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民事侵权责任

中医的民事侵权责任（共8篇）

中医的民事侵权责任 篇1

一、商标的涵义

“商标”为外来词, 英文称“trademark”, 我国俗称其为“牌子”。商标是全世界通用的法律用语, 但各国或国际组织对商标的定义并不相同。如《GATT知识产权协议》规定, “任何能将一企业的商品或者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的标记或标记的组合, 均应能构成商标。这类标记, 尤其是文字 (包括人名) 、字母、数字、图形要素、色彩组合, 以及上述内容的任何组合, 均应能够作为商标获得注册。即使有的标记本来不能区分有关商品或服务, 成员亦可根据其经过使用而获得的识别性, 确认其可否注册。成员可要求把‘标记系视觉可感知’作为注册条件。” (1)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 “商标或服务商标是指用以区别自然人或法人的商品或服务并可用书写描绘的标记。” (2) 《英国商标法》规定, “商标是指任何能够以图像表示的、能够将某一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来的标记。” (3) 我国《商标法》规定, “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 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 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 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笔者认为, 商标作为区别商品来源和服务项目的标记, 其确切的法律定义是指经营者对其 (包括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 商品包装、容器或者提供的服务项目上使用显著特征的文字 (字母、数字) 、图形、线条、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及其上述要素的组合, 用以区别其他商品或服务的可视性标记。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利用商标进行广告宣传, 可迅速打开商品的销路, 商标已成为经营者创立信誉和开拓市场的重要工具, 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相互沟通的重要媒介。

二、商标侵权行为的含义及具体表现形式

由于商标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很快成为被侵害的对象, 这不仅给商标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害, 也给消费者识别商品来源造成一定的困难。侵权行为是一种侵害或者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而商标侵权行为是指他人违反法律规定, 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未经商标权人同意擅自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 损害权利人合法利益的行为 (4) 。根据《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商标侵权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2.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4.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 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在学理上亦称为反向假冒侵权) ;

5.在同一种或者类似的商品上,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 并足以误导公众的;

6.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

7.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 并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 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8.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 误导公众, 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9.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 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 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三、商标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传统意义的侵权责任, 是指行为人因实施侵害或者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它是民事责任的一种。而商标侵权的民事责任, 具有知识产权的特性, 是指行为人侵害他人商标权, 依据相应法律法规, 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及其相应的司法解释, 并没有明确规定商标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但根据《民法通则》第118条的规定, 侵害商标权的民事责任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 停止侵害

当行为人正在实施侵害他人商标权的行为时, 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 以制止违法行为, 预防、限制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对于侵权人来说, 只要其行为具备违法性即构成侵权, 即应承担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

在审判实践中, 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在提起商标侵权纠纷的诉讼时, 一般会提出要求销毁侵权产品的诉讼请求。针对该诉讼请求, 不管是审判实务还是学术理论, 均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肯定说”认为, 销毁侵权产品也是停止侵害的一种具体方式, 若侵权构成, 法院就应当支持销毁侵权产品该项诉讼请求;而“否定说”认为, 销毁侵权产品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应当驳回。

笔者倾向“否定说”的观点, 理由如下:

1. 销毁侵权产品的诉讼请求并没有法律依据。

虽然《商标法》第60条规定, 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 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 并可处以罚款, 但此规定针对的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理, 是一种行政强制性处罚措施, 是商标侵权人承担的行政责任。从另一方面讲, 我国法律规定, 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只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时, 才可以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而并不是简单的销毁产品, 故销毁侵权产品的行政责任不能由法院用民事判决的方式予以支持。

2. 从法理上讲, 商标侵权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具有本质的区别。

民事责任是对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责任, 具有强烈的补偿性, 是为了实现对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救济, 恢复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 其主要是通过在商标权遭受实际侵害的情况下提供补偿的方式来保护。行政责任是公法上的责任, 是行为人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之后而应当承担的责任, 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管理秩序。销毁侵权产品具有明显的惩罚和制裁性, 具有较强的强制性, 属于行政责任的范畴, 故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程序过程中不宜裁判要求侵权人销毁侵权产品。

3.《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

法院可以作出罚款, 收缴侵权商品、伪造的商标标识和专门用于生产侵权商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财务的民事制裁决定。民事制裁与民事责任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又不同于民事责任, 民事制裁是国家对民事活动实行干预的一种形式, 具有惩罚性, 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和解或单方放弃, 其维护的是国家利益, 而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 权利人可自由处分, 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 故法院在民事裁判中不宜直接判决销毁侵权产品。

4. 从社会角度考虑, 销毁侵权产品明显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对于被控侵权产品来说, 侵权人可以用各种方法清除侵权商品上的商标标识, 然后予以再次出售, 这不仅可以实现侵权产品的利用价值, 也不会侵犯权利人的商标专用权。对于那些具有使用价值但无法清除商标标识的, 可以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救济困难群体, 如捐赠给红十字会、福利院、贫困山区、受灾地区等。

(二) 消除影响

商标是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重要标识, 是商标权人商业信誉的重要载体。侵权人对权利人商标的侵权行为, 不仅损害了商标权人的财产利益, 而且对商标权人的商标声誉造成不良的影响, 因此, 商标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消除因侵权行为给其注册商标造成不良影响的法律责任, 但前提是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对商标已造成不良影响。至于权利人提出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 赔礼道歉是指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对他人利益造成妨碍或损害后, 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正当, 向对方表示歉意进而请求对方原谅的一种情感表达行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适用赔礼道歉民事责任时, 所侵害的权利主要限于精神性人格权和著作权, 因为这些权利具有人身属性, 而商标权只是一种财产权, 并不具有人身属性, 故对侵害商标权案件而言, 权利人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 赔偿损失

这是商标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商标法》第63条规定,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 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 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欠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 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从以上规定可看出, 我国对侵害商标权的赔偿损失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和全面赔偿原则。

