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模式

2024-09-19

振兴模式(共9篇)

振兴模式 篇1

一、发展聚集工业形成产业集群助推本地工业化快速发展

长期以来, 商丘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河南省中下游水平, 在全国范围内更是如此。如何才能加速赶超先进地市?近年来国内、河南省内热议的产业集群发展策略我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借鉴的思路。由于种植型农业附加值偏低, 要想把商丘经济搞上去, 单纯发展农业是很难做到的。而商丘的工业基础薄弱, 从全国的背景来看, 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和重工业加速发展时期, 商丘的旅游等资源相比邻近地市并不占明显优势, 选择发展工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大于发展第三产业。因此, 合理的选择是采取对路的政策加速工业、农产品深加工业的发展。商丘目前的工业企业的构成中, 大型企业占有的比重不大, 多是小型的家族式企业甚至作坊式工场。靠企业自身的原始资本积累缓慢发展来振兴本地经济比较乏力, 且需付出相当长的时间机会成本。因此, 以政府为主导, 引进外部经济力量, 招商引资、发展集群工业成为应有之路。

(一) 与非集群企业相比,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明显

产业集群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另外, 产业集聚也带动了资本、技术、人口等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 并进一步推动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物流、咨询、餐饮等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新需求与发展, 使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批转移, 增强了城镇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与此同时, 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提升了当地的品牌效应进一步强化了产业的聚集功能, 又反过来促进了更多的企业进驻, 使城区、产业不断高级化。从企业经营的唯利性可以看出, 企业当然乐于在集聚工业园区落户并成为产业集群之一员, 从而享受到集聚经济效应。如此良性的互动循环, 不但产生了更大的规模效应而使企业获得更多收益, 而且使当地经济获得了整体的有机的系统性的快速增长。

(二) 传统的工业园区建设需要引入产业集群发展思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 工业园区是在一大片的土地上聚集若干工业企业的区域。园区内建有各种公共设施和娱乐设施;有详细的区域规划, 控制企业的进入和退出, 对园区的长期发展进行管理。当属于不同产业或不同性质的企业入驻时, 会带来比各个企业孤立地分散设立在各个地区更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企业关联性不足, 这种规模效应相比产业集群明显较弱。圈地而建工业园区, 引入一些不相关联的企业, 税收虽有所增加, 但却缺少持续而强劲的动力助力本地经济整体发展。传统的工业园区发展思路, 即以增加产值、税收为目的, 无长远规划、无功能定位、无发展方向的招商引资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如睢县产业园区、民权工业园区等, 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工业园区内, 具有高度相似性或互补性的企业所享受的聚集经济效应更强、利润更多、发展潜力更大, 远远大于没有任何关联性的同样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发展集聚工业形成产业集群能使工业园区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规模效应以及放大效应, 使经济实现系统性的增长和发展。

(三) 发展产业集群经济的模式之选———产业链整合式工业园区

产业链是基于价值链基础上的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中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及相关企业, 以产品为纽带, 按照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空间分布等特征, 联结成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网链式企业战略联盟。由于产业链某个环节上往往集中了一个或多个相关及其配套的企业, 因而体现了专业化分工特性;由于链条整合的基础是集群企业, 又体现了产业链的规模效应。因此, 它有效地实现了专业化与规模化的结合。顾名思义, 产业链整合式工业园区就是基于产业链条而有机整合的企业集聚所成的工业园区。它不同于一般园区里的企业, 松散的, 甚至没有丝毫关联的。它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 紧密相连, 休戚与共。国内外实践证明:产业链整合式工业园区是有效的区域发展理论, 以下是两个经典案例。

1、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

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开发区之一。二战后, 新加坡是一个缺乏资源、工业基础落后、失业率极高的弹丸之地。为了改变这种面貌, 新加坡建立了开发区, 使新加坡实现了快速工业化, 其开发模式一直是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和模仿的对象。裕廊在建园初就极力引进了石化链条的龙头埃克森。由于规模效应和公司利益最大化的驱动, 壳牌化学和德国巴斯夫不请自来, 用埃克森生产的乙烯就地生产丙烯。而日本三井随后在丙烯化工厂附近建起了苯酚制造厂, 接着帝人化成完成了第四层接力, 加工苯酚做成了终端产品—PC。如此, 一条完整清晰的石化产业链在裕廊园区有效率的运行了, 并最终促成无半滴石油资源的新加坡一跃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石油炼制中心, 全球十大乙烯的生产中心。不难发现, “产业链整合式”思维的运用造就了裕廊, 甚至造就了新加坡工业的繁荣。

2、江苏昆山———工业园区化城市。

昆山是江苏的一个县级市, 以台商聚集而著称。近年来, 台湾IT产业向昆山大量转移, 已建成六百多家企业, 累计项目六百二十个。据统计, 昆山已经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笔记本电脑和五分之一的数码相机产量, 全球十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商中有六个在昆山设立了生产基地。区内云集了三百多家电子信息类企业, 形成了从电子材料、零组件、系统部件到整机生产的一条完善的产业链, 主要产品有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手机、液晶显示器等, 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信息产业制造基地。不出昆山, 一台笔记本电脑包括LED显示屏、主板、连接器、键盘等在内的五百八十多个零部件最快只要五十分钟就能配全, 然后由成千上百的笔记本零部件提供商源源不断地将成品运往同在一个城市的仁宝、纬创、富士康等, 而后标有DELL、HP、Lenovo、LG、Apple、sumsung、acer等标识的笔记本组装完成, 通过集装箱销往世界各地。

(四) 商丘发展产业链整合式工业园的比较优势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赫-俄的资源禀赋理论和弗能 (Vernon R.) 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资源对集群的发展有着影响作用, 不同的资源条件对集群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而在所有要素禀赋中, 商丘所拥有的土地、地理位置、人力资源等区位因子 (韦伯定义为“作为区位的经济原因运作的力”) 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商丘地处豫、鲁、苏、皖四省结合部, 具有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亚欧大陆桥和京九沿线铁路在此交汇, 商丘以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和黄金交通枢纽优势成为中部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区之一。全市东西横距168千米, 南北纵距128千米, 总面积10704平方千米, 2008年底全市人口824.37万人, 劳动力达到260万左右。相较于周边县市乃至于中部其他地区都可谓是土地储备充足, 劳动力资源丰富。商丘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使东部、东南部产业技术优势与中西部矿产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在此汇合, 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毋庸置疑, 商丘发展集聚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二、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对商丘发展产业集群经济的启示

(一) 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 准确定位自身产业集群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 培植地方产业群的竞争优势不能封闭式地进行。地方政府必须把握全球的产业竞争格局和发展动向, 找准并塑造影响当前和未来区域产业集群和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性因素, 根据本地产业优势以及各具体要素的状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和策略, 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一是充分利用区域现有的比较优势产业基础, 鼓励对同一产业进行持续的资金技术投入, 培育和发展其优势产业。一方面应及时发现和识别正在形成中的地区产业群;另一方面更要为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二是统一规划, 合理设计。避免产业群结构雷同, 重复建设。三是运用财政和税收工具, 如提供减免税、贴息等财政支持手段, 以补偿企业进行技术、产品、市场创新所面临的负外部性, 引导企业通过专业化提高技术, 扩大规模, 推动产业快速升级。

(二) 注意产业链龙头引进

显而易见, 裕廊和昆山两个实例非常相似, 都是引进产业链条上的龙头, 或者说主导核心企业以龙头效应拉动了产业链。而处在产业链条上的相对弱小的企业本着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会不请自来, 紧紧围绕在产业链上最有分量的龙头身边, 从而实现企业的最优目标。所以, 按照裕廊工业园和昆山的成功经验, 商丘发展集群经济, 发展产业链整合工业园区, 也应首先确定一个或几个产业, 而后在此产业链上寻找举足轻重的链条, 再在此链条上寻找最具影响力的几个企业, 并极力与其中一个达成园区落户协议, 从而完成产业链龙头引进的目标。而其余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自会因规模效应和龙头效应双重利诱陆续进驻园区。自此, 产业链整合式工业园区的雏形便初露端倪。

(三) 对产业园区和城市经济作整体战略思考

产业链的引进最重要是可以引导本地资金和本地民营企业明确未来投资和发展方向。通过向产业链提供中间品, 有机融入产业链, 最终使本地企业成为产业集群中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另外, 通过外向配套模式, 本地民营企业获得了稳定的市场, 获得了外来企业的技术指导, 接受了外来企业的技术溢出, 提高了技术水平, 从而实现企业正规化、现代化、科学化的有序发展。新加坡与昆山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产业链整合式”思维的成功, 也没有简简单单的在工业园的成功前止步, 他们以工业园为依托, 基于产业链, 延展价值链, 把产业链整合产生的经济效用延伸到了工业园之外, 有效地散播到整个城市的经济运行的系统中。我们的大多园区把园区经济独立于整个地区经济运行之外, 人为地割裂两者的一体关系, 仅仅只是为了便利管制, 没有把园区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放在同一框架下作战略思考, 虽得小利, 却失去了规模联动发展的机会。

(四) 发展产业集群经济, 地方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杨先明在其所著的书中提到“能力结构”的概念, 即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增长要素积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学习能力、技术能力、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显而易见, 由于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 商丘的能力结构不及新加坡以及昆山, 所以政府的行政和服务的职能作用显得更加重要。政府应该努力完善扶持地方产业集群的政策支持体系, 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以非流动性要素吸引流动性要素的能力;强化创新机制, 构建创新体系, 促进学习与文化等要素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缉慈, 童昕.简论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意义[J].经济地理, 2001 (5) .

