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可译性（精选9篇）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篇1
摘要：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一直被认为是翻译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本文试以一些文学翻译的具体实例, 分别从文学语言、风格、文化内涵等角度重视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关键词：符号学,文学,可译性
可译性问题一直是翻译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至今未达成共识。文学翻译作为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一块, 其可译性问题更为许多学者津津乐道。本文试以一些文学翻译的具体实例, 分别从文学语言、风格、文化内涵等角度重视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一、文学翻译的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家矛盾说:“文学的翻泽是用另一种语言, 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文学, 从本质上说, 是一种艺术;文学翻译, 自然也该是一种艺术实践。文学作品不单单是事物的概念和情结的记叙, 更具有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意境, 即通过艺术的形象, 使读者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强烈的感情。文学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究其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文学翻译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的词汇量大, 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单纯, 译文很大一部分是公式和符号;二是文学作品内容丰富, 如一部小说会涉及到自然风光、风俗民情、社会背景以及人物描写等;三是文学多是描写性的语言, 这和以叙述性语言为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不同, 自然风光、心理变化和感情色彩很重的文字比较难译;四是文学翻译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决定了文学翻译的挑战性;五文学翻译尤为难译者, 是要传达作家的个性、艺术风格和韵味。怎样达到原文与译文最大限度的对等、原文的可译程度等问题都一直困挠着翻译家们, 也是翻译界争论最多的问题。
二、文学语言的可译性
由于在原话与译语的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 有时很难在译语中找到相应的概念或表达方式来表现原话, 但是, 我们应当承认语言本身的规律与特征所构成的不可译性是不多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些例句, 经过对语句进行语法意义的分析, 从而完整地译出了原句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所蕴含的信息。
(1) The town itself when approached across the desert is for all the world like a cinema city in the sand.
…看到它活像一座为了拍电影而在沙地上搭起来的布景城市。
(2) A crashing thunderstorm, with thick rain hissing down from skies black as night, stopped Victor Henry from leaving the White House. (Herman Wouk, The Winds of War)
轰隆几声雷响, 从漆黑的天空哗拉拉下起大雨来。维克多·亨利无法离开白宫。
(3) Spring has so much more than speech in its unfolding flowers and leavers, and the coursing of its streams, and in its sweet restless seeking! (John Galsworthy, The Apple Tree)
春花怒放, 春水奔流, 春天欢腾地无休止地追逐着, 这一切都比语言要丰富得多。
三、文体风格的可译性
原作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文体的语言本身, 还存在于文体风格等方面。风格的精神实质, 即为作者人格的反映, 它虽然难以把握, 但它最终是通过可以具体为人感知的物质构成要素表现出来的。海明威文字简练, 意在言外的风格常常表现为句子的简短和全部连接词的省略。如他在《印第安人的营房》中的一段描写:
(4) The sun was coming over the hills.A bass jumped, making a circle in the water.Nick trailed his hand in the water.It felt warm in the sharp hill of the morning.
太阳露出山头。一只鲈鱼跳起来, 使水面泛起一圈涟漪。尼克把手伸到水里, 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 水摸上去很暖和。
这里译文同样句子简短, 连接词省略, 把海明威的风格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由此可见, 风格的载体是具体的。译者大可不必空泛地去追求原作的风格, 只要正确地译出原语信息的多种意义, 原作的风格自然会自己照顾自己, 无声无息地溶入译文, 使读者受到感染。
四、从跨文化角度探讨可译性
作为一门艺术, 并且是高难度艺术的文学翻译, 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着实给翻译更增几分艰辛, 也令译者为求精确更增几多愁绪。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文字作品中文学符号的指称意义, 言内意义及语用意义所蕴含的文化中, 努力探索原语和目的语之间文化传递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 翻译在实际运用中不可能只固定于一种模式或原则, “异化”与“归化”应该可以在实际运用中灵活操纵, 并得以相互交融。如归化和异化的运用可以根据接受对象的不同而择取。
(5) “呸, 你这死乌龟, ”湘云笑道, “阿弥陀佛, 刚刚儿的明白了, 那起坏人的嘴, 太太还不知道呢, 心顺了, 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 就没有忌讳了。”
“Holy name!”Said Xiang Yun, “she understands.For you know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like, your Iadyship if they feel welldisposed towards you, they'Il make you out to be a saint, but if they are not, then Heaven help you.” (曹雪芹《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译文)
这里将阿弥陀佛泽作Holy name, 是采用归化手法, 便于西方读者接受, 将“菩萨”译作“saint”也是同样道理。
而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些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时, 我们有必要作一些归化的手法, 如:
(6) “You don't want to lose Larry altogether, do you?”she shook her head. (S.Maugham.The Razor's Edge, P.256.)
“你不想完全丢掉拉里, 是吗?”她点头。 (周熙良译《刀锋》, P245)
这里的文化差异在于:回答否定问句时, 英美人是着眼于所问的内容, 而中国人则着眼于问话本身的正确与否。
总之, 翻译时要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以获得原文与译文的最大限度的对等。对于可译性问题, 由于语言之间的共性, 文学翻译是可能的。实际上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无数的译者都在为把不可译的变成可译的, 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深层意义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而完美的翻译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2]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C].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3]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篇2
翻译:一门调解文化冲突的艺术-以《红楼梦》英译为例谈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在梳理了翻译界关于可译性观点的基础上,文章首先肯定了文化的可译性,而<红楼梦>中大量文化因素的成功翻译也证明了这点,同时指出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文化信息的损失,文化的可译性只能是个限度的问题,这是翻译实践中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研究和探讨文化的可译性限度,寻找其解决的方法,对于有效地提高译文的质量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红楼梦>的两个英文全译本中译者所体现的翻译思想和实际的翻译技巧为我们进行文化翻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最后指出,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的损失不可避免,但随着文化交流和渗透的不断深入、译者自身文化素质及译文读者对异域文化接受能力的提高,文化可译性程度必将越来越高.尤其在当今的世界发展形势下,把我国悠久的民族文化介绍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 者：赵晓辉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重庆400031刊 名：四川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年，卷(期)：200925(9)分类号：H315.9关键词：文化 可译性 红楼梦 文化损失 限度
