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风险

结构性风险（共12篇）

结构性风险 篇1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为广东省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广东经济对外贸依存度的加深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大, 尤其是结构性风险不断增大已成为广东对外贸易最主要的风险之一。

一、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一般概述

(一) 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含义

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是指因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伙伴结构、进出口严重失衡等结构性因素引起的风险。

(二) 结构性风险的三个特征

1.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复杂性。

这是由于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主要涉及对外贸易的国家风险、汇率风险、地域政治风险等。

2.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可控性。

对外贸易结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正是由于这一风险是结构性的, 因此, 如果减少对某类商品或某一国家的进出口, 尤其是降低特定商品对特定国家的依赖程度, 最终改善对特定国家的贸易不平衡状况, 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另外, 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也使控制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成为可能。

3.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相对性。

对外贸易结构风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着一定条件发生转化, 或者加强或者削弱, 也就是说, 对外贸易结构风险并不是一个参数, 而是一个变数, 是相对于一国抗衡风险的整体能力而言的。

(三) 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表现形式

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缘起于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合理, 这些不合理表现为:对外贸易伙伴过于集中、对外贸易商品品种过于集中、进出口严重失衡。

二、广东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实证研究

(一) 广东对外贸易存在结构性问题

1.广东对外贸易的主体是外资企业

从1996年起, 外资企业就一直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主体;广东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进程滞后, 适应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较弱, 对出口退税的依赖性较强, 在出口中的作用逐年减弱;广东民营企业也由于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品牌少, 因而在全省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偏低。2006年, 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出口1939.23亿美元, 国有企业出口485.34亿美元, 私营企业出口472.80亿美元, 分别占广东出口总额的64.22%、16.07%、15.66%。

2.广东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且竞争力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积极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 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经济贸易得到飞速发展。但就广东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而言, 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特别集中在服装、鞋类、玩具、旅行产品上,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RCA值基本稳定在4～5左右, 显示出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但多年来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RCA值变化不大, 甚至在总体上还有轻微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一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 广东早期接受此类产业转移的优势正受到国内其他地区的强烈竞争压力, 尤其是来自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竞争。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的同构化倾向比较严重, 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过量供给, 与工业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 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价格持续下跌。虽然近年来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和比重都在不断上升, 但大多技术含量高的部分和环节都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 广东自身拥有的名牌产品和知识产权并不多。

3.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 但技术含量低, 研发能力弱, 自有品牌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广东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 积极承接港澳和国际产业转移,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见表1) 。但令人遗憾的是, 广东加工贸易依然以代加工 (OEM) 、代设计 (ODM) 为主, 自创品牌生产 (OBM) 较少, 多数企业以贴牌、来样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出口品种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即便是在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深圳, 加工贸易企业掌握核心技术的产品产值也仅占5%左右, 多数行业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基本依赖进口。由于缺乏核心技术, 相当数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是制造中心, 而不是利润中心, 出口增值率偏低, 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 并没有从研发和营销中获得最大利润。在微笑曲线的低端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U型曲线将越来越陡峭, 东道国的利益分配会越来越少。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局 (2007年) , 国家统计局 (2007年)

4.广东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主要是日、美、欧传统大市场, 且依赖程度高

虽然近年来, 广东对外贸易在维持老市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市场, 贸易伙伴越来越多, 对外贸易市场结构得到一定改善, “市场多元化”取得积极进展, 贸易区域越来越多, 但依然没能走出对几大传统市场的过分依赖 (见表2) 。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 (2006年)

(二) 广东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实证分析

1.广东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脆弱性并易受到其他国家的贸易歧视

(1)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脆弱性

第一, 容易受到世界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根据恩格尔法则, 人们的消费需求必将发生改变, 对必需品的需求将会减少, 而对奢侈品的需求必将增大。而广东四大传统贸易伙伴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人均收入相对高, 需求结构也很高, 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远小于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 而且需求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而进一步下降。而广东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量又占了整个广东对外贸易量总额的70%以上, 所以, 广东这种低层次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必将面临极大的需求结构变化风险。

第二, 容易受到国际分工趋势的影响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加剧并出现新的特征:垂直型分工转向水平型分工, 部门间分工转向部门内分工, 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相互间的水平投资与贸易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垂直投资与贸易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投资贸易的主体, 发展中国家以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必将处于边缘化而面临巨大的国际分工变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第三, 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并容易受到国际原材料价格的影响

广东出口商品“以价取胜”明显, 不具有可代替性, 过分依赖于数量扩张, 一般都依赖资源的消耗, 而资源是有限的, 目前, 广东一年出口鞋29亿双, 出口帽子12亿个, 袜子和手套15亿双, 棉布8亿米, 出口数量的扩张造成大量的资源消耗, 这充分体现了广东贸易增长的脆弱性。同时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有所减弱。受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普遍上扬, 能源、钢材等原料的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2004年以来,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 带动石化基本原材料价格上扬, 钢材、铁矿砂、氧化铝、煤、塑料原料等国内需求量大的商品价格也大幅攀升, 粮食、大豆、石油和棉花等农产品的进口价格也水涨船高, 2005年仅这几类因为进口价格提高就要多付外汇134.72亿美元。

(2)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贸易歧视

广东省一直是受国际贸易歧视和贸易摩擦的多发地带, 而且还在逐年增加, 引起国内省内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从以下的数据便可见一斑:

第一, 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增长迅速

据广东省外经贸厅统计, 截至2006年7月广东省出口产品共遭受来自17个国家 (地区) 发起的90起贸易摩擦案件, 其中, 2001～2002年为9起, 2003年14起, 2004年25起, 2005年24起, 占全国总数近40%。2006年1～7月份则高达18起。

第二, 贸易摩擦涉及商品品种增多, 大宗商品集中突出

从纺织品到鞋子, 从空调到刻录光盘, 以及彩电、自行车、陶瓷、玩具、皮具、钢材等产品行业接连遭遇反倾销调查, 频率一年比一年高。单个案件涉案金额均过亿美元, 涉案企业多则上百家。目前广东对欧盟出口的机电产品70%左右受制于欧盟《关于报废电气电子设备的指令》和《关于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令》。

第三, 贸易摩擦调查手段多样化

在广东90起案件中, 反倾销案有48起, 占案件总量的69%, 保障措施 (含特别保障措施) 12起, 反补贴3起, “337”知识产权调查6起, 反规避调查1起……。摩擦所涉及的层面更由企业向宏观制度延伸, 如补贴政策、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知识产权以及人民币汇率等, 逐渐成为国外关注的对象, 也成为广东对外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四, 技术性贸易壁垒迅速增加

据有关部门统计, 广东省目前至少有八成以上出口企业遭遇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制约, 每年因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受影响的出口金额约为130多亿美元。广东省25%的企业被征收额外费用, 造成的损失每年超过10亿美元, 因不符合技术标准而遭遇退货的数量年增60%以上。据统计, 包括经香港的转口贸易在内, 广东省每年有超过七成的商品销往美、日、欧盟3个国家或地区, 而这三大经济实体也正是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积极倡导者和绝大多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源地。数据显示, 95%以上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由美、日、欧盟等国和地区实施, 其中欧盟为41%, 日本为26%, 美国为28%。

第五, 贸易摩擦国家增多

贸易摩擦发起方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我国产业同时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2004年发展中国家立案数量升至52%, 立案国增至8个。

2.靠外商投资经济、靠加工贸易、靠传统市场的增长方式必然面临极大风险

(1) 主要依靠外商投资经济的贸易增长方式容易受制于人

1996年以来, 外商投资经济就成为广东外贸的主体。截至2006年, 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占整个出口比重达64.22%, 而国有、集体和民营企业只占了35.78%, 这说明外商投资经济对广东外贸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表明广东经济对外商依赖性强, 广东在经济自主上处于被动地位, 容易受制于人。

(2) 依靠加工贸易来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不是长久之计

广东经济的起飞是建立在加工贸易之上的, 广东加工贸易量一直位居全国众省之首, 并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现已占广东出口总额的73.5%。这一方面说明加工贸易为广东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的加工贸易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占比重低、处于国际分工的最低层次, 并容易引发贸易摩擦。所以, 依靠加工贸易来推动经济发展并非长远之计, 必须加快推动加工贸易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生产转变, 从贴牌加工向品牌经营转变。

(3) 过分依赖传统市场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存在巨大风险

2006年广东对香港、美国、欧盟出口占整个出口比重达71.90%;广东出口的增量主要依赖于这些传统市场, 显示出市场风险性较大。

第一, 容易受到这些国家需求变化的影响。经济总是周期性地增长发展, 这些国家在经济周期的高涨时期, 需求旺盛, 无疑会带动广东出口的增长;但在经济周期的萧条时期, 需求萎缩, 高度依赖这些国家的广东无疑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第二, 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变化的影响。而今, 美元贬值、人民币不断升值, 这给广东对外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一方面, 虽然与四大传统贸易伙伴 (除东盟) 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不同, 互补大于竞争, 但也有一定冲击, 从而削弱了广东出口贸易的竞争力。另一方面, 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却十分相似, 竞争大于互补。人民币升值必将导致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所以, 人民币升值必将导致广东出口贸易量增幅的较大下降和进口贸易量的较大增加, 从而导致广东对外贸易顺差的缩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广东对外贸易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风险, 如何规避或减少这些风险便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规避和减少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的具体措施

(一) 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对外贸易发展

对外贸易要实现从外延型增量增长转变为质量调整型增长, 坚决地摒弃那种不惜代价地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取向, 坚持以质取胜, 大力调整进出口结构, 使对外贸易战略完全转到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轨道上来, 并制定对外经济的质量指标体系。

(二) 重视降低对特定贸易伙伴和特定进出口商品的依存度, 推进市场多元化

高度集中的贸易伙伴说明了广东部分贸易企业还不适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需要。为此, 我们应当制定制度, 培养人才, 针对不同地区的市场情况, 因地制宜地制订市场开发战略和实施计划, 开发美日欧以外的市场, 提高我国在这些地区的市场占有率。首先, 要大力开发有潜力的市场, 尤其是独联体市场、东欧市场和拉美市场。开拓这些市场要有艰苦创业的精神, 同时也要讲究方法, 要将出口、进口、援外、对外投资和劳务合作等多种经济交往形式结合起来, 进行综合性开拓。其次, 要深度开发传统市场, 要从进出口贸易渠道进入这些市场的深层次营销网络, 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和新品种使出口适销对路, 及时跟上这些市场的需求变化。同时, 我们还要做好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短缺原材料的进口工作, 逐步实现重要战略物资进口市场多元化。

