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解放思想

第三次解放思想（共12篇）

第三次解放思想 篇1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上为卫生医疗改革方向定下调子, 医疗卫生建设的4个“分开”原则, 即实行政事分开、官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与非营利性分开, 无疑是新的医疗改革方案的统领。医疗卫生改革方案的出台对医院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医院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迫切需要运用新理论、新思想 (即第三次“解放思想”) 武装全体干部职工,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走出束缚医院改革发展的体制性拘谨误区。

1什么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既是政治上的“道德命令”, 也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改革概念”。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 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 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是针对两个“凡是” , 发端于文革后期, 主要是针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次思想解放实际是在哲学层面意义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是从全局领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第二次是“姓社姓资”之争,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 经历风波, 主要就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 解决了“市场经济”问题, 实际上是经济领域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这是思想大解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发发展起到的强大的推进作用, 它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上没有资社之分, 是第一次思想解放在经济领域层面上的运用。

第三次思想解放大有待发之势, 那么究竟要解放什么呢?改革开发30年, 中国已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造大桥过河”阶段, 几次思想解放, 也都有一脉相承的主题, 那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已经发端于21世纪初, 根据马恩的学说, 什么是和经济相对应的呢?那就是上层建筑, 也就是政治领域上需要一次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证明, 自由的空间有多大, 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2为什么要解放思想

当今的思想解放是一种历史的新延续和新定位。前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争论, 如实践真理、姓社姓资, 这一次思想解放侧重于利益调整、制度革新、改革成果让百姓分享。大多数党建学者认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对象应该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问题。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所言, “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也就像一个人瘸腿走路一样, 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导致了权力过分集中, 出现了一边是票子, 一边是过度集中的权力, 产生两边一结合的权钱交易, 也就出现了权贵政治, 官员腐败现象也就随之而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同时上层建筑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 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已经阻碍了经济发展, 现在必须对它进行改革。在改革之前, 我们需要进行思想解放, 也需要在政治上解决姓资姓社的问题, 推行一些制度, 这些制度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 是社会主义所绝不能容忍的, 但现在看来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面对, 我们还要贯彻第一次思想解放所解决的问题。要想经济进一步发展, 必须要面对和解决这些政治层面上的姓资姓社问题, 也就是说政治领域层面上需要思想大解放, 需要大改革。

3新形势下如何解放思想

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 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讨论、树立了“生产力标准”。如果把前两次思想解放理解为“还利于民”, 那么第三次思想解放就应该理解为“还权于民”, 要树立“以人为本”标准, 包括重新调整利益格局、更加尊重民众权利等。

3.1 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 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讲真话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就是讲真话;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 “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就是讲真话;中国人口多、底子薄,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就是讲真话。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解放思想时说:“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这说的都是真话。讲真话, 思想必然活跃起来;不讲真话, 思想必然被禁锢。所以, 领导干部也要用心倾听真话, 不怕刺耳;用心思考, 开动脑筋,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 把感性的东西理性化, 把零散的东西系统化, 经过加工, 拿出自己的东西。只有这样, 才能与时俱进, 不断解放思想。

3.2 第三次思想解放, 发展政治民主是第一步。

发展政治民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放开舆论, 首先在党内, 然后是在国家, 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氛围。胡锦涛总书记今年2月1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强调, 要在党内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 要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来进一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进一步促进政治民主。

3.3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体制机制的创新。

一个正常的社会, 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会导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错觉, 并在行动的层面上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我们国家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 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 无疑也是相当艰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否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 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 是我们当今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4医院如何在第三次“解放思想”中寻找出路

备受关注的医改大辩论, 吸引了国内众多卫生专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咨询机构的研究者, 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医疗体系在可及性、收费和质量上存在问题。形成这三大问题的原因, 可能还是政府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上投入太少, 各大医院在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下, 不得不拼命争抢病人, 造成医院之间竞争激烈, 从而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出现。医疗领域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 脱离了社会和政府的强力监管, 导致了医疗资源的投入过重, 医疗消费和生活消费的比例失调, 致使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凸现, 医患关系紧张。

4.1 不和谐医患关系需要“解放思想”来解决

近年来, 全国各地医院发生的各类威胁医务人员生命安全的暴力事件, 已在无数“白衣天使”心中留下了阴影。医生挨打并不鲜见, 某医院急救中心的一名医生也是满腹苦水:“某些患者或患者家属有时不理解医院的一些常规抢救程序, 他们经常因此而大动肝火, 拿医生‘开练’。” 某医院5天内两位医生被袭, 医患关系危机四伏。

4.1.1 医患关系不断民主化。传统的医患关系是医生凭借着对医疗技术掌握而具有权威性, 而病人对其只能绝对服从。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诸多变迁, 在现有医患关系中医生的权威在不断降低, 而患者的权利则在不断增长。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已衍变为共同参与医疗决策和选择的情形。在诊疗过程中, 患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体, 而是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 主动参与治疗。在对待疾病的问题上, 医患双方地位越来越平等, 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民主化。

4.1.2 医患关系日益法制化。传统的医患关系中, 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约定俗成的, 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依赖于医患双方的道德自律。在此基础上, 医患之间形成了以绝对负责——信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但是随着上述纽带的不断解体, 在当代医疗活动中, 再期待仅仅通过道德自律来实现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所以当今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更多地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出现, 医患关系依然是道德关系, 但是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更多地是法律关系, 医患关系的法律化同样是医患关系演化的必然趋势。

4.1.3 医患关系呼唤和谐。随着整个社会生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 医生之于患者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绝对权威和诊疗过程的唯一决策者, 他们需要和患者及其家属真诚沟通, 共同参与诊疗过程, 不仅需要患者接受治疗的结果, 更要使患者理解这个结果产生的原因;医生要诊治患者的疾患, 更要关注患者的心灵;不仅要尊重患者还要尊重法律, 不仅要提高医术还要提升人文素养;在医疗费用激增的情况下, 医生不仅要看好病还要算好帐……, 只有这样, 医患关系才有望和谐。

4.1.4 建立和谐关系首要任务是“解放思想”。 “以人为本”是建立医患和谐的敲门砖, 在大家痛斥医疗问题是体制问题时, 是否考虑到:当医改的面纱真正解开时, 我们为医改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吗?所以, 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 重新认识“以人为本”的新标准, 也就是说只有重视人的精神世界, 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

5第三次“思想解放”怎样推动医院发展

解放思想应该落实到制度创新, 医院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工作环境, 破除那些不合时宜的理念、观念和意识的束缚, 大胆吸收先进文明成果 (包括制度上的、管理上的和文化上的) , 一切为我所用, 破除条条框框, 不断创新理念、观念和意识, 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地辅佐医院建设与发展。

5.1 “思想解放”需要“民主人”。

前两次“思想解放”是还利于民, 重点是发展经济, 发展社会生产力, 增强综合国力,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这一次“思想解放”, 除了还利于民, 更主要是还权于民, 使公众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要还权于民, 必然要着重于制度创新和规章制度的建立, 而制度创新又必须靠思想解放来实现, 因为人是由思想来主导的。深化体制改革, 需要解放思想, 要以思想的解放为先导, 着力破除高度集权、排斥民主的传统观念, 破除把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医疗单位的管理机构要深刻认识到当前医患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 还患者、人民群众以“民主人”的身份, 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医疗救治和医院管理活动的全过程。

5.2 “思想解放”需要“政治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 目前中国新社会阶层人数大约为5000万, 包括工商群体、依靠知识获得较高收入的新兴专业群体, 也包括大中专院校以及医疗卫生系统等。新社会阶层需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他们有资格被纳入政治领域参政议政。在政治论坛上, 他们应当放下经营之事, 以政治家的视野关注民生, 看待、讨论公共问题, 推动法治、民主建设的进程, 恰当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 为建设公平的社会秩序贡献力量, 以此来化解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医疗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是靠“政府主导”, 还是靠“市场调控”?还需要医疗卫生领域以“政治人”的敏锐性进一步解放思想, 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拟定改革方案, 解决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问题。

5.3 “思想解放”需要“改革人”。

实践告诉我们, 思想解放的程度, 决定着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面对医疗行业激烈的竞争形势, 医院要实现新一轮发展的大跨越, 必须推动新一轮思想的大解放, 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的束缚 (包括经营方式和服务理念等) , 改变满足现状、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 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5.4 “思想解放”需要“和谐人”。

改革开放30年, 人人关心经济利益, 关注创造社会财富, 把大家都变成了“经济人”。随着历史的进步,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给社会又带来了一些弊端, 造成了“社会事业滞后、发展方式粗放、城乡不平衡、民生问题突出”的现象。为体现“以人为本”, 使全社会每个人都能全面自由发展, 使他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能追求精神生活, 保持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平衡, 这就要求把“经济人”再转变为“和谐人”。作为医学的践行者, 医务人员理应人性丰满、医术精湛, 以“和谐人”的身份积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当前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但社会公共问题还很突出, 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 看病难、看病贵, 司法不公正、贪污腐败等问题亟待解决。在医疗体制改革千呼万唤始不出的情况下, 医院期待着乘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东风,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切实找到促进医院发展的新思路、新对策,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1]周瑞金.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N].南方日报, 2008-03-17

[2]孙立平.解放思想: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N].北京日报, 2008-03-17

