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共11篇）

结构性减税 篇1

201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我国继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深化财税制度改革, 坚持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使我国经济的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并且继续出现积极变化。2013年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 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扩大外需面临不少制约因素, 内需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也不小, 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收入增速减缓, 经济趋稳的基础不够稳固。在这种新形势下有必要总结近年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 选择好下一步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本文针对我国近年推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尚未解决的问题, 提出新形势下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几项选择建议。

一、我国的税负情况和结构性减税政策

我国税收收入额排在前六位的税种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关税, 2011年这六项税收收入之和占税收总额的93%。这其中, 与消费相关的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 平均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企业所得税约占18%;个人所得税约占7%。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为财政收入的90%左右, 占GDP的比重接近20%, 如果将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一起计算政府收入合计数, 则占GDP的比重达到35%以上, 我国纳税人的真实税负水平高出一般发展中国家, 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自2008年底起, 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 主要有: (1) 2009年起增值税全面实现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 允许企业对购进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予以抵扣。 (2) 自2008年底至2009年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 (3) 2009年经济处于低谷时, 将个人转让住房免征营业税的持有年限由5年降为2年, 并下调个人买卖住房的房产税, 2010年经济复苏且房市过热, 营业税免征的持有年限又恢复为5年, 同时差别化住房信贷, 分地区提升土地增值税的预征率。 (4) 2011年再次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为3 500元。 (5) 2012年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 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重点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同时实施一系列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措施。 (6)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 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推进消费税和房产税等多项税收制度改革。免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增值税、农产品初加工企业的所得税, 下调车辆购置税, 国际运输业免征营业税, 上调增值税与营业税起征点, 金融机构涉农业务免征、减征营业税等。

上述减税政策促进了税制优化, 对提高经济工作的主动权、保障经济增速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不断增加的高税负必然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起阻碍作用, 增值税转型带来了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内的快速增长, 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受减税政策影响局部消费增长明显而总体边际消费倾向继续下降;出口退税政策只对出口具有短期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滞后性。

二、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尚需解决的问题

1. 结构性减税并没有降低总体税负, 居民对实际税负加重感觉明显。

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过高, 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2006年至2011年, 我国税收收入保持刚性增长, 2010年和2011年的税收增长率均保持在23%左右的高位。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已过万亿元, 但增幅比2011年减半, 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回落。近几年税收占GDP的比重一直稳步上升, 2011年已升至19%, 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复苏, 但税收收入的增长率远远高过GDP的增长率, 税收占GDP的比重过高, 这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并没有降低总体税负, 过高的宏观税负将会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与普通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食品、房价、能源、服务类等价格连年大幅度上涨, 依据价格确定的契税、营业税、印花税、资源税、增值税、燃油税附加等税种的税费水涨船高。居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支出还包含了一部分政府收费, 如自来水中的污水处理费。这些税费和收费的增加, 对大多数工薪阶层和居民来说, 实际税负加重感觉明显。

2. 税收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过去的结构性减税方案中宏观调控的较多, 优化税制结构的较少, 税收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我国税收结构中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构成的间接税比重过高, 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导致垄断企业获取高额利润, 造成物价上涨趋势难以遏制: (1) 间接税征收的比重过高会推高物价、抑制内需, 加大调结构的难度; (2) 服务行业征收营业税, 会造成重复征税, 使税负增加, 企业竞争力下降; (3) 较高的间接税会增加企业运营的资金压力, 加大企业转型的难度; (4) 间接税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中, 通过提高商品售价进行转嫁, 使税收负担成为广大消费大众的负担, 容易引发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者税收痛苦感受。

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导致过去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主要是针对间接税, 2001年至今, 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一直在降, 但降低幅度不超过5%, 2011年我国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还高达65.1%, 所以间接税还有相当大的减税空间。

3. 结构性减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结构性减税的目的除了稳增长、调结构外, 还必须做到真正惠民生。近几年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主要关注的是企业而不是个人,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所占比例偏低, 只有6%左右, 降低个人所得税对整个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有限。我国的现状是收入分配不公现象还在加剧, 贫富之间差距很大。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人均年收入有的相差十几倍, 特别是垄断行业靠垄断取得高额利润, 其职工人均年收入与一般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相差几倍;同一个单位的高层领导和普通职工的收入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部门做同样工作的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三者之间的工资差别有的达到近十倍, 享受的福利差别就更大了。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减少这些差别。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负和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能够调节收入分配, 前者是增税政策, 后者是减税政策。最近几年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还很不够。

三、新形势下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路径选择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经过5年, 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2012年虽然我国执行了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等结构性减税政策, 但是目前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仍然十分严峻。因此, 为防止经济下行, 必须要调整好经济结构, 在2013年要继续贯彻落实好现有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同时还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1. 稳定宏观税负, 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增税相结合。

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实现了历史跨越, 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但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仍较低, 人均GDP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税收收入的规模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相适应, 所以一定要稳定宏观税负。要通过减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最终消费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但是单纯的减税会加剧财政收支不平衡, 产生财政风险。

税收收入关系到政府收入, 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因此要稳定宏观税负就必须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增税相结合, 就必须完善税收制度体系, 进一步推进税制内部结构优化。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当然是减税, 但必须考虑结构, 要调整不同税种的税收比重, 也就是说, 不同税种有的减, 有的不减, 有的要增。例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就会使营业税减少、增值税增加;提高直接税比重就会导致直接税增加、间接税减少。结构性减税是税收有增有减, 但最终不一定会导致税收总量的减少, 增税因素是多方面的, 可能会使税收保持适当增长甚至是较快增长, 如增值税转型和资源税改革就会使税收得到较快增长。结构性减税是税收比重的变化, 是大部分税率的降低, 结果应是减轻大部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

由于我国GDP连年较快增长, 税收收入必然也会较快增长, 但税负总体水平要下降, 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要下降。我国的税收结构还不太合理, 必须进行税收结构优化, 使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相结合。结构性减税操作还必须服从国家发展战略, 服从国家调控政策, 因此必然是反周期相机抉择的应急之策, 但也不局限于应急之策, 要通过税制优化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制度。

2. 大力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 降低间接税比例。

营业税改增值税, 是以结构性减税促进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点”, 既是重大的改革举措, 也是有效的发展措施。从上海试点的效果来看, 大大减轻了试点企业和下游企业税负, 加快了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使服务业实现了10%以上的快速增长, 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20%以上, 一批工业企业实现主辅分离, 提升了竞争力。由于服务业正是小微企业的密集地, 由原来5%的营业税税率调整为按3%缴纳增值税, 使小规模纳税人全部实现了减负, 减税幅度平均达到40%。我国有中小企业1 000多万家, 占企业总数95%以上, 创造了全国50%的税收, 如对他们全部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 必将推动就业和创业, 促进大中小企业配套协作、相互支撑, 增强整体竞争力和活力。

营业税改增值税, 要将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下调并同时调高增值税起征点。降低增值税税率可以参照大多数国家的税率水平, 将一般税率由17%降为15%, 低税率则由13%降为10%。增值税作为间接税, 既能影响投资, 更能影响消费和进出口, 增值税作为价外税, 直接表现为推高商品价格, 所以要特别对生活必需品、节能消费品、新兴产业产品、国内自主创新产品、节能环保产品实行更低的税率, 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 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对营业税未改增值税的企业, 特别是第三产业, 营业税也要降低税率, 大部分行业的税率可降至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水平, 即3%, 同时减少重复征税, 实现公平税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深化结构性减税的基础性举措, 对于降低间接税占比,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完善出口退税制度, 都具有重大意义。

3. 加大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改革力度, 促进社会公平。

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分别属于直接税和间接税, 它们是分别从财富的获得和财富的使用角度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 征收这两种税既要防止它们给中、低收入阶层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 又要充分发挥它们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国目前实行分类征收个人所得税制, 由于个人所得涉税信息严重不全, 导致易于控管的工薪所得税成了唯一的个人所得税收入, 而具有高度负税能力的财产性、资本性与隐性收入却很少控管或控管无力, 致使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收入的6%左右。而美国政府超过40%的收入是来自个人所得税, 如果加上薪酬税, 达到80%左右。很显然,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比例太低。高占比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税收超额累进机制, 可以达到自动稳定经济的目的, 经济繁荣、收入上升时, 纳税人边际税率自动增加, 使经济降温, 而经济衰退、收入下降时, 边际税率自动下降, 使经济升温。