(三) 要高度重视能源和资源战略

1.要大力提倡节能, 提高能源利用系数, 走高效低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应制定节能计划, 制定各种奖励性和强制性节能措施, 使节能深入人心, 使当前的能源紧张局势成为推进节能工作的契机。

2.从保护资源的长远考虑, 禁止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 (如钨、镁、钼、锑和一些稀土等) 的出口。目前一些矿产资源正遭受严重破坏, 主要表现为掠夺式开采, 致使资源严重浪费;低水平加工, 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无序竞争, 导致资源的低价出口。在保护本国资源和能源方面, 美国是一个范例, 美国在阿拉斯加拥有丰富的石油储藏, 但其有大量对外贸易赤字也不轻易开采。

(四) 增强企业对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

要从引进为主转变为自我技术创新为主,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技术为辅的方针。企业要把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 要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作为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壮大的关键措施, 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切实把提高经济效益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轨道上来。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 无论是贸易总量还是贸易结构的改善都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 广东对外贸易的结构性风险也日益凸现。本文对广东外贸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详细实证分析, 并对如何规避结构性风险提出应当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对外贸易发展, 重视降低对特定贸易伙伴和特定进出口商品的依存度, 推进市场多元化, 高度重视能源与资源战略, 增强企业对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

关键词：广东,对外贸易,结构性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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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广东贸易摩擦应诉率提升至九成.新华网广东频道, 2006-07-29.

结构性风险 篇2

一、主要目的

通过对承贷主体及相应法律关系的结构性转换，合理规避金融监管红线，以突破因项目手续瑕疵或其他金融政策限制而产生的融资瓶颈。

二、业务背景

A公司系为开发某铁矿项目而设立，2006年注册，母公司是一家特大型中央企业。该矿工业储量7000万吨，设计产能200万吨/年，目前产量已达设计产能的70%。项目的环保、安监、土地预审、采矿权证等手续一应俱全，惟独国家发改委的项目核准批复一直杳无音信。2008年银行为A公司申报贷款，终因缺少核准手续而搁浅。此后又尝试使用信托理财产品以及引入金融租赁公司，都因无法满足金融监管的合规要求而作罢。可见，针对A公司的状况，无论使用传统银行双边贷款还是借助其他金融机构，政策风险导致的融资困境均难以破解。

三、融资的具体模式

一般而言，交叉型的结构性融资是指银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需借用信托、租赁、保险、投资银行等其他机构才能搭建完成的融资结构。不过由于信托、金融租赁及保险债权投资等均须接受银监会或保监会的严格监管，就本案而言其自身介入尚存政策风险，更遑论作为通道使用。从合规角度而言，借助商务部管理的融资租赁公司，并限定A公司为承租人，以融资租赁保理模式开展结构性融资，成为较为可行的一种选择。当然，“项目未核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即便通过结构性安排不再成为银行的合规障碍，也依然是一种需充分考量的风险因素。模式只尝试解决能否合法合规介入营销的问题，并不涉及通过风险评审技术对企业做出的最终判断。这种结构融资下的融资租赁保理（以下称结构性融资租赁保理）与传统的融资租赁保理在形式上相似，但实质上又有诸多不同：

1、传统融资租赁保理的租赁人既可以是金融租赁公司，也可以是商务部管理的融资租赁公司；而结构性融资租赁保理的租赁人必须限定为商务部管理的融资租赁公司，否则不能满足合规要求。

2、传统融资租赁保理业务中，租赁人是核心环节，承租人是租赁人自行开发的客户，银行只是为其提供资金服务的保理商；结构性融资租赁保理，银行起核心作用，承租人是银行选定的目标客户，租赁人只作为通道使用，结构性特征明显。

3、风险特征有别于普通银行授信业务。结构性融资租赁保理形式上是为租赁人授信，其实银行更看重承租人的信用，最终的收益判断及风险衡量都将围绕承租人展开。

4、结构性融资租赁保理的终极目标是为突破目标企业最关切的融资瓶颈，高收益特征明显。

四、主要业务步骤

（一）办理融资租赁手续

1、具体业务形式为售后回租，租赁物为自有设备、机械和其他固

定资产，租赁人先行购买再回租给A公司；租赁期限一般为1-3年；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约定归A公司所有，或以象征性价格留购。

2、租赁人和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的承租人融资金额、期限、利率以及应收租赁款总额等要素，须由银行与承租人协商确定。其中承租人融资金额最高可为租赁人资本的10倍。

（二）叙做国内保理

1、保理授信申请人为租赁公司；种类为无追索权或有追索权的卖方明保理；买方（即承租人）限定为银行选定的企业。

2、银行和租赁人应事先约定租赁人的通道收益，目前行情一般按承租人融资金额4‰-1%的比例提取，收益的高低与有无追索权密切相关。该通道收益最终体现为租赁人融资利息收入科目的入账金额。

3、保理预付款比例一般为100%，即保理预付款额度等于受让的应收租赁款总额；保理期限与租赁期限匹配一致；费用和利息均由租赁人承担，一次性预收；也可约定由承租人付息，分段收息；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将租金汇入应收帐款转让通知书中指定的帐户。

4、资金渠道多元，且能不占用风险资本。保理融资款除使用银行自有资金外，在租赁期限为一年时可直接使用代付资金。即使租赁期限超过一年，只要应收租金的期限约定得当，仍然可以分段叙做保理代付。另外，还可将租赁收益权为标的，制作成资金信托计划等理财产品。

5、预收息情况下，银行收取的保理费用和融资利息之和，等于保理预付款总额（应收租赁款总额）减去承租人的融资金额再减去租赁公司的通道收益。

需强调的是，由于结构性融资租赁保理模式下银行议价能力较高，反映在租赁人账面的应收租赁款与其融资利息收入（通道收益）之间的差额可能非常悬殊。对于商务部批准的融资租赁公司，根据国税函[2000]514号、国税函[2000]909号和财税[2003]16号文规定，其经营融资租赁业务无论租赁物所有权是否转移均只征收营业税，不征增值税。营业额是其向承租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除实际成本后的余额。实际成本包括由出租方承担的货物的购入价、各项费用和贷款的利息。基于这样的税务安排，无论银行收取的保理费用和利息金额有多高，无论账面上体现的应收租赁款和租赁人实际获得的收益之间差额有多大，都不会因此增加租赁人的税负，银行对租赁人的强势谈判地位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三）可采用的风险缓释措施

1、承租人之母公司（强势企业）承担回购责任或连带责任保证；

2、承租人向保理银行提供采矿权抵押担保；

3、租赁人将售后回租的固定资产向保理银行办理抵押担保。此类抵押物“破产不破租赁”，有极强的优先效力。

4、有追索权保理项下，条件成就时银行可向租赁人行使追索权。

五、业务合法合规性分析

（一）业务形式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可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业务”。据此银行以受让商务系融资租赁公司应收租赁款的形式开展业务自然也无制度障碍。

（二）承贷主体

当前我国能够合法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市场主体有两种，一是由银监会管理的机构，主要包括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只能以固有资产从事租赁业务）、企业财务公司（只能在成员单位间从事租赁业务）。这些机构属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主体性质导致的合规风险无法克服，显然难以作为平台使用。另一种是由商务部负责市场准入及行业管理的融资租赁公司。又分两类，一是原国家经贸委、原外经贸部和商务部先后批准成立的外资和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共约100家。二是根据商建发[2004]第560号文件精神，从2004年到2009年，由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文批复确认的共六批45家内资融资租赁试点公司。商务部门管理的这些融资租赁公司从事的融资租赁不属于金融业务，而是商业流通领域的服务贸易，其企业性质也不是金融机构，而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商贸企业。《商业银行授信工作指引》第36条规定，客户未取得项目、环保、土地等批准文件的，不得向其提供授信。此类禁止性规定系针对承贷主体做出，由于结构性融资租赁保理的授信对象是租赁人而不是承租人，因此虽然承租人项目手续不完善，但这种以租赁人为承贷主体的融资结构并未违反金融政策要求。

（三）资金用途

结构性风险 篇3

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21日，年内基金分红总额已经达到645.62亿元，共涉及532只基金（A/B/C分开计算）。而2014年全年，基金分红总额仅有329.33亿元，这也意味着，基金年内分红总额几乎已相当于2014年全年的两倍。

进入10月份以来，市场连续上攻，并且突破了重要的箱体震荡上轨，市场再度进入牛市的下半程，赚钱效应明显。多数基金表示，目前市场仍存在结构性机会，投资者在适当把握热点题材的同时，仍需在关键点位防范回调风险。近期经历创业板的快速上涨，前期的获利盘较大，投资者会有落袋为安的想法，在此情况下，市场出现调整非常正常。短期市场下行空间有限，股指向上须有量能配合，大盘震荡向上和个股走势分化是大概率事件。

当前的股市环境还比较健康，不太可能出现类似之前那样的恐慌，A股将进入震荡调整阶段。

融通基金认为，伴随着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预期，四季度股票市场交易呈活跃状态。

上投摩根转型动力基金经理卢扬表示，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A股在四季度预期会出现一波结构性行情，在指数窄幅波动的情况下，交易区间会逐步向上，市场重心也同时逐步向上，部分个股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超额收益。在四季度的结构性行情中，低估值的蓝筹股可能会出现较好的收益，而相对于创业板来说，主板市场或将出现一定的相对收益。

