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还制度

返还制度（共9篇）

返还制度 篇1

一、押金返还制度的理论基础

押金返还制度(Deposit refund system,DRS)是消费者或下游厂商在交易时预先支付一定的押金,履行某些义务后获得押金返还的一种政策机制。押金返还制度有两种不同的类型:1.“市场驱动”的押金返还制度,也叫“自发”的押金返还制度、“生产者发起”的押金返还制度;2.“政府驱动”的押金返还制度,也叫“强迫性押金”、“强制性押金”等。

“市场驱动”的押金返还制度应用非常广泛。例如,消费者从厂商处租赁汽车或复印机等耐用产品时,通常支付一定的押金,当返还相应的耐用品时再赎回押金。又如,消费者购买啤酒等饮料产品时,通常预先支付一定的费用(押金),当空酒瓶返还给零售商时获得押金返还。

“市场驱动”的押金返还制度出于以下目标:1.确保产品(包括废旧产品及包装容器)的循环回收。生产者回收废旧产品或包装后,通过清洗、加工、再利用,能够节约生产成本。2.确保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及养护。为了获得押金返还,消费者必须确保对产品的维护。3.向消费者展示产品质量,转移或降低产品缺陷给消费者带来的风险,促进产品的销售。4.实施价格歧视(价格差别化),增加产品需求。在以上4个目标中,1是循环回收的经济目标,2、3、4是其他经济目标。出于循环回收目标的押金返还制度节约了资源,增加了回收再利用,减少了垃圾的产生,有一定的环境效果。与此同时,出于其他经济目标(非循环回收)的押金返还制度尽管也具有刺激回收的功能,但其往往降低了产品耐用性和使用寿命,刺激了产品需求。因此,并不一定导致垃圾产生和排放减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品废弃和垃圾产生。

“政府驱动”的押金返还制度并非出于个体的经济目标,而是出于社会的环境目标而产生。它既可能出于循环回收的环境目标,也可能出于其它环境目标而产生。在“政府驱动”的押金返还制度中,出于循环回收的押金返还制度使用较普遍。例如,消费者在购买可能导致垃圾污染的产品(如瓶装饮料、包装产品、电池)时支付一定的押金,返还废旧产品或包装容器时获得押金返还。这种出于循环回收目标的押金返还制度下面详细论述,这里暂不展开。出于其它环境目标的押金返还制度也有实施的案例。例如,发达国家在资源开采领域中采用的“履约保证金”(Performance bonds)就是出于其它环境目标的一种押金返还制度。履约保证金是在厂商开采某种自然资源(如木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时征收一笔保证金,当厂商履行某些义务后获得保证金返还。

以上分析表明,为了确保交易一方履约,交易的另一方采取的任何物质或非物质抵押制度,实际上都属于押金返还制度。而且,押金返还制度不仅仅发生在厂商与消费者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厂商与厂商之间,还可能发生在政府与厂商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在政府与消费者之间。可见,押金返还制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应用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下面,为了集中论述城市垃圾管制,我们主要讨论“政府驱动”(出于环境目标)的押金返还制度,而且主要讨论其中出于循环回收目标的押金返还制度。除非特别指出,下文讨论的押金返还制度均指“政府驱动”的出于循环回收目标的押金返还制度。

二、城市垃圾管制中的押金返还制度

在城市垃圾管制中,押金返还制度是消费者或下游厂商在购买可能导致垃圾污染的产品时支付一定的押金,当消费者返还废旧产品或包装容器时获得押金返还的一种垃圾管制政策。押金返还制度的基本原理是:押金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消费者的行为约束,用押金这一经济杠杆可以刺激消费者将废旧产品返还给厂商(而不是直接抛扔),从而实现垃圾管制目标。押金返还制度是一个双层系统,实际上就是产品消费税和循环补贴的结合。它在效果上类似于在消费时对垃圾征税(实现源头削减),垃圾回收时又进行补贴(确保循环利用)。如果垃圾被扔掉,就只能由消费者承担费用。这样,押金返还制度能够确保采用成本最低的办法来减少垃圾处理量,无论是通过源头削减途径还是通过循环利用途径来实现。押金返还制度有着很多相似的名称。对饮料瓶实施的押金返还制度通常被称为“容器押金法案”或“瓶子法案”。

押金返还制度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欢迎和支持。在笔者看来,押金返还制度本质上是对庇古税的修正、补充或替代。存在负外部性时,通过征收庇古税,可以实现负外部性的内部化。但庇古税有效的隐含假设是,政府可以直接地、低成本地对负外部性行为进行监控和证实。一般来说,排污者行为越明显,排污量越大,庇古税才越有效。因此,庇古税仅仅勉强适用于控制“点源污染”,而根本无力控制垃圾污染这样的面源污染。对于垃圾污染,这种直接的庇古税必然面临着高昂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此时押金返还制度可以很好地替代庇古税。在押金返还制度下,无须政府或其他第三方对个人的负外部性行为进行直接的监控和记录证实,而是通过负外部性制造者主动展示良好行为。如果说庇古税是“对不良行为的惩罚”,那么押金返还制度则是对“良好行为的奖赏”。在押金返还制度下,个人因激励去减少负外部性行为以获得押金返还,而无须第三方监控。这种行为主体及责任的转移(从政府监控和证实负面行为向个人主动展示良好行为)显然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

