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共10篇）

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篇1

善意取得制度, 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 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 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 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集中为动产, 笔者认为, 该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有待扩展。

一、动产

动产, 是指能够移动而不损害其价值或用途的物。绝大部分动产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本文将主要对存在争议的几种动产进行分析。

1赃物和遗失物

所谓赃物, 包括经由走私、盗窃等方式取得的物。我国理论界对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另一种观点认为, 赃物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因为:其一, 就赃物的物理属性与商品属性而言, 仍是允许自由流通的一般商品, 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区别, 若不适用善意取得, 则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其二, 对于一般百姓而言, 在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中, 要判断出让人是否是真正的权利人, 标的物是否是赃物, 过于苛刻。其三, 多年来,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赃物的善意占有人的保护不力, 应完善这方面的立法。

所谓遗失物, 系指非基于占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 现又无人占有, 且并非无主的动产。对于遗失物, 笔者认为, 如果是自由流通物, 则与赃物并无二异, 可比照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禁止流通与限制流通的动产

在我国,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 法律禁止或者限制某些物品进行流通, 如毒品、枪支弹药、淫秽物品等。事实上, 这些物交易本身因为违法而无效, 所以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3不动产的孳息

关于不动产的孳息, 如树上果实, 若与不动产尚未分离, 属于不动产之一部分, 自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若已分离, 如市场上出卖之水果, 则属动产, 自然适用该制度。有疑问的是, 受让人自行将孳息从原物中分离, 是否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本文认为受让人自行分离的, 则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因为受让人的善意与否不宜认定。

4查封之物

当事人之财产, 一经查封, 其处分权即受限制, 如将该财产转让, 乃是破坏查封的效力, 当属无效。因此, 受让人即便善意, 也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5货币

货币为典型的消费物, 具有高度的替代性, 所以货币的所有权与占有不可分离。因此, 货币的占有人即被推定为货币的所有人, 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6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为权利之凭证, 通说认为属于动产的范围, 是一种特殊的动产有价证券。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须区分情况而论。无记名证券, 性质和货币相类似, 谁持有谁就成为无记名证券的权利主体, 依交付而转让, 如果法律无特别规定的, 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记名证券所记载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人, 不能仅依交付而转让, 自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7纪念物

对于原所有人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物品, 诸如纪念物, 赠与物, 虽然这些物品的经济价值不大, 但包含原所有人的深厚感情, 从社会道德角度考虑, 这些物品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应当返还给原所有人, 体现了法律对人类伦理的关怀。

二、不动产

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学术界的态度不一, 有持肯定态度者, 亦有持否定者。按笔者之浅见, 我国应建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一)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基础

1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伦理基础———人的互相尊重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伦理基础在于人的互相尊重, 即每个人都要求他人尊重其存在及尊严, 同时也必须尊重他人。建立不动产善意取得, 可以充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经济基础———交易安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房地产市场的逐步繁荣以及融通资金功能的全面发挥, 对交易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要求买受人在每一个交易过程中都对出让人是否为原权利人进行调查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可能的话, 那么成本也是相当高昂的。为此, 赋予登记公信力, 建立善意取得非常必要。

3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登记公示力与公信力

所谓登记公示力是指登记机关将已登记的权利制成登记簿, 供公众查阅, 便于公众判断该项权利的合法性。赋予登记公示力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然而, 法律并非对任何相信登记记载的交当事人都给予保护, 只有那些真正信赖登记的善意者才值得保护。因此, 在赋予登记公示力之后, 还要赋予登记公信力。所谓登记公信力是指, 对于登记的内容给予信赖者, 法律根据信赖内容赋予法律效果, 纵使登记内容与实体关系不一致, 法律往往会认定登记内容是正确的, 从而发生与真实的权利状况一样的法律效果。善意取得便是以登记公示力与公信力为其理论基础的。

(二) 不动产的范围

所谓不动产, 一般是指土地及房屋、林木等地上附着物。原则上, 凡是能够自由交易并须通过登记物权才发生变动的, 都能成为善意取得的对象。具体来说, 不动产善意取得适用范围主要包含下列几种情况:

1土地

我国实行公有制, 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 土地不能成为交易对象。因此土地所有权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然而, 依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6条、37条、46条及《担保法》34条土地使用权得为转让、抵押, 其方式主要为买卖、设定抵押权或其他合法方式。由此可见, 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2房屋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31、36、37、38条及《担保法》34条等可知, 我国房屋得为自由转让、设定抵押, 故属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但由于违章建筑无法获得登记部门的登记, 因此不得使用善意取得。另外, 因为我国目前登记不完善, 农村一些房屋并没有登记, 因此, 这些房屋自是无法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

还应注意的是, 对于在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的违章建筑, 能否准用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颇值研究。所谓违章建筑, 系指未经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审查许可, 并发给执照而擅自建造的建筑物。违章建筑本身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违反了城市规划法或相关的强行性规定, 无法成为合法建筑物的违章建筑, 另一类是并未违反城市规划法或相关的强行性规定, 嗣后通过补办手续, 从而成为合法建筑的违章违筑。对于这两类违章建筑, 我们认为都不能准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因为前一类违章建筑, 其建造人根本无权对其进行处分, 不存在就其进行交易的问题。而后一类违章建筑, 在其尚未补办手续, 成为合法建筑前, 也应否认其权利人对其进行处分的权利, 也即该建筑不得为交易的标的物, 唯有如此, 才与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的规定相契合。

3林木

依据我国《森林法》15条和《担保法》34条、42条规定, 林木可自由转让、设定抵押。故可以是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对象。

三、权利

善意取得制度除了适用动产, 不动产等具体的物外, 还适用权利, 包括物权和债权。

1动产质权

对于动产质权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学术界持肯定观点的占多数, 认为动产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 质权人无从查知出质人是否为有权处分权的人。为鼓励交易、保障交易安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 出质人无处分质物的权利, 质权人仍取得质权。动产质权作为担保物权之一, 在表层微观意义上是督促债的履行, 救济债权损失, 保障债权实现;在深层宏观意义上, 则是保障动态的市场交易的安全, 维护交易所蕴藏的物的多重效用价值的释放和社会利益。而维持和确保市场交易的安全, 必须以一定的有效法律手段来保障。一个质权的设定, 必然牵引着一个合同的缔结和履行, 推动和保障合同这一交易行为的发生, 即在发一个交易活动;而一个交易活动即是一次社会财富的配置;只有通过交易才能满足不同的交易主体对不同的使用价值的追求, 满足不同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价值的共同追求, 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最有效利用。

2动产留置权

留置权是一种法定担保物权, 非约定所能取得。但只要在留置权人眼中, 能够确认所留置的动产为债务人客观占有, 至于是否为债务人所有, 就无需, 也不可能进行审查, 此时断不可否认债务人动产占有的公信力。我国《民法通则》及《担保法》都规定动产留置权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

3债权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 目前仅承认动产可以适用善意取得 (对动产适用善意取得也有诸多限制) , 对债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目前尚未规定。从理论上说, 债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 可以转让, 当然也是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 但由于债权作为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体现的只是一种未来将要获得债务人交付一定的财产或完成一定工作等的期待利益, 债权人本身不能基于债权而占有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那么, 处分债权, 很难使债权受让人实际占有债权, 也很难使债权的受让人能够像支配动产那样支配债权, 如果债权根本不存在, 无辜的受让人必然会蒙受损害。所以, 许多学者认为, 债权原则上是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但是如果债权能证券化、动产化, 即可以通过存折、存单、凭证、文书、证券等表现出来, 债权与其依附的证券等凭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这些证券化、动产化的债权能被受让人实际占有或支配, 则这些债权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这种凭证不是一般的动产, 而是民法上所称的证券, 因为该凭证与其所载明的权利具有密切的联系, 凭证除了有一般的证书所具有的证据作用外, 对于权利的发生、保持、行使、转让都密不可分。故而, 本案记载原告姓名的购房凭证虽然只是债权的凭证, 但可以转让 (凭证中也不存在禁止转让的规定) , 尤其是可以为第三人陈某所占有或支配, 因此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据此我认为第三人陈某的行为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可以取得对该凭证的所有权, 同时也取得该凭证所附载的债权。

