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传播的魅力

书籍传播的魅力（共4篇）

书籍传播的魅力 篇1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历史财富。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研究书籍制度的演变尤为重要。不同时期的文化需要、科技水平决定了不同时期书籍的材料和形式的不同,使我国的书籍制度形成了三大阶段,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

一、简牍制度时期

(一)简的起源和历史

1. 简的形制。

简,多以竹木为原料,在干燥少竹之地也有木材等代替,偶有玉石为材,不晚于商代出现至公元四五世纪的魏晋时期基本消失,前后至少一千年。制简时需将竹劈成竹片,刮削成狭长条,再烘干水分。将若干根简用韦即熟皮条或各色丝绳、麻线编连成“册”,即策。多遵循“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

2. 版牍的形制。

版牍常用木板所制,制作起来较之更为方便。每块版牍面积比单个简要大,可以容纳更多文字,也多是单块使用,作为短篇文书信件的载体。

(二)简牍制度对文化的影响

1. 简牍制与百家争鸣。

商周时期,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大多数平民依旧过着刀耕火种的农耕生活,学习文字并进行创作是不可及的事情。春秋后期,孔子以个人身份开设私学,打破官府垄断。到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可以说没有简牍的出现与大面积使用,这些宝贵的思想就无法形成,即使形成也无法正确无误并且长久地流传至今。

2. 简牍制对其后世影响。

简牍制度不仅在文化传播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后世书籍形成,文章内容方面也有极大影响。(1)影响书籍形成。首先,篇名单独写在第一根简正面,正文从第二根简开始写,后来成为书籍通用格式。其次,在第一根简背面写篇名,便于卷后查阅,与今天的书脊功能相似。再者,简册留几根空白简,保护简文免受磨损,这种形式发展为后代的护页纸。(2)影响书写方式。简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汉字的书写方式,由于简是一个竖长条,书写时需由上至下。加之右手习惯书写,左手负责展简,逐渐形成了右往左书写的书写方式,此保留逾千年直至近代。

二、卷轴制度

卷轴制度分为帛书和纸卷两种形式。

(一)帛书的起源和历史

1. 帛的历史背景。

简册笨重,且因编绳散断,易错简、脱简,自身有不少缺陷。相比之下,轻便易于裁剪、吸墨性强且质地柔韧的帛、绢等丝绢品便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但也由于其价格昂贵,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占据一个独立使用阶段。直到唐代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丝绢品才不用作书写材料,但直至今日仍用于书法成绘画。诗句“云中谁寄锦书来”,足见帛书在人们心中神圣高洁的地位。

2. 帛书的形制。

因为帛易于裁剪,帛书的长宽大小并没有过多限制,书写格式也多仿照简册。为使书写整齐,人们用朱笔或墨笔画上或织出了界栏,用卷轴进行装帧,随帛书内容重要程度,卷轴的装饰的尊奢程度也不同。

(二)纸的发明与使用

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就用麻等植物纤维造纸,到了东汉,宦官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此时纸才真正的用作书写材料。当时的纸多以纸卷方式存放,书写时也和帛简相似,古人为避免虫蛀,加入黄檗汁染色。

纸卷前多用包首,亦今天的书皮,硬纸或绢帛之类,再用一根带子进行束扎。和今天许多书籍,尤其是精装书更为相似。后来人们觉得纸轴展开过长,便采用经折装,折叠后的长方形如同一片片树叶,所以称为叶,后也写作页,这也就是第三种册页制度的雏形。

(三)卷轴制度对文化的影响

用卷轴制度制作书籍,较简牍制有着极大的飞跃,其影响在今天也丝毫未减。当今人们书法绘画或珍藏某些文书时仍喜欢用卷轴进行装裱。

三、册页制度

(一)册页制度的诞生

册页制和卷轴制所使用的材料都是纸,两者只是装订方式不同。卷轴制书籍阅读要边读边卷,查阅麻烦,折叠制成的经折装、旋风装折叠处也容易折裂,形成散页。后来,人们将散页逐页装订,就是最初的册页制度。

册页制度分为散页装,蝴蝶装,到明朝中叶,最终发展为线装书,在由隋唐至明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书籍存放也由平放改为加上书套后的立放,更加方便取用放还。