浅谈中国古典诗歌的可译性 篇3
【关键词】 古典诗歌；可译性
【中图分类号】G64.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7-00-01
一、争论之声
中国古典诗歌堪称艺术的精华，为了使西方读者领略到中华文明的独特文化魅力， 数百年来众多中外译者致力于中国古诗的翻译。然而，由于中国古诗自身的特点及中西文化的差异，古诗英译困难重重，这也引发了关于中国古诗乃至诗歌究竟是否可译的争论。翻译家朱光潜也认为“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翻译，尤其是诗。” 哲学家金岳霖在谈到翻译时，也认为诗歌“差不多不能翻译”。尽管诗歌不可译的声音不绝于耳，仍然有许多翻译家把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并且在新的语境中，这些译作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认可。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就认为诗歌不仅可以翻译，而且译文甚至可以超过原文。
二、可译性论断
诗的翻译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困难的过程。首先是作品风格体现在内容与形式的诸要素中，要涉及处理题材、驾驭体裁、描绘形象、运用语言、注意韵律、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特色。许多翻译家经过实践，认为虽然诗的翻译如同给玫瑰花染色一样不易，但并非不可译。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过：“in spite of difference of soil and climate， of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law and customs on spite of things silently gone out of mind， and things violently destroyed； the poet binds together by passion and knowledge the vast empire of human society， as it is spread over the whole earth， and over all times.” 正因为诗人的灵感不受国界和时间的限制，可以互相沟通，不同语言的诗歌也是可以互译的。只要我们对于原诗的思想感情、意境、韵味有深切的感受，引起心灵的共鸣，同时，对于本国语言及诗的韵律能够很好掌握，运用自如，能够运用本国语言及其韵律之美， 把原诗的思想、感情、意境、韵味全部表现出来，那么翻译诗歌并不是不可能的。
三、可译性限度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语言结构、文明程度、民族文化等的不同，由此产生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刘宓庆在《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从认知、思维、语言和文化四个维度对语际转换中的源出语的可译性限度进行了论证， 继而提出了可译性限度的理论依据， 即：“同构的相对性及语言的模糊性”、“语际转换中的障碍”、表达法障碍和语义表述障碍及文化障碍。卡德福特认为诗歌具有不可译性，不可译性主要表现在 “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
诗歌难译，这在翻译界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古典诗词不仅音韵优美、精炼隽永、意境深远，而且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如夸张、比喻等，更加大了翻译的难度。因此，很多译者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过程中要么注重内容而忽略了形式，要么仅注重形式致使内容发生改变，因此往往让人误认为诗歌不可译。
四、实例分析及论证
中国古诗英译由来已久，下面仅以两首古诗英译的例子来论证诗的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的存在。《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回江东。”全文表现了诗人李清照对项羽的怀念和对当时赵宋王朝的深刻讽刺。秦末，项羽和刘邦争天下失败后有人劝项羽退回江东。他说：“我带着江东八千人出来，现在他们都死了，我一人回去，拿什么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呢？于是，就自刎于乌江。诗人写此诗时正值赵宋王朝被金兵侵略后，不想抗战到底，却随着逃过江东，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于是引起诗人对赵宋王朝的讽刺和对项羽的怀念如果只注重其形式，对原诗照字直译，那么诸如“人杰”、“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无法直译过来，也就不能表达诗文的内在含义。因此，须采用意译法加以处理。因此，就必须采取意译法，英译如下：
Be heroes while you are alive，
Be heroes even though you are dead.
The conqueror would not survive，
His men whose blood for him was shed.
再看一个例子。卢纶《塞下曲》之二：“林暗草惊风，将军夜行弓。平月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用的是飞将军李广的典故。李广一次出猎，见草中有石，误以为虎，一箭射出，连箭尾都射进去了。Bynner的译文是：
The woods are black and a wind assails the grasses，
Yet the general tries night archery---
And next morning he finds his white-plumed arrow
Pointed deep in the hard rock.
译者可能不知道这个典故，所以照字面直译，结果仅仅是传达了原文的内容。却没有表现出原文的美意。而下面的翻译就比较高明了。
In the dark woods grass shivers at winds howl.
The general takes it for a tigers growl.
He shoots and looks for his arrow next morn
Only to find a rock pierced mid the thorn.
由此可见，古诗的翻译，既要准确的反映古诗词的深刻内涵，尊重原著，又要考虑英语语言应用者的理解能力，并赋之以完美的语言形式，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以上古诗英译实例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诗是可译的，其可译性限度也是客观存在的。但翻译时会有某些特殊的困难，需要大家注意。
五、古诗英译应注意的问题
1.诗中专有名词的翻译问题。古典诗歌英译时，对全诗含义并非必要的专有名词是可以省略不译的。如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中：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And so ， dear friend， at Brown Crane” Tower you， Bidding the west adieu， Mid April and blossoms go， Till in the vast blue-green. Your lonely sails far shade no more is seen， Only on the skys verge the Rivers flow.
其中，扬州和长江，两个专有名词都故意略去不译。但是有些能够唤起读者感情上联想的专有名词，就不能随便删除。
2.诗中的典故翻译的变通问题。中诗英译时，诗中地名、人名、典故、对仗有时是不能直译的，需要变通。例如Bynner在翻译卢纶《塞下曲》之二时，可能不知道这个典故，所以照字面直译，没有变通，结果，译得“意似”，而没有传达原诗的“意美”。
总之，语言结构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古诗自身的特点，给翻译带来了诸多困难，但只要我们对古诗有深刻理解并把握其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我们就会找到最贴切、准确的词语、句式来再现原诗的语言风格和艺术形象。
参考文献：
[1]许渊冲，唐诗宋词一百首选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浅谈翻译的可译性 篇4
关键词：可译性,习语,文化
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存在由来已久。可译论者认为不同种语言间可以相互交流、理解、转换并达成共识;不可译论者认为真正的翻译是不存在的, 既然人类注定生活在不同的生存地, 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拥有着各自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 那么不同语言的民族便不能对等地交流, 也不可能进行翻译, 更不可能存在合格的翻译。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广泛传播, 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加速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 翻译在此间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本文拟从三个角度, 即哲学角度、英汉习语翻译实践角度与文化趋同角度来论证翻译的可译性。
