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意识

两个意识（精选6篇）

两个意识 篇1

情感意识

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 也是以教促学、互教互学的过程。教学时, 教师应与学生一起分享对课程的理解, 并通过交往与之建立和谐、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 以拉近师生的情感距离。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尤其要注意授课语言、体态、仪表、着装、气质、个性、人格等方面的隐性教育作用, 并及时捕捉和有效利用有价值的课程资源, 运用教育机智, 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预料之外的事件。在课堂中以知识为载体, 以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和有效交往为衬托,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方法, 学会学习, 体验成功和升华情感。

同时, 教师还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感, 尽量引导他们独立思考, 鼓励他们奇思异想, 倡导他们质疑批判, 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教师只有具有这种“情感意识”, 才能够尊重学生的人格, 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在课堂中与学生平等和谐交往, 也才能够重视情感、意志、动机、信念等人格因素的价值, 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

另外, 在设计课堂教学的评价时, 教师更要关注师生角色的变化, 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发展, 关注课堂的学习氛围,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把学生看成是有个性尊严、有存在价值的个体。与此同时, 教师还要研究学生个体的差异性,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因材施教, 促进每个学生个性特长的充分发展。因为, 只有重视了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 方能使“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在学生身上协同发展、整体提高, 最终达到全面实现。

人文意识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学生发展的双翼。科学求真, 注重理性逻辑, 给人以严谨的态度;人文求善, 关注情感道德, 给人以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科学教育只有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 才能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生物科学所包容的人文价值是厚重的, 所蕴涵的人文素材也是非常丰富的。因此, 生物教师应注意挖掘与生物学科内容相关的人文教育。一方面, 教师要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关爱, 以及与其他生命和谐共处的平等意识。这是因为, 生物界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 组成了生命之网, 人类也是这个网络中的一部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才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理性生态人”就是生态伦理学家针对于此提出的一种新的人类行为模式。它要求在社会生活中, 人们除了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外, 还应具备与其职业活动及生活方式相关的、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生物教育对塑造“理性生态人”负有重要责任。《生物课程标准》也提倡教师要创造各种机会, 带领学生走进自然, 去接触活的植物、动物, 让其到各种生态环境中去观察、了解、实验、思考。只有这样, 学生才有切身、鲜活的感受, 也才能萌发创造的欲望, 领悟到自然界的美丽、和谐及相互依存的关系, 产生热爱生物、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感。

另一方面, 教师还要关注生物教育的道德层面, 即具有“生态德育”的德育观。所谓“生态德育”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相处的生态道德观点出发, 引导受教育者为人类的长远利益, 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的行为习惯。它要求受教育者在思想上树立一种崭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和生存发展观, 并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意识地控制人对自然的盲目行为, 增强忧患意识, 珍爱生命和保护环境。因此, 在生物教学中, 教师还应注意对学生强调要与自然和其他生命和谐相处, 强调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和谐统一, 使学生从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以及人应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的理念, 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也才能将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生物科学教育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 更是生物科学教育所应达到的最佳境界和最高宗旨。

两个意识 篇2

近日，河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着力改善发展环境，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努力实现风清气正、开放文明，天蓝水净、地绿山青的总目标，为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奠定坚实基础，提供坚强保障”。两个着力的提出，充分表明河北省委省政府对环境这一关键要素的重视，进一步彰显了“环境就是吸引力、环境就是创造力、环境就是竞争力、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理念。笔者认为，应该从生态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四个层面进一步阐释环境的内涵，凸显其重要性。

一、生态环境是生命基础。生态环境是我们从事一切生产生活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生命存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加速或延缓经济的重要制约因素。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促进资源的再生、繁殖、进化，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同频共振；而恶劣的生态环境，则会打乱自然的自我平衡与修复机制，造成空气污染、水土流失、泥石流、山体滑坡、疾病滋生等，严重影响了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人类免疫功能、身体素质下降，经济不能实现持续性的增长、甚至为弥补环境恶化的损失而出现经济的衰退。

二、政治环境是动力支撑。政策的变动和导向对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行为的开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序的市场提供支撑与保护。强力而有效的行政权力可以维护经济市场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市场抗冲击能力增强。风清气正、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将会为经济发展进一步清阻排障、保驾护航。

三、经济环境是发展核心。经济环境是指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能力和支出模式的因素。而经济的发展需要宽松、开放、文明的政策将会为企业成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激发企业活力，助推企业发展。

四、人文环境是关键命脉。一个地方要想得到持续性发展，必须创造文明、自由的人文环境，结合地方文化特色，树立文化自觉与自信，继承传统文明、融合创新元素、借鉴外来经验，达到宽容并包、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造符合自身特色的文化精品，实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有机结合。以浓郁的文化气息，构建精神家园，让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百姓安居、乐居，切实增强地方的文化软实力，实现精神与物质上的同步富裕。

