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费政策

收费政策（共12篇）

收费政策 篇1

高等教育收费是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必然措施, 它是指办学机构向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价格, 或受教育者向办学机构购买教育服务的价格。高等教育价格包括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为某个学生在单位时间接受高等教育而向高等学校支付的全部资金, 包括学费和其他教育经费。从经济学角度看, 高等教育的价格是指高等学校的成本。这里的成本概念只包括学校的教育成本, 即学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所需要的花费, 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而不包含学生的个人成本。

一、目前高校在教育成本核算上存在的问题

1、高等教育成本包含的项目没有明确范围

目前, 几乎所有的高校在操作时都是以学校的实际支出作为教育成本, 而实际上在高校总开支中, 与学生“无关”的开支占了较大的比例, 用总开支估算学生的学习成本, 就是把高校所有产品的全部成本算到了学生头上, 因此高校总开支与学生数相除作为生均培养成本实际上是高估了成本值, 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收费标准将侵犯学生的利益。我国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估计确实存在偏大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教育经费支出中, 有相当一部分不属于教育成本, 但往往被包括在内。这类不属于教育成本的支出主要有两种:一是庞大的后勤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二是一部分科研支出。

成本分担是高等教育收费的理论基础, 但成本分担政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所分担成本比例的关注, 却往往容易忽视高等教育成本本身。毫无疑问个人应该为自己接受的教育负担一定的成本, 但我们必须给这个成本一个合理的说法, 明确哪些成本才是应该由学生分担的, 这样的明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明确:既然制定高校收费标准的基础是成本, 那么成本的核算是否科学合理就将直接关系到收费标准是否合理。但由于高校属于非营利性机构, 大多数国家的高校都缺乏合理的成本核算制度, 对哪些支出项目应计入学生的培养成本并不明确, 我国目前也同样如此。

2、一些影响高等教育成本核算因素未得到明确

完整意义的培养成本具体应该包含哪些项目、如何核算, 却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

3、《高校会计制度》不利于核算成本

《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定除经营性收支业务外, 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日益扩大, 财务收支量增多, 这种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核算方法, 很难适应当前高校财务管理的需要, 容易形成财务管理漏洞, 也不能全面地反映高校的财务收支及资产状况, 更不利于进行高校成本核算。如《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折旧及摊销、土地使用权计价及摊销都没有规定, 而这些对教育成本的核算却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目前高校在教育成本核算办法的衔接

1、会计核算科目设置

笔者将事业支出分为教育成本支出和教育非成本支出。

教育成本支出是指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发生的与培养学生有关的各项费用, 包括各类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按成本项目, 它包括教学成本、业务辅助成本、行政管理成本、后勤服务成本、学生事务成本、社会保障成本、折旧费用、常规科研支出和其他支出等九个方面的内容。教育非成本支出是指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发生的, 但不构成学生培养成本的其他各类支出。

根据上述思想, 我们可以将现行会计制度中的“教育事业支出”进一步细化为以下九个会计科目:

教学支出。本科目核算高校教学单位为培养各类学生发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各类支出。

业务辅助支出。本科目核算高校图书馆、计算中心、网络中心、电教中心等教学、科研辅助部门支持教学所发生的各类费用开支。

行政管理支出。本科目核算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完成行政管理任务所发生的各类费用支出。

后勤支出。本科目核算高校后勤部门为完成后勤保障任务所发生的各类费用开支。

学生事务支出。本科目核算高校直接用于学生事务的各类费用开支。

社会保障支出。本科目核算按一定比例预提在职教职工今后的退休保障费, 包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 而不是现行制度所规定的离退休保障支出。

折旧费用。指高校使用的各项固定资产, 按规定的折旧率计算提取的折旧费。

常规科研支出。本科目核算高校与培养学生有关的非项目科研支出。

其他支出。本科目核算其他与用于培养费的支出, 如: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补充教育事业经费的部份, 世界银行贷款用于发展教育教育项目贷款的还本付息和承诺费、手续费等支出、学生教材费支出等。

在上述1—9个会计科目下都分别设置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等11个明细科目。明细科目除“社会保障费”和“设备购置费”两个明细科目核算的内容与现行会计制度有区别外, 其余9个明细科目核算的内容均与现行会计制度一致。构成教育成本项目的“社会保障费”指按一定比例预提在职教职工今后的退休保障费, 包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 而不是现行制度所规定的离退休保障支出, 现行制度所规定的离退休保障支出与教育成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应在教育非成本支出的“社会保障费”科目中核算。

构成教育成本的“设备购置费”主要指不构成固定资产的各类设备购置费用, 包括按一定比例计提的修购基金, 购建固定资产等资本性支出应在教育非成本支出的“设备购置费”中列支。以上1—8个明细科目加上设备折旧费就是教育成本支出。1—9个明细科目的总和构成教育事业支出。

2、教育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

(1) 设立成本计算单:

(2) 原始凭证的审核与汇总

(3) 登记总账与明细账

(4) 计算总成本与单位成本

(5) 编制成本报表

三、围绕教育成本核算对高校收费政策的改进

1、加强高等教育成本核算, 剔除不合理的成本项目

为了保证高等教育成本的科学合理性, 避免把支出全部摊入成本的不合理做法, 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分担的成本应当是经过严格核算的成本, 应当把学校开支中与培养学生有关的支出分解出来由学生个人合理分担, 而其余与学生无关的则应该予以剔除。有关部门应从我国实际出发, 建立高校成本核算制度, 对成本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制, 对哪些支出应该计入教育成本, 哪些支出不应进入教育成本做出明确的界定, 避免高校滥支、高估成本, 在规范成本项目的基础上降低不合理的收费。

2、建立成本约束机制, 控制成本的不合理上涨

在加强成本核算, 剔除不合理的成本项目的基础上, 还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成本约束机制, 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促使高校在保持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这是控制收费标准上涨的根本措施。具体来说:

(1) 课时津贴。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 避免课程间知识的重复讲授, 压缩必修课, 增加选修课和讲座课。同时, 要充分挖掘内部师资潜力, 尽力调动教师兼任其他课程, 减少外聘教师高额费用开支。

(2) 实习实验材料费。材料费由材料消耗数量和材料价格决定, 因而, 应从这两个方面采取措施降低材料费用。材料消耗量由材料管理部门控制, 可对各专业生均消耗各种实习实验材料制定定额, 严格按定额发放材料。加强对采购人员监督, 力求就近选择质优价廉的供货方购买, 降低其采购成本。同时, 要加强对库存物资清查与控制, 使其帐实相符, 储量适当, 避免人为流失和超储积压。

(3) 差旅费, 差旅费按国家一般财务制度规定报销标准执行, 国家未作规定的, 单位也应做出内部报销规定。因此, 在报账时, 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规定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补助标准进行审签报销。

(5) 办公费, 学校应根据各期工作目标, 参照往期各部门的办公费开支情况, 制定出年度办公预算开支和人均办公费定额标准, 下达给各部门从严控制。

(6) 邮电费, 邮电费应实行定额报销制度, 对部门与个人要根据工作需要定出合理的报销范围、报销项目和报销标准, 严格按规定范围与标准审签报销, 以避免公话私用和私费公报。

(7) 水电费, 要实行制度化管理, 增强师生员工的节能意识与责任感, 以冲减相应的事业支出。

摘要：高等教育的收费政策是基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 但从现实来看, 目前高校教育在成本核算时存在着诸多问题, 导致收费不甚合理, 本文立足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讨论收费政策的改进问题。

关键词：高等院校,成本核算,收费政策

参考文献

[1]、李福华.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下的几对关系.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3年3月第15卷第2期。

[2]、袁连生.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财政政策选择.教育与经济2002年第2期。

[3]、沈红, 徐东华.基于收费政策的中国本科生教育成本初探.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

收费政策 篇2

排污收费政策失灵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常会出现政策失灵.本文首先介绍了政策失灵的`基本理论,然后对我国的排污收费政策失灵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排污收费政策的对策.

作 者：李克国 LiKeguo  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秦皇岛,066004 刊 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LLEGE OF CHINA 年，卷(期)： 12(1) 分类号：F8 关键词：政策失灵   排污收费   市场经济  

收费政策 篇3

[关键词] 公立高校 收费政策 变化

一、近年来美国公立高校收费政策的变化

美国高校的经费投入体制在世界各国中应该说是最接近市场化的。从传统上来讲,公立高等教育的经费虽然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学费的收入,而私立高等院校的经费主要是依靠学费。二战结束后,美国公立高校的学费较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社会平等的改革运动中，由于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持和庞大的学生资助计划，教育不平等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高校收费问题并非社会上的一个突出问题。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极力推行高校市场化和私立化取向的政策,开始逐渐减少政府对于公立高校的财政拨款，比如1988~1998年政府投入占公立学校总收入的比重为32%，在1999-2000年则下降为29%。据美国教育部1996年教育统计摘要显示，1993-1994年，美国州政府对于公立高校的拨款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幅下降，州政府拨款占总经费的比例由原来的46%下降到36%。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资助也下降了13%。

造成政府拨款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不景气，导致州政府财政状况不理想而无力加大公立高校投入；联邦政府面临许多经费需求，如为贫困人口提高医疗保险、基础教育等投资也使政府相对减少了对公立高校的拨款；美国政府更倾向于对学生的直接资助而不是对高校的资助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政府近些年来对于公立高等教育的态度才是导致政府减少拨款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强调高等学校的市场责任，强调高等教育是一种私人产品而逐渐放弃了大包大揽的做法，以让市场在高校经费体制中发挥主要作用。而这一做法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立高校的学费呈猛增的趋势。各州公立大学的学费收入从1980年到1998年增长了107%，平均由每年1 697美元上升到3 512美元。在过去20多年里（截止到2004年），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增长了202%。《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2005年4月18日报道，从2003-2004年度到2004-2005年度，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增长了10.5%，达到5 132美元；四年制私立大学的学费增加了6%，达到18 950美元。下页表列出了美国各公立大学2002-2003和2003-2004两个学年的学费增长情况。

除了政府拨款不断减少这个主要因素外，公立高校学费不断增长的原因还有以下几条：①为了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求，学校需要增添新的教学设备和仪器，教学资源如图书馆馆藏资料、学术期刊、实验设施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这些也导致了教育成本的增加。②大学不断增加对学生的各种资助。2002-2003学年高校提供的资助已经占到了学生受资助总额的20%。③联邦政府各种规定的项目负担较重——美国许多联邦机构都对大学某个方面实施管理，比如对额外编制的要求、人员培训的要求、创立电脑和软件系统以便录入学生数据的要求以及高额的法律费用等。而这些因素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美国公立高校的学费增长过快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公平和教育质量问题。

二、公立高校学费增长的负面影响

1. 公立高校学费增长过快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

一般来讲，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有能力的公民接受高等教育，当政府投入不足时，会加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因此，可以利用人们有能力支付一定费用来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通过收费来解决教育资源紧缺的现象以扩大高等教育的供给。但是，收取学费对于家庭收入水平不同的学生来说产生的边际效应是不同的。高校收取学费可能会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这也可能导致一些社会低收入成员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代替他们的人将是那些有能力支付学费的社会成员，这会导致接受高等教育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卡恩的研究结果，学费上涨虽然会使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入学的可能性大幅下降，但是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讲，这种影响较小。另外根据曼帕的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费政策不仅会影响到民众对于高等教育入学的选择，而且会成为他们考虑如何参与初等与中等教育的依据，来自低收入的家庭往往接受非学术性的中等教育或者无法接受中等教育。

2. 学费增长对教育质量的影响

美国教育部“全国中学后教育学生资助调查”的结果显示，近一半的全日制学生每周工作25小时以上，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时间不断延长，只有43%的学生能在6年内获得学位。

高收费使得高校不断迎合学生的需要，而逐渐丧失了高校的独立性，降低了教育的质量，同时，使高校的尊严面临挑战。克拉克（B.R. Clark）指出：“美国允许各高校互相竞争，争取学生，提出‘产品分化’主张作为吸引消费者的方法， 从而在市场的一部分建立可靠的资助基础……所以在各校内部和各校之间产生用户第一主义。”威廉姆斯（G. Williams）指出：“市场调节模式最突出的弱点是它对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当院校沉溺于招生工作的价格竞争和强行推销政策时，这种无限制的竞争就会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降低。”

美国高校出现了分数膨胀现象和转门现象。学费快速增长导致各个高校竞争激烈，美国的一些高校和院系为了避免因为招生人数不足而受到行政制裁或者削减经费，就以分数膨胀来降低要求和标准招揽学生。转门现象是指一些院校为了招到学生，降低标准，结果进入学校的这些能力较差的学生因为考试等原因中途退学，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美国高校收费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来看， 国家拨款是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事实上， 国家才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一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多,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才有可能越大。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 政府理应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者。当然,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仅仅依靠政府来发展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能力。因此,实行合理的高校收费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高校办学条件,缓解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收费是为了弥补高校发展之不足,决不是为了减轻政府负担。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从整个教育资源来讲,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呈逐年递减的态势,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990年所占的93.5%降到了2001年的55%。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经费投入的短缺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财政投资不足,在教育部统计的5项基本办学指标中，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因此 ,政府必须要承担起它的责任,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以保障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办学水平的提高。