我国分配领域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 其实质就是分配不公。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调节收入分配而不是取得财政收入。我国现在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来源于广大工薪阶层,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薪税”, 而高收入者所纳个人所得税占其收入的比重远远低于中低收入者。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是在财产 (包括固定财产和金融财产等) 差距上, 工资收入差距还处于次要位置, 因此调节财产的贫富差距非常紧迫。应该将个人所得税定位于“富人税”, 将工资、劳务费、房产出售、赠与和遗产等财产性、资本性综合收入确定为应纳税所得额。应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突破口, 逐渐建立规范的公民财产、收入申报制度。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对收入全面按身份证号使用非现金结算, 金融机构与税务机构联网, 保证对纳税人按全部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目前不少国家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在50%左右, 有的还提出要实施最高达75%的所得税税率, 我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为45%, 虽不算太低, 但主要问题是征管水平低, 实际征收到的比法定税率要低很多, 特别是对高收入群体的征收很不到位, 为此必须加大征收力度。近几年我国大多数居民的工资有所增加, 但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 居民基本生活成本增长很快, 因此还要适时提高个人所得费用扣除标准, 同时还可参照其他国家政策, 按各种不同情况对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实行退税、减免等优惠, 从而降低低收入群体税负, 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

对消费税要扩大征收范围, 提高高档消费的消费税税率。对高档皮毛皮革制品、高档家具、名贵钟表、高档电子产品等消费品、奢侈品以及高档保健品等要纳入特殊消费税征税范围。要提高某些高消费行为、非环保消费行为的营业税税率或在征收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要提高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等消费税率。只有进一步加大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的改革, 才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4. 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有效调节住房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的房地产业近几年发展很快, 房价一直飞速增长, 虽然国家的调控力度很大, 使房价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但从2008年到今天, 全国的房价普遍涨了一至两倍, 有的城市涨得更多。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需求、抑制高房价, 控制房价的增长速度, 但由于房地产业已成为刺激国民需求和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 所以一般的调控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达到目的。现在的情况是房价还在涨, 而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制造业、建筑业等却受到很大影响, 出现产品滞销、利润下降, 面临困境。

为了解决居民的住房需求, 政府在提供廉租房和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同时, 对居民的房产必须要全国联网实行统一管理, 计算总面积、总套数。

(1) 房产购买。要提供包括贷款、减税和免税等多种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本地常住居民、引进人才和在本地工作生活满三年的外来人员购买第一套普通房产;对在本地居住且自己有一定经济实力购买第二套普通房产的居民虽不提供税收优惠, 但也不作限制, 在目前没有贷款的前提下可提供少量贷款;为了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对本地和外地有经济实力的人是否可以购买第三套或更多套房产应根据房源情况决定, 如允许购买也要提高税费且不提供贷款;根据房源情况有条件地进行限购房产 (如:一年只能新买一套房产, 允许有经济实力的人购买高档房产和大面积房产, 不允许购买多套小面积房产等) 。大力支持居民购买第一套普通房产既满足了居民的住房需求, 又推动了房地产业和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其他行业的发展,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为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防止不法地产商在房产销售时弄虚作假, 违规操作, 必须进一步加强房产销售管理。

(2) 加强二手房的销售管理。对售房者出售第二套或第二套以上房产, 购房者付款后, 要通过与银行联网, 在对售房者征收个人所得税后, 房款才能到达售房者的账上。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炒房, 另一方面保证了房产出售收入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个人所得税, 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作用。

(3) 加大房地产税的征收力度。尽快抓紧房地产税征收管理的制度设计, 确定好房地产税课税对象、纳税人范围、适用税率、免征面积及税收优惠等。要规定居民免征房产税的面积 (如:一个居民在全国所有房产的免征面积和一户居民免征的人均居住面积) , 要明确房地产税税基的核定机构与不同课税对象的核定办法, 要在上海、重庆两市试行的房产税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全国房地产税改革。建议房地产税的征收对象为: (1) 别墅等高档房产; (2) 居民全国所有房产总面积超出规定且全家人均居住面积也超出规定的部分房产。征收的税率应根据房产类型和超出的房产面积而有所不同。房地产税的改革, 可以有效调节居民住房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房地产税的征收, 一方面可以对个人财产进行控制, 促进社会财富分配公平, 合理使用社会公共资源;另一方面作为地方税系的主体税种, 与营业税改增值税一起, 可以降低间接税占比重, 提升直接税占比。另外, 赠与税、遗产税与房地产税一样都是属于财产税, 是财产课税体系中的重要税种, 征收赠与税及遗产税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抑制社会浪费、促进生产投资等都有积极作用。我国已存在拥有亿万财产的群体, 因此有必要尽快开征赠与税及遗产税, 其征税范围可首先考虑房产、股权和债券等。

5. 深化资源税改革, 加快建设有利于节约资源的财税制度。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于2011年11月1日执行, 一开始就取得了明显效果, 2012年1月资源税全国增长74.6%。资源税收入的大幅增长, 增加了资源地财政收入, 增加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财力。新条例中对纳税人、税目、税率及计征方法都作了调整, 计征办法在从量计征的基础上增加了从价定率计征。资源税的改革有利于遏制过分依赖资源消耗的掠夺性资源开发, 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 有利于公平各类企业资源税费负担, 能防止国家稀缺性资源流失, 能进一步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资源税的增加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 企业必然会将新增加的负担转嫁到相关下游企业和消费者头上。这是下游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接受的。国家应考虑通过对其他税种作出适当调整, 使企业的总体税负保持平衡。煤、油、气、矿产、电、水等资源都是与广大民众密切相关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 要理顺它们的价格关系, 深化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 必要时要进行限价控制。

6.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的再分配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部分人率先富起来了, 他们拥有亿万财产, 比普通百姓的财产和收入高出成千上万倍, 但是这些富人们的税收贡献反而不及众多中低收入阶层, 税收调节的再分配作用没得到应有体现。因此, 当务之急需要重点对低收入、小微企业、实体经济、普通百姓等实施结构性减税, 要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予支持和鼓励, 要降低中小企业的税率;要对企业的新投资和科研支出等实施减税和免税优惠;要对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降低所得税税率, 要对高收入、大型企业、垄断行业、富翁等实施结构性增税。当前的问题还在于福利和税收不匹配, 财政支出对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支出的比重与国际水平相比存在不小差距。

参考文献

[1].岳树民, 刘方.新形势下的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税务研究, 2011;1

[2].贾康, 程瑜.论“十二五”时期的税制改革.税务研究, 2011;1

[3].周清.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效应及调整路径.税务经济研究, 2012;2

结构性减税思辨 篇2

2012年2月14日，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GDP增长9.2%。税收增速超过了GDP增速的两倍，计划外超收高达1.4万亿元。

纵览过去几年的税收数据，仅2009年税收增幅下滑至9.1%，2008年全国税收54219亿元、同比增幅18.8%，2010年税收总额77390亿元，23%的增幅基本和今年持平。

在2011年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为92.06%，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只有7.94%。同时，财政部的数据还显示，2011年国家税收总收入增长的22.6%中，仅企业所得税一项就占了18.7%。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税收增幅不降反增，以及企业所得税居高不下的现状，专家学者纷纷建言减税应纳入政策视野，切实为企业减负。

税负之忧

“可以也应当进入结构性减税视野的，主要是那些由企业缴纳、走价格通道转嫁的间接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对于结构性减税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经济学家许小年亦称：“我国目前企业的税负较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活力。

减税的必要性已成为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而对于微观的企业而言，对于税负更是春江水暖，其中自知。东莞凯立特电子设备厂总经理徐皓持认为，“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面临贷款难、人员招聘难、成本上升，但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税太重了。”

除了企业可能因税负过重而导致经营难以为继外，还引起了其他方面问题。

首先，对外贸有明显影响。“对间接税收入以及对企业纳税收入的过度依赖，不仅会推高境内商品相对于境外商品的价格水平，削弱境内商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会通过出口退税环节形成对进出口商品价格水平的差别影响。”高培勇在文章中表示。

其次，为高通胀推波助澜。据多位专家表示：导致去年物价上涨的原因，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成本上升推动的因素。企业过重的税负只会在价格末端放大出来。而通货膨胀相当于对百姓收税。

2011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5.4%；现期居民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5%，即：负利率为1.9%，可视同为通胀税税率1.9%。

“去年百姓交了太多通胀税，今年我国经济会减速，居民财产性收入会下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直言。

实际上，因企业税负过重而要求减税的呼声早已有之。在2008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结构性减税的呼声就已经出现。2011年，更是被诸多学者称为中国结构性减税“元年”，在这一年中先后调整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出了房产税试点、提高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在上海开始增值税扩围试点，并正式出台了资源税试点方案等等。