摘要：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在保障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维护正常交易秩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将主要探讨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 希望能对完善善意取得制度有所帮助。

关键词：善意取得制度,动产,不动产,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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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篇2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例外规定/回复请求权

内容提要: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为一项利益冲突的协调策略,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激烈冲突中,作出了艰难的取舍。如何通过对于该制度适用范围的妥当规定,合理兼顾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重心。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的例外规定,就是兼顾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向第三人移转动产所有权或为第三人设定其他物权,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依学界通说,该制度系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这一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概念的界定,在一般意义上并无不妥之处,但考虑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上,都已承认了不移转占有即可取得动产权利的动产抵押制度,而对动产抵押权得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目前基本没有异议。这就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传统概念〈包括构成要件〉提出了挑战,面对来自生活实践的挑战,理应适时调整)。近现代民法上,由于该制度在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货流通方面的巨大功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普遍确认了这一制度。该制度的确认,在民法上确立了一项裁判规范。这一裁判规范所内含的对于权利归属的协调策略,以牺牲所有权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换取了交易安全。从而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激烈冲突中,作出了艰难的取舍。从该制度实现立法化的第一天起,如何通过对于该制度适用范围的妥当规定,合理兼顾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就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重心。作为兼顾措施之一,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上,大多设有相

关动产例外不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本文拟结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的例外规定予以研讨,以求为我国的物权立法提供一孔之见。

一、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

通过例外规定限缩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与通过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规定,限制该项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一种情形,并不包含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的规范目的内。例外规定的存在,是基于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不同的法律价值、社会目标考量,设置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的特别规范,以缓和、修正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过度适用的弊端。后一种情形,本身就包含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一般规定的规范目的内,通过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条件的一般要求,就可以实现限缩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的目的。就物权变动采登记对抗主义的动产与被出卖人等保留所有权的动产,不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36·交易安全,就属于后一种情形。本文仅讨论前一种情形。

关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的例外规定,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民法典上的常设性规范所确定的例外规定;一种是通过特别法令上的临时性规范所确定的例外规定。由民法典上的常设性规范所确定的,例外不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动产的范围,有宽狭之分。其中,瑞士民法上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根据《瑞士民法典》第934条第1项的规定:“因动产被盗窃或丧失或因其他反于自己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得„„对取得人请求返还。”例外规定既适用于盗窃物和遗失物,又适用于其他非基于所有权人意志而丧失占有的物,即适用于一切占有脱离物。

法国民法上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2款但书的规定:“但占有物如系遗失物或盗窃物时,遗失人或受害人„„得向占有人要求返还其物;„„”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仅限于遗失物和盗窃物。日本民法在此问题上基本上效法法国民法,根据《日本民法典》第193条的规定:“„„如占有物为盗品或遗失物时,被害人或遗失人„„得向占有人请求回复其物。”例外规定的范围也限于盗窃物和遗失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就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与法国、日本民法大致相仿。但在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就法典

关于例外规定适用范围的规定系列举规定还是例示规定,存有争议。采列举规定论者认为,对于民法典的规定应从严解释,如谢在全先生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既明定得回复之物为盗赃或遗失物,而非如德国民法第935条瑞士民法第934条第1项并及于其他非因权利人之意思而脱离占有之物,则本诸上述应从严解释之原则,自不能予以扩张。” [1](P515)王泽鉴先生则认为,为保护非依其意志而丧失动产占有的人,应采例示论,扩大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 [2](P152)。苏永钦先生则认为,由于这里并不涉及交易安全和物权保护孰先孰后的原则性规定,立法者只需在技术上区分不同动产来源而异其效果,籍以调和两个不同价值间的冲突,与其拘泥于文字,认定盗赃物或遗失物为善意取得的例外,主张从严解释,不如探索立法真正理由,配合现实社会需要,以决定作限制或扩张解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修正案初稿,则完全效法《瑞士民法典》的规定,表明了扩张例外规定适用范围的立法态度。

德国民法上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介于瑞士民法和法国民法之间,根据《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1项的规定:“

1、从所有人处盗窃的物、由所有人遗失或因其他方式丢失的物,不存在基于第932条至第934条的规定而取得所有权。

2、所有人仅为间接占有人时,物为占有人所丢失者,亦同。”可见,德国民法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既包括盗窃物、遗失物,又包括所有人因其他方式丢失的物。

就我国未来的物权立法,考量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3,应效法《瑞士民法典》的规定,将例外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一切占有脱离物。包括赃物、遗失物以及其他非基于所有权人意志丧失占有的物。

其中所谓赃物,应包括经由走私、盗窃等方式取得的物.我国理论界对赃物能否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曾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采否定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就赃物的物理属性与商品属性而言,仍是允许自由流通的一般商品,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区别,若不适用善意取得,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本文采否定说,因为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与保护交易安全同属现代法治国家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就此两项原则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没有对于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就不可能有正常的交易行为,可见,相较于交易安全的保护,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具有逻辑的在先性。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业已充分证明,对所有权人的利益加以保护,理应成为我们最基本的法律确信之一。在这种意义上,保护交易安全属于保护所有权人利益的特别原则。在具体情形中,如没有有力的理由支持特别原则的适用,应适用一般原则。对于赃物能否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问题,肯定说的理由不外是要保护交易安全,以维

持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但不应忽视的是:首先,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获取存在正当性的一项重要的实践依据,在于当所有人出于特定的交易目的,依其意志使让与人占有其物时,就同时引发了两种危险:其一:它营造了一个可以使第三人信赖的状态,从而对交易安全产生危险;其二:所有人失去标的物的直接占有,就面临标的物被他人处分的危险。这两种危险是由于标的物所有权人的交易行为引起的。作为危险的引发者,与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相比,所有人是属于付出较小成本就可有效避免自身所面临危险的人。从相应的制度安排应实现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应当由所有权人而非善意的第三人来承受危险。但赃物作为非基于所有权人的意志丧失其占有的物,根本就不具备类似的前提,若仍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于所有权人过于苛刻。其次,赃物作为交易的标的物,在交易的总量中毕竟只占很小的比例,排除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于赃物的适用,不至于影响正常的市场交易;最后,排除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于赃物的适用,还可以收到反制各种销赃行为的功效。我国司法实践历来就采否定说,实践证明这种作法对保护所有人的正当利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是十分必要的,未来立法应坚持这一作法。

所谓遗失物,系指非基于占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现又无人占有,且并非无主的动产。对于遗失物,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是将其与漂流物和失散的饲养动物一并规定的,认为“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有学者据此认为,既然此类物应归还失主,因而不存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问题。此结论虽可赞同,但论据却不够充分。单凭该条规定,并不能当然排除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因为应归还失主而不归还,仍有无权处分行为发生的可能,其之所以不能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系基于和赃物类似的理由。

通过特别法令上的临时性规范确立例外规定,是所谓因时而异,因事而异,适时调整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依据该指导思想,法律应根据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目标,来具体确定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比如在和平时期,或者社会治安较好的时期,就可以有目标地扩张其适用范围。在动荡时期或社会治安恶化时,就可以有目标地限制其适用范围。在立法史上,不乏这样的例证:比如在法国,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动荡,颁行了1945年4月21日法令,规定在一定时期,动产被掠夺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法国刑法还将开始时为善意占有人的当事人掩盖动产的不正当来源的行为视为窝赃,以至于使《法国民法典》第

2279条第1款关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规定不能完全对当事人产生效果。直到1977年,同样是基于社会政策的考量,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才放弃了这一法律原则 [3](P202-203)。面对日益增多的汽车盗窃案件,意大利政府曾经一度特别立法对登记车辆排除善意取得2。而日本现代的判例基于工作机器、建设机械等广泛采取了分期付款买卖的方式,认定对于此类物品取得人若不要求转让人出示价款已支付完毕的书面证明,而只信赖占有是不充分的,是存在过失的,从而排除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4](P126)。

