。例如2011年下半年, 温州地区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外部融资受到约束引起资金链断裂所造成的。 企业融资约束的直接经济后果是不得不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 丧失发展的机会。融资约束的改善可以从发展水平和公司规模等方面促进企业的进步, 对企业的成长和企业价值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作用 (李科和徐龙炳, 2011) [2]。因此, 融资约束的改善对企业的发展壮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资本市场不完善导致了融资约束的产生。在资本市场上, 信息披露和审计意见是缓解投资者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式。在企业披露的信息当中, 财务报表及其附注以及其他有关信息需要独立第三方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 一般而言, 经过审计师审计的信息其增量价值更高, 更有助于减少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使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 信息不对称是引起融资约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些研究还未能深入探讨信息不对称的改善会如何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以及不同的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方式将会对融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试图回答在企业不同信息披露质量和不同审计意见的情况下企业的融资约束将会产生怎样的改变, 进而分析在审计师参与的情况下不同信息披露质量的企业其融资约束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为企业进行融资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也为信息披露质量和审计意见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相关的经验证据。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2.1 文献回顾
MM理论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 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可以相互替代。但是, Myers和Majluf (1984) 发现, 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增加了, 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越高, 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大[3]。Fazzari等 (1988) 则从投资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关系来衡量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的程度, 发现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大, 企业投资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依赖程度越高[4]。随后, 以Almeida等 (2004) 为代表的学者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角度对企业融资约束问题进行研究[5]。融资约束日益成为财务领域的研究热点。部分研究者从融资成本的角度来探讨受到融资约束企业的融资行为特点。Botosan和Plumlee (2004) 发现, 企业年报的披露水平越高融资成本越低, 但是作者也发现临时性公告披露水平越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随之上升, 尽管后者与理论相矛盾却与实务界的观察相一致, 作者认为这或许是由于股价的波动所引起的[6]。而Christensen等 (2010) 则认为, 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仅发生在信息披露之后, 若考虑到信息披露之前企业较高的融资成本, 事实上从整个融资前后区间来看, 信息披露并没有显著降低融资成本。企业还是会面临一定的融资约束[7]。Armstrong等 (2011) 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会在何时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 当市场是完美的, 信息不对称不会增加企业的资金成本, 在市场不完美的时候, 信息不对称会增加企业的资金成本。由此他们建议要通过增加市场竞争来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资本成本[8]。
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会通过一定的经济行为来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连玉君等 (2010) 通过实证发现, 在面对融资约束时, 企业会通过持有高流动性和实施积极的流动性管理政策来应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9]。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和增加分析师的关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10] (张纯、吕伟, 2007) 。另外, 通过送转行为的方式来传递上市公司的信息也有助于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11] (周宝源, 2011) 。审计师可以缓解企业的代理成本, 于是一些企业倾向于聘请具有较高声誉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审计试图减少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12] (吕伟, 2008) 。齐欣、刘欣 (2012) 还发现, 企业可以通过引进FDI进行行业垂直关联来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从而促进企业的投资和经济增长[13]。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 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对融资约束产生影响, 且大多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后果方面进行研究。从信息不对称的缓解以及综合考虑审计意见的作用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较为少见, 正是基于此, 本文试图分析信息披露对信息不对称的缓解进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然后考察了不同的审计意见会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怎样的影响, 最后将信息披露与审计意见结合起来考察其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以期为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参考依据。
2.2 理论分析
引起融资约束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体制问题是造成新兴经济体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制度背景。 在新兴经济体中, 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不完善, 企业更多的只能依赖债务融资。在中国, 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承担着为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服务的任务, 不可避免地分担着国企的政策性负担。 这就导致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向大中型国有企业, 使得占企业总量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困难[14]。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 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小, 企业面临的这种融资约束相对于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要小[15]。这就说明,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当中资金可以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融资约束可以得到适当缓解。但是总体而言, 我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 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还受到很多制度环境的影响。
除了宏观制度的因素以外, 在微观层面对融资约束产生的原因得到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资本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新兴经济体中, 由于法律体系和市场制度不健全,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尤为突出。信息不对称会使企业在进行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时受到逆向选择的影响, 增加其融资成本[16]。企业在进行债务融资时, 债权人由于对企业的真实信息掌握较少, 为了避免借贷风险债权人会倾向于制定高于平均水平的利率和设定融资限额。融资成本的增加和融资额度的降低使企业未来可预期的现金净流量减少, 迫使企业放弃一些有价值的投资或者降低投资的效率。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对企业融资的约束, 企业解决该问题的主要途径是主动增加信息披露频率和质量, 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尽管在资本市场上, 证券监管机构会对企业的披露进行规范, 要求企业定期披露公司信息或强制披露公司信息。但对于那些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来说, 信息的披露更多的是一种自愿性的和内生性的, 企业会主动增加披露对投资者决策有益的信息。Botosan (1997) 发现, 通过提高信息披露的水平, 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降低了, 融资约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17]。屈文洲等 (2011) 的研究也发现, 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 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就越低, 企业的投资水平也就越高[18]。因此, 我们提出假设H1.
H1: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
审计意见可以通过对财务信息进行再确认以及对披露信息进行鉴证来缓解信息不对称。Jensen和Meckling (1976) 认为, 企业存在所有者与经理人、股东和债权人两类代理成本问题[19]。这两类代理问题都因信息不对称而对融资约束产生影响。首先, 在所有者与经理人代理问题中, 自利的经理人其自身的利益可能与企业发展目标不一致。经理人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可能会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来增加其职务消费或取得更多的权力, 在外部融资额度既定的条件下, 经理人的这一行为会使企业对内部资金的依赖性增强, 从而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次, 在股东和债权人代理问题中, 债务契约签订以后, 由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监督有限, 股东有动机将获取的债务资金投资于风险较高的项目来获取高风险收益, 也即存在着“资产替代效应”。理性的债权人会对股东的这一行为事先进行估计, 将其判断体现在对企业信贷的规模和定价上, 因此企业同样会面临融资约束的问题。
审计师的审计可以通过减少所有者与经理人、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缓解融资约束。 这是因为审计是伴随着两权分离的产生而产生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 审计的功能不再是单纯地将审计报告提供给所有者, 而是拓展到为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 审计对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日益显现。一方面, 审计师以其独立客观的立场, 凭借其专业技能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职业判断, 通过不同的审计意见传达出企业的经营状况。另一方面, 所有者和债权人可以依据审计意见进行经济决策。不同的审计意见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廖义刚等 (2010) 通过分析我国A股市场2000～2005年财务困境公司的数据发现, 被出具GCO (持续经营审计意见) 的公司, 次年银行信贷水平出现了显著下降[20]。邓建平 (2011) 通过收集2004～2008年的民营企业数据也发现, 非标的审计意见与银行短期债务融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1]。而好的审计意见则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资产质量等较好, 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Copley和Douthett, 2002) [22]。好的审计意见在股票市场上同样能获得积极的市场反应。对于具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而言, 它们更倾向于在财务报告中反映企业真实情况以获得好的审计意见得到更多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据此, 我们得到本文的假设H2和H3.
