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译本

中文译本（精选9篇）

中文译本 篇1

1.前言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最早是1923 年经鲁迅翻译介绍到中国, 原载由周作人编选的《现代日本小说集》, 其中包括了《罗生门》和《鼻子》两篇。短篇小说《罗生门》是芥川步入文学创作之途的开山之作, 也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不仅经常出现日本中学语文课本上, 在日本国内广为人知, 而且随着著名导演黑泽明拍摄的同名电影, 它的名声已经走向世界。“罗生门”甚至成为一个现代汉语词, 屡屡见诸报端, 如罗生门事件、陷入罗生门等说法。《罗生门》自鲁迅首译以来, 译本众多, 据王柏静 (2014) 统计, 除楼适夷、文洁若、林少华等主要8 个译本之外, 还有数十位译者对《罗生门》进行过翻译。这些译本良莠不齐, 译作风格各不相同。本文将选取不同时期的三个《罗生门》名家译本——楼适夷译本、文洁若译本和林少华译本——拟从宏观的语境和微观的翻译方法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对比。

2.语境

翻译, 总是伴随着语境的。没有语境, 可以说难以有真正的翻译。对语境的了解、把握程度有时是决定译文成败优劣的关键。强调语境, 其实质就是要求译者首先从宏观上去把握翻译。要从原文的社会文化背景、作者的思想观念以及文章的整体布局、上下文的联系等多重角度去进行解读, 避免表面化的、逐字逐句式的简单解读和翻译。抓住原文的宏观背景, 不仅包括原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也包括原语国与译语国之间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

具体到芥川和他的作品, 我们能看到以下的几点特性。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他突破了自然主义呆板的纯客观描写, 十分讲究写作技巧, 艺术风格颇具特色。就其小说创作而言, 早期和中期以历史题材居多, 后期的创作, 从历史转向现代, 风格也有变化。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人性之恶的冷峻逼视, 对人生之悲的冷静旁观。林少华 (2008) 评论《罗生门》以令人窒息的紧凑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 从而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和善恶之念转换的轻而易举, 展示了人之自私本质的丑陋。

通读《罗生门》的译本, 三位名家都从宏观上准确地把握了原文的语境, 抓住了原文的精神实质, 将小说精雕细刻的行文、独到的立意、缜密的构思忠实地传达出来, 给与读者以完整、准确、优美的芥川作品之意蕴, 这是三位名家译本的共性。但从语言和文体来说, 三位名家译本在细节方面的处理又各有不同, 这里略作比较:

(1) 何故かと云うと、この二三年、……そこで洛中のさびれ方は一通りではない。

楼译: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数年来, 接连遭了地震、台风、大火、饥馑等几次灾难, 京城已格外荒凉了。

文译:原因是, 近两三年来, 在京都, 地震啦, 旋风啦, 失火啦, 饥馑啦, 一桩桩灾难接连发生。从而京城之荒凉不同寻常。

林译:这是因为, 近两三年来京都连连遭灾:地震、龙卷风、大火、饥荒, 不一而足。整个京城因此衰败不堪。

(2) ただ、おぼろげながら、……勿論、中には女も男もまじっているらしい。

楼译:能见到的, 有光腚的, 也有穿着衣服的, 当然, 有男也有女。

文译:不过, 模模糊糊地能知道, 其中既有赤裸裸的, 也有穿着衣裳的尸体。

林译:仅可模模糊糊地辨出有的赤裸, 有的着衣, 当然男女混杂。

以上两段译文, 三位名家的处理, 无论标点、用词还是句式都各有特色, 不过总体上可以看出, 林少华的译文较文雅、言简意赅、生动形象。而楼适夷和文洁若的译文掺杂了一些口语和方言, 略带突兀感, 并且文译的译文较长, 译得严谨细致。

3.翻译方法

3.1 直译与意译

从翻译方法的角度看, 直译与意译是翻译中最常见的问题。所谓直译, 就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所谓意译, 就是只保持原文内容、不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意译的特点, 傅雷曾概括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看原文:旧記によると、仏像や仏具を打砕いて、……薪の料に売っていたと云う事である。楼译:照那时留下来的记载, 还有把佛像、供具打碎, 将带有朱漆和飞金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卖的。这是直译, 另外两位名家也是如此, 可以说中规中矩。而再看, 楼の上からさす火の光が、かすかに、その男の右の頬をぬらしている。「ぬらす」一词本意是弄湿、沾湿的意思, 在这里三位名家都采取了意译。楼译:楼上漏下火光, 隐约照见这人的右脸。文译:从门楼上照射下来的火光, 依稀浸润了此人的右颊。林译为:上面射下的火光, 隐隐约约舔着他右侧的脸颊。译者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动词来表示「ぬらす」, 都使文章增添了活力, 富有神采。但也必须注意到, 如果译者未能充分彻底地理解、吃透原文或者由于母语表达的问题, 则会产生误译, 影响整篇译文的质量。比如:選んでいれば、築地の下か、道ばたの土の上で、……犬のように棄てられてしまうばかりである。看楼适夷的译文:要择手段便只有饿死在街头的垃圾堆里, 然后像狗一样, 被人拖到这门上扔掉。将「築地の下か、道ばたの土の上で」翻译为“垃圾堆里”, 则属于误译, 与原文不符, 有译者自身发挥的痕迹。我们看林少华的翻译:如要选择, 便只有饿死墙下或抛尸路旁, 进而被人像拖狗一样拖来扔在这门楼上。林译不仅达意, 而且传神。

3.2 顺译与倒译

顺译就是按照原文的语序进行翻译, 译文与原文语序基本相同。一个句子能否按原文结构进行顺译, 主要取决于译者的双语水平。不过, 由于日语谓语殿后, 有时又难以保证绝对的结构对应。倒译, 简言之, 就是翻译中的变序。至于变序的原因, 一般来讲有三个, 即语法、修辞和习惯, 体现在文字上,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原文前后文的位置颠倒。例如:けれども、老婆は黙っている。両手をわなわなふるわせて、……見開いて、唖のように執拗く黙っている。楼译:可是老婆子不做声, 两手发着抖, 气喘吁吁地耸动着双肩, 睁圆大眼, 眼珠子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像哑巴似的顽固地沉默着。文译:可是老妪闷声不响。她双手直哆嗦, 气喘吁吁地耸动着肩, 两眼圆睁, 眼珠子都快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似的, 宛若哑巴一般执拗地沉默着。林译:老太婆仍不做声, 固执得如哑了似的, 惟见双手簌簌发抖, 肩头连连起伏, 两眼睁得险些将眼珠儿挤出眶外。此句, 楼适夷和文洁若的翻译为顺译, 较平淡。而林少华为倒译, 把修辞法前置, 文章更加通顺且切合原文。

3.3 分译与合译

分译就是把原文的一个句子译成两句或更多的句子, 合译则是把两句或更多的句子译成一个句子。分合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改变原文的标点符号。试看小说第一句:ある日の暮方の事である。一人の下人が、羅生門の下で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楼译:某日傍晚, 有一家将, 在罗生门下避雨。文译:话说一天黄昏时分, 有个仆役在罗生门下等待雨住。林译:薄暮时分。罗生门下。一个仆人正在等待雨的过去。三位名家对句子的处理有分有合, 其中林少华的译文最妙, 层次分明, 节奏明快, 引人入胜。

4.结语

《罗生门》自鲁迅首译以来, 经过众多译者的翻译, 广为流布。楼适夷、文洁若、林少华作为翻译名家, 对该小说从内容、布局、主题、文体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恰到好处的翻译转换, 忠实地再现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但三位名家的译文又各有特色, 楼译由于作家出身的原因, 对原文裁剪较多, 译文简洁流畅, 语气连贯, 有一气呵成之感;文译严谨饱满, 通俗易懂, 美中不足的是有几处译文口语色彩浓厚, 不符合原文的语言风格;林译译文措词得体, 简练精确, 行文流畅, 文体选择一致, 恰当地再现了原文的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 (日)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楼适夷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2] (日)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文洁若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0.

[3] (日)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林少华译.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 2008.

[4]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5]梁传宝, 高宁.新编日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中文译本 篇2

无独有偶，也是在1975年，山东省广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到革命老区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许多老同志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梭镖、镰刀、铁剪等捐献了出来。县里还将烈士刘良才家那3间老北屋及室内的旧家具立为中共刘集党支部活动遗址和革命文物，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84岁的老人刘世厚激动地说：“我这里还保存着当年大伙儿学过的那本‘大胡子的书’，我愿献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刘老的这一义举，旋即震动了刘集村、大王乡和广饶全县。不少老人望着这本印有大胡子像的“宝书”，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禁不住老泪纵横。

当时，刘世厚老人并未意识到，他历尽凄风苦雨，保管了40多个春秋的这本《共产党宣言》，竟是在中国的首版中文译本，可谓价值连城，人们苦寻多载而未得。

那么，这本“宝书”何以在此地得以保存，其中又有多少艰难曲折的历程呢?

传播：一盏点火引路的明灯

山东省广饶县位于鲁北，虽属偏僻之域，但这里封建势力却盘根错节，又加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山东问题，故而这里的爱国反帝斗争极其高涨与深入，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毅然走出家门，来到城市求学，寻觅救国救民之路。刘俊才(刘子久)、延伯真、刘雨辉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当时济南有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1919年秋由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组织成立的。这个研究会学习和研讨的主要文献就是《共产党宣言》。在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扉页右下角，清晰地盖有一方“葆臣”朱红印记。那么，这“葆臣”是何许人也?

