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困境

结构性困境（共9篇）

结构性困境 篇1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的宝贵经验和启示表明:必须坚持依靠教师办学, “强国必先强教, 强教必先强师。”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1]。然而中国西部高职院校师资已经陷入结构性困境, 这种困境对高职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不良影响, 对这种结构性困境进行研究并找到出路已成当务之急。

一、高职院校师资结构性困境

我们通过对四川省的两所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进行整群抽样调查, 发现高职院校的师资结构不尽合理, 已经严重阻碍高职院校的进一步发展。

1. 年龄结构不均衡, 与合理要求存在较大差异。

在调查时收回的845份有效问卷中, 30岁及以下教师占47.2%;31~40岁占34.0%;41~50岁占17.0%;50岁以上仅占1.8%。这表明教师年龄总体偏小, 年轻教师居多。这种情况对教学效果有不良影响。高职年轻教师在上学期间大多没有接受专门的教师职业技能培训, 甚至也没有参加岗前培训, 就直接走上讲台, 他们的教学经验、了解教材与学生情况、教学方法等教师必备素质都比较缺乏。这种年龄结构不利于教师业务水平的梯次发展。

而合理的老中青人才梯队是师资队伍健康发展的保证, 均衡的年龄结构应呈正态曲线分布, 30~50岁被认为是教师的最佳年龄区, 因此, 这一年龄段应成为师资队伍的主体, 应约占60%, 30岁以下的和50岁以上的各占约20%。由于年轻教师实践经验不足, 不应成为高职院校教育师资队伍的主体, 整体上教师的平均年龄应控制在40岁左右较为适宜。

2. 学历结构偏低且与职称结构不对称。

调查发现, 已经具有研究生学历占所有专任教师的27.8%, 本科学历的占70.1%, 专科学历的仅占2.1%。这表明高职院校师资学历结构已经得到极大改善, 但是离国家标准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而在职称结构中, 正高占1.9%;副高占12.8%;中级30.7%;初级占47.2%;见习人员占7.5%。这表明不仅高职院校总体职称层次偏低, 学历结构与职称结构也不对称。大量的具有博士学位教师仍然只是中级职称, 而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大多数只有初级职称。

2002年5月, 教育部[2002]5号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职业 (高专) 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至2005年, 获得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应基本达到专任教师总数的35%。”而通常认为职称结构比较理想的应是高、中、初级比例为2∶5∶3, 但从发展来看, 高级职称的比例应达到25%~30%, 才能反映高职院校对师资队伍的“双师型”及专业学术带头人占较高比例的客观要求, 即高、中、初级职称的比例为3∶5∶2。与调查所得的数据相对照, 现实与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3. 学缘结构单一, 教师知识面狭窄。

从目前高职院校教师的学缘结构来看, 某一所高职院校主要是从相对狭窄范围的师范院校和对口高校引进应届毕业生作为教师来源的, 这就造成学缘结构单一。同时高职院校之间人才流动不合理, 高职院校与社会之间人才流动的渠道不畅通, 高职院校教师流入与流出不对称也是原因之一。高职院校中高学历教师向本科院校流动的较多, 而本科院校中高学历的人才很少向高职院校流动;高职院校与社会之间人才流动存在诸多困难, 其中许多教师任教学科与所学专业不一致。如我们所调查的其中一所学院的教育类专业教师就超过其他任何一类专业的教师人数, 但是该院并没有开设教育专业。此外, 高职院校专任教师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等知识严重缺乏, 很多教师在上岗之前甚至都没有经过培训, 这致使他们知识面狭窄, 对课堂控制能力较差。而从高职院校的发展考虑, 要活跃学院的学术气氛, 给教学和科研注入新的活力, 其师资应该具有广泛的学缘结构, 应该兼容包并、博采众长。广泛的学缘结构要求人才引进与培养模式多元化, 专业教师除了应该在高校毕业生中选聘外, 还应该从其他高校和企事业单位调入, 比较合理的比例应分别为65%、15%和20%。

4. 兼职教师比例较低。

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是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的一条成功经验, 从国外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结构来看, 兼职教师占了很大比重。如美国从事高职院校教育的社区学院中兼职教师的比例1960年为42%, 1984年为56%, 1992年为62%, 1995年为61%, 1997年为66%;加拿大从事高职院校教育的社区学院兼职教师占80%以上[2]。中国教育部在《高职高专教育教学工作优秀学校评价体系》中要求“各专业从企事业单位现职高级技术管理专家中聘请的兼职教师占学校专业课教师的比例≥16%”。然而现在中国西部高职院校的这类兼职教师很少。这主要是因为西部高职院校财政困难, 教师待遇与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事业单位中做相同工作量的待遇有较大差距。因此, 优秀兼职教师不容易聘请。外聘教师会增加学院支出、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不好管理等也影响聘请高级兼职教师。同时, 在传统的教师管理模式下, 大多数院校都存在对兼职教师只聘任、轻使用与不管理的现象。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突破结构性困境的策略

师资队伍建设与师资结构改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师资结构的合理与否具有相对性, 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随着高职院校的发展与时俱进。我们必须加大高职教育投入, 改革人才引进和培养模式, 才能突破师资结构性困境。

1. 加大高职教育投入的同时, 改革引进与培养模式。

在目前高职院校师资结构中, 年龄、职称与学历结构不合理尤为突出。与普通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相比, 高职院校对高学历高职称人才的吸引力很低, 引进具有研究生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教师非常困难, 其原因在于高职院校与其他高校相比, 待遇相差较大, 学院教育教学和科研基础设施落后。因此, 高职院校应在改善待遇、优化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除了引进应届毕业生而外, 还要向本科院校引进高学历高职称人才, 积极采取措施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使他们的自我价值得到恰当的体现。同时, 重点作好中青年教师的在职培养和学历提高工作, 对45岁以下的专任教师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 鼓励在职攻读和参加定向培养来提高学历, 并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晋升专业技术职务。

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高职院校师资建设专项经费的投入, 努力拓宽师资培养渠道, 鼓励普通高校为高职院校定向培养师资, 同时引导他们把富余的师资向高职院校分流, 以支持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此外, 对高职院校目前还存在少数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教师, 要尽快通过在职培养提高他们的学历, 或把他们转岗分流到非专任教师岗位。

2. 拓宽教师来源渠道。

由于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面过于狭小, 所以某一所高职院校的教师几乎来源于几所固定的普通高校。而高职院校的一批老教师则主要是在升格为高校之前的中专毕业生留校任教的。而为了高职学生的技术与应用能力的多元化, 避免“知识老化”和“近亲繁殖”, 高职院校应积极拓宽教师来源渠道, 在引进教师时, 应在满足专业需要的基础上尽量做到源自全国各地。在公招时, 不但应做好招聘的宣传工作, 而且要制定并实施更多优惠政策, 以吸引那些乐于从事教育工作, 又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且符合高职院校教师任职条件的目前不在高校任教的工程师、工艺师、会计师、工程技术人员等充实教师队伍, 以改善学缘结构。

3. 完善激励与淘汰机制。

高职教育的特征决定建立一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队伍不但具有必要性, 而且具有可能性。通过校企合作, 高职院校可以建立社会兼职教师资源库与一整套完善的激励与淘汰制度, 遴选愿意从事高职教育的企业高中级技术人才到学院兼职, 对他们加强考核, 对尽职尽责而且教学效果好的兼职教师加大奖励力度, 而对不合格的兼职教师果断解聘;同样, 高职院校还可以把新任教的高校毕业生派往公司企业顶岗实习, 让他们到企业兼职, 以丰富他们的实践经验。同时, 兼职教师不仅要承担教学任务, 还要承担对没有实践经验的青年教师进行指导和培训, 以全面提高高职教师的实践能力。此外, 高职院校应该谋求在学校与企业之间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明确校企双方的责任, 在校企之间做到人才流动、合作培养、共同使用与协同管理, 以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改善高职院校师资专兼

4. 稳定办学规模, 注重教师品质提升。

中国西部高职院校经过十年左右的办学规模的扩大, 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 各院校在校生人数都在5 000~15 000人之间。而这对历史办学规模由数百人不到的一所或者数所中专或者成人高校发展而来的高职院校来说, 确实从办学经验、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几个方面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高职院校又把本来就微乎其微的办学资金分散多头使用, 对每一个方面都造成杯水车薪的局面, 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了使自己的生师比基本符合国家办学标准的要求, 许多高职院校在师资引进时可以说饥不择食, 从而造成师资队伍良莠不齐。因此, 目前高职院校应该稳定在目前的办学规模上, 充分利用现有办学资源, 转而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高质量师资的引进和已有教师的培训方面, 不再引进低层次的教师, 以全面改善师资结构, 从而提高办学质量。

参考文献

[1]中共教育部党组.人民教育奠基中国+新中国60年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的伟大成就[EB/OL].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82/info1255131167346182.htm.2009-10-10/2009-10-21.

[2]张炳耀.对中国高职高专师资队伍建设的预测与建议[J].职业技术教育, 2002, (16) .