结构性减税一直强调小微企业，似乎有“避重就轻”之嫌。有学者直指，就当下而言，减税不应只是小微企业的“甜点”，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税，这不仅仅是为企业减负，也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奠定良好的税制基础。

结构之辩

减税呼声最高的，还是给小微企业减税。有学者撰文称：“目前1000万家小微企业，过去两年减免的税收总额每年也就在300亿左右，减免额不到总税收的千分之五。”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也认为，这些财税政策帮助有限，“如果要给小微企业减负，真正有效的是减税甚至不收税，比如小规模纳税人的营业税不收。”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虽然去年财政部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措施，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但实际上减税的规模并不大。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目前减税规模维持在百亿、十亿的水平，力度还不够，至少要达到几千亿才能够真正发挥效应。”

2011年12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说，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随后出台一系列关于小微企的减税政策。

今年2月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落实多项关于小微企减税的政策。

“要把支出和减税重点放在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上。”2月16日和1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上海召开经济发展和财税重点改革座谈会时再次强调。

从我国税收结构来看,我国绝大部分税收收入都是间接税贡献的。

2011年仅流转税就超过了总税收的70%，其中，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收入占比在2011年是全部税收收入的37.75%，消费税和营业税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41%和14.29%。

这些间接税并不是针对纳税人直接征收的,都是纳税人在消费过程中无声无息地就交了，很多纳税人毫无察觉。企业所得税也是一样。

好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在上海试点后，已有燎原之势，看来营业税被增值税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这对企业来说是一大利好。

“由于增值税在所有流转税中的总量最大，而且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方案已经公布，营业税终归要被增值税‘吃掉’；特别是倘若不同时出台其他配套措施，‘扩围’后的增值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份额将升至50%以上，比重明显偏高，所以，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显然应锁定于增值税。”高培勇表示。

而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也不容小觑，2011年上交16760.35亿元，同比增长30.5%，是GDP增速的3倍多，这是结构性减税的另一面，大幅增税。

高培勇进一步强调：“在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的前提下，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减少来自于企业缴纳的税，增加来自于居民缴纳的税。”

减税空间

如果没有一个目标，结构性减税就是一个迷宫，税收还是如去年一样，结果只会不断在提高。

“中国需要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比如，增值税降低五分之一，将会从现在17%的税率降低到13.5%。”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称。

关于减税有多大空间的问题，我们可以比照去年多征税的数字。有经济学家估计2012年国内GDP的增速大约在8.5%左右，如果税收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速，老百姓会说你多收了，那么多收的1.4万亿元去掉税收增长率的8.5%，应该就是该减的税了，这样算下来，2012年应该减税1.28万亿元呀！

减税后的好处，各位学者各有所云。

“首先中国需要立即减税来提高效率。这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投资项目实现，有可能被削减的项目本身就是累赘。其次物价高是低消费的主要原因。将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减少五分之一，将肯定能够刺激消费，消费增长额很可能会超过减税额。”谢国忠表示。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魏杰教授此前分析称：“减税的空间大概在5000亿—8000亿元之间，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大概有5倍，可以拉动4万亿的GDP。

学者施正文亦认为：“若要达到这么大的减税规模，只有从大税种入手才会有可能。降低增值税的税率，比如从现在的17%降到10%,这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另一方面也能创造空间使企业向消费者让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称：“现在的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高，要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就应该藏富于民。目前应该减税的税种没有减到位，而又增加了新的税种。”

亦有学者表示，目前结构性减税给人的感受更多是扶持产业发展或中小企业的临时性举措，还没有成为一项基本和长期的财政政策，以至于具利的减税措施只是在个别税率上微调，并没有触及不合理的税制本身。

我国将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 篇3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3月6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今年将继续执行好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 这些结构性税收减免政策, 估计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 000亿元。在结构性减税方面, 谢旭人表示, 今年将在全国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允许企业将新购入的机器设备所含的增值税税款排;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减轻企业和居民在收费方面的负担。此外, 今年还要继续执行好去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 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 暂免征收个人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人所得税;较大幅度地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 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关税, 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 并且改为单边征收;降低住房交易环节契税、印花税以及营业税等方面的税收减免政策。

摘自《财务与会计》2009.4

结构性减税 篇4

2012-12-21 03:06 来源：上海证券报字号：1214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2013年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将落在以下方面：

其一，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支持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减轻企业负担。其二，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突出重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文化等的支持力度。增加农业水利的投入。促进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其三，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保障科技重大专项顺利实施，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加快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支持实施重点生态保护工程，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林业补贴政策。

结构性减税改变了什么 篇5

未来几年是我国转向减税道路的最佳时机。通过“有增有减，重在减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对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是一剂良方，能有效传递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思路和政策导向。

从财税政策的视角盘点刚刚过去的辛卯兔年，展望壬辰龙年，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一方面，不管是我国学者还是政府，一直大力主张结构性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个体户起征点等惠民税收减税政策在去年也算可圈可点；另一方面，一系列普遍性的增税政策在今年又悄然推出，如开征地方教育费附加、税务代征工会经费、税务代征残疾人保障金、提高车船税税额等等。所不同的是，减税时大张旗鼓，而增税总是悄悄来临。这种羞答答的做法和矛盾的心情，说明我们还缺乏对结构性减税的清醒认识和执行决心。笔者今天在此着重要讨论的是，结构性减税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有什么战略意义？结构性减税的基本方向是什么？

若从计算口径、比照国家的选择、民众享受的福利水平、最优税负、税负提升速度这五个方面综合分析，我国宏观税负即使不能说过高，但至少不低。考虑到今后几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如果政府还不下定决心真正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那么，累进性的税率机制很可能会将在未来几年内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推高到拖累经济增长的边缘。

在未来的一至三年内，世界整体政治经济将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和大变革中，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难预测、最复杂、最严峻和最困难的内外部环境。在第十一届中国经济论坛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形势会非常严峻，“经济下行”将不可避免。

外部环境方面，欧洲债务危机、中东社会动荡、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信心不足等因素都势必会导致中国出口增长乏力。另外，发达国家的低利率政策和经济复苏刺激计划也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通胀压力。外需乏力，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扩大内需。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房价过高、工薪阶层收入过低等一系列问题却又成了我国进一步提振内需的现实障碍。

此外，我国还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紧缺、虚拟经济存在泡沫化风险、社会体系不稳定等现实问题。因此，切实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方针，是今年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不二选择。

在当下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刺激经济增长，无外乎两条路，一条路是推出类似2009年那样的4万亿刺激计划，但我国尚未形成以创新驱动和技术主导的内涵式增长模式，一味继续扩大投资只会造成产能过剩和通胀，将给经济转型带来更大困难；另外一条路就是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这正是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意义所在。而且，“有增有减，重在减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减少收入差距、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也是一剂良方，通过“一增一减”能有效传递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思路和政策导向。

在目前形势下，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落脚点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根本目标是优化税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不是普遍性的减税，更不是“减少增多”的变相增税政策。笔者课题组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自1995至2009年，虽然我国“税收持续超经济增长”最主要来源仍是经济增长因素（平均贡献大约为60%），但增税政策对税收增长确实也功不可没（平均贡献大约为23%）。

增税无疑是我国过去20年来的基本税收政策路线，未来几年是转向减税道路的最佳时机。从基本含义和战略角度看，结构性减税政策反对整体上增税，更反对不加选择地普遍性增税。笔者以为，要真正发挥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作用，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民生消费减税，对奢侈消费增税。“调收入、惠民生”既是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也是今后税收政策调控的方向。我国税制结构的特点是流转税等间接税占比太高，日常消费品、工薪收入承担了较重税负。今后，我们理该对日常消费品，如化妆品、食品和副食品、服装等基本民生领域消费实施减税，对进口汽车、别墅、珠宝、高档烟酒等奢侈消费品，以及个人拥有的多套住房实施增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无房人群的租房开支、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利息开支、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培训开支、大病医疗开支等等考虑给予一定比例的税前扣除。

第二，对垄断大型企业增税，对中小型企业减税。未来世界经济的寒冬是所有企业的寒冬，但更多还是中小企业的寒冬。正如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所言，“中小企业还来不及转型的时候，需要政府扶持一把，在严冬下给它一个温暖的棉被或者暖房”。在深化体制改革还未完成的情况下，对垄断大型企业增税也不失为临时之策。而对中小企业，可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对微利企业和小型微利企业，还可考虑暂时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三，对低碳经济减税，对高投入高污染企业增税。无论对全球温室效应存在多大争议，低投入、自然、环保、循环利用肯定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尽快开征环境污染税、碳税，提高资源税标准，对环保设备改造、循环经济利用、绿色节能项目开发可以实行加计扣除。