[3]沈宝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N].学习时报, 2008-03-19

[4]吴晓灵.中国的挑战来自于中国自身[N].经济观察报, 2008-03-17

[5]王晓河.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N].江西日报, 2008-03-31

[6]邹启宇.我所亲历的历次“思想解放”[N].中国新闻周刊, 2008-04-11

[7]杜导正: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N].中国新闻周刊, 2008-04-11

第三次解放思想 篇2

敬爱的党组织：

2009年5月5日，我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回忆起从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到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进入党校学习，再到党校毕业，递交入党志愿书，最后被批准入党，这一路走来，我的思想，学习，责任意识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记得刚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的思想还很不成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还不够深刻，当时看着身边的同学纷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也跟着交了。当时的我，对一个共产党员所要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还很模糊。后来通过在党校以及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党的先进思想，我对一个党员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身边的优秀党员们也用他们的一言一行感染着我，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党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在身边优秀党员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对中国共产党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望也更加迫切了。

大二上学期时，我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党校的培训。党校的培训使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优秀的集体，为了更快地加入这个集体，我知道自己也要变得更加优秀。因此我在学习上更加努力，大二的课程比起大一多了不少，有的课程像模拟电路，普通物理又有相当的难度。针对这些课程，我课前做了充分的预习，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后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和书后的习题，发现不懂的问题及时向老师和同学请教。这样，这些较难的课程我也取得了优的成绩。终于经过大二一年的努力，我获得了同济大学一等奖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这即是对我过去一年学习的肯定，同时又更是对我的一种鞭策，驱使我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我还积极参与到创新实践项目中去。在大二上学期时，我就和同专业的另外两名同学一起申报了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算法wiki平台，在这个项目中我和另外两名同学团结协作，共同努力。通过这次项目的锻炼，我的专业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同时也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除了自我提高以外，我还为身边的同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人问我学习上的问题时，我都会尽力为他们解答。经过大二一年，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我十分清楚，过去的成绩已经过去，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我还要再接再厉。终于通过自身努力和身边党员帮助下，我于2009年5月5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在成为了预备党员后，我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了。在学习方面，我对自己的一直严格要求，上个学年我取得专业第三的好成绩，面对过去的成功，我一定会不骄不躁，继续努力进取，奋发有为，同时通过参与一些实践项目培养创新意识，锻炼专业能力。在班级事务方面，这个学期我担任了班级的学习委员，我将配合党支部及其他班委开展一些有益于学习的活动，帮助大家共同进步。此外，我入选了第十四届同济大学“百名优秀大学生培养工程”。通过这些活动锻炼，我综合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力争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们大学生的总体素质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科技、文明的发展速度。作为一名大学生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努力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先进文化的弘扬者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现代化国际化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因此，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科学知识，坚持不懈地用科学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各方面的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多作贡献。

第三次解放思想 篇3

二战前的“满铁调查部”是日本智库的鼻祖。二战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为应对国内外各种问题，智库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壮大。1974年3月田中内阁成立的官方智库“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很长时间内被称为日本智库的“总管”。在新世纪，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如“海洋政策研究财团”，研究者来自政、官、学、军各界，通过媒体、论坛等频频发声来操纵舆论，对日本海洋战略和政策制定影响很大。

日本智库的运行机制

人员构成 在日本智库里，理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员通常是社会科学出身的三倍。除少数智库外，规模一般不大，有的甚至只有2～3名成员。在日本的约250个著名的智库中，有约150个智囊团的专业人员都在20人以下。智库研究人员经常更换，中青年占主导。智库工作人员中包括专职研究人员和行政官员。专职研究人员来自各个不同领域；行政官员一般均具有政府背景，有些甚至直接隶属于有关省厅或地方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与外务省关系密切。另外，智库还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如NIRA人员中就有来自美国、德国、芬兰和韩国等各个国家的优秀人才。

管理体制 日本一些大型的智库机构一般都设有理事会来主导运营。如三菱综合研究所理事会成员由政界、财界和学术界的名人组成，管理上实行高度分权和尊重研究人员个人创造性的体制，管理部门只负责组织专题研究，实行“课题小组负责制”定期商讨工作。如亚洲经济研究所设“参议会”负责审议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设“评议会”负责审议事业计划、资金预算；设“调查协议会”讨论课题立项等。

在日本，著名智库研究人员是公开选拔的，竞争激烈。研究成果与薪酬挂钩，每年都对研究人员进行考核。研究人员职级升迁时请所外专家评议。另外，还有一种“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工资由原单位发，到期回原单位。智库鼓励年轻人成长。如熊本开发研究中心规定以青年学者为中心的地区每周开一次恳谈会，同时还组织各种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为青年人提供锻炼自己、展露自己才能的机会；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则有意识地吸收有学识的青年市民参加调研活动。智库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

项目委托 在日本，咨洵市场的供给方有综合研究所、企业诊断机构、工程技术智库机构三类；需求方则主要分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两类。智库接受委托的项目，来自政府部门的主要包括城市问题、公害问题、教育问题及资源问题等；来自企业界的主要涉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效益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等问题。综合性研究机构主要负责跨学科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和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进行各种专题的调查研究。如在日本经济研究所每年的预算中，80%左右的经费是通过向政府、技术职能部门申请获得的；此外还大量接受企业的委托，从事各种生产技术、生产管理、劳动安全等技术指导，以及为企业提出各种设计、改进方案等工作。

科研管理 日本智库得到政府、地方等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与财政帮助。政策支持方面，如NIRA，日本政府让其利用400多个私营部门智库的帮助，还可借助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力量开展综合性的政策研究。财政帮助方面，如NIRA在1985年的300亿日元的资助捐款中中央政府为150亿、地方政府为50亿、私营部门为100亿日元。智库有严密的科研管理制度、科学的评价体系。如亚洲所实行匿名评审，请外国同行评审，评审意见作为政府考核指标。

对外交流 日本智库机构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国内到国外，从地方的一个桥梁建设到国家的战略方针，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囊括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影响着日本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发展。NIRA专门有负责国际交流的国际合作部。日本防卫研究所除了从事防卫政策研究外，还承担着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也邀请外国学者参与研究。

日本智库的组织特点

日本智库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三种。

自主型 研究力量很强，各种研究人才齐全，一般不需要从社会上聘请专家学者协助调研。如NIRA有600多名职员，其中有近500名研究员。有东京、镰仓两个总部，并在纽约、伦敦、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调研网。

主从型 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尽管能在调研中起主导作用，但不足以在研究领域“独来独往”，经常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协助研究。如通产省研究所60名研究人员中专职人员只有20人，外聘人员达到40人。

协调型 研究力量薄弱或根本没有专职人员，为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借助社会上的研究力量，自己只是起到组织、协调作用。如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不设专职研究员，只有四名职员维持日常工作。该所确定的调研课题，由关西地方专家学者和市政府的职员临时组成研究组完成。

日本智库的共同特点是以集体的智慧，从现在看未来，从政策研究着眼，通过周密的调查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为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提供咨询，为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提供依据，从而增加决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智库历史长、发展成熟。成长中的我国智库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示。

深化智库认识、重视智库功能 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决策者都十分重视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始终将智库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并积极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我国应该深化对智库在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重视其在我国新兴知识产业开发中的重要功能，通过政策导向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

调整智库结构、建构智库特色 现代日本智库向多元化、综合化和多极化发展，我国应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前提，提倡智库形式上的多样化。根据我国国情，设立高层次智库的同时，重点发展中、小型智库为主。不同层次的智库应该有不同的研究重点，特别要注重“地方问题”的调研，形成中国特色品牌。

改造创新智库、完善智库体系 日本智库十分重视国际交流，尤其是研究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以汲取各国发展智库的经验教训，将现代智库体系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上，并按照科学规范和国际惯例运行。我国应建立专门机构以加强对各层次智库的管理与协调。除了进行一些综合性的调研外，主要是拟定适当的研究项目，委托其他智库进行调研，或者协同研究。另外，还要加强各层次智库之间的联系，使智库系统发挥其有机整体的功能和作用。

第三次调控·房产税落地 篇4

1月26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会议指出, 自去年4月《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印发后, 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为巩固和扩大调控成果, 逐步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 继续有效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必须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主要包括以下8项内容。

1.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地方政府要切实承担起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2011年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 并于一季度向社会公布。

2.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各地要通过新建、改建、购买、长期租赁等方式, 多渠道筹集保障性住房房源, 逐步扩大住房保障制度覆盖面。加强保障性住房管理, 健全准入退出机制, 切实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3.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加强税收征管。调整个人转让住房营业税政策, 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的, 统一按销售收入全额征税。

4.强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 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 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

5.严格住房用地供应管理。各地要增加土地有效供应, 落实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70%的要求。今年的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总量原则上不得低于前2年年均实际供应量。

6.合理引导住房需求。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 在一定时期内, 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原则上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 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

7.落实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的约谈问责机制。未如期确定并公布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建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年度控制目标或没有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的省 (区、市) 人民政府, 要向国务院作出报告, 有关部门根据规定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

8.坚持和强化舆论引导。对各地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好的做法和经验, 要加大宣传力度, 引导居民从国情出发理性消费。对制造、散布虚假消息的, 要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上述内容被称为“新国八条”, 可以说是我国近年来房地产调控最严厉的政策组合, 它的出台昭示着房地产第三轮调控已拉开大幕。

