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论文

2024-08-15

中文论文(共10篇)

中文论文 篇1

摘要:以我国政府主要竞争性基金和国内期刊论文为对象,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基金与中文论文产出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家对研究开发的资助力度持续增加,但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区别对待:在保障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支持技术开发。由于各地区的研发实力和规模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基金在各地区之间的分布不均,体现了竞争性基金的特点——能者多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地区论文的贡献率在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对学科的支持力度有所倾斜,生命科学、医学科学和材料科学获得资助份额最大,但学科论文产出与投资力度显著相关性不显著,基金对多数学科的贡献率增长显著。

关键词:产出绩效,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863”计划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取代资源经济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的较量。尽管培根在几百年前就意识到“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决定性作用在当今世界才更为凸显。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已然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国家战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也显著增长。以支持基础研究为例,我国就有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科技部和教育部等四个主要资助渠道。以自然科学基金为例,自1986年成立(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每年资助的项目数量快速增加,仅2010年的面上项目就达9.2万多项[1],资助总额近104亿元,在2001年的16亿元[2]基础上增长了98亿元,十年间翻了六倍!不断增加的投入得到了可喜的回报。且不谈高科技领域有举世瞩目的神州七号的成功发射和天宫一号的顺利升空,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绩也很卓著:我国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在十几年间增长迅速,并且从2006开始,稳稳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3,4,5,6]。

我国政府对科学研究与开发的资助主要有两种方式:财政拨款和竞争性项目资助。本研究以基于竞争的政府资助为研究对象。竞争性项目资助即通常所说的各类政府基金和计划。我国的科技计划主要包括:基础研究计划(即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政策引导类计划等,这类资助主要由科技部负责。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由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大系列组成的资助格局,有良好研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资助对象。为了确保项目遴选的“科学民主、平等竞争、鼓励创新”精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面引入和实施了先进的科研经费资助模式和管理理念,确立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建立健全了决策、执行、监督、咨询相互协调的科学基金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了自然科学基金对我国基础研究的“导向、稳定、激励”的功能,赢得了学界的认同,享有较高的信誉。

由于本文以科技部负责的各种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委主管的自然科学基金为主要研究对象,为方便表述,后文将把来自这两个部门的资助统称为“基金”。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其每年出版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报告中,从论文产出的角度对国家和地方主要基金资助的论文状况进行了及时的总结和分析,主要内容涉及基金论文近几年来的总体情况,基金论文的地区、学科以及机构分布等,但尚未对基金投入与论文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事实上,如何评价资助效率,一直是管理者和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Lozano[7]建议采用“单价影响(impact per dollar)”综合考虑资助额度与产出绩效;赵星和叶鹰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评价的具体指标——h效率(h efficiency)[8],即单位资助金额的h指数,但这两位研究者也提到,绩效评价很复杂,仅仅依靠单个指标难以完全而准确地反映投入产出效率。

由于期刊论文是研发成果的重要形式,论文的地区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知识生产力的地区分布。本文将在分析重要基金资助的地区与学科分布和中文论文的分布特点的基础上,探究基金在促进中文论文生产方面的作用,以期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科技决策、科研管理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方法与数据

1.1 基金类型的选择

由于本研究以定量分析为基础,数据的可获得性至关重要。尽管科学技术部、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教育部等是我国主要研发基金来源,但相对而言,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的数据较为全面;此外,由于论文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选择的基金类型需以支持基础研究为主。因此,本研究选择的分析对象分别为科技部的“973”、“863”计划以及国家科技攻关/支撑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统称为四类基金。在具体的分布研究时,还将根据数据可获得性作相应调整,例如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的学科资助分布数据仅面上项目较为全面,在进行基于学科的分析时就只能局限于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论文数据采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统计数据库(CSTPCD)”。在采集基金数据时,CSTPCD仅记录一个基金信息,对于受多个基金资助的论文,仅记录第一个基金信息;对于跨地区合作的基金论文,CSTPCD仅记录第一作者的属地。这种基金信息的缺失造成了一些遗憾,比如无法通过论文比较多个基金资助与单一基金资助之间在促进论文生产率方面有无差异;也无法比较基金资助与跨地区合作之间的关系。但现有数据仍然具有研究价值,得出的结论有一定参考意义。

1.2 学科分类

不同的数据源所用的学科类别和数目也各异,例如,CSPTCD有40个学科类别,而自然科学基金则有50多个学科类别,分属于8个学部(2010年以前为7个学部,以后将生命科学部负责的部分学科分离出来,成立了医学科学部),分别是数理科学部、化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和管理科学。由于本研究采用CSTPCD数据,必须兼顾CSTPCD的学科分类。为了使分析具有可比性,本研究以自然科学基金8个学部为基准,将学科分为8个大的类别,参照这8个学部所包括的学科类别,将CSTPCD的40个学科分别整合到于8个学科中。具体整合情况见表1所示。

尽管8个学科类别有些宽泛,几十个学科整合成8个学科大类难免粗糙,但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宏观上分析基金在促进知识生产方面的作用,学科类别的宽泛并不影响结论的可靠性。西班牙专门从事文献计量研究的SCImago在其对世界机构进行学科排名时,甚至只用4个学科大类:健康科学(health sciences)、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以及社会与人文科学(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9]。

2 结果与分析

在本研究涉及的四类基金中,科技部相关网站上提供的“863”计划资助情况仅有2003—2009年数据,而另外三类基金的数据则较为完整。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2000—2009年时间段的数据进行研究。尽管“863”计划数据较少,但并不影响分析近几年的发展趋势。

2.1 基金资助与基金论文产出总体情况

总体而言,国家对于研究项目的资助持续增加。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在国家研发资助总额中占据绝对重要地位,而且资助力度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973”的资助力度同样稳定增长,但支持力度不及自然科学基金大。国家对于基础研究项目的重视程度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973”项目的指数性增长得以体现。对于技术类项目的资助总体上加大了力度,但有较大的起伏,不像对基础研究的资助那样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国家科技支撑/攻关计划资助经费在2005年以前增长缓慢,额度显著低于“863”和自然科学基金,此后增幅迅速,在2006年以后便超过前两类基金,一跃成为四类基金中的老大,但2—3年后,国家又降低了对科技支撑/攻关计划的投入;对于“863”项目的资助幅度也有类似的起伏(见图1)。从项目资助经费额度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国家对于科技研发的基本态度是:在保障基础研究资金需要的基础上支持技术开发。

注:数据来源于科技部“中国科技统计”(http://www.sts.org.cn/sjkl/kjtjdt/index.htm;http://www.sts.org.cn/KJNEW/maintitle/MainTitle.htm)

在中文论文生产方面,自然科学基金所产生的数量同样占绝对领先地位,并且增长势头强劲;其它三类基金产生的中文论文产量也在增加,但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由于自然科学基金和“973”主要支持基础研究,资助力度与论文产量之间有较好正相关性;而“863”和“国家科技支持或攻关计划”这类资助技术开发的基金,由于主要支持技术开发与创新,成果更多地以专利形式出现,一些涉及国家机密的技术可能连专利都不能申请,只能以保密报告的形式存档,因此,这类基金资助的论文产量与所获得的资助力度之间相关性会差一些,较难在数量上给所依附的成果加分,更不能单纯基于论文产出对所有基金的投入效率进行评价。以“863”项目为例,尽管资助力度有所起伏,在2003—2008年间的资助额度均高于自然科学基金,但所产生的论文数却没有显著的增长,即使将资助与时滞的问题加以考虑,“863”项目论文数也不及预期(见图2)。

注:数据来源于CSTPCD

从增长幅度看,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以指数性增长,但所产生的论文数量的增长方式却为线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知识生产的投入与产出在数量增长方式上难以存在对等的关系:知识产量的增加是需要以更大的投入为代价。

2.2 基金资助与基金论文地区分布

相对而言,在基金资助数据方面,四类基金中仅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年度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较为全面,因此,本研究将在分析基金资助和论文产出的地区及学科分布时,以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对象,所得到的结果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主要原因如下:

从CSTPCD中受四类基金资助的论文产量看,自然科学基金论文所占份额最大,2000—2008年期间徘徊在70%左右;而面上项目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所占份额最大,2010年面上项目批准额度总计45.2亿元,在研究项目系列总经费(65.2亿元)中占70%[10]。因此,基于面上项目数据的有关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5,6,7];第二,在这两大领域获得基金资助的学者更愿意(或容易)发表国际论文,导致国内基金论文数不足,但此推论有待于用国际论文数据作进一步检验。

3 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国家对于科技研发的资助持续增加。在本文所涉及的四类政府资助中,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在国家研发资助总额中占据绝对重要地位,而且资助力度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国家对于基础研究项目重视程度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973”项目的指数性增长得以体现。对于技术类项目的资助总体上加大了力度,但有较大的起伏,不像对基础研究的资助那样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说明国家对于科技研发的基本战略是:在保障基础研究资金需要的基础上积极支持技术开发。