[2]、罗宏.国外工业园区的环境管理[J].环境导报, 2001 (1) .

[3]、走进肇庆高新区[DB/OL].财经郎眼, 2010-08-02.

[4]、商丘统计年鉴·2008年卷[M].商丘市统计局内部出版, 2009.

[5]、杨先明.能力结构与东西部区域经济合作[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振兴模式 篇2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最大瓶颈。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综合化、立体化、机制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探索基层合作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大势所趋,更是发展的必要条件。

X县是农业大县、移民大县、全省扶贫工作重点县,也是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等试验任务。近年来,全县坚持以产权改革为基点,以产权发展为主线,以脱贫攻坚为抓手,探索创新长效机制,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基础设施、村容村貌等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产权改革的“一子落”,实现乡村建设棋局的“全盘活”,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制度基础、产业基础、社会基础。但是,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农村传统治理模式已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特别是随着XX个新型农村社区、近XX万群众将住进新楼房,农村居住模式、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以及利益诉求等发生变化,迫切需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合作治理格局。作为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将这一身系群众利益、事关发展大局的民生实事作为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切实把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打好,让现代农村迸发新的活力。围绕这一主题,近期,我深入农村一线,进行了专题调研和深入思考。

一、全县基层治理的现状

1.基层党支部在基层合作治理中始终扮演着“核心堡垒”。农村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也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近年来,XX县在探索基层治理工作中,始终把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放在首位,以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行动为统领,以“书记项目”为抓手,全面建设过硬党支部,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XX个后进班子全面转变。同时,选派XX名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职支部书记,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选优配强了村级班子,全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大部分已经成长为政治过硬、素质过硬、能力过硬、发展过硬的坚强战斗堡垒。特别随着农村综合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正确处理与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确保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2.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在村级经济发展中成为“重要力量”。XX县薄弱村多、村级积累少,经营性资产过百万元的村不足XX%,但荒山、荒坡、荒坑及村庄内闲散荒地等村集体资源丰富。近年来,XX县以土地资源和政策资金为要素,按照“因村制宜、厘清产权、分类推进”的思路,探索“土地资源份额化、扶持资金股份化”改革模式,激活内在资源、内部资产,盘活外部资金,创新了合作经营形式,构建了集体经济新架构,实现了农民集体合作共赢。截至目前,共有XX个村(居)启动实施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中完成清产核资XX个、成员界定XX个,XX个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立与群众、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利益联接关系,保障了农民的收益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村级管理运行更加规范有序,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同时,村集体所得收益,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改善等民生事业,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3.新型农村社区基层治理模式成为发展的“新鲜课题”。XX县境内山区、老区叠加,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XX县把实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脱贫攻坚的首要任务,工程总投资XX亿元,规划建设XX个新型社区,涉及XX个乡镇街道,XX万人。目前,XX社区已建设完成、XX个社区XX万人实现回迁。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受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仍存在大量的“一区两制”“一区多制”等现象,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刻不容缓。

4.传统基层治理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XX个新型农村社区涉及到XX个行政村,占县村居总数的XX%左右,加之部分村居发展充盈着各种类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林业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济体,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有XX%左右的村仍然沿用着传统的治理模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时代发展的要求,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创新社会基层治理迫在眉睫。

二、全县基层治理的问题

1.治理主体较单一。由于村集体资源条件受限、对外招商引资力度不够或无法充分利用村集体资源等原因,目前,全县近XX%的行政村没有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基层治理主体仍然以村“两委”为主。近XX个村党支部功能弱化,依然沿袭旧的传统治理模式管理村庄,不能接受新型社会组织进入,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农村内部公共服务跟不上、外面公共服务进不来的困局。

2.多元主体不对等。长期以来,人们惯性认为村“两委”与经济组织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政策执行中必然产生一定矛盾。而受历史原因和现代发展条件的制约,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需在利益整合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却不能够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造成权责不对等,直接影响了村级经济组织自治功能的有效发挥。

3.村民自治不完善。在开放性、流动性的农村社会中,大量乡村劳动力选择进入城镇打工,留守在农村的往往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村民自治既缺少高素质高能力、能够带领村民致富的村干部,也缺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无法正常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同时,乡镇对村委会管理服务方式有待转变和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权力行政化倾向较为突出,对村委会自治范围内的生产、经营等村务活动横加干涉,不愿支持村民自治,甚至妨碍村民自治,挫伤了村干部的积极性。

4、新型社区有短板。新型农村社区多是“多村合一”,人口量大,组织无序,社区群众自治机制、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还不到位,社会管理职能未有序衔接,许多公共服务职能还没有真正延伸到社区。社区民间组织发展培育不足,市场化服务滞后,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生活生产的需求。

5、产权改革不充足。在产权制度改革中,大多数村采取定期调整股权模式,没有对股权永久性固化到户,一方面增加了成员对集体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亦让股权的有偿退出、流转继承、抵押担保等权能改革探索难以为继。股改后,如何发挥“理事会、监事会、股东代表会”的作用,将经济管理职能从村委会管理服务职能中剥离出来,实现村庄治理“政经分离”;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乡镇党委政府、村委会如何对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监管;如何经营集体资产,确保增值,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6、乡村能人存缺口。有的村随着大量农村优质劳动力外出,精英人才远离农村,留守群体日渐老龄化,双重“失血”令农村人才出现断层、“空心化”,一些乡村选不出治村能人,导致“无人能为”;有的村有农业龙头企业、返乡创业青年、大学生退伍士兵和其他一些优秀的本土人才,但是不愿意加入党组织,不愿意参与村集体事务,导致“无人想为”;有的村集体班子健全,但是带动发展的能力不强,村“两委”班子不善为,不会为,导致“有人无为”的困境。

7、乡村法治待提升。外出务工群体多,群众学法意愿低,造成普法、学法相当难,“讲人情、讲关系”“遇事找熟人”成为习惯;有的农村基层干部不学法、不懂法,法律知识缺乏,法律素质偏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依法促发展、强服务、抓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高。“法治为形、人治为实”现象较为普遍;农村法制教育的滞后,农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法律知识缺乏,群众学法、懂法、用法的能力十分有限,监督难。

三、创新基层合作治理的对策

1、强化多元共治。一是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推行新型农村社区“三委三区两覆盖”治理模式,即在组织领导及管理服务机构上,成立社区总支委员会、社区事务管理委员会和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在管理服务体制上,构建“三区”管理服务网络,社区、片区、楼区(楼院)为上下级关系;逐步实现党组织全覆盖和工作全覆盖。健全“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楼栋长”组织网络,在党员人数超过XX名的社区成立党总支,不足XX名的社区设立若干个党小组。把党组织拓展延伸到产业协会、村民理事会、群团组织等各个领域、行业中,建立健全党群联动、村民自治的村级组织规范化运行机制,使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群团组织的纽带作用、社会组织的基础作用交融互动、互为补充,推进协同共治。以打造过硬党支部为抓手,全面选优培强农村带头人,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境界标准,通过争先创优,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二是大力发展村级社会组织。立足村级优势,强化招商引资力度,因地制宜成立股份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或其他类型的村级经济合作组织,大力引进一批龙业企业或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群众”“支部+合作社+农户”“支部+基地+合作社+农户”等机制,在乡村治理中引入市场、社会、群众力量,共同参与村级治理。大力发展包括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公益慈善和基层服务性组织,发挥这些组织在提供服务、协调利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区治理现代化原则,研究制订农村新型社区纳入城镇化管理标准,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土地流转、社会保障、社区管理等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研究制订农村新型社区置业经营管理办法,探索农村社区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办法、集体土地建房出租办法、社区居民房屋出租流转办法,加快推进社区资源资本化,创新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积极破解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系列问题,鼓励各村进一步激活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实现占有权和收益权的权能拓展,探索有偿退出权和继承权的实现方式,完善村民行使抵押权、担保权的配套机制。

2、强化村民自治。一是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教育村民提高民主意识,增强自治能力,引导群众学会使用民主权利。教育、引导村民和村委会成员正确认识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与乡镇行政管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组织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教育、引导村民提高民主法制意识,学会行使民主权利。二是规范村级工作的决策程序。对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管理和使用,“一事一议”、村建道路等经费筹集管理和使用办法,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建设的承包方案,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以及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制定和修改等村内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都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由村委会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对决策意见经过讨论后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付诸实施,确保决策民主和决策科学。三是提高乡镇思想认识。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工作,必须充分尊重群众的民主意愿,不委派村干部,也不事先划框子、定调子。要尊重村委会自治权利,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严禁把村委会当成乡镇政府的下级机关,不得用行政命令加以干涉村委会自治权利的行使。乡镇政府及所属部门要帮助、指导村委会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完善村委会自治组织,建立健全村委会工作制度,培训村委会干部,开展竞赛评比活动,帮助村委会协调好与村党支部的关系,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和问题。四是加大乡村人才培育。加快培育新型农民,以提高农民、扶持农民、富裕农民为方向,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养职业农民为重点,通过培训提高、发展培育,加快构建一支坚守“三农”情怀,争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同时,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农村大学生、在外老乡等人才回村创业。积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从政策支持、公共服务、投资环境等各个方面,为乡村人才引进建立全面的保障体系。