学费水平不仅要考虑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要照顾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近几年来我国高等学校学费增长比例极快。2001年,我国普通高校学费收入已经占学校收入的26.5%,超过了1999-2000年度美国高校24.8%的平均水平,更远远超过了美国公立高校18.5%和19.5%的平均水平，与美国私立研究性大学的标准基本持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东部与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在充分考虑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的基础上，今后若干年,高校收费不宜再增加。同时,也要逐步完善学生贷款和奖学金制度，帮助低收入阶层子女完成学业。

美国高校利用科研和专利来筹措经费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而且科研经费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如2001-2002年度麻省理工学院为50.9%,2002-2003年度斯坦福大学为36%。但我国高校目前开拓这个经费来源的力度很不够。作为研究性大学,应该注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注重产学研三者的有机结合,加强高校科研创新能力。

费兰斯·F·范富格特在《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一书中说道:“高等教育机构通过申请研究基金、接受私人捐款和捐赠以及发展附属机构筹措教育经费的行为应受到鼓励。”教育捐赠是高等教育经费中不可忽略的来源。在1999-2000年度,美国公立大学捐赠和基金收入超过5%,而私立大学则超过14%。但多年来，我国捐赠收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社会机构和个人对高等教育捐资助学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重一直在2%左右徘徊,近几年还连续下降。如果想使社会和个人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捐赠与投资,那么我国现行的捐赠法和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政策就该重新予以审视。政府除可以对热心于高等教育事业的个人实行税前从所得中全额扣除捐赠款外,也可以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同时,高校也应该建立与毕业校友的广泛联系,加强双方的沟通,激励校友为学校做出贡献。

我们可以考虑将那些国家扶持下的在师资、设备、科研能力方面很强的一流大学进行改制。比如将一批名牌高校推入市场,实行国有民办,或者转让经营权,实行国有资产经营,并使其逐步成为真正的民办高校法人实体。这样,可以使名牌高校真正实行自主办学,参与市场竞争，培养市场竞争中所需要的具有不同个性和特色的人才。同时,这也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使国家将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到更具有“公共品”特征的高等教育事业中去。

总之,在高等教育经费投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参考美国的高等教育经费体制，对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拓宽高校经费来源渠道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资料

1 布鲁斯·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世界改革现状报告[J].陈运超，沈红译.高等教育研究，1999（6）

2 蔡克勇.大学管理改革趋势：“横向管理纵向化”与经费来源多样化[R]，2005.5

3 徐玉斌.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浅析[J]教育与经济，2000（2）

4 D.R.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5 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6 Lee. S. Shulman.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C]，2000

7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R]，1996

8 Ａｌｌａｎ Ｒ． Ｏｄｄｅｎ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Ｏ．Ｐｉｃｕｓ，２０００：Ｓｃｈｏｏｌ Finance： a Policy Perspective，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收费政策 篇4

1 影响高速公路收费政策的因素

1.1 经济发展环境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初期阶段, 经济在持续稳步增长, 各项基础工程也在稳步建设, 尤其是公路工程,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覆盖全国的公路网络。但是在这种发展大环境下, 我们也要看到政府财政的紧缺, 近几年, 大量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使得地方政府财政受到严重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往往比较巨大, 并且在高速公路运营过程中, 所需要的维护资金也十分巨大, 投资的回报周期以几年甚至几十年来计算, 政府很难维系这种庞大的资金输出。并且, 随着拆迁补偿、公路建设材料价格与建设人员工资标准的不断提升, 高速公路建设成本不断上升。在这种环境下, 实行相应的高速公路收费政策, 目的是收集民间资金与企业资金, 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 使高速公路建设与维护工作能够持续稳步推进。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 高速公路这项基础性的建设工程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所以, 采取收费政策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资金供给的重要政策选择。

1.2 政策评估理论

政策评估指的是提出一项政策时, 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与依据, 仔细评估与分析政策实施所能获得经济效益、工作效率与实施结果, 属于一种政治行为, 通过分析一系列的信息与数据, 可以帮助政策制定人员更好地预测政策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进而对政策进行改进与优化或者成为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在实际的应用中, 政策评估的本质属于一种价值判断, 以经济收益为最终目的, 所有活动也是具体围绕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展开的。通常情况下, 政策评估需要从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与效率指标三个方面进行。

1.2.1 生产力标准

生产力标准是国家战略与方针评价的重要指标, 也是每一项政策评估的最重要部分。判断一项政策是否能够收获应有的成效, 主要是观察政策是否具备解放或者发展生产力的可能, 而政策的改进与优化也是以提升生产力与生产水平为实际目标。以高速公路建设速度较快的山东省为例, 从山东省经济增长的整体趋势来看, 山东政府每投入一元到高速公路建设中, 公路所能拉动的社会总产值为3 元, 并且为当地创收的GDP为0.4 元, 由此可以得出, 高速公路建设为山东省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潜在的发展机遇。

1.2.2 效益标准

效益标准指的是政策实施后所能获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大小, 也即政策能够完成预期目标的程度。效益标准更加注重最终结果与政策目标的实施情况, 以对应性与相关性进行判断, 分析符合度大小以及具体偏离程度。高速公路中采取收费政策的目标是为了克服政府财政投入资金量的不足, 充分利用民间力量来承担高速公路修筑与维护所需的资金需求, 从而不断建成覆盖全国的公路网络体系, 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发展。

1.2.3 效率指标

效率指标指的是政策实施后所能获得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效率, 对比政策实施后地方经济增长情况, 它表现的是政策效益与资金投入量自检的比例与关系。从高速公路的效益标准来看, 政策的实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而经济效益需要从政策成本方面进行分析, 成本又包含了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 而直接成本又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公路的调研成本与实施过程中所消耗的材料、人工、机械等费用;间接成本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形式的车辆缴纳的过路费与高速公路占用的沿线土地费用。相比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取得的效益是较低的, 间接成本则能够带来长期的经济收益。

1.3 高速公路发展规律

世界的发达国家, 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实行了高速公路免收费政策, 但是这种政策往往只出现在国外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所以用于当前处于经济发展中的我国公路上显然是不适用的。因此, 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政策必将长期存在, 并且收费政策的积极影响明显高于负面影响, 这值得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肯定与支持。在我国高速公路运营中, 只有在节假日采取免收费的方式, 在平常都是采取收费的方式为公众出行提供服务, 因此社会公众往往会对收费政策产生一定的异议, 但是在研究与评价高速公路收费政策的合理性时, 应从高速公路本身的经济属性与国家投资政策上出发, 理解实行高速公路收费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 是体现公路用户人人平等的需求。作为一项惠民性基础工程, 高速公路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道路设施, 使人们出行更加方便, 缩短了两地的距离, 并且高速公路还节省了物流运输时间, 提高行车稳定性, 从用户与生产者的方向出发, 用户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就应该向公路生产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这是一种道德, 更是一种义务。

2 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政策的发展趋势预测

2.1 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 收费政策将持续存在

进入到21 世纪, 我国经济得以稳步快速发展, 但是在经济体制上我国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建设工程项目增多是必然趋势。在现实经济发展中, 我国人口多、经济底子薄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照这种发展趋势,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政策, 只可能进行政策的改进与优化。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持续增多, 当前也主要依靠多元化的社会投资, 以收取通行费的方式来获取回报以及满足公路维护保养的需求。因此, 高速公路收费政策与社会主义发展初期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 政府财政实力也更加雄厚, 在完全具备了公路建设、维护与管理的条件后, 高速公路免收费时代也将来临。

2.2 公路扩建可能影响收费期限

高速公路上每天需要通行大量的车辆, 在运营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裂缝与其他病害, 因此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必须进行修理。通常, 公路修理费用依赖征收的通行费, 这种修理显然不会对公路的收费期限产生影响。但是, 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 物流量持续增长的地区, 原有的高速公路车道已经很难满足巨大车流量的冲击, 在运行期间经常会出现公路堵塞事件, 这使得民众的出行感下降, 因此政府往往会考虑进行扩建。扩建与修建不同, 需要高额的资金支持, 如果仅以公路征收, 必然不能满足公路扩建的需求, 需要政府增加投资, 为了回收成本, 高速公路往往会提高收费年限。

2.3 部分发达地区实行政府回购政策与差异收费政策

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高速公路网络较为完善, 高速公路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经济效益, 这为政府回购提供可能。通常而言, 政府回购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高, 有能力回收还未到期的收费公路全部或者一部分;二是政府设立专项资金, 在高速公路承载力超过标准时, 政府利用专项资金进行回收。在政府回收实行免收费政策后, 高速公路会出现较长一段时间的流量上升情况, 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疏导车辆, 可以采取交通管制的手段, 也可以采取收费的方式对载重量较高的车辆进行收费, 这样就需要设立专门的收费部门, 且这种收费方式和以往有较大差异, 是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差异收费的过程。

3 结语

针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从政策效益与公路发展规律上来看, 明确了高速公路收费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不能废除的,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 未来高速公路实现免收费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陈豪, 王宇熹, 李春晓.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引导假日旅游供需平衡研究[J].旅游学刊, 2014 (01) .

[2]王锐.基于收益率计算的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政策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 2014 (09) .

[3]朱合利, 芮夕捷.基于ISM的高速公路养护成本影响因素分析[J].中外公路, 2013 (01) .

[4]王姣娥, 莫辉辉, 焦敬娟.中国收费公路基础设施与财务状况的空间格局[J].地理研究, 201 (11) .

[5]赵晓芬.我国高速公路定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价格月刊, 2015 (03) .

收费政策 篇5

我院在上级卫生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主线，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深入开展我院的关于收费政策执行情况自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此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我们采取有力措施，深入开展廉洁行医，廉洁服务活动，给不正之风猛药。时时防范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尤其是以损害病人利益的不正当竞争，坚决制止和杜绝一些不良现象的产生。我院住院收费处、住院部药房开展了收费价格社会承诺服务公示项目，在门诊实行了公示制度，公开了药品、检查、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让群众监督，规范了收费标准，严格按省物价规定收费。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到查实一件，处理一件，查处结果回复一件，绝不姑息迁就。

严肃、严格按照收费项目、标准执行，决不允许多收患者一分钱；进一步公开、透明、规范收费措施，让患者明白消费，不允许含糊、随意、高套、隐蔽性收费，我院特制定如下规章制度：

一、严格执行收费问责制，认真执行国家收费政策，对发现乱收费的科室负责人给予撤职待岗处理。

二、强化医疗服务收费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督，一旦发现有多收乱收的，从科室绩效中扣除，并追究科室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

三、加强药品价格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药品价格政策，按病人实际用量处方，当日药品必须用完，任何科室不得截留。

四、规范医用耗材的使用和管理，医用耗材由器械科统一采购和管理，严格执行收费标准及明码标价，使用科室不得自带材料进行手术和治疗，一次性高价耗材不得重复使用。

五、加大对物价工作的监管力度，定期组织药品及医疗服务收费检查，制定有力的措施，严查严管，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保证广大病员得健康合法权益。

在我院院长的严格要求下，全院各业务科室必须做到认识，高度重视，从维护患者的利益出发，自觉遵守物价法律法规，加强对医疗收费行为的监督管理，健全收费管理制度，对各临床科室和重点部门的医疗收费进行彻底检查，对容易出现差错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部门进行重点检查，决不允许有自立项目收费、分解收费、重复计费等违规行为。全院必须要搞好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检查，做到不留死角。

政策网络:公共政策创新的视角 篇6

【关键词】 政策网络 公共政策创新 政策网络管理

【作者简介】 蔡新燕，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赵晖，南京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政策过程的新范式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现代国家机关推动公共政策时，往往必须依赖政策利害关系者的合作，结合与动员原本分裂的社会资源，在和谐的集体行动过程中解决政策问题，而政策网络正是这种稳定与持续关系所形成的互动形态。政策网络的概念系统见仁见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策网络定义是：“由于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群组织的联合体。”

公共政策本质是公民与各种组织互动的产物，引入网络分析的方法可以真实地认识到政策过程中的现实图景。中国不存在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元决策结构，因此还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政策主体结构的碎片化、“分权化”和“中心缺失”的问题。相反，在中国决策的“中心”位置是非常清晰可见的。但是，随着社会结构日趋网络化以及社会中寻利集团的增长，许多公共事务不再是只靠政府就得以决定，传统的铁板一块的利益格局和决策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侵蚀，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决策过程的部门化也在日益加剧，这就为政策网络的研究提供了较为贴切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同时，作为一个“关系型”社会，中国的决策过程有可能存在比西方更为复杂的政策关系网，特别是在我国的政策创新过程中“人格化结构”比较明显的情况下，运用“政策网络”方法对这些关系网进行研究，显然更有解释力。因此，笔者在对我国政策创新进行研究时，试图以新兴的政策网络概念取代传统的分析框架，从新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二、我国政策网络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公共政策创新的阻滞

1. 多元利益诉求下的信任危机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公共政策创新供给必然滞后于需求

