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驱动机制

市场驱动机制（共10篇）

市场驱动机制 篇1

产品退市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对于新产品开发和上市管理, 产品退市并没有受到企业的足够重视, 普遍没有规范的产品退出机制和相应的管理办法。这样,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产品的不断推出, 企业转型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 在售产品越来越多, 其中低效、无效产品也越来越多, 经过不断沉淀, 造成产品管理越来越复杂, 产品运营效率越来越低下, 同时用户体验越来越差, 满意度下降, 很多变为沉默用户。因此就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产品退市机制, 清理不适合继续经营的产品, 汰弱留强, 从而达到挖潜增效的目的。

1 产品退市的基本概念

产品退市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 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是从外到内、从前端到后端的逐步退出直至消失的过程, 主要包括市场退出、运营退出、产品下线等几个部分。

(1) 市场退出是指产品撤出企业的营销和销售渠道, 包括实体渠道、电子渠道、人工渠道等, 下架产品在营业厅的宣传单张, 隐藏产品在网厅的相关信息, 不再进行产品宣传, 不再开展营销活动, 停止新装业务受理和办理, 不再新增用户, 最终让产品淡出用户的视野。但产品能正常使用, 对现有用户的服务除了咨询、新装以外的查询、投诉和报障、退订等正常开展, 不受影响。

(2) 运营退出是指产品在退出市场一段时间后, 不再向用户开放该产品相关的通信服务功能, 停止产品的咨询、投诉和报障等相关服务, 只提供产品查询、退订服务。

(3) 产品下线是指产品停止服务一段时间后, 撤出和释放IT和网络、业务平台等系统, 不再出现在产品目录中, 产品彻底从企业生产系统中消失, 产品相关的信息及用户数据进入企业的历史档案进行封存。至此, 该产品的生命周期结束。

2 产品退市的驱动因素

引发产品退市的因素很多, 涉及到政策、法律、市场、产品、技术等方面, 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1) 政策驱动:是指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规定引起的强制性的产品退市, 如为了清理无线频率资源的需要, 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小灵通产品退市等。

(2) 市场驱动:是指市场逐渐萎缩, 业务规模缩小, 用户数、业务量零增长或负增长, 用户需求已经转变, 用户体验变差, 用户满意度降低, 市场效益恶化, 从而引发的产品退市。

(3) 技术驱动:是指技术淘汰、设备老化、被新技术替代, 从而引发的产品退市。

这几种驱动因素对企业实施产品退市在强制性、重要性、紧迫性和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强度各有不同, 详见表1所示。

由此也可以看出, 政策驱动、技术驱动都是属于较为客观的因素, 企业只能采取服从和跟随的被动策略, 只有市场驱动属于较为主观的因素, 企业可以充分发挥自主性, 主动地根据市场表现、产品发展、用户反应等来采取相应的策略。

因此企业在实施产品退市时, 要更多地考虑市场驱动因素, 建立和完善以市场驱动的产品退市机制, 采取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退市策略, 主动汰弱留强, 充分激发产品活力和潜力, 更好实现“有规模、重质量、讲效益”的发展策略和目标。

3 建立以市场驱动的产品退市机制

一般来说, 产品退市流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环节:产品退市需求提出、产品退市需求评估与决策、产品退市项目立项、产品退市实施、产品退市后评估等。

在产品退市的过程中要体现市场驱动, 就是以用户需求、产品发展等为优先考虑因素, 主要是在产品退市需求提出、产品退市需求评估与决策等环节中充分考虑用户对现有产品的使用情况、用户满意度以及产品替代的需求等几个方面。

(1) 持续进行产品跟踪、预警:要对产品的市场表现等情况进行定期跟踪, 特别是市场环境、竞争态势、用户规模、用户分布、业务量、业务收入、用户投诉等方面, 对表现异常的问题产品进行预警, 予以重点关注, 并进行深入分析, 对触发退市条件的产品, 适时提出退市需求。

(2) 广泛进行用户调研, 把握用户需求:对产品的现实用户进行调研, 分析用户体验、用户投诉、用户满意度、渠道满意度等方面, 以及对产品替代的想法和建议等, 获取来自用户的一手信息, 为产品退市需求评估与决策、产品退市实施策略等提供有力的依据。

(3) 建立以用户需求优先的评估体系:对产品进行政策、市场、用户和运营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建立以用户体验和需求优先的评估体系, 把用户觉得不需要、不好用的产品标为高优先级, 为产品是否实施退市的决策提供更为合理的建议。

4 采取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退市策略

在产品退市过程中不能简单以产品为中心, 要采取以用户为中心的退市策略, 要充分重视用户需求、维护用户利益、尊重用户选择、提升用户满意度。

(1) 关注用户需求

在产品退市过程中要充分了解现有用户对产品的使用情况、消费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等, 要从解决用户现有困扰的角度, 向用户介绍产品替代方案, 让用户更容易接受, 引导用户进行产品迁移。

(2) 保障用户利益

在产品退市过程中要对现有用户的基础信息、产品信息、消费信息等按照用户信息管理制度进行严格管理, 保证用户信息安全, 方便用户进行查询和打印, 如在线保存三个月到半年等。

在产品退市过程中要充分保障用户利益, 对用户的余额进行转移、对用户进行合理补偿, 保障用户无障碍进行产品转移, 避免产品转移带来的现实损失、隐形成本或损失。

(3) 保证用户服务

在产品退市过程中要依据产品退市的进展情况, 充分做好用户服务工作, 有必要时可以设置专线、专人进行咨询、解释和引导等服务工作。

①退市初期:停止该产品的咨询、新装受理和办理等服务, 正常开展该产品的查询、投诉和报障、退订等服务, 逐步引导用户进行产品迁移。

②退市中期:停止该产品的咨询、新装、投诉和报障等服务, 只提供该产品的查询、退订等服务, 加大力度引导用户进行产品迁移。

③退市后期:全面停止该产品的服务工作, 做好用户的解释和引导工作。

(4) 优化用户体验, 提升用户价值

实施产品退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更新、更好的产品来服务用户, 提高产品的易用性、好用性, 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产品体验, 为用户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同时对企业来说, 也有效地防止用户流失, 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效刺激用户消费增长, 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 产品退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除了需要考虑政策、法律、技术等因素外, 更多要考虑市场、用户和产品等相关因素, 更多注重产品的市场表现、产品发展、用户反应等情况, 充分重视用户需求、维护用户利益、尊重用户感受、不断提升用户满意度, 建立和完善产品退市机制, 规范产品退市管理, 同产品开发管理、产品运营管理等环节形成闭合管理流程, 只有这样才能完善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体系, 促使产品持续健康发展, 提高产品管理效率和效益。

参考文献

[1]桑赓陶.一个被营销管理学术界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产品退市管理——论产品退市管理的重要意义及其被营销管理学术界忽视的原因[J].市场营销导刊.2007 (06)

[2]李季, 江明华.构建正规化的产品退市管理体系的重要性及其实施要点[J].现代管理科学.2010 (06)

[3]张燕, 樊耀东.电信运营商产品退出管理机制探讨[J].移动通信.2011 (Z1)

[4]郑诚俭, 郑杰明.全生命周期的电信产品管理体系探讨[J].广东通信技术.2010 (03)

档案制度变迁的驱动机制 篇2

关键词:档案 制度变迁 路径选择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变迁是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导致制度不均衡的结果，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类型: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①对于我国的档案制度变迁而言，当影响档案制度的诸要素发生变化且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旧制度下当事人无法获得的利益，利害关系人便会产生创新档案制度的要求。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信用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比较成本、提供更多优质服务、找回失去的信任、国家社会化共同构成了我国档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根据交易费用理论，比较成本是档案制度变迁的经济动力

交易理论认为，交易费用是使用市场机制时发生的“制度费用”，交易费用包括一切非鲁滨逊经济中出现的费用，即为了冲破一切阻碍，达成交易所需要的有形及无形的成本。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即节省交易费用；不好的经济制度则会提高社会的协调成本，即增加交易费用。档案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成本，即档案制度费用，主要包括②：1.原有档案制度的沉淀成本，即由旧档案制度的滞后所造成的社会损失；2.新档案制度代替旧档案制度的替代成本，又称档案制度实施成本，即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所说的“学习新制度以对新的和从未有过的事情作出恰当反映的成本”。③即对新档案制度要成立机构进行搜寻、探索、实践、分析总结以及宣传、安排推广档案制度过程中所付出的社会成本；3.档案制度转变前后的摩擦成本，即布罗姆利所说的“制度创新还受到达成社会一致的成本的巨大影响”，即新旧利益主体之间以及新利益主体之间在认识上或利益上的摩擦，从而阻碍新制度运行和社会发展，形成制度的摩擦成本以及宣传教育或利益调整成本。因此，档案制度选择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成本选择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档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政治资源，被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且这种资源的利用也完全依靠国家意志，无法从经济层面解读档案制度，或者说成本极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档案作用的发挥完全取决于政府，政府的态度决定档案开放程度，政府的效率决定档案利用效率，也就是说，由于国家与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且每个人的偏好是不同的，要达成一致意见，不仅成本很高，而且很可能会陷入“阿罗不可能定律”。

