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英译本（共4篇）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 篇1
摘要：本文旨在探究译者主体性的彰显和遮蔽, 具体为葛浩文在英译《红高粱家族》中按照自己的翻译思想、翻译目的及审美意识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其中译者主体性包含了译者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 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译者只有在尊重翻译活动中的客体及其特性的前提下, 能动地发挥译者主体性才是翻译出理想译文的途径。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译本,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的彰显和遮蔽
1 概述
在传统的翻译观中, 忠实于原文的译作才是理想的, 任何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都会受到贬低与驳斥, 原作和原作者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译作及译者只是忠实的仆人, 其地位鲜有关注。然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大, 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取得了西方翻译学界的广泛关注。译者在译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戴着镣铐的舞者”到译作的主人, 译者的地位逐渐彰显。学者逐渐发现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从原语到译语的简单转换过程, 文化传播的使命落到了译者的肩头, 其翻译的方法和策略直接影响着文化的传递, 翻译进而成为一个充满创造的过程。本文以葛浩文英译《红高粱家族》为例, 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与遮蔽, 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译者在具体的文本翻译中如何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体现译者主体性的。
2《红高粱家族》与美国翻译家葛浩文
《红高粱家族》出自中国著名现当代小说家莫言之手。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 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 一举荣获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雄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红高粱家族》都勘称莫言小说最成功的作品, 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 (吕敏宏, 2011) 而其译者, 正是被“公认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葛浩文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 译绩卓然。他前后翻译了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杨绛的《干校六记》、贾平凹的《浮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酒国》、王安忆的《流逝》、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姜戎的《狼图腾》等30多位知名作家大约40多部作品。“在葛浩文翻译的中国小说中, 无论是从大众读者, 还是从文学圈看, 影响最大的当数《红高粱家族》。” (罗屿, 2008) “从某种意义上说,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吕敏宏, 2011) 葛浩文先生在译介中国文学进入西方世界方面功不可没。对葛浩文的译者性进行分析, 无疑可以为后来的中外译者对于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 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内涵
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 “具体地说, 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 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 (王玉樑, 1995) 。从这点看出, 主体性还包含了受动性。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 受客体的制约。简单来说, 主体性含有双重属性, 即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 两者辩证统一。
从哲学角度解释的主体性概念有助于译者主体性的理解。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完成翻译任务。关于译者主体性, 查明建和田雨在《论译者的主体性》中曾尝试给出了定义, 即“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查明建、田雨, 2003) 笔者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在翻译活动中, 译者在充分尊重翻译客体及翻译客体所处的环境的前提下,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客体进行能动地改造, 使原文达到译者的翻译目的。在这之中, 受动性也是译者主体性的一部分。译者尊重客体的制约是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4 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彰显和遮蔽
1)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笔者认为,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主要指译者按照自己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方向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翻译策略来完成翻译活动, 即翻译策略的选择完全按照译者自己的意愿。影响译者翻译的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来自于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目的。
例1那时候他二十啷当岁, 是东北乡打棺抬轿这行当里的佼佼者
——《红高粱家族》 (莫言, 2007:37)
At the time he was a beefy twenty-year-old, a pallbearer and sedan bearer at the peak of his trade.
——Red Sorghum (Goldblatt, 1993:43)
例2余司令说:“你好大的命!”
——《红高粱家族》 (莫言, 2007:8)
“The heaven have smiled on you, ”Commander Yu said.
——Red Sorghum (Goldblatt, 1993:12)
例1中的“啷当”是语气词, 与年龄连用, 指不十分确定的年龄, 有“……多岁”之意。译者并未纠缠于“啷当”所标示的数字概念, 而是添加了“beefy”一词。“beefy”意为“强壮的、结识的、肉多的”, 译者添加“beefy”一词, 更加强了20岁出头的小伙子身体结实强壮的视觉意象。在这一类型的方言翻译中, 译文往往能够抓住原文语言的核心, 经过一番咀嚼和想象, 创造出比原文更生动的语言形象。
在例2中, 原文“你好大的命”在中文中意为一个人足够幸运可以远离意外的发生。这其中并不蕴含着神灵或者上帝之类角色来帮助人类的意味。但是在翻译过程中, 葛浩文在译文中添加了“heaven”, “天堂”一词。诚然, 大多数的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或者是信奉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在生活的口语中鲜有直呼神灵的话语。对比西方, 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西方人是虔诚的教徒, 其中基督教、天主教等在西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西方人遇到困难时, 最常见就是向他们的救世主耶稣进行祷告, 请求耶稣的拯救和宽恕。所以在这句翻译中, 葛氏结合自己的社会背景将原文改译成“The heaven have smiled on you”, 将躲过这一劫归功于他们的上帝。
以上两处改译虽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 但是不得不说是极其得体的译文, 这也是葛浩文先生的译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结果, 最终也取得了更多西方读者的接受。
例3吃拤饼的人眼里跳出绿火花, 一行行雪白的清明汗珠从他脸上惊惶地流出来。
——《红高粱家族》 (莫言, 2007:42)
Green flames seemed to shoot from his eyes, and crystalline beads of sweat scurried down his terrified face.
