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本位（精选11篇）
幼儿本位 篇1
当前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状况总体良好, 但也有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和解决, 否则会导致学前教育的功能异化。为此, 幼儿园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坚守学前教育的本位功能, 才能产生有效性, 才能避免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反而获取教育的负效应。
一、相关概念
1. 国内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课程”一词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被我国的幼教界普遍使用。幼儿园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的手段, 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 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
2. 学前教育及其本位主义。
学前教育是教育活动的最初阶段, 是人生第一个教育阶段。学前教育应遵循学前教育的学前性、基础性的教育规律, 以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学前性就是指非小学性, 因此需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防止小学化倾向;基础性就是指在幼儿阶段打好对其一生发展有良性影响的身体、心理、习惯的基础。学前教育的学前性和基础性体现了学前教育的本位主义, 即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素质基础。
二、幼儿园课程设置现状、问题及成因分析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 幼儿园课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其中仍存在的诸多问题。
幼儿园课程存在的问题及其弊端:
1. 幼儿园课程“小学化”倾向的现状。
幼儿园课程“小学化”指在教学形式、教育内容、每日生活等方面, 企图拔苗助长促进孩子的发展。在“中国西部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主题调查活动”的调查活动显示:被调查的133所幼儿园100%存在增加小学化课程的现象。不少幼儿园认为本园“小学化”, 才能显示出自己办园的优势和特色。
2. 幼儿园跟风、照搬现象严重。
一些幼儿园不切合实际, 只会照搬套用, 机械模仿他人。这种被动效仿并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其课程理念、内容选择和活动形式的编制, 并结合本园本班实际情况, 长期以往势必会对幼儿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3. 片面追求知识技能, 忽略幼儿的全面发展。
幼儿园、幼儿家长在幼儿教育方面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心态, 都片面追求技能的培养, 追求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 将一些显性行为作为考评幼儿教育成败的唯一指标。
三、造成幼儿园课程不合理的成因分析
1. 迎合家长及社会需求。
多数幼儿园和教师认为, 幼儿园“小学化”是因为家长和社会的要求。例如, 幼儿的拼音的掌握程度、识字数量、20以内加减法的熟练程度、古诗的背诵量来评价幼儿园的办园质量, 一些家长以此选择幼儿园, 小学也以此作为入学条件。
2. 幼儿园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 幼儿教师的素质有待提高。近些年来, 中国的幼儿教师的知识结构层中多是中师或幼师毕业, 自身素质仍有待提升。另一方面, 少数幼儿园的办园动机不纯。
3. 缺乏科学、规范的幼儿园课程评价体系。
幼儿园课程评价就是在对幼儿园课程的计划、活动以及结果等有关问题的量或质的记述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幼儿园课程评价在我国起步较晚, 导致许多幼儿园尚未能建立起健全的课程评价体系。
四、对策
1. 增强幼教理论学习, 科学化地进行幼儿园课程管理。
一方面, 教育主管部门应积极组织幼儿园教师学习幼教理论, 了解幼儿园教育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端正办园目的和幼教思想。另一方面, 针对当前幼教课程实施的现状, 教育主管部门有必要对幼儿园课程进行规范, 建立和制定科学化的幼儿园课程管理办法, 科学化地进行幼儿园课程管理。
2. 加大宣传力度, 正确理解幼儿教育。
教育部门自身宣传学习幼教理论, 结合多种形式, 积极帮助家长掌握早期教育的科学知识和基本规律, 同时加大面向社会的宣传力度, 形成全社会对幼儿教育的正确理解与期望。
3. 良好的师资素养是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的关键。
一方面, 在幼儿园师资培养方面, 要切实按照《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组织教学, 加强幼教理论、职业操守和幼教专业能力的培养, 为幼儿园保教工作培养一批遵循幼教规律的具有高素养的合格师资, 以满足目前幼儿教育迅猛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 行政部门要加强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和法规建设, 严格执行幼儿园教师资格准入制度。
4. 加强对学前教育尤其是力度薄弱幼儿园的建设与监管。
小学化倾向比较严重的情形一般都发生在条件比较落后, 师资水平较低的园所。适当改善投资, 加强师资培训,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让教育资源更加公平。同时充分发挥示范幼儿园的示范作用, 这对克服小学化倾向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六、结论
总之, 幼儿园课程是为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的课程, 更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学前教育的本位功能是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初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 使幼儿健康活泼, 愉快地成长, 为入小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 幼儿园课程的设置必须坚守学前教育的本位功能, 必须坚持追求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 培养良好的个性。我们要加强幼儿教育科学研究, 借鉴各国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为探索教育的本位功能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体系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摘要：追求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 培养良好的个性, 是学前教育的根本任务, 也是学前教育的本位主义。《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对幼儿园课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给当前幼儿园的课程理念带来了重新的思考, 同时也为各地幼儿园进行园本课程开发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幼儿园课程,基础教育,本位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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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本位 篇2
关键词：权利本位 社会本位 社会控制 社会利益
一、“权利本位”思想及其理论阐释
（一）“权利本位”的语义分析
“权利本位”是相对于“义务本位”而言的，它是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权利本位是在讨论“法的本位”时引发和派生出来的。“法的本位”是关于在法这一定型化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中，权利和义务何者为主导地位（起点、轴心、重点）的问题。“权利本位”概括地表达了“法是或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观念，是“法是或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简明的、概括的说法。
概括地说，权利本位即以权利为中心，以权利为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构筑法律体系。在现代社会，法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从宪法、民法到其他法律，权利规定都处于主导地位，并领先于义务，法律体系的许多因素是由权利派生出来的，权利在法律體系中起关键作用。在对法律体系进行广泛解释是，权利处于起始位置：权利是法律体系的主要和中心环节，是规范的基础和基因。一方面，权利是义务的逻辑前提，决定着义务的内容和作用；另一方面，权利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存在于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之中。权利和义务也是互为参照系的，只有以义务作为权利的参照，才能把握权利的内容和界限。同理，只有以权利作为义务的参照，才能把握义务的内容和限度。
（二）“权利本位”的基本观点
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者认为，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性质和结构不同，法律的价值取向不同，权利与义务何者为本位，是历史的变化着的；古代法律总体上是以义务为本位，现代法律是或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在权利本位的法律模式中存在着阶级本质、社会意义的差别。
1、权利和义务体现法的本体属性的核心
权利和义务之所以是表征法的本体属性的核心范畴，乃是因为：首先，权利和义务体现法，是法区别于规律、并区别于习惯、道德、宗教等其它社会调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法在本体上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粒子构成的，而这意味着所有法的部门都表现为权利和义务或其实现方式的规定，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最后，权利和义务贯穿法律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即以立法为起点，以执法、守法、司法、法制监督为主要环节的整个过程。
2、“权利”是现代法学的基石
“权利本位”论者认为，现代法学的基石范畴是“权利”，法应该以权利为起点或重心。首先，在权利和义务之间权利更准确地反映了法的主体性。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基于一定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社会调节机制。人与法的关系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既是法的实践主体，也是法的价值主体。作为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人在法律生活中具有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和自律性，具有某种主导的、主动的地位，而这在法律实践中突出地体现为权利的主体性。衡量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是不是法律的主体，首先是看他（它）们是不是权利的主体。因此，人对法的这种主体性是法的本质的外化，而从权利的角度观察和思考法律现象，则可以直接把法与其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联系起来，反映出人对法的主体性。其次，权利更真实地反映了法的价值属性。法不仅具有本体属性，而且有价值属性。法的价值属性也主要是通过权利范畴才能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出来：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是法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方式，而在权利和义务中间，权利则更直接地体现着法的价值，因为权利更直接地体现了社会利益关系。再者，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也反映了法的价值的变化。
3、“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统一的一对历史范畴