3、强化乡村法治。一是加大普法宣传。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的作用,不断扩大法制宣传覆盖面。在XX报、XX电视台等媒体开设“法治论坛”“每周说法”“普法热线”“政法在线”等栏目,宣传解答群众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社会民生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提供帮助。组建普法讲师团,深入推进“七五”普法活动、法律服务全覆盖工程,实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广泛开展“法治村居”“法治社区”等系列创建活动,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路、逐步延伸、滚动发展,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看到法治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二是依法打击犯罪。针对农村地区当前违法犯罪呈现出的新趋势新特点,坚持常态化严打工作机制,切实提高防范打击新型犯罪的能力和水平。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大局稳定、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黑恶势力、涉枪涉爆、盗抢骗、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入室盗窃和电信诈骗犯罪等违法犯罪,出重拳快速打击。强化对城乡结合部、农村偏远地区、企业(项目)周边、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治安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抓好排查安全隐患防范四类风险专项行动,确保不发生各类重大案(事)件。打击各种网络违法犯罪,创新网上网下一体化打防管控模式,确保不发生有影响的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三是化解矛盾纠纷。健全完善一体协同、多元化解的三调联动机制,加强县乡村三级调解网络和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网络及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常态化排查发现机制,强化协调联动和多调对接,增强多元化解社会矛盾实效。探索建立律师参与矛盾化解工作机制,发挥好法律服务机构作为中立第三方在矛盾化解中的作用。依托“天眼工程”,拓展矛调信息网功能,推进县乡村视频调解会议系统建设,加快矛调工作信息化进程。坚持政府投资和市场化、社会化相结合,将调解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四是规范村规民约。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动员群众积级投入到村规民约的制定过程中来,用最朴实、最简单的话语将群众反映最多、最集中的意见表述在村规民约中,成为大家共同认可的约定。同时,组织群众签订遵守村规民约承诺书,强化村民“我制定、我执行,我承诺、我执行”的约束意识,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在推动民主,实现自治方面的作用,让村规民约真正起到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作用。

振兴模式 篇3

一、义乌模式的主要发展经验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1998年由县改为市,东靠上海,西接长江腹地,南达东南沿海地区。但义乌多为丘陵地带,人多地少,人均耕地约有0.04公顷(0.6亩),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就是在这样既缺少先天资源禀赋,又没有雄厚工业基础和外资推动的窘迫环境下,义乌却从2.8平方公里的一个落后小镇,变成了目前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被誉为“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对义乌模式的极大关注和广泛研究。义乌的饰品行业企业生产的产量与产值占全国饰品业的70%以上,2009年义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1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学术界就把义乌这种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发扬“鸡毛换糖”传统优势,通过发展小商品商贸活动带动工农业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道路称之为“义乌模式”。义乌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培育并完善市场机制,积极发展小商品经营业,实现专业化市场与产业集聚、城市联动的有机结合。

(一)积极发展草根经济

义乌始终坚持抓市场就是抓经济的理念,较早兴商建市。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率先实现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农民经商,形成了以小商品市场为龙头,各种专业市场和专业街为依托,不同要素市场相配套的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2009年,义乌经济产业结构已更趋优化。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4.6亿元,增长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27.3亿元,增长5.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77.6亿元,增长11.1%。产业层次得到提升,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3.1∶45.3∶51.6调整为2.8∶43.8∶53.4,服务业比重比上年提高1.8%。这说明在三次产业中,以市场为龙头的义乌第三产业基础更为稳固。[1]义乌较早实施划行归市、分类集聚,通过构筑蛛网式购销网络,打造中心市场的发展模式,增强了义乌市场经济的竞争优势。

(二)市场与产业联动发展

义乌小商品市场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成为浙江省首个“五星级市场”和获得全国“重合同、守信用、重质量、守信誉”荣誉称号的批发市场。就在于义乌没有孤立地搞专业市场建设,而是充分发挥商贸资本雄厚、市场信息灵敏、经商人才众多等优势,推进商业资本与工业经济的融合,下大力气扶持、培育和壮大服装、工艺品等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小商品加工业,进而实现了优势产业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产业体系。义乌作为一个市场大市、经济强市的块状经济束,得益于市场的持续繁荣和优势产业的联动发展。同时地方政府积极引导部分民营企业家向工业化迈进,培育了服装、饰品、彩印、拉链、玩具等优势产业和“顺时针”、“浪莎”、“年年红”等地方知名品牌,促进了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经济快速发展。

(三)工农业相互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义乌在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依托市场国际化、产业集群化、城市现代化的基础和优势,通过积极推进“义博会”的国际化专业会展进程,实现工农业产品推广的规范化,走出了一条“专业市场——制造业”,即“以商促工”、“工商联动”的路子。同时,义乌尊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和规律,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扶持农村的方针,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特种养殖、蔬菜、水果、优质大米等有一定规模的效益农业,为义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保障。义乌小商品市场对于关联产业的辐射,落实到区域之中就形成了“义乌商圈”的具体地理形态,有利于发挥共享交通、信息、品牌等优势,发挥城乡产业互动的市场贡献、规模贡献、资金贡献和就业贡献。

(四)理性作为的地方政府推动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多年来义乌市政府牢牢把握的行为准则,在最初的市场化改革中地方政府起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从市场筹建到市场监管乃至营销服务的推介等方面,政府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搭建小商品市场运作平台提供各项政策支持,政府在整个项目的规划和推广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积极鼓励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严格规范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商户。适时地调整市场规模和结构,为了促进各种商户之间的公平竞争创造性地提出“划行归市”的政策,从而在保护了任何一个想进入市场的个体商户的情况下,保证了市场的健康发展。[2]政府合理规划与科学引导是义乌经济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近些年,兴办市场曾在全国形成了一种风潮,但是,很多市场并没有红火起来,其中导致市场萎缩、吓跑客商的重要原因,在于某些干部素质不高,吃卡拿要。相反,义乌市的各级干部却能做到正确定位职能,既不越位,又不放任自流,地方政府低调、务实的资本运作和品牌运作手段值得全国学习。义乌市政府既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又保持了义乌市场的活力,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中找到最佳结合点。

从义乌的发展历程看,东北地区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工业基础等条件要远远优于义乌,而义乌却能从缺少先天资源禀赋中“破土而出”,一跃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百强县,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正视存在问题,寻找发展出路,已成为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

二、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入新全球化时代,东北县域经济发展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多数指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一直以来东北地区以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为主,导致在优势产业方面的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制约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如下:

(一)缺少区域内县域产业规划

调研中发现,目前,围绕着东北地区已经建设成、正在筹备建设的多是以装备制造业为主展开的,在当前面临后金融危机时代,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仅仅靠重工业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缺乏持续竞争力和市场活力,对县域经济缺少关注和支持,将难以实现东北地区经济振兴和城镇化的目标。就东北地区而言,尚缺乏科学而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当前,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趋同,布局调整依然滞后,主导产业竞争力不强,很难形成县域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农村工业化进程缓慢,如吉林省很多县(市)还没有走出传统农业格局。目前,农业在县域经济总量中仍占较大比重;农副产品多以销售初级产品为主,难以获得较高的产品附加值;第三产业尚未形成较为完备的服务体系。近些年来,辽、吉、黑三省虽然具备了一定的产业整体规划意识,但由于各自所辖县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层次不齐以及原有体制的惯性作用,导致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优势产业一直没有实现合理化布局。

(二)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东北地区县域经济中发展的企业,在形成和发展中面临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难、贷款难、担保难。县域经济中绝大多数为成长中的中小企业,在全社会直接融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股票市场融资门槛高、成本大,中小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很难达到相关要求。现阶段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为国有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短时间内很难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在债权融资方面,由于我国实行规模管理,并在规模内规定了各项指标和担保要求,条件十分严格,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通过债务市场直接融资也十分困难。[3]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内部分企业,面临全球金融危机逐步蔓延的结构性影响,因缺乏融资渠道导致资金链条断裂,企业经营陷入停产乃至倒闭的边缘。

(三)民营经济发展实力较为薄弱

作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夹缝中兴起的民营经济,面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待遇,其发展历程充满了艰辛。就县域经济中的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成立之初80%以上是家族企业,大都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的缺点,其组织行为不是依据市场规则,而是依据伦理规范;维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全部是利益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之间的情感和信任关系。中小企业的成立时间一般都不长,长则几十年,短则几年,不仅缺少应有的规章制度,而且财务管理相对混乱。面临外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挑战,民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经营盲目性、功利性,缺乏企业社会责任。因此,从企业管理模式的角度讲,必须从过去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去反思发展中的问题,积极向现代企业管理体制转变,否则,将严重制约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四)县域经济内部的企业发展呈现不平衡性

笔者在暑期深入东北地区相关县市调研发现,伴随着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制造业企业,其发展模式、人才引进、技术研发、资金融通、治理结构、产品营销、信誉保障、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如在企业发展模式上,选择专一模式或特色模式的企业多,选择联盟模式的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少;以国内市场为主(占总销售额的80%)兼顾国外市场(占总销售额的20%)的较少;如果由于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发现新的市场机会而考虑转型,一般选择主业不变、进入新行业,选择彻底转变主营业务的企业很少。同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北部分制造业企业招工难现象普遍存在,个别企业已经远赴甘肃招工,大大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另外,订单式生产的制造业企业居多,缺乏单独的研发部门;个别企业生产的产品,由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干预,使得节能降耗的好产品难以推广到市场,这既损害了企业利益,也难以保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三、义乌模式对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树立市场意识,壮大东北县域经济