政策网络是以物质利益为粘合剂。政策网络的参与者之所以加入网络，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政策创新过程实际上也是不同网络主体之间相互争斗、相互妥协、解决冲突的过程。但是，最后创新政策一旦形成就必须为相关对象接受并配合实施，这样政策创新才能成功。然而，我国信任的缺乏影响到政策达成。在网络主体之间互不信任的环境中，创新、发展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人的社会交往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信任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经久、稳定，而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和个人心理结构。然而，我国社会信任严重不足，导致政府与公民个人、社会群体或组织的网络关系不尽和谐。尽管人们每每发生各种交往、结成各种关系，但存在着功利化倾向，有的甚至处于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状态，这又反过来使人们对交往的兴趣大大降低。人们缺乏彼此默认的共同行为规范以及支撑这些规范的共同信念，社会信任的缺乏阻碍了公民之间的社会认同、社会沟通、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公众与政府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关系紧张，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公共管理中不讲诚信，使得政府的信誉和公信力下降，公民对政府有效施行公共政策的信心减弱，出现了责任危机和信任危机。由于多元利益的冲突以及信任的缺乏，使得自愿的合作更难出现，由此影响了政策网络的形成和政策达成的集体行动。而仅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政策变迁就会出现时滞或无法进行。

2. 资源不足导致某些政策网络主体话语权缺失，“政治源流”压倒“政策源流”，“问题源流”容易形成伪创新

公共政策问题是政策网络形成的基础。当某一社会问题成为政治系统关注的对象，并进入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时，利益相关者就会聚集起来，在相互作用中形成政策网络。但一项公共政策的形成除了现实问题以外，还存在其他的推动因素，是这些因素的作用直接导致了一项公共政策的产生。约翰·W·金登认为“政策之窗”的打开，是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共同出现的结果。然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特点，政策创新的“政策之窗”的打开更多地是源于“政治源流”。

政策网络是建立在资源依赖基础上的，而关系结构是分配、获取网络资源的桥梁，因此有利位置的网络行动者可以通过控制甚至阻断资源流向来获取对其他行动者的支配权和影响力。由于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地方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够，其他微观主体，如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并未成为政策创新的供给主体。我国的政策网络还不尽成熟，政府往往占据网络金字塔顶层的人或处于网络中心的人，占据了更多的网络资源和丰富的社会资本，以此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或网络边缘的人，其在政策网络中的地位不高，掌握网络资源较少，其政策参与的效度当然也不会高。可以说，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政府在公共政策的运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公共政策创新中，一旦政治源流排斥了其他的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就很可能造成政策方案与政策问题、政策效果的偏移，出现伪创新，这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实际作用的效力和后果。因为由于行政体制因素、政策溢出效应、问题规避等因素，政府在不正确的“政绩观”的驱使下，往往造成公共决策中方案意識压倒问题意识、绩效评估。

3. 非正式关系影响、既得利益团体抵制导致政策网络趋向封闭，形成政策变迁中无效率的路径依赖

网络主体因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行动准则，反过来会制约和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在网络关系中由于受以前固化程序规则的影响，互动模式倾向迟滞以及共同的利益联结，减少了竞争性话语得以表述的机会，呈现偏向少数人对话的倾向，对新的进入者会有很强的排斥性，这会造成网络结构组成要素之间的隔离，从而直接导致了政策创新的路径闭锁。

一是政策网络理论强调非正式关系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但随着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的加强，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会逐渐由开放走向闭合。具体地说，“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特点容易导致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蜕变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如果不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个人很难做成任何事情，甚至一些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也要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施行。在这个过程中，“关系”基础为交往双方的“人情”、“面子”等的互赠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平台，阻碍了政策创新进程以及创新政策的公正性，形成政策变迁中无效率的路径依赖。

二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己主义膜拜的狂热尚未退却，经济利益的追求方兴未艾，而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与家族本位观念的影响也为人们实现私利进行着催化。政策变迁必然引起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旧体制的受益者由于利益的驱动，往往通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法阻碍政策创新，使得政策处于被“锁定状态”维持低效率的勉强运转，从而造成政策创新的时滞。这种“锁定时滞”状态不仅不能解决现实政策问题，而且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即使新的政策安排较有效率，他们也将竭力维持现行政策安排，阻碍政策创新。正如曼瑟尔·奥尔森所说：“如果社会中的典型组织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组织必然不肯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它们在采取集体行动时，“不会关心社会总效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

4. 行动者缺乏为着共同目的的规范和规则，这会影响公共政策创新的有效性

“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是规范等内在制度以及规则等外在制度。”政策网络的规范也包括这两方面：既要用法律法规来约束，又要充分利用人类本身具有的道德良知，让网络行动者进行网络内自规范。在政策网络中，如果“游戏规则”尚不能产生和维持竞争的公平性，那么差异主体在网络中的真实平等性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必然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规范是由生活在同一网络中的所有成员通过相互交往达成的社会契约发展而来的，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非正式的制度确实为信任、忠诚和合作创造必要条件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非正式制度是与正式制度相对的一个概念，如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这种内在化的制度规范能够得到很高程度的遵守，组织和协调网络的参与者，使他们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但是，在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多元化、网络化的生存境遇中，由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与复杂，部分网络主体公共意识模糊、私欲心理膨胀、道德冷漠，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更趋于个性化、多样化，社会的价值观念也难以保持统一，某些非正式制度一直所起的规范性、支配性作用则可能减弱或消失。这导致人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只注重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预期利益的最大化，严重影响公共政策创新的权威性分配、公平性调整和公正性对待。

另外，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制度“软化”直接动摇了制度的规范作用。传统文化中“重人情、轻制度”的观念严重地影响着我国法制化程度的提高，在差异主体交织存在的政策网络中，如果长期缺乏规约个体行为的制度安排，疏于防备的社会制度难免给个体失信留下足够的滋生空间与条件。官本位思想也使得一些政府官员总是以权力预期来进行决策，而不以制度和技术创新所能获得的效益预期来进行决策，而当权力部门在制度的执行中有失公平、公正，以权谋私时，利益受损的群体就会对制度体系的执行者表示不信任和怨忿。这一方面导致人们对制度体系的系统信任低下，降低了制度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人们的政治冷漠和疏离感，使得人们不能或不愿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公共政策，从而阻碍政策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公共政策创新进程和有效性。

三、政策网络形态下公共政策创新的路径

1. 培育网络主体公共理性，提供公共政策创新的价值性规范

在政策网络中，多元网络主体无疑普遍存在着分歧。而基于合法性要求，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或法律法规又必须以全体人民的一致自愿同意为基础，这就出现了多元与共识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公共理性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的中介与桥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公共政策的创新优化也是政府、大众、精英、利益集团、公民等个体理性，在公共领域的监督与批判中走向公共理性的现代化过程。可以从以下方面建构健全的公共理性形成机制：一是加强公民教育，为公共理性的形成奠定良好微观主体基础。二是建设公共领域，为公共理性的形成提供有效的渠道和广阔的空间。三是引导发展非政府组织，为公共理性的形成提供积极规范的組织主体。

2. 构建协商民主与政策网络的良性互动，打破公共政策创新的封闭网络

公共政策是社会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但不能变成少数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政策创新必须打破封闭的政策网络，从而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可以发展一种相互合作、良性互动、网络运作的政策协商机制，从而有利于网络主体间的互动，促进相对公平的公共政策的形成。

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以公民参与和平等对话、协商为基本价值诉求，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相互理解，赋予政治合法性。如果对话、协商和政策创新网络结合起来，努力引导每个人参与政策执行中的协商和对话，创造公共对话的公共背景，就能够进一步推动政策网络的发展。在这个模式中，他们对关心的议题进行对话和协商，使得参与者的政策偏好或政策诉求得到重视，以便增加彼此的政策利益，政策的产出是诸多网络行动者之间复杂互动关系产生的结果。

3. 发展网络主体相互的信任，降低政策创新中的交易成本

一定社会关系的持续需要信任来维持，信任是一种助推器，能够使原本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建立起合作互利的关系，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缺乏信任，人们常常就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希望其他人采取行动，而自己不承担风险且坐享其成。信任是政策网络主体合作的前提条件，是合作的润滑剂。

首先，健全法律法规，建立制度信任。“信任制度在更大程度上，正是制度的这种暗含的规范意义以及我假定它对于其他人所具有的道德合理性使我信任那些处于相同制度中的人。”制度信任能更好地减少现代社会中行为的不确定性，降低信任的风险性，从而促进普遍的社会交往，扩大信任的范围。以法治提高社会信任的实质就是通过有形的物质惩罚使社会成员忠于法律约束，惩罚失信的短期行为，提高失信成本，增加守信利益。构建一个值得信赖的制度环境，这是使得主体间相互信任的建构得以可能和稳固的外在保障。

其次，提高社会成员对社会和他人的认同感，构建信任文化。认同感是人与人之间充分信任和联系的重要纽带，有认同才会产生信任，认同是信任的基础，认同感有助于彼此之间信任关系的深化。文化是影响社会信任形成的内在规则，要将文化建设与法制化联系起来共同推进，形成有利于社会信任发展的社会大文化环境，并把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信任使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变得更易理解和更可预见，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发生，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减公共政策创新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公共政策创新得以顺畅进行。

4. 构建政策网络中的学习机制，提高公共政策效力的实现程度

“政策网络学习”的深入之所以能够提高公共政策效力的实现程度，是因为一方面行动主体通过相互学习，能够正确认识和解决分歧，形成一致性的知识和集体价值体系，一系列基本价值信念和问题认知，这样政策网络的结构更紧密，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更高，进而能促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另一方面，作为整体的政策网络，也要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治理行为的效果和效益。因此，要提高公共政策创新效力的实现程度，必须不断地深化政策网络学习。

“政策网络学习”就其内容来说，包括行为学习、价值学习和规范学习在内的不同层次的逐步递进。在政策网络中，任何学习都不是单向的，而是由各种通路和回路构成的全方位、多向度的网状结构。在网络学习过程中，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网络成员在相互作用中逐步达成共识，由此提升政策创新的效度。网络学习有一个从顺应到认同再到内化的深化过程。顺应只是一种浅层次的学习，认同是学习的进一步深化，价值观的内化才是学习的最高境界。

公共政策创新是一项涉及各个构成要素的系统工程，引入政策网络分析的方法可以真实地认识到政策创新过程中的现实图景。在公共政策创新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不断发挥着自身影响力，形成了公共政策谱系中一系列行动者，从而使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告别“政治黑箱”时代。当然，公共政策创新除了与政策网络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有关，还受制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而且我国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还比较低，发展还不尽成熟。因此，政策网络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网络管理，并且结合其他相关条件才能有效地在公共政策创新中发挥功能。

参考文献：

[1] 向玉琼.公共政策供给滞后的理论及原因探讨[J].理论探讨，2007，（5）.

[2] 李庆钧.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作用及其限制性因素分析[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3]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 张创新，叶勇.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公正问题[J]. 理论探索，2006，（6）.

[5] 鄞益奋.政策网络的研究边界探析[J].公共管理学报，2005，（4）.

[6] 史云贵.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J].社会科学研究，2007，（6）.

[7] [美]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 [英]阿克顿.自由史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9] [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0] 王春福.政策网络与公共政策效力的实现机制[J].管理世界，2006，（9）.

[11] 蔡京京，李德国.政策网络中的政府治理[J].理论探讨，2005，（4）.