三、发达国家押金返还制度的实践应用

押金返还制度在经济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国、德国、瑞典、挪威、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实施了押金返还制度。

在德国,2003年1月起开始强制实行饮料容器押金制度。顾客在购买不可回收利用包装容器的矿泉水、啤酒、可乐和汽水时,均要支付相应的押金,1.5升以上的0.5欧元,1.5升以下的0.25欧元。顾客在退还空容器时,可获得相应押金返还。德国实施押金返还制度之初,曾要求购买者必须把空容器退还到当初购买饮料的商店并出具当天的收银条才能退还押金。2003年10月后建成了一个全国统一的空容器回收、押金返还体系,消费者可以到任意一家超市里退还空容器。而且回收空容器数量超过实际售出数量的商店,可以从这一体系中得到财政支持。

尽管对饮料容器押金制度存在争议,但德国政府延续了一贯的强硬立场,2005年德国《包装废弃物条例》(第三修正案)颁行,宣布自2005年5月28日起,对矿泉水、啤酒和碳酸饮料的非生态有益的一次性饮料包装征收押金。自2006年5月1日起,押金制度扩展适用到一切对生态不友好的一次性饮料包装,而生态友好的一次性饮料包装,如纸盒和聚乙烯包装袋等则免于适用。

在美国,有11个州对铅酸电池实施了强制性的押金返还制度。消费者用旧电池换取新电池可以得到一定折扣。这一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1988年以来,铅酸电池中铅的总体回收率超过88%。1985年,缅因州对杀虫剂容器实施了押金返还制度。该制度主要针对农业或林业上盛于玻璃、金属、塑料容器中“限制级”的杀虫剂。30加仑以下的容器押金额为5美元,30加仑以上的容器押金额为10美元。缅因州押金返还制度实施的第一年(1985年)就回收了7055个杀虫剂容器,避免了429磅的活性成分流入填埋场。从1988年起,罗得岛州对所有类型的汽车轮胎实施了押金返还制度。押金为5美元,消费者必须在购买新轮胎的10—14天内返还旧轮胎才能获得返还金。俄克拉何马州也对轮胎实施了押金返还制度。每个新轮胎出售时收取1美元,返还旧轮胎给经认证的生产厂家可获得50美分的返还金。

押金返还制度在美国的主要应用还是州一级针对饮料容器的容器押金法案。目前有11个州通过了容器押金法案。其中,11个州都对啤酒和软饮料容器实施了押金返还制度,7个州对矿泉水瓶实施了押金返还制度,麦芽酒瓶有4个州,冰酒桶、烧酒瓶、碳酸饮料瓶有4个州。密歇根州对灌装鸡尾酒瓶,纽约州对苏打水瓶,缅因州对果汁和茶容器,夏威夷州对茶、咖啡、苏打饮料、非碳酸水和所有非酒精饮料瓶实施了容器押金法案。在大多数州,押金是针对所有类型的容器,包括玻璃、塑料、铝质和铁质容器。特拉华州是一个例外,该州对铝质容器免除押金返还制度。

关于饮料容器的回收,大多数州要求零售商回收他们产品线范围内的容器,即便该容器是在其它地方购买的。在缅因州,位于经认证的“赎回中心”一定距离内的零售商可以不必回收容器。除了零售商回收容器外,大多数州的赎回中心也回收容器。任何组织均可运营这样的赎回中心,当然需要经过批准认证。一些赎回中心和零售商可从分销商支付的强制性处理费中获得利润。分销商或容器生产商则可保留未赎回的押金。

四、结论和经验借鉴

从押金返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借鉴:

1.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学者均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总体上说,押金返还制度是一项有效的垃圾管制政策。在污染者数目较多或信息监督成本高时,押金返还制度相对于庇古税更有优势。

2.从实践应用看,押金返还制度在发达国家不仅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成功的实践,而且正在受到越来越普遍的欢迎和赞誉。

3.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押金返还制度并非无条件适用、无条件有效。考虑到管理成本,押金返还制度可能在一些领域并不适用,尤其对那些品种繁多、不易分类的包装废弃物。

4.为了更有效地管制城市垃圾,中国也应该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深入、广泛地实施押金返还制度。

返还制度 篇2

中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但是你知道赠送完女方彩礼之后有一方悔婚需不需要返还彩礼吗?一起了解一下彩礼返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吧!