一、可译论与不可译论之争
可译论与不可译论之争可以从“智慧之学”——哲学中找到其存在的根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具有共性和个性。可译论者抓住了事物的共性, 认为人类思想具有同一性, 认识和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 且任何一种语言的意义都打上了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印记。在翻译过程中, 翻译客体 (原作及其作者) 和翻译主体 (译者) 之间的沟通依靠的是共同的思维内容和思维规律, 而这种共同的思维规律是人类思维的共性, 强调人类的共性。不可译论者强调个性的差异。认为每种语言与文化有着其特有的内涵, 其间不可能等量转换, 翻译的结果必然是非等量的转变, 因此, 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不存在, 也即不可译。这种认识夸大了困难性, 否定了人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否定了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符合认识论。当然, 不可否认, 世界文化宝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差异性客观存在。在很多场合下, 翻译中确实不能完全表达原文中的某种要素, 而要用形式上相差很远的要素去替代, 或放弃其形式上的对等而只力求内容上的重现, 这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不谋而合。从理想翻译的精确度来讲是欠缺的, 但作为译者只能尽可能地减小由于这种欠缺而造成的译语读者的理解欠缺。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认为翻译是可能的、可行的, 承认翻译的可译性。历史上不胜枚举的优秀译作也可证明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确实可译, 只是译者在期间所承受痛苦和压力是无法比拟的。翻译学习者或想以翻译为事业的人不能因为其过程的艰难而将其认为不可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 经历了大同小异的社会发展阶段, 物质世界的共同性、社会发展的相似性、人类思维和情感的共通性形成了各种文化和语言的相融性和相通性。[1]p149世界上大致存在3000种语言 (也有人认为有5 00 0种) , 语言学上根据各种语言所处地域大致分为东、西语系, 再细分为八种语族, 即波罗斯拉夫语族、印伊语族、亚美尼亚语族、阿尔巴尼亚语族;凯尔特语族、意大利语族、希腊语族和日耳曼语族。
由此可见, 世界上的语言因为有其相似性 (similarity) 才能归属于相关语族, 同时证明了语言是以共性为大背景, 以个性差异为特色, 共性与个性相辅相成, 相互制约。共性的大背景为可译论提供了可能, 个性差异则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便有个性差异的阻碍, 翻译仍可进行。
金圣华女士在《桥畔译谈》中将翻译比成一座桥。桥的两端是有着不同习俗风尚和语言文化的两个国家。“译桥”林林总总, 种类繁多, 有的凌驾于湍急奔放的溪流之上, 有的则筑在滔滔巨川之上 (金圣华《桥畔译谈》“自序”) 。[2]不论是溪流还是巨川所指的应该是两国语言文化、习俗风尚在不同层次上的差异:前者是差异小的习俗风尚;后者是差别悬殊的语言文化。例如, 习语便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 可称之为“巨川”。汉语中我们用“骨瘦如柴”来形容人很瘦, 但在英语中却要用“as lean as a rake” (瘦得像个犁耙) ;再比如, “佛要金装, 人要衣装”转换成英语时要用“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来表达。由以上两例, 不难看出虽然两种语言中所使用的形式不同, 但却能表达相同的内容。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习语尚能相互转换, 那么其他的语言现象要进行翻译必然可行。鉴于习语的特性, 在本文中, 试从英汉习语差异的角度, 即个性差异的角度, 来验证两种语言之间的可译性。
二、英汉习语差异与翻译可译性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 一个民族的机敏、智慧和精神全反映在它的习语里。何谓习语?习语是某一种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 一般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和典故等等。既然习语是一种独特且固定的表达方式, 那么若两种语言中的习语所体现的独特差异能够相互转换, 则大可以证明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可行性。合格习语的翻译要求是:要达到译文与原文之间意义相符、功能相似, 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和语体, 又能使读者欣然接受。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 包含着大量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习语。习语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了文化方面的差异。
首先, 地理环境的影响。大多习语的创造者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英国航海业的盛行使其在历史上具有“日不落帝国”称号, 许多英语习语来源于航海业, 基本与水、船有关。起先这些习语由水手们口口相传, 因言简意赅、表达力强被陆地上的人们所运用, 并在更广的范围来比喻类似的事物, 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习语。例如, to sink or swim (不论成败) ;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奋力图存) ;to know the ropes (内行) ;all at sea (不知所措) ;[3]p77smell fish (值得怀疑的情况) 等等。我国绝大多数国土位于内陆, 长久以来以农业为主, 因此在汉语中有很多的农谚, 例如, 挥金如土 (waste money like water) , 力壮如牛 (as strong as a bull) ,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等等;此外, 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到某一物产的生长, 例如英国的潮湿气候有利于菌类和野果的生长, 于是在英语习语中有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等, 而在汉语中则常用“多如牛毛”和“雨后春笋”来表达相似概念。由此可见, 两种习语所表达的内容一致, 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 其表达手法不同而已。
其次, 风俗习惯的差异。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 所表达的意义相似, 但选用的动物名称却大相径庭, 例如胆小如鼠 (as timid as a hare) , 鸡皮疙瘩 (goose-flesh) , 狐假虎威 (ass in the lion’s skin) , 非驴非马 (neither fish, nor flesh, nor fowl) , 瓮中之鳖 (a rat in a hole) 等等。[4]p138以上这些耳熟能详的汉语习语中的老鼠、鸡皮、狐狸/老虎、驴/马、鳖在英语习语中均被野兔 (h a r e) 、鹅肉 (g o o s e-f l e s h) 、驴/狮子 (a s s/lion) 、鱼/家禽 (fish/fowl) 、老鼠 (r a t) 所替代。这与两个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有着紧密地联系, 那么在翻译时, 译者应该要将源语中的相关要素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要素。
再者, 宗教信仰的不同。在英语国家, 人们信奉基督教, 相关的习语有:Go to the hell! (滚蛋!) , God bless you! (上帝保佑你!) , Damn it! (该死的!) ,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一贫如洗) , paint the lily (画蛇添足) 等;佛教传入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我国有不少追随者, 与此相关的习语也不少:借花献佛, 临时抱佛脚, 回头是岸, 立地成佛, 普度众生, 佛头着粪等。
以上是从英汉习语差异的对比层面来对翻译的可译性进行了论证。不难看出, 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 与文化紧密相连。在某种语言中, 习语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 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它能最集中地反映该语言的文化特色, 民族文化色彩最浓。那么接下来拟将翻译的可译性论证放到文化层面上进行验证。
三、文化趋同与翻译可译性
圣经上说, 为维护上帝的权威, 上帝使用不同种语言将人类隔离开来, 阻止他们修建通天塔。或许从那时起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外语”。上帝的旨意是人类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人, 感恩于他的创造, 彼此之间使用不同的语言。语言不通便不能交流, 不能交流就不能合作, 不能合作就不能发挥人类的力量改造世界。若我们“认命”、服从上帝的安排, 就这么隔离着, 便不可能出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地球村”。“地球村”里的人现在可以交流, 可以合作, 可以发挥力量改造世界。那么是什么能让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交流呢?“翻译”使之成为可能。上帝创造的人类不仅有聪明的大脑和智慧, 而且还也那么一点不“认命”和“叛逆”。翻译者就是这样一个不惧怕困难的“叛逆者”的群体, 他们拉近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人民的距离, 缩小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由此, 语言翻译可以称为文化交际的桥梁。