收费政策 篇7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程度的提高, 我国无线电频率资源占用费的政策也在逐步完善。目前, 如何利用经济手段对无线电频率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 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采用经济手段对无线电进行管理的典型做法就是由国家向用户收取频率占用费, 这是一项政策性、技术性、社会性很强的工作。

无线电频率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 对使用无线电频率资源的用户收取相应的费用是体现国家资源价值的重要手段, 有利于调节供需矛盾、提升资源应用效率, 因此, 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施行有偿使用的原则。另外, 为了维护电波秩序、确保无线电通信畅通, 国家和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无线电管理工作是一项高技术工作, 受到我国相关技术和制造能力水平的限制, 无线电监测、检测等技术设备往往价格十分昂贵 (一些进口仪表的价格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 , 无线电管理机构的这些资金需求往往不是一般性财政收入所能承受的。因此, 国家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并需采用相应方式, 逐步提升国家和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管理与服务水平, 最终实现无线电频率资源的科学管理。

2 英国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情况简述

Ofcom是英国通信产业独立的调整机构和市场管理当局, 1993年5月21日建立, 负责广播、电视、电信和无线通信业务, 也是英国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的主体。英国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的执行、拍卖机构就是Ofcom。Ofcom的收费时间固定, 有关收费原则及每年 (每一财政年度指的是每年3月31日起至次年3月31日止, 共十二个月的期间) 的缴费数额都发表在O fc o m的声明和具体通知中。O fc o m主要负责收取广播执照费、网络服务管理费、频谱执照费等。

2.1 英国无线电频率资源的收费依据

英国于1863年制定了第一部《电报法》。数次修订后形成的《1998年无线电报法》引入了基于频率经济价值而非行政成本的频率定价, 开创了以市场为导向的频率管理模式。根据《2002年通信管理局法》和《2003年通信法》, 英国成立了独立法人实体——通信办公室 (Ofcom) , 作为英国电信业的独立管制机构。

目前频率管理领域实施的重要法律是《2003年通信法》和《2006年无线电报法》。前者规定了O fc o m的职责以及频率管理的目标, 后者是无线电管理的重要单行法, 确立了无线电执照拍卖、频率交易等一系列开创性的频率管理制度。此外, 英国还按照适用于本国情况的方式参与无线电方面的国际条约以及欧盟的条例、指令和决定等执行。

此外, 《2007年电波执照费 (修订) 条例》、《地面广播频谱定价》、《SRSP:频谱定价的修正框架》、《使用数字地面电视和数字音频广播的频谱的机会成本》、《执照及行政费-广播法执照及电信管制原则声明》、《英国频率分配表》、《设置执照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原则》、《频谱定价——设置无线电报法许可费的咨询建议》等法律法规也对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与调整。

2.2 英国无线电频谱拍卖的相关情况

2.2.1 英国拍卖的措施及管理原则

Ofcom于20 05年发布频谱执行计划书, 指出英国的频谱管理政策应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鼓励使用者更加高效地利用频率资源以创造更大价值。自20 05年之后, Ofcom大力推广市场化管理体制并逐渐放宽频段使用限制, 具体措施包括:采用拍卖制度、开发次级交易、解除频率使用限制等。目前, 市场导向的管理方式已经成为了英国频谱管理主要采用的管理机制。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英国拍卖的管理原则如下:

(1) 指令和控制原则:由Ofcom决定每种申请应该分配多少频谱。该原则目前仍是频谱拍卖管理的主要方法。

(2) 部分频率资源免费使用原则:也被称为“频谱平民化”和“没有执照的接入”。调控者允许免费使用某些频谱, 但是通常会限制发射功率, 以更适用于短距离设备。

(3) 市场机制原则:分为拍卖机制和自由化交易两个部分, 旨在让市场调节分配以便最大化地发挥经济效益。分配频段时也引入了市场机制, 以更好地体现频率资源的价值。

2.2.2 Ofcom拍卖举例

2.2.2. 1 2012年800MHz和2.6GHz频段拍卖

英国2012年的拍卖结果已经公示, 频谱分配的详情以及执照费用见表1 (表格所统计的时间为2013年3月1日) 。

2.2.2. 2 3G执照拍卖

2000年4月27日, 国家交易和工业部秘书长Stephen Byers宣布了3G移动频谱执照拍卖的获得者, 如表2所示。

2.3 英国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情况小结

英国1998年引入行政激励定价机制 (AIP) , 在执照的定价上纳入对行政成本的考量, 对频率的使用采取行政激励定价与市场拍卖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英国独特的历史及地域划分, Ofcom采取对区域进行划分, 不同区域采取不同定价, 一般情况与特殊区域相结合而科学定价。另外, 英国无线电频率使用费的标准并不固定, 而是由Ofcom根据利益相关者的情况、无线电频率资源的使用现状、不同频段的需求情况、管理难度以及未来无线电频谱规划和划分情况而研究确定的。由于英国频率使用费标准计费体系较为复杂, 受本研究的时间所限, 笔者暂未研究出明确结论, 相关文献资料详见“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The Wireless Telegraphy (Licence Charges) Regulations 2011”。

3 丹麦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情况简述

丹麦无线电频率资源的收费机构为丹麦商务局 (Danish Business Authority, DBA) 。据有关资料显示, 丹麦自2010年开始启用新的频率资源收费模式, 针对频率资源收取两类费用, 分别是可变费用和固定费用。其中, 可变费用体现了某一频段的价值和使用的情况, 根据所属频段的不同和用户使用该频段开展无线电业务的区域覆盖情况来计费;固定费用主要用来弥补频率资源管理的有关开销 (一般的收费标准为300 DKK/执照, 1DKK=1.1085人民币元, 2013年11月28日牌价) 。

丹麦商务局将所有可用的非拍卖频谱分为九个组进行收费。对于拍卖的频谱资源, 丹麦采取先到先得的方式。由于频率资源是稀缺且供不应求的, 因此一般由DBA决定是否进行拍卖。无论拍卖的中标人是谁, 均由DBA颁发频率执照, 此执照有效期一般是15年, 但商业和发展部部长可设定更长的执照期限, 比如20年。

目前, 丹麦已经对800MHz数字红利频段进行了清频退网, 已经有一个广播运营商转用其他频段。对于要清退的频段, DBA会发出提前通知, 避免运营商的前期投资遭受过多损失;也正是因为主管部门进行了早期预警, 所以不会对清频退网或转频的用户给予补偿。

4 芬兰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情况简述

目前, 我们搜集到的关于芬兰无线电频率收费的资料相对较少, 仅通过其官方网站 (https://www.viestintavirasto.fi/en/spectrum/radiolicences/frequencyfees.html) 找到了一般性频率费的计算公式 (单位为欧元) , 主要介绍如下:

4.1 芬兰无线电频率资源基本计算公式

频率费=C1×Cinh×C6b×B0×S×P, 其中, C1为频率带宽系数;Cinh为人口数量系数;C6b为系统系数;B0为相关带宽;S为基本费用系数;P为基本费用。

4.2 关于各个参数的选取方式

(1) C1的值按照表3选取

(2) Cinh的选取。Cinh是一个人口相关参数, 它定义为有权使用一个无线电发射机或无线电网络、无线电系统或无线电台站的一个区域人口数量与整个芬兰人口数量的比值。如果全体芬兰人都有权使用频谱, 那么这个系数就是1。当针对除移动网络、公共安全网络、GSM-R铁路无线系统、广播网络以及固定无线网络系统以外的那些无线电发射机、无线电系统或网络计算其频率费用时, 这个参数一般取固定值0.1。

(3) C6b的选取。C6b是一个表征系统所包含移动电台数量的参考系数。一般地, 如果一个系统只有一个移动台, 那么这个系数为1.0。如果移动台的数量多于1个, 则按照下表进行系数选择。需要指出, 这个参考系数的最大值一般为25。当计算那些没有移动台的无线系统或网络的频率费时, 这个系数选取1.0。

(4) B0的选取。B0是一个相对带宽系数, 用这个系数来表征已使用的频谱情况, 从而计算频率费。这个系数是指分配的频谱数量与一个参考带宽 (Bref) 的比值, 或者是指这个比值的立方根或者8次方根。一般地, B0的计算公式B0=B×Cj/Bref, 其中, Bref是指25k Hz的参考带宽, 但计算960MHz以上的无线电链路发射机的频率费时, 这个参考带宽应选取14MHz。

(5) S的选取。S是一个基本费用参数, 这个参数提供各类频率费计算的基本参考值。

(6) P参数的选取。P参数是各类无线电设备的一个基本费用, 它不表征任何目的, 仅是一个计算的参量, 数值上等于€1295.50 (即1295.50欧元) 。

5 带来的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 笔者认为, 一些频率资源收费政策给予我国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带来了一些启示。

(1) 有关收费法规体系健全。通过分析得知, 国外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工作普遍有着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例如英国等国家从法律层面对收费主体、收费方式、收费类别等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 并进一步对收费流程、计费标准等进行了详细规范。健全的收费法规体系一方面能够确保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工作的法律依据充分、操作流程规范, 另一方面也为收费工作的落实和监督提供了有力抓手。

(2) 收费项目的设计反映资源价值和管理成本。丹麦等国家在收费政策上, 一方面收取频率使用费, 另一方面收取管理费。其中频率使用费主要反映出无线电频谱的经济价值, 管理费主要反映出无线电管理主管机构实施频率资源管理的有关成本。设计这样的政策, 一方面能够促使无线电频率资源得以更高效地利用, 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管理费的收取, 弥补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管理支出。在未来我国无线电频率资源管理收费政策的设计中,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借鉴国外这一做法, 与时俱进地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收费项目。

(3) 计费标准详实合理。我们发现国外无线电收费标准的分类较细腻、计费公式较详细, 有些还采用了激励性频谱定价的新模式。这一方面能够便于用户了解应缴费用、便于收费部门针对不同申请实施差异化管理, 另一方面也能真正反映出不同频段、不同用途的频率资源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对于提供公众服务的运营商, 还按照其网络覆盖和服务人口等因素按比例核减频谱使用费。这一启示对我国不断完善无线电频率资源计费标准、改进计费公式及相应因子很有裨益。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无线电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频谱需求增长与频率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通过梳理英国、丹麦、芬兰等欧洲国家的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政策现状, 提出了可供我国参考的无线电频率资源收费管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频谱需求,频率资源,资源收费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马政, 朱三保.无线电管理与使用必读.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2]Spectrum Fees Regulations V2.0

[3]New frequency charging structure from 1 January 2010

[4]Decree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On the frequency fees and other fees the Finnish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 collects for radio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5]Calculating the frequency fee.http://www.ficora.fi/en/index/luvat/taajuusmaksut/laskentakaavatjakertoimet.html.

[6]Guide for Calculating Radio Licence Fees.http://www.ic.gc.ca/eic/site/smtgst.nsf/vwapj/ric42.pdf/$FILE/ric42.pdf.

[7]Frequency Spectrum Fee Schedule up to 30th June 2012

[8]Frequency Fee Schedule.http://www.cck.go.ke

[9]Schedule of License Categories and Fees.http://www.tcra.go.tz

收费政策 篇8

近年来,在WTO的多边谈判中,关于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政策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环保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化会破坏环境,这是因为,贸易使得一国开放国内市场或扩张利用非友好的环境技术进行生产的产品的产量,从而增加污染。因此主张用污染税和绿色关税政策的组合来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争论焦点。知识产权保护者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力,贸易自由化会导致落后国家侵害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因而,一些环保主义者主张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和自由贸易问题联系起来,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来协调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对贸易自由化、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三者关系的研究中,Markusen(1993)第一个探讨了企业选址与环保政策间的关系,在其模型中,包括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个企业。企业通过比较在本国和外国的选址成本、运输成本和环保政策而决定在哪个国家投资建厂。此时企业有三种选择,或根本不进入市场,或在国内建厂而服务于两个国家,或在两个国家分别建厂同时分别服务于两个国家。其研究表明,环保政策对于企业的选址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1]。而Michael Porter(1995)则研究了对于R&D的环保管制而产生的正外部性。他指出,环保政策通过所谓的竞争优势能促使国内企业开发绿色技术,以加强其长期盈利[2]。但C.Carraro和D.Siniscalcl(1994)则认为,更严厉的环保政策会对利润产生两个效应,一是增加生产成本的直接效应,一是通过刺激创新而降低可变成本的间接效应,通过比较这两个效应,他们得出环境管制不一定能增强产业竞争力[3]。而Alireza Naghavi(2006)则把贸易自由化、各国环境政策的协调性、企业选址和减污R&D放入一个模型,研究了这些因素的在规范环境中的相互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包括不对称环保标准的两国模型来检验绿色关税或者环保标准的一致性是否能刺激更多的减污R&D投资和更洁净的环境[4]。分析表明,绿色关税能增加发达国家(环保标准更严格的国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并导致其增加减污R&D投资,同时,认为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导致企业的重新选址,绿色关税能降低企业重新选址的激励并鼓励企业增加R&D来作为减少成本的一种替代。由更高的减污R&D投资带来的更低的单位排放和更低的竞争程度以及由绿色关税引起的更少的全球污染,增加了人们对于环保协调性和贸易自由化的双重政策的有效性的怀疑。

但是,笔者认为Alireza Naghavi的模型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没有考虑到进行减污R&D投资时所带来的知识外溢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知识外溢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South)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完善,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以应对污染税、绿色关税时可能并不有效,South国企业能轻易的对其技术进行模仿或复制,从而使North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及成本优势丧失,进而降低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二是没有考虑到两国间的成本差异,如果North国和South国的成本差异过大,足以弥补由于绿色关税所引起的成本差,那么North国仍然有重新选址的激励。因而,笔者在Alireza Naghavi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成本差异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使模型能更接近于现实并更具解释力。

在模型中,笔者通过构建南北双方的博弈论模型,比较了企业在不同政策组合下的产出水平和减污R&D投入水平等行为。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探讨了环保政策、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在国际上是首次;二是用博弈论和赋值法相结合来求解相关问题,这是方法上的创新;三是得到了一些富有价值并与现实相符的结论。

2 模型的基本假设

模型包括两个地区,North国(发达国家简称N)和South国(发展中国家,简称S),N国对产品征收污染税来实施环保标准,而S国可能征收,也可能不征收。此时,存在三种可能的政策环境:政策Ⅰ为N国征收污染税,但S国不征收污染税,这时,N国对S国产品征收绿色关税作为惩罚;政策Ⅱ为N国征收污染税,如果S国征收同样的污染税,则N国对S国免征绿色关税;政策Ⅲ时,N国和S国都征收污染税,但N国需考虑S国是否具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假设,S国并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故N国为保护本国企业,增加本国企业的减污R&D投资有可能采取措施对S国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即在S国征收污染税时,N国对来自S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模型同时假设有两家企业即N企业和S企业,分属于两个国家,他们生产同质产品并以Cournot寡头形式竞争。N企业、S企业决定其在不同政策下的各个市场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减污R&D投资。

企业的需求曲线为线性,即

i=N、S,Qi是第i个国家的总的需求量,N代表N国的需求量,S代表S国的需求量。每国的总的需求量为:

i=N、S;k≠i,j=E、F、D.第一个下标代表生产企业,第二个下标代表其产品销售市场。E(export)表示N企业在N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F表示N企业在S国进行FDI并供给S国,D(delocation)表示N国企业完全在S国投资生产并出口到N国。在N国生产的非污染相关的单位成本为CN,在S国生产时其单位成本为CS,且CN≥CS(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与S国企业一样,成本被假设为固定,与规模无关。与单位产出相联系的污染排放为

i=N、S,且Ai≤e02.e0为每单位产出的基本排放,与排污投入无关,Ai为i国的减污技术水平。式(3)表示技术越高,污染排放越少。不存在技术外溢或S国有着严格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时(假设当N企业采取E即出口形式时不存在技术外溢),有

x为企业投入的减污R&D金额,A0为自然技术存量,为分析的方便,假设A0=0,Ai是个递减函数,表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当存在技术外溢(假设当N企业采取F或D形式或且S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时存在技术外溢),此时N企业的技术函数有:

但对于S企业来说,它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从而其技术函数为:

δ为技术外溢并被S企业模仿的程度。表示S企业的减污技术来自于自主投资和由于技术外溢带来的技术进步.