考虑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既是特定的社会政策考量的产物,又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标,而法典的频繁修改并非易事,所以通过特别法令,设置临时性规范,以微调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不失为一个有效弥补仅有民法典上的常设性规范来确定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之不足的途径,值得我国未来立法借鉴。

二、原权利人的回复请求权

对于不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动产,原权利人享有回复请求权。得行使回复请求权的原权利人,既包括原所有权人,又包括基于他物权或债权占有动产的人,原权利人应向动产的现实占有人,即动产的善意受让人行使回复请求权。

回复请求权的行使,得在一定期限内为之。就此期限,《法国民法典》规定为3年,《瑞士民法典》规定为5年,《日本民法典》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皆规定为2年,期限较长者,自然对原权利人有利,期限较短者,则对善意受让人有利。考虑到我国未来的物权立法应承认取得时效制度 [5](P128),因而我国未来物权法关于原权利人得行使回复请求权的期限,不仅要考量原权利人和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要注意如何与取得时效期间合理协调,以免出现制度间的冲突。一般来讲,该期限应短于取得时效期间。参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实务,行使回复请求权的期间,通常应从被盗或遗失之时起计算,原因在于,该期限为除斥期间,一旦经过,回复请求权即归于消灭,善意受让人得终局确定地取得相应的动产权利。

在回复请求权人行使权利之前,动产所有权的归属如何,各个国家和地区认识不尽一致。《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1项的规定,系直接将盗赃物、遗失物及所有人因其他方式丢失的物排除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之

外,所以在回复请求权人行使权利之前,善意的受让人并未取得相应的动产权利,原所有人仍享有动产的所有权。《瑞士民法典》第933条明确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制为占有委托物,从而使得该法典第934条关于占有脱离物的规定成为一项类似于《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1项的排除性规定。就回复请求权人行使权利前,动产所有权的归属,自应采与德国民法相同的解释。

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对此问题存有争论。《日本民法典》第192条的规定,并未如同《瑞士民法典》第933条的规定那样,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制为占有委托物,同时该法典第193条关于占有物为盗赃、遗失物时,受害人或遗失人得行使回复请求权的规定,又未效法《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1项,直接将此类物品排除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而是效法《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2款的规定,这就使得《日本民法典》第193条的规定究竟是除外规定还是限制规定,成为学说争论的焦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该法典尽管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规定上,效仿《瑞士民法典》,但该法典第948条并未如同《瑞士民法典》第933条,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制为占有委托物,同时第949条关于被害人或遗失人得向占有人行使回复请求权的规定,又效仿《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2款和《日本民法典》第193条,而非《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1项,从而使得回复请求权行使之前,动产所有权的归属,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形成了以下几种见解:

其一为原权利人归属说。认为盗赃的被害人或遗失物的遗失人仍保有动产的所有权,只是在除斥期间届满时,才丧失动产的所有权,善意受让人相应地取得所有权。我国学者倪江表等持此见解。他们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49条系第948条的除外规定,因此,盗赃及遗失物本身就不是得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标的物,善意受让人根本就没有取得包括动产所有权在内的相应的动产权利,原权利人系基于原所享有的权利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 [6](P428)。日本的司法实务也持此观点,认为民法典上所谓请求回复,应系回复即时取得人所取得的权利,但即时取得者若解为取得盗赃或遗失物的所有权或质权,则于被害人或遗失人为承租人、受寄人时,其请求回复后所回复的,却系原来并未取得的权利,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因此,即时取得人所取得的,应仅系占有;所请求回复的,也仅是占有的回复而已。1日本学者我妻荣则对经由判例所形成的此项认识,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被害人或遗失人的回

复请求权,系基于《日本民法典》第193条所生,请求回复时,不仅回复占有,原权利人对于盗赃和遗失物所享有的权利一并回复。如果采司法实务的见解,由于动产何时被盗,何时遗失,未必很明确,这就使得两年的除斥期限何时届满,无法得知,善意受让人何时取得所有权,也就无法明确。[7](P232)

其二为占有人归属说。认为在得行使回复请求权期间内,盗赃或遗失物的所有权属于善意占有人。此说在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皆为学界通说。理由在于:第一、就《日本民法典》第193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49条规定的文义看,所谓请求“回复”其物,顾名思义,自是以物归属于善意受让人为前提,若物仍属原权利人所有,应规定为请求返还其物 [2](P159)。第二、从体系看,无论是《日本民法典》第193条还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49条,都既无《瑞士民法典》第933条那样的法律前提,又无《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1项那样的排除规定,因而,《日本民法典》第193条应理解为系第192条的限制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49条应理解为系第948条的限制规定。即应承认善意受让人业已基于动产善意取得·66· 第33卷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1日本大正15年5月28日大判;昭和40年12月11日大判。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和司法实务,经由欺诈、胁迫等手段取得的物,不属于赃物。制度的一般规定,取得了动产的相应物权,只是因限制规定,已丧失动产权利的原权利人得回复其权利而已。第三、如此处理,还具有实质的合理性。因为一方面它贯彻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交易安全的意旨,使善意取得人在得行使回复请求权期间可受到物权的保护;另一方面在善意取得人破产或标的物受强制执行,而受害人或遗失人依法请求回复时,仍有破产法上的取回权或得提起民事诉讼法上的第三人异议之诉,以资救济,获得较为周全的保护 [7](P231-232)[8](P254)[9](P398)[2](P159)。在善意受让动产占有的人,善意取得动产质权时,动产所有权自然仍属于原所有权人,但对于动产原享有租赁权或其他权利的人,自然不得以其权利对抗善意取得人,一旦受害人或遗失人行使回复请求权,该动产质权即归于消灭,原权利人的权利一并回复。

其三为折衷说。折衷说内又有两种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认识的观点为:善意取得人除对被害人、遗失人以及所有权人外,对于其他任何人均已处于取得所有权人的地位。换言之,除上述人外的第三人对于善意取得人,不得主张其物为被盗或遗失。这是因为善意受让人在未受回复请求期间,就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有予以其所有权人 的地位,并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的必要 [10](P520)。此观点有违一物一权原则,未被普遍接受。第二种认识的观点为:学界争议回复请求权期间动产所有权的归属并无实际意义。因为此项所有权在得行使回复请求权期间内,以浮动的形式存在,在此期间内,原所有人未为回复请求时,所有权终局得归属于善意受让人,原所有权人为回复请求及占有回复时,所有权因之终局得归属于原所有权人 [11](P150)。此说的最终结论虽与占有人归属说相仿,但论证路径则是建立在对所有权制度的变革之上,这与铃木教授对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中,买受人所享有的期待权,采“削梨说”的见解 [12](P62)。一脉相承,显示出了铃木教授创新的勇气。但这种见解,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并无依据。

我国未来物权立法,就此问题应采何见解?本文认为,在物权立法上直接排除占有脱离物以及其它动产对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或者明确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为占有委托物,能够起到简化问题的作用。因为以此为实定法前提,可以直接得出动产所有权不转移,所有权仍归原权利人所有的结论。以避免围绕这一问题所发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那么,受害人或遗失人所享有的回复请求权,其法律性质如何?对此,学者也有不同认识。学者间认识上的差异,缘于学者间对于受害人或遗失人得行使回复请求权期间,动产权利归属认识上的分歧。如采原权利人归属说,则此项回复请求权即为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或占有人的占有物返还请求权。换言之,在所有人请求回复时,所行使的即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在所有人以外的被害人或遗失人请求回复时,所行使的即为占有物返还请求权。此见解固然使回复请求权的法律结构较为简明,但也继承了原权利人归属说对于善意受让人保护不力的缺陷。如采动产所有权的占有人归属说,由于在得行使回复请求权期间,所有权归善意受让人所有,这就使得此项回复请求权的行使目的转变为请求回复原有的权利关系。这对于原所有人请求回复时,固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对于承租人或受寄人等作为权利人请求回复时,如何能回复所有权,并使其归于所有人,即成为一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日本有学者认为,此项回复请求权系民法典第193条所特别承认的一项请求权,不仅能够使占有回复,也可以使原来的一切本权关系同时复活。换言之,此项请求权系属与物之交付请求合体行使的一种实体上的形成权 [7](P232)。另有日本学者认为本权关系的复活,系属具体的原状回复的观念性、论理性的前提,此种回复请求权的本体是请求权。也即是