两个意识 篇3

《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 (1900~1949) 耗时近十年完成的, 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此书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 描写了一个南方女性郝思嘉的故事。郝思嘉原为南方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 残酷的战争和战后艰难的生活使她从原来任性骄纵的女孩变成了冷酷泼辣、自私无情的女子。此书贯穿了南北战争及战后的近十年, 塑造出一个善恶杂糅、浑然天成、让人又爱又恨的文学女性形象。这部小说一经问世, 魅力经久不衰, 被改编成电影, 还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深受读者的广泛喜爱。

《飘》自上个世纪译介入中国以来, 已有包括傅东华、陈良廷、范纯海、黄怀仁/朱攸若、李美华等人的多个译本。多个译本的出现证明了此书的魅力, 而不同的译本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上来说, 此书多个译本中, 男性译者要多于女性译者。本文将选择1940年傅东华的译本和2010年李美华的译本进行比较。之所以选择这两个译本的原因有二:一是考虑到两个译本的译者的性别不同;二是考虑到两个译本所处的不同时代, 而时代的不同又会影响译者的性别意识。译者的性别意识对翻译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都有影响, 而在翻译像《飘》这样一部由女性作家所写的、以女性为主角的文学作品时, 译者的性别意识更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2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中的性别意识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 翻译和译者一直处在尴尬的地位。翻译被看成是创作的派生, 低于创作;翻译艺术论认为译者是摹仿者, 应亦步亦趋地重现原作, 译者是原作者和原作“忠实的奴仆”, 而语言学翻译论更是把译者降低到了“操作者”甚至是“机器”的地位, 一味地强调语言的对等。而在实践中, 翻译和译者的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翻译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 译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所处的社会背景决定了翻译对象的选定、翻译中语言的选择、各种翻译策略包括增删、操纵和劫持的应用等, 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可忽视的。因而, 译者的身份长期形成了一种悖论:译者不应该有自我, 因为他/她要完全忠实于原作;译者又要有自我, 因为他/她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运用自己语言和文化的知识, 传神地表达原作。译者需要有学识和才华, 需要学贯中西, 这样才能进行翻译;译者又是没有才华的, 他/她并没有进行创作, 只是在鹦鹉学舌而已。“戴着镣铐跳舞”这一描述就是译者身份悖论的体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后现代理论的出现, 后现代理论家们提出“作者死了”, 赋予译者和读者解读原作的莫大的权力。译者因此不再隐身, 从幕后走向前台。对翻译的研究也逐渐把重心从原来的语言层面转移到了文化和社会层面。随着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 译者的身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与张扬。

在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中, 译者的性别意识一直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译者的性别意识也经常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因为性别意识直接影响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穆雷等, 2008) 在此性别不仅指的是译者的自然性别, 更包括了社会性别:“它是指一种由生物的自然属性而引起的一种社会存在, 或者说是它由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赋予不同性别的人一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男女身份作出的不同价值评判。” (梁巧娜, 2004) 译者的性别意识对整个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都是重要的, 当所翻译的文本有着突出的性别色彩时尤为如此。

3《飘》的两个中译本之比较

《飘》有多个译本, 在此选择的是1940年傅东华的译本和2010年李美华的译本进行比较, 并与外研社1992年的英文原版进行对照。因文章篇幅的原因, 在进行比较时本文着重关注文本中涉及女性的部分, 这也是因为这些部分最能体现出译者的性别意识。

(1) 选词

性别的差异会影响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的选择, 也会影响译文整体的面貌和风格。如下例:

例1:She was so charming that she cheered them in their sorrow. (Margaret, 1992:151)

傅译:她又很泼辣, 可以减轻她们的愁恼。

李译:她又是这么美丽迷人, 在她们如此悲伤的时候, 可以让她们振作起来。

这场景是媚兰和白蝶姑妈挽留思嘉留在亚特兰大, “她”指代思嘉, “她们”指代媚兰和姑妈。傅东华用“很泼辣”来翻译“so charming”, “泼辣”一词中固然有“有胆量, 有魄力;健康”这样的正面意思, 但更常用的意思是“凶悍 (多指女性) ”, 容易给读者错误的印象;而李美华用“美丽迷人”来翻译, 使得对思嘉的描写更为正面。又如下例:

例2:“Oh, Miss India, to be sure.Didn’t she have him fast till this baggage of mine winked at him?” (Margaret, 1992:199)

傅译:“哦, 自然是英弟小姐啰。我家这个小娼妇没有去勾他的时候, 英弟不是一直把他抓得紧紧的吗?”

李译:“噢, 肯定是英蒂小姐。我这个包袱对他挤眉弄眼以前, 她不是曾经牢牢把他吸引住的吗?”

此话为思嘉的父亲所说, 谈论的是布伦特——一个思嘉以前从英弟那儿抢来的男朋友——在思嘉结婚后又回到了英弟身边。“this baggage of mine”指的是思嘉。Baggage为名词, 其意思包括“行李;辎重;精神包袱;荡妇”。因此傅译并没有脱离原文乱译, 而李译宁愿选择较为拗口的直译将它译为“包袱”, 或许是由于身为女性, 李美华女士不愿选用对女性有侮辱性的“娼妇”或“荡妇”。

(2) 句式

在翻译中对句式的选用同样重要, 它能加重或减轻某种语气, 给读者以暗示, 影响整体行文的流畅性, 从而使译文具有不同的风貌。如下例:

例3:Marriage was bad enough, but to be widowed—on, then life was over forever! (Margaret, 1992:134)

傅译:结婚已经是不幸透了的事, 至于做寡妇——啊, 那末一生一世就算完结了?

