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本位（精选5篇）
国家本位 篇1
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迅速崛起, 国际话语权日益增强, 同时也引发了国际公众对中国模式的探讨和质疑, 以及对中国的认知扭曲。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 2011年1月,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大荧幕上播出。外界对此片褒贬不一:国内舆论主要聚焦在此片意味着国家对外宣传形式逐渐多样化和国际化;国外舆论多则集中于对该片的疑惑或不满。2015年2月, 中国第二支国家形象宣传片在英国迪卡皮利广场大荧屏上播出, 时隔四年的两组宣传片, 在内容主题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背后, 是制作理念的转变。
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可以理解为国家品牌。品牌是宝贵的无形资产, 良好的形象也能带来溢价和增值。当今这个时代除了商品市场, 还有思想市场、人才市场等, 从商品营销和组织营销走向社会营销和国家营销, 公共关系带我们进入一个全面营销的时代。2树立品牌和树立形象一样, 最终还是存在于目标受众的头脑中。它根植于现实的感知实体, 但反映的是目标受众的感知和特质。所以, 国家形象是个人对某个国家的历史、地理、艺术、政治、国民和其他要素的印象总和。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分析对比
共鸣论在塑造品牌形象方面的作用突出, 它主张对目标受众难忘的人生体验和感受的传达, 以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回忆, 与此同时表达商品特定的含义和象征意义, 形成目标受众的移情与联想效应。本文从四个层面分析宣传片的共鸣效果, 如下表。
1.时代背景
从历史概念来说,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十三五规划”的实施, 我国将奔向小康社会, 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难以避免一些内部环境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官僚问题等内外部矛盾。
分析四支宣传片的主题, 其中三支都从自身角度讲述中国人近四十年的发展故事。《人物篇》、《角度篇》中一再强调了中国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 这造成了与他国不必要的情感疏远和心理恐慌。相反, 只有《Hi, i’m China》直面了中国社会目前的重大关切问题, 体现了中国的勇气与责任、认真反思的功与过, 符合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要求和期许。
2.社会趋势
习近平主席在多次演讲和重要会面中提到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之所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 关键在于各国之间具有相同利益。因此, 命运共同体易在不同地区引起共鸣。《Hi, i’m China》中有这样的文字表述:“她百病缠身, 她也朝气蓬勃;她老旧凋敝, 她也焕发新生。2015, 中国和你一起前进。你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此般信念, 表明中国与世界各国作为命运共同体将同荣辱, 此番信念的传递更易引起目标受众的心理共鸣, 更加符合社会趋势。而其余的宣传片并未将中国的发展成就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兴衰成败连接起来。
3.叙事方式
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表述方式多为宏大叙事, 纵观全局的表达方式与国外受众通常接受信息的个人化叙事方式大相径庭。个人化叙事遵从以小见大的原则, 从讲述普通百姓的生活去让观众感知整个国家的人民特质和精神。2011年的宣传片带有强烈的宣传目的, 其政治性让多年来接受广告营销方式推广国家形象的国际受众感到不适。2015年的宣传片在内容上带有自信与自省两方面, 反思式地讲述中国的发展和问题, 博取了一定喝彩和鼓励。
4.搜索、分享量
讲好中国故事很重要, 传播好中国声音亦是重中之重。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制作和播放, 一个中心目的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中国精神。在新媒体环境下, 受众接受信息的方式转变为aisas模式。两个具备网络特质的s——search和share的出现, 指出了互联网时代下搜索和分享的重要性。
笔者通过百度指数和Google趋势的关键词搜索功能, 对关键词“中国国家宣传片”和四支宣传片的中英文进行了搜索。结合aisas理论说明, 国际受众对于了解中国有强烈的需求。中国第一支国家形象宣传片引起了受众的关注, 搜索量呈现激增的状态, 但在内容方面并未引发受众共鸣, 所以分享量欠佳。而2015年的宣传片虽然搜索量很小, 但Youtube视频网站上的观赏次数却远超2011年, 受众的强烈共鸣情感引发了分享行为, 最终呈现观看量、分享量远超2011年的现象。
内容制胜固然重要, 吸引受众须在内容方面努力。传播形式和渠道最终决定了国家故事能否抵达受众的关注范围内, 内容和渠道两者缺一不可。
理念转型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对比分析, 可以发现国家形象宣传片内容变化的背后代表着一些理念的变化,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 中心:传播者中心趋向受众本位
在塑造国家品牌形象的时, 进行受众研究分析, 理解受众的文化与政治信仰, 避免传播另受众担忧和恐慌的信息, 从受众的视角重新解读形象宣传片显得至关重要。
2015年的宣传片内容上明显的转变在于开始站在受众的位置, 从受众熟悉和关心的话题入手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目前我国在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中仍然缺乏对境外受众的特征调查以及文化背景研究, 因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 往往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导致受众不能很好的理解文本内容, 甚至会产生负面情绪, 从而导致形象塑造失败。
(二) 传播范式:宣传趋向公关
由于中国对外宣传长期遵从“宣传范式”对外传播, 让习惯于公关范式的受众难以习惯。时隔四年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从制作主体的国家主导到网民自发, 内容主题从讲述自身发展史到双面审视功与过, 传播渠道从传统大荧幕到各大门户网站, 此类变化更加符合国际受众的需求。相较于更加成熟的国外公关市场, 其提升国家“软实力”, 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的战略被精巧地隐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中, 被精心地包装在其对外输出的信息中, 不易被人发觉和识别。我国形象宣传还处于公关初期, 中国的宣传片还需要进一步锻炼这种技巧, 亟需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关范式, 让中国的真实形象进入国际主流媒体和民众的视野。
(三) 叙事方式:宏大叙事趋向情感体验
中华艺术文化中水墨画将山水之灵动表现得栩栩如生, 注重表现意境, 而西方油画中众人的神态被勾勒得犹如新生, 重于写实。正如前文所分析, 2015年的宣传片融入了更多的细节描述, 增加了能够引发受众共鸣的情感篇幅。中国不缺乏令人振奋的个体故事, 将好故事嵌入国际受众熟知的信息接收体系中, 转换叙事方式才能够更好地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制造亲密感, 增强国家形象塑造的效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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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本位 篇2