在中文论文生产方面,自然科学基金所产生的数量同样占绝对领先地位,并且增长势头强劲;其它三类基金产生的中文论文产量也在增加,但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由于自然科学基金和“973”主要支持基础研究,而论文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两类基金的资助力度与中文论文产量之间存在较好的相关性。而主要支持技术开发与创新的“863”和“国家科技支持或攻关计划”,其成果更多地以专利形式出现,有的甚至连专利也不能申请,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公开成果评价支持技术开发的基金效益。因此,在研究基金与论文生产力的对应关系时,要根据基金的资助性质予以区别对待,不能简单地以论文产出作唯一评价标准。

如果以基金资助为知识投入指标,论文代表知识产出的话,投入的增长幅度难以带来同样幅度知识产量的增长。以自然科学基金为例,其投入以指数性增长,但所产生的论文数量的增长方式却为线性,说明知识产量的增加需要以更大幅度地增加知识投入为代价。

由于政府基金尤其是自然科学基金通过竞争择优资助,获得资助者往往在某一领域具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研究实力,因此,获得资助份额最多的北京是我国当之无愧的科学领头羊,但随着其它地区尤其是江苏的研发实力的增强,获得的基金份额相应增加,北京逐渐失去其份额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上海、江苏、广东、湖北、陕西、浙江、山东、辽宁、四川等地区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对地区论文的贡献率在向均衡化方向发展。基金在地区间的分配与当地的研发实力相关:研发能力强者论文生产力也强,能够获得更多的竞争性基金资助,从而发表更多的基金论文;相反,研发能力弱者论文总产量低,获得竞争性基金资助的机会少,发表的基金论文就少。换言之,基金资助基本体现了能者多劳。但对于科学不发达地区,基金对知识生产的促进作用非常重要。以中文论文产量最落后的西藏为例,基金对该地区的论文贡献率增长幅度全国最大,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于西藏科学发展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支持对科学不发达地区的重要性。

就自然科学基金对学科资助力度而言,多年来基本格局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生命科学、医学科学和材料科学所占比重最大。显著增加的医学科学研发基金表明国家对这一领域的高度重视。管理科学研究无需在设备和材料方面投入过高,获得较低资助额度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论文仅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体现,成果形式在学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5,6,7];第二,这两大领域获得基金资助的学者更愿意(或容易)发表国际论文,导致国内基金论文数不足。

随着我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发表国际论文,基于国内期刊的CSTPCD基金论文情况不能反映基金对于知识生产作用的全貌。我们正在开展的基于国际论文的另一个研究项目,将补充和完善本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0年度报告[R].北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1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01年度报告[R].北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02

[3]ZHOU PING,LEYDESDORFF LOET.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leading nation in science[J].Research Policy,2006,35(2):83-104

[4]ZHOU PING,LEYDESDORFF LOET.China ranks second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since2006[J].ISSI Newsletter,2008,4(1):7-9

[5]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7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R].北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9

[6]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8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R].北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9

[7]LOZANO GEORGE.A new criterion for allocating research funds:‘impact per dollar’[J].Current Science,2010,99(9):1187-1188

[8]ZHAO STAR,YE FRED.H-efficiency:Measuring input-output performance of research funds[J].Current Science,2011,101(1):21-22

[9]SCImago.SCImago institutions ranking[EB/OL].[2011-06-25]http://www.scimagoir.com/

[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0年度报告[EB/OL].[2011-06-25]http://www.nsfc.gov.cn/nsfc/cen/ndbg/index.html

[1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9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R].北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0

中文论文 篇2

学号: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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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

题目1)题名检索

检索期刊论文名为《网络环境下信息存储与检索技术的发展》的期刊论文

1.1)列出此论文作者名,作者单位,被引频次,下载频次

1.2)下载此论文CAJ格式文件,保存在“C:aaqk”下。

答案:

题目2)作者检索

检索作者单位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数信学院”的期刊论文一篇,列出期刊论文名,作者名。答案:

题目3)期刊浏览检索

检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3.1)列出期刊名和期刊等级。

3.2)列出2010年06期第一篇论文名及所处页码。

答案:

题目4)学者检索

检索清华大学现任校长研究领域。

《中文导报》 日本中文产业 篇3

《中文导报》是目前日本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华语周报。经过多年的稳步发展,《中文导报》已成为在日华文媒体的代表性报纸,在世界华文传媒界也备受瞩目。

“中文常在我心中”的理念

《中文导报》创刊于1992年9月25日,迄今已走过了14年的发展之路。上世纪90年代初,大批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求学,离开了母文化的佑护而感到无所适从,不少人产生孤独感和疏离感。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面临困惑,需要有一份报纸来传递时事信息、生活情报以及来自中国的消息,《中文导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运而生了。

《中文导报》自创刊以来,一直坚守“中文常在我心中”的理念,突出中日关系和在日华人两大重点,并在弘扬中国文化,推动中国热的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报纸的形式与内容上狠下功夫,以自觉的意识建立起与日益发展的“中国”形象相符合的华文报刊。《中文导报》从最初的8版小报开始,在14年中经过数次更新面目、提高质量的阶段性改版,如今《中文导报》已是对开40大版彩色印刷,每周四出版,充满时代气息、符合国际规格的华文大报。《中文导报》发行量达8万多份,发行范围南起冲绳,北至北海道,遍布全日本。

2005年7月开始,《中文导报》再一次大幅度刷新改版。本次改版,《中文导报》40版内容划分为“时事篇”、“华人篇”、“财经篇”、“文娱篇”四大部分,尤以在日华人新闻和中日关系的相关原创报道为主,内容集中,编排有序,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对话《中文导报》总编杨文凯

《华人世界》:杨总编你好,请具体谈谈《中文导报》的创办过程好吗?

杨文凯:《中文导报》的创办人是我们中文产业株式会社现任社长罗怡文。罗社长上世纪90年代初来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学。当时,日本中文产业刚刚兴起,罗社长发现在日华人获取和传递中文信息的渠道很少。为此,他开办了一家中文书店,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购进中文书籍。为了推销这些书籍,罗社长要去找华文报刊登广告。那时他突然有个想法,既然自己也想发展中文产业,何不动手办一份华报?于是《中文导报》诞生了。

《华人世界》:《中文导报》由日本中文产业株式会社发行。中文产业株式会社除了经营《中文导报》之外,还经营其他媒体吗?

杨文凯:为了适应多层面华人读者的多元阅读取向,同时满足越来越多关心中国、热爱中国的日本人的阅读需求,“中文产业”自1998年以来,在综合媒体事业方面进行了大胆开拓。除了《中文导报》以外,属下还有电视、杂志、网络等等,媒体平台宽阔,信息渠道畅通。

比如,“中文产业”于1998年7月利用日本CS卫星放送系统,创办了“乐乐中国”电视台,带动日本的华语传媒由平面时代进入到立体时代。2002年,香港凤凰卫视通过“乐乐中国”落户日本,更在日本开拓了华语文化新空间,不仅向华人社会,也向日本社会全方位传播中国文化,宣传中国。“乐乐中国”还利用现代化传媒手段,在日本创立了“新世纪中文电视小学校”,为海外华文教育提供了新渠道。

“中文产业”还有另外两个传媒分别是创办于2000年的“遣唐使”(Japan2c.com)网站和2002年的CHAi中国综合情报杂志。尽管它们不是以华文为载体,主要以日文的形式面向日本社会,但在传播中国热,推动中国影响方面同样不遗余力。从《CHAi》到JCBus的努力,对“中文产业”来说是走多元媒体的发展之路;对日本民众来说,则是为中国热持续升温添加了新的火种。

以《中文导报》为代表的综合媒体事业凭藉自己的新闻优势和文化特色,覆盖了日本华人社会,也深刻影响着迫切希望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日本主流社会。

《华人世界》:《中文导报》现有员工多少人?他们都是中国的留学生吗?