李译:结婚就已经够糟的了, 但成了寡妇——噢, 那生活就永远结束了!

此句英文原是肯定的感叹句, 李译依然是将它译成了感叹句, 而傅译则把它译成了疑问句。比起感叹句来, 疑问句的语气没有这么肯定, 留有余地。傅译选择疑问句 (排除将感叹号看成问号的因素) , 有可能是作为男性的傅东华先生对于寡妇生活的悲哀不可能有切身刻骨的感受, 而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尽管已经受到了不少新思想的熏陶, 当时很多人对于寡妇守节这种社会习俗并不反对, 相反, 不少人还推崇甚至赞扬这种陋习。因此傅译本在这儿用了语气较弱的疑问句, 还在句中添加了“就算……”这样的词汇, 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原作控诉的语气。

(3) 翻译策略

尽管翻译理论一直强调译者对原作要忠实, 翻译过程要忠实, 但不可否认的是, 译者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复印机或照相机这样的机器, 可以一丝不变地将原文用不同的语言演绎一遍。作为个体的人, 译者自然有自己的喜好, 同时他/她也要迎合出版商的需要和目标读者的要求。因此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会采用增删、改写甚至是操纵文本这样的翻译策略。如下例:

例4:“I mustn’t”be damned to you!Who are you to tell me I mustn’t? (Margaret, 1992:118)

傅译:“我偏要这么讲, 算我得罪你家媚兰了!不过你是谁, 配来说我应该不应该?”

李译:“‘我不该’操你妈!你是谁, 要你来告诉我我不该?”

此处情景是思嘉在向希礼表白爱情遭到拒绝后, 恼羞成怒地破口大骂。对照原作可以看到, 在处理思嘉骂粗话时, 傅东华先生采取了忽略和改写的策略, 或许他认为尽管思嘉骄纵任性, 毕竟还是一个大家闺秀, 而大家闺秀骂粗话是极不得体的, 这也是当时社会对闺秀的看法, 而他还加上了“算我得罪你家媚兰了”这样一句, 使得思嘉的形象可以为当时的读者所接受。但这样一来, 思嘉的率性本真就减色不少。而李美华女士身处21世纪, 现时对于女性的约束比六七十年前少了很多, 所以李女士可以将be damned to you直白地译成“操你妈”。但这又使思嘉的形象显得过于粗俗。笔者认为, 将这句译为“我不该?去你的!”或许更好。

作为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 《飘》中经常会涉及怀孕和分娩。在碰到这一类内容时, 傅译多采用了删改的策略。如下两例:

例5:But she carried the child through its time with a minimum of discomfort, bore him with little distress and recovered so quickly that Mammy told her privately it was downright common—ladies should suffer more. (Margaret, 1992:133)

傅译:但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她丝毫不感痛苦, 不知不觉已经足了月。那天嬷嬷私底下告诉她, 说胎气十分平稳, 叫她尽管放心。

李译:但在她的十月怀胎时期, 身体不适的时候很少, 而且不怎么痛苦就生下了他, 恢复也很快。嬷嬷私下曾告诉她, 这是极为正常的——女人们应该多受罪。

例6:She tried to think of all the things Mammy and Ellen had done for her when Wade was born but the merciful blurring of the childbirth pains obscured almost everything in mist. (Margaret, 1992:358)

傅译:她尝试把自己养韦德时嬷嬷和母亲做过的一切事情记起来, 可是她当时在昏迷之中, 一切事情都象在迷雾里, 现在一点记不清楚了。

李译:她绞尽脑汁, 回忆韦德出生时嬷嬷和埃伦为她所做的一切。可当时多亏上帝保佑, 分娩时的阵痛使她处于迷糊之中, 几乎把一切都隐在云里雾里。

在以上两个涉及怀孕和分娩的例子里, 傅译都采取了省略和改写的翻译策略。如例5, 读傅译本给人的印象是思嘉怀孕和生产都顺利, 一点苦都没受, 原文的ladies should suffer more傅东华先生根本就没译, 而是用“胎气平稳”“尽管放心”这些原文没有的意思来替代。而读李译本则让人觉得尽管思嘉怀孕和生产顺利, 这毕竟还是一种女人要受的罪。例6中, 傅译省略了the childbirth pains的翻译, 给人的印象是思嘉生产的过程只是“昏迷”而没有“痛”, 而李译本则是把“分娩的阵痛”译了出来。傅译如此处理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身为男性的傅东华先生对这种女性才有的经历不可能很熟悉;二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 在提到女性怀孕和分娩的话题时还是有所禁忌, 在文字上通常是一笔带过, 或用较为隐晦的词句。而身处21世纪的李美华女士, 在处理这类文字时就没有这么多的约束, 同时也是由于她的女性身份, 使她在翻译关于怀孕和分娩的文字时能更忠实、更传神。

4结语

对《飘》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的文章并不在少数, 而从译者的性别意识出发进行比较则为译作评析提供了新的角度, 这在研究女性主义文本或男权主义文本时尤为重要。这两个《飘》的译本各有千秋, 都可算是优秀的译本, 但是, “性别差异会让译者在情感表达和对原文及角色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同, 译者的性别会极大地影响到译文的效果和面貌。” (赵艳芳, 2012) 因此, 在进行翻译研究时, 把译者的主体性和性别意识纳入研究范围, 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Margaret, Mitchell.Gone with the Wind[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1) .