同时，上投摩根基金提醒投资者，如果四季度涨幅过快的话，很有可能会透支明年一季度的涨幅，其中蕴含的风险需要投资者加以警惕。

上投摩根基金：四季度有结构性机会

在历经数月的剧烈震荡之后，A股市场近期出现企稳反弹迹象。对此，上投摩根转型动力基金经理卢扬表示，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A股在四季度预期会出现一波结构性行情，在指数窄幅波动的情况下，交易区间会逐步向上，市场重心也同时逐步向上，部分个股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超额收益。同时他认为，在四季度的结构性行情中，低估值的蓝筹股可能会出现较好的收益，而相对于创业板来说，主板市场或将出现一定的相对收益。

卢扬认为，在最近的反弹中，创业板表现强势，部分个股的股价甚至突破前期高点，但在场外杠杆被大幅清理的背景下，这种上涨更多体现为资金过度涌入的结果，其估值存在透支的可能，尤其是在近期市场反弹过程中，市场一致性偏好仍然体现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加剧了此类股票的快速上涨。

卢扬还强调，在A股此前下跌的过程中，债券市场出现一波上扬，但涨到目前位置，由于利率下行过快，一些垃圾债都被推高到了不合理的位置。加上过度放杠杆，债市目前隐藏的风险可能比股市还要大，一旦资金为了避险而分流，就有可能给股市提供较好的投资机会，这也是四季度A股可能出现结构性行情的一个重要支撑。同时，卢扬提醒投资者，从中长期来看，在当前的特殊环境下，A股市场很容易超预期上涨，随之超预期下跌，因此，如果四季度涨幅过快的话，很有可能会透支明年一季度的涨幅，其中蕴含的风险需要投资者加以警惕。

融通基金：四季度市场交易活跃

融通转型三动力基金经理张延闽认为，伴随着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预期，四季度股票市场交易活跃。随着成交量稳步抬升，主题机会层出不穷，后续应关注场外资金进入的节奏。目前市场多重利好因素正在叠加。首先，市场流动性宽松。近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创5年新低，可见目前市场资金成本很低，所以现阶段呈现股债双牛的格局。机构预计年内央行将会有一次降息降准，预期后市资金面仍旧宽松。其次，“十三五”规划即将出台，预计四季度围绕“十三五”规划会有一系列的主题性投资机会出来。

华润元大基金：短期下行空间有限

华润元大基金表示，22日股指盘中大幅震荡，尾盘拉升翻红，创业板延续本轮反弹行情的急先锋角色，涨幅居前。22日央行对11家金融机构展开1055亿元MLF操作，资金面整体仍较为宽松。从消息和政策面来看，近日，我国与英方达成能源、基建等多重合作意向，热点题材有望受益;而医疗板块的全面上涨，反映投资者对“十三五”规划中“健康中国”战略的预期。

华润元大基金认为，短期市场下行空间有限，但股指向上须有量能配合，大盘震荡向上和个股走势分化是大概率事件。目前市场仍存在结构性机会，投资者在适当把握热点题材的同时，仍需在关键点位防范回调风险。

华商基金：当前股市还比较健康

华商智能生活拟任基金经理马国江认为，近期经历特别是创业板的快速上涨，前期的获利盘较大，投资者会有落袋为安的想法，在此情况下，市场出现调整非常正常。从总体上看，当前的股市环境还比较健康，不太可能出现像之前那样的恐慌。未来市场要持续走强，需要持续改革调结构，改善经济基本面。马国江表示，对于当前的市场，没有悲观的理由，近期出台的改革无论是力度还是进度都非常大，而且方向很明确，只要知道如何去改，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结构性风险 篇4

关键词：外汇储备,国际投资头寸,储备币种结构,人民币国际化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实施, 从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大国以来, 中国的外汇储备接连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并稳居世界第一, 约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一。庞大的外汇储备额, 为中国经济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提供了必要的后盾, 然而伴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再加上中国外汇储备在结构及风险承担上的缺陷及不合理, 中国外汇储备也有诸多烦恼, 特别是国际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以来, 随着美元贬值、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及国际局势的动荡,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面临着如何有效利用管理及保值的难题。

一、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两个困境

中国外汇储备近年来飞速增加并已稳居世界第一, 但中国外汇储备在对国际投资头寸的贡献上及在外汇储备资产结构面对国际汇率风险等金融风险上存在弊端。

1、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国际投资头寸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一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资产包括在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及储备资产等, 合理的国际投资头寸结构应在各种资产上保持比例的协调并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地位相适应。海外资产的多元化配置成为世界各国调整海外整体资产的一致方向。在中国的海外整体资产中, 外汇储备占据约67%, 对外直接投资、组合投资各仅占6%和9%, 其他投资约占18%。而日本的海外资产中, 对外直接投资居于首位, 占比达53%, 组合投资、其他投资各占22%、16%, 而外汇储备仅占9%。与日本相比, 中国海外整体资产的多元化配置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如图1所示。

2、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中存在着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 截至2010年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8477338万亿美元;同时外汇管理部门人士指出:全球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比重为美元65%、欧元26%、英镑5%、日元4%, 中国储备结构基本与全球结构相近。依据路透社报道及中国外贸收支中各货币的比重推测:截至2009年9月, 在中国的外汇储币结构中美元高达60%~70%, 而黄金储备仅3389万盎司 (约合1054吨) , 仅占约1.9%。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 中国的外汇储备呈现明显的高美元化、低黄金化态势, 如图2所示。

二、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不合理的影响分析

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象征, 但由于在储备结构上存在的固有缺陷, 中国更容易受到来自国际风险的冲击,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

1、中国的海外资产中外汇储备所占比例较高, 风险分散化程度较低, 应对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 在给各国带来获利机会的同时也把一国的风险传导到全球。当然, 依据资产投资组合理论, 金融市场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投资产品和工具, 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分散及规避风险的条件, 各国可以通过资产的合理配置实现对风险的弱化。然而, 由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与发达的经济体还存在较大差距, 对金融的理解及应用能力相对较弱, 中国的海外资产的结构极不合理。外汇储备比例太高, 风险过度集中, 因而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 并且对风险的应急应对能力较弱, 因此由风险带来的冲击将比较严重。另外, 巨额外汇储备的存在给人民币的升值带来较大压力。依据中国的汇率政策, 为了平衡如此巨大的货币化外汇, 央行必然投放大量的流动性, 而如此一来又带来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

2、黄金所占比例很低, 风险较大。在中国由于实行“强制结汇制度”, 因而风险集中于货币当局, 即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主权货币, 同时又作为世界最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所带来的“特里芬难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并未根本解决。特别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 美国将国内问题转嫁于中国, 不断向人民币汇率施压, 督促人民币升值;同时在国内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使美元大幅贬值, 中国的外汇储备面临不断贬值的巨大风险。而且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及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 中国的外汇储备集中于中央银行, 从资产负债表来看, 中央银行的资产以美元的形式存在, 而负债则以人民币存在, 面对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及美元不断贬值的双重压力, 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呈现出资产缩水、负债增加的不良现象, 因而人民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三、对中国外汇储备未来发展的几点建议

高额的外汇储备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 高效的管理与利用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诚然, 中国外汇储备的现状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形成的, 特别是面对现今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局势, 结构调整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1、加快推进“走出去战略”, 积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适度调整国际投资头寸的资产结构。应对数额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 应实行“严进”与“宽出”并重的政策, 现阶段应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一方面降低国际投资头寸中外汇储备的比重, 同时可以有效地减少现有外汇储备的绝对额, 从而在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的基础上降低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统计:2010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流量) 为688.1亿美元, 同比增长21.7%, 连续9年保持增长势头, 年均增速约为49.9%。其中, 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 同比增长25.9%;金融类86.3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 位居全球第5, 首次超过日本 (562.6亿美元) 、英国 (110.2亿美元) 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截至2010年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存量) 达3172.1亿美元, 已经位居于全球第17位, 但其仅占外汇储备存量的11%左右, 因而相比于高额的外汇储备,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有着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2、适当增加持有黄金的比重。黄金作为硬通货, 具有较低的风险, 是备受青睐的金融市场上对冲风险的金融工具, 安全性较高, 而且从近些年的收益率来看, 黄金也是值得投资的金融产品。2009年12月31日及2010年12月31日黄金的收盘价格分别为287.7美元、1421.4美元, 平均年收益率高达35.82%。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例从相对量到绝对量都很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外汇储备中黄金8000多吨;德国约拥有3400多吨;法国、意大利也拥有约2400吨。从相对量来看, 美国黄金占外汇储备的77.4%, 德国为69.2%, 法国、意大利也各占70.6%、66.6%。中国可以动用外汇储备适度地购买矿产资源性黄金, 增加黄金的持有量和持有比例。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黄金这一战略资源的持有量, 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 降低美元贬值等因素带来的风险。

3、进一步推进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配置与发展。中国的外汇储备呈现明显的高美元化, 美元一直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最主要形式。对美元如此高的依赖性使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政策及美元的走势。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的恢复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大量增加了美元的流动性, 使美元大幅度贬值, 从而使中国以美元形式持有的资产大幅度缩水。因此, 中国应进一步推进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配置策略, 从经济的相关度、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进出口支付、债务偿还及市场供求等因素来合理配置各种货币的比重及持有量, 减少美元持有比例, 适当增加诸如欧元、日元等币种的持有比重以分散国际汇率等风险。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蔓延, 使中国以欧元实现外汇资产多元化更为谨慎, 中国应在欧元外寻找新型的投资机会, 适时关注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发展, 依据稳定保值的原则, 逐步推进外汇的多元化进程。

4、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改变中国人民银行资产美元化、负债人民币化的现象, 最根本地实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实现资产负债的同币种化, 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汇率的风险, 实现储备资产的保值。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实来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人民币仍未实现自由兑换, 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经济的地位极不相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0年世界的GDP总量约为62万亿美元, 其中欧盟GDP约为16.1万亿美元, 美国14.6万亿美元, 中国5.7万亿美元, 英国2.26万亿美元, 日本5.4万亿美元;简单计算衡量可得各币种占世界储备货币的合理比例分别应约为26%、23.6%、9.2%、3.6%和8.7%。现行的全球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比重约为美元65%, 欧元26%, 英镑5%, 日元4%, 这种结构极不合理。国际储备体系的币种多元化应与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相协调, 各种币种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比重应与该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成比例。随着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及对国际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力的提升, 人民币也应积极地参与国际储备体系, 这既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同时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也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王庆等:中国经济:欧元与欧洲经济走弱的影响[R].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 2010-05-19.

