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毕业论文

汉语言毕业论文（精选12篇）

汉语言毕业论文 篇1

在理工类院校里, 汉语言文学作为弱势学科, 易被边缘化, 其毕业生亦容易被忽视。本文拟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 (2009届-2013届) 毕业去向状况、学生就业状况为例, 来分析理工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遇到的普遍问题, 考察其产生的原因, 以便为改善理工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窘境作一个绵薄努力。

我们首先通过档案查询方式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学专业2009 至2013年应届生进行了统计与核实;其次对部分毕业生进行了电话访问;再次, 发放了问卷500 份, 收回456 份, 回收率为91.3%, 其中有效问卷约422份, 有效率为92.5%。综合以上工作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理工类高校汉语言文学毕业生面临一些就业困局及其产生的缘由。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

通过横向与纵向分析, 理工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困境一般呈现为以下6个方面的问题:

1. 文科毕业生的校内签约率低

作为理工科院校, 虽然校内招聘会具有针对性强、签约率高和就业层次高的特点, 但是这些优势是对于理工科院校的传统优势专业而言的。虽然校内招聘会是应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 但是作为理工科院校的文科毕业生, 通常难以在校园招聘会上得到好的就业机会;毕竟, 来此的招聘单位多以学校的强势、优势专业为目标, 从而忽视了文科生群体的求职需要。这就使得理工科院校的文科生失去了很多在校内招聘会就业的机会。

2. 读研逐渐成为一个明智之选

在理工科院校读书的文科生, 承受着更多的就业压力, 无论是与同校的理工科校友相比, 还是跟综合类大学的文科生较量, 都常处于弱势。就业压力过大的现实, 使越来越多的文科毕业生选择考研之路, 毕竟这是一条最直接有效的回避之法。通过考研, 学习能力强的文科毕业生可以自主选择去到综合类大学甚至是名牌大学, 通过继续学习改变本科毕业难找工作的状况。但是考研率的增大, 并不意味着读研率的提高。考研未果, 再开始找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就业的难度, 导致就业前景出现不稳定因素。

3. 理工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不高, 波动较大, 且未来不明朗

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09年的毕业生为基准, 出国人数占8.81%, 待就业人数占1.26%, 就业人数占78%, 升学人数占10.6%。其中毕业生选择就业比例较大, 其次为读研学生。其他年份直接就业比例分别为10 年76.87%, 11年76.58%, 12年80.78%, 13 年70.93%。平均就业率为76.618%, 09年至11年相对平稳, 保持在76%的就业率, 而在12年上升4.2%后, 迅速下降9.85%。鉴于就业率从趋于平稳至大幅度波动, 语言文学专业应届生未来预期就业率难以预测。

4.文科生的就业去向多元化, 且专业不对口现象逐渐增加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09年毕业学生具体去向有:2.52%从事中初教育、10.06%升学、11.32% 进入三资企业、3.774%进入其他事业单位、48.4%进入其他企业、0.63%从事科研助理、1.887%进入机关、3.774%进入国有企业、1.258%接受高等教育、4.40%进入地方基层项目、1.258%待就业、0.81%选择出国。由此看出, 09 年整体就业情况良好, 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较为对口。从5年的数据分析来看, 09年至11年, 毕业生就业情况基本平稳, 变化不显著, 但是从12年开始, 出现了大幅度波动, 毕业生毕业去向出现多元化、复杂化以及非专业对口化现象;13年就业率更是出现大幅度下降, 其中进入私营企业学生受影响较大, 但是进入三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学生仍然平稳。

5.相比综合性大学, 理工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出现竞争力低、工资低等问题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学生中, 学生第一份工作地点几乎都在二三线城市, 也有28%在一线城市, 只有村官类型的在乡镇工作, 基本无人在乡村工作。由此看来, 在北京、上海类大城市找到工作对理工科学校的文科生而言并不容易。毕业生中, 也不乏自己创业的学生。另外, 薪资在2500-3500元占多数, 另有一部分在3500-5500元区间, 少数是2500 元以下和5500 元以上。在第一份工作中, 薪资在5500元以上的毕业生或在一线城市, 或是自己创业, 拿低工资2500以下的基本处于实习阶段。说明理工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很难在就业之初就拿到较高水平的工资。

6. 相比综合性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工作不稳定性, 理工类院校则呈稳定趋势

在问卷中, 对毕业一年的学生, 只有36%的学生选择放弃第一份工作, 仍有64%学生坚持自己的工作。从毕业生对当下工作的满意程度结果来看, 76%的毕业生表示比较满意, 0%的毕业生表示不满意。对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和一般的比例各占12%, 说明本专业毕业生对现工作的状态并没有达到很满意的情况, 但也不失望。以上结果表明, 理工类高校的文科毕业生对于自己的定位要求不高, 缺乏信心。因此, 当毕业生遇到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后, 便会选择保持现状, 不再跳槽, 从而使就业状况呈稳定趋势。

二.理工类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产生的原因

1.理工类高校发展不均衡, 汉语言文学专业仍亟待发展

过去国内的大学由于研究方向不同, 所以培养学生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理工类高校以理科与工科专业为主要发展目标, 并且在相应的领域取得非凡的成绩。比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其前身是南京气象学院, 是我国培养气象科技人才的高等院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逐渐增加, 2000年前后出现全国理工类高校向综合化方向发展的潮流。理工类高校因此纷纷努力开设文科专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是90年代中后期, 而本科是从2000年开始的。虽然如此, 但由于汉语言文学在理工类高校内部是新专业, 无法在内部竞争中取得优势,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也很难获得同等丰富的学习资源与优沃的学习环境, 例如师资力量不强、人才缺乏且流失严重与数据库资源使用不便等。因此出现了相对普通综合性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更加困难的局面。

2. 理工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对于学生发展定位不准确, 没有差异化与专业化培养

理工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上述所说为一个学校内本就处于绝对弱势的专业, 相比同类综合性大学与专业文科类高校, 学生在就业时的表现与竞争力就也是处于竞争劣势。由于理工类高校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发展定位不够准确, 而且相比于综合性大学与专业文学类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没有差异化与专业化培养。学生的培养方案可选择范围过于笼统, 并没有细分模块教育, 造成学生受到的教育范围大而不精的局面。

3.学生对未来发展不明确, 心理素质薄弱

一般而言, 同等层次的理工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相对于同类综合性大学要低些, 但是, 这并不代表学生的整体素质较差。高考成绩只是一个阶段性考验, 影响成绩的因素颇多, 并不能作为绝对的素质考量尺度。但是由于国内社会舆论以及学生本身的认知和定位, 会慢慢从怀疑自身能力到放弃自我。因此, 原本只是一时失利的学生会在自我放逐中, 降低自身的要求, 对未来发展不明确。继而到毕业时, 由于软硬条件不佳, 在与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竞争时, 感到压力巨大, 从而出现在面试时表现不佳等情况。

4. 社会对理工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存在认知偏差

在调查问卷中发现, 大部分毕业生毕业去向为二、三线城市, 因为在大城市中除了毕业生自身的问题, 社会对其也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由国内高考的划分人才层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所以社会, 尤其是企业会对理工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存在认知偏差, 会质疑他们的能力与素质。有时候更会将这些毕业生划分在同类综合性大学与专业文学类高校之下, 录取通过率因此出现低迷。

5. 整体经济环境造成就业困境

在调查问卷中得出, 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毕业生大部分去向为私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但是在08年金融危机后, 尽管经济有所恢复, 但是仍然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 地产泡沫依然存在, 利率依然低迷, 投资热度不高, 尤其以中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发展艰难, 而民间金融借贷与网络p2p金融跑路事件频频, 经济依然较为萎靡。由于央行调整利率, 加大开放程度, 国内汇率波动增加, 人民币加速升值, 导致出口导向型企业生存艰难。而这些中小微企业与出口导向型企业却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最大比重的毕业去向, 进而导致毕业生就业困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作为典型的理工科院校, 尽管其文科专业学科建设近10年发展非常迅速, 如语言文化学院近五年的国家项目有20项, 获奖、高级别的论著发表等也都非常多, 但因为文科学科发展的“慢热性”特点, 仍然不能一下子改变其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不足的局势。所以, 理工类高校在持续加大对文科类专业扶植力度同时, 还应尊重其长线性特点允许其有较大的成长时间, 而不可以“今天投资———明天回报”的功利观来看待汉语言文学等文科专业的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尚有待完善和提高, 其毕业生在就业竞争当中的竞争力亦有提升空间。在高校院系的建设中, 我们也不能忽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与建设;应注重学科均衡发展;通过有效可行之策, 提高学生素质, 差异化培养, 拓宽学生的就业面, 把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再提高。

参考文献

[1]葛红兵.中国文学教育亟待改革[N].文学报, 2010-03-18.

[2]陈鸣.高校文学教育改革, 需要破除偏见和成见[N].文学报, 2010-03-25.

[3]周兴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当下之思[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8 (1) :172.

[4]纪宝成.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转变[J].中国高教研究, 2005 (3) :5.

汉语言毕业论文 篇2

abstract4-7

绪论7-10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对象界定7-8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8-9

三、 研究方法、思路及主要内容9-10

(一) 研究方法9

(二) 研究思路9

(三) 主要内容9-10

第一章 关于第二语言教学法的认识10-22

第一节 教学法的定义和地位10-11

一、 定义10

二、 地位10-11

第二节 第二语言教学法的流派11-18

一、 传统派12-14

二、 改革派14-17

浅析汉语言课堂教学 篇3

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是汉语言教学的目标，所以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提高自身的创造性素养同时还要给学生提供创新性思维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汉语言教学 创新性 教育

汉语言课程是一门基础工具课。时代的发展要求体现语言教学的 “基础工具性” 的目标内容更为丰富、 更为广阔。而我们多少年来的语言课教学形成了以知识为核心的观念和教学模式。无论是制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法， 还是在课堂上进行教学活动，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识教学的目标上， 而忽视能力、 态度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如我们中小学语文考试中的客观性试题往往机械地规定所填充的词语只能有一个标准答案。这种教学的检测“目标”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它忽视了祖国语言文字丰富这一特点；其次，也忽视了学生创造性地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培养。我们要改变以往的教学弊端， 首先教师在确定一课的教学目标时， 要有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主导先行意识。因为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教师有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主导意识， 就能自觉地做到围绕 “培养创新精神” 这一核心研究确定教学目标。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中，首先必须树立创新教育这一观念，因为创造型教育既包括知识型和智能型，又是超越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层次教育，是教育改革的目标。

一、要给学生提供创新思维的途径和方法

汉语言课要实现创新教育，简言之，就是要培养学生会思考，巧思维，善思辨的能力，就是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发表有新、特、奇的意见和见解；要学会多角度地思考、质疑和解决问题。如何才能实施上述能力的培养，笔者有以下几点探索。