订婚收了彩礼后悔婚的情况其实非常常见的，我曾经也看到过一则这样的新闻。女方小玲是通过朋友介绍跟男方小李认识，很快他们就互相产生了好感并且迅速确定了恋爱关系。两个人一起相处了一年后跟双方父母商量了订婚，在订婚的时候小李给了小玲家10万彩礼。原本以为这段好姻缘就这样美好地展开的，但是不好的事情依旧发生了。

小李和小玲订婚之后就分居两地上班，很少时间是在一起的，慢慢地两个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小李觉得自己跟小玲的这段感情要尽快结束对双方才是最好的。所以他决定悔婚，并且要回自己给小玲家的10万彩礼。

小玲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中也是受害者，坚决不退还这些彩礼。因此小李就将小玲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小玲退还10万彩礼。法院对双方也进行了协商，想用调解的方式去审理这个案件。

经查明，小李和小玲确实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同居生活。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小玲确实应该向小李返还彩礼的.，最终经过多方面的协商小李接受女方返还8万彩礼的建议，毕竟是自己退出悔婚的，在订婚的时候女方也花费了不少钱宴请宾客。

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很常见的，无论是男方悔婚或者女方悔婚彩礼只要符合法律上返回彩礼的情形，女方都需要返还彩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并没有对婚约彩礼的法律规定，但由于婚约彩礼是中国的婚嫁习俗，因彩礼导致的法律问题很多，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注意：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司法实践中，以下两个种情况不属于彩礼返还范围：

第一个：共同花费，女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为用彩礼去为女儿置办嫁妆、宴请宾客。这一类的花销需要在返回彩礼当中剔除了。

第二个：男方赠与女方的财物。在恋爱过程中男方为了讨女方欢心通常会给女方赠与很多贵重的物品。这些财物不属于彩礼的范畴，且与结婚目的无关。该类物品赠与方不得要求返还。

订婚彩礼能否返还? 篇3

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一、三项的规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之所以要作出如此规定, 是因为目前我国农村, 很多地方给付彩礼的情况还较为普遍, 如果对彩礼问题完全不管, 可能会使一些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该解释虽然没有概括应当返还彩礼的所有情形, 但在法律上肯定了在一定条件下, 收受的彩礼应当返还。

个税返还帐务处理 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一条规定“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百分之二的手续费。”

上述规定既规定了企业对于向个人支付款项时负有代扣代缴法定义务，同时也明确了对于企业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同时还可以相应地从税务机关按2%比例取得返还的手续费。但是，企业应该如何进行处理这笔返还的手续费呢？很多人认为手续费属于从税务机关返还的款项应该不再涉税，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对于企业取得的手续费返还收入是否可以由企业随意支配而不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呢？

对于企业所取得的手续费返还收入主要涉及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三个税种。

营业税的处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税目注释（试行稿）〉的通知》（国税发[1993]149号）第七条规定“服务业，是指利用设备、工具、场所、信息或技能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业务。

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代理业、旅店业、饮食业、旅游业、仓储业、租赁业、广告业、其他服务业。

此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代扣代缴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手续费收入征免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1]31号）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务院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的法规，储蓄机构代扣代缴利息税，可按所扣税款时2%取得手续费。对储蓄机构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应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有关法规征收营业税和

企业所得税。”

在这里，对于储蓄机构所取得的返还手续费应征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是有着充分的政策依据的，但对于一般性企业所取得的返还个税手续费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应征营业税，但却也无法找到这部分收入应该

不征或者免征营业税的规定。

但如果根据营业税条例中规定，对于企业所取得的手续费返还收入严格意义来讲应按服务业中的代理业进行缴纳营业税，只不过因为该笔收入是从税务机关取得因而模糊了征税概念。

对于这一点目前在实践工作中可能多数税务机关都未对此进行实际征收，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也有部分省市对此行为已经作出征税规定，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取得手续费收入纳税问题的函》（桂地税函[2009]446号）“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代扣代缴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手续费收入征免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1]31号）的有关规定，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取得手续费收入应缴纳营业税。”

因而，对于该项收入是否征收营业税，企业还是与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后再作处理更为稳妥。

个人所得税的处理

首先，对于该笔手续费的用途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财行[2005]365号）“

（六）„三代‟单位所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应该单独核算，计入本单位收入，用于„三代‟管理

支出，也可以适当奖励相关工作人员。”

2、《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国税发[1995]065号）规定“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扣缴义务人可将其用于代扣代缴费用开支和奖励代扣代缴工作做得较好的办税人

员。”

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对于企业取得代扣个人所得税代手续费返还，从用途上讲应该有两种，一种是用于代扣代缴工作的管理性支出，另一种是用于奖励有关工作人员。

关于个人取得该笔手续费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

二、下列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五）个人办理代扣代缴税款手续，按规定取得的扣缴手续费。”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代扣代缴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手续费收入征免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1]31号）第二条规定“储蓄机构内从事代扣代缴工作的办税人员取得的扣缴利息税手续费所得免征

个人所得税。”

应该说，上述两个规定已经足以说明对于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手续费也应仅指办理代扣代缴手续的相关人员按规定所取得的扣缴手续费，而如果公司将此款项作为奖金或者集体福利性质奖励给非相关人员则应

并入员工当期工资薪金计征个人所得税。

如：《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渝地税发[2007]263号）明确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020号）第二条第五款规定，个人办理代扣代缴税款手续，按规定取得的扣缴手续费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其免税范围界定为：发放给具体办税人员的手续费奖励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扩大范围发放的手续费奖励，仍按税法规定缴

纳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取得手续费收入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

入总额。”

返还彩礼主体如何界定 篇5

案例:原告闻某通过媒人介绍与被告王某相识, 双方见面时, 男方给被告王某定亲礼21000元。举行结婚仪式前, 原告以及媒人来到王某家将120000元彩礼款交给被告王某, 但并不能证明该彩礼款是否交付给卢某。2014年农历10月6日, 闻某与王某举行结婚仪式, 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双方自2014年农历10月29日开始分居。2015年1月6日, 原告诉至法院, 请求判决被告王某及其母亲卢某返还原告彩礼款141000元。