3 企业在各种政策下的产出和减污R&D投入

3.1 政策Ⅰ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入

政策Ⅰ下,由于N国与S国政府未能就环保达成一致协议,此时N国由于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而对在该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τ,但S国由于环保措施较宽松,对本国产品不征收污染税。N国政府为平衡由于污染税带来的成本差和向S国施加环保压力,故对来自S国的每单位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税率为t,此时,N企业在E(即在本国生产并部分出口到S国)条件下的利润函数为:

式(7a)表明N企业要为其全部产出支付污染税。当N企业在S国建立分厂,进行FDI时,它只对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支付污染税,此时,N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Γ为N企业在S国进行FDI时的固定投入。如果N企业完全搬迁到S国进行生产,此时它可以规避污染税,但其产品返出口到其母国N国时,每单位要被征收t绿色关税,此时,N国的利润函数为:

S国企业的利润函数则为:

j=E、F、D;cN、cS分别为N国、S国企业的单位成本。可以据此求出企业在各种条件下的产量和减污R&D投资x.

(1)N企业采用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各自产出为:

N企业采用F方式时,它维持在国内的生产以供应国内需求,同时在S国投资以供应S国,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下,N企业完全在S国生产,而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也在S国生产,此时存在技术外溢效应,且各自的市场供给为:

比较(8a)、(8b)、(8c)可以看出,当N国在国内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时,绿色关税t能降低从S国的进口并增加N企业在本国的生产;同时,在D下,绿色关税的存在能减少S国产品出口到N国,这就是说,绿色关税在减少污染排放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还可以看出,污染税τ能降低E、F下N企业的产出,但会增加S企业的产出。但污染税在D下不起作用,原因是N企业搬到了不征收污染税的S国生产。在E、F下,成本方面的差异也对各自的产出有影响,对方企业的成本对己方的影响是正的,而己方成本对己方的产出影响是负的理由是对方成本越高,其产出越少,因而己方面临的竞争压力就越低,从而可以产出越多,而己方的成本将直接降低己方产出。S国成本越低,产出由N国转移至S国的数量则越大,即从“洁净国”到“脏国”的产出转移越多,从而世界变得越不洁净,这从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产业不断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实可以看出。由此,得到

结论1绿色关税能降低从南方市场(“脏国”)的进口,使世界变得环保;而成本差异会使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世界环境恶化;不对称的污染税亦恶化世界环境。

(2)在第二阶段,企业决定其减污R&D投资以减少污染排放和降低生产成本。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算式和式(8)的产出结果中,可以得出E时减污R&D投资为:

在F下,存在技术外溢效应,S企业可以模仿或复制N企业在S国的技术,如果不存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话,N国将降低减污R&D投资的激励,此时,各自的减污R&D投资为:

在D时,由于S国不征收污染税,此时企业都没有进行减污R&D投姿以减少污染排放从而降低成本的激励,故有

在E、F下,对于非污染密集产业来说,xNE和xNF关于τ呈单调递增,因为此时减污成本不高,且τ对于量只具有边际影响;但对于污染密集产业来说,减污R&D关于τ呈倒U型(1)。对xNE和xNF关于t求导,有,这表明,绿色关税能促使N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投资,其原因是t减少了从S国的进口,使得N企业在国内的供应增加,而进行减污R&D投资能降低N企业由于污染税而产生的成本。xNE和xNF关于cS求导,有,这是因为cS的存在降低了S企业的生产,增加了N企业的市场供应量,从而使N企业有激励通过环保研发投资来减少因污染税而带来的利润损失,但cN越高则会降低N企业进行减污R&D投资的激励。(1)由此,得到

结论2绿色关税能有效刺激N企业减污R&D投资,而N企业成本上的劣势却会减少其减污R&D投资的激励以应对国内的污染税。但绿色关税对于S企业锦污R&D投姿没有作用。

3.2 政策Ⅱ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如果S国与N国就环保政策达成一致,采取一致的环保措施,即对在本国生产的每单位产品征收污染税,此时,N国不再对S国的出口产品征收绿色关税,此时N、S国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利用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求解,可以得出D时的各自产出为:

(1)在N企业进行E方式时,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通过计算有:

在F下,则存在技术外溢,此时,各自的产出为:

在D时,N企业全部在S国生产但返出口回本国,S企业在本国生产并出口N国,此时,存在技术外溢,且各自的市场供应为:

比较(11a)、(11b)、(11c)可以看出,N企业在E、F、D下其国内的供给相同但考虑成本差异时,E、F下要低于D时其对国内的供应,原因是D时在S国的生产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减污技术的高低对产出的影响是正相关的,减污技术越高,产出越高,因为由此能规避更多的污染税。由此,得到

结论3在环保政策协调一致即各国都征收对称的污染税时,决定各国企业产出的是成本差异和减污技术的差异,成本越低的国家其产出越高,减污技术越高的企业其产出也越高;同时,成本差异是导致污染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假设cN>cS)。

(2)在E下,不存在技术外溢,i=N、S,把它代入式(11a),可以得到。在F、D时,分析的结果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在F、D时,存在知识技术的外溢,外溢效应为δ,把式(6)代入式(11b)和式(11c),并把QFN、QDN关于δ求导,有,即技术外溢程度越大,N企业的产出越低,而S企业的产出越多,这是因为由于技术外溢,使得S企业收益,从而降低其污染成本,增加其产出;而S产出的增加会导致N产出的降低。由此,得到

结论4在环保政策对称下,一国企业增加其减污技术投入,会增加自身的产出,而减少竞争国的产出。技术外溢程度越严重,技术领先国的产出会由于技术外溢而降低,而技术落后国的产出会因为技术外溢而增加。

(3)把式(11)和式(5)、式(6)代入式(10),通过求解,可以得出在E时企业的减污R&D投资xNE、xSE(此时,不存在技术外溢);以及在F、D下,由于存在技术外溢,S企业能模仿N企业的排污技术,即S企业的每单位产出的排放为,经过计算可得出xNF、xSF、xND、xSD值的函数形式(2),并对其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发现:xNE和xSE关于τ呈倒U型(即在τ较小时,,但在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投资随τ的增加而减少),对xNF、xSF,xND、xSD关于τ的函数亦呈倒U型,原因与政策I时的论述类同。在E下,没有技术外溢,所以此时技术模仿程度不会影响企业的减污技术投资。对xNF、xND、xSF、xSD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原因是对于N国企业来说,技术外溢程度越高,它投资于研发的外部性越大,投资越多,并不能为其带来越大的竞争优势,相反还好因为技术外溢造就竞争对手竞争力的提升,使自己的市场份额下降,故N国企业没有减污技术投资的动力;对于S国企业来说,模仿的可能性越大,其进行自主研发创新的激励就越低,因为模仿比创新的成本低。在成本差异情况下,对xNE、xNF、xND关于cN求导,对xSE、xSF、xSD关于cS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对xNE、xNF、xND关于cS求导和对xSE、xSF、xSD关于cN求导,其导数也大于0。可得到

结论5在环保政策对称时,污染税的提高会加大各企业对减污技术的投资(在污染税率较低时),但技术外溢程度δ的提高会降低各企业减污技术的投资;同时,成本对企业的影响与环保政策不对称时是一样的。

3.3 政策Ⅲ下的产出与减污R&D投入

N国和S国实行协调对称的环保政策,都对单位污染征收污染税τ,此时N国不对S国征收绿色关税,但由于存在技术外溢问题,N国对S企业出口到N国的产品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η,但对N企业的返出口不征收知识产权保护税。此时N、S企业在E、F、D下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j=E、F、D.

(1)求解式(12),可以得出E、F、D下,N、S企业的产出为:

从式(13)可以看出,η对N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η的增加能促使N企业生产更多,而η却能有效的抑制S企业的生产,这是因为,η是针对S企业征收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税,能有效的保护N企业,抑制S企业的侵权行为。同时,也可以得出,η的实施,会减少N国的产品供应,但对于S国的供应却没有影响,原因是η的征收是单向的,不对称,只对S国企业出口到N国的商品征收(考虑成本差异时,有QNE<QNF<QND,QSE>QSF>QSD.)。由此,可得到

结论6当两国采取对称一致的环保政策,为保护知识产权,N国对S企业征收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时,其影响是不对称的,能有效的降低S企业的出口,增加N企业的产出。

(2)求解此时的环保研发投资可以得到xEN、xES、xFN、xFS、xDN、xDS值的函数形式。并且,在政策Ⅲ时,对xEN、xES、xFN、xFS、xDN、xDS关于τ求导,可得出与政策Ⅱ下类同的结论,即在τ较小时各导数大于0,τ较大时,其导数小于0,原因亦与政策I/Ⅱ下类同。τ对xFN、xDN、xFS、xDS关于δ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随着技术外溢、模仿程度的提高,各企业都会降低其减污技术的投入,这结果与政策Ⅱ下类同,原因亦类同。对xEN、xFN、xDN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大于0,即;对xES、xFS、xDS关于η求导,其导数都小于0,即。因而,可以得到

结论7在政策Ⅲ时,污染税率和技术外溢水平对各企业投资的影响与政策Ⅱ下类同,即污染税的提高会使得各企业增加减污技术投入,技术外溢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其投资激励。而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税则会抑制S企业的减污投资,增加N企业的减污投入。

4 不同政策环境和生产方式下企业的产出及R&D投资比较

不同的政策会使得企业出口选址的条件发生变化,为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和论文篇幅,假设企业进行选址的条件是满足的(选址问题,读者可参考Alireza Naghavi(2006)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已有很好的论述);同时,为突出比较不同政策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略去对不同国家企业差异的分析,即假设cN=cS=0(当考虑成本差异时,结果并不受影响);且,假设污染税税率τ、绿色关税税率t、知识产权说税率η是相等的,即τ=η=t,a=1。

4.1 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企业投资和产出的比较

(1)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且cN=cS=0,τ=η=t,a=1时,比较式(9a)、(11a)、(13a),并对N国企业在政策Ⅰ、Ⅱ、Ⅲ下的投资进行赋值比较(1)。从中可以看出xEⅢN>xEⅡN>xEⅠN,即N国在政策Ⅲ下的减污投资大于政策Ⅱ下的,政策Ⅱ的大于政策Ⅰ的(污染税、绿色关税和知识产权保护税一般都较低,现实中不会超过20%)。同样的,对S国企业的投资也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xEⅠS<xEⅢS<xEⅡS,即S企业在政策Ⅰ的投入最小,政策Ⅱ下的研发投入最多。加总N、S国在E时和政策Ⅰ、Ⅱ、Ⅲ下的减污投资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Ⅲ居中、政策Ⅰ最少。但随着税率的增加,Ⅲ政策下的总投资会逐渐超过Ⅱ的总投资。

(2)在N国企业采取E策略时,由式(8a)可得出政策Ⅰ下企业N和企业S的产出:

在政策Ⅱ下各自的产出为:

在Ⅲ下各自的产出为:

对式(14a)、式(14b)、式(14c)中的N企业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产出分别进行赋值比较,可以看出,N企业在政策Ⅲ的产出最多,Ⅰ的产出最小;而S企业在政策Ⅰ时的产出最多,Ⅲ最小。这是因为,政策Ⅲ对N企业的保护最大,而对S企业的征税最严重,政策Ⅰ时则正好相反。加总N、S企业在三种政策下的产出并进行比较可得,政策Ⅰ、Ⅱ、Ⅲ的产出依次递减,这是因为政策Ⅰ、Ⅱ、Ⅲ下企业的税收负担依次加重,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故会降低其产出。因而,可得到

结论8随着税收政策的加重,N企业的减污投资和产出会逐渐增加,但S企业的投资在政策Ⅱ时最多。加总的产出随税收政策的加重而递减,但减污投资会递增。

4.2 在F和D时,N和S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投资和产出比较

根据赋值法,得出和4.1节相同的结果,即N企业在政策Ⅰ、Ⅱ、Ⅲ的减污研发投资依次递增(F和D情况下走势相同);而S企业在政策Ⅱ下的投资最多,Ⅰ下的投资最少。N企业在F和D时的产出与在E时的产出类似,都是在政策Ⅰ、Ⅱ、Ⅲ下其产出递增,而S企业在正好相反,其产出依次递减。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在F和D时都是在税率较低时政策Ⅱ的投资最多,政策Ⅰ最少,政策Ⅲ居中。而总和的产出与E时的情况类同,都是政策Ⅰ产出最多,政策Ⅲ最少,政策Ⅱ居中,其原因与E下类同。因而以得出

结论9随着政策力度的加强,N企业都会享受政策的保护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其产出会随保护的增强而增加,其投资的激励也会加强。但S企业的产出则会递减,其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时最多。总和的减污研发投资以政策Ⅱ最多,总和的产出以政策Ⅰ时最多,政策Ⅲ最少。

5 各种政策下的世界总体污染水平的比较

5.1 E情况时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比较

世界的污染水平由各国企业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加总决定,加总的污染物越多,世界的环境状况越差,总体的污染程度越高。由前面的分析可以计算出E情况下政策Ⅰ、Ⅱ、Ⅲ的总体污染程度PⅠE、PⅡE、PⅢE.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后,可以得出E时,政策Ⅰ、Ⅱ、Ⅲ的世界污染状况,其中,政策Ⅰ下的污染最严重,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而政策Ⅱ居中。这是因为,政策Ⅲ下的环保政策最严厉,政策Ⅰ下的环保政策最缺少约束力,故政策Ⅲ下的世界最洁净,这与直觉是相吻合的。

5.2 F情况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IF、PⅡF、PⅢF,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得出F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有PIF>PⅡF>PⅢF.