第四，对高技术产品减税，对粗放式发展增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前期，可对努力转型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扶持一把。对研发投入大、致力于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企业，尤其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不妨实行更大幅度的税收优惠。对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以及低附加值的粗放式生产企业则分类逐步增税。

当然，在大力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必须注意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目前，我国还缺乏有效的政府边界界定，财政预算缺乏软约束，财政支出也缺乏有效监督。我们必须要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不能减了税也减了公共福利支出。

中小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研究 篇6

一、结构性减税的基本含义

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性减税, 是一种既有增又有减的税种调整形式, 是面向特定税种和特定目的而实施的降低税负水平的方式。其主要特点如下:其一, 这是一种既有增又有减的税收调节机制, 并非是单纯性地减免税收。其二, 结构性减税和一般性的有增有减的税收调节形式有所差异, 其目的性相当强。结构性减税主要是为了一些特定群体或数个特定税种以削减税收的方法。结构性减税所选择的群体与税种一般是和当时的国家政策存在关联的。比如,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曾出台过“扩内需, 保增长”的调控目标, 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倾向自然也应当符合这一政策的要求。其中增长的一面主要是面向污染与破坏环境行业等方面的税收, 比如环境税、资源税等。而减的一面则主要是面向个人所得税、储蓄以及证券交易等部分进行减免的, 同时, 还推出了增值税转型及出口退税等有利于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二、中小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的重要意义

结构性减税中的减税政策之所以主要面向中小企业, 其原因在哪里?因为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为切实克服困难, 国务院已经调整了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 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保障我国经济能够得到平稳快速的发展, 而结构性减税是重要的政策之一。在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时要对中小企业进行大力扶植, 主要原因为:

一是中小企业所具有的特点确定了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三十多年的开放, 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大批中小企业已经发展起来, 为当地财政与国家财政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据统计, 中国目前的中小企业数量已达到了四千多万户, 占全国企业总数量的99.8%以上, 且许多地方的中小企业在发展进程中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因而发展成为扩大就业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 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力的供求矛盾, 确保了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同时, 大量中小企业已成为中国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一部分中小企业所发明的专利与所开发的产品深受市场欢迎。在一些地方, 中小企业已经形成了产业群, 成为产业链当中的基础成分和大型企业的供货商。二是因为大量农民工在回到家乡之后开始自主创业, 从而解决了当地农民的打工问题, 同时也缓解了当地农业劳动力匮乏的问题, 有利于中国城乡经济的良性发展, 而且还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一项统计, 我国的乡镇中小企业在服装、纺织品以及玩具等家居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之中也具有相当大的比例。所以, 国家对于这部分企业实施力扶持时所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之中,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了中小企业提供了足够多优惠的税收服务。

二是我国的中小企业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 但仍面临着大量的问题。比如, 每年都有大量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宣告倒闭。尽管已经倒闭的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主要属于外向型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的倒闭之风在不断蔓延, 究其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由此来看, 尽管我国的大量中小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然而中小企业的发展依然显得不够成熟, 机制也不够健全。面对着越来越激烈的国内与国际市场竞争, 尚有大量需要国家加以扶持之处。唯有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植, 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才能更为欣欣向荣, 而税收政策的扶持则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中小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的具体设想

(一) 健全完善增值税制度

增值税是我国目前的最大税种, 每年国内增值税的收入达到了全国总体税收的30%左右。所以说, 增值税转型不但能够控制企业的生产成本, 极大地激励投资与促进技术的进步, 调整与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而且对于整体税收来说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一步, 增值税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的方向主要是不断扩大增值税征税的范围, 在最大限度上将商品、劳务服务等纳入到增值税的增税范围之内。比如, 可以把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房地产业、与工业生产具有密切联系的服务性行业纳入到增值税的范围之内, 变目前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各个税种为统一的增值税, 这样就能彻底地改变当前商品劳务税具有多个税种的现状, 以实施税制简化政策。同时, 要进一步降低商业行业中小规模纳税人所具有的征收率, 并且适当地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

(二) 大力改革资源税制度

目前征收资源税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征收资源税以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 从而让各资源开发企业能够在比较合理的盈利基础之上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 让企业能够不断改善经营管理, 从而能够提升经济效益。然而, 单一的政策目标限制了资源税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无法表达出政府对于资源所具有的所有权以及管理权, 所以也就难以通过征收资源税以表示保护资源与限制资源的开采之目标。单纯性级差性质的资源价值与不同的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一样的作用, 且不能把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加以内在化, 这就无助于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更不能把资源开采的成本加以内在化, 从而不利于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 自然也就难以保障经济的不断发展。所以, 这就需要对资源税实施更大幅度的调整以及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了扩大征税的范围、提高税率以及改进税率的结构, 将定额税率改为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相互结合、不断细化税目的设置、调整计税的依据等等。立足于改革对于资源的节约以及可持续利用, 这对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 合理改进消费税制度

在国外, 消费税和其他税种比较起来, 一直是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 其在税收之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环境与生态保护意识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步盛行, 人们这才发觉消费税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 因此, 发达国家的消费税征收范围显示出不断扩大之趋势。依据当前我国消费税发展之现状, 结合目前的形势, 消费税的改革应当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能力, 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与抑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其改进主要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不断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可以减征或者停征一部分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生活必需品的那部分征税, 比如, 工业酒精、医用酒精以及汽车轮胎等等;其二, 合理调整消费税的税率。对于一般性的生活用品和具备节能、环保等特征的产品应当实行较低的税率, 而对于不可再生资源所进行的消费及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消费行为, 则可以实施较高的税率;其三, 合理扩大征税的范围, 把一些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 资源供给较为缺乏和不适合于大规模消费的商品, 一些高消费行为以及对环境将产生污染的行为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之列。

(四) 积极完善出口退税制度

就近期而言, 积极完善目前的企业出口退税制度, 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不断减少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从而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以求解决当前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比较多, 而征收的范围又较为窄的问题。二是不断提高出口退税的税率, 应当依据出口退税率的不同档次, 平衡各种不同贸易方式的不同出口退税水平, 从而建立起更加规范和稳定的出口退税方面的政策;三是实施改进出口退税负担的新机制, 中央政府要做到全额承担出口退税。就长远而言, 强化税收征管与金税、金关等各个部门数据进行联网的及时性, 而理想的出口退税机制不仅稳定, 而且可以加以预期, 不应频繁地调整, 而是应当征多少就退多少, 从而让企业能合理地预测退税的时间、范围以及金额等, 并且据此确定产品的品种以及定价。

结构性减税有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让国家财政税收收入出现大幅度的减少。为切实减轻由于增值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税负实施调整而可能对国家财政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建议在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采用以下对策:一是要在实施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大征管的力度。因为税收征管方法与手段、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等诸多因素, 大量的税收应收却未收, 由此而造成了税款的大量流失。所以, 税务部门应当严格抓好税收征管, 特别是要强化对于主税种所实施的征管, 二是通过提高征管的效率以降低征收的成本。由于我国规模庞大的税务机构所提供的税收征管效率相当低下, 税收行政成本也相当高, 大量财政资金被消耗, 所以有必要在实施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强化税务部门的人事制度改革, 以提升税收所具有的行政效率, 从而节省相当大数量的财政支出。三是降低财政支出以避免或者减少财政赤字。应当运用继续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实施精简的办法来提高其工作效率, 降低财政经常性支出。同时, 要强化人们的纳税意识, 并且关注国家投资的去向。让人们知道怎样履行自身义务、行使自身权利。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 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施行, 能够让愈来愈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政策优惠。对中小企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不仅能增进其活力, 促进国民的就业,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能够积极引导中小企业投入到升级改造之中, 从而使其朝着高附加值、高创新与低污染的行业加以转变, 进而全面优化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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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冰.优化结构, 合理减税——对当前结构性减税的思考[J].当代经济, 2009.6

[3]丛树海, 郑春荣.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财税政策选择[J].税务研究, 2009.7

