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中国企业

“走出去”中国企业（精选12篇）

“走出去”中国企业 篇1

最近六七年来，中国企业累计有70笔大额海外投资交易受挫，其中2008、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达到顶峰。

多方数据汇总显示，2011年上半年至少有11起大规模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风险或遭遇困境的案例，例如广东核电撤销竞购英国Kalahar、中钢暂停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项目、中石油与加拿大Encana涉及53.9亿美元的页岩气项目谈判破裂、光明集团折戟法国优诺公司并购等。利比亚无疑成为令人忧心的焦点地区，由于当地局势动荡，葛洲坝、中冶、中铁建、中建共涉及72.4亿美元的投资面临风险，而这些仅是中资企业在当地大规模投资的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的挫折。”长期关注中国海外投资的传统基金会研究员Derek Scissors认为。

在近年来遇挫的交易中，交易平均规模在22.71亿美元，其中中铝对力拓、中海油对优尼科以及在伊朗的油气项目金额最大，合计达535亿美元。

中国企业走出去学费如此之高，加上过去20年像日本等其他国家海外投资教训惨重、全球范围内跨国并购一般仅有34%的成功率等诸多前鉴，不得不让人们警觉成绩、机遇背后所伴随的高额风险。事实上，全球性失衡酿制的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的长期扩散，将裹挟着意识形态、文化差异等固有因素，在地缘政治上继续构成中国企业今后几年“走出去”的重大外部挑战。

量增却难质跃

自2000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走出去”的概念，迄今已经步入第12个年头。诚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过多年发展，已从早期的以绿地投资为主转为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和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并重，取得了截至2011年7月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864.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累计签订合同额7751亿美元和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67万人的成绩。尽管1362.3亿美元的涉险非金融类投资仅是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零头，但自损过半的残酷现实，充分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走出去”在整体制度安排、政策规划配套、宏观指导推进等方面缺少统筹设计，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例如，对外金融、股权投资和战略性资源储备如何有序有侧重地进行战略管理缺乏清晰思路;“走出去”战略与扩内需调结构、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等宏观战略缺乏协调配合。“走出去”的宏观管理存在缺陷与现有多层次的管理体制有关。在商务部牵头、发改委和国资委等部门各自参与的管理模式下，条块分割的格局、重审批轻服务的工作方式、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因素往往会导致部门利益出现矛盾冲突、管理效率不高。而从企业层面看，一方面受制于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和能力不足、对不同投资地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了解程度不够，另一方面得不到应有的咨询指导和财经服务。在企业主体选择方面，尽管2011年上半年走出去的企业结构中国企比重下降民企上升，然而总体上“走出去”仍过度依赖国企，私人资本流出力度有限。

其次，“走出去”的整体产业层次较低，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较小，大型项目不多，高端跨境配套代工能力和中高端生产服务的自主发展能力不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的产业门类多样，尽管近3年来投资农业、采矿业和能源业的比重有了较大增长，但投资最多的仍是传统制造业;而在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现有对外投资规模小于500万美元。这与中国的加工贸易体系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密切相关。按照专家的说法，这导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所创造的附加值仅为0.2美元左右，而进口1美元商品为出口国创造的附加值则高达0.8美元。

再次，“走出去”的地区分布仍过于集中，亚洲仍占46%的投资比重，而不同区域内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并不利于分散风险。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77个，中国资本在境外已设立逾1.3万家企业;其中仅2011年1～7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就累计对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216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从境外投资项目的地区分布来看，亚洲、欧洲和北美是吸引中国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例如香港，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数据分析，香港吸引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中国内地投资，即便其只是个中转站。商务部的数据也显示，2011年1～7月新签合同额居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列第二，仅次于印度。从中国企业的投资热点变化看，西半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英国、法国、德国;在北美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南美则扎堆巴西、阿根廷;在非洲投资较多的国家是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南非。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的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还只是量的剧增，并未达到质的飞跃。

内外兼修审慎权变

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预计，继2010年的1.2万亿美元之后，2011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量约为1.3万亿～1.5万亿美元，2012年约为1.6万亿～2万亿美元。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在增加，但同时主要经济体投资政策中的限制性措施比重上升到30%。这对处于“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并存的“十二五”期间的中国来说，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走出去”之于当下中国的意义其实很明了：可以充分发挥过剩的外汇储备优势促进资产组合多元化，控制外储规模趋向合理，扭转资产收益过低的被动局面;可以实现顺差的对外转移，从而减缓贸易摩擦;可以缓解国内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瓶颈，延长既有的传统产业优势，推动新兴优势产业、产品海外布局，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有助于中国二元贸易生产体系的转型升级，向高端代工和自主发展演进。对外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目前看主要的有利因素依次包括：投资目的地的市场潜力、“走出去”政策及相关优惠条件、投资目的地的自然资源、可供投资使用的资金数量、从投资目的地的优惠政策中获利、海外投资节省运输成本、投资目的地的技术先进、获取知名品牌、规避贸易壁垒等。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三要素优势投资理论，企业对外投资必备的优势之一是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必须有能力把在本土的所有权优势延伸到投资东道国，与当地投资环境和生产要素更好地融合。这是决定对外投资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随着距离的延长或环境的变化而递减的。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和不断的投资失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对外投资所面临的诸多不利因素。从企业的调研情况分析，目前“走出去”的不利因素依次包括融资困难、缺乏国际经营和管理的人才、产品技术缺乏竞争力、当地消费者对中国品牌不了解、文化差异、当地消费者对中国产品质量担忧等。这与有关方面认为的被投资国的政治对抗心态可能对流向当地的投资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这一最大的投资不利因素判断迥然不同。事实上有超过60%的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和国际化人才短缺特别是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目前奇缺，是制约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对企业“走出去”构成巨大挑战。

对已经出现的投资困难和失败案例，我们应当深刻汲取经验教训;今后如何“走出去”，我们必须立足长远权衡利弊谋定而动。政府当下应抓紧推进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要健全“走出去”的政策促进体系，深化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对外投资合作的便利化;二是要健全“走出去”的服务保障体系和风险控制体系，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在对外投资管理中，管好国企，放开民企，更多地通过双边政府协商、提供信息咨询等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降低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政府须灵活采取各种措施，真正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团，为创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供应有的条件。

就企业而言，强化合作与协作、深化“双赢”投资理念、打造命运利益共同体，显得十分迫切。中国企业要明白，存小异而求大同，是为了大家建立共同的利润目标、共同的商业追求、共同的价值观，以互助、团结以及为了共同目标相互妥协的方式共同发展。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尤其是现在全球敌意升温时期必须采取的方式，必须转变的思维。如果中国企业能在主流市场与行业打造出广泛、深入的命运利益体，西方的主流商业机构就会重新看待中国企业的价值，会消除过往对我们的一些误解，进而帮助中国企业去游说政府，去影响西方主流传媒，加之中国企业逐渐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将会逐步在这些进入国家与地区中建立中国企业的良性影响力。这次全球性金融风暴，西方许多企业尤其是顶级金融机构陷入资金短缺困境，这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彼时迫切地希望中国企业能施以援手，中国企业由此可以恰当的方式援手行业内的顶级企业。这种雪中送炭并共渡难关的方式，将使大家荣辱与共并结为同盟。

此外，企业要修炼内功，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对外投资之前应进行细致的可行性研究，要有长期规划和国际化的战略部署，广招通晓外语、管理和当地情况的专业人才;要加强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和法制意识，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唯有如此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对外投资模式。

尽管前行不易，但中国出现一批真正全球化创新领先企业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总量，很多行业已经做到全球No.1，具备引领全球发展的一些基础;第二，中国企业历经多年磨练，管理经验有很大提升;第三，中国企业的资金较西方同行相对充裕。中国企业一定要放弃追随、复制的思维惯性，不能总是停留在跟随西方世界级企业的框架下。今后数年将是全球创新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只要冲破过往思维惯性，整合全球创新能力，集合全球创新资源，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就能力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高地之一。

“走出去”中国企业 篇2

标题：中国企业走出去十大模式剖析

作者：王辉耀（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公司在战后复苏的基础上开始了规模化的走出去和跨国经营，国民财富迅速增长；七八十年代，日本人开始大批量走出去、创建跨国公司，将产品销向全世界；90年代，韩国人开始了同样的旅程，大规模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该是中国人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时候了。走出去的时机是否到来？

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企业家，甚至包括部分官员在走出去的时机问题上还心存疑虑。我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2003年我在《经济观查报》上发表的观点。近两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国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大门已经完全敞开，外资可以大踏步地走进来，更多的国际跨国公司涌入中国，中国的市场更加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改革开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格局。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基本上是一个单项的开放，一直是引进来，还没有大踏步地走出去。但是，21世纪的今天，更进一步，从更高更广的层面来说，我认为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其一个非常重要和显要的特征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大踏步地走出去，走向国际市场。我们老说狼来了，为什么不能说狼走出去？

如果说WTO以前的20多年间中国对外开放以招商引资为主，那么，进入WTO之后的中国，由于中国企业也开始享受WTO成员国的优惠待遇，中国的对外开放由单向型的招商引资转变为双向型的对外开放，即中国企业开始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市场，这是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重要的新收获，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时代转折和标志。因此可以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第一个条件。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后三年多的时间里，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步开放，世贸组织其他成员也随之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贸易投资便利，这将为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提供有利条件。第二个条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对外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入世前的2001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额达5100亿美元，而截至2004年底，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1547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6000多亿美元。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必要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十大模式

