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不同情况

患者不同情况（精选7篇）

患者不同情况 篇1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痴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模式,为痴呆患者的临床治疗和护理提供参考。方法选择2010年7月-2012年7月于重庆市石柱县中医院治疗的痴呆患者110例,均符合美国精神医学会1994年制定的DSM-IV的痴呆诊断标准。按痴呆类型将患者分为阿尔茨海默病组和血管性痴呆组。比较两组一般情况,并采用日常生活功能量表(Barthel指数)分析两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模式。结果 两组一般情况及认知损害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Barthel指数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痴呆类型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模式不同,血管性痴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保留率低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结论 不同类型痴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模式有差异,在临床工作中应掌握不同类型痴呆患者各自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和护理,可能对患者预后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日常生活功能量表

痴呆是大脑皮层获得性高级机能的全面、进行性损害,包括记忆力、感觉、运动、思维、生活、语言,社会交往、社会职能和情感反应控制的损害,一般分为原发性退化性痴呆,即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和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D)[1]。近年来痴呆患者的生活质量情况已越来越受到社会、临床及研究者的关注,但目前对不同类型痴呆患者生活能力下降情况的报道结果不一。本研究笔者采用量表调查的方式,探讨不同类型痴呆对患者生活能力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及护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年7月～2012年7月于重庆市石柱县中医院治疗的痴呆患者110例,其中,男72例,女38例,年龄60～81岁,平均(74.7±7.4)岁。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精神医学会1994年制定的DSM-IV的痴呆诊断标准[2];(2)患者愿意配合且有照料者;(3)患者能够进行基本的沟通和交流。排除标准:(1)不愿配合,或调查中易激惹者;(2)无照料者。

1.2 方法

采用量表调查的方式,由专人向调查对象讲解调查目的、意义及相关指导语。患者与照料者调查分别进行,照料者采用自行填写的方式,患者采用访谈的方式。

1.2.1 一般问卷调查

由研究者编制,主要内容为调查患者及其照料者一般情况,如性别、年龄、学历等。

1.2.2 简易智力状况检查量表[3]

采用简易智力状况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价患者认知损害程度。由19项,30个小项组成,总分为30分,分值越高表明,说明认知功能越好。评分标准与学历相关,文盲组17分,小学组20分、中学或以上组24分表示有认知功能缺陷。

1.2.3 日常生活功能量表[4]

采用Barthel指数评价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包括大便控制、小便控制、梳洗、用厕、进食、移动,活动、穿衣、上下楼梯、洗澡10项。每个项目评分为0～5或0～5～10或0～5～10～15,总分为0～100分,100分表示患者基本生活活动能力良好,不需要他人帮助,能控制大、小便,能自己穿衣、进食、上下楼梯、洗澡,行走至少一个街区;0分表示日常生活能力差,没有独立能力,全部生活皆需帮助。

1.2.4 质量控制

正式调查前均进行预调查,根据反馈对问卷进行修改与完善;调查人员在调查进行前均进行相关培训,工作态度严谨;问卷采用现场回收的方式,对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解释,从而保证资料收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02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采用SPSS 15.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共发放问卷110份,回收110分,回收率为100%。录入中发现不合格问卷9份,有效问卷101份,有效率为91.8%,其中,AD组有效54例,VD组患者47例。

2.2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调查显示,两种类型痴呆患者一般情况及认知损害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两组日常生活能力比较

调查可知,VD患者功能保留率低于AD患者,除穿衣外,VD患者大便控制、小便控制、修饰、转移、进食、活动、用厕、上下楼梯、洗澡得分均低于AD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3。

2.4 不同类型痴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相关因素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检验分析年龄、学历、病程、MMSE评分与不同类型痴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年龄(r=-0.643)与AD及VD患者Barthel指数评分呈负相关(P<0.05),MMSE评分(r=0.767)与AD及VD患者Barthel指数评分呈正相关(P<0.05)。

3 讨论

痴呆病因较多,是一种复杂的神经障碍,疾病发生呈非线性,并伴随许多其他的健康问题。痴呆早期虽无意识障碍,但随着病情进展会逐渐影响患者生活,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卧床不起,甚至因各种并发症而引起死亡,给患者、患者家庭及社会均带来沉重负担,现已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5]。由于目前还没有对于痴呆的有效治疗手段,因此维持和促进痴呆患者生活质量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各国对老年痴呆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视,与之对应的研究逐年增多,其概念、内涵、评价方法、评价工具等已有了较大发展[6]。而作为痴呆患者生活质量原始框架构成之一的行为能力是其有效的评价指标。一项对244例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指出,影响痴呆患者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是日常生活功能的依赖程度,患者在日常生活功能中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越大,生活质量越差[7]。目前,关于日常生活能力的评价方法较多,本研究采用Barthel指数评定痴呆患者的日常活动能力,已有研究显示其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及敏感度[8]。

AD为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占全部痴呆患者的60%～80%,早期症状包括淡漠、抑郁及近期时间记忆障碍,晚期症状包括判断、定向力障碍,语言表达、吞咽困难等,其典型病理改变为β-淀粉样蛋白沉积和γ蛋白缠结[9]。VD是仅次于AD的常见痴呆类型,常由一系列小卒中引起大脑缺血所致,症状与AD有重叠,但记忆损伤情况较AD轻。本研究探讨不同类型痴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模式,以期为痴呆患者的临床治疗和护理提供参考。