H2: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企业, 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
H3: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且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企业, 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及变量的定义
国内外学者对融资约束的研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继FHP开创性地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作为融资约束的替代性变量以来, 研究者都顺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即融资约束越大的企业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高。但是, 借助FHP的模型, 不同的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有些结论甚至截然相反。于是, Almeida (2004) 在FHP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改进, 形成了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 (CCF) 。该模型认为, 如果企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 将会从企业的现金流中提取更多的现金为投资做准备, 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就会更高。 由于该模型较好地衡量了融资约束, 本文将借鉴这一模型。但是Almeida (2004) 的基本模型中仅控制了企业的规模 (SIZE) 和企业发展机会 (托宾Q) , 而在其扩展模型中考虑了净营运资本增加量和资本支出等控制变量。朱凯、陈信元[23] (2009) 和王少飞、孙铮、 张旭[15] (2009)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对Almeida的现金-现 金流敏感性模型进行了改进, 本文将综合考虑这些研究成果。 为了分别验证信息披露质量和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我们逐一将解释变量添加进去。回归方程 (1) 是只考虑信息披露质量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回归方程 (2) 是只考虑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回归方程 (3) 是综合考虑信息披露质量和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结合本文的研究, 拟采用的回归模型可用如下等式表达:
在上述模型中, △CH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与平均总资产的比例; CF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平均总资产的比例, 该指标反映了企业自身产生现金的能力, 企业对CF的依赖越大, 说明越依赖于内部资金从而受到的外部融资约束也就越大; △NWC为净荧运资本变动量, 研究发现营运资本可以作为现金的一种替代 (Opler等, 1999) , 净荧运资本增加越多, 说明企业需要留出更多现金满足流动资产的需要, 其系数预期应为负; INV为企业当年的资本支出, 企业资本支出的增加会减少其现金持有量, 该指标用现金流量表中当年购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金数表示 (张纯、吕伟, 2007) ;托宾Q表示企业的发展机会, Q越大说明企业未来成长机会越多, 企业越需要持有更多现金以满足未来的投资机会; SIZE代表公司的规模, 一般来说规模越大的公司声誉越好、收入越稳定, 更容易从外部获取资金, 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 INFOR是信息披露质量; OPIN是审计意见类型; INFOR·CF反映信息披露质量对融资约束的增量影响, 该交叉项的预期符号为负, 表示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融资约束越小; OPIN·CF代表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增量影响, 该交叉项的预勤符号也为负, 表示好的审计意见能缓解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OPIN·INFOR·CF反映信息披露质量和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共同影响, 该交叉项符号预期为负, 表示好的审计意见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有效缓解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变量的计算及含义可见表1。
3.2 样本的选择与数据的来源
本文选取2006～2010年深圳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之所以选用深圳A股上市公司是因为深圳证券交易所每年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级, 且评价的标准和依据比较统一, 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可 (曾颖、陆正飞, 2006) 。在样本的选取过程中剔除了以下公司:①金融类上市公司, 原因是金融类上市公司所受到的融资约束与其他行业的公司显著不同;②数据缺失公司。
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及审计意见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 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数据手工收集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评级中, 对上市公司的披露评为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在我们的研究中, 将信息披露评级为优秀和良好的公司视为信息披露质量较高, 设为2;将信息披露评级为合格与不合格的公司视为信息披露质量较低, 设为1。通过将数据缺失公司及金融类公司剔除后, 得到从2006～2010年的样本量分别为508、510、682、734、869, 总计3303个样本。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4 实证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 深圳A股上市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量△CH和△NWC的差异较大, 这可能是由于企业所处行业特点及自身的经营状况所决定的。 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为1.7084, 在样本公司中有2340家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获得良好或优秀的评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总体较好。在样本公司的审计意见方面, 有258家公司得到了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审计意见, 出具非标意见的比例为7.8%, 高于2009年度非标报告比例6.71% (中注协2010年审计快报) 。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注册会计师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具有的高风险所引起的。
4.2 回归结果检验
从回归结果1可以看到, INFOR·CF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 这一现象的经济意义十分明显, 即增加信息披露的企业其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显著降低了, 假设H1得到验证。这说明,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 企业主动增加信息披露的频率和质量可以有效减少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且企业披露的信息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缓解面临的融资约束。
注: **、*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下显著 (双尾) 。
从回归结果2可以看到, 在不考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条件下, 收到注册会计师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企业融资约束越小, 而接到非标审计意见的企业更有可能面临融资约束, 假设H2得到验证。OPIN·CF交乘项的系数也显著为负, 说明审计意见具有较好的信号传递作用, 能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这一现象表明审计师保持了应有的独立性和职业谨慎, 起到了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
从回归结果3可以看到, 综合考察信息披露质量和审计意见以后, 信息披露质量与融资约束也显著为负,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我国资本市场弱势有效有关 (刘秀芳, 2002;柳思维、刘凤根, 2003) [24,25]。在弱势有效的市场环境中, 信息传导机制本身不完善, 再加上投资者对披露的信息解读存在异质性, 使得公司的信息披露本身没能起到应有的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而之所以在考虑审计意见以后, 信息披露质量与融资约束的关系显著为负, 可能是因为经审计师鉴证后的信息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所导致的。这表明, 在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 审计师“经济警察”的作用更加明显。从回归结果3还可以发现, INFOR·OPIN·CF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3, 在企业信息披露较好且得到审计师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后,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回归结果3中, 控制变量投资机会Q和企业规模SIZE与融资约束显著正相关, 说明企业投资机会越多、公司规模越大, 越需要资金的支持,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也越高,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也可能越大。而△NWC和INV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营运资金和长期支出是企业现金的主要流向。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还对假设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①将样本逐年进行回归检验, 结果表明除显著性水平发生变化以外, 主要研究结论仍然保持不变;②我们将审计意见由标准无保留意见与非标的划分替换为国内“十大”与非“十大”的划分, 这是因为研究者普遍认为, 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基于声誉和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倾向于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和保证较高的审计质量。在研究中发现, 用“十大”与“非十大”替代以后, 结论依旧成立, 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收集2006～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从理论上说通过增加信息披露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在本文实证检验中发现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本身使融资约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好的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改善是显著。在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且审计意见好的情况下, 企业融资约束的改善更加明显。这一结论支持了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融资约束的原因, 也说明了信息披露和审计意见在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参考作用。
这一结论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在面对融资约束时, 应当注重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使投资者获得更多决策有益的信息; 尤其是通过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信息不仅能增强信息的披露质量, 而且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市场监管者可以制定相关的政策规范企业的信息披露, 完善市场制度使企业信息得到畅通的传递。
深圳经验 篇7
1 澳大利亚职业卫生基本情况
澳大利亚为英联邦国家,面积768 km2,人口大约2 500万人,共有6个州2个领地,实行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体制。
1.1 工伤情况
澳大利亚实行执业医师制度,澳大利亚没有职业病目录[1],属赔偿范围内的工作相关疾病大约有300多种。工伤保险覆盖率达90%以上,2010年度工伤事故(含职业病)每年约68 500人,雇员工伤事故最高的为农林渔业,其次为制造业、运输和仓储、建筑业和采矿业。由于搬运等原因造成的伤害最多,占42%;而其中因接触化学物质而造成伤害的最少,约占5%。
1.2 澳大利亚《2000—2012国家职业卫生与安全策略》
包括国家远景(澳大利亚职业场所没有死亡、伤害和疾病)、2个目标(明显、持续地减少死亡和减少职业伤害)、5个国家优先领域(减少风险、提高职业卫生管理水平、更有效地在预防职业病和在设计阶段减少危险以及提高政府对职业卫生和安全的影响力)和4个成功指标(意识到职业卫生和安全的必要性、职业健康与安全技能得以提高、政府的有效地干预以及有效的数据提供)、9个行动领域(数据收集、研究、标准制定、法律支持、实践指导、预算及支持、民众意识以及技能提高)。
2 澳大利亚职业卫生管理的特点
2.1 职业健康法律体系结合各州实际,时效性强,惩罚严厉