“权利本位论”是在“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核心内容”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权力本位”论者认为全部法的问题都归结于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任何类型的法都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主题是以激励为机制的社会调整，它鼓励人们以积极的公民意识热情而理智地参与法律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义务本位的法律文化主题是以制裁为机制的社会控制，它迫使社会成员以消极的臣民意识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成规、社会政策和法律。“权利本位”论者认为，从义务本位模式到权利本位模式是法律文化的历史进步和必然。“古代法是以义务为本位，现代法则是或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现代社会的法是充满活力的调整机制，它以权利为本位配置权利和义务，赋予人们各种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给予人们以充分的、越来越扩大的选择机会和行动自由，同时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也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义务。现代法的价值显然不限于秩序，而扩大到了促进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文化进步、个人自由、社会福利、国际和平与发展。这些新增的法律价值通过权利体现，也通过权利实现。
（三）“权利本位”的价值及其意义
构建权利本位意识，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通过构建权利本位意识，可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和国家管理活动的热情，完善各项民主体制改革政策，进而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权利本位”突出法中的权利本性和人文主义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有利于更新人们的法观念
“权利本位”意识改正过去传统的“义务本位”的法观念，让法强化洋溢着充沛的人文精神，重塑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强化法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坚固法和人之间的亲和力，增强人们对法的信仰，使法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这已成为中国当代实行法治的先决条件。
2、有利于重新认识法的本质
社会主义法不是不要体现公平、正义、自由、权利、人道，而是要把以往历代统治阶级所口口声声宣称要实现却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人道等人类崇高理念加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就是要还人以权利、给人以尊严，真正把人的世界还给人本身。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体现为为人民服务。
3、有利于健全法治
关心人、尊重人、服务人应是整个立法的基本精神，也应是设立具体权利义务的根本标准。建立“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可以促使社会主义的整个法律体系真正成为“人权宣言”和“人权保障”，进而推动依法治国的实现。
二、“社会本位”思想及社会学法学理论
“社会本位”思想概括讲就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本位思想。这种注重社会利益的思想是西方社会法学派的基本价值观。
（一）20世纪西方社会法学概述
社会法学是19世纪在社会学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20世纪以来，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国家在新的矛盾推动下，社会本位的法权要求日益高涨。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促使西方法学研究方法及指导思想发生变革，其中，社会法学即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重要法学思潮之一。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它的价值观基本上是“社会本位论”，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強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从分类上可分为欧洲的社会法学和美洲的社会法学。
（二）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
庞德是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20世纪西方法学界的权威人物之一。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主要探讨了法律的概念、历史发展和社会学法学的基本纲领、社会控制以及社会利益等问题。
1、法律的概念、历史发展和社会学法学的基本纲领
庞德致力于运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概念。他认为，法律总起来看就是“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性律令来实现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所以说，“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作为社会学法学家，庞德很重视法律的社会化问题，这也是20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法律与法学思潮的一个普遍特征。庞德把法律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成熟阶段、法律的社会化阶段和世界法阶段。
庞德社会学法学的核心是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指出社会学法学家目前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创立、解释和适用法律方面更加注意与法律有关的社会事实，并提出八点纲领。从中可以看出，庞德很注重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而非其抽象内容，强调法律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从社会作用看待法律制度、法律学说和法律规则。
2、社会控制论
庞德从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出发，提出“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者“社会控制论”，这是庞德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庞德从社会学角度提出问题，主张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并且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加以研究。“社会控制”，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宗教、道德、法律等手段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维护社会秩序、最终服务于人类利益的控制方式。庞德是从社会控制的方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这种历史考察的角度得出法律的社会控制论。毋庸置疑，人类就是一个逐渐摒弃野蛮和专横，走向文明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庞德看来，文明是各学科的基础与出发点。当然，庞德也并非完全主张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全部作用，他也承认法律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他主张在运用法律进行社会控制的同时，应当发挥其他控制手段的作用。同时，庞德主张要根据法律秩序，而不是根据法律即一套被陈述的经验或用以调整法律秩序的制度进行考虑，要考虑整个各种关系的调和，并协调各种不同主张和要求的活动，研究法律是否“实用”、“有效”，不要空谈“理智”或“意志”，一切要为实现法律的根本目的着想。
3、社会利益观
庞德在阐述法律的任务时，对耶林的关于社会利益的思想予以接受并加以发挥。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法律作为社会工程或社会控制的手段，任务就在于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在不能满足人们的一切要求的情况下，至少尽可能的做得好些。这就涉及利益的平衡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利益分类和对利益平衡时所涉及的价值问题。
庞德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他强调，在三类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对利益进行分类是为了有效地利用法律保护社会利益，首先利用法律确认社会利益的范围，可称之为立法保护；然后再寻找保护的方法，可视为司法保护。庞德重点论述了在现代法律中得到或将来得到承认的各种社会利益。“从法律的作用来看，它是为了满足、协调、调整这些重叠或经常冲突的请求、要求，或直接予以保障，或通过界定与协调各种个人利益加以保障，以便使最大多数的利益或我们文明中最重要的利益有效果，同时使整个利益清单中的其他利益的牺牲降低到最低程度。”可见，庞德的社会学法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功利主义。
庞德后来又提出了关于法律价值的理论，用以证实“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为此他特别提出了一种经验理论的价值观，即“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这种价值论的重点是经验论。经验论具有“工程学的价值”，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一定消除或减少阻碍和浪费以实现最大社会利益效果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承认个人自我精神的社会合作，庞德称之为文明的合作。
（三）社会学法学的现实意义
庞德所创立的社会学法学具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社会福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既符合“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有体现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学说。时至今日，他所创立的社会学法学仍然是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法学流派之一，对于美国法律及法学的影响自然不必多说。在这里，主要谈论他的社会控制论和社会价值观对于中国法学及现代法治的现实意义。
庞德认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三种，而“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我国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庞德的这种选择法律的作法，有利于使我们充分认识法律的重要性，克服具体实践中轻视法律的想法，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作用。庞德在对利益的分类时认为法律所要优先考虑的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刺激下，经济快速发展，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急速膨胀，呼吁法律和社会对社会利益的关注，现在显然已经成为了时代潮流。这样并不是忽视法的最高理想价值，忽视人类对于法的作用的原始憧憬，而是着眼于现实，寻找在现阶段探寻如何保护和维护最广泛的人类的利益，符合人类长远发展的最终利益。这便是庞德社会学法学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三、“权利本位”与社会学法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本位”与体现“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社会学法学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权利本位”与社会学法学之间的联系
“权利本位”并不等于狭义上的“个人本位”，它是相对于“义务本位”而言的。“权利本位”论者所主张的权利不限于个人权利，而包括了各种权利。并且“权利本位”并不是狭义上的个人利益至上，而是还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因素。一般说来，社会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个人利益的保护，每个具体的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是在追求一种社会利益。
庞德社会学法学所体现的“社会本位”的价值观也并不是狭义的与“个人本位”对立的“社会本位”。庞德并未否认个人利益，他只是提出法律的发展不仅应保护个人利益，更应加强社会利益的保护，即侧重于社会化的法律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但并未否认个人利益和权利的重要性。