笔者以为, 现有立法关于法定赔偿的规定存在两点不足:第一, 法定赔偿数额没有下限。法定赔偿体现的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容易导致不公正, 应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正如某法院判决侵犯一个国内知名商标的案件, 赔偿数额为3000元, 而权利人 (为外地企业) 为了此案进行了公证、委托律师代理, 花费了不少必要的费用, 3000元明显不合理, 如此判决不仅打击了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 而且纵容了侵权人的违法行为, 但由于立法上对赔偿数额下限的没有限制, 判决赔偿3000元并不算违反法律规定, 仅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之内。笔者认为, 法定标准赔偿原则是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具有特色的一种计算损失的赔偿方法, 是指在无法查清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时, 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区间内确定具体数额的赔偿原则。法官在确定赔偿额时, 应综合考虑损害程度、主观过错、侵权规模、商标知名度等因素, 使最终的判决更合理、更人性化, 但这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故我国侵害商标权的法定赔偿数额应当参照《专利法》的规定, 设置一个法定赔偿的最低限额, 这不仅有利于调动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 而且有利于惩罚和制裁侵害商标权的不法行为, 有效的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 简单规定“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并不合理。因为, 有时权利人虽不能举证证明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获得利益的具体数额, 但有证据证明确实超过300万元, 如法院仍在300万元以下裁判, 稍显不合理。因此, 立法应规定“权利人虽不能举证证明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的具体数额, 但是根据产品数量、市场份额、广告宣传以及向工商、税务管理部门提供的财务报表资料等相关证据, 可以确信因侵权所得利益或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明显超过300万元的, 法院可以以确定的数额裁判。”

摘要：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中, 商标已成为各企业经营者创立信誉和开拓市场的重要工具, 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相互沟通的重要媒介。在此情况下, 商标侵权纠纷不断出现, 但法院如何认定商标侵权以及侵权者要承担何种责任, 成为诸多法律实务工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

关键词：商标,侵权判定,侵权责任

注释

11 王登宵:《知识产权法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2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7卷第L.711-1条。

33 《英国商标法》第1条。

44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中医的民事侵权责任 篇2

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共同致害的环境侵权案件包括有意思联络与无意思联络的情形。这两种情况下， 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应该怎样分配责任? 针对有意思联络的情形， 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共同行为致使环境介质污染从而对他人人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是共同环境侵权， 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针对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无意思联络的情形应该适用的责任形态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无意思联络的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共同致害的环境侵权情形属于无意识联络的二个以上行为间接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后果， 行为人之间承担按份责任的情形。如适用该条款， 则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承担按份责任。也有人认为该情形与《侵权责任法》中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保义务和教育机构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形相符， 因此行政主体承担补充责任。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责任形态涉及利益衡量， 责任形态的选择本质上也是关于加害人与受害人以及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平衡的问题.再加上环境侵权问题往往还具有“ 社会性” 的特征， 即其所涉及的空间、主体范围相当广泛， 损害后果影响广泛。这一切都促使人们注重对弱势受害群体权益的保护， 侵权行为法也出现优先保护受害人这一发展趋势。但在侧重保护受害者利益的同时也不能无限扩大加害人的责任。行政性环境侵权包括违法行为和不作为， 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但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很难判断其主观是故意和过失， 如果适用补充责任， 会使故意为之的行政机关得不到法律的制裁， 环境污染事故的悲剧也会不断上演。但同时也不能科以行政机关无限的义务增加国家负担。因此， 笔者建议在无意思联络的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共同致害的环境侵权案件中， 应该以按份责任作为责任分担的依据。因此， 在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共同致害的环境侵权案件中， 应区分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责任承担的具体情形， 在有意思联络的情形下， 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在无意思联络的情形下，属于“ 多因一果” 间接结合的环境侵权， 民事主体与行政主体承担按份责任。

当下， “ 环境侵权” 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话题， 每一次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 不仅是对生态环境的摧残， 也使受害人群遭受巨大的人身、财产损失。在分析环境侵权的原因时， 可以发现不仅有民事主体的复合污染行为， 也有行政机关违法行为或行政不作为行为， 因此， 民事环境侵权与行政性环境侵权共同致害的环境侵权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以及法律规定的缺位， 司法实践中， 往往只追究民事主体间的侵权责任， 而行政机关免于担责。这不仅使受害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还会助长行政机关对环境保护的违法失职行为。对受害人而言， 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没有损害， 但损害发生后， 最好的状态在于得到公平的救济。因此， 本文通过分析此类案件在任追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从而使得在以后的环境诉讼中， 此类案件能得到更好的处理。

中医的民事侵权责任 篇3

因为明确侵权责任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明确规定什么行为是侵权行为。这项内容明确可以使社会主体在实施行为之前就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即为人们提供一个行为模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严格按照该行为模式行为，就不会构成侵权。其二、明确规定实施了侵权行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为司法机关制裁侵权行为提供标准或尺度。司法机关只要严格执法，不仅可以做到依法惩罚违法。还可以保证执法的统一。

惩罚是手段不是目的是现代各国普遍认同的观点，我国制定《侵权责任法》也不例外，即不是为了制裁侵权行为才制定《侵权责任法》。其根本意图是通过强迫侵权人承担法定侵权责任的方式，达到救济被侵权人的民事权益损害，使其恢复到没有受到损害时的状态的目的。也就是要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从这个角度讲，《侵权责任法》不是惩罚法或者制裁法，而是民事权益的保护法。基于此理，我们认为正确理解和把握《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是学习和执行该法的关键问题之一。

对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该法第二条明确表述为：“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该条规定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从形式上看，我国采取一般概括与具体列举相结合的方式规定《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其中第一款是概括式的规定，仅仅指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范围只限于民事权益，除此之外的诸如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等，尽管也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等社会主体享有的权利，其中的部分权利还非常重要，如选举权。但是基于《侵权责任法》是保护民事权益的法律的根本属性，这些权利不属于该法保护的范围，而由其它相关法律保护。再者民事权益也是十分广泛的概念，是不是所有的民事权益都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范围呢？为明确这一问题，该条第二款采用具体列举的方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只有生命权、健康权等十八项。言外之意是，民事权益中的物权、债权等不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的范围。