澳大利亚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律框架由法律、法规及其支持性材料(如实施规范和标准等)构成。有关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和执法由各州负责。联邦政府负责制定战略目标和标准,州议会负责立法,州政府负责执法。各州可以依据本州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特点,实施相对独立的政策措施,解决相应问题。在堪培拉涉及职业健康的法律有:工作场所安全法2008、建筑行业安全法、危险物品安全法、补偿法等8个法律。每财政年各州政府发布年度职业健康安全报告,各州议会将根据上一年度的职业健康安全报告,确定下一年度的目标及措施,并对法律予以必要的修正。法律的时效性强,法律如果10年不修订就自动失效。
澳大利亚各州法律法规体系基本相近,目的明确,劳资各方权利和义务清晰,有实施细则。与我国的职业病防治法相一致,所有法律均强调企业作为职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设立职业健康安全员,为雇员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确保防护系统、设备的安全,为雇员提供必要的培训和赔偿制度等。企业违反法律和法规,可以对企业实施罚款、责令改进、禁止(停业)等处罚,对企业主可以实施监禁。如在堪培拉,如因雇主原因造成雇员死亡可以处以最高500万澳元的罚款、20年的监禁[2]。
2.2 职业健康体系包含广,职责明确,注重数据收集与分析,充分发挥专家作用
澳大利亚在80年代开始注重职业健康,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包括工伤赔偿、现场监督、护理、康复以及数据收集、战略研究等多个部门,各部门的职能明确,各司其职而又信息共享。联邦一级设国家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国家政府部门和8个州及地区的各个政府部门、雇主和各协会的主要联合体。主要职责是研究国家职业安全健康问题,确定国家战略和指导各行业、各领域提高职业安全健康水平的国家级机构,不具执法权力。
日常职业健康安全监督检查由各州根据法律确定的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检查机构负责,各州的设定不太一致。检查人员主要职责是促进健康安全和调查事故、日常监督检查。在堪培拉,人口大约35万人,政府的检查人员大约在100人左右,全部人员属州政府直接管辖。检查发现作业场所存在不安全因素可以责令整改、实施处罚、停产整顿等,对于明显违反法规的行为,可以向法院进行诉讼,追究雇主的法律责任。澳大利亚企业自觉性相对比较高,在设立企业前会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以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存在的风险自觉进行整改,政府只督查,全部责任由企业自行承担。
澳大利亚在职业健康方面注重数据的收集与研究,数据的收集在为国家作出行之有效的决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在监管中注重专家的作用,专家可以进入公司进行健康安全检查,并要求公司和雇主进行整改。他们和监督检查人员的区别仅在于没有行政处罚权。
2.3 注重企业职业健康责任的落实,风险评估体系成熟,工伤保险与职业危害风险和工伤发生情况挂钩
澳大利亚法律注重企业的职业健康责任,企业必须制定职业健康计划,设立职业健康管理架构,指定职业健康负责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公司的健康安全风险进行评估。风险评估基本基于危害的发生率以及危害所造成的严重程度来进行。风险评估体系成熟、多样,但政府不对工作场所的风险进行评估,而是由企业自行评估或聘请人员进行评估,对资质亦无特殊限制。企业自行负责改善作业场所健康安全状况,向雇员提供符合标准的健康安全场所。澳大利亚企业相对守法意识较强,其主体责任落实比较到位,对于自行检查存在的问题能真正的落实整改。而员工也必须遵守劳动要求,否则出意外后可能得不到应相应的工伤赔偿。另外,澳大利亚依据企业职业危害风险程度,实行不同的工伤保险支付比例,对企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每年将出台不同行业的工伤保险支付比例,目前在新南威尔士州,工伤保险所占比例最高的为采矿业,保险费约占工资比例的12%;最低的为办公室行政人员,大约占工资比例的0.2%。
2.4 职业病诊断程序相对简单,注重现场调查,责权平等
澳大利亚无法定职业病目录。凡在工作场所中由于工作或工作相关因素造成的伤害,甚至包括心里因素造成的伤害,经过调查后均可得到赔偿。澳大利亚未设立专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员工申请职业鉴定后,由职业健康安全委员会或工伤赔偿管理部门申请后,由其组织医学、工程、监管部门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现场调查,以确定是否属职业健康工伤赔偿范畴。对鉴定结果不服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但应支附高额的律师费及审判费用。对赔偿方案的审核则由第3方机构进行,如在昆士兰州由Q-comp(昆士兰州法定工人赔偿计划权威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工伤保险公司以及赔偿方案的审查。澳大利亚是一个高社会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系统相对完善,所有公民在公立医院就医或治疗均不需支付任何费用,健康记录相对完善,不存在大的纠纷。目前,我国职业病经过一诊断、二鉴定的过程,大多数纠纷源于健康记录不全以及患病后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调查、取证等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澳大利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5 培训体系成熟,针对性强
澳大利亚要求企业设立职业健康安全负责人,职业卫生安全员一般经过6天左右培训,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在昆士兰州,在1989前,与我国现行的培训制度一样,由企业自行培训,这种培训没有达到效果。在1989年后由州监管部门负责提供培训材料,确定培训机构及培训师资,经过考核后发放职业健康安全员资格证,培训费用一般由雇主承担。这种培训制度对澳大利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起到很好地促进作用。在大学课程中也已经逐步设立职业健康安全专业,在首都领地,大学课程里开始设立1年半的专科的职业健康安全课程,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数据分析、风险评估、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等9门课,培养职业健康安全专业人才。工会组织在培训中也发挥很好作用,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工会把工人对职业健康和安全的需要作为工会的职责, 并对其进行教育和培训。
西方国家重视政府监管人员的培训,特别是岗前培训。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经验更值得我市参考。在昆士兰州,经过面试新招的监督员在进入该州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局各个分支机构工作之前,需要参加一个时长15周的岗前培训[3]。岗前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知识概述及模拟法律程序运用、基础技能讲授及岗位带教实习,为以后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6 多元化的宣传,强化法律责任及员工的参与
澳大利亚人口相对较少,澳洲政府重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加上国民整体法制意识较强,素质较高,已经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局面。职业健康宣传不但有传统的在公共场所反复张贴法规关键语,告知社会违反法规可能会受到处罚,甚至被起诉、监禁;还有公益广告和开发公益的职业危害识别游戏,其最常用的方式是直接向雇主和工人进行面对面宣传,共同识别职业危害及改进措施,效果相对明显。
3 澳大利亚职业卫生管理经验对我们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澳大利亚职业健康的管理理念对我市职业卫生管理工作有非常大的启发,管理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我市企业在履行职业病的防治职责方面的自觉性还远远不足,企业法律意识谈薄,劳动者流动性大、化学品的广泛使用、社会对职业健康的认知度不足,政府对职业卫生的投入还远远不足,职业危害事故的发生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如何形成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员工积极参与、政府严格监管、良好的保障体系是全面做好职业卫生工作的关键所在。
3.1 建立多部门协作的职业卫生管理体系
澳大利亚在80年代开始注重职业健康,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健康体系包括工伤赔偿、现场监督、护理、康复以及数据收集、战略研究等多个部门,各部门的职能明确,各司其职而又信息共享。职业健康与职业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职业病本身作为一种疾病与工伤一样同属于工作场所伤害,从根本上说职业病工作主要是一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应着眼于劳动场所安全保障和伤害赔偿。澳洲将工伤和职业病视为工作场所伤害的一部分。从劳工保护的角度对工作场所安全进行事前预防、发生认定以及保险赔偿的一系列工作。我市目前的职业病主要由市、区卫生监督部门承担,工伤保险赔偿由社保部门承担,劳工保护由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承担,人为割裂了劳动场所安全保障这项工作。应将劳动场所安全预防、劳动场所伤害认定、劳动场所保险及赔偿以及伤病劳工复健工作统一起来,形成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统一整体。
3.2 不断扩展职业卫生工作内容
目前,我国职业卫生管理主要靠政府管理,主要是职业标准制定、职业病防护研究、工作场所监督检查、职业危害检测评价、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的诊断等,忽略了数据收集与研究、预算支持和技能提高等。借鉴澳大利亚职业工作的范围来看,我国的职业卫生范围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也应包括工伤赔偿、现场监督、护理、康复以及数据收集、战略研究、宣传和培训等。
3.3 推进风险评估,建立工伤保险与职业病危害相挂钩的工伤保险体制
劳动者为GDP的创造者,当其健康权益得不到保障时,将会大大影响家庭及社会的稳定。而各行各业的职业危害不同,各企业对职业危害的控制更加相去甚远。我国部分地区也在推行基于风险的职业卫生管理模式,但大部分由管理部门负责进行,主要用于监管[4,5]。可借鉴澳洲经验,通过对企业的职业危害风险进行评估、分类,建立职业危害的严重程度与工伤保险挂钩的机制。危害严重的应多交工伤保险,危害少的应少交,实现相对的公平。并可促进企业从自身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自觉减少职业危害。
3.4 注重调查及日常一线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研究
澳大利亚无论在方案的制定与日常的分析中,非常注重现场调查及各种资料的收集与应用,建立专门的调查与资料收集部门,并向相关的各方如保险、工伤赔偿、医疗等部门一致的联合信息收集库,并定时进行分析,向社会公布分析报告。而我们不注重一线资料,调查表面化,对一线情况了解不够全面、深入、具体,造成方案的可操作性差,不能真正满足基层需要,落实有困难。特别是职业病为与工作相关的疾病,工作场所的复杂性与多变性造成了职业危害的不可预测性,在职业健康管理工作中,更应强调现场的调查和一线资料的收集,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职业健康地方法规、方针、政策,为职业病的防治提供更客观的依据。
3.5 进一步推进队伍建设的系统化
要做好职业病防治,首先要贯彻执行好有关法律法规,我们认为主要靠两方面的人才,一方面是政府的监管人员,另一方面是企业的职业卫生负责人。职业卫生工作有很强的专业性,目前,我国对职业卫生监管人员的培训未成体系,靠的是帮传带的形式,理论与实际脱节,对法律理解、对风险把握还不够,应完善培训体系,做好岗前培训和加强培训,建立一支强大的职业卫生监督队伍。并将企业负责人的培训工作作为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加强部门合作,建立一支为我所用的企业内部职业卫生管理人才。
3.6 加大社会宣传,提倡诚信经营
职业病防治工作涉及面广,但是劳动者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不高,对可能导致的后果不清楚[6,7]。随着职业病范围的不断扩大,需要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向全社会宣传,提高全社会职业病防治法制意识和防护意识,特别应将防护知识与技能培训结合,建立正确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提高全民的劳动保护意识,力求人人皆知,极力主动去避免造成职业伤害。在全社会提倡诚信经营,建立诚信体系。在工商注册、政府招标、银行信用等方面予以记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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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2008-51.澳大利亚工作安全法[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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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麦海明,罗海铭.基于风险管理的职业卫生监督模式研究[J].中国卫生监督.2007,14(3):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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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验 篇8
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统计, 中小企业上缴了50%的税收, 贡献了60%的GDP, 创造了75%的技术创新, 解决了80%的城镇就业, 比重占到全部企业户数的99%。中小企业,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元素, 在转变方式、扩大就业、推动增长、保障民生等方面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融资难、生存能力弱、竞争力不强的状况, 使得中小企业在成长道路上布满荆棘。2004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置了中小企业板, 扩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平台上, 为吸引广大投资爱好者的目光, 中小企业需要提供让投资者以及债权人甘愿投入资本和提供贷款的有利信息。对投资者而言, 企业的获利能力和发展前景是其主要关注的对象;对债权人而言, 企业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则是首要条件。由此看来, 对于不同主体, 企业需要提供不同的信息。然而, 在不同主体之间, 并非没有共同点。以杜邦分析法为代表, 我们可以利用一系列财务指标来综合分析企业经营业绩。段小华、鲁若愚 (2002) 认为企业所有的经营状况, 最终都是要反映在企业的盈利能力上, 因此, 他们把企业的盈利能力作为最核心的企业绩效指标。在中小企业这个生命有机体中, 盈利能力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 如果企业无法盈利, 就更谈不上发展。在现代公司制度下,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趋向分离, 然而, 所有者希望自身投入的资本能够获得最大利润, 经营者则希望自己在物质上能够得到提高、精神上能够得到满足, 这就使得股东和高级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最初理论, 着眼点正是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盈利能力就更具现实意义。