杨文凯:《中文导报》由于近年来技术及新闻人才的引进,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员工队伍也日益壮大。《中文导报》下设编辑部、广告部、制作部。现共有编辑记者10人,制作人员23人,广告人员56人。制作部设在上海,我们报纸在上海排版制作,然后在日本印刷、发行。员工不一定是在日留学生,有些是来日本工作、定居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新华侨华人(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去日本的中国人)。

《华人世界》:你觉得《中文导报》有什么特色?在日本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杨文凯:《中文导报》坚持中立客观、不偏不倚的报道立场。我们相信自己与事实对接的目光,秉承的是刚正不阿的直笔。 《中文导报》从来都是而且永远将是在日华人自己的报纸,帮助和引导在日华人向前发展,自己也同时获得进步。庄重的承诺源于自觉的使命感。

中文论文 篇4

我国各高校自1999年开始扩招, 2003年首届扩招后的学生毕业, 此后, 逐年形成毕业高峰。由于中文专业办学成本相对较低, 因此几乎所有的中文专业的学校都把该专业作为扩招的重点。几年下来, 和扩招前相比, 各相关院校中文专业的毕业生都有成倍的增长, 给毕业论文的指导和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论文质量严重下降,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学生对毕业论文写作的态度不端正。

很多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把写作论文看成是一项负担, 因而态度消极, 不愿意配合指导教师开展写作。写作时但求敷衍过关, 不求质量。

(二) 论文写作拼凑甚至抄袭现象严重。

很多学生的论文往往是将几篇论题相近的已有文章的内容拼凑在一起, 有的甚至将他人的某一篇文章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作品”, 或者是干脆原封不动地“拿来”。

(三) 对论题没有开展深入的研究。

1. 从生源来看, 不可否认, 由于大面积的扩招, 普通高校的学生在入学时的基础和水平较扩招前有所下降, 这不仅给日常的教学和管理增加了难度, 而且客观地造成毕业生的总体水平不如以前。学生知识储备不足, 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较差, 很难对论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2. 由于扩招, 各年级的学生数量迅猛增长, 可是由于师资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各教学单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与学生增长所要求的师资力量相应的建设任务, 从而导致了教师人数的增长比例远远赶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比例, 这自然就加大了现有的在岗教师的工作压力, 教师指导论文的负担加重, 人均指导论文数大, 因而难以周全照顾, 很难像以前一样对学生毕业论文进行精雕细琢。

3. 由于毕业生人数的迅速增加, 造成了就业压力加大, 在大四学生中形成了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在这最后的一年, 由于担心自己的就业前途, 大四学生纷纷离开课堂, 奔波于人才市场和用人单位之间, 很难使他们安心地坐下来静心读书和进行潜心的研究。

(四) 论文写作不规范。

1. 学生不愿意按规范的程序进行写作。

首先表现在选题随意。学生在选题时很少关心论题的科学性和研究价值, 只关心某一题目是不是“好写”, 或者是该题目将由哪位教师指导, 该教师是否“心软”, 是否愿意“放一马”, 自己是否容易蒙混过关。其次是材料准备不足。不少学生在确定完题目后, 不是按常规程序先充分调查相关的研究成果, 搜集整理有关材料, 在对这些调查材料分析研究后制定写作计划、写出写作提纲, 而是直接开始“写作”, 一边写作一边查“资料”, 往往出现写文学论文的学生不看文学作品, 写语言学论文的学生不调查语料的现象。最后是不尊重他人劳动。有两种具体表现:第一种情况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成果或研究进展不是进行认真的综合分析和进行适当的评价, 而“视而不见”, 只字不提;第二种情况是直接将他人的研究成果作文字上的改动, “化”成自己的“观点”或“意见”。

2. 论文的格式不规范。

比较普遍的问题是: (1) 不少学生不了解毕业论文的文体特点和基本的结构模式, 不了解毕业论文的每个结构单元的作用和价值, 因而常常不能按要求来安排论文的结构和写作内容。不少学生不知道“引言”和“结论”部分应该怎么写, 摘要和正文之间有什么关系, 参考文献应该怎么排列等。 (2) 引文和注释不规范。由于没有广泛收集材料, 许多学生在写作时往往抱着一两篇他人相关的论文作“蓝本”, 为了在文字上和这个“蓝本”有所区别, 很多学生采用转述或改写的方式引用“参考”资料中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都不注明出处。另外, 对于一些直接引用的二手材料往往并不注明是转引, 而是直接注成见某原著。

面对以上这些问题, 近两年来, 我们在毕业论文质量监控和管理方面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 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具体做法如下:

(一) 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写作重要性的认识, 改变学生对论文写作的态度。

在学生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之前, 开设专题讲座和论文写作指导课, 使学生认识到, 毕业论文的写作不仅是一次综合性的能力考核, 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 使他们初步了解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方法, 从而培养一定的研究能力。这种能力是毕业生必备的, 研究能力往往会影响到毕业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的发展。毕业论文的写作是毕业生们在大学四年中培养和锻炼这种能力的唯一一次正规的机会, 这个机会值得每个毕业生珍惜。

(二) 从培养专业兴趣或课程兴趣入手, 培养学生对写作论文的兴趣。

从大二开始, 就关注学生的课程兴趣, 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具体做法是:安排专门的教师, 以学生感兴趣的课程为起点, 指导他们进行与该课程相关的系列课程的学习, 从而形成对某个专业方向的兴趣, 这时再将教学内容从课堂拓展到课外。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一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专业问题, 从而产生研究的冲动, 以此为基础来确定论文的选题, 学生一般都愿意作深入探究。

(三) 加强学年论文的写作训练, 为毕业论文写作做准备。

从大二下学期开始, 鼓励学生通过自主选题, 以解决学习中遇到的较小的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 进行学年论文的写作。学年论文不必过分要求有创见, 但必须符合规范性要求, 要通过学年论文的写作培养学生规范意识, 尤其是要注意培养学生写作论文的成就感。到大三时, 就可以引导学生注意将学年论文的选题和毕业论文的选题结合起来考虑, 使学生提前进入毕业论文的写作状态, 从而避免大四时因考研、求职等因素引起的不良情绪和心情对毕业论文写作的影响。

(四) 为指导论文较多的指导教师配备论文辅导教师。

将那些专业水平较好但没有承担论文指导任务的青年教师分配给各相关的论文指导教师, 协助指导教师开展论文指导工作。青年教师和毕业生之间年龄差距较小, 容易沟通, 尤其是在帮助指导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确定论文初稿的写作思路和论文规范性检查方面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可以减轻论文指导教师的负担, 同时因为有辅导教师的全程参与, 更有利于他们把握学生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 从而保证论文写作的质量。

(五) 对毕业论文写作和指导实行全程监控。

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 审查选题。

以教研室为单位, 会同指导教师, 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对学生的论文选题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审查, 避免选题的随意性。

2. 追踪写作过程。

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 系级组织通过把握教师的指导环节追踪学生的写作进展。从总体上把学生的毕业论文分成开题、搜集整理材料、设计写作提纲、初稿写作、初稿修改、定稿等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规定相应的时限, 学生在规定的时限内必须完成相应阶段的写作任务。指导教师则在每个阶段的截止时间内把自己所指导的学生的论文写作进展情况向系里汇报, 以便系里统一掌握。

3. 论文质量审查。

系里成立专门的论文质量审查小组对学生最后定稿的论文进行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审查。形式审查主要审查论文格式的规范性, 如论文的结构、引文和注释、参考文献、中英文摘要等是否规范。内容审查主要审查论文是否有抄袭或拼凑现象。

4. 规范论文成绩评定程序。

把好论文评审和答辩关, 使论文成绩的评定公平公正, 这不仅能使写作论文的学生所付出的劳动和成果得到合理的肯定和评价, 还能对下一届学生端正写作态度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以上是我们在面临因扩招而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滑坡的情况下在毕业论文质量监控和管理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尝试, 从近两年来的实践看,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然, 我们期待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关注, 以便集思广益, 将毕业论文质量监控和管理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摘要:本文针对高校扩招后中文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分析了论文质量下降的原因, 并从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和一些行之有效的监控及管理措施。

中文专业论文致谢 篇5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经历电脑的问题,几乎从头再来的黑暗。论文最终定稿,虽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要完成这样一篇论文的确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我激动的内心深处却满含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公司为我们提供的这次学习机会,感谢华理EMBA的所有的任课老师,感谢班主任老师何老师,是你们让我能够静静地坐下来,在知识的海洋里吸取更多的营养,从而能够为自己进一步的加油充电。感谢高阳老师,严格的要求我们对论文的撰写,使我能够更系统、全面的学习重新整理日常管理中零星的知识、了解新的先进的前沿理论知识,并得以借鉴众多企业管理成功经验以及专家学者的宝贵意见,这对于我今后的工作和我为之服务的企业,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比较有限,论文中的有些观点以及对企业实力的归纳和阐述难免有疏漏和不足的地方,欢迎老师和专家们指正。

衷心地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

中文论文 篇6

作为一名中文系语言类课程的专业教师, 我多年来一直坚持在本科四年的专业课教学中, 加强对学生论文写作的指导, 指导的学生本科论文有多篇通过答辩被评为优秀论文。部分同学在进行语言学论文写作的同时, 提高了对语言学研究的兴趣。近几届毕业生有考入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学校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有些考研成功的同学反馈, 其本科论文还受到所报考的外校硕士生导师的肯定。这说明论文写作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和考研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以下我重点结合“现代汉语语法学”等语言类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 谈谈学生论文指导心得。

一、统筹安排教学内容, 保证课内指导时间

提高学生论文写作质量的一个前提是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提高学生专业课程学习质量。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关专业课程的课内授课时间不断被压缩。如何在不太充足的课时内保证理论知识的讲授, 有计划地保证课内论文写作指导的时间, 就是教师面临的一个难题。

我既承担中文系专业基础课“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的教学任务, 又承担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如“现代汉语语法学”、“汉语词汇学”、“修辞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从给大一学生开始上课, 我就注重对每一届学生相关的语言类课程, 统筹安排教学内容, 避免课程内容的重复, 这样就能在保证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 保证在课内有时间、有计划地展开论文写作的指导工作。