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影响及发展研究 篇7

一、结构性减税的主要措施和影响

所谓“结构性减税”, 是指为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 它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 强调有选择地减税。主要是从优化税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着手, 其落脚点是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完善产业税收政策, 刺激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结构性减税是在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最早提出, 但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 我国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 针对已有税制同市场经济发展所出现的一系列不适应或矛盾, 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 进行深化改革。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 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又一轮结构性减税政策在2009年密集出台。主要包括: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改革, 继续提高出口退税率, 实行扶持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和扩大就业的税收政策等。这意味着为了刺激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目的, 我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施以“增支减税”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 也预示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税收政策调整, 将引领源税制改革继续深入发展。2011年以来, 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措施, 主要包括: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法, 将个税起征点提高, 并扩大了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减半征收小微企业所得税政策, 对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企业所得税实行优惠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11月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 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税率的基础上, 增设11%和6%两档低税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是继2009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之后, 货物劳务税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也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将增值税征收范围覆盖所有的货物和劳务, 不仅是与世界通行做法接轨, 也是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的必然选择。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有利于完善税制, 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 促进三次产业融合;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 增强企业发展能力, 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从试点方案来看, 整体会降低企业的税负, 但是对每个行业每个公司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 增值税扩围是结构性减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增加税负的前提下使得税制合理。2012年完善结构性减税将主要着力于降进口关税、减小微企业税负、扩营业税改增值税范围和推资源税改革, 相对强化进口、弱化出口, 大力激发投资和内需等措施。目的是落实2012年稳增长的既定基调, 亦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奠定了基础。

结构性减税追求的目标一是使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二是通过结构性减税对创新型、集约型的研发、生产和消费行为减税, 对粗放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的生产行为增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居民与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既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 也有利于刺激民众消费, 扩大内需, 增强居民和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实施结构性减税收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内需、调整宏观分配关系、调节收入差距, 以及构建和谐社会。

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发展建议

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就是一次既符合“充分利用税收政策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目的, 又符合凯恩斯需求理论的“逆经济周期规则”的调控尝试。可以说, 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提出是我国经济转型期财政政策的一大亮点, 是一次立足于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有针对性的税收制度改革。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出台产生一系列效应并最终影响“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稳定”的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我国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方针, 推进我国税收制度完善和经济结构调整, 让中国税收回归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契合的正常增长轨道。

(一) 优化现有税种的政策设计

首先, 在所得税内部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 降低企业所得税比重。由于现阶段个人所得税规模过小, 企业所得税在保证财政收入、稳定经济运行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实践中, 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主要手段的国际税收竞争愈演愈烈。我国企业所得税存在进一步下调的空间, 这符合国际税收竞争和企业所得税发展的大趋势, 增强了企业税后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税种结构变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也表明, 企业所得税规模的缩小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其次, 可以考虑继续加大增值税转型力度, 进而降低增值税等间接税的比重。继续扩大增值税的抵扣范围和按规范化办法扩大征收增值税的纳税人规模, 并适当降低税率, 简化税率级次。提高增值税相对占比, 降低营业税比重, 直至实现两税合并。增值税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全球化相适应的税种, 多数国家都将服务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与营业税相比, 增值税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两税合并后将会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未来增值税改革要在全国范围内、众多行业中推开, 把断裂的增值税链条连接起来, 不仅避免服务业等领域的重复征税, 也从制度上解决税收流失。再次是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对于一些服务性消费、医疗消费和教育消费以及有利于消费升级的各种消费, 应该相应减免, 而对于资源类产品的消费, 要从能源消费向低碳转型的角度进行量化调整。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 促进节能减排和引导合理消费。从价税关系来看,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将消费税由目前的价内税改为价外税, 在零售环节实行价税分列, 并引导消费税的征税环节向最终的消费环节过渡, 增强消费税对消费行为的调节。

(二) 调整完善产业税收政策

对第一产业实行轻税和涵养政策, 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对第二产业制定鼓励企业自主开发高新技术的税收政策, 加大对传统产业中高技术行业的税收优惠力度, 针对国家明确的淘汰产能落后性行业提高其税收成本, 使耗资源和高能耗行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比重下降, 逐步由增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向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集约型转变。对第三产业则继续给予更优惠的税收政策, 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继续落实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各项政策, 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壮大, 综合传统服务业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和现代服务业的后发优势。

(三) 扩大结构调整范围

首先, 可以扩大资源税的增税范围。目前资源税所提供的税收收入规模小, 征收范围也偏窄, 仅对7种产品征收资源税, 对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没有课征资源税。这不符合当今世界资源税的发展趋势, 与我国资源短缺、资源利用率低的现象也不相称, 扭曲了负税资源和非税资源的相对价格比。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扩大征税范围、提高资源税额、实行从价征收与资源补偿费改革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经济发展的潜力。其次, 从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角度出发, 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能源税、污染排放税和物业税等新税种。此外, 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 除国家明确规定不鼓励出口及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之外, 对所有货物和劳务的出口都应实行零税率, 予以彻底退税, 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 实行有利于经济转型的税制改革

结构性减税 篇8

税收负担历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财政经济问题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 一些企业和居民感到税收负担较重。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 中国连续两次位列全球第二, 这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对税收负担的热议。不过, 近年来关于税收负担问题的讨论, 大多集中于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轻重方面, 而对中微观层面的税负结构则相对涉及较少。事实上, 我国在税收负担上不仅仅存在宏观税负较高的问题, 同时还面临着税负结构失衡的矛盾。正是基于税负结构失衡的客观事实, 我国将“结构性”减税作为当前税收政策的主题, 其意图就在于通过税收的结构性调整来改变税负结构的失衡格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这为今后一个阶段的税收改革指明了方向。而要建立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来调整与优化税收负担结构是关键所在。为此, 本文拟在分析我国税收负担结构失衡基本现状的基础上, 剖析结构性减税与税收负担结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进而探讨如何通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来促进税收负担结构的合理化。

二、我国税收负担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

(一) 中观税收负担的结构失衡

1. 税收负担的税种结构失衡。

我国税收负担的税种结构失衡, 主要表现为税收负担过多地来自于间接税, 而直接税特别是其中所得税的负担总体上偏轻 (1) 。尽管我国早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 就确定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但近20年来, 流转税收入一直在税收总收入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而所得税的收入占比则始终过低。2011年, 流转税和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7.72%和25.43%, 所得税在收入规模上还不及流转税的一半。此外, 我国的财产税体系还比较薄弱, 财产税的收入占比也不高, 为11.82%。所得税和财产税规模均较小, 自然导致了直接税比重偏低。2011年, 我国的直接税比重仅为38.42%, 而同期税制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的直接税比重大多在50%以上。间接税占比偏高, 造成税收负担大量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而直接税占比过低, 导致税收负担的累进性不足, 弱化了税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2. 税收负担的产业结构失衡。

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率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近几年来, 第三产业税负总体而言要高于第二产业 (2) 。以2011年为例, 我国第二、三产业税收占其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21.65%和23.84%, 第三产业税收负担率比第二产业高出了2.1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税负偏高,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问题。税负较重, 已经成为制约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2011) [1]。另外, 第二、三产业各细分行业的税收负担率水平更是差异显著。在第二产业中,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税负率明显高于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其税收占增加值比重达到了28.06%。而在第三产业中, 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的税负率大幅度超过了产业平均水平, 分别高达34.52%和30.84%;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则是税负率最低的行业之一, 仅为8.62%。产业与行业间税收负担苦乐不均, 显然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税收负担的地区结构失衡。

我国长期存在着地区间税收负担不平衡的现象。比较新世纪以来京津沪、东部 (除京津沪) 、中部、西部四大经济区域的税收负担率水平高低, 京津沪地区的税负率远远高于其他三个区域, 然后依次是东部地区 (除京津沪) 、西部地区、中部地区 (见图1) 。就地区税负差异的变化趋势看, 四大区域税负率的变异系数在2001年是0.659, 而到2011年为0.652, 未发生明显变化, 地区间税收负担差距并没有出现收敛趋势。从理论上讲, 合理的地区税负率应该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但中、西部之间却出现了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水平“倒挂”的现象, 这显然不符合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二) 微观税收负担结构的失衡

1. 不同类型企业的税收负担失衡。

一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税收负担的失衡。由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我国对不同所有制实行差别化的税收制度, 造成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税负不平衡。以内资和外资企业为例做比较, 从产值税负率指标看, 1999—2003年, 内资企业税负约是外资企业税负的1.65倍 (孙玉栋, 2006) [2]。2008年“两税合并”后, 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平衡的局面有所改观但依然存在。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内资企业的产值税负率仍是外资企业的1.43倍 (3) 。

二是不同规模企业间税收负担的失衡, 突出表现为中小企业税收负担过于沉重。据有关部门调查, 2002年中小企业税收占销售收入的负担率为6.81%, 高于全国各类企业6.65%的水平;税收占资产总额的负担率4.9%, 高于全国1.91%的水平;税收占利润的119.6%, 高于全国99.9%的水平 (苟建丽, 2006) [3]。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2009年对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超过半数的企业认为税收负担过重, 只有不到1%的企业认为税负较轻 (于洪, 2009) [4]。