[2]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8) .

[3]马格丽泰·密西尔著.飘[M].傅东华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10) .

[4]穆雷等.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8) .

[5]玛格丽特·米歇尔著.飘[M].李美华译.译林出版社, 2011 (3) .

两个意识 篇4

按照县局党组开展践行 „两个至上‟、做到 „三个始终‟、„树立“五种意识‟” 主题教育实施方案的安排，进行了心得体会交流，通过学习，收获颇深，对国家局提出的“践行„两个至上‟、做到 „三个始终‟、树立„五种意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主要体如下。一是对树立„两个至上‟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树立„两个至上‟即：牢固树立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这是烟草行业共同的行为准则。维护国家利益是烟草行业秉承的宗旨，维护消费者利益是烟草行业发展的源泉。烟草行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只有站在尊重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立场上，深入践行“两个至上”，烟草行业的发展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才能形成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二是对做到 „三个始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做到 „三个始终‟ 即：一要始终把维护烟农利益放在心上，要使关心烟农、维护烟农利益成为行业的文化，植根于各级领导干部心中，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二要始终把为零售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作为流通企业根本任务，更加重视零售终端建设，加强对烟草自营店建设管理，不断提高零售客户货源满足率，保证零售客户盈利水平不断提升。三要始终把调动全体员 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深化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做到收入分配向基层倾斜；高度重视离退休干部工作，推进老年文化建设。

三是对树立“五种意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树立“五种意识” 即：一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自觉维护行业形象，为行业增光添彩；全面抓好“卷烟上水平”各项工作落实，为行业发展添砖加瓦。二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用积极的态度、主动的精神正视矛盾、解决问题。三要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有敬畏之心，切实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权力。四要牢固树立民主意识。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五要牢固树立创新意识。始终保持满腔热情、富有激情的精神状态，努力解决精神懈怠的问题

通过学习培训活动的开展，我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更加努力的工作，为公司又好又快发展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至上、三个始终、五种意识。烟草系统“两个至上、三个始终、五种意识”主题活动心得体会责任意识是立身处世

两个意识 篇5

笔者认为, 习惯是意识的外延。学生只有在心中形成了某个意识后, 才能在这个意识的指导下养成和这个意识相符合的习惯。因此, 七年级班主任需要确定在第一学期的习惯养成教育过程中, 应该在学生的头脑中植入哪些意识, 以便让学生能够养成相应的习惯, 从容面对今后漫长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下面就小学和初中两个学段的学生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进行对比, 以便找出合格中学生的关键素质, 确定班主任在过渡期的工作重心。

由于不同学段的学生心理特征差别极大, 因此对于不同学段的学生, 学校的能力培养目标也有很大的差别, 请看下表:

一、过渡期重点培养的两个意识

从上面的两个对比表可以看出, 初中学段为学生制定了更高的智育培养目标, 其中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培养学生不断追求新知识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分目标。在重点培养的学习习惯方面, 自主学习的习惯和提前计划的习惯是一个合格的中学生应该具有的好习惯。笔者认为, 为了让过渡期的学生能够尽快地转型成为一个在能力上合格的中学生, 迅速适应学习压力大、学习强度大的中学生活, 班主任亟待帮助学生树立的是两个意识———效率意识和合作意识。

1.效率意识

刚刚步入初中的学生, 从心理上来说仍处于儿童心理期, 活泼好动、好奇心强, 相当一部分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较短。这导致他们自主学习能力较弱, 比如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浪费了自习课和早上、下午开课前的宝贵时间。但如果班主任能成功地帮助学生形成效率意识, 在班内形成珍惜时间的学风, 学生在初二和初三学习科目增加、课程难度加深的压力下, 一样能从容完成学习任务。