作者：彭 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取得进步后，我国的法学研究也越来越繁荣。但不管法学研究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应该肯定，权利与义务始终是法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畴。在1988年6月全国首次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以来，许多学者围绕“法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这一论题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张文显教授的《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一文，可以说也是对这一课题的一次富有成效的探讨。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冒昧对该文作出总体评论，但仅就其中某此问题作一浅论或做些拓展。
一、关于权利的界说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的不可少的力量。在历史上，人类对权利的探求也可谓是一个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过程，在这种艰苦的探寻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三位启蒙思想家，即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对人类认识自己的权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洛克是以“自然法”作为分析权利的逻辑起点。洛克认为，根据自然法，每个人生来就有追求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或者说，自由、平等和所有权，是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因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①然而，这毕竟是一种自然权利状态，处于这种自然权利状态之中，每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如果每人的这种自然权利全部得到实现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他人的权利，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于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和社会的存在就在于以维护个人的这些自然权利，或者说，人类需要组织一个公民社会和一个民治政府，以保障这些自然权利的实现。当某些人在实现其权利而侵犯他人的权利（或利益）时，此时，就需要政府出面加以干预和防止，而政府出面干预的方法就是运用政府权利和法律。然而，政府的权利和法律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洛克认为，这就是“社会契约”。即人们为了在社会中相安有序，各自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权利，每人就必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并把这部分让渡的权利共同交给一个机关未管理和行使，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公共机关，即政府。不可否认，在洛克的这种假定之下，政府当然可以运用权力和法律来保护自然权利，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既然政府拥有了权力，但谁又能保证政府就不运用这些权力来侵犯自然权利呢？洛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加以解决，但是，洛克冥思苦想之后，似乎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而最终是由孟德斯鸠帮助为其解决。
孟德斯鸠耗之精力写成了《论法的精神》。在这一书中，孟德斯鸠直接论述权利问题甚少，而是把“权利”换成了一个法国能够普遍接受的概念――自由。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石不变的经验。”②人们既然通过“社会契约”而组成了政府，并给予了政府的权力，那么政府也就没滥用权力的危险和倾向，一旦政府滥用权力，那么人们的权利就会被肆意践踏和侵犯。因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③可见，为了使人们的自由不被随意剥夺和侵犯，孟德斯鸠密切注视着国家权力的运行，注视着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关系和地位，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之理论，以此来用权力限制权力，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三机关彼此制约与均衡。只有在这种权力制约的体制下，国家权力就不会去轻易地剥夺和限制公民的权利，从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这样就解决了洛克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卢梭对权利的论述也有其自己的理解。同样，卢梭的整个权利学说都是假自然之名进行的。一方面，他主张人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法，根据自然法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他认为，权利不仅是每个人生存的主要手段，而且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卢梭与洛克一样，也主张，为了权利的实现，人们就得签订一个契约，建立社会与政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更看重国家的作用，国家既是个人的全部财富的主人，也是个人生死权的定夺者。因为在卢梭看来，在这种社会契约中，“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④即国家实质上就是个人所有权利的唯一裁判者。在这里，卢梭又把国家实质上看作是一个种公意，其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并且认为这种公益不可能犯错误，不可能侵犯个人权利。因为“公益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⑤当然，卢梭的这种论点过于绝对，他没有认识到，一个绝对至上的主权者，国家权力或公意必定意味着专制。
通过上述几位启蒙思想家关于权利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启蒙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自然权利也是需要国家权利支持的。诚然，在权利的问题上，它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问题，因为个人权利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撑和保障就无法实现，但是，国家权力在支撑和保障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又不能没有边界，不能没有任何限制，否则，国家权力又会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和侵犯。因此，这又需要对国家权力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对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约束和限制如何进行呢？或者说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以何为准呢？是仅以现行的法律规定（实在法）为准呢？还是在除了实在法的规定之外另有其它的东西呢？这里就涉及到实在法与应然法的问题了。具体说，涉及到“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法定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力，没有国家的授权一切合理的要求都不会成为权利，它说明了权利的尺度，是为主体从强化法律的实效方面实现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应有权利是来源于人的道德性质，国家权力的授权只是对这种基于道德性质合理要求的一种认可而矣，它说明了权利的性质，是社会主体评价法定权利的依据。因此，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便会得出法的本位的不同结论。申言之，义务本位法是以实在法对考察基点，而权利本位法是以应然法为考察基点。在与国家权力关系问题上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二、关于“义务本位”的`理解