1.首先要营造宽松、民主的创造性思维的氛围。

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说过：有利于创造性活动的一般条件是心理的安全和心理的自由。民主、和谐、宽松、自由的氛围，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由创造的才能。汉语言课的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必须建立一种平等、信任、理解、相互尊重的和谐的师生关系，创造民主与和谐的课堂教学环境。笔者在汉语言课的教学中就努力去实践和探索这一做法。可见，在教学中只有尊重和信赖学生，才能激发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独创性。只有教师放下权威式的架子，学生才能把你视为传递信息的朋友，学生才能解除课堂的心理障碍和负担， 才能心情舒畅，自由思考，坦然面对正确与错误，敢于无所顾忌地发表个人见解，从而撞击出创造力的火花来。

2.改革课堂教学旧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求新、求异思维的个性。

创新思维，就是一种求新、求异、求变思维，不满足现状和已有成就的思维形式。它是创新活动的原始动力。杨振宁教授 1995 年回国讲学时， 说过一段话：“在国外，中国的留学生不论是在普通大学还是一流大学，学习成绩都非常出色。但中国留学生的胆子小，老师没讲过的不敢讲，老师没做过的不敢做。如果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十个中国留学生的答案往往差不多，而在外国学生中， 十个学生也许能讲出二十种答案”。由此，我想到了我们中国人从小受到的思维模式训练和西方人也有着截然的不同。我们教师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演绎式的教学思维——从一般到特殊的教学思路，这有益于求同思维和聚合思维的培养。而归纳式教学法则刚好相反，它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教学思路，有益于求异思维，发散思维的发展。可见传统的“演绎式”教学不利于学生求异思维，发散思维的发展。为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我们在授课中应倡导以归纳式为主，演绎式为辅的教学思路。

3.优化课堂教学环节，拓展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空间。

课堂教学是限制时间的师生共同双边活动，一节课要把预期的教学计划在45分钟之内完成，就得优化教学内容和环节， 要精心设计教案。比如课堂预习后的质疑点拨、讨论、小结、训练等，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还要采用多种启发学生思维和引导的方法，让学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就一定要给学生留下拓展思维的空间，给学生发展的天地。汉语课上的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又是同步进行的，一个不会思考不会构思的人，他的语言是表达不清的。以往我们教师往往独断地把时间占完，而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只能是教师讲， 学生被动地听完全过程，这样完全违背了教育的规律。要改变以往的现状，教师就要精讲、少讲、画龙点睛式地讲，给学生多留一些想像、构思训练和发表个人见解的机会和时间。教师还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方法，如：启发式、点拨式、讨论式、导学式等手段，鼓励学生运用联想法、 回忆法、 对比法、 类比法等进行思维活动， 让他们用已有的知识和重新获得的知识，利用直觉思维、视觉思维、逻辑思维等多种思维形式，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于创造性活动的蓝天。

二、教师也应提高自身的创造性素养

随着教育教学的深化改革，我们教师原有的知识结构、已有的思维形式及传统的教学方法及思想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一名教师，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我们不能局限于只做一名“教书匠”，机械地把教科书中的知识照本宣科地教给学生。我们要勇于探索大胆实践，要不拘一格地大胆创新、尝试，在每一课教学中要融进自己的新思想和新发现。具有创造性思维和智慧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有创造性精神的学生来。

2.我们教师要由以往的经验型转变为专家型和学者型。一名教师只有当自己对所教学科、领域里的知识达到了精、通、深、博四个字，那么你对教学才能做到挥洒自如，游刃有余。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思想、 风格和体系。

3.一名教师应该是一座永不泯灭的智慧灯塔，他源源不断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也更应时时地给自己“充电”，以保证知识的库存和更新。特别是在新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教师更应具备多种学科的知识，（如文学、法律、历史、新闻、科技等边缘学科），拓宽知识视野，建立多元化、高层次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为培养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具有创造性精神和能力的人才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宁宁.中学语文创新教育初探[J].科技信息，2011，（21）：265

[2]张爱真.高职数学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J].才智，2011，（03） ：121

“忐忑”的汉字与汉语言 篇4

1. 某些简化字的影响。如大街上有一些门面将“餐馆”写成“歺馆”, 将“玻璃”的“璃”字右边写成“力”等, 这种不规范的汉字书写不仅加大了小学生识字、写字的学习难度, 也影响了学生正确识、写、用的效果。为了变“害”为“利”, 教师可以顺势引导, 鼓励学生当“火眼金睛孙悟空”, 用心收集生活中的不规范汉字, 设立“简化字诊所”, 组织成立“医疗组”去改正, 以正面强化的方式帮助学生巩固汉字, 规范地识字、写字、用字, 把不规范的“负效应”降到最低。但是, 学生是社会人, 总是要受到环境的影响, 各行各业如能根据国家颁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严格用字, 教师就能更好地实施“三位一体”的教育, 指导学生学好汉字, 用好汉语。

2. 成语或词语等乱用的影响。在小学生的口语或书面语中, 常常会出现语意不符、随意杜撰、牵强附会、谐音乱用等情况。调查发现, 商店里和某些电视节目的不规范广告, 如“与食俱进”“骑乐无穷”“默默无蚊”“一网情深”“随寓而安”“领鲜一步”“食全食美”等等, 令小学生觉得很有个性、新奇好玩, 他们不仅十分乐意接受, 而且还有几分一试身手的念头, 一旦尝试成功往往还会带来不少成就感。这样, “变性”的成语或词语不仅被小学生接纳、吸收, 有时还被他们“改造”和“创新”。我们常常会在小学生的书面作业中看到这样一些“变性”词语的踪迹。如此“模仿”与“创造”严重影响了小学生语言积累的质量, 也不利于小学生语言的规范。小学生年龄小, 学习伊始, 接受的汉字、汉语教育应该是规范、科学、正确的, 应养成良好的语言学习与运用的习惯, 切实地打好母语学习的文化底色。对生活中乱用成语或词语的现象, 我们的语文教学应该重视, 并要通过多种渠道和策略进行有效的改善。如, 有的教师请家长和学生一起做“词语花篮”, 积累正确的词语;有的教师在“成语树”上请出“啄木鸟”, 让学生修改被乱用的成语。这些方法既丰富了学生的语言, 又使学生养成了正确、规范使用成语的习惯。成语是历史文化的智慧凝结, 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是我国独有的语言文化特色, 是语言的奇葩。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或一些传奇, 充满了东方人的智慧与创造力, 我们理应好好珍惜, 科学传承, 规范地使用。

3.网络语言的影响。现代生活网络无处不在, 网络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网络语言随之也进入了小学生的生活。网络语言是语言生活多样化的体现, 它受到社会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教学中, 正确认识网络语言对小学生学习汉语的影响, 辩证地看待、因势利导至关重要。我们知道, 由于网络语言具有虚拟性、自由性、创新性、符号性、多样性、简约性、随意性等, 使得网络语言的使用虽有其长处, 但也存在着某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 对“处于语言学习关键期, 正在建立语言基础、培养语言素养以及强调语言规范性、科学性的”小学生而言, 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在教学中教师要实事求是, 多正面引导, 不可简单急躁, 全盘否定, 以免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网络语言的典型例子中, 让他们切身体会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进。比如, 把“就是就是”写成“9494”, “是啊”写成“42”, “哭”写成“555”, “别生气”写成“847”, “不是吧”写成“848”;把“我”写成“偶”, “有没有”写成“有木有”, “什么”写成“神马”, “喜欢”写成“稀饭”, “过奖”写成“果酱”, “再见”写成“白白”, 等等, 这样的随心所欲、信手拈来, 虽然是省事了, 可是如果不看对象和情景的话, 有时沟通中就会出现问题, 带来麻烦, 而且, 长此以往也容易养成不良的语言习惯与简单的思维方式, 对学生的成长不利。我们可以多运用“正面激励法”, 鼓励小学生科学、规范地使用汉字、汉语, 自觉抵制不规范的网络语言, 还可以让学生动手收集网络中的“问题语言”并加以修正, 树立正确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面表达与口语交际的良好风气, 这样渐渐地使学生形成一种良性的语言学习机制, 帮助学生在好的语言环境中发展语言, 发展思维。

4.汉英混杂的影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批英语单词悄然“潜入”了汉语, 似乎生活学习中使用汉、英混杂的语言是一种“时髦”。如“我有个idea”“好的, follow me”“你out了”“你一定来, OK”等随处可闻。汉、英混杂滥用不仅影响了汉语的整体美, 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汉语的纯正表达。钱钟书先生在其著名的小说《围城》中曾对一个旧时上海滩的洋买办有过一段辛辣的讽刺:“跟外国人来往惯了, 说话有个特征——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 需要借英文来讲, 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 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 因为金牙不仅妆点, 尚可使用, 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 表示饭菜吃得好, 此外全无用处。”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呵护母语, 珍爱母语, 用好母语。对于小学生, 教师更是要引导他们正确对待汉、英混杂的语言表达现象, 告诉他们不要随意、盲目地去模仿, 以免影响自己母语学习的质量。

以上诸种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对小学生正确、规范、科学地学习汉字、汉语, 运用母语正确表达都产生着负面影响, 复杂、多样的语境干扰, 日益成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需要重视、解决的问题。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对学生在课堂之外的语言学习状况不仅要有所了解, 还要客观地处理好课内和课外语言学习的关系, 使二者真正能够良性互动、相互促进, 帮助学生关联生活、学以致用, 热爱母语, 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文字。

电大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篇5

语言作为文学根基，一直影响着文学的创作过程。可以这么说，语言是文学这个音乐曲谱上的音符，没有音符，就没有了文学这谱子。本事再大的写作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正如那”出口为语，下笔为文”之论。

现代汉语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它们像一对兄弟，不管社会环境怎样变化，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必须的精神食粮。而到了当代，网络文学扑天盖天的涌来，似乎我们的生活中除了网络文学其它的文学形式都没有了生存之地。一些网络写手叫嚣着要埋藏其它形式的写作，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网络虽然越来越普及，仍没有取代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体，更遑论说埋藏纸介质的文学形式。

一、从历史发展看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文学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延续的一个发展，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的体现。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到了清王朝末期，各种社会矛盾

突显，社会动荡不安。随着列强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理想。

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而与之相同步的“崇白话而废文言”，就是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在发起时代上的共性。它们就像是一元二次方程的两个解，相辅相成。从社会背景到它们的发展动因，都有着深刻的联系。因此，现代汉语是现代文学最明显的表征，也是其最深层的本质。现代汉语不仅把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区别开来，也把现代文学和其它语言的文学区别开来，它是现代文学最为简明的标志，通过这一标志我们能够轻易地把现代文学识别出来。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文学的“文学性”从深层上受制于现代汉语的个性，所以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研究二者，可以说是真正潜入了现代文学的“文学”层面和现代汉语的“诗性”，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文学的艺术价值问题。过去不论是阶级模式的，还是审美模式的以及社会学模式的现代

