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动态对等（共10篇）
文化动态对等 篇1
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 翻译在商业圈中的重要性无庸置疑, 甚至可以说它与产品一样, 攸关一个企业的成败。然而在商务英语的翻译中, 语际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互相交换, 更重要的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 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文化传统, 因此, 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 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 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 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这也就是奈达先生所强调的“动态对等”。然而, 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不同国家民族种族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 结果导致“动态对等”的原则很难付诸实践。一般来说, 导致应用“动态对等”原则的文化的差异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同一动物的不同认识
1.1龙
中华民族素来以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为骄傲, 殊不知dragon (龙)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 不仅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 相反还是表示邪恶的怪物, 是罪恶的象征。英国著名史诗《贝奥武甫》 (Beowulf) 中就以恶龙象征邪恶势力。《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 (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 字典中的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 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在翻译中需要应用“动态对等”的原则在不同文化的认识中找到平衡点。例如, 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 但是如果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 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 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再者, tiger一词收在1993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增补本第二卷》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d-ditions SeriesⅡ) 中的释义:A nickname for any one of the more successful smaller economies of East Asia, esp.those of Hong Kong, Singapore, Taiwan, and South Korea. (任何一个在经济上较为成功的东亚小国或地区, 尤其指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 。所以说, 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
1.2羊
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 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 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 结果销路特别不好, 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 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 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 用起来多舒服, 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1.3象
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 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 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 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 因为white elephant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这个含义源自一个传说。相传有个国王讨厌手下的一个大臣, 为了惩罚他, 国王送给该大臣一头白色的大象。该大臣发觉这头象非常棘手, 因为是国王送给他的, 他既不敢转送给他人, 更不敢宰杀, 只好小心地侍侯着它。可是白象的胃口极大, 把大臣给吃穷了。由此可知, 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 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 “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根据“动态对等原则”,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 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 顾客何乐而不为呢?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翻译实践中形式的对等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常交际的需要,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动态对等才是顺利交流思想的保障。
有些翻译者害怕遇到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 因此对某些语言采用了邱懋如教授提出的“零翻译”概念。选择以“音译”的办法实现, 音译是根据发音将源语词汇译成目的语词汇的翻译方法, 目的是“不会犯错”以其逃避对文化的无知。殊不知的, 文化差异无处不在, 要想做到不犯错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 曾经有个深受广大女士喜爱的唇膏品牌“芳芳”被翻译成了“Fang Fang”, 却没料到fang一次在2001年版的《朗文当代英文词典》 (Long 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中的释义是 (a long sharp tooth of an animal, such as a dog or a poisonous snake) (犬、毒蛇等的尖牙) 。这样一款容易让人联想到张着血盆大口、牙尖嘴利的女士的唇膏恐怕是没有人喜欢的, 显然这是个失败的翻译案例。
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一个好的译者, 不仅要通晓各家翻译理论, 而且要熟悉各国之间主要的文化差异。
2. 对同一颜色的不同感觉
2.1 蓝色
颜色是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事物, 对于颜色的感知, 全世界的认识应该是没什么差异的, 但是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 或者说一种颜色带给人们的联想则很有可能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例如, 中国人眼中的蓝色多有表示纯净、安静的联想, 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而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 美国有blue Monday, 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 所以, 如果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 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 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但是为什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其实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 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 其文化含义是“幸福”, 所以, Blue Bird牌的汽车, 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 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 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
2.2 红色
红色是我国文化中的基本崇尚色, 它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追求。它象征着吉祥、喜庆, 如把促成他人美好婚姻的人叫“红娘”, 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 男娶女嫁时贴大红“喜”字, 把热闹、兴旺叫做“红火”, 给人发奖金叫“送红包”等。而西方文化中的红色 (red) 则是一个贬义相当强的词, 是“火”、“血”的联想, 它象征着残暴、流血, 如red revenge (血腥复仇) , a red battle (血战) ;它又象征激进、暴力革命, 至于红色的褒义, 如red-letter day (喜庆的日子) , the red carpet (隆重的接待) 等, 则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所以中国著名的品牌“大红鹰”虽然目前是采用汉语拼音“dahongying”作为其英文商标, 但是个人认为如果该企业想真正在国际市场占得一席之地的话, 最好改一个英文商标, 因为“dahongying”这个拼音在西方人那里得不到任何关于品牌的联想。但是无论怎样翻译, 这个商标翻译成“Red Eagle”恐怕是不行的, 因为如上所述红色带给西方人的负面的联想太多。
因此, 不难看出, 在实际生活中看似简单的颜色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心中的感受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在商务实践中需要译者特别注意。
3. 对同一数字的不同理解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七”因为与“气”音很相近, 所以不受人喜欢。可是有人会想到中国著名的服装品牌“七匹狼”。既然中国人不喜欢“七”这个数字, 怎么会有人起这个名字?
关于“七匹狼”名字的来历:7个年轻创业人坐在一起研究海外有着各种各样图形图案的服装品牌, 发现很多都是由动物组成的, 于是开始选择一个有含义的动物, 最后选择了狼, 因为狼是非常有团队精神的动物, 具有机灵敏捷、勇往直前的个性, 而这些都是企业创业成功不可缺少的素质。既然是7个人一起创业, 按闽南风俗, “七”代表“众多”, 而“狼”与闽南话中的“人”是谐音, 这样“七匹狼”这个名字就再合适不过了。更为绝妙的是“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 在英语国家的人心中相当于中国的“八”, 这更有利于“Septwolves”这个品牌打向国际市场。
综上所述, 通过了解学习各地区的文化, 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 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 根据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原则, 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 只能是近似的等同, 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强调在以动态对等为导向的翻译中, 翻译的标准是“接受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和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存在的关系相同”。也就是说, 动态对等的翻译以完全自然的表达方式为目标, 译者并不坚持读者理解源语语境中的文化模式, 而是尝试将接受者与他自己文化语境中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
总之, 东西方人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风俗习惯, 所以, 文化差异就必然存在。所以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 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商务实践。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 往往由于文化差异, 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 这时, 译者就必须以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 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 做出适当的调整, 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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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萍.中英颜色词文化差异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6.
从动态对等角度看商标翻译的方法 篇2
关键词：商标翻译翻译策略原则方法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开展，在商贸上，中国与外国交流越来越频繁。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人们清楚的意识到，品牌商标对于一个商品的宣传和销售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的家喻户晓的商标品牌如“宝马”“可口可乐”“星巴克”“奔驰”等，这些商品除了质量优性能好，价格合理外，还有一个响亮而且符合大众心理的译名。商标的翻译关系到企业的形象，是商品成功进入国外市场的重要砝码。
二、动态对等翻译理论
奈达提出“动态对等翻译”，即动态对等，“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文的内容，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译者可以理解原文内容后，不拘泥于原文，让目的语顺从读者的文化习惯，思维心理，进行归化翻译，让目的与读者接受。译者可以打破原文结构束缚，着重表达原作内涵和目的。笔者认为进行商标翻译时可以遵循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比如，“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威严，权势，吉祥”，所以在很多中国商品中都有使用。但在，英语国家中，dragon被认为是会喷火带翅膀的凶残怪兽，在西方国家认的意识里dragon不会带来好运，是邪恶的象征。所以药品企业中有一个沈阳飞龙，译名并没有翻译成“Flying Dragon”而是译成了“Pharon”。因此，商标翻译中，译者必须对商标正确贴切的理解，注意文化不同，尽可能趋利避害，完美再现商标内涵及其传达的效果。
三、商标翻译的主要方法
整理分析成功的商标译名，总结出商标翻译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音译法
音译法顾名思义就是按照原商标的发音进行翻译，找到相近的中文。主要适用于以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命名的商标。比如，Ford福特，Nokia诺基亚。还有一些只有而且闻名遐迩的商标也可采用音译。比如，Adidas阿迪达斯，Siemens西门子，Nike耐克等。音译时不只是简单的与原名谐音就可以，也要尽量让人产生有益的联想。比如Boeing波音，本应该可以译为“博音”但是译者却以作波音，这就能让人们对超音速飞机产生美好的想象。
音译简单易行，在保留原文异域风情的同时，表明所拥有的较高品质，激发消费者的注意。同时音译要注意译名发音简单响亮，用字讲究，精心挑选符合目的与消费者价值观和心理需求的字眼。比如Canon佳能，如果译为“卡能”让人难以联想到这款机器的优良性能，反而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卡能可以理解称卡主能耐。通用译名“佳能”自然给人“好能耐”的联想。因此，必须注意译名的字音和字形。音译既要达到“词美意美”，不很容易，所以在商标翻译上采取音译法比较少见。
2.谐音取义法
此译法在翻译商标时选用与原商标谐音且有含有褒义的词汇，充分展示出商品的特色。比如，coca-cola 可口可乐，这个商标就不宜用音译法，“口卡口蜡”，这样根本不能激发消费者口渴的需要引用饮料的欲望。成功的译名“可口可乐”让中国人产生美好的想象，可口说明味道美，可乐表明喝了会很快乐。而且可口可乐与原商标的发音相近节奏相符。非常成功的译作。Safeguard舒肤佳，如果意译“保安”，很难在销售中打开销路。而舒肤佳无论是在读音还是音节上原文相近。Safeguard本来就是肥皂产品，译名中“肤”表明商品用途，佳表明效果功效。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译名易于记忆，联想美好，表达明确。但是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字的音和意差别大，想要得到音和意的统一，绝非易事。
3.意译法
根据原商标的意义，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词汇。此法适用于寓意美好，形象明朗，使用普通词汇命名的商标。比如Rock滚石，Times时代周刊，Blue Bird蓝鸟，pioneer先锋，Apple苹果等等。意译法能够体现原商标创立者的本意和目的，而且能够与商标图案统一一致。
商标的翻译方法多样，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来选择合适的方法。在翻译商标时必须遵循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不必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忠实原文在其基础上，深入挖掘商标的内涵和其表达的目的，进行在创作。使用简单优美的文字，易写易记，意义吉祥美好，而且能够产生合理愉悦的想象，最终达到吸引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最终激发消费者购买。
四、商标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通过分析大量著名成功商标案例，总结出翻译商标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在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避免使用造成不好联想的词汇
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理解有可能大相径庭，比如提到的“龙”dragon，中西方文化的联想截然不同，一个美好，一个邪恶。在翻译商标时，一定要多加关注此类敏感的词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在翻译商标前，必须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解，再结合商品的特性，选择最优的译名，不可理所当然的翻译。否则，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2.尽量选择简单易读易记的词语
了解商品时，商标是消费者最先接触到的部分，商标在宣传商品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标名称必须简单，通俗易记，字形简单，很容易让人接近，反之如果选择复杂繁琐，生僻词语，就会与消费者产生距离感。所以商标就是商品的第一印象，必须在瞬间抓住消费者的眼球。Hewlett-Packard 是电脑制造商，最初在内地使用的译名“休利特-帕卡德”，名字长达6个字，不符合汉语商标短音节的表达特点，而且这6个字放在一起无实际意义，无法起到沟通商品和消费者的作用，后来改译为惠普，这样就产生了有益联想“惠及普通老百姓”。从而是该品牌在中国广为人知，销售顺畅。
3.尽量使用褒义和中性词汇
汉子既表音又表意，所以在翻译商标时，必须反复推敲每个词，挑选符合中国消费者心理的褒义词，否则影响商品的销售。
五、结语
商标翻译归根到底是两种文化的移植。翻译不是简单的将两种语言符号对等互换，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必须经过译者深入研究商标的内涵，理解两个文化，然后进行巧妙变通，进行再创作。一个成功的商标译名必须符合目的与消费者的价值观，审美观，选择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词语。需要译者研究地域文化，语言规则等差异。在进行商标翻译时译者需要在动态对等的理论指导下，挣脱原文的字面束缚，顺应目的与读者的表达习惯，文化背景，翻译出与原商标效果等效的译名。
参考资料：
[1]杨朝燕.跨文化广告传播与商标翻译[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报，2001（4）.