在诉讼中卢某辩称:其没有收彩礼款, 不是适格被告, 不应当要求其返还彩礼款。原告所诉彩礼款金额不属实, 按照法律规定, 见面礼21000元不是彩礼, 属赠与性质, 不应当返还, 只有120000元才是彩礼款。被告方所陪嫁妆价值8万余元。考虑到这些因素, 120000元彩礼款已经相抵了, 被告方不应当再返还。

本案中在不能查明卢某是否接受彩礼款的情况下, 卢某是否能够作为适格的被告, 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 彩礼是指借婚姻索取财物, 男方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钱物, 王某为缔结婚姻关系当事人, 所以为彩礼返还主体。

第二种意见认为, 即使被告卢某能够证明自己没有接受该笔彩礼款, 但基于彩礼的性质, 也应当把王某及卢某列为共同返还主体, 即彩礼返还主体扩大至婚姻关系当事人、女方父母、亲属及其接受彩礼人。

第三种意见认为, 应当彻底贯彻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即谁接受谁返还, 本案由王某接受彩礼, 故王某为返还主体。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中, “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彩礼, 这里所说的给付方应当包括当事人的父母。彩礼的给付也大都由父母代送, 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 防止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 应对“给付方”作扩大解释。同样在确定彩礼返还主体时, 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 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在习俗中, 一般是父母送彩礼, 也是父母代收彩礼, 即使由本人亲自接收, 儿女为表孝心, 也会将一部分交由父母。所以, 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 实为可取之处。同时从原告角度看, 给付的彩礼是家庭共同财产或父母财产或亲属财产, 男方本人不一定是权利人, 如果只能由男方做为原告, 其主体资格往往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要求;从被告角度看, 接受彩礼方的无论是女方、还是女方父母或亲属, 女方及其家属都是共同受益人, 如果只列女方本人为被告, 由于女方本人未收到彩礼或无独立财产, 使给付方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既使得到法院胜诉判决, 也得不到执行, 仅仅列女方为彩礼返还主体, 对其给付方请求返彩礼明显不利。

综上, 作者认为, 应根据具体情况, 彩礼返还主体允许扩大至婚姻关系当事人、女方父母、亲属及其接受彩礼人。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 被告王某承认收到原告方21000元见面礼和120000元彩礼的事实。但被告王某母亲卢某坚称自己没有收到原告方的彩礼款, 不是适格被告, 不应当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审理中查明被告卢某系农民, 在法庭对其进行调查时, 承认自己没有固定收入, 但其一再辩称银行里的90000元存款是自己积蓄所得, 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被告卢某是分两次在银行存入90000元, 第一次存入20000元, 第二次存入70000元, 两次存款时间仅间隔7天。第一次存款时间是在原告方给被告方21000元见面礼后, 第二次存款是在原告方给被告方120000元彩礼款后的第二天。很明显, 被告卢某的存款就是原告方给付的彩礼款。故将卢某列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卢某和被告王某共同承担返还彩礼款的责任。即使在不能查明卢某是否接受彩礼的情况下, 其作为女方的成年家庭成员, 也应当作为返还彩礼的主体。

因此, 在处理此类纠纷时, 办案人员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结合本地的民风习俗, 凭借审判经验,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正确界定返还彩礼的责任主体, 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近年来, 涉及彩礼返还的纠纷逐渐增多, 并呈上升趋势。如何确认彩礼返还主体, 现行法律对彩礼返还的主体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 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基于彩礼的性质, 一般是男方父母送彩礼, 女方父母代收彩礼, 即便由本人亲自接收的, 也会将一部分彩礼交由父母。故在确认彩礼返还主体时应该由婚姻关系当事人、接受彩礼人, 扩大至婚姻关系当事人、女方父母及其接受彩礼人。

关键词：彩礼,返还主体

参考文献

企业土地返还款账务处理 篇6

一、土地返还款的形成

政府为了吸引企业投资, 在提供土地时, 通常会向企业承诺一个比较优惠的土地协议价格。企业在拿地时, 按规定走正常的竞拍程序后, 也以正常的拍卖成交价格支付土地款, 所拍价格与政府承诺的协议价格之间所形成的差额, 政府会在土地拍卖成交后, 以拨付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等名义给予企业全额返还。这就是企业在购地过程中形成的土地返还款。

二、土地返还款的会计处理

从款项的性质来看, 由于其无偿性, 我们应该定性该类款项为一笔政府补助收入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 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因在企业按照正常竞拍程序竞得土地后, 已按确定的竞拍价格全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 并取得了全额发票, 其竞拍金额就是其土地成本总额。对于政府另外给予的返还, 从票据上来说不是原发票的折让冲回, 开具的多是各种名目的财政扶持资金形式的返还。所以企业取得的各种名义的土地返还款不应当直接冲减土地成本, 而应作为一项政府补助收入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 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 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 确认为递延收益, 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 计入当期损益, 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例]甲企业于2009年与政府签订购地协议, 协议明确政府以20万元/亩供给土地30亩, 甲企业可正常参与土地竞拍, 竞拍价超过协议价格部分, 政府以企业发展扶持资金名义全额返还给甲企业, 用于扶持企业5年的发展开支, 实际竞拍价格为40万元/亩。甲企业按竞拍价付清土地价款后, 政府部门兑现返还款600万元。取得返还款时, 计入递延收益:

