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翻译思想

林纾翻译思想（通用8篇）

林纾翻译思想 篇1

一.引言

林纾 (1852-1924) 是福建闽县南台人, 他是清末民初的翻译家、古文家、小说家、诗人和画家。尤其是在翻译方面做出了的卓越成就。尽管林纾不懂外文, 却在20余年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 把西方文化引入中国, 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本文将主要通过林译小说的序跋, 分析林纾的翻译思想。

二.政治文化背景

晚清时期, 中国处在深深的民族危机之中。一方面国内的政治文化极端落后, 另一方面又经受着欧洲列强的侵略。而林纾就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段最为风云激荡、危机深重的时期。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 英国凭借其“坚船利炮”, 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后,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张着贪婪的血盆大口跑来中国瓜分一块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 而腐败的清王朝面对列强的侵略表现的软弱无能, 导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甲午战争, 中国在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随着民族文化的加深, 国人开始怀疑传统文化, 自觉像西方学习救国真理, 于是掀起了上世纪后半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浪潮。

三.林纾翻译的目的与动机

1.翻译救国

林纾所处的政治文化, 决定了林纾从事翻译, 必然要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在林纾翻译的多部小说中救国济世的思想非常明显。下面我们从其译作的序跋中, 分析这一思想。林纾在翻译第二部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序文中写道:“美利坚…迩又寝迁其处黑奴者, 以处黄人矣。因之黄人受虐, 或加甚于黑人。而国力既弱, 为使者复馁慑不敢与争, 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 跃跃然欲趣而附之, 宁可少哉!”通过此序文, 他警告读者, 中国人的命运可能比黑奴还要悲惨, 国人必须要提高警惕。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出, 林纾已经把翻译小说当做参与政治改革的武器。林纾和魏易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的数月间, 林纾及和译者仅用时六十六天将《黑奴吁天录》完成, 希望借此书惊醒国人无疑是其最大的动机和目的。结合这些时代背景, 分析此书序跋, 处处可见翻译救国的爱国思想。

在林纾其他的序文中也是如此, 在《不如归》的序文林纾揭示了国家贫穷, 国威弱, 国权丧失的痛苦, 要人们认识到忘国灭种的危险,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这也正是他常常在译著的序文中直抒胸臆的原因, 所以林纾译著的序文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古往今来, 在世界翻译史上, 像林纾这样以译著当做警醒国人、教育国民之利器的人, 非常少见。

2.兴办教育

林纾认为:要救国就必须办教育, 培养人才, 发展实业。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严厉责问清政府:“今日学堂几遍十八行省, 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学学堂有几也?朝廷之取士, 非学法政者, 不能第上上, 则已视实业为贱品。”这里清楚地表达了林纾主张大力兴办教育, 培养人才的主张。这里也多次提到兴办教育, 发展实业。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不发展教育, 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 就无从真正的发展实业。林纾认为振兴实业是致富强国之路, 只有振兴实业, 才是中国的出路。林纾的这些言论客观上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也表现了林纾热诚的救国之心。

林纾在《不如归》的序文中写道:“方今朝仪, 争云立海军矣。然未育人才, 但议船炮。以不习站之人, 予以精炮坚舰, 又何为者!所愿当是诸公先培育人才, 更集资为购船制炮之用, 未为晚也。”此处序文也清晰再现了林纾主张兴办教育, 培养人才的主张。没有人才, 即使有先进的利器, 照样不能挽救国家的兴衰。这和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是相一致的, 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 频频受到外敌入侵, 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了与西方的差距, 开始自觉向西方学习, 强调培养人才, 发展实业。林纾主观愿望也还是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林纾在序跋中强调此观点时, 往往联系外辱侵淩的形式, 心系国家, 希望能够打动读者, 进而积极响应。这也是林译小说的社会功能之一。

3.学习西方

林纾重视西学, 采他人之长补我知短, 向西方寻求新理, 又不盲从西方。林纾在《雾中人》的序文中是这样来启发民众的:“吾支那之被其劫掠, 未必非哥伦布、鲁滨孙之流之有以导之也。今之厄我、吮我、挟我、辱我者, 非犹五百年前之劫西班牙耶?然西班牙固不为强, 尚幸而自立, 我又如何者?”林纾在此的看法颇有远见, 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鼓舞人心的。林纾没有直接说中国人的智慧如何, 而是采用对比, 反问的手法提出:我们的智慧并不比白人差, 难道我们甘于像印第安人那样以国土让人吗?他还进一步指出, 白人既然能够吞并非洲, 当然也能并吞中亚, 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林纾的这种写作技巧更容易让读者接受。林纾告诫国民要同强国开战, 须长期备战, 不可轻启战端, 不战则已, 战则必胜。否则会给国民乃至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四.小结

本文主要总结的是林纾翻译思想中积极的目的与动机。当然, 随着社会的变革, 林纾的翻译思想逐渐变得越来越落后, 尤其是五四之后, 彻底被打上封建顽固派的代表, 翻译目的与动机也开始转变。但我们不能因他一时的守旧的主张, 便完全推翻他在文坛的地位, 不能因为他后期的消极主张进而全盘否定他前期的积极主张, 更不能因此抹煞他在翻译史上的功绩。

摘要：林纾是晚清时期最负盛名的翻译家之一, 他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以文言译介了大量的外国小说。林译小说曾在晚清民初风靡文化界, 深得各界好评。本文通过林译小说的序跋, 对林纾翻译思想进行归纳总结。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翻译思想

参考文献

[1]、林纾.黑奴吁天录.序[A].陈平原, 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 [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A].薛绥之, 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3]、林纾.不如归.序[A].陈平原, 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 [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4]、薛绥之, 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5]、张俊才.林纤评传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第26页,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林纾翻译 篇2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林纾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2)01(b)-0000-00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在引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理论研究，该理论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文论家，诗人，更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翻译家。他不审西文，而译著颇丰，所翻译的作品文字优美，韵味非常，于字句間表达了他“儆醒人心，反帝救国”的愿望。尽管在林纾翻译的小说里，偶有不少“讹错”，总的来说，他对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是开创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国内翻译界对他的研究已有不少，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对林纾的翻译进行探讨，以期能为林纾的研究提供某些借鉴。

1 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胡，2008：11）该理论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方法是“三维”（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研究，将翻译生态整体性与译者主体性科学地融汇、并纳入到翻译的定义之中，现在仍处于探索和初步创立的阶段。根据胡庚申教授在一篇题为“ 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期刊的观点，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的、和谐统一的系统；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智力活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并且在翻译操作上遵循着“优胜劣汰”、“汰弱流强”的基本法则。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对于译品来说,“适者生存”、“适者长存”。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的这几个观点对林纾的翻译进行研究。

2 林纾及其翻译

作为著名翻译家的林纾，可谓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独具魅力的人物。在他2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共翻译小说180多种，达10,000多字，涉及11个国家、107位作家。仅世界名著就有三十种，其中不乏像《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经典作品。尽管林纾翻译的小说里边，偶有不少“讹错”，我们应该客观的评价他的翻译活动，肯定他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地位。

2.1 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的、和谐统一的系统。既然说翻译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系统，那么这对翻译的各个环节也都应该是适用的。先来看一下林纾的翻译原则。林纾正式步入译坛之后，于1901年开始翻译他的第二部小说《黑奴吁天录》。他在《例言》中开宗明义，立下翻译标准和原则：“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不亡失。”林纾强调要忠实于原作思想。要求“二人口述神会，笔逐绵绵延延，至于幽渺深沈之中，觉步步有意境可寻。文字至此，真足以赏心而怡神矣！”（《冰雪因缘·序》）这正是力求“神似”的效果。而林纾在强调神似的同时，首先要求合作者“逐字逐句口译而出”，可见，他首先注重的也是“形似”。所以，林纾翻译时强调的“形似”“神似”正是要把原文神韵与中文的流利巧妙的结合。这一点正好也体现了整合一体的生态翻译观点。