第二、从内容上看，《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是民事权益。民事权益包括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两部分内容，而这两者都来源于利益。所谓利益就是好处，是指权利主体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需求、愿望或要求。利益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些重要的对于社会主体影响较大的利益被法律确定为权利，有人称其为“赋予法律上力”的利益。这些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得到补偿，如恢复原状，也可以获得赔偿，如赔偿损失，或者规定其他人、其它团体或整个社会负有某种特定的义务。没有被法律确定为权利的那部分利益，有些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旦受到侵害，对受害人来说损失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各国法律对此也都予以保护，法律上称之为民事利益，如商业秘密等。

《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利，尽管法律明文规定有18种之多（第二条第二款），但在实践中，我们绝对不能理解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利的范围仅此18种。因为法律在列举了18种权利之后还加了个“等”字，这里的“等”字起码还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有些权利在规定的“权利”中已经涵盖，并未独立列明，如占有权、使用权等众所周知的权利，就是所有权项下的子权利。第二部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会产生新的权利，这些权利虽然在《侵权责任法》中没有指明，但我们认为仍然属于该法的保护范围。可以说，一个“等”字将将来产生的一切民事权利都包含其中。这是保证立法前瞻性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有哪些？法律没有给出任何指示。笔者以为，立法者这样处理，一是因为民事利益有那些，如何归纳分类并命名，理论尚不成熟；二是因为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主体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还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目前不便规定；三是因为有些民事利益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已有规定，再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有重复之嫌；四是留给法院自由裁量的空间。如此说来，法律这样处理无可厚非。但是为防止民事利益过于扩大，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限制，否则因民事利益泛化而引起的诉权滥用将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如何理解民事利益的范围，或者说《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利益有哪些呢？对此问题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大家都是认可的，即民事利益一旦成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对象，就意味着侵害这一利益的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换言之就是，侵害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是违法的行为。因此参照民事违法的一般构成要件界定《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利益的范围应当是最合理的。根据这个标准，我们认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利益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民事利益一般应当是我国法律规定予以保护的合法利益。这是民事利益受到《侵权责任法》保护的首要条件。因为，利益受到法律保护才能成为法律规范的内容，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只能成为道德规范或者其他规范的内容，受道德调整。至于此处的法律属于什么性质在所不问。

2、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没有涵盖并能单独成立的民事利益。其他权利项下的子权利，或者属于其他权利组成部分的无法单独成立的民事利益只能归于相关权利之中，不能作为民事利益存在。如，侵犯人身权中因肉体的疼痛影响其睡眠的利益损害，不能认定为单独成立的民事利益。

3、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时在主观上必须是故意的。即必须是明知实施该行为会对权利人造成某种损害，而仍有意实施或听任损害结果发生的。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刍议 篇4

科技的进步促使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 一系列环境污染致害的侵权问题也随之而来。目前有关环境侵权的概念众说纷纭, 基于各种学说, 可将环境侵权的涵义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 环境侵权是由人的行为造成了对环境的影响, 从而产生的法律事实, 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而形成侵权之债法律关系, 构成环境侵权的主要内容。第二, 环境侵权的成立不要求人身或财产受有损害。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有造成环境损害的危险, 就成立环境侵权。第三, 环境侵权具有私害性和公害性的双重性质。环境侵权的客体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 侵害对象既有特定的少数人的权益, 也有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权益, 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因此不同的环境侵权应有不同的救济方式及途径。同时还须结合环境法、行政法及国际法等共同解决环境侵权问题。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是对民事侵权归责原则的补充。目前我国对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并无定论。有观点认为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行为违反国家有关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的, 即认定行为人有过错, 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观点认为应区别对待, 即对环境侵害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对污染环境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此观点将环境侵权行为分为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行为, 针对不同的侵权行为采取不同的责任认定及责任承担方式。还有观点认为应采严格责任原则。这样可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的环境权益。笔者认为环境侵权具特殊性, 应充分考虑环境侵权的广泛性、复杂性、价值性等, 同时还要兼顾及我国国情, 确立以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兼具的二元归责原则制度。

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一) 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所谓惩罚性赔偿, 是指责任人对受害人所负担的赔偿数额, 超过受害人的实际损害数额所进行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在我国尚未确立, 但该制度已受到法学界的普遍关注, 同时在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均有体现。例如在《食品安全法》中, 就规定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 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度逐渐加大,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诸多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因此在处理环境问题上,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价值日益凸显。

(二)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是赋予特定法人、自然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环境侵权救济主体的资格, 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进行诉讼。司法实践中, 许多环境污染行为并未直接使特定公民、法人或组织的权益受到侵害, 这会导致民事诉讼法中“直接利害关系”或“直接受到损害”的原告条件无从实现, 原告丧失诉权。此外, 即使公民享有诉权也常会因各种原因不起诉。再加上环境行政部门执行力的缺乏, 使得环境侵权问题屡禁不止。环境公益诉讼的出现能够为社会公众积极有效参与国家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便利, 促进环境的改善,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 推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 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通过保险合同, 环境侵权受害人可在发生因投保人的责任导致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故时, 根据保险合同, 获得保险人代替投保人支付的赔偿金。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能有效对环境损害风险予以分散, 减轻企业的过度赔付负担, 提高加害人的赔偿能力, 及时对受害人进行赔偿, 缓解社会矛盾, 解决环境侵权问题。因此,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逐渐成为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有效方式。

(四) 设立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是指在环境污染事故中, 因污染源不明, 污染者赔付不足或根本不具偿付能力时, 由基金向受害人进行偿付, 并对受污染的环境进行整治。在基金对受害人予以补偿后, 享有对侵权人的追索权。基金制度可很好地将环境损失转嫁给基金出资人, 实现风险分担。同时, 在基金制度建立过程中, 最为关键的是基金的来源, 首先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投资, 其次是政府要合理地向公民征收环境费。通过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来构建和完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五) 完善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体系中, 精神损害赔偿必不可少。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都有相关规定。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据此作出判决, 由侵权人承担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有关其赔偿原则、赔偿标准等仍存在较大争议。作为环境侵权救济体系中的重要救济方式的精神损害赔偿, 应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等救济方式相结合, 共同运用于司法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1]邹雄.环境侵权救济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

中医的民事侵权责任 篇5

--对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法律分析

朱友学 上传时间:2007-6-7

[案情]

