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译本

两个译本（精选11篇）

两个译本 篇1

一、翻译的定义

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人们对于翻译的思考也由来已久,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使人们采用多重视角考察“翻译是什么”,因而对翻译的定义也是种类繁多。《翻译概论》一书中的定义是“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二、翻译的标准

我国传统译论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严复的“信, 达、雅”,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则达尚焉。”“信”指忠于原文,“达”指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通过这三个字,明确提出了,以“信”为核心的翻译标准。信即忠实,其意义除了我们一直强调的忠实于原文词语,忠实与原文句子结构,忠实于原文风格外,从翻译的定义中我们也应体会到还包括了对原文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的忠实。

三、两篇译文的对比

1.文字的忠实。两篇译文中对同一词语的翻译存在很大差异。现举例如下:

(1)年十四,其母蔡媪,将使出应客。

胡译:when she reached the age of fourteen and her foster mother procuress cai asked her to begin receiving guests.

Denis C.译:when she was fourteen her madame matron cai,was ready to bring her out to receive guests.

在该句中,“其母蔡媪”,指的是妓院的老鸨,因妓院中女子是被其收养,被称之为“妈妈”。胡译为foster mother procuress cai。Foster有养育,抚养之意。Procuress为“拉皮条者,卖淫者”。符合原文意思。而Denis C.译为madame matron cai。Madame译为(法语)太太,小姐,女士。Matron主妇,保姆,女舍监。让读者看来其意义与原文不同。

(2)逐日见客。胡译:that day the girl began to entertain guests.

Denis C.译:she began to see guests daily.

“见客”在本文中是指瑞云从事的工作,通过聊天,下棋等给客人带来快乐。故“entertain”要好于“see”.

以上二例可明显感知,在词义的字面对应翻译上Denis C.要比胡更忠诚于原文,但是却没有从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上来把握所以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

但是在Denis C.译文中的个别词语也优于胡译文。

1)此奴终身发轫之始,不可草草。

胡译:this is the start of my life’s work

Denis C.译:I am just putting my foot onto the first rung of the ladder

发轫:把支住车轮的木头抽掉,使车辆前进。比喻事情的开始。胡在处理该句时直接将其比喻义译出,简单, 明了。Denis C.译为putting my foot onto the first rung of the ladder。即“踏上梯子的第一步”。符合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并且生动,形象,意义与原文也比较接近,总体优于胡的译文。

2)富商贵介,接踵于门。

胡译:many rich merchants and local gentry sought to patronize her.

Denis C.译: rich merchants and men of noble houses rubbed shoulders at her gate.

该句中“接踵于门”指人们前脚跟着后脚,接连不断地来。形容来者很多,络绎不绝。Sought to的意思是“追求; 争取;力图”,用在此处,能体现出富商贵介,争先恐后, 尽力争取之意。rubbed shoulders字面意思是“肩膀摩擦着肩膀”,比喻人多,络绎不绝。与成语“摩肩接踵”意义对等。相比之下,Denis C的译文要更加形象,贴切。

2.句子结构的忠实。字词忠实基础上的更高要求就是对原文句子,段落乃至整个篇章意思的把握。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会出现“缺失”或“越位”的问题。“缺失”是指对翻译的文本信息进行简化或浅化处理。孙艺风认为,“就翻译而言,简化则意味着源语文本在丰富性和暗示性方面的削弱,将会导致更多的异质,甚至有可能是源语信息的误传, 尽管实际情形是有时候必须如此或无法避免。无疑,意义的多元性的本质使得传达相对完整的意义正是任何严肃的译者的职责所在”。将两篇译文对比也发现胡译文有这种情况的存在。举例如下:

(1)吟玩诗意,梦魂萦绕。

胡译:Mr He read the poem again and again,his heart full of his love for her.

Denis C.译: he chanted and savored the words of the poem until his soul was lost in dreams.

“吟玩”有“品味”之意,并且“梦魂萦绕”一词体现了贺生对瑞云的思念及爱恋。胡的译文太过于平实,未将 “梦魂萦绕”译出,是对原文意义的缺失。

(2)见蓬首厨下,丑状类鬼。

胡译:she looked unkempt and ugly.

Denis C.译: hair hanging loose and her face as frightful as a ghost’s.

原文中用比喻来形容瑞云的相貌,对比两个译文,Denis C的要比胡的形象,具体,胡的译文只将意义表示出来,不能给读者带来直观的感受

上述例句都有其独到之处,如果不对照原文的话,译者精心安排的结构,语句会让读者耳目一新。但是翻译毕竟是翻译,必须“带着脚镣手铐跳舞”,优美的舞姿方能得到赞许;挣脱了脚镣手铐,生花的妙笔也只能是“不忠实的美人”。

3.原文风格的忠实《瑞云》是一篇短篇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完整,引人入胜。该书记人叙事,似幻似真,并能于曲折多变中叙次周密、脉络贯通。文中通过对瑞云的心理描写、细节点染和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刻画人物性格。其语言也很有特色,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古代的文学语言,并且大量提炼和融汇了当时的方言俗语, 词汇异常丰富。如文中“发轫之始”“名噪已久,富商贵介,接踵于门”“一睹芳泽”“吟玩诗意,梦魂萦绕”等大量使用四字词语。无论是抒情写景,还是叙事状物,都是多姿多彩、曲尽形态。人物语言雅俗结合,谐谑有趣,颇多传神之笔。与之相对应的两篇译文中,胡的译文简单,平实, 给读者平铺直叙的感觉。相比而下,Denis C.译文更加生动形象,对原文的翻译更加细腻,贴切整体风格与原文相符。

四、结语

美国翻译家玛格丽特·佩登(Margaret Sayers Peden)的翻译比喻很有趣:原作是一块方方正正的冰。翻译的过程就是冰溶化又重新结冰的过程。内在分子结构完全变化了,可译作还是一块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新的方方正正的冰。

通过中西方两个版本的比较可知:翻译应该在将原文的内容,精神实质,文化习俗理解透彻的基础上再翻译原文,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本着文化再现的原则,将其译出,而在译文的词斟句酌上也要顾及读者的理解能力,从而使读者能够获得与原语民族同样的感悟。

摘要：《瑞云》选自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其译文有多个版本,本文从翻译的基本标准对胡世光的译文和Denis C.&Victor H.Mair译文进行对比研究,从中进一步来把握和体会翻译时要注意的地方。

关键词：忠实,文化,风格

两个译本 篇2

论宋词的表现手法与文化内涵及其翻译实践-以《江城子》的两个译本为例

翻译实践中,对汉语诗词的表现手法与文化内涵理解不够,会影响译文的意美,甚至歪曲原作的`本意.文中比较分析了许渊冲和伯顿・华岑翻译的苏轼(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英译本,认为两个译本各有千秋,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也都有不足之处.

作 者：迟梦筠 CHI Meng-yun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39刊 名：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6(3)分类号：H315.9关键词：翻译 表现手法 文化内涵 重要性

两个译本 篇3

关键词： 概念隐喻 白杨礼赞 翻译策略 对比

1. 引言

认知语言学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在80，90年代开始迅猛发展，现在已然成为新兴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如今多数学科都在和认知语言学结合，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解读或者创新其理论，足见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地位。概念隐喻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今的概念隐喻不再仅仅局限于修辞隐喻的层面，它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人们的语言、思维和行动中，正如一些语言学家所说的，概念隐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本文拟从概念隐喻的三个分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结构隐喻视角出发，通过比较张培基教授与张梦井、杜耀文教授译本的《白杨礼赞》中相关隐喻翻译，希望从中得到一些翻译方面的启发，尤其是遇到含有隐喻的句子，可以游刃有余、非常完美地译出漂亮的文字。

2. 理论框架

说到概念隐喻，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莱考夫，他是概念隐喻的创始人。1980年，他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概念隐喻这个概念，成为概念隐喻诞生的重要标志。莱考夫认为，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以自身经验为基础的，隐喻属于概念体系，它无处不在。隐喻不仅表现为修辞手段，更反映了一种思维方式，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概念隐喻虽然无处不在，但它也是依靠语境而存在的。如果脱离语境，没有上下文做铺垫，许多概念隐喻就失去了意义。