(二)册页制度对文化传播创造的贡献

1. 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

大约隋唐时期,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由于雕版印刷错一字而废全版,雕刻起来费时费力,如何快速、廉价地印刷书籍成了那个时期书商们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宋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元代人《农书》作者王祯,设计了排字轮盘,提高了拣字效率,促进了册页制度的发展。

2. 印刷书籍在王权与市场作用下对文化的影响。

书写材料与印刷形式决定了文化传播的难易,而王权与市场又主导着书籍数量的变迁。科举制出现造就文余,闲杂书籍也相应而生,托举着民间书业。文化传播的方式与文化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最后在王权和市场的催化下日益成熟。

四、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影响

我国书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发展阶段,它对保存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起着十分深刻的作用。

由于书籍制度的发展,印刷越来越容易,范围越来越广,内涵越来越深。从古至今科举制、宋明理学,诗文小说等优秀成果共同融汇成了炫目多彩的中华文明。

中国的书籍制度促进了世界文明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没有中国的书籍制度就没有西方的文官制度,近代科学的发展,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更没有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知要延迟多少年。这种使得学术方面全部面貌情况改变的书籍制度和印装方式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形成、传播与交流创造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书籍传播的魅力 篇2

一、这年新闻传播类书籍的一个亮点，是出版了一批古典和经典的传播学译著。例如，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这年出版了8本，都是由著名传播学研究者潘忠党精选的当代传播学经典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有3本属于古典传播学名著，也给人以学术上的启示。此前我国已经出版了超过100本的传播学译著，但是其中多数是教材，真正学术性质的经典著作不多，因而给人一种误解，似乎那些教材就是“传播学研究”。现在集中出版的这一批著作，使人感受到传播学的另一面，即较为深厚的学术研究的图景。无论是从广阔的历史角度研究传播和传媒现象的英尼斯（何道宽先生译为“伊尼斯”），还是从细微角度分析新闻话语和电视剧传播效果的梵迪克、利贝斯，还有关于传播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彼得森的著作、关于传媒技术生态影响社会的阿什德的著作，都给我们展现了传播学研究的新图景。下面是关于这批书的7篇简要书评和3则书介。

深刻地理解新闻

――读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

（华夏出版社205月版，译者曾庆香）

“新闻”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无论它是作为一种信息形态，还是作为一种文本。任何文本最终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人类的语言现象可以划分为两个维面：语言和言语（话语），语言是抽象的、系统的一种表达规则，一旦运用某种语言系统在具体的语境中的说话或写作，形成的口语或文本，即是“话语”。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便是我们一般化理解的“新闻”，而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口语或文字作品即“新闻话语”，它的特点与众不同，是一种再现事实的话语。它在形态上是物质的报纸或电子传媒的一种文本，在观念上则是一定语境的体现。

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被视为传播学的经典之一。该书把新闻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因而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与新闻的研究结合了起来，提供了深化新闻研究一种视角。话语分析存在两个层次：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前者对新闻话语的结构进行描述，后者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记者的认知、新闻话语如何再现事实的过程、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的观点属于批判学派的温和派，通过新闻话语分析，他认为：“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的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不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包括政治意义，但更侧重文化传统。

在作者的论证下，看似平常的新闻话语具有了规律性的总体意义（宏观结构），包括一系列的常规叙事类型、叙事等级和顺序规则、隐含的叙事模式，以及将隐含叙事变成真实叙事的转换规则。在微观结构方面，从确定命题到保持内部的一致性、句法、词序、措辞风格、修辞等等，各种非常具体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感受到（甚至新闻作品的当事人也没有意识到）这种话语深层的“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其他的目标、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等等，会被用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

该书对新闻话语的考察是从源文本和对源文本的加工过程开始的，从而能够准确地论述制度（机构）控制、经济利益控制、专业活动组织、日常新闻工作程序和新闻价值体系如何对新闻话语产生影响。在观念性的认知方面，该书涉及五个重要的控制记者职业活动的认知因素：1.记者对事件的主观认知模式（表现在对输入文本的关于事件的解释）。2.记者对源文本可信度和权威性的认知模式。3.新闻文本制作的目标和规划，包括所确定的新闻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4.接受者的认知模式对记者的影响。5.制作语境的认知模式，包括日常的工作程序、时限和工作互动。