原告冉金兰，系死者陈兴胜之妻。

原告陈光明，系死者陈兴胜之子。

原告陈丽华，系死者陈兴胜之女。

原告钟以群，系死者陈兴胜之母。

原告陈应美，系死者陈兴胜之父。

被告湖北天宇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宇公司）。

被告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水利水电工程处（简称水利水电工程处）。

被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人民政府（简称镇政府）。

被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供电营业所（简称供电所）。

被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锁金山村委会（简称村委会）。

天宇公司（甲方）与水利水电工程处（乙方）2000年8月25日签订农网建设改造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建农网建设与改造工程。被告水利水电工程处将该工程湾潭镇的部分交给被告供电所施工（该供电所无施工资质）。

同年10月28日，供电所（甲方）与村委会（乙方）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规定甲方负责施工中的安全检查、停、送电工作；乙方负责施工安全。同年11月1日，镇政府又与村委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规定村委会“负责低压电网改造的施工义务”（村委会职责第8条）。

2001年9月上旬，施工方供电所在对通往锁金山村二组的输电线路进行改造时，从另一台区搭火焊接搁变压器的铁架，之后未拆搭火线，停止了施工。在组织施工中，镇政府以收取电线杆运费名义向该村组受益农民按每人23元收取费用。9月22日，镇政府工作人员与村委会开会安排村民自行架设低压线路。陈和另一村民上变压器平台架低压线，由于拉低压线的村民交接失手，低压线回弹到新架设的高压线上，陈兴胜触电死亡。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被告天宇公司与被告水利水电工程处签订的农网建设与改造工程施工合同、镇政府与村委会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状在卷佐证（其出具之运费收据在本案撤诉终结后已由其领回）并经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证无疑，足以认定。

[审判]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过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证、辨论和法庭认证，足以认定前述事实。

原告诉请求判令上列被告共同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等合计183057·30元。

被告天宇公司辩称，天宇公司不是发生事故电力设施的所有人，而临时义务工安全责任由当地政府负责，所以本公司对陈兴胜死亡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水利水电工程处辩称，本案损害发生主要原因是村委会的瞎指挥行为，因此其应承 1 担主要赔偿责任，水利水电工程处负次要责任。原告部分诉讼请求于法无据。

被告供电所辩称，本所是县水利水电工程处的农网改造施工队。村委会指示陈兴胜架线造成事故，应承担主要责任，镇政府驻村干部在现场没有阻止，其默认行为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所不是承担责任的主体。

被告镇政府辩称，镇政府与村委会签订责任状是行政行为。镇政府工作人员收取运费系个人行为，所以镇政府对事故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村委会辩称，受益农户自愿组合义务工改造班子对台区至陈兴胜屋旁的主线路进行换杆、维修。村主任没有同意并且也劝陈不要安装，陈纯属个人行为。所以，村委会不应对该事故承担责任。

一审判决：水利水电工程处赔偿五原告经济损失85000元；镇政府赔偿7000元；村委会赔偿8000元；天宇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850元，其他诉讼费4000元，合计11850元。水利水电工程处承担7850元；村委会承担500元；镇政府承担500元；原告承担3000元。镇政府以其订立责任状是行政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为由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镇政府承担民事责任的事实不清，裁定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开庭审理后，原告与水利水电工程处、村委会达成和解，水利水电工程处偿付原告赔偿费85000元，一审诉讼费11850元由水利水电工程处承担8850元，原告承担3000元；二审诉讼费11850元由镇政府承担。原告因此撤诉。

[评析]

就本案被告镇政府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镇政府是行政机关，尽管其与村委会签订责任状规定村委会“负责低压电网改造的施工义务”，一切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应由施工方享有和承担。其工作人员收取电线杆运费未盖镇政府公章，不能认定是职务行为。所以镇政府不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参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镇政府与村委会签订责任状，其以行政合同形式规定并不具有电网架设施工资质的村委会负责“低压电网改造施工义务”，且与村委会开会议定由村民自行组合班子施工，并按村民每人收取23元费用，可以认定其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施工，对造成事故有过错，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我国运用行政契约管理国家事务是在“责任制思想的出现和向行政领域渗透，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引发政府职能和管理手段变化”①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以后，更是被普遍运用于国家事务管理各方面。由于其产生二、三十年来，对其产生纠纷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对同一事项，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既发生了行政契约违法行为，又发生了民事行为情况下，造成受害人损失，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其责任如何认定？司法实践中易产生分歧。笔者拟就此案处理谈点粗浅看法，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镇政府订立“责任状”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当事人有权选择采取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

“凡违法行为必受到法律追究”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镇政府对同一事项既做出了行政性质的行为，又做出了民事性质的行为——其与村委会订立责任状、派人到村开会、议定 2 由村民自行组合班子施工行为是一个整体。天宇公司发包，水利水电工程处承建农网改造工程，双方均不属镇政府管辖，其从行政管理角度无权干涉、改变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其次、该村委会不具有施工资质，镇政府出于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与村委会订立行政合同，其后又就同一事项发生了基于民事目的的行为，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仅从镇政府与村委会订立“责任状”行为尚不易分清其行为性质，其按村民人数收费，则可区分其性质。运费是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价值体现，并已由天宇公司付给供货方了。该收费虽然以“运费”为名目，并非运费。但意思表示很清楚——是民事权利义务的体现。我们可以认定该行政机关的一系列行为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民事活动。镇政府的行为如违反行政法，就应承担行政法规定的责任（责任状内容违法，但其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受害人也可以选择行政救济途径）；如其违反民事法律，就应承担民事责任。有一个前提是：当事人起诉才能启动司法审查程序。而且，受害人因违法行为遭受损失，要获得救济，也不外乎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行政赔偿）或者民事诉讼程序途径——其有权选择。

二、本案原告不可能通过行政诉讼获得赔偿救济。

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中可以看出，行政违法行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构成职务行为本身的行为即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象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列举的“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行为等。另一种是与职务行为相关联的事实行为违法，如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等。另外，其规定了除此之外的“其他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即行政赔偿只限于解决行政违法行为与能够提起赔偿请求的损害结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直接包括其中既没有该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非行政机关的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也没有中间环节。所以，行政赔偿并不能包括本案这种情况（其造成损害包含村委会的行为）。只剩下唯一的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一种途径。