吕斌在他的《文化进化导论》中说过:“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 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于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着, 文化趋同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5]p234-235换句话说,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是静止的, 而是随着社会的演变发展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 这种动态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文化的趋同。[6]p3
“中外合语”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文化趋同和语言融合的典型例证。所谓“中外合语”, 是指在说中文时夹杂进外语 (主要是英语) 的语词、语调甚至体势。[7]p 9如在生活中有“D V D”、“V C D”“K T V包房”、“卡拉O K”、“C T室”、“G D P增长”等。反之, 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英语中, 例如炒饭 (C h a o f a n) 、磕头 (k o w t o w) 、阴 (y i n) 、阳 (y a n g) 、功夫 (k u n g f u) 、旗袍 (c h e o n g s a m) 、唐装 (T a n g costume) 、麻将牌 (mah-jong) 等等。
包惠南认为文化趋同对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双重的, 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文化的不断交流趋同, “地球村”上人类共性的认识正在逐步扩大, 各民族之间的特殊性的差异正在相对减少, 预计之间的可译性限度也日益缩小。另外, 在文化趋同的过程中, 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局部的交叉、碰撞冲突, 从而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 正如奈达所指出的:“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由此可见, 随着文化趋同的发展, 翻译可译性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 足以证明其可行性。
综上所述, 作为学习翻译的学生或者作为从事翻译的工作者, 应如勤恳的修桥者, 为力求将两岸的美好风光展示出来, 自然要经受风雨的洗礼, 为搭建一座优美的译桥奉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切不可夸大两国语言的差异性而否定翻译的可译性。翻译作品的好坏在于译者对于翻译的态度, 许多译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证明了翻译的可译性, 译者就不应该知难而退, 用“不可译”将翻译过程中的难点推却干净, 而应该迎难而上。只有这样, “地球村”里的人们才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 弥补“差异”给人类带来的不便, 使世界从各种民族的个性内涵的角度呈现出整个世界的完美!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
[2]张维友.英语词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8
[3]刘玲慧.从英汉习语互译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 (2)
[4]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2
[5]吕斌.文化进化导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篇5
“新话”和翻译风格
单字的翻译是一切翻译事业的起手功夫。单字翻译作为翻译的起点,是每个译者都应关注的重点。词的翻译也是一名译者翻译风格的重要体现。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创造了大量的词汇,并引入新话(Newspeak)这一概念。新话在《1984》中随处可见,尤其能体现出奥威尔在用词上的习惯特点。
作家的用词习惯是译者采用译法的关键参考因素,所以在翻译《1984》前必须读透这部分内容。新话语法的特点之一在于它的规律性。两位译者的译文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体现出了新话中词的简单堆砌。但两者进行比较后,可以看出:董乐山用词更为直接,也更简洁。奥威尔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这与他在BBC的工作经历有关,他自己也曾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我为什么要写作》)”。在新话的翻译上,董乐山较好地还原了原作的风格;刘绍铭的译文更为典雅,但稍显繁复。
单字翻译,是翻译的起点,也是一切翻译的精髓。在语法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采用直译,能最大程度的还原原文的表达效果,即还原原文的风格。
句法与翻译风格
句作为翻译的另一个出发点,在句法上,由于中西方存在的思维差异,译者往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在调整中也就造成了风格的差异。
It was a bright cold day in April,and the clocks were striking thirteen.Winston Smith,his chin nuzzled into his breast in an effort to escape the vile wind,slipped quickly through the glass doors of Victory Mansions,though not quickly enough to prevent a swirl of gritty dust from entering along with him.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董乐山译)
四月中明朗寒冷的一天。钟楼报时十三响。风势猛烈,温斯顿.史密斯低着头,下巴贴到胸前,不想冷风扑面。他以最快的速度闪进胜利大楼的玻璃门,可是狂风卷起的尘沙还是跟着他刮进来了。(刘绍铭译)
这段文字是《1984》开篇第一段,由这里我们就可以瞥见奥威尔的写作风格。董乐山在符合中文习惯的基础上尽量保留了原文的格式,更贴近原文。刘绍铭语言生动,很有个人风格。两位译者在开篇的翻译上各有特点,都在符合中文的同时较好地保留了原文的句式。
归化中翻译风格的体现
在涉及中英文化存在差异的内容时,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译者将原文内容归化。但在不同的译者面对相同的文化差异的内容时,有的会选择异化,还有时在同样采用归化时,都会产生较大的差异。
It was only an'opeless fancy.
It passed like an Ipril dye,
But a look an'a word an'the dreams they stirred!
They'ave stolen my'eart awye!
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痴想
消失起来像春天一样快
可是一句话,一个眼色
却教我胡思乱想,失魂落魄!(董乐山译)
本来不存希望,
心事化作春泥。
谁人巧言令色,
使我意马难收?(刘绍铭译)
董乐山尽量保持原文意义的同时,将原文翻译为现代诗。而刘绍铭则译成了一首古诗。“译诗除了传达原诗内容之外,还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形式和音韵。(许渊冲)”原文的每句的单词词数皆为6个,刘绍铭的译文每句也是六个字。刘绍铭在此处“舍意而取形”,将原文转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是在风格方面做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在原文中,这段诗是一种叫做写诗器的机器编写出来的,机器撰写的文字一般更注重形式,而不是内容。刘绍铭的这种尝试反而显得更忠于原文,又具有一定的观赏性。
结语
在翻译过程中,影响译作风格的因素主要有:译者的翻译观、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译者的语言。董乐山本着从每一词落实翻译,力求忠信原文,他还对原著作者乔治.奥威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又将自身在经历融于与之相似的《1984》。在种种因素的交错融合之下,这部译作达成了较为理想的“自然对等”,最终广为中国读者接受。刘绍铭创作以散文为主,兼事翻译。所以他的更多地添加了自己的风格,更像是一次再创作,他的译文文字优美,非常具有观赏性。
风格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译的。还原风格的方式也并非只有模仿句式以求“形似”的翻译法,通过归化达成的“自然对等”也是一种还原风格的方式。对于风格的还原,译者应当“量力而行”。翻译前还应当深入研究原文。若无力还原原作风格,翻译出自己的风格也未尝不可。一部好的译作自然有好的风格,好的风格是建立在译者自身扎实的语言功底,对原文的深厚理解以及合适的翻译手法上的。
摘要：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历来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以董乐山的译本为研究主体,将其与刘绍铭的译本进行对比,由浅入深,从词汇、句法、文化三方面研究译者的翻译手段,分析其翻译风格,探究风格的可译性。
关键词：翻译,风格,归化
参考文献
[1]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four[M].Signet Classics,1950.