莱考夫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及结构隐喻。这样的划分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我们日常所涉及的所有概念隐喻，具有全面性及权威性，因而，之后研究概念隐喻的学者大都同意这样的分类。方位隐喻是基础，是一种意象图式隐喻，即以空间概念为始原域，构建其他非空间性的目标域（蓝纯，1990：4）。将人们自身体验到的“上下高低内外”等具体概念用于情绪、时间、状态、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概念，将原本没有方位或方向的概念赋予方位内涵。本体隐喻抑或说实体隐喻是概念隐喻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它指的是借助一定的物理实体来描述抽象的概念。它又可以分为物质隐喻、容器隐喻及拟人隐喻。第三种结构隐喻“是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于是产生了一词多义的现象”（赵艳芳）。相较于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结构隐喻最常用。

正如标题所示，既然是对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必然会涉及翻译方法或者说翻译策略。在关于隐喻的翻译策略方面，笔者了解到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对其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从文化角度提出隐喻翻译的七种方法：（1）在目的语中重现相同的喻体；（2）用目的语中的合适喻体代替原语中的喻体；（3）用明喻代替隐喻，保留喻体；（4）用明喻与喻底结合翻译隐喻；（5）将隐喻转换为喻底；（6）省略；（7）隐喻和喻底结合。G. Toury也对隐喻翻译做过相关研究，他归纳出6类：（1） 隐喻译成相同的隐喻；（2）隐喻译成“不同的”隐喻；（3）隐喻译成非隐喻形式；（4）把隐喻译为零；（5）非隐喻译成隐喻；（6）零译为隐喻。在综合分析了多位学者对于隐喻的翻译策略后，笔者将借由它们分析《白杨礼赞》中的隐喻译例。

3.《白杨礼赞》两个英译本中概念隐喻译例对比分析

笔者以概念隐喻的三种类型为框架，分析、评价两位英译本的隐喻译例。

3.1从结构隐喻看隐喻译例

译例一：（1）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2）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罢，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张培基译：（1）The white poplar is no ordinary tree. Let me sing its praises.

（2）The reactionary diehards， who despise and snub the common people， can do whatever they like to eulogize the elite nanmu （which is also tall， straight and good-looking） and look down upon the common， fast-growing white poplar. I， for my part， will be loud in my praise of the latter！

张、杜译：（1）The white poplar tree is by no means a common tree. I praise it！

（2）Let those who look down upon the masses， disrelish them and are stubborn to retrograde the duke nanmu， which is also a straight and graceful tree. They may go on despising this white poplar tree， which is frequently seen and grows so very easily. But as for me， I’ll continue to praise the white poplar tree！

这几句话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树是人”，人们对树的认知和理解是由人而起的。人们在大脑中构建了这样一个思维框架后，在谈论树时，就会想到用一系列描述人的词语，诸如文中的“不平凡”、“婆娑”、“好女子”、“赞美”、“贵族化”、“鄙视”，去描述树。这用到了概念隐喻的“跨领域映射”，即将“树”和“人”的概念进行类比。（1）中“平凡”一词，张培基先生用的是“ordinary”，而张、杜用的是“common”，词的选择虽然不同，但都是用来描述人的。双方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还原了原文中的隐喻，把隐喻译成了相同的隐喻。（2）中虽然双方所使用的词语不一样，但无论是张培基的“eulogize”，“elite”，“look down upon”，还是张、杜的“praise”，“duke”，“despising”，都是用来描写人的，因而都还原了原文的意思，保留了原文中的意象。

3.2从本体隐喻看隐喻译例

译例二：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

张培基译：When you travel by car through Northwest China’s boundless plateau， all you see before you is something like a huge yellow-and-green felt blanket.

张、杜译：When your car is speeding along a boundless highway， what meets your eyes is a huge blanket of yellows and greens mingled together.

本句描写的是汽车在高原上行驶时，车中人所看到的景象。张培基在翻译本句时，为适应英语上下文而增添了“something like”这个成分，变隐喻为明喻，这样不但保留了原文的意象和意义，而且使译文读来更顺当。张、杜则是采用直译的方法，保留了原文中的隐喻结构。

译例三：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吧？

张培基译：Meanwhile， however， your eyes may become weary of watching the same panorama， so much so that you are oblivious of its being spectacular or grand. And you may feel monotony coming on. Yes， it is somewhat monotonous， isn’t it？

张、杜译：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your eyes may feel somewhat tired and close before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great” that lie in front of you. And another sensation rises in your heart-monotonous！ Isn’t it monotonous， maybe a bit？

本句原文采用的隐喻，将“雄伟”、“壮大”、“单调”这些词实体化，赋予物体特征，当你倦怠时你可以对它们闭上眼睛；它们也可以在你心中生长，读来令人感到新颖有趣。张培基在翻译时，我们可以看到译文并没有使用隐喻，而是直接按人们的正常思维，平铺直叙，可以说采取了“隐喻译成非隐喻”策略。张、杜保留了原文隐喻的机体结构，把“伟大”、“雄壮”两个词拟人化，也保留了句子后半部分的本体隐喻中的“容器隐喻”特征，可谓既保留了原文的思维与认知特点，又传达了语义修辞效果。

3.3从方位隐喻看隐喻译例

译例四：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

张培基译：With straight trunks and branches， white poplars aim high.

张、杜译：It’s a kind of going-all-out tree， with a straight trunk and straight branches.

“力争上游”一词，一般我们用来形容人，表示“积极进取、努力进步”这样的隐喻认知，张培基将其译为“aim high”，张、杜则译为“going-all-out”，二者虽然翻译形式不同，但都很传神地道出了原文内涵，可以说是采用了换喻的手法，用本体隐喻中的拟人隐喻代替了原文中的方位隐喻。

4.结语

通过以上译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张培基先生的翻译较为灵活，有时采用直译，有时采用意译，因而原文中的隐喻有时保留，有时替换，有时甚至省略。究其原因，是因为张培基先生的译文十分优美流畅。而由于文化差异，想要做到和原文完全一致又文采飞扬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要进行一些取舍。张、杜的翻译则大多数都是采用直译的方法，保留原文中的隐喻结构，将隐喻译成相同的隐喻，虽然译文文采方面稍欠于张培基的，但他们的译文保留了原文的思维与认知特点。换句话说，保留了原文中的意象，可以使外国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对树的认知方式，因而其文化传递性更强一些。总之，二者的隐喻翻译方式各有闪光点，后辈在学习过程中，应根据其译文要求，有选择性地选择相关翻译方法，满足翻译要求，达到翻译目的。

参考文献：

[1]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林书武.国外隐喻研究综述[J].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

[4]蓝纯.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空间隐喻[J].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

[5]肖坤学.论隐喻的认知性与隐喻翻译的认知取向[J]. 黑龙江：外语学刊，2005.

[6]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评杜牧《泊秦淮》的两个英译本 篇4

一. “意美”理论简介

诗的美像生活中的美一样, 丰富多彩, 译者通过对原作的语言形象地理解和把握, 并力图用相应的语言形象再现出原诗的意、形、音之美, 乃是唐诗翻译的一种追求, 也是文学翻译应达到的一种境界。在译诗过程中, 译者必须全力争取英译在意、形、音三方面都尽量表现原诗之美, 忠于原作, 达到神似、形似乃至音似的要求, 做到“译诗像诗”, 充分传达原诗的意境。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在其《毛主席诗词四十二首》英法文格律体译文的序言中, 首次提出了诗词翻译的“三美”论并说明了三者的关系:“译诗不但要传达原诗的意美, 还要尽可能传达它的音美和形美。”“意美是最重要的, 音美是次要的, 形美是更次要的。”[1]“传达了原诗意美而没有传达音美和形美的翻译, 虽然不是译得好的诗, 还不失为译得好的散文;如果只有音美和形美而没有意美, 那就根本算不上是好翻译了”[2]。三美说提出后, 受到译界好评, 好多人将它作为衡量诗歌翻译的标准。

二. 从“意美”角度评析《泊秦淮》两篇译文

泊秦淮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杨宪益先生的译文:Mooring on the Qinhuai River

The chilly water is shrouded in mist and sand bathed in moonlight, As I moor at night on the Qinhuai River near taverns.

The singsong girls are ignorant of the tragedy of a lost regime, They are still singing the Backyard Flowers*beyondthe river!