书籍传播的魅力 篇3

项目执行>万博宣伟公关顾问

项目背景:

茱莉亚学院成立于1905年, 是表演艺术教育的世界领导者。近年来, 随着茱莉亚学院全球战略的推进, 中国市场成为重中之重。在中国, 茱莉亚学院一方面部署成立天津茱莉亚学院, 提升其在亚洲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茱莉亚互动艺术, 开发针对大众消费者的教育应用程序, 拓展其优质艺术教育资源的影响力和辐射圈。在这一关键时期,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将茱莉亚学院作为其访美的重要一站, 更为茱莉亚学院的传播背景增添了政治外交色彩, 将其提升到中美文化交流的层面。

如何以“第一夫人访问茱莉亚学院”和“天津茱莉亚学院成立”为契机, 讲述茱莉亚学院的中国故事, 提升茱莉亚学院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度和关注度, 最大化在国内国际媒体曝光, 强化茱莉亚学院作为全球表演艺术教育领导者的形象, 成为茱莉亚学院和万博宣伟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

项目调研:

在项目调研阶段, 万博宣伟成立项目小组, 通过问卷调查、行业报告分析对中国艺术教育市场进行调研, 撰写中国艺术教育市场调研报告, 并安排项目负责人前往纽约, 与茱莉亚学院全球传播负责人、万博宣伟纽约、伦敦办公室负责茱莉亚学院海外传播的同事开展“项目制高点工作坊” (incite Workshop) , 统一茱莉亚学院在全球的传播策略——分阶段整合传统公关和数字营销的全平台360度传播。

项目策划:

·借势第一夫人效应, 引爆国内外重点政府媒体, 制造热点话题, 实现中外媒体互相渗透:实时播报第一夫人现场参观情况, 利用视频、图片文字传播吸引关注度;

·强调中国元素, 多角度定制故事线:邀请茱莉亚学院知名华人校友参加活动, 借助校友的影响力和关系网扩大关键信息和内容的传播效果;

·教育艺术双管齐下, 最大化在国内外媒体曝光:从教育、艺术的角度制造话题, 引发最大限度的媒体曝光效果;

·联手第三方账号, 引爆病毒式传播:与知名微信大号产生积极互动, 推动话题在社交平台的传播。

项目执行:

第一阶段:项目传播高峰——借势“第一夫人效应”传播

万博宣伟北京团队与纽约、伦敦团队紧密合作, 在茱莉亚学院纽约校区举办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女士的见证下宣布成立天津茱莉亚学院, 并安排彭丽媛女士参观校园、观看演出, 与师生亲切互动交流。

媒体执行:会议邀请了数十家国内外媒体参加, 其中中国媒体包括新华社、中新社、侨报和中国日报。新闻稿发布媒体包括150家国内外重点媒体, 覆盖政府、大众、教育、文化、艺术各大行业。由于主场在美国纽约, 很多国外媒体报道之后, 引发国内媒体争相编译转载。

数字执行:与13位Kol积极互动, 覆盖古典艺术、生活方式、区域热点等各个领域。

内容执行:新闻稿全球发布;深度文章报道;微信微博文章系列。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女士访问茱莉亚学院”、“造访茱莉亚学院, 彭妈妈为中国的艺术爱好者带来好消息”等。

第二阶段:保持强劲势头——茱莉亚学院院长访华传播

借助第一夫人效应的新闻热点, 万博宣伟建议茱莉亚学院乘胜追击, 通过院长访华来保持传播的强劲势头。为此, 万博宣伟北京团队与茱莉亚学院一起策划召开茱莉亚学院媒体沟通会, 安排院长约瑟夫·波利希接受媒体访问, 并邀请茱莉亚学院中国校友著名钢琴演奏家元杰、小提琴家宋歆予以及著名钢琴家许晨馨参加活动并表演节目, 凸显茱莉亚学院的中国元素。