三、镇政府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由其是否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民事活动，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符合民法规定的侵权赔偿构成要件决定。

1、从侵权行为的定义和违法性来看，被告镇政府的行为已构成一种特殊民事侵权行为。

所谓侵权行为，是指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但对违法的认定，民法学上存在两种学说。主观说认为，违法是指行为人违反了法律。客观说认为，违法是因行为使权利产生了损害后果。民法通则对此采用客观说来界定。其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违法性，从形式逻辑角度看，是行为在形式上违反法律规范的属性。违法性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准则，到底哪些行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使人们得以对行为后果有所预测。明知而违法，表明行为人早已有预见，根本谈不上注意义务问题。看来，违法性确实是侵权法的一个实质要件。

法律确定侵权行为的违法性乃是为了划定人们行使权利的界限。当公民和法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权利时，其行为被法律许可，反之则为法律不许可，并以行为人承担债务表示不许可的禁止性。

2、镇政府该行为具有违法性，因而其作为法人单位，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是有过错的。

在民事侵权赔偿法律关系中，我们应坚持主客观统一的标准。法律的出发点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主体意志与外在行为之间有着必然联系，意志对行为做出选择。这就为人们衡量主体主观过错提供了一个客观标准。

过错是基于对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尊重，每个理性的人都有自由意志，也仅对其意志支配下的行为负责，无意志则无责任。所谓过错是主体应受到责难的心理状态，主观不能自我反映和自我证明，只能借助客观的行为。必然以客观行为作为过错的判断标准。过错所侧重的是客观的行为人的能力，而违法性侧重的是行为与一定法益之间的关联性（德国法上主观要件之过错与客观要件之违法性相分离。法国法上违法性被包含在过错中，甚至违法性即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史尚宽和王泽鉴先生都认为，侵权行为之实质在于不法性，而不法性之实质，在于对法益的不法侵害，也就是说，违法性从正面看，就是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以法益受损害为前提。从反面看是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等）。只须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权即可。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基于违法性就直接认定过错。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违法就是有过失的（自然人中有些情况不尽然，如一山里少年长到十六岁，从未进过城，从未见过汽车，在城市违反了交通规则，其行为违法，我们却不一定就能以此认定其主观心理上存在过错：应受到责难）。对于过错，判断标准的客观化为解释法人过错提供了更合理的依据。在法人侵权场合，我们可以认为，凡违法就是有过错的。我们可以尝试类型化违法性认定过错的场合，如职务行为、法人侵权等。应当注意的是，以违法性认定过错与过错推定是不同的。因为村委会并不具有承担低压电网改造施工的资质，镇政府作为行政机关，规定其负责低压电网改造施工义务的职责，本身就是违法的，在此大前提下，此事故发生就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必然性——已不是安全措施到位不到位问题了。其次，镇政府与村委会一起召集会议，村民架线行为是按会议内容执行的。再次，镇政府向受益村民每人收取23元费用，谋取了利益。那么我们可以据此认定镇政府主观上是有过错的。

3、从侵权行为与民事责任的关系来看，被告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指公民或法人对不履行义务产生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根据民法原理，镇政府订立行政合同目的并不是确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是行政管理行为（有一种观点即因此说，在此案中，镇政府不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参加，因此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就行政合同规定的同一事项，其以运费名义收取费用，而该运费已由天宇公司按合同付给供货方，所以其理由不成立。镇政府诉讼中辩称收费是其工作人员的非职务行为，并未举出证据证明（该工作人员代表政府在该农网工程施工中实施了一系列行为，而所有受益农民都同时与该工作人员个人发生了23元电线杆运费债务）。如果镇政府行政行为合法，即使造成陈某死亡，不存在侵权赔偿责任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承担补偿，与赔偿是不同的）。其行为违法，要看是否符合民事赔偿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并非一定就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具体到本案，村委会并无建筑施工资质，镇政府因有规定其负责低压电网改造施工义务 4 职责的行为在前，所以，其对陈某死亡后果的发生难辞其咎。但如果其具有建筑施工资质，此行政合同存在其它违法内容，镇政府就不一定承担责任（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由其是否符合侵权赔偿构成要件决定）。村委会其实施低压线路改造施工，其中包含的行政机关的意志和其自己的意志二者无法割裂开来。其实施的一切行为必须以履行行政合同规定的义务为前提。而且其意志只能居于从属地位。所以本案违法行政合同是造成损害事实发生的重要前提和原因。本案不涉及对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行政诉讼角度进行裁判，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在民事领域对法人行为进行衡量。主观过错判断标准的客观化为解释法人过错提供了更合理的依据，使得受害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救济，体现了侵权法的职能从制裁、威慑向补救的转化——本案中，镇政府的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符合民事侵权赔偿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该违法行政行为做出，存在侵害不特定人的危险（就可能性而言）。一个没有架设电线施工资质的单位，如何知道施工需要怎样的“安全措施”？所以，从该行政合同订立时起，就注定了该事故发生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实现是通过偶然性打开通路的，这种偶然性就在于，也许是陈某受害，也许是张某、李某。该损害事实发生，使侵害由一种潜伏的危险变成了现实。正是因为镇政府的这一过错行为和村委会的过错行为、水利水电工程处的过错行为（实际是供电所的过错行为）共同导致了陈某死亡的后果发生。

4、本案中，镇政府的行为与陈某死亡之间的关系符合民事损害赔偿构成要件：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发生了损害后果（该事故对陈兴胜是一种对生命的剥夺，对原告来说，是一种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其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镇政府应承担赔偿责任。施工方水利水电工程处毫无疑问其应承担该事故的责任，但其只能按过错承担其责任。不能因此排除其他当事人承担责任。

镇政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限于其行政行为违法，如果与其签订责任状的当事人具有施工资质，或者责任状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且没有从中获利。则即使出现同样的损害结果，行政机关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能认为其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该民事活动）。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来源：中国法院网

中医的民事侵权责任 篇6

关键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侵权民事责任；必要性

一、我国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当前立法现状

目前为止，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对我国婚内侵权所需要负的民事责任作了具体规定。