公共文化治理的结构困境的表现 篇2

【关键词】公共文化治理；结构；困境；表现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推进公共文化治理这一行动，不论在治理结构的静态表现还是在治理行动的动态开展，都会受制于国家-社会-市场这一宏观结构的影响，并受其支配，因此，在公共文化治理这一文化表达中可能产生结构性的困境，成为公共文化治理的结构困境，理解这一困境，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和文化调试成为我们现实的重要的选择。

一、结构困境一：多元主体依附性参与，行动冲突显现

依附性性参与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下，参与个体的行为依靠其他主体或资源而不能自立或自主，这种社会结构也决定了各参与主体在社会结构中行为的形式与结果。公共文化治理其他主体对于政府的依附性参与是指公共文化治理的各个参与主体并没有因为进入治理领域而形成新的行为形式和结构，依然会影响各个参与主体的行动目的、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这就与治理理论所追求的各个主体的平等、协商参与产生内在冲突。这个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主体的传统惯性行为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产生行动冲突，导致公共文化治理结构运行的失败；二是其他参与主体对于政府资源、权力的依附，出现政府行为的放大，其他参与主体行为萎缩。例如，当前国家开展的诸多文化惠民工程中，其中大部分演出至今仍是一种政治任务，如参与全国汇演、比赛等，并不注重甚至忽略经济效益，其收入主要来源还是财政拨款。一些县级文化馆发展也步履维艰。在原有职能下，依靠拮据的经费和少量人员，文化馆还能勉强度日。但是“公共文化”的帽子却带来了文化馆工作量的大幅度增加，加上经费投入的数量和人员的比例远远低于工作量提高的水平，最后“公共文化”反而阻碍了文化馆的发展。文化馆无法得到良好的发展，其“公益性阵地”的职能也就无法良好执行，“公共文化”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以“公共文化”为主体的恶性循环。

二、结构困境二：行政干预惯性依赖，共同治理权威缺乏

公共文化治理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强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領域中强国家下的政府文化职能进行了有效的转变，弱社会、弱市场下的重要参与力量得到很大的提升，但是其强弱之间的形态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建设，特别是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事项建设中表现出的强烈行政指令强制性干预色彩，其主要特征就是模块化、统一化的供给主导，而非需求花、菜单化的供给主导，重视文化输出，轻文化接受和培育，缺乏群众公共文化需求表达和参与机制的建设，没有将群众的真是文化需求纳入到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决策和供给的议程中来，造成需求和供给严重脱节，这就使得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跨越式发展与奇迹不断的态势下更多呈现出“压力型”的特征。为了完成公共文化建设的各项指标，各级政治组织将任务和指标层层下达，层层量化分解，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相应的政治和经济的奖惩，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更多关注的是场馆面积、演出数量等硬性指标，缺乏对群众文化需求的推介、论证和判断的基础工作和群众满意度等软性指标的设置。

三、结构困境三：与正式制度的对接不畅，治理合法性受到挑战

公共文化治理行动的合法性来源于正式制度的认可对于治理的认同。当前，在公共文化服务具体实践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方法来推动公共文化治理的实现，包括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加强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措施等，但这些技术层面的方法和原则存在着公共文化治理行动与国家正式制度之间的对接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公共文化治理过程是否顺畅，也关系到公共文化治理目标能否实现。在当前公共文化治理实践中，在制度层面较多地还是一种“规范性文件为主”，“法律为辅”的格局。“规范性文件为主”可能导致在公共文化治理中法律效力层级上较低，从法律属性上讲，规范性文件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只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例如我们制定了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目录，但是这与强制性的集中采购目录推行方式相比，指导性的目录推进方式效力就略显偏低，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就会出现可买可不买的问题。另外，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对于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的资质条件，包括服务条件、服务能力以及服务水平等也缺乏相应的制度系统，这就使得地方政府选择承接主体中面临无法选择的困境。因此，公共文化治理行动不论在过程实施还是结果实现中都要处理好正式制度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获取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否则公共文化治理成果也就难以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公共文化治理的成果就可能“流产”，也就出现了公共文化治理与国家正式制度衔接不畅的境遇。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困境 篇3

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障碍的原因

(一) 农业收入过低导致农民对农业丧失信心

长期以来农业无论经营成本还是机会成本都很高, 经济效益低下造成农民收入一直低迷。在许多村庄单一的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满足日常开支, 所以农民都把农业作为副业。造成农民收入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的种植和深加工长期以来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持, 大部分农民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有的年份辛辛苦苦种植, 到年终扣除各项成本后所剩无几。微薄的收入使大多数农民对农业失去了信心, 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既然农民把农业放在了一个次要的地位, 对于上级政府倡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反应也就很平淡了。

(二) 信息流通在农村出现了梗阻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显示出其落后与不足, 面对严峻的压力与挑战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提上了日程, 市场为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提供了信号, 然而农村由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和交通、通讯等限制, 接受信息存在很大的困难。没有确切的市场信息指导农民的生产经营, 为了减少风险, 农民只好选择原有的产业结构。信息成为产业调整的一个拦路虎挡住了其前进的步伐。

(三) 人才和技术匮乏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升级和产品创新的过程, 可以是对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动植物品质的优化, 也可以是对农产品的加工、保鲜、储运等技术的提高。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调整, 人才在其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结构调整既需要新技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 又需要对市场动向具有敏锐洞察力的领导人才。然而农村的现状是大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青壮年外出打工, 剩下老弱病残留守家园。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 大多数均为文盲和半文盲, 接受科技的能力差。由于农村技术服务体系自身盈利能力低, 无暇顾及农村的科技服务, 科研机构的成果由于没有中介机构的引导, 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来帮助农民致富。普通农村的村干部由本村的村民担任, 文化水平较低, 安于现状的观念根深蒂固, 一般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 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引进技术就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转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 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弱

产业结构调整可能预期收益较大, 但收益增大的同时风险也会增加, 这是简单的经济学原理, 也是严峻的现实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伴随着经营风险而且存在信用风险。对结构调整后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是妨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之一。

(五) 农民的投资能力弱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无论是新的种植品种的引进还是对现有产品的深加工都需要配套的资金。农业生产投入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收入的增长总量较低就成为农民生产投入的主要制约因素。从新华网提供的数据来看, 1997-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进入增幅持续下降阶段。2001年开始恢复性增长, 2004-2007年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300元;扣除价格因素, 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6%。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 比2006年实际增长9.5%。虽然近几年我国农民收入的增幅较大, 但是总量较低, 每年人均增收的300多元钱根本满足不了投资的需要。信贷约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农民不能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 不习惯借资经营, 即使有时能够把握一些重要的市场信息, 由于资金的缺乏只能与机会擦肩而过。其次是银行的风险意识加强, 农民没有固定收入和预期收入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 银行由于承受的风险太大而不会随便贷款。农民投资能力弱, 除了表现在资金方面外, 还表现在投资取向上, 农民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不能敏锐观察市场动态, 难以准确把握投资方向, 并且农民长久受到小农思想的影响, 习惯安于现状, 不富有冒险精神, 难以协调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此外, 陈旧制度也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障碍。政策的多变性容易减弱农民创新的积极性, 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稳定的法律、制度环境来支持。农村干部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响了领导班子的素质, 从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产业调整后的乡村存在的问题

有些乡村虽然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并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但其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 产业结构不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微调

大多数情况下, 农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在政府的倡导、动员下进行的。政府运用已有信息来指导种植的品种、传授技术等。一般以镇为单位培育1、2种龙头品种, 全镇各村大面积种植, 如果能够对市场信息较快做出反应, 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 但如果进行一次调整便沿着这条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 农业就会从一种病态进入另一种病态。例如, 每年的市场环境都会发生变化, 如果不能及时捕捉市场信息进行相应的调整, 就会导致增产不增收, 甚至减收的局面。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 无论是对信息的接受还是传送都存在时滞, 农民往往投资于市场上已经饱和的产品, 农民收入与预期相比大打折扣, 积极性也由此受到影响。

(二) 产业结构调整只停留在种植层面, 很少涉及加工业和畜牧业

大部分人都把农村产业结构简单理解为种植结构, 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在这上面做文章。然而很多村除了粮食作物外都或多或少存在资源优势, 如有的村庄具有天然的牧场, 有的拥有大面积的果园等, 这些优势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拥有果园的农民经常由于当地需求不旺, 收益过低, 运往外地又会由于交通不便和保险、储运技术落后导致过高的销售成本, 而宁愿让水果烂在地里充当肥料。如果此时加工业介入, 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源, 而且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价值。无论是改进产品的包装还是对产品本身实质的改变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加工后的产品投放市场, 价格会远远高于初级产品, 它应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在于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 把农业产业调整从政府行为转化为商业行为。在农民自身素质有限的情况下, 只有依靠外界的力量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在此只能充当宏观调控的角色, 而不能胜任指导具体生产经营的工作。而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 对市场信息反应更迅速, 对市场机会把握更准确,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遵循的主要思路应当是“以外带内”, 通过外力的介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此外,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强技术支持和信贷支持, 引入农业保险体系, 加快农村的制度创新等都有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 内需不足再次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一个难题, 而刺激内需的关键还在于扩大农村市场。因此, 通过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的收入对解决当前和今后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历届政府关注的焦点,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措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却面临种种困境。

关键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罗斯.浅谈当前产业结构调整[J].四川农业科技, 2008 (11) .

[2]、张宝玲.论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J].河北农业科学, 2008 (10) .

[3]、袁中飞.强化产业支撑发展高效农业[J].江苏农村经济, 2008 (10) .

[4]、王林.新形势下基层政府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J].中国集体经济, 2008 (16) .