档案制度变迁的目的是在于通过新的档案制度设立，为社会公众提供更经济、更便捷的档案利用路径，创造一种更高效、更公平的档案制度环境。但是目前的档案制度却存在若干人为制造的政策障碍，如档案信息传递障碍、档案制度腐败等，由此产生档案制度变迁费用和成本过高；而且目前的档案管理是小规模管理模式，重建设、轻利用，投入大、产出小，效益低下，在组织、管理、科技、资源运用等方面同现代社会极不适应。因此，新的档案制度产生必须以社会成本的节约为出发点与归宿点，通过信息化手段使资金、科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降低档案开发利用成本，增强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

二、根据公共服务理论，提供更多优质服务是档案制度变迁的社会动力

根据公共服务理论，国家或政府是基于公共秩序和公共产品而产生的，其存在的逻辑是人们为了节约达成公共秩序和公共产品的契约的交易成本而让渡一部分公民权利组成的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本质所在，任何政府都是以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形象出现的。可以说，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公共产品。

新公共管理倡导者们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或“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善于治理的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应引入竞争机制，并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成功方法，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使政府具备“顾客意识”，并重视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对比。

从公共事务服务的角度来看，档案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具有公民私物品属性，但无论是作为公共产品的档案，还是作为私人物品的档案，都应为人类服务，服务性是档案存在的终极价值。然而，现实中阻碍档案制度变迁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档案的神秘面纱还没有被揭开，档案的工具性还比较强，档案的利用价值和效益还比较低。而公共服务理论恰好为档案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价值观被重新审视和校正。档案从过去只是单纯地面向政府扩大为面向社会公众，单纯地为政治服务转为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从过去的封闭、被动、滞后型转为开放、主动和超前型，为社会公众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让利用者满意，使档案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就是档案制度变迁的社会动力。

三、根据普遍信任理论，找回失去的信任是档案制度变迁的政治动力

“制度能否被信任，取决于它们是否被形成结构，以致它们能够通过推理诉诸其构成规则。在那些没有持续地诉诸这些规则的地方，普遍信任的基础受到削弱。”④“信任一项制度”不仅意味着对制度本身的了解或熟悉，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制度效力的认可，对制度制定者的制定权的认可。我国目前的大多档案制度都是由政府制定，这也就意味着信任档案制度也就是信任政府，信任政府当然应该信任特定政府的规范性主张。从理论上，档案制度作为规范个人、组织与国家关系的一项公共政策，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所有人的遵守和信任，但是目前的档案制度并非如此，档案造假现象层出不穷，档案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再加上现代社会要素和信息的流动大大加快，人们对于档案制度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人们对档案制度的普遍信任。因此，档案制度变迁重要动力之一就是找回失去的信任，即通过重构社会信任格局，诱导性或强制性地把个人、组织与国家的非信任状态转化为完全信任状态，在社会中为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提供恒久的、可信赖的制度保障——信用档案制度。

四、根据公民社会理论，国家社会化是档案制度变迁的微观动力

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公民社会就是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是与国家相对等的一种实体，是联系个人和国家的媒介和桥梁，是形成稳定而长久的自由、宽容和社会参与的政治模式的社会资本。⑤在公民社会中，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及公众领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平衡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关系，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平等对称，公民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我国社会部门分布呈现一种非平等、非对称的金字塔型关系，即通常所说的“政府办社会”和“社会国家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档案制度充当了国家控制社会和公民的工具角色。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有赖于一个强壮公民社会的存在和运作，使得市场和国家权力之间，以及不同经济成分、利益集团之间构筑一个相互交流、协调、缓解矛盾、推动合作的公共空间，使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由传统的“社会国家化”向“国家社会化”转变，必须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这样既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又不至于令国家在市场面前无所作为。因此，目前的档案制度必须从传统的“单位所有”转向“社会所有”，明确界定档案保存、公开、管理与利用的责任，充分实现档案资源的持续保存和最优利用，只有这样，档案制度变迁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繁荣昌盛。

注释：

①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11):384.

②陈潭. 公共政策创新的理论逻辑——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为个案理论探讨. 理论探讨[J]，2007(5):143-148.

③蒋青.世界一流经济学名著精缩[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407.

④［英］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华夏出版社,2004:7.

⑤汤润千.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5-12.

完善投入机制,促进创新驱动 篇3

关键词：创新驱动战略,自主创新,信息资源共享

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促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重要是在于进一步完善投入机制,健全以市场为导向,政府支持引导,企业内在动力和活力增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融资渠道畅通的区域性创新体系。

一、政府应当发挥对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

要进一步增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就要不断加大对科技支持的投入力度,并把科技投入作为政府预算的重点,形成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为企业自主创新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政府要增强服务企业创新的能力,发挥好在服务科技创新中的引导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

一是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通过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设立创新基金、奖励基金、担保基金、贴息资金等,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与再创新,起到小投入大创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二是建立高水平的研发平台。积极引导生产企业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联系和协作,建设起能够面向本系统、本行业的科技服务平台,合作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消化、研发和推广等科技活动,以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增强本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三是进行专业辅导培训。通过专业辅导培训,使有潜在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成果、专利技术尽快转移到生产企业,加快技术成果、专利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过程,推动科技人员成功创业和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快速成长。

四是要为企业实施自主创新提供人才保障。科技人才是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企业只有拥有了创新型人才,企业的自主创新才会有人才保障。政府应想企业所想,为企业引进人才提供便利条件,为储备创新人才提供政策支持。同时地方政府要完善地方教育体系,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多层次的技术人才。

五是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根据不同类型企业落实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的创新和研发投入所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投入所占销售收入比例,科技型初创企业研发经费所占销售收入比例超过国家规定最低标准部分形成的生产能力所获利润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减免税,由企业自主支配,增加科技投入。对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产生的各项费用,要依据相关规定可享受税前抵扣等优惠政策。

二、企业要增强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同样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要市场竞争中有所作为、赢得市场竞争主动权,就必须发挥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增强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一是健全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有条件的企业,即那些具有一定生产规模、专业技术人员也较多的企业,要不断健全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在创新基金的筹集上,允许这些企业通过发行研发债券,利率由企业自主决定,形成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科技投入体系。

二是完善企业内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把科技人员的实际贡献和劳动成果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未来发展联系起来,确保为企业科技创新做出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获得较多收入的同时,还要以技术、专利入股的形式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从而更好地发挥企业科技领军人才大胆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是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企业要及时发布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和所需的新技术,使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能够通过技术转让、专利、人才参股的方式与企业开展技术交流和合作,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用最新的新技术和新设备,生产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

四是加强企业间的合作。有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要完成一项科技项目是比较困难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通过合作,实现企业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赢得更大竞争优势,就要就共同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联合攻关、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科技创新成果,以弥补单个企业因人才、资金不足,科技创新活动难以正常进行的问题。

五是力争成长为上市公司。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要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完善财务制度,建立科学治理结构,使生产经营活动符合上市要求,成长为上市公司,以便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

三、金融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加大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就要要围绕政府的财政资金投资方向和企业科技创新所需,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的融资机会,实现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紧密结合。

一是满足企业对金融产品的需求。通过开展知识产权、股权以及其他担保方式,满足企业科技创新多方面的金融需求。通过发挥金融企业在信息、网络、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结算、咨询、理财等方面的服务。

二是探索科技贷款的多种实现形式。金融企业既可在内部设立专门从事科技贷款的组织机构,实行独立的内部管理模式,也可使金融企业作为出资人发起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贷款组织,并实行差别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轻企业利息负担。

三是实现金融企业间信息资源共享。为消除金融企业间的盲目竞争,就要加强协作,实现各种信息资源在金融企业间共享。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可以避免在各种信息资源收集上的不必要的时间浪费,降低收集企业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也能有效防止那些市场竞争力弱的企业在不同的银行开户,骗取银行的贷款。同时,各金融企业通过协商联合起来向对一贯信誉良好的企业发放贷款,能够确保这些企业在资金有保证的基础上科技创新活动的正常开展。

都市经济体驱动机制的北美视角 篇4

这些充满生命力的都市经济体的共同特征：博采众长而非闭门造车；创业家精神而非官僚文化沃土；相互通联而非等级隔阂。

都市经济体扶摇直上的统治性地位往往得益于其超强的“集聚效应”——他们能够多大限度地集聚创新型企业、高水平的产业工人、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们，以及支持性服务机构群汇聚于一地，那么该地区经济网络的良好运转就会有成正比的发展空间。