说依被害人或遗失人回复请求的意思表示,当然发生回复本权关系的效力,就此而言该项请求权是形成权;以此为论理性的前提,具体的原来的占有状态得以复归,此即是标的物交付请求,就此而言是请求权 [8](P255)。还有日本学者认为所谓回复请求权,本身就包含占有的回复与本权关系的回复,但回复人不能超过丧失占有当时所具有的本权关系而为请求。此即为使所有的本权关系一并回复,只能由所有权人和其他原对动产享有权利的人共同为回复的请求 [9](P398)。我国台湾学者通说认为此项回复请求权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特别规定的一项权利,虽以请求权为名,但同时具有形成权的性质,因此当被害人或遗失人行使此项请求权之际,不仅具有请求物之交付,以回复占有的功能,同时也具有足以使被盗或遗失前的权利关系归于复活的作用。

我国未来的物权立法,如就得行使回复请求权期间,动产权利的归属采原权利人归属说,对于回复请求权的性质,自然应根据权利行使人的不同,区分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或占有物返还请求权。

三、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例外规定的例外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在例外地规定盗赃、遗失物及其它占有脱离物不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同时,就此项例外又设有例外,规定了一定情形下占有脱离物的有偿回复制度和特定类型占有脱离物不得回复的制度。

所谓占有脱离物的有偿回复制度,系指对于善意受让人在特定场所或经由特定方式所取得的占有脱离物,原权利人非支付相应的代价,不得回复其对动产的权利。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上都承认此项制度。如《法国民法典》第2280条规定:“现实占有人如其占有的盗窃物或遗失物系由市场、公卖、或贩卖同类物品的商人处买得者,其原所有人仅在偿还占有人所支付的价金时,始得请求回复其物。”《瑞士民法典》第934条第2款规定:“动产被拍卖或经专营同类商品的商人转卖的,对第一位及其后的善意取得人,非经补偿已支付的价款,不得请求返还。”《日本民法典》第194条规定:“盗赃及遗失物,如系占有人由拍卖处、公共市场或出卖同种类的商人处善意买受时,受害人或遗失人除非向占有人清偿其支付的代价,不得回复其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50条规定:“盗赃或遗失物,如占有人由拍卖或公开市场,或由贩卖与其同种类之物之商人,以善意买得者,非偿还其支出之价金,不得回复其物。”

所谓特定类型的占有脱离物不得回复制度,系指对于金钱、有价证券等物品,即使为占有脱离物,仍得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如《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2项规定,对金钱、无记名证券以及公开拍卖方式让与的物,不适用该条第1项关于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的例外规定。《瑞士民法典》第935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51条对于作为占有脱离物的金钱和有价证券,也设有类似规定。

有偿回复制度对于平衡善意受让人和原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兼顾动的安全与静的安全,是一种较佳的制度设计;而特定类型的占有脱离物不得回复制度,以货币和无记名证券属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支付手段,以及拍卖作为特种买卖的自身特性为认识前提,不难看出这一制度对于奠定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维持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功不可没。颇值得我国未来立法借鉴。

注释:

参 考 文 献:

[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Z].1990.[2]王泽鉴.民法物权·占有[Z].1996.[3]尹田.法国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日]安永正昭.即时取得の法的构成[A].民法の争点:I[M].有斐阁,1985.[5]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倪江表.《物权法》[Z].1982.[7][日]我妻荣。物权法:民法讲义2[M].台湾:岩波书店,1982.[8][日]舟桥淳一.物权法[M].有斐阁,1960.[9][日]柚木馨.物权法[M].青林书院新社,1963

浅析占有改定不适用善意取得 篇3

关键词：占有改定；善意取得；市场秩序公平

一、理清问题

首先我想先理清我要探讨的问题具体内容是什么，以避免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举个例子，甲有一辆自行车现卖给乙，乙交付于甲价金之后，甲乙约定由于甲有特殊原因，所以由甲暂租用这辆自行车。后甲将这辆自行车卖给了善意第三人丙，并且与丙约定由甲暂租用这辆自行车。最后的问题是这辆自行车的所有权由谁享有。首先甲乙之间达成了买卖合意，且二者通过占有改定的方式使间接占有代替了实际交付，完成了交付的环节，自行车的所有权转于乙。后甲将这辆自行车又卖于丙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基于丙属于善意第三人，所以就涉及到丙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的问题。由于甲、丙之间也是用占有改定的方式完成的交付，所以我们来探讨占有改定的方式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必须是发生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中的。还是上文提到的例子，若甲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未变，甲与善意第三人丙之间的交易未出现占有改定（占有改定只发生在甲、乙之间），即将占有改定和善意取得理解成发生在两个法律关系中，那将没有探讨的意义了。毋庸置疑，丙作为善意第三人完全有法律依据来取得甲无权处分的物的所有权。我们探讨的正是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能否完成善意取得的问题（即案例中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丙用占有改定的方式完成交付能否构成善意取得）。笔者在探讨之处出现过类似的错误，在此先理清一下问题。

二、基本概念

占有改定是动产交付的方式之一，是指在动产交易中，出让标的物时，出让人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仍需继续占有动产，此时双方可以通过协议，使受让人取得动产之间接占有以取代现实交付而取得所有权的一种交付方式。

善意取得，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但将该财产有偿转让给第三人时，善意的受让人自取得动产的占有或不动产登记之时起，即取得物的所有权。

三、关于占有改定能否适用于善意取得的主流学说

（一）肯定说

肯定说是指承认占有改定这种方式可以适用善意取得，若无权处分人用占有改定的方式交付物于善意买受人，买受人构成善意取得而享有物的所有权。

（二）否定说

否定说是指不承认占有改定方式适用于善意取得。善意受让人以合理价金支付标的物价款后，因其不具备占有的外部特征未实际完成交付，故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不能取得物之所有权。

（三）折衷说

折衷说是指在无权处分人以占有改定方式将标的物出卖于善意买受人之后，原权利人和善意买受人此时均没有实际占有标的物，二者之间应该以最终现实取得该动产的人作为所有权人。原权利人的所有权在出让人仍继续占有动产期间，并未确定丧失，若权利人先对该动产现实占有，受让人的所有权即丧失；反之，受让人先取得物的现实交付，则可成立善意取得。

四、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

笔者初探这个问题时陷入了一个极端，认为善意第三人其之所以说是“善意”的，原因就在于其不知也不可能知道出让人和原权利人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处于这样一种交易中并不是善意受让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其之前并不能知道和控制。所以，在考察占有改定能否适用于善意取得时完全可以将出让人和原权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抹去，而仅仅探讨善意受让人和出让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理所当然应由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经过深入探究，笔者发现自身由于忽略了原权利人的利益，使观点走向极端，同时也忽略了对于整个市场利益的考虑。经过综合考察，笔者有了自己最终的观点。

基于以上的综合考虑，笔者支持否定说，理由如下：

（1）法律对于市场交易行为进行调整，宗旨之一就是要維护市场交易安全，而市场交易是源源不断进行的，所以法律不能仅停留在一个点上权衡利弊，不能仅维护静态效益而忽视动态的运作过程，而是要往纵深看，顾忌到整个交易市场的利益。就善意受让人来说，其标的物由于占有改定处于出让人的实际占有之下，法律一旦承认了占有改定能适用于善意取得，出让人就可继续占有标的物，他就有可能和下一位、再下一位的善意买受人进行类似的交易，这样下去，整个市场将会处于一种极度不确定甚至失控的状态。此时就出现了一个善意买受人与整个交易市场的博弈。毫无疑问，我们要求权利“复位”，回复到一个可控制的状态，即回到原权利人手中，这时就切断了出让人继续的可能性，使以后的交易也能依法进行，以此保护市场的整体利益。