一、第三次调控更加“给力”

从2010年4月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三轮楼市调控政策接踵而出, 国务院“继续有效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坚定决心清晰可见。相比此前的“新国十条”和“新国五条”, “新国八条”可谓是一个全面提升了调控力度和强度的“加强升级版”, 显得十分“给力”。

一方面, “新国八条”对此前两轮调控中已有的措施, 进行了大幅度的强化。如二套房首付比例由“不低于5成”提升为“不低于6成”。再如, 对于“限购”, 进行了空前严厉明确的细化, 由“三套房停贷”提升为“停购”, 明文规定本地已有两套房的居民不得再购房;同时, “限购”的范围也从“新国五条”中的“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 大幅扩展为“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

另一方面, 在调控问责方面, “新国八条”也有全面的提升和强化, 不仅问责的“报告”级别直接上升到国务院层面, 而且问责的内容范围也空前扩大———除了房价控制目标、保障性住房任务之外, 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不到位、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滞后等问题, 也都纳入了“约谈问责范围”。

“新国八条”调控新政的空前“给力”, 让我们感受到了抑制房价、促使其“回归合理水平”的希望。然而, 既往的太多调控经验告诉我们, 楼市如何调控, 不仅是一个政策制定问题, 更是一个政策执行问题。因此, 如何保证调控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显得尤为重要。

二、第三次调控更有“新意”

为确保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度, “新国八条”在强化已有措施调控力度的同时, 更增加了许多全新的调控方式。它不单纯是调控手段的创新, 更是为应对当下房地产市场中的各种乱象而不得不采取的坚决措施。

1.加强税收监管, 为房产税清除路障

“新国八条”中第三条指出, 加大应用房地产价格评估技术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的试点和推广力度, 坚决堵塞税收漏洞。各地尽快建立和完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 为依法征税提供基础。加强对土地增值税征管情况的监督检查, 重点对定价明显超过周边房价水平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和稽查。之前的调控细则主要调整的是个人转让住房营业税, 作用局限在住房消费和房地产收益上。财政部、税务总局要加快研究制定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和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

房地产价格评估、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完善也是房产税征收必须要跨越的关卡, 此次如能落实这两项细则, 也将为房产税的征收清除障碍。

2.量化调控目标, 为强化落实打基础

以往的房地产调控细则虽然也将政府责任放在首位, 但鲜有让地方政府自己确定调控目标的;而此次“新国八条”中第一条就提出了各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向社会公布。

让地方政府自己确定房价调控目标, 既与当地经济状况很好的结合, 又量化了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责任与任务。这种量化目标的方式, 能够督促地方政府严抓房地产调控, 也便于中央根据实际与目标的差距对地方政府进行问责。

从量化调控目标, 到约谈问责机制的建立, 行政干预力度的加强成为此次调控的一大亮点。这一方面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的状况由来已久, 单靠市场运作难以解决各种矛盾, 行政手段的加强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当前高房价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遏制高房价的决心十分明确, 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三、加息助推调控

2月9日起, 央行上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 调整后, 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3%, 一年期贷款利率达到6.06%。这已是2010年以来, 央行第三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

房地产信贷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市场运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此次加息虽非针对房地产市场, 却适时营造了房地产调控所需的宏观经济环境。加息不仅增加了需求方的按揭贷款成本, 也给房地产开发商及整个房地产市场以“紧缩”的信号。加息政策的出台将与“新国八条”一起, 构成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叠加效应”, 从而产生“1+1>2”的效果。

●房产税落地

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和争论后,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房产税终于试点推行, 试点城市分别为重庆和上海。

2011年1月27日, 重庆市发布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 决定于2011年1月28日正式启动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采取分步实施的方式, 试点区域为重庆主城, 即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

重庆市规定应税住房的计税价值为房产交易价, 条件成熟时以房产评估值作为计税依据。

具体征收标准为:房产交易价与重庆主城区新建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成交均价 (均价以上两个年度主城新建商品住房建筑面积成交均价算术平均计算) 相比, 3倍以下收0.5%, 3～4倍收1%, 4倍以上收1.2%。首批纳入征收对象的住房为三类:一是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 (存量和增量都收税) ;二是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 指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2倍 (含2倍) 以上的住房;三是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第二套 (含第二套) 以上的普通住房。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一经纳入应税范围, 如无新的规定, 无论是否出现产权变动均属纳税对象, 其计税交易价和适用的税率均不再变动。应税住房用于出租的, 规定征收房产税, 不再按租金收入征收房产税。

同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发布了《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决定在上海市开展房产税征收试点, 试点范围为上海市市行政区域。征收对象是暂行办法施行之日起上海市居民家庭在上海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 (包括新购的二手存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 下同) 和非上海市居民家庭在上海市新购的住房 (以下统称“应税住房”) 。其中而新购住房的购房时间, 以购房合同网上备案的日期为准;居民家庭住房套数根据居民家庭 (包括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 下同) 在上海市拥有的住房情况确定。此次确定适用税率暂定为0.6%。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上海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倍 (含2倍) 的, 税率暂减为0.4%。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 由市统计局每年公布。

一、“温柔”的房产税

从2010年4月, 国家出台新一轮调控政策以来, “房产税”被社会各界赋予了很高的关注度,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消息一直不断, 现在, 房产税终于落地。

重庆、上海两地公布的房产税细则都属于比较“温柔”的政策。重庆最终公布的细则, 比此前的“吹风版”要温柔许多;而与重庆的房产税相比, 上海的房产税显得更为温柔。从重庆的实际方案不难看出, 房产税并不涉及重庆当地人购买的基本住房, 同时对于绝大多数存量房也没有涉及。上海的房产税和当初的“吹风版”———家庭人均面积是判定是否征收房产税的重要依据、符合征税条件的房产需按年支付相当于房产值8%的房产税”等不同, 其在试点初期并不是按交易价格直接征收, 而是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缴纳, 这相当于打了折。虽然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看上去截然不同, 但两地试点政策的精神却十分一致:一是没有涉及大部分自住需求, 上海人均60平方米以下不收, 且不考虑之前存量;重庆超过均价2倍以上的新房收取房产税, 而且只对独栋核实存量;二是税费负担比预想中的要低, 同时也都体现了差别税率。

渝、沪两地的房产税之所以如此“温柔”, 是因为作为房产税的试点, 要考虑大众的接纳能力和在具体实践中的操作难易程度, 这是不难理解的。“温柔”的政策可以大大减轻房产税推行过程中的压力, 便于房产税的征收, 同时, 作为试点政策, 也要考虑后续政策的延续性。虽然从目前的政策看, 两地试点纳入征收范围内的房源不是很多, 但显然, 两地都给房产税征收房源范围的扩大预留了政策空间。

二、被寄予厚望的房产税

目前来看, 重庆和上海两地计划征收的房产税税率都不高, 短期内很可能起不到抑制投机购房的作用, 之前很多人预期开征房产税打压房价的愿望短期内难以实现。也正因如此, 两地房产税“靴子落地”后,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投资客, 反应都没有此前预测的那样大。人们普遍认为:房产税的税率偏低, 削弱了其对投机的抑制力。

然而房产税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房产税政策的效果虽未必立竿见影, 却在悄悄改变着房地产业的走向。开征房产税的目的, 绝非仅仅打压房价这么单一, 它对于整个房地产业今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它和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社会制度改革都密切相关。

一是丰富调控手段。从长远看, 抑制刚性需求以及过度使用行政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后果会很严重。如果供应和制度改革跟不上, 一旦调控放松, 需求集中释放, 房价还是会有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因此要加快住房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改革, 并采取更多经济手段来稳定市场。制度改革与经济手段的最佳结合点就是房产税的改革。虽然房产税并非是为调控楼市而设计, 但它却是在国内房地产调控的紧要关头推出, 客观上确实也丰富了房地产调控的手段。

二是破解土地财政。开征房产税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矫正土地财政制度的偏颇, 形成一个大宗稳定、年复一年、可以让地方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要求来尽责的收入机制, 为地方政府拓宽可持续财源, 突破“土地财政”打下基础。

三是重塑住房观念。房产税的试点, 虽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但却会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市场的预期, 使人们会重新考虑住房消费。随着房产税的推进, 会加大住房持有成本, 有利于促进理性消费。

四是调节收入分配。房产税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调节收入分配, 分好社会财富的“蛋糕”。税收是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有公平作用。重庆市计划把征收来的房产税, 全数用来造公租房, 实际上也是对弱势群体的补助和支持, 具有体现社会公平的意义。

五是健全财税体系。正常的财税体制应该既有生产环节的税, 也应该有财产环节持有税, 此前我国在税体系制度建设方面是滞后的, 带来了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等诸多问题。房产税试点推行时健全我国财税体系的一个重要起点。

三、任重道远的房产税

房产税应该如何推行?