公司治理的概念最早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以吴敬琏 (1994) 和Gilsonand Roe (1999) 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公司治理的相互制衡作用, 他们认为只有公司内部的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明确了责任和权利分布, 相互制衡, 才能实现公司治理。李维安 (2002) 则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公司治理并不是为了制衡而去制衡, 保证公司有科学决策的方式才是公司治理的关键所在。林毅夫 (1997) 则更强调市场机制是决定性作用, 他认为企业要想健康成长, 最主要的是看企业是否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市场利润率, “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 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看, 美国的Hermalin和Weisbach (2001) 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芬兰的Eienberg, Sundgren和Wells (1998) , 以及英国的Carline和Linn (2009) 都得出相似结论。张必武和石金涛 (2005) 选取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结果显示董事兼任总经理、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及薪酬委员会的设置都与高管薪酬有正相关关系。杜兴强、王丽华 (2007) 对1999年~2003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了研究, 发现高管人员薪酬与公司财富正相关。付犇 (2010) 对2007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房地产公司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则表明公司高管薪酬与绩效没有显著相关性。
然而, 虽然国内外研究者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以及盈利能力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相对比较权威的结论和观点, 而且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的研究并不多。另外, 现有的文献大多数都是针对大型企业、主板上市公司的研究, 关于创业板特别是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则相对较少, 已有的研究也因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使得研究结论不具很强的针对性和代表性。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 不管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待完善。本文的研究将主要站在公司治理的角度下, 对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 提供经验证据, 从而丰富和拓展此领域的文献。
二、研究假设和模型构建
(一) 研究假设
本文以2010年~2012年深圳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 并通过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筛选:1.考虑到刚上市的企业可能会出现业绩不稳定、各方面运行机制尚不完善等现象, 所以选取在深市中小板上市不少于四年的企业;2.剔除信息披露不足的企业;3.剔除*ST、ST和注册会计师对其出具过否定意见、拒绝表示意见或非标准保留意见等审计意见的企业;4.剔除财务数据出现大幅度波动或者日常活动存在不正常的企业。
通过上述筛选, 最终一共得到698个数据样本,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2010、2011和2012年的年度报表, 数据的处理都是用SPSS20.0和EX-CEL2007完成。
在现代公司制中, 企业逐渐倾向于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则成为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所有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必须试图将二者的利益趋同, 使企业能够实现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把高管的薪资与企业的盈利能力联系起来, 对所有者而言, 可以避免由于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形成的额外代理成本;对管理者而言, 企业拥有较好的盈利能力有助于提升自身的收入水平, 则更有动力提高企业的业绩。
因此文章提出假设1: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
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代理人, 其享有的报酬如果仅限于薪资, 那么管理者的积极性将会是十分有限的。企业所有者对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 不仅能以此增强管理者的积极性, 同时还使得持有企业股权的管理者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而这种风险会随着持股比例的增高而增大, 因此管理者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 会更加努力地增强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盈利能力。
由此提出假设2:中小上市企业盈利能力与高管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在企业中, 董事长代表的利益集团是众多股东, 而总经理代表的则是管理层, 在二者职务分离的情况下, 董事长与总经理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相互督促的作用, 能够促使企业的健康发展。相反, 如果二者职务合一, 那么毫无疑问会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企业内部的自我监督;再者,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所有权和决策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董事长的行为很可能逐渐倾向于做一个独裁者, 企业内部设立的决策机构甚至监督机构都将形同虚设。
因此提出假设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更有利于提高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
(二) 模型构建
为检验上述假设,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公司治理视角下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的指标如表1所示。
本文结合中小上市企业盈利的质、量以及企业的成长性, 从不同角度选取多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盈利能力作为因变量, 为了得到其综合得分, 在这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变量进行分析。其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 Fm表示第m个主成分, αmn表示标准化后的特征向量, Yn表示标准化后的盈利能力指标变量。
根据各个主成分的得分系数及其方差贡献率计算得出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价得分为:
其中, F表示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价得分, bm表示第m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计算出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价得分后, 以此为被解释变量, 以公司治理结构的衡量指标为解释变量, 再引入一个控制变量, 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其中, α0表示常数项, αj表示各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j=1, 2, 3, 4) , 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主成分分析结果和描述统计
(一) 主成分分析结果分析
表2显示了因变量的KMO和Bartlett的检验结果, KMO为0.605, 大于0.5, Bartlett球形检验Sig.值为0.000, 小于显著水平0.05, 说明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3给出了因子贡献率的结果。从该表可以看到, 只有前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 并且前3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已经达到82.38%, 因此, 取前3个因子作为主因子。
表4给出了未旋转的因子载荷, 得出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三个主因子的载荷值, 再将这些值与相对应的初始特征值计算得出如下的特征向量:
由表5可以得到主成分的计算公式:
根据表3可以得到旋转后的主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0.86%、28.82%和22.7%, 因此可计算得到企业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价得分为:
(二)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对本文的研究样本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首先对多元回归模型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6所示, 不同企业前3名高管薪酬均值的对数值 (X1) 差别较大, 企业间管理者薪酬水平参差不齐;可能由于企业采取不一样的股权激励制度, 有的企业的管理者不持有企业的股份, 而有的则持有较多的股份, 但其均值为0.17, 说明总体上高管持股比例 (X2) 较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 (X3) 的企业不到1/3, 大多数企业实施了两职分离的治理策略;不同企业规模 (X4) 大小不一, 盈利能力 (F) 有强有弱。总之, 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
四、回归结果
(一) 相关性分析
表7给出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由该表可以看出企业的盈利能力与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14, 表示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且两者之间不相关的双侧显著性的值为0.000, 小于0.01, 表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否定了不相关的假设, 也就是说, 企业盈利能力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 即高管薪酬越高, 盈利能力相应越强。类似地, 盈利能力与企业规模也是显著正相关, 表明企业规模越大, 盈利能力越强。此外, 企业盈利能力与高管持股比例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 没有呈现显著的相关性。
(二) 回归结果分析
表8给出了评价模型的检验统计量。本文的模型R方为0.52, 模型拟合度不是很高, 因为在选取指标时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因素, 除本文选取的指标外, 还存在有其他影响因素。Durbin-Watson为2.022, 接近2, 说明模型中的变量几乎不存在自相关关系。
表9显示的是方差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F值为20.785, 相应的P值为0.000, 小于0.05, 因此可以判断该回归模型是显著的。
表10显示了线性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中常量、X1和X4的t值分别为-7.367, 7.356和2.701, 相应的概率值均小于0.05, 说明系数非常显著, 支持了假设1, 即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 并且还与企业规模也显著正相关。而X2和X3的系数概率值都大于0.05,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否定了假设2和假设3, 也就是说企业盈利能力与高管持股比例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性。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0年~2012年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研究结果发现, 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与高管薪酬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且为正相关, 即高管薪酬较高的企业, 其盈利能力也会相应较强;而高管持股比例的高低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对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则没有太大的影响。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完善中小上市企业的薪酬激励制度, 并增加其透明度。首先, 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薪酬对于管理者来说就是他们作为代理人来经营企业的报酬, 因此薪酬水平的高低直接会影响到管理者的热情。再者, 增加薪酬制度的透明度, 一方面, 管理者可以充分了解获得高水平薪酬的途径, 从而使得高管们为追求更大的利益而有明确的努力方向, 更接近股东的意愿;另一方面, 投资者对高管们的薪酬也可以有定性和定量的认识, 更有利于投资者发挥其监督作用。