如《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婚姻法》第5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也对此有所规定。《反家庭暴力法》第33条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二、国外有关婚内侵权立法

英国有关婚内侵权的立法发展也历经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妻子彻底的附属于丈夫的阶段。该阶段女子结婚也就意味着没有了独立的法律人格，丈夫也就不需要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第二阶段是在19世纪末，《已婚妇女财产法》的出台使得已婚妇女获得了一些权利，但只是限于财产上的，人身权则还没有规定，所以该阶段的法律虽然承认已婚妇女有一定的财产权，但是她们依然没有获得人身权被法律保障的权利，丈夫仍然可以不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第三阶段是在 20世纪后期，《已婚妇女财产法》修正法出台使得夫妻相互间提起侵权行为诉讼已经成为可能，这也丈夫需要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任的开始。

《法国民法典》对于婚内侵权的规定大部分是跟财产有关的，如它规定了一方不能擅自处理对方财产和家庭共有财产，若一方违反法律规定私自处理了对方的或家庭共有财产，其需要用个人财产对其已经处分的财产进行补偿等。《德国民法典》则做了诸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中的任意一方不能滥用权利提出过分的要求等规定。

纵观世界各国的婚内侵权立法，建立婚内侵权民事制度对于保障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保证婚内侵权有法可以，维护无过错方的正当权益应该成为我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必然价值追求。

三、我国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设立的必要性

（一）落实法律法规的需要

中共执政初期，实现男女平等就是其执政目标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所颁布的《宪法》和《婚姻法》等都对该目标有所体现。《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婚姻法》第2条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因此，夫妻双方在家庭中，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夫妻双方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人格混同。如果夫或妻一方侵犯了对方的民事权利，侵权者当然需要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被侵权人需要得到相应的保护。但是这些规定在《反家暴法》出台以前大多较宽泛，能具体落实的措施几乎都以离婚为前提。虽然去年《反家暴法》的出台使得这一现象有所好转。但是基于我国诸如“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社会观念，被侵权方除非达到实在不可忍受的程度才会选择诉诸法律。因此，过错方的侵权行为很有可能得不到及时制止，最终发生诸如夫或妻不堪忍受对方的家暴等侵权行为而投毒将对方杀死等惨烈的社会恶果。建立婚内侵权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给受害者提供一条循序渐进法律救济途径。通过对加害人最初侵权行为的教育、感化到中期侵权行为申请的人身保护令再到后期侵权行为采取的甚至是刑事的手段。这一过程给予了受害人选择的权利，也给予了加害人改正的机会。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繁荣与发展的基石，我国的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的建立，是一件有利于家庭稳定、社会发展的大事。

（二）消除家庭矛盾和维护社会发展的需要

夫妻双方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都有独立的享受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责任。但是，在法治社会里，得不到保障的权利形同一纸空文。因此，法律规定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有相应的侵权责任相对应。当然，夫妻婚内相互侵权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各自享有独立的姓名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相应的就应该有夫或妻一方侵犯这些权利所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婚内侵权制度可以有效保障公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各项民事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婚内侵权行为经常发生，家暴现象并不少见。男女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完全等同于他们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地位完全平等。我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男权主义思想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男人与女人之间由于天生的体力差异等各种原因使得有的妻子在竞争环境中处于劣势地位。而现代社会随着女权主义思想的兴起，妇女地位出现大幅度提升，有些地方“阴盛阳衰”现象格外严重，女子在家庭中又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因此，夫妻很难在家庭中居于真正平等的地位。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忽视对方的人格权利，“养小三”、“包小白脸”，对弱势一方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侵权行为，使得配偶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我们必须完善我国的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使各类婚内侵权行为的受害者都能找到有效的救济办法，尽可能的消除家庭的矛盾，维持家庭的稳定。

婚内侵权行为不应该被看做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婚姻是家庭的组成部分，家庭又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单位，稳定的婚姻家庭生活对于社会的安稳与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具有强制性特征的国家法律的介入，能更好地协调夫妻双方的矛盾，高效的解决夫妻双方的矛盾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安稳。

传统观点认为，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只要感情深，婚姻关系就不会破裂。然而婚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男耕女织这种生活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蓝图中。更多平凡的夫妻会因为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醋等小问题而产生摩擦，甚至大动干戈。那么，在摩擦中受到侵害的那一方如果并不想离婚或家庭破碎，只是想通过法律途径让加害方受到警示、处罚、阻止过错行为，我们的社会就应该为其提供支持。但我国目前还不存在完整婚内侵权制度，致使被侵权人即使不选择离婚，也会因此闹得夫妻关系僵硬，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如果受害者仅仅是为了惩戒配偶方的婚内侵权行为，其最终目的是想要挽救该段婚姻关系，那么婚内侵权制就有必要建立起来。我们用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和任意性的民事手段结合起来调整夫妻双方因为日常生活而产生的矛盾，有利于维护夫妻双方的权利。当前，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没有系统建立起来，夫妻双方彻底摆脱对方侵权行为的唯一途径似乎只有离婚。因此，最近几年来，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法律如果规定了婚内民事侵权责任制度，引导夫妻双方按照法律规定一步步调节矛盾，那么对于维持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事权利是一种当事人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行使的权利。对过错方加以惩罚，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就可以得到保障。家庭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只有充分调节家庭的矛盾，我们的社会才能稳步向前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艳娥，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在婚姻法中的立法构想，D，河南大学，2011，05

[2]张华贵等，论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6）

[3]姚秋英，论我国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确立，J，法治与社会，2010（17）

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之赔偿 篇7

一、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1. 无过错责任。

从环境污染赔偿诉讼来看, 除少数事故性污染外, 绝大多数污染损害都不是出于污染者的过错, 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以查清和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在这种情况下, 最重要的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及环境的恢复, 而不是考虑污染者主观上有无故意和过失。再者, 企业的经营和获利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使他人受损的基础之上的。环境污染赔偿诉讼要考虑加害人和受害人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 考虑当事人所具有的负担及分散损害的能力的差异, 采取损害分散或者损害分配理论, 由拥有分散风险的能力的加害人承担事故造成的损失, 再由加害人通过将该损失加入到产品的价格中, 或者通过责任保险将损失分散掉更符合分配正义。因此, 不论加害者有无过错, 由其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满足了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填补受害人损失的功能需求, 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快捷、合理、公正的补偿。