义乌人之所以能够迅速接受改革开放信息,用“鸡毛换糖”的经验发展小商品市场有赖于义乌人民的思想解放。义乌人民敢于转变观念,靠自己的经商实践,在寻找出路中解放思想,又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找到了新的出路,这种强烈的市场意识很值得东北地区的民众学习。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由于人们受封建社会农耕文化影响较深,重农轻商的理念根深蒂固。因此,县域经济内的居民必须树立经济活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共享型经济发展观念;东北地区要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以符合经济规律的思路和举措来经营产业、创新技术、改善环境,使县域经济的人们行为活动能够适应农村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趋势,逐步摆脱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困局。

(二)加强产业引导,提振东北经济活力

义乌模式凸显了以市场经营者为主体,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引导,利用市场的先发和集聚功能,买全国货卖全国货,兴商建市、兴商强市,同时以贸促工、工贸联动,实现了市场与产业的联动发展。[4]东北地区要重振雄风,必须依靠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以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能力。东北地区县域经济虽然实现了稳步发展,但主导产业仍然缺乏具有强有力市场竞争力的内生机制。农业、工业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对于区域经济来讲,的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要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实现城乡产业互动,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着力提升东北地区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东北地区要通过政府力量主导下的“以工哺农”和市场力量主导下的“以工促农”有机结合,并形成提升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工农业产业素质的合力,引导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从政策优惠型向特色优势型转化,这必将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因此,东北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应依据现有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提升优势产业的竞争优势,并挖掘、培育具有较为广阔市场前景的新兴产业,努力实现东北县域经济在农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联动发展。理顺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依靠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协同带动效应,实现城乡产业互动进程中的资源整合与有效对接。

(三)构建县域企业集群,发挥集聚效应

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适度进行组织结构创新,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在组织结构创新过程中,要注重走专业化道路,充分利用专业化社会协作体系,打造精干的生产经营主体,优化基本职能,突出关键职能,集中资源强化企业核心业务与核心能力。[5]在主导产业带动下,通过发展整合型制造业,发挥企业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树立系统生产经营观念,生产制造环节应该考虑经营、研发设计和消费者。无论是传统的块状经济还是现代的产业集群,都会产生一种“磁场效应”,使区域外的资源向本区域集聚,促进区域制造业企业的快速发展。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与处于同一产业的众多企业在区域内聚集,会逐步形成区域品牌,[6]防止出现“有产品无品牌”的现象。为此,东北地区依托民营企业园区的建设和现有民营企业集群的完善,促进民营企业集群的发育和成长,发挥民营企业集群的规模效益,激活和带动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7]构建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企业集群网络,促进了区域间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提升企业间集聚效应,逐步实现本土化制造、全球化经营的目标。

(四)拓宽投融资渠道,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是最富生机和希望的经济增长带,是解决民富、国企改革和就业三大难点问题的重要依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从虚拟经济蔓延危及实体经济之时,义乌市经济发展局、义乌帮扶办开展帮扶企业资金转贷、历史遗留两证办理等一系列富有特色而有成效的工作,帮助企业解脱困局,使工业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局面。2008年底,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962亿元,同比增长12.9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482亿元,同比增长12.96%,工业经济继续保持了健康较快发展的态势。[8]义乌通过充分保护产权,创造开放、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予以适当减免税费,积极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当地中小企业快速成长为新的市场主体。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应在转变职能中出台与民营经济相关的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进一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原先限制的绝大部分经营领域,拓展民营经济的投资空间,打破县域经济的发展瓶颈,县市所设的中小企业局要真正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伴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正经历速度与结构、效益的周期性调整,资源共享型的县域市场培育是实现东北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不仅是“十二五”时期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富民固本、治国安邦之策。

摘要: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内容,东北地区的县域经济虽然在历史条件、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方面与浙江省义乌市有所不同,但义乌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市场体系培育、产业联动发展、城市乡村互促、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对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义乌模式,东北地区,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1]蒋中意.义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19.5亿元[N].金华日报,2010-01-26.

[2]陈禹静.义乌模式对广西工业消费品市场发展的借鉴作用[J].市场论坛,2007,(1):36-39.

[3]张志元.后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路径探微[J].商业研究,2010,(10):91-94.

[4]鲍洪俊.义乌模式:已有研究和新的解释框架[J].浙江学刊,2008,(5):189-193.

[5]徐充,姜威.民营企业组织创新的局限与突破[J].学习与探索,2008,(1):163-166.

[6]张志元.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路径[J].经济与管理,2010,(10):39-43.

[7]陈顺,李诚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战略及地域组织形式研究[J].经济地理,2005,(5):685-689.

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篇4

本文来源:铜仁日报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方针和总要求,石阡县积极探索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聚焦振兴主题,突出需求主导,抓牢人才主体,念好人才引、育、用“三字经”,打好高质量发展“组合拳”,以聚才蓄水之功开振兴赶超新局。

紧扣乡愁纽带引才,建立人才资源数据库。以乡村两级党组织为主体,开展本地外出务工人员、在外经商人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摸排,分类统计并建立人才数据库,掌握人才基本情况、联系方式、能力特点及创业方向等。加强联系网络信号源。在掌握人才基本情况基础上,扎实开展人才定期联系、节假日问候、亲属关怀等工作,点对点动员、激励和引导人才返乡创业,持续加强人才政治引领吸纳,针对心系家乡、政治素质较强、有技术特长和带富能力较强的本土人才,按程序有计划吸纳入党,择优按程序充实村两委班子和村级后备干部队伍。

打造“留雁行动”升级版

。把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深化留雁行动统筹结合,加大政策宣传、扩展工作思路,使出“亲情招”,打好“乡愁牌”,积极动员本地在外务工人员、经商人员返乡创业,鼓励支持本地在外企业家返乡投资兴业、创办领办企业、合作社等,充分用好此类群体人脉、资源等优势带动其他在外乡土人才回归。

围绕势能转化育才,培育“农博士”人才。充分利用留乡人员熟悉情况、乡情浓厚等优势,以开展各领域人才分层分类统计为契机,直接掌握和联系一批各行业各领域的优秀专家人才,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加强帮带培育,将本地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势能优势,大力培育“田秀才”“土专家”等本土实用人才队伍。用好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干部、农村知识青年、退伍复员军人、外出经商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人才群体,加强吸纳引领,充分发挥其熟悉政策、熟悉基层、熟悉群众、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等优势,组织引导他们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产业发展、信访稳定、环境整治、组织建设、基层治理等中心工作,反哺家乡发展。培训“新职业”农民。充分利用县、乡党委党校,职校、农推站等培训机构和农业、人社、扶贫等部门资源,聚焦发展主题,坚持需求导向,问需于民,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加大培养乡村工匠、农民职业经理人、非遗传承人等新型职业农民。

振兴模式 篇5

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为东北地区地方工业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地方工科大学要认清自己根在地方这一现实,考虑结合地方产业发展需要,发挥地域优势、传统优势,为本地区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服务,建立与本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相适应的学科体系,并于产业界进行多方面的沟通与合作,根据其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规格要求来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凸显学校的地方特色。

2 树立“三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

2.1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持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围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地方高校应紧密结合时代与社会发展要求,努力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之路。各高校应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作为教学改革的龙头,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积极适应社会需要密切结合,使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既较好地体现和保持地方高校特色,又紧随时代变革和社会需要不断推进;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进行专业调整改革,拓宽专业口径,加强新老专业交叉、渗透和相互支撑,构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础平台,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开瓶颈、奠定有利基础;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带动各项教学改革,促进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推进教学方法、手段改革,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改革,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并在业务方向、服务方向、人才类型与质量等方面,都应适应本地区的需要,充分体现人才培养的地方性。

2.2 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坚持一、二、三课堂相结合

在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要不断明确第一、二、三课堂的教育理念及其分工作用,要做到“三个课堂”有机结合,既有主次,又有互补,明晰理论与实践教学结合的理念。培养高级应用型本科人才,要统筹安排、精心设计这三大教育板块,充分发挥各自的教育功能。

首先要充分发挥第一课堂在学生培养中的主渠道作用。第一堂指按培养计划在校内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

其次要充实第二课堂的教学内容,使之成为第一课堂的有益补充。地方高校要根据学校自身教育特点,建设坚持经常、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为学生创造更加多样化的教育空间。

第三要开辟多元化的第三课堂渠道,使之成为人才培养过程的亮点。一方面地方高校应努力建设校企合作、校研合作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引导学生走向本专业实际工作岗位、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第三课堂与第一、二课堂的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实践教学的改革,保证人才培养的(下转第79页)(上接第36页)质量。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及各类社团活动是深受学生欢迎,实效明显的有效人才培养途径之一。

3 构建“多模式”的人才培养体系

3.1 大类通才型人才培养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体现学科内的“通才”,指在文化科学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的基础上,以某一专业为载体,培养学生既能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工作,又具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要按共同的公共基础、学科基础培养,着重加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的教育,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出的学生具有专业口径较宽、文化科学基础较扎实、知识面广、适应性强等特点。

3.2 宽基础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宽基础指学生必须具备本学科较扎实的基础理论及必要的人文社科知识,牢固打下广博的学科基础;复合型指学生具有二个或二个以上学科、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具有能跨学科(专业)工作的能力。培养这类人才一方面要拓宽专业口径,指导学生跨学科、专业选课,实现文理渗透,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要实行双学位、主辅修制,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在学好原专业的基础上,系统地学习第二专业的主干课程,从而使学生的知识领域得到扩展。