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形式多样，但归纳起来，我认为可以总结出十大模式。

1、海尔安营扎寨模式：海尔是国内企业较早走出去的企业，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这种模式是在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自己生产基地，直接建立和推广自己的品牌，树立当地企业形象，以便更好地更多地销售自己在当地和中国所生产的产品，避免更多的关税壁垒等，如海尔在美国、巴基斯坦等国所建立的生产基地。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容易获得所在国消费者的信任和欢迎，提高销售，可以回避关税，但挑战是成本较高。

2、TCL品牌共享模式：TCL的模式是一种品牌共享模式，即将自己在国际上不知名的品牌和国际上知名的品牌结合，带动国内产品走出去，如TCL和德国斯耐德，特别是和法国汤姆逊及阿尔卡特等品牌的结合，大大带动了TCL产品的出口，也带动了TCL品牌的提升。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品牌长期的共享，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最终推出自己的品牌。

3、联想借船出海模式：联想的模式是一个以小博大的一个赌注，其核心是借船出海。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使联想一跃跨入世界500强行列，虽然借IBM的品牌只有5年的使用期，但联想获得了IBM在国际上成熟的团队和销售渠道。不过，借船出海能否成功最大的关键还在于双方企业文化的融合和联想国际化团队的整合能力。联想国际化的进程准备已有一段时间，从联想英文更名到成为奥运的顶级赞助商，联想为出海作了大量的铺垫。这种蛇吞象的模式最大的挑战是两个公司文化的融合和国际人才的使用。

4、华卫技术领先，农村包围城市模式：华为的摸索是一个中国企业注重建立和开发自己的技术体系，有明确的国际市场目标，先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后大力出击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的拳头产品和优势，国际销售已占到公司的销售的50%，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较为成功的一种技术导向的模式。其模式的挑战性是如何更进一步的技术创新而又避免知识产权纠纷。

5、长虹产品代理模式：长虹的产品代理模式从形式上来看，是中国在现阶段企业走出去一种主要的模式。国内许多企业产品的出口主要依靠海外的代理。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产品出口有现成的指引或渠道，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缺陷是企业自有的品牌不突出，有时过于依赖海外代理，有时甚至有回收货款的风险。

6、中石油、中海油资源互补模式：中国目前还有不少国有大中型国有企业在石油，天然气、矿石和林业等资源方面需要走出去寻找新的资源来支撑国内经济更大的发展。这种模式一般是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为主，是中国为自身需要企业在海外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一般投资额较大，其挑战是如何加强可行性研究，加强监管，如何避免决策失误和损失。

7、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借鸡生蛋模式：中国企业这些年来，还有一种也可称为走出去的模式就是到海外上市。中国目前已有上百家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移动、中联通、中石化等一大批国有企业，也包括亚信、搜狐、UT斯达

康等一大批新经济的企业。这是中国在新的形势下利用外资的一种更有效的新方式，不仅靠走出去借助国外市场带回了新的资金，也带回了更加规范化的经营管理模式。

8、温州星火燎原模式：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些年也出现一种方兴未艾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温州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他们利用在海外的亲戚朋友或其他网络，把中国的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推销到世界各地，如温州鞋、义乌小五金、温州打火机，分水中国制笔之乡等，产品燎原到全世界。这种自发的，经常是家族型的企业往往有着非常强大的灵活性和活力，是中国中小企业大面积走出去的开始，具有中国特色，是一种值得鼓励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的挑战是如何加强行业协调，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和在海外有序的管理，避免出现象西班牙烧鞋事件的发生。

9、广阔天地对外承包工程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相对传统的模式，主要是到海外更大的市场去承揽工程。这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政府对此也比较重视，也培养出了一批在国际上能排上名中国跨国承包公司，如中建、中土、路桥、港湾公司等。随着伊拉克重建工作的展开，中东局势的逐步稳定，国际承包市场还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10、大有作为劳务合作模式：劳务合作模式是中国企业可以组织劳务出口的一个有巨大潜力的事业。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的资源大国，中国在向海外派劳务人员、海员、护士、研修生、厨师、甚至家政服务人员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力可挖。现在农民工都可以进城务工了，中国也可以鼓励素质高的劳务人员大踏步地走出去。

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进一步的总结和提高。

中国企业要在世界上(包括中国)有竞争性，必须要走出去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但一谈到开放，似乎就是招商引资，就是把外国公司吸引到中国来。其实，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觉得对外开放应当包含一层更广阔的含义，那就是应当鼓励更多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实际上，今天中国加入WTO后的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市场，很多以前国内保护的行业保护都在逐步消失。中国企业最终要想在中国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必须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练得市场、管理、营销、资金、人才等一系列国际功夫，也才能在跨国公司群雄争鹿的中国有发展和生存的空间。中国企业欲逐鹿中国，需先征服海外将成为中国今后企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其实，中国人走出国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有所尝试。记得80年代我还在经贸部国外经济合作司工作的时候，当时的业务就是帮助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开发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对外投资。时至今日，中国对外承包劳务公司已从当时的几十家发展到了数千家，中国在对外承揽工程、输出劳务和对外投资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据现商务部国外经济合作司统计，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设立境外非金融类企业8300家。2004年对外投资方面，从行业分布看，主要流向采矿业，投资额为9.94亿美元，占55.12%；商务服务业3.48亿美元，占19.32%；制造业2.7亿美元，占14.92%；批发和零售业0.9亿美元，占5.01%。从地区分布看，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8.89亿美元，占49.3%；亚洲5.15亿美元，占28.57%；欧洲2.96亿美元，占16%多。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44.8亿美元，同比增长28.8%，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31.5亿美元，同比增长9.8%。

但是，对外承揽工程、输出劳务的阶段应该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初级阶段。中国企业要想在世界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还应该积极开展到海外的投资，占领海外的市场，创建中国的全球化公司。此外，在现阶段，还应该把“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作为走出去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原材料的供应、零部件的采购、产品的研发、营销等都要服从于国际竞争的要求。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是共识，迫在眉睫。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国际分工的体系，中国许多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走出去。从广义角度讲，企业走出去可以分为企业的产品走出去外贸出口、企业的技术走出去技术出口、企业的资金走出去对外投资，以及企业的人员走出去劳务输出、工程承包等。走出去大有潜力可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在各方面走出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我认为，中国在中国制造和产品出口走出去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举例来说，中国2004年出口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其中的加工贸易出口就达3279.9亿美元，占出口总值55.3%。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占到如此高的比例，尤其是占出口比例超过总出口的半数以上，这表明中国在加工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但细分起来，中国企业大部分只挣了一个劳务加工费

我想起90年代我在北美跨国公司任职时，曾到珠江三角洲一带考察。我发现东莞一家企业生产一条牛仔裤成本是两个美元，但卖到北美就是四五十个美元，是生产成本的20多倍，而其价值链中占95%的大量的品牌，设计，管理，市场，营销，渠道，代理，批发，零售，甚至包括保险，船运等大量的中间附加值方面，都被外商挣去了。该企业就只挣了一个劳务费。中国目前3000多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中，大部分的企业仍然只是挣了一个劳务费。如果中国的企业能扩大其价值链上的规模，发展自己的价值链公司，比如中国企业能拿到其中比劳务收入5%的更多的份额，中国的出口还会有更大的增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会有更大的增加，中国年出口就可能不止是5000多亿美元，如能增加一倍就可以是10000多亿美元，增加两倍就可以是20000多亿美元，而

届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增强。目前，中国从事制造业出口的从业人员仅为两千多万人，却每年创造了5000亿美元的出口，相当中国GDP的三分之一强，人均产值大大高于一般就业人口。加入WTO后，中国每年有1000万到1500万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流向制造业，如何将这些人口转向制造业，扩大出口，扩大价值链上的份额，是一件大有潜力可挖的伟业。

创建中国的跨国公司

如何扩大出口规模，更多地使中国产品走出去，除了继续吸引外资，向国外公司开放以外，还应该加快创建中国的跨国公司，提高中国在价值链上的经营规模。我记得担任美国商会主席的安利公司董事会主席史提夫?温安洛曾说过，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应更多地走出去，发展海外市场。他说，在当前贸易全球化的情况下，海外市场潜力巨大，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新的资源，学习到新的技术，开拓一些新的业务，把“为中国制造”变成“为全球制造”。他以安利为例指出，20多年前，安利公司70%的营业额来自美国本土，那时它将注意力放在美国国内；但在过去的10多年内，它把注意力放在海外市场开拓上，现在安利75%的营业额来自美国海外市场。

当国人谈论跨国公司时，往往把它与大型的、巨型的跨国经营的公司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跨国公司可大可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中小型的跨国公司涌现出来。随着九十年代的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发展，中小型的跨国公司迅速地打入了许多新兴领域，成为在国际上直接经营的重要生力军。联合国把跨国公司定义为由两个或更多国家实体组成的、在一个经营体系下运营且通过股权与其他方式形成的企业，不予考虑公司的规模。而中小型跨国公司，则定义为雇员500人以下的公司(批发业为本100人以下，零售业为50人以下)。