——Red Sorghum (Goldblatt, 1993:48)
例4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而美丽
——《红高粱家族》 (莫言, 2007:31)
Father looked at the ears, pale and beautiful
——Red Sorghum (Goldblatt, 1993:36)
例5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 就一头栽倒
——《红高粱家族》 (莫言, 2007:56)
She cried out in ecstasy, then crumpled to the ground
——Red Sorghum (Goldblatt, 1993:64)
《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语言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莫言极其善于运用色彩词语来渲染主观感受, 他对事物的颜色似乎特别敏感, 他完全凭借自己内心的感觉描写事物的颜色。除了超常规使用的色彩词语外, 莫言的超感觉词汇还表现在超常规搭配的修饰语上, 这些搭配的运用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主观意识, 加强了这个小说潜在的狂躁氛围, 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但是给译者却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例3中葛浩文将“绿火花”直译成了“green flames”。按照常识, 火花不会是绿色的, 但莫言将火花描绘成绿色意在增强当时吃拤饼的人的激烈的情绪, 也是作者用颜色来诉说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葛浩文的直译保留了原文奇异的色彩想象, 力求在译文中获得同样的语言形象和情感效果。同样的在例4中“大爷的耳朵苍白而美丽”中莫言用美丽来形容苍白很让人费解, 但是结合上下文, 当时大爷的耳朵被割下来血淋淋的样子用美丽一词更加凸显了画面的血腥和凄惨, 这是一种反讽。在译文中葛浩文的直译很好地保留了这样的效果, 力使译文读者也能够获得同样的阅读感受。在后来的例5中, “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 当时“我奶奶”中弹倒地, 却发出“欢快的”叫声, 也令人难以想象。英文“ecstasy”意为“出神, 狂喜, 望形, 恍惚, 入迷”, “cried out in ecstasy”与一个中弹人的所可能有的精神状态怎么也联系不起来。这一例同样使得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获得了同样的想象的空间, 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面对以上几例葛浩文都在不影响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理解和想象的情况下,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运用了直译, 很好地还原了原作的叙述特点。
例6父亲顿时感到身体灵巧便利, 脚板利索有劲。
——《红高粱家族》 (莫言, 2007:8)
Father felt suddenly light and nimble, with extra spring in his step.
——Red Sorghum (Goldblatt, 1993:40)
例7抬手指太阳, 太阳已东南晌
——《红高粱家族》 (莫言, 2007:33)
the sun in the southeastern sky
——Red Sorghum (Goldblatt, 1993:38)
《红高粱家族》中充满了方言土语, 但是英文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 所以相当一部分的方言不得不使用英语标准语来翻译和解释。如“脚板利索有劲”指走起路来身体轻巧, 脚底生风。“脚板”是具体名词, 是可以感触到的。译文中“step”一词虽然是抽象名词, 但是符合英文用词的习惯, 且与原文意思极为贴切。例7中的一个“晌”字也是中国北方常用的方言, 指临近中午至午后的一段时间。在没有时钟的过去, 人们按照太阳的位置断定时间, “太阳已东南晌”中意指太阳的位置在东南方向, 此时临近正午。译者根据事实来解释各种“晌”字所对应的时间, 就是“the sun in the southeastern sky”。在直译没有办法进行或者不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时候, 葛浩文先生便会按照自己的翻译方法进行意译, 这也是译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有力表现。
2)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遮蔽
翻译操控论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认为, 翻译即是改写, 要受到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译者受到其文化背景中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 不按照自己的翻译思想, 而是考虑到译入语文化中的以上因素, 对原文进行翻译。
例8父亲对我说过, 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 除了共产党里, 很难找到这样的纯种好汉。
——《红高粱家族》 (莫言, 2007:52)
Father told me that Adjutant Ren was a rarity, a true hero.
——Red Sorghum (Goldblatt, 1993:59)
例8中葛浩文并没有将原文中的“共产党”一词翻译成标准的“community party”, 而是将其改译成了“rarity”。“rarity”的中文意思为“稀少, 稀有, 珍贵的”, 与原文意思相去甚远。由此可以看出葛浩文在翻译时故意将有关于政治字眼的词语进行了改译或者是省略。政治话题在此刻无疑是敏感的。尽管美国以“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著称, 但是在涉及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的话题时, 依旧多有避讳。整个社会的言论氛围并不自由, 读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和接受程度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高。图书出版社和整个市场在审查制度上并没有给共产主义国家同等的自由, 于是受到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 葛浩文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让步。读者并非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 只不过葛氏的翻译弱化了这种正面的强烈的政治感的冲击, 在展现原文的同时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例9江队长被爷爷骂得狼狈不堪, 但他还是振振有词地说:“余司令, 你不要辜负我党对你的殷切希望, 也不要瞧不起八路军的力量。滨海区一直是国民党的统治区, 我党刚刚开辟工作……领袖毛泽东早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余司令, 我作为朋友劝你一言, 中国的未来是共产党的……两相对照, 余司令, 您还不明白吗?”爷爷说:“你打开天窗说亮话, 要我干什么?”