事实上，由于林纾有着很深的古文修养，文学造诣很深，他的翻译，采用了桐城派的古文笔法，译笔精湛，因而译作影响了很多人。“钱钟书先生与陈衍先生谈到自己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因此对外国文学发生了兴趣时，陈先生却说：“这事做颠倒了。琴南如果知道了，未必高兴。你读了他的翻译，应该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这可算是林纾对古文推崇备至的有力佐证。”（周，2006：2）

从这也可以看出，林纾翻译的小说形神兼备，原作思想与中文语言混成一体，做到了译文与原文的和谐统一。尽管其中偶有不少“讹错”，且采用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形式，在译文里采用对偶句式标题，还不失时机地掺进点书评家所谓“顿荡”、“波澜”、“画龙点睛”、“颊上添毫”之笔，并在每一回结尾处都安排一段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中的“回批”极为相似的文辞。读来又韵味非常的古文，自然言辞间向国人介绍了西方文人和他们的作品。

2.2 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智力活动。这一观点表明，翻译的优劣和译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林纾精通中西文法，虽不审西文，但却能区别出文章的流派，确实是他的过人之处。他曾在《孝女耐儿传·序》中写道：“予尝静处一室，可经月，户外家人足音，颇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数君子，偶举西士之文字示余，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王，2004：90)

作为译者，他的个人气质、艺术功力、行文习惯会在翻译中反映出来。金圣华教授在“认识翻译真面目——有关翻译本质的一些反思”的讲辞中指出：“一位译者心目中对翻译的认知与看法，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成品的取向，这是无可置疑的。”后来，又接着指出：“其实，不论承认与否，译家之所以成为译家，同一原著的不同译品之所以千姿百态，必然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对翻译的本质，有一种先验的理念，因而形成一种主导的思想，”(胡， 2009：49)

对于“林译小说”语言方面体现出来的整体气质，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一口气读了原文，再去读译文，在作者情调却可觉得丝毫未易；且有时连最难表达于译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译文中也能表达出，有时，他对于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样的译出”(邓，2009：39)如果不是译者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等等化为己有，林译的小说就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的译文在当时的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时一位读者石灵就说“他欲买此书（林纾译的《黑奴吁天录》）而未遂，至高时若处借得焉。挟归于灯下读之,涕泪汍澜,不可仰视,孱弱之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且读且泣,且泣且读,穷三鼓不能寐…… 足可以看出林纾的译文在当时的读者当中产生了何等强烈的反响。”（周，2006：2）

2.3 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始终贯穿着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这一点从林纾翻译的小说也能体现。林纾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时候正直中日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加上百日维新变法的失败，林纾认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更加决意要通过译书强国，启发民智，警醒国人，救国图存。因此他选择了一系列的政治小说《黑奴吁天录》和《伊索寓言》、《滑铁卢战血余腥记》等作品。之后，他又翻译了狄更斯的名著《块肉余生述》等小说。林纾把从事文学翻译当成了抒发自己救亡图存、报效国家宏愿的“武器”。从他所选的翻译材料来看，是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即社会政治环境相适应的，事实上，他当时选译的小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4 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

译者翻译作品，必然有自己的初衷和追求，这也正是生态翻译学观点中的“译有所为”强调的一点。林纾将自己的翻译小说放在一个功用的启蒙序列：“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惟有译书。顾译书之难，余知之最深。昔巴黎有汪勒谛者，在天主教汹涌之日，立说辟之，其书凡数十卷，多以小说启发民智。”(邓，2009：38)

因此，他的小说为国人打开了一道知晓国外的窗户。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林纾想通过翻译小说为国人寻找光明。首先，他在一些译著和序言中多次强调西方文化与我国有相通之处，应该相互学习和借鉴，国人不应对西学存有偏见。当时的时代随西方的文学尚不大重视。郭嵩焘在赴欧日记中谈到英国时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林纾对轻视西方文学的思想很是痛心。他在《伊索寓言•单篇识语》中写道：“今日黄人之势岌岌矣!告我同胞，当力趋于学，庶可化其奴质。不尔，皆奴而驴耳。” (韩，2005：64)林纾希望自己的译作帮助国人了解国内外的真实情况，以激发中国人的热情，奋起拯救民族。其次，国难当头之时，林纾希望通过译作警醒国民，以救国保种。尤其是他之所以决定翻译《黑奴吁天录》，是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尤其能唤起国人的危机感，他希望从黑人的悲惨遭遇中激发国人意识，挽救国家危亡。

3结语

林纾的译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尽管有不少缺陷，但其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仍占有一定的地位。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对林纾及其翻译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林纾的翻译体现了翻译生态学的观点。同时，希望本文能为林纾及其翻译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参考文献

[1] 邓伟.“林译小说”新论,山西师大学报[J].2009,3,(2)36.

[2] 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J].2008(6).

[4] 胡庚申.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外国语[J].2009,3,(2)32.

[5]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6] 周瑞,王建平.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重庆邮电学院学报[J]. 2006(4).

林纾的文学翻译思想 篇3

一、林纾的译书动机

1. 警示国人, 激发国民反帝救国的热情。

林纾生活的年代, 时局动荡, 国家内部封建制度矛盾越演越烈, 外部正遭受国外列强的侵略和蹂躏, 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激发国民反帝救国的热情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关心时局的林纾时常保有民族危机感, 并深知, 仅靠个人的力量的是无法救亡图存的。因此, 他寄希望于小说中所折射出来的爱国思想与情怀,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爱国热情, 来激发人们保国救民的热情和斗志。这一思想在林纾的许多译作中都有体现, 如他翻译的《利俾瑟战血余腥录》, 意在让人们读了此书后“或不致触敌即馁, 见危辄奔”[1]。翻译《埃司兰情侠传》也是为了赞扬冰岛人民不甘受人欺辱勇敢反抗精神。还有《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雾中人》等也是意在警醒国人, 奋起反抗。

其中, 最有名的也是这一思想表现最为强烈的是其翻译的《黑奴吁天录》[2]44, 原文描写了美国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和在美华工饱受美国资本家剥削和欺虐的事实, 抨击了美国黑暗残酷的奴隶制度。他写道:“吾书虽俚浅, 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3]序书中黄种人的悲惨境遇深深触痛了国人的爱国神经, 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国民抵御外来侵虐、奋起反抗的意识和热情。林纾在《辛丑条约》之后又翻译了《伊索寓言》, 他把寓言故事中的豺狼比喻成凶狠的外国列强, 中国就是即将入虎口的羊羔, 对国民极具启发性。

2. 振兴实业, 提升民族实力。

林纾不仅希望通过文学翻译作品来警醒国民救亡图存, 同时也是表达对当时社会现象以及守旧顽固派的不满, 为了响应当时维新派“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 他高调支持“立宪之政体”, 提倡以实业救国。他认为, 中国遭受内忧外扰的处境除了政府腐败昏庸外, 国力衰弱、落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一文中说道:“实业之不讲, 则所讲皆空言耳, 于事奚益?”并着重阐述了“实业”对于振兴国家的重要性。他通过分析世界各国的详细情况, 得出“一个国家国力强弱与其是否注重实业有关”的结论。因此, 他强烈批判“重士轻商、以官为贵”的弊端, 极力主张发展工、农、商、医、教育等民族实业, 以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正因为如此, 林纾特别推崇欧洲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同时翻译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董贝父子》, 描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生活和疾苦, 集中反映了大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 以求文学对社会和政治改良有所裨益。

