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本位（共12篇）
市场本位 篇1
摘要：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竞争的日趋激烈对高职市场营销课程教学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面对挑战, 高职市场营销课程教学探索应从能力本位出发, 设计课程改革思路, 创新改革方法和改革内容, 以期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对高职营销专业人才的培养, 从而满足社会对营销人才的需求。
关键词：能力本位,市场营销,课程改革
一、高职院校市场营销课程的教学思路设计
市场营销是高职院校营销专业的一门必修课, 通过培养学生的市场营销实践能力, 满足社会对营销人才的需求。在市场营销课程改革中应把握“理论知识适度够用, 加强应用能力培养”的原则, 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以学生为主体, 将专业岗位技能和社会能力培养与理论教学加以区别, 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综合素质的培养, 建立实操性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在理论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主动探索, 并采用有效的考核方法, 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综合实际应用能力, 从而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
二、高职院校市场营销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
(一) 岗位定位及能力要求
根据对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显示, 大部分毕业生在制造、批发零售、旅游、房地产、农业等行业从事营销工作, 工作岗位包括业务员、推销员、广告策划、市场调研、售后服务调查员、客户经理、市场部经理和销售部经理等, 这些岗位要求学生具备市场调研能力、市场开发分析能力、产品销售能力、营销策划能力与营销管理能力等。因此, 在市场营销教学改革中应以培养和提高学生上述能力为重点, 以适应社会需求。
(二) 以能力培养为本位进行教学内容设计
市场营销课程内容的改革应从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 通过职业能力分析形成能力标准, 进而转化为课程教学目的。应注意教学内容实用性, 基础理论以应用为目的, 以“必需、够用”为度。教师可根据营销岗位群对营销知识和实际技能的要求对教学内容重新进行梳理与编排, 将课程内容模块化, 系统讲解营销理论的核心内容, 并在每一模块中设计相对的实训项目, 以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整个教学内容设计应体现出实践型、复合型、多元化与全程性的特点 (详见表1) 。
(三)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市场营销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课程, 案例分析是主要的教学方法。教师在选取案例时应关注市场动态与市场发展趋势, 使所选案例不仅与营销知识有机结合, 更要激发起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教师应针对教学内容巧妙设计思考与训练题, 引导学生分析与讨论, 营造师生互动、相互影响的和谐氛围。
2.项目教学法
在市场营销课程教学中, 教师可将任务交给学生独立完成, 从信息收集、方案设计与实施到成果评价均交由学生负责, 教师只起咨询、指导与解答疑难问题的作用。通过独立完成项目, 学生可掌握相关知识, 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角色扮演法
角色扮演法是让学生扮演一些角色, 亲身体验所扮演角色的心理、态度、情境等。角色扮演可使学生身临其境, 在接近真实的营销环境中, 通过观察和角色模拟操作, 激发学习热情, 扩大知识面, 锻炼并提高学生的营销实践技能和应变能力。
(四) 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
市场营销课程考核体系应以职业能力为考核依据, 摒弃“一卷定成绩”的传统做法, 倡导“过程型”考核, 注重学生在全部课程学习中的整体表现。在考核形式上, 围绕能力培养, 采用多元化考核方式, 即开卷笔试、口试、案例分析报告、营销策划、职业技能考证等, 尤其应重视实际操作能力的考核。
三、市场营销课程教学改革的促进措施
(一)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要实施职业能力导向的课程教学改革, 首先要求教师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目前, 我国高职院校承担市场营销课程教学的教师大多数缺乏实践经验, 因此教师应积极主动深入行业挂职, 直接参与一些企业营销管理工作, 从而确保在课堂教学中将理论和实际融会贯通。
(二) 加大硬件建设力度
高职院校的硬件方面主要是校内实验 (训) 室和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市场营销模拟实验室、沙盘演练实训室等实验室可达到仿真营销业务处理情景, 但仍有诸多院校缺乏资金投入, 需要政府给予支持。此外, 校外实习基地可满足学生的实习需求, 是提高学生职业能力的重要平台, 但大多数企业对校企合作缺乏热心, 需要校方积极主动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为学生搭建实现平台, 使学生真正了解和亲自参与营销实践活动。
(三) 确立具有公平性和公正性的考核标准
在营销能力训练中往往需要学生采用小组协作的方式进行, 这种形式可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个别学生“搭便车”甚至“滥竽充数”的现象, 因此, 教师在对以小组为单位的任务教学进行考评前, 应设立整体与局部的考评标准, 并将其公布于众。评价时, 教师不仅要对学生进行考核, 还要实行小组对小组、组长对组员、组员对组长、组员之间的全方位评价考核, 以确保考核的公平性, 从而增强学生的实践效果, 保证高职营销课程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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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本位 篇2
作者：彭 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取得进步后，我国的法学研究也越来越繁荣。但不管法学研究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应该肯定，权利与义务始终是法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畴。在1988年6月全国首次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以来，许多学者围绕“法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这一论题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张文显教授的《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一文，可以说也是对这一课题的一次富有成效的探讨。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冒昧对该文作出总体评论，但仅就其中某此问题作一浅论或做些拓展。
一、关于权利的界说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的不可少的力量。在历史上，人类对权利的探求也可谓是一个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过程，在这种艰苦的探寻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三位启蒙思想家，即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对人类认识自己的权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洛克是以“自然法”作为分析权利的逻辑起点。洛克认为，根据自然法，每个人生来就有追求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或者说，自由、平等和所有权，是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因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①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自然权利状态，处于这种自然权利状态之中，每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如果每人的这种自然权利全部得到实现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他人的权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于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和社会的存在就在于以维护个人的这些自然权利，或者说，人类需要组织一个公民社会和一个民治政府，以保障这些自然权利的实现。当某些人在实现其权利而侵犯他人的权利（或利益）时，此时，就需要政府出面加以干预和防止，而政府出面干预的方法就是运用政府权利和法律。然而，政府的权利和法律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洛克认为，这就是“社会契约”。即人们为了在社会中相安有序，各自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权利，每人就必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并把这部分让渡的权利共同交给一个机关未管理和行使，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公共机关，即政府。不可否认，在洛克的这种假定之下，政府当然可以运用权力和法律来保护自然权利，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既然政府拥有了权力，但谁又能保证政府就不运用这些权力来侵犯自然权利呢？洛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加以解决，但是，洛克冥思苦想之后，似乎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而最终是由孟德斯鸠帮助为其解决。
孟德斯鸠耗之精力写成了《论法的精神》。在这一书中，孟德斯鸠直接论述权利问题甚少，而是把“权利”换成了一个法国能够普遍接受的概念――自由。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石不变的经验。”②人们既然通过“社会契约”而组成了政府，并给予了政府的权力，那么政府也就没滥用权力的危险和倾向，一旦政府滥用权力，那么人们的权利就会被肆意践踏和侵犯。因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③可见，为了使人们的自由不被随意剥夺和侵犯，孟德斯鸠密切注视着国家权力的运行，注视着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关系和地位，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之理论，以此来用权力限制权力，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三机关彼此制约与均衡。只有在这种权力制约的体制下，国家权力就不会去轻易地剥夺和限制公民的权利，从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这样就解决了洛克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卢梭对权利的论述也有其自己的理解。同样，卢梭的整个权利学说都是假自然之名进行的。一方面，他主张人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法，根据自然法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他认为，权利不仅是每个人生存的主要手段，而且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卢梭与洛克一样，也主张，为了权利的实现，人们就得签订一个契约，建立社会与政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更看重国家的作用，国家既是个人的全部财富的主人，也是个人生死权的定夺者。因为在卢梭看来，在这种社会契约中，“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④即国家实质上就是个人所有权利的唯一裁判者。在这里，卢梭又把国家实质上看作是一个种公意，其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并且认为这种公益不可能犯错误，不可能侵犯个人权利。因为“公益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⑤当然，卢梭的这种论点过于绝对，他没有认识到，一个绝对至上的主权者，国家权力或公意必定意味着专制。
通过上述几位启蒙思想家关于权利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启蒙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自然权利也是需要国家权利支持的。诚然，在权利的问题上，它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问题，因为个人权利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撑和保障就无法实现，但是，国家权力在支撑和保障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又不能没有边界，不能没有任何限制，否则，国家权力又会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和侵犯。因此，这又需要对国家权力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对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约束和限制如何进行呢？或者说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以何为准呢？是仅以现行的法律规定（实在法）为准呢？还是在除了实在法的规定之外另有其它的东西呢？这里就涉及到实在法与应然法的问题了。具体说，涉及到“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法定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力，没有国家的授权一切合理的要求都不会成为权利，它说明了权利的尺度，是为主体从强化法律的实效方面实现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应有权利是来源于人的道德性质，国家权力的授权只是对这种基于道德性质合理要求的一种认可而矣，它说明了权利的性质，是社会主体评价法定权利的依据。因此，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便会得出法的本位的不同结论。申言之，义务本位法是以实在法对考察基点，而权利本位法是以应然法为考察基点。在与国家权力关系问题上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二、关于“义务本位”的`理解
为了更好的理解“权利本位”这一命题，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义务本位”作简要的理解。张文显教授认为“义务本位法”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法中，并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伦理支撑。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经济的社会，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握有无限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必定道德化或宗教化，重伦理轻法理，大量的道德规范或宗教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化为法律规范，道德原则和宗教信条亦被奉为法的精神。⑥因此，在“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控制，强调的是一种服从，臣民服从皇帝，奴隶服从奴隶主，农民服从地主，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是其显著的特征，法律也根本不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作为其价值取向，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是一种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所以，这样的法律当然是以人的义务为其首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宣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而寿终正寝。比如，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八议”制度就是这种法的最好脚注，这种法充分体现了不平等的思想，规定了达官贵人的“议”、“请”、减”、“免”、“赎”等制度，而平民百姓犯法却无法有此特权。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义务本位”法所考察的基点是实在法，在谈及人的权利时仅以现行法律的规定为限，如果法律没有赋予人的某种权利，那么人便不享有此种权利。换句话说，人的权利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其实，这种考察基点是我们所不赞成的。首先，立法者不能在法律中穷尽人的权利，也无法穷尽人的权利。其次，统治阶级会利用立法权在法律中规定自己的特权。再次，在人的正当权利遭到侵犯时，却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因为这种法，正如上文所指，不是以价值作为导向而仅仅以社会秩序作为考察目标。因此，践踏人权，压迫民众，保护特权便成了其必然的逻辑结论。从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来看，这种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国家权力是第一位的，权利是其次的，首先保证的是国家权力的运行，在此基础上，通过规定公民的义务来给予一定的权利。既是说，国家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支配这个社会的主要力量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其它的一切诸如法律、权力等也只是一种完全从属、依附于权力的附属品。
三、关于“权利本位”的理解