——《红高粱家族》 (莫言, 2007:177)
Jiang would not be put off, no matter how awkward granddad’s harangue made him feel“Commander Yu, please don’t disappoint us.And don’t underestimate our strength.”“Let’s open the skylight and let the sun shine in, ”granddad said.“Jus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Red Sorghum (Goldblatt, 1993:198)
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文画线部分在译文中均被略译。按照常识, 葛浩文的中文造诣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都足以使他毫无困难地译出这一部分, 他也肯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我国已故领袖毛泽东, 所以推测译者并不是翻译水平有限, 而是译入语文化对其造成的影响。他同样也考虑到的译文读者和译入语市场的接受度, 并表示“The translated works can run easily into the market only if they bear no obvious attacks on the political power.” (查明建, 2003:232) 总的来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了译入语意识形态的制约, 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受动性。
5 结束语
在整个翻译活动中,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一方面受其翻译思想、翻译目的的影响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又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展现出受动性。译者的主体性是译者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在文学翻译中, 为了让译者能充分理解原文, 为实现其翻译目的, 即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还原原作的风格, 使译文读者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的阅读感受和体验,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和遮蔽都是需要掌握一个度, 既不能过度彰显, 也不能过度遮蔽, 这对于译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与遮蔽, 欲使其他译者能够意识到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地位, 增强译者的主人翁意识, 在翻译过程中采用更加恰当的翻译方法来进行翻译。 (下转第62页)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 篇2
1 对比分析原著与英译本的乡土文化及翻译策略
原著中, 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县, 他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红高粱》小说中描写的人物, 他们亦正亦邪, 亦官亦匪, 亦俗亦雅, 他们敢爱敢恨, 敢作敢为, 充分体现了民间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莫言塑造出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一桩桩或诡异离奇、或惊世骇俗的事件, 统统都给西方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笔者比较了原著和译本, 发现葛浩文先生在译本中, 将原著的韵味较好的保留了下来, 并且把一章章重点场景体现的淋漓尽致, 除了译者本身的自身翻译修养和全方位的综合知识, 巧妙的运用翻译策略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笔者将原著与译本中特有的人名地名、风俗习惯、习语等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有:
1.1 归化异化策略的运用
1.1.1 高密东北乡:Northeast Gaomi Township
在中国的行政规划中, 高密属于县 (相当于地级市的“XX区”) , 而东北乡是比县还要小一级但是比村要大一级的行政区域;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行政区域大小依次为:州 (state) 、市 (city) 、镇 (town) 在小一级的则是village、county。而township的大小则是介于town和village之间, 所以“高密东北乡”用township恰到好处。
1.1.2 胶平公路:the Jiao-ping highway
熟悉山东地理知识的人不难得知, 胶平公路是从胶州到平度的重要道路, 现在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运输车辆走这条公路。在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为了加强胶县、平度县的联防, 抓当地众多民众修建的这条公路。修路期间毁坏庄稼、村落无数, 日军的惨无人道被当地老百姓深恶痛绝。译文不是简单的译出“胶平”二字, 中间加了一个连字符, 表示从胶县至平度, highway表示不是普通的乡间小路 (road) , 是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修建的一条公路, 一条交通要道, 如此准确的译法, 不仅能正确表达原文意思, 也让读者对其有所了解, 可见是下了一番功夫。
1.2 归化异化策略相结合的运用
(1) 原著中多次提到的敌人, 他们是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伪军、汉奸等等, 莫言用了不同的词来描述, 如“太君”一词, 特指日本军队中的领导者, 在原著中多次出现, 由于语境不同, 译者把“太君”也翻译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另外, “日本鬼子”、“鬼子”、“老鬼子”、“日本官儿”、“鬼子官儿”等等。下面的表格里的词语能清晰显示原著和译本的英译对照, 及出现频次。
(2) 另外, 在原著中, 奶奶说的话总是与其他人粗俗的语言不同, 有一些哲理性, 在旁人看来很深奥的话, 笔者认为, 主人公“我”是敬重奶奶的, 原著中曾这样描述:“我深信, 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 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 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 妇女自立的典范。”笔者将奶奶在原著中说的话挑拣出几条最值得研究的, 与译本做比较, 能清晰明了的看出译者熟练运用归化异化手段来翻译奶奶的话, 如下表所示:
由此可见, 在翻译奶奶说的话的时候, 并不是统一用一种翻译策略的, 而是根据实际情况, 具体语境进行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总的来说, 前两句是侧重于归化, 后三句是侧重于异化。
2 乡土气息的翻译与比较
莫言定义自己是讲故事的人, 但是如何能把莫言具有乡土味的“故事”译成各国语言在国际上传播, 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下面笔者从文中简略的找出了几个例子进行比较与分析。
2.1 具有乡土气息的人名
2.1.1 哑巴:Mute
哑巴在原著小说中是一个赋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原著中说道:“是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挊饼’的草莽英雄。”笔者认为, 他有可能有自己的名字, 但是由于他不会说话, 我们无从知道, 所以不妨就认为他叫“哑巴”, 这就是为什么莫言没有给这个笔下的人物起了名字, 因为其自身特征就是他名字的最佳代表。
2.1.2 具有乡土气息的物件
(1) 酒坛:jug翁:vat
在原著中, 酒坛是比酒瓮容积小的盛酒器皿, 几个酒坛可以放入瓮中, 瓮就是缸, 所以译成“vat”, 酒坛就是一般的小坛子, 所以在这里译成了“jug”, 这样读者就不会有误读也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了。