[2]董乐山.一九八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从认知角度看翻译的可译性 篇6
关键词：翻译,认知,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问题一直以来就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可译论认为, 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身和改造自身过程中的产物。因此, 在同一现实世界下形成的民族文化虽然种类各异, 但共性多于个性。人们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在思维认识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因而具有认知表达功能的语言在不同民族的交往中具有可理解性, 这是翻译的基础, 也是可译性之所在。而不可译论认为, 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语言和符号的不同, 而在于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不同, 更强调语言对思维世界的支配和主导作用。不同民族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 因而对事物认识的角度也不同, 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词语难以一一对应。再则各种语言都有独特的音系结构、词语结构和修辞结构, 由这些语言因素组成的语言风格是不可译的。因此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实质上是不可能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 (Humboldt) 说所有的翻译看来只是一种要解决不可解决问题的尝试。”每种文化及其语言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着自己的不能被替代的个性, 每个民族的语言沉积着该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特点和思维习惯, 有着许多独具特征的词汇和语法结构, 因此原文语言中有许多含有独特感染力的词语很难传译到译文中, 尤其是通过语音形式表达的思想感情及作品的独特风格往往难以传译。
一、可译性的定义
一种语言文字是一定区域内国家、民族或部落的人群进行物质生产社会活动的特征反映, 各区域各民族的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不同, 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族文化的差异, 这种差异又会成为语际翻译的障碍, 即形成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对于这一问题, 绝大多数的翻译理论家都赞同卡特福特 (J .C. Catford) 的观点:“可译性确实更像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二分体。原语的文本或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 而不是绝对不可译的。”
许钧在谈翻译的基本层次时指出, “当各民族语言起源时, 虽然处于各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则是一致的。正因为这一共性, 各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千差万别的情况下, 才可互译。”
刘宓庆先生给可译性的定义为:“可译性指双语转换中原语的可译程度。”他的理论依据一是认识所指的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 同构是人类意识相通的基本的思维结构机制, 是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的基本依据; 二是思维形式的同一性;三是语法差异的规律性及语义系统的对应性; 生文化的相互渗透性。
总之, 不同语言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相关的等值成分或相关的语境特征, 用任何语言表达的信息, 都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 这就是可译性。语言之间之所以存在可译性, 是因为人类在表达概念和思维时存在广泛的共性。
二、可译性的理论基础——语言的共性
人类虽然从属于不同的民族, 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正如王力所说:“语言具有民族的特点, 而思维则具有人类的共性……唯其具有人类共性, 所以通过语言的翻译, 不同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几千年的翻译史告诉我们, 翻译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要的。它是不同民族文化交往的桥梁。首先,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 是人们借以在进行社会生活中交流的工具。语言内容既反映着人们的生产活动, 又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其次, 语言的差异只是人们用不同的认知工具来对同一认知对象 (现实世界) 的表现形式。认知方式虽然不同, 但为了反映事物的本质, 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为意义交际的平衡。同一现实世界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 现实世界是思维的基础所以思维是统一的, 思维规律也是相同的。因此, 不同民族在认知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也必然是基本相同, 所不同的是, 他们在认知和表达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即: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基本相同的知识和经验。反过来说, 人们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同样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思维与存在是同一性的。在各种语言中, 共性是广泛存在的, 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认知对象是同一个, 人们的认知方式却各不相同。我们可以适时引入“范式”这一术语深入分析。范式一般指模式、模型和范例, 在Kuhn1970年出版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将它具体定义为“符号通式、共同信念共有价值和范例”, 它受到语言社会习惯的影响。正如Sapir所言, 如果一个人可以不运用语言而使自己基本适应现实, 或以为语言仅仅是一种解决特定的交际问题或思考的随行工具, 那完全是一种错误。事实上, “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团体社会习惯基础上的。”
在人类的认知进程中, 范畴化是语言与文化共同进步的标志之一。最原始的范畴化是一种身体与外界现实世界的互动, 而“不是显意识的产物”。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程度的加深, 认识范畴体系进一步完善, 语言的范畴化体系内嵌入了人的认知无意识当中。在语际转换中逐步由各式各样的结点联成网络, 将各种关联归入某一图式框架之中。就翻译而言, 在语际转换的过程中, 由于原语与译语的语言范畴体系不同, 译者必须调动两种语言各自的范畴体系。如果对应就用对应的范畴体系, 如“书本”翻译成“book”。如果不对应, 就要实施在范畴化的翻译策略。如“Indian meal”, 不能直接翻译为“印第安饭”, 而要翻译为“玉米粥”。可见在同一个图式框架之下, 各个接点有着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而且有时彼此界限并不分明, 具有很强的迷惑性。这一切都要求译者认真对待跨文化间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 情感影响等等因素。
三、可译性的限度问题
由于语言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不同, 两种语言的互译存在可译性限度问题, 我们在确定语言是可译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可译性不是绝对的, 它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中并不是处处存在着信息相通的通道, 这就限制了有效转换的完全实现。这种限制, 即所谓的“可译性限制”。具体表现在语言和民族文化两大方面,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异化和归化、音译和意译及损失和补偿等策略, 使不可译朝可译性转化。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决定了语际之间是可以转化的, 然而由于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 翻译中的可译性只能是相对的, 存在着一定限度, 在语际的转换中原文的艺术特征和文化特征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失。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 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四、结语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及其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 因而不同语言间的交流是可能的, 这是可译论的基本思想。而不可译论者认为: 由于语言结构、思维方式、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 不同的语言是不可能表达出完全相同的意思的。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表现出一种更为理智和客观的态度, 不能片面地强调翻译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一方面, 由于人类经验具有相似性, 人类文化具有相通性, 语言都具有认识新事物、新环境的功能, 翻译不但是可能的, 而且已经在各国家各民族的交往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看到, 由于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都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不同语言间的翻译必然会有不可译现象的发生。正如学者张今所说, 在战略上我们要坚持可译论, 但在战术上则要承认可译性也有一定限度。傅仲选先生将不可译性分为绝对不可译性和相对不可译性, 卡特福德则根据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把它分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