如上所述，在我们理解了权利的基本含义以后，就为我们理解“权利本位”提供了一把钥匙。那么，“权利本位”又何指呢？有学者认为，“权利本位”是“法以（应当以）权利为其起点、轴心或重点”的简明说法；在整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都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第一性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律予以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及权利主体根据法律作出选择以实现其利益的一种能动手段，而义务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权利相对人应当适应权利主体的合法要求而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即主体的权利通常是通过权利相对人履行义务而实现的。该学者又进一步认为，权利包括个体权利、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国家权利等，权利是有界限的。一方面，权利所体现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这种利益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或幅度，是被限制在社会普遍利益之中的，是受社会的经济机构和文化发展水平制约的，亦即以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社会的承受能力为限的；另一方面，权利是以权利相对人的法定义务范围和实际履行能力为限度的。在以权利作为本位的法的社会里（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法），法律首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所享有的主体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导向。⑦因此，我们认为，“权利本位说”强调了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根据现代的价值准则，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中，合乎理解的法律应当以权利而不是以义务作为其本位；其二，现代法制应当以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为宗旨去设定和分配义务。或者可以说，“权利本位说”讨论的范围在于立法导向，立足于价值分析，所强调的是“法应当怎样”、所回答的是“应当是什么”，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比如，在关于“不得杀人”（或禁止杀人）的法律规定中，“不得杀人”这一义务，是渊源于人们有生存的权利，即“生存权利”，而不是因为有“不得杀人”的义务，我们才有理由活下去。拘句话说，只是因为我们有“生存权利”这一权利。所以，就要禁止杀人，而不得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利；而不是相反的表述，即首先有法律的“禁止杀人”的义务规范，才使人的“生存权利”不受侵犯。
然而，正如“义务本位”法一样，“权利本位”法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政治基础。而在当今的世界中，“权利本位”法有资本主义的法和社会主义的法，两者都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法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在此，尽管其形式上是平等、自由、民主、文明的，但实质上是不自由、不平等、不文明、不民主的，有着极大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法是一种人类最新类型的法，它把权利本位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这种法就充分体现了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⑧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权利本位法所考察的基点是与义务本位法所不同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去理解法律，是一种价值分析，它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法应当怎样”、“法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等是法学理论不能回避的。对这些问题的深究表现了法学以及法学家对立法的价值取向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切。这种理论主张，权利应当成为法的价值取向，立法者应从权利的角度出发来进行义务的设定与分配，义务是实现权利的必要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以此为基础和取向，强调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文明便是这种权利本位法所追求的目标，尽管这些平等、自由、民主等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形式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质性的），但我们不能否认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取向。从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上看，这种权利本位法首先以权利作为第一性的，国家权力是其次的。或者说这种权利本位法首先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国家权力不能轻易地去侵犯和干涉公民的权利，相反应当有力地保障公民的权利的充分实现。这就较好地解决了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构成问题。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这是一种人类最新类型的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和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法。这种法从本质上应该说反映了公民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这种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的一般发展规律，即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权利本位法而建立了一种新类型的社会主义权利本位法。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从确立法的权利本位原则到完善权利本位立法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国家从建国之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尽管确立了法的权利本位原则，但是由于生产力不发展，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存在等原因，这种权利本位原则受到了严重冲击乃至取消，国家权力过于膨胀，官僚主义泛滥，个人迷信严重，法律变成了虚无主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只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现象才有了根本的改变，社会主义权利本位原则法重新确立，并积极地加以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性、自由权利和尊严不断得到充分反映和实现。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应当考察法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规律，探索社会主义权利本位价值，不断完善权利理论。
四、结语
法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是现代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之一，也是民主和法制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实际问题。这一论题也在我国法学界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赞成义务本位，有学者推崇权利本位，两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且各有道理和说服力，然而两者所考察的基点和站立的角度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是顺理成章，义务本位站在实在法的角度，以实在法作为其考察基点，首要的是强调维护社会秩序，而权利本位法站在应然法的角度，以应然法作为其考察基点，以法的价值作为导向，强调人类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在处理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义务本位法由于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因而在法律规定中主要是义务规范和禁止规范，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国家权力支配着整个社会，反言之，国家权力是不受法律的约束和限制的。即便法律在某些方面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然而一旦当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控制失调时，国家权力会赤裸裸地干预和镇压而根本不会顾及人的权利。权利本位法由于强调人的权利，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作为价值取向，因而在法律规定中主要是权利规范，并且为了保障人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就不得不要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的运行，以防止国家权力对人的权利毫无根据的侵犯。以此观之，义务本位法和权利本位法存在显著的差别，在当今逐步走向法治的社会中，我们应毫不犹豫地选择权利本位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肯定地认为：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
①洛克：《政府论》下篇，⑤同上，第39页。
商务印书管1964年版，第6页。
②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③同上，第156页。
④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书馆1980版第23页。
市场本位 篇3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市场营销；能力本位；立体化教材
中图分类号 G7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3-0087-03
基于文献分析，关于立体化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内涵外延的界定已相当清晰，对于立体化教材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组成要素以及常用媒介的技术手段的实现也基本成熟。然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前立体化教材的开发较多集中在本科课程教学领域，高职相对偏少；在已建成立体化教材的部分课程中，其课程内容通常局限于对应课程领域内，较少考虑与前置课程、同步课程以及后续课程的衔接问题；未能从专业顶层设计的高度，统筹兼顾，系统设计，将立体化教材真正建设成为课程的整体教学解决方案。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理论为指导，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宗旨，结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立体化教材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重点阐述能力本位的高职市场营销立体化教材开发、应用与推广。
一、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立体化教材整体开发方案
（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基于岗位核心能力的课程体系，为能力本位的立体化建材开发奠定基础
1 深入调研，了解需求，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岗位
在确定市场营销专业课程框架时，对学校所在区域周边企业开展广泛的专业调研，通过走访148家不同规模、不同产品类型、不同销售渠道和销售环节的企业，了解到营销岗位群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产品销售、市场分析、客户服务、营销策划，其中，从事产品销售类岗位的比例达到75%。因此，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需要，选择销售业务员和销售主管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岗位，并按销售业务员-销售主管-销售经理的岗位发展轨迹进行课程开发和建设。
2 剖析岗位核心能力，确定能力本位的核心课程
通过召开专业协作会议，由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家参照营销岗位任职要求，对营销人员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进行分析、整理、归纳、总结，确定营销工作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提出具体技能要求，进而制定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课程结构分析时，对专业职业岗位群所需的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分解和重组，制订“能力本位”高职市场营销专业课程体系，见图1。
3 根据岗位核心职业能力提取典型工作任务，制定课程标准
以《推销与洽谈》课程为例，根据岗位工作类型，由简单到复杂设计店堂推销、电话推销、上门推销与洽谈、综合训练等四个项目，每个项目以“一企业、一产品”为教学载体，按“四阶段、七步骤”的教学过程训练学生的推销与洽谈技能，利用校园商品展销会平台，组织学生进行“竹天下”产品、“日加满”饮料的现场推销，设计量表测评，用以比较训练前后的心理素质和推销能力，按过程测评与业绩测评7：3的比例对课程进行考核评定，极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整合资源，提升立体化教材的内涵，更好服务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
1 整合同类院校相同专业资源，实行多校合作
从全国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来看，超过80%的学校均开设了市场营销专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和资源。因此，在立体化教材建设项目之初，针对不同课程的特点，除了校企合作共建课程教材之外，分别邀请国内多家高职院校的市场营销专业教师参与，如《市场营销学》立体化教材是学校与浙江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工程学院、宁波市职业经理人协会、宁波市场营销协会，以及青岛海信、奥克斯等企业共同合作开发；《公共关系》则是学校联合了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黄冈职业技术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等优势力量参与共建。
2 深度开发与项目课程教材相配套的网络资源
针对移动互联网普及的特点，借助于教育信息化技术，以多样化的媒介资源的表现形式为教与学提供服务，学生借助于智能手机扫描网站首页二维码直接参与学习互动交流。目前，9门项目课程教材、网络共享资源已全部开发并用于课程教学过程中。同时，为满足教师、学生、社会人员即时查阅相关课程资料的需求，建立市场营销专业资源库网站。
（三）搭建“虚实结合”实践实战平台，为立体化教材的实施提供保障
立体化教材创造了一个听觉与视觉联动、图文与音像交互、教师与学生共创的交互式学习环境，但学生要将所学知识转化为现实能力仍需通过实践实战环节来完成。为此，在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辅以“软件模拟和仿真项目”真正实现“教、学、做”一体化，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国内各类科技竞赛，如全国市场营销大赛、市场营销技能竞赛、浙江省统计调研大赛等，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训练学生的岗位技能，也锻炼其良好的心理素质，见图2。通过实战平台“商品展销会+终端销售实训室+创业基地”，以真实的职业氛围培养学生的职业态度和能力，使得理论与实践真正实现融通和对接，为毕业生零距离上岗或自主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高职市场营销立体化教材的应用与推广
（一）资源共享，实现多方共赢
《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客户服务与管理》等立体化教材的开发均聚集了省内外同类高校专任教师和业内专家资源，教材内容如主体知识、案例及案例分析等更加丰富化，并更具有普适性和推广价值。同时，教学资源库共建共享，使得有限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化效用。因此，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系列立体化教材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如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市场营销学》（原国家精品课程）得到国内兄弟院校高度好评，其网站点击率接近2万次，与课程配套的教材《市场营销学》深受中西部同类院校师生好评，浙江大学出版社已经第10次印刷，发行量达3万册。
同时，因立体化教材建设是多校合作的结晶，《市场营销学》《市场调研与分析》《推销与洽谈》《公共关系》《客户服务与管理》《小企业创办》《终端推广与维护》《团队管理》《销售计划与控制》等9门项目课程数字资源以及配套教材不仅使本校市场营销专业、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物流管理专业、电子商务专业等学生直接受益，在参与项目建设的其他学校相关专业学生中也得到广泛采纳，直接受益学生超过1万人。
（二）经验共享，产生较好的示范与辐射作用
市场本位 篇4
另外,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表明, 在全国出版的1938种报纸中地市级报纸达到882种, 占45.51% (2) , 数量占据中国报业市场的半壁江山;另有资料表明, 我国现有地市党报社338家, 共办有报纸553种, 其中地市级党报376种。地市报的广告总收入和发行总收入分别突破了60亿元和30亿元。 (3) 2009年4月13日, “评论权”三字载入中国政府第一份人权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 》, 意味着评论权作为一种纯粹的表达自由被正式提升到人权高度, 这对于优化评论氛围、促进评论繁荣无疑将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这应当成为地市级党报繁荣评论论坛的一个契机。
因此, 目前地市级党报新闻评论发展的突破口是:如何发挥地缘和主流优势, 有效开发自身潜质, 满足受众需求, 通过更加及时、权威、深入、可信的分析解读, 以及广泛的交流沟通, 激活本地“观点市场”, 以新闻评论的有效传播来打造媒体影响力。
地市级党报在“观点市场”构建中的优势
毋庸讳言, 当前区域内的信息传播平台呈现多元化趋势, 地市报受区域特点、体制局限和市场竞争的影响, 处于在区域、体制与市场竞争的夹缝中生存的困境, 普遍面临着一些问题, 如受众范围减少、发行难度加大、报纸的角逐力受到极大挑战等。但是, 地市级党报在“观点市场”构建中的优势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地市级党报的公信力。地市级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至关重要, 其权威性、公信力是其他媒体无法取代的。随着公共信息平台增多和信息来源渠道的增加, 受众对有效信息的取舍难度也随之增加。舆论控制需要地市级党报, 舆论的正确导向也需要地市级党报, 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 地市级党报的快速反应、理性分析, 对于消除受众疑虑, 引导受众思想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是地市级党报的影响力。地市级党报的受众群主要是党政领导、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各级管理者等, 这类受众往往掌握着较多社会资源, 具有较高的决策话语权, 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影响力决定着高度、决定着地市级党报可以很好地利用受众资源,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 办报会更加有的放矢。