5.3 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比较

经计算,可得:PⅠD、PⅡD、PⅢD,对其进行赋值比较,可知D时政策Ⅰ、Ⅱ、Ⅲ下的世界污染状况为PⅢD<PⅡD<PⅠD,原因同E时。由此得出

结论10世界的总体污染水平在政策Ⅰ时最严重、政策Ⅱ时居中、政策Ⅲ时最低,即随着政策的越来越严厉,世界会变得更加洁净。

6 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了不同的贸易政策、环保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组合对于企业减污投资水平、产出水平和世界污染状况的影响。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了10个具有很强逻辑及和现实一致结论,表明了不同的政策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果。因此,一方面,要努力协调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使之既有助于世界污染的减少,也能促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既能增加总产出和增加对技术的投资,又能促进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要努力协调好国内的贸易、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使这三者间的冲突降到最小,同时,也要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加强理论的研究,有理有据地表达有利于中国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主张。

由于计算的复杂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分析企业在E、F、D之间进行选择所必要满足的条件,只是简单的假设了满足该条件;同时,本文也未能分析各情况时的各政策下的社会总体福利(包括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政府税收和环境洁净水平)及政府应该选择的最优税率及各种税率间的组合,而这是把这些问题简单地留给了后续的研究。后续的研究应该加入本文所忽略的上述内容,同时,还可以加入不确定条件下的政策组合问题。

参考文献

[1]Markusen J R,et al.Environmental policy when market structure and plant location are endogennous[J].Journal of Enviro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3,24:69~86.

[2]Michael E.Porter,Claas van der Linde.Green and competitive:Ending the stalemat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5,1:1~16.

[3]Carraro C,Siniscalcl D.Environmental policy reconsidered: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4,38:545~554.

税前扣除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运用 篇9

《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国税发[2009]88号) 对资产损失税前扣除进行了明确, 即企业发生的损失, 减除责任人赔偿和保险赔款后的余额, 依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扣除。一年一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马上又要开始了, 企业要注意资产损失的扣除事项。

第一, 注意区分自行计算扣除范围还是需备案管理。企业实际发生的资产损失按税务管理方式可分为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和需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属于由企业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主要包括: (1) 企业在正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因销售、转让、变卖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存货发生的资产损失; (2) 企业各项存货发生的正常损耗; (3) 企业固定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报废清理的损失; (4) 企业生产性生物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死亡发生的资产损失; (5) 企业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证券交易场所、银行间市场买卖债券、股票、基金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等发生的损失; (6) 其他经国家税务总局确认不需经税务机关审批的其他资产损失。除此以外的资产损失, 属于需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因此, 企业在发生损失时, 首先要对照上述规定, 看实际所发生的损失究竟是属于可自行计算扣除范围还是需要报税务机关审批。如果属于自行计算扣除的应及时扣除, 避免延误时间;如果不在上述规定以内, 则要报税务机关审批后方可扣除。

第二, 注意损失报批的时间。 (1) 损失发生的年度与实际扣除的年度应一致。国税发[2009]88号规定, 企业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申请审批的, 经负责审批的税务机关同意后可适当延期申请。因此, 企业应于2011年2月15日前将需要报批税务机关的资产损失及时向税务机关进行申请, 损失发生的年度与实际扣除的年度应一致。如, 某企业2009年10月25日发生一起事故, 价值120余万元的设备发生爆炸, 该设备已计提折旧70万元, 企业实际发生固定资产损失50万元。对此项财产损失, 企业直到2010年6月才请有关单位对此损失进行鉴定和审核, 并报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和审批。这样, 企业的该项损失不能在2009年度所得税税前进行扣除, 而只能在2010年度扣除, 损失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2) 过期未申报扣除的损失处理。因各类原因导致资产损失未能在发生当年准确计算并按期扣除的, 经税务机关批准后, 可追补确认在损失发生的年度税前扣除, 并相应调整该资产损失发生年度的应纳所得税额。调整后计算的多缴税额, 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退税, 或者抵顶企业当期应纳税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以前年度未扣除资产损失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772号) 明确, 企业以前年度发生, 按当时企业所得税有关规定符合资产损失确认条件的损失, 在当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扣除的, 不能结转在以后年度扣除, 但可以追补确认在该项资产损失发生的年度扣除, 而不能改变该项资产损失发生的所属年度。所以, 企业对于当期的损失应早作处理, 属于自行计算扣除类应及时在当期申报时进行扣除, 属于税务机关审批类要尽早报批。

(3) 损失补偿收益可在以后进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9]57号) 明确, 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已扣除的资产损失, 在以后纳税年度全部或者部分收回时, 其收回部分应当作为收入计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据此, 纳税人在发生财产损失时, 可先按有关规定将损失进行税前扣除, 在实际收到补偿时再确认收入或所得计算缴纳所得税。假设某企业2010年11月购入材料70万元, 运输途中发生盗窃, 损失计30万元, 当地公安机关出具了相关证明, 但有关财产保险证明票据不知去向, 故未申请税前扣除。2011年7月, 公安机关破获该盗窃案, 企业保险票据也被发现, 获得保险公司20万元赔偿, 企业才申请扣除。如果企业及时申请扣除, 可在2010年少缴纳企业所得税7.5万元。

第三, 注意相关资料的报备及处理。 (1) 发生属于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 应按照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要求, 做好资产损失的确认工作, 并保留好有关资产会计核算资料和原始凭证及内部审批证明等证据, 以备税务机关日常检查。 (2) 按规定报税务机关审核的损失, 应提供能够证明资产损失确属已实际发生的合法证据, 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和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

第四, 其他注意事项。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应该是实际处置后产生的损失, 对于企业未实际处置的减值损失在财务上可以作为利润的减除项, 但在企业所得税前则是不能税前扣除的事项。权益法计算的股权投资损失不能在税前扣除。企业无法辨别事项应尽量减除自身责任。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 凡无法准确辨别是否属于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 可向税务机关提出审批申请。

(文/韩萍梁仁琼廖永红)

租赁合同提前终止未摊完装修费可税前扣除

甲公司于2007年初租用一个门店, 租赁期5年。为适应经营需要, 甲公司对门店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和装修, 费用是80万元, 会计与税务上均作长期待摊费用处理。2010年底, 因该门店面临拆迁而导致租赁合同提前终止, 长期待摊费用尚有余额16万元。对这项未摊销完的长期待摊费用余额如何处理, 甲公司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 未摊销完的装修费应作为资产损失在2010年底前做税前扣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9]57号) 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2009]88号) 均采取列举的形式, 对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审批、认定等事项进行了明确, 所列举的资产损失不包括长期待摊费用损失, 因此, 未摊销完的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不能作为资产损失在税前扣除, 而应在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限分期摊销, 即应在2011年底前做税前扣除。到底哪种意见更符合税法规定呢?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更符合税法规定, 即因租赁合同提前终止而未摊销完的装修费, 可以作为资产损失在2010年底前做税前扣除处理。理由如下:

首先, 未摊完的长期待摊费用余额, 税法规定可以作为资产损失处理。对于改变房屋或建筑物结构的装修费,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 应按照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限分期摊销。这种按支出受益期限确定的税前扣除方法, 体现了支出扣除与取得收入的相关性原则。那么, 如果合同提前终止, 未摊销完的装修费能否作为资产损失处理呢?根据财税[2009]57号文件和国税发[2009]88号文件所列举的资产损失, 其中并不包括长期待摊费用损失, 这是否就意味着未摊销完的长期待摊费用不能作为资产损失在税前扣除呢?同样未在上面两个文件列举范围的还有无形资产损失, 而在国家税务总局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的复函, 即《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有关涉税诉求问题的函》 (国税办函[2010]535号) 中明确, 只要发生的无形资产损失真实存在, 损失金额可以准确计量, 报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批、认定后, 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因此, 认为未摊销完的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不能作为资产损失在税前扣除,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恰当的。

其次, 税法未明确规定的事项, 可以暂按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计算。因租赁合同提前终止而未摊销完的装修费如何进行扣除, 目前税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2010]148号) 明确,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所得税时,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不明确的, 在没有明确规定之前, 暂按企业财务、会计规定计算。而会计上, 无论是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还是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 对租赁房屋的改良支出都作为资产处理。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根据《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 (财会[2003]10号) 规定, 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改良支出, 应单设“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科目核算, 并在剩余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 采用合理的方法单独计提折旧。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说明, 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发生的改良支出应在“长期待摊费用”科目核算。而无论是《企业会计制度》还是新《企业会计准则》, 对“资产”的定义都强调了“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当租赁合同提前解除, 已在“长期待摊费用”核算的装修费也将不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会计上当然不能再将其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 而应将其确认为企业当期的一项资产损失。税法对此事项没有明确规定, 根据国税函[2010]148号文件规定, 则可以参照会计上的规定处理。合同解除时, 即2010年纳税申报时将该项未摊销完的装修费余额作为当期资产损失在税前扣除。反之, 如果将其在2011年继续摊销, 则会被认为是与当期收入无关的支出而不被允许。这里还应注意, 根据国税发[2009]88号文件的精神, 企业实际发生的资产损失按税务管理方式可分为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和需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 而文件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可以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 尚未摊销的装修费不属于所列举的可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 因此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审批申请。

(文/赵新贵)

免税收入认定注意事项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在《税收优惠明细表》中均有体现。其中, 《税收优惠明细表》“免税收入”栏目下共有4项税收优惠: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其他。本文从税收优惠政策应用的角度出发, 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附表五) 列示的项目进行系列筹划, 通过典型案例揭示其税收风险控制点, 帮助纳税人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免税收入政策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企业的下列收入作为免税收入:国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上述规定中的免税收入进行了细化。其中, 国债利息收入是指企业持有国务院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 (二) 项和第 (三) 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 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122号) 规定, 非营利组织取得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除《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 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例]市区某物流公司是2008年底成立的内资企业, 2009年度主要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1) 当年取得公路运输收入800万元, 对外打字复印收入20万元, 门面房出租收入20万元。另取得国债利息收入10万元, 对境内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50万元。 (2) 全年营业成本450万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28.60万元, 发生销售费用50万元, 管理费用100万元 (准予列支80万元) , 财务费用40万元, 营业外支出中列支通过青少年基金发展会向农村义务教育捐款10万元, 税收罚款8万元, 滞纳金2万元。 (3) 经审核, 公司当年利润总额211.40万元。允许税前扣除的销售费用50万元, 管理费用80万元, 财务费用40万元, 营业外支出10万元。

根据上述资料, 计算该公司2009年度应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分析: (1) 公司2009年的销售 (营业) 收入=800 (提供劳务) +20 (其他业务收入) +20 (其他业务收入) +10 (免税收入) +50 (免税收入) =900 (万元) ; (2) 公司当年应纳税所得额=900 (收入总额) - (10+50) (免税收入) -450 (成本) -28.60 (税金) -50 (销售费用) -80 (管理费用) -40 (财务费用) -10 (营业外支出) =181.40 (万元) ; (3) 应纳企业所得税=181.40×25%=45.35 (万元) 。

从上述该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计算过程来看, 一方面, “免税收入”作为收入总额的组成部分, 构成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计提基数;另一方面, 对国债利息收入,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等“免税收入”, 直接作为企业当年收入总额的减除项目予以税前扣除, 体现了“免税收入”全额免征的立法精神。