在上海、重庆房产税试点开征当天,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同意在部分城市进行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 具体征收办法由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考虑到中国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等差异, 不同地区的房产税应该由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征收办法。具体到征收对象和税率, 应该对合理住房消费以外的房产, 按不同房屋类型进行征税。

关于房产税的征收范围, 应由“高档房逐渐向普通住宅”覆盖, 由房价上涨比较快的一二线城市逐渐向三四线城市覆盖。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政策, 纳入纳税对象的房屋其实很少, 这是符合目前实际的。眼下房地产市场并不成熟,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可能是首要任务, 因此, 从高档住宅入手征收房产税, 逐渐加大征收空间, 扩至面对普通住宅, 让群众比较能够接受。同时, 房产税在推进过程中, 应该进行改革, 如考虑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合并等。

第三次思想汇报 篇5

敬爱的党组织：

自从进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大门开始，已经快有四年的光景了。在这三个月的学习、生活中，我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虚心学习，促使自身全面的发展进步。通过学习党的先进思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求知，谨将个人这半年来的基本情况向党组织作一个汇报，请党组织教育指正。

学习上，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学习的理论知识，通过老师的讲解后，加上自己的理解，领悟，再慢慢运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坚持独立思考，冷静判断。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加强对实际应用知识的学习，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做好实际工作的本领在专业学习方面有所建树。

思想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我们，我们应该按照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要求，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充分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必须按照党的要求，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该具有团队创新精神的意识，更多关注社会的变化。我认为需要牢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八荣八耻”荣辱观。并且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在不久之后的就业过程中，我会凭借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创新能力与精神品格去应聘。并且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和铁的纪律。保持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先进性。

生活上，经常关注党的动态，生活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主动地为同学们提供真诚的服务，帮助同学们解决生活上和学习上的问题。密切联系同学，关心同学，并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被同学评为“活雷锋”。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新要求新部署格外引人注目。全会提出的制定“十二五”规划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发展目标中，都突出强调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多方面的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意义十分重大。五中全会对我国未来几年的发展具有决策性的意义。只有把握过去，才能更好的展望未来。然而，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在“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核心任务，要推进我国工业化的关节点，扩大居民消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我们，作为党的积极分子，要一步步向党靠拢，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按照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要求，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目标的建设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

我愿意接受党组织对自己的进一步考察和考验。我希望我的工作和进步能得到党组织的肯定和认可。以上就是我这几月的思想情况，如有不当之处，请党组织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汇报人：**

第三次“水战” 篇6

自今年3月份以来，饮用水品牌农夫山泉突然陷入外界一连串的质疑中，接连被曝产品中喝出黑色不明物、棕色漂浮物以及“水源地垃圾围城”等负面消息。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农夫山泉终于开始反击，称之前媒体的一系列负面报道，是“蓄意策划的，隐藏在幕后的就是国有控股饮用水企业华润怡宝”。在饮用水市场旺季来临前，一场行业暗战就此被拉开大幕的一角，各种角色轮番登场。

4月10日，《京华时报》发表了题为《农夫山泉标准被指不如自来水》的报道，称农夫山泉在浙江、广东、湖北三地工厂生产的产品执行的是浙江标准“DB33/383-2005瓶装饮用天然水”，且在不少有害物指标上不如两个强制性国标——《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4月11日，浙江质监局表示《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国家标准和浙江省标准微生物指标完全相同，这一表态却被媒体认为是地方政府机构要为农夫山泉“正名”。同一天，农夫山泉将反击的矛盾对准了华润怡宝，称该公司为幕后黑手，利用民众对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恐慌心理作为营销手段。

4月12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马锦亚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任何一个企业生产瓶装水，都必须以《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为底线，农夫山泉执行的地方标准在很多关键指标上不如自来水。

4月16日，农夫山泉公布了下属水源地检测数据与国家标准的对比状况，并邀请外界人士参观公司的水源地。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此次纠纷的华润怡宝则采取了法律手段，认为农夫山泉的行为已经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向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表示自己一直“坚决反对、更不会用非法手段参与市场竞争”。

4月18日，马锦亚又向媒体表示，“为了给农夫山泉一个改错的机会，协会专门组织召开了一场饮用水标准专题研讨会”。据称，有10位专家联名敦促农夫山泉提高产品标准，并建议农夫山泉制定和执行更严格的企业标准。同一天，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宣布将农夫山泉正式除名，而该协会在农夫山泉看来是个“莫名其妙的协会”、信口雌黄。

4月19日，《京华时报》以11个版面（包括头版在内）对农夫山泉事件进行了大密度的报道，这种力度在过往的质疑性报道里皆属罕见。稍后，浙江省卫生厅也就标准问题发表了看法。围绕着饮用水“标准门”，相关企业、媒体、协会、政府机构等仍在斗法。

“农夫山泉式”营销？

有关农夫山泉的负面消息，最早从3月初便屡见报端，其中不乏“水中含有黑色悬浮物”、“垃圾围城”、“执行标准不及自来水”等一些具有杀伤力的字眼。在眼下公众格外关注食品安全的大背景下，对于一家饮用水市场的领先企业来说，这些消息很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必须迅速正面回应。

但稍显蹊跷的是，这些质疑性报道出来后，并未见农夫山泉站出来澄清。沉默了大约一个月后，农夫山泉才于4月11日在官方微博上发表了一纸声明，直指华润怡宝为幕后黑手，将这场标准之争猛地推向高潮，饮用水大战正式上演。之后双方一轮短兵相接，又把媒体和协会拉下水，众多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相关企业的曝光度极大提升。

细细梳理这一事件的前后脉络——话题出现+指认幕后黑手+骂战上演+参观水源地，有人认为这是农夫山泉应对危机的“标配”。“农夫山泉的董事长钟睒睒是媒体人出身，对话题营销有较好的把握，曾先后挑起了2000年和2006年两次大的‘水战’，将枪口瞄准了包装水的生产巨头乐百氏、娃哈哈和康师傅。通过几番战争，农夫山泉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也得到拉动，最终成功进入国内包装水前三。”上海正见品牌管理咨询公司项目总监韩秀超对《新商务周刊》记者分析。

他认为，农夫山泉此次在微博上主动挑起骂战，或许又是一次高明的话题营销。“幕后黑手是不是华润怡宝无法确定，但农夫山泉极有可能想利用这次纷争挑起话题，把品牌炒热，再次激活消费者心目中已然模糊的天然水概念。虽然之后触怒了协会，但留给公众的话题反而更广泛了，这也不算其软肋。”

也有业内人士大胆揣测，农夫山泉和华润怡宝互掐事件幕后另有黑手，坐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对手极有可能是排名仅此于农夫山泉和华润怡宝的企业，想抢占两者的位子。“看谁今年有大的新动作就有可能是谁……”上述业内人士隐晦地如此表达。据AC尼尔森最新发布的数据，农夫山泉和华润怡宝分别在包装水市场上排在第二位和第四位，“如果说两者为了通过‘标准门’事件炒作，提高双方的知名度，提振经销商信心，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这是业内的另外一种声音。

华润怡宝将获利

本刊记者多次联系此次纷争中的两家当事企业，但农夫山泉一方明确表示不接受任何采访，而已经采取法律手段的华润怡宝也不愿再做出更多回应。经多方尝试，记者找到一位与农夫山泉高层熟识的人士。

这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向《新商务周刊》介绍，在农夫山泉和华润怡宝“口水战”爆发前一周左右，他出游杭州时，还和农夫山泉总部的人一起聊过这件事，当时农夫山泉手里确实已有相关证据指向华润怡宝。“他们（农夫山泉的管理层）当时是想忍下去，可以确定的是发传单诋毁农夫山泉的人确实是怡宝派出的，而之后的负面新闻是通过网络传播出来的，消费者发布一个帖子不太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反响，背后是商业手段推动的，其中动用了微博大号转发等手段。一系列证据都指向怡宝，但这些证据又可能会把第三方扯进漩涡里，农夫不便全部举出来。”

“据我了解，后来农夫在微博上直接指明对手是怡宝，确实是忍无可忍了。其实钟老板一向不怕得罪业内，不想容忍了就把事情搞大，这并不奇怪。”该人士向记者讲述了微博口水战之前农夫山泉的态度。但他同时明确表示：“这只是事情爆发前我了解到的态度，现在农夫山泉的人怎么想，我还不了解。”

该人士还认为，互掐事件最后的结局无非是政府和协会出来说话，对两家进行安抚——毕竟都是行业内的领先企业，不可能让某家“受伤太重”。他分析称，华润怡宝在这次口水战中最终会获益良多。“如果说前两次‘水战’是农夫主动挑起来的话，这次的确是被动应战。华润怡宝的知名度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会给其经销商很大的信心，而此次危机对农夫山泉的不利影响则可大可小。”

一位品牌营销专家则对记者表示，本次事件中农夫很难做好危机公关，产品标准问题的公开让消费者对农夫山泉逐步失去信任，必然导致产品滞销。而华润怡宝能否在和农夫的骂战中获利更多，还要看具体如何接招。

互踩地盘引发水战

在媒体大肆讨论“标准门”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关注华润怡宝去年的一次重大人事变动：2012年末，华润怡宝全国五大区域调整，一位农夫山泉的高管投奔而来，出任其最重要的市场——华南区负责人。同时，华润怡宝将华南区原负责人调往华东市场，东北区原负责人担纲西南市场的拓展。由此，华润怡宝镇守西南、入驻华东、加码华南市场的野心不言而喻。