媒体执行:邀请21家媒体参加活动;安排9家媒体参加1:1或1:2的访谈, 推动深度文章刊发。

数字执行:茱莉亚学院官方微信微博平台发布。

内容执行:深度文章报道;微信微博文章系列。包括“‘幸福的路是自己的, 成功的路是遇见的’——走近小提琴神童宋歆予”、“2018年, 天津茱莉亚学院将为中国带来什么?”等。

第三阶段:资源整合传播——打造茱莉亚学院自媒体传播平台 (官方微信、微博和优酷运营)

合理规划茱莉亚学院自媒体传播平台的内容, 积极整合茱莉亚学院的资源, 以多样化的内容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推动茱莉亚学院应用程序的下载, 产生用户粘性。万博宣伟根据茱莉亚学院现有资源, 将数字化内容分为几大类, 包括重大新闻事件、茱莉亚学院公开课应用程序和四重奏应用程序、茱莉亚学院知名校友的故事以及音乐、舞蹈、戏剧相关知识介绍及作品分析等, 吸引了大量粉丝, 获得了用户的持续关注。

项目评估:

通过三大阶段的传播, 茱莉亚学院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度和关注度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微信粉丝量和应用程序下载量大幅增加。

截止到2015年11月, 监测到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报道共计304篇, 包括3家电视媒体报道、30余家主流媒体深度报道和200多家媒体发布或转载新闻通稿;广告总价值高达325216美元;与13位Kol发生积极互动, 到达千万级数字传播受众;茱莉亚学院官方微信粉丝增长数量达到10000+。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篇4

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

――读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

（华夏出版社207月版，译者邵志择）

亚里士多德曾将“生态”理解为“家庭”（Household），强调要理智镇静地保持家庭的井然有序。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的“生态”一词，认为生态是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在传播学领域，麦克卢汉最先使用“媒介生态”的隐喻，美国生态学家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则首次公开将其进行学术定义，认为媒介生态就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美国亚力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大卫・阿什德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使用“传播生态”的概念，则试图具体地“揭示信息技术（IT）、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交织和融合”。（2页）

在阿什德看来，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至少由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三个维度构成。这样的传播生态不是作为一种物理性的事物而存在，而是一个流动的结构，是种发展的、偶然的和复杂的框架。框架内的信息技术按传播范式所决定的目的而得到运用，把更多的社会行为纳入大众所理解的传播范式之中并去塑造这些社会行为。作者对作为传播生态案例的具体行为和事件，如瓦科的灾难、条形码监视、GONZO审判、失踪儿童问题、对恐怖主义的电视报道、海湾战争与后新闻事业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定性分析和思考后认为，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随之变化的传播范式在行为者的融合下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发生在传播生态的情景中。

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下，海湾战争和索马里入侵等成了完美的“电视节目”，电视网根据五角大楼炮制的计划脚本报道战争，将中介的图像转播给受众以体验“真实的现实”。这些战争其实是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聪明炸弹、海事卫星等）和被五角大楼接受并操纵的传播范式的融合下，由五角大楼和电视网共同谋划并执行的事件的最后一环。

该书特别提到了在这种传播生态衍生下的两种典型的电视新闻范式。一种是由日常的新闻事件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封闭的官方观点和排他性的主题，通过图像描绘事件的两维特性；对应的是由记录片式的主题报道类型构成的范式，它表现开放的官方观点和包容性的主题，通过背景、情节、讨论等描绘事件的多维特性。

阿什德在书中重点考察的是具体的社会行为而不是整个社会，因此该书没有也未曾企图构建所谓传播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从英文书名“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与传播互动并变迁的文化视角中分析传播生态现象。在此层面上，作者的意图已部分达到，如非常深刻地讨论了电视的传播生态，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承认，希望通过他的阐述能引起电视以外的传播生态的讨论，能更深入地分析在融合的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下的文化变迁。

该书的中文译名“传播生态学”也因此值得商榷，直接译成“传播的生态”似乎更能贴近作者的意图，不必在讨论某种现象或领域时都冠之以“学”。（某本讨论网络经济的书竟被译成流行的“传媒经济学”的书名！）另外，在传播生态学学科仍在探索和构建的背景下，该书作者踏实地去发现问题的风格值得我们学习，而不是急急忙忙地将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生物生态学）机械地移植以创建所谓的“XXX学”。该书的讨论已超越了移植和隐喻的阶段。