更有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城市与大都会地区往往也是社会人口特征变迁的显像镜。來看美国，由单一种族占国家人口多数的状况正在迅速式微（而这一趋势在不少大都会地区中发展更明显），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更趋于种族与文化多样化、老龄化，等等；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日益提高，技能也更趋多元化。

那么，城市与都市经济体何以（替代国家）成为经济发展引擎？究其内在的驱动机制，我们不难发现资源的传导、话语的传递、乃至经济前行的内生动力等，都已今非昔比。

北美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城市更多被视为是一个个低存在感的选区，而不是经济的主体。那个时期，如果说城市只能倚赖其“最大的财政投入者”（中央政府）为其打造基础设施、住房和社会人力资本、创新等等的话，那么城市为竭尽所能争取到中央政府的补贴而迎合后者的发展战略、路径乃至热点等，则不足为怪。

而如今，城市与大都会已然变身为议程设置的主角，它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推动公共产品的转型化投资，使之更与私营部门的投资与增长共生共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如今的都市经济决策者图谱中，不仅仅包括了市长、议员们，更有来自公民社会、工商界、教育界、以及慈善界和劳工领域的精英群体，他们将集体智慧与能量汇聚到都市经济的创新驱动轮上，并为涉及都市发展的重大事务献策。

与此同时，现代产业的特征由过去的“标准化、集中”而转变为“个性化、灵活分散、以知识为本”。信息交流、联合创新，经济体中各个利益群体间合作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历史上，政府的核心职责即是颁布法律与法规，在此操作过程中，制度刻板毫无自由度可言，遵循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相比之下，城市和大都会地区往往更以行动为导向，他们重视社会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只重规则颁布，经济发展中的自我调适能力尤为突出；他们也更加乐于激发最佳实践，奖励那些敢于挑战、有执行力、能递交出答卷的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都市经济时代，来自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建言”力量也更能在公共政策上发挥影响力。例如，通用电气集团CEO杰夫·伊梅尔特作为美国总统就业与竞争力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多次表态称，对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在2020年前至少应上升到GDP 3%的水平，才能得以维持美国全球创新霸主的地位。包括弗里克斯·罗哈廷在内的另一批商界大佬则是忠实的国家基建银行的拥趸，他们力促将公共资源与私营部门的资本杠杆结合，进一步投资创新型、战略型的产业。而陶氏化学CEO利伟诚则一直倡导“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体系”在全美的社区学院广泛推广，为美国现已回升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储备技能相当的劳工群体。

诚然，过分低估国家安全网在都市经济体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样是危险的。纵观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为如今成为明星的都市经济体——在基础设施方面——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投入，这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保险体系以及公共设施、支持性服务机构，等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在基础及应用科学领域的巨大投资、以及给予公立大学的慷慨资助等，如今的硅谷、三角研究园、波士顿大都市区等能有今天的瞩目成就。

放眼未来，各个发达的都市经济体若想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还是离不开中央政府的远见、作为与政策——可涉及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改善贸易协约、推进移民改革、改变对外资的市场开放度，等等。毕竟，全球化时代的都市经济将更受益于无壁垒的物流、服务流、知识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的畅通贸易，而显然，就如同洛杉矶不可能越俎代庖地为美国制订新移民政策，波特兰也不可能来决定美国新的贸易协定的框架，迈阿密也不可能来书写反垄断法的具体条款……（Tan Chuan Kiat对本文亦有贡献）

低碳农业的利益驱动机制 篇5

关键词：低碳农业,发展动力,利益驱动机制

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正成为全世界民众关注的焦点, 也是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课题。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 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 加快低碳农业发展步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而低碳发展模式让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低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效决定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形成的新利益格局中的地位。目前, 我国低碳农业的发展在试点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低碳农业无论是从发展实践还是从理论研究上来看, 均落后于工业和服务业, 而且当前对发展低碳农业的背景、意义、模式和经验等研究较多, 对低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研究甚少, 正视和重视这些问题并“对症下药”以形成完善的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是促进低碳农业长足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简述

低碳经济是追求温室气体最小化排放的一种高能效、低资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暖、建设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 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国作为世界主要的农业大国, 而且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是巨大的碳汇系统和温室气体的第二大重要来源, 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 加快低碳农业发展步伐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是指影响低碳农业发展各相关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而形成推动低碳农业发展所需动力的产生机理, 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任卫峰认为, 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构建相应的金融性激励机制;[1]刘传江认为, 发展低碳经济的手段应该是“一主两翼”, 即以市场手段为主, 以政府手段和道德手段为辅;[2]普雷斯科特指出, 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 而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和财政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3]但首要和本质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必然需要经济手段来解决。当然, 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情况下, 还需要其他手段加以辅助, 将其他激励约束措施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利益的刺激, 形成强大的利益驱动机制, 才能促进作为低碳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和居民自觉地发展低碳经济,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低碳农业发展动力机制存在的问题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低碳高效农业是转变农业生产模式的当务之急。低碳农业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发展动力机制而导致发展动力不足, 大多尚处于试点阶段, 大面积推广还存在重重困难。

1.缺乏健全的政策体系

发展低碳经济意味着传统价值观的改变, 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作稀缺资本, 通过法律和政策规定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之间的不对称性, 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改变地方政府的考核体制, 从而促进地方政府转变片面注重经济增长的行为方式。但我国缺乏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健全政策体系,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完全的经济效益导向、资源价格形成、生态补偿和有效监督监管等机制, 规划、财政、货币和产业等政策工具之间未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加上一些政策缺乏可行性、可操作性、连续性和全面性, 甚至一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间还存在矛盾和冲突, 使得政府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以GDP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 导致环保部门比较积极努力, 而经济部门则相对消极松懈, 地方政府在政绩的驱使下, 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出现矛盾时, 往往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因此, 尽管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 低碳经济发展成效并不显著。

2.缺乏有效的科技支撑

技术进步理论认为,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沿着固定的轨迹或路径发展的, 具有路径依赖与锁定的特点。[4]在低碳农业技术领域, 经过多年的探索, 在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测土施肥、垄作免耕、节水灌溉、养殖粪便处理、病虫害生态综合防控和低产田改造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由于长期的路径依赖导致技术锁定, 造成许多有效的低碳技术未能得到很好的应用和推广。仅仅有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不能形成科技支撑, 还需要有采用先进技术的驱动力量, 否则先进的技术可能沦为“摆设”。在我国农村地区,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占主导地位而使采用替代技术的经济效益不明显, 受人多地少矛盾的制约, 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区, 增加播种面积、提高单产被认为是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主要措施, 因此退耕还林还草、减免耕、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的低碳生产方式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 由于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 导致农村劳动力大为减少, 农业被边缘化, 只有简单省时省力的农业耕作技术深受农民的欢迎, 极易为农民所采用。所以, 一方面, 虽然低碳农业技术较多, 但适合农民耕作习惯、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的低碳技术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采用低碳替代技术的外生变量推动, 因此, 尚未形成有效的科技支撑体系, 不能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支撑。

3.缺乏有力的社会推动

低碳经济的社会推动是社会公众及组织践行低碳经济理念的综合体现。一些人认为, 推进碳减排, 控制气候变化是国家的事情, 与自己无关;一些人认为, 发展低碳经济主要是工业的事情, 发展低碳农业对改善气候条件贡献不大, 这些对低碳经济、特别是低碳农业的片面认识导致社会推动力量不足。一是社会对发展低碳经济、发展低碳农业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之一, 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 但这一现象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二是由于宣传不够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普通居民特别是农民不容易获得低碳经济的信息资源, 导致对发展低碳农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低碳生产和消费意识不强, 社会参与意识薄弱。三是缺乏民间的、非官方的群众性的低碳促进组织, 造成中间环节缺失, 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推动低碳农业发展的尴尬局面。

4.缺乏高效的市场手段

低碳农业作为一种经济形态, 促进其发展最主要的手段是市场手段, 但目前缺乏高效的市场利益驱动机制,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家许多资源价格偏低, 采用低碳农业替代技术不经济, 导致一些减少碳排放、增加固碳能力的技术无法得到利用。二是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偏低,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仅造成农业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较弱, 而且使消费者对农产品价格的认识形成了定势, 导致低碳高效农业发展缓慢。三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投资、消费和税收等方面向低碳农业倾斜的力度远远不够, 无法对低碳农业的正外部性进行合理的调节, 造成企业涉足低碳农业的意愿不强, 动力不足。