*Alluding to Jade Trees and Background Flowers, a song composed by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hich was later consedered a bad omen.

许渊冲先生的译文:Moored on the Qinhuai River

Cold water and sand bars veiled in misty moonlight, I moor on River Qinhuai near wineshops at night.

The songstress knows not the grief of the captive king, By riverside she sings his song of parting Spring.

这首诗的标题《泊秦淮》, 杨译为Mooring on the Qinhuai River, 而许将其译为Moored on River Qinhuai, 更为恰当。题目既为《泊秦淮》, 何为“泊”, 停泊也, 不停何以“泊”, 《高级汉语字典》上“泊”的本意为“停船”, 又有“栖止, 停留”之意。可见, 作者应为在秦淮河“近酒家”处停泊, 听到歌女还在唱《后庭花》, 看到此情此景, 悲愤之情油然而生。“moored”一词, 强调停泊的状态, 所以此词更加恰当。

第一句“烟笼寒水月笼沙”, 给我们描绘了一副幽静淡雅的画面, 如烟的薄雾笼罩着寒冷的水面, 月光洒在河边银色的沙滩上。夜景虽然柔和幽静, 却不免显得静寂凄清, 诗的开头的格调就在清理之中微露哀伤。相对于许渊冲的译本, 杨宪益先生的译文更妙。其一, 在此“cold”不如“chilly”恰当, “cold”让人感到寒冷、冰冷, 往往形容冬日之水, 使人不寒而栗, 而“chilly”译为“清冷的”, 常用于秋天之水, 试问人们看到“cold water”, 先不禁汗毛竖起, 不寒而栗, 还有何美感?所以“chilly water”更富美感, 一幅秋水荡漾的画面展现于前。其二, 把两个“笼”字分开译更好。第一个“笼”, 主语是“烟”, 是气体, 第二个“笼”, 主语是“月”, 是月光, 两个“笼”的主语不同, 意境也不同, 烟“笼”为“笼罩”, 应译为“shroud”, 月“笼”一般为“沐浴在月光下”, 应译为“bathin moonlight”, 杨宪益先生译的版本为读者展现的画面更为形象、更为生动。

“夜泊秦淮近酒家”, 看上去似乎很平淡, 却很重要。“夜泊秦淮”四字不仅与上句的景色描绘相呼应, 而“近酒家”三字, 却又巧妙地引出了后面两句, 承上启下, 构思颇具匠心。杨先生将“酒家”译为“tavern”并不确切, “tavern”指小酒家, 达官贵人应该不会在小酒家饮酒作乐, 所以许渊冲译的“wineshop”更加确切, 此词意为规模更大、更为正式的酒家, 更符合诗中描绘的场所。

这首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 多半是因后两句那几分感慨之辞:“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体现了诗人在对国事隐忧的关切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谓“商女”, 是指酒楼或船舱中专事伺候他人的卖唱歌女。原来, 唐代歌妓、女伶通称为“秋娘”, 也成为“秋女”。那么, “秋女”又为什么称“商女”呢?这是因为我国古人把宫商角徵羽与四季相配, 因商音凄厉, 与秋天萧杀之气相应, 故以商配秋, 称商秋。杨译为“the singsong girls”, 许译为“thesongstress”, 二词大同小异。对于“不知”的翻译, “be ignorant of”恰好表达了此意, 强调了商女主观上麻木无知, 而“knows not”强调的是客观上商女确实不知道陈朝国家已亡, 这不符合作者本意。杨把“亡国恨”译为“the tragedy of a lost regime”, 直译原文“亡国恨”尚可, 但相对于另一版本“the grief of the captive king”, 似乎体现不出主观的悲伤之情, 不如“grief”的情感冲击大。其次, “thecaptive king”指出了“亡国”的原因, 公元578年, 隋军攻进陈朝皇宫, 陈朝后主陈叔宝携两名宠妃躲入井中, 隋军俘虏陈后主, 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灭亡了, “the captiveking”引出此典故, 比“a lost regime”更利于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

“隔江犹唱后庭花”, “隔江”中的“江”指秦淮河。秦淮河横贯金陵城 (今南京市) , 沿河两岸酒家林立, 歌女在酒馆卖唱, 从船中听去, 所以说是“隔江”。杨译为“beyondtheriver”, 而许译为“by riverside”, 杨的译法似乎更为直译。其次, “犹唱”二字凝聚了诗人多么厚重的情感, 它甚至让人想到诗人那关怀国事的急切神态。杨译为“be still singing”, 而许似乎漏译了“犹”字, 诗人那伤感的情怀似乎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再次, 所谓“后庭花”, 即舞曲《玉树后庭花》的简称, 为南朝末代君主陈叔宝所制, 因他沉迷声色, 不理朝政, 不久亡国。后人遂把《后庭花》视为亡国之音。许将“后庭花”译为“Parting Spring”, 不易于中外读者理解, 不如直译为“theBackyardFlowers”, 再加以注解, 这样读者既有直观感受, 看到注解后, 中外读者也能对此曲有所了解, 更能明白此词在诗中的意思, 从而更好的把握全诗的中心思想。

三. 结语

许渊冲先生提出诗歌翻译的“三美”原则, 即意美、音美、形美, 并认为意美为三美之首。《泊秦淮》的两个译本风格各异。从符号学来看, 不同的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也就产生不同的译法, 同时, 不同的译者和读者有不同的审美取向。从意美角度看, 杨的译本更倾向于直译, 而许的译本更倾向于意译。杨的译本更忠实于原文, 也更易于中外读者理解。

参考文献

[1]许渊冲.毛主席诗词四十二首.洛阳:洛阳外国语学院出版社, 1978.12

两个译本 篇5

【关键词】《祝福》 英译本 目的论 文化负载词 翻译策略

一、鲁迅译本研究

鲁迅先生的作品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也是中外翻译家争相翻译的对象，先后被译成英、日、俄等50多种文字。迄今为止，共有18位国内外学者将鲁迅小说翻译成了英文。因此，鲁迅作品的英译研究也一直是国内翻译研究中的热门方话题，研究范围包括语言风格、美学角度、文化因素、翻译策略、翻译对比、翻译评价等。当然，其中也不乏针对鲁迅作品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研究。

文化负载词是指在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中具有文化意义而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中无法找到对应语言的词汇。文化负载词的存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鲁迅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这也成为译者在翻译鲁迅作品时的一大难点和亮点。

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创作于1924年，收录在鲁迅小说集《彷徨》当中，曾被多次翻译给英语读者们。例如194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华裔学者王际真翻译的《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198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彷徨》；1990年由威廉·莱尔翻译、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狂人日记和其他小说》以及2009年由企鹅书店推出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的《阿Q正传和其他故事》等。

筆者选择了较有代表性且翻译时间较为接近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这两个译本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试图归纳出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的差异，并从目的论的角度找出差异的原因，希望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前更全面地把握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的选择之间的联系，同时为译者在翻译同类文学作品时提供一些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参考。

二、目的论与译本的关系

德国翻译理论目的论最早由凯瑟琳娜·莱斯提出。她第一次将翻译理论从语言层面转移到功能目的层面，提出了译文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和原文实现对等。她创立了文本类型分类模式和相应的翻译策略及评价标准，并主张按照原文和译文功能之间的关系来对译文进行评价。汉斯·弗米尔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她创立了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弗米尔提出翻译是为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读者创造出有特定目的的文本，因此要考虑发起人意图、文化背景、读者喜好等因素。

目的论的核心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奉行“忠于原文”的翻译学家中引起了批判和质疑。他们认为目的论的这一原则赋予了译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目的论的要求下译者可以任意违背原文。因此，克里斯汀娜·诺德在莱斯和弗米尔学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提出了“功能+忠诚”的理论。该理论要求译者充分参考翻译参与各方的意见，但译者有权根据译文的目的自主选择翻译策略。这里的“忠诚”更加注重作者的意图并鼓励译者在作者意图和译文目的之间寻求平衡点。该理论有效避免了翻译中出现的激进功能主义。