有研究指出,痴呆患者由于认知功能及躯体功能下降,导致日常生活能力缺陷[10,11,12]。痴呆患者由于记忆力、定向能力、始动性等受损,必然会影响日常生活功能的执行。同时,由于患者失认、失用引起肢体无法尽相应的功能,也直接影响ADL。金煜等[13]研究显示,Barthel指数各项功能在不同认知程度的患者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随着认知水平的恶化,Barthel指数总分和各项得分均明显下降,即痴呆越严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越差。本文固定痴呆类型为影响因素,探讨患者生活能力下降模式,因此在分组后分别对不同类型痴呆患者进行了MMSE量表评分调查,结果显示,两组MMSE量表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两组认知损害程度差异不显著,从而可排除认知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由结果表2、3可见,VD患者功能保留率低于AD患者,且除穿衣外,VD患者大便控制、小便控制、修饰、转移、进食、活动、用厕、上下楼梯、洗澡得分均低于AD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是由于VD患者多伴随肢体障碍,营养状况较差,合并症较多,而AD患者多为记忆损伤,躯体功能丧失较少有关。目前,国内外对痴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模式研究较少。最早Katz等[14]提出日常生活能力各项目间存在不同等级,损害顺序依次为洗澡、穿衣、用厕、转移、大小便控制、进食,与人们在幼年期获得这些功能的次序相反。近来有较大样本研究发现,痴呆患者洗澡、行走、穿衣交易受累[15]。而本研究结果与上述基本一致,无论痴呆类型,患者穿衣、上下楼梯、洗澡能力均丧失严重,但有趣的是,穿衣为AD患者日常生活功能保留率最少的项目,而该项在VD患者保留情况中等,并非最差,提示穿衣为AD患者较早丧失的功能。相关性分析显示,不同类型痴呆患者Barthel指数评分均与年龄呈负相关,患者年龄越大,Barthel指数评分越低,日常生活能力越差。提示临床应加强对老年患者的关注。

本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患者均来自重庆石柱县人民医院,不能痴呆患者的总体水平;本研究近对患者进行了横向比较,缺乏纵向的跟踪调查;本研究对影响因素的控制未能全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本研究显示,不同类型痴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下降模式有差异,VD患者功能保留率较AD患者低,在实际临床工作中掌握不同类型痴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和护理,可能对患者预后产生积极的影响。

患者不同情况 篇2

肺癌是容易发生骨转移的恶性肿瘤之一[1]。2004年1月至2011年8月,作者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门诊及病房诊治的252例原发性肺癌患者行系统归纳,并对其中存在骨转移的患者进行分析,以探讨肺癌骨转移病灶的分布特点、形态特征等,总结其一般规律。现将其骨转移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52例肺癌患者中,男190例,女62例,平均年龄65.2岁(38～80岁)。所有病例原发灶明确并经病理检查证实。

1.2 诊断依据

1.2.1 原发病灶

肺癌原发病灶均经手术后病理检查、支气管镜检、CT引导下穿刺活检或者痰找癌细胞等检查确诊。

1.2.2 骨转移病灶

均经PET-CT、MRI、CT或骨扫描检查确诊。

1.3 骨骼分区根据Wilson方法[2]

将人体骨骼分为5个区,胸部:包括锁骨、肋骨、肩胛骨、胸骨;脊柱:包括颈椎、胸椎、腰椎;骨盆:包括髂骨、坐骨、耻骨、骶骨;肢体:包括上肢、下肢;颅骨。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3.0软件,误差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分类

小细胞癌、腺癌、鳞癌三种病理类型的肺癌患者骨转移几率各不相同,分别为13.3%、39.1%、28.1%。详见表1。

2.2 转移部位

肺癌骨转移病灶部位最常见的是脊柱及胸部骨骼。小细胞肺癌、腺癌及鳞癌骨转移患者中脊柱的转移比例分别为75%、92%、33.3%,胸部骨骼的转移几率分别为75%、84%、66.7%。详见表2。

3 讨论

肺癌根据病理类型可分为小细胞癌、腺癌、鳞癌三种。骨转移是肺癌的主要并发症之一,临床上可以表现为剧烈的疼痛、骨折等。肺癌发生骨骼转移主要以血液及局部直接浸润转移为主,其发病率为(30-40)%[3],多为腺癌,出现骨转移后预后较差,1年生存率为(40-50)%,中位生存时间是6-10个月[4]。骨转移的发生原理为靶组织产生的一些细胞因子(如白介素、血小板源性溶血磷脂酸等)与肿瘤细胞表达的特异性受体结合,在肺癌细胞的迁移种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骨转移可分为溶骨性骨转移、成骨性骨转移和混合型骨转移三种,肺癌骨转移以溶骨性多见,只有少数小细胞癌及腺癌可表现为成骨性骨转移或混合型骨转移。溶骨性骨转移的机制,大致可概括为:肺癌肿瘤细胞的脱落与外侵、癌细胞的趋化与迁移、癌细胞的粘附和激活破骨细胞引起溶骨性骨吸收局部出现溶骨性破坏[6]。