三、低碳农业利益驱动机制的完善措施

发展低碳农业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利益驱动机制 (见图1) , 低碳农业作为一种经济形态, 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和农民, 只有具备足够的经济利益刺激, 才能形成发展低碳农业的内在动力, 企业和农民才有发展低碳农业的积极性。

1.政策推动

从哲学的层面来讲, 内因起决定性作用, 外因影响内因, 因此, 应将政策、制度等外部因素转化为内在的利益。当某种制度能使经济主体获得预期的最大利益时, 就会使其积极作为, 以适应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政策推动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举措构建低碳农业的利益驱动机制, 保证企业、民众从低碳农业的发展中得到实际的利益。一是建立低碳农业发展基金。对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提供资金支持, 对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低碳农业项目进行补贴。二是制定支持和鼓励企业和民众参与发展低碳农业的经济政策, 包括制定税收政策, 对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涉农企业征收环境税, 对实施低碳农业技术、有利于改善气候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通过征收碳产品税, 使得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 以矫正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之间的差异, 实现私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统一;制订财政政策, 政府投资兴建大型低碳农业示范项目, 强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低碳农业的投入力度。

2.需求拉动

低碳农业的需求拉动力量主要来自于政府和居民两个方面, [5]所以,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及需求拉动作用。由于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全球性, 各国政府有减少本国碳排放的需要, 而对于我国而言, 实施低碳农业是减少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可以为我国实施低碳外交奠定基础。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低碳农业技术研发及应用扶持制度、低碳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对低碳农业的需求度从而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是充分激发居民对低碳农产品的消费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逐渐成为一种自发和自觉的行动, 可以在此基础上借助低碳消费理念的宣传和低碳产品标示制度等进一步提高居民对低碳、绿色农产品的需求。

3.机遇促进

全世界对气候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为发展低碳农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首先是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一味追求经济增长, 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如全球变暖、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 特别是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 对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影响危及人类健康与生命, 甚至会带来不可恢复的或毁灭性的灾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某个国家所能做到的, 必须依靠全球共同的努力, 全球对气候问题一系列共识为共同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其次是国际碳排放及交易制度为我国发展低碳农业提供了极大的压力和动力。气候政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部分, 这形成了我国发展低碳农业的外源性动力。近年来,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在气候变化、高碳排放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施压, 将一系列环境问题主要归咎于发展中国家, 力图确立世界低碳经济的国际气候体制, 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形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碳减排责任承担机制。我国承诺延缓二氧化碳的排放, 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40%~45%。再者是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对发展低碳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大量采用, 农业对化石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 而化石能源是一次能源、不可再生能源, 我国储存量十分有限, 其价格必然不断攀高, 因此, 发展低碳农业、促进能源需求结构转型, 不仅对于保障能源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且可以通过抑制能源需求而降低能源价格。耕地的减少和化肥、农药的使用对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发展低碳高效农业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举措。

4.金融服务

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 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构建相应的金融激励机制。在市场机制下, 政府利用限额排放交易制定一个金融创新体系是一个极好的举措。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虽然没有减排约束, 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 已形成碳交易市场的雏形。做好这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 首先是确立碳排放权。碳交易市场是以碳排放权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 是以碳排放权的确认为前提, 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目前, 国际上的碳交易市场主要是指两个发达国家之间或多国集团内部的国家之间碳排放额度的买卖市场, 通过碳交易可以使那些难以完成碳减排任务的国家, 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以确保在总体上完成碳减排任务。其次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开放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允许国内企业对从政府环保部门获得许可的碳排放量进行交易。这一方面可以使那些环保措施好的企业将节约的碳排放量卖给一时无力整改的超排放企业, 使卖方以获得的碳减排收益作为碳减排投资或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回报;另一方面, 买方可以用购买的碳减排额度弥补碳减排指标的不足, 以作为对生态损失的补偿。开发碳交易市场不仅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 也使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

5.创新带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离开了低碳技术的支撑, 发展低碳农业就是空谈。低碳农业是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不仅像生态农业那样提倡少用化肥农药、进行高效的农业生产, 而在种植、运输、加工等过程中电力、石油和煤气等能源的使用都在增加的情况下, 低碳农业还更应注重农业整体能耗和碳排放的降低。这就要求不断推进低碳农业技术的创新, 加强以新型育种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农业生产废料的再利用、立体农业多种模式的尝试等为基本内容的低碳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6.人才支撑

人才是推动低碳农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经过对农业经济问题的长期研究发现, 促使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已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或金融资本投入的增加, 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发展低碳农业主要需要三方面的人才支撑:一是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发展低碳农业意味着传统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改变, 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对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拓展低碳、绿色农产品市场空间的发展潜力。二是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人才。目前, 实用的低碳农业技术相对较少, 存在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批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人才, 而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前提, 因此, 必须要打造一支低碳农业技术研发队伍。在此基础上, 鉴于低碳农业技术推广中面临的种种制约, 还需要培养一支低碳农业技术推广队伍, 将低碳农业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三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 多数农民无力负担日益增长的教育和培训费用, 而农民中敢于尝试新技术的往往是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因此, 要通过培训、观摩等方式全面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 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任卫峰.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 2008, (03) .

[2]刘传江.低碳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中国低碳道路的选择[J].吉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3) .

[3]普雷斯科特.低碳经济遏制全球变暖——英国在行动[J].环境保护, 2007, (6A) .

[4]熊鸿军, 戴昌钧.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与锁定及其政策含义[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11) .

创新驱动发展与模块化机制 篇6

创新的关键在于长效激励机制的构建。目前, 我国缺乏一套能够顺畅有效运行的机制, 不能满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需求。西方在前五次科技革命中探索出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不论是宏观层面的产业集群理论和分布式创新理论, 还是微观层面的模块化运行机制, 都为我国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纵深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提供了诸多有益镜鉴。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必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 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龙头, 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是衡量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知识产权是维护国家利益、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武器, 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对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和利用, 知识产权战略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对于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起着基础性作用。

缺乏有效运行机制是阻碍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症结之所在, 对科技创新主体的奖励、认可及成果保护都需要大幅度增强时效性。只有使创新主体可以充分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 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才能激励创新主体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智力成果的创造中去。因此, 要激发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就必须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通过细化实施步骤, 纵深推进知识产权战略。为此, 引入模块化理念, 提出构建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模块化运行机制, 该机制包括三大结构模块:以提升协同创新能力为重点的创新主体模块, 以促进创新成果应用与产业化为重点的服务保障模块, 以有效遏制侵权行为为重点的成果保护模块。

第一, 以提升协同创新能力为重点的创新主体模块。

科技创新活动的复杂性, 研发活动的高投入、高风险以及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 迫使我们更加注重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协同是系统中诸多要素或不同子系统相互协调、合作及同步的过程, 是系统整体性、关联性的外在表现。

开展协同创新, 关键在于知识协同。知识协同的本质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各自拥有的隐形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换与提升。知识协同包含诸多的反馈与回路, 是各种知识流在创新主体中的各种组合。同时, 根据知识互动的正式化程度、隐性知识的转移、人员接触方式等可以区分专利许可、联合研发、共同参与会议、学术创业、非正式研讨、通过项目培训学生、人员互流等16种知识协同形式。提高知识协同能力具体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通过立法赋予企业创造知识产权的主体地位。积极与相关国际条约相衔接, 重点解决高新科技与知识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涉及的版权创造、运用、保护与管理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市场主体权益, 准确界定和规范其行为。

增强相关立法的透明度, 积极拓宽企业、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重视健全与知识产权保护特点相适应的立法机制, 不断提高相关立法的质量和效率。加快对不合时宜法律的修改, 保证法律“常修常新”, 保证法律规范科学高效运转, 确保及时有效地规范和调整知识产权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日本为应对信息社会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 非常重视知识产权法律的及时修改。

应由企业主导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全过程,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企业作为重要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 现阶段应主攻什么技术、何时转化、怎样实施转化等应由企业自主决定, 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链的主导作用。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 发挥好国家科研院所的骨干和引领作用、高等学校的生力军作用。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明确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 引导企业更多关注和投入原始创新, 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能力。引导资金、技术、项目、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重点攻克核心和关键技术, 推进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优化区域创新资源配置。围绕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完善院地合作布局和组织框架。完善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创新中心的机制, 推动北京、上海等有条件的发达地区率先成为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功能区, 加快推进创新资源和要素向区域特色产业集聚, 发挥好集聚辐射带动作用, 吸纳高端创新人才。支持科研院所、大学结合自身优势, 通过联合建立创新集群、研发机构、转移转化平台等, 与区域创新要素紧密结合。