据估计，在英国和法国，80%左右的跨国公司为中小型的跨国公司。加拿大这类的跨国公司也很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在世界上也排得上名的大跨国公司，如中国银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力，中远集团，中集集团等。而目前富有活力的许多中国的跨国企业如海尔，TCL，华为等在国际市场上大显身手，仅其产品2004年向国际市场出口就达数百亿美元，占其总营业额的份额越来越大。随着2004年末联想以“蛇吞象”购并了IBM的PC部门，华为、中兴等一批新兴的中国公司纷纷把2005年作为企业的国际化年。可以预计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还会出现更多的大型的跨国公司。但同时鼓励成立更多的，真正能有竞争力的、对出口有较大的促进的贸易型的中小型的中国跨国公司也是当务之急。中国目前在许多产品上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但要争取摆脱目前相当普遍的只挣劳务加工费的局面，扩大经营份额，获得价值链上更多的回报。重视新华商、海归和外籍国际人才

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产品要想更快更好地走出去，一个非常需要重视的力量就是新华商、海归和外国人中的国际人才。中国在过去对外开放的20多年的成功，曾经很好地借助和依赖了老华商的力量和网络，据有关方面统计，20多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70%以上来自国际上的华商或通过华商牵线搭桥。20多年过去了，许多老华商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新一代的华商则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中国企业今天要想更好地走出去，则需要很好地重视和利用好各种新华商的资源。全世界的华人目前有5000万人之多，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他们中的新一代，受过很好的教育，具有国际化的观念，熟悉市场经济和新经济，懂经营管理和外语，在国外有很好的基础，可以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此外，中国已有出国留学人员超过百万，中国目前尚有近60万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再加上最近这些年移民国外的中国人，目前在海外有几百万熟悉中国大陆的华人，这些人也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宝贵财富。另外再加上中国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商人和一大批归国留学人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华商群体。

此外，还有不少有掌握国外文化和企业经营管理之道的外籍人才，也可以充分利用，就像许多日本公司一样，完全用洋人来打天下。

这几种人中间有许多是能带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国际化商务人才。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桥梁，是新生经济的传接者，是创业大潮中的尖兵，能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能够涉身企业管理咨询，提升中国企业管理，带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打造中国企业出口信用和品牌，带动更多的企业到国际上上市，开辟更广的国际市场，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的高效和新观念。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制造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能充分重视和发挥大批新华商、海归和国际人才的作用，则中国制造走出去的价值链上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而不仅是加工产品的劳务费。

此外，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管理上，也必须要利用好真正的国际化人才。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后，整个公司的工作语言都将从中文转向英文。其实，真正的转变是人才的转变，是如何启用大批量的国际化人才，这才是联想整合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关键所在！

中国出版“走出去” 篇3

世界需要阅读中国

世界一直有阅读中国的需求，但长久以来，这种需求并不普遍，因而中国出版的全球市场空间极其有限，这十余年间的艰辛，恰恰证明了开辟宽阔而流畅的“走出去”的道路的工程艰巨：从内容选择、文字翻译、版权代理、出版合作到海外市场营销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极为欠缺经验、人才与商业经验，利润与影响皆有限。然而，《<论语>心得》却异峰突起，已出版繁体中文、韩、日、英、德、意、西、荷、法、葡、希、挪威、芬兰、瑞典、冰岛、印尼、匈等不同语种的版本，至2010年7月印量就已达18万册，版权收益到账203.9万元人民币，这似乎昭示着，中国人爱读的书，世界读者也爱读。

该书的成功之处，归根结底在于其内容的精髓所在——《论语》的不朽魅力。正如《<论语>心得》的国际版权代理商托比·伊迪所言：“于丹所做的工作就是拂去放在博古架上的经典的灰尘，让经典走向大众。”改革开放正是经典走向大众的三十年。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的努力，到九十年代国学热的逐步升温，再到《百家讲坛》创造的经典传播新形式的巨大成功，再到今天有志之士倡导阅读经典的不遗余力，国学经典已从古代少数读书人刻苦攻读的“实用”之学，成为大众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修身”之学。《<论语>心得》则是一部水到渠成中的演绎精品，并进而由国内成功波及到了国外——正如此书在日本所打出的广告语：“一本1000万中国人选择看的图书”。换句话说，中国的变化引起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阅读中国的需求在扩大，途径之一，就是阅读中国人正在进行的阅读。《<论语>心得》的成功是中国崛起所结出的必然之果——当然，这并非要抹煞出版方与作者在此书的版权贸易中所付出的非凡努力，已经有不少文章记录了那些充满了艰辛的细节。

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因此那些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髓、最能展现中国变化趋势以及最能凝练中国发展经验成果的著作，是国际版权代理和跨国出版集团最感兴趣的中国内容。目前许多出版社推出了政治、经济、管理、城市建设、科学研究、汉语教材等诸多领域的书籍乃至成规模和系列的丛书，并进行了政府资助、版权代理、合作出版等诸多方式的探索。这些出版内容的“走出去”，既要建立在对国外需求的正确理解与匹配之上，避免一厢情愿地赠予、灌输与宣传，又要在控制成本与时间的基础上寻找熟知国外读者阅读习惯的译者，因势利导，输出真正吸引西方读者的精品出版物。

世界喜爱阅读中国

“喜爱”与“需要”是“走出去”的不同层次，后者的原因可以是好奇、惊诧、不解甚至是恐惧等引起，是由于经贸合作、国际关系等诸多现实层面的需求所致，而前者则体现了对国界、种族、语言、习俗的跨越，是出版物中所凝结的智慧、理念、美好等因素的强大吸引所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亦被视为是出版“走出去”的一个福音——诺贝尔文学奖这项具有鲜明的“国际化”标志的奖项，似乎成为莫言作品的“国际”通行证，这将促使中国文学无论是在大众阅读领域，还是专业研究领域，都将引起国外读者更大范围的兴趣与关注。

然而，莫言作品的国际化却早可追溯至二十多年前，1990年，《红高粱家族》被翻译成法文版，成为作者第一部走出去的作品。1993年有了英文版、德文版，其后莫言越来越多的作品被翻译成日语、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越南语、挪威语、希伯来语、波兰语……据学者统计，到2012年，莫言的外文作品已经出版了105种（何明星，《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地图——基于全球图书馆收藏数据的视角》），国外的读者因为电影《红高粱》而知道了莫言，而此后他屡获国外各类文学奖项，标志着他的风格与内容为不同国家的文学界所接纳、欣赏。

莫言的背后，是成长在1949年之后的一批优秀作家群体，张炜、余华、苏童、贾平凹、刘震云、迟子建……他们都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国外文学荣誉，他们描述中国当代的现实题材的作品也在多国出版。文学之外，反映当代中国的艺术、学术的作品和少儿读物，这些可令全世界人类共同愉悦、欣赏和受益的内容，都正在逐渐散发出光芒，逐渐超越了中医药、武术、中餐等传统“走出去”内容的魅力，但毫无疑问，这些内容的成长，需要良好的环境和长久的积淀，需要从国家到出版者的共同呵护和合理开发。

一部成功走向国际市场的出版物，会蕴含着国人所认可的价值、海外读者所认可的价值甚至是普世所认可的价值，但这些要素并不明显，并不是所有优秀的出版物都有通过拍成获奖影视而名扬海外的机会，因此，在“走出去”的路上，还有很多的谜语需要出版者们去破解，例如，我们感动了无数读者的当代经典之作《平凡的世界》，至今尚无外文译本；而长期居于当代文学研究关注的核心地位的《白鹿原》有日语、韩语、越南语和法语四种译本，问世20年间却还没有英译本……

中国推动世界阅读

如果前面两部分主要描述了中国出版“走出去”所乘借之“势”的话，那么，这一部分我们所要谈及的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自身之力。近年来，国家对出版“走出去”的政策导向愈加明显，施政措施愈加细化，将其视为从新闻出版大国到新闻出版强国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4月，原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布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和《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要在“十二五”末实现的几个主要目标，例如要打造六到七家实力雄厚、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要在30个左右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完成市场布局，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扭转等等。2012年年初，原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该年度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这是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第一次围绕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出台专门文件进行全面排兵布阵。该文件将“十二五”末的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如要求版权输出数量突破7000项，引进与输出比例降至2：1，力争持平；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出口金额突破10亿美元；实物出口数量突破1150万册，出口金额突破4200万美元等。并发布了十条新政，如支持出版传媒企业创办完全面向国际市场的外语类期刊、对版权贸易输出与引进逆差超过1：3的新闻出版企业实行重点监控、鼓励和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网络出版单位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等。国家还力图通过国际书展，实施“走出去”人才培养计划，以及国际新闻出版资讯库、版权交易信息库、重点项目库、中外作家库和翻译人才库等构件的“走出去”信息服务平台，为出版“走出去”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实施、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和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等国家主导的重要工程亦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无疑，这些政策和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出版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势必会激发更多的开创性的尝试。但无论是杰出人才、旗舰企业，还是成熟的代理制度、激励机制、输出渠道，都需要一定的培育时间；况且，在这个阅读习惯剧烈改变的时代，中国企业完成转企改制未久，面对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仍然还在蜕变之中，如何走向国际市场，与商业运作和技术革新都更为成熟的跨国出版企业合作、竞争，都是巨大的挑战，但孕育着巨大的商机。

中国出版“走出去”，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内容“走出去”，中国出版企业自身的“走出去”更为重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或许有许多值得出版业推敲、研习之处，单从片头中那动物园中安宁美丽、充满印度情调的一幕幕场景，就令人难以想象，竟然全部取景于台北的木栅动物园，而神秘的浮岛、悠长的白滩，亦皆摄制台湾——台湾导演运用台湾元素，拍摄出一部展现全球风光的视觉盛宴，这种“浑然忘我”的境界，是否也应该是出版“走出去”所追求的至臻之境？出版“走出去”的落脚点，是让世界读者阅读中国出版企业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以承载着中外读者所共同认可的价值，也可以是完全依照海外读者阅读需求制作出来的出版内容和形式。这需要娴熟运用国际化的商业技巧与先进的出版技术，并熟知海外读者阅读习惯与喜好的“本土化”能力。从具体观念和操作上而言，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实践：一是从单方面宣传转向双向互动，融入到海外“全民阅读”事业中去；二是从中国文化叙事方式转向海外文化叙事方式；三是从中文翻译转向直接寻找外语作者；四是建立国际化合作团队；五是从事实为主线转为以价值为主线；六是与互联网、智能手机整合起来，积极尝试一切新兴媒体技术。