2. 不以违法性作为构成要件。

我国环境保护具有的行政主导性质, 以是否拥有并依照排污许可证排污作为判断行政违法的一个要件。但在许多情况下, 污染危害的发生通常是在污染源集中地区, 企业在正常生产并符合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情况下, 但污染物总量超过环境容量而造成污染危害。环境法为了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 将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类特殊侵权行为加以规定, 注重强调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 强调环境侵权行为不以违法性为前提, 而是以侵权损害的客观性作为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要件。因此, 排污企业不能以达标排放作为阻却违法事由, 拒绝承担民事责任。只要从事了致人损害的行为并发生了危害后果, 就要承担民事责任。

3. 因果关系推定。

环境侵权具有间接性、潜伏性、复杂性, 致使因果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此时如果再坚持严密科学的因果关系证明, 很可能陷入科学争论和裁判难决的泥沼中, 受害人势必会因证明的困难而得不到救济, 环境的质量损害也得不到经济上的补偿。为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立法试图突破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 建立新的符合环境侵权损害特点的因果关系的判定方法, 即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原告只需提出排污行为和受到损害的事实证据, 改为由被告对其排污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 如果被告无法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 就推定因果关系存在。

二、补偿形式

通过损害赔偿方式填补受害人损失以救济受害人是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功能。通常情况下, 因实施环境侵权行为致使环境受害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等遭受损害时, 环境侵权法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填补受害人因此而遭受到的损害, 使受害人在财产上迅速得到填补, 并因财产上的填补而最终获得救济。

良好的环境质量不仅是社区生活质量的前提, 也是保持区域生态状态的基础。在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场合, 加害人还应该对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治理、改造, 恢复环境原有质量或者达到符合功能标准的质量状态, 从而实现环境再生。因此, 加害人承担“恢复原状”等责任, 将环境恢复到原有或符合功能标准的状态, 是填补受害人损失的必要措施。例如,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规定:“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 应当排除危害, 依法赔偿损失, 并采取措施恢复环境原状。”

三、惩罚性赔偿

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9 0 8条将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下的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 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 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在评估惩罚性损害赔偿之金额时, 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及程度与被告之财富。”在实践中, 承担惩罚性赔偿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加害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二是客观上存在损害的结果。在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 受害人与加害人经济实力显著不平等, 加之诉讼成本高昂、诉讼风险过大等原因, 受害人往往无法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及时、充分救济;环境质量下降、精神损害、人身损害的确切数额往往难以用金钱衡量, 而且有时也是难以证明的, 这也给受害人获得足额补偿增加难度, 甚至可能出现受害人寻求救济时入不敷出的情况。适用惩罚性赔偿, 不仅使补偿数额“充分、足额”, 而且受害人提起诉讼之后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也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才能获得补救, 以抵消诉讼成本的巨大压力, 实为推动受害人寻求救济的一针强心剂。

可见, 惩罚性损害赔偿并不是独立的请求权, 而必须依附于补偿性的损害赔偿。一方面, 只有符合补偿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 另一方面,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应“保持一种比例关系”。由此可见, 惩罚性赔偿产生的首要原因在于真正实现对受害人损害的填补,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首要功能仍然是补偿。

四、社会救济制度

中医的民事侵权责任 篇8

1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新规定

1.1 体现了在医疗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地位平等的特征。

《侵权责任法》用专章11条(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第54-64条)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本章对医疗损害责任的一些重要内容作了规定,包括医疗损害责任的界定与归责原则、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医务人员的过错界定、医疗机构的过错推定、药品和血液等造成患者损害的责任、医疗机构免责事由、病历资料的查阅复制、患者的隐私保护、制止过度检查以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保护等。这一章总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既要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凸显了医患利益关系的合理平衡,体现了在医疗民事法律关系中医患主体地位平等的特征。在当前医患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医患关系面临诸多冲突,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现状之下,这些规定不仅有利于公平合理地解决医患纠纷,及时化解医患矛盾,也有利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1.2 统一了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界定。

《侵权责任法》以“医疗损害责任”作为本章的名称,说明立法机关采用医疗损害责任这一概念作为医疗侵权行为的统称[1]。《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条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者其他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方式的侵权责任[2]。近年来,医疗纠纷逐年上升,社会广泛关注。但在医疗纠纷案件实际处理过程中存在着法律适用“二元化”的现象,成为解决医疗纠纷中的突出问题。2002年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条例》的这一规定比国务院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范围,已有明显扩大。但是,在医疗活动中仍有可能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情况。同时《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样,关于医疗纠纷的责任范围,实践中就出现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的二元现象,医疗纠纷案件处理中法律适用也出现了二元现象。各方普遍认为,“二元化”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影响了司法公正,加剧了医患矛盾,亟需通过立法加以解决。《侵权责任法》增加了“医疗损害责任”一章,调整范围涵盖了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统一适用本法的规定,从而有利于消除“二元化”现象[2]。

1.3 明确了医疗损害侵权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统帅和灵魂,是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核心[3]。关于医疗侵权的归责原则,美国、德国、日本这些法治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基本上都倾向于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认定为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4]。但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活动中,举证责任的分担是依据2002年4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即“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因医疗侵权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这一“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推定归责原则遭致了许多非议。在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责任应采何种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54条明确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表明,在确定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与《侵权责任法》中“产品责任”的第41条、“环境污染责任”的第65条,采用了不同的归责原则,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就应体现“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侵权责任法》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既可以依法追究有关侵权者的责任,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维护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1.4 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及医务人员的说明告知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条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医务人员的说明告知义务,保障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该条规定明确了以下几点:(1)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的全过程都应尽说明告知义务;(2)在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需要征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3)如虽未尽说明义务或未取得书面同意,但并未造成患者损害的,不承担赔偿责任;(4)在已造成患者损害的情况下,虽已尽说明告知义务并征得书面同意,但并不一定可以免除责任;(5)在有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的情形下,书面同意中预先免责条款也属无效。在《侵权责任法》之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涉及知情同意权的规定。上述法律、法规对知情同意权的规定不尽相同,也存在冲突。应当说,《侵权责任法》作为新法实际上吸收了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内容。