结构性困境 篇4

关键词：振兴东北 结构转换 投资不足 振兴思路

东北工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高度重视，2013年以来，三次赴东北考察，从产业、民生、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对东北振兴做出了重要指示。当前，东北处在结构调整期和转型期，经济增长缓慢且面临着很大困难，同时也应看到，在结构转型和调整过程中，东北工业的发展也存在很多亮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局部的亮点但尚未能带动工业经济全面腾飞，增长速度仍然较慢。全面客观地分析东北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成绩，对于振兴东北工业至关重要。

一、工业增长现状

（一）工业增长速度严重下滑，全国地位显著下降

首先，增长速度严重下滑。2006年以来东三省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之后，从2010年开始缓慢下降，其中辽宁在2012年，吉林和黑龙江在2013年的增长速度开始低于全国工业的增长速度，2014年以后，增长速度和全国工业的增长速度迅速拉大，2015年辽宁工业为负增长，黑龙江工业增长速度接近于0，仅吉林增长速度稍高。三省在全国工业增长速度的排位，由2009年的10、11、19位，迅速下滑到2015年的31、22、28位。

其次，工业总量占全国百分比下降。自2006年以来，2009年和2013年为东北三省经济发展的转折点，2009年为东北工业的相对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2009年以后开始下降，但仍高于全国工业增长速度，2013年东北工业的增长速度开始低于全国工业的增长速度，并加速下降，占全国工业的百分比也开始下降，2014年东北工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的百分比下降到7.86%，小于2008年所占百分比，略高于2007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工业发展状况，也大抵如此。

（二）辽宁增长速度下滑，使整体形势更加严峻

在本轮增长速度下滑中，占东三省工业总量份额50%，曾经在始于2004年的振兴中率先崛起，成为当时东北振兴的龙头辽宁，自2009年以来，工业增长速度急速下降，对东北工业的下滑，产生了重大影响。黑龙江工业由于对资源产业的依赖性在东三省中最大，面临的问题也最多。吉林工业虽然有汽车等产业支撑，工业下滑速度比辽宁、黑龙江较慢，但毕竟总量相对较小，且在东北工业增长的大环境下，增长也速度较慢。由此可见，辽宁在东北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解决好辽宁工业的健康发展，是东北重新振兴的关键和核心。

（三）国有企业改革未能解决企业持续发展问题

首先，国企的活力没有本质的提升。东北国企改制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量占规上工业总量的百分比，从2006年的45.52%、61.70%、77.29%（工业总产值），分别下降到2014年的25.54%、35.81%和47.22%（销售产值），改制后有限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这两类行业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市场需求旺盛，造成了对行业潜在问题的忽视，重视速度而忽视了质量，特别是资源产业的发展中，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当危机来临时，以前掩盖的矛盾逐步显现出来，严重影响了东北工业的持续发展。以辽宁为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73.35%（主营业务收入，本段下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100%、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8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48.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输设备制造业的74.33%，都为国有控股企业，能源与材料工业发展遇到困境，是造成了国有企业发展艰难的重要因素。

其次，国有企业负担仍然较重。尽管从2006年到2014年，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和上缴增值税占规上工业产值和上缴增值税的百分比都有大幅下降，但国有控股企业上缴增值税百分比和产值百分比相比，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上升幅度更大，国有控股企业上缴增值税占规上工业上缴增值税的百分比，吉林大于50%，黑龙江接近四分之三。国有企业负担不减，无疑制约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二、结构调整产生的问题

东北处在产业结构调整期，传统优势行业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新型产业又未能担当起加速经济发展的重担，是东北工业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一）优势行业全国地位迅速下滑

传统优势行业发展速度急速下降，是造成本次东北工业下滑的重要因素。东北传统的优势产业为能源与材料产业和装备制造业，2005至2010年间，在国家对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产品需求旺盛的背景下，东北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也实现了快速发展，而装备制造业作为东北率先走出低谷的行业，对这一阶段东北工业的振兴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2010年以后，随着需求形式的变化，东北能源与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逐步进入了发展的低谷。

从2009年到2014年，全国能源原材料行业销售产值增加了1.11倍，辽宁和黑龙江仅增加了0.92倍和0.24倍，吉林稍高增加了1.26倍。能源原材料工业在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中占有重要地位，该行业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是影响东北工业增长的重要因素。

东北的装备制造业，增长也比较缓慢。从2009年到2014年，全国装备制造业销售产值增加了1.24倍，辽宁和黑龙江装备制造业仅增加了1.06倍和0.30倍，低于全国装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吉林虽然增加了1.98倍，但规模小。装备制造业在各自省份工业总量中所占百分比，辽宁略有上升，黑龙江则下降较多，吉林小幅上升。

东北三省优势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各自地区的影响，有很大差别。辽宁作为东北能源与材料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主体和精华所在，能源与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速度放慢，对东北和辽宁本身的工业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黑龙江面临的问题是能源与材料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严重落后，造成该省工业停滞不前；吉林相应行业增长速度略快于全国行业的增长速度，造成该省的工业增长速度，居于全国中游地位，但由于总量小，对东北工业总体的影响较小。

（二）新兴产业尚不能担当重任

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近年来在东北发展迅速。吉林、黑龙江的轻工业，在2009-2014年间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辽宁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即使稍低于全国轻工业的增长速度，但也高于辽宁同期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但由于轻工业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百分比相对较小，例如辽宁从2008年的19.01%，上升到2014年27.21%，吉林从27.21%，上升到33.26%，黑龙江从20.57%，上升到38.99%，作为引领地区增长的行业来讲，所含百分比仍然偏小，因而对地区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

此外，尽管东北发展战略新型产业取得了若干成就，但毕竟规模小，对提升工业增长速度很难产生积极影响。

（三）能源与材料资产庞大转型困难，且集中在国有工业

能源原材料工业净资产数量庞大，成为东北工业转型的重要障碍。东三省内部看，2014年能源原材料工业净资产占各地区工业净资产的百分比，辽宁为41.98%，吉林为38.46%，黑龙江高达54.68%，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2014年净资产占地区工业净资产百分比远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占地区主营业务收入百分比。

东北的资源产业中，国有企业在其中的某些行业还占有绝对优势。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行业，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占有绝对优势，为结构调整增加了难度。

三、投资力度不足是制约增长的关键

东北经济的停滞有多种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总体投资力度减小导致产业发展活力降低所致。

（一）投资规模迅速下降是造成产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以全国31个省级单位为样本，以各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速度和固定资产原价增长速度为变量，分别计算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速度（2014/2008）同下列固定资产原价增长速度2014/2008、2013/2007、2012/2006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速度同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高度相关，但同提前一年和两年的固定资产原价增长速度的相关性要远高于和同期固定资产增长速度的相关性，固定资产的增长对随后工业增长所起作用不容忽视。2009—2014年间，辽宁和黑龙江工业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在全国属于比较慢的地区，他们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在全国各省级单位中分别居第24和28位。可以说，固定资产增长速度较慢，是影响东北工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二）投资方向偏差加剧了工业增长速度下降

首先是传统优势产业投资受到削弱。东北三省的辽宁、吉林、黑龙江，2009—2014年，能源与材料、轻工、装备制造三大类产业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中，都是轻工业增长最快，而传统的优势产业，装备制造和资源相关产业则增长相对较慢。如果说能源与材料行业投资增长较慢，是由于结构调整优化所致，还有一定合理性外，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较慢，则十分不合理， 2009—2014年，全国装备制造业固定资产原价增加了1.47倍，增长速度较快的重庆、安徽、湖南、河南、四川增长了2.24、3.99、2.71、3.60、2.73倍，而辽宁和黑龙江仅增长了0.94和0.89倍，吉林相对较快，增长了2.89倍，投资速度的减缓，无疑会使优势产业发展后劲减小，影响了工业总体的增长速度。从我国地区增长的模式看，增长较快的地区一般是轻工和装备联合拉动（刘楷，2015），而东北仅是增长较慢的装备制造业在单独拉动工业增长，东北增长焉有不慢之理。

其次是投资方向和支柱产业发展相互错位。根据数据统计，东三省在2009—2014年，固定资产增长速度最快的前10位行业中，其中的支柱行业无论从数量和销售产值所占百分比，均不到全部行业数量和销售产值的三分之一。而在其他增长较快的地区中，比如，重庆、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区，相应的支柱行业数量超过50%、支柱行业产值所占百分比超过30%。显然，支柱行业投资上的差距，加大了东北工业同增长速度较快地区增长的差距。

（三）投资力度不够导致技术进步受到制约

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成为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重要手段。东北各行业投资力度较小，无疑制约了整体工业的技术进步。

首先，投资方向转换导致新、老行业技术更新受阻。2009年之前，经过振兴东北，东北工业的固定资产质量较之以前有了显著的提升和优势。2008年，辽宁、吉林固定资产新度大于全国相应行业的分别有20、26个，但到2014年迅速下降到分别仅有8、5个，占辽宁和吉林工业总产值（2014为销售产值）的百分比从2008年的51.70%和39.77%迅速下降到18.01%和3.29%。此外，辽宁和吉林固定资产新度大于行业新度的行业2014年比2008年不但数量下降幅度大，而且重合率低，辽、吉、黑三省分别仅为15.0%、11.54%和53.85%，2014年同2008年的重合率低，说明了在结构转换过程中，原有行业资产老化，新的行业投资力度不足，从而制约了产业发展。