要培养学生的效率意识, 必须让学生体会到时间的宝贵, 也就是让学生意识到在一定时间内, 他们能够完成多少任务量。无论班主任如何强调时间的宝贵, 不直观地把这种重要性展示出来, 学生也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时间和效率。开学第五天的一堂课上, 笔者刻意上课迟到了10分钟。不出所料, 只有十多个学生能够在这十分钟内迅速确定自主学习任务, 而其余的学生则无所事事。十分钟后, 我进入班里, 邀请其中三个开展了自主学习的学生把自己在这10分钟内所完成的任务用实物投影给全班学生展示出来, 并要求其他学生对比自己所完成的任务量。不用过多的说教和批评, 学生也能够体会到不论多么细碎的时间, 只要利用起来, 就能带来收益。但是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期不断地强化。因此, 开学第二周的班会, 我要求学生把自己第一周每天早上和下午开课前各18分钟、共计180分钟内所完成的任务列了出来, 在小组内进行比较。每组都推出了“效率之星”, 这些高效学习的学生把自己完成的任务量再次通过实物投影展示出来, 让其他学生直观地比较出自己和标杆学生之间的差距, 让他们能够确定追赶的目标。通过两周的培训, 大部分学生较刚入校相比, 能够利用好自习、开课前等点滴时间开展自主学习了。

2.合作意识

我们这个时代是要求广泛合作的时代, 那种“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善于合作的人, 不但能从学习中找到乐趣, 而且也能从生活中找到乐趣。而对于学生来讲, 如果一个班级中的学生合作意识较强, 那么学生之间开展同伴教学和良性竞争会更容易, 学生会对在校生活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好学、乐学、互学、善学的班级学习风气对学生的进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合作意识是指个体对共同行动及其行为规则的认知与情感, 是合作行为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人的合作意识是随人整个心理和行为活动能力的增强而逐渐发展, 但并不一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因此, 班主任在起始学期也应把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列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合作意识需要通过某种活动, 通过人和人的交往, 通过共同完成任务、分享这个活动成果及共同承担可能的后果来培养。开学伊始, 各门功课内容还比较易于理解和学习, 所以, 学习任务相对较轻。因此, 班主任可以利用这个时期多组织些课外活动。这些活动看似与学生的学习任务无关, 但是为学生协作完成小组任务、发扬团队精神、达成共同目标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有经验的班主任会在学生报到第一天组织一些“破冰”活动。学生作自我介绍是比较常见的活动, 这种活动可以让学生之间迅速熟悉起来。无领导小组讨论也是个很好的破冰活动形式。比如, 每一轮新生报到, 笔者会要求这些学生随机组成10人小组, 但并不指定组长。这些小组需要在20分钟时间内就某个话题迅速达成一致意见, 并由自然推举出的小组代表阐述意见。如:

假如你是鲁滨逊, 你将一个人在孤岛上生存一年, 你将带以下哪三种物品上岛?

A.一只小狗B.一本好书C.农作物种子

D.液体打火机E.手机F.你的ipad

G.够一年的食品H.手表

由于题目提供了充分的讨论空间, 讨论时间却有限, 学生必须立刻抛开陌生感, 迅速组织起热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 组员可以各抒己见, 但是必须达成最后的一致意见。这就要求每个组员必须具有一定的合作意识, 才能达到目标。通过这个活动, 学生在入学第一天就受到了合作意识的教育。

过分强调学生之间分数的竞争, 必然导致一些负面情绪的产生, 如, 焦虑、嫉妒、恶性竞争等, 最终的结果就是班级人际关系紧张, 班级缺乏凝聚力。合作意识则是消除这些负面结果的良药。所以, 我在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结束后, 组织了以小组为单位的跳大绳比赛。赛前, 各参赛组在自然产生的召集人组织下, 积极练习。刚开始, 组员之间互相指责影响了小组得分。我观察到哪个小组出现纠纷, 就辅导该小组的组员改变谈话方式, 建议组员把批评、抱怨改为建议、鼓励。经过调解, 摇绳的学生学会了配合跳绳的学生身高和速度, 跳绳的学生之间也不是互相埋怨, 而是互相传授诀窍, 帮助跳绳不在行的组员训练。赛后, 学生每个人都兴奋地讨论比赛结果, 心满意足地吃着作为奖品的糖果, 考前的紧张情绪得到了释放, 而这次活动也达到了促进理解、促进团结的预设目的。期末, 我又组织了英文童话剧的班际交流。学生登台表演前分工协作, 一个小组内编剧、服装、导演、演员之间的交流和配合让我感到学生在过去三个月的培训中, 合作意识的确得到了加强。班级活动的开展形式多种多样, 比如, 我们还可以举行课本剧表演、学科知识竞赛、主题班会等。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体验合作带来的共同进步。

以合作意识为基础的同伴教学也是形成良好学风的有效学习形式。比如, 我们可以组织“三人行”的学习小组, 每个组由一个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组长来帮助两名学生。“三人行”小组课余时间通过互相提问的形式复习所学知识。这样, 组长可以给其他学生做出示范, 为其他两名学生找差距起到参照作用, 同时, 组长在带领学生复习、给学生答疑的过程中, 对知识点的理解也得以加深。由于同龄人之间更易于接受相互监督和帮助, 其他两名组员在榜样的带领下会更乐于参加小组内的学习活动。自主学习能力不强的学生在单独学习时可能产生懈怠心理, 在自主确定学习任务时也可能顾此失彼。但他们在和同伴一起学习的过程中, 却往往表现出较高的学习积极性, 和组长一起完成小组学习任务时, 也更主动。