3.3“合格+特长”型人才培养模式

合格是指学生具备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各门课程成绩合格;特长是指学生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上有特长。这种培养模式强调重视对学生进行某一学科、某一专业专门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某一领域的独立工作能力,本科毕业后能尽快承担工作任务。在制定这类人才培养计划时,要遵循基础理论以应用为目的、够用为度的原则,加强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课程设置要紧密结合实际应用和行业发展,这样既可以开拓学生视野,又使所学知识贴近实际应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4 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需正确处理两个关系

4.1 高级应用型人才与创新型人才的关系

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动力。当代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高级应用型人才是偏重于经济社会实践的实际工作者,但并不排斥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实际应用中需要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际应用。一个优秀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必须要具备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4.2 知识与技能的关系

知识与技能是两大学习要素。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需重视实际应用技能的掌握,但并不降低对学习知识的要求。实际应用技能是指具有宽厚基础知识作支撑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调掌握实际应用技能,不能排斥学习基础知识,学好基础知识,才能促进实际应用技能的形成。

地方高校应抢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历史机遇,科学准确定位,树立新的人才培养理念,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摘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地方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地方高校应科学定位、挖掘特色,树立“三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构建“多模式”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适应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需要的大类通才型、宽基础复合型、“合格+特长”型、外向型等高级应用型本科人才,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与创新型人才、知识与技能的关系。

关键词:地方特色,人才培养模式,三结合,多模式,高级应用型

参考文献

[1]程静.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的诠释与应对.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2]肖海涛,向春.论大学特色的内涵与特征.中国大学教学,2007(2).

[3]陈景增.高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5(1).

振兴模式 篇6

鲁尔工业区位于德国西部北莱茵河—威斯特伦法州, 因横穿鲁尔河得名, 面积4 434平方公里, 包含埃森、多特蒙德、杜伊斯堡等多个工业重镇, 在历史上一直是德国的经济重心, 也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区之一。

进入20世纪50年代, 由于石油、核电以及天然气等新能源的应用, 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 煤炭需求量开始下降;另一方面, 随着煤矿开采深度的加大, 鲁尔区煤炭开采成本大大高于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国, 竞争力大大降低。因此,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鲁尔工业区传统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开始走向衰落, 地区经济危机开始。

二、集群创新过程

1. 传统产业结构调整期。

在调整前期, 德国政府对鲁尔区煤炭、钢铁、造船等传统产业进行经济补贴, 希望恢复传统产业的竞争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 德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对传统大工业进行资助收效甚微,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反而有更加恶化的趋向。

2. 鼓励新兴产业的建立。

在尝试对传统产业进行资助但收效甚微后, 德国政府调整了其资助的办法和方向:减少对传统工业部门的资助, 转而引导其环保、废厂房利用等项目;大力扶持当地新兴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北威州规定:对于在当地落户的新兴产业企业, 给予大企业28%小企业18%的经济补贴。在政策的引导下, 鲁尔区新建和迁入的企业迅速增加, 仅1973—1985年之间, 新建和迁入的企业达459个, 大大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

3. 兴建科研机构并促进其相互间的协作。

为满足鲁尔区经济转型对人才的需求, 鲁尔区从一个没有大学的地区转变为欧洲高校密度最大的工业区。同时, 政府还着力创造和加强建设企业、协会、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 促进网络主体间学习交流与合作。在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 鲁尔区积极利用集群创新战略, 在鲁尔区不同的城市或城市群之间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 各集群之间相互关联, 形成强大的经济纽带 (见下表) [2]。鲁尔区各城市初步形成的产业集群如下表所示:

三、鲁尔区主要产业集群介绍

1. 埃森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以埃森为一级聚集地, 科隆为中心, 涵盖杜塞尔多夫、明斯特、亚琛、波鸿等众多城市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使北威州成为德国生物医药技术最先进的区域之一。

生命科学研究在北威州很早就有一定的基础, 传统工业衰退后, 该区利用原有的基础在政府的促进下开始了医药产业集群的建设。1977年生物技术研究学会在纡利希研究中心建立;1982年, 世界遗传学研究中心在科隆成立;1985年, 德国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Qiagen作为杜塞尔多夫大学的衍生公司成立[3]。

由政府和科研机构组成的指导网络一方面通过技术研发保证技术的先进性, 另一方面负责莱茵地区的医药商贸事项, 提升区域内生物技术的形象;还为区域内公司提供共同通信活动平台, 确保科研与产业之间的顺畅转化, 由此形成很多基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衍生公司。基础雄厚的制药工业和化学工业不断吸引医药公司的加盟如Amaxa、Biofrontera、Cardion、DASGIP、Memorec和Verigen等医药企业在这一地区不断发展壮大。新公司的加盟, 为该地区注入了新的血液, 优化了区域内医药产业结构, 完善了竞争机制, 推动该区域生物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截至2006年, 该区域共集中了130多家生物医药公司以及100多家供应商, 产品销售额增长率达30%以上, 金额超过20亿欧元, 在欧洲乃至全球也颇具实力。

2. 以杜伊斯堡为中心的物流产业集群。

杜伊斯堡位于莱茵河与鲁尔河交汇处, 是典型的内河城市。杜伊斯堡港口早期主要以转运煤炭为主。20世纪上半期, 伴随着鲁尔区传统产业的腾飞, 杜伊斯堡港口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心港。进入20世纪的下半叶, 杜伊斯堡随着整个鲁尔区经济的衰退而没落。

随着振兴鲁尔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实施, 杜伊斯堡凭借德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欧洲最大的物流中心, 在围绕杜伊斯堡150km范围内的水路、铁路和高速公路将杜伊斯堡与中、东欧大部分联系在一起。目前, 杜伊斯堡共有200个公司主要从事交通和物流业务四个联运终端和35万m2的仓库区, 是国际水准的物流中心。

杜伊斯堡物流产业的发展壮大, 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早在1985年, 德国便尝试着在不来梅市规划了德国最早的大型物流园区[4]。在物流园区内, 许多不同规模, 不同功能, 分属于不同运输公司的物流中心聚集在一起。德国统一以后, 为了进一步整合物流资源, 迎合物流市场逐渐成熟后企业强强联合的需求, 政府采用了物流园区的形式, 在地理位置上使众多强弱不一的物流企业联合起来, 形成规模效益。

3. 多方合作下的多特蒙德IT、生物、化工产业集群。

为了应对地区结构性危机, 多特蒙德市各界加紧以创新激发新经济的步伐, 复兴多市经济。在经济复兴的过程中, 多市地区积极主动, 成功地将科研、大学、工商界、政界、金融机构等因素综合在一起, 促进地区结构转换, 达到了基于知识和技术的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目的[5]。1984年, 由市政、银行、工商业行会、大学等参股的多特蒙德技术中心建立, 其股东构成反映了多方主动协作的特点, 也标志着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技术中心所提供的技术服务与大学的诸多优势学科紧密相关, 中心为大学的创新提供基地和平台, 大学为技术中心和技术园区的公司提供科研开发支持, 大学和技术中心的发展相互依存, 技术领域的拓展刺激了大学学科的发展。

1999年, 多市政府与麦肯锡顾问公司筹备多特蒙德项目工作并设立专门工作小组, 旨在促进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 引导并培养就业人员满足新兴产业的需求。

4. 科隆的媒体和生物医药产业群。

坐落在莱茵河西岸的科隆是又一个重工业城市, 现在作为德国的媒体之都而享誉世界。科隆媒体产业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在州政府、私人投资者以及外聘顾问人员的协作下, 启动了“媒体园区项目”, 开始树立“媒体城市科隆”的形象。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 科隆集中了多处大型的媒体企业办公、展示、交易设施。这里有欧洲大陆最大的西德电台WDR、欧洲最大最成功的私营电视台RTL、德国广播电台、科隆广播电台等, 还有RPR、Super RTL、RTL-shop、Viva Plus和Vox都是电视广播界享有盛名的广播电台。同时科隆每年举办的国际性展会吸引了各国厂商的聚集, 进一步稳固了科隆媒体城市的地位。

四、经验与启示

1. 城市之间产业集群相互错位互补。

在鲁尔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注重形成以城市或城市群为中心, 不同城市功能及相关产业间形成错位, 以加强区域内产业间企业的协作, 保证区域内整体经济的改善。同时, 极力倡导集群内部各企业间的竞争和合作, 以带动整个集群的向前发展。

2. 构建各方合作网络, 产、学、研的结合发展。

在鲁尔工业区的复兴过程中, 在政府的倡导下, 企业, 协会, 高校, 科研究机构间形成密切的合作网络。在这一方面, 鲁尔区多特蒙德市的技术转化中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将技术创新和新企业的建立及发展联系在一起, 并有一系列配套性服务作支撑。在产业群的发过程中,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之间保持紧密的协作关系, 加快技术创新和科研技术商品化的速度。

3. 多元化经营企业,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企业是经济结构转换的主体, 在鲁尔区经济复兴的过程中中小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中小企业具有反映灵活、比大企业更了解市场需求更注重新技术运用的特点, 使得在集群发展中, 联合技术创新和合作更为容易进行, 在鲁尔区, 这类中小企业大多是技术含量高的主体, 产品种类繁多, 经营方式灵活。

4. 完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建设。

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通过提供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在促进地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同时也可以促进区域内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的改善。

5. 政府部门做好总体规划。

老工业基地的改造需要政府及相关机构统一的规划和指导。鲁尔工业区的成功改造,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德国政府在改造的初始阶段就制定了完整的总体规划。这方面的规划主要包括鲁尔地区改造的基本原则、整治目标、改造重点和产业布局调整等。这些规划可以看作为鲁尔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蓝图和行动依据, 是鲁尔区得以成功改造的基本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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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韬.资源型城市的集群创新与产业转型[J].改革, 2007, (11) .