中国物流企业要走出去 篇4

我从事的领域和多数人有点不同。我注意到大多数人都服务于3PL领域, 而我主要在国际货运代理以及国际贸易。在这里, 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物流行业的国际化以及中国物流企业如何成为国际网络的一部分。

开始之前,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在物流企业工作已有几十年的时间, 最早在洛杉矶为一家日本物流企业服务, 几年后来到韩国, 为A P L美国公司工作, 接下来在越南工作了15年, 1996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的工作首推为商务货物提供全球联运, 其次是一些重型货物, 包括一些重型设备及石油等能源物资的运输。

首先提一个问题, 中国企业为何要去海外拓展?我从国际货代角度为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内容。现在大家可能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 也有一些外国客户, 企业要想获得发展, 则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合作伙伴。我可以从国际货代行业提供一些案例。

为何要拓展海外市场

在越南工作的时候, 胡志明市有一家小型货代企业, 只有4、5位员工, 发展比较困难。后来这家企业参加了国际货运网络, 2年之后, 该公司规模扩大了3倍。还有一位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先生, 他也积极参与了国际货运网络, 通过国际货运网络寻找战略性的合作伙伴, 几年之后, 其业务发展遍及中亚甚至一直到达高加索山脉地区, 现在在迪拜也有业务。我自己的公司是在1996年成立的, 刚开始的2年, 只有5个员工, 然后我也加入国际货运网络, 从1998年一直到2004年, 我们公司的员工由30人增加到了190人, 办公室扩展到三个, 其中一个在柬埔寨。

国际货运网络帮助我们和海外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当我们和海外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的时候, 就能进行两端的销售, 而不仅仅是一端或者国内市场。以中国为例, 如果只是服务于中国客户, 没有海外中介的话, 你只是占有中国的场, 会丢失很多海外市场的机会。由此可见, 国际货运网络可以帮助企业拓展新的客户。比如中国客户在洛杉矶有业务需求, 但是物流公司在洛杉矶没有业务, 如果没有战略合作伙伴, 物流公司就只能放弃这个客户。反之, 物流公司不仅将赢得客户, 还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声誉, 赢得更多的客户。此外, 加入国际货运网络、拓展国际业务还有一个好处, 即可以从合作伙伴处得到生意, 所以这是双向的交流。

欧洲市场在全球物流行业中的份额巨大, 具体到国家而言, 最大的是德国。在全球物流行业, 从物流行业收入以及净利润、T E U (集装箱标准单位) 这些指标来看。根据权威报告的数据, 德国的物流企业净利润在2012年是占了全世界第一、二、三位。现在瑞士的物流企业正在赶上。我此前在越南工作的公司被德国公司收购, 后来又被瑞士公司并购, 瑞士物流企业崛起的非常快。除此以外, 美国和日本的物流企业同样在快速发展。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物流企业能够迅速扩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全都参与到国际业务与网络中。

如何走出去

当外国人聚焦中国的物流业时, 他们可能有这样一些想法。首先是行业没有行为规范存在。在当前世界物流行业现状下, 一些国家的物流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 一些国家的物流模式还没有发展起来。回头看中国物流业时, 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看法。德国的企业可能看到, 中国国企的业务非常强大, 私人企业则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国企的业务出现偏差, 其影响是巨大的。事实上, 外国公司在上海、深圳、广州或者其他大城市开展业务时, 首先关注的合作伙伴肯定是中国国有企业, 不能将目光投向私人企业, 这是中国物流业的一个特点。

其实, 中国也存在很多非常不错的私人企业, 它们在业务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些私人企业也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导致它们与国企的差距。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这些私人企业在技术和策略层面都还不够成熟。比如这些企业不知道如何与外国的客户进行接洽, 沟通上存在一定的误解, 在决策上缺乏定位。更为明显的一点是, 这些企业更愿意与中国的客户合作, 而且非中国企业很难加入到他们的业务当中。但从企业长远的发展来看, 这是极为不利的。

如何让中国企业走出去?我认为策略是第一位的。在上海、北京或者其他城市的一些物流企业, 想要拓展国际业务, 首先需要一个物流集团, 形成一个物流的族群, 并且建立起物流协会。这个协会不仅在行业内进行工作, 并且要与客户企业进行交流合作。实际上, 物流集群需要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专业方面进行紧密的合作。比如, 当企业参加行业活动或者行业会议时, 要确定企业是想专注于北美市场还是在非洲市场或者是在亚洲市场, 当你专注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商务项目时, 就必须以城市为中心或者以区域为中心, 而不是以一个国家为中心, 并且根据城市或者地区来制定我们的物流策略, 而不是根据国家来区分我们的物流策略。

第二点是人力资源的发展。企业想要走出去需要管理现有的中国员工, 并且雇佣具有比较强能力和经验的海外员工。如何管理这样的团队?日本的企业通常让公司员工每隔一至两年到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轮岗。这是因为企业需要专才, 但同时也需要全才和通才, 能够充分了解企业各个部门的运作和业务, 这样才能够给企业全局性发展做出明智的选择。这一做法不仅通行于日本企业, 欧洲企业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成熟的体制。除此以外, 你还需要对员工进行充分的培训, 保障他们有职业资格证书。尽管有些培训费用是高昂的, 但最终企业所获得的将会更多。

总体来说, 中国无疑是当前全球有着最好机遇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已经有了30年的进程, 其发展速度也比其他的国家都快。我想对中国物流企业说的是, 如果想要拓展海外的业务, 某些领域则是必须要关注的。比如进口市场, 在美国的进出口市场, 出口到中国的货物正在赶超中国出口的货物, 所以你需要更关注中国进口业务, 而不只是外贸业务。现在有很多中国企业和我联系, 他们想要寻求在国外的代理, 开始关注拉丁美洲、非洲, 这是值得赞赏的。这是因为尽管拉丁美洲、非洲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但是未来有比较大的发展前景, 尤其是转运货物上有比较大的机会。

“走出去”企业的税收征管问题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也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我国于2000年启动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走出去”战略，从而拉开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序幕。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工作之一，强调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协调。” 可见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在新的发展时期的重要任务和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蓬勃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着眼于国际市场的拓展，实行跨国经营，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但随着“走出去”企业的增多，由此带来的跨国纳税事务问题也日益突出。为了维护国家权益，必须切实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日常税收征管工作。

一、我国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对“走出去”企业有相应的税收管理规定，但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税收征管方面的问题，例如，税务部门应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内总公司均进行纳税申报、税收抵免、协定执行等方面的控管和援助，但实际上，对其真实情况控管乏力。

（一）各国税收制度存在差异

我国与企业境外投资地的税收制度存在差异，如：各国同时规定属人法和属地法，造成不同国家之间的属人法和属地法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企业境外经营情况、税收征税、减免税情况资料报送不全、不及时，真实性、准确性较难把关，导致企业境外所得征管难度加大。

（二）税务部门对“走出去”企业的信息掌握不完全。

一方面，在国际上，各国政府一般都通过国内的立法要求其境内的企业纳税人，必须要按照本国政府规定的会计处理办法进行核算，并在经营国保管有关会计资料。所以，主管税务机关无法获得相关核算资料来合适境外所得，只能根据企业每年向境内报送的会计报表反映的申报数额。另一方面，境外投资企业每年应向有关部门如外经贸、财政等部门报送境外经营情况，对不同类别的外派人员如政府派出人员、访问学者、劳务输出人员等，审批部门有所不同。因此，外经贸、财政等部门掌握境外投资企业经营情况较为完整。由于目前缺乏协税护税机制，基层税务部门难于从有关部门获取有关信息资料，只能靠纳税人主动申报获得零星资料。

（三）税收政策宣传不够，税收征管偏松。

一方面，税务部门对“走出去”企业税收政策宣传不到位。税收政策的变更，没能及时组织企业的会计人员进行适当学习，使政策得不到真正的落实。政策、方针、规定得不到落实，造成公司报送资料的不规范、不健全等问题，给税务征管带来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税务部门的征管偏松，税务部门管理的企业众多，要对每家企业了如指掌是很困难的，再加上税法规定的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税务对企业的征管不严，当然，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税务人员。

（四）税务部门部分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欠缺。

在税务部门中，有许多人员并非专业对口，或者之前根本就没学过关于税务的相关知识，对于这些人员，培训尤为重要。随着我国走出去企业的增多，对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目前可能对税务部门的培训仍做的不够，特别是关于国际政策的学习不够，降低了税务部门对“走出去”企业的征管能力。还有许多“走出去”企业提供的报税资料是外文的，税务人员中外语的掌握程度也不高，要求掌握所有外语是不可能的，至少应该掌握会计相关术语的对应英语。