3. 学习西方, 开拓国民眼界。

林纾生活的年代社会环境闭塞, 国人对西方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知之甚少, 而林纾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正好给国人引进了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 为国人开辟了一片多姿多彩的异邦天地, 了解了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文化。例如, 为了批判当时守旧派一味排除西学的思想, 林纾翻译了哈葛德的《英孝子火山报仇录》, 指出西方人同样讲究孝道, 仁义孝廉是人类所共有的美德, 这篇译文和其序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对西方文化存在的抵触情绪。另外, 林纾还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红礁画桨录》、《迦茵小传》等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有的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执著、忠诚和热烈, 有的提倡男女平等, 强调女子受教育的权利, 充分展现了追求个性解放、恋爱和婚姻自由的西方情感观念。这对当时中国社会“忠君、孝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封建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 并激发了当时的年轻人对自由婚姻和恋爱的追求和向往, 对解放国人思想具有积极意义。

1905—1906年间, 林纾翻译了《鲁宾逊漂流记》、《鬼山狼侠传》、《雾中人》等大量冒险小说和侦探小说, 他翻译的这些小说体现了人类克服困难, 勇于与大自然抗争的探险、开拓精神, 意在鼓励人们勇于开拓冒险, 激发其积极进取的斗志。这些作品给当时中国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令国人耳目一新, 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撼和正面能量。他在一篇译序中写道:“今日之中国, 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 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 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 俾吾种亦在其倦敝之习, 追摄于猛敌之后, 老怀其以此少慰乎!”[3]当然, 他并不提倡照搬西方的一切, 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林纾翻译思想解析

1. 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

林纾不仅是文学家, 同时还是政治家, 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是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之一。他时刻关心国家危亡, 并时时为社会严峻局势而忧虑, 因而他批判守旧, 倡导维新。然而, 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使得当时社会和人们处于封闭和满目自足的状态, 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都知之甚少, 并且有抗拒和抵触情绪。因而, 林纾希望通过介绍国外的文学作品, 打开国民了解外界的天窗, 让新思潮、新理论和新技术为国人所了解和接受, 以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文化的改革和进步。因此, 小说内容能否启发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成为林纾选择译作的根据之一。如他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贼史》等描写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 揭露了社会黑暗;《爱国二童子传》、《神枢鬼藏录》等批判因循守旧的社会风气, 倡导发展民族实业, 对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有一定启发作用;《埃司兰情侠传》、《滑铁卢战血余腥记》等表现了不受外辱、反抗压迫的民族精神, 激发了国人保家卫国的战斗士气。还有上文中提到的对西方自由、平等爱情婚姻观的向往, 以及对民主新思想的追求。林纾企图通过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表达不同的思想观念, 开拓国人眼界的同时, 唤起国人拯救民族、改善社会的愿望, 从各方面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2. 比较中西文学创作的异同。

林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社会改良, 同时也希望为中国文学的创作观念和方法提供启示和借鉴, 推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创造方法的革新和发展。在内容表达上, 林纾认为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有力的针砭了时弊, 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 促进了社会改良。他将我国的《红楼梦》与狄更斯的小说相对比, 虽然都影射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但我国文学作品大多塑造的是的远离百姓生活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幻景, 脱离了社会现实, 终究“雅多俗寡, 人意传属于是”[2]293。而西方文学牢牢扎根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处境, 刻画入木三分, 对社会和政治都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

在艺术结构上, 林纾更欣赏西方文学的严谨, 如狄更斯的小说《块肉余生述》, 他将此书与中国《水浒传》对比认为, 《水浒传》后面部分人物混杂, 逻辑关系不清, 体现了构思的不严谨和不周全, 结构的不完善。而我国的《史记》则与西方文学相媲美, 结构严谨, 主线明确, 逻辑清晰, 情节紧凑。林纾通过将我国传统文学作品与西方文学相比较, 对文学创作的观念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见解, 对我国文学吸收国外优秀经验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林纾本人不懂英文, 且他主要致力于顾问研究, 因而在作对比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 对翻译标准的阐发。

严复曾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将“信、达、雅”列为译事三难, 强调了“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林纾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翻译原则, 但在其丰富的翻译实践中, 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翻译标准。他认为在翻译国外文学作品时, 须暂时抛掉自己的思想观点, 尊重作者的看法和观点, 不要随意删减原文, 或者擅自改变原文的风格和结构。例如, 他在翻译《鲁宾逊漂流记·序》时, 涉及许多国外宗教知识和内容, 这显然与我国读者的欣赏风格和思想观念不一致, 但他还是尊重原文并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了。另外, 在翻译的同时, 林纾在行文风格上也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 他虽然没有学过英文, 也不懂英文, 但是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 译友的帮助, 加之对原著的揣摩和深入, 能够把握不同国别作者的不同的作品风格, 并在翻译时运用其精湛的文字功底将原作的独特风格呈现在读者面前。然而, 林纾在译作时, 有时会对原作繁冗之处有所删节, 或者对原作加注个人评价和看法, 这也正是新文学主将们所诟病的地方[2]10。

作为近代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 林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也给当代文学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尽管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存在偏颇, 如对一些小说中的人物事件解说存在封建保守的一面, 但他翻译的小说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精神特质和价值观念, 在一定程度上鼓舞和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士气和斗志, 改善了社会风气, 增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以及其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作用都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林纾.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叙.

[2]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1897-1916) [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林纾翻译思想 篇4

一、林纾成为翻译家的历史契机

1. 晚清的历史变局与社会转型及小说地位的蜕变。

即便在林纾所在的晚清社会, 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仍然主导着社会学术研究和文学语言的主流, 阅读和写作依然以中国古文, 即文言文为绝对主流, 而对于小说文体, 他们沿袭旧有的传统, 一概谓之“闲人”作品, 不登大雅之堂。正如郑振铎所言:“中国文人, 对于小说向来以‘小道’目之的, 对于小说作者, 也向来是看不起的, 所以许多有盛名的作家绝不肯动手去做什么小说, 所有做小说的人也都写着假名, 不欲以真姓名示读者。”[3]163晚清末年, 在小说的购买者与阅读者中, 士大夫阶层或者旧时文人占据约90%, 普通民众约占9%, 另外的1%是接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开放的社会优才[4]79。由此可见, 在当时的历史现实状况下,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要由边缘走向“中心”, 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 (1) 其为士大夫阶层所理解和普遍接纳, 并认可其社会功效和影响。 (2) 存在接受过基本文学教育, 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文人阶层以及其推动下的民间文学的萌芽发展。晚清社会所面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及其由高度封建专制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跻身主流地位提供了契机, 也促使以林纾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开始投身小说的翻译和创作活动中。

2. 维新派的“小说界革命”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济世情怀。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痛定思痛, 总结维新失败的教训。1902年, 梁启超发表《新民说》将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民智未开。稍后梁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 呼吁中国文人以民众为创作对象, 创作更加为普通民众接受的小说, 寄希望于以此途径提高国民整体素质, 开启民智, 以促进中国未来的变革。“小说界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小说题材提供了一个节点, 从此出发, 小说从非主流的市井文学开始承担正统严肃题材, 同时使早期只关注诗文的文人阶层开始成为小说阅读、批评和创作的主流群体。在此之前, 即1899年起, 林纾既已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翻译作品, 就已经引起士人阶层对小说阅读的普遍兴趣。林纾从事于小说翻译存在偶然因素, 最初由应对朋友劝说的“谢不能“的推辞到潸然泪下的阅读体验, 后又转向译书救国的人文价值追求。其间有个人喜好的因素存在, 但是当看到小说社会影响之广阔, 他看法转变, 同时受梁启超、康有为影响, 寄望以译书救国民于水火的济世的人文价值成为其主要追求目标。在其早期译著的序言、跋语、例言等中, 林纾也一再重申他翻译西方小说的最终目的在于输入新思想和学说, 拓展国民视野, 唤醒民智。如其在《译林》序中所言:“呜呼!今日神京不守, 二圣西行, 此吾曹衔羞蒙耻, 呼天抢地之日, 即尽译西人之书, 岂足为补?虽然, 大涧垂枯, 而泉眼未涸, 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 而星火犹烦, 吾不能不然之。”[5]126可见其思想内核与梁、康同根同源, 源于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关注, 对颓败国势的焦虑, 以及追求重振河山的渴望, 这些正是中国传统文人济世情怀的充分体现。