2. 各收入阶层居民的税收负担失衡。

当前我国税收负担在不同收入阶层居民间的分布格局, 没有较好地体现税收的量能负担与纵向公平原则。首先, 从所得税负担方面看, 以城镇居民为例, 所得税负的累进性仅在中等偏下户到较高收入户这四个收入组别中有一定体现;而最低收入户、较低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的所得税负担率出现了“倒挂”, 最低收入户负担率竟然是所有组别中最高的, 达到了12.06%, 而最高收入户却只有8.72% (4) (见图2) 。其次, 由于流转税具有转嫁性, 居民实际负担的税收, 除了作为直接纳税人所缴纳的所得税外, 还包括消费支出中所包含的流转税。受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支配, 间接税负担是具有累退性的。近年来, 关于流转税对个人收入分配影响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尽管高收入居民在流转税负的绝对额上要高于低收入居民, 但就相对税负水平来看, 最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总流转税负担水平, 约为最高收入阶层居民的1.237倍 (王剑锋, 2004) [5];反映流转税税收累进性的Suits指数为-0.0401, 全部流转税呈现轻微的累退性 (万莹, 2012) [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2) 相关数据计算。

三、税收负担结构与结构性减税的关系

(一) 税收负担结构失衡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现实原因

结构性减税是当前财政政策的重心。结构性减税的核心内容固然是减税, 但把“结构性”作为“减税”的前缀限定词, 是有其特殊含义的:一方面, 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减税, 它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的削减;另一方面, 结构性减税也有别于大规模的减税, 它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的削减 (高培勇, 2009) [7]。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实施的是一种“结构性”的, 而非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呢?这取决于对当前税收负担主要矛盾的判断。

税收负担是税收政策的核心问题与最终落脚点。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税收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 宏观税负率不断攀升, 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因此, 当前有必要通过减税“让利与民”, 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 以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但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 政府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压力与日俱增。为了切实保障公共服务的融资需求, 当前我国宏观税负不宜大幅度降低。并且, 我国2011年的宏观税负率为19.03%,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比较, 并不算很高, 削减的空间不大。可见, 税收负担总量的高低轻重并非当前税收负担的主要矛盾。那么, 税收负担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前文的分析表明, 我国税收负担长期处于多重结构性失衡状态:在中观层面表现为税种间税负失衡、产业间税负失衡、地区间税负失衡;而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不同类型企业间税负失衡、不同收入阶层居民间税负失衡。税收负担的结构性失衡, 不仅背离了税收的公平原则, 也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当前, 税收负担结构失衡已经成为加剧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产业间税负失衡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 不同收入阶层居民间税负失衡使收入分配结构更加恶化, 等等。基于此, 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税收负担结构失衡是目前我国税收负担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 税收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如何调整税收负担结构上。根据这一判断, 当前的“减税”自然应当是一种以“结构性”调整为基本特征和重点的减税。

(二) 结构性减税应将税收负担结构合理化作为政策目标

结构性减税是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的。就当时的国内外经济背景而言, 结构性减税主要是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临时性“救市”举措而出台的, 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减轻居民、企业税负, 扩大消费和投资, 刺激经济增长。随着我国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 开始步入后危机时代, 有必要重新思考结构性减税的目标定位。近年来, 有学者将结构性减税与优化税制结构相对接, 他们认为:实施结构性减税既是应对经济危机冲击的短期政策, 也是优化税制结构、深化税制改革的正确抉择, 结构性减税本身就是税制结构优化过程的一部分 (李心源, 2009;潘石、王文汇, 2010) [8,9]。

税制结构是相对抽象的, 而税收负担结构却是具体的、看得见的;同时, 两者之间又有内在关联性。税负结构合理化程度是税制结构优劣的评价标准和外在表现。税制结构是否科学, 要通过税负结构的合理性来加以判断;税制结构的内在优劣, 也是由税负结构状况表现出来的。因此, 出于现实可操作性与结果可观测性考虑, 可以将税收负担结构合理化作为结构性减税的直接政策目标。至于税收负担结构是否合理, 除了从税负结构本身是否公平合理——即是否体现了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来进行判断外, 还应当从税负结构的经济效应来考察, 即看税负结构是否符合经济结构优化的要求, 能否起到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作用。将税收负担结构合理化作为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目标, 一方面有助于评价、检验税制改革与税制结构调整的成效;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和改善税收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

针对目前我国税收负担结构失衡的现状, 并结合经济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 结构性减税应致力于实现以下几方面的税负结构合理化:一是优化税种间税负结构, 降低间接税税负比重, 提高直接税税负比重;二是消除产业间税负失衡, 努力减轻第三产业税收负担, 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三是调整地区间税负结构, 改变中、西部地区税收负担和经济发展水平“倒挂”现象,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四是促进不同类型企业间税收负担的合理化, 为企业公平竞争提供良好的税收环境;五是增进各收入阶层居民税负分布的公平性, 增强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

(三) 结构性减税是促进税收负担结构合理化的有效途径

1. 结构性减税的特征使其具有调整税负结构的功能。

结构性减税具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突出特定、避免普惠 (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 2009) [10];二是有增有减, 结构性增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 (贾康、陈瑜, 2011) [11]。这两大特征使结构性减税能够承担起调整税负结构失衡的重任:首先, 突出特定、避免普惠, 能够防止对所有税种“平均使力”或对各纳税主体“一刀切”式的减税模式, 使减税利益切实地落在目前税收负担偏重的第三产业、西部地区、中小企业、中低收入居民的身上。其次, 在减税同时辅以必要的增税措施, 一方面能更好地增进税负结构的公平性, 如通过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适当提高高收入者税负;另一方面有助于拓宽税收调节经济结构的空间, 使税负结构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结构优化, 如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将使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 从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2. 结构性减税促进税负结构合理化的成效已初步显现。

截至2012年底, 结构性减税政策已经正式实施了4年。从税收政策的进展和效果来看, 结构性减税已经在促进税负结构合理化方面取得了初步成绩: (1) 2009年实施的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全面转型, 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外购固定资产不能抵扣进项税款而造成的重复征税问题, 减轻了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工业行业的税收负担。 (2) 个人所得税改革使普通工薪阶层税负有所减轻。据测算, 2011年9月实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后, 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由约28%下降到约7.7%, 纳税人数由约8 400万人减少至约2 400万人, 约6 000万人不需要缴纳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 一年内将减少个税负担1 000多亿元 (丛明, 2012) [12]。 (3) 中小企业税收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税负压力。近年来, 国家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负较重、经营困难的问题, 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扶持政策, 如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微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等, 起到了一定的减税减负作用。 (4) 资源税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开采资源所负担的税收偏轻的格局。2011年11月起,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的从价计征。据财政部统计, 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 资源税收入分别同比增长43.4%和68.3%。尽管目前实行从价计征的资源范围还不广, 但资源税改革毕竟已完成“破冰”之举。

四、促进税收负担结构合理化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选择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而促进税收负担结构的合理化, 是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着力点所在。今后一段时期, 应以税收负担结构调整为抓手, 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使税收更加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进社会公平。

(一) 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 消除重复征税、促进产业间税负公平

“营改增”改革有助于消除服务业的重复课税, 对公平产业间税负、促进服务业发展有积极意义。2012年1月1日, 上海率先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简称“1+6”行业) 开展了“营改增”试点;从当前9月起, 试点区域范围陆续扩大到北京、江苏、广东、湖北等8个省市。从改革情况看, 试点地区相关行业的整体减税效果比较明显, 如上海1~10月减收225亿元, 北京9、10两月减收25亿元, 减税有力地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2013年, “营改增”在多地试点的基础上将选择部分行业全国试点。尽管试点行业名单尚未公布 (截止2012年12月) ,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 由于“1+6”行业已经积累了先行试点的经验, 因而这些行业最有希望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营改增”。在此之后, 可进一步将邮电通信业、建筑业等处于再生产中间环节、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也纳入“营改增”全国推广范围。在扩大“营改增”行业与地区范围的同时, 为了避免增值税扩围后“一税独大”, 还要适时降低增值税的税率水平。可考虑将现行增值税13%和17%两档税率适当下调1~2个百分点, 以减少整个税收体系对增值税的过度依赖性。

(二) 进一步调整消费税, 优化消费者间税负分布、提高“两高一资”消费品税负

基于税负结构合理化目标, 进一步调整消费税有两大基本立足点:一是调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间的税负分布格局;二是使各类消费品的税负水平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导向。针对第一个立足点, 应将高档滋补品、高档皮装、桑拿等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适当提高金银首饰、钻石等奢侈品的税率, 以强化对高消费者的税收调节;同时降低普通化妆品、摩托车等一般日常生活用品的税率, 减轻普通消费者的税负。针对第二个立足点, 要及时对普通电池、化学农药、塑料袋包装物等污染性产品课征消费税, 通过提高消费的税收成本来减少这些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另外, 还应将煤炭等化石能源也纳入征税范围, 以促进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使用。