[2]胡开宝.英汉商标品牌名称对比研究[J].上海江铜大学学报（社会哲学报），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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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学习“动态对等”理论有感 篇3
一、主要内容:
该书解说详尽、条理清晰, 每章节都辅以大量的实例、图表, 具有很强的直观性。作者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准则、翻译的过程和对译文的检验。
1、翻译的本质。
书中第一章首先就将新旧翻译方法的重点进行了对比, 指出翻译的重点不应该是注重语言的形式, 而应该是接受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 还应该把这种反应和原语读者对原文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由于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和特性, 要求译者力求再现原作者的写作意图, 保存原作内容, 适当改变其形式。第二章开篇作者就给出了一个定义:什么是翻译?翻译的本质就是首先在意义上, 其次在风格上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翻译时要注意:上下文一致优先词语一致;动态对等优先于形式对应;口头形式优于书面形式;听众和读者所通用、接受的形式优先于传统形式。
2、翻译的过程。
第三章至第七章依次介绍了翻译的过程的三个步骤:分析;传译;重组。此外, 作者又将翻译中的分析阶段分为三方面:语法意义分析;所指意义分析;内涵意义分析。在第三章中作者指出语法也是一种具有意义的语言现象, 相同的语法结构可以有不同的意义, 不同的语法结构也可以表达相同的意思。在词的分类问题上提出了四大语义范畴, 即:“物体词”、“活动词”、“抽象词”和“关系词”, 它们是各种语言通用的范畴, 是语言学家所称的语言的“核心成分”。按照“转换语法”的一个观点, 作者还指出了英语中构成表层结构的七大核心句, 并将语法意义分析的程序分为了五个步骤。第四、五章里作者还指明在分析词义时要注意一词多义, 在表达时要注意近义词之间的选择, 还要注意词语在不同说话人、不同语言场合和环境里的内涵意义。进行信息的传译时译者要对语义和结构进行调整, 在尽可能传递原语信息和内涵意义的前提下, 使译文更加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表达习惯。但是由于受到语言之间的差异、文体的特征以及用途等等因素的影响, 还要将译文重新组织。
3、翻译的检验。
在第八章中探讨对译文的检验时, 作者强调应把注意力放在译文是否做到了与原文动态对等, 而不是词语对等上。也就是说对翻译的检验, 不仅只比较译文和原文在语言形式上是否一致, 而主要在于判断可能的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如果译入语读者的反应和原文读者的反应达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接近, 这样的译文就是好的译文。
二、奈达理论的作用
在奈达看来, 最好的翻译读起来应该不像翻译, 他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所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与传统理论相比, 这一理论不仅仅看重文字本身, 看中语言形式上的对应, 而是把判断译文优劣的标准从“文本形式的对应”转到了“读者的心理反应的对等”上来, 不仅提高了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 也使译者有意识地将原语中那些可能使译入语读者难以理解的隐含意义明确地表达出来, 增加了译文的可理解性。
此外, 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提出的分析方法, 也是值得推崇的。对语法、所指和内涵意义的分析方法, 可以帮助译者全面准确的理解原文, 并使之找到最贴切最符合原语信息的译语表达方法。转换生成语法认为, 人类的各种语言虽然在表层结构层面上是不同的, 但在深层结构层面上却是相似的。语言与语言之间在深层结构层面上的相似性, 就构成了翻译的基础。翻译中引入核心句的分析方法, 可以很好地帮助译者理解原语中的长句、难句, 防止在表达时信息缺失。例如:
Very shortly after his election the secession of certain Southernstates led to the Civil War, which in turn induced Lincoln to free theslaves on January 1, 1863, by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封权初)
按照奈达的核心句分析法, 我们可以将上面这个句子分成五个意群:林肯当选为总统;南方某些州脱离联邦政府;内战爆发;林肯颁布了《解放宣言》;黑奴解放。根据以上分析, 这个句子可以改写为五个英语核心句:1) Lincoln was elected.2) Certain Southern states seceded.3) The Civil War broke out.4) Lincoln freed the slaves on January 1, 1863.5) Lincoln promulgat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我们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就很自然地翻译成:林肯当选后不久, 南方某些州就脱离了联邦政府, 引发了内战。这场战争 (又) 促使林肯于1863年1月1日 (颁布) 了《解放宣言》, 解放了黑奴。这个译文就使一些在原文中隐含的内容也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语义更加完整。
奈达的翻译理论要求译者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在进行信息传译时适当地对语义和结构进行调整, 使表达更加符合译入语读者的习惯。但其动态对等翻译也不同于传统上的“自由翻译”和“活译”, 因为动态对等翻译有严格的要求, 它要求接受语文本在不同的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满地再源原文本旨意;而自由译或活译则没有此种要求, 自由翻译往往是译者毫无节制地自由发挥。 (谭载喜, 235) 海明威的《乞力玛扎罗山》中有一句话:“It was morning and had been morning for some time and he heard the plane.”有人就译作:“现在已是早晨, 已经是早晨好一会儿了, 他听见了飞机声。”按照中文的表达习惯, 译文用了三个短句, 改变了原文的形式, 并在语义上增加了一个“声”字, 完整的传达了原文的信息。
三、“动态对等”理论的不足
奈达动态对等理论的提出, 是以《圣经》的一百多种语言的翻译实践为基础的, 虽然如此, 它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首先我们要看到奈达的翻译理论是针对《圣经》的翻译提出的, 翻译《圣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达上帝的旨意, 使人们接受上帝的教诲。在这个基础上, 就要求译者最大程度上传达出原文本的信息, 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因此形式在这里自然就处于了次要地位。当内容与形式相冲突时, 就要改变形式来保存内容。但是应该看到的是, 在任何语言信息中, 内容和形式往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谭载喜, 235) 形式在某些时候也传达了一定的信息, 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只管内容不顾形式的话, 就无法反映出原文的美感, 这一点在诗歌翻译中尤为突出。诗歌的特殊美就在于其韵律, 翻译只顾诗的内容时, 形式的美就不复存在了。
其次, 由于《圣经》具有一定的祈使功能, 它希望受众在接受其旨意后能有所行动, 故在翻译时要求口语形式优于书面语, 易于译入语读者理解, 因为口语比书面语更为简洁。但是在文学翻译中, 我们不能不顾文学作品中的“雅”, 而为了让原文意思表达充分, 就采取简洁的口语形式表达;同样在哲学、科技翻译中, 我们也不能不顾及其中的专业性, 直接采用直白的表达方法。所以说, 在进行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和针对不同译入语读者翻译时, 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译法, 该“文”时“文”, 该“雅”时“雅”。
再次, 奈达将翻译检验上升到读者反应对比的层面上来, 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知识水平、年龄、性别、宗教信仰等等的不同, 原语读者对译文和译入语读者对原文的反应会相似吗?即使是不同的原语读者对同一原文本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何况是译入语读者呢?在这里, 奈达忽略了两方读者自身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对等条件这个前提, 这就无法衡量读者反应的相似性了。如果我们在他的标准上加上一个这样的条件:“双方读者的自身条件 (包括文化背景、知识水平、年龄、性别、宗教信仰等世影响界观的因素) 相似”, 这个标准是不是更科学一些呢?只是这样做似乎也非常复杂。所以象奈达说的那样寻求相似的读者反应是不切实际的。
一处旅游景点的介绍碑上这样写道:“……封建诸侯们将一大批珍宝带进坟墓陪葬, 但是在清朝末年, 英法联军不惜充当盗墓者的角色, 将这些稀世珍宝掠夺一空……”, 其英文翻译为:“…local feudal princes buried a large quantity of treasure with them here in the tombs, but much of them was dug up and stolen by British&French allied army in the late years of Qing Dynasty…”汉语中我们用“偷”, 中国的游客自然会产生愤概之情, 英文中翻做“stolen”, 试问英法游客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吗?作为旅游景点的翻译, 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前来参观的, 可当他们看到这刺目的“stolen”时, 可能就会产生与中国游客相反的心理, 使他们不愿再游览下去, 这样一来, 翻译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所以为了缓和外国游客的心理, 可以将“stolen”用一个语气较弱的词来代替。
四、结语
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是以现代语言学知识为基础的科学的比较系统翻译理论, 与中国的传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完全不同的。它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以“信、达、雅”为基础的翻译标准, 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 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该理论使人们从一味地追求语言层面上的对等, 转移到了读者反应相似上来, 把译者从字字对应、句句对等的桎楛中解放了出来, 是翻译理论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它也不是万能的, 我们要对它进行辩证的认识, 吸取它的优点, 并结合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精华, 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摘要：通过对奈达“动态对等”理论的学习, 笔者认为该理论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它将翻译的检验标准上升到了“读者反应”的层面上来,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本文将就其优劣两方面进行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动态对等,形式对等,读者反应,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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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对等 篇4
【关键词】美版《甄嬛传》；字幕翻译；动态对等；中西方文化差异
一、研究背景