[2]石清华、曹家和:我国外汇储备中黄金配置问题研究[J].上海金融, 2011 (1) .

[3]熊名奇、米运生:浅析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J].当代经济, 2010 (7) .

[4]刘莉亚:新汇率制度下我国外汇储备最优币种结构配置的理论分析与实证计算[J].财贸经济, 2009 (11) .

结构性风险 篇5

几种新型项目融资方式的风险结构分析

本文简要介绍了项目融资的.发展和现状,并着重对BOT、ABS、TOT三种新型融资方式的风险结构进行分析.

作 者：张少思 作者单位：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内蒙古,包头,014010刊 名：内蒙古科技与经济英文刊名：INNER MONGOLIA SCIENTECH AND ECONOMY年，卷(期)：“”(11)分类号：F830.45关键词：新型 BOT ABS TOT 项目融资 风险分析

公租房开发风险分担及信用结构 篇6

关键词：公租房 PFI 风险 信用担保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私人主动融资）指公共部门根据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出需要建设的项目，通过招投标，由获取特许权的私营部门进行建设与运营，并在特许期结束时将项目完好、无债务地移交给公共部门，而私营部门从公共部门或接受服务方收取费用来收回成本和获得收益。PFI模式对公租房建设的资金筹集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租房PFI模式运作

PFI模式具有弥补公共部门财政预算不足、提高公共项目建设效率等特点。PFI模式在公租房融资建设中的基本运作过程是：公共部门根据社会需要确定公租房建设项目，公共部门为该项目提供土地等直接性社会公共资源以及间接性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私营部门通过招投标取得该项目并注入启动资金成立SPC（Special Purpose Company）；公共部门与SPC签订特许协议及其他合同，SPC实施项目的融资、建设和运营维护。在特许期限内，SPC通过公租房的租金收入、依据约定从公共部门取得的财政资金及开发的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的收入来回收成本和获取收益。特许协议期满后，SPC无条件的将公租房项目完整的移交给公共部门。

二、PFI在公租房建设中的风险及其分担

根据国内外文献对保障房PFI模式的相关研究，保障房PFI項目的主要风险包括：土地风险、法律及政策风险、支付（信用）风险、完工风险（建设与开发风险）、市场风险、金融风险、还贷（资金缺额）风险及或有风险。然而，鉴于当前我国公租房有利的政策环境及充足的市场需求，公租房PFI模式中的土地风险、法律及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是很小的。

依据风险分担的三条主要原则：风险与控制力相对称原则、风险与收益相对称原则及上限原则，公租房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公租房PFI模式中的土地风险、法律及政策风险、支付风险应由公共部门承担；完工风险、市场运营风险、还贷风险应由SPC承担；金融风险及或有风险由公共部门和SPC共同承担。

三、信用担保对主要风险进行分担和转移

对于采用PFI模式的公租房建设项目，风险有效地分担和转移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工程承包单位、商业银行等作为PFI模式下公租房建设的利益相关方，为了降低或转移项目风险，增强利益相关方对项目成功的信心并激励和约束利益相关方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责，往往可以通过信用担保实现这一目的。PFI模式下公租房建设的信用担保具有私营部门的责任有限追索、项目风险转移、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等优点。针对公租房PFI模式中的完工风险、支付风险、还贷风险，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信用担保进行风险的分担和转移。

（一）完工担保

PFI模式下的公租房建设， 项目的按时完工运营是项目成功的关键目标之一。完工担保是一种有所限制的担保形式， 即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通常在项目的建设期间和试运营期间），项目的完工担保人对贷款银行承担着全面追索的经济责任。PFI模式下公租房完工担保的提供者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项目的投资者， 另一类是承建项目的承包公司。

1、由进行投资的私营部门作为完工担保人

由进行投资的私营部门作为项目完工担保人是最常用的也是最容易被贷款银行所接受的方式。在公租房PFI模式中，因为进行项目投资的私营部门不仅是项目的受益者，而且由于其自有资金的投入，使其与项目的建设成功与否有着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如果由其作为完工担保人，就会想方设法使项目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

2、由工程承包公司作为完工担保人

由工程承包公司以及其背后的金融机构为PFI模式下的公租房建设项目提供完工担保，是包含在工程承包合同中的一种附加条件，如要求工程承包公司提供履约保函等。通过这种担保条件的引入可以减少私营部门所需承担的完工担保责任，而且在公租房的建设中，当项目由具有较高资信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工程公司承建并提供担保时，也可以增加项目贷款银行对项目完工的信心。

（二）支付担保

在公租房PFI模式中，私营部门通过公共部门的财政投入、公租房租金及通过由特许协议取得运营权的商业设施的运营收入来回收成本并获取投资利润。在公租房PFI模式中公共部门的财政投入对私营部门的成本回收影响巨大，再加上公共部门的信用和财政状况不同，为了降低私营部门的投资（成本回收）风险，吸引私营部门积极的参与公租房的建设，往往需要对公共部门的财政投入进行支付担保。公共部门往往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提供一定的担保存款或物品，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对公共部门的财政情况和信用情况进行评价，然后开出一张以私营部门为受益人的信用证，一旦公共部门不能依据合约对私营部门进行支付，则由作为担保人的银行或金融机构代为支付。

（三）还贷担保

还贷担保，也称现金流量缺额担保，它是为了保证项目具有正常运行所必需的最低现金流量，即至少具有支付和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此外，它也是为了在项目投资者出现违约的情况下，保护贷款银行的利益，保证债务的回收。公租房PFI模式下的还贷担保的提供者主要包括两种：公共部门、项目投资的私营部门。

1、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为了更好的吸引私营部门投资公租房建设，给其进行项目融资提供支持，往往会发函给贷款银行，对它发放贷款给SPC的行为表示支持。在公租房PFI模式下，通过支持函对贷款人表示的支持一般体现在建设运营支持和收益支持。由于支持函关系到公共部门的自身信用，因此公共部门一般不会违背自己在支持函中的诺言。

2、项目投资的私营部门

公租房PFI模式中，项目的私部营门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和受益人， 为了确保SPC能够从银行获取贷款，私营部门往往会为SPC提供还贷担保。私营部门同意向SPC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使其履行经济责任，并在其遇到财务困难不能偿还贷款时，在自身担保的范围内代其偿还。私营部门的还贷担保，通常通过其向贷款银行提供安慰信或担保金来实现，其中， 安慰信是一种在道义上具有约束力的支持信。

针对公租房PFI模式中的完工风险、支付风险、还贷风险，信用担保如图1所示：

通过信用担保对公租房PFI模式中的融资风险进行合理的二次分配，风险的二次分配如表1所示。

四、结论

在公租房PFI模式中，针对其面临的完工风险、支付风险、还贷风险，通过采用适当的信用担保，把风险进行合理的分担和转移，可以有效地降低公租房PFI模式中的上述三种风险，更好的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公租房的投资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①王军武.PFI模式在我国城镇廉租房建设中的应用[J].基建优化，2007（6）

②许晓苹. 我国廉租房建设采用PFI融资模式的SWOT分析[J].金融论坛，2009（6）

③郑佰静. 廉租房PFI建设模式应用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07：35—40

④徐莉. 项目融资[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⑤柯永建，王守清，陈炳泉. 基础设施PPP项目的风险分担[J].建筑经济，2008（3）

⑥A.-R.Abdul-Aziz.Objectives，success and failure factors of housing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Malaysia[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1（3）

结构性风险 篇7

关键词：汇率型结构性理财产品,市场现状,风险管理

一、问题提出

根据“普益财富”数据显示, 截止2014年底我国的理财产品余额已超过15亿元, 其中已到期并公布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中约99.19%的产品实现了预期收益率, 其余的0.81%约597款的未实现到期收益率的理财产品绝大多数都是结构性理财产品。银率网公布数据显示, 2015年上半年到期理财产品未实现预期最高收益率的383款产品中有382款是结构性理财产品。然而, 2010-2014年, 结构性理财产品中挂钩汇率的产品占比最大, 尤其是2011-2013年占比高达40%以上。综上所述, 结构性性理财产品相比其他挂钩单一资产的产品具有更高的风险, 而在其中占比最大的就是市场风险;并且在产品发行数量上最突出的是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

二、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现状分析

近五年来, 国内商业银行汇率挂钩型理财产品在发行量上增长明显, 尤其在2010年和2011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63.04%和135.12%。随着我国金融环境的进一步开放, 外资银行在华的相关业务限制进一步放松, 国内中外资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将会愈趋激烈, 各银行对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研发创新力度也会越来越大。总体而言, 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产品期限结构以中短期为主

首先, 从期限结构上看, 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以中短期为主, 截止2014年底6个月以内的产品发行量占比高达66.40%。一方面, 标的资产的汇率价格深受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价格波动较大;中短期的期限结构能有效的提高对汇率价格预测的准确性。另一方面, 外汇市场中对冲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期限多集中在1-6个月, 与对冲工具进行期限匹配, 能有效的降低投资风险大小。

(二) 外资银行占发行的主体地位

其次, 从发行机构上看, 外资银行是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2004-2014年, 外资银行发行量占比高达56.10%。而中资银行中, 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产品发行量最大, 分别占中资银行产品发行总量的15.53%和24.60%。主要是因为作为四大国有银行, 开展国际结算业务和参与国际外汇交易的时间较早, 在外汇业务上具有较多的技术和经验。

(三) 人民币产品占比优势明显, 外币产品各有千秋

然后, 在发行币种上看, 人民币产品占绝对优势比例高达57.74%, 外币产品各有千秋。当前, 美元仍然是世界第一流通货币, 也是我国对外贸易中主要的结算货币, 由于其固有地位, 在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发行量中仅次于人民币, 位居第二, 占比达到18.07%。港元的产品发行量也达到了12.99%, 是因为在联系汇率下, 港币的利率走势与美元的利率走势高度相关。其后, 澳元和欧元由于货币相对坚挺和高息属性, 在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发行量占比也分别达到6.57%和2.34%。