（2）因为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使善意买受人缺少了一个占有的外观状态，买受人和出让人之间的交易无从证明，那么二者之间就不能排除会发生恶意串通的情形。若二者恶意串通，而法律又承认占有改定状态能适用于善意取得，无疑会给原权利人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也会成为法律纵容违法的一个鲜活例子，后果将是鼓励了更多类似现象的出现，使市场交易变得不公平不合理和不稳定。

（3）原权利人基于信赖将标的物交于出让人，善意买受人亦是出于信赖才用占有改定的方式完成交付，二者未实际占有标的物均是由于自己相同的“过失”，所以如果立法此时只维护善意买受方的利益是不合理的，法律不能忽视具有在先性的原权利人的权利，否则必然损害“一般民众朴素的法感情”。总而言之，“一味地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第三人利益会导致对本应获得权利的人的一种漠视与苛刻”。

综上所述，以占有改定方式完成的交付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动产善意取得法律适用探析 篇4

动产的善意取得, 是指以转让动产所有权为目的, 即使出让人为无处分权人, 善意之受让人仍得取得动产所有权的制度。根据《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 动产善意取得, 须满足以下要件:合理对价;已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为善意。动产交付的方式除最为常见的现实交付外, 尚有简单交付、指示交付与占有改定。现实交付时善意受让人得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所有权自无疑问。但在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自无权处分人处善意受让动产, 在观念上已完成交付, 但动产实际上仍有无权处分之出让人占有时, 受让人能否基于善意取得而取得动产之所有权?

2相关学说

2.1否定说

否定说的主要理由有二。其一, 罗马法上有“任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 无处分权人既然无所有权, 自然不能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 即使受让人为善意。其二,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虽为保护善意受让人从而维护交易安全而设立, 并不意味着其对原权利人之利益不加以考量, 该制度乃是对于交易安全与原权利人利益的衡量后的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以保护交易安全为原则, 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为例外;占有改定乃所有交付方式中最不明确者, 据此承认善意取得而剥夺原权利人的权利时, 虽然是为维护交易安全, 对原权利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故只有通过能从外部识别的现实交付, 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

2.2肯定说

肯定说的理由亦有两点。其一, 德国民法在对罗马法继受与日耳曼法的吸收过程中, 放弃罗马法“任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 更强调保护善意受让人的权利, 法律不能够仅仅因交付方式的不同, 而使善意受让人承受不同的法律后果。其二, 在物权行为理论采意思主义的国家, 如日本、法国, 所有权自买卖契约成立时即已转移, 交付不是所有权转移的要件, 仅仅是所有权转移的对抗要件。动产善意取得作为动产所有权转移的一种, 亦不必以交付为要件, 更不要说对交付方式做出限制了。

2.3折衷说

折衷说认为, 受让人在实际占有动产之前, 并没有确定性地取得所有权, 仅在后来事实上占有了才确定下来;换句话说, 在受让人实际占有动产之前, 原所有权人权利的丧失, 亦是不确定的。

3学说的检讨

3.1关于否定说

否定说之目的不在限制动产的流转, 亦未对交易安全此种整体利益造成损害, 仅仅是对善意取得的交付方式进行必要限制。只是否定占有改定情形下的善意取得, 意味着在采占有改定交付方式的情形下, 对受让人课以审查出让人是否为有权处分人的责任。问题在于将审查出让人是否为有权处分人的责任分配给受让人是否合理。选择占有改定交付方式, 表明受让人对出让人极为信赖, 受让人不仅要相信出让人为动产之所有权人, 还得相信出让人会为其妥善保管动产。因而占有改定较现实交付更易引发纠纷, 从而导致社会秩序之不安。若采肯定说, 不对此种额外信赖关系课以负担, 则意味着纵容受让人凭其个人意思, 放任由此产生的纠纷之发现, 从而动荡社会之原有秩序, 对原权利人, 何其不公!故此种额外的信赖关系势必要求受让人较现实交付下的受让尽更多的注意义务, 因而将审查出让人是否为有权处分人的责任分配给受让人是合理的。

3.2关于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交易安全作为一种整体利益, 任何情形下均高于原权利人的个别利益, 承认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善意受让动产能够取得动产所有权才能体现保护善意受让人从而维护交易安全的要求。占有改定系通过当事人间的合同的设定而代替现实交付的一种特殊的交付方式。因不具有易于从外观上察知的现实交付方式, 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真实意思往往难于判断。仅从合同文本中无法认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转让动产所有权的真实意思, 也无从判断受让人是否善意, 如此反而有害于交易安全。此种预期目的与可能的结果的背离实为法律所难以承受。

3.3关于折衷说

折衷说为调和肯定说与否定说之冲突而提出, 但其主张缺少必要的理论依据。善意取得制度中, 纵让与人无处分权, 而善意受让人亦可取得所有权, 此种效果系基于法律规定, 而非基于让与行为, 故为一种原始取得, 从而原附从于该动产之权利均归于消灭, 而原物之主亦不得对之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根据一物一权原则的要求, 就不会存在“虽取得所有权但并未确定”之情形。由于在理论上的缺陷, 故折衷说实不足为我国立法及法律解释所采纳。

4结论

根据上述讨论, 关于“动产善意取得是否适用占有改定”的三种学说中, 本人认为应以否定说为优。肯定说虽能贯彻保护善意受让人的要求, 以期更为彻底地维护交易安全, 但有引发道德危机之虞, 最终可能危及交易安全, 从而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初衷相违。折衷说似乎合情合理, 却违背了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只有否定说能够兼顾原权得人与善意受让人之利益, 而又易于为世人所理解, 更能在终极层面上促进交易之快捷, 保障交易安全。

摘要：动产善意取得要求无处分权人向受让人交付动产, 动产交付方式除现实交付外, 还有简单交付和占有改定。关于动产有关问题取得是否适用占有改定, 有否定、肯定和折衷三种学说。只有否定说能够兼顾原权得人与善意受让人之利益, 而又易于为世人所理解, 更能在终极层面上促进交易之快捷, 保障交易安全。

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篇5

盗赃物可否适用《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 梁子显/文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相较于此前的国内法律规定和民法理论，善意取得制度不但适用于动产所有权，还扩 大适用于不动产所有权；不但适用于所有权的善意取得，还适用于他物权（如担保物权）的善意取得。但是《物权法》在明确了遗失物权利人的回复请求权之余，对于理论上同属“占有脱离物”范畴的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权利人能否对盗赃物行使回复请求权，该法却未着点墨。争议由此而生：有人认为《物权法》已经明确将盗赃物排除在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也有人认为《物权法》没有否定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2005年10月19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似乎为后一种观点提供了注脚，《汇报》中提到：“对被盗、被抢的财物，所有权人主要通过司法机关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追缴后退回。在追赃过程中，如何保护善意受让人的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规定解决，物权法对此可以不作规定。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删去这一条中有关对被盗、被抢财物的规定。” 对于盗赃物是否一律追缴，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演化过程： 1、196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6条：“在办案中已经查明被犯罪分子卖掉的赃物，应当酌情追缴。对买主确实知道是赃物而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出予以没收或退还原主；对买主确实不知是赃物，而又找到了失主的，应该由罪犯按卖价将原物赎回，退还原主，或者按价赔偿损失；如果罪犯确实无力回赎或赔偿损失，可以根据买主与失主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解，妥善处理。” 2、1992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甚至针对诈骗后抵债的赃款都认为应当进行追缴，在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 诈骗后抵债的赃款能否判决追缴的请示》作出的电话答复中，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指出：“经研究，我们认为，犯罪分子以诈骗手段，非法骗取的赃款，即使用以抵债归还了债权人的，也应依法予以追缴。追缴赃款赃物的方式法律规定有多种，判决追缴只是其中一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1965年12月1日（65）法研字第40号《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三条关于„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移送人民法院判处案件的赃款赃物，应该随案移送，由人民法院在判决时一并作出决定‟的规定，人民法院对需要追缴的赃款赃物，通过判决予以追缴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赃款赃物的追缴并不限于犯罪分子本人，对犯罪分子转移、隐匿、抵债的，均应顺着赃款赃物的流向，一追到底，即使是享有债权的人善意取得的赃款，也应追缴。刑法并不要求善意取得赃款的债权人一定要参加刑事诉讼，不参加诉讼不影响判令其退出取得的赃款。”