在此前，华润怡宝分别于2000年和2010年两次寻求多元化，推出自己的奶茶、茶饮料和营养素果味饮料等，又于2007年在河北三河投建饮料饮用水工厂，高调进京。其扩大市场份额、谋求全国扩张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近几年来，华润怡宝的主要市场始终局限在华南地区。虽然多年蝉联华南饮用水市场第一，占有率达30%以上，但也听到了竞争对手们摩拳擦掌的声音。早在2004年康师傅就以超低价杀入华南市场，使怡宝感受到一股危机；2010年雀巢收购云南矿泉水第一品牌云南大山，意在向广东输入瓶装水产品，后又传出雀巢和广东水企加林山、华山泉和景田百岁山的收购谈判消息，让人不得不揣测雀巢的“中国战略”重点放在了华南；达能旗下的饮用水品牌益力同样在发力，2006年在广东龙门投建的新厂产能近几年将逐渐释放出来；深圳的景田百岁山则在2013年初启动了“双品牌、多水种”战略，意图扩大市场占有率。

农夫山泉当然也对消费能力极强的华南地区虎视眈眈。早在2006年，农夫山泉就在华南大范围进行pH试纸测水性的活动，虽然当时的目标企业并非华润怡宝，但也确实踩了后者的地盘。同一年农夫山泉在广东万绿湖的饮用水生产基地正式投产，其布局华南市场的心思一览无余，华润怡宝不得不防。当然，觊觎华南市场的饮用水品牌众多，要想打开局面，对农夫山泉来说确实是场硬仗。

“在排名靠前的饮用水企业中，康师傅、娃哈哈、可口可乐产品线较长，不单靠饮用水获利。只有华润怡宝和农夫山泉是相对单一型的饮用水和饮料生产企业，一定要在这块业务上赚钱，两家企业在价格上与另外三家形成一定区隔，属于两元带上的产品，因此双方之间形成竞争关系也是必然的。”一位在国内某饮用水企业供职的职业经理人告诉记者。

这次“水战”是两者之间长期竞争局势的明朗化。“其中关键的人物是去年跳槽到华润怡宝的原农夫高管，他在农夫担任管理层工作两年以上，对公司的战略战术和老板性格都十分了解，知道哪里是公司的软肋、动哪里最疼。”上文中提到的熟识农夫山泉高层的人士向记者如是分析。

水源之争可以休矣？

其实“水种”、“水源”一直是我国饮用水企业之间爆发战争的重要原因。“简单总结来说，2000年的第一次‘水战’是‘天然水PK纯净水’，2006年第二次‘水战’是‘天然水PK矿物质水’，这次则算是纯净水还击天然水。后两次‘水战’直接从水源上说事，水江湖上一直恩怨不断，出来混早晚要还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意味深长地总结。

农夫山泉的广告语在2008年更换为“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据了解，相关广告策略是知名营销专家孙晓岐帮助该公司制定的，意在通过天然的概念，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农夫山泉高贵高质的形象，获取更多利润。但值得玩味的是，自从此广告语推出后，农夫山泉便多次爆出水质问题，人们不禁反问，“从大自然搬运来”的产品水质有保障吗？

去年曾有人随某媒体去福建考察茶业产地，奇怪地发现之前喜欢用农夫山泉泡茶的武夷山茶人竟然很少用这一水产品了，原因是那些对泡茶用水要求几近苛刻的茶人们把农夫山泉和其他饮用水一起用TDS测试笔测试，“结果农夫山泉的水质最差，比一般自来水都不如”。这位人士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一般保护不错的水源地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农夫山泉规模化生产之后，对水的品质难以把控了。”他对本刊记者如此表示，“我也只知道福建市场销售的农夫山泉是这样的，其他地方并不了解。”

上述与农夫山泉高层熟识的人士则认为，该公司所用的水源地面积很大，工厂所在地公司尚可以掌控，但是工厂以外的地方实在鞭长莫及。对于该问题，农夫山泉的高层也十分烦恼，但该公司在保护水源方面所做的努力仍是其他企业达不到的。“要彻底改变水质，或许还要靠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吧。目前国内做天然水的企业中只有农夫是较大的一家，感觉有些太‘独’了。或许整个行业做起来，有竞争了才能更健康地发展。”

据中投顾问发布的《中国饮用水市场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我国瓶装饮用水行业进入稳步成长阶段，目前形成了纯净水、矿物质水、矿泉水和天然水各领风骚的局面。未来，以康师傅为代表的矿物质水，以娃哈哈、华润怡宝为代表的纯净水，以农夫山泉为代表的天然水，行业四强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此外，矿泉水市场近年来增长迅猛。饮用水专家马又骐曾向媒体介绍：“广东一般每年销售量都有20%?25%的增长，去年销售的瓶装矿泉水约达800万吨，产能则有1，300万吨。现在的趋势是品牌集中，不符合条件的逐步垮掉。”比如在广东市场上迅速崛起的景田，旗下的百岁山矿泉水品牌便不容小觑。

第三次签转派遣合同是否合法 篇7

答:《劳动合同法》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 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 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 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三)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续订劳动合同的。

另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 应当是指劳动者已经与用人单位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 与劳动者第三次续订合同时, 劳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

第三次解放思想 篇8

排放交易是欧盟处理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 但却遭遇严重的失败。从理论上讲, 排放交易应该是通过对企业排放额度的严格限制,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低廉而有效的方法。但实际上, 这不仅让主要的污染者获得了额外收益, 还妨碍了为减少污染, 实现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经济所做的工作。该体系的第三阶段将于2013年开始, 旨在整顿至今为止导致失败的“初次遇到的小问题”。

最高限额不适用

排放交易体系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支柱, 迄今为止也已经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该体系的基本概念是对1000多家发电站及该体系所涉及的所有企业制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强制性限额, 这些企业遍及30多个国家, 其总排量约占欧盟总排量的一半。每个企业都将获得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权, 即欧盟排放额度。理论上讲, 由于排放权的不足促使价格上涨, 从而导致排放污染的成本更加高昂, 刺激企业最大可能地追求以最低的成本达到减排的目的。但实际上,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在2005～2007年的试运行阶段, 由于免费分配的排放权太多——总盈余为2.67亿吨二氧化碳, 约为该体系涉及的企业总排放量的4%。换句话说, “最高限额”没有起到任何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而且还导致排放权价格暴跌。

欧盟委员会声称, 在2008～2012年间,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二阶段,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会有实质性的减少, 并且2008年和2009年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记录显示, 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往年相比处于较低水平, 这说明该体系已经发挥了效用。2009年, 该体系下所有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减少了11.6% (2.46亿吨) , 而2008年仅减少了约5%。但我们必须将这一结果与2009年的经济衰退, 导致电力生产减少及工业用品产量下降13.85%等相关数据进行比较。生产减少导致排放量减少, 这样的结果不能被认为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成功。事实上, 2009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分配的排放权比实际排放量高出15.95亿吨, 约等于西班牙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我们可以认为, 最高限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2010年的数据显示, 与2009年相比, 201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升了3.5%。该体系分配的排放权比体系下所有企业测量得到的实际排放量高出3.2%, 即5.74亿吨二氧化碳。换句话说, 最高限额又没起到任何的限制作用。该体系范围内免费分配的排放权仍然大幅盈余, 所涉及的行业完全不用为排放量的不断增长支付高额成本。

第三阶段减排目标修订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三阶段为2013～2020年。该阶段将按照2009年12月审议通过的“欧盟2020年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所提出的排放交易体系修正案新规则进行运作。该计划的目标是, 到2020年, 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 能源使用量减少20%, 可再生能源占到总能耗的20%。而这远远没有达到气候科学所提出的, 要阻止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所需达到的标准。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工业生产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2005年相比需减少21%, 每年减少1.74%, 约3500万吨二氧化碳。但是, 据世界银行估算, 该体系第二阶段的运行结果将总共盈余9.7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而这些累计的盈余在2013年后可继续使用。这些盈余已经占了电力行业在第三阶段所需达到的减排目标的40%, 利用抵消信用机制还可将这一数字继续放大。仅第二阶段积累的排放盈余就足以支撑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顺利运行到2017年, 而各国都无需在真正意义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但这一目标也可能再次修正。欧盟委员会在《2050年欧盟低碳经济路线图》中呼吁各成员国到2020年为止, 将总体减排目标增加至25%——这遭到能源密集型产业说客们的强烈反对。在路线图中显示, 欧盟委员会还可能预留一部分排放配额, 用于“保护有益于低碳投资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鼓励措施” (防止因排放权盈余导致价格下跌的委婉表达)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为回应欧洲钢铁工业联盟和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的游说, 该路线图排除了委员会最初提议的5亿吨至8亿吨二氧化碳减排量的目标。

污染者补贴机制

自污染者补贴机制全面启动以来,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排放额度的分配就更加取决于竞争政策, 而非环境需求。制造大量污染的企业每年获得数亿欧元的补贴, 这些补贴全部由普通消费者埋单。我们通过两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发现, 污染者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额外收益。

按照惯例, 能源密集型产业被分配到的排放权相对而言较多——其中钢铁行业的结构性盈余为20%30%。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二阶段, 企业获得的超额分配的排放权价值估计达65亿欧元。

假设在国际竞争影响不太严重的情况下, 能源部门一方面由于排放额度被“严格”限制而获得政府免费发放的减排补贴, 一方面又轻易地将减排所耗费的“成本”转嫁给电力消费者。如此一来, 能源部门就可以从中大幅盈利。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源部门在第一阶段已经获取了190亿欧元的“飞来横财”, 在第二阶段还将获得230至710亿欧元的额外利润。