二是制定和实施专利战略。以提高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专利的拥有量为目标, 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专利权创造, 提高专利授权标准, 保证专利授权质量, 由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 提高专利的技术含量, 推动专利的产业化和标准化。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 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大学联合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相关应用基础研究, 形成一批具有跨越发展优势的核心专利技术, 支撑高新技术与新兴产业发展。

德国的创新活动导向性的突出特点是以企业发展为目标,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德国联邦政府主导组建了“经济界科研联盟——面向未来市场的科技研发”, 负责“高科技战略”的具体实施和发展规划, 同时在跨部门沟通基础上听取和处理来自不同行业对推进科技创新的意见和措施。

三是制定和实施品牌战略, 以国际知名品牌的拥有量为目标, 激励商标品牌创新, 实行绩效管理。推进自主商标培育工作,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 坚持自主创新中国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充分发挥产业集群优势, 推进产业集群商标和区域品牌集群建设;加快创立和培育现代商贸、专业市场、物流、金融、信息、旅游、餐饮、房地产等服务品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自主培育、国际并购等多种途径实现品牌国际化;加快出口名牌建设, 着力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四是制定和实施版权战略。以增强内容创新为目标,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鼓励版权创造、促进版权运用、强化版权管理。通过立法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的版权保护,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保护方面存在诸多法律空白。在我国, 文化创意版权所有者们面临的是一种‘无法可依’的法律真空状态, 创意及创意产业呼唤立法的保护。”“在保护知识产权、激励技术创新的同时, 对政府设定效力更高、规范性更强的法规约束, 明确政府工作原则、职责范围和法律责任, 从而顺畅引导政府及时有效地制定并落实文化创意产业的配套扶持政策, 保障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和可控性”。

制定针对服务提供者、著作权拥有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准则, 以保证在线音乐、电影和游戏内容得到广泛传播时, 有效保护作者版权, 平衡知识创造者、传播者、利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展优秀出版物和原创影视作品的输出工作, 发展软件产业和网络工程等技术版权产业, 集聚文化资源, 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扩大中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五是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事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政府间的会晤与合作, 加强国际组织的指导与协调, 紧密结合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的最新动向, 积极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事务的交流与合作, 争取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的修订和制定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掌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话语权。加强传统资源和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 推动在传统中医药、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地理标志等领域对中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资源的国际保护。

第二, 以有效遏制侵权行为为重点的成果保护模块。

一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在现有机构设置框架下, 整合已有的知识产权执法力量, 建立专业、高效、联动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是增强基层执法力量, 改善行政执法条件, 提高行政执法能力的较好选择。

实行打击与防范相结合、日常执法与专项治理相结合、重点整治与营造环境相结合, 加大行政执法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 震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违法者。针对反复侵权、群体性侵权以及大规模假冒、盗版等行为, 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加强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举报投诉制度, 畅通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救济渠道。

二是推进“三审合一”审判模式改革, 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解决行政、民事和刑事交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了设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战略构想,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第 (45) 项中规定, “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 优化审判资源配置, 简化救济程序。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研究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审理管辖权问题,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审判机构, 充实知识产权司法队伍, 提高审判和执行能力。”此后,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5条规定, 积极探索符合知识产权特点的审判组织模式。按照《纲要》要求, 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审判庭, 尽快统一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案件的审理分工, 优化知识产权审判资源配置, 实现知识产权司法的统一高效。

虽然国务院颁布的《纲要》中提出了“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的要求, 但《纲要》并不能替代法律, 立法机关应更新《人民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 为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模式提供法律依据。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审合一”, 需要配套措施的完善, 否则其将由改革的助力变为阻力, 如法官司法能力、证据的收集与规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所涉及的问题, 以及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和看守、罪犯的减刑等诸多专业问题都需要配套改革。我们可以通过推行“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模式, 逐步建立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协调机制, 统一司法标准, 探索符合知识产权审判特点和规律的专业化审判制度。

日本为了实施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早在2005年4月就建立了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中国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同样也需要改革知识产权审判体制, 而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或者上诉法院就是一项最重要的措施。

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效益的角度而言, 专业化审判制度也是高效益的审判模式, 知识产权庭审理这类案件更容易抓住案件的重点和难点, 通过其专业知识, 查明事实, 准确适用法律, 从而节约诉讼成本, 提高审判效率。

三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联动保护机制, 惩治和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搭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 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的信息沟通,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的作用, 健全案件交办机制, 整合执法资源, 完善执法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违法犯罪中的重要作用, 加大刑事司法打击力度, 形成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高压态势。

行政执法是知识产权执法体系的重要环节。TRIPS协定第41条到第62条对缔约方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诉讼提出了许多要求, 占条款总数的30%。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的重点是移送案件, 确保涉嫌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做到“执法必严、有罪必究”, 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

四是加强知识产权行业自律。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及各类工商组织整合行业内的知识产权资源, 根据行业发展的要求, 制定知识产权的行规行约并组织实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协调会员之间、会员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会员与消费者之间的知识产权争议, 指导企业协商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五是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是一种旨在防范和应对侵权的公共服务, 是为知识产权执法程序涉及的当事人提供服务, 在实践中, 如果维权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能参与中心合作单位援助的专利纠纷案件, 既可以了解援助案件的全部案情, 又能有效监督维权援助中心合作单位开展援助的服务效果。设立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相关的信息咨询、法律咨询等服务, 帮助企业防范和应对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加强对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及规则的研究, 建立科学决策、快速反应、协同运作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机制, 帮助市场主体依法应对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第三, 以促进创新成果应用与产业化为重点的服务保障模块。

一是推动科教融合, 促进知识产权的综合运用。开放共享科技基础设施, 加强人才交流合作与培养, 加快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应用。制定科学、合理的科技资源使用评价标准和监督奖惩办法, 保证科技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以知识产权为纽带, 以资本为要素,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激励政策, 畅通创新价值链, 实现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利益共享。引导和推动企业综合运用各类知识产权, 加强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的协调运作。充分发挥专利的技术支撑和商标的市场价值实现作用, 加强专利保护推动技术创新, 培育知名商标提升产品附加值, 实现技术创新专利化、专利成果品牌化。

二是加快专利技术产业化。加快建设一批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国家专利技术展示交易中心, 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和产业化。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发明人实施专利技术给予重点支持, 促进一批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实用专利技术产业化。鼓励企业对具有市场前景的专利成果深度开发, 以提高密集型商品出口比例, 最终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是发展知识产权服务市场, 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逐步制订创新服务检验检测标准, 提高科技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建立全国创新调查制度, 逐步完善全国创新能力要素数据库建设, 有针对性地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开展各种形式的、广泛的创新合作, 尤其要重视科技社团在其中的作用。

四是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服务平台。加强对国内外相关知识产权状况信息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 开展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技术领域和出口产品的知识产权预警工作。制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 帮助企业从被动应对纠纷转变为主动防御海外知识产权风险, 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信息收集、分析、发布和反馈的机制, 扶持引导企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合理规避境外企业的知识产权诉讼。

五是完善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依托国家专利、商标、版权等数据库资源, 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及时、准确、便捷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加快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和行业、特色产业专利信息库建设, 构建专利信息公共服务基础网络、数据平台和应用系统, 促进专利信息在技术创新和经济活动中的有效利用。

六是建立知识创新奖励与资助制度。发挥知识创新激励功能, 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时间内赋予创造者对其创造成果享有专有权, 为创造者提供最经济、有效和持久的创新激励动力, 即所谓“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依法建立利益分配与奖励制度, 对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推广过程做出突出贡献的相关人员给与多种形式的奖励;安排专项资金, 对相关产业发展予以支持, 推进重大技术成果产业化, 激发创新活力和动力。

市场驱动机制 篇7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 科技的重要发展都会引领经济甚至社会各方面的重大变革, 而科技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对它的规范和保障。因此, 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 必须要下大力气开展并尽快完善科技法制的建设工作, 充分的发挥法律对创新驱动的机制保障功能。

一、创新驱动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的相关理论概述

1) 创新驱动的概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是新常态的时代背景, 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的动力, 其核心思想是以市场需求和产业化发展为导向, 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意识, 加强对创新活动外部环境的设计和优化, 推动产学研合作, 确实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不断提高创新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 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2) 健全创新驱动法律保障机制的必要性。科技创新需要资金投入、创造研发条件、成果推广应用等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 需要很多方面尤其是法律制度的激励和保障;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科技创新成果, 承认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 保障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使社会形成自觉的、普遍的创新热情;需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法来保护科技研发者的成果, 需要加强落实保密法来维护我们国家通过不懈努力才在某些方面确立的科技领先地位, 要通过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确保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手段;我们不但要在立法中明确保障资金投入、研发条件, 而且要对成果应用进行制度规范, 要避免对科技成果的不当应用, 确保科技成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恰当的使用。