因语言本身造成的不可译性是真正的不可译性, 即绝对不可译性;而特有的文化现象本身是可译的, 只是译语中一时缺乏相应的表达方式而已, 这种不可译性是暂时的, 即相对不可译性。随着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增进, 这种不可译性会逐渐变成可译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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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的可译性 篇7
可译性强调, 人类在思维认识等方面存在许多共性, 使得各种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 成为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交流和翻译的基础[1]。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 可译论者认为, 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一切都能被译为另一种语言。
不可译性强调在翻译过程中, 由于原语和目标语之间不同的语言文化因素, 不同的社会背景、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基于以上认识, 不可译论者认为, 从事翻译就等于是解决一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尤金·奈达 (1996) 在其著作Translation:Possible and Impossible中, 从宏观上、从语言和文化的本质上阐明了翻译的可能和不可能。总的说来, 翻译是可能的, 但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做到“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物”, 而不能做到“完全充分的翻译”。卡特福德 (J.C.Catford) (1965) 在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从微观上、从语言和文化的具体差异上来分析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他根据翻译的层次把翻译分为完全翻译和有限翻译, 这表明他认为翻译是有限度的[2]。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看出, 以往无论是可译论者还是不可译论者对待翻译就好比两个极端, 一个是绝对的可译, 另一个是绝对的不可译。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绝对性的错误, 从而采取了相对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 我们要坚持可译论, 而且这种可译性是有一定限度的, 也就是说不可译性是存在的, 但是可以实现从不可译到可译的变通。
1 认知范畴理论下翻译的可译和不可译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有认知基础的, 人类对客观世界进行分类, 这种分类的过程就是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因而, 一种语言可以视作一个认知范畴, 即概念系统 (语言、文化、思维等的集合) 或称概念域, 运用于翻译中时, 原语便是一个概念域, 目标语也是一个概念域。据此, 笔者给出翻译的一个认知定义:翻译是用一个概念域去解释另一个概念域, 实现语言和文化 (思维) 的双向贯通, 其本质是一个认知范畴到另一个认知范畴的转换。因而, 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一个语码转换的过程, 仅仅是停留在语言形式的单向贯通, 忽视了语言的认知特点。
我们讲翻译实践就是实现范畴到范畴的转换和贯通, 而这种转换和贯通是依靠心理通达实现的, 这里的心理通达的基础是认知图示 (schema) , 即存在于人们经验中的知识结构。在范畴转换和贯通的过程中, 当一个认知图示为两个认知范畴共有或存在的时候, 转换的过程会简单容易, 可译性限度便会减小;反之, 一个认知图示不为两个范畴所共有, 你有我无或我有你无又或该图示不存在于两个范畴的交叉集合部分, 转换的过程会复杂困难, 不可译性便产生。这便是笔者给出的可译和不可译的认知理据。具体来看:
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创造的文化、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思维认识等方面会存在许多的共性或相似性, 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图2、图3, 甚至是重合一致, 如图1。假设A、B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范畴, 当一个认知图示既在范畴A又在范畴B的时候, 会出现如图2、3所示, 图1是最理想的情况, 即范畴A和范畴B对待同样一个事物的概念系统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 范畴的共性 (认知经验的相似性以及文化思维的相通性) 决定了语言的可译性, 而且这种可译性的实现较为简单顺利。例如:
但是, 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也是普遍存在的, 人类从生活中获得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不同的认知模型, 这些不同都会对人类认知能力产生影响, 出现认知范畴不一致的现象, 这种不一致的现象还同样体现在语言上。这种差异性表现为你有我无、我有你无, 就是说要么完全不同, 即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 在另一范畴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认知经验或知识结构, 如图4所示, 要么两个范畴有部分重合, 但所要描述事物的概念系统不属于重合部分, 如图5所示。在这两种情况下, 不可译性便产生, 可译限度或障碍增大。
人类在生活中认知经验的共性决定了语言是可译的, 其个性或差异性的存在又导致了不可译的出现, 然而, 不可译是相对的, 只要找到限制可译的因素, 问题便迎刃而解。
2 实现不可译到可译变通的认知途径——顺应&关联
既然不可译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会有途径和方法实现不可译到可译的变通。也就是说, 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逾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将“不可译”变为“可译”。
基于关联理论与顺应理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冉永平尝试性地提出顺应—关联性模式[3]。如图6。
根据以上图示, 不管说话人还是听话人, 都需形成一定的语境假设或根据语境关系形成关联假设, 帮助说话人进行最佳关联选择, 最终选择话语形式或选择语用策略, 或帮助听话人进行以最佳关联为取向的选择, 确定与说话人交际意图相一致的推理结果[3]。
成功的翻译实现的应该是语言和文化的双管齐下。Gut (1991) 提出的关联理论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一个寻找最佳关联的过程。然而根据顺应-关联模式, 笔者认为, 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认知全过程:原文-多个语境假设-不断顺应 (推理&筛选&建构) 最佳关联-译文。整个过程包含两种情况, 分别对应可译和不可译。翻译过程中, 进行到第三步, 如果认知经验或知识结构为已知, 那么通过推理和筛选便可得出最佳关联, 最终得出译文。但如果认知经验或知识结构为未知, 那么得通过建构一个认知图示才能进行到最佳关联这一步。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建构可以习得。不难看出, 最关键的在于顺应这一步, 而决定顺应过程难易的是语言和文化障碍, 相比文化障碍, 语言障碍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消除, 较为容易。我们遇到的不可译问题几乎是文化障碍所致, 因而, 翻译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文化差异, 因为文化因民族和地域存在“人有我无、人无我有”的状况。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可以运用顺应关联理论来解决实际的文化障碍。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我们可以把鲁迅小说中的“豆腐西施” (Bean curd Xi Shi (note:the name of a famous beauty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 译为“Helen of Troy”。西方文化中根本没有“豆腐西施”, 但没有人不知道“美神海伦”, 因为二者都指“美女”, 这种通过推理的顺应实现了效度和信度的最佳关联。再如, 民俗习惯方面, 端午节的习俗是包粽子, “粽子”怎么翻译呢?在英美是没有粽子的, 所以我们选择音译加注释:zongzi (glutinous rice (糯米) wrapped to form a pyramid using bamboo or reed leaves) 。这种音译加注释的翻译便是通过建构的顺应-关联实现的。这里的建构专指建立一个本身可以被习得和认知的概念。