1.5 规定了在诊疗活动中如何界定医务人员的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体现了一个重要概念,即注意义务。在现代侵权责任法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理解过失的关键在于对注意义务的界定。注意义务包含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即行为人对其行为将产生的损害后果有预见的义务以及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这种后果的义务[5]。依照本条规定,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就是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尽到诊疗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诊疗行为符合卫生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然而,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未知性、特异性等特点,医务人员即使完全遵守了具体的操作规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诊断或治疗。所以,不能仅凭事后被证明错误这一点来认定医务人员存在诊疗过错。关键要看在通常情况下其他的医务人员一般是否会犯这种错误。因此,本条规定的诊疗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2]。

1.6 明确了过错推定责任的特殊情形。

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是过错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6]。《侵权责任法》第58条明确规定了可以适用过错推定的情形:(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就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因此,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只要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有关诊疗规范,就可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2)伪造、篡改或者销毁以及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在医疗侵权案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经常采取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方式,以阻止患方获取证据,掩饰逃避自身责任。这些做法不仅损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形象,加剧医患关系的对立,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1.7 规定了医疗机构使用缺陷产品应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结合《侵权责任法》第二章有关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的规定,本条规定表明,医疗机构在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有缺陷,以及血液不合格的情况下,与生产者和血液提供机构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1.8 加强了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保护。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是《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侵权责任法》加强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保护。具体表现在,第一、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免责的法定条件。《侵权责任法》第60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1)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2)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3)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上述情形中,即使存在患者受损害的后果,医疗机构也可免责。这些规定有利于发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体现了对医务人员和医学科学的尊重。第二、强化了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权利的保护。《侵权责任法》第64条进一步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9 明确了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医疗处置权。

《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法律赋予了医疗机构履行必要程序后的单方行医权,也排除了医疗机构未经患方签字而拒绝抢救的理由,医疗机构有不得拒绝抢救的义务。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医疗处置权规定与《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的内容是相一致的。

1.10 规定了医疗机构其他应尽的义务。

一是,妥善保管病历等资料的义务。《侵权责任法》第61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二是,隐私保密义务和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是,不得实施违规检查的义务。《侵权责任法》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有关规定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行医、依法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依法解决医患纷争、促进医学科学进步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医疗侵权法律制度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毋容讳言,《侵权责任法》尚有一些“漏洞”,需要弥补或完善。

2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规定存在的漏洞

2.1 《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何谓“当时的医疗水平” 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认定的问题。由于医疗水平受医务人员专业水平、医疗设施、医疗场地以及医疗行为本身的专业性、变化性、时代性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很难作出一个医患双方都能接受的认定,如何将其认定更加科学化、准确化、规范化并没有更明确的规定,此条在实务中可能会产生争议。

2.2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条规定可以理解为:若医务人员尽了告知的义务,并取得了患方的同意,对患方选择的方案造成的损害就不承担责任。对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条款表面上实现了患方的知情权,实际上可能会加重患方的义务。其原因有三:第一、医方是专业人员、是医疗方案的制定者,对于医疗方案存在的利弊比患方清楚;第二、医方在说明医疗方案利弊的信息时,可能会进行诱导,引导患方选择医方制定的方案,从而使患方的选择权形同虚设;第三、因为医生不是自主决定选择方案,而是以取得患方的同意为前提。所以,医方把治病救人的职责,变相地转移给了患方。《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条规定似乎可以弥补前条规定的不足,即医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然而,此条用了一个“可以”,也就是说医方也可以不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且造成危害后果的,医方不承担责任。这样的规定是对医方“不作为”行为的默认。我们认为,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或配合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主治医生的批准,就“必须”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否则医方将承担相应责任。

2.3 《侵权责任法》中没有专门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也许立法者以为这仅是个程序问题,但实质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个重要的事实认定问题,也是医疗纠纷处理中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是医疗纠纷案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侵权责任法》对此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普遍认为,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医学会鉴定和法医学鉴定“双轨制”鉴定模式,造成了司法适用的混乱。2005年9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给卫生部复函《关于法医类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关系问题的意见》规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国家对从事法医类鉴定的鉴定人和鉴定结构实行等级管理制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方式与一般法医类鉴定有很大区别,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内容也不都属于法医类鉴定,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如尸检、伤残等级鉴定等,属于法医类鉴定范围。对此类鉴定事项,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由已列入鉴定人名册的法医参加鉴定为宜。”此解释说明了医学会鉴定和法医学鉴定两者是有明确分工的。《侵权责任法》应当明确规定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鉴定只能由医学会组织,司法鉴定不能参与;同时也可授权法院独立组织医学专家进行鉴定。2008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行为法》(草案)中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问题是有明确规定的,即“患者有权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务人员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医院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医疗事故鉴定可以由医学会组织进行,也可以由法院组织医学专家进行。[7]”草案的这一规定是可行的。当然,也可以通过制定《侵权行为法》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文件”形式具体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问题。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卫生立法和司法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必将为最终形成医患关系的良性循环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实施《侵权责任法》,避免与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立法机关应当以修正案形式或者最高审判机关以司法解释形式对于《侵权责任法》中的不足之处或者不明确之处做出相应的修正和解释,以保障《侵权责任法》能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和完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督促医疗机构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制订医疗规范;要指导医疗机构加强内部各项管理制度的建设。医疗机构应当认真组织医务人员学习《侵权责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对医疗纠纷的认识,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维权意识;重视病历资料的书写与管理;切实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等各项权益;遵守医务人员应尽的各项义务,恪守医疗规范和常规;加强与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医疗工作制度建设,构建诚信与平安医疗机构。

参考文献

[1]陈现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释义与案例解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2]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1:270.

[3]杨立新著.医疗侵权法律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47.

[4]唐德华主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44.

[5]龚赛红著.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9:164.

[6]魏振瀛主编.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9:6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