二、我国创新驱动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

1) 创新保障和激励制度落实不到位。目前, 虽然中央层面已经出台了关于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 但在制定具体的配套实施措施方面, 各地、各单位之间做得参差不齐。相对而言, 沿海发达省市和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做得稍好, 中西部地区和传统行业的配套措施制定的不够完善。在配套政策落实方面, 问题更加突出, 大部分省市、科研单位、大型企业都缺乏完善的成果应用和创新奖励落实机制, 没有充分发挥出制度应有的激励作用, 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深层次挖掘技术创新的潜力, 不利于新兴产业的长远发展, 不利于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2) 创新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在当今时代条件下, 单纯依靠资源禀赋和企业实力是无法保持持久强劲的创新动力, 创新环境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尤为重要, 甚至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 我国创新环境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 缺乏高效的政务环境。近年来, 我国一直努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但因受落后行政观念的影响, 有些政府部门仍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 主动服务地方创新发展的意识不强, 行政效率低下;其次,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不能有效满足国家创新发展的需要。此外, 市场环境建设不够完善, 诸如假冒伪劣、交易欺诈、不守诚信等市场败德行为还依然很多;最后, 金融环境也不容乐观, 企业创新活动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 但由于创新活动风险较高, 企业在这方面的融资相当困难。

3) 对创新成果保护力度不够。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但侵害知识产权的现象仍然触目惊心。其根源在于, 国家虽然加大了宣传力度, 也加大了查处力度, 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 对这种行为的处罚并不太重, 侵权者的侵权成本低、责任小, 因此屡禁不止。与之相反的则是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诉讼举证难, 科技工作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应对这些, 只能寄希望于监管部门, 而监管部门的工作不力更严重挫伤了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

当然, 知识产权有它的特殊性,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关知识产权的监管执法、司法审判都要求有一支相对专业的队伍来专门处理, 除按照正常的执法、司法程序运行外, 还要运用其特有的工作程序, 遵照其特有的程序要求。发达国家和地区因市场经济运行的时间较长, 在处理知识产权问题时也相应的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专门设置了有知识产权法院专门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4) 对科技工作的细化评价机制尚不完善。目前, 国内不少大中专院校和专门科研单位的评价导向都存在着论文打天下的现象, 在对科技创新的奖励方面、在职称的评定方面, 都将发表论文情况放到了决定性位置, 对科技成果的实用型和可操作性关注不够, 没有建立产学研一体的科学分配机制, 缺乏对科技成果的细化评价和奖励机制, 有些单位虽然制定了一些奖励政策, 但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体制的障碍, 这严重影响了科技工作者主动面向社会需求开展科研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 国家对孩子从小树立创新意识、开展创新教育、培养创新能力的努力还十分不够, 国家的教育体制还相当落后,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还需要国家和教育工作者下更多的力气才能有所成效。在人才成长发展的过程中, 对创新人才宽容、保护和激励的社会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动态有序的人才配置市场需要真正建立。

三、创新驱动法律保障机制的改革路径研究

1) 提高对创新驱动法律保障机制的认识。要在不断深化各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相关人员对创新驱动重要性认识的同时, 加大普法知识的宣传力度, 提高人们关于科技创新类法律法规对于促进科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

2) 完善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立法工作。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 一定要逐步健全完善科技法律法规尤其是配套落实制度, 要充分发挥创新评价和激励机制的重要作用, 想方设法营造出易于自主创新生存的优化环境, 不断壮大科技创新工作者队伍, 提升创新成果的质量, 积极推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营造出宽容、鼓励和帮助科技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

3) 重点健全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制建设。健全、细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 要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 提高损害赔偿的标准, 增加侵权者的违法成本, 完善赔偿制度, 降低科技工作者的举证标准, 加大监管部门的举证义务, 完善司法审判程序, 提高判决执行的可操作性, 完善维权机制。

4) 切实加强反垄断执法。对于垄断行业, 要加快改革步伐, 引入竞争机制, 建立适合科技创新的竞争有序的行业环境。推动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 研究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推动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反垄断执法, 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分析研究, 密切关注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经营者涉嫌垄断行为, 执法人员要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 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 要依法查办有广泛影响的价格垄断案件, 并公开曝光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 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拓宽空间。

5) 以法律形式健全人才考核评价制度。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确科技创新人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健全公平合理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打破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域之间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 务必使人尽其用, 安心的扎根于创新工作。

6) 依法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加强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行政综合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 相对集中执法权, 推动综合执法和执法力量下沉。实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推进事业单位综合设置, 逐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总量。要切实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加快推进省管县的改革步伐, 最大限度向县级政府放权分权, 凡是能下放到县级政府的职权全部下放。深化提升审批效能的体制革新, 落实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再造, 动态清理审批事项, 进一步推进服务提效。健全审批中介组织监管机制, 限期实现与行政机构脱钩, 着力规范中介机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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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研究 篇8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西方学术界兴起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C orporate Social R esponsibility) 的广泛研究和讨论。1953年, B ow en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Social R esponsibilities of the B usinessm an) 》一书中系统提出C SR企业社会责任 (C orporate Social R esponsibility) 这一说法, 代替了原有的Social R esponsibility of B usiness的说法, 其系统的理论阐述引发了业界巨大反响。自此,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 研究课题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情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财务绩效相关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非财务业绩的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可等等。

虽然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争论, 学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涵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一般来说, 企业社会责任促使企业以超越合法合规要求及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视角进行经营, 希望企业在满足合法合规要求的情况下, 在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员工利益保护、人权保护、社区发展、反腐败、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保护等诸多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企业应不仅仅考虑股东的利益, 还应努力维护员工、社区居民、生态环境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抽象概念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系列企业行为指南, 包括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环保安全产品、员工福利保障、社区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捐助等, 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中也大多涵盖这几部分。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是企业履行及披露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西方学者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 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社会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经济社会中存在广泛的契约关系, 契约规范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并规定了相应的责任。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的支持认可对其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企业有责任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认为,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外还包括员工、社区居民、自然环境、政府、债权人等, 有学者认为企业应当寻求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 而非单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社会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依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决定着不能直接套用国外的学术理论来解释中国企业的行为。本文试图在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理阐述中国企业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可以按照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类, 也可以按照企业因素、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等进行分类, 本文将依照内部和外部的分类方式进行阐述。

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驱动因素

(一) 经济因素

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创造更多利润、追求股东效益最大化, 经济因素必然是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根据社会契约理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促进提高企业自身及社会整体的效率, 大量学术研究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由于承担社会责任一般需要消耗企业大量资金与资源, 因此也有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不一定能够提升企业财务业绩, 反而由于投入过大而影响企业利润。履行社会责任究竟能否提升企业财务业绩, 两者相关性究竟多大, 在何种特定情况下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更大程度提高财务业绩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其结论对于企业经营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二) 企业家道德驱动

企业家作为企业经营的决策者, 其道德水平和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极大影响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有学者研究表明, 学历越高、具有宗教信仰、曾在高校或非营利组织兼职的企业家领导的企业相对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也有证据显示女性高管领导下的企业似乎更有社会责任意识。尤其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 企业家自身的道德驱动在中国是一个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 尤其是国有企业中, 企业家推动社会责任履行也可能是为了建立个人政治功绩, 以寻求政治晋升, 这一点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三、企业社会责任外部驱动因素

(一) 法律及政府管制

法律及政府管制是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以环境保护为例, 目前越来越严格的节能减排要求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精力进行节能、环保改造, 以避免环保罚款甚至被强制停工。当然也有部分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环保补贴或奖励而主动进行节能环保改造, 这些超出法律最低要求的环境责任行为是政府鼓励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成效体现。不可否认的是, 在中国某些地区, 仍存在企业通过贿赂、瞒报等方式想方设法逃避环保责任等行为, 这要求政府及执法机关做好环保法规政策的落地, 加大监督惩罚力度。

(二) 公共压力

消费者、媒体、社会大众、非营利组织等都会给企业带来公共压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下信息传播速度日益提高, 公共压力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主动角度讲, 企业希望通过积极承担并披露社会责任来提高声誉, 给消费者留下负责任企业的良好形象, 以提升品牌知名度, 促进产品销售。从被动角度讲,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飞速传播, 企业不符合社会责任的行为一旦曝光便会迅速传播发酵, 对企业形象造出巨大损害, 2015年被曝光的大众汽车尾气造假事件就对大众这一知名车企的品牌声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也为广大企业敲响了警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工会和各类非营利组织也是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角色, 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环境, 工会和非营利组织发挥的作用较弱。