3 结束语
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导致可译性限度的存在, 绝对的可译和不可译是不存在的。该文运用认知语范畴理论和顺应-关联理论分别探讨了可译性限度以及实现从不可译到可译的问题, 人类认知范畴的共性和个性决定了“可译”和“不可译”的同时存在, 而通过顺应到最佳关联又能实现从不可译到可译。最终发现, “可译”与“不可译”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而且从“不可译”到“可译”的实现可以帮助我们发掘翻译中的不足之处和需要努力的方向。
最后本文以约翰·卡特福德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事实上, 可译性表现为一个渐变体而不是界限分明的二分体。原语的文本或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 而不是绝对的可译或者是绝对不可译的。因此, 不可译性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可以转化为可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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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障碍与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篇8
翻译理论中的所谓“可译性” (translatability) , 指双语转换中原语的可译性程度。人类认识所指与思维活动形式的同一性构成了语际转换信息通道相通的两个最重要条件。人类思维的内容与基本形式是同一的, 因此, 在转换中的语言是可译的 (translatable) 。可译性限度产生于语言家族之间的非相似性。但在语言的各层次中并不是处处存在着信息相通的通道, 这就限制了有效转换的完全实现。这种种限制, 即所谓可译性限度。
语际转换中的可译性障碍主要有五种不同的情况。它们是:语言文字结构的障碍、惯用法障碍、表达法障碍、语义表达障碍和文化障碍。
文化障碍与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
可译性限制中最常见的因素是文化障碍, 同时它也最忌简单处理。语言中的文化信息符号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系统 (a system of symbols) , 这个系统以散点式结构广泛包容相互交织和渗透的信息符号。这些信息符号主要包含在五个方面:
(一) 民族意识化符号
语言中的民族意识化符号, 包括产生这一文化的民族的一切观念形态方面的语言信息。它往往具有折射性, 间接的反映一种文化的观念和形态, 而非直接反映。如“天诛地灭”反映的是中国思想里对于天道的权威性肯定, 而judgment of God (上帝的审判) 说明了西方人信奉基督, 并肯定宿命。
(二) 民族声象化符号
民族声象化符号包括语言音位系统和文字系统, 其中丰富的声色词、形象性词语, 和以听觉、视觉为感应媒介的词语 (包括:俚语、俗语、歇后语和象、声、色描摹性词语) 具有最强的象征性。如:一只碗不响, 两只碗叮当和wild goose chase就分别属于汉语与英语中具有强象征性的民族声象化符号。
(三) 民族社会化符号
人类社会包罗万象, 民族社会化符号也极为丰富, 反映民族风俗的特定说法, 反映人际、社会、群落、阶级的称呼, 反映不同民族的服饰语体、行为特征、生活方式的词语, 都属于这一类符号。比如洞房花烛、play knife and fork (饱餐一顿) 等。
(四) 民族地域化符号
语言中的民族地域化符号主要包括那些反映使用某一种语言的民族所在地的自然生态、气候特征、地域环境等文化内涵的词语。例如泰山北斗就突显了我国的地域色彩, 而Indian summer (美国某些地区严冬到来之前的一段很短的暖和天气) 则带有强烈的美国文化气息。
(五) 民族物质化符号
语言中使用的很多词语, 都跟人类的经济生活, 生产生活工作, 日常用品, 文化设施等息息相关, 富有这些文化内涵的词语, 便是语言的物质化符号。“湘绣”属于中工艺, 明显的体现了汉族文化色彩;而motel, 则是由美国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富有英美文化色彩的词。
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可译性限度在这五种信息符号的具体表现可以用词汇的内涵联想有别与词汇的内涵联想空缺两种情况来概括说明。
(一) 词汇的内涵联想有别
邓炎昌、刘润清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词的内涵 (connotat ion) 不同于它的字面意义 (denotation) ——基本的或明显的意义。涵义是词的隐含或附加意义。”
1. 英汉两种语言中, 都有许多与动物相关的比喻, 但是关于它们的内涵联想, 却大不相同, 这就导致了语际转换出现冲突, 而产生了可译性限度。如:龙的形象, 汉语中, 它代表了吉祥、前程似锦, 然而英语里, dragon却是一个负面形象, 表示邪恶。
2. 对色彩感受的差异, 也表现了不同民族对事物的理解差异。同一种颜色,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 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不同的人文背景和思维方式, 也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人, 对同一颜色的理解大相径庭。例如以下词语的英汉对比意义:green-hand (新手) 、yellow chicken (胆怯) 、yellow dog (卑鄙小人) 、green-eyed (嫉妒) 、in blue mood (忧郁) 。
(二) 词汇内涵联想空缺
萨丕尔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说:语言的词汇忠实地反映了它所服务的文化。民族文化总是不断地反映在其语言的词汇中。国俗语义差异引起的语义空缺可从民俗民风、文学历史典故、地域文化及文化价值观念等几方面造成可译性限度。
1.中国历史博大精深, 语言与中国的社会习俗、文化关联较大, 但在英语里, 却没有对应词。如:古时关于皇宫后宫嫔妃的称呼, 就较为复杂——皇后、贵妃、嫔、贵人等。它直白的反应了古时宫廷的等级差异。同样, 在英语中, 也有汉语里无法准确对应的词, 如英国古代与爵位等级相关的说法——duke, marquis, earl, viscount, baron.
2.许多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 也因各国文化环境不同, 而为各自民族所独有, 在目标语里找不到对应词, 造成可译性限度。如:诺亚方舟 (Noah’s Ark) 的引申义为避难所, 中国人大多不了解基督教历史, 理解起来就易有偏差。汉语里的俗语“事后诸葛亮” (to be wise after the event) 若直译成to be a Chukehliang after the event会令外国人大感不解。
3. 东西方所处的地域不同, 自然气候也各异, 从而形成许多地域文化的差异。同一事物, 因为根植于不同的环境, 而具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我国生产竹子, 于是和竹有关的说法特别多, 如:青梅竹马、雨后春笋。但在英译时, 英语词汇却没有竹的喻体, 只能借用其他词语来代替, 或者根本不译出“竹”:spring up like mushrooms (雨后春笋) , the game of childhood (青梅竹马) 。
4. 东西方的价值观念差异巨大。中国历来深受儒家礼节思想的统治, 重视等级。汉语中常使用敬词和谦词, 如:贵姓, 大作等。而英译过来的your name, your wrinting并不能反映这种恭谦之意。西方人喜欢使用幽默委婉的表达, 美国流行以瘦为美, 因此称呼胖人时, 通常避免使用fat, 而改说a big guy.
结语
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越大, 双语转换中所遇到的文化障碍就越大, 可译性限度也越大。而文化差异必然导致词汇空缺或不相对应。要弥合或缩小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 必须了解、掌握原语和译语国家民族文化心理因素、文化历史背景及相关信息, 翻译时应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方式, 在准确理解原语的前提下, 使翻译符合目标语的表述习惯, 提到翻译的接受度。
摘要：文化障碍是限制英汉翻译的最主要因素, 本文从文化障碍在语言中的不同符号以及英汉文化的差异来探讨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关键词：可译性限度,文化障碍,英汉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刘泌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2]覃士坎.英汉文化差异与翻译的可译性限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1期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可译性及其限度 篇9
1 语言比较与翻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要顺利完成这种转换, 就需对这两种语言进行比较, 把握其相同点和不同点, 尤其是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两种语言在表达顺序、结构、方法、修辞和用词等方面的较大区别 (Catford, 1965) 。语言在特定层面是可以比较的, 通过比较获知两种语言的特点, 在实际翻译中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它们, 重视每一个翻译难点, 并细心研究怎样用不同的语项来表达同样的思想, 从而避免“翻译综合症” (主要表现为译语中生硬晦涩的表达) 。如
(1) He wore dark glasses, and thick jersey, and stopped up his ears with cotton wool.
他戴黑眼镜, 穿厚毛衣, 耳朵里塞了棉花。
(2) 他是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在菲尔特出生的。
He was born in Furth on May 27, 1923.
(3) Nothing has happened since we parted.