(2) 蓑衣:straw rain cape
蓑衣是一种草扎的斗篷, 可以防雨。是典型的具有乡土气息的物件, 异国读者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看见是很难想象“蓑衣”是一个怎样的“衣服”。Straw rain cape的意思是用稻草编制的防雨披肩, 恰好解释了原意。
3 结语
在文学翻译中, 归化异化各司其职并且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不能简单的看作是直译与意译的变形或转换, 也就是说, 归化与异化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 只能就实际情况, 原文语境进行对比分析, 才能得出某一特定结果。若将这两种翻译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使其协调运作, 译文则不仅能体现出原著应有的风采, 还能更好地被异国读者接受、传播。总之, 就目前学术发展现状看来, 笔者认为, 莫言小说的英译应是归化为主异化为辅, 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莫言, 红高粱家族, 中国,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2]Mo Yan, Red Sorghum,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USA, Viking Penguin, 1993.
[3]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 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 中国,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4]邵璐, 莫言小说英译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 2011第一期.
[5]左苗苗,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叙事情节和模式的变异, 吉林教育学院, 2011第五期.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 篇3
关键词：目的论,葛浩文,《酒国》,《红高粱》,翻译策略
一、引言
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其作品的译者们功不可没。而葛浩文对其作品的传播起了巨大的影响。葛浩文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及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已年逾三十载, 译作丰硕, 其翻译观点和风格亦自成一派。他是中美媒体笔下“唯一首席接生婆”, 又被夏志清先生称赞为“公认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文军等对葛浩文的翻译观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介绍, 它将葛浩文的翻译观分为对原语和译入语的忠实、翻译即背叛、翻译是重写以及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四个方面。
由于莫言作品大多描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高密乡的人民生活, 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在《酒国》与《红高粱》这两部作品中存在着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 为英译过程设置了很大障碍。本文试图通过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做双语平行文本对比, 从目的论的三个原则出发, 重点考察葛浩文处理特定文化负载词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 来认识和探讨葛浩文翻译风格。
二、翻译目的论
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 包括赖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 弗米尔提出的目的论, 曼塔里阐发的行为理论和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的理论。而弗米尔的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部分, 它强调翻译的互动和语用特征, 认为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应当首先由功能, 即由目的语语境中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
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 译文不可能和原文的各方面都达到一致, 必要时会对原文信息进行再加工, 要么有所保留, 要么有所变动。而保留多少, 改动多少就要视翻译的目的而定。目的论理论主张,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遵循三个总体原则, 即目的原、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目的原则指的是, 整个翻译过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都是由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的, 即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连贯原则指的是, 译文必须符合内文连贯的要求, 是针对译文内部及其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忠实原则指的是, 译文与原文之间应符合互文连贯的要求, 是针对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忠实原则必须首先服从目的原则和连贯原则。目的论不再把“信”或“忠实”作为首要的翻译标准, 它强调“合适” ( adequacy) 而不是“对等” ( equivalence) , 并且以预期目的来判断译文是否成功, 而预期目的则应反映目标语读者的要求。译本的读者, 有特定的文化背景、阅读期待和交流需要。译者为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 达到目的语读者的预期来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或是归化, 或是异化, 或是两者的结合, 而不是盲目地忠实于原文。
三、葛氏英译本《酒国》《红高粱》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是指在语言系统中, 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的词汇。本文研究的文化负载词是包含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审美信息的词语或词组。葛浩文曾提到, 好的翻译第一要“忠实”, 忠实即形式对等以及译文与原文的语用功能对等两方面。在英译莫言作品《酒国》《红高粱》的过程中, 他通过直译, 直译加注解, 删减和重写等翻译方法, 使得译文与原文达到形式与语用功能对等, 以满足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 从而做到“忠实”地再现原文。下文将通过列举《红高粱》和《酒国》中的例子, 详细阐释葛浩文的处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1. 直译
文学作品中, 文化负载词通常在目的语中不能找到相对应的适当表达, 而尽可能将源语文化信息全面传递给目的语读者, 又是对翻译忠实的要求。笔者发现, 对于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葛浩文常常采用直译的手段, 较好地保留原文的风格特色, 忠实地传递出原文的风味, 以满足读者阅读期待和文化交流的目的需要。例如:
这时, 就可以在盐水口子设都, 亮出铁板国旗号, 您就是铁板王。
( 莫言, 《红高粱》, 第282页)
When that’s done, we can set up capital in Saltwater Gap under the flag ofIron Society, with you in command.