其次，投资增加的产业中投资力度不够。根据计算，2009年—2014年期间，东北各地区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前15位的行业有如下特点：第一，在起始年2008年，这些行业中固定资产新度大于全国相应行业固定资产新度的行业的数量，并且其中的支柱行业数量同增长较快的地区相差不大；第二，东北增长较快行业中，到2014年，固定资产新度大幅下降，除黑龙江外，辽宁、吉林的大部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新度都小于全国相应行业的固定资产新度，且其中支柱行业数量为零，而国内增长较快地区，如重庆、安徽、江西、湖南等，则大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新度则大于全国相应行业的固定资产新度。可以看出，东北即使投资增长快的行业，其固定资产的更新程度，同增长较快的地区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四、解决方法和思路

（一）对东北工业增长下滑的原因要有清醒的认识

东北工业增长重新下滑，解释的原因有种，但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东北的工业增长，虽然受到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但核心问题有两点，其一是由于处在产业结构大幅调整期间，新产业的接续没有能弥补退出产业所留下的空间；其二是原有优势产业的投资力度减小，而接续产业的投资力度又没有达到应有强度，造成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对东北工业投资能不能长时期的坚持投入，投资的方向是否正确，都会对东北的工业具有重要影响。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对东北的持续投入是一种资金上的浪费。但通过本文上面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资金投入仍是我国现阶段工业持续发展、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2008年以来，东北在工业上的投资，不是太多而是显著不足，东北工业的性质，决定了民间投资可选择的产业不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泛。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更新，代表了技术的更新。因此，在坚持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提下，持续不断的投入，并维持一定的规模和力度，是东北工业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二）正确认识东北国有工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工业的起落，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东北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对东北国有企业作用和对国有企业的投入的认识，即使到目前，东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东北各省工业中所占比例已下降到1/4（辽宁）、1/3（吉林）、1/2（黑龙江），但仍是影响工业走向的主导力量。应当看到，东北工业从发展历史、产业结构的特点、在国内工业体系中的作用、企业的技术水平、产业工人的特点、以及企业的创新基础等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全国工业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能发展，不能削弱。因此，在企业该改革发展过程中，改革的路径和方法，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必须结合东北工业的实际情况，走出自己的道路，通过大规模削弱国有企业来搞活东北工业的做法，并不适合东北的实际情况、因此，正确认识东北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改革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是东北工业再次振兴至关重要。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东北的国有企业，经过上一轮的改革，国有企业在工业总量中所占百分比已经比较低，基本为行业内大型的骨干企业。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要全面、辩证地分析，这其中既有体质上的因素，也有非体质因素，如经济大环境等的影响，因此，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一私了之、一混了之，要充分依托国有企业的技术优势，在资金上加以扶持，以“中国制造2025”为发展方向，积极开发新产品，坚持走技术创新之路，壮大国有企业。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努力实现老企业顺利转型、新企业壮大发展，企业的发展要遵循两条道路，第一，老企业的转型中，要严格遵循市场规律，淘汰落后产能，依托企业的技术基础，开发新产品，使企业释放出潜能；第二，涌现出的新企业，要创造条件，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通过创新带动企业发展。

（四）明确重点投资行业，打造行业精品

东北的工业虽然面临很大困难，东北工业的基础、性质和产品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决定了装备制造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仍然是未来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特别是在精品数控机床、专用设备制造、电站装备、铁路、船舶设备制造、汽车制造、航空器材及设备制造、钢材特别是精品钢材、石化产品等方面，仍存在着其他地区所不可替代的优势，只要持续增加投入，持续创新，打造行业精品、掌握行业技术制高点，一定能成为全国行业的龙头，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龙头。

（五）高度重视东北军工企业的发展

东北聚集是我国军工企业的重点聚集区，这是东北的宝贵财富。军工企业往往具有先进的上产和研发技术，比较强的创新能力和高水平的职工队伍，要珍惜这一优势，引导军工企业和发展壮大，并积极创造条件，同地方经济相融合，并作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带动经济增长。

（六）扶持新企业迅速成长壮大

当前东北涌现出了一批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充分依托互联网，在智能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开发出了一批新产品，这是当前东北经济出现的新特点，要大力扶持、珍惜这些企业，创造条件，使其发展壮大。

（七）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

东北工业的出口要紧密结合自身的产业特点，以“装备制造、创新、成套装备”等特色为优势，积极参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借助互联网”等新型平台，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对俄贸易中；以发展中国家为出口重点，以精品机床、大型电站设备、船舶、机车等为突破口，使对外出口有大的发展。

还要积极吸引国内外先进技术和资金投入到东北的产业升级、企业改革之中，通过吸引外部要素，全面提升东北工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李晓鹏. 东北经济衰败，真的是体制作怪？[OL].中华网黑龙江频道，2016.5.16

[2]刘楷.我国地区工业结构变化和工业增长分析[J].经济管理，2015（6）

浅谈股权结构对财务困境的影响 篇5

1. 股权结构的定义

股权结构是指股份制企业中不同性质的股权以及其所占比例及相互关系, 包括股东属性、控股权归属、股权的比例分布、股权流动性状况, 以及股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它是股份制企业中一切契约关系 (各权利主体责权关系) 的基础。

2. 运用终极产权理论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重新分类

(1)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包括当地政府的行政部门、当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及当地政府所成立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这些股东所持有的股份通常是国家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常常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但是它们主要是作为持股机构来出现, 并没有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 也没有直接向上市公司提供利益。

(2) 中央直属国有企业。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属于中央政府, 并且一直被中央政府严密关注, 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所涉足的行业也非常广泛。这些公司通常是国家级的大公司, 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焦点所在, 并且通常会面临着比较严格的监督。

(3) 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是指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这类国有企业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最常见的控股股东。她们通常是对其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剥离、包装和上市, 进而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需要指出的是, 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和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都是盈利导向型的独立经营单位。

(4) 私人产权。这类控股股东包括民营企业和自然人。但是, 上市公司直接被自然人控制是在2001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原因在于之前的相关法律禁止自然人直接持有超过0.5%的上市公司股份。民营企业成为控股股东的途径要么是通过IPOS, 要么是通过收购以前国有股东的非流通股份。

3. 重新分类的意义

由终极产权理论我们可以看出, 仅拥有上市公司中所有者的资料并不足以了解这些企业真正实际的所有权与控制权,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破原有的、不明确的分类, 追溯企业的终极控制人。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企业中所有权、控制权与控制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分类方法下, 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的界定模糊, 没有明确划分其最终的控制人类型, 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控制人都有可能是国家政府。例如, 一个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没有显示其拥有国有股, 但是这些却并不表明该公司不被政府所控制。因此, 这样的划分就必然会使很多关于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及财务困境的研究偏离实际, 走入歧途。引入终极控制人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可以根据中国所独有的经济特点、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 建立中国式的金字塔型持股体系, 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不同控股方式下企业所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优势。

二、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首先, 股权集中度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中权利的分配, 进而影响公司绩效。股权结构集中度高, 那么公司在治理结构中的所有权就紧密的结合控制权, 而股权结构集中度分散, 则所有权就同控制权相分离。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际上, 大股东持有公司多数股份、而一股一票的投票规则使大股东掌握公司大部分的投票权, 进而公司的控制权被大股东所掌握。一方面, 在互相持股或交叉持股的情况下, 相互持股的股东作为一个整体控制着公司, 造成经营者实际掌握公司的经营, 决定公司的命运的局面。另一方面, 在金字塔型股权结构的模式下, 控股股东则通过纵向控股模式掌握大量的投票权来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 掌握公司的命运。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 每个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较少,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 由于“搭便车”心理和“集体决策成本”等问题的存在, 使得企业内部监督控制与约束机制弱化, 管理者实际控制公司。因此, 无论是在股权集中度很高还是股权集中度很低的情况下, 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正面影响都不大, 从而对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也不大。

其次, 股权集中度会影响代理权的争夺。由于公司股票的集中程度决定了有大部分股东无法参加股东大会, 因此这些股东通常会指定某些代理人代替他们行使投票权。代理人获得越多的代理投票权, 那么他所代表的股份份额就越多, 当这种代理投票权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代理人就能够控制董事会并且最终取得公司的控制权。由此可见, 只要代理人获得足够的代理投票权, 就可以通过正当投票的方式更换现任经理, 从而有效阻止公司内部管理层的低效率及不正当管理。因此, 争夺代理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它可以使股东按照规范的手段选择优质的经营管理人员, 激励他们努力不断的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 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 控股的大股东直接掌握经营权或者是委派自己人做为代理人而掌握经营管理权, 这样即使其他股东获得除大股东以外的全部代理投票权也不能推翻大股东的经营管理权, 因此, 股权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发生代理权争夺的可能性比较小。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 虽然代理投票权很分散使它的争夺变得很容易, 但是由于取得足以推翻经营者代理权的成本过高, 很难使股东达成一致的意见, 因此代理权争夺的可能性也不大。而在股权分布较为平衡的情况下, 公司有相对集中的几个大股东, 代理人只要取得个别大股东的支持, 就可以达到更换经营管理者的目的, 从而使公司可以高效正常的运转, 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因此, 在股权分布较为平衡的情况下, 代理权争夺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这样就可以矫正公司在经营中的用人不足, 使公司的经营绩效不断提高, 最终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再次, 股权集中度影响公司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在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情况下, 公司的经营管理者不持有或只是少量持有公司股权, 股权激励不存在或很小, 经营管理者同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一致, 因此会出现消极怠工, 甚至利用手中的职权不惜损害公司利益谋取私利。而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 股票的控制权一般会集中在经营管理者身上, 管理者与公司的整体利益趋于一致, 愿意为公司利益最大化尽职尽责。因此, 在股票相对集中的情况下, 可以有效的激励控制人为公司服务。