为了更好的理解“权利本位”这一命题，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义务本位”作简要的理解。张文显教授认为“义务本位法”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法中，并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伦理支撑。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经济的社会，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握有无限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必定道德化或宗教化，重伦理轻法理，大量的道德规范或宗教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化为法律规范，道德原则和宗教信条亦被奉为法的精神。⑥因此，在“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控制，强调的是一种服从，臣民服从皇帝，奴隶服从奴隶主，农民服从地主，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是其显著的特征，法律也根本不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作为其价值取向，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是一种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所以，这样的法律当然是以人的义务为其首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宣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而寿终正寝。比如，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八议”制度就是这种法的最好脚注，这种法充分体现了不平等的思想，规定了达官贵人的“议”、“请”、减”、“免”、“赎”等制度，而平民百姓犯法却无法有此特权。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义务本位”法所考察的基点是实在法，在谈及人的权利时仅以现行法律的规定为限，如果法律没有赋予人的某种权利，那么人便不享有此种权利。换句话说，人的权利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其实，这种考察基点是我们所不赞成的。首先，立法者不能在法律中穷尽人的权利，也无法穷尽人的权利。其次，统治阶级会利用立法权在法律中规定自己的特权。再次，在人的正当权利遭到侵犯时，却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因为这种法，正如上文所指，不是以价值作为导向而仅仅以社会秩序作为考察目标。因此，践踏人权，压迫民众，保护特权便成了其必然的逻辑结论。从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来看，这种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国家权力是第一位的，权利是其次的，首先保证的是国家权力的运行，在此基础上，通过规定公民的义务来给予一定的权利。既是说，国家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支配这个社会的主要力量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其它的一切诸如法律、权力等也只是一种完全从属、依附于权力的附属品。
三、关于“权利本位”的理解
如上所述，在我们理解了权利的基本含义以后，就为我们理解“权利本位”提供了一把钥匙。那么，“权利本位”又何指呢？有学者认为，“权利本位”是“法以（应当以）权利为其起点、轴心或重点”的简明说法；在整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都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第一性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律予以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及权利主体根据法律作出选择以实现其利益的一种能动手段，而义务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权利相对人应当适应权利主体的合法要求而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即主体的权利通常是通过权利相对人履行义务而实现的。该学者又进一步认为，权利包括个体权利、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国家权利等，权利是有界限的。一方面，权利所体现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这种利益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或幅度，是被限制在社会普遍利益之中的，是受社会的经济机构和文化发展水平制约的，亦即以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社会的承受能力为限的；另一方面，权利是以权利相对人的法定义务范围和实际履行能力为限度的。在以权利作为本位的法的社会里（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法），法律首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所享有的主体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导向。⑦因此，我们认为，“权利本位说”强调了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根据现代的价值准则，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中，合乎理解的法律应当以权利而不是以义务作为其本位；其二，现代法制应当以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为宗旨去设定和分配义务。或者可以说，“权利本位说”讨论的范围在于立法导向，立足于价值分析，所强调的是“法应当怎样”、所回答的是“应当是什么”，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比如，在关于“不得杀人”（或禁止杀人）的法律规定中，“不得杀人”这一义务，是渊源于人们有生存的权利，即“生存权利”，而不是因为有“不得杀人”的义务，我们才有理由活下去。拘句话说，只是因为我们有“生存权利”这一权利。所以，就要禁止杀人，而不得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利；而不是相反的表述，即首先有法律的“禁止杀人”的义务规范，才使人的“生存权利”不受侵犯。
然而，正如“义务本位”法一样，“权利本位”法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政治基础。而在当今的世界中，“权利本位”法有资本主义的法和社会主义的法，两者都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法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在此，尽管其形式上是平等、自由、民主、文明的，但实质上是不自由、不平等、不文明、不民主的，有着极大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法是一种人类最新类型的法，它把权利本位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这种法就充分体现了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⑧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权利本位法所考察的基点是与义务本位法所不同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去理解法律，是一种价值分析，它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法应当怎样”、“法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等是法学理论不能回避的。对这些问题的深究表现了法学以及法学家对立法的价值取向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切。