大卫・阿什德对传播生态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学者目前研究焦点在于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而此书对人们的启示正如书中所言：“追问和发现的过程影响着我们所学的东西和所提出的问题。”（59页）（周俊）

放弃交流的幻想

――读彼得森《交流的无奈》

(华夏出版社2003年7月版，译者何道宽)

作为“会说话的动物”，人几乎每天都要从事交流活动。在大众传播媒介充斥耳目的现代社会，交流除了作为一种行为，更主要的是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关涉到个人经验的沟通、社会关系的建立、民主的推行和社会的发展等等方面。我们用交流能力来给人类定义，对交流的经验信赖有加，而很难接受“交流是不可能的”这一令人懊丧的论断。美国学者彼得森写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就是一部粉碎“交流乌托邦”的著作。书中，他开宗明义地说：“交流”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交流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问题。换言之，完美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对“交流”的考察与分析基本上循着两个思维理路进行：一方面，他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交流观进行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察，从中追寻交流失败的根源所在，对“交流是心灵的共享”这一乌托邦的梦想做了批判；另一方面，他努力为走出交流失败的梦魇寻找一种新的办法，即以追求彼此的关爱来代替追求完美的交流，化解人与人之间人为的障碍，实现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的协调。

“交流”一词具有多义性，作者在该书中将“交流”界定为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和点对面的信息流动。点对点的信息流动包括爱欲交流、心灵交流、对话、书信、电话等所有一对一的互动交流，一种广义的“对话”。这是交流的理想形态，但“对话”难以规避霸道的举动和道德特权，而且同样有失败的时候，所以“这种理想是不充足的”。点对面的信息流动是书面、广播等形式的交流，一种单向的“撒播”，人类历史的发展使撒播成为“我们的命运”，而凭借符号和机器进行的撒播，又怎能保证意义跨越两个脑子成功地迁移呢？这两种失败，正是作者立论之所在。

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交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这样一个深具哲学意味的命题，历代的思想家哲学家都不遗余力地试图回答。苏格拉底就向往一种爱欲式的灵魂交往，但这种互惠的理想交流能否真正实现？作者对此持有疑问，相反倾向于耶稣的撒播观表现出的民主和公平。黑格尔、马克思、克尔恺郭尔等思想大师就自我、符号与世界提出的新视野，都从不同角度证明着交流的不可通约性。作者饶有兴趣地对招魂术和天使学进行了描述，实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揭示――肢体与符号永远是交流真实性难以攻破的堡垒。在改变时空的大众媒介出现的时代，一直幻想的超越肉身和语词的交流方式似乎能实现了，但由于媒介的中介作用，我们身处其中的交流情景基本上解释性的，而解释的后果是解码和编码未必对应。人类想当然的理想交流依然不过是在“向天空说话”。

不难看出，作者关于“交流失败”的论断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对语词符号的怀疑和面对媒介机器产生的困惑。文字等符号包围着我们，我们却无法判断符号是世界的客观图景还是诠释性的自我投射；而以媒介机器为中介的交流方式，使个人无法独立、直接地与世界和他人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成为奢望。这两种焦虑一起压迫着我们，使得交流看似桥梁，实际上是沟壑。我与“他者”、远与近、内在思想与外在语词的距离不是消泯，而是不可遏止地拉大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田园牧歌式的、没有扭曲的交流梦想被粉碎了，“交流的失败”使彼得森的言辞间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气息，但同时充满着悲悯和爱心。面临无法交流的窘境，作者的态度是，与其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交流，不如相互爱护，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E•弗洛姆说，如果这个井井有条的社会里，报刊传媒停止运行一周，数以亿计的精神崩溃即将发生。彼得森这本书的独特，正在于对林林总总的麻醉方式的猛烈抗争。 （胡森林）

《帝国与传播》，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191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这是传播学的加拿大学派先驱、麦克卢汉的老师伊尼斯（通译“英尼斯”）的传播学经典著作。除了译者前言、麦克卢汉的序言、作者前言外，全书共分为七章，每一章后都有引文注释。作者以不同的媒介作为文明划分的标志，主要讨论了两大问题：一、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二、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的选择在社会体制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生活稳定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和绪论中谈到以下的思想：“我所做的工作，是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探究传播的意义，并说明其背景。”“我试图……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政策的指正，反映具体的媒介的效用，看看它们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李予惠）