最后, 股权集中度影响公司内部的监督机制。我们所说的监督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它的效果是一种公共产品, 即:监督者要支付相应的监督成本, 但是监督的成果却是所有股东共同享有的。相对于大股东而言, 因为其持股比例高, 分得的监督成果也多, 远远高于他所付出的监督成本, 因此他有足够的动力从事监督。而对于小股东而言, 他所持有的股权比例比较低, 分得的监督成果比较少, 往往不能弥补其所支付的监督成本或与监督成本持平, 这样小股东就缺乏监督的动力, 更多的具有“搭便车”的心里。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 大股东由于其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股权, 而对监督具有十足的动力。在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况下, 投资者们往往存在着“搭便车”的心里, 而都不愿意实施监督。这样就把监督公司的责任推向社会, 通过外部资本市场等外部条件和因素达到监督公司管理的目的。

三、股权结构与财务困境关系的分析

1. 公司绩效与财务困境的关系

在财务分析中, 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属于正指标, 即:他们的值越大, 则公司的绩效越好;反之, 他们的值越小, 则公司的绩效越差。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经常给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设定一个标准值, 当它们大于该标准值时, 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公司的绩效基本良好;而当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小于该标准值, 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公司的绩效较差。与此同时, 我们也可以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这两个指标, 在财务管理学中, 这两个指标属于盈利能力分析体系的指标, 他们反映的是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在企业中, 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债权人, 都非常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 因为企业投资人能不能取得投资收益、债权人的债权能不能按期得到偿付都以企业获得利润为基础。

“净资产收益率也叫净值报酬率或权益报酬率, 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通用性.杜邦分析体系利用了净资产收益率的综合性, 将若干个指标综合起来, 得到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净资产收益率正是反映了股东投入资金的获利能力, 这一比率反映了企业筹资、投资和生产运营等各方面活动的效率。”净资产收益率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公式:

由上述三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出, 净资产收益率将总资产周转率、净利润和销售收入三个指标联系在一起, 我们还可以通过图来展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公司财务困境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出, 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被许多学者看做是公司发生了财务困境的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如果一个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指标相对较高, 那么说明这个公司的绩效优良, 盈利能力强, 债权人的债务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企业具有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 一般不会拖欠;相反, 如果一个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指标相对较低, 那么说明该公司的绩效不良, 盈利能力较弱, 企业基本不具有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 债权人的债务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拖欠欠款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若严重的则陷入财务困境。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公司经营绩效的好坏与公司能否陷入财务困境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首先, 公司经营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公司是否陷入财务困境。正如前文所属, 如果公司的绩效良好, 那么它的盈利能力就相对较强, 企业完全有能力按时归还到期债务, 这样债权人的债务相对来说就能够得到保障, 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了, 反之则相反。其次, 财务指标可以有效的反映公司经营绩效的好坏。可以说学者们建立财务指标体系的初衷, 就是希望通过这些简单有效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来真实的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事实证明, 国内外都是通过对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的研究来分析企业经营绩效的。因此, 可以说公司经营绩效的好坏与公司是否陷入财务困境具有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结构性困境 篇6

关键词：结构化面试,困境,优化路径

1 结构化面试在我国的发展

结构化面试 (Structured Interviews) , 也称标准化面试, 是根据已经制定的评价指标, 运用特定的问题、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 严格遵循特定程序, 通过评委与应聘者面对面交流, 对应聘者进行评价的标准化过程。结构化面试的结构化主要指的是内容、评价和程序三方面的结构化, 其具体包含如下特征: (1) 测评要素 (内容) 结构化———根据工作岗位分析, 确定测评要素, 并对各要素分配相应权重; (2) 评分标准 (评价) 结构化———根据每一测评要素的谈话题目, 给出参考答案, 供评委评分时参考; (3) 面试流程及时间安排 (程序) 结构化———面试前, 对所有问题都事先明确提问顺序及时间分配。结构化面试以其严谨的结构化程度, 科学的测评质量, 一经适用, 就在西方社会普及发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结构化面试才被引入我国, 并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广泛应用于公务员的面试, 逐渐成为一种普及程度较高的面试方法。

结构化面试的发展速度较快, 根本原因是基于科学测评方法的建立使其较之其他的面试方法具有更高的信度和效度, 从而使其在面试领域一枝独秀。

结构化面试以其自身的优势越来越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但在最近的发展过程中, 结构化面试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 亟待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 不断优化结构化面试。

2 结构化面试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分析

虽然结构化面试在面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可以排除其他不相关因素的干扰, 尽可能以科学性的态度选拔面试者, 充分保证面试者以能力取胜, 并最大限度的保证面试过程的公平公正。但是, 在实践中, 随着结构化面试应用范围的逐渐扩大, 结构化面试也随着出现一些困境, 值得深思。下文主要从结构化面试的面试题目、考官队伍、理论研究三个方面来探讨结构化面试出现的困境。

2.1 命题结构过于单一, 结构化面试题目针对性较弱

(1) 结构化面试的许多题目未进行详尽的岗位分析。结构化面试的科学性源自于详尽的岗位分析, 然后综合岗位分析归纳总结招聘具体要求, 最后设计结构化面试的题目。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 大多数招聘单位在进行结构化面试的过程中, 对于岗位分析的重视程度较低。招聘单位要么将面试题目外包, 且提供岗位分析报告;要么自行设计面试题目, 却只偏重理论, 忽视实际岗位调查。在公务员面试过程中此种情况尤甚:将公务员结构化面试基本固化为综合分析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等八个方面, 未对招聘岗位进行科学分析设计合理的测评要素。

因此, 轻视岗位分析导致结构化面试题目设计过程中科学性降低, 命题结构单一。主要偏重于几个固定的测评要素进行考察, 面试题目针对性偏差, 脱离招聘岗位实际需求。再加上现在面试培训结构日益增多, 针对理论性的结构化面试题目相应培训更容易导致面试选择失真。

(2) 结构化面试考察的范围大体分为七类, 但是在目前的结构化面试过程中, 有一部分题目考察已经走到了尽头。

可以看到, 结构化面试在适用中不仅测评要素基本固化, 问题类型和考察范围也基本固定, 题型大致分为如下七类:背景性问题、知识性问题、思维性问题、经验性问题、情境性问题、压力性问题和行为性问题。同时由于新题型的开发速度较慢, 已经固化的几种题目类型尤其是知识性和经验性的题目类型的考察方法和角度基本已经穷尽。从而导致在实际面试过程中, 由于缺少新颖的考察题目, 考察结果不尽理想, 最终选定的应聘人员在工作中却不符合岗位要求。

此外, 固化考察题目的出现也导致培训机构在进行相应的培训时有明确的针对性。为应对结构化面试而出现的培训结构数不胜数, 接受过培训的面试人员会在面试过程中巧妙的隐藏自己的缺点, 凸显自己的优点, 容易诱导面试官做出有失偏颇的选择。

2.2 考官队伍组成不够科学, 部分考官专业化水平较低

基于结构化面试在面试程序、面试问题等方面的结构化特性, 考官成为影响结构化面试质量高低的一个关键因素。考官的综合素质和自身的面试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面试者成绩的关键, 具备丰富面试经验和良好掌控力的考官成为结构化面试的首选。

但是在结构化面试的实际操作中, 因为考官方面的原因而导致面试陷入困境也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现象。首先因为结构化面试是一种对科学性和精细性要求比较高的面试形式, 理论上虽然要求结构化面试要全力保证其客观性, 但是实践中结构化面试也是在人为主导的程序下进行的, 因此面试过程中面试官就会拥有较大的主观性, 容易在面试过程中出现自我效应、晕轮效应、首因 (近因) 效应等面试误区, 使结构化面试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客观性;其次在进行结构化面试的过程中, 面试官的专业素养决定着面试的质量, 但是在目前的结构化面试中出现了缺乏一线经验的考官当主考官的情况, 招聘单位大部分面试会安排单位的领导人员当面试主考官, 而这些领导恰又缺乏一线的经验, 在面试中很难准确把握到应聘者和面试题目的契合点, 并且因为缺乏结构化面试的专业经验, 面试官对于自己本身如何在结构化的框架内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如何克服评分的主观性并最大限度减少各种认知偏差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最后, 还是面试培训给考官带来的面试难题, 由于针对结构化面试的培训日益增多, 考生的面试经验增多, 临场发挥能力提升, 在实际面试过程中, 缺乏专业素质的考官就只能听其言而不能观其行, 因此容易受到应试者言语表达能力等要素的影响, 从而对所要考察的测评要素带来“污染”, 或者导致对一些测评要素 (例如计划组织协调能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等) 的评价不同程度地“失效”。

2.3 结构化面试理论研究进展缓慢, 科学性分析数据较少

从结构化面试开始传入我国截止到现在, 国内对于结构化面试的理论研究还基本处于基础阶段。在中国知网以结构化面试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在CSSCI期刊目录下的搜索结果只有308条, 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以结构化面试的效度和信度、结构化面试的模型应用等理论层面上的研究, 理论性、介绍性的研究成果占多数, 而真正立足于结构化面试实践的研究却很少见, 因此导致基于理论层面上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较少。此外, 在结构化面试中, 命题技术、试题质量分析技术、题库技术是支撑其成功的至关重要的三项技术, 但是理论基础建设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评分误差控制技术的应用还远未普及, 建立题库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 对新题型开发的力度也还不够。总而言之, 结构化面试的理论研究在我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尤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