二、过渡期重点培养的一个能力———计划能力

在学生心理从儿童期向少年期过渡的这个关键学期, 班主任帮助学生树立效率意识, 目的是为了发展学生的计划能力。

计划能力包括两个能力:一是学生根据教材内容, 自主确定预习任务和拓展学习任务的能力;二是根据已经学习过的内容、期段考查范围及自己实际的知识掌握情况, 提前制订复习计划的能力。中学阶段的培养目标之一就是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班主任在过渡期需要重点帮助学生培养这项能力。比如, 班主任可以提醒学生根据教材内容, 独立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辅书籍进行预习和课后的及时巩固, 然后定期在“三人行”小组内进行评比预习和巩固任务的完成情况。复习计划能力对于过渡期学生来讲, 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能力。对于我们所熟悉的“遗忘曲线”, 唯一的克服方法就是不断地复习所学知识。通过观察, 我们会发现, 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往往具有很强的计划能力。这种能力带给他们的益处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越来越明显。七年级第一学期, 大多数心理状态仍处于儿童期的学生还没有养成“学而时习之”的学习习惯。不善于根据科目要求制订计划的学生, 往往表现得“不知道该干吗、无事可做”, 临近考试才发现所剩时间根本不够复习所学科目的知识点。他们在学习效果上与前者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能力的培养同样需要时间和策略, 必须分阶段进行。为了培养学生的计划能力, 在开学第一、二两周, 笔者先让学生为第二天的两个18分钟进行计划, 即:放学前提前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开课前和下午开课前的两个18分钟内, 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为了让学生的计划比较周全可行, 班主任可以提前和任课教师沟通, 了解各科教师的学科要求和建议, 然后制订一个参考计划。学生可以按照这个参考计划进行自主学习, 也可以根据参考计划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制订自己的18分学习计划。这样做, 是为了给还没有形成计划能力的学生做示范, 同时也能帮助其他学生修订计划, 防止有的学生制订计划时顾此失彼。学生制订计划后, 班主任可以挑选合理可行的学生计划进行展示, 也可以组织学生互相参考计划, 互相学习和完善计划。计划展示能让不善于制订计划的学生知道同学们在做什么、自己该做什么。计划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步骤可以用下图来说明:

制订好计划, 只是第一步。落实计划是最重要的环节, 否则再完美的计划也只是停留在空想阶段。因此, 第二天的早上和下午开课前18分钟, 我会提醒学生拿出他们提前制订的计划, 根据所列内容, 一项一项完成任务。每完成一项, 就将该任务从列表中划掉。这样做, 可以让学生直观地看到自己执行并完成计划的情况, 让学生感受到成就感, 起到自我激励的作用。一周后, 我会组织学生回顾自己的任务完成量, 让学生感受到按计划学习给他们带来的益处。经过两周的训练, 全班80%的学生都能利用好这宝贵的两个18分钟了。

考前复习计划能力是培养计划能力的第二个阶段。在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前三周, 我开始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科目的考查内容制订复习计划。同训练18分计划能力一样, 训练步骤仍然是先自己制订计划, 再结合参考计划和同伴计划, 对自己的计划进行完善。之后的任务就是执行计划。这里必须再次提到“三人行”学习小组。由于大班授课的条件制约, 仅凭班主任一个人的力量, 很难确切掌握每一个学生根据计划自主复习的情况。同伴学习的方式显然是有效地监督计划执行情况的好办法。学习小组内的三个成员互相监督鼓励, 开展良性竞争, 利用点点滴滴的细碎时间进行抽查提问, 确保了每一个学生的计划执行力度。家长也是计划执行情况的有力监督。应该让家长了解学生所制订的计划, 并让家长参与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来。比如, 家长可以帮助完善复习计划, 验收复习成果。总之,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是复习计划能够得以执行的保障。

能否树立效率意识和合作意识, 能否逐步培养计划能力, 对于处在从儿童期向少年期过渡阶段的七年级新生来说至关重要。过渡期的初一新生情绪容易波动, 意志力较差。效率意识保证了学生不受外部因素干扰, 专注于学习任务;也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意志力, 使他们能够朝着一个既定目标稳步推进。合作意识则是初中学段情商培养的重点。具有合作意识的学生, 善于听取意见、自我修正, 也乐于帮助同伴和向同伴学习。他们更容易从学习中或与同伴的交往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功感。这样的学生表现出较高的情商, 在学习和今后的工作中往往表现出色。计划能力作为效率意识的延伸, 是心智成熟的指标之一。具备了一定计划能力的学生就会表现出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他们能够根据各科学习内容提前预习, 并能够从容地应对沉重的复习任务。因此, 班主任在学生的心理过渡期应把培养两个意识和一项能力定为中学阶段第一个学期的工作重心。

摘要：结合教学实践, 提出关于初一新生习惯养成的建议。

两个意识 篇6

关键词：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策略转化,《金瓶梅》

1 概述

20世纪70年代, 西方译界出现了一批学者, 他们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 致使文学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文化学派受解构主义思想影响, 以埃文佐哈及其“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 勒费弗尔, 巴斯奈特等人或各自撰文, 或携手合作为这次转向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勒费佛尔强调“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是影响文本最后形成的关键因素。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 人们逐渐把翻译研究的重心从微观研究转向了宏观研究, 从文本的内部研究转向到外部研究。而意识形态是翻译宏观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切入点。那么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转换策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转换策略