我们分别之后, 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句中词汇搭配、词序和句序分别对翻译产生了影响。词汇搭配上英汉语通常不同, 英语词wear搭配范围广泛, 如句 (1) 中的wear glasses和wear jersey, 但汉语中“眼镜”和“毛衣”分别与“戴”和“穿”这两个动词搭配。词序上, 英语中地点状语常置于时间状语前, 两种状语都是从小到大排列, 而在汉语中恰恰相反。语序上, 英语中时间从句置于主句前或后均可, 但在汉语中较普遍的是先发生的事置于后发生的事之前。
因此, 若不比较两种语言, 就无法正确地翻译, 而只是直接翻译, 如译文“穿黑眼镜、戴厚毛衣”、“in1923 on May 27 in Furth”和“……, 我们分别之后。”以致于译语不符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刘宓庆, 1993) 。语言比较是翻译的基础。
2 可译性及其限度
可译性 (translatability) 是指双语转换中源语的可译程度。各个国家民族都有着自己独自的文化和语言, 但人们所处的客观外部世界是相同的, 人类有一些特定的共性。无论他们的种族、肤色、区域、国籍和民族有什么不同, 其身体结构、日常生活、思维活动、情感、追求、爱好和道德标准等大体一致, 这使人类在思维认识等方面有许多共性, 从而各种语言都具可理解性, 人们愿意并能够交流思想。而且, 各种语言尽管有不同的发音、拼写、语法和习语等, 但也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地方, 如表达思想的最小单位是句子, 句子的语法基本成分和功能大体一致:都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成分。这是语言的共性。 (周志培, 2003) 人类在思维和语言上的共性构成可译性的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相互渗透, 语言的可译性范围越来越广。
然而, 不同的语言也有大的差异, 它们不仅在发音、拼写和语法上不同, 更重要的是它们在表达方式和构词、比喻、押韵、成语、搭配等方面的语言习惯有所不同, 如前述的wear和“穿”。这也导致无论多么优秀的译语都与原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偏差。译语与原语之间存在少量差异, 只要不影响读者 (听者) 所获取的与原语几乎相同的概念, 这种差异就可接受。这是可译性的限度 (limitation of translatability) 。 (屠奕匀, 2006)
翻译是译语对原语的再度创作, 语言是可译的, 但其可译性又是有限的、相对的, 这种限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际间的有效转换。
3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可译性
语言中既有名词特性又有动词特性的那类词是动名词, 英汉动名词结构因英汉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而不同。英语有大量的形态变异, 而汉语缺乏形态变异, 从而英汉动名词结构在构成要素和语法结构上均存在差异。如例 (4) 、例 (5) 中的英语斜体部分和例 (6) 、例 (7) 中的汉语黑体部分都是动名词结构。英汉语中的动名词结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 因其既“动”又“名”的共性和人类文化的共性而亦具可译性。 (谢应光, 2000) 以例示之。
(4) For time turning the page, I can’t change my age.
时光流逝, 我无法改变自己的年龄。
(5) Madame curie's succeeding made the scientists of the day feel sure of her theory.
居里夫人的成就使当代的科学家们对她的理论确信无疑。
(6) 我反对晚上一点才睡。
I object to not sleeping until 1:00 at night.
(7) 一直没下雨才是他焦虑的主要原因。
He was anxious mainly because there was no rain all the time.
这里, 人类都有“谁都赞成”、“晚上一点才睡”、“居里夫人的成就”和“一直没下雨”这样的概念, 且不同语言的形式可以表达相同的内容, 因而例 (4) 至例 (7) 第一句中的动名词短语可以分别翻译成与之概念相同的不同语言表达 (例中第二句) 。可见英汉动名词结构是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一定形式的, 具有可译性。不同语言的表达能传递同一思想, 这就是翻译可译性的目的。
4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可译性限度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表达毕竟还是有思维或语言本身的区别, 因而其翻译是有限度的。上述例 (4) 中原语page和age押韵, 而翻译上在传递准确意思的同时无法兼顾这种修辞手法。例 (6) 原语中时间状语“晚上一点” (从大到小) 置于动名词“睡”之前, 而译语中状语until 1:00 at night (从小到大) 置于动名词sleeping之后, 而且汉语的“…才…”翻译成英语成了not…until…, 从而原语动名词短语与译语相同之中有不同。 (杨月蓉, 1999) 此两例分别是押韵修辞和语法上的可译性限度。还如:
(8) We hope for his saying that we should not lie.
We hope for his saying that we ought not to lie.
我们希望他说我们不应该撒谎。
(9) Would you mind my shutting the door?
我把门关起来你介意吗?
(10) 他喜欢帮助表妹。
He likes helping his cousin.
例 (8) 和例 (9) 分别体现了动名词结构在情态、语气上的可译性限度:例 (8) 原语中情态动词should和ought to在汉语中都译为“应该”, 但前者强调主观上的期望, 后者强调客观上的要求, 在译语中一个简单的“应该”二字无法体现这种差异;例 (9) 原语是一种简单的虚拟语气句, 话中带有客气、谦虚、委婉而礼貌的语气, 但译语没有体现同等的语气强度。例 (10) 原语的动名词短语中的“表妹”在译语中只能用cousin一词, 没有其他词可替代, 但实际上二者相差甚远, 英语中的cousin可以指堂 (或表) 兄弟和堂 (或表) 姐妹, 甚至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连性别都看不出。这是动名词结构在词汇上的可译性限度。
英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翻译有限度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此限度, 正确的态度应是尽力挖掘两种语言中的文化差异和语言表达差异, 将可译性限度降低到最小, 在最大化地映射原语意思的基础上用正确的译语形式进行翻译 (贾玉新, 1997) 。语言翻译只是一种信息传递的介质而已, 不是万能的, 它就是一个限度的问题。如
(11) You should avoid painting the lily to beautify the fl owers.
句中斜体动名词短语painting the lily是个典故。《圣经》中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被赶出了伊甸园, 她悔恨自己的过失, 不禁流出了眼泪。而这表示忏悔的泪水落到地上, 立即长出了百合花 (lily) 。而后西方人一直视百合花为圣花, 它象征着纯洁、高贵、美丽与吉祥, 他们不允许任何人亵渎这种象征纯洁吉祥的花, 因此在百合花上再涂抹色彩就被看做多此一举。在我们汉语中正好与painting the lily寓意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最佳表达是成语“画蛇添足”, 尽管二者在喻体和设喻形式上有各自的民族特色。不理解这些, 就无法正确翻译这一广泛使用的英语成语。
5 小结
英汉动名词结构的翻译既体现了翻译的深奥学问, 也体现了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导致的可译性及其限度。译者在实践翻译中需要克服巨大的跨语际障碍, 比较两种文化和语言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不断提高对文字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才能尽最大努力再现原语的风貌, 用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译语传递语言的内容, 促进跨文化交流。 (桂诗春, 2004) 经济全球化和中外交流的加深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 英汉语的可译性限度日益缩小, 可译性范围日益扩大, 这给英汉语动名词结构的翻译带来了便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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