文学研究，都不注重语言变革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意义，都不注重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从而现代汉语作为现代文学的语言实际上被放在边缘化的地位上，现代汉语完全被当作了形式的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外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批借助西方语言哲学解读现代文学的成果,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思路。虽然拓展了人们的思路，但终归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于是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变成了超越研究它们关系之上的研究，似乎这不仅仅是二者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汉语的确立也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的确立。现代文学的发生在深层的原因上根源于语言的变革,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在“五四”白话运动和近现代思想两大原则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了其基本类型。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基础,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烙印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的互相影响的发展中，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

二、外来词汇对现代汉语发展的影响

在汉语中，一般来说，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用相对应的该外族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了较长时期这个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纵向上看，外来词的引入和传播，汉语使用群体能对其接受认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必将对

现代汉语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外来词是中西语言、网络文化交流的产物，外来词也逐渐成为中西文化碰撞完美结合的表象之一，而对外来词的引入也呈现出中外文化融合一体、词语涵义多元化等趋势，外来词逐渐成为文化碰撞中中西文化完美结合的表征。

如“晒”一词为例，来对这种涵盖多意的外来词及当下多元背景下的现代汉语发展加以分析。“晒”源于英文Share(分享、共享)，但兼有了汉语中“晒”(在阳光下展示某物)的引申义，展示、坦露、公开化、透明化(与暗箱操作相对)等，及广东话“晒命”一词“晒”的炫耀之意，从而形成了流行于网络和口头上“晒牙齿”(笑)“晒工资”(公开展示)，“晒家人”等等，使“晒”字的义场骤然扩大，关系如下: Share(分享、共享)晒(共同语、广东方言”晒命”)晒 分享共享 公开展示 炫耀显摆 裸露

(晒厨艺)(晒工资)(晒幸福)（晒牙齿）（晒美图)（晒房价)（晒宝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晒”族词的音译过程中，几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中西方意义兼有的词语，而且随着网络媒体迅速传播并衍生了许多词组和意群。从“晒”词的产生，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当代人的追新求异，个性张扬的心理特征，而且从翻译方式的多元化、复杂化，也可看出现在人们越来越开放的多元文化融合接受心理和灵活的创新思维，现代汉语的发展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也是基发展史上

最快的一个时期。

第二、从外来词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个词语的引入往往是先进行音译，后出现意译，而往往后起的意译词取代了先有的音译词，这是由汉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因素所决定的，由此也使得在外来词在今后发展前景中，“意译形式虽然不可能完全代替音译形式，但在可见的时期内意译方法仍将是主要的引进发式”。由于文化心理习惯的不同，外来词吸收上受到很大的制约，除了政治经济原因外，还受到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制约。汉语是单音节语素语言，具有强烈的表意倾向和强大的构词能力，这都有利于意译的发展。

汉语是一种音节有理化的语言，是一种在词语层面上分解认知倾向较强的语言。在吸收外来词过程中对于同一个词语的音译词和意译词，人们往往更容易接受或倾向于接受简洁明快的意译词。例如，电话先被音译为“德律风”后来最终被淘汰，而意译的“电话”占了上风；“德先生”和“赛先生”如今早被意译“民主”和“科学”所取代;“卡通”(cartoon)和“动画” 相比，大众更能接受“动画”。另外还有husband(黑漆板凳)丈夫，ambassador(庵巴萨托)大使，dictator(狄克推多)独裁者，gentleman(竟得尔曼)绅士，inflation(因发热凶)通货膨胀，journalism(集纳主义)新闻事业，parliament(巴力门)国会等等。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意译仍将保持着相对优势的地位，这是由汉语表意有理的文化心理所决定的。

第三，汉民族灵活意合的心理思维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外来语为“我”所用，甚至将会转变为汉语自身基本词汇。汉语作为孤立语，基本单位是字。因此在引入外来词过程中，汉语对一个外来词可以加以拆分，再和另外的词素组在一起，形成大量新的词群。不仅使汉语的词汇出现了量的突破，更使汉语的词汇出现了质的飞跃，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内涵与表达方式，促进了语言的新发展。

在词素的组合上，如来自“的士”(taxi)的“的”构成了“打的”、“面的”、“摩的”、“飞的”、“轿的”、“板的”、“马的”、“驴的”、“水的”，以及“的哥”、“的姐”。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还冒出了许多词带“吧”(bar)字的休闲场所名词，如“陶吧”、“餐吧”、“茶吧”、“书吧”、“画吧”、“迪吧”、“网吧”、“巧克力吧”、“玩具吧”、“琴吧”、“玩吧”。另外，词义的引申上，如“铁娘子”(Iron Lady)原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现泛指各种精明强干的女人。汉字中的“秀”意为“清秀”或“优秀”，在与英语的“show”借用后，可指各种不同的表演节目，如“时装秀”、“生活秀”等等。再如“晒”用来表示公开，炫耀，分享等等。

通过以上不难看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外来词汇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像，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它也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并且成为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特点。

三、互联网成为现代汉语发展最活跃的因素

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便捷,没有局限,网民交流的语言更是五花八门,从早期出现的“美眉(美女)”、“88(再见)”到正在流行的“偶(我)”、“稀饭(喜欢)”,网络语言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网络语言的风趣简约,使其很快形成了气候。一些青少年甚至

将网络语言带进了日常生活,让家长和老师们摸不着头脑，网络语言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会对规范的现代汉语形成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晁继周说。除了语言学家,就连普通的网民也对此表示了忧虑。一位网友在题为《网络语言将破坏汉语的纯洁》的文章中写道:“当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的时候,我真担心汉语的纯洁性将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将从小生活在网络中,他们也许将不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标准汉语!”

中国传媒大学在读博士生汪磊对网络语言问题作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通过数据统计，他发现了网络语言的弊病：网络交际中的确存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现象,比如在汉语词后面加上了英语时态形式，如“关注ing”、“期待ing”等，而且网络词汇中存在着大量的污言秽语。对此，汪磊指出:“一些人将网络上运用的词汇扩大到日常生活中来，出现了与汉语语言形式不相符的字母、数字、符号和时态变化。这些语言如果太多地进入日常生活，肯定会对语言的表现形式产生影响。”

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是挑战还是补充，在专家那里，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笔者认为网络语言对日常交流的影响是必然的，但是，“网络语言并不是洪水猛兽。”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相反,语言和语言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可能完全隔开。网络上的语言不可能只存在于网络，必然会有一部分网络语言进入到

日常生活中来。无论是网络论坛还是在线聊天，日常词语仍在网络语言中占主流，常规的词汇和语法仍然是网上语言表达的主要手段。网络语言既是为了弥补网络交流的缺陷而产生的，比如由于看不到表情，就会用一些特殊的语汇和符号进行表达。这种特殊性造成了网络语言使用上的局限性，因此难以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语言和人体一样，有着自己稳定的、健康的发展机制,即在某个范围内是可以维护自身健康的。”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张普教授说。“这个机制就是约定俗成的规律,即语言要被大多数人认可和使用。”，“规范网络语言,需要疏导和引导。”张普还认为,现在网络语言显然还是存在许多问题的。”就像人体虽然有了自身的调节还是会生病一样,约定俗成中也会出现习非成是的成分。” 但什么才算是规范的语言呢?笔者认为,编纂规范词语的词典自然是敦促大众使用规范和标准语言的最有力措施之一。“编纂辞书的人需要大量地吸收新的词语。词语发展太快,要是老不把新词语及时让大众查阅到、看到的话,就不能跟上语言文字发展规范的步伐。”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修订主持人的晁继周说:“辞书在促进语言规范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收录了近些年来出现的汉语新词两千多个,但是没有收录那些只在网络上使用的词语。因为那些词语对全社会而言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从商朝的甲骨文到现在，汉字已经流传了三千多年。它不断地变化着,发展着,一直处在一种非规范与规范的对立统一之中。犹如大浪淘沙一般,留下来的词汇都是经过了无数重筛选的。

我国的通用语言一直处于一种开放式的发展之中,它可以吸收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语汇甚至是方言，但是这些语汇都有一个特点 ——必须符合汉语构词规律和修辞手法。比如以前只有文艺界才使用的“走穴”、“穿帮”等语汇就进入了现代汉语中。同样地，网络语言中符合语言发展规律,能够被大众采纳的那一部分,也有可能进入到现代汉语体系中的。

“交际决定一切。”中国传媒大学从事应用语言研究的于根元教授指出,对于网络语汇，如果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需要面比较广,它就可能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有可能成为“规范”中的成员；而达不到交际目的那一部分自然会被慢慢淘汰。事实上,这种淘汰已表现出来。有学者曾对网络语言的使用现状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很多早期的网络词语,像CU(英语再见)、748(去死吧)、米虾米(没什么)的使用已经基本消失了。

“流行语都是有一定流行周期的，这个流行期一过有可能就不再使用了。”网络上的那些狭义的流行语,可能随着这一代青少年、儿童的成长而不再流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网的人跟看电视的人、看报纸的人相比是少数，上网的人中经常使用QQ、BBS的也是少数,随着这部分人的变化,更多的网络语汇将会成为过眼云烟。

那么网络语言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语言的发展规律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些适应网络传播表现特点的语汇将被长期使用下去，但整体上将呈衰减的趋势；有些网络语汇与汉字的表达形式一致,意义也比较固定,就有可能进入到日常口语的流通

中,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例如“版主”一词已经被收录到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P36);有些网络词汇可能会为现代汉语词汇增加某些义项,比如“沙发”、“灌水”等。另一部分网络语汇则将逐渐被网民废弃不用。

从这个角度看出，现代汉语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有自身的稳态机制,一方面有辞书的规范作用,再加上大众的“交际选择”,现代汉语的发展会逐渐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当中。

总而言之，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备社会性质。语言的社会性是它的本质属性，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融合性，我们不可能割裂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发展的影响，研究现代汉语的发展，当然得与社会环境相联系，在现代文学发展、外来词汇不断融入我们的生活和互联网飞速发展中这样一个大环境中，现代汉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性，这同时使它的发展迎了又一高峰。

参考书目：

［1］张健 报刊新词英译纵横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2］陈原 语言与社会生活 三联出版社 1980年版 ［3］王崇义 “洋”词“中”用刍议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4］张培基 喻云根等 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5］林伦伦等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花城出版社 2000年版

该如何为当下的汉语言“解毒”？ 篇6

所谓“语言癌”，是指在口语或书面表达上普遍存在用法不当的现象，例如话语中的冗言赘字过多、言语逻辑不通顺、词不达意、欧化中文等，其和语病的差异在于，“语言癌”不一定不合语法规则。“语言癌”这一新概念，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升温，引起两岸媒介与学界的关注与热议，乃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命门。现代人无法用精准的中文表达，已然不是一两天的事，而是积弊已久。当触摸手机屏幕点赞大面积代替词语表达，当音频和视频大范围代替文字表述，当非规范的网络语言吞噬规范中文，当“西语”未加消化地侵入汉语，这种“语言癌”病毒，就在这样的一片污染性“雾霾”中渐渐形成了。