这种理论主张，权利应当成为法的价值取向，立法者应从权利的角度出发来进行义务的设定与分配，义务是实现权利的必要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以此为基础和取向，强调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文明便是这种权利本位法所追求的目标，尽管这些平等、自由、民主等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形式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质性的），但我们不能否认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取向。从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上看，这种权利本位法首先以权利作为第一性的，国家权力是其次的。或者说这种权利本位法首先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国家权力不能轻易地去侵犯和干涉公民的权利，相反应当有力地保障公民的权利的充分实现。这就较好地解决了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构成问题。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这是一种人类最新类型的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和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法。这种法从本质上应该说反映了公民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这种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的一般发展规律，即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权利本位法而建立了一种新类型的社会主义权利本位法。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从确立法的权利本位原则到完善权利本位立法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国家从建国之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尽管确立了法的权利本位原则，但是由于生产力不发展，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存在等原因，这种权利本位原则受到了严重冲击乃至取消，国家权力过于膨胀，官僚主义泛滥，个人迷信严重，法律变成了虚无主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只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现象才有了根本的改变，社会主义权利本位原则法重新确立，并积极地加以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性、自由权利和尊严不断得到充分反映和实现。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应当考察法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规律，探索社会主义权利本位价值，不断完善权利理论。
四、结语
法是以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义务为本位，是现代法理学的基本论题之一，也是民主和法制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实际问题。这一论题也在我国法学界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赞成义务本位，有学者推崇权利本位，两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且各有道理和说服力，然而两者所考察的基点和站立的角度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是顺理成章，义务本位站在实在法的角度，以实在法作为其考察基点，首要的是强调维护社会秩序，而权利本位法站在应然法的角度，以应然法作为其考察基点，以法的价值作为导向，强调人类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在处理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义务本位法由于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因而在法律规定中主要是义务规范和禁止规范，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国家权力支配着整个社会，反言之，国家权力是不受法律的约束和限制的。即便法律在某些方面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然而一旦当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控制失调时，国家权力会赤裸裸地干预和镇压而根本不会顾及人的权利。权利本位法由于强调人的权利，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作为价值取向，因而在法律规定中主要是权利规范，并且为了保障人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就不得不要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的运行，以防止国家权力对人的权利毫无根据的侵犯。以此观之，义务本位法和权利本位法存在显著的差别，在当今逐步走向法治的社会中，我们应毫不犹豫地选择权利本位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肯定地认为：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
①洛克：《政府论》下篇，⑤同上，第39页。
商务印书管1964年版，第6页。
②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③同上，第156页。
④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书馆1980版第23页。
国家本位 篇3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建设是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示范性高职院校的示范不是强调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显示拥有的博士、硕士多少，也不是按照批复的《项目建设方案》和《项目建设任务书》来“迎接”国家验收项目建设任务的完成多少。示范性高职院校是要探索总结出一些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职教育发展可“示范”经验的历史重任，实施品牌战略，发挥品牌效应，促进高职教育机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真正起到“示”与“范”的带动、辐射作用。
本文试通过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示范”作用为切入点，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对如何创新实践育人方法途径，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实践育人合力，增强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构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品牌战略进行研究与分析。
二、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背景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坚持以“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发展道路”的办学方针，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高职发展时间短、办学基础相对薄弱，还存在实践教学环节依然薄弱、办学特色不鲜明、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因此，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教高[2006]14号) ，实施品牌战略，旨在通过2006-2008年连续三年遴选出100所立项院校，以点带面，以期发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示范引领作用，实施品牌战略，发挥品牌效应，推进内涵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并推广到全国1000多所其他非示范性高职院校，从而建立一个可持续科学发展的高职教育机制。