( Mo Yan, <Red Sorghum >, p298)
原文中的“盐水口子”是莫言文学创作中所用的一个形象化的地名, 若译者将其直接音译为“Yanshuikouzi”不仅无法向目的语读者传达有效信息, 也损失了原作生动形象的特色。译文中, 译者将“盐水口子”直译为“Saltwater Gap”, 尽量保留原文的意象, 通过首字母大写让读者知晓该词为专有名词, 又因为“capital”一词已包含地名之意, 因此也无需补充说明解释。该种处理手段使得译文与原文在修辞和信息传递方面求得等值, 通过变通做到了忠实原文。
2. 直译加注
对于含义较晦涩的文化负载词, 当直译难以直接为目的语读者理解时, 译者常常采取直译加注的手段, 通过解释说明文化负载词的深刻含义, 确保原文和译文信息对等的同时, 使得目的语读者能够以一种语义连贯的方式理解译文, 在意义与形式上不引起任何不适应。
例如:
他哼哼哼地奸笑一会, 道: 那姓莫的小子其实不姓莫, 他本姓管, 自吹是管仲的七十八代孙, 其实是狗屁不沾边。他现在成了什么作家, 牛皮哄哄, 自以为了不起, 其实呀, 他那点老底儿, 我全知道。
( 莫言, 《酒国》, 第172页)
With a sinister heh heh heh, he said, Mo is not the real family name of thatrascal Mo Yan, you know. His real family name is Guan, which makes him theseventy - eighth descendant of Guan Zhong, Prime Minister of the state of Qi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r so he claims. In fact, that’s pure bullshit.A writer, you say? To listen to him, you’d think he was some sort of literarygenius. Well, I know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bout him.
( Mo Yan, <The Republic of Wine >, P178)
此句译者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 在“Guan Zhong”一词后加了“PrimeMinister of the state of Qi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传达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式的名字, 更是将名字特有的历史文化含义 ( 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 传译过去, 便于目的语读者阅读理解。此外, “姓莫的小子”一处, 在译文中具体翻译为“rascal Mo Yan”, 明确指出“Mo Yan”, 而不是简单直译为“Mo”, 避免译文读者误解出现第三个人物。
3. 删减
葛浩文在处理对于目标读者略显陌生的文化负载词时, 采取了大胆删减的手法, 从而使译文更连贯。这也符合目的论的连贯原则, 即译文必须符合内文连贯 ( intratextual coherence) 的要求, 是针对译文内部及其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例如:
有朝一日我碰上他, 一定要和他展开一场血腥大辩论, 我要驳得他哑口无言噤若寒蝉, 然后还要揍他一顿, 让这个小子七窍流血鼻青脸肿魂飞魄散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 莫言, 《酒国》, 第53页)
If I ever meet him, I tell you, he’s in for the verbal fight of his life.
( Mo Yan, <The Republic of Wine >, P53)
此处译文中, 原文的“我要驳得他哑口无言噤若寒蝉, 然后还要揍他一顿, 让这个小子七窍流血鼻青脸肿魂飞魄散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整一个长句子被完全删减不译。葛浩文非常注重读者的阅读效果, 为了满足出版方和译文读者的需求, 并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 他在获得原文作者同意的情况下, 对可能妨碍读者接受的地方进行了删减, 从而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原文中后半句话通过中国成语的大量堆砌, 勾画出说话人义愤填膺的形象, 然而倘若在译文中将每个文化负载词都一一翻译, 会使译文佶屈聱牙生涩难懂, 使译文的流畅连贯性受损。因此译者对妨碍读者阅读理解的地方进行删减不译, 对于确保译文的连贯性来说显得颇为必要。
4. 增减
在翻译过程中, 有时译者为了确保译文的连贯性, 在删减部分文化信息的同时, 还会适当增加信息。这种看似不忠实的做法, 最终目的是为了便于目的语读者的阅读理解, 无论是删减还是增加, 都以保证译文的连贯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为目的。
例如:
您的论断等于给我喝了一杯定心酒, 就像李玉和被鸠山逮捕前喝了李奶奶的那杯酒一样。
( 莫言, 《酒国》, 第24页)
Your judgment would be my liquor of assurance, serving the same purposeas that glass of liquor the martyred hero Li Yuhe took from Aunt Li just before hewas arrested.