（五）我国税收政策不完善。

我国税收政策不够完善，一是税收利益保障机制不足。为了满足吸引外资的需要，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定税收协定时，考虑更多的是收入来源地的税收利益，而相对忽视了对“走出去”发展中涉及的居住地税收利益保障机制。二是税收政策规定可操作性差。如：关于对境外所得税的抵免办法的规定。企业未设立全资境外机构取得的境外投资所得，明确是指被投资企业已分配给投资方的利润、股息、红利等，但对境外投资的费用支出是否可以作为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及如何扣除不够明确。三是税收政策优惠形式单一。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主要是税收抵免，形式比较单一，为“走出去”企业的纳税人的提供税收权益保障不足、税收服务滞后。

二、改革我国对“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的建议

（一）完善投资事项登记制度

税务登记是控纳税人境外投资情况源头。根据我国《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有境外投资行为的纳税人实行税务登记备案，将企业发生境外投资行为作为税务登记变更的申报项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要进一步对税务登记系统进行细化和完善，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规范税务登记环节，制定相应的税收征管操作规程，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包括境外机构所在国家或地区、境外机构名称、设置时间、在当地适用税对率以及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和抵扣税额等内容，以便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基础信息管理机制，全面掌握 “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财务和税收状况，包括境外机构所在国家或地区、境外机构名称、设置时间、在当地适用税对率以及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和抵扣税额等内容。

（二）建立健全联系沟通机制。

一方面，加强税务部门与“走出去”企业沟通，双方都应该公布联系电话和网址等联系方式，并确保联系渠道的畅通。税务部门要利用互联网加强与纳税人的沟通交流，提供集约化的纳税辅助、税收法规查询、涉税友情提醒、受理举报投诉等服务，促进办税质效提高和税收成本降低。另一方面，加强部门间的配合，主动协调。建立信息沟通渠道，定期获取我国“走出去”企业相关信息。各地税务机关要主动联系与外经贸、外汇、海关、银行、商务、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加强部门协调和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建立有效联动机制，将税收服务与管理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我国企业境外投资与经营。此外，为了加强与外国税务当局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及时进行税收情报交换，建立税收征管互助机制，以保证我国境外投资税收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三）增强税收政策宣传，明确税收征管分工。

针对税收政策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应采用多渠道方式对“走出去”企业进行政策宣传和指导。特别是在网络发达的当今社会，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手段。除此之外，对“走出去”企业会计人员进行纳税培训，以提高办税效率。尽快理顺国地税部门税收征管分工，从体制彻底解决两家税务机构征管范围交叉重复的问题。其次在税务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上，在税务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上，建议将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纳入国际税收业务部门，实行统一管理，并加强税务干部的配备，由国际业务部门统一管理国际税收事务，落实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协调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解决协定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和争端，维护我国境外投资者的利益，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良好的税收服务。

（四）提高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

通过内部学习与培训，实现对境外投资事项的规范化、专业化和系统化管理。由于税务部门会有一些规定的变更，所以，更应加强对基层税收管理员有关税收协定等国际税收管理政策培训，提高国际税务管理水平。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培养激励机制，有利

于造就一支能够承担新时期税收征管任务的人才队伍，提高办税的效率，降低办税成本。

（五）完善我国税收政策。

首先，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定税收协定时，应该适当考虑对“走出去”发展中涉及的居住地税收利益保障机制，以维护我国的权益。其次，在税收政策中有些不够明确的地方加以细化。可以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外国税收抵免的办法和申请扣除在外国实际缴纳的税收来避免双重征税问题。再者，开拓创新对“走出去”企业的优惠方式，提高对“走出去”企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中国企业走出去缘何不易 篇6

对标德国“工业4.0”的中国版的“工业4.0”——“中国制造2025”规划己经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将有望于近日正式发布。借由“中国制造2025”，中国将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企业要在国际分工当中能够占据一个关键的环节。既能够出口产品，又能够输出技术、输出资本，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不仅仅能出口产品，还可以到国外兼并;不仅仅是进口技术、引进技术，还能够出口技术，有自己独特的技术。能够跟国际品牌同台竞争，可以与他们掰手腕。要实现这一步还需要时间。

当然，这都是要在未来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既然提出的是一个未来的计划，就说明现在实现起来还有困难。

而困难在什么地方，很多人都只会说些冠冕堂皇的套话，竞争激烈、法律环境、当地文化等等。似乎中国企业走不出去的理由是千千万，中国企业成不了大气候的理由也是多多。

但也有一些中国制造企业在国家提出计划之前，就已经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布局全球市场，面临的同样是国际竞争，却能够很好的生存下来，甚至逐渐成为当地的名牌。当然，问题不是没有，只是更为具体。

2005年宇通客车董事长汤玉祥第一次飞赴古巴，下飞机之后，哈瓦那的湿热让他有些难受，这和郑州的天气差别很大。古巴是宇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第一站，也是很重要的一站，这个国家虽然不大，但对公共交通颇为重视，尤其是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期间的感受令汤玉祥至今印象深刻。

卡斯特罗办公室的隔壁，是一个超过200平方米的巨大房间，里面堆放着来自全球各国的家电产品，PC、电视、冰箱等等，其中也有很多中国产品。10年后的今天，当汤玉祥回忆起与卡斯特罗的见面时，仍能清晰记得进入这房间时所感受到的震撼，这位古巴最知名的领导人对产品性能的研究之深入令人感叹。

最夸张的是，当宇通产品进行展示时，卡斯特罗绕着客车就能对宇通客车的各项动力指标、油耗数据、车长等各项性能如数家珍，而作为宇通董事长的汤玉祥，此时却只能略微尴尬地笑笑，因为这些细节平时都是企业销售人员更为了解。

卡斯特罗最终选择了宇通作为公交系统的主力，宇通在这里卖出了出口南美的第一批车。然而高兴过后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2006年汤玉祥在古巴当地考察发现一个大问题，之前出口过来的首批1040台宇通客车，不到半年的时间，已经有多达260台车陷入停运。换句话说，不到半年，就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宇通客车在古巴不能开了，就算是仍在运营中的车，状态也不是很好。

“作为一个企业，不能只做一锤子买卖，你说宇通卖给古巴的车，一年就有这么多不能开了，以后还怎么继续做买卖，看着心痛啊。”汤玉祥说。

而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客车停驶的原因并非是车本身的问题，更多是出在运营维护上。比如古巴营运公司不愿意购买零件维修车辆，或客车司机对车辆的情况漫不经心，有问题也不解决，也存在用车习惯不好的现象。

后来，汤玉祥又多次去古巴实地走访，为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宇通决定主动改变管理运营机制，古巴人不想买或是暂时没钱买零部件，那当地服务经理就有责任主动询问甚至送配件上门。没钱可以给予一定零部件信用额度，从2006年起宇通在古巴的每个服务经理都有300万美元的零部件额度，2008年经济危机后这一额度提高到500万美元。

同时，宇通要求服务经理“追着”用户维护客车，为的就是解决当地的这些问题。如果司机不好好维护车辆，服务经理节假日便准备些小礼品，人情冷暖自有改善。当地公交客运公司的调度，也勤于沟通交流，对客车的维修保养自然也就更为关注。一项项的做下来，中国客车的停驶率大幅下降，宇通的“古巴危机”才算是化解了。而宇通在服务和思维上的转变，也让当地人逐渐接受宇通的企业文化，更为之后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古巴逐渐成为宇通在南美地区重要的基地。

实际上，如果真的在海外参与竞争就会发现，顺应当地的管理体制，只是一个方面，要面临的还有很多国际水准的竞争对手。

以客车行业为例，有奔驰、斯堪尼亚、曼恩这样的国际巨头，也有巴西马可波罗这样深植当地的本土品牌。建于1949年的马可波罗客车厂是巴西最大的客车制造企业，作为不生产底盘的改装车厂，其规模、实力却不容小觑。宇通客车海外营销部部长任宏说：“马可波罗是宇通在南美最大的本地对手。”马可波罗虽然是一家客车组装厂，用的却是大品牌的底盘、车体，也是南美最大的客车车身制造厂，实际上还是要和国际巨头的产品较量。

和这些不同的对手比，宇通能与之竞争的是更为灵活的配置、更有优势的价格，还有更为进取、积极的服务。

在中国，客车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奔驰、沃尔沃也曾进行过合资，然而都在竞争中被宇通、金龙等中国品牌企业所打败。在中国可以实现的事情，在海外当然也会有实现的可能。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宇通从2004年至今，海外市场累计销售超过3万台以上的大中型客车。在全球客车行业中，2014年宇通客车销售达到6.14万台，占到全球销量的14%左右，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虽然是走出去了，可是以中国客车为代表的中国制造，在海外发展仍面临重重困难，比如国际宏观环境的突变、各国政府的贸易壁垒，也包括来自国内厂商的非理性竞争等。

“国际贸易环境对中国企业来说向来并不宽松。”宇通客车海外市场部营销经理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例如最近很多原本对中国制造需求旺盛的国家，却因去年国际油价暴跌，造成外汇储备不足，消费能力下降，进而原本的业务也无法继续。“外汇储备不足就会外汇管制，很多客户有钱也无法汇出。比如现在的尼日利亚，企业每天只能汇1万美元。”任宏说，去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也使得该地区的销量几近为零。

此外贸易壁垒也不容小视。经济发展与就业率是各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一旦中国品牌、中国企业能在当地取得优势，占据较多市场份额，本国企业就会有较强的抵触情绪，进而向政府提出抗议，而政府最常做的是采取贸易壁垒等行为，迫使外国品牌退出。例如俄罗斯政府对政府采购限制，只能选择当地品牌政策后，又向海外客车企业征收报废回收费：每台客车收费高达2万美元，企业利润全无，也就无法继续拓展市场。