因此，从广义上讲，“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都是“权利本位”。只不过，“个人本位”是“权利本位”的近代形式和第一阶段；社会本位是“权利本位”的现代形式和第二阶段。从“权利本位”到“社会本位”则是量的变化。
（二）“权利本位”与社会学法学之间的区别
1、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权利本位”是在讨论“法的本位”时引发和派生出来的。它的理论前设之一是传统向现代的“进步”铁律。这种学理上比较的研究，用邓正来老师的话说就是在与“阶级斗争范式”的论争中逐渐形成的。
与“权利本位”不同，体现“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社会学法学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庞德从现实社会出发，并不限于法律的文本、形式和结构，而是将法律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主张在社会效果中研究法律，着眼于法律的社会基础、社会作用。
2、价值观与基本观点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二者在价值观与基本观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权利本位”强调“权利”在整个法律体系、法律观念中的重要作用，权利至上观念是其基本理念。它主张个观点有：“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权利是现代法学的基石范畴”、“权利在法律规定中应处于主导地位”、“现代法律是或者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等等。
而体现“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社会学法学在价值观上倾向于“社会本位”，注重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的核心是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注重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而非其抽象内容；强调法律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法律的最终权威来自其所要保障的社会利益而非国家武力的制裁；“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法律的目的是以最少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等等。
从中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分析的角度存在差异，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同。用邓正来老师的话说，“权利本位论”的法学理论模式是一种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模式。简单来讲，“权利本位论”主要是因为无法摆脱“政治正确”话语的支配而只得始终与“阶级斗争范式”处于一种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观念之争的层面，而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无涉。“权利本位论”论者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无涉，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关心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权利本位论”的重镇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晚近对“生活中法理”的关注甚至也可能预示了某种方向性的“转换”。因此，所谓“权利本位论”论者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无涉，实际上是指：第一，“权利本位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缺乏反思的和与中国当下的现实无涉的；第二，他们对生活现实的关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用其既有的理论模式去寻找或框定与之相符合的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亦即用既有的“法理”去套具体的“生活”。与此不同的是，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则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学理论。他强调法学的发展要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注重法律的社会作用、目的和效果，注重社会公正和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因此，他所创立的社会学法学具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社会福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既符合“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有体现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學说。
四、中国法学之现代转型的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社会转型的方向对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来说转到什么方向去？这是一个首要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就是为社会转型明确了方向。根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来的和谐社会理论，我们要把“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作为进入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手段。由此便产生了中国法学的转型问题。我们知道，要适应社会转型的发展变化，必须实现法学的现代化转型。
那么，中国法学现代转型的方向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同时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来进行。中国目前的社会与20世纪中叶美国的社会现实颇为相似，都是在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发展后社会矛盾突显的时期。通过上述的比较研究，也许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可以给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中，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是很多人内在本性的无限度扩张，由此引起很多对于社会利益的无视，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社会福利与保障问题、社会矛盾加剧等等。这些以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势必影响我们社会的长远发展，阻碍社会向文明的方向发展，这与党中央提出的构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的主张相违背。我们可以借鉴庞德的社会控制论和社会价值观。在充分保障人们权利的前提下，更加关注社会利益，注重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在现实社会中，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协调社会上各种利益冲突，寻求利益之间的平衡。
因此，依笔者看来，中国法学现代转型的方向应该是在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法律保护社会利益的功能，进一步寻求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之路。
结束语
通过上文对“权利本位”与体现“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社会学法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法学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方向的建议，笔者认识到任何一种法学理论都有其实用价值，关键是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它们所适用和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在当代中国社会，多种法学理论形成激烈交锋，如何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各种利益矛盾不断出现并不断激化，如何进行控制与协调有待于我们提出更好的理论。在这里，我基本赞同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利益观。在充分认识我国目前的现实问题的情况之下，通过法律这种有效的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协调与平衡各种利益矛盾。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利益，有效地建立和保障和谐的社会秩序。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法学在现代的转型，从而进一步推动法学理论的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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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本位”到“能力本位” 篇3
先讲个故事:中国江南有个叫刘备的, 祖宗曾是很有钱的主儿, 可惜等他涉世时已家道中落, 变得一贫如洗, 只得修鞋为生。后来刘备认识了两个兄弟, 叫关羽和张飞, 话一投机, 一顿酒后便拜了把子。三兄弟豪情万丈, 商量着弃了方寸的小店, 踏踏实实干番事业, 于是创办了“黄河”制鞋厂。创业初始, 三兄弟是啥都干, 从设计到生产, 从人事到财务, 从采购到销售, 三兄弟谁有空谁顶上。当时工厂规模小, 业务简单, 业务流程短, 三兄弟也是几乎样样熟悉, 都能独挡一面, 灵活的管理方式使管理团队成本低、效率高, 协作程度好。
在三兄弟的齐心努力下, 工厂发展迅速, 三年后“黄河”制鞋厂的人数过了300人, 三兄弟很快发现原先那种没有分工的方式出现了问题。由于专业化程度不够, 各业务环节的价值无法进行深入挖掘, 而且三兄弟性格迥异, 张飞生性自由, 不爱束缚, 但是对销售有种狂热, 随着组织的庞大, 张飞越来越觉得管理他人对自己来讲是一种束缚和浪费。关羽思维严密, 热爱学习, 在生产和财务等领域都有强烈的喜好。刘备待人谦和, 性情稳重, 受到他人的尊重。于是三兄弟根据自己的秉性, 张飞做了销售员, 负责大客户;关羽主抓生产同时兼管财务;而刘备负责工厂的人员管理和厂内外联络。后来“黄河”制鞋厂推出了“长江”牌运动鞋, 大获畅销, 工厂规模急剧上升。创业十年后, 已经有3000多员工, 年销售额过10亿。而三兄弟也是水涨船高, 张飞连年稳居TOP销售员, 个人业绩占了整个公司的8%, 同时是公司最优秀的销售培训讲师;关羽成了负责生产和财务的副总;而刘备是总经理, 负责经营团队搭建和发展方向把握。
从刘、关、张的现代创业故事上看, 我们看到在创业初期, 三兄弟并没有分工, 而是能者多劳, 身兼数职, 在各个领域都会有所涉猎, 是典型的通才。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 很快这种浮于表面的通才无法满足企业精细化管理的需要, 于是三兄弟出现了专业化分工, 这种分工既是兄弟自我成长的需要, 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三兄弟的工作方式本身有很大区别, 张飞销售能力非常强, 整个公司无人能出其右者, 但其他能力比较弱。关羽在生产和设计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的能力横跨了数个领域, 但他的知识经验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首席专家。刘备在任何专业领域内都不是绝对专家, 但他有很强的能力去凝聚团队力量, 并带领团队实现企业目标。从人才观来看, 张飞、关羽、刘备分别是专家型人才、系统型人才、管理型人才。专家型人才在某个领域内的能力非常精深, 而这个领域比较狭窄;系统型人才在多个领域内的能力都比较精通, 但精通的程度不如专家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的核心任务则从业务技能转变成管理团队, 在带领团队实现目标方面能力很强。企业里三种类型的人才是员工本身特性的差异、也是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必然要求, 更是组织庞大后带来的职责与角色的分工。