(四) 保本型产品占据绝对优势

最后, 在是否保证本金上看, 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保本型占据绝对优势, 占比高达95.52%。由于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设计结构是“固定收益证券+衍生产品”的组合, 产品结构设计复杂多变, 所挂钩标的汇率价格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高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风险水平。然而, 在当今的理财市场中, 更多投资者坚守理财产品是类储蓄的认识思维, 因此会更偏向于保本型汇率挂钩型理财产品的选择。

三、汇率挂钩型理财产品的风险管理对策

(一) 对监管部门风险管理的建议

(1) 健全风险管理制度。一方面, 建立系统性的法规条例对理财产品的风险管理给予法律条文的规范, 同时加强制度的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 加快制定关于对理财产品发行银行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督的方案, 使商业银行按规定发行、销售和管理理财产品。

(2) 加强市场准入管理。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 严格对申请开办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实行把关制度。理财市场准入问题是风险源的控制, 事关重要, 监管部门应制定严格的准入条件, 确保商业银行具备开展理财业务的资格和能力。

(3) 鼓励多元化, 发挥市场竞争优势。当今,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 混业经营已经成为了未来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应该不断地完善各种金融法规, 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 逐渐消除各种市场障碍, 为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

(4) 强调自律组织发挥积极的辅助作用。行业自律组织应该积极发挥协助执行的重要作用, 具体如下:第一, 建立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机制;第二, 统一拟定理财业务的规范模板;第三, 实行银行内部理财从业人员的统一管理, 实行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和退出制度。此外, 建立统一的理财从业人员数据库, 对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化的管理和专业化的培训。

(二) 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建议

(1) 提高国际市场判断和操作能力。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深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波动性较大。商业银行应提高对国际市场的判断能力以保证收益的同时严格控制产品风险。其次, 我国商业银行应培养独立的产品报价能力, 实现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中承担做市商的角色转变, 有效地降低汇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市场风险。

(2) 增强理财产品研发设计水平。首先, 商业银行需要不断的研究外汇市场行情的变化, 调整外汇挂钩型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投资币种和设计结构, 达到细分市场的目的。其次, 选择合适的衍生合约对冲风险。最后, 设置多样化的支付条款和浮动参数, 根据基础资产的波动趋势, 搭配多样化的支付条款, 摒弃过去的“单边看涨或看跌“模式。

(3) 优化理财业务的营销机制。商业银行要根据市场细分提供个性化服务。借鉴国内外商业银行发展结构性理财业务的成功经验, 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矩阵式市场细分经营策略。摒弃同质化逐步实现向个性化转变, 从单一化过渡到综合化。同时, 注重自身形象, 创新营销策略, 深化信息披露机制, 真正做到为客户服务, 为理财产品的销售开创健康渠道。

(4) 自营、理财业务与托管、结算账户独立核算。首先, 商业银行应该做到自营业务与理财业务账务账户分离;其次, 自营业务与理财业务分离;最后, 应该单独开立资金结算账户, 严格遵守金额会计准则进行规范的记账与报表制作的操作, 确保会计信息的准确和科学合理, 并按照规定归档保存。

(5) 建立理财产品的风险管理体系, 并纳入整体的风控体系。首先, 商业银行应对金融政策的改革和调整实行充分的压力测试, 积极制定相应的风险处理和应急预案;严禁销售测试结果超过银行警戒标准的理财产品。其次, 将产品风险纳入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之中, 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风险的全面控制。最后, 在研发、销售、管理有关理财产品时, 严格配备相应的资源, 对需要对冲处置的风险提供具体的技术安排和路径解决。

(6) 设置独立仲裁机构, 细化客户投诉的处理机制。一方面, 成立理财客户投诉的仲裁机构, 配备以经验丰富的专业化人员, 确保客户投诉科学、正确地对待和解决。此外, 建立细化的客户投诉机制, 优化客户投诉流程、及时根据顾客投诉情况进行业务排查和问题处理, 保障客户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7) 引进和培育产品研发设计和风险管理等专业人才。首先, 采取高薪聘请和配套以各种优惠政策的手段吸引国外的资深专业化人才。其次, 积极选聘国内优秀毕业生, 在专业知识上进行积极的培养和引导, 提供经费选拔优秀人才到国外深造。此外, 注意复合型人才的挑选和聘用, 以保证在多元化和综合性的理财产品设计中能更具竞争力。

(三) 对投资者的风险管理建议

(1) 加强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投资者要清晰的认识到理财产品和储蓄存款两者之间的区别, 打破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刚性兑付”的错误预期。树立理财产品不是较高收益的储蓄存款的思维观念, 明确银行在此业务中的资金代理角色, 产品投资产生的一切风险应自行承担。

(2) 提高理财产品风险的识别能力。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前要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清楚的了解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归属于保守、稳健、平衡、增产、进取还是激进型, 并且严格参照评估结果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理财产品。同时, 投资者自身也要强化风险识别学习, 掌握更多的风险评估方法, 维护自身利益。

调整养殖结构规避市场风险 篇8

当生猪价格直线下跌时, 猪肉价格却基本不跌。市场上生猪价格上涨最容易导致消费相对降低, 而生猪价格下跌, 并不促进猪肉消费总量上升, 这是一个最显著特点。因为, 下跌时的差价都被中间环节吃掉了, 市场近期也证实了这一点, 即便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跌价, 中间商可能也会把很少的利润通过降价的方式让利于消费者。但幅度很小, 也不能明显促进消费总量增长。因此, 用抛售的方法来维护所谓的养猪人自己的利益是不可取的。

对养猪户来说, 任何产业都有低谷, 作为养猪户面对困难一定要坚定信心, 从容应对, 要借此机会调整和优化养殖结构。那么如何顺利度过猪市低迷期?养猪人需要做好以下两点:首先短暂地压栏, 以保护眼前的利益;然后收缩减产, 进一步压缩存栏, 特别是母猪存栏, 优化优良品种的群体和个体, 减少和淘汰低产母猪, 以保护未来长远的利益。通过提高养猪效益来规避风险, 从而此涨彼消, 早日走出低迷期。

结构性风险 篇9

中国政府在对经济新常态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于2015年底首次提出了化解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药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陆续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保障措施及最近几年的“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称“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提出振奋人心,后续政策保障措施的出台也给相关企业吃了定心丸,同时“五大重点任务”的提出给相关企业走出当前的困境指明了方向。

但是,“五大重点任务”的提出主要着眼于化解钢铁、水泥、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实体经济风险及其可能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以及由此导致社会经济产生系统性风险。起始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萧条还在继续,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和需求萎缩是全球政府和所有企业共同面临的现实挑战。当前的全球经济新常态几乎使所有企业风险急剧增加,很多企业经营已变得十分困难;如何化解风险,绝处逢生,这是所有企业当前必须思考的头等大事。在中央相关政策出台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地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方案,企业如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政策进行企业角度的解读并借助政策东风,全方位进行企业风险分析及管理,苦练“内功”,最终实现企业的转型和升级,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1企业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要进行风险分析和管理,首先由必要研究一下风险的内涵和影响因素。

1.1企业风险的内涵

每个企业都是在风险中经营,因而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着风险,即企业风险。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企业风险的定义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由于企业的最终目标是盈利,所以,我们可以将企业风险定义为:企业风险是指企业在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各种难以预料或难以控制因素的作用,使企业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从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企业的风险按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1.2经营风险的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1.1.1经营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方面的原因给企业目标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经营风险因具体行业、具体企业及具体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就特定时期的特定企业而言,经营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市场需求的变化、产品价格的波动、原材料成本的变动、固定经营成本的比重、企业经营杠杆的大小等,总之,凡是由于营运管理方面的原因导致企业收益产生的波动,都可以认为是经营风险的影响因素。

1.1.2财务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财务风险是指筹资风险,它是企业在为取得财务杠杆利益而利用负债资金时,增加了破产风险以及普通股每股收益(EPS)大幅度变动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财务风险主要受企业的筹资决策的影响,主要的影响因素有:资本供求的变化、利率水平的变动、企业获利能力的变化、债务到期日的长短、资产流动性的强弱、临时筹资能力、财务杠杆的大小等。

2企业风险管理角度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解读

在对企业的风险管理理论做了一个梳理后,我们依照中央“五大重点任务”的政策指引,来谈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困难企业如何进行风险分析和管理。

2.1企业的“去产能”也是“去杠杆”

“去产能”在国家层面来讲,主要是针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对这些行业过剩产能进行淘汰,对过剩的产能进行清理,其实就是“关、停、并、转”。从企业的角度,就是在分析行业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运用SWAT矩阵分析企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收缩规模及退出的领域;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回收流动资金,增强企业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二是产能的降低,可以降低企业的固定经营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杠杆,进而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2.2企业的“去库存”就是“提高资产流动性”

1)“去库存”在国家层面来讲,主要是针对房地产等行业的库存商品房,要加快出清的速度,避免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扩散。

2)在企业方面,库存增加及影响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会影响企业的财务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库存增加会导致存货贬值,影响企业的收益,进而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增加;另一方面,企业库存的积压,会导致企业的资产流动性下降,进而导致企业的流动比率下降,降低银行对企业的信用评级。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就是降低企业的库存水平,企业要采取积极的措施降低库存,首先坚决降低过剩产能以避免库存增加;其次,采取降价等措施清理库存。

2.3企业的“去杠杆”就是“合理负债”

1)“去杠杆”从国家层面来讲,主要是降低钢铁、水泥、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实体经济的财务杠杆,降低其财务风险,避免风险传导到金融机构,并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产生系统性风险。

2)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负债增加会提升企业的财务杠杆,财务杠杆既会给企业带来财务杠杆收益,也会带来财务杠杆风险,所以对企业来讲必须“合理负债”。目前企业的高财务杠杆主要是由于企业的银行贷款导致的,降低财务杠杆,可以做大分母,增加股权融资的比重,例如增发新股、发行优先股,利润分配上采取剩余股利政策,避免高分红;另一方面,可以减小分子,即降低负债的规模或者将利率比较高的负债置换为利率比较低的负债,例如可以和银行进行谈判,实施市场化的债转股,还可以进行债务重组,与银行协商债务减免及利率优惠。