“葆臣”姓张，系济南早期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记载：张葆臣，原籍江苏无锡，1922年1月1日入团，后调济南工作，是济南共青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据1922年曾任济南党的代理书记的马克先回忆，张葆臣系驻济南的7名共产党员之一，其公开身份是道生银行的职员。道生银行是沙俄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总行在上海。张葆臣属济南分行的职员，时常往返于沪济之间，加之负责党内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他持有这本首版《共产党宣言》乃情理中的事。

盖有“葆臣”红色印章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是由刘雨辉带回刘集村的。刘雨辉，女，广饶县刘集村人，十几岁时毅然冲破封建礼教，走出家门，就读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和苏州女子产业学校，1925年夏毕业后到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此时正值“五卅”运动时期，在反帝爱国的洪流里，她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侯玉兰、于佩贞、刘淑琴等许多女共产党员，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员。这群活跃的女共产党人，经常与刘俊才、延伯真、张葆臣等男同志一起开会、学习、活动。因此，那本盖有“葆臣”印鉴的《共产党宣言》便辗转落至刘雨辉手中。

1926年春节，刘雨辉偕同刘俊才、延伯真等同乡一起返乡时，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连同其他马列主义书籍一并赠给刘集党支部——该支部成立于1924年冬，当时适值刘俊才回乡期间，发展了刘良才入党，并建立了刘集党支部。

《共产党宣言》首版中文译本从此在刘集村扎根落户，经历了不平凡的半个世纪。

1926年2月15日(农历丙寅正月初三)，人们在刘良才家的场院里搭起了松柏门，挂上画有镰刀、斧头的旗帜，并用门板搭起讲演台。农民协会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全村父老乡亲都兴高采烈地赶来参加。刘俊才、延伯真等先后在会上讲话，把《共产党宣言》的朴素道理讲给大家听。刘雨辉教唱了《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旋律震动四野。

春节过后，在外边工作的人员走了，但“宝书”却留了下来。刘集村支部的党员们晚间经常聚集在刘良才家的3间北屋里，在煤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探讨解放自己的出路。冬闲时节，党支部举办农民夜校，由刘良才或其他党员宣读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共产党宣言》又成为刘良才等同志备课的好教材。

当时，在刘集村一带，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嗨，现世的穷人们哎，

走得慢了穷撵上，

走得快了撵上穷，

不紧不慢朝前走，

扑通掉进穷窟窿。

于是刘良才顺势给农民兄弟讲解革命道理：穷人要翻身，穷人要有出头之日，就必须砸掉“身上的锁链”，闹革命!他一面举着《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一面指着封面上马克思的头像说：“这位大胡子(当时老党员们对马克思的昵称)就是马克思，咱照着他书里讲的去做，才能解救自己!”大伙听得入了神，并深为感动，争先说：“大胡子讲的理儿，点子打到咱心板上了，咱照着做，没错!”

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从刘集村燃遍广饶全县，乃至鲁北大地。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次年1月刘良才任县委书记。此时，全县已建立起8个党支部，共产党员达70多人。党领导的农协会员达500多人，周围团结着约6000名农民群众。同时，还建立了少先队、青年团、工会等组织。县委机关设于刘集村，随之领导了“觅汉增资”、“吃坡”、“砸木行”、“反征派”、“掐谷穗”等一系列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封建豪绅的嚣张气焰。

《共产党宣言》成为农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指路明灯。

保存：一腔矢信矢忠的精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步控制了山东，广饶革命形势日趋恶化。

1930年11月，县委领导几百名党团员群众在大王韩桥庙会上“砸木行”，抵制敌人的苛捐杂税，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与仇恨，敌人开始在广饶大规模地搜捕共产党人。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刘良才和刘集支部的其他同志不得不将党的一些机密文件和学习资料销毁。这本《共产党宣言》，几次想处理，刘良才无论如何下不来决心，怎么能舍得呢?这本仅仅56页的书，他白天黑夜不知读了多少遍，书的左下角都发黑了、捻破了，说什么也不忍心把它扔进火堆里。数月过后，风声更紧，敌人搜捕的“黑名单”上，首当其冲者便是刘良才。

1931年2月，根据工作需要，中共山东省委调刘良才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刘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并叮嘱他妥为保存。刘考文接过此书，觉得责任重大，“这是党的书啊!”他下决心人在书同在。于是他有时把这本书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则将其封闭于灶头的通风道内，有时又转移到房顶脊瓦的下垫里，变幻无常，不露痕迹。

1932年8月，广饶西邻县的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县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不少共产党人罹难遇害，刘考文预感到自己有被捕的可能，于是趁月黑之夜，将这本《共产党宣言》移交给忠厚老实、不引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时过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入狱，居室被抄，而“大胡子书”却安然无恙。

刘良才到潍县赴任后，尽管环境恶劣，但他对《共产党宣言》揭示的真理矢信矢忠：“腐朽阶级的灭亡和革命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刘良才以超乎寻常的胆识，恢复和重建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执著于地下斗争。不幸的是，1933年7月刘良才落入敌人魔掌，壮烈牺牲。

腥风血雨，广饶革命形势一时间陷入低潮。刘良才在潍县遇害的噩耗传至家乡刘集村时，刘世厚极其悲痛，他于夜深人静之时，默默取出这本“宝书”，翻阅着，重温着书中的理念：那无限美好的未来社会一定会实现!他把这本书用油纸严严实实地包好，再装进一个空心竹筒里，以此作为对革命烈士的怀念和对最终胜利的憧憬。

从上世纪30年代起，国民党反动派在统治区内顽固地推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进行文化“围剿”。他们把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定为“禁书”，《共产党宣言》被列为禁书之首。反动当局对保存和阅读马列著作或进步书刊者，以“危害民国”之罪论之，或判刑监禁，或杀戮处死。但处心积虑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山东广饶刘集村一座破旧的农舍里，却完好地珍藏着一本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细心地在自己睡的土炕里角处，挖制了一个暗洞，把封装“宝书”的竹筒匿置其间；有时又将“竹筒”藏进山墙的砖瓦雀眼里，这样，这本“宝书”始终未被敌人发现。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为我八路军所控制。而日伪军将之视为“眼中钉”，竭力想拔掉它。为此，刘集村曾经历过3次大“扫荡”，村内房屋几乎全被烧光，但这本《共产党宣言》却一次次地逃离劫难。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41年1月18日(农历辛巳年腊月二十一日)。这天深夜，驻广饶县城的日兵纠集临淄、益都的日伪军1000多人，借口刘集村驻进了“四边县政府”与“益北行署”人员，突然将刘集村团团包围。敌人见房即烧，见人即杀，不多时全村便成血河火海。在敌人的暴行下，有83位乡亲被杀害，500多间房屋被焚毁，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刘集惨案”。在这次浩劫中，刘世厚本已逃出村外，但当他回望时，见全村一片火海，他首先想到的是藏在屋山墙砖瓦雀眼中那本“宝书”——《共产党宣言》。他担心书被烧毁，于是冒着生命危险，重新潜回家中，在烈火中爬上屋山墙，将这本书抢救出来。

解放战争时期，刘集地区虽已成为解放区，但仍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的滋扰，形势不安定，于是刘世厚不得不经常变换藏书之处。

新中国诞生后，天下太平，海晏河清，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耄耋之年的刘世厚老人才放心地把这本宝书献给了国家。

定位：一部永放光辉的宝典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自1948年2月出版问世以来，已经历160个春秋。至今，《共产党宣言》在世界上已被翻译成200种文字，成为全球公认的“使用最广的社会政治文献”。

在中国，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宣言》先后共有5个中文译本，它们是1920年陈望道版本、1930年华岗版本、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版本、1942年博古版本及1949年陈瘦石版本。

关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出版时间，长期以来似为哑谜。毛泽东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曾讲到1920年春节第二次旅居北京时，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本人也曾回忆，该书是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的。于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人们误以为《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译本的出版时间是在1920年4月或春季。问题就在于，在中国大地上，乃至海内外迄今未曾发现上述版本，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方揭开这一谜底。

1980年初，上海终于发现了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在上海档案馆保存着。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刊出了该版本的介绍文章和照片。这一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由此说明《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译本的出版问世时间，也许不是1920年4月或春季，而是同年的8月。1983年，适值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对此再作报道。只是由于上海的这本书系一孤本、孤证，对其出版时间，仍有人持犹豫态度。

1976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在广饶的发现，实为石破天惊，打破了孤本孤证的局面，从而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与说明。

1986年初，山东省东营市政协在编纂《文史资料》第2辑时，收集到广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和保存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他们立即向中共东营市委和中共山东省委提出《关于鉴定和保护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的建议》。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的李昌安遂于同年2月21日批示：“建议很好，望组织落实。”

1986年5月，在政协东营市委员会的组织下，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东营市政协文史委及广饶县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组，对广饶收藏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认真细致地考察和鉴定。

经考察，《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是线装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相片上方是由右至左的横排字，有四行。由上至下依次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在马克思像下端，依旧是由右至左的3个横排字：马格斯。全书内文以5号铅字竖排，共56页。封底自右向左，依次印有数行竖排字：“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考察认为，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广饶藏本封面书名印刷的错误。考察组把中共中央编译局所保存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再版”本与1920年8月广饶藏的“出版”本相对照，发现广饶藏本书名之误，原本应是《共产党宣言》，却印作《共党产宣言》，词序颠倒。经考察，这一现象并非发生在个别印本之上，而且显然是因排印或校对疏忽所造成，并非译法不同或其他原因所致，因为内文扉页上竖排的书名，清晰地印着《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可以推断，正是因为发现了书名的词序谬误，故在9月间再版时，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同时，经过比照，上海藏本封面印刷情况与广饶藏本完全相同。足以证明，广饶藏本与上海藏本完全是同一个版本，最初出版时间是1920年8月。