[3]马超, 王金辉.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医药产业集群经验及对黑龙江省的启示[J].黑龙江发展研究, 200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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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tz Ingo Kupper&Stefan Rollinghoff.Cluster Management:Demands on Cities and Regional Networks[J].German Journal of Urb an Studies Vol.44 (2005) .No.1.

振兴模式 篇7

一、困境与复兴

从“振兴”前2002年到2011年东北三省经济社会主要发展指标看:一是三省经济发展已经从经济滞增长的困局中走出, 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三省经济规模先后成为万亿元俱乐部成员, 其中, 辽宁省经济总量达到22025亿元。9年间, 辽宁和吉林两省生产总值翻两番还多, 黑龙江省接近翻两番。从经济规模上看, 相当于再造四个辽宁和吉林, 再造三个半黑龙江。二是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经济发展后劲明显提升。三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期分别增长10.86倍、8.98倍和6.5倍。三是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升, 公共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 并且高于经济增幅5-8个百分点。三省公共财政收入同期分别增长6.61倍、6.48倍和4.31倍。四是民生显著改善,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13倍、2.84倍和3.1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01倍、3.26倍和3.15倍;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下, 为全国登记失业率最低的省 (区) 市之一, 等等。

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和陷入发展困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现象, 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经济现象, 如美国东北工业区、德国的鲁尔工业区、英国的曼彻斯特工业区、法国的洛林工业区等等。一般说来, 经济区发展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成长—发展—成熟—衰退。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的基本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体制性衰退。东北老工业基地是计划体制下建成的, 所有制结构单一, 80%以上为国有经济, 并经几十年运转, 带有很强的惯性, 从体制和机制上看与市场经济不适应。二是结构性衰退。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产业基础和经济结构, 运转几十年, 结构已经老化, 资源与环境矛盾突出, 产品与市场需求错位、不适应。三是国家发展战略转移, 战略重点转向东南沿海地区。东北三省经济发展陷入滞增长困境, 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低于东南沿海地区2-3个百分点。

对于三省而言, 既有体制性和结构性衰退共性一面, 同时, 在经济结构、产业基础、发展环境等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性。自2003年中央做出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决策以来, 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东北老工业基地不仅摆脱“东北现象”的困扰, 而且迈向全面振兴之路, 留给我们诸多思考和启示。从三省振兴十年的发展轨迹和路径选择中可以清晰看到, 在中央振兴东北战略决策指引下, 辽吉黑三省按照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 从各自的经济结构、产业基础、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实际出发, 突出特色, 紧紧把握关键环节, 转方式, 调结构, 破解发展症结和难题, 推动老工业基地结构转型升级, 促进全面振兴。

二、思考与启示

(一) 辽宁

在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 辽宁紧紧抓住振兴机遇, 以科学发展为主线, 实施“两化”融合, 破解薄弱环节, 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进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与振兴的晴雨表, 正像业内人士所说, “东北振兴与发展看辽宁”。这是因为, 从地域上看, 辽宁处于东北地区的两大发展主轴——哈大和沿海轴线的核心部位,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与发展具有较大的牵动作用;从结构上看, 辽宁的经济结构 (体制结构和产业结构) 大体同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相似, 并且基本包含了两省传统优势产业, 产业互补性很强;从经济总量上看, 辽宁经济总量相当于吉黑两省之和, 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领头羊。

1.发展与振兴背景。辽宁为新中国最先建成的以装备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为主体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素有“共和国长子”之美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辽宁装备工业产品一度覆盖全国近四分之一市场, 钢铁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 石油加工能力占全国三分之二。创造了数以百计“全国第一”工业产品。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逐渐突出, 逐步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到90年代末, 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首先从辽宁开始。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的背景下, 由于辽宁传统优势产业总体技术水平落后, 产品多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为主, 科技含量低、市场竞争乏力, 传统优势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 进而导致全省经济陷入发展困境。装备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急剧萎缩, 由覆盖全国18%-20%市场下降至3%-5%, 其中装备工业集聚的沈阳铁西工业区75%左右装备工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95%左右工业企业亏损或处在亏损边缘, 13万余职工下岗;钢铁工业更是难以为继, 辽宁钢铁产品由覆盖全国退缩到黄河以北, 甚至连家门口长春“一汽”市场都要失去, 闻名全国的鞍钢甚至一度连焦煤都买不起, 一度面临“断炊”的危险境地。1999年全省工业企业亏损总额为78亿元, 与大中型工业企业利润总额29亿元相比全省工业企业总体为负利润 (大中型企业利润总额仅为黑龙江省的六分之一) 。全省下岗职工超过200万人, 若大的工业大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度列为全国第21位。

2.振兴路径。实施“两化融合”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新型工业化。自中央实施振兴东北战略决策以来, 辽宁紧紧抓住振兴机遇。首先, 按着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 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理念,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不失时机地实施“两化”信息技术与传统优势产业融合, 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一是实施信息技术与装备工业融合, 推进装备工业转型升级。仅仅经过七八年时间, 辽宁装备工业总体技术水平便登上历史新台阶, 总体技术水平接近或部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能够生产具有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数控机床、电力装备 (变压器) 、盾构机、大型船舶、内燃机车、通用装备及百万吨乙烯裂解压缩机、冶金及矿山大型装备、汽轮机、航空发动机及飞行器等。沈阳机床销售收入达到180亿元, 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机床企业。装备工业聚集的沈阳铁西工业区被国家发改委命名为“老工业基地改造示范区”。二是实施信息技术与钢铁产业融合, 初步实现钢铁工业脱胎换骨。尽管辽宁铁矿石保有储量占全国四分之一, 居全国之首, 但是辽宁却把发展钢铁工业的重点放在内涵调整上, 加速推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造。目前, 辽宁钢铁工业总体技术水平接近和部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高端钢铁产品已占钢铁产品比重80%-85%, 如本钢最近三年钢铁产品出口一直居全国首位。以前以钢铁产业为产业主体, 其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现如今鞍山和本溪非钢铁产业产值比重已超过钢铁工业产值。虽然, 辽宁钢铁产品产量由居全国首位目前已降至第四位, 但在钢铁产能过剩的背景下, 对全国注重内涵调整推进产品升级无疑是很好的借鉴。三是石油化工是辽宁一大支柱产业, 但产业链条短, 以生产原料油为主, 近年来加速发展大乙烯和大芳烃及精细化工, “油头化身轻纺尾”的产业链条框架基本形成。四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制药、清洁能源、环保设备等。目前辽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占工业产值比重已接近20%, 其中大连已达到60%以上。五是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化解了农业“短腿”的薄弱环节。辽宁国土和耕地面积不及黑龙江省的三分之一和吉林省的三分之二, 再加上大中城市人口密集且比重较大, 长期以来粮食和主要副食品 (肉、蛋和蔬菜) 主要靠国家调拨解决, 曾经被称为“捧着金饭碗要饭”, 农业“短腿”问题一直困扰辽宁几十年。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振兴”十年来, 按着地域资源条件差异性发展, 优化农业布局, 实施专业化生产, 产业化经营;全面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 水浇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以上;设施农业面积突破1000万亩, 日光温室面积位居全国首位。粮食产量达到407亿斤, 创历史最高水平。肉、蛋、奶产量819万吨, 水产品产量453万吨。粮食单产和人均肉、蛋、奶的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不仅实现了粮食和主要副食品自给有余, 而且有一定数量出口和支援全国。同时充分发挥和利用农业资源优势条件, 重点发展特色农产品。如, 岫岩食用菌、东港草莓、阜蒙花生、盘山河蟹、铁岭榛子、桓仁冰葡萄、西丰鹿业等目前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成为全省一县一业示范县。此外, 充分利用全省丰富农牧林果水产品资源, 着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从2011年开始农产品深加工产值已经超过石油化工产值, 成为辽宁第三大支柱产业。