2.4企业的“降成本”就是“挖潜力”

1)“降成本”在国家层面来讲,主要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企业财务成本、物流成本、电力价格、社会保险费等在内的一整套降成本“组合拳”。

2)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降成本”可以降低企业的盈亏平衡点,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要努力采取措施,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期间费用和合理避税;一般来说,产品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间费用主要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全面预算管理、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等措施来提高材料的利用效率,降低制造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另外,如果企业机构臃肿和人员过多的话,可以利用国家设立1 000亿转岗安置的专项资金的机会,可以精简机构、简编缩员。

2.5企业的“补短板”就是“平衡”

1)就国家层面来讲,补短板就是强根基、清障碍,重在持续扩大有效供给。在推进城镇化、产业改造升级、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需有针对性地加大对落后领域的支持和投入,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适应性和灵活度,科学矫正各项资源要素配置,助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2)在企业方面,“补短板”就是要平衡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从风险的角度来讲,企业要将“当前风险”和“未来的风险”进行平衡。任何企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平衡在人力资源、市场、技术创新及企业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忽略任何一个方面在长远来看都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例如,要享受国家的税收减免政策需要企业有完善的财务核算制度;企业如果不持续进行技术创新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3建议

在企业方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充分利用企业的外部有利的政策因素,从企业内部化解企业的风险(包括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三去一降一补”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企业最重要的是如何借助政策外力,努力练好“内功”,最终实现“破茧重生”,“凤凰涅槃”。因此,笔者对企业的建议是。

3.1注意企业的各种杠杆搭配

所谓杠杆,其实就是“以小博大”,对企业来讲,涉及三类杠杆:经营杠杆、财务杠杆及综合杠杆,他们都是属于企业风险的影响因素,他们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主要是放大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这就是杠杆效应。企业的杠杆效应,是指由于企业固定经营成本和固定资本成本的存在,当企业业务量(销售额S或者销售量Q)发生较小的变化时,公司普通股每股收益EPS(或者息税前利润EBIT)会同方向发生较大的变化。

杠杆效应既能给企业带来收益、也能为企业带来风险,企业应仔细分析企业的经营杠杆及财务杠杆的大小,努力控制企业的综合杠杆(及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的叠加效应);如果企业的财务杠杆比较高,就采取措施降低财务杠杆至合理的水平,适度负债。如果经营杠杆比较高,就可以采取资产重组及资产出售等措施,降低企业的固定经营成本。

3.2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陈立文(2008)认为:“目前,在某些国家,金融界、企业界和项目管理领域,风险管理的理念、技术、方法和手段,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制定、投融资决策、财务报告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等方面,涵盖了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安排,到各项业务运作流程和操作等各个层面,进而形成了一种综合传统风险管理方法和技术的新的思想———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在企业方面,“三去一降一补”只是针对企业目前比较突出的风险所采取的管理措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时期,企业面临的风险因素是千差万别的,企业必须进行全面的风险管理。企业要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措施、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

摘要：对企业风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从企业风险管理的角度对“三去一降一补”进行全新解读;针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现象及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风险管理,三去一降一补,解读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Z].2006-06-06.

[2]王农跃.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研究[D].河北:河北工业大学,2008.

[3]平言.解析明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5:补短板就是强根基[N].经济日报,1015-12-29.

银行收入结构与风险承受 篇10

现有研究认为,银行多元化经营能够降低银行的风险承受水平,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能给银行带来经济利益(Templeton&Severiens,1992;Deng&Elyasiani,2008;Sanya&Wolfe,2010)。如Sanya&Wolfe(2010)以11个新兴经济体中22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发现银行收入多元化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不少研究也发现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拓展与非利息收入相关的活动并没有降低银行的风险,甚至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受水平(Lepetit et al,2008;De Young&Roland,2001;Demsetz&Strahan,1997),如Lepetit et al(2008)以欧洲的银行为研究对象,发现银行拓展与非利息收入相关的经营活动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受水平。研究对象所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的差异是导致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银行的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收入结构中对利息收入的依赖逐步减弱,佣金及手续费收入所占比例持续增加。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银行收入结构对银行风险承受的影响对我国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选取我国19家全国性银行(已上市的有14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利用非利息收入所占比例和收入集中指数来衡量银行收入的多元化程度,研究了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银行风险承受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银行多元化经营能给银行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银行收入的多元化能够较为明显地降低银行的总体风险,明显地降低银行的非系统风险,但同时也会明显地提高银行的系统风险和资产风险。本文的结果表明,我国银行可能存在利用多元化优势经营风险更高的贷款,从而削弱了多元化经营的风险分散效应。

二、文献回顾

(一)多元化经营能降低银行风险承受水平

Templeton&Serveriens(1992)研究发现,银行扩展与金融服务费用相关的活动,能够降低银行的总体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但对系统风险和利率风险没有显著影响。Sanya&Wolfe(2010)以11个新兴经济体中22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银行绩效、银行风险承受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Herfindahl Hirschmann Index指数来衡量银行收入的集中程度,研究发现,银行收入多元化,包括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之间的多元化、非利息收入中佣金收入、交易费用收入和其他非利息收入组内的多元化,都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Baele et al(2007)研究了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他们发现银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非利息收入占比)对银行特许权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收入多元化会提高银行的系统风险,但会降低银行的非系统风险。Deng&Elyasiani(2008)也发现,地理分散化能够降低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承受水平。

(二)多元化经营不能降低银行风险承受水平

Lepetit et al(2008)以欧洲的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银行收入结构与风险承受之间的关系,发现银行拓展与非利息收入相关的活动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受水平,进一步区分银行规模以及与非利息收入相关的活动来源发现,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风险承受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是来源于小规模的银行,并且主要是由佣金及费用活动所导致的。Demsetz&Strahan(1997)认为,银行的合并行为能提高银行的分散化程度,但银行风险承受水平的变化取决于银行合并伴随的银行经营活动的变化,大的银行控股公司利用多元化的优势经营风险更高的贷款,在经营中保持较低的资本率,并不能降低总体的风险承受水平。Stiroh(2002)的研究也发现银行拓展非利息收入相关的活动并没有给银行带来利益,从风险调整的收益看,银行非利息收入所占比例与风险调整的收益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Berger et al(2010)对我国银行经营的分散化与盈利能力做出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贷款、存款、资产和地理的集中度都对银行盈利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资产中不良贷款准备金、不良贷款所占比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Cosci,Meliciani&Sabato(2009)对银行多元化经营与银行贷款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与银行金融服务活动相关的收入越高,银行对贷款的筛检就越松,也就是说佣金收入(金融服务收入的代理变量)越高,银行贷款的质量越低。Lepetit et al(2006)也发现,非利息收入较高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率大大高于非利息收入较低的银行,因此,非利息收入高的银行,可能利用贷款来招揽客户,进行产品的交叉销售。国内学者黄隽、章艳红(2010)以美国数据为例,研究了银行规模和非利息收入变化对银行风险承受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风险承受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银行非利息收入所占比例越高,银行的破产风险越高。周开国、李琳(2011)利用总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和营业收入增长率的方差来衡量银行风险承受水平,研究了我国银行收入结构对风险的影响,他们发现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银行风险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投资分散化理论,分散投资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不改变预期收益水平的同时降低风险,分散风险是投资分散化的基本效应,当投资组合足够大时,非系统风险甚至可以完全消除。因此,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能够分散风险,降低银行的风险承受水平,或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能给银行带来经济利益。由于风险分散效应主要降低的是非系统风险,因此,银行收入多元化程度越高,银行总体风险承受水平和非系统风险承受水平越低,收入多元化与银行总体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承受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假设1:

假设1: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银行总体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承受显著负相关

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具有经济利益,但银行可能利用多元化优势经营风险更高的贷款,利用发放低利率的贷款和较松的贷款筛检政策来招揽客户,进行交叉销售,从而使贷款资产的质量下降。Demsetz&Strahan(1997)认为,银行的合并行为能提高银行的分散化程度,但银行风险承受水平的变化取决于银行合并伴随的银行经营活动的变化,大的银行控股公司利用多元化的优势经营风险更高的贷款,在经营中保持较低的资本率,并不能降低总体风险承受水平。Lepetit et al(2006)和Cosci,Meliciani&Sabato(2009)的研究也都发现,银行非利息收入越高,贷款的质量越低。因此,收入越分散的银行,资产的风险越高,收入多元化与银行资产承受的风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银行收入多元化程度越高,资产的风险越高。基于上面的分析,得到研究假设2:

假设2:银行收入多元化与银行资产风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银行收入多元化程度越高,银行资产的风险越高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泰安信息服务中心数据库,样本区间为2005年至2010年。收集了除3大政策性银行外的19家全国性银行的数据,其中包括14家上市银行,剔除了数据缺失的观察值,共得到104个观测值,其中上市银行的部分为60个观测值,最后对数据进行了上下1%的极值处理。

(三)模型设立与变量定义为了检验上述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研究模型如下:

其中,Risk为因变量,衡量银行风险承受水平,主要包括不良贷款率Npd,用来衡量贷款资产的风险、银行总体风险Risk1、系统风险Risk11和非系统风险Risk12;No_int、Com、Inv、H_inc和H_non为自变量,分别代表非利息净收入占总净收入的比例、佣金及手续费净收入占总净收入的比例、投资净收入占总净收入的比例、收入集中度1和收入集中度2;X代表一系列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银行规模Size、总资产净利率Roa、权益比重Fl,银行性质Banknat以及新会计准则变量T,各变量的具体描述见表(1)。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非利息净收入所占比例变量(No_int)的结果看,总体的均值为0.1626,表明近6年来,我国银行非利息净收入约占总净收入的16.3%,其中国有银行的均值为0.1946,大于非国有银行的0.1520,表明国有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总净收入的比重比非国有银行平均高4.3%。从佣金及手续费净收入所占比例变量(Com)的结果看,总体的均值为0.0846,表明我国银行总净收入中,约有8.5%为佣金及手续费净收入,其中国有银行的均值为0.1451,非国有银行的均值为0.0644,表明总净收入中,国有银行的佣金及手续费净收入占总净收入的比重比非国有银行高约8.1%,并且是非国有银行的2倍多,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在佣金及手续费净收入上具有较大差异。从投资净收入所占比例变量(Inv)的结果看,总体的均值为0.0739,表明总净收入中约有7.4%来自投资净收入,其中非国有银行的投资净收入约占7.8%,比国有银行高1.7%。从收入集中度变量(H_inc和H_non)的结果看,非国有银行的均值为0.7581和0.7498,都高于国有银行的0.7035和0.6952,表明非国有银行收入的集中程度高于国有银行,国有银行收入来源更分散。从不良贷款率(Npd)的结果看,总体均值为0.0368,表明总体来看,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为3.68%,其中,国有银行的均值为0.0498,非国有银行的均值为0.0325,表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非国有银行高约1.7%。从总体风险(Risk1)、系统风险(Risk11)、非系统风险(Risk12)的结果看,非国有银行的风险承受水平均高于国有银行。