三、土地返还款的税务处理

土地返还款是否征税问题, “财税[2008]151号”及“财税[2009]87号”两个文件对其在企业所得税前的扣除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财税[2008]151号文第一条规定:“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 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以外, 均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同时还规定, “对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了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 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而企业收到政府的土地返还款, 通常不可能属于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 所以不能作为不征税收入, 均应按规定计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征收企业所得税。这对于刚组建还没有进入正常运营轨道的企业来说, 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同时也显得不尽合理。

对此,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6月发布了财税[2009]87号文, 规定对企业在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 凡符合以下条件的, 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其条件为:企业能够提供资金拨付文件, 且文件中规定该资金的专项用途;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 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 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可见, 财税[2009]87号文很好地解决了财政补助企业所得税处理的问题, 避免了企业一次承担过重的税收负担, 有利于帮助企业快速发展。但实际情况看, 企业所取得的政府返还款只是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变相的协议出让的一种策略而已, 通常情况下, 如果不事先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和细心筹划, 很难满足上述要求。如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则土地返还款应当于收到当年并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以甲企业情况为例, 如甲企业取得的土地返还款不能满足财税[2009]87号文的三条件, 则企业应于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 调增应纳税所得额600万元, 缴纳企业所得税600×25%=150 (万元) 。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彩礼及返还问题的法律探究 篇7

( 一) 彩礼的概念

彩礼作为中国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彩礼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采择之礼, 这一时期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婚姻制度, 到了唐代, 对订婚的条件及效力等都做了规定, 使法律对彩礼的规定相当完备, 后期, 逐渐完善。新中国成立后, 为贯彻婚姻自由、平等、自愿原则, 剔除封建陋习, 杜绝买卖婚姻, 我国在1950 年、1980 年《婚姻法》和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均未对彩礼作出规定, 只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法律的抛弃并没有使彩礼现象从民间消亡, 反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民间更为普遍因彩礼返还而发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因此, 近年来, 法学理论研究者和立法者逐渐开始重视这一根植于社会文化的现象, 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 对于彩礼的概念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法律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各位学者对于彩礼的定义可谓见仁见智。张国庆认为“所谓彩礼是指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男方向女方交付一定数量的聘财后, 婚姻即可成立, 这实际有着明显买卖婚姻性质”[1]; 史尚宽认为彩礼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2]。综合各位学者对彩礼的认识, 笔者认为: 彩礼是指双方当事人以结婚为目的, 男方给予女方的财物。但是, 在实际生活中, 双方当事人的财物往来频繁, 何为彩礼, 在我国仍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 这给我国司法工作者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明确彩礼的特征也就尤为重要,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民间习俗, 可以看出彩礼有以下特征: ( 1) 要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 ( 2) 要以订婚作为前提; ( 3) 给付的彩礼与当地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息息相关。

( 二) 彩礼的性质

随着时代的发展, 彩礼的性质也在不断改变, 目前, 法律上未对彩礼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 且各位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无法达成共识,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目的赠与说。该观点认为赠与人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为的赠与。如果男女双方的赠与目的没有实现, 则给付彩礼的一方有权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返还彩礼[3]。但是目的性赠与适用赠与合同的一般规定, 而赠与合同的未实现不是赠与合同撤销的法定事由, 其规定的返还情形就没有了法律依据。所以, 目的赠与并不能很好地诠释彩礼的性质。第二种观点即从契约说。认为彩礼是一种赠与契约, 是婚约的从契约。若主契约不能成立, 从契约便不能成立, 彩礼便构成不当得利。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混淆了彩礼和婚约的关系。第三种观点即证约定金说。认为双方当事人以订立婚约为目的, 向对方给付一定的财物即彩礼, 并将其视为合同法上的定金。该学说成立的前提是婚约是一种民事契约, 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婚约问题做出规定, 婚约不具有强制力, 彩礼也就不具有合同定金的法律效力, 所以证约定金说是行不通的。第四种观点即附义务的赠与说。认为彩礼是附义务的赠与, 以对方履行缔结婚姻的义务为前提。如果违约, 赠与方有权请求受赠方履行所附义务, 这与我国婚姻自由的原则相违背, 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 附义务赠与说也无法解释彩礼的性质。第五种观点即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该说认为彩礼是一种赠与, 但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当事人约定的条件没有成就时, 赠与行为一直有效; 条件成就时, 赠与行为失效, 彩礼则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赠与人。该观点是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 笔者也赞同此观点。

二、我国彩礼返还的立法现状及司法适用

( 一) 现行法律对彩礼返还的规定

彩礼作为一种社会习俗, 虽然广泛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但是关于彩礼的返还纠纷问题在我国的立法之路上一直非常曲折, 法律对待彩礼的态度几经变化, 由最初的否定, 到现在的逐渐认可, 以致在一些司法解释和批复上能见到彩礼的身影。