申报注意事项

将“免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减计收入”、“减、免税项目所得”、“加计扣除”和“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等直接作为纳税调减项目, 在“纳税调整后所得”之前扣除。并且, 相关调整的数据通过《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附表五) 填列反映, 最终汇集到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中。这样, 无论企业是否盈利, 这些项目都可以在当年税前扣除, 直接减少所得额或增加当年的亏损额。

税收风险提示

提示一:税法所称国债利息收入, 不包括持有外国政府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 也不包括持有企业发行的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 仅限于持有中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 即国务院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

提示二: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 意味着当投资企业的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或被投资企业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时, 对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不需再补征企业所得税, 即国家放弃了部分税收收入, 这可能引发投资企业向享受低税率或定期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增加投资, 并通过转让定价等方式向被投资企业转移利润, 从而达到规避纳税的目的, 影响国家的税收利益。因此, 对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需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 仅限于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既排除了居民企业之间的非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权益性收益, 又排除了居民企业对非居民企业的权益性投资收益。第二, 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而取得的权益性投资收益。连续持有被投资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投资, 具有较大的投机成分, 因而不在优惠范围之内。

提示三:税法所称符合条件的能够享受免税优惠的非营利组织, 必须是在成立时依法履行了有关登记手续的组织;必须是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的组织;非营利组织在财产运用、归属、处置等几个方面必须符合规定要求, 才能够享受免税优惠, 否则不予免税。同时, 对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则要征税。

提示四:免税收入和不征税收入有区别。免税收入是纳税人应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是国家为了实现某些经济和社会目标, 在特定时期或对特定项目取得的经济利益给予的税收优惠照顾, 而在一定时期又有可能恢复征税的收入范围。而不征税收入不属于营利性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 是专门从事特定目的的收入, 这些收入从企业所得税原理上讲, 应永久不列为征税范围的收入范畴。如政府预算拨款, 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

(文/缪为民吴清亮)

分支机构享受低税率如何汇总纳税

案例:甲公司设有A、B、C三个分支机构, 其中A在西部地区从事国家鼓励产业享受15%的税率, 甲公司和B、C都是25%的税率。2010年第一季度, 三个分支机构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5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2008]28号) 规定, 总机构统一计算的当期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50%由总机构预缴, 50%在各分支机构间分摊预缴, 各分支机构再依据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及相应权重, 计算分摊比例。A、B、C三个分支机构按规定计算出的分摊比例分别为20%、30%、50%。甲公司的汇总纳税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划分各机构应纳税所得额: (1) 总机构500万元 (1000×50%) ; (2) A机构100万元 (1000×50%×20%) ; (3) B机构150万元 (1000×50%×30%) ; (4) C机构250万元 (1000×50%×50%) 。

2、按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所在地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1) 总机构125万元 (500×25%) ; (2) A机构15万元 (100×15%) ; (3) B机构37.5万元 (150×25%) ; (4) C机构62.5万元 (250×25%) 。

甲公司预缴所得税总额为240万元。

甲公司上述计算的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应分摊的所得税额对不对呢?

对于总分支机构适用税率不一致时如何进行汇总纳税, 《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暂行办法》 (财预[2008]10号) 规定的处理原则是“分别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 分别适用税率缴纳”。此后, 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又作了进一步明确, 即先由总机构统一计算全部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按文件规定的比例和各分支机构三个因素及其权重, 计算划分不同税率地区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 再分别按总机构和分支机构所在地的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甲公司的计算虽以该文件为依据, 但根据此后相关文件的进一步解释, 还要看甲公司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因为, 内外资企业的汇总纳税的方法和结果是有区别的。

如果甲公司为内资企业。根据《关于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221号) , 总分支机构适用不同税率时, 根据国税发[2008]28号文件计算的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应纳税额, 并不是各自应就地预缴税额, 而应该将计算出的各机构应纳税额加总后, 再按照规定的比例和各分支机构三个因素及其权重, 向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分摊就地预缴的企业所得税额。

如此, 甲公司在汇总纳税时就应以国税发[2008]28号文件规定的比例和三个因素及其权重为依据, 进行两次分配。首先对全部应纳税所得额进行分配, 以得出企业应纳税总额;然后对应纳税总额进行分配, 以确定各分支机构就地预缴的企业所得税额。那么甲公司的上述处理就只完成了第一步, 即计算出了企业应纳税总额为240万元, 接下来还应继续对应纳税总额进行分配, 以确定总分支机构就地预缴的所得税额: (1) 总机构:240×50%=120 (万元) ; (2) A机构:240×50%×20%=24 (万元) ; (3) B机构:240×50%×30%=36 (万元) ; (4) C机构:240×50%×50%=60 (万元) 。

这种计算方法既可防止企业将利润由高税率地区向低税率地区转移, 也有利于均衡各地税收利益。

如果甲公司为外资企业。新税法实施前, 外资企业以法人作为纳税主体, 但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适用所得税税率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7]49号) , 外资企业设在我国境内的从事产品生产、商品贸易、服务等业务的分支机构, 其生产经营所得应适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同类业务企业适用的税率, 由总机构汇总缴纳所得税。如果A是在2007年3月16日之前设立的且依据原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优惠规定已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同时符合《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所列政策条件的,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69号) , A可以单独享受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优惠过渡期结束后, 再统一依照国税发[2008]28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归属关系浅析 篇10

信贷政策是国家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中占有重要位置。信贷政策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概念与定义, 一般来说, 即指通过控制国家年度信贷总量、明确信贷导向、调节信贷成本等手段来达到宏观调控目的。具体而言, 就是国家行政管理当局依据年度经济形势, 确定经济发展目标, 据此明确需配套支持的信贷总量;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需要, 对各行业和地区实施差别信贷待遇;通过调节信贷获取成本, 达到有保有压, 合理调控的目的;把握信贷投放节奏, 以支持和保障经济平稳发展, 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降低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总之, 信贷政策对于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间接融资的国家来说, 信贷政策对于达成宏观调控目标更是意义重大。

二、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

一般来说,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主要是四个, 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及国际收支平衡。通过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 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 平衡实现四大目标。实际上, 信贷政策对于实现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通过控制信贷投放总量, 可以有效控制总需求, 进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 防止出现需求急剧膨胀带来的物价水平上升。根据国家不同产业劳动力吸纳程度不同, 可以通过信贷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 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并可根据国家产业发展规划, 通过信贷支持劳动力的培训, 例如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等, 实现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 帮助劳动力实现就业岗位转换, 增强劳动力的就业适应性, 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是我国当前发展的首要目标, 尤其是中国主要依赖间接融资, 信贷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持不可或缺。我国是外贸主导型国家, 进出口行业大量需要配套贷款支持, 而在当前经济转型阶段, 通过实施差别信贷政策, 有助于减少两高一低行业出口, 逐步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并通过国家信贷扶持, 增加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可见, 信贷政策对于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直接且明显的作用。

三、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看

一般来说,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市场化发育程度各异, 央行的治理和调控能力也有区别等因素, 对于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没有统一的定论。大致可以归纳为货币供应总量、银行信贷规模、长期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率。实际上, 信贷政策与以上经济变量高度相关, 通过实施信贷政策, 可以有效地辅助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总量无论从哪个层级来说, 都可大致归纳为现金加流动性不同的存款。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 企业资金结算高度依赖银行, 流动资金、长期资金大多需要信贷支持, 并通过信贷的投放转化为存款, 进而构成货币总供给。银行信贷规模是信贷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控制信贷规模总量是信贷政策的首要目标。长期利率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 市场上资金的稀缺程度是重要决定因素, 而信贷是资金供给的主要渠道, 信贷政策的导向对于长期利率水平具有重要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 但无论是总供给的持续收缩还是总需求的迅猛扩张导致, 都可以通过信贷政策的区别对待对症下药以治理通胀。对于总供给的衰退, 可通过信贷扶持加以扩张;对于总需求的扩张, 可通过信贷回收来加以遏制。总之, 信贷政策对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现有重大影响, 充分合理使用信贷政策, 有助于保证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达成。

四、从总量效应和结构调整来看

货币政策的工具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体制下也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包括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及窗口指导。在我国一般还包括再贷款和利率调整。

总体上来说, 货币政策工具都是总量调控工具, 是在社会资金总供给方面进行调节以调控社会信用总量, 搭配使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资金供给仅是起到总量调节的作用。无论是扩张性抑或是收缩性货币政策都是针对调控对象资金总量而言的。由于调控客体自身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负债规模、收入结构差异等因素不同, 其在落实和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时不可避免带有很大差异。而中国地域广阔, 各地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总量调控在控制通货膨胀, 保持国家总体经济平稳发展方面作用明显。但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落实国家产业发展规划方面, 信贷政策作用不可或缺。只有通过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政策, 有所针对地扶持或限制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 才能同时实现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因此, 信贷政策从作用上来说, 与货币政策有着互补且优化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作用, 根据货币政策调控方向, 搭配使用信贷政策工具, 既可保证总量调控, 又能有效做好结构调整。

五、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看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理论上有许多流派, 归纳和分析的模式各有不同, 从主流和经典的凯恩斯理论来看, 货币政策传导是通过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影响利率水平, 进而对资本边际收益产生影响, 又作用于投资, 而投资是总需求的重要部分, 最终影响到国民收入。也就是说这一传导链条的关键环节就在于调控利率水平, 进而控制投资规模。

众所周知, 中国尚处于市场发育不成熟, 市场体系不健全的初级阶段, 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 受诸多因素影响, 极易发生传导不畅通的情况。一是金融机构的行政依赖性较强, 对市场条件变化不敏感, 在信用收缩的情况下, 资金成本上升有限, 再受到放贷高度向政府背景项目和国企项目倾斜影响, 市场利率难以随之变动。二是利率尚未市场化, 存款类金融机构负债最大来源就是居民和企业存款, 由于利率受到单向管制, 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锁定, 且国家一直执行对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 法定存贷款利差较大, 为金融机构预留足够的利润空间, 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节对金融机构利润影响相对有限, 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来随之调节市场信贷利率。三是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关系不显著。中国现行体制下, 投资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 投资项目的政治性较强, 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相关财政作担保和支持, 对此类项目, 银行趋之若鹜, 议价能力较弱, 利率上浮空间非常有限, 即便利率并不低, 但受制于项目完工工期等因素考虑, 投资方对融资成本并不会作太多考虑, 因此利率对投资难以产生实质影响。因此, 中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必须依靠信贷政策为辅助。通过信贷总量控制、方向调节和利率浮动, 可以直接对投资产生作用, 进而有效影响国民收入。

六、从货币政策时滞效应和应对危机的角度来看

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 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搭配的问题, 当货币政策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 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货币政策又需要立即转向, 极易造成货币政策被动, 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而信贷政策具有直接、快捷的政策效用, 降低了货币政策时滞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应对金融危机的角度而言, 信贷政策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金融危机具有发生突然, 波及面广, 破坏力强的特点, 如不能及时有针对性地调节宏观经济政策, 就会贻误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 而信贷政策直接作用于信贷规模, 传导速度快, 有助于及时扭转经济态势, 可以立竿见影, 有效应对危机, 可见信贷政策可以对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起到有效的补充矫正作用。

七、信贷政策与微观监管政策的区别

此外, 信贷政策属于货币政策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信贷政策与监管政策有着重要区别。一是从政策层次上来说, 信贷政策是总量调控工具, 着眼于控制信贷投放总量及优化信贷行业与地域布局, 并不细化到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规范;而金融监管政策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合规性监管, 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模式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因此其政策层次并不等同。二是从经济发展导向来看, 信贷政策并不具体规定每家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规模与方向, 只是从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角度对金融机构整体实施的政策, 而金融监管政策由于一般包括高管任职资格审核和市场准入等关键监管措施, 其监管手段是面向金融机构个体的, 如与信贷政策同步实施, 极易产生行政干预作用, 对金融机构自主经营行为形成干扰, 与市场经济取向相悖。三是信贷政策具有相机抉择的特点, 应与经济形势变化相适应, 而金融监管政策主要目的在于防范金融机构违规经营, 肆意践踏市场规则, 恶性竞争加剧市场风险, 因此其主要意图在于规范金融机构行为模式和业务取向。且一般均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制定发布, 具有相对固定性, 不可能朝令夕改, 从而导致金融机构无所适从。因此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方式与信贷政策具有内在的冲突与不可兼容性。

收费政策 篇11

摘 要：今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又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我国出生率的增加，人口结构的优化，减缓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在政策执行中，可能存在大多数家庭不愿响应国家二胎的号召，其原因是孩子抚养成本的增加，而赡养老人的压力过重，当年的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独生子女恰巧是如今的适育夫妇。所以，双重压力使适育夫妇不愿生二胎，这对此项政策的效果产生影响。本文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对适育夫妇不愿生二胎的原因进行探析，提出“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政策建议，旨在使“全面二孩”政策达到应有的政策效果。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政策调整；配套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2-145-2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根据我国实际国情进行渐进的政策调整。我国因解决紧张的人口压力问题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号召中国家庭“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12月4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了新宪法，规定国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义务。由此，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大量出现。当时，超过10亿人口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计划生育政策也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2 适育夫妇不愿生二胎的原因探析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施30多年在抑制人口快速增长方面取得显著的效果，没有因过于膨胀的人口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显示，截止到2014年年末我国总人口数量为13.68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5.21‰。由此可见，我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属于“少子化”的国家，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同时，我国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达到了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新标准的临界值，开始引起国家重视。人口老龄化加剧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且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由此，我国今年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通过调控人口出生率调整我国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究竟抚养孩子的成本有多高使适龄生育夫妇放弃了生二胎？主要是源于以下6个方面：