中文译本 篇3

关键词：长干行,翻译,文化,传播,亏损

长干行:是一首爱情叙事诗, 诗以商妇的自白, 抒写了她对远出经商丈夫的真挚的爱和深深的思念。全诗形象完整明丽, 感情细腻, 格调清新隽永, 是诗歌艺术上品。这首诗深受西方诗人的喜爱, 曾先后多次被译成英文, 各持特色, 但也美中不足。特别是在这首诗歌的意象、称谓和典故的翻译中很值得探讨, 加之意象和称谓承载这中国丰富的文化内涵, 进一步造成译本于原文的文化差距, 笔者并借此从意象、称谓和典故方面来谈一谈中诗英译中文化传播和亏损。

1. 汉诗英译中意象翻译的文化的传播和亏损

汉诗集中了国五千年的古老文化, 是中国典型地传达文化内涵的文学手段。所以汉诗英译的意象翻译中文化的传播和亏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1.1关于意象

“意象是诗歌的魂”, 意象由两个方面组成, 一是“意”即诗人的主观感情, 二是“象”即客观物象。诗人把他们的感情寄托在客观的物象上, 通过描写客观的物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意象可分为树木类、花草类、动物类、风霜雨雪水云类等。意象可以并且承载着文化内涵在古今中外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而且要想得到文化的传播, 首先不能丢失意象, 丢失了意象就是丢失了文化。

1.2《长干行》四个不同译本意象翻译与文化的传播和亏损

《长干行》四个译本中都存在文化亏损问题, 现在我们从不同类的意象来讨论中诗英译中文化的亏损。《长干行》这首诗歌中归纳起来存在着这样四种意象:树木类意象、动物类意象和颜色类意象。

1.2.1树木类意象

树木类意象一直是古代诗人最喜欢用来表达心声的意象。在李白的《长干行》出现的树木类意象有“竹”、“草”两个。这里的“竹子”承载的文化内涵是中国文化中儿童游戏时以竹竿当马骑的少儿文化。这个“竹子”和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动物类意象“马”都承载着以竹竿当马骑的文化内涵。而W.A.P.Martin译本 (简称马译) 和S.0bata译本 (简称奥译) 却译成“bamboo horse” (用竹子做的马) , 没有准确传达出这两个意象的文化内涵。Ezra Pound译本 (简称庞译) 则译成”bamboo stilts” (竹高跷) , 也没有完全传达出文化内涵。W.J.B.Fletcher译本 (简称弗译) 译成“hobby-horse”, 虽然用了解释词语hobby, 在意思上比较接近诗歌中的“竹马”, 但还是没有翻译出“竹”这个意象, 也没有传达出中国文化中“竹马”的内涵。笔者认为应该把“郎骑竹马来”译成“you came over astriding bamboo as a horse”, 这样可以比较好的传达出中国文化又不丢失原有and structures.The key element investigated i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s that we attempt to arrive at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what the writer intended to

Bibliography

的意象。因此笔者建议翻译这类中西方不同含义的意象的时候要使用直译加释义的方法。

“草”这个意象就是指草丛, 庞译和奥译的“the grass”就是草丛, 中西对应, 文化得以传播, 弗译“grasses”是“草本植物”, 也扩大了草丛的概念, 但是没有完全造成文化亏损。因此笔者建议在翻译这些中西方文化对等的意象的时候采用直译的方法。

1.2.2动物类意象

动物类意象也一直很受古代诗人的青睐。在李白的《长干行》出现的动物类意象有“马”、“猿”、“蝴蝶”等三个。“马”这个意象如果在其中没有翻译出来的话, 那么就丧失了这个小男孩那颗孩童的心, 那种用竹子当马来骑的小孩的调皮的性格。当然, 这四个译本中都出现了“horse”, 但是这里的马必须要和竹子合适搭配才能够传达出中国的文化内涵, 这在上一节讲“竹”的时候已经详细谈到, 这里就不加以讨论了。

“猿”这个意象在中国有着“哀伤、凄厉”的象征意义, 如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等诗句。但是在西方却没有这种含义, 我们看这四个译文是怎么翻译这个“猿”的。马译没有翻译出这个意象, 实属文化亏损;弗译用“gibbon’s wail”, 奥译用“monkeys wailing”都传达了猿声哀的场景, 但是最传神又最能传达那种悲恸的场景的却是庞译的“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0verhead“, 这种直译加释义的翻译把妻子那种期盼丈夫归来而又盼不到的热切期望和悲恸, 还有担心丈夫归来时的安危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在翻译这种意象的时候建议采取直译加释义的方法。

“蝴蝶”这个意象一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 大家都会联想到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生不能相爱, 死后化成蝴蝶出双入对, 相爱到永远。但在西方蝴蝶没有这个意思。马译完全没有考虑去翻译这个意象, 弗译“the butterflies so gay”虽然是直译加了释义, 但是没有传达出那种出双入对的恋人相亲相爱的感情场面。奥译是直译“butterflies”, 在后一句用到了”paired”, 那也是直译了后面一句, 没有把中国的这种蝴蝶出双入对的梁祝的缠绵爱情充分表现出来。而庞译中的“paired butterflies”不仅译出了诗歌的内容, 表达了妻子因双双对对的蝴蝶而反衬自己孤身一人的伤感, 更是传播了中国古代爱情的真谛, 相亲相爱到永远。

1.2.3颜色类意象

英汉语言习惯不同, 风俗各异, 表示颜色的方法和用词也不尽相同, 就是对同一颜色的理解与使用也有差异, 有时候同一种颜色会代表完全相反的意思。如:“红”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喜庆、成功、吉利的象征, 而在西方却, “Red” (红) 常用

鲁利萍, 西安外事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从“灰姑娘”原型看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

——以《灰姑娘》与《叶限》为例

黎琪珍李志红

(咸宁学院人文学院湖北咸宁437005)

【摘要】“灰姑娘”故事具有世界性意义, 至今为止, 它的传播范围之广, 作品数量之多, 叙事风格之多样是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本文将从中国晚唐段成式的《叶限》和格林兄弟的《灰姑娘》为例, 来探讨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

【关键词】灰姑娘;叶限;原型;中西;差异

据民俗学家考证, 世界上凡是人类居住的大洲都有灰姑娘原型故事。二十世纪30年代, 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撰文指出:“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灰姑娘”口头传说出现在“秦汉前的邕州洞中吴洞”, 文字传说形成于公元九世纪中国唐代的《酉阳杂俎·续集》卷一“叶限”。而收《灰姑娘》的《格林童话集》初刊时间是公元1812年, 两文的面世时间隔了一千年。虽然相隔时间这么长, 并且“灰姑娘”型故事波及的范围也很广, 但它们在故事的创作情节上有许多相似的母题。

一、洞节和宫廷舞会

两个灰姑娘的命运转变都从参加聚会之后开始, 但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参加的聚会是不同性质的。

据考证, 叶限故事可能发生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在这些地区许多民族都存在节日择配的民俗文化现象, 利用节日青年男女有机会结识心仪对象并发展成婚姻关系。洞节就是一种庆祝和择配节日, 是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 而不是划分了身份和地位

作贬义, 表示残酷、狂热等意。因此在诗歌翻译中, 对颜色类意象的翻译要多加重视。在李白的《长干行》出现的颜色类意象有“青”、“绿”、“黄”。对于“青”这个意象, 在老一辈中, 蓝色和绿色统称的青色。如:青山绿水, 青苹果等等指绿色。因此在此诗歌中“青梅”的青色可以翻译成“green” (绿色) , 那么马译没有翻译出青这个意象, 而弗译和奥译都翻译成了“green”, 传达了中国的文化。那么关于庞德对“青梅”中这个“青”字的翻译, 译成了“蓝莓 (blue plums) ”, 让人难以接受, 而笔者却认为庞德的“blue plums”是准确无误地传达了“青”的意思, 而没有将“青”泛化成绿, 或许这个梅子的颜色真的是介于“绿”与“蓝”之间的“青”, 那么庞德的译文不是更准确吗?其实blue有”青色的“意思。译典通在线里面有详细解释。“blue蓝色的;天蓝色的;青色的”。所以说庞德的“blue plums”并没有逊色于“green plums”, 在某种情况下更精确。

“绿”这个意象, 在中英文中没有什么多大的不同, 在这个四个译本中, 值得一提的是奥译“green”, 让西方人把他们对绿色的那种引申义的感情加了进去, 内涵了英文中green表示的幼稚、没有经验, 相当于中文的“新手”。再者, 西方用绿色象征妒忌。为了避免这些感情色彩从读者渗透到译文中去, 最好是使用有别于“green”的又可以表示绿的词来翻译这个“绿”, 还可以像庞德一样直接译成“moss”, 省略green, 因为moss本来就是绿色的, 这个在中西读者中都可以引起共鸣的。

2. 典故翻译中文化的传播和亏损

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 典故翻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译者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就会造成更大程度的文化亏损, 试从《长干行》中的典故句“常存抱柱信”和“岂上望夫台”来分析。“抱信柱”典故出自《庄子·盗跖篇》:古时有一男子名叫尾生, 他与一女子相约于桥下, 大水已到而女子未至, 尾生不肯失信, 抱住桥柱不肯离去, 结果活活被大水淹死“望夫台”这个传说在中国古代是很流行的:丈夫出门在外, 长年不归, 妻子经常站在山石上, 望穿秋水, 盼夫回家。久而久之, 妻子化做山石, 一直站在山上眺望。这两个典故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要想把这两个典故都完整地翻译出来, 又要考虑到如何让外的一种高层庆祝活动, 不是专为某一个人所设置。

在《灰姑娘》中, 宫廷舞会则只有当时的上层人士才能参加。按照灰姑娘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是不可能参加的。但在神力相助之下, 灰姑娘穿上了漂亮衣服, 进入了上流社会的聚会, 这一身豪华的装扮只是参加舞会的准入证, 再以她的天生丽质, 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当然也包括王子。如果没有炫目的装扮, 就连进入舞会的资格都没有, 这就无形中阻隔了平民与贵族的接触, 那后面的故事也就不会存在。