(二)回归分析本文对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风险承受进行了回归分析:

(1)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风险承受。表(3)报告了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风险承受的回归结果,从非利息收入变量(No_int)的结果看,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72(P=0.120)和-0.0469(P=0.105),边际显著为负,表明银行非利息收入越高,银行总体风险承受水平越低;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941(P=0.052)和0.6960(P=0.050),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系统风险显著正相关,即银行非利息收入越高,系统风险越高;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63(P=0.072)和-0.0561(P=0.067),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非系统风险显著负相关,即银行非利息收入越高,非系统风险越低;模型7和模型8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143(P=0.014)和0.1119(P=0.019),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银行非利息收入越高,银行不良贷款率越高,资产的风险越高。从表(3)银行规模变量(Size)的结果看,模型1、模型2、模型5、模型6、模型7和模型8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银行规模与银行总体风险、非系统风险以及资产风险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而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系数表明银行规模对系统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从权益变量(Fl)的结果看,模型1、模型2、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权益所占比重与银行总体风险、非系统风险显著正相关,即银行权益所占比例越高,银行承受的总体风险和非系统风险越高;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权益所占比例越高,银行系统风险越低;模型7和模型8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权益所占比重对银行资产的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从银行性质变量(Banknat)的结果看,模型2、模型

注:括号内报告的为P值,***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5、模型6、模型7和模型8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同时考虑其他银行层面因素的影响时,国有银行承受的总体风险、非系统风险和资产风险都显著高于非国有银行;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国有银行承受的系统风险显著低于非国有银行。从变量T的结果看,模型2和模型6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新会计准则执行后,我国银行总体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有了显著的提高,模型4和模型8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新会计准则执行后,我国银行系统风险和资产风险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下面各表中报告的控制变量的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不再重述。

(2)银行非利息收入与风险承受:基于银行非利息收入来源的分析。表(4)报告了银行非利息收入来源与银行风险承受的回归结果,从银行总体风险(Risk1)的回归结果看,模型2佣金及手续费收入变量(Com)的回归系数为-0.1094(P=0.089),显著为负,而投资收入变量(Inv)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非利息收入对总体风险的负向激励主要来源于与形成佣金及手续费相关的活动。从银行系统风险(Risk11)的回归结果看,模型3和模型4投资收入变量(Inv)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749(P=0.061)和0.7895(P=0.047),都显著为正,而佣金及手续费收入变量(Com)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系统风险的正向激励主要来源于与形成投资收入相关的活动。从银行非系统风险(Risk12)的结果看,模型5和模型6佣金及手续费收入变量(Com)和投资收入变量(Inv)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银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非系统风险的负向激励与产生非利息收入的活动来源没有显著关系。从银行资产风险(Npd)的结果看,投资收入变量(Inv)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088(P=0.019)和0.1014(P=0.036),显著为正,表明非利息收入与银行资产风险的正相关关系更多的来源于与形成投资收入相关的活动,佣金及手续费收入变量(Com)的结果也表明佣金及手续费收入对银行资产风险也具有正向激励。上述结果表明银行可能利用多元化经营的优势经营风险更高的贷款,从而提高了银行贷款资产的风险承受水平。

(3)银行收入集中度与风险承受。表(5)报告了收入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受的回归结果,从收入集中度变量(H_inc)的结果看,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40(P=0.122)和0.0343(P=0.102),回归系数边际显著为正,表明收入集中度对银行总体风险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激励,即银行收入越集中,银行总体风险越高;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086(P=0.050)和-0.5066(P=0.049),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收入集中度对银行系统风险具有显著的负向激励,即银行收入越集中,银行系统风险越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10(P=0.072)和0.0412(P=0.064),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收入集中度对银行非系统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即银行收入越集中,银行非系统风险越高;模型7和模型8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38(P=0.081)和-0.0610(P=0.101),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银行收入集中度对银行资产风险具有显著的负向激励,即银行收入越集中,资产的风险越低。表(6)进一步报告了收入集中度(包括不同非利息收入的收入集中指数)与银行风险承受的回归结果,从收入集中度变量(H_non)的结果看,模型3、模型4、模型7和模型8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416(P=0.051)和-0.4373(P=0.052)、-0.0719(P=0.029)和-0.0699(P=0.036),都显著为负,表明收入集中度对银行系统风险和资产风险同样具有显著的负向激励;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44(P=0.083)和0.0349(P=0.072),表明收入集中度对银行非系统风险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从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系数看,收入集中度对银行总体风险同样具有边际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结果表明,银行收入越集中,收入分散化程度越低,银行总体风险和非系统风险越高,系统风险和资产风险越低。银行收入多元化能够降低银行的总体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同时也会提高银行的系统风险和资产风险。我国银行可能存在利用多元化优势经营风险更高的贷款,或利用贷款来招揽客户,进行产品的交叉销售,从而显著提高了银行资产的风险,这削弱了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风险分散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还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投资分散化理论,当非利息收入上升时,银行经营分散化程度越高,然而,如果非利息收入上升至一定比例,甚至超过利息收入时,分散化程度是下降的,尽管这种情况违背了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存在的前提,但从理论上讲这种非线性的关系应该是存在的,因此,我们用非利息收入所占比例的平方代替本文的非利息收入变量(No_int),回归结果见表(7)。表(7)的结果表明,非利息收入越高,分散化程度越高时,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风险承受的影响与本文报告的完全一致,但各回归方程的调整的R方都略小于表3报告的结果,因此,单边来讲,当提高非利息收入,银行分散化程度提高时,非利息收入与银行风险承受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线性关系。此外,也用投资收入和佣金及手续费收入的平方代替本文的投资收入变量(Inv)和佣金及手续费收入变量(Com),结果也与本文报告的一致,但调整的R方也比表(4)报告的要低,因此,单边来讲,线性拟合的效果更好。我们用非利息净收入除以总资产代替本文的非利息收入变量(No_int),重复上述所有回归,所得结论与本文报告的基本一致。对总体风险的分解采用双指数法,所得结论也与本文报告的一致,此外,非利息收入对利率风险没有显著影响。用投资净收入和佣金及手续费净收入单独与银行风险承受进行回归,所得结论也与本文报告的一致。

五、结论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和管理风险 篇11

[关键词] 银行治理结构 风险管理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这个词本身也是最近二十年才出现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起初主要用于企业的改革，近几年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国际国内社会都对这一问题都非常重视，出现了一系列的公司治理原则和标准。1999年5月经合组织发布了《OECD公司治理原则》，1999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改善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同年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并明确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标和途径。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良好的治理结构是保证银行减少运营资本，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决定性条件。

一、银行治理结构的一般框架

公司治理结构大体上分为：英美模式和德国模式。英美模式是建立在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制上，所有权比较分散、股东难以有效监控管理层，容易产生代理问题，一般靠比较细致的法律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德国模式建立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上，不依赖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司股权较集中。由于产品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上述两类模式将会趋同。

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出版了《改善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它是银行治理方面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尽管银行治理结构和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所差别，但是也遵循共同的基本原则：构建银行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所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确保银行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经营，增加银行的透明度和会计责任。

按照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改善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的指导性文件，银行董事会是银行治理结构中的核心环节，它具有以下职责:（1）确立全行认同的公司价值和战略目标；（2）对银行的经营和健康负最终责任，依据相关法律和管理规定操作；（3）界定清晰的责权，明确各自的责任并经常对其进行评价；（4）建立董事会、管理层内部审计人员之间的协作关系和合作机制；（5）在董事会中建立一些专业化的委员会，如提名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等，以便对重要领域实施直线领导。

另外，设立（独立）董事，担任外部董事的应该是管理专家，熟悉银行的经营管理及发展趋势，在银行经营困难的时候能够提出锦囊妙计，外部董事人数应该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不仅要保证大股东的利益，更多的是要保证小股东的利益。

总之，银行治理结构问题就是有效的设计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使代理成本和风险达到最小。

二、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缺陷与风险防范

国有商业银行所出现的问题，是由不完善的委托代理机制所导致的有缺陷的内部治理结构而产生。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存在多种的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是全民和政府之间，二是政府与官员之间，最后是商业银行内部的多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一个大型商业银行内部，总行处于委托人地位，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基层经营机构则处于代理人地位。

这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往往导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信息不对称、侵犯委托人利益等现象。不完善的委托代理机制所派生出的法人治理结构必然是不合理，会使银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忽略风险问题。

第一，国有商业银行所有者缺位。冗长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可避免会导致银行职员和管理层“偷懒”行为：虚增存款、循环贴现、关联贷款、隐瞒不良贷款等；政府官员做为形式上的委托人也会偷懒、监督不力；而更严重的后果是官员和经理合谋，共同瓜分资本剩余。可以说，国有商业银行这种隐含的“所有者实质性缺位”问题是其经营业绩不良，违规操作等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第二，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是由股东选择，而是由中组部考核、国务院任命。银行的经营者既不要为其错误的决策承担责任，任命者也无需为其错误的任命承担责任。这种免责的委托代理方式在正常的企业中是难以想象的，容易导致严重的寻租现象，并且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一些不轨的经理人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来谋取银行职位；一些风险偏好的经理人进入银行系统，他们以向政府允下较高经营目标来排挤其他经理人，这些目标往往难以实现。经理人在取得代理职能后，往往不是按照原来允诺的契约运作，为了取得更好的业绩，为了自己的仕途前程，很可能从事一些高风险的投融资活动，以期獲得高的收益，来提升自己的经营业绩。这种道德风险的发生，在我国对商业银行信息纰漏不完善的情况下是难以防范的。