美版《甄嬛传》登陆美国著名视频网站Netflix，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字幕翻译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贵妃”、“贵嫔”、“贵人”、“常在”翻译为First attendant和Lady（注：二者皆可作为对高级餐厅服务员的称呼），甚至有人翻译为：“always here（常在）、so expensive（贵人）”。另外，华妃英文名为“ConsortHua”（配偶华），霸气全无。原剧中“嬛嬛一袅楚宫腰”，一语双关。奈达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65）[1]。
二、经典字幕翻译
1.原文：常在
译文：First Attendant
Attendant在《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中的定义是“（加油站、停车场、更衣室等的）服务员，侍者 An attendant is someone whose job is to serve or help people in a place such as a petrol station，a car park，or a cloakroom.”这个词指的是在加油站、停车场、或衣帽间等场所服务或工作的人，是一种职业。“常在”是皇帝后宫众多“妻子”中的一个等级，与Attendant这个词所指的意义大相径庭。笔者认为Odalisque这个词用来表示“常在”是合适的。Odalisque的意思是（奥斯曼宫廷中的）女奴隶，婢妾，表示宫廷中地位低下的婢妾，符合“常在”在大清后宫中的地位和身份。从广义上来说，奈达的“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还是在强调信息的对等，并且重视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为不，同语言结构之间的转化提供了对等原则（刘军平2009：145）[2]。在这个层面上考虑，笔者认为这个词还是比较合适的。
2.原文：惊鸿舞
译文：Flying Wild Goose
Goose这个词在《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中的定义是“1.web-footed long-necked typically gregarious migratory aquatic birds usually larger and less aquatic than ducks2.a man who is a stupid incompetent fool3.flesh of a goose（domestic or wild）”从这几个意象可以看出，goose这个词完全没有惊鸿舞的美感，而且，这个词还有表示人愚蠢的意思，用goose来表示惊鸿舞中的“鸿”，完全不能展示出惊鸿舞的舞姿轻盈优美。从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来看，这个翻译没有做到“对等”，在意义和形式上都没有做到对等。笔者认为，Swan这个词可以用来代表“鸿”。Swan是天鹅的意思，在英国，卓越的诗人或歌手可以与天鹅作比，“惊鸿”指姿态轻盈飘逸，样貌佳美的女子，Swan同样可以表示女子轻盈飘逸，从意义上实现了对等，所以笔者认为，Swan这个词是很合适的。
3.原文：华妃
译文：Consort Hua
Consort这个词在《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中的定义是“在位君主的配偶 The ruling monarchs wife or husband is called their consort.”明确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是在位君主的配偶，配偶的意思是妻子或丈夫，皇上的配偶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皇后。“华妃”是皇上的妃子，因此不能用“Consort”。《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学习词典》中对于“concubine”这个词的定义是“（旧时的）姘妇，情妇，妾 In former times，a concubine was a woman who lived with and had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a man of higher social rank without being married to him.”从这个意义上来看，“concubine”比“Consort”更适合，所以笔者认为将“华妃”翻译为“Concubine Hua”比较合适。
三、结语
字幕的翻译对于国外观众对电视剧《甄嬛传》的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奈达的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一一对应的“绝对等同”，即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审美习惯时，应寻求的是意义对等，关注“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而非对等语、同一语。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在今后的翻译中，多了解目的语和源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联系，力求实现“对等”，并且使译入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的感受。
参考文献：
[1]郭建中，2000，《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文化动态对等 篇5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 减少差异, 尤金·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根据翻译的本质, 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奈达认为“所谓动态对等, 是指译语接受者与源语接受者能获得大致相同的反应, 是和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在翻译传记文学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节选内容的过程中笔者结合了奈达所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
1、词汇对等
奈达在动态对等理论中指出, 动态对等的第一个方面是词汇对等, 它包含了字词对等、一词多义等对应情况, 但在两种语言之间, 没有哪两个词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 但语言可以使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相同的意义。因此在笔者在翻译时灵活选用词义、词性使译文用最确切的方式传达原文的意思。
例如:By the time they rolled out of town to the ford just north of the railroad trestle, the sun was already low over Graveyard Butte.
译文:当他们离开村镇到达铁路上支架北部的浅滩时, 夕阳已经西下到墓园山丘下了。例句中的“low”由原句中的形容词词性“比……低的”转化为了动词词性“下到”。奈达在动态对等之词汇对等中提到, 没有哪两个词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 但语言可以使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相同的意义, 所以笔者就根据这一原则将例中的形容词“low”转化为动词, 也是为了迎合汉语描述“夕阳西下”这一表达习惯。
2、句法对等
奈达在动态对等之句法对等中提出, 英语是重形式而汉语是重意念的两种语言, 所以表达信息时在形态上是不同的。英语中的名词的单、复数, 名词的格, 动词的时态等汉语中都没有此类概念。在翻译的过程中就需要找到可以对等的概念, 比如汉语中的“了”, “过”等就可以反映英语中的时态的概念。英语中有关系代词, 汉语中没有。这就意味着在英汉翻译时, 需要考虑定语从句的次序和组合。
例如： All memory of theMarquis’ s grand chimney was obliterated by the craggy immensity pening out ahead.As faras Roosevelt’ s eye could see, the landscape was a wild montage of cliffs and ravines, tree-filled bottoms and grassy divides.Here and there particularly lofty butte caught the last rays of the sun, and glowed with phosphorescent brilliance beforefading to ashen gray.
译文:关于马奎斯家大烟囱的记忆早已消失殆尽, 只记得烟囱直冲云霄, 就罗斯福眼力所及, 整个风景就是一个原生态的蒙太奇, 有峭壁, 有沟壑, 崖底是郁郁葱葱的大树, 还有成片成片的野草, 一缕阳光穿透耸立的孤峰, 折射出绚烂的流光溢彩, 最后归于茫茫夜色。
汉语重“意合”, 句子短小, 呈流散型, 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以句序来暗示、以意义连接, 不需要词组来连接句子。英语重“形合”, 句式呈聚合型, 为表达完整的句意, 往往用从属的方式将多个句子组合起来, 加上一长串修饰成分, 因此句子长并且结构复杂。英语的修饰成分较多, 因此翻译修饰成分较多﹑句子结构复杂的英语长句时译者首先需要按照英语的句法结构分析句子, 弄清楚句子的意义以及逻辑关系, 然后进行“综合治理”。另外, 英语的句式语法结构严谨, 同一意群的语句要分为几个句子才能表述清楚, 所以在汉译时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把同一意群的句子重组, 例如文中罗斯福所看到的景象属于同一意群, 因此可以把英语原文中的三句话在汉译时合并成一句话, 使文意归一, 这样才能使读者更好地发挥想象的空间, 从而在句法上达到与原文的对等。
3、篇章对等
英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 在英译汉, 尤其是将英文作品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 有时需要适当添加一些内容, 使文章的内容更通顺。同样这样也符合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的篇章 (语篇) 对等原则。在情景语境的分析上, 如果无法弄清某些语言现象的确切意义, 必须参考语言使用时发生的事件、参与者和交际方式等因素并结合一定的翻译手法, 例如适当增译, 这样才能确定其意义。
例如：“The Age of Chivalrywas lovely for the knights, ”he had mused then, “ but it must have at times been inexpressivelygloomy for the gentlemenwho had to occasionallyact in the capacity of dailybread for their betters.”
原译:“骑士时代对骑士们来说是非常美好的, ”他沉思了会儿说道, “但是有时骑士时代对那些曾偶尔为日常生活所迫的绅士们来说晦暗不堪。”
改译:“骑士时代对骑士而言充满着美好的意象, ”他冥思片刻后接着道“但是, 有时骑士时代对那些曾偶尔为生计所迫的绅士们来说充满黑暗, 毫无希望。”
“lovely”这一词的含义如果直接翻译为“美好”的话, 就失去了骑士时代后来给骑士们留下的美好感觉, 所以把“lovely”翻译成“美好的意象”比较恰当。“it must have at times been inexpressively gloomy for the gentlemen who had to occasionally act in the capacity of daily bread for their betters.”这后半句中“inexpressively gloomy”翻译为“充满黑暗, 毫无希望”比单纯地译为“晦暗不堪”更能表现出绅士们为生活所迫悲观绝望的状态, 这样结合事件参与者, 社会背景等因素, 使译文和原文要传递的意思, 要表达的效果保持了一致, 从而达到语篇上的对等。
4、文体对等
奈达在动态对等之文体对等中提到, 译者要想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 就必须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 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例如原文中的修辞手法必须要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原文对景物优美的描写也要呈现在译文中。
例如:He had come West to kill buffalo;he was impatient to get out of town and into the Badlands, whose violet ravinesbeckoned excitingly in all directions.