由于针对肺癌的治疗方法的增加,如靶向药物的出现、新化疗药物的临床应用等因素,肺癌患者生存时间逐渐延长,所以骨转移的几率逐渐增加。骨转移癌导致的骨痛、骨折等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根据病理类型肺癌可分为小细胞癌、腺癌、鳞癌,三种病理类型的骨转移几率各不相同,分别为13.3%、39.1%、28.1%,其中腺癌的骨转移几率最高。我们可以发现,无论肺癌的病理类型如何,其骨转移的几率均较高,提示我们医务工作者在临床上应提高对肺癌患者骨转移的重视。

骨转移及引发的骨痛是晚期肺癌患者最常见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7,8]。骨转移引起疼痛的机理为:肿瘤细胞在骨骼内种植生长后,肺癌肿瘤细胞的浸润以及所产生的疼痛递质如前列腺素、乳酸、白介素-2和肿瘤坏死因子等,引起疼痛。尽管骨转移后骨痛很常见,但部分肺癌患者骨转移早期并无疼痛,容易掩盖疾病及其进展程度,从而延误了骨转移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正确的治疗。本研究中76例被诊断为有骨转移的肺癌患者,有44例(57.9%)无明显疼痛。可以看出,肺癌骨转移患者的临床骨痛症状虽与骨转移有关,但有相当比例的肺癌骨转移患者并未出现疼痛症状。由此提示我们在临床上应定期对肺癌患者行全面检查,而不是等其出现骨痛或骨折症状后再去诊断其骨转移。

肺癌肋骨转移瘤最为多见,脊柱转移瘤中多为腰椎转移,胸椎、颈椎次之。锥体多见,附件次之[9]。本研究中显示,无论是小细胞肺癌还是腺癌、鳞癌,骨转移病灶部位最常见的均是脊柱及胸部骨骼。小细胞肺癌、腺癌及鳞癌骨转移患者中脊柱的转移比例分别为75%、92%、33.3%,胸部骨骼的转移几率分别为75%、84%、66.7%。因此,研究结果提示医务工作者在临床上对于肺癌的患者均应重视胸部骨骼及脊柱的影像学检查以期及早发现骨转移病灶,及早给予放疗等相关治疗,提高治疗效果。

随着针对肺癌综合治疗水平的提高,需要治疗的骨转移瘤人数增加。首次转移到骨骼,要比转移到肝脏等器官的生存期长。早期发现骨转移,以便及时治疗,提高疗效,改善生活质量。对于临床上肺癌患者发生骨痛、皮肤感觉异常、功能障碍、高钙血症等应考虑骨转移的可能[10],及早行X线、CT、MRI或放射性核素检查,早期发现骨转移,以便及时治疗,提高疗效,改善生活质量。

摘要：为总结不同病理类型肺癌骨转移的一般规律,回顾性地总结了252例肺癌患者的临床情况。根据病理类型分为小细胞肺癌、腺癌、鳞癌三种,分析其骨转移的几率、骨痛情况及骨转移的部位分布。结果小细胞癌、腺癌、鳞癌三种病理类型的肺癌患者骨转移比例分别为13.3%、39.1%、28.1%。小细胞肺癌、腺癌及鳞癌骨转移患者中脊柱的转移比例分别为75%、92%、33.3%,胸部骨骼的转移比例分别为75%、84%、66.7%。说明肺癌中腺癌骨转移的几率最高,肺癌骨转移病灶部位最常见的是脊柱及胸部骨骼。对医务工作者临床上治疗肺癌骨转移有提示作用。

关键词：肺癌,骨转移,临床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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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son M A,Calhoun F W.The distribution of skeletal metastases in breast and pulmonary cancer:concise communicatin.J Nucl med,1981;22(2):594—595

[3]李明明,张伟东.支气管肺癌骨转移的认识及治疗进展.哈尔滨医药,2008;28(4):57—58

[4]孙燕,周清华.肺癌骨转移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006版.《乳腺癌、肺癌骨转移临床诊疗专家共识》发布会,2006年3月31日

[5] V ander G riend D J,Rinker Schaeffer C W.A new look at an old problem:the survival and organ-specific growth of metastases.Sci STKE,2004;(216):3—4

[6]韩萍,张幸平.骨转移机制的研究进展.重庆医学,2009;38(8):992—994

[7] Roodman G D.Mechanisms of bone metastasis.N Engl J Med,2004;350(16):1655—1656

[8]孙文伟,魏丽琴,谭平,等.89 SrCl2治疗多发性骨转移癌骨痛与ET、CGRP、TXB2及6-K-PGF1a的关系.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7;33(3):581—583

[9]李恒,黄志成,李洁,等.肺癌胸部多发性骨转移瘤影像分析.中国实用医药:2010;5(13):95—96

患者不同情况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44例均为我院2009年1月～2011年1月收治的不同年龄组别的呼吸睡眠暂停伴发心律失常的患者,入院后检查无胃肠道、肝、肾等主要脏器严重疾病。排除标准:已明确原有器质性心脏病病史的人群,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已明确发生过心肌梗死或已行冠脉造影明确有冠心病的患者)、心肌病。其中,男107例,女37例;年龄3～86岁;病程0.5～14年;心功能(NYHA分级)正常。将该组患者按照年龄的不同分为儿童少年组26例(3～18岁),中青年组40例(19～45岁),老年组78例(46～86岁)。