三是地市级党报的吸引力。媒体的吸引力来源于内容本身的吸引力, 内容是媒体的主要竞争力, 而在观点信息内容的占有上, 地市级党报有原创性新闻的采访权、发布权, 有专业化的采写、编辑、评论及制作队伍, 同时, 在接近主流资讯、主流观点及价值观方面, 地市级党报的优势更加明显。
抓住受众是关键
对于地市级党报, 本地受众是新闻评论传播与交流的主体。信息被受众接受历来被认为是完整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终端, 是实现其价值的最终环节。受众是积极的大众传播参与者, 离开了受众, 传播就失去了意义, 传者只有传播那些符合受众实际需要的信息才会被受众接受, 取得好的传播效果。 (4)
我国的党报已经走过了七八十年的风雨征程, 在发挥主功能即“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今天, 地市级党报所面对的受众, 无论其构成还是阅读的取向, 较之几十年前甚至几年前都有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 知识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的受众接触并且获知新事物的能力和途径也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地市级党报必须抓住现今受众的特点, 保持敏锐的评论思维, 在实现新闻评论传播的有效服务和有效舆论导向上下工夫。
新闻评论传播的有效服务和有效舆论导向是互为依存的, 有效服务是有效舆论导向的基础, 有效舆论导向又反过来保证和促进有效服务的实现。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 党报始终处于重导向轻服务的状态, 在舆论导向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多年来, 我们在宣传中反复强调新闻评论的正确舆论导向, 然而却往往只考虑要重导向, 并不去研究如何使受众接受你的导向, 即注意导向的有效性。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考虑传播的有效覆盖以及受众的实际接受程度。有效舆论导向, 是要通过对受众需求的有效满足, 增强新闻评论的亲和力, 充分引发受众的阅读兴趣, 进而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 将党和政府需要让受众知道的东西, 变成受众自然而然的理解, 完成新闻评论在舆论宣传中应当完成的感召力和鼓动力。
构建“观点市场”的操作策略
传播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公式:选择的或然率=所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 (5) 即信息被受众选择的可能性与它提供的报偿程度成正比, 与人们获得它的费力程度成反比。新闻评论的传播也受这个规律支配。媒体要以方便受众接收实用、有效的信息为出发点, 为受众理解并参与新闻评论的传播创造最方便的条件, 做到“传务求通”。对此, 地市级党报可以有以下几条思路:
评论版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报纸的特色, 是指一张报纸所特有的、不同于别家报纸的色彩和风格, 是报纸个性和特点的集中体现。报纸特色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特色。
地市级党报新闻评论版要办出特色, 首先要有鲜明的地方性, 即地方的特点、地方的特殊性, 像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风土人情, 等等。评论版面和栏目的名称、稿件选择、语言风格及编辑技巧和版式安排等方面可以做到既突出评论的特色, 又体现本土文化风格, 同时还反映受众的需求, 版面特色明显, 灵活多样, 吸引本地受众的注意力。
从内容方面看, 直接的体现就是评论选题的本地化。选题本地化, 就是要从本地受众的需求出发, 选择他们关注度比较高的论题。这在地理、心理接近两个层面上能让受众有浓厚的兴趣, 因为本地的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与本地受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受众对此类评论“阅读期待”也是比较迫切的, 而且这也体现了“三贴近”原则。
因此, 地市级党报要更多地选择与本地受众休戚相关的现实问题来评论, 即使是外地新闻, 地市级党报也应该更多地采用“本地化”视角的解读方法, 满足本地受众的需求。特别是评论内容不能只停留在异地监督的层面, 更要敢于反映和回答本地现实生活中受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敢于发表新鲜而中肯的见解, 在本地舆论监督方面有所作为。从一定意义上讲, 评论选题本地化的功效与独家新闻的功效是一样的, 既能做到避免与其他报纸雷同的评论, 又凸显了报纸特色。
评论形式多样化, 开阔受众视野。运用评论手段传播观点信息, 地市级党报应当秉承“严肃、理智、细心的探究态度, 有组织地因而也是有效率地进行问题探讨” (6) , 采取认真调查、核实、研究的态度, 客观并理性地分析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 恰当地发挥正确舆论的影响。
首先要提供“本报独家观点”, 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争取受众的竞争中, 地市级党报必然要在认识新闻事件本质的基础上, 运用代表本报立场的各种评论形式 (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等) , 通过理性的分析, 发出权威的声音, 甄别事实, 引导舆论, 为受众提供认识、理解或思考问题的路径或方法。对于评论者来说, 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激励受众理性地思考问题, 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应当是地市级党报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的最有力亦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其次要舍得拿出一定的版面, 刊发“他家”言论精华, 做观点信息的“集纳商”, 在汇集之中显示“本报特色”。这是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奈而又高明的做法。无奈在于, 现今的新闻媒体数量庞大, 受众对于某一个媒体的专一度与忠诚度减弱, 迫使媒体必须成为内容的“集纳商”, 来最大化地巩固已有的受众群, 吸引潜在受众的注意力;其高明之处在于, “汇天下精华”并非只是被动的“二次传播”, 一样可以通过相应的手段或方法在形式和内容上做到不落俗套、极富魅力, 以此来“扬独家之优势”。
“发言空间”多层次, 拓展受众参与面。新闻评论作为意见传播、观点交流的工具, 对媒体来说, 是体现媒体立场的旗帜和号角;对受众来说, 是表达利益诉求, 进行利益博弈的渠道和工具。同时, 新闻评论还有启迪民智、澄清公理、明辨是非的思想文化价值。正因为如此, 使得“具备独到认识、能超越一般受众认知水平”成为多数报纸 (特别是主流报纸) 言论版的选稿标准,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闻评论传播与交流的高“门槛”。例如, 目前活跃在一些发行量与口碑俱佳的报纸评论版的作者基本上是具有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 以及具备丰富阅历感知的媒体人。他们既具表达能力, 又有表达智慧。虽然社会精英的身份和其文章所体现的慎重严密使观点信息平添了一种权威性, 但是这种对评论作者的选择倾向, 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带来对普通受众所写的评论文章的弱势处理。这一现象在地市级报纸评论版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对此, 《人民日报》评论员陈家兴曾撰文提醒:“如果我们要提高门槛, 要求时评文章有专家的深刻、有精英的独特、有文章家的文笔, 则大批的时评作者也就是公众势必就被挡在了门外。如此一来, 可能使时评失去了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 公众的话语权可能就失去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平台。” (7)
试想, 如果所有的新闻评论版面上充斥着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个阶层的言论, 是否有利于观点信息传播的生态平衡?这显然与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本质属性相违背。“如果一种对所有的人都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工具仅仅供少数人使用, 且不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服务, 那么此时, 利用那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处在危险之中了。” (8)
诚然, 由于受版面的限制, 报纸不可能给社会当中的每个人提供发言的机会。但是在观点的“精英化”与“草根化”之间, 还是需要实现某种平衡的。
在具体操作中, 地市级党报有条件实行评论栏目“分层”设置, 即:在评论版面上既要有为专家学者开辟的“学者观点”、“学者论坛”, 也要有张扬普通受众个体话语的“一家之言”、“各抒己见”和“自以为是”, 还要有机动灵活的“编读往来”、“他山之石”;同时, 还可以仿效网络新闻媒体的一些做法, 如:设置“论坛”, 不定期地推出各种有益话题, 供本地受众参与讨论;实施“报网互动”, 设置“网友之声”, 将本报网络版的言论内容延伸至纸媒, 使观点信息传播立体化、多样化;另外, 评论版面还应开辟“三言两语”评论栏目, 有感即发, 有疑即质, 有错即批, 一语中的地表明对某一问题、某一观点或某一提法的意见和态度……
特别应该注重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 更多地设置适合他们发言的评论栏目, 满足其参与评说的需求, 使得社会当中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见解的受众的“声音”都得到平等的表达机会, 借用《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学谦的话说, 就是要“大嘴小嘴都说话” (9) 。
参考文献
①按照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报告中对“主流媒体”提出的6条判断标准, 地市级党报毫无疑问是区域性的主流媒体。见《主流媒体如何增强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之三:重视对几类重要报道领域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者》, 2004 (1) 。
②朱学文:《地市报现状与发展对策》, 《新闻战线》, 2009 (4) 。
③王贵海:《在中国地市报研究会成立20周年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中国地市报人》, 2008 (12) 。
④笔者曾就此问题撰文探讨, 参见谢明辉《新闻评论的受众观念》, 《新闻大学》, 2000年冬季号, 第45～47页。
⑤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美]:《传播学概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年版, 第114页。
⑥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252页。
⑦陈家兴:《时评, 让公众思考着》, 《新闻记者》, 2003 (11) 。
⑧新闻自由委员会[美] (The CommissionFreedom of the Press) 、展江、王征、王涛 (译)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
市场本位 篇5
法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是现代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之一，也是民主和法制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实际问题。自从1988年6月全国首次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提出这个论题以来，它已成为我国法理学以至整个法学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此论题略作探索。一、“权利本位”之所指
“权利本位”是个语义和意义丰富的概念组合。以下六点是它的要义：
（一）“权利本位”简明地表达了“法是（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观念。“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是在讨论“法的本位”的过程中引出的概念组合。“法的本位”是关于在法这一定型化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中，权利和义务何者为起点、轴心或重心的问题。“权利本位”是“法以（应当以）权利为其起点、轴心或重心”的简明说法，“义务本位”是“法以（应当以）义务为其起点、轴心或重心”的简明说法。“权利本位”观念的具体表述是各种各样的。此处摘引几段论述为例。“在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达的现代社会，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从宪法、民法到其他法律，权利规定都处于主导地位，并领先于义务，即使是刑法，其逻辑前提也是公民、社会或国家的权利。”⑴“权利构成法律体系的核心。法律体系的许多因素是由权利派生出来的，由它决定，受它制约。权利在法律体系中起关键作用。在对法律体系进行广泛解释时，权利处于起始的位置：权利是法律体系的主要的和中心的环节，是规范的基础和基因。”⑵“权利是在一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可能性，是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的表现，是人们行为的自由。……权利是国家创制规范的客观界限，是国家在创制规范时进行分配的客体。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⑶
（二）“权利本位”概括地表达了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制度的特征。凡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制度都有如下特征：1.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没有人因为性别、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等特殊情况而被剥夺权利主体的资格，或在基本权利的分配上受歧视。2.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是第一性的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3.权利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这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他人的权利给予应有的承认、尊重和保护。4.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或强制的情况下，可以（应当）作出权利推定，即推定为公民有权利（自由）去作为或不作为。
（三）“权利本位”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特殊联系：一方面，权利是义务的逻辑前提，决定着义务的内容和作用；另一方面，权利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存在于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之中，离开义务，权利就成了一个绝对的、单纯的“异己”，也就失去了本位的性质。权利和义务也是互为参照系的：只有以义务作为权利的参照，才能把握权利的内容和界限；同理，只有以权利作为义务的参照，才能把握义务的内容和限度。
（四）“权利本位”所揭示的，是在某个国家的法律规则整体中、即在法定权利和义务的系统中权利的起点、轴心或重心位置，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在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或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法律规范的核心是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根据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情况，法律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两大类。人们不能根据一个法律规范是授予权利还是设定义务，而说这个法律规范是以义务为本位或是以权利为本位。这是因为在立法中通常为了保障和实现一项法定权利而用法律规定一系列义务，这些义务性规范是以授权性规范为中轴的。相反的情况（若干权利由一项义务保障）也时常存在。法律关系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联系。依权利和义务构成的情况，分为对等的法律关系和不对等的法律关系两大类。在对等的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的主体既享有权利又承担相应的义务。在不对等的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享有权利或享有较多权利，另一方主体承担义务或承担较多义务。因此，就某个具体法律关系为例来谈论法的本位，是不适当的
城市治理：从政府本位到民众本位 篇6
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社会治理”概念的流行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多见于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文献，大都含有相关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意思，突出了现代社会在管理和控制上的多元性、互动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它强调现代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统治，即它不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权力，而要更多地容纳和依靠非政府主体的自治行动。
有中国学者对社会治理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行为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城市社会治理，就是城市空间范围内的社会治理。
在中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使用了社会治理的概念，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专设一章。由此可见，完善和改进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中国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之中，而传统的治理模式未能及时调整和适应，导致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中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