译文:他来西部是为了屠宰水牛, 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村镇, 他想去荒原地区, 那儿漫山遍野的紫罗兰怒放着, 像是和人们打招呼一样。“in all directions”用“漫山遍野”代替直译“各个方向”, 适当地使用四字格成语, 不但能贴切地表达出原文内容及思想感情, 更能充分利用汉语语言特色, 使读者产生更直观更形象的感受。而且原文“violet ravines beckoned excitingly in all directions”用到了拟人的修辞手法, 所以在翻译时也要保持原文中的修辞手法, 译为“那儿漫山遍野的紫罗兰怒放着, 像是和人们打招呼一样”。
传记文学是为真人立传的, 这个特点决定了传记文学的重要情节, 乃至那些带有关键性的细节, 是不能有一点差错的。有人说传记译者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这一比喻很形象。尽管戴着“纪实性”和“文学性”的镣铐, 但是我们也要尽情地跳舞, 跳好“创造性”的舞蹈。也就是说历史性要求译作的真实性, 还原原作的原貌。文学性要求展现原作的艺术风格和特征, 但同时不可避免地要烙上译者的个性特征, 因此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充当的角色既是历史的陈述者, 又是艺术的表现者和创造者, 并尽全力将传记中的传主以全貌呈现给读者。
参考文献
[1]Edmund Morris.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M].United States: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1
[2]马会娟.奈达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3]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1999.
[4]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文化动态对等 篇6
尤金·奈达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翻译理论家及圣经研究专家。在对圣经翻译的研究过程中, 奈达提出了对等思想, 即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对等理论的出现, 在翻译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1 动态对等理论的内容
奈达认为, 形式对等关注信息本身, 包括信息的形式和内容。接受语中的信息应该尽可能地与源语中的信息在不同成分上都保持一致。 (Nida 1964a:159) 形式对等是以源语为取向的, 因此对译文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有很高的要求。 (1) 与之不同, 动态对等注重的并非是源语信息与译文信息形式和内容的一一对应, 而是一种动态关系, 即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读者和原文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 (Nida1964a:159)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根据接受者的语言特点及文化背景对译文进行调整, 力求达到完全自然的文字表达。 (1)
动态对等强调反应的对等而非形式的对等。因此, 要判断译文的质量高低, 不仅要比较原文与译文的形式与内容, 更重要的是比较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对文本的反应是否一致。但是, 由于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语言知识、文化背景、教育层次等的不同, 反应一致性的实现绝非易事。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对词汇、语法等不同层面做出相应调整。
1.2 动态对等理论的标准
根据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 翻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原文和译文读者是否达到对等的反应。奈达将对等归为“翻译四大要素”之一, 即:言之有理;有效传达原文意思;表达通畅;与原文有相同的读者反应。 (1) 在翻译过程中, 如要满足这四大要素, 原文与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冲突。针对内容和形式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实现同时对等, 奈达提出了“意义为主, 形式为次”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会更偏重于实现意义的对等。
2 字幕翻译简介
电影是由四个通道组成的符号性文章:言语和非言语的听觉通道, 言语和非言语的视觉通道。然而, 在电影所有的构成因素中, 字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字幕反映出电影中人物的性格和情感特征, 从而使观众对电影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由于电影本身的特点, 字幕不能独立于图像和声音存在, 这就将字幕翻译置于一系列制约之下, 其中最主要的是时间和空间。时间指语言和图像的同步配合, 字幕在这方面虽不像配音那么严格, 但也必须在和源语话语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完成信息传递。空间指屏幕上可容纳的语言符号数目。 (2) 电影画面总是一闪而过, 一个画面停留两三秒, 而相对应的字幕只有一直两行, 否则会影响整个画面的视觉效果。在时间和空间因素的限制下, 字幕翻译很难同时做到形式和内容的对等。奈达在提出动态对等理论时所说的“意义为主, 形式为次”的原则, 对解决字幕翻译的难题有启示性作用。
字幕翻译的目的是让目的语观众和源语观众在欣赏电影时产生相同的反应, 这与动态对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 将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应用于字幕翻译的研究是合理的。
3 动态对等视角下分析《神偷奶爸2》两种版本的字幕翻译
3.1《神偷奶爸2》电影中的语言特点
3.1.1 简洁
作为一个3D动画片, 《神偷奶爸2》有明确的观众群体, 即儿童和青少年。因此, 无论是源语 (英文) 还是目的语 (中文) , 都需要简单易懂的语言使观众获得最佳观影效果, 加上字幕翻译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简洁成了字幕翻译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3.1.2 幽默
根据电影分类标准, 《神偷奶爸2》属于喜剧片。无论是电影的画面, 配音还是字幕, 都带有喜剧效果。如果在字幕翻译时, 译者保留源语中的幽默感, 一方面在内容与形式的对等程度上更进一步;另一方面让观众在观影同时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 这也是该电影的初衷之一。
3.1.3 新颖
近几年, 网络流行语已经被电影广泛采用, 观众也普遍接受了各种新鲜词汇。将这些词汇应用于电影字幕中, 不仅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 而且相比同义的普通词汇, 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因此, 新颖也被纳入了《神偷奶爸2》字幕翻译的标准之一。
本文选取了两种不同版本的字幕多角度进行分析:版本一来自于“射手网” (专门提供字幕下载的网站) , 版本二来自于中国台湾的电影院公映字幕。 (以下简称为“射手版”和“台湾版”) 3.2语言学的对等
3.2.1 语音对等
隶属于不同语系, 英语和汉语各自遵循不同的发音规则。在字幕翻译中, 为了达到语音对等, 译者通常采用音译法。
例一:
Agnes
艾格尼丝 (射手版) 安安 (台湾版)
Margo
玛格 (射手版) 毛毛 (台湾版)
Edith
伊迪斯 (射手版) 蒂蒂 (台湾版)
Agnes, Margo和Edith是主人公格鲁收养的三个女孩。在翻译这三个人名时, 为了达到动态对等, 射手版和台湾版实际上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射手版中, 译者完全采取音译法, 将英文名译成了读音相似的汉字。台湾版中, 总体上看, 译者也采取了音译法, 但是做出了部分改动:“安”对应“Agnes”的第一个音节, “毛”对应“Margo”的第一个音节, “蒂”对应“Edith”的第二个音节。除了发音, 译者还考虑到电影人物的身份设定。给孩子起乳名时, 中国人通常倾向于用叠词, 于是译者取每个英文名其中某个音节的发音, 并将其变为叠词。如此不仅符合中国传统习惯, 相比较直接音译的英文名, 读起来也更加朗朗上口。
3.2.2 语义对等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 很多表达中都包含了不止一种含义, “一语双关”在电影台词中更是屡见不鲜。字幕翻译中, 要达到语义对等, 在不同语境中能否将台词的弦外之音有效表达, 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译者通常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二:
Pins and needles.
腿都麻了, 跟针扎一样。 (射手版)
脚麻了, 麻死了。 (台湾版)
这是格鲁从露西的汽车后备箱释放出来的那一刻所说的台词。射手版和台湾版一致都没有采用直译法, 译者都注意到“pins and needles”并非单纯表示“针”的含义, 而是比喻格鲁的腿由于长时间蜷缩而麻木的状态。为了使观众有更直观形象的理解, 射手版在“腿都麻了”后又增加了“像针扎一样”, 同时也让“pins and needles”的双关含义呼之欲出。而台湾版采用了重复的强调语气加深了观众对“脚麻”场景的印象。这里, 两个版本都成功地将英文中有形的描述自然转化为汉语中无形的肢体感觉, 最大限度完成了语义对等。
3.3 文体的对等
尽管奈达认为形式应该为内容让步, 但同时也承认形式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3) 在电影字幕翻译上亦是如此, 字幕的形式, 即文体风格, 是展现影视人物性格和情感的有效途径。因此, 在翻译过程中, 字幕的文体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对等, 这样电影的整体风格才能不被破坏。
作为一部动画喜剧片, 《神偷奶爸2》的台词语言具有简洁, 幽默, 新颖的特征。为了保持语言文体的对等, 译者采取了如下方法。
3.3.1 省译法
例三:
Yeah, well, she is a nutjob and I’m not going on any date.
她……她简直是个疯子, 我才不会去相亲呢。 (射手版)
她疯了, 我才不想约会。 (台湾版)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省译法通常被应用于字幕翻译, 尤其是人物对话。台词中的很多对话都含有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助词, 如例三中的“Yeah”, “well”均为语气助词。可以看出, 在两个版本的翻译中, 译者将语气助词直接省略, 保留了对话原有的简洁文体, 且不失原义。
3.3.2 网络流行语的使用
《神偷奶爸2》的目标观众群体主要为儿童和青少年, 在字幕中使用网络流行语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例四:
And I am new.So I am gonna have to do what they tell me anyway.
我是个新人;不服从命令也没办法。 (射手版)
况且我是菜鸟, 只有听话的份。 (台湾版)
射手版中, 译者将“I am new.”直译为“我是个新人”。而台湾版中, 译者将其译作“我是菜鸟”。“菜鸟” (4) 指在某些领域缺乏相关知识经验的人。实际上, “菜鸟”一词源于台湾, 通常用来形容刚入部队的新兵, 后来在网络上开始流行, 现已被普遍使用, 泛指没有经验的新人。目标观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网络流行语, 从他们的视角, “菜鸟”比“新手”更加生动形象, 与源语的文体更加贴近。
3.4 文化的对等
奈达指出,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
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具有意义。 (5) 相对于西方人, 中国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也遵循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译者在做字幕翻译时, 应将中西文化差异纳入考虑。为了达到文化层面的对等, 译者采取了如下方法。
3.4.1 四字词语的使用
中国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作为汉语中常见的语言现象, 四字词语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形式整齐, 言简意赅, 朗朗上口。对于字幕翻译, 使用四字词语是弥补时间空间限制的有效方法之一。
例五:
He was ruthless.He was dangerous.And as the name implies, very macho!