1.2 诊断标准

1.2.1 呼吸睡眠暂停的诊断标准

临床上有典型的夜间睡眠时打鼾及呼吸不规则,白天过度嗜睡,呼吸暂停指口鼻气流停止10 s以上,呼吸气流降低超过正常气流强度50%以上,每夜7 h睡眠中呼吸暂停及低通气反复发作在30次以上,睡眠呼吸紊乱指数(AHI)≥5次以上,AHI为平均每小时睡眠呼吸暂停加低通气次数。

1.2.2 心律失常诊断的诊断标准

(1)低危心律失常,包括偶发室性、房性、交界性早搏、窦性心动过速;(2)高危心律失常,包括:窦性停搏≥2.5 s,严重窦性心动过缓(窦性心率<40次/min)阵发房颤、多源性室早、短阵室速、室颤、Ⅱ～Ⅲ度房室传导阻滞[3]。

1.3 观察指标

采用美国产SW.SM2000CA型多导睡眠呼吸监测系统检测患者的呼吸,用BMS Century 3000 12导联动态心电分析系统监测患者的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当天禁止采用镇静催眠药,禁止饮酒、喝咖啡,全部数据经电脑自动回放,人工重新分析修正。

1.4 统计学方法

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HI与心率失常发生次数的关系

儿童组、中青年组和老年组的AHI与心率失常发生的次数(23时至次日6时)有显著性相关(r=0.612、0.678、0.712,均P<0.01)。见表1。

2.2 不同年龄组的心律失常的发生情况

儿童组、少年组以窦性及房性快失常为主(频发房早、窦性心动过速、窦性心动过缓);中青年组以快速心律失常为主(频发房早、频发室性早搏);老年组以复合心律失常多见,可并存多种心律失常,包括窦性心动过缓、Ⅱ、Ⅲ度房室传导阻滞、室性早搏及室性心动过速(P<0.05)。见表2。

2.3 不同年龄组低危心律失常及高危心律失常发病率比较

儿童组低危心律失常25例,发生率为96.2%,高危心律失常1例,发生率为4.8%;中青年组低危心律失常34例,发生率为85.0%,高危心律失常6例,发生率为15.0%;老年组低危心律失常47例,发生率为60.3%,高危心律失常31例,发生率为39.7%。老年组发生高危心律失常的概率显著高于儿童组和中青年组(P<0.05)。

3 讨论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患者常会反复出现清醒-入睡-窒息-清醒-入睡-窒息的状态,而诱发心律失常。很多研究认为导致SAS患者心律失常的原因主要与神经功能紊乱有关。在呼吸暂停时,颈动脉窦和主动脉体对低氧发生反应,介导副交感迷走神经兴奋,导致心动过缓,严重时出现窦性停搏和传导阻滞。在暂停中止时,低氧的中枢作用及交感神经作用增强,又使心率增快。另外SAS患者有明显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吸气量增加时,胸腔负压增大,回心血量增加,因而增加了右室容积,心脏前负荷增加。由于心室相互依赖机制引起室间隔移位,降低了左室顺应性、容量、泵出量和心肌收缩力,并导致心脏传导功能的受损。同时长期低氧可发展成心功能不全,也是心律失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研究结果显示,儿童组、中青年组和老年组呼吸睡眠暂停与心律失常的发生次数密切相关(P<0.05)。表示呼吸暂停综合综合征是发生心律失常的一项危险因素,国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伴发心律失常的概率为4%～10%,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更高[4]。呼吸暂停综合征诱发心律失常的可能机制为呼吸暂停时导致迷走神经兴奋性增强,引起心动过缓、房室传导阻滞;另一方面,窒息又可促进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释放增加,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导致周围动脉收缩,降低心功能,加重心脏负荷,引发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4,5,6]。结果还显示,儿童少年组以窦性及房性快速心率失常为主,中青年组以快速心律失常为主,老年组以复合心律失常多见,可并存多种心律失常。正常少年儿童的某些生理活动如打嗝、吞咽、哈欠、排尿、排便等可引起窦性心率失常,某些器质性病变(先天性心脏病、病毒性心肌炎)和窦房结发育不良等都会导致窦性和房性失常。中青年组以快速心律失常为主,主要和中青年人工作、家庭压力大、应酬多等因素有关。患者的年龄越大,其发生心律失常的危险性也就越大,年龄也是心律失常的一项危险因素。随着我国老龄化步伐的加快,老年患者会越来越多,他们身体功能下降,且常合并有多种疾病,血压增高,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性增加,发生心律失常常以复合型为主。

综上所述,呼吸睡眠暂停与心律失常密切相关,老年患者呼吸睡眠暂停患者发生心律失常的几率较大,应引起临床重视。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呼吸疾病学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指南(草案)[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2,25(4):195-198.

[2]乔华.老年冠心病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低氧血症与心律失常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12):2313-2315.

[3]陈小容,邹霞英,劳眉舒,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病因素及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J].广东医学,2003,24(1):32-33.