2.重视中小上市企业的长期激励效应。目前我国中小上市企业的薪酬制度一般是年薪制, 这种年薪制对管理者能够达到有效的短期激励效果。然而企业需要成长, 想要稀缺的管理人才与企业共同成长, 就还需要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 股权激励正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中小上市企业的高管持股比例普遍较低, 并且与盈利能力没有相关性, 因此中小上市企业需要重视和完善股权激励机制, 以期对管理者们达到长期激励的效果。
3.完善中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企业应明确董事会、管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利范围, 达到相互制衡的效果, 发挥其各自的作用, 从而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监督。而不应该如本文研究结论显示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与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没有相关性。
摘要：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如何通过完善其公司治理机制, 来提高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 是文章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以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提高高级管理者的薪酬水平, 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也能够得到相应提高;高管持股比例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与中小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关键词：中小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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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验 篇9
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2009年开胸验肺、佛山照明汞中毒等事件表明,我国一些企业缺失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意识。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引导企业建立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劳动法》、《环境保护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都要求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在2006年深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下简称《指引》),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08年上交所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等法规标准中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披露相关信息提出了一些规定和要求,这也标志着我国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注已经进入到一个制度建设和规范发展的新时期。尽管政府己经有一定的强制性约束,但是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以及衡量标准并不明确。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仍有很大不足,诸如环境污染、侵犯员工权益、产品质量不合格等,严重影响到社会对企业的信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需要通过信息披露来反映。
二、目前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现有的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文件对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并没有一致的规定,一般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指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追求利润外,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捐助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等。相应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也应该包括以上的内容。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形式上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在强制性披露制度下,各企业信息披露的范围、内容、格式和信息生成的方法都有统一的规范标准。自愿性信息披露则是企业完全根据自身的目的、意愿和可能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这种披露方式具有随意性和主动性的特点。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是自愿性信息披露。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对承担社会责任和对其信息进行完整、真实披露的意识还较为淡薄,采用自愿性信息披露就带来了一些问题:(1)披露内容不够充分、“扬长避短”。不过多披露甚至不披露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而是侧重于反映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更好信誉和形象的信息。(2)披露形式不规范、不统一。由于上市公司身处不同的外界和内部环境,加之自愿性披露的形式和要求都不如强制性披露严格,因此不同公司之间的自愿性披露缺乏可比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投资者分析处理信息的难度。
三、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分析——来自深圳证券市场石化塑胶行业2005-2008年经验数据
(一)研究方法界定——指数法
目前国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主要采用声誉评分法、内容分析法和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可根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页数、句子数和字数来计量的3种方法。在分析各种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笔者选择了根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小类进行赋值的指数法。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确定过程如下:首先,把公司所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为大的类别;其次,确定这些大的类别所包括的小的类别;把每个小类分为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两种情况,并对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赋予同等权重的分值;最后对不同小类的得分进行汇总,总分就是一个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得分。
(二)指标确定——6大类17个小项
目前在一些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倡导下,企业社会责任已有了多种指标标准,在深入研究这些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将社会责任准则国际标准精神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后,笔者选取了李正博士6大类17个小类构建本文的指标体系,具体内容为下:
6大类分为环境问题类、员工问题类、社区问题类、一般社会问题类、消费者类和其他类。其中环境问题类包括污染控制、环境恢复、节约能源、废旧原料回收、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和其他环境保护6方面内容;员工问题类包括了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培训员工、员工的业绩考核、失业员工的安置和员工其他福利这5个方面的内容;社区问题类包括了考虑企业所在社区的利益;一般社会问题类包括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医疗或教育或公共安全、公益或其他捐赠这3个方面的内容;消费者类包含了产品质量提高;其他类包括了其他银行或债权人的利益。评分方法上笔者选取了罗伯茨(Roberts,1992)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时使用的3个层次区分社会责任业绩(分别赋值0、1、2)。也就是说根据笔者所划分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17个小类,如果上市公司定性地披露了上述其中的某一类,则分值为1;如果有相应的金额披露也就是有定量内容,则为2分;一个公司最高得分为34分,最低为0分。大部分样本公司是在年度报告的不同位置来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例如在财务报表附注、公司治理结构和重大事项等内容中提及上述17个小类中的内容。还有部分企业单独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例如“福建三农”(000732)。
(三)样本选取说明
笔者选取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中的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行业67家公司2005-2008年年报及部分单独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研究样本,年报来自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在我国,制造业C4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更受公众的关注。该类公司存在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特殊性,在环境保护、员工工作环境、产品的安全保证以及社区关系等方面都比其他行业的公司面临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于在2006年9月25日深交所发布了《指引》,在我国较早提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要求,所以笔者选择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进行研究,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文件,但对企业的影响要反映在2009年年报中,年报披露尚在进行中。此外,笔者选取了跨年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对2006年深交所发布《指引》前后的4年的年报分别进行分析赋值,通过对比《指引》发布前后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差异,揭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发展趋势,同时可以看出披露规范的出台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从而为将来颁布全国性规范文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因为选择跨年数据,因此剔除掉上市时间不足4年及同时发行H股、B股的上市公司后,可得到符合条件的67家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年报作为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来源是因其为强制披露、可信性高,所提供的信息全面、格式规范,具有一定可比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的要求,公司还可以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所以笔者研究对象除选取的67家上市公司2005-2008年4年年报外,还包括2007年2家、2008年14家上市公司单独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
(四)实证研究结果
1. 不同披露形式的样本分析
2005年还没有企业对于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单独披露,所有样本公司都在年度报告中的不同部分来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例如,公司治理结构、财务报表附注、董事会报告等。披露的方法以描述性披露为主,在雇员相关信息、环境相关信息中披露部分货币性的定量信息,该年度样本公司平均得分8.90。从2006年出台《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开始就有公司单独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因此,2006-2008年的情况按照是否有单独社会责任报告可分为独立披露和非独立披露两种披露形式,独立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数量及平均分值见表1,其余非独立披露的公司情况见表2。
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略去了所有样本公司社会责任指数分值。
从4年披露情况比较来看,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状况逐年提高,平均值2005年为8.90分,2006年为10.30分,2007年为11.24分,2008年为12.69分。单独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的披露状况显著优于仅在年报中披露的上市公司(见表3)。单独披露的数量和得分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整体来看4年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呈现正态分布。
2.2005-2008年样本中6大类的描述性分析
在划分的6大类中,各个公司对于环境问题类的环境保护、员工问题类中的培训员工和员工福利、社会问题类中的公益或其他慈善捐赠、产品或服务类中的产品质量这些信息披露的较多。
环境保护问题包括6个方面:污染控制、环境恢复、节约能源、废旧原料回收、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其他环境保护披露;2005年披露的污染控制只有8家,占样本的11.94%,2008年就增加到了40家,占59.70%;2008年披露环境恢复信息的最多,有19家,占总样本的18.36%;2006年披露废旧原料回收的公司较多,有18家,占总样本的26.87%;2007年披露节约能源的公司最多,有35家,占总样本的52.24%;披露有利于环保的产品2008年最多,有48家,占总样本的71.64%;披露其他环境信息的呈逐年上升态势,到2008年增至50家,超过74%。