一是政府的治理理念转变滞后。许多城市政府的领导人仍然习惯于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管理”，把公民和社会仅仅作为被管理的客体，结果是社会管理体现为刚性的、静态的、被动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控，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未能形成，社会治理的成本高、效果差。
二是大量的非户籍外来人口仍处于边缘化状态，未被纳入多元共治的主体之中。虽然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已经启动，但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依托于传统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居民权利体系尚未发生全局性变化，非户籍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权利差距旧态依然，非户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既未被当作平等的权利主体，其自身也具有较强的客居心态。
三是社区与居民自治的不发育。长时期高强度的一元化管控，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社区与居民自治的传统，弱化了社区与居民自治的能力。与此同时，伴随着近年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新住区的不断形成，老住区曾经拥有的社区自治功能也在大幅弱化，新住区的社区自治功能大都未能有效建立。其结果是，类似于社区周边的占道经营、社区内部的私搭乱建、乱倒垃圾、邻里之间的噪声污染等居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权益纠纷问题，原本都应该通过社区自治、居民民主协商和自主管理的手段加以解决，由于社区与居民自治功能的缺失，不得不求助于“城管”等公权力的广泛介入，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
四是社会问题多样化、复杂化、高发化，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与手段严重滞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权利意识提高，社会诉求提升。城市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要求已不局限于享受公共服务、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化解邻里矛盾等社会稳定的层面，而是在参与公共事务、自由表达意见、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生活环境等涉及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方面有了更多和更强的诉求，而传统的以控制、强制、法制为主要方式和手段的社会管理难以对这些诉求作出有效回应。
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
自中共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任务以来，许多城市政府都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有所探索，创造出丰富的实践案例。通过梳理这些案例，可以将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初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2）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3）运用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能;（4）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
在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方面，将原来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对象之外的外来人口、农村户籍人口纳入服务范围，是一个重要的创新领域。如甘肃省嘉峪关市从2012年1月1日起，彻底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全市30万人口不再区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通过此举，原来的农业户籍人口在医保、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方面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得以消除。再如大连市西岗区于2014年9月设立了外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为初到大连的农民工提供临时住宿、就业咨询、法律援助、网上订票等多项服务。
在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方面，温州市于2012年10月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和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全面放开登记，资金门槛降为零。短短两个月时间，全市新增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达到1500多个。截至2014年9月，温州市共有20家政府职能部门，向100多家社会组织购买了20项公共服务，涉及五水共治、教育、社区、培训、司法、养老、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再如，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从2003年起实行了公共预算制度改革，从2003年底开始，该镇的实事工程项目不再由镇政府拍板决定，改由镇人大代表票决产生。并且，实施过程由代表监督，建设结果由代表评估。这样，镇人大代表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直接参与镇的重大事项决定，扩大了居民民主参与的层面。
在运用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能方面，肇始于北京市东城区的“网格化管理”收到比较明显的成效，在全国许多城市得到推广应用。所谓网格化管理，就是将城市空间划分为若干单元（即网格），依托数字化信息平台，对单元网格内的管理需求及时作出响应的城市信息化管理模式。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在提高城市管理效率、降低城市管理成本、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提高公众满意度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自2004年在北京市东城区率先试点后，在建设部的主导下逐步向全国推广，截至2012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90多个城市已经采用或正在推行网格化管理。
在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方面，1995年，深圳市首次把与外商投资审批有关的18个政府有关部门集中起来办公。随后，以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服务大厅等形式提供窗口服务的做法逐渐在全国得到推广，目前在地市及县已经比较普遍，在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有不少乡镇也成立了便民服务中心。这种做法方便市民办事，提高了政府效能。
实行大部门制改革，也是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途径。广东顺德于2009年启动了大力度的大部门制改革，党政部门机构数由41个重组为16个，对机构、职能、编制、人员和运行机制重新整合，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优化权责和资源配置，形成新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格局。其结果，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上海市闵行区的“大联动”模式、上海市嘉定区的“大联勤”模式等，也都是通过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的实践探索。其实质是在不改变现有行政管理组织体制的前提下，通过综合采用社会协管力量整合统管、管理信息集中采集共享、行政执法协调联动等方式，优化完善城市综合管理运行机制。其目标是形成上下联动、问题联处、执法联动的社会管理联动局面，形成合力。
案例：大连市西岗区“365工作体系”
大连市西岗区从2012年3月开始，创建了“365市民大楼”，并以其为核心建立了“365工作体系”。该体系运行三年多来，在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效率、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组织公益活动、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居民自治、改进基层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具有较好示范意义的模式。
1.一座全时运行、全方位响应的市民大楼。西岗区的365市民大楼从2012年3月30日开始正式运行。大楼的名称本身就体现了决策者的目标：建立一个全时运行的市民服务中心。其功能设置包括六个服务平台：便民服务平台、婚姻家庭服务平台、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平台、市民听证议事和维权平台、热线和网络管理服务平台、网格化社会管理信息平台。
2.三级管理、四级联动的365工作体系。西岗区还将服务触角下移，在所辖7个街道全部建立了365市民中心，45个社区全部建立了365工作站。同时，将全区划分为120个一级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网格员被赋予事前主动发现、事后督促检查的职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365市民大楼为区级中枢，区、街道、社区、网格三级管理四级联动的365工作体系。
3.五个方面的特色创新。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365工作体系”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特色创新：在治理理念上，将群众满意作为核心目标;建立联席协调机制，填补管理空白;建立居民听证议事制度，促进居民成为治理主体;以公益项目为载体，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主动发现问题，实现城市管理的精细化。
未来努力方向
1.进一步推进治理理念更新。社会治理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社会治理创新所涵盖的内容自然也就非常丰富。但是，具体内容各异的社会治理创新，其初始动力都来自于治理理念的更新。大连市西岗区365工作体系所展现出的多方面社会治理创新，最关键的起点就在于提出了“做群众需要的事，做事让群众满意”的核心理念。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要从过去那种偏重于政府本位的管制控制思维，转变到民众本位的协同治理思路上来;从被动的响应诉求和维稳，转变到主动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服务、疏导诉求渠道、维护公众权益、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治理理念上来。有了治理理念的更新，才能够相应地在治理架构、治理方式、资源配置、政府职能转变等多个层面进行创新。
2.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相应改革。在社会治理理念发生变革之后，原有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并不能自动与之适应，而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过去的各级政府机构设置以经济综合管理部门为主，社会综合管理部门相比之下极为薄弱。同时，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对象主要是针对行业和领域，而不是针对公众和群体。大连市西岗区通过从政府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建365市民大楼，并以其为核心构建了涵盖政府各职能部门及市政公用企业的联席协调机制，成功实现了社区事务的“一门式”受理服务和服务的全年无休，大大提高了政府为民众服务的便捷度、透明度和亲和度，是主动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适应治理理念变革的成功探索。在其他城市，也应当根据改进和完善社会治理的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3.注重消除现有的服务和管理空白。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处于快速的转型和变化之中，社会管理的对象大幅度扩大，公众的社会诉求明显增多，过去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无论在理念、体系、制度上，还是在机构设置、管理职能、管理方式等方面都与之不相适应，出现了很多管理空白和薄弱环节。鉴此，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注重消除管理和服务的空白与薄弱环节，应当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
4.进一步引导和强化居民自治。推进社区自治，是发展基层民主，使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有效形式。社区自治的具体事项，主要包括：社区的公共秩序、民意表达、诉求反馈、邻里关系、居民服务、矛盾调解，以及社区消防安全监督、卫生维护和治安维护等。有了有效的社区自治，很多事务就不再需要行政手段和司法程序等公权力的干预，而可以通过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民主协商和合作来解决。
推进和实现城市社区自治，是基层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虽然有一些地方在推进社区和居民自治方面已经做了初步尝试，但总体上思想还不够解放，进展还比较缓慢。在党中央已经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和依宪治国、依宪行政重要理念的大背景下，推进社区和居民自治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将宪法赋予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各项权利切实落实到位，将那些过去被有意无意剥夺的权利“还给”公民和社会组织。唯此，才能使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会治理有空间、有渠道、有保障，使其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而不仅仅作为点缀。
从“官本位”到“能力本位” 篇7
先讲个故事:中国江南有个叫刘备的, 祖宗曾是很有钱的主儿, 可惜等他涉世时已家道中落, 变得一贫如洗, 只得修鞋为生。后来刘备认识了两个兄弟, 叫关羽和张飞, 话一投机, 一顿酒后便拜了把子。三兄弟豪情万丈, 商量着弃了方寸的小店, 踏踏实实干番事业, 于是创办了“黄河”制鞋厂。创业初始, 三兄弟是啥都干, 从设计到生产, 从人事到财务, 从采购到销售, 三兄弟谁有空谁顶上。当时工厂规模小, 业务简单, 业务流程短, 三兄弟也是几乎样样熟悉, 都能独挡一面, 灵活的管理方式使管理团队成本低、效率高, 协作程度好。
在三兄弟的齐心努力下, 工厂发展迅速, 三年后“黄河”制鞋厂的人数过了300人, 三兄弟很快发现原先那种没有分工的方式出现了问题。由于专业化程度不够, 各业务环节的价值无法进行深入挖掘, 而且三兄弟性格迥异, 张飞生性自由, 不爱束缚, 但是对销售有种狂热, 随着组织的庞大, 张飞越来越觉得管理他人对自己来讲是一种束缚和浪费。关羽思维严密, 热爱学习, 在生产和财务等领域都有强烈的喜好。刘备待人谦和, 性情稳重, 受到他人的尊重。于是三兄弟根据自己的秉性, 张飞做了销售员, 负责大客户;关羽主抓生产同时兼管财务;而刘备负责工厂的人员管理和厂内外联络。后来“黄河”制鞋厂推出了“长江”牌运动鞋, 大获畅销, 工厂规模急剧上升。创业十年后, 已经有3000多员工, 年销售额过10亿。而三兄弟也是水涨船高, 张飞连年稳居TOP销售员, 个人业绩占了整个公司的8%, 同时是公司最优秀的销售培训讲师;关羽成了负责生产和财务的副总;而刘备是总经理, 负责经营团队搭建和发展方向把握。
从刘、关、张的现代创业故事上看, 我们看到在创业初期, 三兄弟并没有分工, 而是能者多劳, 身兼数职, 在各个领域都会有所涉猎, 是典型的通才。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 很快这种浮于表面的通才无法满足企业精细化管理的需要, 于是三兄弟出现了专业化分工, 这种分工既是兄弟自我成长的需要, 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三兄弟的工作方式本身有很大区别, 张飞销售能力非常强, 整个公司无人能出其右者, 但其他能力比较弱。关羽在生产和设计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的能力横跨了数个领域, 但他的知识经验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首席专家。刘备在任何专业领域内都不是绝对专家, 但他有很强的能力去凝聚团队力量, 并带领团队实现企业目标。从人才观来看, 张飞、关羽、刘备分别是专家型人才、系统型人才、管理型人才。专家型人才在某个领域内的能力非常精深, 而这个领域比较狭窄;系统型人才在多个领域内的能力都比较精通, 但精通的程度不如专家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的核心任务则从业务技能转变成管理团队, 在带领团队实现目标方面能力很强。企业里三种类型的人才是员工本身特性的差异、也是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必然要求, 更是组织庞大后带来的职责与角色的分工。
但要明白的一点是, 这三种类型人才都是高层次人才, 很多员工一生都没能达到这个层面。马斯洛勾画了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 区分了低层次的需求动机和高层次的需求动机。高层次需求是指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员工只有不断追求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不断追求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才能实现职业生涯的不断发展, 从一个初级经验的人逐渐发展成为高级人才。而不同员工因为其内在特征差异, 在成为高级人才的过程中也会进入不同的通道。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把人的高层次需求进一步区分为成就动机, 权力动机和交往动机。成就动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 获得更大的成功, 从而获得成就感;权力动机是指影响和控制别人的一种愿望或驱动力;交往动机就是寻求被他人喜爱和接纳的一种愿望。专家型人才一般需要具有很强的成就动机, 不断迎接困难和挑战;系统型人才需要具有较高程度的成就动机和一定的权力动机;而管理型人才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力动机或交往动机。不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这一点倒过来说就未必合适了。
明确职业发展的通道