如果说前面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尽量避免或克服的话，那么来自于国内厂商之间诸如搞价格战等非理性的竞争手段，则是既令人无奈又对彼此造成很大伤害。类似的情况在不少行业都有出现，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汤玉祥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着近乎洁癖一样的追求，他认为，中国企业在外就是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走出去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卖完就完事了。“要负责任的走出去，给中国企业、中国人树立正面的形象，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海外站住脚”。如果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企业没有践行责任二字，只为卖产品，没想过长久立足于当地市场，不进行相应的管理与改进，就会使中国品牌在海外的形象受损，当地市场也会对中国品牌失去信任，进而导致后来者无法再开发这个市场。这就像是用电网或绝户网捞鱼，没想过后果，只看眼前。“宇通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做高品质的客车，让华人在外都引以为傲。”汤玉祥说。

而这，也正是未来中国制造打造国际竞争力最需要提升的地方。

话说建筑企业“走出去” 篇7

鉴于此,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企业如何“走出去”作一探讨。

“走出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我国和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 所有的国家都感受到了由此而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巨大压力。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估量自己在新的世界大格局中的地位, 认真思考如何在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更加市场化的世界中生存发展, 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调整发展战略、变革体制、夺取新的战略主动权。二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短缺经济的结束引发了传统产业普遍过剩, 开拓国内外市场, 调整经济结构,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世界经济一体化, 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 在各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由此, 我国企业不仅面临着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的危险, 还面临着丧失本土市场的可能。正是在此情况下, 我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 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为企业的发展探索新的道路。

2.目前国内建筑市场的态势是“僧多粥少”、物价上涨, 而国内承包商为了获取项目不惜竞相压价, 宁愿降低利润甚至以赔本的方式恶性竞争 (利润率约为0～3%) , 这些都为国内工程承包带来了不利影响。况且, 如果一个建筑企业的市场领域明显偏向国内, 这种状况一旦国内建筑市场趋于饱和、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间的竞争会更加残酷。这也更说明了, 如今现在大力开辟海外市场的必要性。除了中字号大型企业, 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国企和民企也已在世界各地逐步开辟市场, 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新时期的特点与表现

世界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关键因素。过去的承包模式一般是只作为施工承包商承建某个项目, 而现在缺乏一定的融资能力和途径, 则意味着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由此, 承包和发包方式也随之演变, 即发包方越来越重视承包商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 现今广泛为国际大型工程项目所采用的模式主要包括EPC、PMC等一揽子交钥匙工程模式以及BOT、PPP等带资承包方式。产业分工体系也在不断深化。欧美等国家的大型跨国建筑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建筑承包商则因为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 在国际工程市场中承揽的多是相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项目, 但因为近年来国内GDP增速明显, 劳动力成本也显著提高, 已开始向技术密集型项目和知识密集型项目转变。

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大力帮助企业“走出去”, 在资金支持、项目保函及手续费补贴、驻外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为企业的对外承包提供了有力保障。

“走出去”需注意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事业已经历了三十多载的磨练, 笔者在这一行业也已工作十多年, 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颇有感触。

1.严格甄别项目信息。对于尚未走出国门的企业或刚开始接触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来说, 难免会遇到雪片一样的所谓项目信息, 在此情况下, 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信息来源做仔细的背景调查, 不能因为是某个熟人关系的缘故而忽略其中的不实成分, 这样才能确保从源头上消弭风险。比如在2003年7月, 某大型国企接二连三收到台湾某集团发来的合作函件, 希望能共同开发泛东南亚铁路, 即修建一条从老挝至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铁路, 其在信中所描绘的蓝图非常美好, 且附有相关的项目计划书。后经该企业派人赴老挝与该台湾集团公司商谈, 发现这是一场骗局。所以, 如果不能确定项目的真伪, 亲自到现场考察是最好的方法。

2.要慎选国别市场。在决定进入某个国家建筑市场之前,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前期调研, 从国家是否安定、总体经济水平、人文社会到所执行项目的各个关联因素均需要考虑周全, 不仅是因为各个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等有所不同, 其在工程项目所执行的技术规范上也各不相同, 例如:中东地区一般采用欧美标准, 非洲地区则更多采用英国标准, 当然也要结合本国制定的一些规范及其它行业规范同时使用。

3.采取多种方式承揽工程, 拓宽承揽渠道。从经验来看, 如果国际工程项目按资金来源性质划分, 一般包括:中国政府经援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建设项目、中国各银行融资贷款海外建设项目, 以及境外招标项目等。在上述几种方式中, 除了境外招标项目, 其他方式在工程资金的拨付上相对及时、有保障, 而且还可以缩小汇率损失的风险。如中东地区, 在保证质量和工期的前提下, 项目资金可以按时拨付。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如非洲的一些国家, 资金问题一直存在。

4.需针对每个境外项目编制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 并以此建立完备的应急风险防范体系。通过与我国驻项目所在国使馆经参处建立联系, 形成及时通告体系, 并随时注意收集并保存当地资源信息, 以备不时之需。

5.打造一支强有力的海外管理队伍, 通过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推动企业的海外发展, 不仅具有工程专业的经验, 同时兼具外语、外贸、信息化等方面的知识, 以便在对外这一窗口平台上顺利打开通向目的国市场的大门。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分析 篇8

关键词：经济风险,政治风险,走出去,风险控制

一、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包括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税收风险。

1.汇率风险

最为常见的汇率风险有以下几种:一是由于自由外汇汇率变动而导致的风险。二是货币不能自由汇出的风险。在一些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 主要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该国政府不允许将当地币兑换为外币汇出国外, 众多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经营获得的收益或资金盈余难以转为汇率较为稳定的货币, 遭受当地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三是因所在国发生动乱、战争、重大自然灾害等状况造成外汇资金损失的风险。利比亚战争、伊拉克战争, 中国企业都承受了痛苦的教训。四是由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造成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而形成的汇率风险。

2.利率风险

利率变化的不确定将增加企业国际投融资的成本。投资的机会成本与利率水平的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 利率的不稳定也将增加企业预期收益的不稳定。金融危机的余威仍在, 各国仍在不断通过利率调整, 从而调整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不同国家所遭受的风险差异的不同, 促使其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 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尽相同, 造成各国利率频繁变动, 从而导致投资风险。

3.税收风险

在投资模式上, 许多企业是以产品出口、劳务输出的形式进行贸易, 可能发生的反倾销税、对劳务分摊的所得税、增值税退税等都可能造成税收风险。如果企业是采用在外国建立子公司的方式, 当地公司法及相关税法可能导致风险;如果企业以资本并购、资本输出的方式, 资本利得税、股权投资增值产生的所得税等也会产生相关风险。很多公司在海外投资与运营中会选择在“避税天堂”设立中转公司, 但由于避税地公司多数不具备商业实质, 很容易遭到各国税务当局对其保留巨额利润的质疑。

二、政治风险

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由于不熟悉、不了解外国的政治制度、民族理念, 从而导致的法律风险以及政治风险。另外, 如果企业对国外的相关经济法律不了解, 某些看似合理的商业行为还可能被认为是触犯了反垄断法、危机他国经济安全的犯罪行为。

1.法律风险

一是不了解东道国的相关法律。企业“走出去”需要遵循WT规则、国际法、双边协定、当地法律和母国法律。2013年《国际风险报告分析》表明, 我国多数企业对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缺乏了解, 大多数企业对我国政府已经签订的100多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缺乏全面把握和细节整理。例如, 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失败,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TCL不了解法国的《劳工法》。

二是外国法律环境变动大。一些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随意性大, 投资缺乏可靠的法律保障。比如, 俄罗斯政府曾经为了阻止中石油收购斯拉夫石油公司而临时修改法律。有的国家政府政权不稳引起本国对外投资政策发生变化, 甚至不提供国际投资保护机制, 外国公司难以借助国际条约或协定来保护自己的投资。比如, 玻利维亚等国宣布退出国际仲裁机构ICSID, 规定相关贸易争议只能在其国内解决。

2.政治风险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 设置进口壁垒。近年来, 由于各国国内消费需求走低,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反垄断倾销、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关税成为各国“保护本国利益”的手段, 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造成不利影响。例如, 蒙古国于2011年新修订的《矿产投资法》规定矿产股份的50%必须为国家所有, 外资最多持有30%股份。2004年12月8日, 联想曾收购IBM PC业务, 然而, 联想公司一度面临着来自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和反垄断指责。

二是专利风险。发达国家常以专利为由, 构筑所谓的“非关税壁垒”。例如, 2007年3月1日, 美国开始强制推行ATSC (美国先进电视制式委员会) 数字电视标准, 规定每天对美国出口的彩电都要支付23美元的专利费。专利费的收取, 使我国企业出口成本大幅增长。据相关数字统计, 我国彩电专利费用每年大约在10亿美元。自此之后, 我国彩电出口贸易大幅缩水, 相关企业利润率仅为1.7%。

三是当地政治局势不稳定。政治权利更迭带来的东道国政府对国内企业进入态度发生转变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 2011年的赞比亚大选, 时任政府相信, 赞比亚需要中国的企业来推动其经济增长, 而反对派则认为, 中国投资者正在“控制”赞比亚, 剥削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最后反对派成功赢得大选, 而现任政府对华政策给矿业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将逐步显现。

三、文化风险

世界文化多元发展,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习俗, 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家庭制度、世界观、价值观、商业贸易习惯和消费习惯等等。由于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时间短, 缺乏相关经验, 致使许多国有企业在国外仍然按照中国习俗办事, 在异国的经营策略墨守成规, 出售的产品甚至触犯该国风俗禁忌, 与当地文化形成冲突, 使企业投资经营陷入困境。

四、结束语

在世界大环境无法在短时间变化, 中国企业面对对外发展的“困境”时, 应该着重完善自我, 做到无懈可击。首先, 许多企业应有清晰的战略规划, 不应只是顺应“走出去”的政策号召, 存在投机色彩, 对风险把控不够。其次, 我国企业应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技术研发, 增加比较优势。若还以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作为企业“走出去”的发展定位, 不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策。最后, 企业应注重培养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培养适应国际化要求的人才, 实现优秀人才本土化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量。

参考文献

[1]陈爱蓓.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J].经济导刊, 2007 (9) :90-91.