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 “新设工厂排放配额保留机制”和为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业提供免费配额的规定, 硬褐煤厂将获得免费分配的排放权, 这导致德国的电力生产企业都一窝蜂似的涌向了煤炭。

尽管能源密集型产业不断重申, 他们不可能将减排成本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一“诡计”也帮助重型制造业获得了高昂的非营业利润。荷兰代尔夫特的CE公司进行的经济分析表明, 矿物燃料精炼厂和钢铁厂也在使用同样的套路, 一方面从欧盟获得减排补贴, 一方面将减排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些部门在第一阶段获得的额外利润约140亿欧元。

在2008年1月公布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修正案中, 加入了第三阶段的一些新举措, 包括配额拍卖将逐步取代免费分配, 以及不再提供巨额的减排补贴等。但在该法案正式通过审议前, 欧盟的行业成员已经追回了大部分的免费排放权, 他们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说。根据比利时布鲁塞尔的Avril Doyle MEP公司记录的数据显示, 就修正案进行游说的说客总数达168位。与此同时, 欧盟成员国也在不断施加压力, 最终导致修正案在正式出台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让步,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排放权的拍卖。

新的修正案承诺, 重新调查欧盟生产行业由于“碳泄露”问题受到的严重影响。这意味着如果这些企业的排放量超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最高限额, 该企业就要迁移到其他国家, 从而削弱欧洲经济的竞争力, 阻碍经济的发展进程, 这是一次大冒险。调查工作由DG Enterprise部门负责, 这是欧盟委员会中致力于促进欧洲产业发展的一个部门, 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比DG Environment以及DG Climate Action部门更利于进行商业游说的部门。

欧盟委员会对碳泄漏问题的调查得到的“客观的”标准有助于维护产业利益, 因此, 委员会鉴定出164个生产行业及其分支存在碳泄露的风险, 这些行业在第三阶段中将继续获得免费分配的排放额度。这些行业的产量占欧洲制造业总产量77%的比例 (排放量大约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排放总量的1/4) 。

2013年, 其他产业获得的免费分配的排放权占最高限额的80%, 这一比例在2020年将下降至30%, 在2027年将全部转为拍卖获得。但伦敦经济学院Grantham研究所正在进行的研究初步发现, 欧盟委员会根据新标准分配的减排额度仍然过于慷慨, 这将使能源密集型产业每年至少获得70亿欧元的额外收益。

不仅如此, 为回应行业成员对碳泄露问题的担忧, 委员会还在重新修订“国家补贴”条例, 其中包括政府授予企业的直接财政补贴, 原因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影响了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关于修正案的讨论会将于2011年5月结束, 预计不久就会出现新的条例。

总体来说, 电力产业的游说不如能源密集型产业来的成功, 结果略有不同。欧盟电力产业协会勉强接受了命运, 自2013年起, 大部分公共事业机构将会面临排放权的完全拍卖。欧洲中部和东部10个新加入成员国的发电站除外, 特别是那些在近期才开始依靠煤炭进行发电的发电站。欧盟委员会在回应波兰政府的担忧时, 反被波兰电力协会说服, 在最后一刻妥协, 让这些发电站在2013年获得70%的免费配额。

将排放权从免费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拍卖的方式, 能够制止电力行业从欧盟交易体系中获取额外利益吗?答案是:短期内不能, 不过额外利润的比例可能会有所减少。因为这些企业没有免费配额了, 他们需要从市场上进行购买。但是, 从本质上看,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鼓励电力行业从市场上购买排放配额, 而并非鼓励他们改变发电方式。这些企业通常不会把政府补贴的“全部减排成本”都用来购买排放配额, 这意味着电力行业在修正案中仍有利可图。

集中排放限额:改进完善性还是转移游说焦点?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三阶段, 针对排放权拍卖引入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欧盟委员会承担了各成员国额度分配的责任, 并对欧盟范围内的补贴总额度设定了上限。即欧盟总排放限额将在欧盟层面直接设定,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由各成员国自行设定排放限额后, 再汇总成欧盟总排放限额。

过去排放权的分配主要依据历史排放量进行计算, 现在则依据欧盟范围内一套以单位产品生产所排放的污染为标准, 划定“基准线”进行计算。

为制定新的标准, 欧盟将整个范围内的工业产品分为53类, 其中有新闻用纸、有色玻璃瓶和屋顶瓦片等, 试图依据欧盟同行业企业中效率最高的10%所达到的排放标准, 对每种产品作出排放限制规定。期望达到的目标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能获得较高的免费排放额度, 而效率最低的企业将会额度不足。

理论上看, 这种计划范围内的改革可以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达到更高的一致性。特别是避免了以历史排放为依据分配额度的不正当动机——欧盟委员会直到现在才发现, 这种模式给污染最严重的企业分配了最多的配额。但是, 也有人认为, 新的分配方式只是降低了游说的影响, 很难证明它提高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一致性。更准确的说法是, 集中排放限额的分配采用“基准线”的计算方式, 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产业协会进行游说的时间。Der Spiegel说:“游说者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在布鲁塞尔和柏林四处走动, 提议对修正案文件第76页‘关于基准’的条款进行变更、补充或删除, 不断地为企业争夺每一分价值。而激烈争夺导致的最终且最至关重要的结果是:使得排放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和矛盾, 最终更加不公平。”

基准线:源于经济利益而非科学建议

抛开基准类技术科学的假象, 怎样定义类别和采取怎样的标准最终仍然受制于产业游说的强权政治, 那些能够接近布鲁塞尔决策者或者国家政府部门的说客乐于全力推进修正案的议程, 结果就是出台了一套含有不正当性的“和谐”条例。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为欧盟委员在根据不同的类别定义产业排放标准时, 必然会忽视一些难以确定但非常重要的背景信息和测量数据, 这是由于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平衡造成的。

水泥行业的例子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欧盟范围内的产业游说协会——欧洲水泥联盟插手并指导了排放标准的整个制定过程。

首先, 欧洲委员会选择“熔渣” (窑内石灰岩和粘土熔化产生的小块材料) 进行基准测试, 而并非水泥本身, 这是听从了咨询Ecofys公司的建议, 而在最终定论时, 却是依据和欧洲水泥联盟代表进行的“深入”讨论。选择“熔渣”进行测试本身就是非常有争议的, 因为它超出了欧盟的计划范围, 而且不利于刺激水泥生产行业使用减排作用更为明显的“代用材料”。换言之, 根据反对欧洲水泥联盟委员游说的水泥公司Holcim所述, 以“熔渣”为测试基准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补贴分配给了二氧化碳排放较高的装置”。

其次, 在计算新的基准线时, Ecofys公司采纳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水泥可持续发展协会提出的较为成熟的“现行与规划排放”方法论, 这是欧洲水泥联盟所推荐的。事实上, 不能向行业游说协会对“基准”的制定进行咨询, 这是整个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普遍规则, 而Ecofys公司及其合作者却共同编写并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这一方法论的报告。

再次, 在回应欧洲水泥联盟咨询时, DG Clima部门最初提出的每公吨灰色水泥熔渣排放689.5千克二氧化碳的基准远远低于Ecofys报告中设想的数值。但在回应欧洲水泥联盟的进一步游说时, 这一数值随即被提高到716千克。最后, 欧盟委员会水泥行业确定的基准线数值为每公吨灰色水泥熔渣排放766千克二氧化碳, 这一基准恰好是欧洲水泥联盟所赞同的。

灰色水泥熔渣应该反映出水泥行业通过熔渣替换提高温室气体效率的能力, 欧盟委员会的这一提议同样没有编入最终的修正案。

游说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为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成员 (包括钢铁行业) 将基准降低了25%, 并为测量2005～2008年的生产水平设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预先衰退“底线”, 据此可以判断将来的减少量。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 排放分配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协调性, 而是缺乏对寻租行为的敏感性。这并不是排放交易市场的结构缺陷, 而是因为用于交易的商品是由政府设定的。如Larry Lohmann所述, “政府既是排放商品的供应商又是其调节者, 这一事实推动了猖獗的寻租行为和使严重污染者受益而不是受罚的复杂分配系统”。

此外, 新的修正案还是不够严格, 最高限额整体而言依然过高, 第二阶段的排放权大幅盈余, 抵消信用被过度使用, 刺激政策中的缺陷丝毫没有改变。其执行结果顶多是, 更为严格的最高限额首先会促进最低廉的减排效应, 这所能反映的仅仅是能源和工业生产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时所进行的结构调整。

新的基准线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双重结构, 电力行业可能会由于配额不足而通过拍卖的途径购买排放权或抵消信用, 然后再将购买所需花费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工业生产行业希望新的计划能慷慨地进行补贴, 换而言之, 就是使它们免受国际竞争的伤害。

航空排放

尽管航空业也进行了激烈的游说, 但欧盟机场往来飞机的排放在2012年 (第二阶段最后一年) 仍将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

各航空公司在2 0 1 2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2004～2006年碳排放量三年平均值的97%, 根据这些最初分配的排放权估计, 这一政策将对航空业造成冲击性的影响。