但要明白的一点是, 这三种类型人才都是高层次人才, 很多员工一生都没能达到这个层面。马斯洛勾画了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 区分了低层次的需求动机和高层次的需求动机。高层次需求是指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员工只有不断追求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不断追求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才能实现职业生涯的不断发展, 从一个初级经验的人逐渐发展成为高级人才。而不同员工因为其内在特征差异, 在成为高级人才的过程中也会进入不同的通道。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把人的高层次需求进一步区分为成就动机, 权力动机和交往动机。成就动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 获得更大的成功, 从而获得成就感;权力动机是指影响和控制别人的一种愿望或驱动力;交往动机就是寻求被他人喜爱和接纳的一种愿望。专家型人才一般需要具有很强的成就动机, 不断迎接困难和挑战;系统型人才需要具有较高程度的成就动机和一定的权力动机;而管理型人才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力动机或交往动机。不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这一点倒过来说就未必合适了。
明确职业发展的通道
企业在进行员工能力管理, 为员工设计职业发展通道时, 需要明确什么样才算一个合理的通道, 要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这个领域需要有多大, 是懂招聘就够了, 还是要懂人力资源各个模块;是懂有机硅技术就够了, 还是要懂整个纺织技术;是基于一个职位, 一个职种, 还是一个职类?只有明确发展的通道, 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提升员工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 专业化是基于这个发展通道的专业化, 职业化是基于这个发展通道的职业化。当我们把化工分析检测作为一个职业发展通道的时候, 该领域内的员工做到任职标准就能够成为资深的检测师。如果这个通道过于狭窄, 无形中会降低员工对相关专业领域的兴趣和关注度, 减少互相协作, 还会影响对本专业的创造性思考, 而如果这个通道过于宽泛, 则员工需要关注过多的领域, 分散了本专业注意力同时能力提升变得非常困难。因此通道设计的合理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有些企业会把功能相似和关联度高的职位归为一个职种, 比如化工技术是一个、人力资源也是一个, 然后把这个职种作为员工职业发展的通道, 而专家型人才就需要在这个通道内不断深入发展, 从初级到中级, 直到成为该领域内的顶尖专家, 比如华为、百度都有首席科学家, 声望和待遇相当于总裁级别;有些员工在某通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就转入另外的通道继续发展, 成为熟悉数个领域的系统型人才, 比如有些公司的副总会兼管整个财务系统和人力资源系统;还有些员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向管理界面延伸, 工作中心从业务研究变成团队管理, 不再仅仅是让自已做好工作, 而是如何更好地让下属做好工作, 比如集团总裁或副总裁。因此企业进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 通道设计就显得很关键, 它的宽幅和等级设计直接框定了员工的发展领域和职业期望。
中国文化本位建设 篇4
----纪念《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70周年 王达三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至今已有整整70年。
这个宣言也称“十教授宣言”，或“三五宣言”，或“一十宣言”，文章很是短小。但是，正是这个短小的宣言，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下简称“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仅高峰论战期就持续一年有半，余声则延续至20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中西文化比较和鉴选的最后一次，也 是最集中的一次大讨论。
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宣言，在其发表70周年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竟然寂落无声，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与反思。这不但令人遗憾，也令人值得玩味。我于之有所不忍，乃撰写此文以示纪念，并大声向疾呼：目前中国尤是迫切需要重提和新诠“中国本位文化论”，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
甲部：背景与主张
一、“十教授宣言”之基本背景
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之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围绕由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所提出的“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的问题，而爆发了一场同样也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关于“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由于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与力主西方文化路向的一派在人数以及论战能力上的相差悬殊，特别是由于后者善于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诸多不如意归咎于中国文化头上，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呈相对的弱势地位。
“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主要还是就东西文化进行是非优劣的比较，而“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则是直接承继这种比较之结果，亦即是西方文化派相对胜出并占据了相当的话语霸权之后，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而引发的一场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更是一场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化路向选择和中国文化建设战略实施的辩论。因此，前后两者紧密相关连，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新高潮。
“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始作俑者并非像后人所了解的那样，是“十教授宣言”，而是由全盘西化论者首先挑起。1929年，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出尽风头的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化的冲突》一文，提出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抗拒；第二种态度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采纳。”他武断地宣称，中国已经没有人再坚持“抗拒”的态度。他说：“日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象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
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尽管胡氏没有明确点出要全盘西化，但实际上是已经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子。这一点，胡氏在1935年3月发表于《独立评论》第142号上的《编辑后记》中予以明确承认：“我前几年曾在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里发表过一篇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手头无此册，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年鉴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非但如此，他还对当时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说他是“文化折衷派”而不是“全盘西化派”表示了失望和不满。但是，由于这篇文章，以及批评胡适全盘西化论调的潘光旦的文章，都是用英文撰写的，传播范围不是很广，故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大注意。
陈序经说胡适是“文化折衷派”是有其理由的。陈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也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向有三派：“
（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
（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
（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请注意，陈氏在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文化不但要全盘西化，而且是还要彻底西化。陈氏和胡氏的区别正是在这里。因为胡氏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编辑后记》）换句话说，胡氏是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实现中国本位的文化。陈氏则不但把全盘西化看作是手段，还把彻底西化看作是必须的、必然的理想结果。
陈序经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稿发表于1934年1月15日的《民国日报》上，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文化出路”大辩论的序幕。但1934年上半年的辩论，规模还不是很大，而且其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之交锋也比较浅显。比如，千家驹写有《略论陈序经博士研究中国文化出路之比较方法》一文批评陈氏的全盘西化论；穆超写有《中国文化“全盘西化论”可以行得通吗？》、《再论“全盘西化”》两文，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同情，主张中西调和，反对全盘西化。与此同时，则有冯思荣写有《关于全盘西化论的比较方法》、吕学海写有《再释“全盘西化”》等文章来论证和支持全盘西化。这些文章都不长，大部分发表于《民国日报》上，影响也不是很大。
1934年下半年陈序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该书是陈氏在1929年留学德国期间写就的长文《东西文化观》和中山大学演讲稿《中国文化之出路》的基础之上修改充实而完成的。在《代序》中，陈氏表示自己是顺着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思考方式来分析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只不过是他与梁氏的结论与主张截然相反而已——“东西文化观”论战和“中国文化出路”论战之间的承继转换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陈氏在书中重申其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提出的中国文化建设的三个派别。他从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陈氏认为其是折衷派）失败的事例出发否定了“中体西用”的可行性，认为对中西文化采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静的文化/动的文化”、“人的文化/物的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法是不当的，因为在他看来两者之间存在着通融一体因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换而言之，陈氏否定了中西文化调和折衷的可能性。
陈氏同时也否定了复古办法的可行性，并认为中国人根深蒂固、久长深远的复古思想和保守倾向延缓迟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并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和现实的落后。因此，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他认为，这不但能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态度上有一个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全盘西化”缓慢转变的过程上得到证明，也能从近代以来中国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逐渐全盘西化的事实上得到证明。特别是，陈氏还认为：“（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2）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即是说，因为中国文化“陈旧落后”，而西洋文化“先进强大”，中国文化就必须要抛弃，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即是全盘西化，否则中国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来，而且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