中国标准“走出去”之思考 篇9

这是全球标准领域的一件盛事。中国以一种更为自信、更为开放的姿态, 迎来了ISO大家庭的163个成员组织和欧洲、泛美、亚太等10多个区域标准化组织的700余名代表, 以及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国际电信联盟 (ITU) 、国际铁路联盟 (UIC) 等14个国际组织的嘉宾。

标准是世界的通用语言, 是联通世界的桥梁纽带。世界需要标准协同发展, 标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 不仅自身标准化建设不断向更高层次推进, 在国际标准化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我国正在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让中国标准随“一带一路”走出去, 有利于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 有利于更好地支撑服务我国产业、产品、技术、工程等“走出去”。

中国标准在国际上从跟随到引领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标准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目前,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总数超过10万项, 企业标准超过百万项, 覆盖一、二、三产业和社会事业各领域的标准体系基本形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也正经历着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角色转变。

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标准国际认可度不高, 与我国贸易大国地位不相称;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也不多, 仅占国际标准总数的0.7%;以企业为主体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能够熟练驾驭国际规则的技术型专家非常短缺;等等。但是, 如今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日益增强, 由中国提出和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逐年增加, 截至2016年5月, 中国已有189项标准提案成为ISO的国际标准, 特别是在高铁、核电、通信、特高压、汽车等领域, 中国在国际标准上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

我国高铁标准成为世界标准。国外高铁距离一般只有1 000 km左右, 中国高铁则一般在2 000 km以上, 适应中国这种国情、路情的动车标准当然与众不同。从2012年开始, 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国内开展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工作。中国幅员辽阔, 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 被极寒、雾霾、柳絮、风沙“淬炼”出的“中国标准”正逐渐超越过去的“欧标”与“日标”,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

在数字电视领域, 中国数字电视标准成为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后, 已被全球14个国家采用, 覆盖近20亿人口, 带动中国多个数字电视品牌走出国门。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 曾有韩国媒体这样报道:“包括高铁、核能等在内的中国高端制造业正在迅速扩展世界市场, 由此带来的是‘中国行业标准成为世界标准’”。

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

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作为ISO常任理事国, 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合作、互联互通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根据《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2015—2017) 》, 中国将加快制定和实施中国标准“走出去”工作专项规划, 助推国际装备和产能制造合作。在电力、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以及中医药、烟花爆竹、茶叶等传统产业领域, 推动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同时, 在设施联通、能源资源合作等方面, 组织翻译500项急需的中国国家、行业标准外文版, 促进“中国标准”的对外传播。

我国正在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以标准化促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支撑互联互通建设, 是其中重要的工作部署。全面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标准化方面的双多边务实合作和互联互通, 积极推进标准互认, 有利于我国标准的海外推广应用, 加速中国标准“走出去”。在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 广大企业要积极运用标准化手段, 提升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水平, 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中国产品、服务、装备和技术“走出去”。

另外, 在ISO大会期间, 国家标准委举办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国家质检总局党组成员、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与阿尔巴尼亚、波黑、柬埔寨、黑山、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马其顿及土耳其等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化机构负责人签署了标准化合作协议。这是落实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举措, 是深化标准化领域的务实合作, 是各方互利共赢之举。截至目前, 我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标准化合作协议。

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 要全面提升供给质量, 以标准提升引领“品质革命”。

李克强总理说, 标准化水平的高低, 反映了一个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强弱。当前,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面对困难和挑战, 要让经济平稳运行, 既要保持总需求力度, 也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改善供给质量。这就需要把标准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以标准全面提升推动产业升级,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我国《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 (2016-2020年) 》已通过国务院审议出台, 就是要通过改善供给质量来激活消费需求。要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接轨, 促进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 实现国内外消费市场“双满意”。

中国铁路“走出去”研究综述 篇10

关键词：中国铁路,“走出去”,研究,综述

一、引言

中国铁路“走出去”起源于1967年我国对坦赞铁路的援建,但是之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2009年之后才开始萌发,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高铁“走出去”开始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概括来讲,中国铁路“走出去”实践可以说是实现了由“弥补”到“赶超”再到“引领”的转身(樊一江,2010)。在中国高铁努力实现“走出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并研究这一问题。2001年“十五”规划将“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后,学术界开始对“走出去”进行研究,但是对高铁“走出去”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正式提出高铁“走出去”战略之后。在研究内容上,早期主要聚焦于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意义、机遇、挑战等宏观战略问题,逐步深入到技术、标准、投融资等更多战略角度及微观操作层面,并且研究范围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

中国铁路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以中国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为主导、以铁路关联企业联合体为主体,发挥中国铁路优势,采取有效对策,打造品牌,开拓市场,力争取得一批国际合作成果。基于这一概念,中国铁路“走出去”首先是经济问题,其次是技术问题,同时还是文化、政治等领域问题。

二、内容综述

(一)从经济角度对中国铁路“走出去”的研究

关于中国铁路“走出去”研究,多集中于经济范畴,在对国家经济战略支撑方面,高柏(2014)认为,高铁“走出去”有利于未来中印俄“铁三角”关系和亚欧大陆经济的发展。耿枢馨(2015)认为,充分利用中国的高铁优势建构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通运输网络。张汉斌和刘雪涛(2011)认为,发展高铁可以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厉无畏(2014)指出,高铁“走出去”可以提升中国经济实力、改变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改善地缘关系、带来时间、空间改变,促进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等。郑健(2015)认为,高铁作为我国装备业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代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胜负手”。陈安娜(2014)从产业角度指出,中国高铁走出国门能够有效带动我国产品输出。贾文博(2015)则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模式转型角度,分析了高铁产业“走出去”的重要性。樊一江(2011)指出,高速铁路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核心骨干。

在高铁“走出去”市场方面,欧洲铁路工业联合会(UNIFE)2016年发布的“全球铁路市场研究”报告可知,“走出去”市场规模较为可观。肖尧(2009)基于经济分析的视角,建立相关数据的计量模型,探讨全球铁路建设市场需求的趋势,是鲜有用计量方法研究铁路“走出去”市场的文献之一。赵杨(2015)认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提供了广阔市场,是中国高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钟岳(2014)认为,北京铁路局率先“走出去”参与沙特麦加轻轨运营建设,说明中国铁路运输企业完全有能力拓宽海外市场。何达(2016)则以国有大型铁路工程公司为对象,研究了企业“走出去”获取国外市场的可能性。

在高铁“走出去”产业合作方面,赵杨(2015)指出,从中国高铁产业内部情况来看,高铁走出去面临如何深化改革,尽快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问题。刘延宏等(2015)从已承建的项目中,分析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在高铁“走出去”竞争方面,方远明(2007)较早就认为,中国铁路产业已经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比较优势。赵杨(2015)指出,西方国家的高铁产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李宗仁(2009)、李继宏(2015)等认为,我国铁路应当向这些国家和企业学习,要有长期跟踪项目的思想准备。管建华(2015)则认为,中国铁路“走出去”还面临中资企业间无序竞争等问题。郑健(2015)针对高铁“走出去”的目标市场细分、产业资源布局、商业模式创新、风险评估防控、铁路标准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高铁“走出去”投融资方面,李宝仁(2015)认为,高铁“走出去”项目投融资模式和实施方案,需要做好风险防控。温馨(2015)提出,在利用国内造价标准编制“走出去”项目工程概算时,用实物工作量法确定相关费用标准的建议。赵汉认为,最好的策略就是先将其视为国内项目编制概预算,再进行国外调整。

(二)从技术角度对中国铁路“走出去”的研究

王勇智(2014)等人从技术角度,提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相关问题。关向群(2014)认为,中国高铁“走出去”需要行业集成。应该朝着全行业、全产业链、全方位“走出去”的方向发展(袁立,2015)。严贺祥(2014)具体分析了技术、管理、运营等方面中国高铁具备“走出去”的能力,项目前期研究和设计咨询是确定项目技术标准的关键环节(宋涛,2015)。同时,高速铁路信号系统是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的核心系统之一,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王海忠,2010)。许佑顶等(2016)针对中国铁路“走出去”遇到的利益突出的技术标准问题,从不同角度对中外铁路工程建设标准进行对比分析。钟岳(2014)认为,北京铁路局作为率先“走出去”参与沙特麦加轻轨运营建设,表明中国铁路运输企业完全有能力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而刘延宏等(2015)从已承建的项目中,分析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总结提出:中国铁路产业“走出去”是一个庞大系统,只有各方面因素和力量相互支持和配合,在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铁路产业才可能顺利“走出去”。