(三)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也是不少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之一, 企业希望通过树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负责任企业形象获得政府认可, 从而取得办事便捷、奖励补助、快速批文等多种形式的政治利益。也有企业家 (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高管) 为了积累个人政绩、寻求仕途晋升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本文以内部、外部的分类方式整理阐述了影响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 这些驱动因素都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重要方面, 深入研究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方式和程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帮助推动中国企业成长为负责任的良心企业。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外学界都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 对于我国来说, 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建立和谐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那么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有哪些?哪些因素能够促使企业愿意花费人力财力来承担社会责任呢?本文从内部、外部两个方面整理阐述了驱动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 对于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一定参考意义。

市场驱动：引领品牌更强 篇9

中国企业迫切需要管理升级

中国加入WTO以来，市场竞争不断升级，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互动明显回忆竞争中的“赶超现象”更为平常；市场环境与面顾客需求瞬息万变，困扰我国企业的“市场不适应症”愈发严重。症状之一；虽然我国众多企业强调要对顾客的需求做出反应，不断强化市场营销工作，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重心始终放在企业内部；症状之二：着眼于短期的目标和与顾客的有限交易关系，重视开发顾客而忽视保留顾客；症状之三：在对待外部竞争者与合作伙伴上往往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和被动反应。

世界级优秀企业提升管理水平的共同特点的坚持“两条腿走路”：持续改进与系统跃变。持续改进就是通过在日常管理中坚持精益求精，不断革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和工作方法，逐步改进各项管理工作；而系统跃变是随着竞争环境和经营内容的变化，通过系统地发行管理体系，使企业的一些基本特征发生显著变化。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要想在高度竞争和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成长，克服“市场不适应症”，尽快追赶先进企业，就必须下大力气改造自己的管理体系，通过科学有效的跃变之路实现管理升级。

升级首先要批准方向。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不断寻求并实践令人眼花缭乱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来实现管理升级，从市场导向、核心能力、顾客满意到价值链、企业文化、平衡记分卡，从TQM{全面质量管理)、JIT(準时化生产系统)、6∑，到SCM(供应链)、CRM(顾客关系管理)、BPR(企业流程再造)，然而结果却常常令人失望。

美国著名学者达伊教授经过对欧美一大批企业十年的观察和研究，发现管理升级失效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来自市场与顾客的信息无法逻辑一致的进入企业各个层面与环节；二是企业的文化、能力与资源配置不协调。达伊教授提出用市场驱动型企业的模式来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这个模式可以作为中国企业管理升级的平台。

管理升级的平台：市场驱动型企业

这里的平台概念是借用IT专业术语，指一组相互关联、逻辑一致的管理系统要素和资源组合方式。市场驱动型企业宣扬一种识别、吸引并保留高价值顾客的卓越能力，把为顾客创造优异的价值作为企业一切战略、策略、做法的准则和平台，努力地研究顾客的需求、价值以及价值变化。将一切经营活动的着眼点放在为顾客创造优异的价值上，努力从顾客活动的周期中发现价值并实现这些价值，并将顾客价值链、企业价值链和合作伙伴的价值链进行联接，形成完整的企业空间的价值链。

市场驱动型企业的管理特征可以细化到企业经营的每个层面，但是简而言之，可以体现在其三个方面的卓越表现上。

首先是卓越的市场感知能力。市场驱动型企业完全理解市场并将其作为战略决定的基础。一方面，企业频繁且广泛的进行市场监控，不仅包括顾客，而且严密地监视竞争者或潜在的竞争者，频繁地拜访合作者。这项工作的执行不是由企业的营销部门单独进行，而是整合了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团队以及每个员工的努力。因此，企业能够获得真实而及时的市场信息，敏锐地感知市场的微小变动。另一方面，在应用上企业将顾客和竞争信息整合进新产品开发的所有步骤中，并定期进行审查，对于不成功的营销计划和顾客抱怨等失误进行反省和学习，并在全企业范围内充分沟通。作者在本刊今年第4期专栏文章“品牌管理：从顾客视角到企业视角”里曾分析过的案例企业维珍集团，就是以其卓越的市场感知能力而著称于世。维珍公司的业务遍及各行各业，但是无论在哪个行业，只要客户有新的需求或者竞争对手有新的举动，公司能够做出迅速而及时的反应。公司的这种能力有赖于其与顾客和合作伙伴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公司上下的协同合作。

其次，作为对卓越的市场感知能力的支持，拥有企业共享的知识库是市场驱动型企业的另一个特征。共享的知识库指的是企业的市场信息系统十分完备，不仅包含了顾客、竞争者和合作伙伴的信息，而且企业的员工能够容易地检索并获得全面及时的信息支持。同时企业通过组织内部的学习和连续的外部市场调研不断丰富知识库的内容。lBM、花旗银行等企业在日常运作中不断积累各种数据，并对其编码，录入企业的数据库。这样，企业的员工就能够方便的检索到所需的各种知识，通过学习掌握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

市场驱动型企业的第三个特征是具有卓越的市场关联能力。对于识别出的高价值顾客，企业充分地了解其情况，将其视作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努力提高这些顾客的保留率和忠诚度，建立主顾间紧密的联系。对于渠道合作伙伴，企业与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进行广泛的信息共享，并形成共同的长远利益。

如何迈向市场驱动型企业?

具有上述优势特征的市场驱动型企业“大厦”该如何构建呢?我们通过一些事例来获得启发。不久前，飞利浦公司宣布在全球范围变更公司口号，原来的口号是“Let's do better!”(让我们做得更好!)，改为“Senseand Simplicity”(精于心，简于形!)。前者反映的是以内部努力、技术创新为公司价值取向的文化和战略；后者则表明公司转向以市场为驱动，以顾客价值为企业核心逻辑的新模式。

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公司在众多国际品牌长期占据优势的服务器市场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网游服务器市场领导者，体现了培育市场感知能力的关键点：1、感知即将出现的机会。2002年初，浪潮公司在接到上海盛大公司第一批服务器订单时，敏锐地感觉到网络游戏作为电信增值服务会有大发展，而电信市场上并未出现针对网游特殊需要的服务器。经过一番隐秘、全面的市场调研之后，浪潮判断网络游戏将以每年近50％的速度快速增长，是网络行业企业盈利优厚的三大领域之一。2、预测竞争对手的行动。浪潮公司根据调研结果，准确了解到竞争对手特别是国际大牌厂商尚未意识到网游服务器市场的巨大潜力。3、根据事实做出决策。浪潮对顾客需求、竞争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后，迅速制定出针对网络游戏服务器这一新兴市场的发展战略和市场、产品、服务策略，并大力施行。在2003年6月便占领网游市场的30％，全国有超过50％的省会电信在使用浪潮服务器进行不同游戏的运营。“决胜网游市场的浪潮A计划”也获得了“2003—2004年度中国杰出营销奖”金奖。企业的市场感知能力感知的是机会和价值，依托的是信息和知识。

微软公司占领市场的策略也是市场关联能力的一种体现。前几年，盗版光盘横行中国部分市场，很多人使用盗版微软的Windows系统软件，微软公司对此也仅是高喊几句打击口号，一时间似乎微软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盗版风行，大范围的使用真伪Windows系统软件培养了“忠实”的消费者(包括盗版的“消费者”)，培养了用户的操作习惯。习惯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并且相互影响，当你习惯了使用Windows，习惯了使用Office，习惯了在Windows平台玩游戏、聊天、下载以后，再让你去用Linux，几乎不可能。企业的市场关联能力是企业联系市场的能力，是如何吸引和保留高价值顾客的能力，是实现并强化顾客感知价值的能力。

华为公司以国内企业并不多见的自主研发优势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击国际市场，迈向国际化经营，其成就为国人所乐道，鲜为人知的是华为始于1998年的管理转型。当时的华为8000名员工，4000名研发人员，研发部门分散而强势。华为老总任正非在公司处于高速发展的这一年请来了IBM的顾问，要学习引进这个巨人从技术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型的经验。经过6年的努力，今天的华为研发人员超过万人，分布在中央研究部和各产品部以及华为设置在北京、上海、印度、瑞典、美国等地的研发中心，却能有序而高效地协力于直达客户的目标管理体系中，新的流程把产品开发置于市场开发之中，由市场部领导的营销工程部成为最强势而权威的部门。

市场驱动机制 篇10

当今的企业已深刻意识到:未来的商业竞争必然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公司能否选择优质供应商并与之形成稳定的供应链联盟, 关系着公司未来的生存与发展。纵览全球500强企业, 平均每家约有60个主要的战略联盟, 而供应链联盟更是成为公司的成功付出了汗马功劳, 较为典型的如丰田汽车与其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整车—零部件”供应联盟、微软公司与英特尔公司的“WINTEL”联盟。一家公司建立和治理供应链联盟的能力已经逐渐从其战术性职能中摆脱出来, 上升为战略性职能并成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作为战略联盟的一种, 供应链联盟所具备的巨大的优势已经成为商业界的共识。但同时, 人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联盟的形成与治理始终存在着很高的失败率。原因在于传统的处于公司边界内的管理如何跨越法律界限成为联盟管理存在着困难。联盟的治理机制是其成功的关键, 有效的治理机制甚至成为联盟竞争优势的来源。那么, 有效的治理机制如何设计?应该包括哪