2.1 孩子教育费用高昂

如今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家长最为关心的，因国家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暂且不将九年义务教育列入考虑范畴，单单是孩子的学前教育就十分令家长困扰。学前教育的优质资源稀缺，虽然有足够的学前教育学校，但是师资力量较强的学前教育紧缺，加上家长都想为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强烈需求，优质学前教育十分昂贵，这成为渴望要二胎的父母最为担心的。

2.2 家庭生活成本增加

孩子出生不仅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精力，也需要资金的付出，如奶粉、尿布、衣服等儿童用品。奶粉的质量令家长堪忧，购买国外奶粉成为多数家长的解决办法，进口奶粉需要付税款，价格较国内奶粉高出很多，成为家庭一笔不小的花销。儿童用品需要较高的品质才能保证质量安全，所以儿童用品价格较成人用品高出许多，许多想要二胎的父母不得不将此作为考虑因素。

2.3 赡养老人的压力大

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多为一对夫妇上有四个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个独生子女需要抚养，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成长到现在当年的独生子女正是现在二胎的适育夫妇，他们无兄弟姐妹帮助抚养老人，同时又要抚养孩子，虽然今年开放了二胎政策，但是对于经济状况不是十分宽裕的家庭，是不敢也没有经济能力再抚养一个孩子的。

2.4 住房问题

学区房是一个令父母十分头疼的问题，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都辛辛苦苦赚钱买学区房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如果生二胎便要考虑此问题，因为幼儿逐渐增多，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难以获得，学区房因为较多的需求而价格上涨，令许多夫妇负担不起。而且，生二胎增加了家庭人口数量，需要更大的住房面积，中国的住房问题本来就十分困扰年轻的夫妇，如今生二胎大大加重适育夫妇的负担，使想要二胎的夫妇心有余而力不足。

2.5 准生证的不易办理

为了确保孩子合法出生，中国夫妇仍然需要得到政府发放的“计划生育服务证”，根据程序要求，准父母需要到居委会、计划生育部门以及他们法定家乡的其他机构盖上十几个章，才能拿到准生证。所以，准生证的不易获取，也成为影响适育夫妇是否要二胎的一项考虑因素。

2.6 交通工具的不便

新生儿的出生虽然令一个家庭喜悦，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困扰，如出行的交通工具需要家长慎重选择。虽然私家车在中国家庭的拥有率持续上升，但是较多家庭还是负担不起私家车的。这时便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我国人口总量多，城市提供的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对于大多数考虑要二胎的适育夫妇的出行带来了困扰。

3 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我国将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是为帮助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如今，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政策又进行调整的目的是帮助遏制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但是，如果只是出台“全面二胎”政策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结构不均衡的问题，因为赡养老人和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便压在了一对独生子女夫妇上。所以，国家应出台相应配套政策进行支持和帮助适育二胎的夫妇。对国家继“全面二孩”政策后出台相应配套政策的问题，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3.1 出台相应教育政策

当今的国家财政为了经济的发展，只有较少比重的财政资金用于教育，虽然教育的投资回报更高，但是具有滞后性，需要一定的时期后才能显现于经济发展上。并且，“全面二孩”政策需要学前教育的政策支持，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学前教育的发展，使我国的大多数学前教育达到优质水平，使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保证受教育公平。

3.2 保障食品药品的质量安全

如今，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甚至出现大陆居民到香港地区抢购奶粉的事件出现。这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食品的质量不合格，易引发就医的患者增多，会增加医院的就诊人数，从而引发医院的就医资源紧缺，降低医院的服务质量，并大大增加家庭的就医成本；药品的质量不达标，从而拖延患者及时医治，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儿童的疫苗出现安全问题，可能对孩子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所以，国家应加大食品药品的监管力度、惩罚力度，使得从根本上减少适育二胎夫妇的担忧。

3.3 加大医疗保险的力度

在中国，一场重病可能会使原本小康的家庭变得贫困。所以，使老人的医疗问题得到保障，便减少了一个家庭生二胎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加强药品的监管力度，使药品价格趋于合理，使需要赡养老人的适育夫妇减轻压力，有经济实力抚养两个孩子。

3.4 提供住房补助

国家不能较多的干预房价，市场应该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可以为生二胎家庭提供住房补助，使生二胎的家庭减少此方面的顾虑，并且可以减轻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住房压力。

3.5 简化办理准生证的程序

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亟待提高，因为较为烦琐的行政程序，大大拉长了办理证件的时间，使得人们不能及时解决问题，政府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因此提高行政效率，为人民服务，简化办理证件的程序，是人们的迫切需求。

3.6 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人均公共物品占有量十分少，需要引起政府的重视，公共物品和服务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求，决定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2020年实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参 考 文 献

[1] 风笑天，王晓焘.从独生子女家庭走向后独生子女家庭——“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2）：47-53.

[2] 陈友华.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人口趋势[J].学海，2016（1）：62-66.

论土地政策与房地产政策博弈 篇12

1.1 近年房地产政策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情况越来越热, 房价过快上涨, 出现了有很多闲置的房子卖不出去, 而老百姓又买不起房子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 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2005年3月5日, 当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语气平和但坚定地宣布:2005年物价工作的重点之一是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从此, 拉开了调控房价的序幕。

3月27日, 国务院办公厅给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一份关于控制房价的电报, 提出了八条建议, 史称“老国八条”。

又过了一个月, 4月27日,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讨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问题。随后出台了七部委的文件 (简称“国八条”) 。“国八条”是一个纲领性文件, 之后, 各部门根据该文件的要求制订了具体的实施细则, 在5月份之后, 这些政策措施逐步得到落实。

总之, 2005年的房地产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政策。

2006年, 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出台政策最多的一年, 先有国六条, 然后有国六条细则, 以及土地出让金转让制度、土地监察制度、限制外资准入、二手房交易个税征收、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等文件。尽管每一项政策都十分温和, 但是已经显示了中央政府调整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1.2 土地政策工具

实行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制”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税费政策成为2007年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房价高位运行、“且调且涨”的背景下, 2007年房地产税费调控的大幕开启。

2007年1月1日起,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在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平均提高2倍, 其中交纳税费最高的大城市土地使用税, 每平方米年税额由以前的0.5元至10元调整为1.5元至30元。同时, 新批准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1倍的政策也正式实施。自此, 土地增值税清算、土地使用税和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提高, 三者构成了土地环节的“一费二税”上调政策。2007年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调控正式启幕。

房地产研究专家顾海波指出, 联系到以往一系列税费政策对房价影响甚小甚至反向影响的事实, 人们不能不担心税负被转嫁到消费终端。税务总局规定, 对于无房屋原值凭证、不能计算应纳税额的, 税务机关可按住房转让收入的1%至3%核定征税。结果, 地方在操作中, 所得税基本都按1%或2%的税率征收, 离20%的法定征收税率相去甚远。核定征收的本意是不给逃税者可乘之机, 地方在具体“落实”中, 恰恰将其变成了“合理避税”的对策。

“这不能不引起重视。”顾海波说, “税收调控能否起到预期效果, 关键还是执行。”

自2004年以来,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 这些政策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 旨在通过对土地市场的监管力度, 从源头上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供给, 防止土地的盲目开发以及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下面我们对重要的土地政策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现实经济形势表明, 正确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对制止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产生了釜底抽薪的效应, 是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凸显成效的关键因素所在。

2 利用土地政策宏观调控房地产

房地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因此国家宏观调控应该包括促进房地产业稳步、健康发展的目标, 所以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工具。从我国多年发展实践来看, 房地产业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土地市场的失衡, 另外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的经济过热与低成本土地供给密不可分, 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已是势在必行。

利用土地供应政策进行宏观调控, 其实质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通过对全国或本辖区内土地资源的供应总量和结构的干预, 对一定范围内宏观经济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的过程。

2.1 土地政策对房地产宏观调控作用

2004年始, 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力整顿土地市场, 国家颁布的土地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杜绝协议出让土地、彻查开发区与大型项目、完善各项土地制度。土地政策作为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各地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土地政策, 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2004年6月颁布《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 (即上海市25号令) , 明确土地储备是政府行为, 并于同年8月1日实施。这是政府将加强土地市场管理、预备大力征购或回收土地的明确信号, 大量征购、收回土地资源成为政府的既定目标。土地政策 (尤其是有关土地储备的政策) 的宏观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1 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力度

通过土地的征购、收回、储备和有计划地投入市场, 既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 也保证城市规划的有效实施。作为城市运营发展的最大资源, 土地极为宝贵, 因此, 土地资源应该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出台储备办法就是要增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力度。

2.1.2 完善土地供应方式

将现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毛地出让”转变为“熟地出让”, 增加土地成本的透明度。土地成本的透明度对购房者来说十分重要, 从中可以非常清晰地估算一块土地上商品房的建设成本, 从而评估房价是否合理。

2.1.3 平衡政府对土地的收入和增值收益

从城市有效运营的角度讲, 地方政府出台土地政策, 将有利于地方集中土地办大事, 做大规模的规划。

2.2 土地市场治理的绩效

我国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对制止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产生了积极效应, 促进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1999-2003年, 我国购置土的面积和开发土地面积的差额逐年增大, 1999年土地开发面积为购置土地面积的77.9%, 到2003年这一指标降至62.1%, 房地产业“圈地”成风。

2004年4月底, 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 要求各省集中半年左右时间, 继续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

土地市场的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效, 土地开发面积增幅回落, 2004年全年购置土地面积3.98亿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5.4%, 增幅比上年下降14.8个百分点。2005年全国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比2004年减少4%, 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总量比上年减少了20.2%。“2006年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要点”中强调, 今年在土地供应上, 要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继续从严控制农用地转用。今年还将根据居住用地价格变化状况, 调控土地供应。加大对中小户型、中低价位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的土地供应, 严格控制低密度高档住宅土地供应, 继续停止别墅类用地供应。

此前,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土地新政提高了土地成本, 短期内将造成房价上涨。但甘藏春对此表示, 建设用地取得成本的变动不会给房价带来影响。他说, 从目前大中城市的具体情况来看, 房价主要是由需求拉动的, 而土地成本在房价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因此政策出台后, 用地成本可能有所提高, 但只要市场供求关系不变的话, 房价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甘藏春说,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多种政策体系的有机结合体, 必须将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政策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地遏制固定资产过度增长的趋势, 所以不能把所有宏观调控的重任都寄托在土地政策上。

“除了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外, 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 甘藏春说, 我国一直在用低成本的土地资源进行招商引资, 造成了产业布局雷同。对此, 今后土地供应政策将确定不同的主体功能区。

3 房地产政策展望

3.1 调控的重点由房地产的投资规模转向房地产价格

2003年以后, 我国宏观经济指标中, 投资率和投资增长速度都偏高。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放在调控投资规模上,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是控制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 一个是土地闸门。但调控的结果并不理想, 控制土地的结果是地价不断上涨, 刺激了房价的不断上涨。房价的不断上涨必然使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增加, 而暴利的存在就会冲破任何行政和法律的约束。事实表明, 2003年之后, 大量的资金通过非银行的渠道进入房地产行业, 企图通过控制土地和信贷的方式调控房地产很难取得成功。因此, 今年对房地产宏观调控从投资规模转向了控制房地产价格的做法是及时而正确的。

3.2 要加大加快适用房建设

我国1998年以前的住房制度属于高度福利化的住宅制度, 1998年出台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把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住房分配制度。由于国家财政的压力, 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在此过程中, 政府为了解决低收人人口的住房问题, 也实施了相应的住房保障制度, 如采取了实物配租、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等政策。但我们更多地将这些政策作为暂时的过渡性措施来对待, 没有对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给予应有的重视。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规定, 每个地区每年都应有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 但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 经济适用房一路衰退, 1996年全国经济适用房的比重是16.6%, 到2001年降为11.3%, 2003年锐减至6.1%, 2004年则不到5%。因此, 经济适用房政策在我国当前的住房制度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目众多的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问题。

3.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鼓励地方政府兴建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 并非“新八条”或者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细则就能一蹴而就, 真正理顺“市场”与“管制”,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形成一套关于住房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根本之举。获得适当的住房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实现“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对公众最起码的承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 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将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因此政府必须干预市场, 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一些国家把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英国《住宅法》, 日本《公营住宅法》等, 这些都是通过立法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先例, 只有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新八条”这个房产新政的创新才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之举。

参考文献

[1]姜爱林.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J].中州学刊, 2003, (3) :77-82.

[2]范恒山.关于中国土地政策改革的思考[J].理论视野, 2006, (4) :11-12.

[3]刘维新.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回顾与展望[J].城市开发, 2006, (7) :6-8.

[4]范志勇.中国房地产政策回顾与探析[J].学术交流, 2008, (8) :6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