中国高铁系统的全面“走出去”,在面临良好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李宝仁(2009)认为,首先缺乏境外总承包建设的经验。唐学东(2016)提出,中国高铁“走出去”难以绕开专利竞争的问题。方远明(2007)根据欧洲铁路工业联合会(UNIFE)公布的研究报告,分析得出全球铁路市场的年产值为1 033亿欧元,我国占的份额比例很小,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多年来高速铁路市场一直由德国、法国、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占据。李宗仁(2009)、李继宏(2015)等共同认为,我国铁路应当向这些国家学习,要有长期跟踪项目的思想准备。从产业层面来说,还要加强产业链的整合,减少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三)从政治、文化角度对中国铁路“走出去”的研究

2013年11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东欧亲自推介我国高铁技术输出,为高铁“走出去”吹响了号角,开启了我国外交发展的新时代。郑健(2015)说,高铁作为我国装备业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代表。高铁外交已成为国家名片,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生力军。赵杨指出,高铁建设不仅是一项高技术产业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产品,投资巨大,一个国家是否建设高铁其决策者只能是该国政府。廖萌(2015)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走出去”的重点领域是基础设施。

李宝仁(2011)认为,亚欧铁路网一体化是各国利益博弈的过程,不仅涉及到铁路建设,还涉及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各方面。国家各主管部门应相互配合,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同时协调相关企业,共同应对。徐飞(2014)认为,主要是做好高铁“走出去”战略的顶层设计、构建面向国际的高铁产业体系和技术体系、推动中国高铁标准国际化。李长进(2014)从协调主体关系角度出发,认为高铁走出去要确实发挥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作用。

三、研究述评

从已有文献来看,中国铁路“走出去”研究文献数量尚不多,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意义、面临的机遇、挑战、对策等战略角度,研究范围较小,定量研究较少,对铁路“走出去”基础理论支撑不够,对铁路“走出去”工程实践的指导性不足。未来,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一是更多的研究角度,包括战略的制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链的发展、公司发展规划等角度;二是开展适应外方国情的铁路功能定位、铁路有效竞争距离等基础理论的体系化研究;三是中国铁路“走出去”的市场空间、竞争对手以及具体到每一条线路的谈判对策等可行性战略研究;四是从经济学、交通运输学等理论出发,加强定量研究也可以借鉴计量理论和结合计算机技术,从更微观角度研究铁路“走出去”具体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安娜.我国高铁“走出国门”的机遇与挑战[J].商业时代,2014,(17):127-130.

[2]樊一江.从战略角度看我国高速铁路发展的重要意义[J].综合运输,2011,(10):35-36.

[3]方远明.中国铁路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J].铁道工程学报,2007,(11):89-93.

[4]李宝仁.亚欧铁路网一体化对我国铁路发展战略的影响[J].中国铁路,2011,(8).

中国出版如何走出去 篇11

今年我看奥运会口号的变化即从“开放的中国欢迎您”，到“新北京，新奥运”，最后落脚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给我启发很大。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非常平和的、非常融合的心态，融入世界人类文化的创造当中去。这样，走出去才能够不乱分寸。

香港三联作为渊源于内地，一九四九年后又长期以介绍中国内地社会和文化为主的一家文化机构，要真正融入香港社会也是要做出很多努力的。

在长期的努力中，有些事例蛮感人的，简单讲一个吧：在2003年SARS期间。陶大花园发病率非常高，我们正好在陶大花园有一间门市，虽然当时政府没有要求封闭，但大多商家已关门停业，我们要不要继续开业，公司也有意见分歧，大家知道经营上没有利可图，但是毕竟每天还有读者会来，为了稳定那些居民的情绪，我们还是。直坚持到最后。后来香港政府要求全部封闭，我们才关掉。正如郝明义先生所说，要有一种社区文化的概念，要为社区服务，要有这样一个东西，才能融进去，那块土地才能生你。养你。

第二，走出去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机缘。很多东西有必然性，但还不一定能让其成为现实。要想让这种东西成为现实还需要一种机遇。香港三联1989年在温哥华开了第一家书店，生意不错，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开书店?原因是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很多香港居民跑到温哥华那个地方聚集居住。而现在温哥华那家书店的生意变差了，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人大部分回流，这是会直接影响到书店生意的。所以走出去不仅要趁大势，还要找到具体机缘，这很重要。

第三点。走出去还是要有市场运作。要建立市场的秩序和规范，要通过市场运作走出去。长期以来，海峡两岸都有机构大量地免费派送书刊报纸给海外各地，以图宣传中国文化，但效果不佳。我觉得免费派送其实对出版社：对培育海外市场真的没有好处。我曾经跟有些单位谈过，你给我一笔钱，我开发选题，做好一点，起点高一点，会大大好过你买我的书免费去送。免费派送会扰乱我们已开拓的市场，也会断了长远的生意。总之，还是要把市场做起来，用市场的规则运行。

另外，现在很多单位要走出去，积极参加或举办在海外的书展，书展结束后，大量的书滞留在那里，以极低的价格售出甚至免费送出去，这对那些刚刚“走出去”的单位很不利，正处在萌芽状态的一些市场就会被扼杀掉。

第四，走出去需要许多部门的通力协作。走出去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出版人当然应承担很大的责任，但仅仅靠出版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出版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在文化发展进程上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其实不是那个原始内容的创造者，我们只不过是整理者，而且我们还不是惟一的整理者，所以我们永远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事实上，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作者，需要科研单位，需要教育部门，需要很多单位的协作，需要整个国家政策给予一个总的协调。我在第一次看到瑞典的宁茜丽写的《汉字王国》那本书的时候，有许多感慨：这么好的一本书为什么出自瑞典作家之手，为什么不出自中国作家之手。中国的作者也要担负起走出去的文化责任，甚至要有兴趣。当然出版人有一个最主要的工作要做，就是当有一个好的内容的时候，要运用很专业的方式，用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编辑、包装，这里面有很多用武之地，有很多工作可做。

第五，走出去要找到主攻的方向。走出去不能四面出击，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应重点考虑一种、两种、三种类型的东西，集中全力攻出去。从一个出版集团、一个出版单位来讲，应考虑最能够反映它的优长。而且最容易被别人接受，相对比较容易翻译的东西，作为走出去的突破口。我觉得有了大的方向以后，这些细节的问题，这些具体的考虑，太重要了。比如日本是漫画和动画冲出去了，韩国是韩剧先进人我们中国的。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某一种形式作为最强的东西先走出去，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这种方式，这是需要仔细考虑的。

万博宣伟: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篇12

互动是大势所趋

近两年, 数字传播和社交媒体迅猛发展, 促进了行业巨大的变革。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传播已不仅仅局限于让受众接触和了解信息, 更重要的是要让所有人都亲身参与其中。正因为如此, 万博宣伟推出了全新的品牌定位——“engaging, always”, 全力聚焦于“吸引受众参与其中”, 并且将这一理念体现在为客户打造的解决方案之中。

戴瑞强解释道, 这个定位的核心在于参与和互动。“我们创造的是双向的沟通互动。在信息充斥的时代, 我们不满足于简单的信息告知, 而是吸引所有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 并与意见领袖、媒体和公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社区, 在数字化世界里, 在客户需要的任何地方, 我们永远置身其中, 无时无刻, 无所不在。”

他强调, 在中国, 社交媒体的作用越来越不容低估。“很多人更倾向于相信微博上的信息, 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所以, 万博宣伟会格外重视新媒体平台的经营和维护。当然, 如今的传播环境为公关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媒体平台。我们的in-line沟通模式对将什么样的信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传播、采取怎样的媒体布阵和传播策略有了全面准确的把握。”

让中国企业“走出去”

据透露, 万博宣伟来自中国客户的收入已经从5年前的约1%, 增长到了如今的近15%。这个数字与万博宣伟积极开拓本土公司业务是分不开的。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万博宣伟的一项新业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旨在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 迎接跨洲际、跨文化、跨语言的多元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由诸多高级战略专家组成的业务团队, 将为中国企业量身定做进军海外市场的全方位传播策略, 帮助他们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形势与政治脉相, 提升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与品牌形象, 实现中国企业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显著提升。

戴瑞强说, “六七年前, 很多中国客户可能更偏爱本土公关公司, 但如今, 中国客户对海外推广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强烈, 而这正是我们万博宣伟的优势所在。万博宣伟强大的全球网络与拥有众多跨文化背景的员工, 使我们成为中国客户的最佳选择。”

据介绍, 万博宣伟“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组曾经帮助过国内某著名太阳能板生产商进军海外市场, 从零开始帮助该品牌做了全方位的公关推广, 从行业分析、市场调查、品牌定位入手, 打造出涵盖媒体关系、企业形象管理、高管形象管理、数字传播等内容的完整战略和执行方案, 并通过在《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世界主流媒体和G20高峰论坛等大型活动平台使其品牌知名度在全球大大提升。

此外, 万博宣伟还帮助中国移动、大唐电信、中关村在欧美国家做了一系列的媒体活动和客户关系维护, 让这些企业充分感受到国际公关公司在规划和执行当地策略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寻找未来公关之星

随着万博宣伟在华业务的不断壮大, 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吸引更多的新鲜人才, 今年万博宣伟成功举办了一系列的全国校园宣讲和公开日活动, 覆盖到5个城市、7所高校, 近2000名学生, 希望能发现和培养更多的未来公关之星。

戴瑞强表示, 这一系列的活动意义非凡, 万博宣伟历来重视对年轻人才的发掘与培养, 他们所具备的创造力和行动力是万博宣伟不断进取的强大动因。他非常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加入万博宣伟团队, 为万博宣伟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