说到底, 这两种聚会是具有着等级之间的差异, 一种是平民狂欢, 而另一种则是披着高贵外衣的贵族聚会。一种是全体青年男女的择配聚会, 而另一种则是围绕一个人为中心的选婚大会。另外我们发现在洞节上, 叶限并没有结识国王, 它只是两人结识的一个跳板, 在洞节上, 叶限被继母发现, 她才匆匆忙忙逃走, 丢失了她的金鞋, 这才引发国王的追寻。而舞会则是灰姑娘和王子结识并发生感情的主舞台。

国读者接受这一文化现象, 做起来难度就大了。大部分的译者对这两个典故避而不谈, 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例如马丁。庞德也只是提到了“望夫台”这个典故。宾纳 (Witter Bynner) 则是把望夫台上的“平台” (platform) 翻译成“塔楼” (tower) , 这就与原文大相径庭了。只有奥巴塔比较完整地把两个典故都翻译了出来。那么, 要想让外国读者完整地了解这两个典故, 而又不影响诗的形式, 比较好的方法莫过于直译加注解, 或在诗中直译加释义, 这样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3. 称谓语翻译的文化的传播与亏损

李白《长干行》中的称谓语“妾”、“妇”、“郎”、“君”等称谓语四个译本中大部分都用“you”、“I”等来代替, 无法表达中国古代称呼语中的内涵, 造成了严重的文化亏损。庞德将这首诗歌中的“君”翻译成“my Lord”。译文聚焦于感情主线, 原诗开始用“郎”指称对方, 一结婚就改为“君”。译文开始时对她丈夫的称呼是“you”, 后来就成了“My Lord you”, 表示丈夫在此时已经成了她的生活的主宰, 说明译者对中国传统婚姻中角色转变有很深的理解。这里比较到位地传播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 在诗歌翻译中对意象、称谓语和典故等的翻译方法建议因不同情况而定, 意象、称谓语等中英有对等词的就采用直译, 而没有对等词和对等语的就酌情采用直译加释义或者是直译加注。关于这三种方法的具体操作, 译者应该是一个非常艰辛的研究过程。

参考文献

[1]、吕叔湘.中诗英译比较.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2

[2]、译典通[M].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中文译本 篇4

[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改写理论;文本

菲茨杰拉德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的桂冠诗人，其最著名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也被称之为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这篇小说结构精悍，语言风格化，具有明显的菲茨杰拉德的特点。在中国《了不起盖茨比》的翻译本大约有三十多种，翻译者也有四十多个。面对一再翻译，甚至是多次出版的经典小说，其到底有何种吸引力呢？文章从改写理论来谈2009年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由刘峰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改写理论概念界定

改写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新型的文学翻译理念的基础上，与传统文学翻译注重文本和重视语言对比的翻译策略相比，由安德烈·勒弗维尔提出的翻译改写理论更重视文化和翻译之间的相互作用，更注重文化对翻译的“操纵”，换言之，安德烈·勒弗维尔的翻译改写理论更加注重对小说文本的“意”的翻译。在翻译理论中，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之间展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较量，其实这两种翻译策略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面对的角度不同。安德烈·勒弗维尔提出的改写理论，是从折射理论变化而来，在折射理论里就提及，翻译本小说要想在读者中获得广泛的影响和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要对文本进行改编，将其本土化，适合本土的国情与文化背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安德烈·勒弗维尔在折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写理论，“操纵”文学翻译，这时期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更加完善，其从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的角度对制约和“操纵”文学因素进行分析，这一改写理论得到了广大学者们的支持。安德烈·勒弗维尔改写理论的提出，打破了传统以文本为重点的翻译概念，使得翻译家们不再是原著的“傀儡”和“搬运工”，而是一个独立的二次创作者。

二、改写理论影响下的刘峰翻译

2009年，刘峰翻译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一经推出，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再次将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推上了新高度。这已经是我国截止到当时出版的第32个小说翻译版本。刘峰翻译的版本，受到理论家安德烈·勒弗维尔改写理论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二度创作的痕迹。翻译者刘峰使用很多成语以及本土化的语言，将美式小说思维转化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思维，独到的翻译策略使其作品在读者中很受追捧。下面我们就文本具体分析刘峰在改写理论影响下，对小说《了不起盖茨比》的翻译。

（一）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茨杰拉德写成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便声名鹊起。该小说虽然在表面上看似写一个诗意的爱情故事。但是作家菲茨杰拉德将小说中的理想和爱神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具有了人类、民族以及时代广阔象征含义。小說具有某种神话的意味，但是也反映了人类的某种共同的、普遍的经历显示了美国梦的破灭，同时也是对美国二十年代的完美总结，对美国爵士时代的深刻解析。刘峰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国正处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经济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崇尚美国梦，崇尚美国社会，撞憬发财在中国青年人心中是普遍思想。其实则不然，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萧条的基础上，美国的财富也是经历过贫穷后一点一滴的积累而来。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恰恰反映了这一点，将美国经济萧条时期，上层社会的挥金如土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充满嘲笑和讽刺。翻译者刘峰在此时选择了翻译这本小说，与我国当时的文化、经济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与小说的内容也脱不了“干系”，这样的翻译策略明显是受到安德烈·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中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影响。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高的文学地位，具有极大的艺术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我国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文化背景之外，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深刻地嘲讽了美国上层社会中的拜金主义和物质至上思想，深刻地表达了拜金必然带来悲剧的思想。小说表达的意识形态和我国当时提倡的意识形态是相符合的，两者相得益彰。从三联出版社的角度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在我国几经出版，版本多达三十多种，市场对于经典具有很高的苛求，在此翻译出版也将给出版社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在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契合下，在改写理论的影响下，刘峰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文学操作现象自然很明显。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改写

在刘峰翻译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具有很强的改写韵味，其中在语言上表现为将美式语言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语言。比如“还记得你说过一个关于蹩脚的司机只有在遇到另外一个蹩脚的司机之前才是安全的话吗？嗯，我遇到了另外一个蹩脚的司机，是不是？我是说我太马虎了，竟然看错了人。我曾经以为你是一个诚实坦率的人呢。我以为那是你私底下引以为豪的东西呢。”在这段译文中，作者使用了“鳖脚”，将英语“BROKEN”翻译成“鳖脚“，还运用了“马虎”等字眼，这都是具有我国特色的词语或者方言，甚至在我国还流传着关于“马虎”的小故事。这都表现了翻译者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改写原本小说，进行二次创作的策略。比如将“我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姓氏”，翻译成“混得很熟儿”很具有中国特色。只有在中国两个人只见自我介绍、说话才会说混得很好，我们很熟儿，这里翻译者用中国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将谈话者的随性交流和关系表露出来，很贴近生活。在译文中对“分手”一词的翻译也很随性，很具有中国时下的流行意味。将分手翻译成“吹了”，当盖茨比急切地盼望黛西过去的时候，翻译者刘峰运用了“我咬紧牙关地盼望着盼望着”，通过这种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话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能够看到盖茨比的表情和面孔，更直观，生动形象。在中国我们经常用咬紧牙关表现某一个英雄人物克服种种困难，这里翻译者将咬紧牙关形成男主角等女主角的心情，可以看出盖茨比是经历了多少的困难和孤独才等到这一天，也表达了盖茨比对黛西的思念。

（三）将西方英语翻译成中国成语

在改写理论的影响下，刘峰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西方英语词汇改写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字成语，使得小说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这也与我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和审美习惯有很大关系，符合当前中国人汉字学的认识标准。原本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共有九章，在九个章节中，随便选取一章，都能看出翻译者的改写程度以及强大的中国文学功底。比如“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我都去纽约过夜，因为盖茨比举办的那些灯火通明、令人眼花缭乱的晚会仍然历历在目，我仍然能够听到他的花園里飘过来的音乐声和欢声笑语，隐隐约约，连绵不绝，听到汽车在他家的车道上来来往往。”在是笔者从翻译本中摘抄的文本，从该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浓厚的具有中国思维的话语，这种句式在我国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很典型的中国句式。而且，四字的成语和词语的组合运用，本身就是具有我国独特美学意味的翻译。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都是四个字一句话，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部分。在比如在小说的句式翻译上，翻译家刘峰也运用了具有中国思维的语言，具有中国特色。在小说的第五章，笔者系统地数了一下，大概就用了有44个成语，诸如将英语“quickly”翻译成“悠然自得”;将“in a gravemurmur”翻译成“煞有介事”;将“unreal”翻译成“虚无缥缈”;将“rigidly”翻译成“正襟危坐”等，翻译后的语言美化了小说的韵味，通过中国化的具有古典气息的翻译，也提升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国化中的美学品味和艺术价值。比如将“rigidly”翻译成“正襟危坐”，要知道英语单词“rigidly”的中文含义是“僵硬地，严厉地，严格地，固执地”是一个副词，在原小说中用于表现男主角盖茨比的故作镇定，内心紧张。而翻译成中国成语“正襟危坐”之后，一个成语便把那种外面镇定内心紧张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契合的恰到好处，妙哉！从此也可以看出翻译家刘峰在改写理论影响下，将文章的翻译更符合我国语文的表达方式和表达目的，在“意”上没有为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语言减色。

除了运用成语之外，翻译家刘峰还运用了很多词语，强化了小说的表达方式。比如在英语中，一个单词具有很多的意思。而翻译的时候，翻译者不能只运用一个意思，将其他相近的含义扔掉。于是，刘峰运用了强化的策略进行改写。换言之，刘峰运用多个词汇应对这种情况，将原本中的一个英语单词，改成多个汉语词汇，为文章增加了很多原小说没有的词汇。通过刘峰的补充和改写，进一步强化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意义，与原文相比更传神，更能加深中国读者对原著小说的理解。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安德烈·勒弗维尔改写理论的影响下，刘峰翻译的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更中国化，更符合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更符合诗学的审美要求，也更符合赞助人的社会效益需要。基于改写理论的视角下，翻译家刘峰也从文学、成语的运用以及本土化的语言等几个角度将小说本土化，在不失掉原本“意”的情况下，对小说进行二次创作，是一次成功的符合我国读者欣赏习惯的翻译。

[参考文献]

[1]时波.论小说中人物对话的翻译一一析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01）.