陈氏一书，是一通盘整体而又深入细致的文化思考与理论表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中起着类似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东西文化观”大论战中的导火索的作用，因此能造成特别的轰动，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反响，特别是引起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和“温情与敬意”（钱穆语）的学者的强烈反弹。“十教授宣言”即是这种反弹的代表性的立场与表述，并成为“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真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不难看出，“东西文化观”大论战是由中国文化派宣布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而引发，而“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则是由西方文化派首先挑战中国文化而引发。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描述仅仅是“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在思想文化场域的背景，或说是导致论战的直接因素。在现实层面，山河破碎、国事陵夷、内忧外患、民生困顿、政治腐败等因素则是触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的深层次原因。换句话说，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都是怀着为中国找一条新的文化之路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局的用心和情怀而参与其中的。
二、“十教授宣言”之基本主张
幼儿本位 篇5
过分看重学历职称
谈到现行人才标准的局限性与机械性，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著名人才问题专家沈荣华一口气列举出三个例子：
“上海的人才引进计划曾提出，只引进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按此标准，比尔·盖茨来到上海也不算人才，即使他创造了著名的微软公司，股票市值相当于一个半上海的经济总量。为什么？因为他大学没有上完。”
“著名桥梁专家林元培在上海设计了杨浦、南浦、徐浦、卢浦4座大桥，成为上海的代表性建筑，但按这一人才标准，他在上海可能也不算人才，因为他只是中专毕业。”
“温州民营企业家中有学历、职称的不到三成，却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按现有人才标准，这些企业家肯定不算人才。”
沈荣华说，博士里面有庸才，工人里面有人才。如果现在我们制定人才规划、人才战略也按学历、职称来进行，将难以培养、选拔、引进和激励真正的人才，路肯定会越走越窄。
人才专家并非杞人忧天。1995年，尚未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孔祥银获德国马普学会奖学金资助，到马普分子遗传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他听说国内急需生物人才，决定回国工作。他回来后才发现自己的决定是多么幼稚：因为自己最高的学历是大学本科，几乎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在外“漂”了几个月后，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负责人慧眼独具，把他安排到中心从事基因研究工作。
孔祥银随后用自己一流的成绩证实了那些唯学历论者的短视：在短短的四五年间，他和合作者发现了一系列疾病相关基因，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其研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家863计划的资助，成果也获得多项专利，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只重学历、不重能力，现行人才标准太机械、太片面了。”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孔祥银感叹不已。“如果这一标准不及时进行调整，肯定会埋没许多能力足够但学历不够的人才，而一些能力不够但学历足够的人又会浪费大量宝贵的研究资源。”
病根在于人才标准
近年来，假文凭泛滥成灾，已成为社会公害。“一些人为了获取更高学历，不惜弄虚作假；一些人为了评上职称，熬白了头发。这些现象的发生，与不科学的人才标准有直接关系。”作为人才专家，沈荣华的话一针见血。
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研究所所长、著名人才问题专家王通讯说，在评价人才时过分强调学历的作用，致使不少人急功近利，想方设法弄一个文凭，给自己贴上一张人才的标签，而不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在现行人才标准下，人们想的不是拼成绩、比贡献，而是拼学历、比职称。”
一位成功“混”到本科文凭的基层干部的自白也从侧面证实了专家的看法。“我在乡镇摸爬滚打20年，最后到县里当了局长，本希望继续‘往上走’，但文凭却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因为上面有规定，县处级干部要有本科以上文凭，而我仅是高中毕业。最后我报名参加了省委党校在县里的函授班，3年后顺利拿到了本科文凭，并如愿当上了副县级干部。文凭拿到了，但自己的知识水平并没改变，改变的仅仅是履历表上的学历。”
“我们把学历等同于人才，无学历则不是人才，就导致了钱学交易、权学交易和文凭商品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顾海兵说，“其突出表现是：少数不法分子在重点大学门前大量兜售各种假文凭，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被迫去买假文凭；一些高校大量举办研究生班，降低标准批量授予很多有一定地位的学员以硕士头衔；个别官员或企业家没有严格考试、没有撰写论文，却获得了博士学位。”
尽管有关方面对假文凭已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遏制，但专家认为，如果不从校正现行人才标准这把“尺子”入手，那么这些措施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发达国家走出“唯学历”误区
我国应该如何构建新的人才标准？沈荣华等专家认为，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绩效管理”，强调业绩是人才评判的重要标准，进入21世纪又提出要创造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设计了新的绩效与能力素质标准；给世人以保守印象的英国近年来在人才政策上也进行了调整，对人才的定义不再局限于获得硕士学位以上的人；一贯重学历重资历的日本，在人事改革中明确提出“能力主义”，并取消了学历统计。
据沈荣华分析，由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早已进入“普及化”“大众化”阶段，它们对人才标准的界定已走出了“唯学历”的误区，主要强调“两个导向”：
一是能力导向。虽然要考虑人才的学历和职称，但更突出其综合能力和专业水平，从而真正做到唯才是用。因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很难用学历体现出来。如果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生5年做不出成绩，就很难讲他是人才。
二是业绩导向。在竞争环境中，业绩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业绩才能把一个人同其他竞争者区别开来。学历只能是人才能力中的很小一部分，最多表明一个人的潜能。在进行人才评价时，不能仅看文凭及其毕业的大学，而要看他给社会做了哪些贡献，有何业绩。
据顾海兵介绍，发达国家的公务员队伍不追求高学历，甚至高技术企业也不追求高学历。比如，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要求极为宽松，只要求高中以上学历；而在美国一家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科技类招聘广告中，2799则没有任何学历要求，而要求学士学位的仅206则，要求硕士的仅77则。
变“学历本位”为“能力本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其核心是尊重劳动，其本质是尊重人才。”沈荣华认为，“尽管这一方针没有提出新的人才标准，但根据其精神，新的人才标准不仅应该包括‘显现’的人才，还应该包括‘潜在’的人才；不仅要涵盖有学历有职称的人才，也要涵盖没有学历和职称、但有专门技能的人才。”
“按照这一理论概括，我们的人才新标准应当是：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人。”沈荣华表示，新标准可以有学历和职称的概念，也可以没有这些概念，但必须从以学历为本位变为以能力为本位，把人才置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考察，以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大小去衡量，从而形成人人讲创造、人人做贡献的“不安于现状、不相安无事”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许多专家表示，新的人才概念至少要包括以下三类人才：第一类是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等三支队伍；第二类是高级技能型人才；第三类是其他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才。而新的人才评判标准要以市场对人才的认可程度为依据，以能力和业绩的大小为重点，以薪酬水平的高低为重要参照。
幼儿本位 篇6
黄尧指出,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是全面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和素质,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途径。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 对于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都有深远意义,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使用方面都有战略性影响。
他强调, 科教兴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是关键, 人才队伍建设是核心, 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重要的是提高受教育者的能力, 与实际工作相吻合、相适应。
与会专家马叔平、余祖光等认为, 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要和人才强国战略, 实现创新型国家联系在一起, 与国家经济社会, 人才培养、评价紧密结合。并且, 要从人口大国, 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从过去的学科本位, 向能力本位、综合素质提高迈进。
幼儿本位 篇7
金融史告诉我们, 纸币的发行成功, 其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真金白银和国家强制力的双重手段, 仅靠强制力发行的纸币, 自然不可能维持太久, 朱元璋的纸币——“宝钞”也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定律。于是, 不准用金银作为货币支付手段的禁令开始松动了, 而且首先出现在京师。政府税收和发放军饷官俸, 开始折实变现, 以白银支付。《明英宗实录》记载, 景泰三年 (1452年) 七月, 京官的官俸准价折银;七年 (1456年) 二月, 户部又因内帑贮钞不多, 对京师文武官员上一年度的折俸钞以白银支付。如果说这还可能是“钱荒”而库银存量有余的临时行为, 但是从《明史·食货五》看, “京城九门之税……成化以来, 折收银, 其后复收钱钞”, 这显然是因为白银的流通量还不够充足, 但是到了“八年 (1472年) 复收银, 遂为定制”, 到了正德三年 (1508年) , 就“以太仓积钱给官俸, 十分为率, 钱一银九”, 即官俸的90%改发现银。到了嘉靖四年 (1525年) , 索性“令宣课分司收税, 钞一贯折银三厘, 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 钱亦大壅, 益专用银矣”。至此, 明朝官俸的支付币种出现的变化得以实质性的巩固, 中国货币的银本位制度, 至此可谓“实至名归”了。
但即使在当时, 许多官员也看不清银本位制度的沿革。比如, 内阁学士、光禄寺卿王鸣盛曾写有《陔余丛考》一书, 有这样的考据:“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内有‘金银布帛’一条, 谓专用银钱为币, 直至明中叶始定。此说殊不然。”但另一位叫赵翼的官员在历举了诸朝用银情况, 转了一大圈后, 得到的结论是:“近乃为一条鞭法, 计亩取银, 则夏税一概征银, 实起于隆庆中。西庄之说亦相合, 但系钱粮专征银, 而非民间专用银也。”其实, 赵翼没有搞懂现代经济学的“银本位”问题。原因在于, 国家以银征税, 又以银为支付手段, 国库储藏也以银为主, 民间虽有铜币流行, 但币值换算已有定规。实际上“钱已大壅, 益专用银”的说法, 也是张居正能够实行“一条鞭法”的坚实基础。这个办法初始于嘉靖十年 (1533年) , 颁布于万历九年 (1581年) 。《明史·食货志二》介绍其主要内容时说:
“总括一州县之赋役, 量地计丁, 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 官为佥募。力差, 则计其工食之费, 量为增减;银差, 则计其交纳之费, 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 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 以及土贡方物, 悉并为一条, 皆计亩征银, 折办于官, 故谓之‘一条鞭’。”