举例来说, 现代汉语音位这一知识点, 在“现代汉语”课中就有出现, 我选择不讲, 而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上完音位学基础知识后再讲授;有关语言学简史的知识点, 我有意地放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课程中讲授, 而不在之前的“语言学概论”中讲授。又如现代汉语分析方法, 如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 在前述三门课程中都有介绍, 我在这三门课程时都会讲授, 但一定注意不要重复讲解, 而是注意各有侧重、循序渐进。如对层次分析法的讲授, 在“现代汉语”课程中, 结合对五种汉语基本语法结构“主谓”、“动宾”等的辨认和分析展开;在“语言学纲要”中, 结合对“组合”、“聚合”、“语法形式”、“语法意义”等知识点的讲授, 对层次分析法作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 把层次分析法与“中心词分析法”、“变换分析法”的比较序列中, 通过现代汉语一些疑难结构的个案分析, 突出讲解这一分析法的作用和局限, 同时结合名家语法论文的阅读指导, 提高学生对专业论文的阅读水平, 为学生进行论文写作做铺垫。

就“现代汉语语法学”课程教学大纲的制订来说, 经过几年摸索, 统筹语言类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 大致确定了以下主要内容:1.导论部分, 主要介绍语法、语法学、语法学史等内容。2.结合朱德熙《语法答问》部分原文的研读, 讲授汉语词类问题、主宾语问题和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3.主要使用教材《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陆俭明著) 介绍汉语语法分析方法。4.结合名家语法论文专题研讨, 进行现代汉语语法论文写作指导。这样的安排既循序渐进, 又突出重点和难点, 切实加强对论文写作的指导工作。

我在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提高学生对语言类课程兴趣的同时, 针对不同年级、不同课程的教学内容, 有意识、有步骤地安排课内时间, 进行论文写作指导。如在大一的“现代汉语”课程中, 较少安排课内指导时间, 主要引导学生观察语言现象、阅读有关语言知识与运用的文章, 利用课时间开展语言调查。之后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有意识地带领学生阅读专业论文, 拓宽视野。在“现代汉语语法学”等专业课中, 指导学生学会文献检索、进行文献综述;指导学生阅读专业论文, 了解学术规范, 掌握专业论文结构安排技巧;结合所学专业理论知识, 引导学生自主进行论文写作的选题, 确保论文的学术性和创新性。

二、结合理论知识讲授, 落实课内指导环节

教师如果平时上课只注重书本知识的讲授, 到时布置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的写作, 学生往往无从着手, 就会出现胡拼乱凑、敷衍了事的情况。结合理论知识的讲授, 在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对学生论文写作的指导, 才能让学生有意识、很规范地写作。

我负责多门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工作, 有意识地从学生大一开始就加强这方面的指导工作, 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具体指导环节。如在大一“现代汉语”课中, 主要引导学生关注语言事实、培养学生对语言材料观察的敏感性, 通过指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调查校园用语的语病、收集网络流行语的用法、对流行歌曲的歌词进行语言学或修辞学分析等, 让学生在进行课程小论文写作时, 感到有事可写、有话可说。之后上“语言学概论”课程时, 结合理论知识, 进一步指导学生观察语言、展开考察描写。如对有关词汇学知识讲授后, 让学生对某一专书中具体某种词汇现象, 展开观察和描写 (如让学生对最近出现的早期北京话小说《小额》中的称谓语作分类描写) 。在之后“现代汉语语法学”等专业课教学中, 提高要求, 不仅要求学生充分地考察描写, 还要检索、阅读相关参考文献, 对相关语言现象作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解释。

在论文写作指导的具体环节中, 我比较注重以下方面能力的培养:

1. 文献检索能力。

写作论文的前提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对相关语言事实和参考文献有充足的了解, 提高学生文献检索能力, 很有必要。因为据我们了解, 现在的学生虽然对电脑等现代科技产品都很熟悉, 但如何用来进行文献检索, 却未必很了解。我在课堂上会向学生介绍本校图书馆的一些资源, 推荐一些课外阅读作品, 介绍网络上的一些专业论坛、网盘资源、语料库, 更具体指导学生利用超星电子图书馆、中国知网等资源数据库。除了介绍一些搜索引擎的使用外, 更介绍一些阅读软件、搜索软件、转换软件的使用方法。

2. 论文阅读能力。

阅读是写作的前提, 我在专业课课堂中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名家语言学论文, 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引导。一是论文的规范, 包括学术的规范和格式的规范。就格式的规范而言, 我还结合往届学生毕业论文格式方面的问题, 就WORD文字处理的一些具体技巧等进行指导。二是论文的结构, 通过阅读让学生掌握专业论文结构安排的大体方法。三是论证的方法, 引导学生不仅看懂论文的内容, 还让学生学习语言学论文是如何展开分析论证的。

3. 选题创新能力。

如何避免学生拼凑论文, 当然有很多方面工作要做。我在实践中让学生确保选题既有创新性, 又能适应学生水平, 这样学生有内容可写、有能力可写, 避免了学生抄袭现象。比如如果学生以“网络流行语的构词分析”为题, 因为发表的相关文献已经很多, 学生自己也提不出新的见解, 最后只能拼凑。以“《歧路灯中的詈词研究》为题, 学生有能力写, 也可能写出新意, 因为有关《歧路灯》语言的研究文献不少, 詈词研究的相关文献也很多, 但本选课就未有专文论及。

三、结合学生实际情况, 加强课外个别指导

学生愿不愿意认真进行论文写作, 与学校的管理、教师的管理等方面都有关系。教师除了上好课以外, 还要利用课外时间与学生多接触, 主动联系、关心学生, 也可以让学生对论文写作充满热情。通过具体的个别指导, 解决学生在写作中遇到的实际具体问题, 提高学生论文的质量。

在学生课程论文上交之后, 利用课内时间进行分析、评价很有必要。由于时间有限, 我更注意利用课外时间, 通过面对谈交流或利用QQ、电子邮件等交流平台, 与学生交流。不仅涉及论文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还与学生交流对一些语言现象的分析, 交流语言学考研的准备问题, 等等。

在毕业论文的具体指导时, 毕业论文的选题、论文提纲的拟定、写作时间的安排、论文答辩的注意事项, 我都会及时做好安排。针对学生在具体环节中遇到的问题, 及时给予指导, 同时特别注意学生论文的修改, 具体到语句和标点符号的运用、文章标题和段落小标题的拟定、论文排版的格式等, 都会给予指导。学生往往数易其稿, 私下与同学交流说教师要求太严, 但最终写出自己尽心尽力的文章, 学生自己也很高兴。部分毕业的学生反馈, 通过论文写作, 提高了对语言学课程的兴趣, 对所学的语言理论有了更深的认识, 同时锻炼了写作长篇文章的构思能力和分析问题的逻辑思辨能力。这说明专业写作能力的培养, 有助于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

在实际教学中, 作为教师, 我感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不能以降低教学要求为代价。相反, 适当提高教学要求, 让学生意识到语言学大有学问。从一开始就对学生课程论文写作提出严格要求, 并做好指导工作, 才能保证学生到大四写毕业论文时态度端正、认真努力。利用课外时间, 加强与学生的联系, 通过个别指导, 让学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一个环节。

参考文献

[1]朱德熙.语法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中文论文 篇7

为更好地了解高职教育科学研究现状,推动高职教育科研发展,课题组专门针对2015年高职教育类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工作。统计范围包括《职教论坛》(南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北京)、《职业技术教育》(长春)、《教育与职业》(北京)4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以下简称4家职教核心期刊)刊载的高职教育类科研论文。同时,为更好地反映整体状况,亦将纳入《2015年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统计范围的18家核心期刊(以下简称18家高教核心期刊)中的208篇有关高职教育科研的论文纳入统计范围1。

根据统计,4家职教核心期刊2015年共刊载文章4304篇2。剔除期刊中的卷首语、资讯报告、报道、简讯、广告、简介、速读、投稿须知、要目检索等文献信息,以及非高职教育类文章和非学术文章,获得高职教育科研论文3188篇,加上18家高教核心期刊的高职教育科研论文208篇,此次统计分析有效论文数为22家中文教育核心期刊刊载的3396篇高职教育科研论文。

一、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文机构分布情况

2016年6月3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了全国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显示我国高等学校共计2879所,其中普通高校2595所(含独立学院266所),成人高等学校284所。普通本科院校1236共计所,其中公办812所,民办417所,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2所,中外合作办学5所;高职高专院校1359所,其中公办1042所,民办317所[1]。除军事院校外,2015年共有917所高等学校在上述22家中文教育核心期刊上发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文高校数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31.85%,其中376所公办本科院校在22家期刊有成果发表,占同类高校总数的46.31%;公办高职高专院校417所在核心期刊有成果发表,占同类院校总数的40.02%;民办高等学校(含本科和高职高专)仅91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12.40%。

高职教育科研发文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公办普通高校与高职高专院校教育科研发文比较活跃,从事高职教育科研的意愿比较明显,贡献度也较高,我国高职教育的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公办高校,民办高校发文动力相对欠缺。总体上看,高职教育的研究群体数量和活跃度上还有很大进步空间,从事高职教育研究的力量和队伍略显失衡。