《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172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该书引用大量的史实，采用历史哲学的分析方法，探讨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尤指西方文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书前有译者序言、麦克卢汉的序言、作者前言。全书共分八章，每章后均有引文注释。作者先按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期，提出传播偏向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有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作者认为，保持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平衡，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随后他对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18世纪的英国出版业、美国新闻业进行了介绍，认为新的媒介的出现，会造成新的传播偏向，导致社会动荡。书后附有译者后记。

该书由作者的八篇文章集结而成，目的是为了详尽地解释他的另一著作《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主题。整个行文较为难懂，但用语精炼，逻辑性强。麦克卢汉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的文章：“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显然就可以知道，它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它，虽然要花掉一点时间，但还是节约时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袁琳）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张洁、田青译。191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本书是拉斯韦尔1926年向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正文除拉斯韦尔和杰克逊.A.吉登斯（Jackson.A.Giddens）合写的导言外，分为九章，依次为：当下事务、宣传组织、战争罪行和战争目标、恶魔崇拜、胜利幻想、维系友谊、瓦解敌方斗志、宣传条件和方法概述、宣传成果。展江为该书撰写长篇译序《美国传播学的开山之作》。

作者运用社会学定性分析的方法系统地阐释了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组织形式、运作状况以及效果。拉斯韦尔认为，“宣传是反对一个交战敌人的行动中的三大工具之一”。“它……通过重要的符号……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朱至刚）

二、新闻传播学套书的出版成为一种潮流。这年的许多书，都是以套书的形式出版的，这在学术上有的是有意义的，但多数还是商业上的考虑更多些。复旦大学出版社这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系列教材”8本，首开出版系列研究生教材的先河，值得肯定，总体上的水平尚可，尚存在学术水平的差异。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的“新概念传播学丛书”8本，窄条薄本，插图漫画，形式颇为新颖。作为一种普及读物，总体水平不错，但同样存在水平的差异。中国广电出版社关于主持人业务的丛书一套9本，策划较为周全。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关于传媒经营的书，可操作性似乎不够。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一套传媒经济的书，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给人一种拼凑材料的感觉。北广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广电传媒经济的书，谈一系列的战略发展问题，估计是专给少数领导人写到。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以传媒经营话题为主的丛书，带有较强的时效特征，不乏思想火花，但其中的多本书，也给人一种匆忙编就的感觉，难以较长时间留住读者的目光。

这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一套英文原版新闻传播学的书，从理论到业务，相当全面。这是新闻传播出版领域的一种新气象。人大版包括人类传播理论（小约翰）、创造性采访（梅茨勒）、大众传播的里程碑（洛瓦里、德弗勒）、编辑的艺术（布鲁克斯、西索瓦）、全能记者必备（莱特尔）等，清华版包括大众传播研究导论（温默、多米尼克）、大众传播研究基础、延展与未来（巴兰、戴维斯）、新闻报道与写作（孟彻）等，都是较为著名而重要的大学教材。这类书的出版，对于提高在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传媒发展趋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趋势的书籍仍然较多。这些书常以“大趋势”、“大变局”、“大转折”、“前沿”、“大观”等作为书的标题，但多数给人以拼凑的感觉。如果说出版一些关于传媒发展的宏观性描述的书籍还有人看的话，2003年再出版同类的书籍就显得过剩了。但是这类书籍可能由于出版惯性，又推出一批，而且动不动就是五六百页、大开本。不能说完全没用（资料性的价值是有的），但是用处有限。关于传媒经济的书这年出版得也较多，同样存在掺水过多的问题。

四、“主编”的书（不是指主编套书）明显上升，个人独著的书在减少。有些很厚的书或的教材，一个人或数个人主编，一群人（包括研究生）参与写作，从题目上看很像回事儿，但内容不过是把专业知识按照一定的策划要求重新排列组合一遍。这类书有价值的不多。它们大多是出版社或新闻传播院系策划的结果，也有的是某项集体研究课题的成果，出版了，上报了，也就放在那儿了。这年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普通教材，从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广电概论到各种新闻业务的教材，仍然出版了不少，大多内容重复，总体水平有限。