[4]马宏,刘建荣,周荣,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心肌缺血及心律失常临床研究[J].中国基层医药,2007,14(10):1592-1594.

[5]殷忠,杨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心血管疾病[J].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10,12(12):1113-1115.

患者不同情况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本院2010年12月~2013年6月收治的单一首发脑梗死患者, 分别为左侧 (A组) 和右侧 (B组) 基底节梗死的患者各30例。A组中男21例, 女9例, 年龄43~76岁, 平均年龄为 (58.9±4.1) 岁;B组中男20例, 女10例, 年龄44~77岁, 平均年龄为 (57.7±4.3) 岁。排除标准: (1) 既往有精神疾患或家族史阳性者; (2) 本次脑梗死前已有痴呆表现及严重抑郁症者; (3) 有明显失语、失认等症状不能配合检查者; (4) 病情严重或伴意识障碍不能配合检查者。两组患者年龄, 性别等无显著性差异, 资料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经CT或MRI证实左侧或右侧基底节梗死, 病程在一个月以内, 按照病例入选标准选择患者入组, 测试前先用韦氏智力量表简式进行初步筛选, 排除可疑智能障碍者;再用SAS、SDS自评量表进行筛选, 符合标准者入组, 再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 进行评定。

1.3 评定标准

HAMD评分均为评估患者的不良情绪是否存在的有效量表, 其均为14个评估因子, 总分为0~56分, 以7分为阳性分界值, 7分以下表示患者无焦虑、抑郁等方面不良情绪的存在, 7分及以上则表示患者可能或肯定存在此方面的不良情绪。HAMA的评定分为0~4分, 5级: (0) 无症状, (1) 轻, (2) 中等, (3) 重, (4) 极重。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进行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设定显著性水平为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情感障碍发病率比较

本组研究发现, A组抑郁发病率为53.33%, 焦虑发病率为43.33%, 两者皆有的占33.33%, 显著高于B组的36.67%、23.33%和16.67%,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1。

注:a与B组相比, P<0.05

注:a, 与对照组相比, P<0.05

2.1 两组患者HAMD及HAMA评分比较

采用HAMD和HAMA分别对患者情感障碍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左侧基底节梗死所致情感障碍的严重程度显著重于右侧, 两组相比,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2。

3 讨论

脑卒中后情感障碍属于器质性情感障碍范畴, 其中以焦虑和抑郁最为常见。有学者认为脑卒中后情感障碍是由于脑组织损害破坏了脑部内的神经环路及神经心理活动有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代谢及传导。有研究发现基底神经节区, 尤其是左侧基底节区受损更容易产生抑郁障碍, 认为其原因是卒中病灶破坏了额叶-皮质下通路所致[4]。从本组研究作用机制来看, 其额叶近端病变和优势半球损害容易发生情感障碍, 并且与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 左侧大脑半球重于右侧大脑半球, 左半球又以近额极的卒中更易发生情感障碍, 且症状也越严重, 与目前报道的类似。

左半球皮质下病变-基底节区易发生情感障碍, 右半球以皮质病变-颞叶及其相关脑叶易发生情感障碍, 说明两半球在情感支配上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组研究分别对不同基底节梗死患者进行情感障碍分析, 结果发现左侧梗死抑郁发病率为53.33%, 焦虑发病率为43.33%, 两者皆有的占33.33%, 显著高于右侧的36.67%、23.33%和16.67%,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目前关于不同基底节所致的患者情感障碍的说法不一。Astrom等[5]认为急性期伴抑郁的脑卒中后焦虑障碍与左侧半球相关, 单纯焦虑障碍则与右侧半球损害相关。李华等[6]认为卒中部位不同情感障碍发生率有明显差异。本组研究经过HAMD和HAMA评分发现, 左侧基底节梗死所致情感障碍的严重程度显著重于右侧, 两组相比,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 左侧基底节梗死所致情感障碍的患病率显著高于右侧, 左侧基底节梗死所致情感障碍的严重程度显著重于右侧, 临床需要根据病变部位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 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基底节梗死情况对患者情感障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随机抽取本院2010年12月2013年6月收治的单一首发脑梗死患者, 分别为左侧 (A组) 和右侧 (B组) 基底节梗死的患者各30例,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 进行观察患者情感障碍情况, 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 A组抑郁发病率为53.33%, 焦虑发病率为43.33%, 两者皆有的占33.33%, 显著高于B组的36.67%、23.33%和16.67%,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经HAMD和HAMA评分后发现, 左侧基底节梗死所致情感障碍的严重程度显著重于右侧, 两组相比,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为卒中病灶破坏了额叶-皮质下通路所致。结论 左侧基底节梗死所致情感障碍的患病率显著高于右侧, 左侧基底节梗死所致情感障碍的严重程度显著重于右侧, 临床需要根据病变部位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 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脑梗死,情感障碍,基底节

参考文献

[1]Kronenberg G, Katchanov J.Post-stroke depression clinical aspects, epidemiology, therapy, pathophysiology.Nervenarzt, 2006, 77 (10) :1176, 1179-1182, 1184-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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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strom M.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in stroke patients.A 3-year longitudinal study.Stroke, 1996, 27 (2) :270-275.