除此之外，诺德还第一次引进了“翻译纲要”的概念。她认为译文与原文在时间、地点、动机和目的等方面或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即使译文与原文在这些因素上差别不大，也很有可能因译者对文化背景的理解或译者的经历等因素而产生差异。因此，“翻译纲要”可以帮助译者在开始翻译之前搞清楚“译文的目的是什么？”“翻译时哪些因素会影响我对翻译策略或翻译方法的选择？”等问题。翻译纲要包括以下内容：译文功能类型；译文读者；译文的接受时间和地点；文本媒体；译文目的。

笔者选择的两译本其中之一为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合译的《彷徨》杂文集，该译本由外文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杨宪益对于翻译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提出译者应忠实原作，对于原作的内容不该随意增加或减少，翻译时不该作过多的解释，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他认为，在目标语中找不到相同的东西时，采用其他翻译方法而造成原文意思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过分强调创造性。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是受政府委托，其读者群体主要还是以华人或是对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人，在翻译时通过“尽量忠实原文的形象”来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华文的影响力。另一译本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莱尔所译，该译文收录于1990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狂人日记和其他故事》。他在《狂人日记和其他故事》的前言中提到，译者应提供足够的文献材料以确保读者对文本能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他认为译文应尽可能地扩大读者群，而不该将读者限定在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已有一定了解的人当中。莱尔希望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向不怎么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

综上，笔者将两译本的翻译纲要归纳如下。

表1 杨宪益译本翻译纲要

译文功能文学

译文功能文学

译文读者华人或有一定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外国人

译文接受时间1981年

译文接受地英语母语国

译文产生的目的/动机弘扬中国文化，提升华文影响力

表2 威廉·莱尔译本翻译纲要

译文功能文学

译文读者所有英语母语读者

译文接受时间1990年

译文接受地英语母语国（美国为主）

译文产生的目的/动机介绍中国文化，扩大读者群体

三、《祝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分析

奈达（1965）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和物质文化。由于《祝福》中出现的生态文化因素较少，因此笔者根据奈达的分类将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归纳为四类，即社会文化词、语言文化词、宗教文化词和物质文化词。经笔者对比《祝福》两英译文本发现，杨宪益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中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大相径庭，选择的翻译方式也有所不同。下面笔者将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对《祝福》两英译本中各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对比并分析译者选择不同翻译方法的原因。

（一）社会文化词

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会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鲁迅的《祝福》写于1924年，当时的中国虽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的统治，但政局混乱，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仍然压迫着中国劳动人民，因此文中出现了大量涉及当时社会改革、民间婚丧习俗、祭祀礼仪等的文化词汇。

例1：旧历。

杨译：the old calendar.

莱译：old lunar year.

例2：大典。

杨译：great end-of-year ceremony.

莱译：most important of all ceremonies at the end of year.

例3：柳妈。

杨译：Liu Ma.

莱译：Mother Liu.

例4：祥林嫂。

杨译：Hsiang Lin's Wife.

莱译：sister Xianglin.

例1中“旧历”在文中指的就是“农历”的意思。杨使用直译的方法将其翻译成“旧的日历”，而莱则意译为“农历”。例2中两人都直译出了“年终的大典”的意思，但莱却添补了最高级来强调“最重要的大典”之意。例3提到的“柳妈”是对新年在四叔家帮工大妈的亲切称呼，杨使用音译将其直接翻译成该词的汉语拼音，莱则翻译为“妈妈柳”。最后，在翻译《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时，杨直译为“祥林的老婆”，而莱则用归化的方式译为“祥林姐妹”。二者在社會文化词的翻译中，虽都使用了多种方式，但不难看出杨多使用直译的方法。从杨译本的翻译纲要可得知杨的翻译目的是弘扬中国文化，提升华文影响力，而且其读者定位于华人或有中国背景知识的外国人，所以杨多用直译或音译的方法，不仅使华人或了解中国的读者能够看懂，而且可以尽量保持原文的词汇构造和语言特色。而莱尔在社会文化词的翻译中却较多地使用意译或添补的方法，同时运用中出现了较多的注脚，如 “老监生”“康有为”“理学”等。莱尔的翻译目的是介绍中国文化，扩大读者群体。因此，杨选择的这些翻译方法可以向不了解中国的读者更好地解释中国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杨在翻译人名时使用的是1895年颁布的威妥玛式拼音系统，该系统从1892年开始用于汉英翻译，如“Hsiang Lin”、“Kang Yu-wei”等。而莱尔在翻译人名时选择的却是汉语拼音字母。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国务院在1978年批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当中提到：“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消除我国人名地名在罗马字母拼写法方面长期存在混乱现象的重要措施。”莱译本出版于1990年，而杨译本出版于1981年，仅在该文颁布两年之后。因此笔者推测杨在翻译时，该规定可能还未出台或刚出台，影响力不大，执行力度不强，所以杨译本中的人名地名并没有受此影响。

（二）语言文化词

《祝福》创作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此时在文学语言表达方面则是白话替代文言文的过渡时期。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其文学语言中除了引用古典文学作品之外，主要运用了新的白话文法与文言相结合的方式，因此也形成了其文白杂糅、独树一格的写作风格。

例1：“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杨译：By understanding reason we achieve tranquility of mind.

莱译：Having completely penetrated the principles of things， the mind becomes serene.

例2：《近思录集注》。

杨译：a volume of Chiang Yung's Notes to Chu Hs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莱译：copy of collected commentaries to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出自朱熹《论语集注》，意思是： 处理事情若能明白儒家之道就能弘通达观，心理也就能保持稳定和谐。其中，“事理通达”，杨译为“明白道理”，省略了“事”和“通”的翻译；莱则将这四个字的意思全部进行解释，译为“完全看透事物的原理”。杨和莱在翻译此句时都选择了非谓语动词做方式状语的语法结构，但杨译文所用字幅明显少于莱译文。另外，朱熹曾编著《近思录》一书用于介绍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例2中的《近思录集注》则是清代文人江永所著，是《近思录》众多注解本之一。杨在翻译此书名时并未翻出《近思录》，而是运用两位作者和两本书的内容进行文内解释，译为“江永对朱熹哲学著作的注解集”；莱则译为“‘反思眼前事的评注集”，并且运用注脚做进一步解释。由此可见，杨在翻译此类文化词时多使用省略法，因为在读者多为华人的基础上，省略法的使用既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又能在字幅和语句结构上尽量接近原文；莱译本在翻译文言文时使用意译和解释的方法，而翻译书名时多用直译与文外加注结合的方法，这些翻译方法能更全面地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并增强美国读者的可读性。

（三）宗教文化词

《祝福》中，鲁迅通过描写人们对“祥林嫂”的态度和待遇以及“祥林嫂”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表现了当时社会人们封建迷信的思想。这当中不乏对当时宗教礼仪和祭祀场景的描述，涉及了不少宗教文化词汇。

例1：土地庙。

杨译：Tutelary God's Temple.

莱译：temple.

例2：送灶。

杨译：departure of the Hearth God.

莱译：farewells to the kitchen God（注脚）.

例3：天地众圣。

杨译：saints of heaven and earth.

莱译：various gods of heaven and earth.

例1中的“土地庙”是中国最普遍的祭祀建筑之一，供奉着土地神。中国祖先认为土地能给人们提供粮食，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因而祭拜土地神，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杨将其翻译为“守护神之寺”，而莱却省略了“土地”二字，直接翻译为“寺庙”。例2中“送灶”指的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小年”。传说灶王爷要在这一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主家一年功过，因此人们祭拜灶神，祈求灶神多说好话，让众神保佑新年阖家平安。杨译本将“灶神”直译为“灶炉之神”，莱却选择了英文中“厨房”一词，译为“厨房之神”。例3的“天地众圣”根据原文语境应该是指“各路神仙”的意思，杨直译为“天地间的圣人”，莱则将“圣”译为“神”，即“天地间的诸神”。

（四）物质文化词

物质文化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鲁迅在原文中描写镇上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准备新年各种仪式时出现了各类服饰、饮食等方面的物质文化词汇。

例1：绞丝银镯子。

杨译：twisted silver bracelets.

莱译：locally made bracelets-brailed strands of silver.

例2：聘礼。

杨译：money for his wedding.

莱译：the money to get a bride.

例3：鹰洋。

杨译：silver dollars.

莱译：strings of cash.