基于上述问题, 该文拟从历时的视角论述同一民族文化语境下, 不同历史文化时期的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系统的影响, 在翻译策略方面做出的选择。该文将通过对《金瓶梅》的两个英译本——英国翻译家克莱门特·厄杰顿 (Clement Egerton) 的The Golden Lotus《金莲》 (以下简称厄译本) 和美国翻译家大卫·芮效卫 (David Tod Roy) 的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金瓶梅》 (以下简称芮译本) 的描述性分析, 从历时视角探讨意识形态、赞助人系统与翻译研究策略的关系, 以期对三者的关系有全面的、深入的认识。

本文选取的是20世纪20年代, 厄杰顿的The Golden Lotus和20世纪90年代的芮效卫的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原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兰陵笑笑生著的《金瓶梅》 (中英文对照, 它所依据的中文底本是张竹坡本) 。之所以选取这两个译本为研究样本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1)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得益于新教禁欲主义的支持, 新教的伦理道德在文化中占主导地位 (政治上的领导权) , 而20世纪末在西方社会的文学翻译领域, 女性主义翻译观风头正劲 (文化上的领导权) , 致使社会文化观念及意识形态方面较20世纪初期有了巨大的差异。选取这两个时期的译本进行对比, 能够有效的找出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译介转换策略的影响。2) 《金瓶梅》是一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古典名著, 该作品涉及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 书中含有丰富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伦理的、婚姻的、民俗的、艺术的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 选取该作品为个案可以有效的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对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阐释。3) 两位译者厄杰顿和芮效卫受不同赞助人的影响, 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致使二者译介作品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反响, 这也是选取这两个译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 从兰陵笑笑生著的《金瓶梅》中文原著选取了十回 (第1、2、3、4、12、13、16、17、21和27回) 摘录出其中所有的有关伦理道德的和文化的内容;进而找出这些内容在两个英译本中的各自的译文;最后对这些译例进行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为了是研究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将伦理道德的内容沿用姜秋霞等人的界定:调整男女、长幼、师生、主仆、同行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在语言文本中的意识体现 (1) 。文化方面的译介主要是指文中诗词和谚语的译介。

本研究首先对选取的例子的转换策略进行统计对比分析, 以发现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方面的总体倾向。

为了发现两位译者翻译转换策略方面的异同, 本研究首先摘录所选章节的伦理道的内容 (共计105个实例) , 并试图借鉴前人的做法, 仅从归化、异化两个方面对两个译本中的相应内容进行统计以发现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方面的倾向。 (见表1) 。

本研究对归化和异化策略的界定沿用韦努蒂对施莱尔马赫的引用:归化策略指翻译中“译者尽量让读者不动, 而引导原作者去接近读者”, 即译者尽可能向目的语文化靠拢。异化策略指翻译中“译者尽量让原作者不动, 而引导读者去接近原作者”, 即读者尽可能向源语文化靠拢 (2) (Venuti。, 1995:20) 。

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倾向上有明显的差异。从表中可以看出。厄译本在两种翻译策略中比重最高的为“归化”策略的比例, 分别为64.51%和58.62%。芮译本两种翻译策略中, 比重最高的是“异化”策略, 分别为80.95%和87.50%。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 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有关。在伦理道德方面, 厄杰顿在翻译《金瓶梅》的20世纪20年代, 正值西方社会禁欲主义盛行的时代, 而此时《金瓶梅》中大量的过于露骨的性描写是不为当时社会所接纳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厄杰顿在性描写的译介上采用了代替的手段, 如淫秽的场面选择用拉丁词语代替或采用了直接删除的归化的翻译策略, 如

例1.“灯光影里, 鲛鮹帐中, 一个玉臂忙摇, 一个金莲高举。一个莺声呖呖, 一个燕语喃喃。好似君瑞遇莺娘, 犹若宋玉偷神女。山盟海誓, 依稀耳中;蝶恋蜂恣, 未能即罢。”

例2.“武松仪表岂风流, 嫂嫂淫心不可收。笼络归来家里住, 相思常自看衾稠”厄杰顿直接将诸如此类的场面的翻译多采用删除的手段。在长幼、主仆的称谓上, 厄杰顿也多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如“哥”在中国古代使用是非常广泛的, 在富贵家庭中也常常称呼孩子为“××哥”, 但是, 西方世界不会这样称呼孩子, 厄杰顿在翻译的时候将“哥”的翻译采用了归化的策略。

例3.“官哥心中不自在……”译为“Kuan Ko had been ill…”“官哥在炕上, 穿着红衫儿一动动的玩耍……”译为“The baby was wearing a red shirt and moving about…”