员工问题类有5项内容: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培训员工、员工的业绩考核、员工其他福利、失业退休员工安置;披露员工的健康和安全的公司数目较少,最多的是在2008年为18家;披露雇员培训的从2005年到2008年不断增长,从43.28%直到61.19%;披露雇员考核信息的同样较多,4年平均为96%;4年里100%的公司披露员工其他福利,均以定量式进行描述,这是因为报表附注中要求披露职工福利费,属于强制披露。披露失业退休员工安置从最初2005年的8家公司到2008年的29家公司,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总体看数量还是偏少。披露社区问题的2008年有13家,比2005年的2.99%增长了16个百分点。
一般社会问题类包括3项: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医疗或教育或公共安全等、公益或其他捐赠;披露弱势群体利益的公司较少,只有2008年的6家;披露关注医疗或教育或公共安全等信息的从2005年的17家增加到了2007年的44家。披露公益或其他捐赠的公司最多,平均保持在74%左右。由于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各个上市公司更是增大了对于社会捐赠信息的披露程度,对其进行披露的公司数是这几年所披露公司数最多的,达到55家,占到样本的82.09%。产品或服务类是指产品质量。对于产品质量的披露,这4年的披露公司数目大都保持在40家左右,最多的是2007年为47家,占到样本公司的70.15%。
3. 环境问题类的特别分析
众所周知,制造业是一个对生态资源及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尤其是笔者选择的石化塑胶行业,其运营不但要开采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也会对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也同样存在很多环境问题。此外这些行业在员工工作条件、产品的特殊性以及社区关系等方面都比其他行业的公司面临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该行业上市公司应重点披露有关环境问题类的社会责任,从样本数据看披露的公司数在逐年上升。2005年,有1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指出了污染控制和节约能源,到2008年的年报中已经半数左右的公司对其进行了披露;环境恢复和废旧料回收这两个方面,该类上市公司在4年年报中一直保持着较低的披露比例,一直在20%以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品和其他环境保护从2005年开始有了很大改善,到2008年的年报中对于有利于环保产品和其他环境保护的信息披露已经分别达到71.64%和74.63%。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企业在年报中虽然有大部分企业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中的环境保护信息,可是提到环境问题的公司很多也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内容。比如沙隆达(000553)公司在2008年的董事会报告中提到:公司针对生产中的困难,积极组织技术创新,在工艺、分析、包材和环保等方面开展了公关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红太阳(000525)公司在2007年的年报中披露:公司环保治理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对三废要求越来越高。胜利股份(000407)公司在2006年年报中披露:塑胶产业在管道修复和环保等细分市场要取得新的进展,要继续加大环保投入和污染治理力度。这些信息只是表明董事会的决心,并没有反映企业的环境现状,也没有反映企业环保投入、环保考核指标方面的信息,因此这种信息披露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
4. 不同地区信息披露比较分析
根据公司所在省份,笔者按照我国地理划分为6个区域,分别是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华东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上海)、中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湖北、湖南、河南)、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北地区(包括陕西、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和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其中在所选的样本中,华北地区7个公司,华东地区18个公司,中南地区18个公司,西南地区10个公司,西北地区7个地区,东北地区7个公司。分析发现,2005年华北地区的总体平均分数最高达到8分,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西南地区公司的平均得分最高,分别是8.8分、12.6分、12分;4年里平均得分最低的是东北地区,4年得分的平均分是8.04,其中2005年只有6.29分。由于我国西南地区、中南地区资源丰富,近几年政府对于该地区采取了有力的维持原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所以该地区的企业大多数都对其承担的环境问题予以重视而充分披露。
通过对样本公司分析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机制不健全,信息披露的内容非常零散和不全,有些企业虽然履行了社会责任,但由于没有健全的披露机制,所以在年报中没有得到反映。总体来看,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有限且不规范,迫切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
四、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建议
构建“和谐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社会公众越来越关注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但是我国的企业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很难让公众满意,所以鼓励上市公司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同时要尽快规范企业的信息披露内容和方式,证监会应该尽快提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南来指引企业披露有关信息,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应该再接再厉,继续引导企业自愿履行责任。
(一)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法律监管环境
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经营活动中,不能离开社会这个环境而单独存在,它在追求自身利润同时还要注重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应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关信息披露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完善社会责任有关的立法工作。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的强制要求,大多数企业当前不会为承担社会责任义务买单。有的公司虽然承担了一些义务,但是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从4年的趋势分析来看,不是所有的指标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这就说明当企业看到有的任意披露项目会给企业带来较高成本而不见效益时,就在下一年度选择不披露或少披露,使得有些指标的分值出现下降。如果没有监管,企业想披露什么就披露什么,会失去信息的可比性。所以,推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发展,建立和完善与社会责任有关的立法工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识
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企业应增强披露意识,结合自身情况建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并由专门的部门负责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从而定期检查和评价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执行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
企业是否有披露社会责任的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弱程度直接关系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否披露全面。在统计分析中,笔者发现企业对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认识还不够充分,有将近80%的企业披露较少社会责任信息,所以在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还有待提高,只有像华东等经济发达地区,披露的公司数目较多,而且披露的信息相对充分。目前我国企业逐步开始意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尽管这种认识还相对薄弱,层面上比较肤浅而且不全面,但是可以寻找一些可操作的途径对其进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例如可通过媒体或组织社会责任方面的讲座等大力宣传社会责任。此外,企业应该把承担社会责任视为自身的应尽义务从而把对信息的披露当作必要的程序。
(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责任信息评价体系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缺乏权威的统一的指南框架,有必要建立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指南框架和指标体系。我国正遭受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作为石化塑胶行业上市公司应重点披露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信息。不同行业披露的侧重点不同,按行业规范披露内容才能提高报告之间的横向可比性。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了6大类17小项进行分析,主要针对员工、环境、产品、服务等方面。但是还有一些例如公共交通安全、公益和娱乐设施、产品的售后服务保证等方面的探讨还很欠缺,这就有待国家政府部门出台法规规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使得企业的信息披露更为具体化、规范化。目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正热,很多学者组织都在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在2009年12月20日推出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其内含1个社会责任通用指标体系和37个行业补充指标体系,是我国第一本系统指导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报告写作的工具书。国外的社会责任评级体系已相当完善,如KLD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专为机构投资者提供社会责任调研分析的公司。国内目前没有权威的社会责任评级机构和指标体系,这要求监管部门自身或鼓励相关机构或组织加快构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四)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模式
对于信息披露的形式,按照披露的地方可分为4种,即年度报告内部的分散披露形式、年度报告内的独立披露形式、年度报告外的独立披露形式、大众媒体披露形式。按照披露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描述性披露形式、初级报表形式、高级报表形式。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还是在年报内分散披露,一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在年报外独立披露,但总体来说披露都是采用描述性披露,即确定和描述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并使用货币的和非货币的数额来计量这些活动。由于在年报中分散披露需信息使用者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分门别类的寻找,因此,在披露形式上应强调采用年报内的独立报告披露或年报外的单独报告披露。考虑成本与效益的原则和目前我国对高级报表形式的理论研究处于初级阶段,笔者不建议采用负责的高级报表形式作为现阶段法律法规中要求的信息披露的模式。对于大中型企业和那些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应当强制披露,在年报报表中独立披露或在年报外单独编制社会责任报告,以全面地反映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义务的情况,以最大程度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五)有效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审计工作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我国起步比较晚,尚属新事物,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及严格的标准遵循。要想改变这种局面,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审计可以加速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如何开展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审计,已经成为建立和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一项必要工作。对责任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应重点审核所披露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满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使用者的需要,确保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但是,社会责任的范围较为复杂,对于审查人员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与技能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审计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会影响到审计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使用性。为保证社会责任报告审计的质量,首先要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计标准。政府有关部门、国家审计机关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应在认真分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审计准则,对于审计的范围、主体、对象、审计方法、程序和审计报告格式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使得社会责任报告审计有章可循。