请注意, 这里出现的所有货币都是“银”, 可谓地地道道的“一切向钱看”了。它的优点在于手续简化, 过程透明, 摒弃繁琐, 现银找齐。由于构成县级财政支柱的“徭役赋贡”都必须“折银变现”, 无疑是大大促使了传统经济形态下的社会产品, 加速向商品化的方向转变。这次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 要害就是“计亩征银”。而“征银”二字, 即是“钱已大壅”的最好注解。尽管丈量“计亩”由于张氏的突然死亡而遭物议中止, “一条鞭法”未能彻底实行, 但敢于提出这个基于“银本位”的一揽子财政方案, 足以说明当时白银流通的程度已是远远高于明朝初期了。
那么民间的白银储量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谢肇淛的《五杂俎·地部二》说:
“富室之称雄者, 江南则推新安, 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生, 藏镪有至百万者, 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系, 或转贩或窑粟, 其富甚于新安, 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如果以此比较一下北宋的“丰亨豫大”那一段时间, 当时宋廷岁入不过一百八十万银两, 而到了晚明, 徽州的富商巨贾已称得上“富可敌国”了, 更不消说早就在一旁算钱玩儿的山西巨商了。当然, 这或者只是白银储备量的多寡, 并非两个朝代之间整体实力的比较。但不能不说, 银本位在明朝推行一条鞭法之时, 在国家的经济法律层面得以巩固了。
另有两项统计, 是田艺蘅《留青日札》及赵翼《廿二史札记》归纳的查抄档案, 大致情况分列如下:
天顺朝王振有“金银六十余库”;弘治朝李广“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 隐语谓“黄者金, 白者银也”;
正德朝刘瑾“金二十四万锭, 碎金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万锭, 零银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赵翼作“黄金二百五十万两, 银五千余万两”) ;
又钱宁“金七十杠共十万五千两, 银二千四百九十杠共四百九十八万两” (赵翼作“黄金十余万两, 而白金三千箱”) ;
又江彬“黄金七十杠共一十万五千两, 银二千二百杠共四百四十万两”。
到了嘉靖朝, 严嵩也有“黄金三万余两, 白金二百万余两”, 其子严世蕃则“窖金于地, 每百万为一窖, 凡十数窖”。田艺蘅这个人是生逢其时, 有机会遍查严嵩家产中的珠宝玉器、古玩奇物、刺绣纱罗、房屋田产及其变卖折价情况, 并一一条列, 在他的《留青日记》中记述甚详, 而且说“传闻 (江西、北京) 二处所抄, 不及十四五, 盖行赂于权要者十二三, 寄顿于亲戚者十三四。”
幼儿本位 篇8
“能力本位”是按照职业岗位设置专业, 以培养一线人才的岗位能力为中心来决定教学内容的一种教学模式, 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和为能力服务的理论教学, 忽略了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 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一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都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服务于人的素质的提高, 而不仅是能力的培养。尤其是从护理专业本身的特殊性来看, 它服务的对象是人, 而不是生产机器, 因此, 对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我们所培养的护理人员普遍存在缺乏诚信意识、责任感以及人际沟通、应变和创造能力差的情况。特别是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 建立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的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只注重某一种专业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没有考虑护理人才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 就不能培养出真正合格的护士。因此, 护理教育必须由能力本位向素质本位转变。
2 素质本位护理教育的特征
最早提出素质本位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是解延年, 他将此概念定义为:所谓素质本位的职业教育, 是以职业素质为基础、职业能力为核心, 职业技能为重点的全面素质教育和素质培养[1]。也有学者定义了狭义的素质本位职业教育:加强学生弹性素质培养, 由狭隘的职业岗位培养拓展到职业群、职业生涯, 着眼于职业适应能力的提高和职业情商的培养, 包括职业品德、职业知识、职业能力和从事某种职业的健康心理和体质, 是着眼于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综上所述, 素质本位护理教育就是要把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 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来设计人才培养方案, 造就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协调发展的, 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高级护理专门人才。
3 素质本位护理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
目前的高职护理课程体系保守、陈旧的现象较为突出。课程体系的改革要以全面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 根据素质本位模式的要求, 打破传统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顶岗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 以职业素质培养和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 以“必需、够用”为原则来设置课程。基础课程设置与整合应突出基础性、实用性, 专业课设置与整合应突出护理专业的特点, 强化人文素质课程, 精简重组医学基础课程, 尽早接触专业知识, 尽早接触临床。
3.1 调整课程结构比例
以缩减医学基础课程, 提高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和护理专业课程的比例为基本原则, 合并和重组医学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以“必需、够用”为原则, 临床 (专业) 课以“必备、实用”为原则, 精选教学内容, 进行重组整合[2]。按照综合性原则, 将原来的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合并为人体正常结构, 将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合并为人体正常功能, 将病理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合并为人体异常结构和功能, 微生物学、寄生虫学、免疫学合并为病原生物与免疫。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的压缩学时, 而是从护理专业所需要的知识出发, 将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有机组织在一起。按生命周期模式将护理专业课程组织为母婴护理、儿童护理、成人护理和老年护理, 这种模式较好地体现了以人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的现代护理理念, 也有利于减少课程内容的重复。
3.2 增设人文素质课程
护理工作所服务的对象是人, 因此, 护理学有显著的人文性, 人们把护理专业称为极具人文特征的专业, 把护士称为极具人文精神的人。根据这一专业特征, 护士应具备高品位的人文素养。首先, 通过增加人文课程设置或加大人文课程的课时数来加强对学生人文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力度。例如开设护理心理学、护理伦理学、社会医学、护理管理学、文献检索、大学语文、健康教育、人际沟通与交流、信息学等必修课。开设护理科研基础、美学基础、医学史、环境保护、人口学、行为医学、应用写作、文学欣赏、艺术类、逻辑与思维、影视欣赏、卫生经济学、音乐、教育学、公共关系学等选修课;其次, 应注重隐性课程的开设, 将护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结合专业特色, 在入学教育、护士节、学生毕业教育及学生日常活动中进行护理人文素质的教育和职业教育。
3.3 打破传统的三段式教学模式
专业课程提前学习, 让学生尽早接触专业, 及早了解专业;让学生早接触临床、多接触临床, 有利于高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注重加强基础与临床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医学护理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 切实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操作能力, 使学生在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方面得到较好地培养和提高[3]。
4 素质本位护理教育的教学方法改革
我国高职护理教学长期以来存在着方法单一、手段落后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主要还是以教师为中心, 教师教什么, 学生就学什么, 教学仍然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素质本位教育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 鼓励学生主动学习, 以全体学生获得全面发展和主动发展为目标, 以教师教得主动、学生学得主动为基本要求, 重视学生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强调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促进学生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根据课程性质的不同, 应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示教提问式、情景模拟式、探究式、学生试讲式等多种教学方法, 让师生在互动的场所中, 实现知识与经验的交流与共享, 并创造出新知识、新思路。加大现代教育科技手段的应用, 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手段和活动, 如多媒体课件、CAI (计算机辅助教育) 课件等, 建设精品课程、实现网上资源共享等网络化教学, 将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统一起来。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 要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坚决改变灌输式的教学方法, 精心设计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情景, 应采取多种措施, 有意识、有计划地强化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增强实践教学的比重, 应将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调整到1∶1或1∶1.5, 改善校内实训条件, 应以医院实景为标准, 建设校内仿真模拟病房、ICU (重症加强护理) 病房等校内实训场所, 融教学做为一体, 使学生在真实的情景中得到有效的锻炼, 培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利于学生护理专业素质的养成, 使学生由知识型转变为素质能力型。要加大实训室建设的投入力度, 建设开放式实训室, 全天对学生免费开放, 保证每名学生都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进行实践技能训练, 以达到课程目标要求。
5 素质本位护理教育的评价体系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考核方式与手段依然拘泥于传统的一考定终生的模式, 重理论、轻实践, 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十分严重。考试内容不能较好地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灵活运用、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往往也被忽视。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并真实地考核学生的能力, 要重视过程性考核, 丰富考核评价方法与手段。灵活运用平时成绩、课后作业、课堂讨论、情景模拟、开卷考试、口试、操作考试、期末综合技能考试等多种形式。运用综合评价、专项评价、合格评价、选优评价和个体内差异评价等多种评价方法,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 要以就业为导向, 加大实践考核比重, 将职业资格考核学习与学生综合实践学习结合起来, 重视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考核, 最终逐步建立和形成一套完善的综合考核测评体系。