二、时代大变局影响下的林纾的翻译思想和创作活动

1. 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林纾的翻译笔法和桐城派文法创新。

林纾所在的晚清社会翻译规范尚未形成, 译文所需的艺术水平、美学要求, 评价标准等皆处于初创探索阶段, 同时旧时文人阶层占据90%的阅读比例, 而这部分人的审美标准成为翻译作品成功关键。1897年, 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谈到外文翻译时曾说“所用之语言文字, 必为此种人所行用, 则其书易传”。这里严复所谓“此种人”即指晚清的士人阶层。这些旧时文人有着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 他们对以典雅凝练、韵味醇厚见长的“古雅文体”抱有浓郁的怀恋情结。在这种现实情况下, 文言文便成为了晚清民初小说翻译家的首选翻译语言。正如林纾所言“以广译东西之书, 以饷士林”。

尽管林纾对《红楼梦》、《水浒传》等白话小说赞赏有加, 本人亦在1897年, 以白话文创作诗集《闽中新乐府》初尝成功, 但是在翻译策略上他依然选用了中国文言文体, 当然这主要源于林纾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古文家, 自幼研习古文, 古文造诣极为湛深, 但是现实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考虑也是林纾采用文言文译书的主要原因。林纾的古文文笔受桐城派影响至深, 桐城派古文延续《易》经、《春秋》笔法的简洁精微、曲包丰富、隐显有致的语言风格, 但是林纾却并未墨守成规, 突破桐城派行文古训, 加入了古文中不允许出现的大量有现实生活气息的俗语、外来语、新名词等成分, 这种混杂一体的文体在当时属于史无前例。正如钱钟书所述“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 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 规矩不严密, 收容量很宽大。”[3]311同时林纾本人特别推崇《左传》、《汉书》、《史记》等的古文笔法, 例如《鬼山狼侠传》中林纾就模拟了《汉书》笔法翻译。讲求文言文的“渊雅”吸引传统士人读者, 同时以相当的语言应用的宽容度增添了民间和异域的新鲜感, 这样的译文处理非常讨巧于现实的历史文化语境, 于是才有了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出刊, 即引起轰动, 一时洛阳纸贵, 所谓“断尽支那荡子肠”[1]53。

2. 传统文人济世情怀促动下的林纾对翻译题材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文学领域, 传统小说常常被视为游戏之作, 林纾在传统士人意识的影响下, 最初对于中国传统小说或多或少存有偏颇和轻视。这一点, 从他因偶然的机会开始从事于西方小说翻译一事即可印证。林纾对于友人劝说其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作品最初的反应是“谢不能”, 一方面源于不懂外文, 信心不足,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人, 其对小说的创作兴趣不大。后在友人的“强之再三”之后, 他才半推半就地勉强答应。中国传统文人追求“以文载道”、“济世致用”的价值观深刻影响了林纾翻译题材的选择。随着《巴黎茶花女遗事》成功出版, 影响深远, 林纾渐渐看到翻译小说可作为其参与社会改良, 启发民智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小说题材选用上, 他有了明确的翻译目标, 开始特别重视有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品, 同时早期在每部翻译作品上加上序言、题跋、例言等以自明本志。在《黑奴吁天录》的《跋》中他写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 非巧于叙悲, 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 不能不为大众一号。”[6]3一如他在《雾中人》的译序中的自语:“余老矣, 无智无勇, 而又无学, 不能肆力复我国仇, 则肆其力以译小说。”足可见林纾选材之良苦用心。[7]127

3. 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看林纾翻译创作的不足。

针对林纾的翻译的不足或者失误历来存在很多争议, 这些争议主要有两个方面: (1) 存在大量的改译、删译、错译、讹译现象。 (2) 翻译题材选择良莠不齐。翻译问题一部分主要源于林纾不懂外文, 需要他人转述, 而转述者个人文学修养又参差不齐有关;另外一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语境。在晚清民初的年代, 翻译文学处于初始阶段, 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尽管后期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但是所谓“信”, 实际上严复本人亦未能遵守。严复给出的理由是:“民智不开, 则守旧、维新, 两无一可。”[7]114基于这个出发点, 严复本人翻译《天演论》也大量采用归化译法, 任意删改或添加信息。而翻译思想深受严复影响的林纾也不例外。另外这样的做法也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如林纾将《黑奴吁天录》从340000字删到92000字, 书中关于《圣经》、宗教方面的内容全部删除, 这主要源于林纾认为基督教实为外族侵略者行善的幌子, 要阻止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的目的。另外如前文所述, 林纾实际上早期在翻译题材的选定上是极富深意的, 包括其多遭质疑的翻译了大量二三流作品, 如冒险小说《鲁滨逊飘流记》、《斐洲烟水愁城录》, 神怪小说《埃及金字塔剖尸记》、《鬼山狼侠传》, 侦探小说《歇洛克奇案开场》、《神枢鬼藏录》等, 主要源于林纾所处的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 国人急需开拓眼界, 启迪民智, 因此林纾译介的大量这类题材的小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国人了解世界, 开拓眼界。

林纾作为中国第一代翻译家, 在中华民族处于一个何去何从的历史选择阶段, 其为输入外域文化, 启发民智, 拓展国民视野发挥了重要影响, 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济世救国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商务印书馆1981

[2]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第3卷) [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4]邵璐.Bourdieu社会学视角下的重释中国近代翻译史[J].中国外语, 2012 (1) .

[5]林纾.《译林序》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6]林纾.魏易.黑奴呼天录[M].商务出版社说, 1981

林纾翻译思想 篇5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地位及影响,翻译思想,可取之处

一、序言

作为著名翻译家的林纾，可以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位“奇才”，不懂任何外语却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他的翻译活动都是经由通晓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在做出记录之后，加工润色，然后译出。这样翻译的质量就不能有所保证，因为口述外国作品的人不一定对原作加以准确的叙述。虽然他翻译的作品后世评价不一，但是总的说来，他给后世留下的大量的介绍西方的作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当今在翻译时他的翻译思想还是值得借鉴的。

二、林纾简介及翻译活动

林纾(1852—1924)，福建闽县人，今福州人，幼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柳桥补柳翁，笔名有冷红生、畏庐子、氢雯等。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家境较贫寒。林纾自幼好学，酷爱读书，但脾气暴躁、固执。林纾从事翻译事业是从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正式发行算起，他的一生共翻译外国作品一百多种(关于数量说法不一)，其中世界名著就有30种。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小说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被文学界和翻译界一致称赞为“林译小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三、林译小说的地位及影响

林纾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翻译家，这在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尚不多见。他的翻译思想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对后世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林纾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打破封闭走向世界的开始。国门的打破涌现了各种社会思潮，激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理论。他翻译小说的思想整体来说是进步的，既有反帝反封建的因素，又有民主科学的思想在里面。他的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迎茵小传》等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对坚贞纯真的爱情的执着追求，也激发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意识，传播了西方的新思潮，同时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因此，可以说20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理想的改变，甚至对于西方思想和观念的理解，和林纾的贡献是密切相关的。

林纾的翻译作品题材广泛, 主要有爱情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社会小说(如《块肉余生记》)、探险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侦探故事(如《歇洛克奇案开场》)、军事小说(如《黑太子南征录》)和政治小说(如《黑奴吁天录》)等。这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启示，题材的广泛和多样性才能满足更多的读者的兴趣。