他, 心狠手辣, 非常危险, 而且人如其名, 简直猛极了。 (射手版)
他冷血无情, 令人闻风丧胆, 人如其名, 十足男人味。 (台湾版)
这句台词是对影片中反派角色——El Macho的描述。射手版和台湾版在翻译中均采用了四字词语的形式:“心狠手辣”、“冷血无情”对应“ruthless”, “非常危险”、“闻风丧胆”对应“dangerous”, “人如其名”对应“as the name implies”。一句台词中, 三个四字词语连续出现不仅增加了字幕的可读性, 对中国观众来说, 译文与汉语表达也十分贴近,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化对等。
3.4.2 方言的使用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内地与台湾地区所使用的语言也存在差异。为了达到文化的对等, 译者在字幕翻译时常会采用各地方言。
例六:
No, no, no, don’t say that, they are—no, no, no!
不不不, 别那么说, 他们……不不不。 (射手版)
黑白讲, 小孩乱讲话, 不可能的。 (台湾版)
对于这句台词中“no, no, no”的翻译, 射手版直译为“不不不”, 而台湾版译为“黑白讲”。实际上, “黑白讲” (6) 源自闽南语, 其发音为“ou bei gong”, 表示黑白不分, 乱说话。此语在台湾影视作品中出现率非常高。台湾知名乐团五月天在专辑中也收录了同名歌曲《黑白讲》。因此, 对于台湾的观众, “黑白讲”比“不不不”的效果显然更好。
4 结束语
本文以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为指导, 分析了《神偷奶爸2》两种版本的字幕翻译, 并讨论了翻译策略。基于源语字幕简洁、幽默、新颖的特点, 译者在字幕翻译时采用了多种手段, 如省译法, 归化, 使用四字词语等, 以达到语言学、文体、文化的对等。由于动态对等理论与字幕翻译有相似的目的, 如果进行合理运用, 将会推动西方电影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
摘要：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国外影视作品的引进数量也比过去大有提升。如今, 中国影视媒体的受众群体远大于阅读群体, 字幕翻译也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纽带。该文以动态对等为理论依据, 分析电影《神偷奶爸2》两种版本的字幕翻译。
关键词：动态对等,字幕翻译,奈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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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玉.从功能对等理论看电影《功夫熊猫2》的字幕翻译[D].桂林:广西师范学院, 2013.
[7]李运兴.字幕翻译的策略[J].中国翻译, 2001.
[8]菜鸟: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9C%E9%B3%A5
[9]黑白讲:http://baike.baidu.com/view/2080938.htm
[10]Examples from Shooter Version:http://www.shooter.cn/xml/sub/263/263554.xml
文化动态对等 篇7
通天塔 (the Tower of Babel) 的失败预言着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宿命。范存忠1982年在同友人聊起《红楼梦》的翻译时说到, 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相比, 总是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453, 27-28范存忠《翻译不容易》) 。语言是否可译一直是翻译理论界探讨的热点之一, 包括“可译性”、“绝对不可译性”、“相对不可译性”、“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等种种争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们对翻译价值的评价, 及人们对语际交流可行性的判断。对翻译的可译性问题有个清楚的认识有利于指导其翻译实践;对法律文本翻译的可译性问题进行探讨, 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就法律文本的可译性与可读性的问题上, 皮特·纽马克就曾坦言:“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perfect, ideal or‘correct’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2001) . (世上没有完美、理想和所谓‘准确’的翻译) 。这就正如巴巴拉·约翰逊 (Barbara Johnson) 曾说,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us not a point but a difference” (1981:xi) (语言的开端与其说是‘起点’不如说是‘歧点’。)
1、从对比语言学的角度看法律文本可译性:尤金.奈达博士认为, 翻译要忠实, 要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达到三个方面的等值, 即“文体等值” (Stylistic equivalence) , “社会文化等值” (Social–Culture equivalence) 和“语言等值” (linguistic equivalence) 。其中, 语言等值又包括语法、语意和语用等值。他又补充说, 翻译中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等值, 只能是“对应” (Correspondence) 。新兴的翻译学理论无一不以对比语言学为理论指导和出发点, 因为只有对比语言学才能提供关于双语异同的比较准确地认识, 从而使翻译研究减少盲目性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 2002:10) 。自索绪尔提出了一对语言学概念parole与langue, 语言学的综合性开放性也得以加强, 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也愈加成熟。对可译性, 奈达曾从语言学角度给予阐述:每种语言都可分成parole与langue.就从langue角度看, 每种语言的langue之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比如语言的核心结构的相似及最基本的翻译功能单位的相似等 (Nida, 1964:68) 。这些相似性就为可译性提供了语言学基础, 也可以说回应了奈达提出的翻译上的“语言等值”。翻译要忠实原文的实质内容, 即对某一法律精神的重现;法律翻译作为法律交流的桥梁, 应保证语言通道的畅通。
2、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法律文本可译性: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达”和“社会文化等值”。各国语言都有其各自深厚的文化基础。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给语言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俗语、谚语、典故。语言文化因素众多, 给译者提出了较高要求。理想的境界是熟谙两中种文化中的文学、历史、地理、政治、风俗、宗教、道德标准、典章制度、价值取向, 对它们相当娴熟, 能够娓娓道来。
3、从文体的角度看法律文本可译性:特定的语用环境使法律英语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文体特征—庄重严谨、平易简约、词语正式、长句较多等特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员、翻译学博士杰里米·芒迪在其《翻译研究入门》提到:若意义是靠形式 (比如文字的顺序) 来体现, 那么英汉互译的可译性就难上加难了。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尤甚 (Jeremy Munday, 2001:43) .这一点, 作为法律翻译工作者来讲, 应该是松口气的:法律文本的翻译和文学翻译就问题和想要达到的艺术效果来讲可谓相差甚远。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译本来讲, 汉英两个版本在句法和文体上就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与法律文本翻译
上一节提到的“从语言学角度看法律文本可译性”, 是本文探讨的核心, 也是把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 (即动态对等理论) 应用于法律文本翻译的切入点。
1、动态对等理论
提到翻译理论必要提到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Eugene A.Nida) 。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采用语言学的方法, 侧重对源语语言结构的分析, 挖掘语言的深层结构, 选择自然流畅的译入语表达源语的意思, 即“读者反映论”。动态对等理论是尤金·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在中国的译学界影响较大, 也是国内译学界给与极大关注的理论。动态对等翻译理论, 为两千年来西方翻译家相持不下的直译与意译之争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而其翻译理论在译学框架中的地位及作用亦不容低估。他的新著《语言迷》 (Fascinated by Language) 又将在翻译学界掀起一层讨论和学习的浪潮。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 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严格说来, 奈达不是翻译家, 而是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
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 (1964) 一书中最先倡说, 提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 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同时, 在此书中, 奈达还区分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
2、动态对等理论与法律文本翻译
无论是从母语译出还是译入母语, 翻译中首先要考虑的是透彻理解原语文本的意义和功能。即使原文是例行文本, 比如法律文本, 译前也要认真研读。译文所针对的读者就是决定翻译程序和翻译中使用语言层次的主要因素。
法国结构主义代表德里达一直强调:理论与实践就如同文本对应情景一样不可分离。 (2 12-13 Etrans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2001)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的一则条款, 使用加词法实现了汉语和英语法律条款的语义上的动态对等:
第六条: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
An invention-creation, made by a person in execution of the tasks of the entity to which he belongs, or made by him mainly by using the material and technical means of the entity, is a service invention-creation.
三、结语
罗新璋先生谈到, “等值等效, 是根据西方语言特点进行双语转换的译论, 有其特殊性, 也有其局限性。孜孜求索的翻译理论家在引进这些观点时, 虽也努力结合我国译例, 进行有益的探索, 但同时, 也显露出探索的不足, 往往参照多于建树, 未能针对汉语特点, 借锤敲锣, 发出自己的声音, 提示汉译的对策。” (郭著章&李庆生, 1996) 尤金.奈达的译学思想在中国翻译界一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而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在翻译界的影响尤为巨大。
翻译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杂和, 中间有着异质的文化杂陈, 牵涉到话语权力和政治平等 (王东风, 2007) 法律文本的翻译也有此种特征。在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框架下, 并不难实现其可译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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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ugene A.Nida.&Taber, C.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 the Netherlands.1982.