(一)公办本科院校2015年发文情况

统计显示,376所公办本科院校2015年发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共计1447篇,占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表总量的42.61%,机构平均发文3.85篇。其中,发文4篇(含)以上的普通本科高校共计113所,占有高职教育研究发文公办本科高校数的30.05%;共发文1013篇,占到公办本科高校发文总量的70.00%。

对发文机构统计分析显示(见表1),发文5篇以上的公立普通本科高校共89所,发文共计917篇,机构平均发文10.30篇。其中有19所是2000年以后升格成为本科院校的“新建本科院校”,总共发文114篇,机构平均发文6篇。从发文数量上看,虽具有高职业教育的传统,但是新建本科院校对高职教育科研的研究兴趣和贡献率与传统本科院校相比差距较大,科研积极性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文情况

2015年有417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在22家期刊中发表了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占高职高专院校的40.02%,总共发文1498篇,占被统计论文的44.11%,机构平均发文3.59篇。共有169所院校发文3篇以上,占有发文同类院校数的40.53%,总发文量1165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77.77%。发文5篇以上院校总计99所,占有发文同类院校数的23.74%,共发文932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62.22%。(见表2)

(三)国家示范高职与骨干高职发文情况

2006年到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分批完成了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建设项目,之后又新增了100所骨干高职建设院校。国家示范性和骨干高职院校(以下简称“国家示范性和骨干高职”)是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发展的典型代表,这些院校高职教育科研论文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我国高职院校教育科研水平与科研导向。

2015年,全国200家示范性和骨干高职中的130所在22家期刊发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696篇,占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表总量的20.49%,占高职高专类高校发文总量的46.46%,机构平均发文5.35篇,反映出国家示范性、骨干性高职院校是高职教育科研的主力,教育科研整体实力高于其他普通高职高专院校。其中,66所国家示范性高职发文430篇,64所骨干高职发文266篇,示范性高职的发文贡献度明显高于骨干高职。

将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与普通高职高专院校发文进行比较发现,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发文3篇以上学校数量为74所,普通高职高专院校为96所;发文4篇以上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60所,普通高职高专院校63所;而发文5篇以上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49所,普通高职高专院校50所,两者在机构数量上呈现均衡的趋势。(见图1)

虽然发文3篇以上机构数量大致相当,但对5篇及以上的论文发表机构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49所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共发文535篇,机构平均发文10.92篇,而普通高职50所,共发文397篇,机构平均发文7.94篇。在发文的活跃度上,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明显高于普通高职高专院校。发文8篇以上的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优势比较明显,显示高职教育科研存在明显的集中趋势,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从发文的数量上看,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的教育科研产出、发文意愿以及活跃程度要强于普通高职高专院校。但根据统计,仍然有70所(总量为200所)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高达70%的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140家)的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9篇)。

通过分析发现,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群体内部的教育科研水平差距相当大,如果希望扩大重点高职院校的教育科研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提升影响力,还需要加强重点引导,通过内外部科研机制的改革来调动学校进行高职教育科研的积极性,提升科研能力,促进相应成果产出。

(四)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发文情况

2015年全国民办普通高校与民办高职高专共734所,其中91所发表了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占民办高校总数的12.40%,共发文142篇,占被统计论文的4.18%,机构平均发文1.56篇。其中,发文2篇以上高校25所,发文77篇,占到民办高校高职类教育科研论文总量的54.23%。(见表3)总体上,民办高校高职教育科研成果数量和发表意愿不如公立高校、教育科研需求不高。

(五)其他院校、机构发文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有31所成人高校共发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56篇,占高职教育科研论文总数的1.65%。其他科学研究机构,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政府直属研究部门等单位共发表教育科研论文61篇,占发文总数的1.80%。另外,此次统计论文的发文院校中,有22所“学校机构”并不在教育部公布的名单之中,它们共发文36篇,占发文总数的1.06%。综合来看,这几类机构总共发文153篇,占总论文量的4.51%,研究参与度较低。此外,公司企业的高职教育科研发文的数量亦较少,在产学合作和双师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国家战略需求下,高职教育科研产出的结构需要随之动态调整。

二、2015年高职教育科研论文作者情况

经数据分析,高职教育科研论文作者队伍情况具有如下特点:

(一)合作研究情况

单独署名和合作署名是发表论文的主要方式。在2015年高职教育科研3396篇论文中,有1933篇为单独作者署名,占论文总量的56.92%;987篇为两位作者合作发表,占比29.06%;312篇文章为3名作者合作发表,占比9.19%。三者合计占被统计论文总数的95.17%。可以发现,规模较小的研究团队是目前高职教育科研的主要力量,独立研究占到教育科研发表的半数以上。4人合署52篇,占比1.53%;5人及以上合作作者的共计112篇,仅占被统计论文的3.30%,其中署名最多的数量为18人。(见图2、图3)

(二)职称情况

作者的职称信息能够很好的反映高职教育科研力量在高校内部的分布结构,反映出本领域科研总体发展趋势。在被统计的3396篇论文中,有3100篇论文作者有职称说明,另有296篇论文没有标注作者的职称信息。其中,第一作者拥有正高职称的论文有483篇,占总量的15.58%;第一作者副高职称标识的论文1079篇,占被统计论文的34.81%。高级职称发文总共1562篇,占发文第一作者总量的50.39%。中级职称发文1191篇,占被统计论文的38.42%,两者合计88.81%。统计数据显示,中级职称与副高职称是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表的主力,两者论文产出绝对数量相当。另外,在读学生也有一定的发文量,其中博士生发文98篇,占被统计论文的3.16%,对高职教育科研有一定的贡献。(见表4)

通过对比2015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职称情况,我们发现正高、副高和中级职称作者均是研究主力,发文量占据绝对优势。不同的是,高等教育科研中,正高级职称作者发文量所占比例高于副高级和中级,且远远高于高职教育研究中正高级作者发文比例。在高职教育研究中,副高级和中级职称作者发文比例均高于正高级作者发文比例。此外,博士生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得更为活跃,与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相比,学生高职科研论文中的发表贡献率明显偏低,这与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结构有着密切关联,科学研究在教学过程中的占比较少。(见图4)

(三)学科背景情况

2015年高职教育科研论文有半数以上(1831篇)标注出第一作者第二单位,并能明确判定出学科背景。对这部分论文的第一作者学科背景进行分析,发现具有教育学学科背景的论文共659篇,占标记了作者背景信息论文的35.99%;具有文史哲、经管类、理工类、法学类学科背景的论文共703篇,占被统计论文的38.39%;具有医学类、农林类、艺术类学科背景的文章极少,仅有90篇。不难看出,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表多学科和跨专业特点鲜明。(见表5)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高职教育科研论文的学科背景仍然主要以教育学为主,但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这一特点和2015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学科背景情况一致。从图5可见,在整体结构上,以教育学科背景为主,但其他学科背景亦占比较重,呈现出跨学科特点。比较而言,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教育学背景更加突出,高出文史哲、经管、理工和法学背景7.87%,而在高职研究领域,文史哲、经管、理工和法学的比重高于教育学,说明在高职教育科研领域中跨学科性更加明显。

三、2015年高职教育科研论文获基金资助情况

2015年发表3396篇论文中,有2125篇论文为各项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占论文比率为62.57%,这一比例与2015年高等教育核心发文中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比例相当(62.73%)。受资助论文中,有1438篇论文为单项基金/课题资助,518篇论文有2项基金/课题资助,163篇论文有3项基金/课题资助,5篇论文为4项基金/课题资助,1篇则有6项基金/课题资助。论文第一署名基金以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校级和其他进行归类,受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总共147篇,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806篇,厅局级基金资助694篇,校级192篇,其他289篇。基金存在合署的情况,2125篇论文提及国家级基金156项(次),省部级基金994项(次),厅局级基金987项(次),校级基金381项(次),其他469项(次)。篇均基金1.41项。(见表6)

比较来看,高职教育研究与高教研究发文中无基金支持的比例相当,在非国家级、省部级项目来看,高职领域受到的资助要高于高等教育研究,反映了高职教育研究的属地性较强,与地方地域的支持联系紧密。(见图6)

四、高职教育科研热点分析

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较长时域内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关键词的集合,可以揭示研究成果的总体内容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等。根据2015年4家高职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将全部关键词信息进行提取并逐条拆分,得到11764个关键词,平均每篇文章3.69个关键词。对这些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独立出现的关键词个数一共5195个,只重复一次的关键词3906个。其中重复出现20次以上的关键词如表7,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职教育科研的热点。

我们将内涵相同的关键词进行整合,将“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模式”合并为“培养模式”(88篇),将“高等职业教育”“高职教育”合并为“高职教育”(200篇),重复20次以上的关键词合并后为51个。