6 素质本位护理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目前我国很多高职护理院校师资力量薄弱, 普遍存在教师学历层次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因此, 要让这些教师进行再教育, 让他们走出去, 加强与国际、国内护理界的交流与合作, 交流临床护理经验和教学经验。只有教师的自身素质提高了, 才能将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将做人与做事有机结合起来, 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素质教育关键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可采用“外聘内训”的方法培养双师型教师;还可以从医院聘请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实践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采用内训的办法, 定期派出本校教师出国接受培训, 去医院学习、调研, 参加顶岗实习和见习以取得双师资格。
实践证明, 素质本位人才培养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更符合未来护理学发展的要求。无论是护士的专业能力、人际沟通与合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审美能力、解决冲突的能力、独立适应社会生活的生存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真正实现了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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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铁武.浅析素质本位下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整合[J].才智, 2010 (4) :220.
幼儿本位 篇9
清末颁布《币制则例》, 未及实行。而后袁世凯政府颁布《国币条例》, 建立了银本位制度。既然建立了银本位制度, 为何还有1933年的“废两改元”之举?这是由于通过《国币条例》建立起来的银本位制度是一种不彻底的银本位制度。所谓不彻底, 指只有“改元” (立法规定了银本位币为法定的计量单位) 而没有“废两”, 即没有立法禁止银两的流通, 致使清末以来两元并用的弊端并未通过《国币条例》得以革除。虽然建立了银本位制, 但是两元并用的局面依旧。
建立本位制度最为重要的意义是统一货币单位, 从而对内可以方便流通, 减少不同货币单位之间相互兑换产生的无谓的流通成本的支出和流通时间的拖沓;对外稳定汇率, 便利国际贸易。两元并用局面的存在使得建立本位制度的目的不能得以实现。故国民政府必须通过废两改元进行“二次改革”, 来完善银本位制度, 结束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
本位制度的实施因为直接关系到商民的日常收支, 具有很强的制度惯性。即使是“恶”本位制度, 只要在经济领域各种经济要素和流通环节围绕这种“恶”的本位制度磨合稳定, 则磨合后的本位制度体系则会表现出相当的惯性力量。只要经济变量保持相对的稳定, 则即使政权更迭, 这种被商民所接受而运行稳定的本位制度体系还会在惯性的作用下继续前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本位制度体系就呈现出这种制度惯性:经济领域继续在一种不彻底的银本位制度下保持着两元并用的局面。国民政府并没有否定《国币条例》, 虽然《国币条例》是一次不成功的法律实践, 但《国币条例》法律框架下的银本位制继续保持着一种默认的合法性。国民政府也清楚这种不彻底的银本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阻滞, 打算做出变革。1928年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就提出了《整顿币制大纲案》, 指出:“币制之定本位用银之说, 既非世界潮流所许, 而金又非我国富力所能择。其最适用于今日情形者, 第一步, 废两改元, 确定银本位;第二步, 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度[1]。但是政权刚刚建立, 统治的区域仅限于长江流域的狭小区域, 经济和财政上的实力也不能支持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本位制度变革, 还需要积蓄实力, 等待时机。
另一方面, 虽然本位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可谓是举国上下的共识, 但是向哪个方向改, 什么时候改, 还是有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本位制度改革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进一步改良现行的不彻底的银本位制, 即废两改元;第二步是待条件成熟时施行金本位制。这种渐进式的改良方案上承自清末开始的有关本位制度改革的理论源流, 一般被认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持重之说, 是中国本位制改革的主流意见。正如有论者指出:“就统一币制而言, 大体多倾向于先由银本位统一通货, 而后于适当之时其再改为金本位。”[2]
第二种意见是直接改为金本位制。这种意见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废两改元之前, 为著名的币制专家甘末尔博士所主张。
二、废两改元———银本位制的完善
对于本位制改革, 国民政府采纳了较为持重的主流意见, 决定以完善银本位制为第一步骤, 改变国内两元并用的混乱币制。废两改元于1933年3月在上海试行, 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如前所述, 北洋政府颁布施行《国币条例》以后, 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银本位制。然而由于只有改元而没有废两, 使得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继续, 是一种不彻底的银本位制。废两改元的核心要义就是要革除这一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以下将这前后两次银本位制改革的有关本位制立法做一比较分析, 来论证废两改元对于银本位制度之完善。
《国币条例》第二条规定“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 定名曰元”;第六条规定:“一元银币用数无限制。”[3]从而确立了银本位币的单位并赋予其无限法偿的资格。
废两改元关于本位制度的规定载于国民政府1933年3月8日颁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和1933年4月5日公布《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布告》两部核心的法律文件中。
《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第二条规定:“银本位币定名日元, 总重二六·六九七一公分, 银八八, 即含纯银二三·四九三四四八公分。”[3]这一规定重新明确了银本位币的单位并赋予其无限法偿的资格 (既然明确被称为“银本位币”, 其无限法偿的资格是不言自明的) 。
从以上法条比较可以看出, 两次改革都规定了银本位制。所不同的是, 国币条例并未就市面流通的银两的法律地位做出规定。这是1914年的银本位制改革失败的法律渊源之所在, 也是1933年的本位制改革的重点之所在。《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布告》明确规定:“兹定四月六日起, 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 须一律改用银币, 不得再用银两。”从而在法律上禁止了银两的流通, 并进一步规定:“其在是日以后, 新立契约票据与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 而仍用银两者, 在法律上为无效。”从而彻底地废止了银两在法律上所有的明示或默示的法律地位。
如前所述, 一种已经被流通领域磨合的本位制度的存在是有着相当的制度惯性的。两元并用自清末始, 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 很多利益方都依附这一“恶”本位制获利, 银两一朝革除, 各利益方必然心有不甘, 是废两改元潜在的风险因素;而民众也可能因为各利益方的鼓动而对银本位币的行使缺乏信心。如果不在法律措施上严加防范, “废两”之举难保不遭到强烈的反弹。故为了确保“废两”的成功, 国民政府还颁布了相关的配套法规。
银两一旦废除, 那么原来对于银两的货币需求必然转向银元, 如果银元的数量不敷使用, 那么市场势必仍转向银两,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国民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在《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第十二条中规定, “中央造币厂得铸造厂条”[3], 厂条与银本位币的比值为厂条合“银本位币一千元”。这种厂条远较同重量的银本位币易于铸造, 只有中央造币厂有铸造权, 其与银本位币的比重又是法定的, 相当于大额的银本位币。这种法律措施可以很大地缓解“废两”后市场对银元需求大增带来的压力。二是财政部除严格督促中央造币厂全力铸造新币外, 还允许旧式银元在一定期限内继续流通 (这个问题以下还有详细讨论) 。三是取缔各地银炉和公估局。9月12日, 财政部颁布法令, 命令银炉和公估局“一律停止营业, 将银炉拆毁……不得私自设炉熔铸, 违者严惩不贷。”[3]银炉和公估局是两元并用的币制体系的重要获利方, 同时也是银两度量的媒介。立法废除了银炉和公估局, 就杜绝了银两在市面流通的中间环节, 可谓釜底抽薪之举。
银两的流通一直为银本位制之障碍。废两改元之后, 两元并用的局面不复存在。流通领域专用银元, 银本位制得以完善, 各地之间的商品流通不再因为银两的成色不同而不断地折合估定, 使商品的流通牵延阻滞, 从而便利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 就银本位制而言, 废两改元仍有一遗留问题, 以下分析讨论之。
《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布告》规定:“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 须一律改用银币, 不得再用银两。”[3]这里所指的银币不能等同于银本位币。因为在全面实施废两改元之前, 国民政府在1933年3月8日公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第九条规定:“旧有之一元银币合原定重量、成色者, 在一定期限内, 得与银本位币同样行使。”[3]该条例颁布时, 是两元并用的局面, 市面流通各式中外旧银元。而条例明确规定这些银币也可以合法地与银本位币同时流通。而《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布告》并未明确另行废除或替代《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这一规定。故从法理上可以推断, “废两改元”仍是因袭《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旧制, 语句中的“银币”指的是银本位币以及旧式流通的银元。这是国民政府为了防范“废两”之后, 仅银本位币不能满足市场对银元的需求而预先做出的法律准备。
实际上, 这一制度安排国民政府早在1932年就已经设计好。1932年7月7日,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钱业界代表会议。在会议上, 宋子文明确表示“废两改元”势在必行, 并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 (1) 废除银两制度, 完全采用银元制度, 以统一币制; (2) 完全采用银元制度后, 旧铸银元照常使用; (3) 俟政府决定每元法价后, 再行详细研究新币币值[4]。可见, 早在财政部策划筹备废两改元时, 即已经确定:废两改元后暂时是为新旧银元同时使用的局面。
银本位制下的理想情况应当是不但废除了银两, 而且流通领域要专用银本位币, 不能任何能与主币同样行使的银币。因为如果有其他银币并行流通的话, 银币成色的不同会带来货币流通的障碍。废两改元之所以在本位制度上留下”旧式银元“这一后手, 是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
“废两”初期, 对银两的需求很大, 中央造币厂尽力鼓足新币。据杨格统计, “自1933年3月至1935年10月, 造币厂前后共计铸造一亿三千三百万枚新银元, 和五千六百万元的银条, 全部是‘B’字厂条。”[5]但就是这样, 光靠银本位币, 仍是不能满足商民对银元的需求, 这个缺口, 只能暂且由旧式银元来补充。废两改元之前, 国民政府已经估计到了这种情形。如果改革贸然禁用旧币, 要么市场重新转向银两;如果由于严格的制度安排而无法转向银两, 则会因货币供应量不足, 通货紧缩而导致经济衰退。
废两改元之后两年即施行了法币改革, 废止一切白银的流通。故这一劣币驱逐良币律的效验如何, 没有机会证实。
摘要：通过清末的《币制条例》和北洋时期的《国币条例》, 在中国建立了不彻底的银本位制, 主要表现为两、元并用的币制局面。废两改元完善了银本位制, 结束了两、元并用的币制局面。
关键词：银本位,废两改元,两元并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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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琐谈 篇10