三、基于实践育人为本位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品牌战略构建思路
(一) 构建校园文化品牌是实践育人的环境基础
一所学校文化品牌的构建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明确的办学理念，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是办学理念的综合体现，是实施品牌战略的环境基础。如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厚生尚能”的校训来构建校园文化，实施培养名师工程，把“立德树人”的教风和“立身笃行”的学风相结合，建立校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优质的校园文化氛围中充分发挥学生在实践育人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学生在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载体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作用，形成“求实创新”的职业道德观念，用优质的校园文化来铸造高职学院品牌。
(二) 构建高职资源库共享平台品牌是实践育人的信息环境
更新教育观念，总结教学成果，围绕实践育人为核心，体现高技能人才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构建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品牌专业、品牌课程、品牌师资信息、品牌项目案例、实习实训虚拟多媒体演示、课件、测试题库、文献资料、品牌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资料、在线答疑等资源库共享平台。如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资源库共享平台构建，形成理论环节和实践环节两个相互交叉融合体系，体现专业性、职业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等四个特征，使教师、学生能方便、及时、准确地检索所需信息，满足不同学生自主学习需要，满足教师与教师之间、同类院校、校企之间之间实现资源共享的需要，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构建开放性、交互性、共享性公共资源平台品牌。
(三) 构建共享型实训基地品牌是实践育人的实施条件
教育部、中宣部、财政部等七部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思政[2012]1号) 中指出:“实践育人基地是开展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载体。要加强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实践教学共享平台建设，依托现有资源，重点建设一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和高职实训基地。”充分挖掘、利用、开发职业教育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构建校内生产性实训、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研发功能一体化的共享型实训基地。如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加强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以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为依托，积极调动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形成实践育人合力，按照“集成、共享、开放”的原则和“源于现场、高于现场”的要求，建成了融材料展示、功能表现、技术应用、专业实训、文化熏陶为一体的建筑技术馆，被住建部领导评价为“建筑类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新标杆”。学校承担了第一批国家级高等职业学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骨干教师培训，通过培训提高来自全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青年骨干教师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水平，培养掌握专业领域新理论、专业前沿技术和关键技能的骨干教师。
(四) 构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品牌是实践育人的实施目标
示范性高职院校面向市场需求探求和构建自己特色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服务理念，通过校校联合、校企联合双向介入、资源共享，建立起系统的、开放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围绕职业能力培养目标的要求，把学历教育和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建立优质的高职教育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共享平台。如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国家示范建设中以“立足江苏、面向全国，依托建筑、服务社会”的服务定位，形成了“校企合作、工学交替、双证融通”人才培养新模式，本着“互相支持、双向介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学校还与多家特、一级建筑企业合作共建“龙信学院”、“中南学院”、“常城学院”、“中技学院”等企业学院，走出了一条“双主体”育人的成功之路。
(五) 构建具有高职教育素质教学团队品牌是实践育人的实施保障
构建教学团队品牌是高职教育改革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也是将其凝聚教学团队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通过培养名师工程，实施“企业技术人员、教师互派制度”，要积极聘请行业企业的技术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同时教师到企业中担任培训讲师，为社会提供应用技术培训等服务。组织教师到国内外进修学习、参加实践 (职业) 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教学团队教师的专业实践技能水平与教学能力，培养一支高职教育素质的专兼结合教学团队。如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学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团队，在探索教学团队在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实践育人等方面的运行模式，为高职院校师资团队建设提供了可推广、借鉴的示范性经验。
四、结束语
以实践育人为本位的品牌战略构建是示范性高职院校一个系统工程，以创新实践育人方法途径为基础，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为依托，积极调动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形成实践育人合力，着力构建长效机制，统筹推进实践育人工作，注重内涵，强化特色，发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品牌效应，进一步加快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Z].教高[2006]16号.
[2]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Z].教高[2006]14号.
[3]教育部, 中宣部, 财政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Z].教思政[2012]1号.
[4]黄乐览, 黄伟萍.论新时期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及发展定位[J].教育与职业, 2010, (24) :24-25.
从“官本位”到“能力本位” 篇4
先讲个故事:中国江南有个叫刘备的, 祖宗曾是很有钱的主儿, 可惜等他涉世时已家道中落, 变得一贫如洗, 只得修鞋为生。后来刘备认识了两个兄弟, 叫关羽和张飞, 话一投机, 一顿酒后便拜了把子。三兄弟豪情万丈, 商量着弃了方寸的小店, 踏踏实实干番事业, 于是创办了“黄河”制鞋厂。创业初始, 三兄弟是啥都干, 从设计到生产, 从人事到财务, 从采购到销售, 三兄弟谁有空谁顶上。当时工厂规模小, 业务简单, 业务流程短, 三兄弟也是几乎样样熟悉, 都能独挡一面, 灵活的管理方式使管理团队成本低、效率高, 协作程度好。