例1“绞丝银镯子”是鲁迅笔下为“祝福”做准备的妇女们所佩戴的首饰。杨直译为“绞状银手镯”，莱则对其增加了适当解释，译为“当地用网状银丝制作的手链”。例2“聘礼”在中国文化中是指在订婚时，男方家给女方家的财礼，杨译为“婚礼的花销”，而莱译为“娶老婆的钱”。例3的“鹰洋”实际上指的是墨西哥银元。银元始于欧洲，俗称“大洋”，16世纪起各国银元开始在中国流通，在民国时期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墨西哥“鹰洋”因银币上印有鹰鸟而得名，是当时最主要的流通币之一。杨将其译为“银元”，莱则意译为 “好几串钱”。

四、结论

通过对比两个译本，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两位译者都结合了多种方法来翻译《祝福》中的文化负载词，但杨宪益主要运用直译、音译和省略等方法；莱尔则多使用意译、归化、文内解释和注脚的方法。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则是因为两者的翻译目的和对读者的定位不同。杨宪益的翻译目的是弘扬中国文化，提升华文影响力，将读者定位为华人或有一定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外国人；而莱尔的翻译目的是介绍中国文化，扩大读者群体，他希望读者不仅限于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而是所有英语母语读者。由此可见，不同的翻译目的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由于两者的翻译目的和译文的接受群体不同，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无法评价谁更胜一筹，但两位优秀的译者都在翻译文化负载词这一难点上给出了值得参考的处理方法，是值得译者们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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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魯迅.彷徨[M].杨宪益，戴乃迭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

两个译本 篇6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茶馆,翻译策略

《茶馆》是老舍先生创作生涯中一部重要戏剧。戏剧中塑造了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人物群像,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且包含了大量文化特征和文化背景,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地域色彩。本文从霍华和英若诚的两个英译本为例从姓名称谓的文化翻译,习语的文化翻译,宗教文化的翻译,生活习惯的文化翻译等4个方面浅谈如何有效地保留和传达原语文化。

一、姓名称谓的文化翻译

《茶馆》中人物众多,姓名称谓也各异。要把《茶馆》翻译给外国人看,如何处理这些姓名文化无疑是对译者的考验,《茶馆》中一共有五十多个人物,大体来说,可将姓名称谓分为如下几类。

1.体现社会地位的称谓—松二爷,秦二爷,马五爷,常四爷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有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爷”通常用来敬称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姓氏+兄弟排行+爷”是特有的中国文化。在英语中,对于这样的称谓却没有对应的翻译词,因而难免部分文化因素必须省略。问题是哪一部分文化因素应该省略,哪些文化因素应该传递呢?我们知道称与文化因素“爷”相比兄弟的排行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必须保留文化因素“爷”以帮助读者了解那些人的社会身份。英若诚将松二爷译成“Master Song”而霍华则译成“Second Elder Song”。霍华有文化意识,但是这种译法没有将那些人物较高的社会地位反映出来,有人可能要说英若诚翻译成“Master Song”没有体现“二爷”,但是松二爷体现文化意义的词重点在“爷”而不是在“二”,因此英若诚采用异化的策略译成“Master Song”兼顾了原语言的文化内涵,也考虑了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性。

2.老x或小x形式的称谓—小唐,小王,老刘,老杨汉语中的“老或小”与英语中的“old or little”并具有同等的含义。老x小x形式的称谓并不一定表示年长,他们可以表示年龄相仿的人之间的互称。霍华采用直译的方法将“老杨”“小王”翻译成“Old Yang”和“Little Li”。译入语的读者很可能认为“Old Yang”是一个老人,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老杨”在剧本中是一个30岁左右正当青年的男人。英若诚将“老刘”“小王”直接翻译成“Liu”和”Wang”,省略了“老”和“小”的翻译,但是比较容易让读者接受和理解。

二、习语的文化翻译

《茶馆》篇幅不长,却出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习语。如何使习语中的文化因素得以充分表达,同时使译入语读者轻松地理解原语中的文化因素要求译者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

例1:“死马当活马医”英译:We must try to save her霍译:We must breathe new life into her.这句谚语以“死马”“活马”为喻体用来形容对于无法挽救的事情做最后的努力。英若诚只是根据上下文进行了简单的意译,而霍华则使用了形象生动的词组。两者译文都采用了“try to”一词,该词将该谚语中“做最后的努力”的文化内涵翻译出来了。

三、宗教文化的翻译

中国人深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因此许多词和短语充满了佛教和道教色彩。

例如:庞太监:说得好!那我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Eunuch Pang:well said !Let’s both try our best and see what happens(英)Eunuch Pang:Nicely said !Like the eight immortals crossing the sea,we each have our own strengths(霍)“八仙”对于说英语的西方而言,他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所以就缺乏对等的文化负载词。英若成采用意译的方法舍弃了原文中“八仙”的形象而保留了原文作者的意图,“目的法则”和“连贯法则”得到了很好的遵守,却违反了“忠实法则”,霍华采取了直译的方法保留民族色彩,这符合他传递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他的译法遵守了“目的法则”和“忠实法则”,但对“连贯法则”是一种违反。

四、生活习惯的文化翻译

在茶馆中,有许多文化负载词反映了我们独特的中国文化,而这些词在英语中没有对等词,因此这类词的翻译对于译者而言很困难且具有挑战性。

例2宋恩子: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

Song Enzi:Now we serve whoever puts food in our belliesSong Enzi:Now we serve anyone who puts rice in our bowls.

中国人一提到吃饭就会想到米,面等,而西方人想到的则是面包,黄油。上面的两个译文中,英若成将“谁给饭吃”直译成who puts rice in our bellies,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而霍采取了意译方法,更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

五、结束语

两个译本 篇7

1 分析文学翻译的两个视角

1.1 译者主体性

翻译是一个文化交际过程,离不开译者这个主体。译者主体性体现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其突出表现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标所表现的主观能动性[1](P63)。具体地说,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原作理解的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策略和读者的期待等方面。

陈悙、谢天振在对比文学中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是通过在翻译过程中积极地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能动的阐释和建构[4](P63)。翻译过程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协商交流的过程,由于译者与原文作者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境遇中,翻译时免不了用自己所处的异语文化语境不同程度的过滤原文文本[1](P122)。

1.2 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起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是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Hans Robert Jauss),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指出文学作品的价值要由作家与读者共同创造,作品能否被读者理解和接受至关重要。由此译者在翻译作品时要特别注意关照读者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及审美情感等。接受美学文论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也给文学翻译研究带来异常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传统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9](P157)。

在由于文化差异,不同读者对于同一事物的接受态度会截然不同;同样,不同读者对同一信息接受的中心也会有所不同。原作在译语社会中存在不同的使用价值,译者有理由根据读者的需求来变换原作的使用价值,从而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因读者而变,表明了译者翻译时进行选择的动机和目的,也充分体现了译者对读者的关照[3](P33)。读者在对译作的评判既有制约也有促进作用。

2 Moment in Peking两个中译本的对比分析

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先生用一年的时间(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用英语写就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发展和变化。目前广为流传的译作版本主要有两种:1977年台湾德华出版社推出的张振玉译本,名为《京华烟云》及199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由郁达夫之子郁飞翻译的《瞬息京华》[7](P43)。本文以译者翻译过程中对读者的关照为理论依据,对不同译本进行分析探讨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及对译文读者的关照。

2.1 译者对原文理解的再创造及历史性制约

译者在“再现”原作的态度、选择,既为译者所属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制约,又被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所制约。自古以来,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作者的政治倾向不可能不对其文学创造有影响或干扰。

“That man is the coolest and the most stubborn I ever saw,’remarked Sunya.‘I have watched him for these last ten years He is so gaunt and bony,but look at his mouth!His face shows the most curious combination of stubbornness and wiliness I’ve ever seen.”[5](P648)

荪亚说:“蒋先生这个人是我见过的人们中一个最冷静和最坚强不屈的人物。过去这十年,我一直注意他。他瘦削硬挺而骨骼嶙峋,可是你看他的嘴!他的脸上现出的坚强不屈与足智多谋,两者配合得那么神奇,我是从来没见过的。”(张振玉译)

孙亚说:“蒋先生是我所见过的人中一个最冷静最倔强的人,我注意了他十年。这人瘦骨嶙峋,可是你看他那张嘴,他现在脸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深沉混在一起是我从没见过的。”(郁飞译)

蒋介石八年抗战失利到台湾后,对台湾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张振玉是台湾大学的英语教授,自然是尊敬崇拜蒋介石的所以用褒义词“坚强不屈”来形容他。作为大陆人的郁飞则用中性词“倔强”。两名译者的政治背景不同使得他们的立场不同。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其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

2.2 译者对读者语言习惯的关照

“To see if we can obtain,through his influence,some sort of official protection on the way.”[5](P14)

“看看能不能利用他的关系,找一张官方的公文,在路上好有官方的保护。”(张译)

“看看能不能借他的光,一路上能得到官府的照应。”(郁译)

这里说的是姚家举家南迁时一路上不太平,全是兵匪,姚思安让管家去找蒋太医弄出个平安护照。郁飞将“through his influence”意译为“借光”不仅符合北京方言习惯,比起张振玉译本,更加的简洁明了。

2.3 译者对读者文化传统的关照

“Many thanks to you and Buddha will bless you!”cried the child[5](P338).