根据Donohue于1973年提出的高频词低频词界分公式:(I1为文中出现1次的词汇数量)。计算出高职教育研究高频词阀值为87.89,高职教育科研领域仅有9个高频词,不能完全代表研究的热点。根据经验法则,为了更好地描述高职教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我们选取30作为高频词的阀值对高职科研的热点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生成253对共现词对。(见表8)??Á81121-????IT

将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Ucinet 6.0进行网络关系分析,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7)我们发现,“高职院校”处于高职教育研究网络的中心位置,其中介中心最大,是网络的中心节点,“高职教育”“高职”等学科自身的领域问题也是学科研究的重点,“人才培养”“培养模式”在高职教育科研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节点地位,这些都是高职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创业教育”“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教学改革”“实践教学”等处于次级研究重点的位置,这些都是最新政策强调的重点;同时,我们看到近期以来一直强调的“现代学徒制”“职业能力”等政策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宏观体系问题,以及有关“高职学生”等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高职教育科研的边缘,说明政策向高职教育研究的传导存在滞后性。

五、结论

总体上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科研论文的数量庞大,各高职院校对教育科研的要求有所不同,导致教师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表表现不同,产生了差异性特征。同时,根据最新的CSSCI核心期刊目录的统计分析,我国教育类核心期刊36种,而职业教育类专业期刊数为零。北京大学2015版《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教育类期刊共计77种,职业教育类仅4种。

以2015年为例,在我们选定的18家高等教育研究期刊上共发表(非高职)高等教育研究类论文3464篇,年平均刊载192篇,而2015年仅在4家职业教育类杂志发表的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就达到了3188篇,年平均刊载797篇。但总体上高职类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偏低。(见表9)

这反映了我国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平台还不完善,关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规律、自身状况研究的生态系统还不健全,学科的成熟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也就导致了期刊发文规模与质量之间的矛盾。

数据来源:CNKI数据库统计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转型,以及制造强国战略的逐步实施,针对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自身的研究将逐步增加,研究的质量也将进一步提高,需要有效的科研平台予以支撑,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趋势下,如何通过平台建设、制度保障有效提升高职教育科研质量,是在如今职业教育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中文论文 篇8

对历史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地理中心的转移与科学活动地理中心的转移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先成为高等教育中心,而后成为科技创新中心[1,2]。这充分说明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影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以及人才、资本、技术及其他各个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别,体现在该区域城市创新能力的差别,而城市创新能力的差别又着重体现在该城市知识产出能力的差别[3]。

高等教育是与经济社会耦合度最高的教育层次,大学通过创造和传播知识资产、提高所在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等方式推动城市的发展。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很不均衡, 这种不均衡既体现在规模和结构上,也体现在高等教育的产出水平和创新实力上[4,5,6]。区域间知识资源和教育的差距成为我国区域差距的深层次原因[7]。地区高等教育科研水平与当地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结构、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密切相关,是一个城市高等教育活力与创新实力的重要体现, 也是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在我国的空间分布如何,分布不平衡表现为哪些形式?如何评价各城市高等教育科研的创新能力? 如何给予解释? 这是理解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已往研究文献主要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高等教育创新能力的区域问题。在区域创新系统的基本理论方面,Etzkowitz和Leydesdorff构建了经典的政府-企业-高校互动的“三螺旋理论”[8]。这一理论的核心就在于,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区域内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已成为或将会成为主要知识资产,它们将具有更高的价值。在此框架下,学者们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强调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根植性,特别关注了区域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因素[9,10]。对于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创新能力方面的研究,学者通过构建多元评价的指标体系, 评价我国各区域的创新能力,发现在不同发展水平下,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创新的边际效应有所差别[5]。研究发现高校与企业耦合的知识溢出效应是解释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11]。对于城市或城市群中高等教育水平的研究表明:我国主要城市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显著。城市之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步加大,且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差异大于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之间的差异[12,13]。

当前实证研究文献侧重于评价区域创新绩效和探索高等教育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对高等教育的评价着重考虑教育规模、资金投入及教育带来的产出效应等方面,然而,对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科研能力、教育教学、办学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创新能力的定量评价并不多见,对城市高等教育创新能力差异的解释也鲜有研究。

高等教育科研能力是表现地区高等教育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各城市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科研论文代表了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对高等教育自身运行规律的思考和改革创新的总结。本研究以高等教育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教育科研论文为基础数据,利用统计分析、计量分析的方法,讨论我国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差异,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创新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证依据。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遵 循数据展 示—>空间分析 与城市评价—>计量模型解释的思路对我国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进行研究。

(一 )高等教育 科 研 创 新能力 的 衡量 指标 设 定 及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利用各城市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衡量该地区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主要关注高等教育本身的运行规律,研究水平的高低往往与本地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情况密切相关。本研究采用《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完成的第13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数据库1,对每一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所在城市进行识别。城市基础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2。同时利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数量作为地区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佐证。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实践领域的最高奖项,能够充分体现和衡量我国高校教学成果以及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14,15]。城市发文数量与获奖数量共同体现了地区高等教育创新能力。

(二 )高等教育 科 研 创 新 的 空 间 结 构 分 析 及 评 价思路

本文探讨城市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发文数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讨论各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表现以及是否有高等教育科研创新的集群效应出现。在城市评价的维度上,本文首先通过衡量城市发文数量与高等教育规模是否相适应,来判断各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相对水平。其次,我们讨论城市发文的内部结构,通过构建衡量各城市发文学校的竞争状况和知识生产方式,找寻其与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关系。再次,我们讨论城市与城市间的知识流动结构,并对各城市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研究专长给予定量评价。

(三)计量模型

本文利用各城市的发文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寻找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由于城市发文数量是一个非负离散型随机变量,而且在零处聚集了大量的观测值(部分城市在该年度没有高等教育类的发文),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用经典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这类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存在一定的缺陷(作为比较,我们在文章中仍然给出其估计值)。为此,我们主要采用泊松回归的方法进行处理。

泊松回归是专门分析因变量为计数变量的回归模型,是为分析因变量为诸如专利数、生育次数、迁移次数等计数变量发展出来的统计模型[16,17],在流行病学、人口统计学等研究中广泛应用[18,19,20]。

假定第i个城市!发文数yi服从参数为λi的泊松分布,这个参数与回归元有关。密度函数可以写为:

相应地有条件期望

最常见的表达公式为对数线性模型,结合以上各式,我们可以写出:

公式(3)便是本文采用的泊松回归模型,其中xi为解释变量,β为待估回归系数。模型的估计一般使用对数似然函数方法。对于k个解释变量的情况,。泊松回归系数βj可以被解释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xj变化1个单位, 将带来对数均值上的变化量。然而我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取对数的均值,而是期望计数(即率)本身。因此,可以用exp(βj)来反映xj变化1个单位时期望计数的倍数变化,exp(βj)又称为发生率比。

三、中国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空间结构分析

在研究中, 我们将城市界定为2014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包含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区、盟、自治州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行政区划代码1,研究的总体包括我国337个城市2。

(一) 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城市分布

我们将各城市的发文数量作为衡量该地高等教育科研创新水平的指标。在统计的3270篇论文中,第一作者单位所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共涉及187个,排名前50 (包含并列 ) 的地级市 的高等院 校涵盖了89.63%的发文量。排名前10的城市包括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杭州、哈尔滨、长沙、长春以及西安,均为直辖市或省会城市[21]。

衡量我国高等教育创新能力的另一个指标是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笔者对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学校所在城市进行了统计3,统计涵盖 高等教育奖和职教奖两大奖项, 其中职教奖中只统计获奖项目领域为高等职业教育的, 统计对象为第一完成单位署名是高等院校的情况(除军队院校)。两大奖项合并计算,获奖数量前10的城市为:北京(84项)、上海(46项)、南京(44项)、广州(38项)、杭州(38项)、西安(30项)、武汉(28项)、成都(26项)、哈尔滨(21项)、天津(21项)。获奖前10名中有8个城市出现在高等教育发文量排序前10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城市分布与高等教育发文的城市分布有极强的相关性, 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48(见图1)。可见,教学成果奖与发文量具有类似的度量效果,都是度量高等教育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二)高等教育科研创新的区域集聚效应———城市群分析

高等教育科研创新是否有集聚效应?根据发文数排名情况,按照省级行政区划分,最为明显的是“江浙现象”。在排名前50名的城市中,江苏占10个城市,浙江占6个城市,形成了明显的集聚效应。

以城市群作为衡量标准是研究区域发展的重要方面。我们将研究范围界定为10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关中和川渝城市群,所辖城市依据肖金成[22]、曾鹏[23]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家相应的规划界定。 (见表1)

从各城市群的发文数量来看,目前国家已批准的4大国家级城市群遥遥领先,位居前4位。长三 角城市群的发文数量雄踞榜首,展现出强大的高等教育集群创新能力(见图2)。从图中看,长三角城市群的发文重要节点多,主要包括上海、南京、杭州三大节点及环绕四周的一系列中等节点, 区域已经形成合力;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形成了高等教育科研创新领域的武汉-长沙-南昌“中三角”,但是其余城市表现不突出;京津冀、辽中南、川渝城市群均是明显的双核驱动;珠三角、关中城市群呈现一家独大局面;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中没有明显的突出节点。