对此，余光中认为和中文的“恶性西化”有很大关系。大家只顾学英文、看翻译小说，不再看用字精简的中文经典，结果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化简为繁，以拙代巧，加上电视、网络推波助澜，遂使讲病态中文变成时尚。台湾作家张晓风认为电视台记者常在现场连线时拉高音调，吐出长串累赘、不知所云的话语，加之电视影响力又很大，令语言错误用法逐渐感染到受众。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年双提出，连很多教师都在用病句，更未及时纠正学生，久了便积非成是。“语言癌”背后隐藏着思考力弱化的危机。台北市景美女中老师陈嘉英表示，每天花数小时滑手机阅读零碎的信息，脑袋就会充满网络用语，无法思考论述，话说不好、作文写不好，都和思考力弱化有关，必须时时刻刻警惕自己说“笨话”。

也许有人认为，“语言癌”的症状在台湾地区较为明显，大陆症状略轻。笔者并不以为然，在这一点上，两岸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大陆这边，电视节目的“口水”也不少，“讲变态中文”在现实中更是常见，英文没学好却把中文学坏了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90后说话，前缀后缀经常是没完没了的“然后”；有一位演艺界的明星在说话时，几乎每句话都带着“然后”，听了让人大倒胃口。

有关专家从心理角度分析说，导致“语言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想表现出自己的“不同”，以期引起别人的注意。在语言表达上求“新”求“奇”，说出与众不同的话，显然能取得这个效果，有些学者在文章中运用“陌生化”的表述，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二是想表现出自己的“专业”，以期取得别人的信赖。言语表达，是社会生活的镜子，能折射出社会生活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从服务员的用语推断服务的质量，能从产品介绍中遣词造句的方式推断产品的品质，他们是想通过貌似严密的言语表达，给顾客传递一个信息。三是想表现出自己的“高深”，以期达到糊弄别人的目的。有些学者在论文中装腔作势，选用或自创晦涩难懂的表述，就是要让人看不懂，想以此来掩盖自己“虚弱”的本质，实现糊弄读者、获取读者“非法认同”的目的。

面临“语言癌”的入侵，该如何为当下的中文“解毒”呢？首先，应将汉语置于语言学习的主要位置，因为，只有汉语才是当代中文的“解毒剂”。最近，德国汉学家顾彬与诗人欧阳江河便以“受伤的汉语”为题进行了对话。欧阳江河首先提出，语言是传递思想、信息和交流的工具。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是最重要的呈现和凝聚的方式。“词语本身正在变成我们的存在方式，如果我们只是把语言作为像凳子一样的工具，这种理解是肤浅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我曾经辅导一个初一学生写作文，他的作文中充斥着一些网络语言和成人语言，比如‘神马都是浮云’、‘叫兽’、‘不能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他表达伤心都没有自己的词语，我不知道怎么引导他。孩子在表达时，用到的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媒体所使用的语言。”欧阳江河说，这种方式像投影一样出现在孩子意识的波纹里，所以他们所有自我表达只是反射这个时代的语言。因此，要改变这一现状，解毒剂应是中国古老的汉语。因为，汉语在2000多年前就成熟了，老子、庄子、孔子、韩非子等先贤，哪怕是在处理政治、历史、军事等问题时，使用的古汉语也多是非常精彩的。在今天中文呈现出混乱、肤浅、庸俗的状态时，要到汉语中追根溯源，以得到启示和解救。

其次，治疗今天语言表达中近乎泛滥的“语言癌”，首先要做的是从儿童国学启蒙做起。在“语言癌”话题引发广大共鸣后，台湾有关部门已纷纷亮出应对方策，比如在会考中适时出一些“语言癌”的辨正题，引导教学，提升语文表达能力；比如在未来修订语文领域课纲时，将提升表达能力列为重要项目，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讨论、上台讲话，等等。这些从青少年抓起的举措无疑是可喜的，但是治标不治本。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还是要从孩子抓起。有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语言癌”，是因为孩子从小脱离了雅致简约的语言文本，整天接受的是欧化、片段化的信息。因此从国学启蒙下手，无疑是一条治本之径。国学经典皆是古代智慧的结晶，皆由简短扼要的文言文写成，读起来音韵铿锵，琅琅上口。因而读通了这些经典，不仅有利于理解古代思想文化，修身养性，涵养品德，而且在语言的表达上也会大有助益。因为，以“经典为本，求真创新，德识并重，乐教乐学”为教学理念，既可以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也可以使孩子们在语言表达上以汉语表达为主，这也正应了“学好国学说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经验之谈。由此可见，治疗“语言癌”，乃是国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责编 孙礼勇）

俄汉语言幽默对比分析 篇7

1 俄汉语言幽默的语音手段不同

语音是语言构成元素之一, 也是语言构成中较为重要的部分, 在语言交流中, 语音不同时, 常常会带有较大差异的语义。运用语音要素构成的幽默语, 也是非常常见的应用方式之一。交流中综合运用声、韵、调等语音要素或者打破原有语言模式与原则, 从变异中获取喜剧效果。在俄语和汉语的幽默语言对比之下, 俄语经常采用非标准语、地方口语、典型的语法错误、语调变化等手段来达到幽默语言的效果。例如俚语在俄语中被定义为“非标准语言”, 即不符合语言标准规范的言语形式, 通常被称为社会方言。通常意义上, 常用的俄语“сленг或арго”被译为汉语是“сленг-俚语、行话”、“арго-暗语、黑语、行话”。这些不标准的语言在俄语民族幽默笑话中, 经常被应用其中。模仿他人说话的方式和特点, 是构成喜剧色彩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 也是语音运用中较为常见的幽默搞笑表现形式。例如俄语笑话中很容易发现格鲁吉亚人软音与硬音混淆, 这也相当于汉语中一些地方性语言平舌和翘舌混淆不清的现象。由此也可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

利用语言发音的特点来制造笑料, 这在汉语幽默语中非常常见。在汉语传统笑话中就常用模拟方言和人物言语的特点来制造幽默气氛的典型案例。也经常运用方言与标准语之间产生误会、巧合、谐音曲解等制造笑料。例如四川人把鞋子叫作“孩子”, 如果不懂四川方言的人听到后一定会误会说话人的意思, 而产生喜剧的效果。语音中还常见打油诗、顺口溜等富于节奏和韵调的语音形式, 运用于幽默喜剧表达中。例如小品《相亲》中所应用的“上顿陪、下顿陪, 终于陪出了胃下垂”。以上的案例足以说明节奏和押韵为语言带来的幽默和美感。幽默语音还可见运用飞白和语顿等手法。所谓飞白指的是将错就错的制造错读或错解, 来达到制造幽默效果的常用手法。例如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对白“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老母”。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中的“司马缸砸缸”等, 都属于是利用错读、错解等飞白手法来制造喜剧情节的案例。语顿则是利用说话人的语言时间差或语言节奏的停顿变化, 造成语义转化、产生歧义或误解的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例如电影《没完没了》中的经典桥段服务员“路易十三, 8888元, 打开吗?”阮大伟:“开……开……”“砰”酒打开了, “开玩笑……”这种语音的语顿造成服务员的误解, 其结果造就了喜剧人物的喜剧效果[2]。

2 幽默语言的词汇手段

词汇是构成语言的话语单位, 是对话言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表情达意的基本借助载体。一般情况下, 词语的解释是固定的, 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形成了惯性。在实际交际的过程中有时人们对于相近或相似语音词汇的不恰当运用, 进而产生语言片段的歧义或歧解, 听者对说写者的意思做了不同的理解和表达。例如“秋波———秋天的菠菜, 化疗———用谈话的方式治疗”等。所产生的语言效果是诙谐幽默, 极富喜剧色彩的。

俄语幽默笑话中也经常利用这种词汇歧义的手法来制造笑料。例如利用词汇的双关词义来制造误解, 以此产生截然相反的回答。俄语语言学家拉斯金指出:“笑话建立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框架结构对立关系的基础之上, 两个框架结构决定了笑话意义结构的双重效果。”俄语利用词汇的多义词、近义词、同音异议词和成语谚语来制造笑点, 这也是俄语制造幽默桥段的典型词汇手法[3]。

2.1 词汇的多义性

一词多义这种现象是俄语词汇中非常常见的, 是指一个词同时具备多个相互关联的意义, 但其运用的语境有着较大的区别。一但理解错误, 其结果则是产生背道而驰的理解与回答, 也就是我们网络上经常提及的“神回复”。交际中利用词汇的多义性和双解性来制造幽默效果。

Уабитриента на вступительом экзамене спрашивают:

ВысПушикинымзнакомы?

Нет.

СНекрасовым Чеховым Толстым?

Тоженет.

Ас Лермонтовым Горьким?

Нет.

Свободны!

Возлеаудиторииегоабитуриентспрашивает:

Ну, какприняли?

Нет, здесь толькопо блату.Ая.оказываетсыся, ни с кем не знаком

句子中的“знакомый”一词具有两层词义:对……有所了解的;相识的, 有交情的。上面的句子是考官询问考生对著名的作家是否有所了解, 但是考生由于错误的理解, 将“знакомый”理解成了相识和有交情的, 回答成了“这里办事情是需要托人情的, 可是我一个有交情的人也不认识”。由此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性的回答, 进而造成了极为喜剧性的结果。这一现象在多元化和富于变化性的俄语语言中经常发生和产生诙谐幽默的效果, 这也是俄语学习者比较头痛和容易犯错的主要原因。

2.2 同音异议词

各种民族语言中都有着本民族独特的构词与语音寓意, 同音不同意的现象也非常常见, 俄语称之为“омонимия”。而汉语则将这种现象称为谐音。在俄语词典中, 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具有相同的读音与语音外壳, 但其表示的语意没有内在的联系。在其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俄语对于谐音词强调的读音语音非常严格, 其读音必须相同, 而汉语则将近音词也归为谐音词语。但有些学者认为同音形式这一术语能更准确地表达各类同音现象的物质载体。因此广义上的俄语谐音词也将近音词归结其中。

俄语的词尾与词缀也经常会发生硬音弱化和辅音同化等读音现象。俄语属于屈折语言形式, 其语意主要依靠词语形式语法变化来实现。因此, 俄语语音变化也相对较为复杂, 经常发生原型与语法变化词语之间发音相同但词意不同的现象。词的变化形式包括变格、变为、性数变化等, 由于原音、辅音、重音等在发音上有时差别不大或没有区别, 因此而产生同音词。这也是俄语笑话中经常利用和运用的产生歧义和故意误解的充分条件。

汉语中这一现象也比较常见, 甚至比俄语还要丰富, 其语言谐音文化也较为发达多样。汉语语音系统比较简单, 共有声母21个和韵母39个。这些声母和韵母构成的音节也只有1 300多个, 但是这1 300多个音节代表了汉语全部的语素发音, 其谐音词汇则成为汉语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汉语是中华民族的官方交流语言, 其民族文化特色鲜明, 如果说俄语的谐音只是一种文字游戏的话, 汉语则具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的身影。

利用谐音构成一语双关的修辞格式, 是历来中国文学表示幽默的重要形式。也是文学作品创造诙谐幽默桥段的主要手段。例如《歪批三国》中写道周瑜的母亲姓计, 诸葛亮的母亲姓何, 由此得出, 既生瑜、何生亮的说法。张飞的母亲姓吴, 这个结果也是因为有个成语叫“无事生非”。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充分说明汉语中经常见到。

3 结语

俄语与汉语幽默语比较后我们不难看出, 其具有一定的相同性, 但也具有较多的区别, 在俄语译成汉语时或汉语翻译成俄语时, 会产生巨大的意义区别。

参考文献

[1]丛亚平.论俄语俚语中的语言文化特征[J].山东外语教学, 2001, (04) :22-25.