(三)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提高所得税负比重、增强居民税收负担的累进性

下一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快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这既是调整税收负担税种结构、提高所得税负比重的客观需要, 也是促进各收入阶层居民间税负公平、增强个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迫切要求。

构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基本思路为:对具有连续性的经常性收入, 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经营性收入、财产租赁所得等进行综合课征;而对利息、股利、红利所得, 偶然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不连续或连续性不强的收入项目, 继续实行分类征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实施以下改革:一是扩大征税范围, 逐步对各类附加福利课税;二是调整费用扣除标准, 综合所得项目的费用扣除应包括成本费用扣除和生计费用扣除两类, 分类所得项目继续按目前费用扣除标准执行;三是优化税率结构, 对综合所得可实行5%~40%的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档次设置为6级为宜, 而对分类所得继续使用比例税率, 但可适当提高税率标准, 如将财产转让所得税率提高到25%, 将偶然所得税率提高到30%。

(四) 继续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增强对特定企业的减税力度

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 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总体而言已比较完善。从当前看, 需要进一步优化企业所得税优惠体系, 加强优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使企业间税收负担更加公平合理:一是突出产业优惠导向, 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企业、高科技企业的优惠力度,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综合运用多种优惠方式, 除了传统的直接减免税手段外, 还要更多运用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 使相关企业更充分地享受到优惠利益。三是注重优惠政策向中小企业、西部地区企业等相对弱势企业群体的适度倾斜, 切实减轻它们目前偏重的税收负担, 促进大中小企业、东中西部企业共生发展。

(五) 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 增加房产保有环节税负, 提高房产税比重

2011年1月起, 上海、重庆作为试点地区, 开始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但两地的改革方案依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如仅对增量房征税 (上海) 、计税依据是商品房市场交易价格而非市场评估价值等。下一阶段, 需要继续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一是扩大房产税的征税范围, 除对属于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房产给予免税外, 其他个人房产不论增量房还是存量房, 均应征税。二是改变计税依据, 按房产评估价值来进行计税, 使房产税税收与资产增值联系在一起。三是实行差别税率, 对普通中小户型住房实行低税率或零税率, 而对高档大户型住房采取高税率。同时, 要在总结沪渝两地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 不失时机地向其他地区直至全国范围推广。通过上述改革措施, 一方面增加房产保有环节的税负, 改变目前高收入者拥有数套房产并坐享其增值收益却不用缴纳任何税收的不公平现象;另一方面, 逐步增加房产税收入、提高房产税占财产税及总税收比重, 将房产税打造为地方主体税种。

(六) 全面深化资源税改革, 提高资源性行业 (企业) 的资源税负水平

当前, 我国资源性行业 (企业) 的利润率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但它们开采资源所承担的税负却明显偏低, 资源税调节资源级差收益的功能较弱。为此, 必须深化资源税改革, 提高资源税的税负水平。深化资源税改革的重点是从原来的从量计征模式改为从价计征模式。尽管原油和天然气的资源税已经实行从价计征, 但煤炭、盐等其他5种应税资源依然维持原先的从量计征方式。所以, 下一步的资源税改革, 应当及时对其他几种应税资源也实行从价计征, 这有利于从总体上改变资源性行业 (企业) 的低资源税负与高利润率不相称的现状。在改革计税依据的同时, 还要拓展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将水、森林等资源也逐步纳入课税范围内, 从而更好地促进资源的保护性利用与开发。

(七) 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 使有环境污染行为的企业与个人承担必要的税负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环境税逐渐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广泛采用, 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 我国也有必要适时开征环境税, 使环境污染者承担起与环境污染外部成本相当的税收负担, 从而促进环境保护。考虑到我国目前缺乏环境税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经验, 应采取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实施方略 (邢丽, 2009) [13]。可考虑在目前排污收费制度的基础上, 实行费改税, 将排污收费改为征收排污税, 以污染物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于征税范围, 可先选择防治任务重、技术标准较成熟的税目开征, 如大气污染税等, 以后再逐步增加新税目。注释:

摘要：当前我国税收负担结构失衡现象比较突出:在中观层面表现为税收负担的税种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地区结构失衡;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不同类型企业的税收负担失衡、各收入阶层居民的税收负担失衡。结构性减税与税收负担结构具有内在关联性:实施结构性减税是基于税负结构失衡的现实所作出的理性政策选择;同时, 结构性减税的基本特征也使其具有调整税负结构的功能。今后, 结构性减税应将税收负担结构合理化作为政策目标, 通过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等一揽子政策措施, 积极调整税收负担结构, 使其更加公平合理。

结构性减税 篇9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应从货币政策转向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 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 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

我国政府过去调控经济政策的特点看, 一是更多地倚重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往往在扩大政府投资和财政开支上大做文章。政府在税收上的工作重心一直就是定位于如何打击偷税漏税、尽量把税收收上来上, 基本不把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 更不用说是主要政策手段了。

例如, 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4年里, 为了支持经济发展, 我国政府在经济系统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截至2013年1月末, 广义货币 (U2) 余额99.21万亿元, 已经是2011年GDP的两倍了, 远超过国际上一般水平。“大流动性”政府调控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功不可没。1978年—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9.9%全世界历史罕见。学界把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称为东亚模式。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但根据日、韩等国经验看, 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在下半场有极其严重的“后遗症”。日本“失落二十年”就是明显例证。日本“广场协议”后, 经济泡沫破灭并长期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 无计可施。当前, 种种迹象表明, 我国经济系统也要进入下半场了。我国虽然经济增长的潜力因素还未完全消失, 改革红利城镇化等还会在很长时间支撑经济发展, 但受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企、产能过剩、人口红利弱化、环境资源约束硬化等影响, 经济增长的“内涵虚化”现象凸现, 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当大家都在欢呼我国银行业成为最赚钱行业的同时, 当我国经济系统“2块钱货币换来1块钱GDP”的时候, 我们是否需要深思一下, 这种“实”不如“虚”的局面是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发展呢?

日本是我国经济的一面镜子。日本已为我们提示了风险, 至少我们已看清, 继续玩虚拟经济、搞“大流动性”的发展路子是不行的, 需要改弦更张。就政策而言, 除“经济虚化”外, 货币政策还因为离市场太近, 调整后常常成为市场的扰动因素, 且短期作用往往与长期效果相反, 其结果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有鉴于此,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 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 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这样, 我们沿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 在货币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时, 财政政策就应该出来挑大梁, 发挥主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 各国因为货币政策问题多多, 且效果不好, 也都是在使用积极财政政策, 而尽量避开货币政策。我们认为, 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 是一种趋势, 在我国则是一种可选择的、至少可以尝试的政策主张。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挂帅, 而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当急先锋

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 不经过政府“二传手”, 直接藏富于民, 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相比而言, 财政政策因为直接作用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民生”, 政策本身的负面效应小。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个方面。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要扩大政府支出, 缩减税收等政府收入。而我国财政支出大体又可拆分为“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建设财政往往是与政府投资行为捆在一起的, 拉动经济效果明显。但近年来, 由于基础设施红利因素逐渐退却, 产能大面积过剩, 政府投资的领域和有效益、可持续的项目越来越少, 再加上因政府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贪污腐败和渎职行为严重, 政府建设财政方面问题太多。正因为如此, 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政策被学界广泛质疑。这种情况下, 我国需要在就业、社保、医卫、教育、安居、养老等民生领域增加财政, 而建设财政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看准了再使用。

我们认为, 结构性减税应充当宏观调控急先锋, 发挥主要作用。减税, 一方面为企业松绑, 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的能力和实力;另一方面, 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 进而提高消费能力。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 不经过政府“二传手”, 直接藏富于民, 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减税还是个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我国过去的政策, 只要是涉及到减税、减费的, 效果都非常好。例如, 2006年取消农业税, 区区500亿元左右就赢得了8亿农民的拥护,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再如, 2012年“十一”国庆长假, 取消高速公路收费, 撬动全国黄金周出游人次超4亿、旅游收入超2000亿元, 增速均超四成, 而全国收费公路节假日免费全算上也就减收不到200亿元。

我国应变被动的“平衡财政”为逆周期的“调控财政”, 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有巨大空间可挖

减税既要“稳增长”, 也要“调结构”, 还要“促民生”。财政开支还要照顾到“人吃马喂”, 赤字还不能有太多的债务冲销, 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办法更是行不通。