[2]李立达.英译汉费解现象浅析——兼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商榷[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1989（01）.

[3]顾飞荣.论文学翻译中直译与意译的使用原则——析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

[4]扈新艳.从阐释学角度比较《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中译本[D].华中师范大学，2012（04）.

[5]王艳芬.《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D].河南大学，2010.

（收稿日期：2015-12-13）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名称：“基于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创新与实践”——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JXJG-13-15-9

中文译本 篇5

1 漏译

例一: J’ai eu très envie d’elle parce qu’elle avait une belle robe à raies rouges et blanches et des sandales de cuir. (Camus :55)

译文1 : 我见了她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 因为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色条纹连衣裙, 脚上是一双皮凉鞋。 (柳鸣九: 34)

译文2 : 我见了她心里直痒痒, 她穿了件红白条纹的漂亮连衣裙, 脚上是皮凉鞋。 (郭宏安: 19)

原文中“à raies rouges et blanches”是由介词à引导的名词表示特点、特征, 做“une belle robe”的定语, 意思是“红白相间条纹的”。“rouges et blanches”很明显是“红色和白色”的意思。柳鸣九先生的译文是“红色条纹”, 显然是漏译了“et blanches”。郭宏安先生翻译为“红白条纹”就更为准确。

例二: Derrière eux, une mère énorme, en robe de soie marron, et le père, un petit homme assez frêle que je connais de vue. (Camus : 35)

译文1 : 在孩子的后面, 是他们的母亲, 身材高大, 穿着栗色连衣裙, 父亲则是一个相当瘦弱的小个子, 我颇眼熟。 (柳鸣九: 21)

译文2 : 他们后面, 是一位高大的母亲, 穿着栗色的绸连衣裙;父亲是个相当瘦弱的矮个儿, 我见过。 (郭宏安: 13)

原文中“robe de soie marron”是“栗色的丝绸连衣裙”的意思, 介词de所引导的名词表示材料或材质。柳鸣九先生的译文是“栗色连衣裙”, 显然是漏译了“de soie”。相比之下, 郭宏安先生的译文“栗色的绸连衣裙”就准确多了。

2 错译

例三: Puis il a voulu faire une partie de billard et j’ai perdu de justesse. (Camus : 61)

译文1 : 后来, 他要去打一局台球, 我跟着去差一点儿输了。 (柳鸣九: 38)

译文2 : 后来, 他想打一盘弹子, 我差点赢了。 (郭宏安:21)

原文中的“ai perdu”是“输、败北”的意思。而这里需要注意词组“de justesse”, 指的是“勉强、刚好、差点不、险些不”。所以“ai perdu de justesse”合在一起是“差点不输、刚好输了”, 要表达的结果是输了, 而不是赢了。柳鸣九先生翻译为“差一点儿输了”, 意思是勉强赢了, 这就与原文的意思相反。郭宏安先生翻译为“差点赢了”, 实际上是输了, 与原文的意思相符合。

例四: Il fallait que je sois naturel même dans cette hypothèse, pour rendre plus plausible ma résignation dans la première. (Camus : 172)

译文1 : 作此假设时, 我也得表现得自然而然, 以使得我放弃第一种假设显得较为合情合理。 (柳鸣九: 119)

译文2 : 在这一假设中我还得表现得较为正常, 这样才能使自己更能接受第一种假设。 (郭宏安: 61)

原文中有两个词非常关键, 一个是“résignation”, 意思是“放弃、弃权”;一个是“rendre plausible”, 意思是“使... 合情合理”。弄清楚了这两个关键词再来看整个句子, 意思就清晰了, 即原著中的主人公是要放弃第一种假设, 这样显得合情合理。由此可见, 柳鸣九先生的译文是完全符合原文意思的。而郭宏安先生翻译为“接受第一种假设”, 就与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反。

例五: J’ai trouvé que sa façon de voir les événements ne manquait pas de clarté. Ce qu’il disait était plausible. (Camus :151)

译文1 : 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不够清晰明了。他说的话还算合情合理。 (柳鸣九: 102)

译文2 : 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倒不乏其清晰正确。他说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 (郭宏安: 52)

“manquer de”的意思是“缺少、缺乏”, 但是原文中其否定形式“ne manquait pas de”指的是“不会忽略、必然”的意思。因此原文是肯定“清晰明了”, 而柳鸣九先生的译文却是否定了“清晰明了”, 显然与原文意思相反, 而且这也与后一句“他说的话还算合情合理。”在逻辑上产生了矛盾。郭宏安先生翻译为“倒不乏其清晰正确”, 与原文的意思相符合。

例六: Peu après, une des femmes s’est mise à pleurer. Elleétait au second rang, cachée par une de ses compagnes, et je la voyais mal. (Camus : 19)

译文1 : 过了一小会儿, 其中的一个女人哭起来了。她坐在第二排, 被一个同伴挡住了, 我看不清她。 (柳鸣九: 9)

译文2 : 不多会儿, 一个女人哭起来了。她坐在第二排, 躲在一个同伴的后面, 我看不清楚。 (郭宏安: 7)

在原文中, 过去分词“cachée”所引导的短语在句中充当“Elle était au second rang”的同位语, 起形容词性从句的作用, 因此“cachée par...”相当于“qui est cachée par...”, 意思是“被... 挡住了”, 对“Elle”来说是一个被动的状态。由此可见, 柳鸣九先生的译文是正确的。而郭宏安先生的译文用了“躲在一个同伴的后面”, 这对“Elle”来说却是一个主动的状态, 其正确的法语表达应该是“se cachant derrière une de ses compagnes”, 显然与原文的意思不相符。

3 结束语

行文至此, 笔者想强调的是, 尽管两个译本中都有一些错误, 但瑕不掩瑜, 两位翻译大家的作品仍是值得学习的佳译。笔者只是借此说明翻译文学作品的艰难程度远超想象, 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翻译。

参考文献

[1]Camus A.L'Étranger[M].Paris:Galimard, 1971.

[2]郭宏安.局外人·鼠疫[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中文译本 篇6

关键词：翻译美学,美感传递,用词

1 概述

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为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随着二十世纪以来哲学家和美学家越来越关注语言和翻译活动, 翻译与美学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 美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美学成为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新的关注点。许多相关论文和专著得以发表, 翻译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也得以建立。尽管中国翻译理论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翻译美学理论指导下的个例分析和对比研究还较少, 对美学成分传递的研究也有所欠缺。

亨利·梭罗是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散文家 (1817-1862) , 也是美国先验主义的代表, 而他被中国读者所了解还要从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说起。这本书出版于1854年, 但它的影响却极其深远。它在一百多年后被《美国遗产》杂志评选为“十本塑造美国人性格的书”之首, 还被认为是美国文学中的“绿色圣经”。作为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 它影响了托尔斯泰、圣雄甘地等伟人, 从而影响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本影响久远的名著中, 蕴含着沁人肺腑的简单之美。所以, 基于翻译美学理论之上, 本文旨在对比分析《瓦尔登湖》的两个译本的语言从而探索传递散文之美的方法。

2 译文对比

人们之所以把散文称为美文, 是因为阅读散文往往可以给人以美的感受。美感的载体是语言。选择用词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这就要求译者在传递原文美感的过程中努力选择最合适的译出语。《瓦尔登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徐迟译入中国, 到八、九十年代已深受广大青年的喜爱。现在该书已有数十个译本, 每个都各有千秋。本文选取了徐迟 (1997年) 和戴欢 (2003年) 的两个译本做比较, 试图从语义明确和风格契合两个方面着手, 对比译本的用词对再现原文美感的影响, 从而总结散文美感传递时的用词要点。

2.1 语义明确

想要成功传递原作的美感, 译者首先要充分彻底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一旦出现误解, 意图的传递就会出现错误, 更别说美感的传递了。在真正了解原文的基础上, 译者需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将作者的写作意图传递给目标读者。下面几例可以明确地阐释这一点的重要性。

例1:At a certain season of our life we are accustomed to consider every spot as the possible site of a house.I have thus surveyed the country on every side within a dozen miles of where I live…Wherever I sat, there I might live, and the landscape radiated from me accordingly. (Thoreau, 2008:82)

到达我们生命的某个时期, 我们就习惯于把可以安家落户的地方, 一个个加以考虑。正是这样我把住所周围一二十英里内的田园统统考察一遍……其实我无论是坐在哪里, 都能够生活的, 哪里的风景都能相应地为我发光。 (徐迟, 1997:75)

到了我们生命的某个时节, 我们往往习惯于将每一个栖身之所好好考察一下。因此我将住处周边12英里范围内的乡野全都考察遍了……实际上我无论走在哪里, 都可以在那里生活的, 那里的景色也会为我大放异彩的。 (戴欢, 2003:51)