(三 )高等教育发 展 规 模 与 高等教育 科 研 创 新 的匹配程度

城市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是一个城市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基础。在发文量大于0的187个城市中,我们用各城市发文规模的所占份额与当地高等教育规模(以当年该地高等教育学生数衡量)所占份额相比较。如果二者一致,则应该分布在图中的45°直线附近1;与该直线的偏离角度越大,说明其匹配程度越低。顺时针的偏离代表该地高等教育科研创新水平超出其规模,逆时针的偏离则代表科研创新水平小于高等教育规模(见图3)。

如图3所示,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的能力远远超出其规模占比,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则是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大大低于其规模的典型(如郑州、济南、合肥、石家庄等)。

(四 )城 市 内 部 的院校 竞争 与 城 市 高等教育 科 研创新能力

经济领域中, 足够的竞争是创新的良好土壤,而垄断则不利于创新。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仍然存在这一规律?我们利用一个城市发文院校的个数衡量该地区的竞争程度,利用发文最多的院校发文占比来衡量城市高等教育研究的垄断程度。从图中可以看出,发文量居首位的院校其发文量占该城市发文总量的比值越小,则该城市发文总量越大;反之,所占比值越大,则该城市发文总量越小,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向相关关系(见图4)。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是有竞争才有进步、才能发展、才会创新。相应的数据见表2。

(五 )知 识 生 产方 式与 城 市 高等教育 科 研 创 新能力

本部分考察知识生产方式的城市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与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关系。我们从两个维度考虑知识生产方式:一是合作发文维度,二是外学科发文维度。

大数据显示:知识生产方式已经由个人英雄主义转向为广泛合作。研究表明:跨院校合作中强强合作的引用率要强于强校单干,强弱合作的论文引用率不低于强校单干[24]。在我们的数据统计中,平均每篇文章作者数为1.72人,合著比例为47.95%。研究发现,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成都、合肥等城市的合作水平较高,厦门、郑州的合作水平明显偏低(见表2)。

高等教育知识创新有赖于多学科的协同作用,知识生产方式不能由单一教育学科的学者完成,必须引入“外脑”。本文统计了发文作者来源于非教育类院系学科的比例,其发文平均占比为50.73%。成都、哈尔滨、合肥、郑州“外脑”引入率很高,均超过80%,说明其他学科的贡献很强;厦门、金华、宁波、镇江、昆明的“外脑”引入率较低;厦门仅有约5%的文章是由非教育类学科院系发表的。 (见表2)

(六)知识的区域流动与高等教育创新能力

高等教育知识是否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思想市场?各地市论文发表的流向关系如何?本小节分析了论文发表中来源城市与期刊所在城市的网络结构,以此来度量知识的流动。

首先,我们考虑论文发表的“东道主效应”。高等教育期刊所在城市为8个,由于“东道主效应”的存在, 可能使得本地论文有较高的比例在本市期刊发表,而本市期刊会更加偏向本地学者,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效应的存在, 但是不同城市存在较大差异(见表3)。对学者而 言 ,哈尔滨学 者的文章 ,有超过80%发在了本地期刊,而上海、武汉、南京的学者发文更多考虑非本市的期刊, 其中上海仅有不到20%的文章发在本地期刊。对期刊而言,沈阳和武汉的期刊更加着眼于全国的文章,仅为本地学者的文章留了不足15%的空间。占比较高的是南京和广州的期刊,发表本地学者的文章超过30%。

在除去本地学者在本地期刊的发文之后,我们度量了作者来源地———论文发表期刊所在地的流动网络,以勾绘出我国高等教育思想市场的整体结构。图5描述了两城市之间的论文流动(只统计流动量大于2篇的城市对)。

图5中,节点城市圆圈的大小表明该城市的“加权度(weighed degree)”(流入或流出的总数),城市之间连线的粗细代表了流动数量的大小, 箭头表明流向。从图中我们看到,文章的流动方向主要是从各大城市向高等教育热点城市汇集,但是,不同地区选择发文流动的重点不同且流动呈现出一定的跨区域特性。由于北京期刊种类众多,图中最为明显的趋势便是各个城市向北京的发文的流动。根据统计,流动的前4名的目的地均是北京, 分别为上海->北京(85篇 ),武汉->北京 (75篇 ),南京->北京 (71篇 ),杭州->北京(59篇)。除去目的地是北京之外,最大的4个流动值分别是北京->武汉(48篇),杭州->武汉(42篇),北京->上海(34篇),北京->哈尔滨(32篇),可见最大的流量均不在同一个城市群中。研究同时发现,除去苏州、温州、扬州、湛江外,剩余城市的文章流动第一大目的地均是北京。这些城市的主要流向为苏州->南京、温州->武汉、扬州->南京、湛江->上海。从知识流动的结构来看, 区域聚集的效应并不明显,如杭州到上海、南京之间的流动明显小于杭州到北京、武汉的流动,这一侧面反映出高等教育知识在全国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市场。

(七)研究领域专长的空间结构

高等教育研究的分工,使得各地的研究有可能出现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局面,导致各个城市表现出不同的研究领域趋向性。根据周光礼和谢清的分类,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可分为4类:体制与结构(主题包括社会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系统政策、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估), 组织与管理 (主题包括院校管理与院校研究、组织变革与大学制度),知识与课程(主题包括大学本质与大学理念、学科、专业与课程)和教学与研究(主题包括教与学、学术职业与教师发展、学生经验与学生发展)四大类[25]。

我们统计了发文量在10篇及以上的城市, 共计44个城市。定义某城市在某一领域的研究特长值,特长值=该城市在某一领域发文在本城市所有发文的占比/该领域所有城市发文在城市发文总量的占比。若该比值大于1, 则说明该城市在此领域有特长;若小于1,则说明该城市在此领域无明显特长。特长值反映了城市的相对比较优势,即使某一城市在发文的各个方面相比另一城市都有劣势,但仍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图6展示了各城市的特长值分布状况,只有某城市的某类发文率高于平均才计入统计。图中,线条粗细代表该城市在某一领域的特长值大小,一个城市有可能存在多个特长领域。

从图中我们看到,发文众多的城市如北京、广州、上海、武汉、南京等线条较细,说明这些城市在研究结构上并无明显“偏科”,研究实力比较均衡。一些特色鲜明的城市引人注目, 如擅长知识与课程研究的徐州、保定、淮安、福州、南宁等城市,擅长体制与结构的厦门、盐城等城市,擅长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哈尔滨,擅长组织与管理领域的开封、南通、湛江、宁波、昆明等城市。专长领域的识别,有助于各地实行有针对性的高等教育研究提升计划。

四、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利用计量模型实证探讨我国城市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我们使用城市在高等教育期刊的发文数量作为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可能与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同时根据“三螺旋”理论,应当考虑地区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变量。此外,由于发文数量受期刊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发文的东道主效应。

本文利用公式(3)所示的泊松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同时以OLS回归的结果作为参照。所用数据来自本次期刊统计数据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解释变量的统计如表4所示,计量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中看出, 泊松回归与OLS回归的变量符号几乎相同, 然而,OLS中高等教育规模与发文数的关系是负向的,与我们的预期不符,泊松回归的结果修正了这一状况。通过泊松回归的结果,发现如下结论:1一个城市的科技投入水平越高,高等教育发文量越大。科技投入水平每提高1亿元,发文量变为原来的1.003倍,说明科技发展本身与 高等教育科研创 新密切相关。2高等教育本身的体量(教师、学生)是影响发文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数每提升1万人,发文数量将是原来的1.659倍。3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状况是解释发文量的重要因素。人均GDP每提升1万元,发文量变为原来的1.140倍,说明高等教育科研创新与经济的相关作用较强。第二产业比重作为衡量经济转型与经济结构的指标, 如果占比较小,则第三产业比重更大,经济活力更高,与高等教育科研创新契合。第二产业占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发文量降为原来的99.3%。4发文数量的东道主效应明显。如果一个城市有自己的高等教育核心期刊,则该城市发文量升至原来的1.399倍。

*** p<0.01, ** p<0.05, * p<0.1

五、结论与展望

研究发现: 北京是我国高等教育科研创新的中心,创新产生协同效应的城市主要在长三角,而中西部省会城市的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落后于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在城市内部,更多的院校参与发文竞争, 更低的发文垄断程度均与城市发文量密切相关。在城市之间发文流动的研究中,城市的“东道主”效应明显, 期刊把较大比例的发文机会留给了本地学者,本地学者也更热衷于在本地期刊发文。在知识流动的研究中,论文的流动特征并未出现明显的随距离衰减的效应,论文流动的跨区域性很强,说明论文的投递成本和地区之间的文化阻碍并不会构成知识交流的障碍, 这侧面说明了我国地区间知识交流的日益频繁,使得全国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市场。在探讨研究专长时, 评估了各城市高等教育研究的相对比较优势,认为高等教育科研创新能力较强的大城市,并不局限于某一单项领域。对于后发型城市而言,选择相应的有比较优势的研究领域,可能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最后利用泊松回归模型,揭示了论文发表数的影响因素,高等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转型状况、东道主效应都是其重要解释变量。