在三兄弟的齐心努力下, 工厂发展迅速, 三年后“黄河”制鞋厂的人数过了300人, 三兄弟很快发现原先那种没有分工的方式出现了问题。由于专业化程度不够, 各业务环节的价值无法进行深入挖掘, 而且三兄弟性格迥异, 张飞生性自由, 不爱束缚, 但是对销售有种狂热, 随着组织的庞大, 张飞越来越觉得管理他人对自己来讲是一种束缚和浪费。关羽思维严密, 热爱学习, 在生产和财务等领域都有强烈的喜好。刘备待人谦和, 性情稳重, 受到他人的尊重。于是三兄弟根据自己的秉性, 张飞做了销售员, 负责大客户;关羽主抓生产同时兼管财务;而刘备负责工厂的人员管理和厂内外联络。后来“黄河”制鞋厂推出了“长江”牌运动鞋, 大获畅销, 工厂规模急剧上升。创业十年后, 已经有3000多员工, 年销售额过10亿。而三兄弟也是水涨船高, 张飞连年稳居TOP销售员, 个人业绩占了整个公司的8%, 同时是公司最优秀的销售培训讲师;关羽成了负责生产和财务的副总;而刘备是总经理, 负责经营团队搭建和发展方向把握。
从刘、关、张的现代创业故事上看, 我们看到在创业初期, 三兄弟并没有分工, 而是能者多劳, 身兼数职, 在各个领域都会有所涉猎, 是典型的通才。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 很快这种浮于表面的通才无法满足企业精细化管理的需要, 于是三兄弟出现了专业化分工, 这种分工既是兄弟自我成长的需要, 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三兄弟的工作方式本身有很大区别, 张飞销售能力非常强, 整个公司无人能出其右者, 但其他能力比较弱。关羽在生产和设计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的能力横跨了数个领域, 但他的知识经验并不是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首席专家。刘备在任何专业领域内都不是绝对专家, 但他有很强的能力去凝聚团队力量, 并带领团队实现企业目标。从人才观来看, 张飞、关羽、刘备分别是专家型人才、系统型人才、管理型人才。专家型人才在某个领域内的能力非常精深, 而这个领域比较狭窄;系统型人才在多个领域内的能力都比较精通, 但精通的程度不如专家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的核心任务则从业务技能转变成管理团队, 在带领团队实现目标方面能力很强。企业里三种类型的人才是员工本身特性的差异、也是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必然要求, 更是组织庞大后带来的职责与角色的分工。
但要明白的一点是, 这三种类型人才都是高层次人才, 很多员工一生都没能达到这个层面。马斯洛勾画了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 区分了低层次的需求动机和高层次的需求动机。高层次需求是指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员工只有不断追求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不断追求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才能实现职业生涯的不断发展, 从一个初级经验的人逐渐发展成为高级人才。而不同员工因为其内在特征差异, 在成为高级人才的过程中也会进入不同的通道。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把人的高层次需求进一步区分为成就动机, 权力动机和交往动机。成就动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 获得更大的成功, 从而获得成就感;权力动机是指影响和控制别人的一种愿望或驱动力;交往动机就是寻求被他人喜爱和接纳的一种愿望。专家型人才一般需要具有很强的成就动机, 不断迎接困难和挑战;系统型人才需要具有较高程度的成就动机和一定的权力动机;而管理型人才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力动机或交往动机。不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这一点倒过来说就未必合适了。
明确职业发展的通道
企业在进行员工能力管理, 为员工设计职业发展通道时, 需要明确什么样才算一个合理的通道, 要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这个领域需要有多大, 是懂招聘就够了, 还是要懂人力资源各个模块;是懂有机硅技术就够了, 还是要懂整个纺织技术;是基于一个职位, 一个职种, 还是一个职类?只有明确发展的通道, 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提升员工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 专业化是基于这个发展通道的专业化, 职业化是基于这个发展通道的职业化。当我们把化工分析检测作为一个职业发展通道的时候, 该领域内的员工做到任职标准就能够成为资深的检测师。如果这个通道过于狭窄, 无形中会降低员工对相关专业领域的兴趣和关注度, 减少互相协作, 还会影响对本专业的创造性思考, 而如果这个通道过于宽泛, 则员工需要关注过多的领域, 分散了本专业注意力同时能力提升变得非常困难。因此通道设计的合理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有些企业会把功能相似和关联度高的职位归为一个职种, 比如化工技术是一个、人力资源也是一个, 然后把这个职种作为员工职业发展的通道, 而专家型人才就需要在这个通道内不断深入发展, 从初级到中级, 直到成为该领域内的顶尖专家, 比如华为、百度都有首席科学家, 声望和待遇相当于总裁级别;有些员工在某通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就转入另外的通道继续发展, 成为熟悉数个领域的系统型人才, 比如有些公司的副总会兼管整个财务系统和人力资源系统;还有些员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向管理界面延伸, 工作中心从业务研究变成团队管理, 不再仅仅是让自已做好工作, 而是如何更好地让下属做好工作, 比如集团总裁或副总裁。因此企业进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 通道设计就显得很关键, 它的宽幅和等级设计直接框定了员工的发展领域和职业期望。
国家本位 篇5
一、“能力本位”与“人格本位”的教育内涵
“能力本位”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9世纪60年代,德拉·沃斯曾在莫斯科帝国技术学校首先采用工作任务分析法,并引导学生通过工厂实践掌握专业技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教授博比特提出,学校教育应该为公民提供各种社会需求,并通过人类活动的科学分析来定义所需的基本操作技能。20世纪90年代初,“能力本位”教育通过我国与加拿大职业教育合作项目传入我国,先在铁路运输、石油化工等行业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后在众多技术行业也影响巨大,成为职业技术教育的一次革新。“能力本位”教学模式是以专业技术能力为切入点,以提供行业和社会的培养对象来履行岗位职责的基本原则,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主导地位,核心是如何使受教育者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实践能力[1]。“能力本位”是一种强调职业或岗位能力的教育,以满足某种职业技能为目标的教学要求,课程内容基于专业分析,注重及时反馈,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注重个体教学的教育模式。
“人格本位”教育是近些年职业教育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人格本位”教育模式是从能力培养为出发点,充分重视学生的人格素质教育,以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为教育重点,把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人生观,让学生拥有远大理想,全面、自由、健康发展作为教育的立足点,在提高学生人格素质,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同时,让学生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进取和学会做人,作为“人格本位”教育模式的基准点。从社会和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看,“人格本位”教育模式也是未来职业教育的新趋向。