孩子喊叫道:“多谢,多谢,上帝保佑您这大善人!”(张译)

“多谢你,菩萨保佑你!”这孩子喊道。(郁译)

Moment in Peking一书是用英文写就的,旨在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及哲学思想且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北京。众所周知,在20世纪30年代即本书故事发生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信佛教,“上帝”是西方基督教所信奉,鉴于两译本目标读者为中国人,因此译为“菩萨”才恰当合理。

2.4 译者对读者审美情感的关照

He replied,“Darling,nowadays we don’t learn couplets a school.We only learn to play baseball!”[5](P500)

他回答说:“大耳铃,而今在学校不学作对联儿了。我们只学打棒球!”(张译)

他答道:“达玲,现在我们在学校里哪儿学什么对联呀,尽学打垒球了!”(郁译)

红玉是阿非的表妹,生的十分漂亮。脸面洁白,轮廓秀美,两人是两小无猜的感情。此文是红玉和阿非打闹,非要阿非给她的上联对出个下联时,阿非的答句。原文的“darling”在西方是“亲爱的”的意思,张译为“大耳铃”削弱了原文甜蜜的情感基调,读起来略感滑稽。而郁译则注意到了读者的审美情感,营造出了一种亲密的意境。

3 结束语

文学翻译是艺术性的再创作。在原著面前,译者发挥自身的艺术才能和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要从读者的角度出发[6](P47～50)。本文以译者主体论和接受美学为理论依据,对Moment in Peking两个译本进行分析,从译者对原文理解的再创性与理解的历史性以及译者对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探讨译者和读者对文学翻译活动的影响。译者主体性和接受美学理论为我们进行文学翻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透过“读者”这个“他者”,译者能更完整地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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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57.

两个译本 篇8

关键词：野草,翻译技巧,象征,词义选择,归化

夏衍的散文《野草》是一篇充满象征意义的佳作, 以野草象征顽强的生命力, 张培基和刘士聪都翻译了该文, 二者的译作值得借鉴和学习。

1 夏衍与《野草》

夏衍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野草》是他写于1940年的散文, 当时正处于抗战最困难的相持阶段。夏衍在这篇散文中, 虽然写的是柔弱却有力量的野草, 实际上运用象征手法讴歌我们民族顽强不息的生命力, 并希望能够以野草精神来鼓励全国人民, 给予人民抗战必将胜利的信心。夏衍升华了白居易诗中“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野草精神, 更加全面地表现出野草乐观向上、不惧困难的精神。

2 比较研究《野草》两译本

夏衍的《野草》语言质朴简练, 蕴含深厚, 张培基 (以下简称张译) 和刘士聪 (以下简称刘译) 的译文各有千秋。散文的翻译不只是对原文内容进行简单的逐字、逐句翻译, 而要对原文进行再创造, 这要求译者要具有像作家那样长于精练文句的能力。译者要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尽力体现出原文的风格和韵味。

2.1 标题的翻译

作品的标题为“野草”, 首先会让人联想到未开化的恶劣生存条件, 其次让人联想到在恶劣境地下小草依然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形象。张培基和刘士聪都将其译为“wild grass”。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 “wild”指的是“ (of plants) growing in natural conditions;not cultivated”。从指称意义上来说, 标题翻译很到位。此外, “wild”还蕴含着一种豪情, 生动地再现野草生在恶劣环境下充满野性、豪迈及乐观的精神, 很好地契合了夏衍对于野草的赞赏之情。

2.2……有人开玩笑似的说:是“金刚”……

张译:Some said jokingly, “the fiercebrowed guardian gods to Buddha.”

刘译:“TheBuddha'sguardian warrior, "still another said half-jokingly.

该句子中“金刚”的翻译是一个文化难点。一提到“金刚”,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体型庞大的怪兽猩猩, 然后就可能翻译成“King Kong”, 出现误译。文章所指的是佛教中的四大金刚, 佛祖身边的四大护法。因此, “金刚”可以围绕“佛祖”和“护法”来翻译。张培基用归化的方法, 用译语文化中意义相近的事物代替原文文化中的事物, 即引入了西方文化中的“god”一词, 将其翻译为“the fierce-browed guardian gods to Buddha”, 即“佛祖身边横眉怒目的护卫神”, 同时增加了形容词“横眉怒目”, 很好地诠释了“金刚”的文化意象。而刘士聪译为了“the Buddha's guardian warrior”, 也就是“佛祖的守护士”, 运用“warrior”这个东西方都有的文化形象, 虽未指明是神, 但是通过佛祖, 译语读者在阅读时还是能够理解其含义的。

2.3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

张译:Though nobody describes the little grass as a"husky"……

刘译:Though the little grass has never been said to a herculean……

张培基按照原文将此句翻译成了主动语态的句子, 而刘士聪从反面着笔, 把主动变被动, 这种做法更有助于使此句更自然地与上下文衔接起来。因为上文与下文各句均在讨论小草, 句子的主语也都是小草, 若用“nobody”引出此句, 便显得有些唐突了。

2.4……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张译:……It is only fit and proper that the proud grass should be jeering at the potted flowers in a glass house.

刘译:……only the grass that fights its way up since its birth has the right to smile with justified pride at the potted plants in glassed green houses.

张培基直接把“哄笑”翻译成了“jeering at”, 但刘士聪却进行了欠额翻译, 选择了似乎轻描淡写的短语“smile with”。表面上看来“smile with”不符合“哄笑”的意思, 但实际上却是更“神似”。因为夏衍笔下的野草既是自然界的野草, 也是被赋予了灵性的野草, 若是用了“jeering at”反而降低了野草的品格, 但用“smile with”可以更好地体现出野草顽强不屈的精神, 无意与其他花草争艳、比美的超脱品性, 不看低自己、不嘲笑他人的高贵品质。

3 结语

张培基和刘士聪对于夏衍的《野草》的两个英译本都是经典之作, 二者在词句的选用、句式的结构、叙事的方式上都有各自的风格, 不分上下。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翻译散文最重要的是要展现原文的原滋原味, 使译入语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原文的魅力, 同时, 翻译散文对译者能力的要求也很高, 译者须提高自身素质, 才能使译文能够更好地展现原作的意义和精髓。

参考文献

[1]陈宏薇.野草之韵的成功再现——刘士聪.英译散文《野荣》探析[J].外语教育, 2003.

[2]郭丽杰.对比赏析夏衍《野草》的两个英译本[J].美与时代, 2007 (4) .

[3]刘士聪.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4]温明生.从奈达的对等理论来对比赏析夏衍《野草》的两个英译本[N].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10 (3) :361-362.

两个译本 篇9

一、选词

翻译中的选词, 要求在准确表达的基础上, 尽量使译文地道、优美。翻译中的很多失误, 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挑选词义不当造成的。而造成这种选词不当的主要原因是译者没有顾及到上下文的联系、没有考虑到前后搭配, 进而造成译文词句不协调。也有部分译者, 任意发挥, 削足适履或强行添加, 结果造成译文对原文的不忠实, 甚至背道而驰。因此, 选词是翻译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雷与孙二人在选词方面差异十分明显, 例如:

1. 原文:She attracted him more than he liked.