企业在进行员工能力管理, 为员工设计职业发展通道时, 需要明确什么样才算一个合理的通道, 要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这个领域需要有多大, 是懂招聘就够了, 还是要懂人力资源各个模块;是懂有机硅技术就够了, 还是要懂整个纺织技术;是基于一个职位, 一个职种, 还是一个职类?只有明确发展的通道, 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提升员工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 专业化是基于这个发展通道的专业化, 职业化是基于这个发展通道的职业化。当我们把化工分析检测作为一个职业发展通道的时候, 该领域内的员工做到任职标准就能够成为资深的检测师。如果这个通道过于狭窄, 无形中会降低员工对相关专业领域的兴趣和关注度, 减少互相协作, 还会影响对本专业的创造性思考, 而如果这个通道过于宽泛, 则员工需要关注过多的领域, 分散了本专业注意力同时能力提升变得非常困难。因此通道设计的合理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有些企业会把功能相似和关联度高的职位归为一个职种, 比如化工技术是一个、人力资源也是一个, 然后把这个职种作为员工职业发展的通道, 而专家型人才就需要在这个通道内不断深入发展, 从初级到中级, 直到成为该领域内的顶尖专家, 比如华为、百度都有首席科学家, 声望和待遇相当于总裁级别;有些员工在某通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就转入另外的通道继续发展, 成为熟悉数个领域的系统型人才, 比如有些公司的副总会兼管整个财务系统和人力资源系统;还有些员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向管理界面延伸, 工作中心从业务研究变成团队管理, 不再仅仅是让自已做好工作, 而是如何更好地让下属做好工作, 比如集团总裁或副总裁。因此企业进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 通道设计就显得很关键, 它的宽幅和等级设计直接框定了员工的发展领域和职业期望。
市场本位 篇8
一、“能力本位”与“人格本位”的教育内涵
“能力本位”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9世纪60年代,德拉·沃斯曾在莫斯科帝国技术学校首先采用工作任务分析法,并引导学生通过工厂实践掌握专业技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教授博比特提出,学校教育应该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需求,并通过人类活动的科学分析来定义所需的基本操作技能。20世纪90年代初,“能力本位”教育通过我国与加拿大职业教育合作项目传入我国,先在铁路运输、石油化工等行业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后在众多技术行业也影响巨大,成为职业技术教育的一次革新。“能力本位”教学模式是以专业技术能力为切入点,以提供行业和社会的培养对象来履行岗位职责的基本原则,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主导地位,核心是如何使受教育者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实践能力[1]。“能力本位”是一种强调职业或岗位能力的教育,以满足某种职业技能为目标的教学要求,课程内容基于专业分析,注重及时反馈,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注重个体教学的教育模式。
“人格本位”教育是近些年职业教育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人格本位”教育模式是从能力培养为出发点,充分重视学生的人格素质教育,以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为教育重点,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人生观,让学生拥有远大理想,全面、自由、健康发展作为教育的立足点,在提高学生人格素质,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同时,让学生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进取和学会做人,作为“人格本位”教育模式的基准点。从社会和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看,“人格本位”教育模式也是未来职业教育的新趋向。
二、“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存在的局限性
以“能力本位”的教育模式,从课程开发到教学评价均以学生拥有能力为核心,这虽然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是学生要得到全面发展,不仅包括能力或技能,还包括其他非智力因素。职业教育应重视人生的终极意义和最终关怀,提升人的精神世界。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人“个性之发展”,充分说明培养学生个性的重要性。成功的职业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学习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得到发展,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好地掌握和控制自己,拥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做人原则,更有责任心、事业心,而“能力本位”的教育却忽视这些因素的培养。
2.“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将单项能力认定为职业能力,忽略工作的整体性和其他要素,把能力认为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忽视现实工作中人们操作行为的复杂性。人和机械不同,具有鲜明个性和情感,不能视为有能力就能顺利工作。职业教育研究证明,能力与工作流程之间没有关系。因此,以能力为基础的“能力本位”教学模式,很难适应劳动市场和选择职业的可变性。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很少有一个完全固定的职业。当今社会发展非常快,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人们的生活将面临许多职业的变化,岗位竞争日益激烈。一旦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受教育者的职业选择就受到制约,因此,只有“能力本位”与“人格本位”教育模式相结合,职业教育发展才有出路。
三、开展“人格本位”教育的必要性
“人格本位”教育模式可以弥补“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已成为高校的主要目标。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整体发展,提高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国内学者和教师也开始探索、研究一些切实可行的职业教育模式。而“人格本位”教育模式的逐步实施,就是对教育模式的一种改革和创新。他的教育理念是:培养人的品质,从就业教育转向创业教育,从技能培训转向人力资源开发,从科学教育转向人文教育。“人格本位”教育模式最主要的策略是:树立“人格本位”的教育理念;整合人格的各个要素,突出人格在职业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发挥人格化在工作中技能无法替代的作用。
由于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思想意识的支撑下进行。就像在生活中,学生是通过传播主体思想与世界、社会、家庭进行交流,在不同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等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诉求,他会不断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教育过程是建构学生主体思想的过程,它是建立在现实社会需求的基础上[2]。在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所有的职业需要相互配合,也就是说,新的经济体制和新的生存质量,都要求学生提高职业素质,而职业素质是和学校的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道德教育、素质教育、“人格本位”教育,才能推动教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四、实施“人格本位”教育需要加强的工作
1. 传统教育理念向现代教育理念转变。
传统的教育理念历史悠久,在教学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它代表着教育对事物认识的历史过程,是教育的宝贵的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教育理念不断推陈出新,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教育理念的价值,也要看到传统教育理念在现代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使其成为能劳动、会做事、懂技术的优秀工作者。由于普通教育教学重视个体的需求,目标是隐性的,而职业教育则不同,它的教育目的是明确的。因此,职业教育要由传统教育理念向现代教育理念转变,重视社会的生产需求,重视社会的就业需求。换句话说,普通教育培养学生是“非功利性”的,而职业教育培养学生是具有“功利性”的。现代职业教育的目标是,既要满足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不完全是培养被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功利性岗位需求的“职业人”,而是培养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市场需要的实用型人才[3]。
职业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理念的转变,目标就是实现“人格本位”的教育。在让学生获得专业技能、专业知识和就业机会的同时,重点培养学生的个性,挖掘学生的潜能,寻找学生的价值,做对国家有用、对社会有责任的人。
2. 吸收各学科精髓,加强人文学科教育。
由于传统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忽视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培养。正是由于这种传统教育的缺失,使教学效果难以提升,得不到学生和社会的认可。因此,高职教育必须加强人文学科的教育,开设如文学、哲学、伦理、社会、历史、地理等课程。让人文学科教育成为传播知识的教育,成为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成为培养学生拥有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行为品质的重要途径。通过人文学科教育,教会学生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情感、意志、理想等方面的问题。职业教育的课程应该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做切入点,吸收各学科的精髓,改变单一技能传输方面的偏颇。
3. 构建新的教学评价体系,采用人格+能力的评价方法。
职业教育要培养适应21世纪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新的教学评价体系。评价体系要根据职业教育的自身特点,要突出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改变传统的考试成绩、平均分数的评价方法,要将口试和实际操作纳入评价体系中,将评价目光集中到学生综合能力上,促进学生认知、动手和创造能力的提高,重点考核教育目标实现的效果和进展,特别加强对学生人格的评价,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想表现,采用“人格+能力”的评价方法,遵循学习的累积性与过程性规律,为学生创造体验成功和进步的机会[4]。与此同时,将评价的重心转向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提高学习积极性、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等方面,并且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心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对于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认可和鼓励。
五、“能力本位”与“人格本位”相结合教育措施步骤
1. 开设有利于提升综合能力的课程,完善学生素质拓展平台。
根据学生心理分析,高职学生的特征主要有社会型、艺术型和实践型等三种。按照美国教授著名职业指导专家约翰·霍兰德的人格—职业匹配理论,社会型特征的学生比较适合从事的职业是各种直接服务类的工作,如医疗、教育和生活服务等,主要职业有行政、公关、人事管理人员等;艺术型特征的学生比较适应抽象类的工作,如摄影、设计、音乐等行业;实践型特征的学生一般喜欢操作性强的职业,如技工、机械、制造等行业。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不仅要加强对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还要根据学生个人专业发展的需要,开设有利于提升综合能力的课程。因此,为较好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不论什么专业,学校都要开设社会心理、沟通技巧、人际心理、咨询技巧等必修课程。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良好人格,职业教育还要发挥课外活动的育人作用,从思想政治、道德情操、社会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高尚品格、职业胜任能力的提高[5]。在实施素质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学生素质拓展平台,制定每个学期的详细素质活动目录,对各个方面的素质进行测评,并帮助学生克服困难,督促学生逐一完成。
2. 构建以工作流程为主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人格品质。
职业教育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职业工作者,而以工作流程为主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工作中需要具备的各种技能和素质。工作流程是企业完成一项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的整个程序。其课程的特点是能够展现工作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并能反映这些要素之间的连带关系,具有两个优势:一是让学生的学习目标更明确,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能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使其更符合企业的需要,也能培养学生的工作意识和工作习惯。构建以工作流程为主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中,较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让学生体验、经历工作的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思维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应在教学内容和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工作流程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发展。
在提高良好人格品质方面,学校要传输品格与技能同样重要的思想。现代社会、企业不但需要懂技术的人才,而且需要思想品德、气质、职业道德良好的人才。企业用人的原则已经明确,即: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任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6]。由此可见,企业将做人放在第一位,因此,高校要积极开展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通过教育,让学生能够把自我需要、自我理想、自我价值与社会需要、社会理想、社会价值结合起来,树立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思想;克服个性的不足,要思想远大,胸怀开阔,培养诚实、乐观、向上的性格品质;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要讲信用,有责任心,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将提高学生人格品质,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
3.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动机,树立团队协作精神。
终身学习动机是激发学生长期参与技能活动、坚持实践和自我修复的内在动力。因此,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终身技能学习的成败。高职院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动机,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加以实施。
终身学习动机不是与生俱来,需要长期的教育和培养,才能逐渐形成并得到永久坚持。职业教育教学,特别是实验实训教学工作,要激发学生对相关专业技能学习的需求,传授可使学生终身享用的技能知识和学习方法。教育需要积极创造环境,向学生提供学习诱因。只有学生拥有终身学习诱因,终身学习才会有不懈的内驱力;要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让学生通过乐趣形成终身习惯;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各种技能的学习和实践,特别是要认真细致地参与实验训练活动,合理调整自己的操作行为[7]。本着终身学习的精神,在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继续进行技术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深入提高。
另外,职业教育要帮助学生树立团队协作精神,现代企业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选择越来越重视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的协作精神。高校要结合形势的发展和企业的要求,为学生搭建协作平台,模拟企业实际,建立行业社团、专业社团、兴趣社团,通过各种社团协作途径来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在活动中发挥团队智慧和力量,以相互学习、相互坚持、相互提高的方式,提升学生工作能力,为将来在工作中较好地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奠定基础。
摘要：“能力本位”职业教育模式,是以岗位胜任为要点,强调学生的能力,其核心是如何使受教育者具有实践能力。其方法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模式。但是,孤立的“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却有自身的局限性,忽视人格品质的培养,很难适应岗位的多变性。只有“能力本位”与“人格本位”两种教育模式相结合,才能满足未来社会及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才能真正融入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时代,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
关键词：“能力本位”,“人格本位”,职业教育,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邢菊.基于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构想[J].教育与职业,2013(11):111-112.