十几年前，我到一个“县级市”去。那里的市委是“县处级”，市委办公室是“正科级”，办公室主任相当于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相当于副科长。陪我吃饭那个官儿是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就是副科长，但他送给我的名片上紧接在“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头衔之后的括号内却印着三个字：“副处级”。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跟他打交道只因为他当着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与他是什么“级”毫不相干。名片印上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了炫耀吗？这“从七品”就值得炫耀了？
也是十多年前，一个“正局级”（各省叫“正厅级”）干部当上一个无关紧要的“正部级”群众团体的党组副书记。大概就因为既是“群众团体”又“无关紧要”吧，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此人一直没有提升为“副部级”。他终于牢骚满腹了：“妈的我是正局级，干的却是副部级的活！”
此人既是“正局級”干“副部级”的活，则前面谈到的那个某“县级市”的“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则是“副处级”干“副科级”的活了——我倒想问问：“正局级”干“副部级”的活就该享受副部级待遇，“副处级”干“副科级”的活何以就不该降为副科级待遇呢？还有，什么级的“活”是什么内容，怎样计量？或者说，官员们的“计件工资”怎么搞？这里且不说一些官员的“活”就是公款消费，吃喝玩乐，甚至是按摩嫖娼，包二奶养私生子。
我见过的一位官员运气比前文说的那位好些，当着一个“正部级”群众团体的党组副书记，享受的也是“副部级”待遇——这总该心满意足了吧？看来也不。这从他的名片上可以看出来：上面印着两个头衔，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原副部长”，第二个才是他正在当着的这个“‘正部级’群众团体的党组副书记”——显然，他是被免去副部长职务后调任这个群众团体的党组副书记的。以人事工作术语说，这叫“平调”。但这“平调”却叫他内心很不平。这也难怪，“中华人民共和国××部”毕竟比一个群众团体权势大且威风多了！
名片是用于社会交往的。而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需要与之打交道的，是目前的你；因此，人家需要知道的，是你目前担任的职务。把“原”身份也介绍给别人，是不必要的。一个人的“原”身份太多了。从娘肚子里出来就当“副部长”的人是没有的，任何人在当上“副部级”之前都还在局级、处级、科级和一般干部职位上待过，在大中小学学生身份上待过，更早还曾是含奶嘴拖鼻涕夹尿片的婴幼儿呢——名片上何以不注明“原”副科长，“原”××小学学生，“原”三狗子二癞子细毛子呢？
原来，“官本位”看重的是官职，而不是与官职无关的其他经历和身份；不仅以官职为“本位”，更以该人得到过的最高、最荣耀、最有权势的官职为“本位”，哪怕这个“本位”早已成为过去。
谈到这里，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一位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小说中有个人物曾经在某县当过某局副局长，后在嫖娼现场被抓，受了党纪处分，丢了副局长职务。在那个县混不下去了，便买通省城某单位“第一把手”，居然调到省城来了……
文学作品总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那个“在某县当过某局副局长”，“后在嫖娼现场被抓”并“受了党纪处分，撤销副局长职务”的家伙，生活中确有其人（术语叫作“有生活原型”），只是“事发”时他的职务不是“副局长”。按照规定，党员嫖娼一律开除党籍，但那家伙不知又买通了谁，把“嫖娼”改成了“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而“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是否应开除党籍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于是虽然受了处分却得以逃脱开除党籍的结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作品在刊物上发表后影响很大，这位文学形象的“生活原型”来找作者了。大家以为这家伙恼羞成怒，定是寻衅来了。不料他非常客气，陪着笑脸连声道：“我当时是县××局局长，您却写成了副局长，希望您在出单行本时更正过来，嘿嘿。”据说，此人一下子买了几十本载有这部作品的刊物，到处送人，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曾经贵为“局长”——哪怕这“局长”只是个科级，连前文戏言的“从七品”都算不上——他并不怕人们同时知道他当过嫖客！
记不清胡长清是哪一年被判死刑的了，却清楚地记得当时媒体的有关报道：一审宣判后，胡长清的口气甚至带点不屑：“一个（小小的）中级法院，也能判我这副省级的死刑？”终审宣判后，在绑赴刑场途中他跟法警有一段对话。据知，作为死囚是只能坐在刑车地板上的，荷枪实弹的法警们大概是环坐或环立于他的四周，对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胡长清仍然喋喋不休，说判他死刑不公平。法警驳斥：刘青山、张子善不早被判处死刑了吗？胡长清争辩：“他们当时是天津地委书记，而我是副省级！”
此时的胡长清还是“副省级”吗？根本不是！封建时代凡有点“身份”的人在被处刑前都必须先行剥夺一切“功名”，今天对判处死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者也都必须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政治权利”包括曾经享有过的一切身份、级别、待遇和荣誉。可这个胡长清，坐在刑车的地板上了居然还念念不忘他的“副省级”！
我认识一个当官的文人，有一次他问：“你是局级吗？”我瞥他一眼：“问这干什么？”他想了想，嗫嚅道：“看病方便呀……”
听来，当官似乎更容易得病，因此，当官和“向上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看病方便”。当时觉得这说法简直可笑，但多少年过去，环顾生活中发生的无数事实，发现他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不过，当官岂止是容易得病，还更容易犯罪！
“看病方便”当然也是好事；但换个角度考虑，看病是为了治疗，治疗是为了健康，健康是为了长寿，而寿命的“本位”是基因，不是官级。
在正常情况下，当官并不会导致寿命延长，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奇迹。譬如多少年前克拉玛依剧院起火，校长、教师大叫：“孩子们，让领导先走！”结果一二百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和少先队员被烧惨死，一二十位“领导”则因为“年富力强”和危急关头的“当仁不让”，得以“全部生还”（这是当时报道的原话）！
回过头再来谈“看病”问题——确实，“官本位”已经是一种“病”，甚至是一种恶疾，而且是今天任何一家医院都看不好的。它腐蚀我们的肌体和灵魂，不动声色而又从不停顿地实现着某种畸变，把最为丑恶有害的东西畸变为某种强大而顽固的习惯势力，渗入到人的价值观，侵蚀民族精神和国民素质。
让朗读回归自然本位 篇11
修订版新课标指出:朗读要提倡自然, 要摒弃矫情做作的强调。何谓“自然”, 意思就是 :要让学生在朗读中品味语言, 体会作者及其作品中的情感态度, 学习用恰当的语气语调朗读, 表现自己对作者及其作品情感态度的理解。也就是说“自然朗读”要像我们平常说话一样让人听了顺心顺耳。但是朗读又不同于说话, 教师在教给学生一些朗读技巧 (节奏的把握、停顿) 的同时, 还应该根据不同的文本, 采用不同的方法, 让朗读回归“自然”本位。
一、与情境对话, 激发情感
(一 ) 移 情 入 境
有的课文, 要想学生朗读得自然, 教师就必须有意识地让学生在情感的氛围中体会作者的感情, 读出文章的文意、文情、文境。而情感的建立, 需要酝酿, 需要学生置身情境, 极力模拟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情状。在教学《元日》一诗时, 在学生把握诗的节奏和停顿的基础上我这样设计:
1.同 学们 , 你们从诗歌中知道了那时候的人们是怎样欢度春节的吗?
2.反 馈交流1:放 爆竹 。 (板书 )
(1) 你从哪儿发现的 ? 你能读读这句诗吗? 你读懂了什么? (师强调:岁, 年。例:一岁一枯荣。除:去、更换)
(2) 同学们, 看, (出示图 ) 孩子们燃起了爆竹, 请你看图想象一下, 这种场面怎样? 他们满脸笑容, 多开心啊!听, (鞭炮声起) 再听仔细些, 听到了什么? (欢笑声) 好一派热闹欢乐的场景!让我们把这份欢乐带到朗读中去。
(3) 指名读, 齐读。
3. 反馈交流2: 在欢天喜 地的爆竹声中, 王安石一家送走了旧的一岁, 迎来了新的一年, 这种热闹这份欢乐仍在继续。看, 王安石的妻子端来了酒菜, 他们准备———饮屠苏。 (板书)
(1) 指名读, 理解诗意。
(2) 看 , 家人欢聚 一堂 , 其乐融融, 喝着新年的第一杯酒, 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体会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 看, 春风不仅把温暖的气息送入屠苏酒中, 更将这暖暖的春意送进了人们的心田! 谁来诵读“春风送暖入屠苏”这句诗?
(3) 让我们把这种热闹、这份欢乐、这股浓浓的春意融入到朗读中吧!
在这个案例中, 老师引领学生“读出诗的意思—进入人物的角色—进入想象的情境—把体会到的情感送入诗中”。学生经过朗读, 促进情感的形成和生发, 这时的朗读是“自然”的。
(二 ) 音乐渲染
一些写景的抒情性课文可根据其风格和特点, 选用适合儿童情趣、感情基调与课文相适应的乐曲来渲染情境。心理学家的实验结果证明:美妙的乐曲能直接刺激大脑的兴奋, 使其迅速进入情境, 能更好地调节感情, 促使学生读好课文。例如《草原》一文, 可以播放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草原歌曲, 唤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 激发学生对草原美景的喜爱、向往之情。学生再把这种情感通过朗读传递出来, 用“音化”的“景”“情”去打动、感染听众, 这样的朗读是自然的, 是符合文本特性的。
二、与人物对话, 把握情感基调
有的文本故事性很强, 塑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例如《钱学森》一文塑造了一位至死不忘回到祖国, 为国效力的伟人。这样的文本, 在读人物对话时, 就要把握人物的情感, 读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教学伊始, 我引导学生与钱学森爷爷进行第一次心灵交流:尊敬的钱爷爷, 美国留学期间, 你刻苦学习, 成为冯·卡门教授最得意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 请问:你这样努力的目的是什么? 学生从“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 都是在作准备, 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些事”体会到他归心似箭和强烈的报国心;接着, 学生和钱学森进行第二次心灵对话:钱学森, 祖国刚解放, 回到祖国, 你不会有优厚的待遇, 更重要的是, 贫穷、落后的中国无法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给您, 这样搞科研会遇到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啊! 你还是别回去了, 通过其他方式为祖国作贡献吧!
学生找到“我们日夜盼望的, 就是祖国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祖国现在是很穷, 太需要我们大家———祖国的儿女们共同去创造, 我们是应当回去的”进行朗读, 体会钱学森沉甸甸的爱国情;当学到漫漫归国路时, 学生又和钱学森爷爷进行了第三次心灵交流。此时的他, 面对敌人的迫害, 他对自己说:“__。”体会钱学森爷爷至死不渝的爱国情。三次心灵对话后, 此时, 站立在学生面前的不再是一个干巴巴的人物形象, 而是一个血肉丰满、有情有义的伟人。而学生的感情朗读是有感而发, 由心而发, 是“自然”的。
三、与文本对话, 架起情感桥梁
阅读教学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怎样才能使学生和文本进行有效的对话呢?朗读就在这几者之间起到了桥梁沟通的作用。
师:同学们, 炸药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危险品, 研究炸药更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板书:险)
1.快 速浏览课文 , 我们从文中哪里读到了“险”?
2.交 流 。
(1) 1864年9月3日, 诺贝尔实验室在一声巨响中化为灰烬, 诺贝尔的弟弟被炸死, 父亲被炸成残废……
(2) 轰! 巨大的爆炸声震撼着大地, 滚滚浓烟从实验室里涌出来。人们慌忙赶来, 齐声惊呼:“诺贝尔完了! 诺贝尔完了! ” (多媒体配上巨大的爆炸声, 浓烟滚滚)
生:从“轰”“震撼”我读出了声音的巨大, 从人们的话语中我知道了诺贝尔此时此刻一定满身鲜血, 情况危急。 (请你读出当时的“险”)
生:从两个感叹号中, 我也知道了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 (标点也能“说话”, 请你读好这两个感叹号。 )
(3) 近了 !近了 !火星已经接近炸药了!
什么近了? 两个“近了”, 三个感叹号, 你读出了什么?
生:我读出了害怕、紧张、激动, 我感觉危险近了!
生:从这个感叹号中, 我还感受到成功越来越近了!
师: 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读法, 让我们一起带着自己的感受读一读这一句。
师:的确, 这样的工作非常危险, 弟弟炸死, 父亲残废。而诺贝尔毫不气馁, 毅然决然再次走进实验室。同学们也感同身受, 让我们抓住这几个关键词语, 抓住标点, 再次体会这一份“险”。
生齐读感受。
质疑:这么危险的工作, 为什么诺贝尔不放弃呢?
生:诺贝尔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这是他小时候的理想, 为了减轻工人负担, 造福人类。
在这个案例中, 教师创设情境与学生对话, 抓住关键词语、标点与文本对话, 进入情境与人物对话, 从而激活了诺贝尔在学生脑海中的形象。当学生沉浸在人物、文本所引发的情境中时, 这时的朗读有了情感的积淀, 是简单有效, 是回归自然本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