3、不过，这种僵化的规定，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所松动，该解释第11条规定：“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4、1997年1月9日公安部颁布《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1997]6号）规定：“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债务、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被害人因此遭受损失的，可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解决。” 可见，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两院一部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但是，两院一部的司法解释或规定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民事主体对物权的取得或丧失应当通过实体和程序法律层面解决，尤其是不经过必须的法律程序，公安机关没有权力认定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并判定物权的归属。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出台之前，盗赃物能否善意取得就处于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不确定状态。《物权法》对此采取回避的态度，期待“通过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律规定解决”，请问作为规范、调整物的归属和利用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的《物权法》不做出规定，又期待哪一部法律来规定呢？

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篇6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将其占有的他人动产或登记在其名下的他人不动产转让给第三人,若第三人在交易时处于善意即可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追夺的法律制度。

国外立法上承认动产所有权和动产质权的善意取得。我国《物权法》将善意取得的客体扩张于不动产,《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上述内容实际上概括了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二、善意取得与公示公信原则

从《物权法》的106条中规定的“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可以得知,善意取得是以公示为必要条件的。

物权变动的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物权的公示,是指以公开的、外在的、易于查知的适当形式展示物权存在和变动的情况。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交付。

物权公示之所以产生善意保护的效力是因其具有公信力。依法定方式进行公示的物权,具有使社会一般人信赖其正确的效力,即使公示的物权状况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法律对信赖公示的善意第三人从公示的物权人处所取得的权利仍然予以保护,这就是所谓的公信原则,即赋予并确认物权公示以公信力的原则。

三、善意取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性分析

民法中没有将知识产权作为善意取得的对象,中国现行法律目前不承认知识产权的善意取得。下面具体从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三个方面对善意取得制度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性进行分析。

(一)在著作权方面的适用性

在知识产权领域,著作权登记具有公示的法律效力。通过登记,可以使他人易了解到特定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这为著作权合同的缔结等法律行为的实施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虽然如此,但我国采取的是著作权自愿登记制度。1994年国家版权局公布了《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强调“进行作品自愿登记是为了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在2001年修改后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7条中,也强调:“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由于不是所有的著作权都会进行登记,而不登记公众便无法了解权利的归属,因此目前不具备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

(二)在商标权方面的适用性

《北京市高级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0条明确规定:“擅自转让商标权人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商标侵权行为,受让人不能因此取得商标权。受让人通过正常商业交易再将该注册商标转让给第三人并经核准公告的,第三人亦不能因此取得该商标权。”该规定明确了善意取得制度在现阶段不能适用于商标权。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向商标局提交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商标局核准转让注册商标申请后,发给受让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在通常情况下,商标局在审查转让注册商标时,仅要求申请人提供转让人、受让人签章的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而并不要求其提供双方的转让合同。因此公示的权利和真实的权利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该公示也就不具有公信力,不具备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

(三)在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方面的适用性

《专利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具体到审查中,《审查指南》规定: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因专利的转让或者赠与发生权利转移提出变更请求的,应当提交转让或者赠与合同。该合同是由单位订立的,应当加盖单位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公民订立合同的,由本人签字或者盖章。有多个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应当提交全体权利人同意转让或者赠与的证明材料。由此可见,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转让的审查与商标权转让的审查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审查包括对转让合同的审查。然而笔者认为,即便前者这样的审查对于满足登记的公信力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专利局目前对于转让合同的审查更接近于形式审查,重点在于审查转让合同本身的撰写是否符合基本规范以及双方签章是否与请求书及申报书中的转让方及受让方名称一致。只有当转让合同中的签章与案卷记载明显不符时,才会提出质疑,而不具备核实的合同真伪的能力及手段。由此可见,在权利转让方面,虽然专利局较商标局更近了一步,但仍然不能认为其登记具有公信力,同样不具备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

小结

综合上述分析,目前在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主要的知识产权领域不具备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著作权的自愿登记制度与善意取得的公示要求相差甚远;如果使商标权或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转移登记具有公信力,不但需要对权利转移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对双方的身份和资格进行严格判断,付出较高的行政成本,而且也需要相关法律予以认可。

参考文献

[1]卜元石.知识产权的善意取得.中德法学论坛.

[2]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费安玲主编.知识产权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

论占有改定不适用善意取得 篇7

关键词：占有改定,善意取得,物权变动

一、引言

占有改定属于观念交付的一种方式, 标的物的实际所有权转移, 然而现实的占有并未转移。通常是出让人由于其他需要还需继续占有, 经过两方的协议构成。而善意取得属于取得所有权的一种方式, 指无权处分人转移动产所有权给第三人, 只要第三人是善意的, 其就可取得动产所有权。从《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可看出, 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的基础是交付或登记, 至于此制度是否适用于以占有改定为交付方式的情形, 许多学者各抒己见。

二、诸派学说

否定说与肯定说是目前两种比较主流的学说。肯定说的论据是, 其一, 因为没有明文规定占有改定是否可以采用善意取得制度, 那么应采“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 认定可适用。

其二, 实际所有权人也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同意与出让人协议清楚的, 而善意第三人是属于不知情也不应该知道的人, 其权益更值得法律保护。如果采取否定说, 明显对第三人不公平。

最后, 善意取得制度本来就是因为善意第三人是基于对动产占有这一权利外观, 由此信任出让人拥有所有权, 为保护第三人而设立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它是出于保护交易的动态安全的需要。善意第三人通过占有改定取得动产的所有权从这个角度分析是与法律制度的安排吻合的。因为是制度宗旨是一致的, 我们更应采取肯定说。

还有一派学者则认为占有改定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他们认为占有所产生的公信力乃为善意取得之基础, 所以虽然出让人并未具有实际所有权, 但在出让人实际并不占有动产, 因此就没有外观公信力之说。加之, 出让人只是因为和善意第三人协议和合同, 善意第三人不应仅凭这一合同就获得动产的所有权。假如占有改定采用肯定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可能会出现动荡交易的局面。

加之, 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应公平对待权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所有权人和善意第三人的权利都受到了伤害。我们凭什么说善意第三人的权益比起实际所有权人更应得到保护呢?法律下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平等保护。

三、笔者的个人看法

我们先来思考什么是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依据?我国著名学者王利明先生说到:“保护交易安全”。从民法角度看, 交易安全又称为动态安全, 与之相对的是静态安全。顾名思义, 静态安全主要是为了保护原来的权利人的利益, 以此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动态安全则更多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为目标, 以达到促进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主旨。目前,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善意取得制度的确有利于谋求整个社会的最大福祉。其最为现实的意义在于积极促进善意受让人取得物的所有权。而一旦我们采纳肯定说, 便与善意取得制度的现实意义不相吻合。对于占有改定, 人们几乎或者甚至不可能从占有的表象外观来判断所有权的归属者。

加之, 转让人无处分权最后却处分了动产, 这种非正常的利益变动, 乃我们法律应力求予以避免的法律现象, 以占有改定作为交付方式, 最终是无助于达成我们的这一目的的。就是因为此时, 设想, 若转让人再次对该动产进行多次的无权处分, 最后的责任由谁来负责?由此不难看出, 从某种程度上看, 占有改定这种交付方式可能是发生非正常利益变动的大温床, 容易滋生社会动荡的因子, 为无权处分人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的恶意, 间接开了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 结合目前中国的现实状况, 经济虽高速发展, 但社会体制尚未健全。笔者认为占有改定不适用于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牺牲了实际所有权人的权益, 目的在于保护善意受让人的信赖以及其取得物之后的使用价值。然而, 占有改定却没有转移占有, 加之它与其他观念交付方式可区别的是, 占有改定交付的动产, 无权处分人依然直接占有该动产。这时, 无论是物权人还是善意第三人, 都达不到善意取得的目的, 因为此时相当于状态没变化。而且这是与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较相吻合的制度安排。或许我国在未来有关民法典的编撰中, 可以在里头明确规定, 从而实现社会常情与法律体系严谨、逻辑严密并重, 早日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J].现代法学, 1997, 5 (4) .