[2]程忠国,周晖,曾光辉.德国职业教育能力本位课堂教学模式借鉴与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0(26):89-92.
[3]徐宏伟.能力观视角下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J].职业技术教育,2014(19):40-44.
[4]杨彩霞,宁艳梅,罗焕新.基于“职业能力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13(4):55-58.
[5]徐宏伟.能力观视角下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J].职业技术教育,2014(19):40-44.
[6]宋金海.三元整合的职业教育主题教学模式的开发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7):87-90.
市场本位 篇9
金融史告诉我们, 纸币的发行成功, 其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真金白银和国家强制力的双重手段, 仅靠强制力发行的纸币, 自然不可能维持太久, 朱元璋的纸币——“宝钞”也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定律。于是, 不准用金银作为货币支付手段的禁令开始松动了, 而且首先出现在京师。政府税收和发放军饷官俸, 开始折实变现, 以白银支付。《明英宗实录》记载, 景泰三年 (1452年) 七月, 京官的官俸准价折银;七年 (1456年) 二月, 户部又因内帑贮钞不多, 对京师文武官员上一年度的折俸钞以白银支付。如果说这还可能是“钱荒”而库银存量有余的临时行为, 但是从《明史·食货五》看, “京城九门之税……成化以来, 折收银, 其后复收钱钞”, 这显然是因为白银的流通量还不够充足, 但是到了“八年 (1472年) 复收银, 遂为定制”, 到了正德三年 (1508年) , 就“以太仓积钱给官俸, 十分为率, 钱一银九”, 即官俸的90%改发现银。到了嘉靖四年 (1525年) , 索性“令宣课分司收税, 钞一贯折银三厘, 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 钱亦大壅, 益专用银矣”。至此, 明朝官俸的支付币种出现的变化得以实质性的巩固, 中国货币的银本位制度, 至此可谓“实至名归”了。
但即使在当时, 许多官员也看不清银本位制度的沿革。比如, 内阁学士、光禄寺卿王鸣盛曾写有《陔余丛考》一书, 有这样的考据:“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内有‘金银布帛’一条, 谓专用银钱为币, 直至明中叶始定。此说殊不然。”但另一位叫赵翼的官员在历举了诸朝用银情况, 转了一大圈后, 得到的结论是:“近乃为一条鞭法, 计亩取银, 则夏税一概征银, 实起于隆庆中。西庄之说亦相合, 但系钱粮专征银, 而非民间专用银也。”其实, 赵翼没有搞懂现代经济学的“银本位”问题。原因在于, 国家以银征税, 又以银为支付手段, 国库储藏也以银为主, 民间虽有铜币流行, 但币值换算已有定规。实际上“钱已大壅, 益专用银”的说法, 也是张居正能够实行“一条鞭法”的坚实基础。这个办法初始于嘉靖十年 (1533年) , 颁布于万历九年 (1581年) 。《明史·食货志二》介绍其主要内容时说:
“总括一州县之赋役, 量地计丁, 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 官为佥募。力差, 则计其工食之费, 量为增减;银差, 则计其交纳之费, 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 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 以及土贡方物, 悉并为一条, 皆计亩征银, 折办于官, 故谓之‘一条鞭’。”
请注意, 这里出现的所有货币都是“银”, 可谓地地道道的“一切向钱看”了。它的优点在于手续简化, 过程透明, 摒弃繁琐, 现银找齐。由于构成县级财政支柱的“徭役赋贡”都必须“折银变现”, 无疑是大大促使了传统经济形态下的社会产品, 加速向商品化的方向转变。这次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 要害就是“计亩征银”。而“征银”二字, 即是“钱已大壅”的最好注解。尽管丈量“计亩”由于张氏的突然死亡而遭物议中止, “一条鞭法”未能彻底实行, 但敢于提出这个基于“银本位”的一揽子财政方案, 足以说明当时白银流通的程度已是远远高于明朝初期了。
那么民间的白银储量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谢肇淛的《五杂俎·地部二》说:
“富室之称雄者, 江南则推新安, 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生, 藏镪有至百万者, 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系, 或转贩或窑粟, 其富甚于新安, 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如果以此比较一下北宋的“丰亨豫大”那一段时间, 当时宋廷岁入不过一百八十万银两, 而到了晚明, 徽州的富商巨贾已称得上“富可敌国”了, 更不消说早就在一旁算钱玩儿的山西巨商了。当然, 这或者只是白银储备量的多寡, 并非两个朝代之间整体实力的比较。但不能不说, 银本位在明朝推行一条鞭法之时, 在国家的经济法律层面得以巩固了。
另有两项统计, 是田艺蘅《留青日札》及赵翼《廿二史札记》归纳的查抄档案, 大致情况分列如下:
天顺朝王振有“金银六十余库”;弘治朝李广“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 隐语谓“黄者金, 白者银也”;
正德朝刘瑾“金二十四万锭, 碎金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万锭, 零银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赵翼作“黄金二百五十万两, 银五千余万两”) ;
又钱宁“金七十杠共十万五千两, 银二千四百九十杠共四百九十八万两” (赵翼作“黄金十余万两, 而白金三千箱”) ;
又江彬“黄金七十杠共一十万五千两, 银二千二百杠共四百四十万两”。
到了嘉靖朝, 严嵩也有“黄金三万余两, 白金二百万余两”, 其子严世蕃则“窖金于地, 每百万为一窖, 凡十数窖”。田艺蘅这个人是生逢其时, 有机会遍查严嵩家产中的珠宝玉器、古玩奇物、刺绣纱罗、房屋田产及其变卖折价情况, 并一一条列, 在他的《留青日记》中记述甚详, 而且说“传闻 (江西、北京) 二处所抄, 不及十四五, 盖行赂于权要者十二三, 寄顿于亲戚者十三四。”
市场本位 篇10
其实, 语文界关于阅读教学的价值取向应该是“阅读本位”还是“写作本位”的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并不是最近才有的, 早在2008年6月, 《小学语文教师》就刊载过王崧舟老师对潘新和先生的访谈《写作本位:读写观念的重构》。2010年, 王崧舟老师甚至以“一课两上”的形式推出《与象共舞》一课, 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摆在我们面前。2011至2012年, 王老师接下来的《望月》和《去年的树》两个课品, 都是对这一思考的继续与深入。但大概是因为王老师的课总是温润平和的缘故吧, 加之他的课堂本身强大的艺术性使这种理性的思考深藏于内, 课品的诞生并未引起大家对“阅读本位”“写作本位”这一问题非常激烈的反应与争辩。管建刚老师的课则不同, 他是撸着袖子, 准备“革命”的, 当一种完完全全“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摆在大家面前, 大多数语文人才真的坐不住了。
讨论之前, 还必须从头捋捋这桩公案。
传统的阅读教学是强调“阅读本位”的, 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读写观认为,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的‘根’是阅读”、“教师教得好, 学生读得好, 才能写得好”;而2004年福建师大的潘新和先生在自己的《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中颠覆性地提出了“写作本位”说, 他提出“阅读, 指向言语表现、指向写作”、“写作是阅读的目的”、“写作是语文能力的最高呈现”, 这一读写观是“写作本位”的。
眼下, 两方吵得正酣。
一方面, 潘新和先生在《弄潮儿再向潮头立》一文中, 明确地反对“阅读目的独立论”, 他认为:“语文课程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阅读教学:一切语文课, 都是写作课。表面上是阅读课, 骨子里必须是写作课。”他高度评价了管建刚老师“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课, 称“管建刚的‘写作本位’探索, 代表了语文教育的希望与未来”, “过去的阅读课垂死, 新的指向写作的阅读课,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另一方面, 语文界的不少同仁坚持:阅读是输入, 写作是输出, 没有“入”, 何来“出”?阅读教学纵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但是, 若把传统的阅读教学理念一棍子打死, 把所有的阅读课都上成“写作指导课”肯定是矫枉过正了!再者, 潘新和先生是研究写作学理论的, 管建刚老师是研究作文教学的, 他们的主张就难免重“写作”而轻“阅读”。
毕竟, 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心中所有的。
笔者也曾陷入这两极的争辩, 在过去的两年里, 忽左, 忽右, 忽中。今天, 跳出争辩本身, 试着冷静地审视与思考这问题的始终, 忽然觉得“阅读本位”与“写作本位”的争辩, 很可能是个伪问题。就好像郭德纲的相声里问:“鹰为什么会飞?”我们的讨论似乎也陷入了思维的陷阱里。
“阅读本位”与“写作本位”这个争辩的前置问题是:阅读教学必须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而且, 这个价值取向对于“阅读”和“写作”而言, 是非此即彼的。
再往前一步, 就是“阅读教学只能是为了阅读的, 或者是为了写作的”, 最多再加上一个中和一点的主张:“阅读教学是为了读写两方面的。”
因此, 笔者认为, 这样的讨论在开始之前, 还必须弄清两件事:
一、阅读教学是否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或价值取向?这样问, 您不要觉得奇怪。因为阅读教学的对象多是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 而文学本身是无功利的、审美的。
二、若是阅读教学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或价值取向, 那么, 这目的或价值取向究竟应该是什么?是否只能是“为了阅读”或者“为了写作”?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那就是“阅读教学的目的能否被清晰地描述并在实际教学中准确地达成?”记得王荣生教授曾言“语文教师教案里的‘教学目标’多数是骗人的,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 我们必须争的问题是“为什么语文教师教案里的‘教学目标’多数是骗人的?”这里是否透露着语文教育自身的永恒的悖论:语文教学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 其目的应该有一定的规定性。但是, 语文学科的“言语性”及母语学习的“习得”特质这两者的合力使得教学目标很难准确地预设并在教学中无误地达成。这是不是被纷乱的教学现象掩盖了的另一个语文教育的根本问题?