五、值得提及的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书籍中，新闻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陈力丹）在关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新闻与宣传思想的研究方面，提供了较新的论证。《新闻价值论》（杨保军）从哲学角度对这个话题给予了更深的考察。《暗访与偷拍DD记者就在你身边》（徐迅），从法理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了这种记者行为如何违背传媒的职业规范。《比较新闻学》（张威）以较宽广的视野，为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卷》（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以传媒的年度发展为研究对象，给予较为学术化的分析，总体上是有水平的。

新闻史研究方面，《晚清报业史》（陈玉申）、《中国教育新闻史论》（李建新）、《<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饶立华）等等，作为局部或个案研究，在目前研究氛围浮躁的环境中得以出版，是值得关注的事情。《新闻春秋》（方汉奇主编）作为2002年新闻史学会的论文集，其新闻史研究部分展现了近年的研究成果，水平是颇高的。这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方汉奇文集》和《宁树藩文集》，为新闻史学留下了两位大家的文宝。

传播学研究方面，《人与人之间DD人际传播论》（王怡红），是一本好看的学术著作，将学术性语言与生活语言融合了起来。《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李彬），相当全面地阐释了当代符号学的各路代表人物的理论体系。《单向度、超真实、内爆》（石义彬）对当代西方思想进行了较全面地阐释。这年出版的《传播学引论》（李彬）修订版，扩充了相当多的新内容。《传播统计学》（柯惠新等）的丰富内容与它物理上的厚重相匹配，可以称为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库。

下面是部分提到的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陈力丹著。33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该书全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信息传播、新闻、党报和党报体制的文献；研究了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前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关于党报、新闻和宣传的思想。除绪章外，全书分为二十二章75节，其中马恩八章，列宁八章，斯大林一章，毛泽东二章，刘少奇、邓小平及江泽民各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4页。

作者在绪章里写道：“本书的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作为一种发展着的、与时俱进的体系来研究，重点研究不同的环境条件、个人特点如何造就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侧重面，进行适当的比较分析。”（李小冬）

《暗访与偷拍――记者就在你身边》，徐迅著。34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7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法的专题研究著作，全书分为四篇九章29节。四篇的标题是：暗访记者就在你身边；暗访与偷拍的法律陷阱与道德质疑；暗访与偷拍采访方式的运用与抗辩；学者访谈录。该书采用了许多新闻实践中暗访的实例来论证问题，第一篇论述了暗访的各种形式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的争议。第二篇从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视角，分析了暗访与法律、道德间产生的各种悖论。第三篇论述了关于暗访的各种法律禁区，强调尊重授权和公共利益原则，并谈到各种法律上的补救措施。第四篇是作者与新闻学者陈力丹、魏永征关于暗访话题的对话录。书后附有参考书目57条。

作者对我国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成风的现象表示忧虑，她认为，暗访与偷拍本身具有非诚信的性质。对此，“学者们谨慎，记者们激情，但这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法律只有一个，而良好的道德风尚其标准也是公认的。作为行为规范，法律和道德都会对暗访与偷拍做出回应，不论中外。”（105页）（陈力丹）

《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著。51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2月版。

该书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论述了不同文化间新闻传播现象、体制、观念的比较。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十二章76节，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23页。上编论证了进行新闻比较的历史背景、研究方法和比较中存在的难题；下编对各种新闻观念、体制、报道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包括对“新闻”概念、信息自由流动、媒介引导、客观性与阶级性、软硬新闻、正反面报道、典型报道、调查性报道的不同理解。

作者在《自序》中谈到该书的特点：“简单的比附是本著作力求摆脱的。”“本著作选择的一些比较话题特别注重对那些似是而非问题的廓清，不求笼统、囊括一切，但求精当、有的放矢。在方法上，本著作的着眼点不仅注重展示理论是怎样说的，而且注重检视媒体是怎样运作的，尤其注意揭示一种异化的规律。”（陈力丹）