患者不同情况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取2013年11月至2015年10月我院收治的CIN患者1 0 0 例,年龄21~22岁;其中Ⅰ级50例、Ⅱ级20例、Ⅲ级30例。纳入标准: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筛查结果异常;进一步行阴道镜下宫颈活检确诊为CIN;自愿加入本研究,能够配合检测及观察者;排除既往有阴道手术史、习惯性流产史,前置胎盘及精神疾病者。本研究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TCT及病理检查:

采用TCT系统采集宫颈表面及经管脱落上皮细胞,送细胞学检查,诊断标准参照国际癌症协会宫颈细胞学分类系统分类法(2001年版)。TCT检查异常的患者,行阴道镜检查,使用莱卡电子阴道镜,按照标准步骤进行检查,对宫颈组织进行活检,病理诊断参照WHO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2003年版)。

1.2.2 HR-HPV DNA载量检测:

采用宫颈管刷(美国Digene公司)在宫颈外口旋转3周并停留1 min,采集宫颈外口分泌物。采用第二代杂交捕获试验(HC-Ⅱ)技术进行HR-HPV定性及半定量检测HR-HPV类型,HR-HPV DNA载量半定量检测具体方法参照WHO制定的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及病毒载量检测方法。

1.2.3 随访复查:

CIN患者住院期间每8~12周复查阴道镜,对宫颈可疑病变取活检并同时HR-HPV DNA载量检测。出院后复查阴道镜,对宫颈可疑病变取活检并同时HR-HPV DNA载量检测。若住院期间病情进展为宫颈癌,适当处理。本研究无住院期间进展为宫颈癌病例,无出院后失访病例。

1.2.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0.0版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CIN病变级别与HR-HPV关系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性分析,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级别CIN患者住院期间HR-HPV阳性率:

CIN患者HR-HPV阳性率为85%(85/100),CINⅠ级、Ⅱ级、Ⅲ级患者住院期间HR-HPV阳性率分别为78.00%、85.00%、96.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R-HPV阳性率与CIN病变级别呈正相关(r=0.783,P<0.05);见表1。

2.2 不同级别CIN患者住院期间及出院后HR-HPV DNA载量变化:

CINⅠ级、Ⅱ级、Ⅲ级患者住院期间HR-HPV DNA载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后CINⅢ级患者的HR-HPV DNA载量明显高于Ⅱ级、Ⅰ级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一级别CIN患者住院期间HR-HPV DNA载量明显高于出院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表示与出院后比较P<0.05

3 讨论

宫颈癌是妇科常见恶性肿瘤,严重危害女性的健康及生命安全。宫颈癌的发病原因及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但HR-HPV持续感染已成为公认的宫颈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2]。HPV是一种属于乳多空病毒科的乳头瘤空泡病毒A属,是球形DNA病毒,能引起人体皮肤黏膜的鳞状上皮增殖。HPV目前已分离出130多种,其中黏膜高危型HPV-16、18、30、31、33、35、39与宫颈癌与宫颈癌关系密切。大量文献已经证明,宫颈病变程度越重,HR-HPV阳性率越高。朱利等[3]报道,非住院期间CINⅠ、Ⅱ、Ⅲ患者中HR-HPV阳性率分别为30.5%、57.8%和64.6%,在宫颈癌中高达100%。万晓春等[4]报道合并CIN的患者HR-HPV阳性率为86.5%。本研究发现CIN患者HR-HPV阳性率为85.00%(85/100),并且随着CIN病变程度的升高HR-HPV阳性率也逐渐升高,与以往的报道基本一致。可见,住院期间检测HR-HPV对于预测CIN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同时对CIN不同病变级别患者出院后的HR-HPV自然转阴情况进行观察,结果发现,CIN病变级别越高术后6个月的HR-HPV自然转阴率越低,也说明宫颈病变越高,越容易造成HR-HPV的持续感染,提示对于CIN尤其是Ⅲ级患者,出院后应尽早进行复查,并根据活检结果给予适时合理的治疗。文献报道,高HR-HPV DNA载量是进展性CIN及宫颈癌的危险因素[5]。研究HR-HPV DNA载量对于CIN的诊治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者]报道非住院期间CIN患者病变级别越高HR-HPV DNA载量越高,二者呈正相关。但有学者报道非住院期间CIN患者的病变级别与HR-HPV DNA载量无明显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病变级别CIN患者住院期间HR-HPV DNA载量无明显差异,而出院后时CINⅢ级患者的HR-HPV DNA载量明显高于其他各级别,表明住院期间CIN病变级别越高出院后HR-HPV越难清除,尤其是Ⅲ级患者。本研究同时发现同级别CIN患者住院期间HR-HPV DNA载量明显高于出院后,分析原因为CIN患者住院期间免疫力低下,同时感染多种HR-HPV亚型的可能性升高,出院后患者的免疫力逐渐恢复,低致病力亚型的病毒容易被清除,由低致病力亚型病毒引起的CINⅠ级和Ⅱ级患者,可能会降低为正常或Ⅰ级;而高致病力亚型病毒(如16、18型)不容易被清除,由高致病力亚型病毒导致的CINⅢ级患者出院后自然逆转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对于CIN的患者,住院期间应进行HR-HPV分型筛查,并可根据出院后复查的病毒载量预测疾病转归。