中文论文 篇9

2011年14家高等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共刊载文章4378篇。按照第一署名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其中第一作者署名单位不详的18篇,为境外单位的27篇,为非高校(政府机构、科研院所、教育服务机构等)的311篇,剔除此3项共356篇,第一作者为普通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院校、独立学院、军事院校、成人院校)的论文4022篇。研究对象不属于高等教育领域(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论文和非论文性质(会议纪实、短评等)文章111篇,剔除这些文章后剩余3911篇。在本文中,以第一作者署名属全国高等院校发表的高等教育类科研论文3911篇为有效统计数据,下文的统计数据以此为依据。

一、2011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院校分布情况分析

教育部2011年公布的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2)显示,普通本科院校共820所;高职(专科)院校共1281所;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共311所;成人高等学校共356所;军事院校111所。2011年共有770所(2010年734所)占所有院校总数的26.75%(2010年26.06%)的院校在14家期刊上发表了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其中普通本科院校532所(2010年513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64.88%(2010年65.02%)、普通高职院校186所(2010年179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14.52%(2010年14.37%)、独立学院35所(2010年9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11.25%(2010年2.79%)、成人高校19所(2010年19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5.34%(2010年5.21%)、军事院校14所(2010年14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12.61%(2010年14.89%)。

(一)普通本科院校2011年发文情况分析

有532所普通本科院校2011年在14家核心期刊发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3408篇,占被统计论文总数的87.14%。其基本情况公布如表1所列,限于篇幅,只列出发文5篇以上的高校,共196所,占同类院校总数(820所)的23.90%。这些院校发表了2730篇论文,占同类高校发文总量的80.11%。

通过数据分析可得出,其发文分布特点如下:第一,综合性大学或全国重点大学依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发文比率高,共有103所“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发表论文1713篇,占被统计论文的43.80%。第二,全国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院校发文贡献率较高,16所院校共发文786篇,占被统计论文的20.10%(见表2)。第三,全国本科师范院校发文贡献率略高于平均水平。在发文5篇以上的196所本科院校中有37所是师范院校,占18.88%;发表论文共667篇,占196所院校发文总量的24.43%。第四,我国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发表具有高度集中、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全国820所普通本科院校中,有532所院校(占同类院校的64.88%)发表了论文,其中61所院校(占本科院校总数的7.80%)的发文累积贡献率达到了50.00%,有35.12%的普通本科院校没有在14家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表教育科研论文。

(二)普通高职院校2011年发文情况分析

第一,2011年普通高职高专院校发文数量仍然较少、所占比例较低,这与14家核心期刊没有高职类专门期刊有关。全国1281所普通高职院校中,发文院校数为186所、发文398篇,分别占院校总数的14.52%、被统计论文的10.18%。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发文2篇以上的院校名单(见表3)。

第二,全国示范高职院校依然是高职类院校发文的主力军。在100所示范高职院校中,有41所院校共发文140篇(见表4),贡献率3.58%。这41所院校占全国普通高职院校总数的3.20%,占示范院校总数的41%,占高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35.18%。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共发文59篇,占高职院校发文总量的14.82%。

(三)独立学院2011年发文情况分析

全国311所独立学院中,有35所院校发文48篇。与2010年9所院校发文10篇、2009年18所院校发文23篇相比,2011年独立学院发文院校数量和发文数都有很大增长。这些数据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独立学院发展的良好态势(见表5)。

二、2011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单位的省域分布情况

2011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单位所在省域分布依然十分不均衡,发文作者单位集中在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西北部边远地区学术研究明显薄弱。全国31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发表论文情况见表6。其中,江苏、浙江、北京、广东、湖北、上海、黑龙江、吉林等8个省市的高等院校发表论文(2617篇)占被统计论文的66.91%;而云南、贵州、内蒙古、海南、宁夏、新疆、西藏、青海等8个省(区)的高等院校发文数加起来才占1.44%。数据分析显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区域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各省市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高等院校的分布(尤其是本科院校省域分布、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区域分布)、14家高等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所在地分布等。

三、2011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作者署名数量情况

论文作者队伍数据分析显示有如下特点:

第一,单独署名和两人合作署名是发表研究成果的两种主要形式。2011年在14家期刊上发表的3911篇高等教育科研论文中,有2296篇论文以单独作者署名,占被统计论文的58.71%。有1615篇合作署名发表,合著比例为41.29%。其中,2人合作的论文占28.71%,3人合作的占8.41%(见表7)。

第二,作者队伍主要由教师科研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生三部分构成。其中教师科研人员发表论文1990篇,占50.88%;行政管理人员发表论文1022篇,占26.13%;学生发表论文459篇,占11.74%;作者职务不详的有435篇,占11.12%;其他的有5篇,占0.13%(见表8)。教师科研人员主要是各院系的教师和研究所室的科研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中主要是院长、书记、教务处长、学生处处长、宣传部长等中层管理干部。作者队伍工作部门覆盖面较广。

第三,作者队伍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有职称说明的2992篇论文中,第一作者具有高级职称的2136人次,占被统计论文总数的54.62%;中级职称的825人次,占21.09%(见表9)。

第四,作者队伍中具有教育学学科背景的人员占大多数。2011年在14家期刊上发表的3911篇论文中有859篇论文标注了第一署名作者的学科背景,其中具有教育学学科背景的论文493篇,占57.39%。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专业化特点很鲜明(见表10)。

四、2011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获得基金资助情况

2011年在14家期刊上发表的3911篇中有1794篇论文为各项基金、课题的项目成果,基金论文比率为45.87%(2010年38.62%)。其中,受境外福特基金等资助的项目成果有10篇;受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成果有315篇;受省部级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1049篇,占统计论文的26.82%(见表11)。

五、2011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情况

第一,在统计的3911篇论文中,按照文章的类别进行分类,关于高等教育发展、大学(本科)教育方面论文占比近1/4,高校建设研究论文占比17.31%,三类论文占被统计论文总量的65.63%。而民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成人高等教育方面的论文仅占比4.11%(见表12)。

第二,所统计论文的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其中采用规范研究方法的论文3169篇,占被统计论文总量的81.03%;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依然较低,为503篇,占总量的12.86%;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论文篇数与去年相比有显著增加,达到239篇,占文章总量的6.11%。这表明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还是习惯于采用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还有待加强(见表13)。从所统计的数据分析表明,实证研究的论文大多都能获得基金支持,作者多为两人以上。

第三,从统计论文的关键词可以看出研究主题分布情况,从统计数据可见,位列前三的研究主题分别是高校教育教学与管理、高等教育发展与院校研究、学生工作研究。其所占总量的比例分别为30.53%、22.01%、18.18%。这三类研究主题已占所统计论文总量的70.72%。对比鲜明的是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高校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与管理两类主题词的发文总共才86篇,仅占总量的2.20%(见表14)。

注释

114家中文核心期刊的选定依据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34页G64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表。

中文论文 篇10

美国青少年文化中心执行长陈健当天表示, 在当今学中文热潮风行之际, 湾区儿童中文识字比赛越来越受到家长和老师的重视。本次比赛共有145人报名参赛, 许多家庭都是全家出动。

当天的比赛竞争非常激烈, 多次出现参赛小朋友分数相同, 需要通过附加赛才能排定最终名次的状况。评委刘莉莉表示, 参加本次比赛的学生都很优秀, 很难区分高低;显示家长和老师都付出心血, 孩子们更是刻苦努力。评委马露娜表示, 比赛总有胜负, 没

有获得第一名的孩子也同样优秀, 希望家长●

周吉

继续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中文。

主办单位还请来多位侨领及小区人士吉为优胜小朋友颁奖。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旧金

山奥运火炬传递的第一棒火炬手、前奥运游泳冠军林莉。

(来源:世界日报)

国际交流从语言开始。通过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增进信赖。基于这种理念, 日本冈山县新见市的共生高中从今年4月开始把中文课设为学生的必修课。日籍华人吉井菜水出任该校第一任中文专任讲师。

据吉井菜水老师介绍, 共生高中目前总共有250名学生, 其中还有来自中国、韩国的43名学生。学校与中国吉林省、福建省教育部门签订国际文化交流协定, 接受了来自这两个省份的21名学生。许多日本学生都希望能够和中国学生用中文交流, 因此向学校提出了增设中文课的建议。

与此同时, 日本近年来改革高考制度, 报考外语不再是单一的英语, 中文也已经成为可供选择的外语科目之一。于是, 学校决定将中文课设置为必修课:一则促进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二则让日本学生从上高中时就掌握两门外语, 将来报考大学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4月16日, 共生高中一年级学生的中文课正式开课。吉井菜水老师颇为自豪地说, 在日本的高中里面, 大约有200多所学校开设中文课, 但都是选修课程。将中文设置为必修课的, 共生高中是日本高中里面的第一所学校。因此, 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 同时也下决心要培养出几个拿得出手的“中文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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