[2]刘丽霞.俄语俚语刍议[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20) :183-184.

汉语言的离合、兼容现象研究 篇8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 就掀起了关于语言文字改革的大讨论。众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 各抒己见, 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 这些讨论从未间断过, 无论是文字的改革方面, 还是语法结构规律的探讨方面, 都有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 出现了语言研究繁荣的景象。

同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 随着时代的发展, 旧的不规范的语言逐步消除了, 新的不规范的语言又产生了。对于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不规范用语, 我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近一段时期, 一些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在和一些文艺界或体育界人士叙述往事、畅想未来时, 在他们的谈话中, 经常有一些不规范的词语脱口而出, 既堂而皇之又令人感到十分别扭。如:“完”、“完”、“好”、“了半截”、“什么”等。这些词语运用得都有问题。在运用中, 他们将不该拆的词拆开了, 在黏合性很强的两个语素之间又嵌入一些其他词语, 使两个连接紧密的语素变得松动, 这是不合语法的语言现象, 起码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

以上加点的词, 都是由两个词根组合而成的合成词。这些合成词有一些是可以插进别的成分的, 也叫“离合词”, 以动宾、补充关系为多。如:洗澡——洗个热水澡, 睡觉——睡了一会儿觉, 站岗——站了一班岗等。这些可以插入成分的词在运用上都具有特指义, 目前没有恰当的形式取代它们, 在它们合的时候是一个词, 在它们插入别的成分的时候, 就是短语。

但在多数情况下, 它们是合的。两个语素黏结很紧, 一般是不能随便拆开使用的。如“司机、司令、动员、报告、得意”等。我们不能说“报了一次告”、“动了二次员”、“得什么意”之类的话, 当然也不能说“演完出、比完赛、服好务、客什么气”之类的话, 这些都属于不规范用语。由于这些词语经常在我们的口语中流传, 所以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 应特别注意。

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认为:“要找出语法规律, 首先是个归纳的过程。语言里有某一种结构形式, 我们把具有这种形式的许多材料收集起来, 排列在一起, 加以分析、比较, 找出它们共同的特点, 这特点就是所谓的规律。”看来, 汉语的组合是有规律的, 有些词能拆, 有些词不能拆。

然而, 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年轻副教授沈怀兴先生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他著有《汉语商论》一书, 其中有《“离合”说析疑》一文, 另辟观点, 向传统的“离合”说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用扩展法来确定AB组合是不是词, 从认识论角度讲是不科学的, 从方法论角度讲是不可取的, 落实到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认定词的依据只能是历史, 至于有的复音词有时被拆分, 根本原因不在这些词本身, 而在语言使用者表达特殊思想感情的需要。”如“幽默”可以说“幽了他一默”, “滑稽”可以说“滑天下之大稽”, “慷慨”可以说“慷国家之慨”等。这些词拆开后并没有引起语言上的混乱, 所以离合词也是词, 是可以拆开来使用的。

当然, 沈先生亦属一家之言。我们认为, “约定俗成”很重要。一些词在初创时大概都没有什么市场、都不被认可, 必须经过一定阶段的使用, 等大家都说、都用、都懂了, 有了一定的语言环境, 才能最终形成词。另外, 词还有一定的概括性、凝固性, 不能随意改动 (修辞手段除外) , 不然还算生造词。沈先生所举的例子, 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 应该说都有修辞作用, 都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作家变异性语言, 一些常用的熟语, 它们的组合不必然有很深的理性。如“汗珠子滚太阳”、“欠了一屁股债”等, 都是思维和语言的杂糅体, 同时也是有很深内涵的, 并不难理解。如果非要深究汗珠子怎么滚太阳、屁股和债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不能说“吃了一屁股饭”, 实在不好回答。这里只能用“约定俗成”来解释。

目前, 社会上很流行中外杂糅型语言。一句话里, 汉语与外语兼容。如:“太OK了!”“Sorry, 我来晚了。”“No, No, 我自己来。”甚至出现了“我要PK你”、“他是我的fans”、“I服了You”之类, 可谓五花八门。

对于上述这些语言, 是属于不规范用语, 抑或是语言先进性的表现?实在不好妄下结论。其实,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鲁迅等一些作家就常有这一类句子出现在各类文章中。如:杂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 “费尔泼赖”就是英文名词:Fair Play。只不过鲁迅用了汉语表述, 并且有些修辞意味了。

但许多作品是直接插入外语词汇的。如:1936年, 托洛斯基派陈某某在给鲁迅的信中说:“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言中写道:“……每到有什么意见, 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处注几个字, 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 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杂文家刘征先生写过一篇杂文《庄周买水》, 讽刺当时的不正之风, 文中写庄周到河伯处买水, 一位长发披肩的女秘书“挂了个电话, 耸耸肩说:‘Sorry, 没货了。’……”

有些翻译的外国作品, 大概译的时候找不出相应的词汇, 就在译文中杂糅了原句。如:汝龙翻译的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中, 描写有人画了一张别里科夫的漫画, “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 (这个外语词汇是希腊语, 意思是“人”。)

以上中外杂糅型语言不胜枚举, 大都出现在书面语中。而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对外交流日益广泛, 越来越多的口语中掺杂了这种句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节目主持人、歌唱演员甚至科学工作者在说话时不断夹进一些外语来表述。这大概是目前的一种时尚。

兼容性语言, 大概是语言走向国际化的一个趋势、一个转折点。然而, 它又是不够规范的、不够纯洁的。总之, 在使用汉语言的环境中, 必须掺杂外语词汇的无外乎三种情况:1.找不到相应的汉语词汇;2.出于修辞的目的而故意引用原句或词;3.追求时尚。其中第一种情况最为普遍。过去的外来词, 由于我们长期使用, 已成为汉语的一部分, 具有很强的凝固性。第二种情况, 多用于书面语。第三种情况, 就有点哗众取宠了。其实, 它已经造成了祖国语言的不纯洁, 并且有画蛇添足的味道了。

张志公与冰心在一起。

中外兼容性语言现象, 其实就是一些外来词汇混入了汉语言的现象。所谓外来词, 也叫借词, 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它是不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 把对方语言的词吸收到本族语言中来的结果。有专家认为, 现代汉语吸收外来词, 一般不是简单地照搬, 而是要从语音、语法、语义甚至字形上进行一番改造, 使它适应现代汉语结构系统, 成为普通话词汇的成员。另外, 外来词的意义也要受汉语词义的制约, 往往要发生变化。如英语的Jacket是指“短上衣、坎肩儿”之类, 汉语吸收进来后成为“夹克”, 就专指“一种长短只到腰部, 下口束紧的短外衣”, 因为汉语词汇中已经有了表达“坎肩儿”概念的词, 这就使外来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由此看来, 外来语言也不是拿过来随便就能用的, 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和要求的。因此, 我们在现实生活的语言运用中, 应尽量地使之规范化, 尤其是节目主持人, 面对广大观众, 决不能想当然地、随意地使用混乱的语言表述, 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目前, 用语混乱现象很普遍, 特别是文艺界更是重灾区, 他们本应是精神文明的倡导者, 语言美、用语正确是最基本的要求。然而, 有些人却经常把“很中国”、“非常人性”、“特别OK”、“演完出”、“服好务”之类的用语挂到口头上, 连一般老百姓听起来都觉得特别别扭, 更何况语言工作者呢?这其实反映的是一个人的语言素质问题。

我们的民族语言经历过数千年的演变和考验, 一般说来, 是丰富的、精炼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 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而我国现代语言既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 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 我国现代语言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 用语混乱现象也随之而来, 比如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离合语、中外兼容语言等。这些语言, 都有可能造成语言运用上的混乱, 至少是不规范的。因此, 我们的语言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推广标准的、规范的普通话而努力奋斗, 以保持我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当然, 有些方面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深入研究, 慎重区别精华与糟粕, 方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以达到语言纯洁而健康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志公:《一般的、特殊的、个别的》,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2].张静:《现代汉语》,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影响 篇9

关键词：网络语言,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现代社会生活越来越信息化, 我国网络用户从1996年的15万到2011年已达5.13亿, 上网用户的这种爆炸性增长, 说明网络交流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部分。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衍生出了独特的网络语言文化景观, 这种全新的语言模式, 正悄然影响着我们的语文生活。

网络语言已成为人们学习和研究的新视野, 其大有从虚拟空间进入现实世界之势, “给力”一词蹿红网络后, 就曾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上。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出现, 可见网络语言走向日常生活的强烈趋势。一个新的网络语言时代已经到来, 网络语言给现代汉语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网络语言从刚兴起, 到如今的风靡一时, 表现出了持久的生命力, 网络语言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 就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也对汉语言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1、表达更生动

“网络语言的产生要从1982年9月20日说起, IBM公司的研究员斯科特·法尔曼在BBS上留言的时候, 突然灵机一动在文末附上一个‘:) ’。从此, 冷冰冰、技术化的电脑就‘笑’了起来。”[1]之后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符号语言, 由人们用各种字符连缀组成, 如^-^ (表示微笑) 等, 并扩展到了QQ表情、图片等, 这种类似脸谱的象形符号, 可谓是现代版的“象形文字”,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让人一目了然。这样“眉目传情”的表达比起文字更能传达出人们的情绪, 使网络交流更富有人情味, 也使语言表达更生动形象。

2、表达更多样

语言是处在不断发展和更新中的事物, 总会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网络语言的多样性就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