林纾翻译的小说影响了一大批近现代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钱钟书、朱自清等。他的小说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作人说，晚清文人中林纾对他在文学上的影响最大，正是因为大量阅读林译小说，于是便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了”。[1](韩洪举，2005)正是林纾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作品，把西方的思想和理论传入了中国，随着国门的打开，也开启和开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并同时开拓了中国作家的视野，从此使中国人对西方有了更多和更深刻的了解，也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

四、林纾翻译思想在当今的可取之处

林纾的翻译思想受到不少人的争议，有的人说他的翻译漏洞百出，错误随处可见。那么，林纾的翻译在当代到底还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书中写道：“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发现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我试试同一作品后处的———无疑也比较‘忠实’的———一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狄更斯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2](钱钟书，1983)由此可见，林纾在翻译时，对原作的大幅度删改与增补，这在林译小说中比比皆是，这也是他屡屡遭受讥评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要考虑到他当时翻译的环境和他本身并不懂外语的实际情况，其缺陷完全不能掩盖他显赫的功绩。他毫无愧色地可以称作中国近代翻译的开山鼻祖之一、中国翻译界的“译界之王”。

林纾曾提出了“直译”的翻译理论，但是出于不得已采用异译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他翻译中的创新精神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许渊冲说：“我国第一个‘有创作精神’的文学翻译家是林纾，他翻译的狄更斯作品，有人认为超过原作。”[3](许渊冲，1984)这一点是值得当今的翻译家们借鉴的，往往很多人在翻译时都给忽略了。又如：“林纾的译文为什么至今仍有魅力?关键恐怕就是他的译文是他处于一种创作思维中的产品。虽说他越俎代庖，平添不少原文本无的信息，但从作品整体着眼，他添加的信息中，也有原文隐含的审美信息，添的是有道理”。[4](转引自杨全红，2004)可见林纾在翻译时创新思维，大胆地对原文进行加工，赋予了原文丰富的信息，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要做到这一点很是不易。因此，后人评价林纾是和严复齐名的翻译家，“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诗句是对林纾最大的肯定和支持。[4](转引自杨全红，2004)

五、结语

纵观林纾整个的翻译生涯，他是有功有过的，但总体来说是功大于过，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中国的翻译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当今，他的大胆创新的思想是值得人们学习的。然而，对于他的翻译思想要进行客观的评价。虽然他翻译的作品存在一定的错误，但要考虑到他本身的特殊情况。总之，他是中国翻译史上伟大的翻译家之一，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传小说与传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3]许渊冲.翻译的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林纾两本译作及其翻译策略简析 篇6

《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是林纾早期的翻译作品，也可以称得上“林译小说”里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

1.《巴黎茶花女遗事》

《巴黎茶花女遗事》讲述了巴黎名妓马克格尼尔(今译玛格丽特·戈蒂埃)与没落贵族青年亚猛(阿尔芒)之间的爱情悲剧。巴黎红极一时的名妓马克与纯真青年亚猛真心相爱后，欲摆脱过去，与亚猛隐居乡间重新开始新生活。然而亚猛父亲横加指责和粗暴干预，蛮横地拆散了一对有情人。最终，马克含恨病逝，留给亚猛无尽的悔恨。林纾在翻译时倾情投入，译到情深意浓之处，常常不能自已。他在为他人翻译的小说《露漱格兰小传》写的序言中这样说：“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逄、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1]《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稿由魏瀚出资，请福州城内著名刻书匠吴玉田镌版，并于1899年2月在福州印行，衬页上有林纾自题的“己亥正月，板藏畏庐”两行字。两人未用真名，而是署“晓斋主人口译，冷红生笔述”。三四个月后由上海素隐书屋刊本行世，以后再版多达二十余次。

由于小说内容新颖，再加上林纾译笔晓畅通顺、妙语连珠，小说一经问世，即为国人推崇备至。严复曾写诗赞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2]小说的流行程度，自不待言。《巴黎茶花女遗事》打破了中国以往爱情小说的固定模式，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正如张静庐所说：“自林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著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破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3]当时的许多报纸、期刊、文集等时常提到《巴黎茶花女遗事》。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为周瘦鹃小说人物的箧中案头必备书，周瘦鹃：“真所谓以美人碧血沁为词华者，把卷汍澜，凄其万状”，“百读不厌”，“看了每发痴想”。[4]

《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大获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林纾翻译西学的热情和信心，他迫切地想再展一手。他找到自己青睐已久的《拿破仑传》，力邀友人合译，但因该书旁征博引，涉及欧洲各国语言，无人敢试，只好作罢。1901年，林纾与好友魏易借到美国斯土活夫人(今译斯托夫人)的代表作《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原版书，兴奋之余便着手翻译起来。该书是林纾翻译的第二本外国小说，它的出版同样引起了轰动，被公认为除《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外林译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译作。

2.《黑奴吁天录》

《黑奴吁天录》以黑奴汤姆的故事为主线，揭露了黑人的悲惨生活和蓄奴制的残暴。黑奴汤姆诚实、善良，对主人忠心耿耿，却仍然逃不了被贩卖的下场。经过三番两次像牲口一样的转卖，最后汤姆被卖给了一个极其凶残的种植园主。他受尽百般虐待，却逆来顺受，从不反抗。最后，汤姆为了掩护两个逃亡的女黑奴，竟被残忍的农场主活活打死了。林纾翻译此书时，国内刚刚遭受八国联军的洗劫，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与此同时，美国掀起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在美华人不断受歧视、驱逐，甚至遭到惨绝人寰的迫害和屠杀。这一切都激荡着林纾救国保种的爱国热情，他和魏易都带着极强的政治目的和满腔义愤翻译此书，仅仅用了六十六天的时间就全部译完，并于1901年以“武林魏氏(易)刻本”在杭州刊行。林纾在《黑奴吁天录》的《序》中写道：“其中累述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翻译此书的用意一目了然，他是想以黑奴的悲惨命运来警示民众：“黄种将亡!”

《黑奴吁天录》出版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为之震撼，各界人士纷纷著文评介。鲁迅先生在日本收到友人寄来的译书，感慨：“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5]林纾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励着一批批爱国志士，读者灵石，声情并茂曰：“我读《吁天录》，以我同胞之未至黑人之地位，我为同胞喜。我读《吁天录》，以我同胞国家思想淡薄，故恐终不免黑人之地位，我愈为同胞危。……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6]这一连串含着热泪的强烈呼声，正是当时人们对《黑奴吁天录》的强烈反响。这种反响在整个中国呼应起来，各地报纸也纷纷或设专栏或发文章，揭露排华事实，广造反美舆论，号召群众抵制美货，很快形成了对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反抗与抵制思潮，并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反美爱国运动。

二、翻译策略浅析

林纾不懂外文，使其翻译具有局限性，也使得其采用的翻译策略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1. 合译

合译，是林纾翻译的特殊方式。因他不懂外文，必须与他人协作才能翻译，所以说“林译小说”是林纾与口译者合作的共同劳动成果。口译者对原著的理解能力的强弱和语言表达是否正确直接影响林纾翻译的正确与否，因此一切有关林纾翻译的荣与辱，都与这些合译者休戚相关。在评价林译小说的历史意义时，他们的地位不可低估;林纾与合译者的默契合作，也值得后人借鉴。

王寿昌与林纾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林纾的第一部译作，也是两人合作的唯一一部作品。对于两人合作翻译时的情景，宋鸣华和林本椿在《口译一部茶花女造就一个翻译家———记被遗忘的翻译家王寿昌》一文中这样介绍：