3 结构化面试的优化路径分析

3.1 科学界定结构化面试的测评要素, 采取多样化题目结构

结构化面试的科学性来源于其测评要素制定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在结构化面试进行命题的过程中, 进行深入的岗位分析, 制定具备良好信度和效度的面试问题, 与其他面试方法合理结合, 形成多样化的题目结构。

3.1.1 详尽岗位分析, 精细测评要素

岗位分析是结构化面试的基础, 高质量的岗位分析能够为制定面试题目提供良好的保证。在进行岗位分析的过程中, 要始终深入招聘岗位的实际环境中, 按照岗位的实际要求制定测评要素, 灵活多变, 因地制宜, 主要根据岗位职责、岗位素质模式、岗位软性能力要求、岗位需要的专业技能以及该职位要求的特殊能力等, 科学界定测评要素。此外, 不仅要关注招聘岗位本身的要求, 而且还要联系工作环境、企业文化、人际关系等要素, 制定全方面的测评要素。

3.1.2 题目设计紧靠测评要素, 锚定与测评要素相关的题目类型

在进行结构化面试的题目设计过程中, 要通过岗位分析来确定评价目标、测评要素、要素权重和命题要求, 切实提高面试试题的针对性和工作关联度。此外, 还要确保面试问题的设计, 除了符合测评要素的要求之外, 还必须能够对应聘者进行一个全方面的素质考察, 要保证面试题目类型的设计与测评要素锚定的同时, 还要不仅能够考察到应聘者良好的工作能力, 还能够深入挖掘应聘者良好的心理等素质。

3.1.3 合理结合其他面试题目类型, 合理化题目结构

结构化面试的题目目前已经基本固化成几种类型, 为有效地应对目前已经程序化的结构化面试培训, 结构化面试必须与其他类型的面试形式相结合, 可采用以结构化面试为主、其他面试方式为辅的形式。在采用结构化面试的形式, 同时将演讲、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文本框处理等因素吸收到结构化面试的命题中。同时, 也应进一步优化结构化面试的类型, 尤其是行为描述性题目和情景面试题目。

3.1.4 合理设置面试问题顺序, 充分发掘面试者潜能

问题的结构化是结构化面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此在进行结构化面试过程中, 问题的设计一定要循序渐进, 保证面试者能够跟随进行面试问题层层深入, 良好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 可以依据与应聘岗位职责的关联度合理安排问题的提问顺序。按照先熟悉后生疏, 先具体后抽象, 先微观后宏观的原则, 排列出如下的问题顺序:导入性、行为性、情境性、智能性、意愿性问题。

3.2 加强考官队伍建设, 趋向建立考官资格审查制度

考官是结构化面试的关键因素, 在进行结构化面试的期间, 考官尤其是主考官掌握着面试的流程和节奏。倾听考生回答, 做出自己的判断, 考官尤其需要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 才能在面试过程中给出合理的评价, 才能进一步减少由于主观因素干扰导致结果不公平而引起的法律纠纷等问题。

3.2.1 全面进行考官培训, 综合提升考官素质与技能

结构化面试的考官不仅要了解结构化面试的科学原理, 而且要因地适宜, 在面试之前了解每一个招聘岗位的具体情况和相应的测评要素, 深入实际考察每一测评要素的具体要求, 深入了解不同组织不同的文化背景、战略目标、工作环境等, 将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此外, 还要对面试过程中的技巧问题进行培训, 提高面试过程的科学性, 要训练考官的面试提问技巧、倾听技巧、阅读技巧等, 提高考官对于整个面试过程的组织掌控力。

3.2.2 加强面试考官制度化、常规化培训

考官的培训不仅仅只是在面试之前一蹴而就的, 而更应该是形成一种制度化、常规化的流程。随着针对结构化面试的培训越来越多, 考生在结构化面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显露出培训痕迹, 而考官要对众多的面试者进行良好分辨, 避免因培训给予面试造成的污染和干扰, 就必须要有经常化的培训, 形成良好的面试考察技能。同时, 为了让考官获得更全面的面试知识, 只靠面试前的快速培训也是完不成的, 必须要在日常工作中贯穿进制度化培训, 培养良好的业务习惯。

3.2.3 着重锻炼倾听的技巧, 克服主观性

结构化面试题目的固定性和顺序性, 决定考官在面试过程中要最大限度的抓取考生回答的重点, 克服自己主观判断, 尽力保持面试的客观性。考官要注意保持平和的心态, 全面听取考生的回答, 而不是断章取义。对于考生的回答, 要做到不争论、不妄评, 只看考生回答是否符合测评要素, 要时刻牢记是在测评要素的基础上进行人才选拔工作。

3.2.4 逐步建立考官资格审查制度, 保持考官队伍的高素质性

结构化面试的科学性就在于其测评要素精细性、问题设计的科学性, 而考官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干扰因素。因此要趋向建立一种良好的资格审查制度, 以便于保持考官队伍的高素质性。

3.3 开拓结构化面试的科学研究途径, 丰富结构化面试的人才储备

为弥补我国结构化面试研究薄弱的缺点, 有必要通过各种政策支持手段发展结构化面试的研究, 大力推动结构化面试的进程。

3.3.1 首先要针对结构化面试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进行研究

结构化面试收到大力追捧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因此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结构化面试的这些特征。通过全方位的理论研究不断提升结构化面试的科学性, 对测评要素、要素权重、问题设计进行科学分析, 力求将结构化面试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

3.3.2 注重模型的引入, 不断提升结构化面试的科学性

在结构化面试的发展过程中, 随之带动一些契合的模型的发展。在我国进行结构化面试理论研究过程中, 注重对这些模型进行研究, 有利于帮助提高结构化面试的科学性, 进一步完善结构化面试。比如引入胜任素质模型和胜任特征模型 (针对特定职位表现优异要求组合起来的胜任特征结构) 和人———职———组织模型 (兼顾职位胜任力特征和核心的组织特征) , 在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结构化面试测评要素的筛选和面试题目的编写, 使题目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 使结构化面试更好适应组织的发展。

3.3.3 注重对结构化面试环境建设, 提高面试的科学性

实践考察的结果反映, 结构化面试的实测环境越接近现实生活环境, 结构化面试的准确度越高。因此在进行结构化面试的研究中, 要进一步对结构化面试实测环境条件进行研究, 注重选择合适实测环境的条件, 提高考试结构的真实性。

3.3.4 在高校建立相关专业, 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结构化面试相关专业属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 目前在各大高校都在逐渐建立相关专业的前提下, 尤其是在专业课程的设计上, 要摒弃以往结构化面试笼统的隶属于人力资源课程的局面。不仅仅只是简要介绍结构化面试的相关知识, 还要进行相关详细的专业课程介绍, 逐步培养高素质的结构化面试人才。

4 结语

结构化面试在我国的发展仅仅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但已经成为最常用的面试方法, 尤其是在公务员面试中更为普及。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在科学性和精细性基础上建立的结构化面试, 在未来仍将会成为我国面试领域最重要的面试方法, 因此克服结构化面试现有的困境, 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 精细结构化面试测评要素, 开拓结构化面试题目类型, 进一步开展结构化面试专业素质人才的储备工作, 才是结构化面试能够进一步稳固发展的良策。

参考文献

[1]程淮江.结构化面试中的问题及优化路径[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2, (9) .

[2]邢占军, 徐运国.公务员结构化面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策略[J].应用研究, 2009, (3) .

[3]白璐.浅析结构化面试[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23) .

[4]王建.结构化面试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J].企业导报, 2011, (15) .

结构性困境 篇7

关键词：广播电视机构,治理结构,利益相关者,改革

一、广播电视机构治理结构的提出

早于本世纪初, “法人治理结构”一词就已正式出现于传媒改革的相关政策与官方话语体系中, 2001年8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 要求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健全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拉开了传媒治理结构改革的序幕。2002年, 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从文化产业的高度谋划传媒改革的思路, 赋予了传媒改革更宽广的视野, 其后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如《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2006)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2009)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1) 与《十二五文化发展纲要》 (2012) 中都指出, 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要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和国有文化企业改制,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培育合格市场主体。由此, 治理结构对文化体制改革与传媒改革顺利推进而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具体到广播电视领域, 文化体制改革被落实为“制播分离改革”。[1]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与《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两个文件于2009年先后出台并指明, “转企改制、培育市场新主体”是广电制播分离的重要改革目标。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 广电机构[2]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发展就成为广电改革的关键所在。

但是在广电改革实践中, 虽然制播分离作为广电改革方向已是明确, 可具体改革路径与制度设计仍未成形, 现代企业制度在广电领域的具体构建还需进一步细化与大胆探讨;另一方面, 在广电机构转企改制过程中所面临的事业体制股东如何有效管理现代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激励、员工身份待遇等治理“瓶颈”都直指治理结构该如何构建这项议题。可以说, 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既关系着宏观层面广电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也联系着微观层面广电机构运作绩效的提升, 对广电机构治理结构的考察尤显重要。

二、我国广播电视机构的治理困境分析

企业治理结构的内涵纷繁复杂, 不同的学者对于企业治理结构有着不同的阐释与理解, 柯林·梅耶 (Collin Mayer) 的“制度安排说”、菲利普·科克伦 (Phlip Cochran) 和斯蒂文·沃特克 (Steven Wartick) 的“相互作用说”、奥利弗·哈特 (Oliver Hart) 的“决策机制说”, 还有我国学者吴敬琏的“组织结构说”、林毅夫的“监控机制说”、张维迎的“产权安排说”等, 这些反映出他们在研究企业治理结构问题时不同的思考路径。总体而言, 宽泛意义上的企业治理结构是一整套影响企业管理者及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的制度系统, 既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机构的设立和运作, 也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等对企业的外部治理。