首先, 网络语言的形式多样, 有网络新闻、网络文学、网络聊天等, 这些形式给语言表达创造了多条快速、高效的渠道, 使语言表达更多样。

其次, 网络语言的多样性还在于新创了很多词。从广义的网络语言来说, 有些与网络技术相关的专业新词如鼠标、点击、链接等已走进日常生活, 成为高频使用的词汇。

还有一些是网民在网络交流中所使用的新词, 如数字谐音的词语, 像“88”代表“拜拜”, “55”代表“呜呜”等。还有字母词, 如“BT”是“变态”的缩略, “GG”指“哥哥”等。还有网民创造的汉语新词, 如“灌水”指随便写没价值的东西, 而“造砖”则指用心写好文章。这些创新的语词, 使语言表达更多样。

现代社会提倡的个性和创新在网络语言里有了极致的再现, 这些个性的表达无疑是对传统汉语表达的一种创新, “这种创新可以推动语言的发展, 是丰富和发展语言的重要动力和途径。”[2]这些创新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达。

3、表达更有趣

网民把网络当做休闲的场所, 在网络上随意调侃, 故意使用一些幽默的语词, 使语言表达更具趣味性。

网络语言的新奇、幽默的特点, 深为网民所喜爱。如“拍砖”指提出反对的看法, “驴友”指自助游的朋友等, 不仅在网络上频繁出现, 在杂志、报纸等媒体中也风靡一时。网络语言能在青年朋友中广受欢迎, 并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渗透, 其趣味性是重要原因之一。

4、表达更简约

有学者认为“作为信息载体, 语言文字必须具备简明精约的品质。”[3] (P45)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速, 网络世界里更是争分夺秒, 就要求网络语言更简洁, 才符合语言发展的基本特性。网民在网络交流中用字尽量节俭, 并突破原有书写符号的限制, 创造了新的形音义结合体, 如字母词、数字词、图形符号等, 提高了文字输入和交流的速度, 符合现代人追求快节奏的心态, 也符合文字发展简明精约的要求, 大大简化了语言的表达。

总之, 网络语言在诸多方面是对汉语言在现代社会的新发展, 也使汉语言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向更广阔的地域发展。

二、消极影响

网络语言的新奇、个性的特征, 与传统汉语言的规范化大相径庭。虚拟空间里人们言说的随意性, 不注意规范等使网络语言对汉语言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1、词语畸型变异

网民们不再用传统的表达, 而倾向用英文、汉语拼音和数字来搞文字游戏, 如“反对”叫“拍”, “G8”指“GOODBYE”等, 这种杂糅的用法, 使交流就像游戏, 造成了语义表达不清的消极作用, 增加了人们交流的困难。

2、词语故意误解

网络的娱乐性使许多网民为了显示独特的创意, 而故意改变语词最初的意义, 大有调侃戏谑的意味。如“黄昏恋”故意说是“晚上去锻炼身体”, “贤惠”故意指“闲着什么都不会”等。人为地曲解词语, 造成了理解的混乱, 增加了交际的困难。

3、语音误读变异

网民为了增加交流的趣味性, 而故意改变语词的读音, 如把“人”叫“银”, “喜欢”叫“稀饭”等。语音连读词也是网络语言的一大特色, 如把“这样子”写成“酱紫”等。这种故意误读, 不仅不便交流, 更是对人们的误导。有些出于“娱乐”的目的, 但很可能就造成了“愚乐”的恶果。

4、语法使用失范

网络语言表现出对传统语法的背叛,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构词法, 各种语言元素混杂在一起, 语序也不受限制, 如“你走先”“人来了都”等。再如“I服了U”、“joking de”、“奋斗ing”, 这些中英混杂的网语更违反了汉语规范的构词规律和语法规则, 造成语法规范的混乱。

5、影响青少年的用语习惯

随着青少年网民不断增加, 不合规范的网络语言会使正处于知识积累阶段的中小学生错误地理解和使用汉字。在学生的写作中经常出现大量火星文, 故意使用错别字和一些偏离传统语言习惯的网络语言。网络语言在短短几年已悄然改变了学生的说话和写作方式, 这种大杂烩式的语言, 已严重影响了青年学生的规范用语。

从以上诸多方面, 可以看出网络语言的不规范, 确实给汉语言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

网络语言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有利也有弊。汉语要取得长久发展, 离不开网络语言来促进其不断更新, 我们也看到有些充满活力的网络语言已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然而, 网络语言的弊端也日益凸显, 使网络语言的规范工作更加急迫。

参考文献

[1]、西贝.世纪语言之战:网络语言VS规范汉语[N], 科学之友, 2005, 5.

[2]、祁伟.试论社会流行语和网络语言[J].语言与翻译2003, (3)

生态观视野中的汉语言和谐 篇10

用生态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因而各学科纷纷用生态学的原理作为自己研究的新视角。生态语言学就是把语言看作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运用生态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去研究语言,试图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让人们认识到这种相互影响的作用,要想使语言和谐、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关注、保护这个生态链的平衡,也只有这样,语言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功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生态与和谐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生态的环境必定是和谐的,和谐的世界必定合乎生态的要求。本文要讨论的生态视野中的语言和谐就是指用生态的理念去对待和处理语言动态发展中的矛盾,以期达到语言的和谐发展。

一语言规范与语言变异

语言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任何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时代精神都需要一种与社会状态和人的心理状态相对应的新的语言形态。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与原有事物的矛盾,汉语因发展变异也存在一系列的矛盾,比如标准话语与新兴话语的矛盾,语言发展与语言规范的矛盾。

网络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浪潮的袭击,新兴阶层的出现……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语言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现象越来越多,导致新兴话语急速增加。它们中有些是网络语言,如“晒心情、斑竹、菜鸟”等;有些是旧词新义,如“八卦、粉丝、恐龙”等;有些是音译词,如“纳米、克隆、悠哈”等;有些是某一现象的流行或事物的热门引起的,如“血拼、忽悠、小样”等。这些新兴话语的出现无疑给语言生活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其新颖性和丰富性带给人们全新的感受。

新兴话语作为与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表达方式,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同时,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旧规则的否定甚至是颠覆。这些语言会不会玷污汉语的纯洁性,能不能被标准语吸收,它们的传播与流行对社会文化建设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语言的变化创新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发展,也给语言规范带来了新的问题。特别是言语的多样创新与语言的一体规范,语用的即期效益与语言的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愈显……”[1]如何解决语言发展和语言规范的矛盾,也是当下语言学界的重要课题。

语言需要规范,也必须规范,这是由语言的自身特点和外部因素所决定的。语言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要成为一个体系,其本身就不可能是杂乱无章的,各要素都有自己一定的规范;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大众对语言有约定俗成的规范,国家对语言有法定的规范。社会需要语言有规范性,语言要发挥自己的社会功用也不能没有自身的规范,否则就难以充分发挥其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承载文化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语言规范一直受到历代的统治阶级或学者的关注,秦始皇的“书同文”就是一种语言的规范工作。如果丢弃规范,漠视稳定,语言就会受到践踏,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就是一个典型,无序的社会造成了无序的语言,“假大空套”充斥着整个社会,语言污染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即使是现在,语言污染现象仍然存在,比如言语交际中的出言不逊、广告商标中的媚俗低级等不健康的内容;文学作品中的不顾道德规范,赤裸裸地表现下流低级的场面,以肉麻描写刺激读者兴趣,粗俗的对白,低俗的调侃,甚至污言秽语、油腔滑调等不健康现象。这些庸俗不堪、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现象影响了社会的精神文明,破坏了语言的纯洁与健康,若不对这些污言秽语进行规范,就会严重影响语言的生态。

然而,语言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随意能够改变的。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与主流不一致甚至相背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一般不太会影响到语言的总体格局,因为语言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消化功能,即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也正因为语言有此特点,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全世界有数千种语言,绝大部分是没有文字的,也就是说大部分语言是没有规范过的,而这些语言又同样能很好地为本民族服务的道理。

总之,语言规范与语言变异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差异性,更要看到两者的一致性。语言规范为了更好的服务人类,语言变异同样也是为了更好的交际,因为它能丰富语言,为语言提供不断适应时代需要的养分,比如“X门”“被X”等结构为语言提供了活力,没有这种源源不断的养分,语言就会失去活力,甚至枯死。当然,我们所说的变异不是上文所说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或污言秽语,变异不等于乱变、瞎变,所以在语言规范时应严格区分两者的不同。

生态观中的语言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能根据语言自身演变的规律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自我修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来的干扰,在保持自身稳定的基础上积极引导语言循序渐进,使其朝着有利于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方向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协调。

语言生态观要求我们宽容地对待新兴话语。语言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爱德华·萨丕尔所说:“语言变异的倾向,它的沿流,顺着历史先例给它规定的渠道无情地向前流;它不顾及说话人的感情和情绪,就像一条河的河道不顾及当地的大气湿度一样。”[2]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存在即是合理的”,但我们相信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标准话语和新兴话语共同存在,相互影响。新兴话语是在标准话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标准话语新的表达方式,是对标准话语的丰富和发展,标准话语的主体地位不会受到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语言在一定的群体内都是标准的。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传递信息和思想,确保成功的交流,新兴话语在创造其产生的特殊群体里,它的功能发挥没有遇到障碍,所以在那个群体中它就是标准的。更为重要的是,对新兴话语的宽容或认同反映的是社会对这些话语背后的群体的理解和宽容。

语言生态观还要求我们正确处理语言“一体”与“多样”的关系。和谐社会要求人们关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谐的语言既要求多种言语共同存在,又要求交流畅通无碍。正如洪堡特所说:“在语言中,普遍性和个别性协调得如此美妙,以至我们认为下面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一方面,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3]这就揭示了语言的“一体”与言语的“多样”的辨证关系。所以,语言的规范化不是简单的规范、纯粹的规范,而应是“一体”与“多样”并存的注重生态发展的规范,并做到:

一要人文的规范。从接受心理来讲,人文的规范才能让人产生亲近感、亲切感,让人们乐于接受。在信息畅通、言论自由的今天,搞硬性的、一体化的语言规范,不仅违背语言发展规律,而且不得人心,不利于社会和谐。人文的规范是以人为本,尊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保护和鼓励语言使用的个性、风格,以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

二要动态的规范。语言的本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任何语言现象都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中介状态,语言是通过潜、显、隐的运动来调节自身要素及关系的”[4]。相应地,语言的规范化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该同现实的语言现象动态同步。因此,不要奢望一蹴而就,也不要奢望圆满的规范,它同生物的动态平衡一样,只能是在某一时刻达到最佳状态。

三要分层次的规范。赵元任先生说:“什么是正确的语言,这要看什么场合适宜于说什么话和说话人(或写作者)是什么身份。”[5]和谐的语言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场景、对象选择恰当的语言和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分层次的语言规范。譬如正式场合需要规范、庄严、精确的语言,非正式场合中活泼、生动、随意的语言更能有效地发挥交际功能。

二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

在语言发展中,普通话(国语)与其他语言(包括方言)永远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可以说是历代统治者与语言工作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如何找到推广普通话和维系方言生态空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平衡点,是语言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