“据说在二人合译此书过程中，王寿昌每日口译一小时，林纾笔录三千字。王口述要意给林纾，再由林纾用生花妙笔把它写下来，虽然用古文叙述，可是由于精神贯注其中，文笔动人，处处扣人心弦，使读者神往不已。这精彩的译文，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王对原文的准确理解。王寿昌不但法语精通，中文造诣也很高，既对小仲马的小说情节十分熟悉，又富于情感，同情茶花女的遭遇，所以在合译时，能把原著内容详尽、动情地口述出来，尤其是对女主人公马克的心态描述得委婉尽致、如泣如诉，成为林纾传神而流畅的译笔不可或缺的前提，使林在笔译时能够很好地表达原文的风格神韵，这才有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诞生。”[7]

魏易比林纾年轻许多，但年龄似乎并未影响两人的默契合作。魏易初次与林纾合译，年方二十一，恰逢风华正茂之时，才思敏捷。他与林纾合译了五十余种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众多文学大家的名著，如斯土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却而司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述》(今译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司各特的《艾凡赫》)、《剑底鸳鸯》，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今译《见闻札记》)，等等。

据目前所知，林纾的口译者共有20人，且都为林纾好友。林纾晚年曾说：“今已老，无他长，但随吾友魏生易、曾生宗巩、陈生杜蘅 (指陈家麟) 、李生世中之后，听其朗诵西文，译为华语。畏庐则走笔书之。”[8]林纾能在翻译文学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离不开这些好友的鼎力相助。面对名誉和金钱的诱惑，他们一直与林纾默契合作，默默无闻地做林纾的“幕后英雄”，未曾有半点怨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一点值得合译者们深思。

2. 意译

林纾的翻译策略，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属于意译，即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对原文作一定的改动。这种改动在林纾的翻译中随处可见，也是他屡遭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些学者为林纾鸣不平，认为这种改动并非全凭臆想，而是在尽量保持原著风格的基础上稍加润色。正如林纾自己在《块肉余生述》第五章的注中写道：“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观者突兀惊怪，此用笔之不同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若此节则原书所有，万不能易，故仍其本文。”[9]可见，林纾改动只为使译文更生动，并非有意删减原著。韩洪举教授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中马克弥留之际的场景两个中译本对比为例进行了说明：

林译：

马克弥留中尚略觉双泪渍颊上。颊已瘦损，附骨色如死灰。君苟见之，并不识为向日意中人也。马克既不能书，属余书之，而目光恒注余笔端，时时微笑。想其心肝，并在君左右。时见门开，辄张目视以为君入;审其非是，睫又旋合。汗发如沸渖，触之冰凉如水，两颧已深紫如蕴血。

张保庆、高如峰译：

……玛格丽特还有知觉，还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她的肉体、精神和心灵都在遭受折磨。豆大的汗珠沿着两颊滚落。她的脸煞白无血，瘦骨嶙峋，即使您能再见到她的话，也认不出您昔日曾挚爱过的那张脸庞了。她要我答应在她不能再写字的时候继续写信给您。现在我就在她面前给您写信。她的目光已被步步逼近的死神遮住了，可她的嘴角一直挂着笑意。我敢断定，她的全部思绪、整个灵魂都在您的身上。

每次有人开门，她的眼睛就闪烁一次光芒，总以为是您进来了，当她弄清来人不是您时，脸上就又流露出一副痛苦的神情，渗出一层层冷汗，两颊也涨得血红。[10]

对照英译文，林译在细枝末节上做了处理，删繁就简，就今天的标准来看，未能恪守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原则。但整体而言，译文较好地保留了原文的基本内容、情节乃至风格，马克弥留之际内心的痛苦、对恋人的思念及原文的忧伤笔调尽展无余。所以说，林译小说之所以风行海内外，林纾流畅的语言表达，传神的情景再现不失为一个重要原因。故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狄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11]

凭着《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这两部译作，林纾在翻译界已小有名气，与此同时，他也成了举国瞩目的文学家。就这一点，张俊才教授作了精辟的分析：用“新学”的眼光来衡量，他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洋小说，因此维新派为有这样一位翻译家而自豪;用“旧学”的眼光来衡量，林纾的译文是文言，颇有马班韩柳的神韵、传统文学的风采，因此嗜好“旧学”的人对林纾也不能不刮目相看。这样，无论新派旧派都不得不承认林纾的文学才华和文学地位。[12]

参考文献

[1]林纾.露漱格兰小传.序[A].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阿英编.北京:中华书局,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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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M].上海:泰东图书局, 1920.

[4]转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一)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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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鸣华、林本椿.口译一部茶花女造就一个翻译家—记被遗忘的翻译家王寿昌[J].北京:中国翻译, 2003, (4) .

[8]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M].见《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9]林纾.块肉余生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10]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严复研究资料[M].牛仰山, 孙鸿霓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

林纾翻译思想 篇7

一、举人落榜弃仕途, 不懂外语亦翻译

林纾出生于1852年, 其家庭是一个在福建玉尺山脚下的小商贩, 父亲主要以贩盐所得支撑整个家庭的生计。但不料在林纾5岁时, 林家的贩盐生意破产, 家庭生计难以维持。此后, 林纾的姐姐们帮衬母亲一起做针线活儿赚取生活费。尽管在生活窘迫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但林纾的求知欲却十分强烈, 父母和姐姐们也对他的求学给予了有力支持。10多岁时, 林纾先后拜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薛则柯、朱韦如门下, 学习唐诗宋词和八股时文。在这两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下, 林纾对我国传统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 他们正直清明、淡泊名利的品性对林纾产生了积极影响。经过数年寒窗苦读, 林纾精修了逾两千多卷史书古籍, 成为饱学之士。20多岁时, 林纾在岳父的有力接济下继续坚持读书, 拜在陈又伯、陈荣圃等人门下钻研制举文。30岁时, 林纾如愿以偿考中举人, 并想一鼓作气会试及第。但天不遂人愿, 林纾自中举之后数次参加会试, 却次次落榜。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林纾在福建、浙江等多地辗转迁居, 后来举家迁居北京才算安定了下来。从这一时期起, 林纾正式开始了他的西方文学翻译事业。至1924年10月9日去世前, 林纾共翻译了近200部西方文学作品, 涉及10余个西方国家的近百位作家[2]184。

鸦片战争后, 近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和日渐觉醒的广大民众深刻感受到现实的黑暗与危机, 他们面临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深切希望探索出可行的方式来实现救国图存的目标。针对中国传统文学历来将小说斥于正统之外的做法, 严复在《本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反思道:“小说出于经史, 亦可于经史之上, 其行世至远、入人至深。”1898年, 正在筹谋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提出:应对外国有关中国时局的撰述进行广泛搜集并翻译成汉语。有严复这样远见卓识的思想文化启蒙者的见解和梁启超等维新变法人士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主张, 让一直关注、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林纾决定跻身翻译界, 藉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对国人思想进行改造。可见, 林纾以政治为目标的翻译目的是比较明确的, 这也为他选择翻译对象和翻译策略奠定了基调。首先, 他的翻译动机是希望从西方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来启发民智、改变国民的思想现状。其次, 林纾反复筛选翻译对象, 并以非比寻常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异常敏锐的文学审美能力, 与诸如陈家麟、魏易等学贯中西的翻译家们精诚合作, 完成了一部又一部承载林纾远大政治理想、贴近中国现实和读者需要的译著。最后, 林纾在翻译实践过程中, 采取了诸如更改、发挥、删节等翻译策略, 皆是出于其以西方文学翻译达救国救民之目标的政治初衷。