摘要：对在深圳证券市场石化塑胶行业67家上市公司2005-2008年年报和单独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报告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信息披露的内容非常零散且不规范,应该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法律监督制度,增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意识,以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责任信息评价体系。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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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验 篇10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了研发合作的形式开展研发活动,我国的各级政府也在采取各种措施推动企业参与 “产学研” 合作项目。原因有三: 其一,我国许多企业的技术创新实力还不够强, 特别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具有了一定的R&D能力,但往往受限于经验、资金及人才等筹措能力的限制,无力进行庞大而复杂的R&D项目; 其二, 产品竞争日益激烈且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企业独自开发新产品所需的R&D费用过大、承担的风险过高,通过R&D联盟共同分担R&D所需的成本及风险,可增强其 在市场上 的竞争优 势; 其三, R&D投资具有外部性,虽然其经由知识和技术扩散可带动整体及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但外溢效应的存在,使得企业R&D创新所获得的利益,并不能完全被该企业内部化,这影响了企业R&D投资的动机。通过形成R&D联盟,将R&D活动所产生的外部利益内部化,可促进企业R&D投入,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那么,企业的研发合作是否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绩效呢? 本文试图 通过考察R&D合作在R&D投入与专利产出之间的调节作用,探讨R&D合作是否促进了企业的创新绩效? 以及解答竞争性R&D合作和非竞争性R&D合作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
2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2. 1 R&D合作类型
根据企业不同的R&D合作对象,可以将R&D合作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一些学者 ( 杨梅英等[1], 2009) 将其分为三类: 横向合作 ( 与竞争对手和其它企业合作) 、纵向合作 ( 与供应商和客户合作) 、社会合作 ( 与高校和 科研院所 合作) 。Tsang[2]( 1999) 则将其分为竞争性合作和非竞争性合作。竞争性合作是指在合作中存在着学习竞赛,在学习竞赛中获胜的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其被描述为输 - 赢游戏。而非竞争性合作则是指在合作中,合作各方并不是直接的竞争对手,或者说尽管是竞争对手, 但他们并没有将竞争的状态带入合作中,在可预见的将来,合作者并没有竞争的意图,而是在各自的领域内提高他们的技术实力,非竞争的合作带来的是一个双 赢的局面。 本文内容 遵循了Tsang[2]( 1999) 的分类方法,将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定义为非竞争性合作,与其它企业的合作则定义为竞争性合作。
2. 2吸收能力、R&D投入及R&D合作
Cohen和Levinthal[3]( 1990) 提出,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评价、消化和利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 是先前创新活动和问题解决的副产品 ( by - product) ,依赖于组织成员的个体吸收能力。 Zahra和George[4]( 2002) 结合动态能力理论,提出了潜在吸收能力向现实吸收能力转化的过程模型。在模型中,外部知识来源与组织过去的经验显著地影响企业潜在吸收能力,该潜在吸收能力存在一个向现实吸收能力转化的过程,而现实吸收能力的提升使得企业在柔性、创新和绩效方面的竞争优势得以加强。
一般认为,企业内部R&D投入可以理解为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程度,内部R&D的努力,如训练计划、个体或者组织内部之间的交流强度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知识获取能力,这一能力是企业评估、模仿和利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这样,一个拥有较高R&D强度的企业,其吸收能力更强,那么他们也能更好地利用外部的知识和资源,拥有更好外部新知识能力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R&D合作获取的外部新知识,因此,R&D投入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实施R&D合作。
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通过考察企业R&D合作与专利产出之间的关系探讨了R&D合作的效应 ( Baum et al . 2000 ) 。这些研究假定在企业同时参与一种R&D合作的基础上,研究了企业R&D合作和专利产出之间的关系,譬如,Belderbos et al[6]. ( 2006 ) 研究了企业同时与不同R&D合作方合作的效率情况,Un et al[7]. ( 2010) 考察了四种不同的R&D合作类型 ( 高校、供应商、顾客、竞争者) 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但这些研究没有考虑企业外部R&D合作和企业内部R&D能力之间的整合效应如何影响到企业的专利产出以及不同类型的R&D合作类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联合效应 ( 共同效应) 。
2. 2. 1非竞争性R&D合作与专利产出。以前的研究表明了企业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非竞争性R&D合作可以对企业的专利产出产生积极的直接的作用 ( Nieto and Santama[8],2007) 。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可预计的将来并没有意图和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中进行竞争。这样,从这些R&D合作方中获取的知识对企业的内部创新起到了补充和强化的作用。这样,企业和非竞争对手之间的R&D合作可以对企业的专利产出产生一个直接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假设1。
假设1: 非竞争性R&D合作在R&D投资和专利产出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2. 2. 2竞争性R&D合作与专利产出。和非竞争对手之间的R&D合作对企业专利产出起到了正向的积极作用,而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则对企业专利产出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 Nieto and Santama ,2007) 。 以前的研究表明,和直接竞争对手之间的R&D合作是比较难以管理的 ( Hamel[9],1989) ,并且也容易引起学习竞赛。那些学习速度快的企业会主导这种关系并通过R&D合作成为一个较难逾越的竞争者。 他们可以将R&D合作中获取的知识内部化,从而更容易建立超越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这表明在与竞争对手进行R&D合作中,面临着更多的技术溢出风险。由于知识共享和溢出,R&D合作的参与者会采取一些措施管理其知识。没有这些管理措施,竞争R&D合作就产生更高的机会成本, 通常情况下, R&D合作各方所采取的措施会产生一个不满意的结果。然而,一个合作方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和竞争对手R&D人员的合作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因此,即使在项目层面或者公司层面,R&D合作并没有成功,工程技术人员之间学习能力的提高也可以为其他R&D合作创造价值。这样,竞争性R&D合作的正面溢出效应有多大,取决于企业探索和整合知识的能力,这些在R&D合作中获取的知识对于企业内部的R&D合作是非常有用的,并且也会产生更高的专利产出。当然,这种效应会影响到R&D合作的各方。所以,本文认为,竞争性的R&D活动会产生一个间接的正面的作用,而竞争性R&D合作在企业R&D投入和专利产出之间产生一个正面的调节作用。
为此,提出假设2。
假设2: 竞争性R&D合作在R&D投资和专利产出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2. 2. 3竞争性R&D合作与非竞争性R&D合作的效应比较。本文认为,非竞争性R&D合作在R&D投入和专利产出之间的调节作用要比竞争性R&D合作的强。如前所述,竞争性R&D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阻碍了企业在R&D合作中投入更多的资源,更有甚者,将合作方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挖走。这些行为阻碍了创新投入和专利产出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在非竞争性R&D合作中,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则鼓励了R&D合作各方充分展开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和交流。这样,本文认为,非竞争性R&D合作的调节作用比竞争性R&D合作的调节作用要强一些。
为此,提出假设3。
假设3: 非竞争性R&D合作比竞争性R&D合作的调节作用要高基于以上论述,构建的模型如下图1所示:
3研究方法
为验证以上提出的假设,本文手工收集整理了我国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在2006 - 2011年间的R&D投入、R&D合作及R&D投资绩效相关数据,并运用了负二项式回归检验了以上提出的假设。
3. 1样本公司和数据搜集
本文内容的研究对象同样是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选择的理由: 其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模较小, 主导产品较为突出,R&D活动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更为重要; 其二,目前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中小板上市企业披露其创新活动,绝大部分企业都披露了最近几年的R&D投入情况。这样,可以较为容易的获取企业R&D投入数据。
本文主要选取了披露R&D合作信息的上市企业。采取了仔细阅读年报的方式,方法是输入查找 “R&D合作”,这样,我们就获取了企业是否参与R&D合作的信息,并通过定位获取该R&D合作是竞争性的R&D合作还是非竞争性的R&D合作,此外,我们对于没有定位到的企业,也采用了百度搜索的形式,将公司的 “名称”和 “R&D合作”作为搜索词汇,确定其是否有参与R&D合作的信息。所选择的时间跨度为2006 - 2011年,这样,我们总共得到了215个样本。
由于研发合作数据属于非强制性披露的信息, 所以当上市企业没有披露研发合作数据时,有两种可能: 一是该公司没有参与研发合作; 二是该公司有研发合作行为但没有披露,由于我们无法区分这两种原因导致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这里采用了一介ANOVA函数分析了基于企业规模 ( 企业平均每年的营业收入) 基础的三个子样本,分析表明三个子样本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偏差 ( F = 1. 452,P > 0. 1) ,这样,就解决了选择性偏差的问题。
3. 2变量测定
3. 2. 1因变量: 专利产出。本文将专利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一个测定标准。考虑到R&D投入和R&D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我们将R&D投入取值区间定义为2006 - 2010; R&D投资绩效的取值区间定义为2009 - 2011年。
3. 2. 2自变量: R&D投入。企业的R&D投入可以采用R&D费用以及R&D人员的数量来测定,R&D费用包括了设备和人员工资成本的各项支出,由于本项研究集中于探讨企业的内部R&D能力与外部R&D合作之间的关系,而R&D人员占企业员工的总数可以较为完整反映企业的创新能力或者说知识吸收能力水平 ( Fritsch and Lukas[10],2001) ,一个企业的内部R&D可以采用全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来测定,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 ( Miyazaki[11],1995) ,Scherer[12]( 1965) 曾以企业技术人员 的数量作 为企业创 新投入的 指标, OECD[13]( 2002) 以一个国家科学家或者工程师的数量来测定其技术人力资源。这样,以R&D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作为R&D投入的指标更具有合理性。并且,R&D资金投入及R&D资金强度和技术人员的数量和比重具有较大程度的相关性,同时使用两个指标测定没有太大必要。因此,本文内容以2006 2010年企业平均在岗的技术人员为测定基数,计算R&D人员投入强度,即技术人员占企业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