在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上主要有两种主流取向, 即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一直以来, 股东至上理论都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所遵循的主流逻辑, 该理论认为股东是企业真正的所有者, 企业应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相应地, 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股东为中心的单边治理。随着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企业治理研究逐步分化出另一大代表性的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 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在多元社会中寻求一种普遍的利益均衡, 该理论认为企业目标不能只设定为股东利益最大化, 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雇员、供应商、债权人、客户、政府及社区等) 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或付出了代价, 因此企业治理的主体应该扩大到包括股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 企业控制权应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 [3]企业经营目标应是企业创造财富最大化 (wealth maximization) 。

以此来观照我国的广电机构治理结构可以发现, 其制度安排一直遵循着股东绝对至上的逻辑。制播分离前, 广电机构为国有事业单位, 党和政府是享有投票权、监督权、重大决策权以及经营者选择权的“最大股东”。制播分离后, 大多数广电机构将播出平台与新闻宣传业务整合成立广播电视台, 按照事业体制由党政部门实行行政管理;将其他内容制作资源等产业经营部分剥离转制为企业, 与子公司一齐并入广电传媒公司 (集团公司) , 广播电视台作为广电传媒公司的出资人, 与其上级领导部门一道成为广电传媒公司形式上或实质上的“最大股东”, 掌握着广电传媒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产配置的控制权、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节目内容的编辑权、审查权和播出权。 (见图1)

股东至上的治理取向对广电机构的影响是双重的:它确保了广电机构作为舆论导向与政治宣传工具的正确性,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治理结构最有安排的效率原则, 但也衍发出一些治理问题:

首先, 事企难以真正分离。在制播分离改革背景下, 广播电视台作为广电传媒公司的“最大股东”, 并掌握着广电传媒公司的任命权、决策权与内容审核权等实际控制权, 造成广播电视台与广电传媒公司之间形分实合, 交叉任职、关联交易、公共设施交叉等现象普遍存在。

特别是我国广播电视台与广电传媒公司在人员安排上重叠严重, 也使得广电传媒公司“翻牌”味道浓厚, 广电传媒公司治理容易受到事业部分的控制和影响。在目前多数广电机构的人员安排上, 往往由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与台长兼任广电传媒公司党委书记与董事长, 甚至广播电视台领导班子成员悉数进入广电传媒公司的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 造成广电传媒公司的领导体制、决策机制、管理制度与方法都沿袭广播电视台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在实际工作中事业与企业难以真正分离, 其治理状况距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要求相差甚远。

其次, 有效制衡未能达成。参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转制为企业的广电传媒公司纷纷建立起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会的“新三会”, 但又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要求, 将党委会、职代会与工会“老三会”予以保留,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就成为绝大多数广电传媒公司采用的制度安排方式。

于是, 几乎在所有广电传媒公司内部, 都由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 甚至还同时兼任总裁或总经理, 而且不少广电传媒公司的党委会和董事会是“一套人马、两个机构”, 管理层与监事会成员也常由党委成员组成, 党委会成为“一言堂”, 董事会的决策功能与监事会的监督功能失效。于是, “新三会”与“老三会”在人员上的高度重合使得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之间职能混淆, 造成权力集中与监督弱化, 难以发挥相互制衡作用, 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或经营者独断专行等问题。

最后, 经营者选任与激励机制“政治化”。当前广电传媒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成员任命与解聘一般直接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委派或指定而非通过市场机制产生, 对广电传媒公司领导层的任命考核也不与具体的经营管理目标挂钩。如上海广播电视台控股的东方传媒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党组织领导, 均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及其上级领导部门考察任命, 并确保经上海市委宣传部审批核准的人员在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人员中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于是, 经营管理者的选拔、任用与考核往往采用政治化标准, 经理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基本腾空, 也就难以通过市场竞争对广电传媒公司经营管理形成约束与激励从而促使决策与执行更有效的运转。

三、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对策探讨

在相当程度上, 广电机构治理困境与股东至上的治理理念息息相关。制播分离改革中, 实行事业体制的广播电视台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作为广电传媒公司的“最大股东”, 就难以避免会造成事企不分、“新老三会”职能混淆、制衡与监督激励机制羸弱等问题。于是, 在维护“股东利益”的前提下, 将利益相关者论导入广电机构治理结构之中, 既有利于广电机构内部制衡的实现, 也符合具有双重属性与公共利益取向的广电行业特征。在广电机构治理结构中, 恰当地建构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相关机制, 可以说是一种现实选择与可行途径。

首先, 建立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机制。一般而言,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的模式主要通过两大机制:董事会和监事会, 利益相关者通过参与董事会确保平等地参与企业重大决策, 通过参与监事会确保享有监督权, 从而实现对企业内部制衡。对于广电机构而言, 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双重属性及其国有性质, 使其不能简单参照一般企业在制度安排时主要由股东组成董事会与监事会, 更需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到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构成中。

在具体操作上, 需结合广电机构的特殊性, 科学合理地界定其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与成员构成, 并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广电机构的具体影响及重要程度来确定其参与治理的方式。在广电机构中投入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确定性利益相关者, 如股东、经营管理者、员工等, 他们应进入董事会与监事会共同参与治理。与广电机构有着密切联系的预期性利益相关者, 如相关评议组织、记者协会、受众等, 对他们利益保护更能体现广电机构的公共利益取向, 应给予渠道表达他们的意愿与意见, 如允许他们列席董事会与监事会会议并参与决策过程, 同时, 也有义务将运作中涉及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息及时、准确地披露给他们。

其次, 重视长期激励机制设计。股东、经营管理者、员工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都将其专用资产锁定于广电机构中, 但是现有的广电机构激励机制往往重视物质资本投入者, 特别是大股东的利益, 而较为忽略人力资本所有者如经营管理者以及员工的利益;另一方面, 经营管理者报酬与广电机构经营绩效关系不大, 也就难以对经营管理者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广电机构经营中的短视行为与腐败行为。因此, 激励机制设计应重在激励利益相关者为广电机构的长期绩效做出努力。经营管理者的股份期权以及员工持股计划, 都是通过赋予经营管理者与员工以股份的方式, 将其个人利益与广电机构的利益联系起来, 组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有机结合的利益共同体, 从而形成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

再者, 加强外部治理环境建设。随着制播分离改革不断深入, 转制后的广电传媒公司也将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 其行为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要求。而传统广电机构治理机构往往偏向于“资源配置行政化、经营目的行政化与人事行政化”[4]的行政型治理结构, 难以调动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于是, 传统治理结构也需转向以市场机制为主要配置方式的经济型治理结构, 使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利益机制逐步成为推动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新动力, 而这也需要规范成熟的广电市场与传媒市场相配合。

另一方面, 形成对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也甚为迫切, 这既有赖于在广电法规政策制定中重视利益相关者对广电改革的积极作用, 也需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中关于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相关内容。虽然中国在2005年修改《公司法》时, 明确引入“公司社会责任”概念并加入了旨在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的机制设计, 但是如何在法律层面清晰地界定利益相关者范畴及其利益保护的法律界限, 并将其与现有法律制度衔接以加强其可操作性, 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因此, 外部治理环境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李兆丰.被命名的改革:2008年以来广电制播分离的政策与政治[J].现代传播, 2011 (2) .

[2]由于当前正处于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期, 且广电领域转企改制情况较为复杂, 故本文中“广电机构”包括2004年之前成立的广电集团, 与2004年之后组建的广播电视台或总台, 以及将其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成立的产业经营公司或集团公司。

[3]M.Blair:“Ownership and Control:R ethinking Corporate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结构性困境 篇8

股权结构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 股权结构决定企业控制权结构。 以往研究发现股权结构与企业财务困境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Johnson等(2000)提出掏空理论,该理论认为控股股东会通过各种形式掏空企业,侵占公司利益,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而Friedman等(2003)则提出了与掏空理论相反的支撑理论,认为控股股东不会对企业进行掏空,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还会利用私人资源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负相关。 那么,对于处于不同周期的行业,股权结构对财务困境的影响是否会所有不同呢?