革命根据地时期, 为了贯彻婚姻自由、平等、自愿的原则, 彩礼被作为一种陋习而遭到禁止。新中国成立后, 先后颁布的1950 年1980 年《婚姻法》、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中都没有对彩礼做出规定。1950 年6 月26 日发布的《中央法制委员会就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197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等, 也都是对彩礼做出的禁止性规定, 禁止买卖婚姻, 以婚姻之名索要财物。近年来, 彩礼在我国民间迅猛发展, 因彩礼返还引发的纠纷也日趋增多。因此, 在2003 年12 月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二) 》, 其中第十条规定: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第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第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第三, 婚前给付并导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4]至此, 彩礼终于又重新走上了法制的道路,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彩礼返还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 这一司法解释适用的范围有限, 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彩礼纠纷案件, 也导致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 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从而有损法律的权威性与统一性,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 二) 彩礼返还在司法上的适用

1. 彩礼返还的典型案例

目前, 彩礼虽得到了我国立法上的认可, 但关于彩礼返还的规定屈指可数, 下面通过一个案例来看看我国司法工作者在实践中是如何来适用法律, 如何实现公正、平等的。

案例:

原告诉称, 原、被告于2011 年8 月经人介绍相识, 2012年5 月6 日按习俗举行了婚礼。结婚花费彩礼40000 元、黄金戒指、耳钉、项链、手镯20000 余元, 以及娶亲压挑子2000元等。2013 年被告以充绒为由离开家, 原告后得知被告实际去江西宜昌与何某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原告多次劝说, 被告拒不回家。2015 年1 月24 日, 被告蔡某某未与原告处理既存的婚姻关系又于何某某结婚。现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彩礼损失44000 元、财物损失20000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 元。被告辩称, 彩礼给了40000 元, 被告走的时候只带走一枚戒指。2014 年被告出去充绒, 但没有跟老板同居。2015 年农历1 月24 日被告与何某某结婚。

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程某某与被告蔡某某虽依习俗举行了婚礼, 但未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双方属同居关系, 依法不受法律保护。被告蔡某某在未处理与原告程某某同居关系的情况下, 又与他人结婚, 自身存在过错。上门礼2000 元, 因原告到被告家, 被告依习俗同样给原告上门礼2000 元, 压挑礼2000 元因当时已退还。原告为被告蔡某某购买的黄金首饰, 被告陈述除带走戒指外, 其他黄金饰品都留在原告家里。综合本案案情, 原告与被告虽未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 故酌定被告向原告返还彩礼30000 元, 黄金戒指一枚为宜。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因无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5]

2. 案例评析及其规定之不足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法官在处理这一案件时适用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判决返还彩礼。通过该判决, 笔者有以下疑惑, 法官所认定的彩礼范围是什么, 返还彩礼的比例又是怎样确定的, 界定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的标准是什么, 女方存在过错, 是否应退还全部彩礼等等。带着这些疑惑并结合我国有限的相关彩礼法规可以发现, 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的不足。第一, 彩礼的范围不明确。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彩礼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恋爱自由思想的贯彻, 双方当事人在结婚前财物上往来越来越多, 这些财物中哪些是彩礼的范畴, 哪些属于一般赠与物, 很难定论。这种模糊的概念, 给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第二, 彩礼返还的比例不明确。在彩礼返还时是酌情返还还是全部返还呢? 如果全部返还对过错方及妇女的权益不能很好地保护。如果酌情返还,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便会很大, 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的情形。因此, 该问题是未来立法之时应该充分的考虑的。第三, 共同生活, 如何认定。对于该问题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而夫妻关系又具有特殊性, 在实际举证过程中是很难操作的。所以说, 法律赋予的该项权利是很难真正落实的。第四, 对无过错方权益的保护不充分。彩礼返还贯彻无过错原则, 但是现实生活中, 往往是过错方造成了纠纷, 这, 便会对无过错方的权益造成损害。

三、完善我国彩礼返还规则的建议

彩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不足, 现针对一些不足提出一些建议。第一, 尊重地区风俗习惯原则。彩礼在我国历史悠久, 已成为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存在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因此, 我国在立法和司法上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 彩礼返还也应在尊重当地风俗的基础上进行裁判, 这样才更利于解决社会矛盾, 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第二, 明确彩礼范围。彩礼的范围既是很多纠纷产生的根源, 又是解决纠纷的前提, 所以, 必须明确何时给付的财物是彩礼, 给付的财物中哪些属于彩礼, 将这些模糊的范围加以限制。第三, 加强对妇女及无过错方的保护。我国一直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 并在《婚姻法》上有所体现, 但是我国彩礼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保护南方的利益。因此, 立法者在考虑男方遭受财产损失的时候, 也要考虑女方在婚约期间或与男方共同生活期间所受的伤害, 以及遭受的社会评价的影响, 从而酌情处理。

四、结语

彩礼作为一种社会习俗, 已经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立法的发展, 彩礼已正式纳入法律体系, 使我国的司法实践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是现有的法规及司法解释非常粗疏, 存在很多不足, 不能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彩礼返还纠纷情况。本文通过对彩礼及返还问题进行研究, 发现法规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完善建议, 希望立法者能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 着眼于解决现实纠纷, 最终完善我国的彩礼立法, 更好的解决彩礼返还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社会的和谐景象。

参考文献

[1]张庆国.彩礼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农村研究, 2004 (3) .