[2]王利明.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J].中国法学, 2006, 4:79.

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篇8

一、初探FPORE概述

在“《物权法》”中的第106-108相关条例中对于善意取得进行了规定,但是对于善意取得实际规定的构成要件却存在一定设计不足,换句话讲具有潜在缺陷,进而导致一些FPORE案件在处理过程中面临法律适用方面困惑。通过举例来讲,如甲某骗取乙某房产证并将其身份证以及签名进行了伪造,以假冒形式和完全不知情的丙某进行了关于乙某房产方面的买卖合同,并通过伪造签章实现了乙某产权转移,丙某由此向甲某支付相应房产购买款项[2]。在该种案件中甲某对于乙某不动产予以了冒名处分,类似情形还集中在:房客以假冒形式将房东签章身份证进行伪造进而处分房东房产;房产相关中介机构以假冒形式将客户签章以及身份进行伪造进而处分客户房产等等,可以说从FPORE行为中不难总结出以下特点:其一均是假冒他人签章或者是相应身份证;其二均是将他人相关不动产予以了处分;其三是交易的另一方面即相对人处于善意层面;其四是均欺骗不动产登记机构对他人不动产予以了私自登记[3]。

二、探析善意取得相关制度需要排除FPORE适用

对于不动产方面的信赖登记保护又或者是关于不动产方面的善意取得均与动产实际善意取得有着本质上的区分,相较于国内“《物权法》”而言瑞士以及相应的德国等均对两者进行了明确规定,规定中指出动产和相应不动产两者之间善意取得具备不同客体,一个客体是动产,而另一个客体则是不动产。此外两者间具备不同构成要件,对于不动产方面的善意取得建立在要件登记错误基础上,而动产方面善意取得则建立在要件无处分权占有人基础上。而我国在实施“《民法通则》”之后为了良好处理不动产方面共有人中其一对共有物不具备处理权的纠纷进而起草“《物权法》”,在此过程中分别通过第29条以及第145条相关条例对动产以及不动产实际善意取得予以了规定,但是其两项规定却不够严谨,主要是体现在草案中第29条已经对不动产关于善意保护进行了规定,但是在第112条中又出现了不动产以及动产方面实际善意取得相关制度规定[4]。此外虽然予以了规定但是均是建立在两项规定内容合并的基础上,而无论是不动产还是相应的动产方面来讲其均具备有本质上不同,但是在“《物权法》”中却没有体现,换句话讲两者构成要件一致[5]。这与国外该方面固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从本国关于动产和相应不动产实际规定来讲不难看出有“叠椅子间房屋”之嫌,基于此现今“《物权法》”中关于两者规定的构成要件是无法对现实实践本质予以客观反映的,根本上讲不动产实际登记方面公信力予以了否定,同时更加促使不动产方面制度规定出现了不该有的范围扩展,因此从“《物权法》”立法角度而言需要排除FPORE适用,这样才能真正避免FPORE行为的大量产生。

三、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通过FPORE进而非法获利从本质上讲就是诈骗属于违法行为,法律应该对该种行为和不动产方面善意取得相关规定良好脱离开来,明确对规定予以调整和完善,在保护合法以及正当交易同时更加保护当事人双方权利利益。

参考文献

[1]戴永盛.论不动产冒名处分的法律适用[J].法学,2014,07:119-132.

[2]甄增水.双轨制:我国善意取得制度设计的应然路径——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J].法商研究,2014,04:54-63.

[3]金印.冒名处分他人不动产的私法效力[J].法商研究,2014,05:106-114.

[4]李俊青.冒名处分他人不动产法律适用分析[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03:74-79.

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篇9

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 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 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条确定我国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权转让以工商登记为公示登记为要件, 并仅以此为对抗第三人的条件。但是2011年1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 , 第26、28条, 即“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 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 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和“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 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 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据此, 在《公司法解释三》中明确规定了股权在“隐名投资”和“一股二卖”情况下, 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终于在“立法”上被一定程度地确定下来。但是笔者认为, “隐名投资”适用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无可厚非, 但股权善意取得制度是否能在“一股二卖”的情况下适用, 仍值得商榷。具体原因如下:

一、基于股权交易安全性的保护

股权并非物权上的一些物, 可以随意转让和交易。梁慧星、陈彬华的《物权法》中, 有一章节对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进行了具体的介绍, 其中对“票据以外的记名有价证券虽属民法上的动产, 但其转让须依背书或办理过户手续为之, 唯确保有价证券的流通性与交易安全, 应认为不发生善意取得。至于车票、船票及电影票等, 则应认为可发生善意取得。”[1]笔者虽不认为股权为民法上的动产, 但相似于票据以外的记名有价证券。要保护股权的交易安全, 不应支持股权构建善意取得制度。

二、从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看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的特征, 要保证股东之间的信赖关系, 股权就不可能简便的自由流通。而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构建, 忽略了股东间的这种信赖基础, 对于具有人合性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言, 是不适合的。善意取得制度构建倒是可以考虑在非具有人合性的股份有限公司中。

基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 我国公司法在股权转让中确立了股东同意权和股东的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权两项法定权利。如若按照《公司法解释三》“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 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 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 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适用股权的善意取得制度, 则是破坏了《公司法》明确确定的股东同意权和同等条件下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这两项股权转让中的法定权利。按照法律渊源的效力层次, 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在公司法的效力之下。故此, 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并非能够在股权转让中予以具体适用。

三、从股权的性质上来说

股权并非所有权, 笔者倾向于将股权定义为新型的独立民事权利, 兼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性质。民法上的物权善意取得, 适用的是财产权, 也不能适用人身权。因为人身权的特殊属性, 不可能适用善意取得。该项权利具有人身权的性质, 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则将股权完全视为财产权利, 并不合适。

四、物权法构建善意取得制度适用前提和“一股二卖”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区别

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是无处分权人对无权处分的物权的处分, 而股权转让中的“一股二卖”所主张的善意取得, 一般是股东在有处分权的前提下对处分权的滥用, 往往涉及到其他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保护一方的合法权益势必损害另外一方。但是基于股权善意受让人权利的保护并非一定要通过获得股权来予以实现, 笔者将在后面章节中就此予以详细论述。

基于以上四点, 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一股二卖”情况下构建善意取得制度是不合适的, 仅可以考虑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综上, 笔者主张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一股二卖”问题中不适用股权的善意保护制度。法的理念是公平与正义, 尽量考虑保护正当的利益是法理念的体现。对于“一股二卖”中善意受让人的权利保护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综观“一股二卖”中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主要原因是转让协议的无效。无法依据协议追究股权转让方的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确立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善意的受让人可以依据该条规定来追究股权转让方的缔约过失责任。

摘要：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在公司法解释三中得以确立, 但是否合适, 笔者从有限责任公司及股权的性质出发对此进行辨析, 认为仍值得商榷。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

参考文献

[1]梁慧星, 陈彬华.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篇10

关键词：取得时效,正当性

一、综述

“取得时效”指财产的占有人以所有的意思 (即以所有人的名义) , 自主地、公然地、和平地持续占有他人财产达到法定期间, 即依法取得对该项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该项制度发端于罗马法, 《十二铜表法》首次将其成文化。而后, 它被大多数的大陆法系国家所承袭并加以完善。

立足我国, “取得时效”曾在旧中国有着存在过的痕迹, 而在现行立法中, 却一直未将其收纳。基于我国多项制度具有特殊性等因素, “取得时效”的争议点颇多, 其运作的正当性也饱受质疑, 可谓百家争鸣, 莫衷一是。

二、“取得时效”纳入立法的主要阻力分析

“取得时效”制度作为大陆法系历史的产物, 必是沉淀了许多实践经验与立法精髓。我国迟迟未将其纳入立法, 并非抹杀其“用武之地”, 很大程度上, 以下的阻力成为了我国立法的主要顾虑, 不容小觑。

(一) 关于权利的侵犯

“取得时效”的设立是否会对公民的财产权造成不利影响呢?是否会进一步膨胀公民的占有欲, 心安理得地将“无权占有”演化为“合法所有”, 从而违背传统道德观念呢?