雷译:她对他的吸引力已超过他喜欢的程度。

孙译:她太让他着迷了, 迷得有些过分。

两个译文选词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attract”和“liked”。雷将“attract”译为吸引力, 意义的表达上没有问题, 但是略显平淡, 而孙译文中的一个“着迷”就让读者体会到了达西对伊丽莎白别样的情愫。而原文中的“liked”如果像雷一样直接译为“喜欢”会影响读者对达西心理活动的把握。而孙译文中的一个“迷得有些过分”就用的巧妙至极, 恰到好处。再例如:

2. 原文:it would not be safe for her-that she was not e-nough recovered.

雷译:说她还没有完全复原, 这样早走对她是不安全的。

孙译:说马上走不大稳妥———她还没有痊愈。

“safe”一词在文中如果强行译为“安全”会使整个句子读来特别生硬, 还是孙译文中的“不大稳妥”更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译者对词义的把握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 因此, 译者选词时应当跳出字面意思, 挖掘原作作者的真正意图, 选择译语文化中合适的词进行翻译, 这样才能达到翻译的交际目的。

二、翻译策略的选择

对不同的翻译文本, 需要选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不同的效果。读雷、孙二人的译本, 可以看出二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例如:

1. 原文:sensible that if such an idea had been suggested, his behavior during the last day must have material weight in confirming or crushing it.

雷译:假如这样一种想法已经暗示, 那么在她逗留在内瑟菲尔德花园的最后一天里他的行为举止, 对确认这种想法或是粉碎这种想法;就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这本是合情合理的。

孙译:他意识到, 假若她真存有这种念头, 那他最后一天的行为就至关重要了, 不是起到助长的作用, 便是起到扼杀的作用。

2. 原文:To Mr Darcy it was welcome intelligence.

雷译:达西先生觉得这是个值得欢迎的好消息。

孙译:在达西先生看来, 这倒是条喜讯。

这两个例子中, 雷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没有将原文的结构进行调整, 因此, “假如这样一种想法已经暗示, ”以及“这是个值得欢迎的好消息”这样的句子会使译入语读者觉得非常不自然。而孙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将本来物为主语的句子调整成人为主语, 读来既容易理解, 且自然流畅。翻译策略的选择决定了译文的风格是否为译入语主流文化所接受, 因此, 归化的翻译策略应当是译者的首要选择, 当出现译入语文化中没有可以替代的表达时, 再选择异化的翻译策略。

三、句式结构的处理

英语文章很注重结构的严谨, 因此, 译者有必要再现原文的连贯性、处理好句与句之间的衔接。汉语与英语在篇章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 为了符合汉语的行文习惯, 英译汉时应当对原文句式结构做适当的调整。在对雷、孙二人的译本比较分析之后, 可以看出, 他们对句式结构的处理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例如:

1. 原文:

the separation, so agreeable to almost all.

雷译:贝内特姐妹便起身告辞, 几乎使每个人都很高兴。

孙译:贝内特家两姐妹告辞了, 大家几乎个个都很高兴。

雷与孙二人的译文基本都再现了原文的意思, 但是雷的译文略显生硬且信息传递有所偏差。按照雷的译文来理解的话, 读者会有所有人都不喜欢贝内特姐妹的误解, 因为不喜欢, 所以她们起身告辞, 使每个人都很高兴。而孙的译文对句式结构做了调整, 更加符合汉语的行文习惯, 读起来顺畅许多。再例如:

2. 原文:

Much had been done, and much had been said in the regiment since the preceding Wednesday;several of the officers had dined lately with their uncle, a private had been flogged, and it had actually been hinted that Colonel Forster was going to be married.

雷译:民兵团里又出了好多新鲜事儿, 添了许多谈资传闻:有几个军官最近和她们的姨爹一起吃过饭;一个士兵挨了鞭打;实际上有人暗示, 福斯特上校就快要结婚了。

孙译:民兵团里又出了好多事, 添了好多传闻:有几个军官最近跟她们的姨父吃过饭, 一个士兵挨了鞭打, 还隐约听说福斯特上校就要结婚了。

这两个译本前面几句的翻译都大同小异, 但对最后一句的处理有很大差别。雷译本为了追求形式与原文基本一致, 句式并未做调整, 所以译文与前一句的衔接就出现了问题。而孙的译文巧妙地处理了原文的被动句式, 转换为主动句之后, 不论在篇章衔接还是意思表达上, 都更为贴切与自然。许多译者在英译汉时无法摆脱英语句式的束缚, 导致译文不自然, 不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 译者在处理句式时一定要在忠实于原句的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

总而言之, 雷与孙两人的译本基本忠实于原文, 但雷立美的译本存在一定的“翻译腔”, 而孙致礼的译本读来自然、流畅。通过对比两个译本, 我们可以看出, 译者的不同选择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读者的反应及译入语的主流文化需求也应当成为译者考虑的因素之一。

摘要：《傲慢与偏见》是英国18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小说以其贴近生活的选材, 脍炙人口的风格成为经久不衰的长篇佳作。本文以雷立美与孙致礼第12章的译本为参照, 从选词、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句式结构的处理三个方面对二者的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 从而发现译者的不同选择直接影响着译文的质量。因此, 读者的反应及译入语的主流文化需求也应当作为译者考虑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雷立美译本,孙致礼译本,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 .Austen, Jane, Pride and Prejudice, Penguin Group, 2005

[2] .奥斯汀著;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北京:译林出版社, 2010

两个译本 篇10

关键词：归化；异化；人名翻译；红楼梦

作者简介：刘敏（1991.1-），女，汉族，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方向：英语口译，本文第一作者；徐宁，女，汉族，山东科技大学翻译硕士口译专业，本文第二作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1

1. 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更被后人称作是一部“百科全书”。书中人物浩瀚，光是有名有姓的就有四百多人，其中关键人物涉及一百六十多人。而他们各自的名字也赋予特定的内涵，因此姓名的翻译也是一个难点。在《红楼梦》的英译史上，有两部优秀作品，分别是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全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部是由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与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合译（以下简称霍译本），其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本文试从异化与归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两种译本。

2. 从异化和归化角度论杨、霍译本的人名翻译

曹雪芹的命名方法大体分为四类：取自诗词，如黛玉；取自与主人身世相关的典故或诗词，如紫鹃、莺儿；取自事迹相同的人名，如小红；谐音，如贾雨村（假语存）、甄士隐（真事隐）。尤其是所取诗词都能暗含人物的性格、身世而浑然天成、不漏痕迹，因此其人名翻译更为不易。在杨译本中，主要采用音译法，体现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霍译本中主要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体现其归化的翻译方法。

2.1杨译本的人名翻译

杨译本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采用异化法的翻译策略。异化的翻译策略就是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源语语言与目的与语言之间的差异。杨译本在人名翻译时主要采用音译法，而音译法也是常见的异化翻译策略之一。所谓音译法，就是根据发音来翻译的方法，主要用于专有名词的翻译。杨译本的音译法主要参照威妥玛—贾尔斯系统（The Wade-Giles System），简称威氏拼音版本。现在中国大陆，除了少数需要保持传统文化场合外，基本不用威氏拼音，因此杨译本采用这种版本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例如：贾政（Chia Zheng）；宝玉（Pao-Yu）；黛玉（Tai-Yu）；熙凤（His-Feng）。

原著的命名方法采用谐音，是为了隐名于音，顾音思义。而音译成英文则体现不出这种特点。因此，杨译本对有些音译的人名采用了音译加注（transliteration with annotation）的方法，便于读者进一步理解。如：甄士隐 Chen Shih-yin （homophone for “true facts concealed”）；熙凤 His-Feng （homophone for “splendid phoenix”）；李纨 Li Wan （plain silk 素绢）。

2.2 霍译本的人名翻译

霍译本主要遵循归化的翻译原则，目的是使译本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减少文化的差异性。在翻译人名时，霍克斯主要采用音译法和意译法相结合的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主仆人名翻译的区别上。凡是主人霍克斯都采用音译法，而仆人则采用意译法。这样可以方便西方读者了解和分辨中国传统的主仆关系。霍克斯的音译法也与杨译本的不同，他没有采取威氏拼音版本，而是用“汉语拼音方案”。例如，主人人名的翻译有：贾政（Jia Zheng）；宝玉（Bao-yu）；黛玉（Dai-yu）；熙凤（Xi-feng）。

仆人、丫鬟的人名翻译霍克斯则主要采用意译法，这样既能使得西方读者区分开主仆、尊卑，又能方便西方读者通过意译来的人物姓名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等。例如，霍克斯将王熙凤的贴身丫鬟平儿译成Patience（耐性、容忍）。“Patience”不仅与“平儿”在读音上相似，更能体现出平儿的性格特点：温婉柔和、富有耐性。再如，李纨身边的两个丫鬟素云、碧月，霍克斯分别译为Candida，Casta。李纨是贾府深居寡出的少奶奶，身边的丫鬟也应当与主人相符。Candida和Casta都有“清正、纯洁、正直”之义，很符合两个丫鬟的特点。

3. 结语

总之，杨译本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霍译本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目的是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归化和异化的两种翻译策略不是相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两个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采取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Hawkes， David. 1980. The Story of the Stone[M]. London： Penguin Books.