[7]Hong Lifeng.奈达翻译理论的启示http://hi.baidu.com/lifeng1101/blog/item/a61664234e0b9b4d925807c1.html, 2009-03-01
[8]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9]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10]张美芳&钱宏.翻译研究领域的“功能”概念.[J]2007. (3)
文化动态对等 篇8
自1964年奈达提出动态对等理论, 国内外学者纷纷从适用性和局限性角度研究这一理论, 如张美芳 (1999:10-13) 在《上海科技翻译》发表《从语境分析看动态对等论的局限性》, 赵博超和李建华 (2012:29-31) 利用动态对等理论分析《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 英国语料库翻译研究专家贝克更将其应用于《在语际之间:翻译教程》的编著当中 (张美芳, 1999:10) 。
香港民事法规多采用条款句, 但是由于英汉表达习惯的差异, 条款句也为译者增加了难度。本文在研究香港民事法规英汉语料库的基础上, 分析动态对等理论在香港民事法规条款句英译汉中的应用。
2、动态对等理论
1964年, 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中提出动态对等理论, 动态对等翻译指“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 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 (Nida, 1964:159) 。奈达认为, 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使读者看了译文就能一目了然。这就要求在翻译中尽可能少地搬用生硬的外来语, 尽可能多地使用译语的表达法。 (谭载喜, 1991:272) 需要指出的是, 动态对等理论并不排斥形式的对等, 只是当文化差异给翻译造成限制, 形式对等和意义对等难以兼顾时, 动态对等理论要求形式让位于内容 (陈亚丽, 2000:47-49) 。
3、动态对等理论在条款句翻译中的应用研究
为实现表达形式简洁、醒目, 法律都使用条款句, 通常包括简单条款句、平行条款句和树形条款句。 (肖云枢, 2007:180) 香港民事法规原文主要采用平行条款句和树形条款句:前者由一个主干句和若干个分支句子构成, 分支句在整体结构中充当相同角色;后者由一个主干句和若干个分支 (词组或短语) 构成, 分支同时充当主干句的宾语或表语等。
动态对等理论强调在信息重组的过程中考虑话语的结构 (翟旺弟, 2007:754) 。因此, 在翻译香港民事法规条款句时, 应该结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再现原文。本节结合香港民事法规英汉条款, 分析动态对等理论在两类条款句翻译中的应用。
3.1 平行条款句的汉译
例1: (1) If 2 or more claims are filed and it appears to the tribunal that-
(a) …
the tribunal may order that such claims be joined.
(1) 如有2宗或多于2宗的申索提交审裁处, 而审裁处觉得有以下情形, 即可命令将该等申索合并处理─
(a) … (第25章《劳资审裁处条例》第24条)
例1中, 译者采用常用结构“如…, 即…”来翻译原文中的"if…, …"结构, 同时采用“以下情形”来概述分条款, 在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和句式结构基础上保留了原文意义。
3.2 树形条款句的汉译
例2: (1) If a person is charged under section 3 (6) , 4 (5) , 7 (2) or 15 (2) or (3) for failure to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secure compli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 it is a defence to prove that he had reasonable ground to believe, and did believe, that a competent and reliable person— (a) …
(1) 凡任何人根据第3 (6) 、4 (5) 、7 (2) 或15 (2) 或 (3) 条因没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以确保有关条文获遵守而被控, 被告人如证明他有合理理由相信而又确实相信一名有资格而又可靠的人—
(a) …,
即可以此作为免责辩护。 (第32N章《公司 (修订账目及报告) 规例》第22条)
此处, 译者采用分译的翻译策略, 将原文中的一个简单句分译为常用结构“如…, 即…”, 同时由于分条款 (a) 和 (b) 同时充当“一名有资格而又可靠的人”的谓语和表语, 因此译者将“即…”这一部分置于句尾。笔者认为此处可以参考例1的翻译技巧, 在主干部分用“以下情形”来概述分条款, 这样可以为语料库的对齐工作提供便利。
4、结语
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性, 导致法律条款句意义对等和形式对等无法兼顾。动态对等理论强调译者应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 而不拘泥于语言结构, 要求译文在不同语言结构中尽可能完满地再现原文意旨, 从而为法律条款句的英汉互译提供了理论指导 (王萍, 2009:85) 。文章借助香港民事法规英汉语料库, 分析了动态对等理论在香港民事法规条款句翻译中的应用, 为法律条款句的英汉互译提供借鉴和参考。
摘要：立法语言要求表达形式简洁、醒目, 因此香港民事法规大量使用条款句。但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 使用条款句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奈达提出动态对等理论, 对法律翻译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本文利用香港民事法规英汉语料库, 分析动态对等理论在香港民事法规条款句英译汉中的应用。
关键词：动态对等理论,香港民事法规,条款句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With Special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 1964:159.
[2]陈亚丽.超越“直译”、“意译”之争——论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在英汉互译中的意义[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 (2) :47-49.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272-273.
[4]王萍.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9 (3) :85.
[5]肖云枢.法律英语句子结构特点及其翻译[J].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3) :180.
[6]翟旺弟.动态对等原则在法律英语翻译中的应用[J].学术前沿 (法制与社会) , 2007 (8) :754.
功能对等翻译中的文化意象处理 篇9
关键词：功能对等翻译 文化意象 忠实 等效
翻译活动从来都不是机械的语码转换过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翻译学派的领军人物Bassnett就提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而翻译等值，就是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而著名翻译理论学家Venuti也认为，翻译就是对异域文本的能动性重构，其反映的是译语与源语在意识形态、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1]这说明翻译必然会涉及文化意象辨识、匹配和加工，然后才能形成某种新的符号特征。在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译本可算作人们了解异国文化的一个主要途径。如何正确对待并处理外来文化，让译语读者在读懂字面信息的同时，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深层文化内涵，已成为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自从“异化”和“归化”这两个概念问世以来，关于文化差异究竟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争论不断。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域特色，避免因语境顺应所造成的“文化失真”现象，有学者建议以异化将译语读者带入外国情调，如许崇信很早指出，人们借助于存异的原则对外来文化所获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实、更加深刻的理解。[2]另一方面，为消除异质文化的距离感和“陌生化”效果，充分照顾译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也有学者建议以归化将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如翻译目的论创始人Vermeer就认为，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3]。事实上，异化和归化仅仅是侧重点不同，正好体现了原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应以忠实于源语篇文化特色为前提，然后再考虑二次表达中的润饰发挥。考虑到文化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章拟引入文化直入、文化诠释和文化归化三种策略，以求得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并最终实现翻译的“和谐性”。
一、文化直入：迁移或嫁接
每一部作品都带有该民族的文化印记，正是这种以异域感和新鲜感为主的审美愉悦赋予翻译文学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4]由于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差异，一个文本所隐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等文化因素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等值，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空缺”现象。然而，特定的文化意象恰恰是构成文本艺术魅力的关键因素，为保留其内在的距离感和艺术感，译者可采用文化直入（the Go-ahead Model）的方式，将原有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再现于译语当中。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共性从理论上决定了各种语言文字间的可理解性。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必然伴随着对新事物的逐步接纳、消化和推广。为避免源语文化意象被译语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透明话语所改写和抹杀，Venuti曾提出了反翻译论（counter-translation），即译文的形式和内容应完全忠实于源语篇，保留源语言实观材料和语言图式等文化因子，从而让译语读者充分欣赏和体会到源语独特的文化意蕴。例如，我们不仅借用了类似于“MP3”“DVD”“DOS”和“SOS”这样的英语单词缩写，而且还以音译的方式将“logic（逻辑）”“engine（引擎）”“sofa（沙发）”和“whisky（威士忌）”等学术、科技和生活词汇，甚至像“sour grape（酸葡萄）”“ivory tower（象牙塔）”和“honeymoon（蜜月）”这样的特殊概念吸收进来。同样，英语也将“磕头（ketou）”“荔枝（litchi）””和“旗袍（chi-pao/chirpaur）”等汉语词汇照搬了过去。这种直入译法经济实惠，既可有效保留原有的特殊文化因子，使它在译语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延续生命力，又可极大地丰富译语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一举多得。说到在译语中无对应、解释起来大费周章且又让人不得要领的文化概念，就不能不提成语、典故等特殊语言形式。以“Love is blind.”和“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这两个成语为例，虽然我们对译文“情人眼里出西施”和“一贫如洗”习以为常，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因增减了文化意象而严重失真。相反，若直译作“穷如教堂之鼠”和“爱是盲目的”之类，适度的不协调和距离感无疑更能保留源语文化特色。又如汉语文化中的“饺子”“稀饭”和“功夫”等文化标记，尽管英语中有近似的“dumplings/ravioli”“porridge”和“martial arts”，内涵却存在不同程度的出入。而像“阴阳八卦”“中庸”“生旦净末丑”“洞房花烛”和“红白喜事”等涉及民俗文化的语词，以及像“六脉神将”“凌波微步”和“移花接木”“斗转星移”等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名称、招式，包括《梅花三弄》《天龙八部》和《浮生六记》和等书名，因对外国人来说实在太过深奥，冗长的解说只会让人云里雾里，倒不如直接用拼音或谐音表示出来。也许有人认为，由于反翻译理论得出的译文多生涩拗口，再加上源语文化带来的“陌生化”冲击，译语读者往往会因理解压力巨大而弃书于不顾，造成交际失败。但是“译者应该记住他的任务是语言翻译而不是文化翻译。”[5]只有坚持存异的原则，将译语表达世界变得“陌生”，充满“洋味”，才能使翻译切实地履行传播信息，促进不同民族间更加真实、深刻的相互理解和交流。[6]