第三，缺乏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理论上，只有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才有动力去监督经营者。张维迎的“变压器理论”能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他假设，财产最终所有者到财产的直接支配者之间是由若干“变压器”串联而成，其中每一个“变压器”都是“降压器”（变压器越多，降压幅度就越大）。这种层层委托代理的链条越长，效率损耗就越大。如果用“初始输入电压”表示最终所有者对财产的名义关心度，从国有银行总行行长开始，分行行长、支行行长、分理处主任等，随着“变压器”增多，关心度会以几何级数下降，这最终会体现在监督不力上。

第四，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上的不完善导致风险失控。虽然近一两年国有商业银行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具备了现代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外观，但本质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仍然反映了出资者（国家）和经营者（银行）之间以行政为纽带的非经济性委托--代理关系，这使得政府在作为出资人和宏观经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下，商业银行商业性任务与政策性任务相互交织，导致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目前，不良贷款仍在严重束缚着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和创新力。由于银行内部治理这些不完备性，使得整个风险防范很容易流于形式，难以产生最佳的效果。

三、几点政策意见

第一，进行产权改革，缩短委托代理的关系链。产权关系不明造成国企贷款约束软化，企业与银行之间无法形成真正地融资关系，资金仍然在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内部圈子里进行循环。产权明晰后自然就会消除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而且能有效地消除由于所有者缺位而产生的偷懒问题。银行的产权改革是一个基础性改革，只有产权改革彻底进行了，其他改革才有意义，才能够充分发挥它们的效力。另外，要以客户为导向，进行市场细分，采用矩阵式的管理结构，以缩短银行内部的委托代理过程。

第二．建立、健全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体系。我国应在以后的改革中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道路，彻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单一股东的局面。建立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监事会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力度，减少委托代理成本。在董事会下设立提名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新筹委员会等，完备内部的管理职能部门，提高监督银行业务的能力与效率。强化监事会作用，使其真正代表股东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充分履行对董事会、经理层的监督作用。应该清楚界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能分工，以避免职能重叠，相互推诿。

第三，加强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保证及时、准确的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信息，减少由于不对称信息带来的委托代理风险问题。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力量。使银行的经理层放弃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性。

参考文献:

[1]张小松: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思考.金融与保险，2002.3

[2]涂咏梅:国有银行制度传新的演进思路.统计与决策,2003，9

[3]何问陶:制度变迁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研究.文路信息网,2006

财务风险与财务结构探析 篇12

财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它在按自己的轨迹运转的同时, 又不断与外部市场发生关系, 引发财务风险的因素也来自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 从而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两大类别。

第一, 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由于公司外部风险因素的变化而引起整个理财环境的不确定性, 从而对全社会所有公司的财务经营都产生影响的共同性风险。从性质上讲, 系统性风险就是环境风险。资本市场是财务经营的场所, 除了政治、法律、税收、宏观经济状况等环境所形成的其他风险以外, 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市场风险, 主要包括:资本商品价值下跌的价格风险, 资本商品价值上升的再投资风险, 货币资本价值下跌的购买力风险。系统性风险影响到所有被作为资本价值载体的价值形态, 由于系统风险没有有效的方法消除, 所以也称为“不可分散风险”。

第二, 非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由于特定经营环境或特定条件的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 从而对个别项目资本价值产生影响的持有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源于各个公司自身特有的营业活动和财务活动, 是公司特有风险。从公司内部管理人角度考察, 公司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经营风险和筹资风险。由于非系统风险是个别公司或个别资产的特有风险, 因此也称为“特殊风险”或“特别风险”。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资产或资本的多样化来分散掉, 因此也称为“可分散风险”。所以, 通过财务结构的调节对财务风险控制也主要是对非系统风险 (筹资风险和经营风险) 的控制。

二、财务结构与财务风险作用机制

财务结构是资本结构、资产结构及其相互联结的平衡关系。财务结构的稳定性与风险相对称、与收益相对立, 结构越稳定风险越小, 收益越低。这样, 财务结构的稳定性就进一步表现为风险与收益的结合与平衡。

经营风险归结于财务活动的不合理, 来自于资金运用的盲目性和缺乏效率。筹资财务活动带来资本成本。投资财务活动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 耗资财务活动带来营业成本, 收入与分配财务活动还原资本原始形态, 每项财务活动中都有阻碍资本价值形态转换的因素;资本配置环节、资本消耗环节、资本产出环节、资本回收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有无法实现资本价值期望要求的可能性。

筹资风险归结于财务关系的极度恶化, 如果没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财务要求, 没有资本所有权对资本使用权的权益分配和清偿要求, 就无需实现预期的资本价值, 经营风险也不会成为风险问题。可以说, 筹资风险是经营风险的结果在经济关系上的总结和反映。财务关系的恶化, 使企业得不到驱动经营活动的本金。绝大部分企业破产的直接原因, 正是无法清偿债务, 无法满足权益人的利益要求。财务是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统一, 公司财务风险也是经营风险和筹资风险的统一。财务状况的好坏直接由财务结构承受两类风险的能力表现出来, 经营风险通过资产结构承担, 筹资风险通过资本结构承担。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一是资产结构与财务风险。资产结构是资产形态比例构成及其相互联结方式。企业理财原理告诉人们, 企业资产的盈利性与流动性之间存在着矛盾。企业流动资产具有变现能力强、流动性高但盈利能力低的特点;而企业的固定资产等长期性资产属于盈利性资产, 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 但变现能力低、流动性差。由此要求企业在盈利性与流动性之间加以权衡, 并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 做出相应的选择, 以保证企业盈利性与流动性的适度平衡, 从而确保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通过资产结构的调整, 控制资产的流动性, 均衡经营风险与资产收益能力。

二是资本结构与财务风险。资本结构是资本来源比例构成及其相互联结方式, 资本结构有如下特点:短期资本是资金余缺的调节器, 但筹资风险较高;长期资本是筹资风险特别是偿债风险的保护器, 但资本成本负担轻;权益资本是公司举债的基本保证, 债务资本能够为权益资本产生财务杠杆效应。

举债经营存在财务杠杆作用。所谓财务杠杆是指由于固定性财务费用的存在, 使企业息税前利润 (EBIT) 的变化所引起的每股收益 (EPS) 变动的现象。也就是, 银行借款规模和利率水平一旦确定, 其负担的利息水平也就固定不变。因此, 企业盈利水平越高, 扣除债权人拿走某一固定利息之后, 投资者 (股东) 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相反, 企业盈利水平越低, 债权人照样拿走某一固定的利息, 剩余给股东的回报也就越少。当盈利水平低于利率水平时, 投资者不但得不到回报, 甚至可能倒贴。

财务杠杆效应既可以给企业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 也可以带来负面、消极的影响。其前提是总资产利润率是否大于利率水平。当总资产利润率大于利率时, 举债给企业带来的是积极的正面影响;反之, 举债给企业带来的是负面、消极的影响。举债经营能否给企业带来积极效应, 关键要看资金的利用效果如何与资金的收回速度快慢。资金得到充分利用, 当总资产利润率大于利率时, 举债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资金投人能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能够及早产生效益并收回资金, 则到期债务本息的偿付就越有保证。

三是资产结构、资本结构与财务风险。资产结构和资本结构相互配合, 会使经营风险与筹资风险之间产生相互稀释或相互激化作用:全负债甚至全流动负债的资本结构, 偿债风险极大, 对资产的流动性要求强烈, 而全货币的资产结构能用几乎为零的经营风险中和筹资风险;全长期资产的资产结构, 以其较大的经营风险对资金来源保障提出要求, 而全权益资本的资本结构能用较小的筹资风险稀释经营风险;长短期的资本来源与长短期的资产形态不合理地配合, 会使两类风险相互激促催化引发财务状况的恶化。因此, 要充分发挥两类风险的相互稀释效应, 在期限和数额上均衡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

三、财务风险防范

企业财务风险虽然危害巨大, 但并不是防不胜防。在了解了财务结构与财务风险的作用机制之后, 就可以通过财务结构的调整防范和及时化解财务风险, 从而保证企业健康、平稳地发展。防范企业财务风险, 主要应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 合理进行筹资, 控制筹资风险。筹资分为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 相比较而言, 由于权益性资本不能抵税及其不可收回性, 权益资本的成本要高于债务资本的成本。面对各种各样的筹资方法, 企业应当克服片面强调财务安全、过于依赖权益资本筹资的保守倾向和片面追求低成本、忽视财务风险而过度举债的倾向, 调整好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 综合权衡各种筹资方式的成本与风险, 使企业的综合资本成本最低, 达到最优资本结构。判断资本结构合理与否, 可以通过每股收益的变化来衡量。还可以根据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来分析判断在什么样的销售水平下适于采用何种资本结构。

第二, 科学进行投资决策, 加强流动资金管理, 控制经营风险。投资决策是企业所有决策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决策, 投资决策失误是企业最大的失误, 一个重要的投资决策失误往往会使一个企业陷入困境, 甚至破产。要避免盲目上规模、追求多样化的倾向, 科学地进行投资决策。企业要奉行“现金为王”的行为准则, 自由现金流量是企业价值的源泉, 其变化代表着企业实际的、可控制支配的财富的变化。企业现金流量与偿债风险有密切的关系, 现金净流量与短期债务之比越高, 说明企业用现金净流量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越强, 企业的财务状况就越好;反之说明企业支付当期债务的能力较差, 企业的财务状况不佳。

第三, 保持资产结构与资本机构平衡, 控制财务风险。要确保企业有限财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 保持资本结构、资产结构、资产盈利性与流动性的有机协调, 要以合理的资金调度为基础。合理的资金调度需要以资产结构的平衡、资本结构的平衡以及资产负债表左右双方的结构性平衡为前提。这三方面的任何一方失衡, 都将导致企业资金流动发生困难, 从而使企业陷人一定的财务困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