二、“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存在的局限性
以“能力本位”的教育模式,从课程开发到教学评价均以学生拥有能力为核心,这虽然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是学生要得到全面发展,不仅包括能力或技能,还包括其他非智力因素。职业教育应重视人生的终极意义和最终关怀,提升人的精神世界。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人“个性之发展”,充分说明培养学生个性的重要性。成功的职业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学习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得到发展,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好地掌握和控制自己,拥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做人原则,更有责任心、事业心,而“能力本位”的教育却忽视这些因素的培养。
2.“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将单项能力认定为职业能力,忽略工作的整体性和其他要素,把能力认为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忽视现实工作中人们操作行为的复杂性。人和机械不同,具有鲜明个性和情感,不能视为有能力就能顺利工作。职业教育研究证明,能力与工作流程之间没有关系。因此,以能力为基础的“能力本位”教学模式,很难适应劳动市场和选择职业的可变性。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很少有一个完全固定的职业。当今社会发展非常快,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人们的生活将面临许多职业的变化,岗位竞争日益激烈。一旦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受教育者的职业选择就受到制约,因此,只有“能力本位”与“人格本位”教育模式相结合,职业教育发展才有出路。
三、开展“人格本位”教育的必要性
“人格本位”教育模式可以弥补“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已成为高校的主要目标。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整体发展,提高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国内学者和教师也开始探索、研究一些切实可行的职业教育模式。而“人格本位”教育模式的逐步实施,就是对教育模式的一种改革和创新。他的教育理念是:培养人的品质,从就业教育转向创业教育,从技能培训转向人力资源开发,从科学教育转向人文教育。“人格本位”教育模式最主要的策略是:树立“人格本位”的教育理念;整合人格的各个要素,突出人格在职业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发挥人格化在工作中技能无法替代的作用。
由于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思想意识的支撑下进行。就像在生活中,学生是通过传播主体思想与世界、社会、家庭进行交流,在不同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等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诉求,他会不断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教育过程是建构学生主体思想的过程,它是建立在现实社会需求的基础上[2]。在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所有的职业需要相互配合,也就是说,新的经济体制和新的生存质量,都要求学生提高职业素质,而职业素质是和学校的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道德教育、素质教育、“人格本位”教育,才能推动教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四、实施“人格本位”教育需要加强的工作
1. 传统教育理念向现代教育理念转变。
传统的教育理念历史悠久,在教学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它代表着教育对事物认识的历史过程,是教育的宝贵的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教育理念不断推陈出新,我们既要看到传统教育理念的价值,也要看到传统教育理念在现代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使其成为能劳动、会做事、懂技术的优秀工作者。由于普通教育教学重视个体的需求,目标是隐性的,而职业教育则不同,它的教育目的是明确的。因此,职业教育要由传统教育理念向现代教育理念转变,重视社会的生产需求,重视社会的就业需求。换句话说,普通教育培养学生是“非功利性”的,而职业教育培养学生是具有“功利性”的。现代职业教育的目标是,既要满足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不完全是培养被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功利性岗位需求的“职业人”,而是培养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市场需要的实用型人才[3]。
职业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理念的转变,目标就是实现“人格本位”的教育。在让学生获得专业技能、专业知识和就业机会的同时,重点培养学生的个性,挖掘学生的潜能,寻找学生的价值,做对国家有用、对社会有责任的人。
2. 吸收各学科精髓,加强人文学科教育。
由于传统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忽视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培养。正是由于这种传统教育的缺失,使教学效果难以提升,得不到学生和社会的认可。因此,高职教育必须加强人文学科的教育,开设如文学、哲学、伦理、社会、历史、地理等课程。让人文学科教育成为传播知识的教育,成为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成为培养学生拥有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和行为品质的重要途径。通过人文学科教育,教会学生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情感、意志、理想等方面的问题。职业教育的课程应该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做切入点,吸收各学科的精髓,改变单一技能传输方面的偏颇。
3. 构建新的教学评价体系,采用人格+能力的评价方法。
职业教育要培养适应21世纪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就要改革传统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新的教学评价体系。评价体系要根据职业教育的自身特点,要突出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改变传统的考试成绩、平均分数的评价方法,要将口试和实际操作纳入评价体系中,将评价目光集中到学生综合能力上,促进学生认知、动手和创造能力的提高,重点考核教育目标实现的效果和进展,特别加强对学生人格的评价,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想表现,采用“人格+能力”的评价方法,遵循学习的累积性与过程性规律,为学生创造体验成功和进步的机会[4]。与此同时,将评价的重心转向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提高学习积极性、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等方面,并且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心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对于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认可和鼓励。
五、“能力本位”与“人格本位”相结合教育措施步骤
1. 开设有利于提升综合能力的课程,完善学生素质拓展平台。