笔者认为, 当所有的前置问题都弄清楚、弄明白了, 我们才能确定是否要真正讨论“阅读本位”“写作本位”的问题。否则就是阅读教学就地给自己画了两个牢房, 一个叫“阅读”, 一个叫“写作”。
山东师范大学的潘庆玉教授在《富有想象力的教学》一书中提到了“教学目标”的问题, 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 抄录在此, 与大家共思。
“在教育中, 能够清晰地描述的目标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目标, 而那些用语言难以表达的目标则可能是最具有教育价值的目标。”
或许, 我们对阅读教学目标、语文教学目标的追问就像是我们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一样, 必将陷入虚无与迷茫, 但是, 就让我们陷进去了。
市场本位 篇11
就中国近代法律和法学而言，自晚清法律改革开始，对西方法的移植即成为中国法律领域的头等大事。在移植过程中，围绕移植的具体对象、移植的方法、移植对象与本土资源的关系等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在晚清，这种争议最明显的表现是“礼”“法”之争。在“礼”派代表人物劳乃宣看来，法律来源于“风俗”和“民性”，“风俗”和“民性”不变，法律也是不变的。从人类历史来看，社会有“农桑”、“猎牧”和“工商”之别，法律也因之有“家法”、“兵法”和“商法”之异。由于社会和法律类型的不同，西方的“商法”根本不能在中国本有的“家法”中生根，因此移植只能是徒劳，弄不好反滋骚扰。在“法”派，尤其是杨度那里，法律从家族主义向国家主义进化乃属“公理(例)”，家族主义的中国传统法的发展方向就是以西方法为典范的国家主义法，因此移植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尽管理论上两派谁也没能说服对方，但形势比人强，民国以后，移植西方法成为大势所趋，在事实和理论两方面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屡经挫折和失败，激进主义也在快速成长，“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很有市场。既然历史事实和“进化公理(例)”昭示我们：学习西方法才是中国建设未来法制社会的出路，而西方法也是处于“进化”途中，与其跟随西方法的“进化”亦步亦趋，何不如学个最新的?在这种逻辑下，“新”就被赋予了“好”和“进步”的意义。到了《中华民国民法典》颁布前后，由于该法典的条文绝大多数来自最新的《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所以一时好评如潮。法学家吴经熊的意见即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全部《民法》已由立法院于最近两年陆续通过，并已正式公布了!此后中国已为一个有民法典的国家了；这是在法制史上何等重要何等光荣的一页。”而且“无巧不成书，刚好泰西最新法律思想和立法趋势，和中国原有的民族心理适相吻合，简直是天衣无缝。”吴经熊对此种“无巧不成书”自有他的论证。他分别从订约自由、民事责任、亲属关系等最能代表个人主义法律的三个主要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泰西的法律思想，已从刻薄寡恩的个人主义立场上头，一变而为同舟共济、休戚相关的连带主义化了。换言之，他们的法制与我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一天接近似一天!我们采取他们的法典碰巧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文艺复兴中重要的一幕，也就是发挥我们的民族性。”(《新民法和民族主义》，载吴经熊著《法律哲学研究》，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经过吴经熊的论证，加以官方的大力宣传，再配合乐观激进的时代思潮，此种新民法与泰西新法理“天衣无缝”的说法渐成为法学界的“现代名教”。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民法学著作，如史尚宽、胡长清、刘志敭诸先生的著述，在其导论部分对民法典都有类似评价。
二
在1949年以后移居台湾，对上述民法典烂熟于胸的民法学者王伯琦先生看来，前辈吴经熊对民法典的评价是犯了时代错误。他对吴氏颇为自得的“天衣无缝”说幽默了一回：天衣固然不错，只不过这“天衣”是给中国人夏天穿的狐裘，“西洋的时季已届隆冬，体质已剩了点皮骨，穿上这件狐裘，非常舒适。我们季候乃是盛暑，体质亦浮肥不堪，穿上了这件狐裘，看来虽是漂亮，终不免觉得发燥。”(王伯琦《近代中国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第50页)西方最新的社会本位立法——亦即吴经熊所谓“从刻薄寡恩的个人主义立场上头，一变而为同舟共济、休戚相关的连带主义化了”——与中国固有的道德观念是“貌合而神离”，是“形式的偶合而非观念的贯通”。(同上，第52页)
王伯琦以法国学者狄骥的法思想为例阐释了上述观点。根据学界的一般看法，狄骥是实证主义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个人本位法学的攻击不遗余力。但在王氏看来，狄骥晚年对正义感觉的强调恰是承认个人有与社会相对称的地位，因为“既要谈正义，必须有自我；有了自我，方始有社会；片面地谈社会，等于不谈。”所以，西方最新的社会本位立法，只不过是修正了个人本位立法中对个人的过分强调，恢复“群律”(个人之间关系准则)的应有地位，其基础仍然在个人。个人非但没能被打倒，而且仍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中心。
而中国固有道德恰恰是以伦常关系为核心的。人的行为只有在伦常格局里才有其价值，没有独立的个人观念。个人仅仅体现在伦常格局所确定的身份之中。这种伦常格局下的个人，与西洋倡导独立人格的个人观念，恰恰是敌对的。因此，中国人固有的道德观念与西洋的道德观念是不相为谋的。不过，两者在某些现象上倒是颇为近似。如中国传统的家族团体责任制度，与社会本位立法中的“法定代理人对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侵权行为负连带责任”即有现象上的相似之处。但稍一引申，即可发现其背后的巨大差距：在家族团体责任制度下，子女本无独立人格，亦无独立的财产。在西方社会本位法律中，法定代理人与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均为法律上个别的独立人格者，有其独立的财产。法定代理人之所以负连带责任，是因为自己的过失，并非为子女负责。在无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到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与受害方的经济状况，本于道德立场和社会利益，而令行为人做适当的补偿。这就是西方最新的社会本位立法。因此，两者的貌合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巨大差异。
王氏认为，两者貌合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本位立法背后的新道德观念“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而是以社会为归宿点。社会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谓社会，其实质上的形态，是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而我们的伦常观念，其所表露的形态，亦是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不过这个人具有特定的身份而已。”(第52页)那么，其实质上的差异又是因何而生的呢?在王伯琦的解释框架里，社会和法律的进化有其普遍规律，即必须经历“义务本位——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的过程，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是继起的，也是不能跳越的。如果无视这个普遍规律，妄图跳越发展，一步登天，只会使前一阶段的糟粕得不到应有的清算，结果反而更是一团糟。
按照这个普遍规律来审视中国固有道德支配下的法制，便会发现它只是属于最低级的义务本位阶段。在这个义务本位之下，只有抽象的团体观念和伦常之下的身份观念，没有独立人格的观念。而在西方法中，不论是对于个人本位的立法，还是处于较高阶段的社会本位立法来说，独立人格的观念，都是第一块基石。这恰恰是中国固有法制所缺乏的。在王伯琦看来，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个人观念。脱离了个人观念，绝不能有社会观念，要讲“社会”主义，绝不能脱离个人主义。中国旧伦常下的义务观念是脱离了个人观念的社会观念，这种单纯的义务观念近乎奴隶观念。
既然中国的法律要进化，以适应时代之需要，进化又须遵循上述这个普遍规律，那就需要移植西方法中的个人观念，也就是独立人格观念，打好基本功。惟有如此，这样的“进化”才是“真进化”。
要培养国人的独立人格，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时间上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务之急有两点必须做到：一是在法律教育中将“人”讲清楚，让学生明了
独立人格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在王伯琦看来，“民法总则”是学习法律的启蒙学科，它开宗明义就得搞清楚什么是“人”。这个人即是具备独立人格的个人，从其出生至死亡，人格无时或失。倘人格一失，在法律上他就不再是人。即以仅存活了一秒钟的婴儿为例，他也是享有了一秒钟的人格。这一秒钟，是一个人格的出生而又死亡，是一件在法律上绝不能藐视的事。这一秒钟渺小的人格和几十年伟大的人格，在法律上毫无区别。惟有把人格提到这个高度，才谈得到培育独立人格。二是不要鼓吹恢复固有道德和维护固有文化。因为独立人格的观念是对固有文化的扬弃，是对固有道德的反叛，与中国固有的伦常观念，适相背道而驰。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民族的自我拯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传统”的评估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传统”的评估属于基本的自我认识范畴。只有在认识自我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有理性的“改造”抑或说是“改良”。近代中国有两派主要倾向：一派认为中国人是由于对“传统”定力不坚，以致缺乏民族自觉、盲目照搬西方才出了乱子；另一派则主张彻底清算“传统”，才能避免念歪西方真经。这里所谓“传统”的核心部分就是固有文化和道德。这两种对待传统的“过”和“不及”的观念长期主导了思想界。王伯琦看似彻底否定了固有文化和道德，与激进主义殊途同归，但其实不然。在他看来，前述“过”和“不及”两种对待传统的态度都有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在新旧之间调和。“我们对于新的制度必须先有深切的认识、了解及体会，在我们的旧制度里加以缜密的分析选择，针对我们现时的需要，就其最相接近之处，予以阐发，这样方能使新旧在精神上得到贯通，新旧文化才能得到融合。”(第62-63页)如果说这种说法太过抽象和笼统，那么王氏还给了我们一些具体的指引：“以我国修身的道德观念，配上西洋的人格独立观念，从修身而立己，立己而觉己，觉己而觉人，然后国治而天下平。”(第77页)简言之，就是以固有道德修身，以西洋独立人格奠定法律体系的基石。
王伯琦论证了需要以大力培育独立人格，作为奠定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第一块基石，其论证的前提是国家、民族的法律是不断进化的，进化则遵循“义务本位——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的基本规律，在这三个不同的法律进化阶段，社会结构的中心分别是家族、个人和团体。法律进化是按部就班进行的，既不能以拔苗助长的方式跳越前进，也不能在既经进化以后又以复古为名而开历史的倒车。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律，这个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当这种普遍性的规律遭遇中国的独特性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异?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王氏又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他似乎坚持这样一个逻辑：既然中国在法律“进化”过程中在事实上注定非要学习西方不可，那就首先必须充分尊重西方法律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规律。他通过对西方法律发展历史的考察，认为梅因所说的由身份到契约的说法，即便在西方法律经过社会化之后仍然不失其意义。身份是家族关系下的身份，契约是在处以自由、平等地位且具有权利观念的个人之间成立的，考虑到契约关系在西方社会的最近变迁，王伯琦给我们归纳出西方法律的进化规律，具体可以表述为从家族本位到个人本位再到最近最新的社会本位。
那我们又如何可以断定西方的法律进化规律在中国也是有效的呢?透过王伯琦行文的字里行间，似乎可以发现两条思路：一方面，从逻辑推理上来讲，既然我们肯定中西方的法律都是要“进化”的，且中国又需要学习西方，那么西方法律的进化规律对中国而言，至少其有效性更大，也就是说具有较大的有效可能性；另一方面，前述证明其实是不充分的，而且这一规律的普遍有效性也不可能得到充分证明，其最终是否有效需要依靠中国法律“进化”的事实来检验。