[2]Yang Xianyi. 1978.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3]曹雪芹. 1982. 红楼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两个译本 篇11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堪称是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其文学地位至今无人可以超越。它不仅可与我国源远流长的诗词曲赋中最辉煌的作品相媲美, 而且可与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小说名著并列而无愧。它的语言艺术成就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小说中的回目也别具特色, 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目前影响比较大的两个《红楼梦》英译本有杨宪益、戴乃迪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1978) 和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Penguin Books Ltd., 1986) 。杨氏霍氏因完全不同的文化取向, 分别采取了异化、归化的翻译方法。在翻译《红楼梦》回目中, 前者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后者采用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二、归化与异化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温努提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形》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中提出, 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1]。

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旨在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 为目标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流畅的译文。温努提认为, 归化法源于这一著名翻译论说, “尽量不干扰读者, 请作者向读者靠近” (Schleiermacher, 1813/1992;Venuti, 1995;19-20) 。他还认为, 主导文化社会“习惯于接受通顺易懂的译文, 把外国文本中的价值观隐匿在本国的价值观之中, 令读者面对他国文化时, 还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 (1995:15) 。在以归化法作为标准翻译法的文化社会中, 正是译者的“隐匿性”使译文自然而然地归化于目标语文化而不被读者发觉 (1995:16-17) 。

异化翻译法 (或异化法)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Minoritizing Translation) 是美国翻译理论家温努提创造的一个包含目标语文本的翻译策略术语。异化翻译法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 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温努提把异化翻译法归因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翻译论说“译者尽量不惊动原作者, 让读者向他靠近”。[2]施莱尔马赫本人是赞同采用异化法的。温努提指出, 在盲目自大地使用单语并把归化翻译法作为标准的文化社会中, 应提倡异化翻译法。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异化法, 表明这是一种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文化干预的策略, 因为这是对主导文化心理的一种挑战。主导文化心理是尽力压制译文中的异国情调。温努提把异化翻译描述成一种“背离民族的压力” (ethnodeviant pressure) , 其作用是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诸如目标语之中, 把读者送到国外去 (张美芳, 2005) 。

在国内关于归化、异化之争存在已久, 鲁迅就曾说过“宁信而不顺”。归化与异化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差异, 尤其是源语文化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如译者偏重于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读者的反应, 则倾向于归化翻译;如尊重源语文化的身份和地位或试图故意保留其异域性, 则倾向于异化翻译。真正要想做好翻译, 就要求译者既忠实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要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 对信息进行适当调整, 让他们好读好懂, 同时让读者轻松了解某些中国文化信息, 达到翻译目的。

三、归化和异化在《红楼梦》回目中两个译本中的应用对比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 蕴涵着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佛教和道教意识。而在两个不同版本的翻译中, 这种宗教文化意象的体现却迥然不同。如《红楼梦》回目中关于归化、异化在两个译本的例子:

例1:第六回里刘姥姥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 (以下简称杨译) 是: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3].

霍克斯的译文 (以下简称霍译) 是: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4].

在封建社会的中国, 人们把“天”视为自然界的主宰, 而基督教徒则把“God”视为自然界的主宰。霍译直接套用了现成的英语谚语, 译入语读者对此的理解是轻而易举了, 只是如此一来, 原文中的佛教色彩就被改写为了基督教色彩, 霍克斯潜意识地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奉耶稣的人。杨译则巧改“God”为“Heaven”, 从而很好地保留了源语文化中的宗教色彩。可见, 杨译的异化再现了道教文化的内涵, 霍译的归化则删改了原文的道教意象。

因翻译目的不同, 杨宪益夫妇以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为目的, 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法;霍克斯以愉悦读者为目的, 主要采用了归化翻译法。如:

例2:情妹妹耻情归地府;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第六十六回)

杨译:A Girl in Love Is Rejected and Kills Herself;

A Cold-Hearted Man Repents and Turns to Religion

霍译:Shame drives a warm-hearted young woman to take her life;

And shock leads a cold-hearted young gentleman to renounce the world

其中, 杨译的“情小妹”是“A Girl in Love”而霍译的是“warm-hearted young woman”, 杨同样采用了异化, 重源语文化, 尽量保持源语文化的原汁原味这一异域特色, 符合当时对痴情女子的描写;而霍译的只能呈现给国外读者一个朝气蓬勃、热心的年轻女子形象。杨译的“入空门”是“Repents and Turns to Religion”体现了佛教意象, 而霍译是“renounce the world”。相比之下, 杨译更贴切, 霍更多考虑西方读者的文化习惯和接受程度, 采取归化为主的翻译方法, 自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由于他客观上受西方文化影响, 主观上经常先入为主, 过度地归化, 过于强调接受主体的理解与译文的可读性, 忽视了文化的流通性与兼容性, 对宗教文化意象多采用意译法使其归化到英语文化, 以目标语读者所熟悉但与原文信息相去甚远的文化典故来代替, 这样就造成了源语意象在译文中的缺失与歪曲, 使中国文化的一些独特文化内涵荡然无存, 尽皆臣服于英语和西方文化。

例3: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第四十七回)

杨译:A Stupid Bully Up for His Amorous Advances;

A Cool Young Gentleman Leaves Home for Fear of Reprisals

霍译:In pursuit of love the Oaf King takes a fearful beating;

And from fear of reprisal the Reluctant Playboy makes a hasty getaway

在这一段译文中, 杨译采用的是直译、异化, 意在忠于原文。而霍译用的是意译、归化, 侧重形式、结构。其中“呆霸王”杨译为“A Stupid Bully”, 霍译为“the Oaf King”, 对于霍的归化翻译, 读者很难真正明白“呆霸王”是一种称呼, 指的是横行霸道的呆子, 从而缺乏对人物形象更深层次的了解, 不能很好地反映原文的主旨、意图。“调情”一词的翻译, 杨译是“Amorous”, 霍译是“In pursuit of love”, 如果读者看到霍译的就不会体会到薛蟠好色, 反而会认为是多情的薛蟠, 从而产生异议。另外, 霍译很注意押韵和结构, 这里主要使用“介词短语+主语+动宾短语”的结构。

4.结语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两译本各有千秋, 在处理源语文化信息时主要分为两种方式:杨译则为了使英美读者了解更多中国的传统文化, 因而尽量保留源语文化色彩, 基本上以异化、直译为主;而霍译为了取悦读者, 让他们从轻松顺畅的阅读中得到享受, 主要以归化、意译为主。因为翻译目的不同, 两家译者的做法也有差别, 关键是在采用归化与异化、意译与直译翻译策略时, 译者应当注意把握“度”。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时候, 既要考虑原作及原作作者, 又要把原文的内容和作品的风格准确而生动地表达出来, 同时还要想着译文的读者, 翻译出来的东西要尽可能接近读者, 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总之, 虽然两家译者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法, 但同样呈现给读者了精彩的内容, 他们的译本至今在《红楼梦》的翻译史上举足轻重,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摘要：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在处理源语与译语文化差异时所使用的方法。翻译中有两种基本策略:归化和异化。通过对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回目中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作者分析了两位译者在传递不同背景的文化信息方面所采取的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策略,归化,异化,回目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

[2]Schleiermacher, F.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M].In R.Schulte and J.Biguenet, eds. (1992:36-54) , 1813/1992.

[3]Yang Xianyi, Gladys Yang (tran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1.

[4]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5]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20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