2012年欧盟航空业的排放总额度已设定为2.13亿吨, 其中82%的排放权将免费分配给航空公司, 15%用于拍卖, 剩下的3%将作为“为快速增长的航空公司以及进入市场的新生力量而预留的特别储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允许航空公司在2012年最多可以使用15%来自清洁发展机制 (CDM) 和联合履约项目 (JI) 的碳减排信用抵减其超出的排放额度, 在2013～2020年间可抵消的额度将逐年递减1.5%。

此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碳的价格还将影响航空业的投资决定。根据Tyndall Centre的研究发现, 碳的一般价格还不到一升煤油价格的4%, 远低于欧盟委员会在航空燃料方面的税收减免额度。这一研究还发现, 碳的价格必须涨至100到300欧元之间, 才可能对不断扩张的航空业带来影响, 即便如此, 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设想的价格远远超出目前所有对未来碳价的预测。退一万步讲, 如果价格真的达到这样的水平, 关于排放交易现有的游说记录也充分表明, 不论是航空业还是其他行业, 这一重大压力都将促使欧盟委员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提高排放额度上限或增加相应的税务减免及补贴额。

然而, 将航空业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对那些致力于发展航空事业的航空支持者们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比如, 在英国政府的航空客运旅客税 (飞机乘客税) 制度生效以后, 英国航空公司就不断进行游说希望废弃该制度。英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Willie Walsh力争:“我们同意排放交易是缩减航空碳排放最有效的财政措施, 所以当它在全球或欧洲层面全面展开的时候, 我们需要降低附加税, 否则, 这一体系将威胁到英国航空公司提供的航空服务质量, 对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将造成重大影响。”

在我们专注于航空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 却忽视了航空对氮氧化合物、水蒸汽、硫酸盐和油烟颗粒的排放, 以及形成航迹云的附加影响。有研究表明, 这些气体对环境的综合影响远远超过单一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影响, 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只负责处理航空业二氧化碳的排放。事实上, 碳交易市场通过降低其他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 为航空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补偿”手段——但对环境的影响就大不一样了。

修正后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还做出了一项规定:如果2011年末, 国际海洋事业机构未达成任何国际协议, 则将把海运也包括在该体系中。欧盟委员会在2011年确认, 他们正在制定措施以执行这一权利。

工业废气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三阶段在引入新的行业和新的气体的同时, 也引入了一个更大的漏洞。

新的行业主要包括对大宗有机化学品、氨气、氢气和铝制品的生产行业, 新的气体主要包括生产硝酸和乙二酸时产生的一氧化氮以及生产铝制品时产生的全氟烃。2013年,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为这些行业制定的排放最高限额约为1.07亿吨二氧化碳。

事实上, 许多宣称要减排的行业很可能根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减少排放, 原因在于, 排放交易体系最初分配的限额太高了, 所有企业都出于财务动机虚报往年的排放量, 以便在得到额外的排放权后, 获取更大的利益。这通常都很容易实现, 因为与其他监管活动一样, 企业永远比管辖范围过广的监管者了解更多的真实信息。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专门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进行了大量游说——开始希望能将化学品排除在计划之外, 随后又希望降低针对该行业划定的基准线。

结论:更好地失败?

每当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在减排工作中遭遇失败时, 推动这一计划的政治家和企业就会引用Samuel Beckett的经典名言:“再次尝试, 再次失败, 更好地失败。”

在前两个运行阶段,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实施结果非常明显, 它资助了污染者却未能减少排放。尽管计划的第三阶段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开端, 但欧盟委员会本身也承认, 一些错误使计划搁浅, 且该体系的关键设计缺陷仍未得到解决。

尽管已有失败的先例, 但这并没能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 为什么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会失败得如此彻底。欧盟委员会明明知道这样会降低排放权的价格并破坏生态环境,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企业和成员国被允许, 把第二阶段积累的抵消信用和盈余的排放权继续在第三阶段使用?能源密集型产业 (如水泥行业) 又是如何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计划将对其竞争力产生威胁的情况下, 不断获得补贴的呢?

一些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支持者认为, 该体系最大的不足在于规则设计不够完善或被误用在不恰当的地方。这样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它表明,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受到了欧盟成员国和企业力量综合交互作用的摆布。那些呼声最高的国家成功争取到了一些有利的政策, 使他们免于承担改变国内行业惯例和能源生产方式的责任。据我们所知, 欧盟委员会既是碳商品的供应商又是其监管者, 这就使得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特别容易受到寻租行为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完全不用感到奇怪, 因为从排放交易的历史就可以看出, 这对欧盟国家和企业在主导并阻碍结构调整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一个在根本上存在缺陷的制度, 它为持续的污染建立了财产权, 把环保目标转换成一种从根本上导致气候恶化问题的成本收益权衡。

第三阶段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没有什么不同。在2013年以后, 它将继续奖励污染者, 同时又帮助他们避免从生产源头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简而言之,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注定要再次失败。

第三次剖宫产母婴结局分析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3月-2014年3月在笔者所在医院行第三次剖宫产手术的31例产妇作为观察组, 年龄29~45岁, 平均 (32.8±3.2) 岁, 孕34~41周, 平均 (37.1±2.9) 周。另选取同期行第二次剖宫产术的98例产妇作为对照组, 年龄27~42岁, 平均 (32.4±3.0) 岁, 孕35~40周, 平均 (38.2±3.5) 周。所有产妇入院后均未试产, 在椎管内麻醉下行剖宫产手术, 两组产妇的年龄、孕周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选取的所有产妇均由笔者所在医院经验丰富的临床妇产科医师进行手术, 两组手术熟练程度无差异, 术中观察两组产妇的盆腹腔粘连情况、子宫下段厚度, 记录出血量、手术时间, 并对新生儿窒息情况、子宫切除情况等进行比较。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术中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 子宫下段厚度明显薄于对照组, 盆腔粘连发生率48.39%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3.47%, 术中出血量明显多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两组预后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产后出血、晚期产后出血发生率、子宫切除率和膀胱损伤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例 (%)

2.3 两组新生儿预后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胎儿取出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 早产和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3。

3 讨论

自然分娩是发生在人体的一种正常生理过程, 也是人体的一种自然功能, 它比剖宫产更有利于产妇的康复和新生儿的健康[4]。剖宫产是作为阴道分娩之外的一种补救分娩方式, 是一种母胎紧急状况下为保证母儿生命安全采取的措施, 剖宫产是一种创伤性、破坏性手术, 有诸多不安全因素及并发症, 对产妇和新生儿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 选择剖宫产的产妇越来越多, 已成为产科最基本的手术。据有关报道, 我国近几年剖宫产率多数医院在40%~60%, 明显高于WHO提出的不大于15%的标准[5,6]。第二、三次剖宫产术产妇也因此随之增加, 由此所带来的问题逐渐引起临床关注[7]。剖宫产后, 子宫留下瘢痕使得再次手术时进腹难度加大, 腹腔脏器的损伤风险增加, 多次的盆腔、宫腔操作史, 无菌性粘连、炎症发生率增加, 再孕时发生前置胎盘和早产的风险增加。尤其对于多次剖宫产的孕妇, 手术难度大、时间长、术中出血多、盆腔粘连重, 组织损伤明显, 新生儿窒息、产后出血及晚期产后出血几率增加[8]。

在本研究中可看出, 观察组的手术时间、胎儿取出时间均明显长于对照组, 子宫下段厚度明显薄于对照组, 术中出血量明显多于对照组, 盆腔粘连、产后出血、晚期产后出血发生率、子宫切除率、膀胱损伤发生率、早产和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由此可见, 第三次剖宫产对产妇和新生儿的影响远远大于第二次剖宫产手术, 故应严格掌握剖宫产适应证, 尽可能降低剖宫产率, 以减少瘢痕子宫的发生[9]。

天津第三次传统村落资源调查启动 篇10

从市建交委获悉, 5月起, 天津市启动传统村落资源调查, 全面摸清全市传统村落家底, 加强保护、传承和利用, 力争将更多有重要价值的村落纳入传统村落名录。据悉, 这是本市启动的第三次传统村落普查保护活动。

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 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 被誉为“中华民族的DNA”。这次调查为期一个月。调查内容包括:村落基本信息、村落传统建筑、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落人居环境现状等, 调查对象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元。这次入村调查, 将按照“一村一表”的要求填写登记表, 并拍摄相应照片和提供有关图件, 提出传统村落保护意见进行上报。调查将全面掌握全市传统村落的数量、种类、分布、价值以及生存状态, 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构建科学有效的保护体系。 (来源:《今晚报》)

第三次创新浪潮 篇11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乃至国家成长的引擎，中国企业应如何在创新中成长?11月28日在北京国宾酒店举行的“2004首届中国企业创新年会”认为，中国正迎来以“开放状态下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第三次创新浪潮，中国企业应该学会通过创新赢得高增长。

“2004首届中国企业创新年会”由北大方正集团发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办，东方微巨传媒策划机构承办，是国内探讨企业创新的一次高级别峰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出席论坛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发来热情洋溢的致词。国资委、商务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大学等政府部门及院校领导出席了论坛。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第三次创新浪潮”。年会发起者方正集团的董事长魏新表示，一部分优秀的中国企业在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后，获取了对产业发展方向深刻理解的洞察力，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努力抢占“战略制高点”，通过掌握“建构性”的软技术整合全球资源，快速进入国际产业分工的较高增中值环节，以资产重组和购并能力完成产业整合。这种新的创新趋势以“开放状态下自主创新”为特征，标志着中国企业“第三次创新浪潮”的到来。