综上所述,住院期间HR-HPV分型及DNA载量检测是宫颈病变及宫颈癌筛查的重要指标。对于合并CIN的患者住院期间进行HR-HPV分型检测,出院后进行病毒载量检测对于判断病变程度、预测疾病发展,预防疾病进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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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不同情况 篇6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次试验对象均是我院自2014年5月至6月间各个科室申请床旁超声诊断的患者,共计为60例,其中男性35例,女性为25例,年龄在50~68岁,平均年龄为(61.4±0.5)岁,其中急诊科申请例数33例,重症监护室申请20例,其他科室申请7例。

1 . 2方法:研究中使用的超声诊断仪是挪威G E公司生产的型号为Vividi型号的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调整的区间为2.5~3.5 MHz,在诊断过程中均有经验丰富的医师进行操作,科室患者和医师在申请床旁超声诊断后1 d内必须完成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每次床旁超声心动图操作所使用的时间进行详细的记录。

1.3患者临床情况收集:在检查前首先要咨询主治医师,并了解患者病历记录的详细情况,比如入院治疗的原因、既往病史和申请超声检查的目的等。

1.4床旁超声检查申请的必要性评价:根据ASE和ACEP的共识对患者的检查申请进行判断,由经验丰富的内科医师对患者是否需要进行超声检查进行判断,再联合患者的主管医师判断患者的病情,从而决定是否可以进行离开病室进行检查;在完成床旁超声检查之后对检查的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其检查结果是否实现了诊断的目的,内科医师通过对检查结果进行判断该结果对后期的治疗是否有帮助,并将治疗的方案进行适当的调整。

1.5统计学方法:本次试验数据均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表示用χ2进行检验,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结果

2.1床旁心脏超声检查申请检查的必要性:本次试验中经由内科医师进行判断,需要进行床旁超声检查的患者24例(40.0%),无需进行

[3] 林海,谢小平.关节镜技术在治疗膝关节盘状半月板损伤中的应用

[J].沪州医学院学报,2010,33(4):447-448.

[4] 张明宇,郑江.半月板成形术治疗盘状半月板损伤疗效分析[J].实超声检查的患者36例(60.0%),需要和无需检查的所占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需行床旁超声检查的患者中要求检查赘生物者4例,只需采用常规超声检查;房颤患者7例,主要的原因是该种诊断方式对于血栓的敏感度较低;肺动脉高压患者要求检查患者5例,经判定可以进行常规超声诊断;左心室收缩申请检查的患者20例,经判断后均可行常规超声诊断技术。

2.2不同临床情况患者床旁心脏超声检查对诊治的影响:实验中女性患者25例,其中诊断结果无影响的人数3例(12.0%),通过检查修正诊断患者10例(40.0%),对之前的诊断结果更优信心患者12例(48.0%);男性患者35例,其对应的数据分别是4例(11.43%),5例(14.29%),26例(74.29%),对床旁诊断结果分析后进行修正的比例,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验中有基础心脏病患者3 0例, 其中诊断无影响患者4例(13.33%),对原诊断结果进行修正患者8例(26.67%),诊断结果更有信心患者18例(60.0%);无基础心脏病患者30例,相应的数据分别为2例(6.67%)、6(20.0%)、22(73.33%),数据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床旁超声心动图检查手段最主要应用于危重症患者和急症患者的检查,临床资料显示我院床旁超声检查的申请中,急症和重症监护室患者的作战比例在9成以上,床旁心动超声诊断是符合ACEP和ASE共识的针对性检查,其检查的目的非常的明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评估患者的心脏功能;2观察患者的心包积液;3如果患者的左心室、右心室增大,则能在第一时间发现;4能够准确的引导心包的穿刺操作;5评估心脏的容量情况;6帮忙放置心脏内部起搏电极等[3,4]。

根据本次试验结果发现,床旁超声检查的申请都需要又内科医师和主治医师共同进行判断,在符合ACEP和ACE共识的情况下要对是否进行超声检查的必要性进行判断,如果超出申请的范围,则可以不予以床旁超声诊断,因为不合理的申请不仅会减低医疗诊断的效率同时还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占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等。

相关研究资料表明每100例进行床旁心脏超声检查的患者中其中

用骨科杂志,2011,17(7):594-595.

[5] 邰鹏越,王鹏,李文平.关节镜下膝关节盘状半月板损伤的治疗体会

[J].中国医学工程,2010,18(3):101-102.对原先诊断结果起到修正作用的比例为38%左右,其中约25%的患者需要对其原先的治疗方案进行调整,45%的患者对原先的诊断结果更有信心,2%的患者没有价值。本次试验中相对应的数据分别是25.0%、63.33%、11.67%,其中更有信心、没有价值的所占比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不同临床情况患者进行床旁心动超声检查是否必要需要掌握检查的指证,并按照要求严格执行,这样才能够为患者的治疗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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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不同情况 篇7