我国过去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被动的“平衡财政”, 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调控财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 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 我国财政收支增长速度之前基本都低于经济增长, 之后基本都高于经济增长。但各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平衡的, 虽然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形势, 在不同阶段也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等表述, 不过, 实际运作仍然是以收支平衡为首要目标, 没有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特别是我国税收更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我国各项税收除1985年特殊原因外, 其他年份基本上与GDP增长与波动是同步的。这说明我国税收是随着经济增长被动增减的, 经济增长高, 税收增长就高;反之亦然。

之前, 国家在编制税收收入的预算时, 各年安排的收入增速一般都在10%以上;但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 国家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 各年税收预算的增速都安排得较低, 如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为5..8%、9.2%、8.3%、9.5%、8%。2012年, 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 (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 未扣减出口退税) , 比2011年增长11.2%。但据有关专家测算, 2012年我国减税的额度只有900亿元。我们认为, 想通过减几百亿税来调整经济结构, 来扭转经济增速下滑, 这力度显然不够。所以, 最近有关专家呼吁, 要来一次给全国人民提气的大减税, 比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 总减税规模突破1万亿元, 这是不无道理的。

2011年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余额为720440.51亿元, 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15.3%, 远远低于日、美、欧盟国家的水平。算上地方政府以各种方式承担的“隐性债务”, 中央、地方政府债务加起来也仅相当于GDP的40%多。加上在财政开支上挖点潜力, 比如把财政支出分类中20%左右其他支出减下来。这类其他支出中很大一部分是“三公”支出, 浪费严重。总体来看, 大规模减税风险可控。

调结构先减税 篇10

乱并不代表秩序的混乱,而是指由于面临太多的外部因素干扰,使得经济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以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一度陷入头绪混乱和无所适从的状态。从早先预防通胀而求紧的争论,到房地产新政的出台,再到最近的二次汇改,为治“乱”而出台的种种政策无一例外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从侧面观察,这些政策也让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隐忧。

无论是内部结构的调整还是外部环境的改变,留给人们最大的争论是如何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调结构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调和怎么调?

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过度依赖于出口和居民消费比例较低,从而导致经济的增长动力受到质疑。于是就衍生出两种主张: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居民工资调整。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调整外部价格杠杆,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资源的再分配。最近的二次汇改似乎也正是对此种主张的遥相呼应。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暂且不论,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并且伴随着痛苦指数的上升。现阶段我国的容忍度毕竟有限,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外部环境四者之间均衡需要很好把握,不可顾此失彼。

过度依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经济转型,从目前来看并不是一条最优路径。反而这一思路引发的进一步思考是:我们的政策结构是否也需要调整呢?

而居民工资调整的出发点则是提升“三驾马车”中消费作用。但是居民工资调整的方法尚需考究。

目前,许多地方采取的做法是促使企业提升工资水平,如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等措施。相比之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许多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不具有真正的竞争力,附加值较低,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可调整是需要成本的,单纯的让企业尤其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去承担成本,或许有失公允。

民营企业一方面面对的是国内垄断企业的“盘剥”,一方面还要面对政府较高的税收政策。在此基础上,他们也要承担中国转型的压力,这对于普通的中小企业来说是很难做到的。理性的思考是,企业自然是需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目前经济环境尚不稳定,在利润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逼迫其被动地提升劳动成本,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企业的倒闭与竞争力的下降,同时伴随失业的增加。

因此笔者认为,在调整居民工资的进程中,减税无疑是当前的一个好的选择。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无非是通过政府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减税带来的效果更多地倾向于依靠居民自身调节资源供需,为结构调整奠定基础。

企业只有在获得更多的利润之后,才有意愿、有能力提高居民工资水平,同时面对外部经济的失衡与国际压力,在减税及其带来的工资水平提高的效果之下,也有助于减少摩擦。

“4万亿”投资所产生的后遗症也让我们看到,政府应从投资主导地位淡出,而减税有利于政府部门的转型。减税政策也将具有较大的示范效应与长期效应,因此,政府让利乃是目前结构调整的一个开始。

结构性减税 篇11

1.1 降低了小微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

从2012年1月1日起, 国家对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 降低了小微型企业设备采购等的成本。此外, 国家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 降低小微型企业在在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使用方面的成本投入。再有, 增值税转型减少了企业固定资产基数和重复纳税, 使生产单位产品所负担的资产折旧额有所减少, 边际成本降低。

1.2 解决小微型企业融资难题

为解决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结构性减税政策包含了一系列促进小微型企业融资的规定, 包括对金融机构向小微型企业提供的贷款合同在3年内免收印花税, 对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的政策延期。另外, 还延长了关于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征收营业税的政策的有效期限。此举, 给相关金融机构带来实质性利好, 调动了这些金融机构对小微型企业提供贷款的积极性, 为陷入融资困境的了小微型企业带来了转机。

1.3 减轻小微型企业税负负担

税费开支是很多中小微型企业主要负担之一, 因此, 国务院大幅提高小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的小微企业, 其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扩大受益企业范围的基础上将上述优惠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 小微型企业税负负担明显减轻。

1.4 促进小微型企业转型和升级

小微型企业要谋求长远就必需升级和转型。增值税转型减轻了企业纳税负担, 降低了生产成本, 为企业进行设备、技术改造升级注入动力, 促进了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 有利于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进而实现企业的升级和转型。

2 现行小微企业结构性减税政策存在的缺陷

2.1 税收优惠手段单一

目前我国的税收优惠偏重于运用税率优惠、定期减免等直接手段。从形式上看, 多是以税前扣除为主, 扣除标准的制定尚不科学, 对超出扣除标准的研发费用没有做任何税收优惠规定。与发达国家相比, 对加速折旧、提取准备金等税基式间接减免的税收优惠政策应用较少, 缺乏普遍适用性, 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2.2 无法及时收到政策效果反馈

政策的实施效用需要现实产出的检验。良好的政策效果, 除了取决于政策适用性, 还取决于坚定的贯彻执行和立足于事实的效果反馈。国家为扶持小微型企业的发展所出台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贯彻落实难以衡量, 导致政策缺乏绩效评估和反馈, 不利于后续保障措施的制定, 削弱了国家对小微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和政策实施效果。

2.3 无法大力改善小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我国现阶段对小微型企业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有限, 对金融机构向小微型企业贷款的优惠政策缺乏吸引力, 且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途径过于单一, 其融资难的根本问题无法解决。由于缺少融资渠道, 多数企业迫于生存发展的需要, 选择向民间借贷, 但也因此导致资产负债率增长, 制约了小微型企业未来的发展, 使得不稳定因素增加。小微型企业都处于特殊的成长阶段, 迫切需要切合实际的具有稳定性的税收扶持政策来提高其生存和发展能力。

2.4 对小微型企业转型升级支持力度不够

目前, 我国对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 政策扶持力度在逐步加大。与此同时, 小微型企业自身也增加了研发投入,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 除企业的自身因素外, 税收政策的激励不足也是制约小微型企业研发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3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建议

3.1 丰富税收优惠形式

目前我国的税收优惠心是单一, 偏重于税前扣除等直接手段, 间接减免的税收优惠政策应用较少, 比如加速折旧、提取准备金等, 间接地限制了企业受益范围, 削弱了政策实施效果。因此, 有必要综合运用税基优惠、税率优惠、税额优惠三种优惠形式, 突出税基式减免的事前引导功能, 对小微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政策扶持, 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优惠形式多样性的优势和综合作用。

3.2 因地制宜

我国证券市场按行业将上市公司分为13类。每个行业都有特别的企业价值, 需要单独的评估体系。如资源类上市公司应注重资源资产的价值, 银行类上市公司应注重资产负债的评估, 高新技术类上市公司应注重技术、知识产权、高薪技术工程师的价值评估。而在我国《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只是笼统的规定资产评估师要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评估目的、评估环境, 选择合适评估方法, 制定相应合理的评估程序。这一概念过于简单, 主观意志过于强烈, 导致了很多虚评、漏评的现象出现。处于同一个行业里的上市公司有相似性, 也有类似的财务结构和管理结构, 所以应针对不同的行业类目建立不同的评估体系, 在实际操作中再根据具体的某一上市公司内在进行体系的简单调整, 这将比凭借主观意志选择评估方法要科学规范许多。

3.3 鼓励和引导小微型企业的自主研发

政府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投入, 同时对一些有科研成就却没有经济资本投入使用的人士提供相应资金支持。对一些面临困境却有较好前途的中小企业给予一定扶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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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鹭.结构性减税对经济的影响[J].中国金融, 2009, (14) .

[3]周丽华.浅谈结构性减税对我国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影响[J].财务与管理2012,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