实施综合配套改革, 创新发展理念, 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和薄弱环节。一是深化改革, 破解体制和机制障碍, 放活非公有制经济, 经济发展显现生机和活力。省属大中型国有企业初步实现体制转型, 对省及市属国有企业全面实施人事制度改革, 简政放权, 只管企业三个一把手 (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会主席) 聘任, 不干预企业自身发展、人员选聘、规划制定等;从体制和机制上放活非公有制经济,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产值比重超过全省经济总量55%-60%。二是创新区域和谐发展理念, 实施三大区域协调战略 (沿海经济带改革开放、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和突破辽西北) , 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区域协调发展局面初步形成, 欠发达的辽西北地区的朝阳和铁岭两地区已经步入跨越式发展轨道, 成为辽宁经济发展最快的三甲地区之一, 阜新已经从困局中走出, 成为全国最大的液压设备生产基地, 正在建设国家级煤化工基地。区域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基本得到遏制。三是创新城乡发展理念, 破解县域经济短板难题。近五年, 省委、省政府出台一系列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政策, 以突出各县域特色, 发挥比较优势。以园区为载体建设百亿元产值产业聚集区。这些经济发展政策实施后已显现成效, 到2011年辽宁已有10个县成为全国百强县, 被业内人士誉为县域快速发展的“辽宁现象”, 目前全省县域生产总值已占半壁江山。四是以改善民生为基本出发点, 从2006年开始, 在全国率先破解了几十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百万产业工人 (主要是矿山工人) 和低收入群体棚户区改造难题。仅仅5年多时间, 5万平方米以上连片棚户区全面改造完成, 现正抓紧时间对5万平方米以下连片棚户区改造。让百万产业工人和低收入群体家庭住上现代化、标准化楼房。五是创新城市化发展理念, 破解大城市密集而中小城市发展滞后的难题,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辽宁大城市密集, 全省14个省辖市, 其中13个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而其中特大城市就有5座, 中小城市仅有18座。为防止出现或发生“大城市病”, 从2010年开始重点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发展中小城市, 仅沈阳经济区建设38个新城新市镇, 目前全省新城新市镇基础框架基本形成, 初步建成一批以产业聚集区为载体, 基础设施较为完备, 地域特色鲜明、宜居、宜商、宜业的新城和新市镇。如沈阳大浑南新城、沈北新城、沈阳辽中近海新城、鞍山达道湾新城、铁岭凡河新城、辽阳河东新城、营口营东新城、盘锦辽东湾滨海水城等, 当前大连、营口、盘锦等市正在全力推进全域城镇化, 有效促进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 辽宁城市率已达到65%以上。六是创新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理念, 缓解资源与环境瓶颈难题, 实施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问题一直是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一大瓶颈, 特别是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 (沈阳经济区) 高耗能产业集聚是全国环境污染最重的地区之一, 沈阳一度被联合国列为世界环境污染最重的世界十大城市之一, 本溪被称为卫星“看不见”的城市, 辽宁的母亲河被列为“劣五类”。“振兴”以来, 全力实施蓝天、碧水、青山工程建设。投巨资治理环境,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百余个污水处理厂, 相继成立辽河和凌河流域环境保护局, 辽宁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部城市群大气环境明显改善, 沈阳被国家授予环保模范城市, 沈阳、本溪、鞍山等城市被授予森林城市, 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等城市大气环境明显改善, 优良天数均超过320天, 水体环境明显改善, 辽河流水质基本消除重度污染劣五类, 主要河段提升至四级。

(二) 吉林

把握振兴机遇, 发挥后发优势, 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夯实现代产业基础, 推进全面振兴。

1.振兴背景。吉林也是“一五”时期, 以运输设备 (汽车和轨道客车) 和基本化工及能源为主导的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形成了运输设备和煤化工 (吉化:化肥、电石、染料及热电) 为主体。其包括, 铁合金、碳素、发电及建材 (水泥) 、轻工造纸为基本框架的产业基地。运输设备 (汽车和轨道客车) 和煤化工 (三大化工) 优势鲜明, 为新中国汽车产业、轨道客车和基本化工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汽”是新中国最早建成规模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 载重汽车保有量一直占全国一半左右。轨道客车基本覆盖全国火车客运车辆, 到2000年全国火车客车90%来自长春客车厂。吉林引领和支撑全国汽车和轨道客运车辆发展。“吉化” (热电与三大化工) 是中国上世纪50-70年代建设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基本化工企业, 开启了中国最早以煤为基本原料, 采用“减量—资源化—零排放”循环经济发展方式, 资源综合利用, 发展基本化工。吉林运输设备 (汽车、轨道客车) 和吉化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辉煌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陷入发展困境时, 由于体制和结构等因素影响, 吉林不仅省市属大中型企业举步艰难, 而且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的“一汽”和长春轨道客车,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 也曾一度出现发展困局。中国汽车和轨道客车由一两家独秀到多元群体式迅速发展格局, 由于两央企自身技术设备落后, 产品结构单一, 面临严峻挑战, 市场占有率下降, 经济效益下滑。“吉化”、“长春拖拉机”等一批省市属重点大中型企业, 也由于设备老化, 产品结构单一, 市场占有率急剧萎缩, 亏损严重, 面临关停破产, 进而导致吉林陷入发展困境。吉林经济增长率不仅低于东南沿海省市经济发展速度3-5个百分点, 而且一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2.振兴路径。吉林的工业基础同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相比传统产业相对较薄弱, “一五”时期156项重点项目吉林仅列12项, 实际建成9项 (辽宁省24项、黑龙江省22项) 。“振兴”以来, 吉林紧紧把握振兴机遇, 从资源、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的实际出发, 转方式、调结构, 充分发挥吉林后发优势, 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 夯实现代产业基础,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全面实施“三化”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深度融合, 推动和促进吉林全面振兴。“振兴”十年来, 一是传统优势产业再续辉煌。“一汽”在剧烈市场竞争中, 强力实施技术引进和结构创新, 并与世界500强国际知名汽车厂商德国大众和日本丰田结成合作伙伴。在国家和吉林省委、省政府支持下, 走出地域围墙, 在东北、华北及胶东、西南建设三大汽车生产基地。汽车产量突破250万辆, 占全国四分之一, 生产制造多类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高级轿车、越野车和载重车, 继续占据中国汽车产业领军地位。吉林省在“一汽”的引领和牵动下, 全省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 居全国前二位, 领跑全国汽车产业发展。长春轨道客车厂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 加强技术引进和创新, 全面实现结构转型升级, 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当代世界轨道客车先进水平, 能够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类型各轨道客车, 如高铁客车、地铁客车、城市轨道客车等, 以及碳钢客车、不锈钢客车、铝合金客车等高端轨道客车, 其市场占有率达46%以上, 占据中国轨道客车半壁江山, 是中国轨道客车领军企业。“吉化”基本实现体制和结构转型, 实施与石油化工重组, 原料由以煤为主转变为以油气为主, 产品以乙烯和精细化工为主体, 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二是发挥后发优势, 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 夯实现代产业基础。培育新能源汽车、生物化工、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碳纤维、生物质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并且其中生物制药、新材料 (碳纤维、镁合金、精细化工等) 、光电、动漫等新兴产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格局。三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新突破, 粮食总产达634.2亿斤, 创历史新高, 占全国产量13.3%, 提前一年实现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规划目标, 同时, 吉林是全国玉米调出最多的省, 为确保全国粮食安全和畜牧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经济总量跨上历史性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从“振兴”前2002年2242亿元到2011年突破万亿元大关, 达到10531亿元, 9年间增长434%。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5%, 占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期由131亿元增加到850.1亿元, 9年增长648%。内生增长动力切实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期由804亿元, 增加到7441.7亿元, 增长840%。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改善。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97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7510元, 分别增长15.5%和20.4%。安居工程实现从城镇到农村、矿区、林区、垦区全覆盖, 48.11万户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三)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是“一五”时期, 以能源和重型装备等为主体国家重点建设地区, 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动力装备、重型装备和能源基地, 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我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四原” (原油、原木、原粮和原煤) 输出地, 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改革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 随着煤碳和原木资源枯竭, 石油资源日趋减少, 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日趋加剧, 黑龙江省陷入发展困境。

在重要资源枯竭和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背景下, 求发展、求振兴的黑龙江省面临着亟待破解的七大问题和难题:其一, 体制机制老化, 内生动力不足;其二, 在国内具有明显优势的企业大而不强, 竞争乏力;其三, “原”字号资源输出导向, 资源深加工发展滞后;其四, 传统产业发展及产品市场萎缩;其五, 科技人才资源富集而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其六, 基础设施薄弱, 与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其七, 林木资源枯竭林业产业发展走向衰退, 林业工人就业难题突出等。

“振兴”十年来, 黑龙江省紧紧把握机遇, 从黑龙江省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的实际出发,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破解发展与振兴的主要障碍和难题, 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促进全面振兴。一是依托优势自然资源——粮食、石油、矿产、林木、煤炭等资源优势, 引进战略投资者, 打造龙头企业, 促进资源深层次开发, 提高附加值。食品、石化、矿产、林产品深加工等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增长25%、16%、30%和20%。二是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以哈动力装备、齐重型装备、大庆石油化工、“哈飞”及“哈药”等大型骨干企业为主体, 加速“两化”融合——信息技术与传统优势产业融合, 以企业为主导, 实施“产学研”一体, 加强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对传统优势产业渗透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世界知名度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进一步提升黑龙江省发展潜力和市场竞争力。三是充分利用和发挥科技和人才智力富集优势, 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以LED、云计算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 以钼、石墨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 以核电、风电、燃气轮机为代表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 以生物医药、生物能源、生物制造为代表的生物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幅度达到17%。四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以金融、物流、旅游、文化创意、物联网等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 培育新兴服务业态。培育一批大型物流集团和特色物流企业, 着力构建现代市场流通体系。深入开发和整合旅游资源, 打造品牌, 壮大旅游产业。现代服务业近年来年增长幅度达13%, 高于经济增长指标。五是化解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重点建设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黑龙江国土面积相当于三个辽宁, “振兴”前的2001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仅为414公里, 一级公里通车里程只有548公里, 仅为辽宁省一半左右 (辽宁高速公路和一级公里分别为1068公里和1025公里) 。“振兴”十年来, 建设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一直是黑龙江省建设重点, 经过十年建设, 到今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4300公里, 新建一二级公路2415公里、农村公路4000公里, 基本形成了覆盖全省、连接周边的公路网络体系。以哈尔滨为中心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形成, 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对外开放。六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增强内生动力。降低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门槛, 放活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基本改变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格局。七是深化林业产业改革和制度创新, 由砍林为主导, 转变为育林、护林和发展森林经济为主导, 不仅化解了数以万计林业工人就业难题, 而且为确保森林资源和林业产业可持续性提供了最佳选择。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 初步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 全省经济社会呈现增长加快、质量向好、民生改善的发展态势, 实现了“十二五”良好开局。2011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503亿元, 年增长12%以上,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2.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以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以上,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5%以上,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以上。特别要指出, 农业现代化建设和粮食产量迈上历史新台阶。“振兴”以来, 大力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 扎实推进水利化、农机化、科技化、合作化, 粮食总产量达到1114.1亿斤, 跃居全国第一。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87.7%, 为全国第一。经认证的绿色食品产业销售收入达到435亿元, 增长45%。为中国13亿人口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 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继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摘要:辽宁和吉林、黑龙江三省紧紧把握中央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的历史机遇, 从各自的实际出发, 按照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 转方式、调结构, 突出特色, 破解发展症结和难题, 初步实现结构转型升级, 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 不仅走出困境而且步上全面振兴之路。