2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文采用增长率产业分类法,将所有的行业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3 类。 该方法的分类标准是通过将产业相邻两个时期的增长率(前后分别为10 年)与所有产业部门平均增长率相比较, 如果两个时期的增长率均高于平均增长率或者前一个时期接近平均增长率, 而后一个时期远高于平均增长率则为成长型行业; 如果前一个时期高于平均增长率而后一个时期低于平均增长率则为成熟型行业; 前后两个时期均低于平均增长率则为衰退型行业。

参照范从来等(2002)、姜付秀等(2005)的做法,本文以7年作为1 个期间跨度(1999-2005 年和2006-2012 年),对各行业的周期划分结果如下:采掘、食品饮料、木材加工、金属与非金属、生物医药、机械设备仪表、建筑、房地产、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水的生产供应属于成长型行业; 邮电通讯运输仓储、 造纸印刷、石油化学塑料塑胶、其他制造业、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综合类属于成熟型行业;农林牧渔、纺织服装皮革等属于衰退型行业。

Friedman,et al.(2002)研究发现,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控股股东都会对企业有明显的支持,以帮助企业脱离财务困境。 廖冠民等(2006)发现股权的集中对企业走出财务困境具有正向作用;与成熟型行业相比,由于衰退型行业成长性受限,盈利能力降低,企业需要新的增长点以实现长期发展,此时股权的集中更有利于企业的生存。 吕长江(2005)研究也发现,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壳资源的作用,当行业进入衰退期时,大股东可能会抑制管理人员的掏空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H1: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低,且这种关系在衰退型行业中更加显著。

Gomes,et al.(2006)、李增泉(2005)认为,制衡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防范财务困境。 但朱红军等(2004)认为制衡的股权结构并不比“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更有效率。 吴联生(2012)研究发现,成长型行业的企业业绩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股权制衡的治理效应被限制, 制衡的股权结构反而会降低企业决策效率,增加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对于成熟型行业而言,由于现金流量权收益的降低,控股股东具有较强的掏空动机,此时企业股权制衡度越高,对控股股东的牵制作用也越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 另外,由于衰退型行业的企业风险大,加之宏观法律制度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善,导致制衡的股权结构无法发挥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H2:在成长型行业中,股权制衡度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在成熟型行业中两者显著负相关,而在衰退型行业中两者关系不显著。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 国有控股企业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其主要优势在于: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或当地政府出于业绩考虑对国有控股企业的政策倾斜。 本文认为,在企业所处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时,企业的盈利状况一般良好,政府不会也没有必要给予企业大力支持,而当企业进入成熟期或者衰退期时,行业的增长率降低,出于对政绩及其他政治方面的考虑,此时政府会出手支援国有企业, 因此处于成熟型和衰退型行业的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因此本文提出:

H3:在成熟型和衰退型行业中,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而在成长型行业中,这种关系不显著。

3实证研究

3.1 样本的选择

本文以2007-2012 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在剔除了金融类、 文化传播类以及ST、PT上市公司后, 最终选出20个行业和9 904 个观测值。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CCER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和模型构建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fd,fd=1, 表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fd=0,表明企业没有陷入财务困境。 借鉴陆正飞等(2009)的做法,本文用Altman(1968)提出的Z指数衡量财务困境,Z值越大,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越好,越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当Z≤1.81 时,说明公司陷入财务困境,fd=1;当Z>1.81 时,fd=0。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有:股权集中度(share)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股权制衡度(s)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的比值来表示;股权性质(state)国有控股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 另外,本文还考虑了公司规模(size)、资本结构(capital)、盈利能力(roa)、公司成长性(growth)、经营风险(oper)、年度(year)等相关变量。 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构建如下模型:

4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的结果表明:当行业处于衰退期时,企业财务状况最差,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也最大, 而成熟型行业的财务状况最好,这主要因为由于经历上一期间的高速增长, 其财务实力明显增强,并且随着增长率降低,其所需要的投入也减少了,此时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最低。 通过分析营业收入增长均值变化情况,发现成长型行业的营业收入最高,其次是成熟型行业,最后是衰退型行业,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另外,与成熟型和衰退型行业相比,成长型行业股权更集中,股权制衡水平也更低。

4.2 回归结果分析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仅报告了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通过分析表2 可知,首先,在3 种类型行业中,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且在衰退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结论与假设1 一致。其次,成长型行业中的企业股权制衡度越高, 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低,成熟型行业则刚好相反, 而在衰退型行业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假设2 得到验证。最后,在成熟型和衰退型行业中,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但对于成长型行业而言,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假设3 得到验证。

5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 提高股权集中度有助于避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当行业进入衰退期时这种作用会更加明显。制衡的股权结构并非一定是有利的,对于处于不同周期的行业而言,其治理效用会不同。另外,本文还发现在成熟型和衰退型行业中,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但对于成长型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作用并不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加快投资者保护机制建设。 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安排要有完善的外部环境与之配套,因而,应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也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其次,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绩效的考核与监督。 本文研究发现,当国有控股企业处于高速增长期时,财务状况一般,而在增长率下降时反而表现出更强的财务实力,这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严重的“掏空”现象,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其的考核与监督。

摘要：本文在引入行业周期的基础上,以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股权结构对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可能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股权集中度,可以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并且这种作用在衰退型行业中更明显。制衡的股权结构并非一定是有利的,对于处于不同周期的行业,其治理效用是不一样的。本文还发现在成熟型和衰退型行业中,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结构性困境 篇9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指台湾海峡西岸,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具有对台工作、统一祖国,并进一步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特点和独特优势的地域经济综合体。

一、中国经济增长极概览

三大经济增长极的困境:

1.长三角。即使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公认的世界六大都市圈之一,经济实力高居全国首位,也难免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和困难:(1)水土资源紧张;(2)生态环境质量差;(3)区域内协调机制薄弱,城乡统筹发展不理想。

2.环渤海。在区域经济中,任何一个城市、省份都不能够抛开整体利益,整体福利的提升才是、也应该是唯一的共同目标,这就要求区域内成员有良好的协调机制约束和鞭策。(1)地方政策需考虑整体效应,区域协调统筹机制仍有待改善;(2)区域分工困难,区域合作无法深入,城市群建设遇阻;(3)内耗不断,实质性大投资项目数量不足,产业竞争加剧;(4)黄三角地区生态脆弱,区域生态环境防控和监测体系尚未完善。

3.珠三角。投资效果系数较低、投资资金运作效益偏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偏低,工业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缺乏自主创新;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不平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1)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比例失调;(2)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缺乏可依靠的现代产业体系;(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城镇和农村发展脱节;(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紧缺。

二、海西发展路径选择

与前述三极相比,海西的发展具有一定优势。经济增长势头继续保持良好,GDP增速领跑全国;工业继续高速发展,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较好地实现了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然而,海西要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还需吸纳前面三大经济增长极的经验,并从中选择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首先,有必要借鉴长三角经济区设立区域协调机构。在区域统筹发展中,是否能形成有效的协调协商机制、是否能真正做到区域合作,是决定一个经济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京津冀经济圈的前车之鉴不可视而不见,区域内成员城市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不断阻挠一体化进程,从“廊坊共识”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和《环首都经济圈规划》,诸多努力和尝试并没有给区域统筹发展带来实质性进展,多项规划也在众人瞩目中无法避免地走向难产的命运。

为此,当务之急是成立海峡西岸经济协调机构,设常务主席方和执行主席方。常务主席方由福建省担任,执行主席方由除福建省外的其他成员市轮流担任。协调机构每一到两年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就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和发展建设的各种事项进行磋商。协调机构在常务主席方设联络处作为常设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各成员市的分支机构作为具体的联络、办事部门。

其次,福建省应定位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区域经济发展以点成线、以线带面、以点为核心的思路,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今三大经济圈点面结合的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大都市的龙头作用日趋显著。如环渤海经济区的核心是北京市和天津市,长三角经济区的核心是上海市。那么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应当何去何从?

以目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覆盖范围,福建省无论从土地面积、GDP占比、人口比率等各方面来看,都毋庸置疑是海西的绝对主体,是海西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其次“,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一创新性概念,也是在2003 年由福建省省长卢展工首次提出的,这一概念由来已久,是历届福建省委、省政府长期探索福建发展之路积累的成果。2009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也充分肯定了福建作为海西经济区中心区域的地位。

最后,经济结构调整是海西经济区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效应的存在,经济发展模式一旦确定,就难以更改,这也是经济结构调整难度高的主要原因之一。重化工业布局于沿海地区是产业发展的规律,重工业在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曾是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先污染后治理的“毁灭性发展”道路也曾给当地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在笔者看来,重复不科学的发展路径无异于自毁前程,降低发展效率和效益,故建设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和努力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高新产业,是海西经济区长远的目标。而现阶段的路径是,以承接产业转移为平台,积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建设创新体系平台的力量,追求绿色GDP,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在产业选择上,应尽量避免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和低附加值的产业,将这部分产业转移到海西广阔的腹地,《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指出中西部适合转移的产业,充分利用内陆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海西经济区以点带面的经济辐射作用。第一、二次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应同时并举,在建设产业转移承接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扩充经济实力的同时,提高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海洋经济和港口经济。

目前,海西经济区产业集群发展取得较好成果,工业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在产业集群效应带动下自主品牌建设卓有成效;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硕果累累,园区不断发展壮大;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也充分体现在港口群、产业群联动成效上。但建设经验的不足和内外条件的制约,亦使之暴露出许多问题。海西经济区的产业集群大部分仍出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与中国其他沿海经济区域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主要体现在:产业集群规模、总量较小,区域分布不均,产业竞争力主要依靠成本和价格优势;产业大部分出于价值链低端,附加值不高,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辐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产业集群专业化程度不够、产品差异化和企业创新力有待提高,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落后。

在承接传统产业的同时,发展港口经济、海洋经济、高新科技产业,是新时代对海西的新要求、新挑战。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当今世界,不创新就只能被时代淘汰。自主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海西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有从依靠物质、人力资源消耗向依靠劳动力质量提高、管理创新、科技进步转变,才能抓住国家政策赋予的先机,积极拓展经济发展新平台。要强调政府在其中的关键引导作用,建立健全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体系;强化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加快完善以企业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科技、产业综合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逐步提高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结论

1.为了应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海峡西岸经济区内各省应当在国家发改委《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吸取三大经济区多年积累的建设经验,努力避免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病和错误路径。第一、二次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应同时并举,将低端产业向内地转移,在建设产业转移承接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扩充经济实力的同时,提高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海洋经济和港口经济。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贯穿于整个海西的发展建设之中,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改造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