在文化方面, 厄杰顿也经常在翻译中使用删除的手段, 在本著作中, 每一个章回的开始都有一段词, 厄杰顿对于中国文化中的词类翻译绝大多数未进行翻译, 如第二回中的右调[孝顺歌], 这也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厄杰顿的时代, 中国相对于英国是弱小国家, 厄杰顿本身对中国带有歧视的眼光, 对中国的文学作品持鄙视的态度, 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肆意对我国的古典著作进行随意的删节和误译。

例4.“芙蓉面, 冰雪肌, 生来聘婷年已笄。袅袅倚门余。梅花半含蕊, 似开还闭。初见帘边, 羞涩还留住;再过楼头, 款接多欢喜。行也宜, 立也宜, 坐也宜, 偎傍更相宜。”未进行译介。对文章的误译更是比比皆是, 如

例5.“李瓶儿 (敢怒不敢言) 腮边落泪”译介为“She cried”“cry”在用来形容哭的时候是“哭喊”之意, 与原文要表达的“sobbed”大相近庭。显然厄杰顿是以一种随意的态度在翻译我国的古典名著。

例6.“四更时分”译为“The fourth night-watch”“四更”在我国指的是凌晨一点到三点, 而厄杰顿的翻译不知所云, 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 态度随意。

所以, 由于上述的意识形态的因素, 导致厄杰顿的翻译策略倾向于归化策略。到了20世纪90年代, 随着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开放, 人们的思想也更加开放, 在文化上女性主义浪潮到达了巅峰, 并与20世纪末的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主义、后殖民主义及酷儿理论思潮交相辉映, 对传统的意识形态给予了重大冲击, 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人们对伦理道德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另外, 由于受整个社会的时代因素影响, 众多的西方译者更是只挑选自然主义描写最为突出的篇章加以译介 (3) , 读者也能够接受《金瓶梅》中大量的房事的描写, 加之芮效卫也本着忠实的原则, “为了向读者展示其‘复杂性’ (complexity) , 并最大限度地保留最可靠的版本中具有创新性的修辞手法” (4) 对原作每章中的诗词以及文中的题做通作了译介, 所以芮效卫的翻译策略总体上倾向于异化。

例7.一面堂中画烛高擎, 花灯灿烂, 麝香瑷瑗, 喜笑匆匆。席前两个妓女, 启朱唇, 露皓齿, 轻拨玉阮, 斜抱琵琶, 唱一套《斗鹌鹑》 (5)

Within the reception hall:

Painted candles are elevated on high,

Decorated lanterns flare resplendently,

The fragrance of musk is luxuriant,

The sound of joyous laughter resounds.

In front of the gathering, the two singing girls

Opened their ruby lips,

Exposed their white teeth.

Lightly plucked their jade mandolas, and

Casually grasped their balloon guitars,

as they sang the song suite that begins with

the tune“Fighting Quails.”

从这段翻译可以看出, 芮效卫不但将中国的传统文学翻译的传神、到位, 并且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他的翻译主要倾向于异化策略。

第二, 除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赞助人系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这两位译者的赞助人都是译者本人, 所以译者所持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对译作产生影响。厄杰顿一开始将《金瓶梅》看做是“心理和文化材料的宝库”因此, 他认为“严格的进行有意识的直译, 并辅以大量的细致的注释和说明将是极其有价值的”, 如对文章中诗词进行的译介, 但是随着其翻译态度的转变“使读者能够从中获得跟我一样的感受”他的翻译开始变得粗糙, 采用省译的手段, 对其认为的“无用”部分肆意删节。但是芮效卫自始自终都是本着“向读者展示《金瓶梅》的异国风味”的理念, 向本国读者介绍更多中国传统文化, 丰富本国文化, 所以他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将其中的诗词、典故无一遗漏的进行了忠实的译介。最终, 将《金瓶梅》翻译成了一部学术型很强的作品, 在世界文化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3 结束语

通过对《金瓶梅》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受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即使在同一民族语境下, 译者在翻译策略选取方面会有明显的不同。厄杰顿倾向于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芮效卫倾向于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2) 除了意识形态, 赞助人系统也会对文学翻译产生重大的影响。厄杰顿翻译的《金莲》仅仅是为了“使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与我一样的感受”, “并不企图将其译成一部‘学术型’著作, 他的翻译中将大部分的诗作、曲子戏文省略不译。而芮效卫的翻目的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其‘复杂性’ (complexity) , 并最大限度地保留最可靠的版本中具有创新性的修辞手法”, 所以他对著作中的厄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忠实的译介, 甚至有时不惜改变译本的排版, 也要突出中国文化。赞助人系统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也由此可见一斑。

3) 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但是不能误认为只使用一种翻译策略。在任何的文本的翻译中, 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被使用。只有使二者到达完美的结合、交替使用才能翻译出好的译介作品。

参考文献

[1]姜秋霞, 郭来福, 杨正军.翻译文学中的文化意识差异——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描述性对比研究[J].纵横译论, 2008 (4) .

[2]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ior’s Invisibility[M].London&New York:Routledge, 1995.

[3]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总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4]温秀颖, 李兰.论芮效卫《金瓶梅》英译本的体制与策略[J].中国外语, 201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