[2]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158.

[3]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 2000:73.

婚约聘礼返还问题的法律思考 篇8

关键词：婚约,聘礼,返还

一、婚约聘礼的法律性质

婚约, 从字面理解即关于婚姻的约定。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 婚约是一种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行为, 婚姻不以婚约为必要程序。按照传统习俗和习惯, 男方要娶他家女子为妻时, 应当向女方下聘礼或彩礼。聘礼给付的多少, 一般依据当地的习惯和当事人自己的经济情况而定, 数额往往比较大。对于聘礼的法律性质, 我国法律并未予以明确, 存在多种学说, 如附条件之赠与说、附负担之赠与说、类似定金说、目的赠与说等等。长期以来在法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但概括起来的通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属于附义务的赠与行为。此种观点将婚约聘礼看做是附义务的赠与, 即赠与人馈赠财产不仅仅是向对方示好, 还具有与对方结为夫妻的目的。第二种认为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我国台湾学者林永汀先生认为:“订婚之聘金、聘礼是属于赠与之性质, 且依实物之见解, 是一种有负担的赠与, 或以婚约违反或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 在订婚无效, 解除婚约或撤销婚约时, 赠与聘金、聘礼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1】第三种认为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即婚姻的缔结作为赠与聘礼行为生效的附加条件。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原因在于: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都违背了婚姻自由原则。首先,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 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2】, 在我国男女双方是否存在夫妻关系, 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是唯一条件。婚约, 只是男女之间愿意成为夫妻的一种愿望, 是以日后缔结婚姻的一种约定,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婚约不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 可双方同意解除婚约, 也可一方向对方提出解除。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90条之规定, 附义务的赠与在赠与人完成了给付义务之后, 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履行事先约定的义务。照此推理, 在聘礼返还纠纷中, 如果一方违反婚约, 另一方则能以已给付彩礼请求对方履行结婚的义务, 明显违背了婚姻自由自由原则。而按照第三种观点, 赠与聘礼是附加了一定条件的, 即以将来婚姻的缔结作为赠与聘礼的附加的条件。根据我国民法理论,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的以将来可能发生的客观事实的发生与否为条件决定其效力发生或消灭的民事法律行为。很显然, 婚约聘礼的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把结婚作为婚约聘礼行为生效的附加条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也符合婚约聘礼的设立宗旨。

二、应明确婚约聘礼的成立条件和解除条件

1、明确婚约订立的主体资格

关于婚约主体自身资格, 现有理论无大争议, 即其自身应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有学者主张, 仅男女双方当事人有权订立婚约【3】, 即为他人订立婚约无效;亦有学者认为, 有订婚权之人可订立婚约, 包括了婚约当事人之近亲属, 唯婚约当事人否认婚约时, 婚约无效【4】, 此种观点实质上默认了为他人订立婚约原则有效。第一种观点显然有悖于我国婚约理论的发展。在我国, 尤其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婚约往往涉及当事人的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 在婚约当事人可能未发出婚约意思表示之前, 婚约亦常由诸如父母等近亲属代为订立。此处近亲属之订立行为源于我国民间传统及百年来流传习俗, 不同于民事代理行为。若立法不予以承认或规制他人订立婚约行为, 显然背离了婚约制度的实际情况, 不利于婚约制度的发展。而第二种观点则极有可能扩大婚约主体资格的范围, 导致实践中出现大量为他人订立之婚约, 且默认为他人订立婚约有效, 忽视了当事人意思表示, 与契约精神不符。

综上分析, 笔者认为, 婚约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 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 具备法定订婚年龄。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涉及订婚年龄的问题。鉴于婚约的特殊性, 笔者认为, 可以将订婚的年龄适当从宽掌握, 而且许多国家与地区也是如此立法的, 如在我国台湾地区, “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得订立婚约”。由此, 笔者认为, 以成年年龄即18岁作为男女双方法定订婚年龄比较合适。第三, 具备法定婚姻的条件。由于婚约是对于将来婚姻的约定, 作为婚姻标的物的婚姻必须合法。第四, 近亲属代订的婚约, 必须经过当事人本人在法定期限内的追认, 否则无效。

2、明确婚约聘礼的时间

从法律上明确婚约聘礼的时间至关重要, 其直接关系到聘礼的取得时效。为此,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如瑞士法认为以订婚时的交换物为限, 订婚前的期待订婚的赠与和订婚后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均包括在内;联邦德国法律则认为, 订婚时的赠与与婚约存续中的赠与应包括在内, 而订婚前的赠与不适用请求返还之规定;美国的判例则认为, 订婚前和订婚时的赠与礼物可以请求返还, 而婚约后的赠与难以确认。就我国来说, 笔者认为, 应当将婚约聘礼限定在婚约期间。众所周知, 婚约聘礼返还引起的纠纷, 本身就意味着是在婚约这一前提下产生的以财物为标的的纠纷, 对于那些在婚约前赠与的财物自然不属于婚约聘礼返还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婚约聘礼的时间确认应以从订立婚约时起到一方提出或双方解除婚约时止。