源语文化意象初次进入译语，一定的陌生感是在所难免的。但由于文化不可估量的开放性和渗透性，以及人类认知世界活动的无间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经验中的对应空白、空缺也会在逐步发展和完善了的认知结构中得以弥补或填充，那些生涩的文化词语到最后也会渐渐变得自然起来。而且，根据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所提出的“陌生化”翻译原则，译者有责任培养译语读者接受陌生文化的冲击力，让他们直接面对外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让阅读成为一个文化学习过程。由于译文读者的理论素养和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译者也根本不可能面面俱到。可能的话，译者应直接借用源语的语言文字符号或音译，带领译语读者进入源语语言文化环境进行更透彻的认知和理解。源语语篇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其核心内容，既能给译语读者更多的自由空间，通过亲自查阅资料来获得足够透彻的理解和认知。这样既能冲破译语常规的羁绊，最大限度地保持异国情调，又能加进新内容，从而有效解决两种语言之间因表达差异、文化空缺所带来的各种难题。必须指出的是，文化直入不能滥用。虽然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以及翻译的最高层次的目的来看，它的优越性无与伦比，但由此得出的译语能否被广泛接受还需经过时间的考验。有些哗众取宠式的译法并不受欢迎，如人们对于“biscuit”译作“饼干”早就习以为常，有人却偏要译成“克力架”，即便它能风靡一时，也难免最终销声匿迹的命运。翻译不可盲目求新求异，否则只会叫人读起来拗口，晦涩难懂。[6]（P88）
二、文化诠释：释义或加注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异质的文化因子常常无法做自然的沟通。这就需要译者主观能动的介入，设法调停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尽管很多人以语法的普遍性作为文化直入的依据，不同语言之间语义场的偏差还是会构成理解的重重障碍。尤其对于那些包含特殊文化概念的词语，一旦其所指（signified）脱离原有的文化背景，更会因为无法激活应激活的空位和图式而出现信度失真或效度减弱的问题。[7]因此，比较可取的补偿手段就是文化诠释（the Annotation Model），即通过直译原文的字面意思，保留其隐含的文化因子，然后再通过在译文中直接释义或结尾加注的方式，为外来文化概念提供一点语境或情景信息。
很多时候，虽然源语文化中的某个文化概念能够在译语中找到类似，其深层内涵却并不完全等同，若直接照搬的话则会词不达意、形合意离。对于那些比较容易解说、且因为生活的共晓性而理解要求不高的意象，为了让译语读者获得跟源语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我们可以先译出字面意思，然后以准确、简洁又易懂的注解将译语文化本来无法接受的意象加以阐释，即通过译语之形保源语之意，使源语文化中的典故、意象顺利得到传递，并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以汉语中的“吃醋”“喝西北风”“穿小鞋”“生米煮成了熟饭”等俚语和俗话为例，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以拼音替代，然后采用加注的方式来补出其深层的文化内涵。而像英语中的“whistle blower”“cook the book”“play knife and fork”和“shed crocodiles tears”等文化标记，虽然译作“告密者”“做假账”“饱餐一顿”和“猫哭耗子假慈悲”已被广泛接受，它们独特的文化意象却完全消失。文化概念空缺现象在带有浓厚的民族历史色彩和宗教色彩的谚语、成语或典故中更为普遍。由于它们融合了源语文化的精华，一定的描述性的补偿既能增长译语读者的异域文化知识，又可避免Nida所说的交际“超负”。有人将“班门弄斧”译作“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划线部分以补充同位语的方式交代了历史人物的身份，再现了该成语的文化内涵，不仅照顾到了译语读者的接受力，而且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文化传播手段。同样，鉴于“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被译成“约翰为人可靠。他忠实又正直。”过后，独特地文化意蕴完全被抹杀，不如先保留原来的文化意象，然后以注解的方式做出补充，译作“约翰为人可靠。他‘不吃鱼，且为人正直。（注：英国新教推翻规定在斋日只许吃鱼的旧教后，教徒们以拒绝在斋日吃鱼来表示顺从、忠于新教）”让译语读者真正理解此典故的文化及语用意义。Harvey也说过：“在原文效果缺失的情况下，根据目的语和（或）目的文本的特点在目的语中再现出与源文中相似的效果的一种补救手段。”[8]
由于中西方地域文化语境和习俗文化语境的差异，源语语篇中彰显国家特有文化因素的概念，如日常生活中蕴含不同意义的动植物、颜色和自然现象等，我们要尽可能地保留与传达。例如，将“as stupid as a goose”做归化处理译作“蠢得像头猪”，表面上能实现语用等效，却模糊了“goose”和“猪”这两个意象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容易造成理解的混乱。因为，在汉语文化中“鹅”并没有愚蠢的意思，而英语文化中的“pig”则是一种聪明可爱的动物。其他的像“狼心狗肺”“松竹梅岁寒三友”和“a frog in the throat”“gild the lily”“white feather”，等等，翻译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不如先直译出字面意思，然后以加注的方式做出补偿。至于莎翁第十八号十四诗中将朋友跟当地温暖明媚的夏日作比的“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 s day？ Thou are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有人译成：“我可否把你来比作美丽的夏天？你比夏天更可爱，也更加温善。” 笔者认为，尽管添加的修饰语“美丽的”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意义的扭曲，却仍不足以消除“夏日”引起的困惑，以加注做出补偿还是不可少。此外，根据Wittgenstein的观点，在翻译中我们不需要把整个命题都翻译过去，只要能把命题的成分翻译过去就行。为展示异国文化、再现源语文化意象，译者有时候还得在语言层面灵活运用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归化语言，从而保留源语中的异国文化因子。以Readers Digest上面的一句话为例：“I believe， because of my religious faith， that I shall “return to Father” in an afterlife that is beyond description.”有人将划线部分译成“来世”，则完全混淆了宗教文化的差异。要知道，佛教中的“来世”指的是人死后的灵魂进入另一身体，可基督教不信这个，认为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因此，划线部分译为“我死后的那段时光里”更为贴切。[9]可见，尊重源语文化，保留源语中的文化差异、生成陌生化的译本，从而标示出译语文化主流价值观的边界，可以抵御文化上民族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
三、文化归化：替换或改写
根据思维体验观，翻译不只是单纯的对源语解码和用译语重新编码的语言实践活动，更涉及到两种语言间的心理转换、加工的双重认知过程。尽管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概念范畴可围绕原型（prototype）来构建，仅仅拘泥于文化意象形式上机械的对应往往顾此失彼，并不一定能保证语用功能的对等，因而文化语境的动态顺应有时也是不可少的。通过文化归化（the Adaptation Model）手段，译者可在充分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以新的语码激活相似的抽象图示，勾画出原作者与描写的认知世界，在译语中找到概念和形式的统一。[10]
作为思维和交际的重要工具，语言记录并反映了各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多样性。在翻译活动中，译员应不断作出调整，以顺应不同民族文化的表达习惯。由于认知对象和人类思维的同一性，代表人文文化的中国文化与代表科学文化的西方文化之间看似有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却存在不少完全或基本对应的文化意象，如“隔墙有耳”“火上浇油”在英语中分别有对应的“walls have ears”和“to add fuel to the flame”，直接替换没有任何问题。而针对那些重寓意、轻本义的文化词语，由于它们只是某种意义的特殊载体，文化意蕴并非重点，我们可适当做出调整或替换，而基本无损于语用等效。如汉语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两句成语、谚语，有人分别以作“Fish begins to stink at the head.”和“A small leak will sink a great ship.”虽然喻体采用了不同的文化意象，但充当内核的意蕴却是一样的。类似的还有“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rob Peter to pay Paul”和“Among the blind the one- eyed man is king.”等，转化成“一箭双雕”“挪东补西”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可以较好地保持语义等效。如霍克斯在翻译“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么样呢？”时，充分考虑到了中西方饮食习惯上的差异，将划线部分译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先后以“bread”“flour”对“粥”和“米”进行替换，以便于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由于习俗文化语境所导致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中西方人在面对同一事物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标记，因此在准确把握原文的基础上，译者应该积极运用译语中的模糊语言涵盖原文的丰富内涵，跨越英汉文化差异，以尽量减少文化内涵的亏损。这在称谓、问候、恭维、道谢、致歉、道别等日常用语中尤为明显。如“大妈”“老王”和“李科长”等词按对应的英语习惯译成“Aunt”“Mr. Wang”和“Mr. Li”就好。至于中国人之间打招呼常用的几句客套话“你去哪儿？”“你干什么去？”“你吃过饭了吗？”直译的话要么会被当成在打探自己的隐私，要么会被误以为对方想请自己吃饭。实际上，应该做出语境顺应，替换成“Hello！”“Good morning/afternoon/evening！”或“How are you？”，甚至“Fine weather， isnt it？”。类似的还有颜色的表达，如汉语中的“红糖”“黄糖”“红茶”和“黄色电影”等，在英语中分别变成了“brown sugar”“light brown sugar”“black tea”和“blue film”。模糊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必要工具。如预料译语读者无法透过直译的字面意思来领悟原作者的意图，甚至陷入困惑，那只好舍弃字面意思而传达其语用意义了。相反，如果语际中硬将其译作精确语言，表面上词句是对应了，可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却没有达到“功能对等”，这便是塞弗里所说的“假相等值”（illusory correspondence）。[11]
当然，作归化式的替换并不意味着肆意的篡改。入乡随俗的处理有时候不仅无助于明晰的理解目的，甚至误导、欺骗了译语读者，在客观上起到相反的障碍作用。如有人将“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苦人民爱戴。”译成“Jigong， Robinhood in China， robbed the rich and helped the poor.”尽管“济公”和“罗宾汉”有着劫富济贫的共同点，可是把一个游戏人间的神仙和尚与一个行侠仗义的绿林匪盗直接划等号，实在不是负责任的翻译态度。类似的，有人在英译《论语》时不仅将尧、舜、禹分别转换成“Abraham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里的阿伯拉罕）、“Issac”（以撒）和“Jacob”（雅各），将武王转换成“the Solomon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里的所罗门王），而且将“天命”转换成了“the laws of God”。只要是《论语》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几乎全都偷梁换柱地变成了《圣经》里的内容。[12]表面上看，译语读者认知和理解的压力是大大减轻了，然而由于译者对文化概念的过分主观操纵使得译语和源语在内涵上大相径庭，他们根本无法获得近似的阅读感受。倘若脱离作者的原意，不已现有的文本为基础，只注重主观随想式的单边理解和独家解释，甚至胡乱篡改，势必要将人类的语言交际置于巴比塔式的窘境，这显然有悖于翻译的初衷，也让译文失去了价值。难怪Venuti认为，通顺的策略抹杀了源语文化，且在编码过程中融入了译语中的价值观、信念和社会差异，这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行径。[13]
四、结语
总之，译者对文化矛盾的处理是否得当，是决定译文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交流不能以牺牲任何一方为目的，一名优秀的译者应设法在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语境之间保持平衡，过度的“汉化”和“欧化”都不可取。况且，归化和异化的矛盾，实质上不过是“忠实”和“等效”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没有对原作者的忠实就没与对译语读者的“负责”，因为读者毕竟都希望读到并感受到尽可能多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作为原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调停者”，译者以通过一定的操纵和改写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这也是无可厚非的。George Lamb认为，“翻译的自然过程应是首先保证其忠实性，然后再试着加以润饰发挥。”即必须“创而有度”，不能违背“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著名翻译家傅雷也曾说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改写。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
（基金项目：文章系重庆文理学院校内科研一般项目“英汉互译中功能对等的实现途径及策略研究”[编号：Y2011WY38]的部分成果。）
注释：
[1]Venuti，Lawrence：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New York：Routledge，1992，p10-14.