根据学生心理分析,高职学生的特征主要有社会型、艺术型和实践型等三种。按照美国教授著名职业指导专家约翰·霍兰德的人格—职业匹配理论,社会型特征的学生比较适合从事的职业是各种直接服务类的工作,如医疗、教育和生活服务等,主要职业有行政、公关、人事管理人员等;艺术型特征的学生比较适应抽象类的工作,如摄影、设计、音乐等行业;实践型特征的学生一般喜欢操作性强的职业,如技工、机械、制造等行业。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不仅要加强对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还要根据学生个人专业发展的需要,开设有利于提升综合能力的课程。因此,为较好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不论什么专业,学校都要开设社会心理、沟通技巧、人际心理、咨询技巧等必修课程。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良好人格,职业教育还要发挥课外活动的育人作用,从思想政治、道德情操、社会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着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高尚品格、职业胜任能力的提高[5]。在实施素质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学生素质拓展平台,制定每个学期的详细素质活动目录,对各个方面的素质进行测评,并帮助学生克服困难,督促学生逐一完成。
2. 构建以工作流程为主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人格品质。
职业教育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职业工作者,而以工作流程为主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工作中需要具备的各种技能和素质。工作流程是企业完成一项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的整个程序。其课程的特点是能够展现工作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并能反映这些要素之间的连带关系,具有两个优势:一是让学生的学习目标更明确,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能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使其更符合企业的需要,也能培养学生的工作意识和工作习惯。构建以工作流程为主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中,较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让学生体验、经历工作的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思维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应在教学内容和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工作流程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发展。
在提高良好人格品质方面,学校要传输品格与技能同样重要的思想。现代社会、企业不但需要懂技术的人才,而且需要思想品德、气质、职业道德良好的人才。企业用人的原则已经明确,即: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任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6]。由此可见,企业将做人放在第一位,因此,高校要积极开展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通过教育,让学生能够把自我需要、自我理想、自我价值与社会需要、社会理想、社会价值结合起来,树立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思想;克服个性的不足,要思想远大,胸怀开阔,培养诚实、乐观、向上的性格品质;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要讲信用,有责任心,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将提高学生人格品质,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
3.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动机,树立团队协作精神。
终身学习动机是激发学生长期参与技能活动、坚持实践和自我修复的内在动力。因此,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终身技能学习的成败。高职院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动机,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加以实施。
终身学习动机不是与生俱来,需要长期的教育和培养,才能逐渐形成并得到永久坚持。职业教育教学,特别是实验实训教学工作,要激发学生对相关专业技能学习的需求,传授可使学生终身享用的技能知识和学习方法。教育需要积极创造环境,向学生提供学习诱因。只有学生拥有终身学习诱因,终身学习才会有不懈的内驱力;要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让学生通过乐趣形成终身习惯;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各种技能的学习和实践,特别是要认真细致地参与实验训练活动,合理调整自己的操作行为[7]。本着终身学习的精神,在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继续进行技术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深入提高。
另外,职业教育要帮助学生树立团队协作精神,现代企业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选择越来越重视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的协作精神。高校要结合形势的发展和企业的要求,为学生搭建协作平台,模拟企业实际,建立行业社团、专业社团、兴趣社团,通过各种社团协作途径来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在活动中发挥团队智慧和力量,以相互学习、相互坚持、相互提高的方式,提升学生工作能力,为将来在工作中较好地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奠定基础。
摘要：“能力本位”职业教育模式,是以岗位胜任为要点,强调学生的能力,其核心是如何使受教育者具有实践能力。其方法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模式。但是,孤立的“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却有自身的局限性,忽视人格品质的培养,很难适应岗位的多变性。只有“能力本位”与“人格本位”两种教育模式相结合,才能满足未来社会及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才能真正融入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时代,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
关键词：“能力本位”,“人格本位”,职业教育,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邢菊.基于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构想[J].教育与职业,2013(11):111-112.
[2]程忠国,周晖,曾光辉.德国职业教育能力本位课堂教学模式借鉴与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0(26):89-92.
[3]徐宏伟.能力观视角下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J].职业技术教育,2014(19):40-44.
[4]杨彩霞,宁艳梅,罗焕新.基于“职业能力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13(4):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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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金海.三元整合的职业教育主题教学模式的开发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7):8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