3. 2. 3调节变量: 竞争和非 竞争性R&D合作。 R&D合作的类型是我们研究的调节变量,本文研究主要回答不同类型的R&D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基于以前研究 ( Un et al[7],2010) ,我们考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R&D合作类型: 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非竞争性R&D合作,和其他公司的竞争性R&D合作。一般来说,企业外部R&D合作的贡献一般采用外部R&D合作者的数量来测定 ( Decarolis And Deeds[14],1999) ,但在数据的获取方面,要确定R&D合作者的数量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借鉴Un et al[7]( 2010) 和Kuo - Feng Huang al ( 2011)[15]采用的方法,考察企业在2006 - 2010年是否参与了三种类型的R&D合作: 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以及竞争性企业R&D合作。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哑元变量,1表示有合作,0表示没有合作。与高校合作我们以UC表示; 与科研院所合作我们以RC表示, 与企业合作我们以FC表示。
3. 2. 4控制变量。第一个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众所周知,大企业拥有较多的资源开展R&D投资活动,这会影响到企业R&D投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 Finkelstein and Hambrick[16],1989) 。本文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一般来说,用营业收入或者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本文则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规模,因为R&D投资强度指标是用营业收入作为分母,为了做到较好的区分, 这里用2006 - 2010年间平均资产的自然 对数来测定。
第二个控制变量为行业,专利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所处行业的影响。行业因素对于专利产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资产专用型或者说企业能够将R&D投资所带来的利益内在化的程度受行业的影响,可以说,不同的行业,其R&D投资的外溢程度是不同的,企业自身从R&D投资中获得的收益程度是不一样的。本文的行业分类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分类。共引入了8个行业。
第三个控制变量为竞争强度 ( 以CI表示) ,行业的竞争强度影响到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在本文研究中,以行业内的平均毛利率为测定变量,高的毛利率表示竞争强度较弱,而低的毛利率表示竞争强度较大。
表1列示了变量定义表。
3. 3研究模型
由于我们的因变量是专利产出,该变量属于离散性变量,这里采用普哇松回归处理这类变量。但普哇松分布都是假定方差和均值都是相同的,如果方差超过了均值,就产生了过度离散的问题。因此, 在以前的研究中,采用的负二项式回归模型,能够克服样本过度离散问题以及变量省略的问题 ( Keil et al[7],2008) ,这里我们采用了负二项回归模型来检验我们的假设。
为了测定R&D合作的调节效应,本文采用了分层回归的方法验证了研发合作对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关系的影响作用。共分为三个步骤: 其一,先做R&D人员投入强度与专利产出之间的回归,其二, 引入研发合作作为自变量,其三,引入研发合作与研发人员投入强度的乘积作为自变量。基于以上分析步骤,本文构建了4组回归模型,第一组回归模型是基本回归模型,考察专利产出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回归模型用来考察专利产出和企业R&D人员投入之间的关系; 模型3,5,7用来检验不同类型的R&D合作模式对专利产出的直接影响; 模型4,6,8用来检验外部R&D合作的调节效应。 最后,我们采用了一个配对的T检验来考察竞争性R&D合作和非竞争性R&D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的差异。
4实证分析
4. 1统计描述和相关系数
样本的统计描述表明,大约近40% 的企业存在着和高校 ( 产学研) 、科研院所、竞争对手的R&D合作行为,其数目分别为128、94、53。
表2列示了三种不同类型R&D合作的交叉分析表,由表2,我们可以看到,在215家存在R&D合作行为的企业中,同时参与企业合作和科研院所合作的企业有30家; 同时参与企业合作和高校合作的有34家; 同时参与科研院所合作和高校合作的有67家,同时参与 三者合作 的有19家, 这表明了69. 77% 的样本企业同时进行了多种R&D合作行为。
表3列示了215家样本企业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中的企业规模是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其均值为12. 67,R&D强度 ( 技术人员占全部员工的比重 ) 的均值为0. 14,表3也列示了以上这些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在这些调节变量之间也存在一些相关关系,为了考察这些关系是否会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计算了各因素的方差膨胀因子VIFs, 其中最大的VIFs为2. 912,远低于上限值10,这说明并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 N = 215,***,**,*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0. 01,0. 05 和 0. 10。
4. 2实证结论
注: N = 215,***,**,*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0. 01,0. 05 和 0. 10。
4. 2. 1 R&D人员投入与专利产出之间的关系。上表4表示专利产出的回归结果。表4的模型2表示企业R&D投入和企业专利产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B = 3. 122,P < 0. 01) ,这表明,R&D人员的投入提高了企业创新的技术绩效,这也印证了以前的研究结论,即企业技术员工的数量与素质和企业创新的技术绩效之间是成正相关关系的 ( Sakakibara and Dodgson[18],2003) 。
4. 2. 2 R&D合作类型、企业规模与专利产出之间的关系。表4中的模型3和模型5表明,企业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R&D合作与专利产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B = 0. 695,P < 0. 01; B = 0. 471,P < 0. 01) ; 模型7则表明,企业和其他企业的R&D合作与专利产出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 B = 0. 171,P > 0. 1)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目前推行的产学研合作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特别是在专利申请、新产品研发方面较为显著。表4的所有9个模型中,企业的规模和专利产出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印证了熊比特 ( 1942) 有关大企业更容易实施创新的结论。
4. 2. 3不同R&D合作类型的调节效应。为了检验不同类型R&D合作对R&D人员投入与专利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采用了负的二项回归模型 ( 模型4,6,8) 。表4中,R&D人员投入和高校合作以及R&D人员投入和科研院所合作的交互作用与专利产出之间的关系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 ( B = 1. 871,P < 0. 01; B = 0. 920,P < 0. 01 ) ,这一结果表明,非竞争性的R&D合作在创新的人员投入和专利产出之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支持了假设1。同时,与其它企业的竞争性R&D合作与创新投入的交互项与专利产出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 B = 0. 761,P < 0. 01) ,这表明了竞争性R&D合作同样提高了企业的专利产出,支持了假设2。
综上,得到的结论如下: 企业R&D人员可以从竞争性R&D合作和非竞争性R&D合作中提高其学习的水平,从而增强创新效率,提高R&D投入的绩效。
为了说明竞争性R&D合作和非竞争性R&D合作调节作用的差异,本部分进一步采用了配对的T检验以考察竞争性R&D合作和非竞争性R&D合作对于企业R&D投入和专利产出之间调节效应的差异。结果表明,和高校合作的调节效应显著高于和竞争对手合作的调节效应 ( T = 1. 582,P < 0. 05) 。 然而,和高校合作的调节效应及与研究机构合作的调节效应差异不大 ( T = - 0. 029,P > 0. 1) 。这支持了假设3。
5讨论和分析
5. 1 R&D投入和R&D合作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专利产出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有能力通过自主创新的投入提高其创新的效率和水平,由于自主创新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学习能力和经验 ( Cohen and Levinthal[3],1990) ,因此,自主创新对企业非常重要,具有自主创新水平的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更有效率。实证结果同样表明了企业的创新绩效也可以通过企业的R&D合作予以提高,当然,在实践中,企业管理者可以自由决定R&D合作的对象,在本文的统计结果以及相关调研中,我们发现,企业选择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R&D合作对象的还是占到了绝大多数, 企业选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原因有二: 其一,有政府的推动,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较为广泛,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出台了较多的完善产学研合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 也强化了对产学研合作的宏观调控,许多地方政府成立了产学研合作的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和协调产学研合作工作,并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产学研方面开展有效联合,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其二,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属于非竞争性合作,不会将竞争性和侵略性的状态带入合作过程 ( Tsang[2],1999) ,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溢出效应提高创新的绩效。当然,本文也发现,与其他竞争性企业的R&D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绩效。
5. 2竞争性R&D合作和非竞争R&D合作的调节效应
一般而言,拥有较丰富人力资源的企业,其吸收消化能力较强,也更容易对外部的知识进行吸收、 消化和整合 ( Zahra and George[47],2002) 。拥有更多人力资源的企业,可以更好进行自主创新,也可以更好从企业外部获取知识。本文在考察了企业不同类型R&D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以后, 发现竞争性R&D合作和非竞争性R&D合作都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特别是竞争性R&D合作可以更显著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其创新绩效。这一结论较为重要,这表明企业可以从竞争对手的合作中获取互补性的知识。与以前的研究不同, 本文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以前的研究表明,竞争性的R&D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而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性R&D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影响。竞争性R&D合作对企业绩效的直接相关关系证实了企业内部R&D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间接关系。
以前的研究表明,企业选择的R&D合作伙伴是基于这些 被选合作 伙伴所拥 有的资源 ( Nooteboom[9],1999) ,也有研究表明企业选择R&D合作伙伴会从保持其自身资源和维持其竞争力的角度考虑 ( Lin ,2003) 。企业为了保护其知识,可能会选择特定的合作伙伴以避免R&D知识的泄露。企业在竞争性R&D合作中为了保护有价值的知识可能会派出特定的R&D人员去学习外部的知识。这表明竞争性R&D合作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可能会产生一个积极的正溢出效应。尤其是那些拥有机会行为的企业以及那些具有较强学习动机的企业。这一结论为R&D合作描绘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和非竞争对手合作, 合作各方可以享受到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益处,和竞争对手合作,合作各方可以享受间接的益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在明知道竞争性R&D合作存在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仍然进行竞争性R&D合作的原因。他们明白,在缺乏保证措施以及诚信机制的情况下,R&D合作失败的几率很高,但他们更多的是期望能够从R&D合作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从而能够提高创新的效率。举例来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IBM和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方面是竞争对手, 但在初始的开发阶段,他们却相互开展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双方的研究人员相互学习,尽管这种合作可能并不成功,但最终微软公司在合作中学习到了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个例子表明了企业竞争导向的合作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通过增强企业内部R&D的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摘要：以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研发合作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竞争性研发合作和非竞争性研发合作的作用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竞争性研发合作和非竞争性研发合作在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之间都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并且,非竞争性研发合作的调节效应要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