振兴模式 篇8

2007年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被纳入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蒙东地区经济总体实力逐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社会民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合作日益深化,生态保护与建设取得新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蒙东地区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经济总量、产业层次、城镇化水平、保障能力等与先进地区甚至与我区中西部盟市还有较大差距,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全面振兴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开启了东北地区新一轮振兴发展的新征程。龚喜岭(自治区发改委东振办处长)介绍,《若干意见》围绕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四个方面,明确了19条重点任务,并提出了很多含金量较高、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可以说,《若干意见》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指导蒙东振兴的纲领性文件,徐钢(《实践》杂志社原主编)着重强调,现阶段对于蒙东地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再次发力。与会专家一致认同,《若干意见》的出台实施,为蒙东地区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又一次重大机遇。蒙东地区一定要珍视并牢牢抓住此次契机,乘上“借势”的东风,力促自身发展。

二、蒙东振兴既要与东北振兴一体化统筹,又要积极壮大内生增长动力

(一)蒙东地区与东北三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需要既一体化统筹又差别化对待

蒙东地区与东北三省山水相连、文化相亲、产业关联、市场一体,具有天然的自然、经济和人文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东北三省存在的问题,也是蒙东地区面临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东北地区许多共性问题必须一体化统筹。

与会专家指出,蒙东地区与东北三省又存在着“发展阶段性”差距:东北三省基本属于“老旧”产业升级缓慢,遇到的多为原发性困难,主要目标是促升级反周期,实现新常态下的持续发展;而蒙东地区基本属于上游产业扩张受阻,遇到的多为传导性困难,主要目标是既出力又借力,在不被“边缘化”的前提下实现与东北三省的“捆绑”发展。蒙东地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必须立足这一特殊背景。

(二)蒙东地区在一体化统筹的前提下更要主动作为,找准突破口,重点发力

蒙东地区需要因应态势,提振信心,以积极的作为,融入并大力推动期待中的振兴。即要积极融入配合,做好配套改革;又要积极主动,有所作为。文风(自治区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利用反梯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建议我区东部盟市要变“融入东北”为“双融一自”即:融入东北,融入京津冀,自主打造产业创新高地,充分利用蒙东地区资源优势和低成本优势,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产业高地,直接面向全国。包思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以贯彻五大理念、落实四个着力为主题,提出蒙东最大的优势就是绿色和开放。

1. 发挥好生态屏障作用,把绿色发展作为蒙东“乘势跨越”的重中之重

蒙东地区是我国东北和华北的重要生态功能区,是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它的绿色资源非常丰富,内蒙古的大草原、大森林都集中在蒙东地区,内蒙古的农畜产品的四分之三都产自蒙东地区。蒙东地区最具有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的产业就是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业,必须做好农畜产品生产加工的绿色牌、特色牌、高附加值牌。蒙东地区实现绿色发展的另一个优势产业,是具有无限市场空间的大旅游产业。寇子明(呼伦贝尔市经济社会研究院院长)结合呼伦贝尔市的实际指出,呼伦贝尔自身不仅涵盖了四大生态系统,而且拥有大耕地、大畜牧,这些都是打造自身绿色农畜产品基地和大旅游产业的先决条件。

2. 把开放发展作为蒙东“乘势跨越”的优先选择

开放发展是蒙东地区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内蒙古是中国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重要窗口,依托是我们的21个口岸,而大部分口岸都集中在蒙东地区。下一步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机遇,在开放层次上做文章,充分利用蒙东地区的区位条件,创新同俄蒙的合作机制,协调发展。包思勤建议,把中国的第五个自贸区设在内蒙古,在满洲里打造出一个中国的沿边自由经济贸易区;进一步开放二连浩特,在二连浩特建设“中蒙特区”,专门发展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甚至博彩业。

三、蒙东地区要抓住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实现精准发力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经过前十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蒙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长期受传统发展模式影响,思想、观念上僵化,蒙东地区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文风把现阶段蒙东地区的发展障碍归纳为体制机制、产业、要素、传统发展路径等方面的“四大困境”。他认为蒙东地区主要还是体制上的问题,并且突出体现在两个区域:一是林区的体制机制。虽然现在林区实行了天然林的全面禁伐,实行了天保工程,但是接续产业没有形成,产业空心化严重,导致民生困难。二是电力体制。受体制影响,供方发电受限制,需方用电不便宜,陷入电力过剩却电价高企的“滞胀”怪圈。

文民(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认为,目前,对于蒙东地区最重要的就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让观念跟上时代的发展。只有观念可以跳跃式、植入式、跨越式发展。同时,思路决定出路,改革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对于如何突破林区体制机制及电力体制的瓶颈,专家们建议:

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重新审视林区的体制机制改革。国有林区改革的关键在于有效、彻底的剥离,分清楚哪些是国有林区要做的,哪些是地方政府要做的。要逐步推进国有林区政企、政事、事企、管办分开,要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划转企业经营职能和转变管理职能。要不遗余力推进蒙东地区电网电力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建设好特高压电网,把蒙东的电输出去;另一方面要解决好蒙东地区自身用电电价偏高的问题,要在局部地区继续推好微电网和分布式电源电网,同时要跟大电网结合,利用新一轮东北振兴鼓励体制机制创新的契机,在这方面寻求改革的出路,争取国家的支持。

(二)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蒙东地区既有产业方面有很多不足,如煤炭采掘严格意义上是第一产业,够不着第二产业的标准;电力工业是链条最短的产业,没有用户时连库存缓冲都没有可能;化工行业是技术工艺最庞杂、安全生产风险最高的行业;农畜产品加工行业是发展方向,但现状是小散差,虽具有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优势,却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优势和特色产业。文风在阐述“四大困境”中也提出,产业的问题往往不是发展问题,而更多的是转型问题。

蒙东地区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校准并丰富自身定位。专家强调:要定位于东北区域能源资源接续基地,蒙东有这方面的资源禀赋、基础能力和生产潜力。要定位于东北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辐射承接区,蒙东不能放弃从采掘加工业转型升级到制造业服务业的固有抱负。要定位于循环产业示范区。蒙东单一产业、单一企业分散存在、点状布局,投入品经常远水难解近渴,副产品多数成为“负担品”,不发展循环经济难以融入东北振兴。

(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蒙东地区内外及城乡公铁交通密度小、水平低,电力外送通道短缺,信息基础设施滞后,使经济发展的内循环不通、外循环不畅,严重制约了整合资源要素的范围和产品的市场服务半径。文风在“要素困境”指出,东北地区要素资源较好,但是要素组合不理想,要素配置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寇子明用“六多六少”概括了呼伦贝尔现阶段突出的问题,即多窝电、缺电网,多水源、缺水利,多美景、缺基础,多路网、缺油路,多机制、缺协同,多通道、缺通畅。

因此,切实补好基础设施短板是当务之急。必须大力加强蒙东地区的公铁交通、电信电网、工业园区、重大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专家们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特殊时期要特殊政策,在第二轮东北振兴的契机下,要跟国家要政策,争取专门用于东北振兴的基金。二是国家现在提出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将过去以财政投入为主转变为财政引导,通过财政资金吸引广大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和投资运营上来。一方面可以放大财政资金的效益,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这是投融资体制领域改革的一次探索与创新。三是建议在中央投入之外,蒙东地区也要筹集一定的“反周期准备金”。具体可参照企业公积金的办法计提和管理,允许企业在所得税前等额扣除。

(四)吸引留住人才,促进科技创新

关注振兴规划细则 篇9

2009年2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已经给行业带来了可喜的结构性变化。时隔11月, 备受关注的“实施细则”即将于2010年出台。物流政策密集公布将加速社会物流需求的释放, 第三方物流业的黄金周期或将来临。然而对于行业未来的发展仍然要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虽然去年物流行业运行呈现加快回升的积极变化, 但物流企业仍面临较大的困难, 包括各环节税率不统一、部分大中城市配送车辆市内通行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同时物流企业融资渠道较少, 企业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呼吁尽快细化政策措施, 使行业发展得到政策支持, 使物流企业能真正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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