“Consider…as…”义为“把……看作……”或“认为……是……”。因而徐迟将其译为“加以考虑”是不正确的。但戴欢译成“好好考察一下”也不准确, 作者在这是说当人生到了某个阶段, 人们就会觉得可以在任何地方安顿下来。所以译为“人生到了某个时候, 就不免认为处处旨可安家”也许更为合适。另外在翻译“radiate from me”时, 两个译本分别是“为我发光”和“为我大放异彩”, 这两种译法都错误地把“from”当成了“for”。梭罗是一个自然主义者, 高度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他没有什么人比自然更高级的想法, 所以此处应译成“以我为起点向四周散发光芒”。

例2:My imagination carried me so far that I even had the refusal of several farms—the refusal was all I wanted.But I never got my fingers burned by actual possession. (Thoreau, 2008:83)

我的想象却跑得太远了, 我甚至想到有几处田园会拒绝我, 不肯出售与我, ——我被拒绝正合我的心愿呢, 我从来不肯让实际的占有这类事情灼伤我的手指头。 (徐迟, 1997:76)

我的想像力信马由缰地奔跑了太远, 以致于想像到有几个田园主人给我吃了闭门羹——受到拒绝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从不愿因真正去占有这些田地而自寻烦恼。 (戴欢, 2003:52)

这句话前面一句是“A man is rich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things which he can afford to let alone.”而且在上面的段落里, 梭罗写到“the future inhabitants of this region, wherever they may place their houses, may be sure that they have been anticipated.”上下文反映出梭罗通过想象, 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 此处的“refusal”是指“the right of deciding whether to refuse or accept something before it is offered to others”即“优先取舍权”并非常用的“拒绝”之义。因此两个译本分别译为“拒绝”和“闭门羹”都是错误的。可以将其译为“我被想象力带得好远, 甚至得到了几个农场的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正合我意, 但我却从未想要真正占有所以不会苦恼不堪”, 这既实现了字面上的准确性, 又表达了作者不屑于为物质所累的态度。此例也提醒译者, 为了准确传递作者意图必须结合全文考虑选词, 不可断章取义抑或望文生义。

例3:The sun is alone…I am no more lonely than a single mullein or dandelion in a pasture, or a bean leaf, or sorrel, or a horse-fly, or a bumblebee. (Thoreau, 2008:138)

太阳是寂寞的……我并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我并不比一张豆叶, 一枝酢酱草, 或一只马蝇, 或一只大黄蜂更孤单。 (徐迟, 1997:129)

太阳本是孤寂的……我不会比一朵毛蕊花或原野上的蒲公英寂寞, 也不比一片豆叶、一棵酢浆草、一只马蝇、一只黄蜂更寂寞。 (戴欢, 2003:87)

本段选自“Solitude”一章, 讲述了作者独居密林与自然为伴的生活。然而两个译本都将“alone”错误地译为“孤单”或“寂寞”。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可知“alone”意为“without any companions or without the help of other people or things”, 即没有同伴或别人的帮助。正如“solitude”一词一样, “alone”也没有“lonely”所指的孤独之意。仔细阅读此段, 不难发现, 作者想要独处, 并且他“never found the companion that was so companionable as solitude”。然而译文将“太阳、毛蕊花、蒲公英、豆叶、酢酱草、马蝇、大黄蜂”等都说成是寂寞的, 误解了“no more…than…”这个词组的意思。根据同一词典可知, 它指的是“和……一样不, 和……都不”。例如:“You are no more capable of speaking Chinese than I am.”就应译为“你和我都不会说汉语”。因此, 为了准确地传递原文的意图, 此句就改译为“太阳独在……我和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一样, 都不孤独;也和一张豆叶, 一枝酢酱草, 或一只马蝇, 或一只大黄蜂一样, 都不寂寞”。

2.2 风格契合

《瓦尔登湖》中的语言是具有二十世纪散文的显著特点——清晰、生动、流畅、轻柔。为了更好地传递原文中的美感, 译者必须注意原文风格在译文中的保留。这对译者的语言功底要求甚高, 举例如下:

例1:And at such a time…I have discerned a matchless and indescribable light blue, such as watered or changeable silks and sword blades suggest, more cerulean than the sky itself…like those patches of the winter sky seen through cloud vistas in the west before sundown. (Thoreau, 2008:180)

而在这种时候……我发现了一种无可比拟、不能描述的淡蓝色, 像浸水的或变色的丝绸, 还像青锋宝剑, 比之天空还更接近天蓝色……它仿佛是冬天里, 日落以前, 西方乌云中露出的一角晴天。 (徐迟, 1997:168)

每逢此时……我看到一种罕有其匹、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亮蓝, 犹如浸水之后的色调变幻的丝绸, 还像青锋刀刃, 比之天空更为清新空灵……仿佛是冬日西沉之时, 它之上的乌云露出一角蓝天。 (戴欢, 2003:113)

此段中, 俊罗用生动语言描绘了湖的美景。他运用了许多种“蓝”, 有“淡蓝”也有“蓝绿”。比较而言, 徐迟的译本更为流畅, 他用了形象的语言将原文中的美景带到了读者的眼前。他将“matchless and indescribable”译为“无可比拟”和“不能描述”, 从而保留了原文简洁明快的风格, 同时也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而戴欢译的“罕有其匹、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既生僻拗口, 又偏离了原文的风格。另外, 戴欢错将“watered or changeable”译为“浸水之后的色调变幻的”, 与原文意思不符。

例2:I also heard the whooping of the ice in the pond, my great bed-fellow in that part of Concord, as if it were restless in its bed and would fain turn over, were troubled with flatulency and had dreams; (Thoreau, 2008:273)

我还听到湖上的冰块的咳嗽声, 湖是康科德这个地方和我同床共枕的那个大家伙, 好像他在床上不耐烦, 要想翻一个身, 有一些肠胃气胀, 而且做了噩梦; (徐迟, 1997:256)

我还听到湖上冰层的咳嗽声, 湖在康科德是和我共眠于天地间的大块头, 好像他躺在床上不太舒服, 想翻个身, 觉得肚子里有些胀气, 并且噩梦连连。 (戴欢, 2003:174)

幽默在英语中十分常见, 但由于文化差异, 原文中的幽默之处在译文中很难达到同样的效果。正如此处, 梭罗用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他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两个译本在传递原文幽默感方面都做得不错, 但相比之下, 徐迟的译本更胜一筹。徐迟将“my great bed-fellow”译为“和我同床共枕的那个大家伙”, 保留了原文的生动。而戴译“和我共眠于天地间的大块头”就显得不太合适, 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共眠于天地间”通常与“死亡”和“坟墓”联系在一起, 而原文中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在翻译术语“flatulency”一词时, 徐译“肠胃气胀”就比戴译“肚子里有些胀气”更简洁而专业。

3 结论

综上所述, 在散文翻译中, 为了更好地再现原文的美感, 作者需要对译出语字字斟酌, 反复推敲自己的译文会给读者怎样的感受。通过对徐迟和戴欢的两个译本对比分析, 不难发现徐译在忠于原文方面做得更好, 保持了原文简约自然的文风, 将原有的清新闲适带给了读者。戴译在徐译之后, 自然想有所突破, 但却没有把握好合适的度, 归化过多, 而且使用的语言华丽, 添加了许多自己所描绘的画面, 反而局限了读者的想像空间。另外, 两个译本都出现了一些错误, 多数是因为译者不了解作者的思想主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为了将原文的美感传递给译文读者, 译者需要具备:1) 对原文作者了解, 包括对其生活经历和思想的理解,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误解而导致的误译;2) 对原文风格的掌握, 不随意添加自己的想法和理解, 不画蛇添足;3) 对双语的自如运用, 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轻松地找到自己认为最贴切的字词;4) 对原文文化的了解, 为读者再现原文中的文化场景, 促进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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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昔勇.美学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4]刘璇.散文翻译的美学视角[M].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5.

中文译本 篇7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 小说通过人力车夫祥子描述了旧北京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全作中不乏对北平景色、民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描写并且运用了大量生动的北京方言, 是一部文化色彩浓厚的小说, 其中含有大量的文化专有项, 涉及地方文化、传统习俗、语言文化等, 这些文化专有项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翻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 而且是文化的移植过程。因此, 英译时如何传达小说中的文化专有项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对文化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建构主义翻译观

传统的翻译标准是以追求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为宗旨的, 不管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的“信、达、雅”, 傅雷的“神似”说, 钱钟书的“化境”说, 还是西方著名学者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译文应该把原文的思想完全传达出来;译文的风格和表达形式应该和原文一样;译文要如原文一般流畅” (泰特勒, 1790;陈德鸿、张南峰, 2000:11) , 奈达的“功能对等”——通过比较原文读者对原文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是否对等来评判译文的优劣 (奈达, 1993:116) , 都是以原文为中心, 力求译文达到与原文的对等。然而这类标准都基于一种天真的假设前提之下, 即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语言是透明的, 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 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 (吕俊, 2006:63) 。

2.1 建构主义翻译学

吕俊教授认为, 无论是以“信”、“忠实”或“等值”, 甚至“等效”为标准, 都没有摆脱以原文为中心和力求译文与原文对等的模式。因为根据传统的观念, 原文中的信息是通过原文语言符号按语法生成规则设定的, 其意义具有确定性。在翻译时, 译者只需经过对原文语符进行解码, 然后尽量以相同的组合模式用另一种语符进行重新编码就可以了。即使有信息的流失, 也只是因为两种符码在组合方式上的不同或是两种文化有着一定差异而已。因此, 翻译研究者的全部任务与使命就只是寻找应付这些差异和不同的对策。建构主义翻译观认为, 文本的意义不是自存自在的, 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人们只能在人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完善对它的理解与解释。建构主义翻译观认为旧的标准之所以受到颠覆, 是因为它缺乏合理的理论依据, 因此也失去了指导意义。

吕俊教授以其对翻译学发展的全面深入的把握, 提出了以实践哲学为哲学基础, 以交往理性为理性基础, 以共识性真理为真理观, 以及以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学基础的建构主义翻译学理论。