二、开化民智为目标, 年迈不减翻译情

1897年是林纾西方文学翻译事业的发端, 这一年, 他翻译了法国小说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3]5。这一年, 正是维新变法思潮掀起的一年。这一年, 也正是严复在《国闻报》上刊文主张“以翻译欧美小说开化民智”的一年。应该说, 林纾于这一年开始他的西方文学翻译事业恰逢其时。但是, 林纾在最初准备翻译这部法国名著前, 始终有一些担心, 他毕竟从未学过外语, 也不懂外语, 觉得自己可能不能胜任这份翻译的工作。幸而有好友王寿昌的鼓励和劝说, 他才在他人口译转述之下亲自执笔翻译。两年后, 《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建出版发行, 立即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 并为中国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风。当时有文学评论者说道:“这是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绝对堪称万民之读物。”如此强烈的反响大大出乎了林纾的预料, 同时对他继续西方文学翻译之路来说产生了巨大的鼓舞。

从1897年到1907年, 这十年是林纾西方文学翻译的起步阶段。在此期间, 林纾藉以西方文学翻译来唤醒国人抵抗外辱的意识。他以深厚而扎实的文言文功底重点对西方多部充满蓬勃朝气的小说进行了翻译。例如今天被称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这部著名译著最开始就是由林纾翻译的。还有小说《黑奴吁天录》。林纾通过翻译有关黑人奴隶题材的作品, 希望激发国人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的热忱。1902年, 林纾翻译了希腊文学名著《伊索寓言》, 希望国人从中可以汲取各种为人处世、爱国爱民的大道理。第二年, 林纾翻译了一系列以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小说著作, 例如《滑铁卢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埃司兰情侠传》等都于这一年翻译出版。通过对这类题材作品的翻译, 林纾希望重新唤起中华民族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此后, 林纾翻译了以《鲁宾逊漂流记》为代表的几部探险类小说著作。他希望通过这些反映西方殖民主义名为探险者、实为强盗的作品, 警示国人对西方侵略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

从1907年到1911年, 是林纾西方文学翻译的发展期。如果说1907年以前的翻译主要是为了通过西方寓言、战争、探险类文学作品唤醒国人沉睡已久的抗争精神的话, 那么这一阶段的翻译, 主要是为了引导国人对爱国、救国的路径思考。1907年年底, 《神枢鬼藏录》在林纾笔下翻译出版。他希望以此译著提醒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经验, 彻底改革已经陈旧不堪、腐败落后的封建司法制度。第二年, 他又马不停蹄翻译了《爱国二童子传》, 以鼓励国人振兴实业、以实业救国。应该指出的是, 这一阶段林纾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并不如前一阶段活跃, 译著数量减少得比较明显, 但仍然保持了很高的翻译水准。例如他的译著《贼史》就成为后世《雾都孤儿》的首译版本, 对后世西方文学翻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4]9。

辛亥革命爆发后, 林纾的身体一直不好。由于局势动荡不稳, 袁世凯独断专横, 让林纾对被推翻的满清政府反而有了些许怀念之情, 甚至一度成为顽固守旧的文人代表。一些提倡科学、民主, 思想激进的文化界人士对林纾多有批评。他们认为, 林纾过去的翻译作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随意增减或更改内容, 翻译谬误之处多有存在。林纾对这些对他本人以及对他译著的批评之声并没有过多在意, 依旧坚持着以自己的翻译原则开展翻译工作。这一时期, 他翻译了塞万提斯、孟德斯鸠、雨果等西方多位著名文学家的代表作。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 林纾的这些翻译不仅数量不多, 而且质量也有所下降。对此, 钱钟书曾经道出了其中缘由, 他说:“林纾后期的翻译背上了太多的思想包袱, 加上身体状况不佳, 他的翻译热情已经大为消退, 对翻译的态度也比较冷淡, 就好像是一位十分困倦的年迈译者机械而疲惫地拿着秃笔像完成某种任务一样在随意进行翻译。”的确, 已近古稀之年的林纾已经几乎耗费所有精力致力于西方文学翻译, 对他晚期的翻译再抱有更高的要求确实不合情理。尽管翻译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 但年迈的林纾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翻译之笔, 依然想为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民智的提升作出自己最后的贡献。仅凭这一点, 就足以对他表示敬佩。

三、肩负使命兴文言, 文体叛逆创译佳

作为一位老学究和文言文造诣高超的学者, 林纾的翻译作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即以文言文翻译近现代西方文学作品, 将这些作品深深刻印上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尽管林纾曾充分意识到“自进入近代以后, 中国文化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借鉴西方文化成果, 汲取西方文化养分以充实自己”[5]63, 但同时他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之下并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中兴文言文的历史文化使命。

清末民初, 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白话文运动, 但林纾、严复等人基本没有受到这场运动风波的影响, 依然坚持在翻译中用文言文。林纾用文言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是基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与严复相比, 林纾的翻译在文体风格上比较叛逆, 具有鲜明的创造色彩, 既有抒情之言, 也有幽默之语。林纾的这种基于文言文的翻译创新无疑增加了文言文在西方文学语言面前的适应性, 并有利于突破传统文学的旧框架。林纾在翻译之余还写下了数以十万字计的译序、题跋等译余剩语, 在其中提出了很多令中国翻译界耳目一新的翻译观点, 对后世西方文学翻译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响。所以, 有翻译界学者曾说, 林纾是“创译”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典型代表。正是他的翻译活动维护了传统文言文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地位, 他的文言文翻译也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翻译风格与斐然成就。

摘要：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从未学过外语, 也不懂任何一门外语, 但他却能够以惊人的能量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 在他人口译、口授之下翻译完成了上百部西方文学著作, 创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迹。

关键词：林纾,西方文学,翻译

参考文献

[1]阿英.晚清文学丛钞[M].中华书局, 1960.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商务印书馆, 1981.

[4]张俊才.林纾评传[M].中华书局, 2007.

林纾翻译思想 篇8

林纾, 晚清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之一, 被誉为“中国翻译西方小说第一人”。由于不通外语, 林纾的译作受到不少批评和指责。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曾说林纾的译文中“漏译误译到处都是”[1]。迄今为止, 国内外对林纾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其翻译的作品、翻译特点及翻译思想进行分析, 均没有对林译小说与他译同名小说进行有关翻译策略、翻译手段等方面的深入对比。因此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着手, 结合林纾所生活的时代、文学政治背景和个人经历、思想状况等因素, 对比林纾与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小说译本中句末语气助词的使用, 探究其各自的语言特点、表述方式及特征, 研究林纾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手段, 总结林纾的翻译特点, 从而让更多的读者深入了解林纾及其译作, 减少对他及其作品的误解。

2 翻译界对林纾研究现状

林纾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学翻译家, 虽不懂外语, 却以典雅流畅的笔触翻译了183种外国小说, 可谓数目之多、范围之广。康有为曾撰联称赞他:“译才并世数严林, 百部虞初救世心。”[2]林纾的翻译一直是学界林纾研究的重点之一, 学界对林纾的翻译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 对林译小说的作家、作品的分析。2) 对林译小说的特点、地位的分析。3) 对林纾翻译思想的研究。4) 将林译与他译进行比较。

3 语气及句末语气助词

3.1 语气

“语气”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义项:1) 说话的口气。2) 表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分别的语法范畴[3]。语气的研究由来已久。吕叔湘 (1942年) 《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 (1943-1944年) 分别给语气下了定义, 二者都指出语气与主观的情绪有关, 认为语气包括了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 这也是目前我们对语气比较普遍的认识和看法。

语气一般分为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 和英文里Mood相对应。交际时, 说话者根据交际的需要, 选择适当的Mood, 往往还要同时附加表达自己对交际内容的感情、态度或者意向。这种附加语义实际上是指说话的“口气”,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仁田义雄称之为“副语气”[4] (P53) , 中国语言学界传统上都称之为“语气”。据相关考察, 普通话的语气表达方式主要有六种, 即语调、语气助词、叹词、语气副词、句法格式和同义选择[5]。