也许王伯琦终究没能证明从西方法律发展中展现的规律，在中国法律“进化”过程中的有效性，从学术的系统性而言对我等后辈是个遗憾。但退一步想，即便他进行了系统性的证明，又能如何?中国法律的“进化”，不只是法律文本和司法体系的“进化”，更是十几亿人口基于独立人格的生活方式的确立，是从观念到行为的整个转变。重要的不是思想体系及其证明，而是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躬身践履”，虽然经过证明的体系化思想也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大陆学术传统的长时期中断，以及海峡两岸的长期隔阂，大陆法学界知道王伯琦这个名字的人尚少，更不要说对其思想的深入了解了。然而，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辞世的一代民法学大师，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对“培育独立人格”的呼吁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尚待开展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还相当艰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书没有过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过时。清华大学出版社将王伯琦先生在台湾刊行的两本法理学著述《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和《王伯琦法学论著集》汇辑一册，以《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为名在内地刊行，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是对中国法治和法学的有益启蒙。
市场本位 篇12
清末颁布《币制则例》, 未及实行。而后袁世凯政府颁布《国币条例》, 建立了银本位制度。既然建立了银本位制度, 为何还有1933年的“废两改元”之举?这是由于通过《国币条例》建立起来的银本位制度是一种不彻底的银本位制度。所谓不彻底, 指只有“改元” (立法规定了银本位币为法定的计量单位) 而没有“废两”, 即没有立法禁止银两的流通, 致使清末以来两元并用的弊端并未通过《国币条例》得以革除。虽然建立了银本位制, 但是两元并用的局面依旧。
建立本位制度最为重要的意义是统一货币单位, 从而对内可以方便流通, 减少不同货币单位之间相互兑换产生的无谓的流通成本的支出和流通时间的拖沓;对外稳定汇率, 便利国际贸易。两元并用局面的存在使得建立本位制度的目的不能得以实现。故国民政府必须通过废两改元进行“二次改革”, 来完善银本位制度, 结束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
本位制度的实施因为直接关系到商民的日常收支, 具有很强的制度惯性。即使是“恶”本位制度, 只要在经济领域各种经济要素和流通环节围绕这种“恶”的本位制度磨合稳定, 则磨合后的本位制度体系则会表现出相当的惯性力量。只要经济变量保持相对的稳定, 则即使政权更迭, 这种被商民所接受而运行稳定的本位制度体系还会在惯性的作用下继续前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本位制度体系就呈现出这种制度惯性:经济领域继续在一种不彻底的银本位制度下保持着两元并用的局面。国民政府并没有否定《国币条例》, 虽然《国币条例》是一次不成功的法律实践, 但《国币条例》法律框架下的银本位制继续保持着一种默认的合法性。国民政府也清楚这种不彻底的银本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阻滞, 打算做出变革。1928年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就提出了《整顿币制大纲案》, 指出:“币制之定本位用银之说, 既非世界潮流所许, 而金又非我国富力所能择。其最适用于今日情形者, 第一步, 废两改元, 确定银本位;第二步, 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度[1]。但是政权刚刚建立, 统治的区域仅限于长江流域的狭小区域, 经济和财政上的实力也不能支持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本位制度变革, 还需要积蓄实力, 等待时机。
另一方面, 虽然本位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可谓是举国上下的共识, 但是向哪个方向改, 什么时候改, 还是有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本位制度改革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进一步改良现行的不彻底的银本位制, 即废两改元;第二步是待条件成熟时施行金本位制。这种渐进式的改良方案上承自清末开始的有关本位制度改革的理论源流, 一般被认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持重之说, 是中国本位制改革的主流意见。正如有论者指出:“就统一币制而言, 大体多倾向于先由银本位统一通货, 而后于适当之时其再改为金本位。”[2]
第二种意见是直接改为金本位制。这种意见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废两改元之前, 为著名的币制专家甘末尔博士所主张。
二、废两改元———银本位制的完善
对于本位制改革, 国民政府采纳了较为持重的主流意见, 决定以完善银本位制为第一步骤, 改变国内两元并用的混乱币制。废两改元于1933年3月在上海试行, 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如前所述, 北洋政府颁布施行《国币条例》以后, 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银本位制。然而由于只有改元而没有废两, 使得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继续, 是一种不彻底的银本位制。废两改元的核心要义就是要革除这一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以下将这前后两次银本位制改革的有关本位制立法做一比较分析, 来论证废两改元对于银本位制度之完善。
《国币条例》第二条规定“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 定名曰元”;第六条规定:“一元银币用数无限制。”[3]从而确立了银本位币的单位并赋予其无限法偿的资格。
废两改元关于本位制度的规定载于国民政府1933年3月8日颁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和1933年4月5日公布《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布告》两部核心的法律文件中。
《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第二条规定:“银本位币定名日元, 总重二六·六九七一公分, 银八八, 即含纯银二三·四九三四四八公分。”[3]这一规定重新明确了银本位币的单位并赋予其无限法偿的资格 (既然明确被称为“银本位币”, 其无限法偿的资格是不言自明的) 。
从以上法条比较可以看出, 两次改革都规定了银本位制。所不同的是, 国币条例并未就市面流通的银两的法律地位做出规定。这是1914年的银本位制改革失败的法律渊源之所在, 也是1933年的本位制改革的重点之所在。《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布告》明确规定:“兹定四月六日起, 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 须一律改用银币, 不得再用银两。”从而在法律上禁止了银两的流通, 并进一步规定:“其在是日以后, 新立契约票据与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 而仍用银两者, 在法律上为无效。”从而彻底地废止了银两在法律上所有的明示或默示的法律地位。
如前所述, 一种已经被流通领域磨合的本位制度的存在是有着相当的制度惯性的。两元并用自清末始, 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 很多利益方都依附这一“恶”本位制获利, 银两一朝革除, 各利益方必然心有不甘, 是废两改元潜在的风险因素;而民众也可能因为各利益方的鼓动而对银本位币的行使缺乏信心。如果不在法律措施上严加防范, “废两”之举难保不遭到强烈的反弹。故为了确保“废两”的成功, 国民政府还颁布了相关的配套法规。
银两一旦废除, 那么原来对于银两的货币需求必然转向银元, 如果银元的数量不敷使用, 那么市场势必仍转向银两,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国民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在《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第十二条中规定, “中央造币厂得铸造厂条”[3], 厂条与银本位币的比值为厂条合“银本位币一千元”。这种厂条远较同重量的银本位币易于铸造, 只有中央造币厂有铸造权, 其与银本位币的比重又是法定的, 相当于大额的银本位币。这种法律措施可以很大地缓解“废两”后市场对银元需求大增带来的压力。二是财政部除严格督促中央造币厂全力铸造新币外, 还允许旧式银元在一定期限内继续流通 (这个问题以下还有详细讨论) 。三是取缔各地银炉和公估局。9月12日, 财政部颁布法令, 命令银炉和公估局“一律停止营业, 将银炉拆毁……不得私自设炉熔铸, 违者严惩不贷。”[3]银炉和公估局是两元并用的币制体系的重要获利方, 同时也是银两度量的媒介。立法废除了银炉和公估局, 就杜绝了银两在市面流通的中间环节, 可谓釜底抽薪之举。
银两的流通一直为银本位制之障碍。废两改元之后, 两元并用的局面不复存在。流通领域专用银元, 银本位制得以完善, 各地之间的商品流通不再因为银两的成色不同而不断地折合估定, 使商品的流通牵延阻滞, 从而便利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 就银本位制而言, 废两改元仍有一遗留问题, 以下分析讨论之。
《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布告》规定:“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 须一律改用银币, 不得再用银两。”[3]这里所指的银币不能等同于银本位币。因为在全面实施废两改元之前, 国民政府在1933年3月8日公布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第九条规定:“旧有之一元银币合原定重量、成色者, 在一定期限内, 得与银本位币同样行使。”[3]该条例颁布时, 是两元并用的局面, 市面流通各式中外旧银元。而条例明确规定这些银币也可以合法地与银本位币同时流通。而《废两改用银本位币布告》并未明确另行废除或替代《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这一规定。故从法理上可以推断, “废两改元”仍是因袭《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旧制, 语句中的“银币”指的是银本位币以及旧式流通的银元。这是国民政府为了防范“废两”之后, 仅银本位币不能满足市场对银元的需求而预先做出的法律准备。
实际上, 这一制度安排国民政府早在1932年就已经设计好。1932年7月7日,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钱业界代表会议。在会议上, 宋子文明确表示“废两改元”势在必行, 并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 (1) 废除银两制度, 完全采用银元制度, 以统一币制; (2) 完全采用银元制度后, 旧铸银元照常使用; (3) 俟政府决定每元法价后, 再行详细研究新币币值[4]。可见, 早在财政部策划筹备废两改元时, 即已经确定:废两改元后暂时是为新旧银元同时使用的局面。
银本位制下的理想情况应当是不但废除了银两, 而且流通领域要专用银本位币, 不能任何能与主币同样行使的银币。因为如果有其他银币并行流通的话, 银币成色的不同会带来货币流通的障碍。废两改元之所以在本位制度上留下”旧式银元“这一后手, 是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
“废两”初期, 对银两的需求很大, 中央造币厂尽力鼓足新币。据杨格统计, “自1933年3月至1935年10月, 造币厂前后共计铸造一亿三千三百万枚新银元, 和五千六百万元的银条, 全部是‘B’字厂条。”[5]但就是这样, 光靠银本位币, 仍是不能满足商民对银元的需求, 这个缺口, 只能暂且由旧式银元来补充。废两改元之前, 国民政府已经估计到了这种情形。如果改革贸然禁用旧币, 要么市场重新转向银两;如果由于严格的制度安排而无法转向银两, 则会因货币供应量不足, 通货紧缩而导致经济衰退。
废两改元之后两年即施行了法币改革, 废止一切白银的流通。故这一劣币驱逐良币律的效验如何, 没有机会证实。
摘要：通过清末的《币制条例》和北洋时期的《国币条例》, 在中国建立了不彻底的银本位制, 主要表现为两、元并用的币制局面。废两改元完善了银本位制, 结束了两、元并用的币制局面。
关键词：银本位,废两改元,两元并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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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吉田虎雄.中国货币史纲[M].周伯棣, 编译.北京:中华书局, 1934:254.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9:74-382.
[4]宋子文与银钱业商定废两改元原则[N].申报, 1932-07-09;李爱, 吕桂霞.国民政府初期的货币危机与“废两改元”政策[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4) .
[5]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M].陈泽宪, 陈霞飞,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