3、明确婚约聘礼的解除条件

关于婚约聘礼的解除条件之设置, 历来学界争议较大。有学者主张, 因我国法律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 故无必要规定解除条件, 当事人可任意解除。笔者认为, 由于婚约聘礼的解除必然涉及多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立法有必要对婚约聘礼的解除条件予以规制。在现有法律环境下, 应秉承酌情补偿、赔偿原物以及承担精神损失等原则, 设置法定解除和当事人自由选择解除。法定解除规定之事由属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婚约。而诸如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如婚约一方成为植物人、婚约一方成为残疾人、婚约一方受到徒刑等事由, 并非客观上的绝对无法履行。当事人在出现此类事由时, 如完全出于自愿而继续履行婚约, 法律应予以保护。但, 此类事件毕竟给相对方带来额外负担, 不应强制其继续履行婚约, 理应赋予其解除权【5】。

三、应明确婚约聘礼的范围

纵观婚约缔结的全过程, 男方给付女方的聘礼数量和名目众多。哪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聘礼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一般而言聘礼是指具有较大价值的财物, 诸如货币、珠宝首饰、有价证券乃至汽车洋房。笔者认为, 应结合当地的习俗, 根据聘礼的具体情况来加以确定:就“金钱聘礼”而言, 对于那些男方通过媒人给付女方及其家人的聘礼, 无论数额大小, 都应归入“聘礼”的范畴;而对于那些平时男、女方及其家人、亲属相互之间的金钱赠与, 如果数额较小, 则不属于聘礼的范畴。如果数额较大, 理应属于聘礼的范畴。就贵重物品彩礼而言, 对于那些价值较高的物品, 如金银首饰等, 应纳入聘礼的范畴;而对于那些在婚约订立过程中, 由一方给付另一方或者双方相互给付的财产, 包括烟、酒、食品、化妆品、少量衣物、礼尚往来500元以下的小额礼金及女性专用物品, 包括按习俗进行相亲、订婚、认门、举行结婚仪式的请客酒席费用等则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彩礼。当然, 对于那些基于买卖婚姻而发生的婚约聘礼、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聘礼以及借婚姻骗取财物的聘礼, 无论是“金钱聘礼”, 还是“贵重物品”, 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聘礼范畴。

四、应明确婚约聘礼返还的法律责任

我国对于婚约聘礼的返还主要依据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条的规定,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或者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抑或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虽然以上规定对我国婚约聘礼的返还具有较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但是, 由于缺乏婚约聘礼返还的法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仍旧存在较大分歧。因此, 笔者主张, 应根据财产性质来确定婚约聘礼的法律责任:首先, 对于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而发生的聘礼, 应在综合考虑恋爱终止或者结婚时间较短双方离异, 或者因索要财礼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等因素的基础上, 予以全部或者部分返还造成当事人财产或人身损害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众所周知, 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都具有违法性, 可以认定为广义上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之规定, 一方借婚姻向对方索取的财物, 另一方可以向对方请求全部或部分返还。一般来说, 对于那种借婚姻大肆向对方索取财物的行为, 应全部返还婚约聘礼。其次, 对于那些基于结婚目的而按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的聘礼。如前所述, 应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财产。对这类聘礼的民事责任,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予以明确:一是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如果是受赠人的过错导致婚约的解除, 如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利益, 则赠与人享有撤销权, 并有权要求受赠人返还全部聘礼, 造成赠与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 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赠与人过错导致婚约的解除, 则不得要求返还婚约聘礼, 造成受赠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 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是解除权的行使主体, 如果是赠与人提出解除婚约, 则婚约聘礼应不予退还。如果是受赠方提出解除婚约, 则应全部返还聘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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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建霞.中国婚约制度之立法构想——我国青海省回族、撒拉族婚约调查之启示[J].家事法律研究 (2008年卷) .群众出版社.

彩礼要返还村规大不过法律 篇9

2014年4月某日, 惠民县李庄镇某村崔某闲来无事, 通过微信认识了邻村女子董某, 两人通过微信聊天, 彼此都感到情投意合, 认识不到一个月就举行了订婚仪式。董某收下崔某订婚礼金3万元, 与崔某同居生活。

同居以后, 没有了恋爱时的花前月下, 伴随生活的是无尽的生活琐事, 两人本来就相互了解不深, 难免为生活琐事产生分歧。在多次争吵后, 董某一气之下就卷起衣物回到娘家居住。崔某一看两人关系完了, 就前往董某家索要彩礼。不料董某的父亲搬出一名他们村的“主事”老者, 宣读本村“村规”:男方提出退婚, 不退彩礼, 女方提出退婚, 返还彩礼。还告诉崔某, 他把董某气走, 按男方主动提出退婚论处, 董某不会返还彩礼。无奈之下, 崔某将董某诉至惠民县法院, 要求返还彩礼款3万元。

办案法官多次与董某所在村的村干部和一些有威望的老者进行沟通交流, 对彩礼返还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案例进行讲解, 指出“村规民约”内容应具合理性、合法性, 不能与法律相违背, 按照婚姻法相关规定, 女方应返还男方彩礼。最终, 董某同意返还彩礼款1.6万元, 余款崔某自愿放弃, 这起婚约彩礼纠纷得以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