二、供应链联盟治理机制设计

(一) 外包关系:供应链产品的交付

供应链联盟起源于供应商与购买商之间稳定持久的物流, 而形成于供应链重组 (Supply chain reorganization) 。供应链重组是指下游购买商基于降低供应链成本和产品创新的考虑, 在产品外包基础上, 从其所有供应商中遴选优质供应商, 将供应链中的所有作业交给这些优质供应商来完成。供应链重组的结果表现为:供应商数目减少, 购买商同供应商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对彼此的依赖性增强, 合作关系更为长久, 供应链联盟就此形成。供应链联盟成员间的亲密关系使双方可以就产品的需求达成一致, 实现供应商的适时制交付 (JIT) 购买商的零库存生产, 提升供应链联盟对市场的响应速度。

(二) 职能部门:联盟的组织结构安排

供应链重组使得供应商开始关注购买商的产品定义, 而购买商也开始关注供应商的生产活动, 这就产生了联盟作业———购买商与供应商的交叉作业。双方控制范围的扩大需要双方联合建立起联盟的职能部门来协调联盟作业。联盟职能部门通常由双方的管理人员共同组成, 它是联盟事务的共同决策者和命令权威。联盟的职能部门利用层级制的力量促进信息在联盟内部和成员之间的交流, 减少联盟内的信息不对称, 促成联盟成员的公司文化的融合, 有助于形成供应链联盟文化, 提升凝聚力, 这些都为产品创新理念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培育环境。

(三) 创新项目:广泛使用正式控制工具

购买商和供应商成立供应链联盟的主要期望在于实现产品的成本降低与创新, 成本降低与产品创新都来自于联盟中产生的创新理念, 但这些理念如何实现, 需要一定的现路径。供应链联盟中, 产品创新的理念被批准以后立项, 创新理念以短期、个别的创新项目的形式来实现。联盟职能部门对这些创新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形成计划表进度表、提供预算, 并将项目的进展情况与进度表对比, 找出存在的差距。创新项目的效率与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供应链联盟目标的实现。

(1) 利益共享:财务激励安排。供应商和购买商参与供应链联盟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收益。作为双方联合创新的成果, 购买商应该将采购成本降低额拿出来作为双方共同的财富来进行分配, 采购成本降低额=实现的单位产品成本节约*购买商的实际购买数量。财务激励安排一方面可以鼓励购买商提高其订购量, 而供应商不仅可以获得公平的利益分配, 还可以享受供应链联盟创新的外部性, 从而促进供应商加大创新力度, 提高单位产品的成本节约。利益分配机制使双方的财务目标趋于一致, 提升了双方参与供应链联盟的意愿程度, 其行为也逐渐趋于协同。

(2) 知识产权保护:共有知识的规格化与分配。供应链联盟中创新理念的产生需要联盟成员将各自的经验与知识与彼此进行碰撞、交流, 这就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商业机密置于别人的掌控之中, 获得知识的联盟成员有动机将这些知识泄露给联盟外部的公司来获得收益, 导致联盟出现信息溢出效应 (Information Spillover Effect) 。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之所以有操作空间是因为双方对供应链联盟的共同知识缺乏清晰的法律协议安排。购买商与供应商首先对联盟的共有知识进行明确的描述, 确定知识的规格 (Specifications) , 其次对已经明确的联盟共有知识的使用分配做出安排, 以正式法律协议的形式确定下来, 保护双方的知识产权。

如果将供应链联盟比作一部汽车, 那么供应链交付是应链联盟存在的基础, 是汽车的底盘;职能部门是方向盘, 决定着供应链联盟的前进方向与利益分配;改进项目是汽车的导航仪, 指出联盟的前进路径;利益分配机制是供应链联盟前进的动力, 是汽车的油箱;知识产权保护则是气囊, 保护供应链联盟成员的商业机密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这五个机制构成一个治理机制的系统, 驱动着供应链联盟的前进。

三、供应链联盟治理机制驱动因素

(一) 供应链联盟任务不确定性导致的协调要求

总言之, 供应链联盟的任务可以分为两种———产品供应任务与产品创新任务, 前者强调产品的及时交付, 后者的重点是挖掘产品的成本降低潜力。产品供应任务中, 上游供应商的生产与交付取决于下游购买商的需求, 双方的关系是序列依赖, 任务不确定性来源于下游购买商无法准确预测需求。双方加强对需求信息的共享, 如产品规格的详细描述和供应时间的及时告知来协调外包活动, 保障产品供应。但客观地看, 下游购买商很难将需求的准确性大幅度提高, 因此, 与产品创新任务相比, 产品供应任务的协调潜力要小得多, 原因在于创新任务包含更大的不确定性, 不了解产品创新将会以哪种形式出现, 以及它的结果会如何, 很难对创新进行管理与计量。在产品创新任务中, 购买商和供应商都受彼此活动的影响, 双方是互惠依赖 (Reciprocal Dependency) 的关系, 需要更频繁的互动与信息交流, 产品创新活动对信息处理的高要求需要层级制组织来进行协调。创新项目中, 供应链联盟职能部门主导的产品的功能的重新定义、创新的可行性研究、计划、提供预算、绩效衡量等活动, 降低了产品创新任务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 使供应链联盟的任务有序进行。

(二) 对潜在机会主义行为担忧导致的高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经济学 (Trasanction Cost Economics, TCE) 认为, 供应链联盟的形成是下游购买商与上游供应商对交易成本进行比较的结果。如果下游购买商不参与供应链, 供应商的频繁更换会带来交易成本的急剧上升, 而处于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中的上游供应商也期望与大型购买商建立紧密的联盟关系以保障销售量, 联盟的形成可以为双方降低交易成本。而联盟成立之后的交易成本表现为联盟成员对彼此潜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下游购买商有理由认为上游供应商参与联盟的选择仅仅是为了保障未来几年的销量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其动机不是为了进行产品创新以降低购买商的采购成本;而上游供应商则担心, 即使产品创新得以成功, 自身从联合创新的收益中得不到合理的分配, 因为下游供应商在联盟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 决定共同利益的分配。这种相互猜疑增加了彼此的交易成本, 无疑不利于联盟的产品创新。因此, 联盟能走多远, 取决于联盟治理机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双方降低参与联盟后的交易成本。

Tomkins (2001) 指出:一个公平的利益分配预期是成员乐意参与供应链联盟的前提条件。联盟的机制安排应能够为联盟成员, 特别是上游供应商提供可靠的利益保障, 才能鼓励创新。财务激励机制将双方联合创新的结果———购买商采购成本的降低额作为共同收益进行分配, 双方的利益趋于一致, 创新活动成为双方的共同目标, 对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将大为降低, 从而降低供应链联盟的交易成本。但是, 财务激励机制作为一种结果控制 (Outcome Control) , 也为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操作空间, 如上游供应商利用供应链联盟的共同资源资源用来对自己的其他产品进行研发。因此, 由供应链联盟职能部门主导的创新项目作为一种过程控制, 通过信息共享、计划、联合决策对创新活动进行全程监督, 抑制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

当公司参与到供应链联盟中时, 在任务不确定性和高交易成本两个因素的驱动下, 供应链联盟选择外包关系、职能部门、创新项目、利益分配等作为治理机制来实现对供应链联盟的管理控制, 形成供应链联盟治理机制的选择框架 (如图1所示) 。

四、供应链联盟治理机制选择框架未来展望

目前为止, 国内对于供应链联盟治理机制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本文从任务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角度讨论了供应链联盟治理机制的选择框架。但注意到:治理机制中的外包关系、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治理机制的基础仍然是正式的法律契约, 而组织结构和创新项目也是正式的层级制控制工具。这些治理机制本身也有交易成本的, 包括:签订、执行契约的成本以及监督契约的成本等。正式治理机制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 需要供应链联盟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对其进行管理。治理机制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Tomkins (2001) 指出:法律契约的主要意义在于作为一个设定目标和实现方法的机制, 而不应作为一个事后的控制机制, 应该将正式契约用作一个事前机制。而降低治理机制交易成本的可行路径是利用信任 (Trust) , 供应链联盟成员之间的信任可以减少正式机制的使用, 降低治理的交易成本。供应链联盟成员的相互透明是信任的基础, 信息的充分透明可以依靠开簿会计 (OBA) 来实现, 因此, 开簿会计是供应链联盟治理机制未来的可拓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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