《中国传媒发展研究报告》（2002年卷），罗以澄等主编。290页，武汉出版社2003年9月版。

本卷报告集中研究了中国传媒及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各方面情况，共有23个分报告，涉及中国传媒市场、电视产业、网络发展、广告市场、电视纪录片、电影、香港媒体发展、澳门媒体发展、宁杭沪电视新闻、武汉市民接触传媒调查、国际科技影视节观察、舆论监督、新法法研究、电视偷拍采访的法律环境、中国报业集团、大公报1再评价、新闻传播书籍、世界新闻史研究、中国十大新闻界新闻等等的年度情况。方汉奇、童兵、陈力丹、喻国明、陆地、李少南、方晓红、魏永征、徐迅、闵大洪等等学者参加了研究报告的写作。书后附有2002年中国十大新闻界新闻调查问卷。该卷第二、第三主编是张金海、单波。

单波在代序言中写道：“目前的中国媒介发展一方面依然呈现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冲突，……另一方面，它又进入到后现代的语境中，……必须超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必须超越西方现代传媒的固定模式，在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之间建立一种超越性的协调关系”。（陈力丹）

《晚清报业史》，陈玉申著。31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

该书对晚清报业的创兴、演进与影响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探讨。与传统的中国新闻史以时间为主线不同，该书以晚清办报力量的特点作为分类和主线，以时间为辅线，来描述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业的发展。除了作者前言和参考书目举要，全书共七章，前六章分别考察了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情况、早期国人的办报、维新派办报历程、革命派办报历程，第七章则介绍了官报的兴办和报律的制定。全书重点介绍了各种办报力量中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报人和报纸，并且辅以大量的例证和图片：报纸的封皮、版面、创办人照片、内容的摘录、图表等，向读者展示了晚清报业的图景。

作者在前言中谈到著书的目的：“重在阐明报业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潮流之间的关系，揭示报业在晚清大变局中的作为与贡献，展现报人言论救国之精神。” （李予惠）

《新闻春秋》，方汉奇主编。56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002年11月，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会议的论文集，共收入新闻史、新闻史方法论、新闻理论、传媒经营、新闻业务、电视与网络等六个方面的论文73篇。书前刊载三件史学会的文件，书后是会议综述和会议工作总结。方汉奇、纪宗要、丁淦林的会上发言作为代序。

该文集的代表性文章是赵玉明、李磊对新闻史最近四年研究的详尽概述《跨世纪四年间中外新闻史研究成果巡礼》。作者们谈到四个“引人注目”：第一、老一辈新闻史专家继续推出一批质量很高、工作量很大的学术成果。第二、北京和上海继续保持着研究工作的领先地位，其他城市的研究也卓有成效。第三、海外、港台新闻史专家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第四、在断代史、专史、地方新闻史志、新闻人物传记、史话类通俗读物、纪念文集与论文集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推出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新闻史著作。（陈力丹）

《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王怡红著。319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版。

这是一本研究人际传播的书，全书分为三编七章32节。三编的标题是：谈相遇：你与我；谈相交：关系的空间；谈相知：对话与理解。第一编论述人际传播中双方的心理互动，第二编论述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人际传播的影响和效果，第三编论述人际传播的策略与对话技巧。

作者在《绪论》中就这本书写道：“在确定研究线索时，我决定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由相遇引导出的人与人的相交、相知，从而达到认识自我与他人的个体间的传播过程中。围绕这个传播研究的框架，我选择了一些与‘相遇’有关的理论及观点。……对于人际传播，‘相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其涵义之宽阔厚重，足以容纳人际传播的许多重要内容。诸如人与人的言说、倾听、冲突、协商、合作、对话等。”（陈力丹）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李彬著。39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该书以一些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为纲，较为全面的阐述了符号学的各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体系，包括索绪尔、雅各布森、乔姆斯基、萨丕尔、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德里达、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皮尔士、莫里斯、伽达默尔、艾柯、巴赫金、福柯、戴伊克等等。全书分为六章：导论、语言与符号、结构与符号、符号与意义、文本与诠释、话语与权力。书后附有参考文献6页。

作者在引言中写道：“各种探索及理论不管属于什么学科，最终都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赡的学术资源，而对注重宏观结构、历史背景和深度模式的批判性传播研究即传播学批判学派来说，研究符号问题与研究传播问题甚至往往就是一回事。”（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