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国策,这是由语言功能和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语言的功能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现代社会是高度统一的社会,随着社会、经济、交通、信息的高速发展,地域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别说是一个国家,即使是整个地球,也变成如同一个村庄。为了适应这样的环境,就需要统一的交际工具,所以,推广普通话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推普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普通话为现代化的发展、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推普的任务仍很艰巨,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的交际基本上还是用各地方言,即使在城市,推普意识薄弱,执行力不强,以说方言和夹带外语为荣等现象在某些地方、领域、个人还比较严重。作为一个公民理应遵守国家的法令,努力学好普通话,积极推广普通话。

当然我们在推普同时,也要注意保护方言。其实语言求同已成为国人语言生活的主导趋势,方言话语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人,有不少人已不会说方言,很大一部分只能说一些简单的方言。曹志耘认为:“方言消亡是大势所趋,变化是语言的本质特点,汉语方言也不例外。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汉语方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变化趋势是‘趋同’,这主要表现为弱势方言‘趋同’于强势方言或普通话,也就是朝着消亡的方向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6]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些弱势方言可以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鸵鸟政策,语言不仅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更是社会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反映。罗常培在其《语言与文化》一书的结语中指出:“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和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从语言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显然对于文化本身的透视有很大帮助。”[7]可见,对待方言不能简单地以“有用无用”的工具论观点来衡量,而且从研究角度看,任何语言或方言其价值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记载着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从理论上说,语言的同化与分化是语言发展的两个基本过程,这一动态的过程保持着基本平衡,维持着语言的生态,可是,随着社会的高度统一,工业化、现代化的加速,语言的同化大大超越了异化。据美国萨默语言学研究所1999年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世界只有1人会讲的语言共有51种,使用者不到100人的语言有近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人的语言有近1500种,使用者不到1万人的语言有3500种,使用者不到10万人的语言有5000种。[8]我国的语言情况也类似,据统计,在我国100多种语言中,有很多语言使用人口已经很少,如拉基语,使用人口只有60人;仙岛语,使用人口只有76人;满语,使用人口只有150人;阿侬语,使用人口只有380人;畲语,使用人口也只有900多人。[9]这些语言都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所以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或方言,是语言生态保护的当务之急。

语言问题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作为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蕴含着人类文化的许多信息,因而语言具有文化性质、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人们的沟通是文化的沟通,人们的交际是文化的交际。语言的沟通和交际,也是文化的沟通和交际。”[10]方言乃地方之言,反映地域文化,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发达,发达的方言是文化多样性的天然土壤。“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而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现实多样性。”[11]比如浙江不少地方都有用各地方言说唱的地方剧种,绍兴越剧,金华婺剧,温州瓯剧……不同的地方艺术孕育和繁荣着不同的民俗文化,就像各地小吃的存在让我们享受到各种美味一样,因此,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方言能拉近距离,增进亲情乡情。为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是因为方言是浓浓乡情的纽带,乡音乡情,亲切而熟悉,唤起的是人们内心根的情结,一种不可替代的归属感,就像民族共同语能唤起民族自豪感、增进民族团结一样。

语言具有非常脆弱的性质,没有一个供以生存的空间,很快就会消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满语,曾几何时,满族是那样强大,居然能统治整个中国,可由于缺少生存环境,短短几百年,就使满语由鼎盛走向消亡,如今,尽管满族人口还有上千万,可会说满语的只有一百多人。[12]

生态观视野中的语言和谐,就是要在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个大前题下,让各方言拥有自由的发展空间。“普通话的效能应该体现在全社会的公共平台上,而方言的效能则应该体现在地域性的局部空间里(包括私人生活的空间)。这样,普通话的通用性、权威性、严肃性、标准性和方言的地域性、亲和性、活泼性、独特性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彰显,悠久灿烂的汉语文化也便在两者和谐共生的格局中不断发扬光大。”[13]

同样我们也要反对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为了保护方言而去抵制普通话,以为推广普通话就是扼杀方言,扼杀传统文化,唯有说方言才能传递感情。其实,在现代社会里,普及普通话和方言萎缩是语言发展的必然,是一种生态发展。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语言的生态观,似乎所有的语言都必须保存下来,少了某种语言就破坏了语言的生态。要看到语言的减少是语言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有人估计,公元前全世界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剩下6000种了,再过100年,世界上就只有600种语言了。[14]我们总不能说语言一直处在非生态中吧。因此,我们既要承认这一事实,又要为弱势语言创造条件,提供必要的空间,比如集中居住,以延缓消亡速度,也可用现代科学技术保存,供研究者使用。另外也不必刻意、过分强调,比如强迫人们说某种语言或方言,因为每个人有选择说某种语言的权利,也有选择不说某种语言的权利。如畲语,为了保护畲族文化,国家在浙江专门成立了畲族自治县,这为畲语的传播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但畲族年轻一代还是不愿学畲语,原因很简单,因为学了以后没有用武之地,当你跨出这弹丸之地,畲语就失去了其功能,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种对自己前途无关的语言,谁还有多少学习的动力!所以我们认为自然消失的语言并不能就说是破坏生态,恰恰相反,那种极端的、绝对的观点与行为才是忽视了语言生态的发展观,是破坏了语言的生态。

三使用简化字与保护繁体字

汉语的简化字与繁体字也是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一对矛盾体,在一般情况下,这对矛盾体处在相对平衡中,记录着汉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为人们的交际提供服务。

简化字作为一个正字地位的专有名词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随后就公布了这个方案,从此,简化字就成了我们日常交际的规范汉字,半个多世纪以来,她是在非议、责难声中发展,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两岸四地交往不断增加,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似乎只有简化字退出正字舞台才能解决问题。在此我们认为明确以下几点对处理两者的关系是有益的:

1.简化字古已有之,可以说自从有了汉字就有简化字,简化与繁化是汉字发展的两个基本过程,而且总的趋势是简化,汉字简化符合这个总趋势。

2.建国以后国家公布的第一批简化字521个,它们并非学者们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大多数都是来自历代的简体字和俗体字,其中从先秦两汉继承来的有159个,从魏晋南北朝继承来的有32个,来自隋唐的有29个,来自明清太平天国的有53个,民国时期的有61个”[15],由此可知,我们所使用的简化字有着深厚的历史和广泛的使用基础。

3.从字的理据性来看,虽然少数字简化后降低了理据性,如“開關”与“门”有关,简化后从形体上就看不出来了,但另一方面,有些字简化后理据性增强了,如“態(态)、鍾(钟)、戰(战)”简化后,其声旁更能准确地表达该字的读音。

4.简化字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联合国已把简化字作为中文的规范字体,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也采用简化字作为本国华人社会使用的规范字。

5.半个多世纪来,简化字对普及大众文化知识、减少文盲、提高书写速度、提高国民文化水平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可以说简化字已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无论当初改革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过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生态,而这种生态是代表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的生态。

论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 篇11

【关键词】网络语言；汉语言文化；影响

一、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各种高科技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网络，已经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一开始，网络的使用就在信息传播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潜力，这也给人们的语言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网络自身的属性决定了网络语言大多是反映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的新词汇，其更新速度之快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我们的日常语言。理所当然的，随之的语言规范工作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二、现代网络语言的含义

在本文的论述中，并非所有在网络上出现的语言都被视为网络语言，网络语言特指起源于网络并广泛在网络上使用，和传统汉语使用规则不同的部分词汇、语法等等。网络语言也包括专业用语、网名、网聊和网络信息，与网络相关的都可以称之为网络语言。

三、网络语言的产生

自网络产生以来，人类已经渐渐走进无纸化信息时代，电脑已经成为必须品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网络生活也成为个人娱乐方式的主流，网络沟通交流，看新闻、购物等统统搬上网络，在互联网上，来自全球各地，不同语言、姓别、年龄和职业的人群可以畅所欲言，网络语言应运而生，那么，到底什么是网络语言，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网络语言是指网络常用语，也包括专业用语，网名，网聊和网络信息等与网络相关的用语都可以称之为网络语言，而简单来说，就是人们通过网络交流所传递的用特定的语言来表达的信息。网络语言不仅是新兴的一种语言体系，而且是网络产生以来所引领而来的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条件也很广泛。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下，人们可以在网上表达自己的个性与思想，在宽松的环境下，网友们大胆创新，创造了大量的网络语言；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也是形成网络语言的一大条件，网络语言通过网络传递，人们通过键盘及其软件自带的符号输入成形，达到自我创新的效果。

四、网络语言的特征

（一）创造性

创造性是网络语言的最大特点。网络的出现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最自由的空间，网民们能够在网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传统的书面作品比较而言，网络作品由于减少了外来的束缚，发挥了作者的自主性，往往在构思上更为巧妙，在行文上更为活泼，也更能够反映出我们每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力。网络命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令我们莞尔之余不得不承认网络语言独具的创造性。

（二）简省性

网络交流是一种实时交流活动，交流双方或多方必须及时地接受和发送信息才能使交流连续不断。因此用语简洁从而提高输入速度是网络交流的必然要求，这使简洁性成为网络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简洁性不仅要求言简意赅，同时要求输入简便，浏览迅速。因此网络用语在用字节俭的同时，还尽量突破原有书写符号（文字）的局限，创制了各种新型“书写”符号，如字母词、数字词、图形符号、网络缩略词，以及一些以原有语素为基础创造的网络新词语等。它们遍布整个网络交际，体现了网络语言新异的表达效果。

（三）依赖性

网络语言对语境的依赖有两层含义：首先，网络语言依赖于互联网络这一宏观语境。离开了网络语境，不少网络语言很容易被误读。除此之外，网络语言对具体的微观语境也有很强的依赖性。

（四）诙谐性

网络语言除要求简洁明快、新颖奇特外，营造轻松幽默的阅读氛围十分重要。这种轻松幽默的风格特点，迎合了现代人放松身心的需要，使紧张忙碌的人们可以轻松无虑地畅所欲言。但在字里行间却无不跳动着智慧的火花。

五、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影响

语言理论是关于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和发展方面的抽象规律。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语言作为抽象客体，在网络平台上得到了形象的描述，而在未来，网络必定会成为全民发挥思想和创新意识，汇集语言的大平台，而网络语言也将慢慢融入生活，成为生活语言的一部分，但整体而言，网络语言具有反传统和诸多的不规范性，人们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网络语言，由于网络和现实的不同性，网络语言的组成形式更加灵活，而在传统的汉语言学习中，许多积淀下来的文化知识正在被颠覆，许多历史的名著在网上以种种解构、改编被传播开来，对于青少年理解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更多的是负面的影响。由于网络语言的发展空间非常大，所以在汉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也应该适应的加入一些好的网络语言，跟时代接轨。但是，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时代使得网络语言突显着重要地位，因此，人们对于网络语言不能一味的拒绝，把好网络语言进入全民交际语的关口，认真研究相关内容以及现象，处理相关问题，规范网络秩序，对网络语言的吸取做出正确的引导，并加以规范。