( Mo Yan, <The Republic of Wine >, P23)
李玉和, 鸠山以及李奶奶都是中国七十年代经典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人物, 对于熟悉样板戏, 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读者来说, 这三个人物的关系一清二楚, 共党英雄李玉和喝了李奶奶的酒定心壮胆后, 被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逮捕, 最后英勇就义。但倘若在译文中, 采用同样的明示手段, 其所提供的信息无法与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产生关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被鸠山逮捕”这一信息, 简单翻译成“before he was arrested”, 省略“鸠山”这一不重要且对于目标语读者略显陌生的历史人物, 通过增加“martyred”一词用作定语修饰“hero”, 从而使译文读者根据语义推断人物的命运发展, 不仅取得同样的语境效果, 而且有效避免读者付出过多的认知努力, 进而保证译文的连贯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5. 重写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系统本身存在差异,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免需要对源语进行适当转换, 或再创造, 从而使译入语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更好地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 这一翻译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重写, 重写而达到“意义忠实”。译者为了达到“意义忠实”放弃源语的语言形式, 确保译文流畅性和可读性。
例如:老师, 您是我名副其实、货真价实的老师, 我发现您不但是写小说的行家里手, 而且, 您还是品酒的大内高手。
( 莫言, 《酒国》, 第90页)
Sir, you are indeed my true, my genuine, mentor, for not only are you amaster novelist, but you know your way around a liquor bottle.
( Mo Yan, <The Republic of Wine >, P90)
句中的“大内高手”, 本指皇宫内负责警卫的武功高强之人, 文中表达品酒水平高超。而译者意译为“you know your way around a liquor bottle”, 此种看似“背叛”的重写方法实则符合忠实原则。葛浩文通过重写, 摆脱语言形式的束缚, 做到对源语的意义忠实, 从而使译文更好地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 更好地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
四、结语
《红高粱家族》英译本 篇4
1 关于乔治·斯坦纳阐释学视域下翻译四步骤理论的阐释
“阐释学” (Hermeneutics) 这一学科源自德国。是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既是—门边缘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又是一种哲学思潮。最初源于古希腊“阐释学”, 后来经历了以施莱尔马赫代表的“浪漫阐释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 开始逐步强调读者的重要性, 伽达默尔指出理解过程不是被动的, 是接受者积极主动去获得的。基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做出的努力, 乔治·斯坦纳进一步拓展研究出了阐释学的翻译理论。他把哲学阐释学与翻译研究联系起来, 形成了系统的阐释学翻译理论, 他运用哲学, 语言学、诗学、文学批评和文明史学来解释语言, 他的主要目的是阐明翻译是语言的基本要素。他认为语言的生成和理解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在乔治·斯坦纳的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第五章“阐释的运作”章节中, 他把阐释学和翻译理论相互结合, 相互渗透, 在阐释学的视域下, 充分理解二者相通之处并融会贯通, 翻译四步骤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这四步骤分别是:“信赖、“侵入”“吸收”“补偿”。 (Venuti, 2000:313-319) 此理论开始被视为一个通用的理论解释, 可以适用各种各样的文本。翻译的阐释学即是对翻译文本的理解与消化。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种阐释、解释。译者首先选择原文本并对文本给与充分信任, 这是翻译的开始阶段。第二阶段是译者以暴力手段侵入原文本, 即进入侵入阶段, 提取文本的深层含义并满载而归;在吸收阶段, 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译者加以权衡并决定如何取舍;最后, 为了保持原文的平衡, 译者还需在最后一步采用多种翻译方法进行补偿。
2 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视野下《红高粱》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体现
2.1 信赖
信赖是阐释过程的第一步, 也是翻译的第一步。换句话说, 信任意味着选择, 是译者的信任选择使译文得以问世, 任何翻译都始于对文本的信赖。译者首先要相信翻译是建立在译者对原文价值的认同之上。作为译者, 翻译的第一步就是选择文本。选择好的文本翻译可以使不知名的译者而名噪全球。译者首先信任所翻译的文本是及其具有价值的, 要对其产生充分信赖。葛浩文对莫言的作品一直很看好, 很乐意翻译莫言的作品。他曾说:“我最早读到的莫言的小说是《天堂蒜薹之歌》, 我很惊讶, 也很喜欢, 其中的爱与恨很能打动人。我就写信给莫言, 莫言回信说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小说。后来, 我又读到《红高粱》, 没看几页, 我就坐不住了, 马上跟莫言说, 《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作为他的第一本与英语读者见面的作品, 《红高粱》会是更好的选择”。 (季进, 2009:45) 这足以说明葛浩文对《红高粱》是充分信赖的, 由此看来, 译者葛浩文在翻译的初始阶段就认为小说《红高粱》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很具有可读性的, 是会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 所以他认为翻译《红高粱》是极有价值的, 对《红高粱》文本产生浓厚兴趣并充分信赖。