[2]许崇信：《文化交流与翻译》，外国语，1991年，第1期，第29页。
[3]Nord，Christi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1997，p12.
[4]黄旭颖：《求同，更须“存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81页。
[5]Nida，E. A. & Taber. C. 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E. J. Brill，1969，p13.
[6]单文波：《谈文化翻译中的异化》，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02年，第4期，第87页。
[7]唐心洁：《关联理论对“文化语境”翻译的解释力》，吉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3期，第109页。
[8]Harvey Keith：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Compensation ，The Translator，1995，（1），p66.
[9]李伟：《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的功能及作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87-88页。
[10]孟志刚：《从认知视角看不可译现象的相对性与绝对性》，长江论坛，2012年，第2期，第93页。
[11]Savory，Theodore：The Art of Translation，London：Cape，1957，p191.
[12]吴义诚：《文化语境与语篇翻译》，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科版），1997年，第11期，第82页。
[13]Venuti L：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Subjectivity，Ide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13.
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的情感对等 篇10
1 交际模式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学最早产生于人类学领域，后来传播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不同的传播学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交际模式，本文采用的是贝罗传播模式。
贝罗 (D Berlo) 传播模式综合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大众传播学、行为科学等新理论，去解释在传播过程中的各个不同要素。这一模式把传播过程分解为四个基本要素：信源、信息、通道和受传者。贝罗模式也叫SMCR模式，S代表信息源source, M代表信息message, C代表通道channel, R代表接受者receiver。贝罗模式明确而形象地说明了影响信息源、接受者和信息实现其传播功能的条件。
从图1我们看到了传播的基本模式。实际上在现实层面，该图在一个特定的语境，并且一般而言，影响交际的干扰无处不在。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下，如何尽可能的较少干扰因素是实现顺畅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条件。从一个微观层面来看，跨文化交际实际上是两个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际间的交流。影响交际的因素包括了外部的因素 (比如情境) 和内部的因素 (教育程度、文化和社会系等) .
2 语境
表面看来，交际似乎是一个相当直接的过程。然而在现实中，国际商务交流中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问题之一就是未能建立和谐的关系。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话题并逐渐彼此熟悉显得比较重要。在一种文化里合适的话题也许是另一种文化里的禁忌，所以语境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语境”这个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尔在1977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从沟通的角度，把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具体而言，“在高语境文化里，沟通过程的信息，大部分表现在个人的内化性或经由肢体来表达，很少表现在外显性的编码过程。低语境文化则恰恰相反，大部分沟通的信息，都经由外显的符码来表现。” (2)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路斯迪格等学者曾加以概括如下：
高语境文化： (1) 内隐，含蓄; (2) 暗码信息; (3) 较多的非言语编码; (4) 反应很少外露; (5) 圈内外有别; (6) 人际关系紧密; (7) 高承诺; (8) 时间处理高度灵活。
低语境文化： (1) 外显，明了; (2) 明码信息; (3) 较多的言语编码 (4) 反应外露; (5) 圈内外灵活; (6) 人际关系不密切; (7) 低承诺; (8) 时间高度组织化。
简而言之，高语境文化的交际，大都喜欢用编码清晰的语言文字明白的描述事物，陈述细致;低语境文化的交际，大都喜欢背景知识的铺垫，多用含混或者模棱两可的言语隐讳的说明问题。目前，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两者互相影响。但是短期内，两者差异依然存在。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国家有：日本、韩国、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和印度尼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芬兰等西方国家。
随着国际商务交流的增多，人际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高语境文化里，情感的持久性和紧密性对商务活动影响重大。然而在低语境文化里，情感的持久性和紧密性相对弱化。特别是在商务宴会，商务礼节等活动中，情感的维系和深化意义重大。因此在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感情方式和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工具性方式的商务交流中，实现情感上的对等比较困难。注意两种文化的差异，准确把握言者的意图并力求减少干扰因素，是实现情感对等的一个重要途径。实际上，情感对等不仅存在于不同文化的语境中，即使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人际间的情感差别也存在，也需要准确而恰当的沟通。
3 语言交际
从图1我们还可以看到，传播法即交流的方式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语言是交流的载体和媒介。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特点，更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言语交际也是实现情感对等的一个重要途径。语言学上的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形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表意文字实质上是形意文字。表意文字是指字的字形多与其意义相关而不标示其读音, 记录语言意义的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等，如汉字、古埃及的圣书字这一类字。任何汉字都是意音文字系统的“字母”，因为它都有确定的一个或几个读音。表音文字，看到就会读，但不一定知道其含义，即见字会读;汉字，看到不一定会读，但根据字体结构，可以大体明白其含义，即：见字知意。表音文字，各地方方言不同可能拼写不同，比如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不同，而西欧各国字母相同但拼写出来含义却不同，于是虽然各国距离近，但沟通却有障碍，难以形成大疆域文化统一;汉字，各地发音不同，但书写却相同，人们可以书信往来，文章流传后世也能被读懂，有利于传承文明。表音文字，由于拼写一个词需要多少不一的字母组合成词，从视觉上不如汉字显得整齐美观。同样的语意，表音文字往往要用很长的篇幅表达，汉字却能用更少的篇幅表达，言简义丰，当然阅读时读汉字比读表音文字读得快。这在联合国文件就能比较出来，同样的文件，汉语译本的页数最少，公开诵读时用时最短。表音文字，音调只有轻重音，降调和声调;汉字不但有轻重缓急，还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等升调，还有反问疑问等语气，因此汉字诵读时有天然的韵律美，更富音乐性。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汉字对维护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不同的文字，无论是书面或者口头，字里行间的意思和言者所表达的真实想法可能差别很大。同样表达一句话，在高语境文化里，它可能是一种铺垫或者内化在个体身上。在低语境文化里，它可能是传递的清晰明确的信息。这样，沟通的障碍就出现了。所以，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字的差别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并进一步实现情感的对等很重要。价值观与沟通行为是彼此依存的关系;“第一，价值观必须经由符号行为来传递;第二，人们的沟通行为受制于价值观。人类的语言表达，如俗语谚语传说与诗词等，用来强调个人或集体信仰的特殊价值观的重要性。”在国际商务交流中，经济最大化固然是普遍的追求。但是，像自由、公平等价值观也是相伴而生的价值诉求。因此，在沟通中，力求实现沟通和价值观的相互促进必然要求情感层面的互惠或者对等，而情感的对等反之也会促进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和价值观的进一步融合。
4 非语言交际
一般来说，人类交际渠道有两种：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简单来说，非语言交际指的是除了语言行为以外的交际。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定义有很多，其中比较具体的一个是“非语言交际是不用言词表达的为社会所共知的人的属性或行动，这些属性和行动由发出者有目的的发出或被看成是有目的的发出，由接受者有意识的接受并有可能进行反馈” (Burgoon and Saine, 1978) 。
非语言交际在交际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西方很多学者都做过有关非语言交际的调查，基本上都认同非语言交际的比例要大于语言交际。在中国，类似的调查很少，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作为高语境文化的中国，较多的非言语编码和含蓄委婉的方式无疑占了很大的部分。中国自古就是讲究“礼”的国家。常见的话语比如“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已经深入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实际上，中国古代奉行“出刑入礼”，礼在社会中扮演了法的角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实际上，在现实层面的沟通交流，融合了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两种方式。而且，人们往往会忽视非语言交际的作用。非语言交际的种类有很多，我们综合比较了一下，大致上可以将非语言交际分为四大类：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大多数的非语言交际都是长期文化积淀的结果，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个人不可能详尽的了解所有文化中的非语言交际。但是对于目的语文化或者商务交流对象的文化应该有所了解。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一些重要的非语言交际需要特别注意，比如时间制、话语轮次、眼神交流和空间信息等。为了实现顺畅的跨文化交流，对于非语言交际需要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慎重使用。除非对某些“非语言行为”或“非语言手段”很了解。这样对于建立和谐的商务合作和交流很重要，为未来的情感对等奠定了基础。
5 结语
跨文化交际学是美国近四十年兴起的学科，还不是很完善。随着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交流的日益密切，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交际行为是文化和社会行为，它必然发生在社会之中，并受社会中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影响交际的因素包括： (1) 宽泛的交际环境，包括价值观念，文化取向，宇宙观;社会结构，心理因素;物理环境因素等等。 (2) 情境因素，这是受制于宽泛文化环境并直接影响交际的环境。”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信息的准确和情感的恰当至关重要，因此，当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人交流时，对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准确的把握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就商务交流来说，持久的和谐的合作关系依赖于情感的对等。因此，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的情感对等是跨文化交际中更深的一个层面。因为一般而言，商务交流很少是一次性交易，它有赖于相互沟通，相互促进。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跨文化商务交流日益增多。伴随着跨文化商务交流的增多, 在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方面出现了诸多的交际障碍。特别是情感对等方面, 在高语境国家和低语境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基于此, 本文对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实现情感的对等提出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商务交流,情感对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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