2.2 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翻译标准

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原则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有效性, 即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也就是对客观世界事态与事实作出的陈述是真实的, 交往行为建立的交际关系是正当的, 言词表达与说话者的意图是一致的。受“交往行为理论”的启发, 遵循交往理性, 吕俊提出了翻译的三个标准作为翻译的底限标准。他认为, 既然“忠实”、“信”的最高标准无法达到, 坚持最低标准会使翻译活动更具科学性。翻译的这三个最低标准分别是:不违背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吕俊、侯向群, 2006:238) 。

这些原则比较接近翻译的实际, 体现了开放性与多元性, 也易于实现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结合。因此按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标准, 可能会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和研究。而建构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现代译学中新兴的流派, 目前的研究大都局限在理论层面, 而将其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选取伊万·金所译的Rickshaw Boy和施晓菁所译的Camel Xiangzi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 在建构主义翻译视角下, 依据建构主义翻译学翻译标准的三条原则对两译本中的文化因素中的文化专有项的英译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两译者的翻译策略, 以期对两者的译文做出客观的评判, 同时从对比分析中总结两位译者在翻译中对于异国文化传播的得失, 从中探寻如何在传播“异域情调”的文化同时, 正确把握传播异国文化的分寸, 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的问题, 从而避免文化误解, 违背翻译初衷。另一方面, 也通过两译本对建构主义翻译学翻译标准的有效性进行一定程度的检验。希望籍此在老舍作品译作的研究领域尽一份薄力, 并为翻译具有丰富文化专有项的文学作品提供借鉴。

3. 基于建构主义翻译标准的《骆驼祥子》文化专有项翻译对比分析

3.1 物质文化专有项

先去扫雪, 晌午我请你吃火锅。 (老舍, 282)

First go and sweep up the snow.For lunch, I’ll treat you to ameat dip。meat dip. (Shi, 128)

First go out and sweep up the snow, and at noon I’ll invite you to share a bowl of food that’ll have fire under it. (Evan, 187)

“火锅”是数千年来中国北方的传统食物, 它是把各种蔬菜和肉类放在容器中用火烹煮, 施译本中“dip”在牛津词典中的意思是指动作“浸, 蘸”, 因此“火锅”和“a meat dip”不是同一种食物, 因为“火锅”必不可少的“火”在此译文中未能得以呈现, 因此不符合理解的合理性。在金译本中, 译者把火锅描述为“a bowl of food that’ll have fire under it”, 虽然传达了一定的信息, 但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目的语读者来说很难通过这种解释获得确切的意象, 因此, 这种解释未具有普遍有效性。英语中有“chafing-dish”一词, 意思是“a pan with a heater underneath it for cooking food or keeping it warm at table” (在餐桌上烹饪或使食物保温的) 火锅 (Oxford, 220) , 虽然他指的是容器, 但也可以用来指代这道食物, 因此, 译者可以使用“chafing-dish”一词, 这样, 既传递了中国的饮食文化, 又使目的语读者更易接受和理解, 既满足了理解的合理性, 又在目的语读者中也具有解释的普遍有效性。

3.2 习俗文化专有项

有的喝闷酒, 有的猜开了拳…… (Shi, 302)

Some drank in glum silence, others began playing guessing games. (Shi, 135—136)

Some of them drank in a kind of depressed solitude;others boisterously played the fingers game with one another. (Evan, 200)

“猜拳”是中国人喝酒时非常普遍的一种游戏, 两个人猜手伸出来时手指的数目。在中国, 有很多类似的游戏, 在这些游戏中, 人们都试图猜数字, 比如说猜骰子的点数, 猜扑克牌的总数等。不管是什么游戏, 这些游戏的中心就是猜数字。金译本把猜拳翻译成“fingers game”, 只译出了游戏的方式, 而没有溢出游戏的重点“猜”, 因此没有表达出此习俗的文化信息。施译本虽然译出了“猜拳”的内涵意义, 但损失了拳这个形象, 因此这两种译文都没有很好地传达文化信息, 不能使目的语读者获得确切理解, 理解不具有合理性, 解释也没有普遍有效性。而“guessing games use finger”对“猜拳”作出了解释, 虽然比较复杂, 但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能够很好地获知相关文化信息, 不仅理解合理, 解释也具有有效性。

3.3 语言文化专有项

你是了味啦, 叫我一个人背黑锅[…] (老舍76)

You got what you wanted and now you expect me to take the consequences all on my own. (Shi 189)

You’ve got tired of the flavor, and you want me to carry theblack pot all alone. (King 82)

“背黑锅”是汉语中特有的表达, 意思是承担别人所做事情的后果和责任, 在此, 金译本只是进行了直译, 对于缺乏目的语读者来说, 他们并不了解黑锅的确切含义, 因此直译对目的语读者理解小说没有带来任何帮助, 因此, 金译文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有效性, 施译本则对其作出了详细阐释, 符合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有效性。

4. 结语

建构主义翻译学提出的翻译标准的三原则, 是一个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标准, 打破了传统的一元翻译标准, 使得翻译有多元性可能, 把它作为翻译的最低限定标准, 引导译者怎么样去翻译而不是规定译者必须翻译成什么样, 允许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允许不同理解和解释的存在, 因此对于文学翻译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本文在建构主义翻译标准的指导下对《骆驼祥子》伊万·金译本中的一些译文做了分析, 以期对其译文做出客观的评判, 也希望通过此研究探讨建构主义翻译学翻译标准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

摘要：本文在建构主义翻译观的框架下, 以吕俊教授提出的建构主义翻译学的三个翻译标准为指导, 对《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中的一些文化专有项的实例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建构主义翻译观,翻译标准,《骆驼祥子》英译本,文化专有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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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晓丽, 范武邱.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现象试析——小议《骆驼祥子》Evan King译本中的“误译”.[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1, (2) :231-232.

[9]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 2004, (6) .

中文译本 篇8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杰出代表,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特色, 著名汉学家翟理斯称其充满了中国风情的描写, 文辞精炼优美。作为拥有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小说, 《聊斋》已有170余年的英语译介史, 其英译研究理应受到学者的关注。翟理斯译本在英语世界影响广泛, 被称为向西方传播的典范和奠基之作, 本文以该译本为例, 探究如何传译文化信息, 再现原作风貌。

二、关联理论与文化缺省

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为基础, 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推理——明示过程, 即发话者将信息意图明确表达出来, 受话者根据其行为, 结合自身的认知语境, 推断出发话者的交际意图。在推理过程中, 受话者会寻找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文化缺省是作者在与意向读者交流时, 对双方共享的文化背景信息的省略, 属于本族语交际双方预设的情境认同, 而译语读者受文化差异的影响难以将语篇内信息与语篇外的知识和经验联系起来, 无法构建语义连贯。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帮助译语读者弥补文化真空, 使其通过最小的推理努力, 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从而建立相关关联。

三、关联理论视角下《聊斋志异》英译中的文化补偿

1.文化注解:译者通过显化原语文化的默认值, 帮助译语读者构建完整的交际文本, 即利用直译或释义加注对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补充说明。

例一:僧曰:“修德行仁, 火坑中有青莲也。”The old priest said, “For those who cultivate virtue, a lily will grow up even in the fiery pit.”Note:Alluding to a well-known Buddhist miracle, in which...

火中生莲是佛教语, 译者对其出处进行了注释:“miracle, in which...”, 相传耶输陀罗为证明自己是被悉达多太子指腹成胎, 抱儿跳入火坑, 火光中顿然莲花涌现, 并将他们托住, 母子二人安然无恙。西方读者可以根据这一典故来推理“lily”的内涵:即使境遇险恶, 也能得到佛的度脱。文中曾孝廉做了场享尽荣华富贵, 后因贪腐弄权而获罪被杀, 在地府又遭受刑罚的宰相梦, 曾醒后求老僧指点。由于自身的认知语境得到扩大, 译语读者同样能领悟僧人的话, 即欲望和杂念使人身处烦恼的热毒中, 但只要修德行仁, 也能够得到解脱。

例二:二人曰:“‘期’且不论, ‘功’于何有!”

They both rejected, saying, “He would not wear mourning for our mother;shall we do so for his wife?”Note:An wife being an infinitely less important personage than a mother in Chinese.

“期”和“功”是丧服名, 在传统丧葬礼仪中, 凡长辈如祖父母、伯叔父母等死亡时应穿期服, 功服则用于稍疏远的亲属。在文中, 曾友于的胞弟仁和义因母亲张氏去世时同父异母的兄弟孝没有为她服丧而心生愤恨, 因此当孝死了妻, 不肯去奔丧。在封建社会, 与仁和义不穿功服吊唁亡嫂相比, 孝不为庶母张氏行期服的行为更加不合礼法。由于译语读者不了解中国的丧葬习俗, 译者结合具体语境对“期”和“功”进行通俗释义:“wear mourning for our mother”与“for his wife”, 同时又通过加注对崇母贱妻现象进行说明, 使其能够轻松理解小说人物的话语含义。

2.文化置换:在文化缺省密集的语篇中, 过多的注解会增加读者的负担, 影响阅读的连贯性。译者把原作中的文化意象替换成了译语文化中的熟悉事物, 从而提高读者的接受度。

例三:“卿, 我鲍叔也。”

“You shall play Pythias to my Damon.”

管鲍之交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常被用来形容朋友间深厚的友谊。西方读者由于不具备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无法结合自身的认知语境, 推导出原文的隐含义, 因此, 译者用希腊罗马神话中一对名叫Pythias和Damon的莫逆之交, 来替代这一意象, 便于读者对“我鲍叔”进行迅速地语义解码:我的知己, 达到了相同的语用效果。

例四:“我视卿如红药碧桃, 即竟夜视, 不为厌也。”

“My lovely rose, my beautiful peach.I could gaze at you all night long.”