此前，中国已经历过两次创新浪潮：第一次是以“封闭状态下自主创新：为特征的创新浪潮——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是此次创新浪潮的主体，集合一国之力实现技术突破，从组织研发到技术转化，从定点生产到计划供给，均由行政力量主宰操控，企业是指令性计划的被动接受者，也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无偿享有者；第二次是以“开放状态下全面引进”为特征的创新浪潮一一改革开放至今，企业成为此次创新浪潮的真正主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低增加值环节上，中国企业依靠外商直接投资，以全套设备输入和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取生产技术，经过装配型劳动密集生产，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和巨大的本土市场，完成原始积累与能力提升。

在开放状态下自主创新，既不同于“闭门造车”式独立研发，也不是“照抄照搬”的全盘引进，而是在“自主创新”的主导意识下，以建立国际竞争力为企业战略制高点，充分利用全球开放市场条件，借助多样性手段实现关键技术来源多元化，以原创性的产品与服务概念切入国际产业链上较高增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为己所用”的技术和资源，形成自主品牌并具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

正是因为敏锐地察觉到新一轮创新浪潮即将汹涌而来，一贯主张“自主创新”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正集团，发起了以“第三次创新浪潮”为主题的中国企业创新年会。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说，方正不仅要成为“开放状态下自主创新”的先行者和探索者，而且要为具有创新精神、启动创新引擎的中国企业搭建一个平台，共同研讨和寻找正确的创新模式和创新方法。

年会的组织者指出，在战略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要素来源创新等诸多方面，中国企业普遍遭遇瓶颈，迫切需要开启创新思维及借鉴创新模式。本届年会的宗旨是为中国优秀企业提供一个“对流性平台”，以经典案例剖析方式，通过对方正、京东方、奇瑞等八家企业的创新案例研讨，为中国企业的创新提供启发与借签。

京东2003年耗资超过40亿元，在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和冠捷科技后，成功打通了TFT-LCD产业链的上下游，掌握了“液晶显示器(TFT)”这一高端技术产品关键技术。京东方仅用不到3年时间，就从年销售额20亿元蹿升到400亿元，目前其TFT-LCD的生产能力排名全球第七，TFT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东盛集团近年来借助一连串的收购，完成了在医药领域的布局，并通过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的移植，成功激活了一条条“休克鱼”。依靠这种方式，仅用6年时间，这家毫无背景的民营医药贸易企业就成功地转型为百亿销售额大型制药企业，旗下“白加黑”、“盖天力”、“云南白药”、“维奥欣”、“四季三黄软胶囊”等产品均为知名品牌。

UT斯达康的小灵通最初不为人们看好，现在已成为中国通讯市场名副其实的颠覆者，在国际通讯产业大萧条的背景下创造了奇迹。这家企业成功地将国际化公司融入本土化，在中国市场上创造了一类最适用(并非最尖端)的通讯技术产品，并且与地方政府构成“新型政企关系”将产品推广于市场。预计到2005年，其营收将超过40亿美元。

新华人寿于2000年引入外资股东，在业内以先锋姿态实现资本国际化，并且2001年提出了“快鱼吃慢鱼”的“快鱼理论”。作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新华人寿保费收入每年都以超过100％的速度增长，已迅速跻身国内寿险业的第一阵营，成为国内第四大寿险公司，并且由于全面引进国外成熟管理经验，成为中国保险业连续7年赢利的惟一企业。

作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华晨金杯汽车的诞生与众不同。华晨汽车旗下的金杯轻型客车从1997年便占据国内市场第一的位置；此后，华晨汽车一边整合国际资源推出自有品牌的中华轿车，一边与宝马合资在华生产宝马系列轿车。作为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四小龙”之一，华晨充分整合国际资源打造“中国车”，构建出“新OEM模式”。

奇瑞汽车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辈。却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自主品牌的发展之路。奇瑞汽车广泛借助国际资源，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短短3年间，奇瑞公司四大系列产品的市场保有量已近25万辆，公司总资产从10亿元增长到90亿元。作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奇瑞已经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支柱企业，成长为中国主流轿车企业之一。

方正集团是国内极少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之一，从激光照排这一原创性技术起家，方正集团近年来先后进入金融、制药、钢铁、移动通讯等新的领域，实践了四种与众不同的创新之路：自主研发原创性技术、资本换技术的构架性创新、购并式的产业链高端延伸、平台整合创造新产业链等。依靠持续不断的创新，方正集团从一个校力、企业成长为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科龙电器是国内领先的冰箱制造商，在格林柯尔入主后，先后收购了包括美菱电器在内的众多冰箱生产企业，年产能达800万台，占据了中国冰箱业的大半壁江山，居全球第二位。科龙通过整合旗下企业的采购平台和销售渠道，充分发挥其规模优势，同时进军海外市场。

八家企业的高层介绍各自企业的创新案例后，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北京大学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路风、长江商学院教授曾鸣、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贵生等专家也分别从学术角度对上述企业创新案例进行了点评。

八家企业，八家不同的中国企业创新之路，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中国企业在开放状态下的自主创新。这类优秀的中国企业抓住全球产业格局大调整的重大机遇，不再被迫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而是以超群的产业理解力和整合力，主动选择能够建立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并且创造出全球性资源“对流格局”。

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表示，以方正为证，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能够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上以低成本的竞争力，迅速进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由于不同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和产业发育程度不同，中国企业进入产业的策略将不同。由于中国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发达国家向中国技术转移正在加速。因此，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在一个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入，逐步向增加值高的产业环节扩张和发展。

名茶小镇引爆茶界第三次革命 篇12

高调亮相厦门国际茶展、夺下亚洲最高水平的空手道比赛——第十届亚洲空手道锦标赛唯一茶业合作伙伴称号, 均显示出了名茶小镇犹如“原子弹”般的爆发力。

何为茶行业第三次革命?

名茶小镇, 中国茶叶集团旗下全资控股品牌。“只做原产地品牌茶”, 是名茶小镇的前进目标。

作为业内率先导入“知识与品牌”结合的股份制集团化运作模式的茶企, 名茶小镇与中国十大茶叶原产地的知名品牌结成战略合作联盟, 通过共建终端零售的渠道平台、整合茶产业的专业产品、集中知名品牌的统一运营, 迅速推动原产地名茶由区域向全国, 由中国向世界的市场延伸与扩张。

名茶小镇的掌舵人——香港中国茶业集团林董, 对茶行业的未来走向有着独到理解:“截至目前, 中国茶行业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革命。第一次革命, 发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 我们称之为‘产品运营模式’, 其特征在于通过现代化的生产、包装及储藏等技术大幅提升产品内在品质;第二次革命在新世纪之初, 我们称之为‘品牌运营模式’, 其特征在于通过形象塑造为产品注入附加价值, 通过品牌连锁加盟扩张市场网络。中国茶行业变革的间隔期日渐缩短, 现阶段是发动行业第三次革命的关键时期。何为第三次革命?简而言之, 就是‘渠道运营模式’!”

林董表示, 渠道运营模式之所以将成为茶行业的发展大势,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有六大茶系十大名茶数百种茶品, 能称之为品牌运营的绝大部分是单品类运营。然而, 饮茶习惯的因地而异, 造成单品类品牌在市场拓展过程中已开始遭遇强大阻力, 难以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饮茶喜好, 在新鲜感过后大多昙花一现。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中国一、二线城市均为不同地区人口混居, 外地人往往难于购买正宗的“家乡茶”。名茶小镇所开创的渠道运营模式, 具有全品类、原产地、品牌联盟和专业化四个特征。

据悉, 名茶小镇致力于为消费者奉献纯粹、正宗、原生态的品质, 对所有入驻品牌实行严格的资格认证——四有标准:拥有自营的原产地绿色茶园;拥有获得一定商誉的品牌商标, 如: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省知名商标等;拥有产品种植、生产及销售等相关质量或标准认证, 如:QS、绿色食品、有机茶等;拥有成熟的品牌形象系统, 如:统一的VI形象等。

打造茶界的国美电器

名茶小镇总经理张木林表示:传统茶企之所以面临发展缓慢、后劲乏力甚至普遍不为资本市场青睐的困境,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新的品牌运营模式与产业整合能力。”

为此, 名茶小镇推出了原产地品牌模式、业主分红模式、品牌联盟商股份模式等九大模式, 并逐步铺设渠道网、资本网、市场网、品牌网、产品网、客户网、产业网, 立志将名茶小镇打造为中国茶行业的新锐渠道品牌的标杆, 成为茶行业的“国美电器”。

本着对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 名茶小镇只选择与不同品类的强势品牌结成联盟。在目前达成合作的品牌中, 包括安溪长和茶业的铁观音、云南龙润集团的普洱、杭州龙井茶业集团的御牌西湖龙井、四川竹叶青茶业的竹叶青、武夷星茶业的大红袍等, 均是业内市场销售与社会口碑兼具的知名品牌。

张木林认为:之所以拥有只做原产地品牌、只做直营的底气, 在于名茶小镇在业内独创的商业模式。张总指出:有模式, 才有速度, 时至当下, 品牌竞争的形态已从过去的品质竞争、品牌竞争、网络竞争等不同形式, 进入到商业模式的竞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