六、汉语言如何应对现代网络语言的冲击

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时代使得网络语言突显着重要地位，因此，人们对于网络语言不能一味的拒绝。对于不合规范又缺乏实际语言价值的各种网络语言符号，其治理的根基并不在于网络。首先是教育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的语文教育模式出现了偏差，在进行一种作家培养教育而非出色语言使用者教育，这使得语文教学的受众在心理上就无法广泛接受，而在面对其他语种的冲击中无所改革更降低了人们对其的期盼程度，在教而不学、学而不会，不会更不想学的恶性循环中，中国学生的中文驾驭能力实际上在逐年走低，虽然在学习英语时投入的精力更多，可水平却未见提高太多。由此可见，消解冲击首要便是改革中文教育，使之具备母语应有的教学地位。其次，加速网络在成年人当中的普及，提高网民平均年龄，使得具有较完善价值观的人群成为网络用户主力，消解年轻人在网络中的引导性力量，在网络语言成为网络交流标准之前将其化解归零。

七、结束语

网络语言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汉语要取得长久发展，离不开网络语言来促进其不断更新，我们也看到有些充满活力的网络语言已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然而，网络语言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使网络语言的规范工作更加急迫。

参考文献：

[1]祁伟.试论社会流行语和网络语言[J].语言与翻译2003，（3）

[2]张云辉.网络语言的词汇语法特征[J].中国语文，2007，（6）

徐复先生的汉语言韵学研究 篇12

一.创立变音叠韵词理论

自程瑶田创作《果赢转语记》以来, 传统小学家对于连绵词由于语音关系引起的变化已做了很多研究。这个语言特点的基本规律是相关位置上的音节总是发生同步的变化, 如:“叮玲当琅”, “叮”变为“听”, 声母由不送气变为送气, 那么相应的“当”变为“锁”, 亦为送气:“玲”变为“东”, 韵母由ang变为ung, 那么“琅”也要变为韵母为ung的“珑”。其余的用例依次类推。

后来, 沈兼士著《连绵词音变略例》, 对这一语言特点有所研究, 但是, 由于举例甚少, 难以观其系统。直到1986年5月, 徐复先生在《语言研究集》第一辑上发表了《变音叠韵词纂例》, 详细地论述了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并把这种现象所涉及的词命名为变音叠韵词, “把原来不是叠韵的双音节词, 通过上字或下字的改读, 变成唇吻调利、语音和谐的另一个双音节词。这种变音叠韵的特点, 就是变过音的上字或下字, 必须与原来未变音的上字或下字是双声 (或古声母相近) , 它的韵部还必须和不须变音的上字或下字同化, 要求同在一个韵部或韵近的部里 (也包括一部分上古韵部) 。”

徐先生的这一理论, 受到季刚先生“二物相挟而变”理论及“叠韵词往往互音”理论的启发。“二物相挟而变”理论认为“古声既变为今声, 则古韵不得不变为今韵, 以此二物相挟而变”, 即古声和古韵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促使下向今声和今韵发生变化的。黄先生说的是同一音节声母与韵母之间“相挟”发生的变化, 徐先生则是指明具有密切关系的两个音节之间相互影响, 即“相挟”发生的语音上的变化。而他的“叠韵词往往互音”理论又认为“凡连绵词其声变者, 无不有关于韵, 其韵转者, 亦无不有关于声。当考异音复词往往一变而为叠韵语, 再变为叠字语”。两人的理论最终的落脚点存在的差异较大:黄先生强调的是结果, 对于过程缺乏论证, 徐先生则强调的是“变”的过程, 他深入而系统地论述了异音复词是如何变音为叠韵的。徐先生在继承了黄说的基础上, 对这一语言现象作了理论的总结与阐述。

二.将音韵学引向实用领域

徐先生一直主张学术为社会服务, 学问为现实服务, 读一书同解决问题相结合。他的许多音韵学著作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1. 利用音韵的成果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

抗日战争时期, 徐复先生辗转于巴蜀、西北等地, 就地调查方言资料, 风土人情, 学习了蒙、藏语言, 于1945年3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阔氏读音考》一文, 进一步科学地证明了白鸟库吉关于匈奴为蒙古种的历史现实。另外, 徐复先生还在1946年发表《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一文, 通过两者的对比研究, 认为:“汉藏语言, 同为单音语系。西藏至唐时始创字母, 共为二十, 系增损梵文而作者。汉文字母, 由反切之演进, 而经归纳法以成, 虽曾参用梵文, 而大半仍袭西藏字母之组织与次第。”这一发现纠正了世代以为守温字母出于印度梵文的说法, 夺回了本属中国的“版权”。

2. 注意用音韵学知识解决训话难题

(1) 从语音上入手来揭示文献用语的确切含义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躁者自余病, 即饮以消食一齐, 出血, 血如豆, 比五六枚。”作如是句读者如日本浅川资言, 他在《<史记>会注考证》中认为应该在“豆”字处绝句, “比”, 字连下读, 他引曰:“比, 比年之比。”但是, 徐先生认为:“当以‘豆比’二字连读, 豆比为小豆。《颜氏家训·勉学》有云:‘吾在益州, 与数人同坐, 初晴日明, 见地上小光, 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 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 不知所谓。命取将来, 乃小豆也。穷访蜀土, 呼粒为逼, 时莫之解。此文豆比正与豆逼音近, 故同训小豆矣。”这样徐先生结合古音、方音解决了上述疑难问题, 同时还可见古人重音不重形的语言学思想。

(2) 利用音韵学知识考证文献时代

徐复先生曾在《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中有过如是论述:“当有了语言上别种强有力的证据时, 古韵和语法可以作为次要的证据。”所以, 他在考定《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时, 根据特殊词语、几个与年代有关的词语以及几个有关称谓的词语这几个方面的证据将这首诗框定在了东晋时代的范围内, 然后用这一时代的语音特点予以佐证。

从海晏的《汉魏六朝韵谱》得知魏晋时期用韵情况极为错乱, 最杂乱的是鱼模和尤侯韵的杂叶。潘岳的《萤火赋》也是这样叶的, 他把殊、忧、游、流、珠叶在一起, 反映了晋代一些韵部归并分合的趋向。在诗中“阿母谓府吏, 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 举动自专由, 吾意久怀忿, 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 自名秦罗敷, 可怜体无比, 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 遣去慎莫留!”在这里, 区是侯韵, 求、留、由是尤韵, 敷是鱼韵, 跟潘岳的诗的叶韵情形完全一样。并且在这首诗“我有亲父母, 逼迫兼弟兄, 以我应他人, 君还何所望”里, 把兄叶作阳韵, 是民歌保留当时方言的现象。从上面用韵看来, 它还完全没有受六朝声律的影响, 这可以从反面证明该诗不是齐梁时代的作品。

3. 利用古韵学知识明假借, 求本字。

徐先生的著作《语言文字学丛稿》中收录有《通假字质疑》一文, 列举了“熙、哈, 宜、仪, 比、皂, 亭、婷, 沈、耽, 辄、执, 策、懂, 沁、深”这八对历代注释家因不懂古音而错解的通假现象, 可谓考证精审, 要言不烦, 兹拣一二略述如下:《晏子使楚》中有云:“圣人非所与熙也, 寡人反取病焉。”张纯一在《晏子春秋》校注中引《淮南子·椒真》“鼓腹而熙”的例子认为:“熙, 戏也。”后世诸本, 皆以此为章, 并且从语音上讲, 两字音近, 调类不同, 可以通假。然而, 徐先生在又见了屈原的《楚辞·九章·惜诵》“行不群以颠越兮, 又众兆之所哈”后意识到:熙、戏两字虽然理论上通假是“可以的, 但楚国方言的特色没有表现出来, 犹为未达一间。王逸的注中说:‘哈, 笑也。楚人谓相惆笑曰哈。’这里用楚人的方言来说明屈原的遭遇, 解释比较精当。戏是一般的开玩笑, 哈则牵涉到人身攻击, 看楚王嘲笑晏子的话, 就可知道屈原在楚国是怎样受到迫害的。”《楚辞·九章》为爱国诗人屈原在怀才不遇, 遭人诽谤嘲笑的情况下所作, 而“哈”字定是作者以当时当地语言恰切反映自己心境的言语, 再结合在《晏子春秋》中的晏子境遇, 倒是再符合不过了。接着徐先生又从语音角度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从古音来看, 熙借为戏, 虽同晓母而不同部 (熙, 之部;戏, 鱼部) ;熙借为哈, 既同晓母, 由同之部, 音义密合, 不再有隔阂了。”其实,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徐先生在对待通假问题上的严谨态度, 它们不仅要音义达到最为密合, 而且要符合语法、文风、当时当地的语言习惯等各项要求, 方才承认它们可通, 否则绝不轻言。

三.对古文“一字多音”语言现象的研究

所谓“一字多音”就是同一字符产生不同的谐声系列。黄侃先生在《文字声韵训话笔记》中曾详细阐述过他的一字多音之理:“一字多音之理, 在音学上必须诊明, 而后考古始无完碍。”近世古韵师往往执古音无变之论, 不得不说古一字只一音。无如古一字多音之论, 散见群书, 不可悉数。于是方音、讹音、合音、协韵之说, 纷然兴起, 以补其罐漏。此说之弊最先可见者, 即不能解释《说文》形声之理是。凡《说文》声子与声母不同者, 皆可由此得其解说也……古人于象形、指事字多随意指称, 不以声音为限。”

先生对于这一语言现象有更明确的阐述:“为什么产生异读?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那些双声为训与叠韵为训相结合的词, 它们本来就有两个词的音和两个词的义, 从而在语言上留下了异读的可能。如形声字的读音和他们声旁字的读音, 韵母相同, 它的声母就有时出现两种读法。”又说:“长期以来, 汉语研究中多方探讨的谐声字声母的异同问题, 或者用复辅音的观点来解释它, 如今提出了联系意义, 从双声为训和叠韵为训的角度看。如枚与修韵母相同, 即为谐声字, 可是声母不同, 是因为修字从乡的缘故。修字有乡意义可以证明这一点。修字也从枚, 声母上的差异是因为修与筵音义相从的缘故。这个谐声字的声母问题, 显然是汉语史上的一个疑难问题。我们并不是要完全排斥前两种学说, 音转是存在的, 但是音转只能在就近的读音之间有转变的可能。古汉语中, 复辅音的存在, 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还有待于作汉藏语系诸语言之间的相互比较。更重要的, 是要看哪种学说符合汉语历史的本来面貌, 各自说明了历史上的哪些音义问题。历史是复杂的综合的过程, 我们的研究也应该复杂些, 从多方面来研究, 最终形成自己的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