关键词：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尿素,肌酐,白蛋白,血红蛋白,并发症

慢性肾功能不全(chronic renal insufficiency,CRI)是各种慢性肾病终末期出现的,以代谢产物潴留,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调,全身各系统受累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也称为尿毒症[1]。血液透析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具有确切的疗效,同时也是不能进行肾脏移植的患者的唯一治疗方式,坚持进行透析患者平均生存期在20年以上[2]。临床常用的有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两种透析方式,笔者对我院接受上述两种透析方式的患者透析前后主要指标变化及并发症情况进行比较。现汇报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0年1~12月收治的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共计49例。其中,男29例,女20例,年龄41~73岁,平均(53.7±17.8)岁。原发病情况如下慢性肾小球肾炎11例、糖尿病肾病14例、梗阻性肾病5例、多囊肾2例、动脉硬化性肾病9例、高血压肾病8例。按照随机分组的原则将其分为血液透析组(25例)和腹膜透析组(24例),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见表1。

1.2 检测指标

对两组患者进行透析治疗两年,治疗前对其血清白蛋白(ALB)、尿素氮(BUN)、肌酐(Cr)、总胆固醇(TC)、总三酰甘油(TG)、血钙(Ca)、血磷(P)、氧化蛋白产物(AOPPs)、体质量指数(BMI)等指标进行检测记录,透析两年后再次对上述指标进行检测,分别比较两种透析方式前后上述主要指标的变化。同时对两组患者透析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透析相关并发症进行总结。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透析前后主要指标变化

对两种不同方式透析患者透析前和透析两年后主要生理指标进行比较,可见Hb、ALB、TG、Ca和P等水平均较透析前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但两组之间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2。

注:覮与透析前比较,P<0.05

注:覮与血液透析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发生并发症情况比较

血液透析组发生相关并发症25人次,腹膜透析组发生相关并发症16人次,各并发症发生率见表3。

3 讨论

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是临床最常用的透析方式,以血液透析应用最为广泛,也最为常见。尽管两种透析方式都可以作为肾衰竭患者的肾脏替代治疗,但是在临床上存在重血透而轻腹透的倾向,因为在单次透析效率上血液透析要明显高于腹膜透析,文献报道[3,4]血透对尿素的清除率为150 m L/min,肌酐为130 m L/min,而腹透对上述两者的清除率则分别为7 m L/min及4 m L/min,从单次数据来看,血液透析似乎更高效、更实用,但两种透析方式在透析时间上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来说,血透15 h/周已经是较长的时间了,而腹透则可以24 h持续工作。因此,两者的周透析率相比较,差异并不大。有报道[5]血透对尿素的透析率为107 L/周,而腹透为85 L/周。如果忽略血液透析每周不能完成15 h的治疗量,则腹膜透析甚至高于血透的每周透析率。基于上述结果,两种透析方式应该同样适用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其治疗效果上差异并不大。本研究中,两组透析患者透析两年后血红蛋白水平、血清白蛋白水平、总三酰甘油水平、总血钙及总血磷水平等指标接近,差异无显著性(P>0.05)。

腹膜透析患者由于自身腹腔的调节作用,可保持正常生理性的血压调节功能,故在发生低血压或者高血压等并发症方面腹透患者要明显少于血透患者,有文献报道[6]血透发生低血压的比例为10.80%,而腹透患者则仅为3.00%。本研究中在两年透析过程中血透组平均年每次血透后有3人次发生低血压,而腹透组则仅为1人次,与文献报道相符合。而血透后发生极低血压或者及高血压都有可能导致患者出现脑血管缺血、出血性疾病,造成较为严重的并发症,故每次血液透析之前,都会有针对性的进行干预,如予以左卡尼汀等。一般来说腹膜透析不需要动静脉造瘘,具有更好的血流稳定性,继而其对患者心脏各项功能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发生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心肌肥厚和心包炎的几率就越小。而血液透析患者则一般会以为经常性的插管等,采用动静脉造瘘简化每次操作的程序,而这同时也存在血流不稳,给心血管系统带来较大的冲击,容易发生血栓、心律失常等风险。文献报道[7]心律失常的发生率血透患者为76.00%,而腹透患者则为39.00%。心肌缺血在血透患者中1年、两年发生率为12.40%和18.00%,而腹膜透析组则分别为8.80%和15.00%。本研究中血液透析组心律失常的发生率高达76.00%,而腹膜透析组则为39.58%,而心肌缺血的发生率两组均明显较少,分别为6.12%和6.25%,两组之间相差不大。由于腹膜透析的特殊通道模式,注定了其发生腹膜炎和感染的风险均要高于血液透析,这一点文献[8]均有报道,本研究也基本符合既往报道,共4例发生腹膜炎,均来自腹膜透析组,而发生感染的病例血透组1人,腹膜透析组2人。

综合两种透析方式透析前后血清重要指标的变化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可见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在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透析效果上无明显区别,集合既往的文献报道,笔者总结腹膜透析更侧重于以下几类病人:(1)年龄较大、存在心血管系统基础疾病的患者;(2)尿量较多者,腹膜透析更有助于维持尿量、保护残余肾功能;(3)出血倾向严重不能行血液透析全身肝素化者;(4)存在自身畸形或者其他情况,建立血液透析血管通路困难者。

总之,腹透并不只是血透的简单补充,不能血透的患者才应用腹透,反之,两种方式各有特色,共同构成了适合患者个体化治疗的透析疗法。在临床中应该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最为恰当的透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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