2.2 侵入
诚然, 译者在理解原文的意义的过程中, 会遇到重重困难, 经常会遭受到来自原文的翻译阻碍, 使翻译工作的进行步履维艰。于是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来自原文的抵抗停滞不前时, 刚刚建立的信赖也就消失殆尽, 这就需要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 译者主体性突显, 这就进入了翻译四步骤的第二步:“侵人”阶段。“侵入”, 顾名思义, 是对原文意义的解释进行类似于某种入侵的行为。翻译在这个阶段是侵略的和萃取, 侵略意味着译者侵入和提取原始文本, 最终是为了理解文本。侵略的过程中, 译者有不同的文化意识, 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版本。所以“侵入”这一步骤“永远都是有偏见的, 是对原作者意图和视域无法避免的攻击” (Steiner, 2001:313) 。为了最大限度的正确理解原文, 保持原文的特色, 深刻理解其内涵, 译者只有通过“暴力”手段对原文进行粗暴入侵, 就像把鸡蛋里的蛋黄取出来一样, 必须剥去外壳, 内容才能展现。译者运用“暴力”手段, 挣脱文化背景、历史、语言等种种束缚, 竭力展现原文的内容。仔细研究葛浩文《红高粱》英译本, 处处都有译者“侵人”的痕迹。很明显的侵入表现在他对译文做出的改动。他删去了与文章主脉关联不大的细节部分, 例如第二章第四小节删减了余占鳌之所以迟迟未入绿林的原因, 因为这与文章的主要内容关联不大。同时又增加了不少细节描写, 如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奇死》第四节中, 有二奶奶被日本人轮奸的描写, 译者增添了几乎一个段落的细节描写来迎合西方读者喜欢阅读与性有关的小说, 充分证明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正如葛浩文自己这样说:“我认为译者首先应像编辑一样, 要对读者负责, 而不是对作者负责, 许多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 尤其是作者。我不认为这是相互排斥的, 但我认为我们翻译的成果可以让美国读者欣然接受。” (Lingenfelter, 2007)
具体的入侵笔者将从以下两方面举例说明:
⑴文化意识的入侵
ST:“三星正晌, 黎明前的黑暗降临。” (莫言, 2007:17)
TT:“Three stars—Rigel, Betelgeuse, and Bellatrix—hung directly overhead.Aheavy predawn darkness had fallen around him” (Howard Goldblatt, 1993:21)
原文中的参宿三星, 旧称:“福、禄、寿”三星, 三星相连成一线, 亮度较强而且基本相当, 观察三星的变化可知季节的变化。而在西方古代天文学中, 则把它想象为猎人的腰带, 即猎户座三星 (1) 。此文化区别一时难以大篇幅表述清楚, 所以译者采用归化的方式既传达了原文的信息, 又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 一箭双雕, 实乃成功翻译的范例。
⑵译者个人理解的入侵
ST:“白发红颜, 大男小女, 熙熙攘攘挤满了我们的村庄。” (莫言, 2007:216)
TT:“Gray hair and ruddy cheeks, men, women, boys, and girls, seemed to fill every inch of space in our village.” (Howard Goldblatt, 1993:240)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译者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式来处理此句的翻译。“白发红颜”在中文里指代老人和小孩, 在此, 译者并没有用“seniors and children”, 而是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把老人和小孩的外貌特征描述出来, 乍看起来有点突兀, 但译者紧接着又例举的其他人群;“men, women, boys, and girls”, 这样采用意群结合的理解方式来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前面的“Gray hair and ruddy cheeks”, 它其实指代的就是老人与小孩, 这样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交替使用, 既保留了原语特色, 又不影响目标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足见译者的用心良苦。
2.3 吸收
斯坦纳指出, 对意义和形式的吸收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这里既包含对原文完全归化的吸收, 又有可能指向完全的异化。译者采用异化或者归化的翻译策略, 最终使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本, 最终达到被译人语文化“吸收”的目的。在“吸收”阶段, 译者付出的劳作时巨大的, 译者竭力做到如何将自己理解的文本内容用以目标语方式地道地表达出来, 译者需要掌握如何灵活的目的语进行操纵和制控。他们有自己都有的经历, 所处的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 每个译者运用文字时遣词造句的能力不尽相同, 译者习惯将自己理解的原文文本内容传达到目标语中。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所以译者主体性在“吸收”阶段更加突显的淋漓尽致。译者需要吃透原文的内涵, 把握原文主旨, 传递原文真谛。吸收阶段也是译者对原文理解的表达阶段, 译者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来翻译原文, 目的是将其对原文的理解尽可能完善到位的传达给目标语读者。