3.2 句末语气助词

用语气助词来表达各种语气是汉语的一大特点。语气助词是助词的一种, 是用在句中表示停顿和句末强调语气的虚词。本文主要讨论句末语气助词。古汉语常见的有“者”、“也”、“焉”、“矣”、“乎”等;现代汉语常见的有“啊”、“啦”、“呢”、“吧”、“了”等。

4 句末语气助词的使用分析与讨论

董秋斯,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翻译家, 其主要译作《大卫·科波菲尔》出版多次, 在翻译理论实践方面成绩卓著。但由于林纾和董秋斯所处年代不同, 两译本语言因而会有较大差异:林译本为文言文, 董译本为现代文。因此本文分别对两译本中各自所采用的句末语气助词进行研究分析, 包括表达肯定、感叹、疑问、祈使、判断以及停顿的语气助词。经统计, 笔者发现:两译本感叹、疑问助词的使用量相差不大;林译本中判断和停顿助词运用较多而祈使助词较少, 董译本则相反;林译本肯定助词的使用明显少于董译本。

虽然两译本中大量使用表肯定和感叹语气的句末语气助词, 然而林译本句末肯定语气助词的使用量明显少于董译本, 本文将对此进行更加细致深入分析。此外, 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林纾对于感叹句的翻译有其独特的新意, 因此也将对此进行分析。

经统计, 两译本15个章节中表肯定和感叹的句末语气助词使用情况如下

以《大卫·科波菲尔》第三十二章为例, 林译文使用句末肯定语气助词量远远少于董秋斯译文, 而其句末感叹语气助词使用量和董秋斯译文相比, 无明显差异。具体对比数据如下:

由表可见, 在这15个章节中, 句末肯定语气助词的使用量, 现代文 (董译本) 明显多于文言文 (林译本) 版本, 而句末感叹语气助词的使用量, 现代文则是整体多于文言文版本。对此现象, 笔者认为:林纾作为一名不懂外文的翻译者, 在听魏易口述时难免不能对口述内容作出完全正确的肯定判断, 口述内容的准确性也会给林纾的翻译带来不便, 因此林纾选择谨慎翻译, 对于完全肯定的句子才使用肯定语气, 此外, 林纾对于一般疑问句的回答采用省译法 (如“Oh, yes!”cried Dora.“Oh, yes, it’s all yours.Oh, don’t be dreadful!”[6], 董秋斯译为“欧, 是的!”朵拉叫道, “欧, 是的, 完全是你的。欧, 不要那么可怕!”[7], 林纾译为“都拉曰:‘此心尽尔据之, 惟再勿为危言以震我。’[8]”) , 使其译文中肯定语气词数量较董秋斯少。当然此种翻译策略有时会影响句子情感的表达;而林纾少用感叹则与其翻译策略如省译、修辞手法的运用等相关。关于两种语气的具体使用情况对比, 请看下列例子 (由于篇幅有限, 在此仅各举一例) :

4.1 表肯定语气的句末语气助词例句分析

原:He was in his working-dress, and looked rugged enough, but manly withal…[6]

董:他穿着工人装, 样子是粗鲁的, 但是同时是雄壮的...[7]

林:...衣工匠之衣, 望之至钝, 而颇具男子风概...[8]

原文是对船匠海穆外表的描述, 21世纪大英汉词典对“rugged”一词的解释为“粗犷的;粗野的;不文明的”, 对“manly”一词解释为“强壮的, 勇敢的, 有男子气概的”。董秋斯连续运用现代文判断句式“……是……的”来表现海穆身着工装的样子, 符合原句的表达句式和特点。林纾则用愚钝和颇具男子气概来翻译两词, 表面看来似乎董秋斯的译文更贴近原文, 然而笔者研究海穆的个人背景, 发现林纾的表述方式更接近原著人物的特点。海穆是一位普通的船匠, 他一贫如洗, 没有受过一点教育, 靠但他怀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 与富有的斯提福兹及其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 林纾用“愚钝”来体现海穆外表憨厚, 而用“颇具男子气概”赞美他高尚的道德情操, 并且将两者对照来衬托他的美德。所以此处笔者认为林纾的翻译虽与原文句式不一, 但其表达内容与原文人物身份和性格完全相符, 更利于读者对小说人物的了解与分析。

4.2 表感叹语气的句末语气助词例句分析

原:...what a spectacle she was, upon that beautiful morning, among the butterflies, in a white chip bonnet and a dress of celestial blue![6]

董:...在那美丽的早晨, 在那些蝴蝶中间, 戴着一顶白木片帽子, 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衣服, 是何等的奇观哪![7]

林:夫以清晨之时, 名园之中, 美人之媚态, 此幅画图, 为人间凡笔所能到否?[8]

原文描写的是一天早晨, 男主人公大卫经过花园时, 看到美丽的女主人公朵拉坐在花园里的美好景象, 不禁由衷感叹。狄更斯采用了感叹语气描写了这一奇观 (spectacle) 。董秋斯在翻译时也体会到了原文作者要表达的意义, 他将此番场景译为“何等的奇观哪”。运用语气副词“何等”表达了感叹之情, 用语气助词“哪”加强了感叹的效果, 是准确适当的。然而林纾在翻译时, 尽管在句末未使用语气助词, 却将原文的感叹语气通过反问句表达出来, 引起读者思考, 强调美人媚态的画图, 不是人间凡笔就能达到的。林纾未采用表感叹的句末语气助词, 而是运用反问句, 却更能强调这一“奇观”, 也更能将朵拉的美丽体现出来。所以笔者认为, 此处林纾的翻译更胜董秋斯。

5 结束语

从以上对比分析笔者发现, 林纾在翻译《大卫·科波菲尔》时, 其肯定语气使用量远远少于董秋斯译本 (当然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他常省译表达肯定语气的“是的”这一短句) , 虽然部分语段因未使用与原文一致的肯定语气而与原意稍有出入, 但其大部分译文仍能十分准确地表达出原文意义;其感叹语气使用量与董译本相比虽不相上下, 但是林译本感叹语气使用更为精妙。究其原因, 由于不懂外语, 林纾在听他人口述时往往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尽管有些地方并不能准确表达原文意思, 但是林纾在翻译时采用归化的方法, 更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 为广泛读者所接受。

作为“中国翻译西方小说第一人”的林纾, 因其译文被认为“漏译误译到处都是”, 长期以来受到不少批评和指责。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为林纾辩白, 但人们对其的误解仍无法消除。此文以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为例, 以董秋斯译本为参照, 从句末语气助词着手, 尝试分析林纾译本的特点, 说明其翻译的合理性, 望减少部分读者对林纾的误解。同时笔者认为, 林纾译本中常常使用的翻译归化技巧[9], 也十分值得我们翻译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摘要：该文通过比较分析林纾与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小说译本中各类句末语气助词的使用情况, 发现林纾在其译文中采用归化、省译等翻译策略, 即少用句末肯定语气助词, 巧用句末感叹语气助词, 从而将原著情感充分贴切地表达出来, 使其译文为读者所接受而并非“漏译误译到处都是”。该文旨在消除部分读者对林纾的误解, 同时总结其译文所采用的翻译方法, 为翻译工作者的翻译活动提供指导与借鉴。

关键词：林纾,董秋斯,句末语气助词,《大卫·科波菲尔》,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2}朱瑜.林纾的翻译和时代[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8 (5) :30.

[3]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4]仁田义雄.日语的语气和人称[M].田大峰,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5]徐晶凝.汉语语气表达方式及语气系统的归纳[J].北京大学学报, 2000.

[6]Charles Dickens.David Copperfield[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7]查尔斯·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M].董秋斯,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8]迭更司.块肉余生述[M].林纾, 魏易,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