这样的顾虑不无道理, 因为通过“取得时效”获得所有权的财产毕竟并非自始为己所有。这就需要我们明确界定“取得时效”与“侵犯他人财产权”的区别。

我们要设定的取得时效制度有一个重要条件, 是占有人必须是善意的、和平的占有他人财产。善意即主观诚信, 与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客观诚信相对, 指不知其所为的占有无权利且无所怀疑。如此一来, 除非无权占有人动足了脑筋充分举证自己是无知的, 否则任何主观上明知权利归属而依旧侵犯的行为必定超出了“取得时效”制度所保护的范畴, 自然不能将“无权占有”转变为“合法所有”。有了“善意”二字, “取得时效”制度自不会纵容“哄抢财物”等行为的存在, 因此绝不会危及公民的财产权利, 更不会亵渎我们传统的道德观。

(二) 关于国有财产的流失

在公有制的特殊背景下, 我国《物权法》明文规定了国有财产的范围, 其所有权归国有的属性不容动摇。因此, 若确立了“取得时效”制度, 岂不是对“公有制”根基的极大破坏?

其实不然。首先, 我们应该明确, 真正国家的专有财产只有矿藏、水流、海域和城市土地四项, 也即其他的国有财产在一定规定下同样可以归集体所有。一旦归集体所有, 财产的灵活度就大大增加了。其次, 在一些较低层级的立法中, 确有类似规定的存在, “取得时效”适用的正当性显而易见。不得不承认, 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滞后性, 因而法律法规亦须与时俱进。纳入“取得时效”并非是对公有财产纯粹性的亵渎, 而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其次, 对于国家专有财产, 完全可以借用对于“禁止流通物”的但书条款加以解决。一方面, 这些国家专有财产均为禁止流通物, 其所有权具有稳定性, 理应排除在“取得时效”效力所及范围之外。另一方面, 基于这些国家专有财产的特殊性, 其所有权下放至私人并无实际意义。

(三) 关于“取得时效”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冲突

“登记制度”的设立使得物权的权属得到了法律依据, 厘清了众多错综复杂的交易关系所引发的争议。这样看来, 似乎“取得时效”会对“登记制度”的强势效力构成极大的威胁, 其实不然。

首先, 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 登记错误的现象频频可见, 也即事实与权利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善意”的第三人, 真正权利人若一味声称返还不动产甚至以无权处分者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名义行使请求权, 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取得时效”这一制度正是以较强的效力切实维护了第三方的利益, 它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护正义, 配合“公示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 以更全面的涵盖, 更彻底的效力, 真正保护了善意方获得的不动产所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更好地净化市场风气, 维护社会交易稳定。

再者, 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 如果存在登记之所有人不明或者所有人已死亡或者失踪等情况的, “登记”的效力就显得单薄如“空中楼阁”了, 即真正权利人几乎不可能对抗现实占有人。鉴于此, 规定“取得时效”既不会与“登记制度”产生冲突, 又能规避资源的闲置, 提高其利用率。

而对于广泛存在农村的未登记的不动产, 就完全无法依靠“公示公信”来确定所有权的归属。这样一来, 所有权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不利于市场交易, 也显示出对“所有权”的轻率认知。因而, 只有通过设定“取得时效”制度, 才能摆脱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困境, 提高效率, 保障交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三、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探讨

既然已经对上述阻力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放下顾虑, 考察“取得时效”的特性, 探讨其设立的必要性。

(一) 取得时效具有不可替代性

正如前文所述, “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原则等“金科玉律”并非能像“取得时效”这般具有广阔的覆盖面与强大的效力。同样, 论及“诉讼时效”, 其针对的是请求权, 过了诉讼期, 只是丧失了“胜诉权”, 实体权并未消失, 更不会谈及所有权的转移。而“取得时效”制度则是彻底实现了所有权的划归, 让所有权告别“不确定期”, 正本清源。

(二) 取得时效有利于厘清争议, 维护社会秩序

一方面, “取得时效”制度能够减少财产归属的不确定性, 减少纠纷, 维护法制的安定。有了“取得时效”, 无异于“快刀一挥”, 当事人不得不服。

另一方面, 取得时效也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社会秩序。无权利人以所有人的意思公然、和平、继续地占有他人的财产并经过相当长的期间后, 人们常常会相信这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符, 并与之建立各种法律关系。这就是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基于这种信任, 其作出对物之占有人财产能力或信用的肯定评价 (虽然失真) 当然具有正当性。除非能充分举证其占有非“善意”, 否则, 法律必须保护这种信赖关系。

(三) 取得时效有利于促进“物尽其用”

“法律保护勤勉者, 不保护懒惰者”, 取得时效的背景必定是真正的权利人“搁浅或者放弃”了权利的行使, 这种对财产的闲置显然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所谓“物各有用”, 若能尽快确立财产权利归属, 必将对发挥财产的效用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不应该让权利“沉睡”甚至“长眠”, 这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

四、取得时效施展之限

既为一项制度, 若被纳入法律文本, 设置一定的限制也是有必要的。任何一项制度的设立, 必定不可一概而论, 而应同时允许特例的存在。唯如此, 方可进一步实现其准确性、规范性与完整性。因此, “贵”为一项法律制度, 设立相应的“但书”条款是极有必要的。

(一) “禁止流通物”不应适用取得时效

由于禁止流通物甚至不能在特定主体间交易, 并且禁止流通物涉及国家专有的财产或者法律明文禁止的淫秽物品、毒品等物, 因此均不应由国家以外的主体所有或者本身即不应存在, 因而不适用“取得时效”。

(二) “知识产权”不应适用取得时效

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无形的财产权, 其客体具有特殊性。一方面, 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已非常详尽, 若加入“取得时效”, 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另一方面, 思想具有特殊性。互相交换一个苹果, 每个人的手上只有一个苹果, 但是互相交流一分思想, 每个人获得的就是两份。基于此特殊性, 知识产权的主体设置并不容易届分, 以“取得时效”规定所有就显得意义不足。

(三) “抵押权和留置权”不应适用取得时效

抵押权的成立不以移转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 因此无法实现“取得时效”中的“取得”。而对于留置权, 由于是法定的担保物权, 因此其占有基于法定, 而并不符合“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自主、和平、善意”等, 因此亦不应适用。

五、结语

在我国民事立法历史上, 取得时效制度命运多舛。而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 攻克质疑, 并在立法技术上做足文章, 有的放矢, “取得时效”制度适用的正当性不言而喻。“法学家制定的这个‘时效取得’提供了一个自动的机械, 通过这个自动的机械, 权利的缺陷不断得到矫正, 而暂时脱离的所有权又可以在可能极短的阻碍之后重新迅速地结合起来。”“取得时效”以其特有的属性, 必可辅佐其他制度原则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立法, 填补法律漏洞, 其在各国立法中的成功适用即是明证。取之有道, 何过之有?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法制的发展, “取得时效”不可估量的价值赋予其鲜活的生命力, 其被法律认可也必是众望所归!

参考文献

[1]尹田.论物权法规定取得时效的必要性[J].法学, 2005 (08) .

[2]王利明.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探讨[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2 (1) .

[3]瑞士民法典[Z].