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语义联想和情感反应。译者将“红药”译为玫瑰“rose”, 体现了对中西植物词联想差异的敏感性。芍药作为中国的传统名花, 被赋予了秀丽绰约的形象, 常用来衬托或形容美人的娇媚, 如唐代元稹将其比作梳妆后端坐的少女, 《红楼梦》中史湘云醉卧芍药圃等。但在译语文化中, 芍药的意蕴荡然无存, 读者无法体会文中尚生对胡三姐的喜爱之情;相反, 玫瑰花具有相似的联想义, 例如英国诗人Robert Burns, 把恋人比作一朵红红的玫瑰, 来歌颂她的美丽, 表达炽热的爱情。

3.文化删除:为了准确有效地传递信息, 实现交际目的, 译者舍弃了原作中某些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表达形式, 使晦涩难懂的句子变得简洁通顺。

例五:莲笑曰;“恐郎强健, 醋娘子要食杨梅也。”

Lianxiang added, “if he does get well, I am afraid you will be dreadfully jealous.”

“醋”和“酸”在汉语中比喻嫉妒。在文中, 狐仙莲香因为劝阻桑生与会害人的女鬼李氏断绝交往, 遭到李氏的忌恨, 后来桑生被阴气缠身, 重病卧床, 李氏始知莲香所说属实, 并求她救治桑生。根据这一情境, 原语读者既能明白“醋娘子”的所指, 又能结合杨梅味酸这一常识, 推导出“食杨梅”的含义。但在译语文化中, “醋”和“酸”没有这样的引申义, 所以译者删除了相关的比喻意象, 直接译为“dreadfully jealous”。

例六:“儿既诺之, 处蓬茅而甘藜藿, 不怨也。”

“I have accepted him, “added she, ”and I shall gladly reside in his humble cottage, and share his poor fare without complaint.”

“蓬茅”, 代指用蓬蒿、茅草搭的简陋房屋, 如唐诗《山中寡妇》中的“夫因兵死守蓬茅”;“藜藿”是古时穷苦百姓吃的两种野菜, 后来泛指粗劣的饭菜, 如白居易有诗云:藜藿不充肠, 布褐不蔽形。受地理环境差异的影响, 译语读者很难理解这类生态文化负载词, 于是译者“舍形保义”, 放弃了原文中借代的修辞手法, 用平实的语言“humble cottage”和“poor fare”来传达核心内容。

四、结语

关联理论对文化缺省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能够为文化补偿提供方法论。作为中国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聊斋志异》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为使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作, 译者可以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对译文进行适当地调整, 解决文化缺省带来的词汇空缺、词义冲突、语义联想差异等问题, 例如使用文化注解, 为译语读者提供充足的背景信息;利用文化置换, 实现相同的语用功能;通过文化删除, 摆脱语言形式的束缚。这些补偿策略在传播中国文化与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方面各有利弊, 译者在使用时需要结合具体情况, 尽量避免文化亏损或可读性的降低, 从而取得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摘要：作者在与本族语读者交流时对双方共有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造成了文化缺省问题, 阻碍着译语读者对原作的理解, 译者必须采取合理的翻译策略进行文化补偿。关联理论对文化缺省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本文在其理论框架下, 对古典名著《聊斋志异》英译本中宗教神话、风俗习惯、历史和文学典故等文化因素的处理进行分析, 从中归纳出有效的补偿策略。

关键词：文化缺省,关联理论,《聊斋志异》,补偿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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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 Wel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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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外国语, 1997 (6) :55-60.

中文译本 篇9

翻译通常的标准是忠实 (faithfulness) 和通顺 (smoothness) ,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一般都能根据具体情况对两者进行不同程度的调和, 以实现最佳译本;但是, 也存在诸多两者难以调和的情况。诸如, 源语言中存在一些词语含有其特有的文化信息, 但是这些词语在目的语中却缺少对应词汇, 或者与目的语的词汇的含义不同, 这就使得译者不得不或者当机立断采取舍弃, 或者努力尝试对其进行信息补偿。2009年版的吴夏汀、朱红杰的译本 (下文中冠以W) , 以语言简洁、凝练为特点, 2013年版的胡蕊、张颖的译本 (下文中冠以H) , 以语言生动丰富、内容详尽为特点, 笔者通过这两个译本对一些句子的不同的翻译的比较, 深刻体会英汉翻译中文化信息造成的语义、语境、文学性三大方面的损失, 以深刻理解进行信息补偿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

二、文化信息流失造成的损失

(一) 语义的丢失

翻译中, 常出现很多英语文化中特有的名词, 很多时候为了避免对“细枝末节”的词语进行解释从而削弱读者对主要信息的获得, 译者有时候会直接舍弃这些信息。然而, 这种措施在高效地传递主要信息的同时, 也丢失了大量的政治、历史、人文等方面的信息。例如:

原文1:I had already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light touch of priggishness which I remembered in Wyland Tertius had not diminished with years and an M.V.O.

W:我感到怀兰身上曾经那种隐隐的自命不凡经过这些年并未消失。

H:我从交谈中发现多年前在维兰德·特西尔身上感到的那种自命不凡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消失, 仍然像一位皇家维多利亚勋章得主 (MVO) 那样傲慢得不可一世。

在译文W中MVO一词所含的信息已完全被舍弃, 读者无法得知Wyland获得过“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这一事实。结合本书撰写的时代背景———大英帝国已经日渐衰落, 同时考虑到嘲讽Wyland的priggishness这一语境, 可以得知, 原著作者在表达MVO这个获奖信息以外还暗含着另一种深层的信息, 既对大英帝国衰落的嘲弄。但是译本W虽然保持了语言的简洁, 却没有在目的语中实现与源语言的同等的影响力。

原文2:Cheerfully he might endure the rigors on the road to Samarkand, but from London to Paris he would spend his last tenner on the Golden Arrow.

W: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 心想尽管到撒马尔罕的这段旅程可能有些艰苦, 但最后从伦敦到巴黎的这段可以舒适而安逸地在飞机上度过。

H:他很高兴, 虽然要经受到撒马尔罕的艰苦旅程, 但最后从伦敦到巴黎的这段路程可以在舒适的“金箭”豪华列车上度过。

以上两个译本, 译本W出于语言的凝练性要求, 直接舍弃了对Golden Arrow的语义转译, 虽然安逸、舒适、奢华的意思表达了出来, 但是考虑到《消》是一本结合现实与虚构的文学小说, 并且带有悬疑色彩, 因此作者在选择一些词汇很有暗含着事务发展的线索, 省略这些信息直接影响了译作质量。

(二) 意境的破坏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 意境的营造是十分重要的。当意境的营造是由一些特有的文化词汇承担时, 意境却时常成为通顺的牺牲品。

原文1:—something remote or impersonal, a Wehmut or Weltschmerz, or whatever the Germans call it.

W:那是一种漠然或者说没有任何特点, 带着些许无奈, 些许失意的表情。

H:那是一种冷漠的或者说是无人情味的表情。可以用德语Wehmut (悲伤) , 或者Weltschmerz (悲观) , 或者其他类似的词来形容他的样子。

第三语言的引用通常能增加文本的深度, 因为有些意象或者意境在某一种语言中存在对应, 却在另外语言中存在空白, 而这些独一无二的词语往往对文本的意境营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得第三语言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译文W中直接舍弃了德文, 选择了中文中的近似词来替代, 无法将比“无奈”、“失意”更为悲伤的意境传神地表达出来。破坏了原文中年轻俊朗、堪称全才的男子对于自己失忆的事实时格外的忧伤与无奈。

原文2:This seemed beyond comment in the narrow space and time of an elevator ascent.

W:短暂上升的电梯似乎不是讨论这件事的合适场所。

H:电梯上升时, 在那么狭窄的空间里谈论这个话题似乎让我有点承受不了。

译文W中, 丢失了对“narrow space”的转译, 未能有效地传达原文中当时压抑的气氛。

(三) 文学性的减弱

一些英文中特有的表达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典故, 这些文化典故使一部作品具有更深厚的文化、人文方面的背景, 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在诸多典故中, 最为广泛引用且历久弥新的引用当属出自《圣经》的典故。见下面一个例句:

原文:We are a single lifeboat riding the seas in a gale;we can take a few chance survivors, but if all the shipwrecked were to reach us and clamber aboard we should go down ourselves…

W:确实太多, 亲爱的康维, 我们就是这场风暴中唯一的救生艇。可我们只能搭救一小部分幸存者, 要是所有的遇难者都往我们这艘艇上来, 那我们也会不堪重负而沉没的……

X:太多了, 亲爱的康维。我们就是在狂风巨浪中航行的唯一一艘救生艇, 我们可以救一小部分, 可是如果所有遇难者都要冲我们的船攀爬上来, 那我们这艘船就会自动沉下去。 (此处的lifeboat, 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

两个译本正文中包含的信息差不多, 但是译本X对正文译本进行了备注, 对lifeboat一词的出处作出了解释, 使该词在句中的意象一下子丰富了起来, 其寓意更为深远。从而增加文本的深度与广度, 体现了作品的文学性。

三、总结

以上是笔者学习了两个译本, 挑选出的几个较为典型的例举进行的分析, 以证实在英汉翻译过程中进行信息补偿对于语义的准确转译、语境的保护, 以及对于作品的文学性的维护的重要性。不同译本有各自不同的缺陷与长处, 但愿通过对比能够促进翻译学习, 彼此借鉴, 获得新的领悟。

参考文献

[1]吴夏汀, 朱红杰, 译.消失的地平线[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9.

[2]胡蕊.张颖, 译.消失的地平线[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