⑴形式的吸收
ST:“打倒的老婆揉倒的面。” (莫言, 2007:334)
TT:“a battered wife, kneaded dough.” (Howard Goldblatt1993:34)
“打倒的老婆揉倒的面”是中国的俗语, 意思是老婆是要调教的, 是要依靠武力让她服从的, 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体现。其中, “老婆”和“面”是并列的形式, 所以译者采用两个不同的过去分词来修饰并列的“wife”“dough”, 以达到和原文一样的表达效果。
⑵意义的吸收
ST:“为了二奶奶的魔症, 爷爷曾骑着骡子, 去柏兰镇请来了专门抓妖驱邪的李山人。” (莫言, 2007, 307)
TT:“In order to free Second Grandma from her demon, Grand dad rode his mule to the market at Cypress Orchid to fetch the Tao ist exorcist Mountain Li.” (Howard Goldblatt, 1993:319)
在这个例子中, 译者并没有直译出“抓妖驱邪”, 而是采用增译的手段加了一个“Taoist exorcist”来说明其身份, 这样处理是极其正确的。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中西方人民信仰的宗教不同, 目标语读者很难理解“抓妖驱邪”是怎样的过程, 如作者详尽解释, 又会显得翻译冗长, 所以解释李山人为道教的驱魔人——增加了“Taoist exorcist”, 目标语读者如果对道教的传统文化略有所知的话, 就比较容易理解此句的含义了。
2.4 补偿
在翻译的第三步骤“吸收”阶段, 原文不可避免地会被译者至多至少地丧失掉原文本色, 使读者有可能领略不到真正原文的特色和风格, 那么“补偿”就必不可少, 这一步骤也是至关重要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有信息的缺失或者不能完全表达其意义所在, 如此一来, 原先的信任使译者失去了平衡, 原语也失去了应有的风格和特色, 这就需要“补偿”来加以补充恢复。
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ST:“一九二三年腊月二十三日, 辞灶。” (莫言, 2007, 140)
TT:“The twenty-third day of the twelfth month in the year1923, the Kitchen God is sent to heaven to make his report.” (How ard Goldblatt, 1993:157)
根据中国传统节日的规定, 腊月二十三是民间“辞灶”的日子, 人们称之为“过小年”、“小过年”。民间传说, 这天灶王爷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功过, 辞灶便是送灶王爷起程。民间对这位居家之神, 平日态度很虔诚, 且很尊重, 做好饭时, 必先呈上一碗敬之, 有的家户初一、十五还向其烧香烧纸, 总希望他保佑全家平安。腊月二十三是灶王爷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家事的日子。人们希望他上天能言好事, 但是对他是否报善不报恶, 心里没有个底。因此, 在为灶王爷送行时, 便变着法子伺候这位灶王爷。所以, 译者采用增译的方式说出了中国文化中灶王爷扮演的角色, 达到让目标语读者熟悉了解中国文化的目的。
3 结束语
在翻译理论研究过程中, 自“文化转向”的口号提出后, 国内外学者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译者主体性这一课题。该论文以乔治·斯坦纳基于阐释学视野下翻译四步骤理论为基础, 以英译本《红高粱》为例, 结合大量实例, 分析讨论了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运用于翻译实践的解释力, 其译者主体性在葛浩文翻译《红高粱》的每个步骤中都得以体现。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发挥其主动性, 力求使原文的真实内涵与风格展现给目的与读者, 以期重现作品精髓。
摘要：该文尝试探究在《红高粱》的英译过程中, 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的“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翻译步骤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得以体现的, 进而说明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在信赖阶段, 引用葛浩文先生的亲口所言来佐证译者对原文本的信赖。在侵入阶段, 分为文化的入侵和个人理解入侵两方面来佐证译者主体性在这一环节的体现。在吸收阶段, 分为形式的吸收和意义的吸收两方面来阐述来突显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补偿阶段, 援引实例, 进而说明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在翻译四步骤中,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的每一阶段都得以体现。
关键词：四步骤理论,译者主体性,《红高粱》,葛浩文,翻译过程
参考文献
[1]Goldblatt, Howard.Red Sorghum:A Novel of China[M].New York:Viking Penguin, 1993.Lingenfelter, A.Howard Goldblatt on How the Navy Saved His Life and Why Literature Translation Matters, 2007[OL].http://fulltilt.ncu.edu.tw/Content.asp?I_No=16&Period=2 (accessed 28/10/2011) .
[2]Steiner, George.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M].New York:Routledge, 2000.
[4]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 2009 (6)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